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银ꢁ王国维的“古史新证”与“古史辨运动”
偏差。因此,本文拟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一较有学术意义的研究论题进行一次系统的再探讨。
一ꢁ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与顾颉刚的“古史层累说”
1923年5月6日,顾颉刚在《努力周报》所附月刊《读书杂志》第9期发表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
在该文的“按语”部分,顾颉刚首次提出了著名的“古史层累说”。此说一经问世,立即成为“轰炸中国古史的一
个原子弹”①,在当时的人文学界引起了巨大震动。一场以“古史层累说”为中心理论的“古史辨运动”就此登上
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
根据现有资料,“古史层累说”的建立与证成,与王国维的“古史新证”成果有着一定的关系。众所周知,禹
是顾颉刚建构“古史层累说”的中心人物。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指出,“禹的见于载籍”,以《商
颂·长发》为最古,而“据王静安先生的考定”,《商颂》“是西周中叶宋人所作的”,“这时对禹的观念是一个神”②。
这里所谓“王静安先生的考定”,具体所指即是《说商颂》。王国维在此文中认为《商颂》是“宗周中叶宋人所作”,
并进行了论证,其中证据之一是“自其文辞观之,则殷虚卜辞所纪祭礼与制度文物,于《商颂》中无一可寻,其所
见之人、地名,与殷时之称不类,而反与周时之称相类,所用之成语,并不与周初类,而与宗周中叶以后相类”③。
在顾颉刚看来,王国维的这一“古史新证”颇可成立,故一改之前的看法④,并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加以
采纳。
当然,“东周的初年只有禹”才是顾颉刚建构“古史层累说”的基点。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
即根据《诗经》中的相关文献记载进行了论证。此后,顾颉刚还找到了《秦公敦》、《齐侯镈、钟》等器物上的相关
记载。根据这两件器物的铭文显示,即“春秋时秦、齐二国的器铭中都说到禹”,但“他们都不言尧、舜”,似乎并
“
不知道有尧、舜”⑤。而这“两个有力的证据”正出自于王国维的《古史新证》。但必须指出的是,王国维的本意
在于以此两个春秋时期器物对近人怀疑禹的存在进行释疑,使“知春秋之世东西大国无不信禹为古之帝王”⑥,
而其客观效果则是顾颉刚非常“快乐”地用这两个证据论证了自己的“古史层累说”。
关于上述关联,由于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新证第一二章附跋》中有着明确提示,故较
容易被发现。实际上,还有一点,由于顾颉刚在论述中没有明确提示,故不易被人们察觉。这一点主要体现在
“古史层累说”的完善方面。正如学界所周知,顾颉刚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之后,虽然得到了钱玄同的
称赞⑦,但也遭到了刘掞藜、胡堇人的尖锐批驳⑧。面对二人的批驳,顾颉刚又发表了《答刘、胡两先生书》,开列
了推翻“非信史”的四个标准,其中第一个标准是“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他指出,根据古书记载,“商出于
玄鸟,周出于姜嫄”,“他们原是各有各的始祖”,只是春秋之后,各民族始祖的传说才逐渐被归到一条线上,因此
“
对于古史,应当依了民族的分合为分合”⑨。诚如杨向奎所言,有了这一标准之后,“才可以更明确地说明中国
古史之层累地造成说”ꢅꢆꢇ。由此看来,“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可谓是“古史层累说”的题中应有之义。
探本溯源,顾颉刚“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这一标准之提出,与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密不可分ꢅꢆꢈ。诚
①
②
③
④
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64页。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海南出版社2005年版,第77页。
王国维《观堂集林(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4页。
关于《商颂》的年代问题,顾颉刚的认识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从现有资料来看,最迟在1922年6月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现代初中教科书
本国史》时,他还认为《商颂》为商诗;直到1923年1月,他在仔细阅读王国维的《说商颂》之后,才改变了看法。见:《顾颉刚日记》第1卷,中
华书局2011年版,第239、314页。
⑤
⑥
⑦
⑧
顾颉刚《古史新证第一二章附跋》,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第217页。
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全集》第11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45页。
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第81ꢄ89页。
刘掞藜《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胡堇人《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以后》,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第91ꢄ98、99ꢄ
1
01页。
⑨
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第105页。
ꢅꢆꢇ杨向奎《论“古史辨派”》,陈其泰、张京华编《古史辨学说评价讨论集》,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82页。
ꢅꢆꢈ有论者指出,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相当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欧阳修、洪迈、崔述、梁启超、王国维等人相关论述
的启发(参见:汤莹《顾颉刚的“民族不出于一元论”及其影响》,《史学月刊》2017年第8期,第120ꢄ128页)。不过,稍感遗憾的是,汤莹未能
对顾颉刚与王国维之间观点的异同进行充分的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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