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健云ꢁ陈恩伦ꢁ新时代高校学术权力共享机制建构
关系紧张①。加之长期以来行政权力作为学术权力管理者身份而存在的不争事实,更使学界对二者如何制
衡的探讨陷入不休的论争。因此,恰当处理两型权力的关系界限,逐步还原并释放学术权力的自由空间,成
为构建学术权力共享机制的应然诉求。
大学获取资源的必要条件在于它依托科层制精密布局的组织结构和统筹运作。但作为一个独特的、以
知识为逻辑起点的科层组织,大学组织的权力系统呈现出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并存的格局,它更加尊重基于
专业性及人格魅力的“克里斯玛型”权力,并对行政权力有着天然的排斥②。由于政府科层制行政体系在很
大程度上对大学场域内的学术活动和学术组织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和压迫,因此,为避免行政化倾向进一步侵
扰学术权力的自由运行,高校学术主体有理由获得更大的自由空间和自治主权。但事实上,高校各层级学术
权力的释放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部势力的压制,学术权力的独特品性难以得到有效彰显,学术功能的价值亦
被逐步弱化消释。归根结底,无论是学术权力话语权的旁落,还是学术组织治学力量的式微,都急切呼吁大
学内部具有独立性、组织性和权威性的学术权力共享机制产生。合理释放学术权力的自由空间并形成学术
权力共享的有效机制,于学者个人而言,当他可以按照自己的决定运用他的知识时,才有可能使其所拥有的
许多具体知识全部得到利用③;于学术组织而言,只有充分依据自身特性并合理运用科学理性的组织规划,
以学术权力共享作为其权利实现的机制依托,才有可能充分激发学术共同体的创造潜能和学术激情,破解高
校学术权力结构分散和效能式微的阻滞困局。
(三)共享意蕴:回归知识本身即权力的理念
古希腊以“知识即德行”为思想进路的首要特征,尤其是苏格拉底宣扬知识因符合德行的要求而使人获
得力量,人的权力受到德性的约束。转至近代,伴随大学学术活动的组织性与专业性日渐形成,西方哲学强
化了“知识即权力”的价值理念。彼时,知识无需达到“至德至善”的境界,依其本身即可成为获取权力的手
段。根据福柯的解读,西方近代知识性话语生动地体现出了知识与权力的相互作用关系,知识形态与权力形
态所构成的相互缠绕、难以割裂的统一整体,使知识和权力的延续和再生产赓续不断。从“德行”到“权力”这
一思想发展轨迹所引发的知识与权力的深层紧密结合,使学术权力的合法性依托知识生产而合理演进。这
种以高深知识的掌握为基准分配权力的观念,历史性地构成了大学学术权力的合法性基础。而大学作为存
在于知识场域中的核心组织,其核心的运作逻辑当然是以学术为主导,这也成为西方大学学术本位传统得以
形成的内在依据④。
就知识本身的承载主体而言,布鲁贝克(JohnS.Brubacher)指出,“既然高深学问需要超出一般的、复杂
的甚至是神秘的知识,那么,自然只有学者能够深刻地理解它的复杂性”⑤。高校学术共同体以学者为主要
构成,他们共同维系并支撑着学术共同体的成长和发育。学术共同体在运行过程中,一方面受制于外部行政
权力的侵蚀干扰,另一方面受困于内部学术权贵对学术空间的挤压和对学术权力的争夺。虽然“去行政化”
的权力制衡方式在短期内有助于提升高校及学术共同体的自主权,但这并非实现学术自治权力回归学术本
身的长久之道。建立长效完备的学术权力共享机制,便是基于高校学术组织的应然组织架构和权力运行模
式做出的可行性推进策略。因为从根本上讲,学术权力共享这样一种以知识为永恒价值基点的权力生产逻
辑,既是对当下过分追求知识工具价值的理性批判,亦是对知识本身即权力这一理念的迫切追寻。诚如布鲁
姆(AllamBloom)在揭露美国高等教育的现代性危机时竭声呼吁,文明的进步依赖于大学不计利益地追求
纯粹知识,大学应“求真理甚于求生存求怜悯,能够抗拒强硬的要求和种种诱惑,能够免受势利熏陶而坚持它
自己的标准”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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