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卷第1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SocialSciencesEdition)

021年1月

Vol48ꢀNo1

Januaryꢀ2021

清代汉宋关系辨析

崔发展

ꢁ

ꢁ摘要:汉宋关系是理解清学的一把钥匙,学者们历来重视探究这一问题,研究成果颇丰。若以“关系”本身为线

索,清代的汉宋关系本身及相关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划分为关系主体、关系客体、效果历史、关系形态等四种类型。

而若是以宗主观念与门户之见的有无作为衡量标准,清代的汉宋关系或可归结到不同的关系结构之中。如何走出

汉宋关系的分析框架,至今仍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清代;汉宋关系;宗主;门户

DOI1013734ꢂjcnki1000-5315202101002

收稿日期:2019-02-06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清代汉宋关系的演进、类型及其解释学意蕴”(20BZX06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崔发展,男,河南兰考人,哲学博士,西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E-mailꢃcuifazhan@126com。

汉宋关系是理解清学的一条主线或一个枢纽,学界对此已有相关梳理。本文将以学界对于清代汉宋关

系的研究为基础,紧紧围绕“关系”本身展开探讨。总体上看,可以把清代的汉宋关系及其相关评述归结为关

系主体、关系客体、效果历史、关系形态等四种类型。通过分析这四种类型,就可以宏观理解清代汉宋关系的

关系结构或关系模式,从而为走出汉宋轮回奠定基础。不过,鉴于汉宋关系问题的复杂性,且限于篇幅,本文

只能提纲挈领地将相关观点及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列出,而对其具体内容只是稍加评述而不做详细探讨。

在正式分类述评之前,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就汉宋关系这一主题而言,不仅这四种类型应该彼此共存,即

便是在这四种关系的每一个类型中,也不可能被某一种观点所垄断,而是多种观点均有一定合理性而出现不

得不使之并存的局面。究其原因,主要还是“汉”、“宋”本身就是多元的,如此一来,对于汉宋关系的解释也很

难定于一尊。由此,理解汉宋关系,必须从多层面多角度考虑问题,否则,就很容易以偏概全。

一ꢁ关系主体:辩论双方,即汉学家、宋学家的具体所指

一是指清代的汉学家与清代的宋学家。虽然“汉学”一词早在南宋时期就已出现,且在明代也有相关运

用,但作为与“宋学”作对出现、且具有普遍意义的“汉学”,却是在清代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①^。由此^,真正意

义上的汉宋关系,应该只是就清代而言,而此时的关系主体分别指身处清代的汉学家与宋学家。这个观点也

是学界较为普遍的一个看法。

二是指清代汉学家与宋明理学家,或清代宋学家与汉儒。清代汉学本是针对宋明理学而兴,因而清代汉

学家对宋明理学的重省,本身也是汉宋关系的一个重要表现。同样的,清代的宋学家对于汉学或汉儒之学亦

有所论。学界对此的相关研究,也表明这是汉宋关系的一个主要方面。

三是清儒自认或构建的汉儒与宋儒,以徐复观、张循为代表。此时的汉儒、宋儒,乃是清儒自我理解中的

汉宋双方,并不一定真实。比如,徐复观甚至认为,“清代汉学家在完全不了解宋学中排斥宋学”,因而其批评

完全是无效的^②^。若如徐氏所说^,汉学家完全不了解宋学^,未免太过^。但不少具体实例确实表明^,汉学家大

①

②

程尔奇《晚清汉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0ꢄ33页。

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369ꢄ373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多不愿认真去读宋学书,其眼中的宋学难免有(无意识)自造的成分。对此,当时的方东树已有抱怨,“近世风

气,但道着一宋字,心中先自有不喜意,……乃至宋人并无其事与言,亦必虚构之,以为必当如是云尔”^①^。

汉

^学^家^话^语^中^的^宋^学^,^虽^未^必^尽^是^“^虚^构^”^,^但^风^气^之^下^,^难^免^有^不^实^之^举^②^。比如^,余英时曾援引余嘉锡的论

点,指出即便执学界之牛耳的宗汉学者纪昀,亦不免有“自明汉学,深恶性理,遂峻词丑诋,攻击宋儒,而不肯

细读其书”之言,进而指出,纪昀排斥程朱,在《四库提要》中是用明枪,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则专施暗箭,其中

许多讥笑骂“讲学家”的故事都是凭空虚造的。其实^,按照哲学解释学的观念^,解释不可能是原本原样的复

制,而只能是重构或重新创造的过程。这就说明,在实际的汉宋关系话语中,此类“自造”自有其存在论上的

合法性。

③

^四^是^清^代^汉^学^家^的^内^部^之^争^,^以^张^循^、^彭^卫^民^为^代^表^④^。在他们看来^,汉学与理学的对立是以往关于清

代“汉宋之争”研究的焦点,而在事实上,“汉宋之争”也是清代汉学自身内部“穷经”与“进德”、“考据”与“义

理”之间紧张状态的反映。清代汉学逐渐出现的“为知识而知识”的趋向,不免与儒学本身重道德、重致用的

性格相违背。汉学毕竟还是一种儒学,既难以抑止考据的兴趣,但又必须限制这种兴趣的发展,以防止它同

德行、义理等层面分裂,清代汉学(家)始终处在这种内在紧张之中。此观点将汉宋之争从汉宋两个群体之间

转至同一群体内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视域转换。不惟如此,还需进一步注意到,在同一群体内部,不仅有彼

此之间的批评或劝诫,如戴震、焦循、阮元等汉学大家对汉学群体完全无视宋学的诸多不满,亦有不少自我反

省或自我期许,如段玉裁晚年悔过以往只是纠心于末节(汉学)而感叹义理之学方可养心之类。

五是清代的汉学家与桐城派文士。章太炎的《检论·清儒》、邓实的《国学今论》早有此论,而近来尤以暴

^鸿^昌^为^代^表^⑤^。他们认为^,就当时而言^,真正的诋汉学者^,并非理学家而主要是诗文家^。且只是单方攻难^,无

对方之反击,不属汉学、宋学之争。由此,将清代汉学与宋学之间的关系概括为门户之争、仇若水火,并不是

准确说法。应该说,此论只是汉宋关系主体的一个表现,甚至可说是一个特例,究其原因,实乃对汉宋之“争”

的界定太过狭窄。“争”不一定就是像桐城派文士那样以程朱为不可侵犯而对汉学多偏激谩骂之词,换句话

说,“争”并非只是截然对立、刀光剑影,而争论对象也不一定就是实际如此(前述所谓“自造”)。乾嘉时期,汉

学家们力辟宋学之空谈,对此,方东树曾有言:“汉学家皆以高谈性命,为便于空疏,无补经术,争为‘实事求

是’之学,衍为笃论,万口一舌,牢不可破。”^⑥方氏虽有卫护宋学之意^,然其所论仍可与他说相参照^。如张惠

言就说:“数十年间,天下争为汉学,而异说往往而倡。学者以小辨相高,不务守大义。”^⑦林昌彝亦言^:^“近世

为学者,略翻注疏,稍涉《广雅》《说文》,便嚣嚣然曰:‘吾汉学也,实事求是也’,诋諆宋儒不遗余力。”^⑧由此观

之,方东树称汉学家“争为实事求是之学”,当不为虚言,其中尤以“争”字最为传神、最需深思。那么,汉学家

在与谁“争”? 为何而“争”? 这些显已超出狭隘之“争”的界限了。此外,如果说,桐城派与汉学家的学术分歧

才是两者交恶的根本原因,那么,又如何解释解桐城派之外的诸多以宋学为宗主的饱学之士竟然没有与汉学

交恶?

六是以清代普通士人为主体的汉宋之争,这个论点的主要代表是张循。在他看来,清代知识界大致可为

“读书人”和“学人”两类人。所谓的汉宋之争不仅是少数专业学人探讨的高深的学术问题,同时也是大量一

般读书人广泛参与的热门话题。大量读书人的不断卷入,使得汉宋的争辩成了一时风气。这些读书人往往

是通过科举考试来接触与表现他们的汉学或宋学。他们拥有各自不同的科举经历,渐致他们对汉学或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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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东树《考盘集文录》,《续修四库全书》第149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55页。

崔发展《“宋学”在乾嘉汉学话语中的不同意蕴》,《哲学与文化》2018年第4期。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20页。

彭卫民《清代汉学:“兴奋”与“紧张”之间———读张循先生<汉学的内在紧张:清代思想史上“汉宋之争”的一个新解释>》,《社会科学论坛》2011

年第2期,第247ꢄ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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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鸿昌《清代汉学与宋学关系辨析》,《史学集刊》1997年第2期,第64ꢄ70页;曾光光《桐城派与汉学关系辨析》,《贵州文史丛刊》2006年第3

期,第41ꢄ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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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东树《汉学商兑》,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61页。

张惠言《茗柯文编》,《续修四库全书》第148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51页。

林昌彝《小石渠阁文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53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56页。

崔发展ꢁ清代汉宋关系辨析

形成各种不同的态度,既而卷入汉宋之争中,在不自觉间就成了这股争论风气的推动者。这一层面的汉宋之

争,大体上是一个社会史的问题,同儒学内部的各种理论层次并无太大关系^①^。这个视角也是一个必须重视

的方面,诚如汉学家江藩所说“近今汉学昌明,遍于寰宇,有一知半解者,无不痛诋宋学” 亦如宋学家方东

树所说“近世风气,但道着一宋字,心中先自有不喜意,必欲抑之排之,以箸其短失而后快于心”^③^。两相比

照,所谓“一知半解”“近世风气”,都不应是单纯对某个群体或专业人士的评述,而应是一种普遍现象,一个有

待深入挖掘的主题。

②

二ꢁ关系客体:辩论点,即汉学、宋学的具体所指

一是训诂或考据与义理。此论点乃学界共识,且有清一代,依此来分别汉宋者在在而有。这个区分又可

以表述为诠释与注释、语学(史学、经学)与哲学、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陈少明)、诠释过度与诠释不足(方旭

东) ^、强解释与弱解释等^。对此^,自清代以来^,这类区分在学界几成共识^,不再赘述^。在此基础上^,或可将此

区分视为文本中心论与读者中心论之别,有待另文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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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狭义宋学与广狭义汉学,或者说,广义宋学与广狭义汉学。汉学、宋学具有广狭义之分,二者之间的

对比,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关系,而汉宋之间的关系更是不应一概而论。这类区分在学界也是共识,此不赘述。

三是宋学与清学或清代新汉学/宋明义理与清代新义理。近代以来,学界普遍认为清代缺乏思想或义理

性的表达,但近年来这一论断大有改观,尤其以张寿安、张丽珠、周积明、吴通福等为代表,张丽珠更是专门撰

有“清代新义理学三书”,将清代义理学逐步呈现出来。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学界对清代新义理学的研究上,比

如,张丽珠的“清代新义理学三书”(包括《清代新义理学:传统与现代的交会》、《清代义理学新貌》、《清代的义

理学转型》),吴根友的《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吴通福的《清代新义理观之研究》等。在他们看来,清代

不仅有义理学,而且是不同于汉儒或宋儒之学的“新义理学”,反映了清代思想界对时势变化的理解。其实,

胡适早就指出,“从戴震到阮元是清朝思想史上的一个新时期;这个时期,我们可以叫做‘新理学时期’”^⑤^。

从其内在理路出发,余英时认为,考证学并不只是单纯的考证而已,从考证自明末清初至乾嘉时期的演进来

看,可以说这一进程表现出了一个确定的思想史方向,此即:汉学家“之所以从事于经典考证,以及他们之所

以排斥宋儒的‘义理’,却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儒学内部一种新的义理要求的支配”^⑥^。这类研究为从思想史或

哲学史上寻求清学(“清代汉学”)的相对独立性,提供了重要门径。

四是学与术。早在章太炎、梁启超、邓实等人对于清学史的评价中,对清学与政治之间纠葛的描述,就已

包孕了清学发展中的学(学统、道统)与术(政统、治统)之间的冲突。究其原因,应主要是出于民族意识,偏重

于汉学兴起的政治外缘论(政治高压、文字狱)。但在朱维铮看来,这反映的其实乃是中国经学之“学随术变”

^的^传^统^⑦^。在此基础上^,陆宝千^、张循^、黄勇等人更清晰地表明了汉宋之争的本质实乃学与术之争^。在他们

看来,“宋学”,亦即程朱一派理学在清代的角色类似于“意识形态”。汉学家在这一政治背景之下来研讨与宋

学相背离的汉学,就无法绕过他们头上的意识形态而置之不顾。由于当朝统治者掌控着“理”的最终解释权,

因而宋学也是官方、实际就是君主一人驾驭臣民的统治之“术”。一方面要迎合“术”,守住意识形态;一方面

要通过客观历史的研究来突破义理、致用等意识形态的规范,来为“学”争取些许自由。这两种取向的冲突,

即所谓“汉宋之争”的核心含义。换言之,汉宋之争并不仅仅是一个少数汉学家或宋学家之间单纯的关于

“

学”的争论,而是一个“学”与“术”相互交织、因“术”而起的复杂历史过程⑧。在传统政治架构下,将汉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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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循《清代汉、宋学关系研究中若干问题的反思》,《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第43ꢄ53页。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4页。

方东树《考盘集文录》,《续修四库全书》第1497册,第355页。

陈少明《汉宋学术与现代思想》,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25页;方旭东《诠释过度与诠释不足:重审中国经典解释学中的汉宋之

争———以<论语>“颜渊问仁”章为例》,《哲学研究》2005年第2期,第61ꢄ63页。

胡适《戴东原的哲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版,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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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自序”第3页。

朱维铮《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题记”第3ꢄ5页。

张循《论十九世纪清代的汉宋之争》,复旦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另可参见:朱维铮《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争引向“学”、“术”之争是必要的,但若径直将二者等同,就未免夸大了政治因素的影响,而多少淡化了学术本

身的内在性,比如,“宋”的意义就很难被完全裹挟在“术”的范围之内。

^五^是^治^世^与^守^平^。^此^论^可^视^为^对^学^与^术^之^争^的^一^个^延^伸^,^以^车^冬^梅^为^代^表^①^。此论认为^,理学⁽宋学⁾具

有治世功能,而汉学具有守平功能,因此统治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两者有所偏重,遂出现了汉宋之争;汉宋

之争的内容虽然主要是两者不同的研究方法以及不同的研究结果,但是汉学鼎盛是其实证方法之有效结果,

随后又从实至虚,汉宋之争最终以理学的复兴为表象,直至汉宋合流,体现了晚清经学致用的学术发展目的。

这种观点完全将汉宋裹挟进经世致用或政治框架内,未免将纷繁复杂的汉宋关系问题简单化、狭隘化了。

六是儒学的道统或正统之争,或者说,学统与道统之争。与宋学相比,汉学家观念或话语中的所谓道统

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这就意味着,汉学家试图“革新”宋学道统,不管这种“革新”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其

“反动性”在实际效果上的确引起了宋学家的警惕乃至强烈不满。比如,当时的宋学家方东树就敏锐地指出

汉学家的实际用意,“今汉学宗旨,必谓经义不外于小学,第当专治小学,不当空言义理。以此欲蓦过宋儒而

蔑之,超接道统”^②^。一句^“超接道统^”^,道尽其中隐曲^,足以说明汉学家对于研治经学的最终指向^。汉学家的

确希望重塑道统,但是,与宋学道统的纯道德性的形上建构不同,汉学家的这种道统意识却交织着知识与信

仰两种因素。或者说,为有别于宋学,汉学家对道统的这种接续更会集中于知识化进路这一面。但无论如

何,汉学家事实上必然置身于信仰与知识的纠葛之中^③^。

三ꢁ“效果史”:从宋学到清学的演进史

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来看,明末清初从宋学到清学的话语转换是一个焦点问题,学界对此形成四种研

究范式,即:梁启超、胡适的“文艺复兴说”或“反动说”,钱穆、余英时的“内在理论说”或“转出说”,侯外庐、萧

萐父的“早期启蒙说”,熊十力、冯友兰的“余绪说”。

一是反动说(梁启超、胡适等)。此论认为,清学(实则主要指汉学或考证学)乃是对宋学的一个反动。学

界对此所论甚详,不再赘述^④^。需要指出的是^,学界在将梁氏的反动说与钱穆的继承说⁽即每转益进说⁾相对

照时,往往认为梁氏此论表明了他承认学术流变可以以截然断裂的形式发生。其实,梁氏不仅没有无视学术

^间^的^继^承^性^,^甚^至^还^可^以^说^,^其^论^点^体^现^出^了^一^定^的^辩^证^性^⑤^。依此来讲^,当余英时批评梁氏^“如果说整个清

代三百年的思想都从反抗理学而来,恐怕也不容易讲得通。我们很难想像,只是反,便可以反出整个清代一

套的学术思想来” ^,似未能辩证地看待梁氏的反动说^。如梁启超就指出^,顺治康熙之际的学者们^,探讨的仍

^旧^是^程^朱^陆^王^的^历^史^遗^留^问^题^,^就^此^而^言^,^清^初^学^术^仍^可^谓^理^学^的^直^接^沿^续^⑦^。由此而言^,学界常认为梁启

超的反动说无视学术史的连续性,这种论调颇可商榷。且不说此处所引的梁氏早时之观点,既便是他此后在

⑥

《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所阐发的反动说,也不是完全无视学术间的承继性。其实,对于学

术史的变革因循,梁氏的反动说不应被理解为单纯否定,而更应理解为对理学的辩证修订。因此,梁启超与

钱穆、余英时对清学史的解读,各自的着眼点、着重点虽大有不同,但也并非完全针锋相对。

二是余绪说、承继说或内在理路说(钱穆、冯友兰、余英时等)。关于这个方面的论述,学界也有详细展

开,此不多论^⑧^。但是^,需要注意如下两点^:第一^,乾嘉以来^,就有学者指出汉学实际上承继了宋学中的^“道问

学”传统,表明宋学与清学的亲缘关系;第二,就像梁启超并非全然无视宋儒之学与清学之间的关联性,钱穆

亦注意到了清学相对于宋儒之学的“革命”性质,如钱氏亦有“反动”之论,所谓“晚明诸遗老对宋明儒的态度

尚属批评的,而乾嘉则几乎近似反动。晚明诸遗老多半尚是批评陆王,乾嘉则排斥程朱”^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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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冬梅《清代“汉宋之争”的政治因素与学术态势》,《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第112ꢄ116页。

方东树《汉学商兑》,第129页。

崔发展、宋道贵《作为乾嘉汉学阐释目标的“是”》,《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第44ꢄ48页。

李帆《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清学史著述之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11页。

梁启超《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105、106页。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第326页。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33页。

参见:侯宏堂《“新宋学”之建构———从陈寅恪、钱穆到余英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8页。

崔发展ꢁ清代汉宋关系辨析

三是启蒙说(侯外庐、萧萐父、许苏民、吴根友等)。从接纳现代性上来看,清学的启蒙或解放意义不容忽

视。此论相关学者也多有探讨,不再赘述。胡适、梁启超的反动说或解放说,与此不无相通之处。此外,启蒙

说从明清之际讲起,将学术与经济、社会等诸多因素牵连起来,虽打破了内在理路说,但亦可说是对清学承继

宋明理学的另类表述。这也表明,若是对“反动说”“余绪说”“内在理路”三种模式进行比较,就可看出,三种

模式并不是非此即彼的独断论,而是有一定的关联,而这种关联最主要的体现在于他们均认可汉宋学术之间

的内在循环。宋儒汉学代汉儒之学而兴,清儒汉学又代宋儒之学而行,虽然清代汉学与汉儒之学有所不同,

但此间循环的意向不可否认。

四是倒退说(熊十力、牟宗三、徐复观、劳思光、董平等)。由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张君劢于1958年元

旦合作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可谓其集体立场的代言。在他们看来,因为中国缺少科学精

神的传统,清代学者虽一度有意于格致外在事物,但最终仍不过是疲于考证外在的文物书籍,既失去了宋明

儒者挺立的内在道德主体,也不能转化为外在的正德以利用厚生,乃至于进一步窒息了中国文化之精神。新

宋学者甚至具有明显的宗派意识或门户之见,如牟宗三认为,清儒“不守分界,妄有所论,一涉义理,全成笑

柄。盖任何理不能懂者,根本不能谈义理也”^①^。这种评价就很难说是公允之见了^。

四ꢁ关系形态:辩论立场

一是汉宋之争(狭义、广义)。狭义的汉宋之争,多是指宗宋的方东树对于宗汉的江藩所作的批评,但因

为方氏刊发《汉学商兑》时,江氏已去世,因而这种争论只是方氏对江氏的单方面的批评而已。广义的汉宋之

争,则可以说是纵贯有清一代,其意义类似于较为宽泛的汉宋关系,尤其是泛指清中晚期的汉宋双方之间的

复杂关系。

二是汉宋持平(汉宋兼采、汉宋调和)。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汉宋之争并不存在,尤其是并不占主流,如

即便是江藩也兼采宋学,方东树也有考据之作。因此,汉宋关系更应从汉宋持平、汉宋兼采等汉宋调和的角

度来理解,而不是非此即彼的激烈争执。

三是摆脱汉宋轮回(以六经、孔孟之道统摄汉宋,摆脱汉宋轮回,摆脱道统)。关于如何走出或超越汉宋,

也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陈少明认为,走出汉宋,不仅要破除道统意识,更要祛除本质主义观念^②^。其实^,

一如梁启超的“以复古为解放”说,清学倒卷式的复兴古学,但最后在无古再复的情况下,导向彻底的经学革

命或走出经学乃是势所必然。虽然目前这一过程未必完成了,但经学毕竟不再具有那种神圣的排他性而成

了一般性的普通文本,这也是时移事易的事情。简言之,不是要不要摆脱汉宋,而是如何摆脱的问题。

五ꢁ宗主与门户:汉宋关系的另类划分

就清学研究而言,大体讲,一方面,理学是清代官方哲学,且在民间影响甚大;另一方面,明清以来修正乃

至反对理学、回归经学之势,日渐滋长发展,并最终亦受到清代官方的认可与崇奖,清代汉学由此登上学术舞

台的中心。由此,汉宋交织纵贯有清一代,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借助于上述四种关系类型,反观清代

汉宋关系的几次大转型,更能凸显汉宋关系在清学研究乃至在中国古典解释学史上的典范性意义。

但是,对汉宋关系本身的看法,历来争议颇大。比如,部分学者认为清代有汉宋之争,但也有部分学者否

认汉宋之争的存在;再如,有些学者认为汉宋之争并不是清代汉宋关系的主流,而汉宋调和才是主流。孰是

孰非呢? 对此,可以尝试从反证的角度来解释。比如,清人直接或间接论及“门户”的言论颇多,或者说,当时

汉学名流多有批评汉宋之争而主张汉宋持平、汉宋兼采的论调,岂不恰恰说明了门户之见或汉宋之争实则是

一种流行的风气或弊病? 越是大力倡导汉宋持平、不立门户,或许越能表明当时人分别汉宋或出入门户的事

实。有清一代,尤其是乾嘉时期,为寻求汉学的相对独立性,汉学家们大多主张汉宋分治^③^。尽管这种分治

主义引发了普遍的汉宋之争,但汉宋之争与汉宋兼采其实并不矛盾。在汉学掌控话语权的背景下,汉学家所

说的“宋学”实则明显有别于宋明理学意义上的“宋学”,而汉学家对于汉宋的兼采,亦非是在同一层面上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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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名家与荀子》,台湾学生书局1979年版,第80页。

陈少明《汉宋学术与现代思想》,第247页。

崔发展《“实事求是者”:乾嘉汉学的阐释主体》,《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第41ꢄ45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以门户观念为线索,或可揭明“宋学”在汉学话语中的具体意蕴。

与此同理,若是以宗主观念与门户之见的有无作为衡量标准,就可以将汉宋关系大致划分为有宗有门、

有宗无门和无宗无门三种类型。而若是由此标准与划分出发,既便采用学界常用的汉宋之争、汉宋持平等划

分概念,对以上分歧也能有个比较清晰的理解。比如,对于清代的汉宋关系,此时大致可以采用以下三种划

分方式。

首先是三分法,就是将汉宋关系细分为:汉宋之争、汉宋兼采与汉宋持平。其中,汉宋之争只是狭义的,

主要是指江藩与方东树之间的争论,这种争论既含有宗主观念,亦深陷于门户之见;汉宋兼采就是指有宗主

而无门户的争论,因而可以包括宗汉采宋、宗宋采汉两个方向;汉宋持平则既无宗主亦无门户。

其次是二分法,就是将汉宋关系粗分为:(广义的)汉宋之争(包括汉宋兼采)与汉宋持平。之所以将汉宋

兼采吸纳入汉宋之争中,主要是因为汉宋兼采虽无门户之见,但由于各自的宗主不同,就存在以哪一个为主

而兼采另一个的问题,或者说,这里面有个主次或主从的不同,而对此问题的回答容易导致争论。

再次是一分法,亦即将汉宋关系直接等同于(最广义的)汉宋之争。这种划分之所以能够将汉宋持平亦

纳入汉宋之争中,乃是因为汉宋持平之所以被提出,就是针对(狭义的)汉宋之争或汉宋兼采而言的,此间有

争论自是无疑;而在针对某些具体问题阐发自己的观点时,汉宋持平论者也往往在汉学与宋学之间徘徊,这

里仍是大有可争之处。简言之,即便是汉宋持平论者也无往不在争论中,如阮元常被视为汉宋持平论者,但

其所争亦在在而有。

当然,以上三种划分方式只是围绕汉宋之争、汉宋兼采与汉宋持平这三个提法进行的,如果考虑到汉宋

调和这一常用的提法,而汉宋调和既可表现为有宗无门,亦可表现为无宗无门,由此,对汉宋关系的划分就可

调整为以下两种。

一是采取二分法:汉宋之争与汉宋调和。其中,汉宋之争仍旧是狭义上的用法,而汉宋调和则包括汉宋

兼采与汉宋持平。

二是采取一分法,亦即将汉宋关系直接等同于(最广义的)汉宋之争或(广义的)汉宋调和。因为即便是

在狭义的汉宋之争中,调和汉宋的现象也是存在的,如方东树与江藩都有调和汉宋的说法;同样的,即便是在

最广义的汉宋调和中,也存在着汉宋之争的现象,其原因与上述一分法的原因大致相同,所以,持汉宋调和论

者也是无往不在争论中。其实,只要区分了汉学与宋学,就一定会有汉宋之争,只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争论

并不一定就是针锋相对式的激烈辩驳,而更多的则是以温和的批评或自我批评式的面目出现的。

六ꢁ汉宋关系研究展望

钱穆认为,认知宋学恰恰是研治清学的入手处,“治近代学术者当何自始? 曰:必始于宋。何以当始于

宋? 曰:近世揭橥汉学之名以与宋学敌,不知宋学,则无以评汉宋之是非。……故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

也”^①^。钱氏虽有宋学立场^,但此语却从内在理路上揭示出汉宋之间的关联^。不过^,需要补充的是^,一如钱氏

所言,不知宋,固然无以评汉宋之是非,但另一方面,不知汉,亦难以评汉宋之是非。简言之,汉学、宋学均需

在汉宋关系框架中寻求自我定位。

由此,就有必要从汉宋关系的框架来审视清代学术。就传统儒学而言,一部儒学发展史,其实就是经书

不断被重新诠解的历史。在这一进程中,汉学、宋学颇具典范性,并常被视为两种不同的学术类别。明清以

来,分析与评判这两种解释典范,成了把握传统儒学脉络的一个重要门径。如《四库全书总目》就认为,“自汉

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②^。有清一代^,不仅

总结前史成了一种时兴做法,在官方编撰之外,典型者如皮锡瑞的《经学历史》、黄嗣东的《道学渊源录》等,且

从汉宋关系之框架来梳理各自的学术思想史,也成了汉宋双方的一种显著的学术自觉,典型者如江藩的《国

朝汉学师承记》、唐鉴的《国朝学案小识》等。

①

②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页。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1册,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9页。

崔发展ꢁ清代汉宋关系辨析

晚清汪士铎曾感慨其时为学有五难:“好学难,聚书难,身心闲暇难,无汉宋之意见难,求友难。”^①其实^,

清学继起于两汉经学、宋明理学之后,无论对汉学或宋学持有何种态度,但却基本形成了“自古学者,不外汉

宋两途”^②的共识^。面对这样两种既成典范的学术类型^,如何处理汉宋关系^,必然构成清学的一个重要任务^。

由此,“反动说”“余绪说”“启蒙说”这三种解读明清学术转换的诠释模式,就其本质而言,都可说是广义的(非

余英时意义上)“内在理路”的不同表现,始终未脱汉宋藩篱。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朱维铮的话值得重视,其言曰:“由本世纪的清学史研究,可证清代汉学只是在同‘宋

学’对应的意义上具有共相……离开与同时代宋学的比照,清代汉学便很难说是统一体。”^③此洵为的论^。

不

惟如此,在《汉学与宋学》一文中,周氏进一步指出,“从两汉一直到清末以前,这一千余年的长时期中,所有学

术思想就是汉学与宋学两大主题”。此外,在评析章太炎、刘师培、邓实等人的研究时,罗志田也认为:“在一

定程度上甚至可说清学是以反宋学始而以复宋学终。”^④

当然,如此论断未必没有问题,但争论多在于:清代的汉宋关系是怎样的? 而在汉宋关系贯穿清学之整

个进程这点上却几无疑义。清学虽受到西学不同程度的影响,但西学也多是通过格义汉学或宋学来获得自

身的合法性。或可说,清学(史)成了汉学、宋学往来交互的“竞技场”,以致清学自身的特色和意义反而被冲

淡了,这也是造成对清学整体评价不高的原因之一。但清学的意义绝不应低估。尤其是,清学总结经学的担

当,充分暴露了在经学框架下儒学发展的边界,从而为接纳现代学术范式奠定了坚实基础。

不过,即便打破了传统的经学框架,汉宋关系的分析模式仍有重要影响。陈少明说:“汉宋之争是中国思

想史或学术史上的一大公案,但其影响并不局限于古代,考察20世纪思想史的某个侧面,我们仍能感受到它

或深或浅的投影。”^⑤此言不虚^,且这仍可视为汉宋关系的现代表现^。比如^,胡适^、冯友兰虽均通过引入西学

来打破经学藩篱而建构中国哲学史,但胡氏自觉接引汉学,而冯氏则自觉接着宋学讲,致使汉宋关系与中西

问题交织的局面尖锐凸显出来。冯友兰即便不太认同胡适“疑古”的路子,但他自己“释古”的取向,仍是明确

援引汉宋关系的框架来寻求自我定位,其言曰:“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我的《中国哲学史》之间的不同,

还有基本的一点。这一点,用中国旧日学术界传统的说法,就是‘汉学’与‘宋学’的不同。”^⑥

胡适与冯友兰的汉宋之争,背后又关乎到新汉学(新考据学)与新宋学(新儒家、钱穆等)之间的复杂纠

葛。清代朴学在系统梳理古典上所发展出的文字校勘、训诂笺释、版本鉴定、辨伪辑佚等手段,被以王国维、

胡适、顾颉刚、陈寅恪、傅斯年、陈垣等为代表的“新考据派”视为重要的方法来源,其所提出“二重证据”、“假

设求证”、“历史演进”等治学方法,均具有接续清代朴学的鲜明色彩。而新宋学诸家对宋学的认同与对汉学

的批判恰成鲜明对比,对清代朴学乃至整个清学的评价都不高。

不仅20世纪初是这样,即便到了20世纪末,情况似乎仍会让人回到汉宋的关系网络中。陈少明指出,

在中国哲学中,成就最优的是宋明理学,而对现代学术留下更多痕迹的是乾嘉学术传统,此二者恰恰是相对

的两极,若想从中摆脱实属不易。比如,汉宋之争在现代就演变成了保守主义文化阵营内的史学与哲学之

争。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或激进主义可以看作宋学遗风,而90年代的国学热或保守主义则可视为承继

了汉学遗绪。从学术与思想的紧张中,我们也可看到汉宋之争在当代的投影。陈氏认为,我们区分汉学与宋

学,不是依据年代分期,而是根据学术特征,如宋学讲义理,汉学重考据,实际就是一种“理想类型”,它并不否

认有例外,但它有助于从总体上把握两大学派的分野。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当陈氏说若要走出汉宋循

环的困境,不仅要放弃或明或暗的道统意识,更要检讨自觉或不自觉的本质主义思想方法,就值得商榷了。

比如,当我们把汉宋理解为诠解经典的不同方法,像陈氏所说的持之有故(汉学)、言之有理(宋学),所谓走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汪士铎《汪梅村先生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53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91页。

王筠《清诒堂文集》,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34页。

朱维铮《走出中世纪二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2页。

章太炎、刘师培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导读”第18页。

陈少明《汉宋学术与现代思想》,第236页。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版,第190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汉宋其实就是个伪命题。^①

但是,不管怎样,汉学与宋学之分际,新汉学与新宋学之争执,更因其皆为重估传统而广泛牵涉到对整个

中国传统学术的不同评价,从而对近现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形成与发展带来了重要影响。如在《文史哲》杂志

与《中华读书报》联手评选“2015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的活动中,“儒学研究呈分化态势”一条赫然在

列,而其关注的仍是“宋学”本位(偏重以心性、伦理为主的“四书”),还是回到“汉学”(偏重与政治制度更为密

切的“五经”),认为由刘梦溪、朱汉民、干春松等所重启的经学研究,重新带来了“宋学”与“汉学”之间的激烈

碰撞。

总之,汉宋关系作为固有的认知框架,普遍存在于有清以来的学术思想史之中,至今不衰。据此,若能对

这一关系框架进行模式化分析,势将有利于深化对清学乃至整个儒学传统脉络的理解,进而有助于走出汉宋

轮回,进一步推动传统文化的自我更新。

RelationshipbetweentheHanandSongSchools

ofClassicalPhilologyintheQingDynasty

CUIFa-zhan

ꢅSchoolofMarxlsmꢀSouthwestPetrolemumUniversityꢀChengduꢀSichuanꢀChinaꢆ

Abstract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HanandSongschoolsofclassicalphilologyiskeyfor

ustounderstandtheConfucianismintheQingdynastyꢀtowhichscholarsputsomuchattention

thattheyhaveachievedalotThefruitfulresultsfromtheperspectiveofꢇrelationshipbetween

theHanandSongSchoolsofclassicalphilologyꢈcanbeseeninroughlyfourfieldsꢃrelationship

subjectꢀrelationshipobjectꢀeffectivehistoryꢀandrelationshipform Andifweviewitthrough

thelensofsuzerainconceptionandsectarianbiasꢀ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HanandSong

schoolsofclassicalphilologymaybeattributedtodifferentrelationshipstructuresThisincon-

sistencyiswhyweshouldbeonestepfurtherandponderhowtogetoutoftraditionalanalytical

frameworksof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HanandSongschoolsofclassicalphilology

KeywordstheQingDynastyꢉ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HanandSongschoolsofclassi-

calphilologyꢉsuzerainꢉsectarinism

[责任编辑:帅_ꢁ巍]

①

陈少明《汉宋学术与现代思想》,第31、238、243、258、272ꢄ273等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