黄天华ꢃ抗战后期地方军人筹组“西南联防政府”及各方因应
较大的转向;中共则相应提出了更多政治方面的要求”。①
目前对于“一号作战”或豫湘桂战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全局性的讨论或军事交锋的具体过程②,而对前
述“西南联防政府”问题并没有展开详细的讨论。其实,地方军人筹组西南联防政府曾获得民盟以及史迪威
的支持,并与中共的“联合政府”口号形成有意无意间的呼应,使得抗战后期的中国局势比既有认知更加诡
谲。可是,西南联防政府的筹组仅仅是国民党内部的权力之争吗? 地方军人是想取代国民党主导的国民政
府还是仅仅想取代蒋介石个人? 中共对西南联防政府抱持什么态度? 西南联防政府的筹组对国共势力的消
长造成了什么影响? 这些问题都值得进行深入的探讨。
一ꢃ粤桂军人筹组西南联防政府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西南联防”就经常成为西南地方军人对抗中央的重要选
择。早在1928年夏,“鲁涤平发起粤,桂,湘,赣,川,滇,六省联防,拟在长沙开六省联防会议”③。惟民在《贯
彻》上发表评论说,李济深、龙云、周西成等人“标出西南名义强为凑合,创为西南种种之说”,恐怕将导致两个
后果:“(一)养成部落思想。使西南各省,只知有西南局部的共同利害,不知有整个民族,整个国家,以障碍国
家统一的前途! (二)养成割据的形势。使西南各省,只知互相固结以自重,以启其轻视中央之心,一使中央
威权堕落而养成割据之势!”④1934年夏,蒋又得到消息说,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正在策划“西南五省联防”,
“对外宣传对日,其实纯为反中央”,四川军人刘湘则派代表往两广积极“促成之”⑤。1
934年冬,刘震寰又奉
胡汉民之命“入滇联络反对中央”,却被龙云拒绝;后两广又“倡西南联防之议,滇当局亦不为所惑” 。1942
年7月,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名单公布后,梁漱溟、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等民盟领袖多未入选,而青年
党高层曾琦、李璜、左舜生、余家菊、陈启天以及国社党领袖张君劢等却继续当选。这引起了民盟的极大愤
慨,“故该同盟份子近极力拉拢龙云、刘文辉,欲有所策动,邓锡侯、潘文华均将参加,目前特别强调宣传伪寇
正集中力量西犯,我政府将有迁都兰州之意,如果成为事实,则西南各省必须预为联合另成系统,以谋保
存”⑦。可见,西南联防一事早有先例,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胡汉民等西南军政领袖都曾积极倡导,1942
年夏秋民盟也积极参与西南联防的筹议,西南联防成为地方军人、第三方面⑧对抗国民党中央的重要选项。
⑥
①
②
方德万《豫湘桂会战———二战的转折点》,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第120期讲座纪要,2019年4月11日15:00讲座,2019年4月11日
发布,2020年9月15日访问,httpꢅꢆꢆwwwihsspkueducnꢆtemplatesꢆlearningꢆindexaspxꢇnodeid=121&page=ContentPage&category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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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刘馥、李薇和方德万的研究外,对“一号作战”的重要研究还有:董佳、陈佳奇《从美国档案看中共、西南势力与蒋介石的战时博弈》,《中共
党史研究》2017年第7期;王奇生《湖南会战:中国军队对日军“一号作战”的回应》,《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3期;刘贵福《论豫湘桂战役国
民党军队失败原因》,《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李刚《豫湘桂会战之黔南作战》,《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4期。其
中,与本文议题直接相关的董佳、陈佳奇一文认为:“战时西南势力与蒋的政治对抗及美国的作壁上观,不仅凸显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失道
寡助,还清楚地表明他在对外关系上面临的巨大危机,意味着抗战结束前一个有明确指向的反蒋统一战线已悄然成形,这对战后国共关系及
国内政局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并为后来西南势力军事起义和民盟选择中共埋下历史的伏笔。”(第42页)可是,该文又说西南势力组建军事
联盟的筹议一开始就遭到“美国反对”(第44页),即并非“作壁上观”。同时,1944年最严重的危机过后以及雅尔塔会议后,美国即明确宣布
只支持国民政府,川康军人也缓和了与国民政府的关系,民盟中最大的党派青年党也疏离了民盟而逐渐倒向国民党,即“抗战结束前一个有
明确指向的反蒋统一战线已悄然成形”一说还值得再斟酌。另,徐敏蕙未刊博士论文《李济深的人际网络研究》(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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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年学位论文,第115ꢄ119页)第四章第三节,利用张发奎的回忆录对李济深筹组西南联防政府一事做了简要的叙述,但史料比较单一,
很多重要的面相没有揭示出来。
③
④
⑤
⑥
《半月间大事撮要·西南六省筹备联防》,《新评论》1928年第15期,第42页。
惟民《统一声中军事行动的矛盾与西南联防问题(民国十七年六月十八日)》,《贯彻》1928年第4期,第12页。
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6册,台北“国史馆”2006年版,第204页。
《刘永祚牟廷芳等电蒋中正先前刘震寰奉胡汉民命入滇联络龙云反对中央被拒乃再倡西南联防又被拒绝及该员已离云南返回香港(19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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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一般资料,典藏号:002-080200-00195-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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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参政员圈定后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动向(1942年9月6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中国国民党特种档案,档号:特29/6.3。
对于国共之外的社会力量,学界有“中间势力”“中间力量”“第三种力量”“第三方面”等多种称呼,我更愿意称之为“第三方面”,其中一个重要
原因就是“第三方面”一语是1946年前后中国政界、舆论界用得比较多的。而且,当时不仅有第三方面,还有第四方面,即无党无派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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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时,第四方面就有9位代表。其代表之一李烛尘曾表示:“第四方面的人物常常表示对政治不发生兴趣,特别是工
业界。”民盟代表梁漱溟则说:“不能空埋怨第三方面的无力量,一定要广大民众来做后盾,谁对这会议存着不成功的打算,谁就是国民的公
敌。”详见:浦熙修《访问李烛尘先生(1945年12月17日)》《访问梁漱溟先生(1945年12月24日)》,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
重庆市委党校编《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56、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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