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卷第1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SocialSciencesEdition)  
2
021年1月  
Vol48ꢀNo1  
Januaryꢀ2021  
“嘉祐之治”:一个叫不响的命题  
张邦炜  
ꢁ
ꢁ摘要:“嘉祐之治”又称“仁宗之治”,系旧党人士出于党争需要,于北宋中后期所塑造。在这些塑造者中,范祖  
禹与陈师锡最具代表性。他们粉饰宋仁宗及其时代,将“嘉祐之治”作为与新党争斗的法宝。北宋后期,旧党法宝  
失灵。旧党人士不仅未能劝说宋哲宗效法仁宗,复行嘉祐之政,也未能阻止宋徽宗重用蔡京,推行所谓“变法”,而  
且他们屡遭贬黜,往往死于贬所。两宋之际政局翻转,旧党全胜,新党覆没。南宋历代君王均“专法仁宗”,从此改  
革之门关闭。士大夫集团争斗的焦点不再是新与旧,而是和、战、守。包括嘉祐年间在内的仁宗时期问题成堆、危  
机四伏,实难同“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量齐观。“嘉祐之治”一说仅畅行于南宋一朝,此后始终未曾叫响,被绝大  
多数人集体遗忘。  
关键词:嘉祐之治;宋仁宗之治;党争  
DOI1013734ꢂjcnki1000-5315202101021  
收稿日期:2020-08-04  
作者简介:张邦炜,男,四川江安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研  
究方向为宋史,E-mailꢃbwzhang855@126com。  
西汉的“文景之治”与唐代的“贞观之治”系我国帝制时代响当当的两大治世,人们素来津津乐道,少有异  
议。至于宋仁宗的“嘉祐之治”,从前鲜为人知,近期论著较多。有的论者将仁宗时期称为“大宋的巅峰”、“中古  
世界的黄金时代”,断言当时“天地一团和气、百姓安居乐业”,甚至以“盛世”相称①。人们在惊讶之余,不免怀疑  
历史上是否果真有此一说。毋庸置疑,“嘉祐之治”一词在史籍中依稀可见,与“仁宗之治”“仁祖之治”“昭陵之  
治”系同义语。某些宋人认为:“仁祖之治,前有庆历,后有嘉祐。”②于是,又称“庆历、嘉祐之治”或“至和、嘉祐之  
治”。庆历、至和、嘉祐均为宋仁宗年号,昭陵是其陵墓名。“嘉祐之治”一说始见于北宋中后期,仅畅行于南宋  
时期,此后始终未曾叫响。为何“嘉祐之治”叫而不响? 本文拟略抒浅见,其偏颇错讹之处,恳请方家批评纠正。  
一ꢁ“至治”:被宋仁宗否决的谀辞  
宋仁宗时期堪称“太平治世”吗? 当时如此称颂者确实有之,但遭到多数士大夫反对,即使宋仁宗本人也难  
以认可。请看下面两件事。  
其一,《宋史·五行志》载:“庆历三年(1043)十二月,澧州(治今湖南澧县)献瑞木,有文曰‘太平之道’。”③时  
任谏官的欧阳修是个明眼人,他即刻将此事判定为澧州知州冯载的献媚邀宠行径,赓即上疏,痛斥冯载“不识事  
体,便为祥瑞,以媚朝廷”,他说:“前世号称太平者,须是四海晏然,万物得所。方今西羌叛逆,未平之患在前;北  
敌骄凌,藏伏之祸在后。一患未灭,一患已萌。加以西则泸戎,南则湖、岭,凡与边庭连接,无一处无事。而又内  
则百姓困敝,盗贼纵横。……以臣视之,乃是四海骚然,万物失所,实未见太平之象。”在欧阳修看来,岂止“未见  
太平之象”,而且不见“太平之道”:“臣视方今,但见其失,未见其得也。”简言之,“太平”二字无从谈起。宋仁宗  
①
②
③
郭瑞祥《宋仁宗和他的帝国精英》,现代出版社2019年版,封面、腰封、封底。  
《群书会元截江网》卷4《法祖·结尾》,《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3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7页。  
脱脱等《宋史》卷65《五行志三·木》,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416页。  
166  
张邦炜ꢁ“嘉祐之治”:一个叫不响的命题  
采纳欧阳修建议,断然拒绝冯载所献祥瑞,“诏诸祥瑞不许进献”。①  
其二,《宋史·仁宗本纪》载:嘉祐四年(1059)“六月己巳,(宰臣富弼等率)群臣请加尊号曰‘大仁至治’,表  
五上,不许”②。富弼请加尊号,系遵照宋仁宗授意,复行从前故事。知谏院范师道、知制诰刘敞起而反对。刘敞  
尤其激烈,其主要理由是:“今天下未可谓至治也。”仁宗回应刘敞,话语模棱两可:“朕意亦谓当如此。”富弼“怃  
然”,作为难状,告知刘敞:“乃是上意欲尔,不可止也。”刘敞不听劝告,“密奏三疏”③,连连直言。其《上仁宗乞固  
辞徽号》第一状称:“今百姓多困,仓廪不实,风俗未清,贤不肖混淆,狱讼繁多,盗贼群辈,水旱继有。四夷虽粗  
定,然本以重赂厚利羁縻之,非畏威慕义者也。未可谓至治。”④仁宗终于认可刘敞谏言,谢绝新增“大仁至治”尊  
号。另有记载称,仁宗于宝元元年(1038)十一月“抑尊号”。他先引用唐穆宗之言:“强我懿号,不若使我为有道  
之君;加我虚尊,不若处我于无过之地。”然后说:“朕每爱斯言。”南宋史家吕中评论道:“仁宗以四夷未服而不敢  
言至治。”⑤照此看来,仁宗生前一再拒绝“至治”尊号,始终“不敢言至治”。在他死后的冗长谥号“体天法道极功  
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中,美妙词藻虽多,但无“至治”二字。  
由上述两事可见,其时士大夫勇于直言,宋仁宗开怀纳谏,实属可圈可点。同样值得称道的是,仁宗不无自  
知之明。他不以明君英主自命,下诏公开承认自己治国能力有限,朝政多有失误:“朕躬阙失,左右朋邪,中外险  
诈,州郡暴虐,法令非便民者。”他尚能正视严峻时局,谢绝粉饰太平:“间者西陲御备,天下绎骚,趣募兵师,急调  
军食,虽常赋有增,而经用不给。累岁于兹,公私匮乏。”⑥  
二ꢁ危机:时人奏议中的严酷真相  
宋仁宗之世的时局确实相当严峻,绝非“天地一团和气、百姓安居乐业”的“黄金时代”,而是问题成堆、危机  
四伏的多事之秋。众所周知,当时人才辈出。且看这批才俊如何述说他们的时代。对于当时的形势,欧阳修概  
述道:“方今夷狄外强,公私内困,盗贼并起,蝗旱相仍。”对于当时的朝政,他很是不满:“方今之弊,纪纲之坏非  
一日,政事之失非一端。”蔡襄、余靖忧心如焚,先惊呼:“方今天下之势至危矣!”接着指出:“夷狄骄暴,陵胁中  
国;盗贼纵横,惊劫州县。养兵至冗,择将不精;科配频繁,公私匮竭。内外之官,务为办事而少矜恤之心;天下  
之民,急于供亿,而有流离之苦。治道至此,未闻救之之术。”并称:“恩泽不及于下,此陛下之失也。”⑦韩琦所上  
奏疏要巧妙些:“今陛下绍三圣之休烈,仁德远被,天下大定,民乐其生者八十余载矣,而臣窃观时事,谓可昼夜  
泣血,非直恸哭太息者,何哉? 盖以西北二虏,祸衅已成,而上下泰然,不知朝廷之将危,宗社之未安也。”“天下  
大定,民乐其生”云云,显然是言不由衷的引子。“朝廷之将危,宗社之未安”等等,才是他要说的实情。包拯与  
韩琦相似,先恭维:“陛下天纵宽仁,海纳谋议。”再直言:“方今诸路饥馑,万姓流离,府库空虚,财力匮乏,官有数  
倍之滥,廪无二年之蓄,兵卒骄惰,夷狄盛强,即不幸继以凶年,加之外寇,则何人可以倚仗而枝梧哉?”⑧这类警  
世之言在当时士大夫的奏议中比比皆是,举不胜举。  
当时面临四大危机:一是边境危机,西、北两面楚歌;二是财政危机,“三冗”泛滥成灾;三是民生危机,贫民  
衣食不济;四是治安危机,社会动荡连绵。据何竹淇先生早年不完全统计,北宋的民变、兵变凡203起⑨,其中仁  
宗一朝57起ꢄꢅꢆ,比徽、钦两朝还多17起ꢅꢄꢇ,为北宋九朝之最。欧阳修不禁感叹:“今盗贼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强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5“庆历三年十二月”,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中华书局2004年第2  
版,第6册,第3516ꢈ3517页。  
②
③
④
脱脱等《宋史》卷12《仁宗本纪四》,第244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9“嘉祐四年六月己巳”,第8册,第4569页。  
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三)》卷4之4《集贤学士刘公》,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2册《八朝名臣言行录》,李伟国校点,上海古籍  
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版,第488页。  
⑤
⑥
⑦
吕中《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卷12《仁宗皇帝》50《抑尊号》,张其凡、白晓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0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3“庆历八年三月甲寅”,第7册,第3922页。  
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75《百官门·戒勅》、卷41《天道门·灾异五》、卷39《天道门·灾异三》,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校点整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上册,第813、414、395ꢈ396页。  
⑧
⑨
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134《边防门·辽夏六》、卷148《总议门·总议四》,下册,第1493、1689ꢈ1691页。  
何竹淇编《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上编,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分册,第1ꢈ364页;第2分册,第365ꢈ649页。  
ꢄꢅꢆ何竹淇编《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上编,第1分册,第157ꢈ254页;第2分册,第640ꢈ643页。  
ꢄꢅꢇ何竹淇编《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上编,第2分册,第381ꢈ635、647ꢈ649页。  
16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如一火,天下祸患,岂可不忧!”①至于民变、兵变的起因,除百姓困苦外,便是吏治败坏。宋仁宗下诏求直言:“朕  
躬之阙遗,执事之阿枉,政教未臻于理,刑狱靡协于中,在位壅蔽之人,具官贪墨之吏。”②其罪己之意显而易见。  
关于仁宗时期的危机,邓广铭、吴天墀先生等诸多前辈史家论述颇多③,早为人所熟知,不必多说。  
正因为宋仁宗之世危机深重,后来才有宋神宗、王安石主持的熙丰变法。吕中指出:“元昊所以敢于凭陵  
者,人皆以为宝元、康定积弱之故。”④《宋史·林广传》“论曰”:神宗“锐焉有为,积财练兵,志在刷耻”⑤。四库馆  
臣称:“(王)安石之意,本以宋当积弱之后,而欲济之以富强。”⑥所谓“刷耻”,为仁宗挽回颜面之意也。在漆侠先  
生看来,仁宗之世不是“大宋的巅峰”,而是从“小康局面”跌落,陷入积贫积弱的困境。他说:“积贫的形势在宋  
仁宗时期完全形成了。积弱的形势,亦同样地在宋仁宗时期完全显现出来。”⑦  
需要说明的是,在同行印象中,我是个北宋“积贫积弱”论的反对者。其实,对于“积贫积弱”论,本人不是全  
盘否定,而是大体认同,稍有疑义而已。不错,我从前曾说:“北宋弱而不贫。”其出发点无非是担心“积贫”一说  
被无限引申,误认为北宋社会生产不发达。其实,当时社会经济相当繁荣,“足以同汉唐两朝前后辉映、相互争  
妍”⑧。按照我的理解,所谓“贫”,应当是指底层民众贫困,朝廷财政在某些时段相当困难。宋仁宗时期处于三  
司理财阶段,当时朝廷财政困难主要是就三司之财而言,被称为“天子私财”的内藏库则较宽裕。谏官孙甫指  
出:“近岁诸路物帛,多入内库。”⑨《文献通考·市籴考》称:“仁宗留意兵食,发内藏库金帛以助籴者,前后不可胜  
数。”ꢄꢅꢆ据《宋史·仁宗本纪》记载,当时出内藏库财物助军需、赈灾荒、赐三司者达22次之多。这些记载表明内  
库之财并不困难,同时反证三司之财窘迫。从这个意义上称仁宗时期积贫,绝无不妥。如将“积贫积弱”改为  
“积弱不振”,或许更确当些。至于邓广铭先生为什么既力主宋代贫弱论,又力赞宋代造极说。宁可先生在为邓  
广铭《辽宋夏金史讲义》一书所作“序”中有很好的阐释:“这两种看法各有其事实依据,其实是着眼点不同,看待  
历史的角度有别。造极说更多地是从经济文化着眼,强调的是两宋经济繁荣,思想进步,科技发达,社会稳定。  
贫弱说,更多地是从政治军事和对外关系着眼,强调的是财政紧张,军力孱弱,保守拖沓,因循苟且。”ꢅꢄꢇ近期有学  
者认为:“‘积贫积弱’与‘造极之世’是宋朝历史的一体两面,既不应该过分贬低,也不需要过度美化。”ꢄꢉꢅ所言极  
是。  
三ꢁ重塑:宋仁宗形象前后迥异  
有学者新近提出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赵祯(即宋仁宗)时代也被誉为‘盛治’,是治世的楷模。一个显然  
并不完美的君主及其时代,为什么却得到宋代士大夫众口一词的称赞?”ꢄꢊꢅ愚意以为,宋仁宗受到称赞,多半不是  
在他生前,而是在他死后。仁宗其人其时,前后形象迥异,其身后形象分明是经过重塑的。下面仅以苏轼(1037  
)
、苏辙(1039ꢈ1112)兄弟作为例证。苏氏兄弟在仁宗晚年崭露头角,嘉祐二年(1057)同登进士,六年同  
ꢈ1101  
策制举。他们是仁宗时期特别是嘉祐年间的亲历者、见证人。  
苏辙策制举时,在宋仁宗近前“极言得失”:“今海内穷困,生民愁苦。”他年少气盛胆量大,竟然直称仁宗是  
个“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且“好色于内”的皇上。指责仁宗:“宫中贵姬至以千(一作‘十’)数,歌舞饮酒,优  
笑无度”,“宫中好赐不为限极,所欲则给,不问有无”,并声讨达官“司会不敢争,大臣不敢谏”,这几乎是当面骂  
①
②
③
《欧阳修全集》卷100《再论置兵御贼札子(庆历三年)》,李逸安点校,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4册,第1538ꢈ1539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1“宝元元年正月丙午”,第5册,第2851页。  
参见:邓广铭《辽宋夏金史讲义》,《邓广铭全集》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37ꢈ247页;吴天墀《北宋庆历社会危机述论》,《吴天  
墀文史存稿(增补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4ꢈ101页。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吕中《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卷12《仁宗皇帝》57《元昊(西夏)》,第248页。  
脱脱等《宋史》卷334《林广传》,第10739页。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9《经部十九·礼类一·周官新义》,中华书局1965年版,上册,第150页。  
漆侠《王安石变法(增订本)》,《漆侠全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卷,第13、21页。  
张邦炜《北宋租佃关系的发展及其影响》,《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期,第15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5“庆历三年”,第6册,第3518页。  
ꢄꢅꢆ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1《市籴考二》,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册,第615页。  
ꢄꢅꢇ宁可《<辽宋夏金史讲义>序》,邓广铭《辽宋夏金史讲义》,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6页。  
ꢄꢅꢉ朱永清《“积贫积弱”抑或“造极之世”———民国以降两宋评价的嬗变与纠结》,《惠州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第106页。  
ꢄꢅꢊ吴钩《宋仁宗为何被士大夫所称道》,《北京日报》2020年4月20日,第16版。  
168  
张邦炜ꢁ“嘉祐之治”:一个叫不响的命题  
皇帝“好色”。难怪考官胡宿“以为不逊,力谓黜之”。知制诰王安石则认为此乃“右宰相(而)专攻人主”,“不肯  
撰词”。① 好在仁宗唯恐留下拒谏恶名,苏辙才勉强被置于第四等。外人怎知深宫事,人们难免怀疑苏辙所言系  
虚假信息。但据《宋史·仁宗本纪》记载:“(宝元二年四月)乙丑,放宫女二百七十人。”“(嘉祐四年六月)辛卯,  
放宫女二百十四人。秋七月丁未,放宫女二百三十六人。”②仅据此推算,仁宗盛时后宫人数当在千人以上。须  
知,“(宋)太祖时,宫人不满三百人,犹以为多”③。至于“贵姬千数”,显系夸张之词。苏辙登制科刚两年,仁宗便  
盖棺。苏辙此后在《龙川略志》中转而盛赞“仁宗性畏慎”,告诫宋哲宗:“陛下诚以仁宗为法,天下之幸!”④他在  
《龙川别志》中称颂“仁宗性宽厚”“以至仁御物”“恭俭仁恕”,并借他人之口颂扬:“仁宗在位岁久,德泽在人,人  
所信服。”⑤苏辙在各种著述中声称:“仁宗仁圣,清心省事。”⑥“昔我皇祖仁宗,博求多士,以绥靖四方。”“仁祖优  
养正士,开受直言。”“昔我仁祖,敦睦九族,以和万邦。”⑦这类赞语不一而足,并称“天下皆咏歌仁宗之圣”⑧。在  
苏辙笔下,仁宗的形象可谓大翻转。  
苏辙太尖刻,苏轼较温和。但苏轼在策制举时,对宋仁宗仍颇有微词。如他将当时的形势判定为:“有治平  
之名,而无治平之实;有可忧之势,而无可忧之形。”指出:“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建议从长计  
议,力行改革:“居今之势,而欲纳天下于至治,非大有所矫拂于世俗,不可以有成也。何者? 天下独患柔弱而不  
振,怠惰而不肃,苟且偷安,而不知长久之计。”苏轼制举策,篇名为《进策五篇》或《策略五篇》。《历代名臣奏  
议·治道》将其误作熙宁四年(1071)权开封府推官时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收录时称:“此系应制科时所上  
进卷。”⑨《进策五篇》ꢄꢅꢆ可称为改革建议书,内中隐含批评仁宗较柔弱、欠果断之意。仁宗死后,苏轼后悔:“臣尝  
逮事仁宗皇帝,其愚不足以测知圣德之所至。”ꢄꢅꢇ从此在其著述中对仁宗一片赞颂声。他称道:“于皇仁宗,恭己  
无为。以天为心,以民为师”;“乃仁宗一代,盛德之事,入人至深,及物至广”;“当是之时,天人和同,上下欢  
心”ꢄꢅꢉ。他还称赞说:“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揽天下豪杰,不可胜数”,“以致太平”;“仁宗在位之久,有同成、  
康,得士之盛,不减武、宣”,苏轼同乃弟一样,切盼宋哲宗“追复仁宗圣政,慰答民心”ꢄꢊꢅ。  
苏轼、苏辙兄弟前言后语迥然不同,不是业已就木的宋仁宗变了,而是苏氏兄弟的态度变了。二苏之变,同  
北宋中后期的政情之变关系极大。仁宗时士大夫阶层尚未公开分裂并固化为两大集团,熙宁年间形成新、旧两  
党。从此争斗不休,轮番辅政,政局多变。陈瓘在宋徽宗即位之初指出:“自熙宁以来,至今三十余年,天下之  
事,已经四次更改,熙宁改治平,元丰改熙宁,元祐改神宗,绍圣改宣仁。”ꢄꢅꢋ“熙宁改治平”或当作“熙宁改嘉祐”,  
“元丰改熙宁”则系小改。此后又有建中改绍圣,崇宁改建中。“主嘉祐”抑或“主熙丰”,成为北宋中后期新、旧  
党争的焦点。新党以神宗及其熙丰变法为偶像,而仁宗及其嘉祐之治则是新党进行政争的法宝。所谓嘉祐之  
治在很大程度上系旧党所塑造。苏氏兄弟作为具有旧党倾向的士人,也难免加入重塑仁宗形象、渲染嘉祐之治  
的行列。随着新、旧党争激化,旧党重塑、渲染仁宗及其嘉祐之治的力度加大。南宋晚期人编《群书会元截江  
①
②
③
④
《苏辙集·栾城后集》卷12《颍滨遗老传上》,陈宏天、高秀芳校点,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册,第1014ꢈ1015页。  
脱脱等《宋史》卷10《仁宗本纪二》,第205页;卷12《仁宗本纪四》,第244页。  
司马光《涑水记闻》卷1《太祖出宫人》,邓广铭、张希清点校,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9页。  
苏辙《龙川略志》卷4《契丹来议和亲》、卷9《议除张茂则换内侍旧人》,苏辙《龙川略志·龙川别志》,俞宗宪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1、  
5
7页。  
⑤
⑥
⑦
苏辙《龙川别志》卷上、卷下,苏辙《龙川略志·龙川别志》,第78、87、98、91页。  
《苏辙集·栾城后集》卷15《叙·元祐会计录叙》,第3册,第1050页。  
《苏辙集·栾城集》卷31《西掖告词·范纯仁三代·父》、卷27《西掖告词·刘挚右丞》、卷32《西掖告词·李玮三代·曾祖》,第2册,第540、  
4
64、548页。  
《苏辙集·栾城后集》卷23《神道碑·欧阳文忠公神道碑》,第3册,第1134页。  
苏轼撰、郎晔选注、庞石帚校订《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15《进策五篇》,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年版,上册,第213、220、223、211页。  
⑧
⑨
ꢄꢅꢆ《苏轼文集》卷27《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二首》,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册,第790页。  
ꢄꢅꢇ《苏轼文集》卷11《仁宗皇帝御飞白记》,第2册,第343页。  
ꢄꢅꢉ《苏轼文集》卷20《仁宗皇帝御书颂》、卷35《缴进免五谷力胜税钱议札子》、卷11《仁宗皇帝御飞白记》,第2、4、2册,第583、1001、343页。  
ꢄꢅꢊ《苏轼文集》卷14《张文定公墓志铭》、卷38《制敕·韩维三代妻八首·父亿赠冀国公》、卷35《缴进免五谷力胜税钱议札子》,第2、4、4册,第  
4
44、1087、1001页。  
ꢄꢅꢋ陈瓘《乞以四次改更前事为鉴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2783《陈瓘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29册,第  
5页。  
4
16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网·法祖》称:“《法仁宗五事》者有之(哲宗);进《仁宗十事》者有之(高宗)。”①编者敏锐地抓住了旧党在关键时  
刻重塑仁宗形象、渲染嘉祐之治的两件要事。下面说说这两件事,借以粗略展示旧党是如何塑造嘉祐之治的。  
四ꢁ败北:旧党法宝失灵  
先说“《法仁宗五事》”。这件事是指翰林学士兼侍讲范祖禹(1041ꢈ1098)元祐七年(1092)三月《上哲宗乞  
法仁宗五事》。范祖禹在宋哲宗时长期担任侍读、侍讲,他自述道:“臣侍经筵八年,日望一日,岁望一岁,期陛下  
为令德之主,唯恐有纤毫之失,故不避违拂圣意,数进苦切之言。”②苏轼称赞范祖禹:“为今经筵讲官第一。言简  
而当,无一冗字,无一长语,义理明白,而成文粲然。”③范祖禹的学问与为人几乎无可挑剔,见解与主张亦多有可  
取之处。其政治愿景系仁宗之政,他反对调停新、旧两党,属旧党中人。旧党元老富弼晚年,“杜门罕与人接,待  
祖禹独厚;疾笃,召授以密疏,大抵论(王)安石误国及新法之害,言极愤切”;富弼亡故,“人皆以为不可奏,祖禹  
卒上之”④。  
元祐年间,哲宗在位,宋英宗高皇后(谥号宣仁圣烈)以太皇太后身份垂帘,用旧党,行旧法,断然推倒熙丰  
变法。旧党人士欢呼:“拯溺救焚,改弦易辙,天下凛凛庆历、嘉祐之治”⑤,“庶几嘉祐之风矣”⑥。欢庆之余,忧  
心忡忡,惟恐高后病故,哲宗亲政,改元祐为熙丰。为避免熙丰变法重启,范祖禹尽心竭力,开导哲宗:“陛下今  
日学与不学,系天下他日之治乱”,“今天下之大,生民之众,系在陛下,陛下俭于上则百姓富于下,陛下奢于上则  
百姓贫于下”⑦。他为哲宗树立的榜样不是别人,正是仁宗。范祖禹在先朝“一祖五宗”中突出仁宗,宣称:“惟是  
仁宗在位最久,德泽深厚,结于天下,是以百姓思慕,终古不忘。”⑧在他的言辞中,“仁宗之政”近乎于“祖宗之法”  
的代名词。他强调“法祖宗”,主旨在于“法仁宗”。  
范祖禹为“专法仁宗”,频频上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奏疏有二。一是前举《法仁宗五事》:“其事有五:畏  
天、爱民、奉宗庙、好学、听谏。仁宗能行此五者于天下,所以为仁也。”范祖禹此时列“畏天”为第一,强调:“畏天  
者莫如仁宗。”“圣人无一日而不事天,天无一日而不佑圣人。”分明是针对王安石“天变不足畏”一说。二是元祐  
七年(1092)十二月《上哲宗乞专法仁宗》:“陛下诚能上顺天意,下顺民心,专法仁宗,则垂拱无为,海内晏安,成、  
康之隆不难致也。”⑨美化仁宗,范祖禹操劳最勤,用力尤多。除奏疏外,他编著专书两种。一种是元祐八年  
(
093)正月进呈的《仁皇训典》。此书采集仁宗圣政327事,分为6卷,已佚,仅自序尚存。序云:“祖宗以圣继  
1
圣,其治尚仁,而仁宗得其粹焉”,“仁宗言为谟训,动为典则,实守成之规矩,致治之准绳”ꢅꢄꢆ。另一种是元祐五年  
(
090)八月奉上的《帝学》:“八卷,集帝王学问及祖宗讲读故事,上起伏羲,下汔神宗。”ꢄꢅꢇ此书今存,其中仁宗事  
1
迹篇幅最大,达三卷之多。范祖禹借进献《帝学》之机,歌颂仁宗:“视天下皆吾赤子,仁宗皇帝之心可谓一矣,造  
次不违于仁。”劝诫哲宗:“陛下欲法尧舜,惟法仁宗而已。法仁宗则可以至天德矣。”ꢄꢅꢉ范祖禹或可称为重塑仁宗  
形象第一人。  
高后去世前后,是新、旧党争的关键时刻。“中外议论汹汹,人怀顾望,在位者畏惧,莫敢发言”ꢄꢅꢊ。新党人士  
跃跃欲试,他们宣扬:“神宗皇帝以天纵之才,大有为之志,其所设施,度越前古,盖有百世而不可改者矣。”ꢅꢄꢋ并密  
奏哲宗:“神宗更法立制,以垂万世,乞赐讲求,以成继述之道。”ꢄꢅꢌ哲宗顿时成为两党争夺的对象。范祖禹警惕性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群书会元截江网》卷4《法祖·偶句》,第46页。  
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63《百官门·内侍下》,上册,第701页。  
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八)》卷13之1《内翰范公(祖禹)》,《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2册《八朝名臣言行录》,第811页。  
脱脱等《宋史》卷337《范镇传附从孙祖禹传》,第10794页。  
林駉《古今源流至论》续集卷5《宰相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24页。  
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八)》卷13之1《内翰范公(祖禹)》,《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2册《八朝名臣言行录》,第817页。  
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5《君道门·帝学上》、卷11《君道门·恭俭》,上册,第47、99页。  
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12《君道门·法祖宗》,上册,第109页。  
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12《君道门·法祖宗》、卷44《天道门·灾异八》、卷12《君道门·法祖宗》,上册,第108、456、109页。  
ꢄꢅꢆ王应麟《玉海》卷49《艺文·元祐仁皇训典》,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2册,第929页。  
ꢄꢅꢇ王应麟《玉海》卷26《帝学·元祐帝学》,第1册,第517页。  
ꢄꢅꢉ范祖禹《帝学》卷6《仁宗皇帝下》“臣祖禹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9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64页。  
ꢄꢅꢊ脱脱等《宋史》卷337《范镇传附从孙祖禹传》,第10797页。  
ꢄꢅꢋ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24《元祐党事本末下》,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版,第418页。  
ꢄꢅꢌ陈均编、许沛藻等点校《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23“元祐八年十一月杨畏入对”,中华书局2006年版,下册,第579页。  
170  
张邦炜ꢁ“嘉祐之治”:一个叫不响的命题  
极强,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再三劝戒哲宗辨邪正、明是非:“若皇帝陛下圣心晓然明于邪正是非,他日众说不能  
惑,小人不能进,则万事定矣。”“天下治乱,未有不由君子小人。君子在位,必无恶政;小人在位,必无善政。”①  
“
小人”者,旧党词语中新党之代称也。如苏辙有言曰:“王介甫(即安石),小丈夫也。”②不出范祖禹所料,元祐八  
年(1093)九月,高后去世,哲宗亲政,用新党,行新法,改宣仁为绍圣,政局陡然巨变。范祖禹屡遭贬逐,元符元  
年(1098)十月死于贬所。苦心不得善报,这位第一经筵讲官失败了。  
如果说范祖禹系重塑仁宗形象第一人,那么陈师锡(1057ꢈ1125)应是“嘉祐之治”第一倡言者。从现存史  
料看,首先明确提出“嘉祐之治”这一命题的是陈师锡。他系熙宁某年进士第三名,曾为欧阳修《五代史记》即  
《新五代史》作序。小小文学青年居然敢于为堂堂文坛巨匠作序,大致出于其文章受到神宗夸奖而自视甚高。  
王安石讥讽道:“释迦佛头上不堪着粪。”③陈师锡《闲乐奏议》一卷,凡15篇,已佚。其现存奏议中有两篇,主旨  
为朝政当法仁宗。  
一篇见于《宋史》本传,篇名不详,系陈师锡元丰六年(1083)任监察御史后所上。当时,宋神宗施政道路早  
已选定,陈师锡试图劝请神宗回心转意。此奏先称颂仁宗:“宋兴,享国长久号称太平者,莫如仁宗。”“(仁宗)不  
次擢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韩琦,以成庆历、嘉祐之治。”再劝谏神宗:“愿稽皇祖纳谏、御臣之意,以兴治功。”史  
称“帝善其言”,分明是句套话。神宗是个有决断的皇帝,一心“厉精图治,将大有为”,“终不觉悟”④,依然坚持变  
法。这封奏疏,同前举范祖禹转呈的富弼“密疏”一样石沉大海,无实效,其意义仅仅在于提出了“嘉祐之治”这  
个新命题。  
另一篇系元符三年(1100)五月任殿中侍御史所上,题为《上徽宗论任贤去邪在于果断》。此时宋徽宗刚即  
位,是个选择施政道路的关键时刻。此奏与前奏意思相同:“宋兴一百五十余载矣,号称太平,飨国长久,遗民至  
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愿陛下)近法仁祖纳谏御臣之意,则太平之盛指日可见。”内中有句云:“庆历、嘉祐  
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⑤其调门之高,甚至超过范祖禹。为阻止宋徽宗重用蔡京,再  
造熙丰变法,陈师锡与陈瓘一道愤然弹劾蔡京,“章凡四五上而不已”。陈师锡痛陈:“若果用(蔡)京,则治乱自  
此分,祖宗基业自此隳。臣非自爱而忧之,盖为陛下忧,为社稷忧,为天下贤人君子忧。”⑥陈师锡、陈瓘合称“二  
陈”,前陈比后陈更激进。后来叶适评述道:“观陈师锡《答陈瓘书》,天下不知王安石之罪而尊其圣者皆是也,天  
下安得不亡? 瓘之所知,亦不过蔡京兄弟而已,悲夫!”⑦陈师锡进而声讨王安石“变天下之法”,“力扫痛荡,一切  
颠倒之”⑧。结果适得其反,二陈惨遭贬逐。宣和七年(1125),靖康之难前夕,陈师锡死于贬所。  
北宋后期,旧党双重败北。就个人命运来说,范祖禹、陈师锡、陈瓘以及苏氏兄弟都失败了。他们均名列  
“元祐党籍碑”,子孙惨遭禁锢,死后才得以平反昭雪。更重要的是,就其施政主张来说也失败了,嘉祐之治法宝  
失灵,未能成功阻止变法,变法反而向“恶”的方向极度发展,直至北宋灭亡。宋人所谓“崇宁变法”“蔡京变  
法”⑨,当属熙丰变法的邪恶版。尽管均称变法,其实并不相同。北宋末年,执政大臣孙傅一语破的:“熙、丰法惠  
国,崇、观法惠奸。”言简意赅,“时谓名言”ꢄꢅꢆ。大观系崇宁之后宋徽宗的又一个年号。  
五ꢁ成功:与失败二而一  
再说“进《仁宗十事》”。《仁宗十事》的著者王居正(1987ꢈ1151),师从理学家杨时(1053ꢈ1135),宣和三年  
(
121)进士第二名。他力主:“祖宗之法万世不可改易。”ꢄꢅꢇ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建炎四年(1130)  
1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3《君道门·君道三》、卷16《君道门·用人四》,上册,第32、149页。  
《苏辙集·栾城三集》卷8《杂说九首·诗病五事》,第4册,第1230页。  
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5《文章部·讥<五代史>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2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29页。  
脱脱等《宋史》卷346《陈师锡传》、卷16《神宗本纪三》“赞曰”,第10972、314页。  
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17《君道门·用人五》,上册,第160页。  
李光《闲乐先生奏议序》,《全宋文》卷3316《李光十一》,第154册,第223页。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50《<皇朝文鉴>四·书》,中华书局1977年版,下册,第752ꢈ753页。  
陈师锡《与陈莹中书》,《全宋文》卷2031《陈师锡》,第93册,第259页。  
《群书会元截江网》卷4《法祖·诸儒至论》有“崇宁变法之弊”一语(见51页)。陈傅良《湖南提举荐士状》称:“蔡京变法,实为咎根。”参见:陈  
傅良《止斋集》卷20《奏状札子》,《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62页。  
ꢄꢅꢆ脱脱等《宋史》卷353《孙傅传》,第11137页。  
ꢄꢅꢇ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7“绍兴四年六月辛酉”,辛更儒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3册,第1295页。  
17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九月,“迪功郞、新徽州州学教授王居正入对”,“(居正)参以今日所宜行,各有论著。上甚喜”①。高宗说:王居正  
《
仁宗十事》“言极可采。祖宗以来,率用故事为法”②。王居正《竹西集》十卷已佚,《仁宗十事》不知其详。绍兴  
初期官至宰相的赵鼎与王居正见解相近,其说可资参考。赵鼎说:“(仁宗皇帝)仁恩渗漉,四十二年号称至治,  
至今虽田夫野老,言及必流涕。”“陛下以仁宗皇帝为法,此乃中兴之基本。”“仁宗皇帝勤俭,积累四十二年,府库  
盈溢,下无贫民。”③“下无贫民”云云,一看便知,不是事实。六七十年之后,赵鼎、王居正们如此美化宋仁宗及其  
时代,绝非徒发思往忆旧之幽情,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和目的性。  
两宋之际又是施政道路选择的关键时刻,新、旧党争再度激化。叶适后来回顾道:“宣和之末,靖康之初,士  
大夫争法之新旧,辨党之邪正,鼓为烈焰,涨为洪流而已。”④虽然仍有“为熙丰之说,以(王)安石为大贤”者,但因  
蔡京等人显然应对祸乱担责,新党人士狼狈不堪。尽管宋钦宗“屡降德音,欲尽复祖宗之旧”,但杨时以及余应  
求、崔鶠、李光等旧党人士仍不断上疏,要求“分别邪正,消除党与”⑤。这场争论延续到高宗初期,倾向旧党的新  
进士人亦加入粉饰仁宗的行列,其代表性人物除王居正之外,还有张戒。张戒,宣和六年(1124)进士,曾是赵鼎  
门客。绍兴五年(1135)九月,国子监丞张戒“因轮对辄撰成书一封”,高宗说:“(张)戒因面对,携此书来上,几万  
八千言,朕熟览之。”⑥又说:“因张戒上书,朕见仁祖在位四十二年,德洽民心,至今天下诵之。朕心仰慕如尧舜、  
文武,故当时立政用人之事,朕常置之左右,朝夕以为法。”⑦  
宋高宗初期,法祖尤当法仁宗,已经成为整个统治阶层的共识。更有甚者,称仁宗为“万世之贤君”⑧。连秦  
桧也说:“数十年来,止是臣下互争胜负,致治道纷纷,今当平其胜负之端,以复庆历、嘉祐之治,乃国家之福。”他  
趁机谄媚高宗:“陛下英武如太祖,惠爱如仁宗,其致中兴必矣。”⑨高宗早在建炎三年(1129)四月便下诏:“举行  
仁宗法度,录用元祐党籍。即嘉祐法有与元丰不同者,赏格听从重,条约听从宽。”并再三表态:“朕若不取法仁  
宗,为天下计,何以慰在天之灵。”ꢅꢄꢆ“祖宗制度,自朕家法。至于仁宗临御最久,恩泽及人最深。朕于政事间,未  
尝不绎思仁祖,庶几其仿佛也。”“朕于政事,专以仁祖为法。”“此嘉祐著令,仁宗盛德也,举而行之。”ꢄꢇꢅ史称:“争  
议纷然,卒无定论,至是始决。”ꢅꢄꢉ绍兴初期以后,新旧党争告终,终南宋一代,再无新法、旧法之分,旧党、新党之  
别。南宋君臣一致认同:“庆历、嘉祐之治,上参唐虞,下轶商周,何其盛哉!”ꢄꢅꢊ如有“南宋英主”之称的宋孝宗宣  
告:“祖宗法度乃是家法,不合变更。”ꢅꢄꢋ孝宗朝宰相陈俊卿强调:“本朝之治惟仁宗为最盛。”“专以仁宗为法,而立  
政任人之际,必稽成宪而行,则庆历、嘉祐之治不难致也。”ꢄꢅꢌ南宋时期赞美仁宗成为时尚,只要时局较好,便与仁  
宗之政挂勾。如史称:“隆兴、乾(道)、淳(熙)之间(即孝宗时),东南之生齿繁庶,吏称民安,熙然有庆历、嘉祐之  
治。”ꢄꢅꢍ统治集团争斗的焦点从新与旧转向和、战、守。如前面提到的张戒,便是个标准的主守派,他主张:“以和  
为表,以备为里,以战为不得已”,“外则姑示通和之名,内则不忘决战之意,而实则严兵据险以守”ꢅꢄꢎ。张戒后来  
①
②
③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7“建炎四年九月辛酉”,第2册,第730ꢈ731页。  
《群书会元截江网》卷4《法祖·皇朝事实》,第45页。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3“绍兴四年十二月乙亥”、卷93“绍兴五年九月乙未”、卷106“绍兴六年十月己未”,第4册,第1395、1599、  
1
783ꢈ1784页。  
④
⑤
叶适《叶适集·水心别集》卷10《外稿·始议二》,刘公纯、王孝鱼、李哲夫点校,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册,第759ꢈ760页。  
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83《儒学门·学术》、卷108《财赋门·茶法》、卷76《百官门·朋党》,上册第901页、下册第1170页、上册第833  
页。  
⑥
⑦
⑧
⑨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3“绍兴五年九月壬辰、乙未”,第4册,第1598、1599页。  
《群书会元截江网》卷4《法祖·皇朝事实》,第45页。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5“建炎三年七月庚寅”,第2册,第527页。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2“绍兴十四年九月庚申”、卷144“绍兴十二年二月辛未”原注,第6册,第2594ꢈ2595、2438页。  
ꢄꢅꢆ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2“建炎三年四月乙卯”、卷45“绍兴元年六月戊子”,第2册,第488、839页。  
ꢄꢅꢇ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5“绍兴三年五月癸亥”并原注、卷132“绍兴九年九月癸未”,第3、5册,第1134、2209页。  
ꢄꢅꢉ洪业等编纂《琬琰集删存附引得》卷3《王荆公安石传(实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74页。  
ꢄꢅꢊ佚名《宋史全文》卷26上《宋孝宗五》,李之亮校点,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下册,第1772页。  
ꢄꢅꢋ《群书会元截江网》卷4《法祖·偶句》,第46页。  
ꢄꢅꢌ杨万里《丞相太保魏国正献陈公(俊卿)墓志铭》,《全宋文》卷5366《杨万里八二》,第240册,第157页;朱熹《赠太师谥正献陈公(俊卿)行状  
上》,《全宋文》卷5666《朱熹二三九》,第252册,第279页。  
ꢄꢅꢍ林駉《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卷10《恤刑》,《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2册,第144页。  
ꢄꢅꢎ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2“绍兴八年九月乙巳”、卷121“绍兴八年七月乙酉”,第5册,第2045、2025页。  
172  
张邦炜ꢁ“嘉祐之治”:一个叫不响的命题  
遭贬黜,与新法、旧法无关,主要原因是主守。  
南宋士人歌颂宋仁宗及其“嘉祐之治”,势必鞭挞王安石及其熙宁变法。因宋神宗是北宋王朝的“一祖八  
宗”之一,南宋士人不敢亵渎。他们将王安石与神宗切割:王安石“上误神宗皇帝”,熙丰变法“非神宗之意”①。  
前面提到的杨时、王居正师徒,便既是仁宗形象的重塑者,又是王安石的谴责者。靖康元年(1126),杨时上奏宋  
钦宗,声讨王安石:“致今日之祸者,实安石有以启之也。”②与王安石《三经新义》针锋相对,杨时著《三经义辨》十  
卷。宋高宗对读两书后,厚此薄彼:“杨时之学能宗孔、孟,其《三经义辨》甚当理。”“以《三经义解》观之,具见安  
石穿凿。”杨时吩咐其弟子王居正:“吾举其端,子成吾志。”③王居正遵师命,著《辨学》,全面攻击王安石。《辨学》  
又称《三经辨学》,凡42篇,分为7卷。“其一曰:蔑视君亲,亏损忠义,凡所褒贬,悉害名教;其二曰:非圣人,灭天  
道,诋诬孔孟,宗尚佛老;其三曰:深惩言者,恐上有闻;其四曰:托儒为奸,以行私意,变乱经旨,厚诬天下;其五  
曰:随意互说,反覆皆危;其六曰:排斥先儒,经术自任,务为新奇,不恤义理;其七曰:《三经字说》自相牴牾。”④王  
居正听说宋高宗“深恶安石之学久矣”,绍兴五年(1135)三月面对时,他趁机询问:“其弊安在?”高宗回答道:“安  
石之学,杂以霸道,取商鞅富国强兵。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王居正接  
着说:“安石所学,得罪于万世。”⑤他将高宗此语置于《辨学》卷首。史称:杨时、王居正师徒“二书既行,天下遂不  
复言王氏学”⑥。其实未必。杨时的三传弟子朱熹后来评论道:“龟山长于攻王氏。然《三经义辨》中亦有不必辨  
者,却有当辨而不曾辨者。”后学称杨时为龟山先生。朱熹又说:“王氏《新经》尽有好处,盖其极平生心力,岂无  
见得着处?”并指出:“三舍士人守得荆公(即王安石)学甚固。”⑦  
王安石之学虽然仍行于世,但终南宋之世再无变法。南宋“更化”虽多,但并非改革。当时人说:“所谓更化  
者,不过下一诏书,易一宰相而已。”“徒立为虚言无实之名,而谓之更化。”“有更化之名,无更化之实。”⑧刘子健  
先生认为,南宋“极少讲求改革”⑨。曹家齐教授指出,南宋君臣“把‘嘉祐之治’看成施政楷模,并作为当时政治  
之指归”,其后果是“一次又一次地在关键时刻错过和放弃改作的机会”ꢅꢄꢆ。对于此说,本人高度赞同。从表象上  
看,北、南两宋的嘉祐之治塑造者的命运迥异,前者双重失败,后者大获全胜。其实,王居正、张戒们只怕很难称  
为成功人士。在他们那里,成功与失败二而一,归根到底是失败的。他们塑造嘉祐之治的后果是“成功”地关闭  
了改革之门。从这个角度看,嘉祐之治不宜宣扬。  
六ꢁ结语:三个大不相同  
近期论者阐述“嘉祐之治”,往往与“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相提并论。此说源于宋人。如陈瓘曰:“仁祖之  
治多似汉文。”ꢄꢅꢇ杨时云:“贞观、嘉祐之治几至三代。”ꢄꢉꢅ然而,回归常识与常理,不难发现,文景之治与贞观之治  
相似之处较多,而所谓嘉祐之治与前两者则有三个大不相同之处。  
其一,背景不同。西汉、唐代、北宋三王朝均建立于战乱之后,晚唐五代之乱近百年之久,时间之长超过秦  
汉之交、隋唐之际。但五代后期北方经济恢复、南方经济发展ꢅꢄꢊ,北宋建立之初的景象与汉初、唐初大不相同。  
《
汉书·食货志》曰:“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ꢋꢅꢄ这些  
人们耳熟能详,不必多引。唐初与汉初相似,整个社会一派凋敝惨状。《宋史·食货志》则云:“太祖兴,削平诸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9“绍兴四年八月戊寅”,第4册,第1323页。  
杨时《上钦宗皇帝疏七》,《全宋文》卷2675《杨时一》,第124册,第96页。  
脱脱等《宋史》卷376《陈渊传》、卷381《王居正传》,第11629ꢈ11630、11736页。  
朱彝尊《经义考》卷242《群经四·王氏(居正)<三经辨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84页。  
吕祖谦《赠左通议大夫王公(居正)行状》,《全宋文》卷5895《吕祖谦二九》,第262册,第55页。  
脱脱等《宋史》卷381《王居正传》,第11737页。  
黎靖德編《朱子语类》卷130《本朝四·自熙宁至靖康用人》,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册,第3099页。  
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313《灾祥》“宋理宗淳祐六年秘书郎高斯得日食应诏上奏曰”、卷309《灾祥》“嘉定九年著作郎赵崇鼎因闵  
雨上奏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册,第4047、4009页。  
⑨
刘子健《<两宋史研究汇编>引言》,刘子健《两宋史研究汇编》,台北联经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  
ꢄꢅꢆ曹家齐《“爱元祐”与“遵嘉祐”———对南宋政治指归的一点考察》,《学术研究》2005年第11期,第103页。  
ꢄꢅꢇ陈瓘《进故事奏》,《全宋文》卷2784《陈瓘三》,第129册,第81页。  
ꢄꢅꢉ杨时《上渊圣皇帝》,《全宋文》卷2675《杨时一》,第124册,第82页。  
ꢄꢅꢊ参见:陈守忠《形成北宋统一的社会物质基础》,陈守忠《宋史论略》,甘肃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1ꢈ8页。  
ꢄꢅꢋ班固《汉书》卷24上《食货志第四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27页。  
17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国,除藩镇留州之法,而粟帛钱币咸聚王畿;严守令劝农之条,而稻、粱、桑、枲务尽地力。至于太宗,国用殷  
实。”①《续资治通鉴长编》亦称:“自宋兴,而吴、蜀、江南、荆湖、南粤皆号富强,相继降附,太祖、太宗因其蓄藏,守  
以恭俭简易。方是时,天下生齿尚寡,而养兵未甚蕃,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炽,外无夷狄金缯之遗,百姓亦  
各安其生,不为巧伪放侈,故上下给足,府库羡溢。”②漆侠先生将北宋初期认定为“四十年的小康局面”③。与汉  
初、唐初相比,北宋初期景象独好。  
其二,措施不同。面对凋敝惨状,西汉文、景二帝恢复社会生产的主要措施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唐朝初  
期则是再度推行均田制,安集流民。宋仁宗时虽有复行均田制之议,但既无必要,这时盛行的租佃制优于从前  
施行的均田制,更无可能,土地私有权深化,哪来大量无主荒地? 至于赋税,总体而论,有增无减。富弼上奏称:  
“
国家用度至广,规求无节,赋税过太半之暴,徭役有竭作之苦。”④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财政岁入,宋真  
宗天禧末年(1021)为2650余万缗,宋仁宗嘉祐年间(1056ꢈ1063)增加到3680余万缗;商税一项,景祐年间  
1041ꢈ1048)增加到1975万余缗⑤。财政收入直线上升,既显示社会经  
(
034ꢈ1038)为450余万缗,庆历年间(  
1
济发展,又表明百姓负担加重。  
其三,效果不同。文景之治成效卓著,“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以农为务,民遂乐业”。到汉武帝时,更  
上一层楼,号称“武帝盛世”:“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  
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⑥贞观之治见效特快,可谓立竿见影。《新唐书·食货志》称:“贞  
观初,户不及三百万,绢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  
民物蕃息”,“号称太平”。开元年间再接再厉:“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  
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⑦有“开元盛世”之誉。庆历、嘉祐年间与文景、贞观两  
大治世相比,实属天差地别,怎能同日而语? 《宋史·食货志》称:“仁宗之世,契丹增币,夏国增赐,养兵西陲,费  
累百万。”⑧思想家李觏面对眼前危机,不免牢骚满腹。其《感事》诗曰:“庙算何时胜,人生到处难。役频农力耗,  
赋重女工寒。”《村行》诗云:“产业家家坏,诛求岁岁新。”“朱户仍奢侈,柴门转窭贫。”⑨汪圣铎教授认为:“真宗在  
位时期是宋朝的全盛时期(鼎盛阶段)。”ꢅꢄꢆ此说不无道理,如能成立,宋朝的全盛时期不在仁宗之后,而在之前。  
这是所谓“嘉祐之治”与开创盛世的两大治世又一个大不相同之处。“嘉祐之治”叫而不响,被包括宋史研究者  
在内的绝大多数人集体遗忘,自在情理之中,不足为怪。  
附言:本文承蒙刘双怡博士和王翰林、茹璐、党淼三位硕士研究生校核资料,特致谢意!  
[责任编辑:凌兴珍]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脱脱等《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农田》,第4156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0“天圣元年正月癸未”,第4册,第2310ꢈ2311页。  
漆侠《王安石变法(增订本)》,《漆侠全集》第2卷,第13页。  
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182《儒学门·武举》,上册,第891页。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4《财赋一》,徐规点校,中华书局2000年版,上册,第289ꢈ290页。  
班固《汉书》卷24上《食货志第四上》,第1135页。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51《食货志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344、1346页。  
脱脱等《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农田》,第4156页。  
李觏《李觏集》卷36《感事》《村行》,王国轩校点,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07、408页。  
ꢄꢅꢆ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上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4页。  
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