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卷第3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

SocialSciencesEditionꢂ

023年5月

Vol50ꢀNo3

Mayꢀ2023

汉唐天文学说的演进与辞赋书写

印志远

ꢃꢃ摘要:汉代到唐代是中国辞赋文学发展最为繁盛的一个时段,而这个时间段也是中国传统天文学说成型的时

间,即由五宫体系逐渐演变成三垣二十八宿体系。辞赋文学从诞生的初期就与天文密切相关,这种独特的文学现

象既反映出古人独有的知识结构,同时也体现了古人对于天人关系的重视。然而,天文学说并非一成不变,随着天

文学说的演进,辞赋中的天文书写也会出现变动。因此,辞赋的天文书写会涉及到不同的学说以及概念,文本背后

的知识面貌也不尽相同。这就意味着,掌握相关的天文学说以及知识是理解辞赋的先决条件,而文本背后的纵深

仍需要文学研究者不断努力探索和研究。如此,回归历史语境,才能把握和体会古人的文化、思想以及观念。

关键词:汉唐时期;辞赋;天文学说;文学书写

DOI1013734ꢄjcnki1000-531520230612

收稿日期:2022-09-05

作者简介:印志远,男,江苏扬州人,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历史与文

化,E-mailꢅ843135179@_q_qcom。

在中国古代众多的文学体裁中,辞赋文学与天文学说的关系相当紧密,《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答盛览问

作赋事,曰“赋家之心,苞括宇宙”^①^。辞赋文学从出现伊始就与天文密切相关^,加之铺陈的特性^,其书写的范

畴会旁及天地宇宙,因此,天文也就成了辞赋绕不开的话题。对于现代的研究者而言,辞赋中的天文内容属

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交叉领域,但是对于古人而言,他们并没有严格的学科分类观念,甚至很多辞赋家

都有着相当丰富的天文以及历法知识。

从目前学术史来看,有关天文类辞赋的文学研究仅有王巧飞、陈成、薛丽芳、孙嘉明等学位论文^②^,以及

^张^宜^斌^、^赵^金^平^、^印^志^远^等^为^数^不^多^的^学^者^的^单^篇^论^文^③^。这些研究多以静态的视角审视某篇或者某一类型

辞赋中的天文内容,而对于辞赋中有关天文书写的变动缺少整体上的观照。汉代到唐代是中国辞赋文学发

展最为繁盛的时段,这个时期也正是中国本土天文学发展最为重要的阶段。中国古代的天官学说在汉代已

经有了大致的雏形,而到了隋唐时期,以三垣二十八星宿为架构的天官体系才最终形成。本文以汉代到唐代

为主要考察时间段,解析其间辞赋文学中有关天文书写的发展和变化,同时也为辞赋研究做出一次积极尝

试,其中不免浅见,以俟专家学者指正。

一ꢃ宣游列宿:早期辞赋中的天官书写与文学思想

将星宿作为文学文本的书写对象最早见于传世文献《诗经》,如《召南·小星》、《唐风·绸缪》、《豳风·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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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刘歆撰,葛洪集,向新阳、刘克任校注《西京杂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91页。

参见:王巧飞《汉魏六朝天象赋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陈成《唐代天象赋研究》,广西师范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薛

丽芳《汉赋天文元素研究———兼论其与汉代思想政治之关系》,河北师范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才宛冬《两汉赋中天文意象研究》,吉林

大学2019年硕士学位论文;孙嘉明《<文苑英华>所录唐代天象赋研究》,2020年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等等。

③

张宜斌《扬雄赋作的天文书写及其意义》,《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第132ꢆ138页;赵金平《星象观念与汉赋

“体国经野”的秩序认知》,《华中学术》2021年第3期,第75ꢆ84页;孙小淳、郑锌煌《张衡<思玄赋>中的星象研究》,《科学文化评论》2021年

第2期,第23ꢆ33页;印志远《先秦两汉辞赋文学中的方外书写范式》,《江西社会科学》2022年第8期,第93ꢆ100页;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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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志远ꢃ汉唐天文学说的演进与辞赋书写

月》^①等^。^《诗经^》中有关星宿的书写已经开始出现符号化喻义的特征^,但仍和天官学说存在一定距离^,由于

早期文献的缺失,所以很难从时间维度上具体考察其形成的始末,只能从先秦零碎的记载中大致蠡测早期的

部分天官学说。最早涉及到天官学说的文学作品是屈原的辞赋,刘操南先生最先看出了屈原作品和天官学

说之间的关系,其撰写的《楚辞天官叙说》一文以名词考订的形式罗列了东皇太一、北斗、角宿、文昌、玄武等

^星^宿^②^。其后^,周秉高先生撰写的^《楚辞星宿考^》也是以名词解释的方式考订了屈原作品中的相关星宿^,其中

^辰^星^、^轩^辕^、^太^微^、^咸^池^等^星^宿^是^《^楚^辞^天^官^叙^说^》^一^文^并^未^涉^及^的^③^。结合两家学者的研究^,可以大体看到屈

原作品中涉及到的全部星宿,这对于了解《楚辞》中具体的星宿大有裨益,但仍有不少文学内部的问题是无法

通过星宿考订所能解决的。

天官学说是支撑屈原文学写作的重要知识背景,透过《楚辞》中的星宿记述可以看到,天官学说应当在战

国晚期就已经比较成熟了,并且在文学文本中承担着重要的意象功能。第一,《楚辞》文本中的星宿书写已经

具备了天官体系中的喻义。《九歌·东君》:“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沦降,援北斗兮

酌桂浆。”洪兴祖补注引《晋书·天文志》云:“狼一星在东井南,为野将,主侵掠。”“弧,九星,在狼东南,天弓

也,主备盗贼。”^④可以看到^,在先秦时代^,狼星主寇和弧星主备盗的喻义就已经成型了^。当然^,这段话若继续

引申,依照早期的分野学说,狼星所主之地乃是西方的秦国,“举长矢兮射天狼”这段话则蕴涵了屈原除灭强

秦的政治意图^⑤^。

第二,《楚辞》作品中某些星宿属于明显的地点标识,可见文本中的星空世界已经具备天官图的性质了,

由此,《离骚》主人公在天界的飞行路线便有迹可循,《离骚》“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吾令帝阍开

关兮,依阊阖而望予”,“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 ^,依据阊阖^、天津^、咸池等地名^,可以准确描绘还原

出《离骚》主人公在天界的飞行路线,这种路线并非任意为之,而是有一定谨严的知识秩序。

⑥

第三,一些重要的星区已经出现在了《楚辞》中,并承担着重要的意象功能,如《远游》:“召丰隆使先导兮,

问大微之所居。”^⑦^“大微^”即^“太微^”^,^《史记^·天官书^》^:^“太微^,三光之廷^…^…门内六星^,诸侯^。其内五星^,五帝

坐。”^⑧太微宫是早期的重要星区^,因为日^、月以及五星皆从这一区域经过^,所以有^“三光之廷^”的别称^。此处

的“大微”乃是代指上天最高的主宰,引申义则是宇宙间恒常的天道。

正是基于一定的天官知识体系和星象寓意,《楚辞》作品中游历天外、朝求夕索、参访星宿的方外文学场

景才得以展开。《离骚》是现在能见到的第一个将游历天界作为书写对象的文本,但是《离骚》中涉及到的天

官内容并不多,昆仑神山仍是文本方外世界的主要书写对象。真正系统性将天官世界作为书写对象的文本

则是《远游》,而这两个文本所开创的范式为后来拟骚类的辞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从《楚辞》以及拟骚类的

文本作品来看,这些作品中涉及到的星宿依然带有明显的早期天官学说的特征,如《远游》:“召丰隆使先导

兮,问大微之所居。集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⑨此处的^“大微^”即^“太微^”^、^“帝宫^”^,但这里的太微只

是太微宫,与后世的太微垣仍有很大区别,陈遵妫先生指出,“实际三垣的名称,在隋丹元子的《步天歌》才出

现”^ꢇ^ꢈ^ꢉ^。在先秦两汉时期^,三垣的概念并未形成^,而后世太微垣的星区要比^《远游^》中^“大微^”的范围更加广阔^。

东方朔《七谏·自悲》:“哀人事之不幸兮,属天命而委之咸池。”王逸注:“咸池,天神也。”洪兴祖补注:“《淮南》

云:‘咸池者,水鱼之囿也。’注云:‘水鱼,天神。’”^ꢇ^ꢈ^ꢊ^《七谏^·自悲^》中的^“咸池^”是^《淮南子^·天文^》中的六大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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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毛诗笺》,《汉魏古注十三经》,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8、48、61ꢆ62页。

刘操南《<楚辞>天官图说》,《宁波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4期,第50ꢆ57页。

周秉高《楚辞星宿考》,周秉高《楚辞原物》,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ꢆ26页。

洪兴祖《楚辞补注》,白化文等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5ꢆ76页。

刘永济校释《屈赋音注详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98页。

洪兴祖《楚辞补注》,第27、29、44页。

洪兴祖《楚辞补注》,第168页。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99页。

洪兴祖《楚辞补注》,第168ꢆ169页。

ꢇꢈꢉ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1页。

ꢇꢈꢊ洪兴祖《楚辞补注》,第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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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区^之^一^,^也^是^《^史^记^·^天^官^书^》^中^的^西^宫^咸^池^①^。早期的天官体系中西宫的说法有两种^:一种以参宿象征的白

虎形象为主,与东方苍龙、北方玄武、南方朱雀构成四象;另一种就是《史记·天官书》中记载的以咸池为西宫

的指称。《七谏·自悲》中记述的“咸池”,也正是基于早期天官学说体系下的文学书写。

早期辞赋的天文书写有一定的思想语境,这与当时的哲学思潮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如《远游》:“经营四

荒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寥廓而无天。视倏忽而无见兮,听惝恍而无

闻。超无为以至清兮,与泰初而为邻。”^②这段文字描述主人公飞升得道的最终境界^。然而^,在先秦庄老道家

的语境中,“道”是不可名、不可状、无处不在的事物,到了战国中后期,“道”出现了“太一”这一新的称谓,而这

一称谓也与北天极的北极星太一发生意义上的重叠^③^。^“道^”不再仅仅是一种精神境界上的追求^,同时也具

备了特殊的空间形态,而这一思想的变动在辞赋文本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远游》对于拟骚文学的意义不单

是将游历星宿纳入到文学书写的范畴中,更为重要的是,《远游》主人公飞升北天极就是为了追求终极之道,

这是最先开创这一书写模式的文学文本,而这一主题思想也在后世拟骚文学中也往往可见。在后来的拟骚

作品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远游》的影响,如《惜誓》、《九怀·危俊》、《九叹·远游》、《九思·伤时》^④以及楚辞

佚文^⑤等^。贾谊^《鵩鸟赋^》中的^“释智遗形兮^,超然自丧^;寥廓忽荒兮^,与道翱翔^”^⑥一句亦可涣然冰释^:^“^道^”^本

身不会翱翔,基于当时的天文学说以及文学思想,在贾谊观念中,“道”处于具有空间形体的北天极太一中,而

达成这一终极目标后,自然可以与“道”一起翱翔于天际了。

综合上述,早在先秦的时候辞赋家就已经将星官纳入到文学的书写范畴中了,辞赋对于星官的书写拓宽

了文学的空间场景,并开创了一种新的文学书写模式。辞赋中展现的天文场景也不仅是作家个人学识的具

体表征,凝聚着辞赋家游历天界的奇瑰想象,还包含着古人对于个体生命在宇宙中如何自处的终极关怀,体

现出早期辞赋家对于天人关系的探索与哲思。屈赋借游历星空以抒情志的文学形式常为后世的辞赋所借

鉴,如司马相如《大人赋》、张衡《思玄赋》、黄香《九宫赋》等,这些作品在屈赋原有的轨辙上继续拓宇,一方面,

辞赋中关于紫宫和太微附近星官的描写踵事增华,作者可以根据自身的书写意图自由编排和构组这些内容,

这也使得这些辞赋文本中天文意象的也愈加繁密且系统;另一方面,天文最终的关怀仍是人文,而不同的作

者凝结在天文中的心绪和情志也并不一致,因此,虽然在形式上与屈赋相类,但这些辞赋蕴涵的精神与思想

也早与“屈赋流露的茫无归宿判若泾渭” 了^。

⑦

二ꢃ星空与政治:统一帝国下的星官学说与辞赋书写

到了汉代,统一的汉帝国的形成带来了秩序更为严谨的天官学说,星空也不再简单地只是客观意义上的

星空,其政治的附加喻义则更加凸显,而辞赋关于星宿的书写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以《大人赋》为例,为讽谏

汉武帝求仙问道,司马相如以《远游》为蓝本创作了《大人赋》。若仅从文字比勘来看,《大人赋》与《远游》确实

^有^文^辞^相^类^似^的^地^方^,^但^是^两^个^文^本^想^要^表^达^的^内^容^和^思^想^是^各^不^相^同^的^⑧^。结合文本语境来看^,二者最大

的不同在于,《远游》讲述的是个体生命游历星空世界,而《大人赋》则是司马相如根据当时的天官知识,描绘

了汉武帝飞升天界的奇幻图景,前者意在求道,后者重在游仙。以往方外世界都是以客观的他在空间面貌出

现在辞赋文本中,而《大人赋》的方外世界则是将人间的政治秩序移植到天上,天界与人间形成一个完美对照

的镜像,赋中有关星空的书写都凝结和统一于君王的政治秩序之中。

《大人赋》“乘绛幡之素霓”,“建格泽之长竿兮,总光耀之采旄”,“垂旬始以为幓兮,抴彗星而为髾”,“揽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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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史记》,第1304页。

洪兴祖《楚辞补注》,第174ꢆ175页。

钱宝琮《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3页。

洪兴祖《楚辞补注》,第227ꢆ231、271ꢆ272、323ꢆ325、309ꢆ312页。

阜阳汉简整理组《阜阳汉简简介》,《文物》1983年第2期,第23页。

司马迁《史记》,第2500页。

朱晓海《论张衡<归田赋>》,朱晓海《汉赋史略新证》,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6页。

有关《远游》和《大人赋》文辞相似的问题,古人很早就已经觉察了,朱熹《楚辞集注》:“司马相如作《大人赋》,多袭其语,然屈子所到,非相如所

能窥其万一也。”参见:朱熹《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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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志远ꢃ汉唐天文学说的演进与辞赋书写

枪以为旌兮,靡屈虹而为绸” ^,素霓和屈虹属于天上的云气^,而格泽^、旬始^、彗星以及欃枪为星名^,司马相如

取其形象之义,根据人间君王的出行仪仗,并结合既有的天官学说,新构拟出一套适用于天界的礼仪秩序。

这套礼仪秩序的构拟原理是将人间帝王出行仪仗的名物与天上的星宿齐等,使得原本的自然空间被赋予了

强烈的政治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在《大人赋》的书写模式中,汉武帝代替了天上唯一的主宰帝星太一,其乘

^坐^以^斗^杓^为^原^型^的^帝^车^,^以^东^南^西^北⁽^春^夏^秋^冬⁾^的^方^位^顺^序^在^天^界^巡^游^②^。换言之^,在司马相如塑造的文本

语境中,汉武帝是宇宙中超越太一的至高无上的神格。所以,正是基于这样的语境,从《大人赋》“部乘众神于

瑶光”,“使五帝先导兮,反太一而后陵阳”,“厮征伯侨而役羡门兮,属岐伯使尚方”,“祝融惊而跸御”,“使句芒

其将行”,“召屏翳诛风伯而刑雨师” ^,这些文辞表述可以看到^,诸神只不过是供汉武帝驱使的奴隶^,甚至可

以任意诛戮刑杀,而不必有丝毫顾忌。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开创了一个重要的范式,即星宿不再只是诗人想

象中游历问道的方外场域,在统一帝国的语境中,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内涵,更是权力和话语的特殊象征。

这一新的范式也为后来的辞赋家所沿用,由于天官体系勾连了天界与人间,所以辞赋中关于星宿的书写也不

单局限于方外世界,而同样也适用于现实世界,而这一文学场景的实现往往和政治语境密切相关。

汉代对于郊祀之礼极为重视,汉初董仲舒在《郊事对》中就已经总结指出:“所闻古者天子之礼,莫重于

郊。郊常以正月上辛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礼,三年丧,不祭其先,而不敢废郊。郊重于宗庙,天尊于人

也。”^④祭祀本就是古人以一系列仪式和典礼沟通神鬼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国家层面的祭祀^,这一行为的背后

不仅有着沟通天人的诉求,还包含着对于政治权力的强调。郊祀类辞赋是汉赋的重要书写题材之一,辞赋家

在创作这类辞赋时,需要考虑到祭祀仪式背后的天人关系,以彰显出统一帝国的意识形态,如扬雄《甘泉赋》

①

③

“于是乃命群僚,历吉日,协灵辰,星陈而天行。诏招摇与太阴兮,伏钩沉使当兵”,“配帝居之悬圃兮,象泰壹

之威神。洪台崛其独出兮, 北极之嶟嶟”,“左欃枪而右玄冥兮,前熛阙而后应门”^⑤^。^《甘泉赋^》中出现了大

量的天文内容,然而这一文学场域看似是天界星宿物象的铺陈,实际是将天上的天官与星象移植到人间,用

以构建帝王的仪仗以及威严。扬雄以星宿铺陈排比汉成帝祭祀场面的辞赋写作技巧就是因袭自司马相如的

《

大人赋》⑥,而《甘泉赋》营造出的天界场景既符合甘泉祭祀通天的仪式氛围,又彰显出汉成帝德配于天的政

治内涵。

^在^西^汉^,^郊^祀^最^重^要^的^两^个^祭^主^是^汾^阴^后^土^与^甘^泉^太^一^⑦^,后土以象征地^,太一以象征天^,而这两地的祭

祀活动也往往是汉代赋家的写作主题。在这些赋家创作的辞赋中,可以看到许多有关星宿的书写,如《大人

赋》、《甘泉赋》、《河东赋》等。由于星宿寓意指向的可变性,辞赋中的天界与人间往往难以区分,郊祀祭神仪

式的神秘感也愈发突显。所以,郊祀类辞赋中的星宿书写既可以营构出天人相合的礼仪场景,又能够与帝王

的政治身份相匹配。

除了郊祀祭天,帝王的宫室与都城往往也是政权的重要象征,客观地理上的形势只是其功能的一个层

面,其背后同样凝聚了相当深远的政治与文化意义。汉代的宫室建筑多象天而设,无论是西汉长安^⑧^,还是

^东^汉^洛^阳^⑨^,都城设计与宫室形制都体现出古人天人合一^、时空一体的观念^。对于这一文化心理^,东汉王延

寿在《鲁灵光殿赋》就已经点出:“规矩制度,上应星宿,亦所以永安也。”^ꢇ^ꢈ^ꢉ宫室的建制法象星宿^,目的是与永

恒的天象相协,以保求永久的安宁。汉代两京都城建制法象星宿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天命、德运与正统才是

重点所在,辞赋家深谙这一道理,因而在辞赋中不断宣扬宫室和都城乃是天之所象、法统所在。班固《西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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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史记》,第3056ꢆ3057页。

刘子珍《<大人赋>所见汉代四方五位图式浅说》,《枣庄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第35页。

司马迁《史记》,第3058ꢆ3060页。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14页。

《六臣注文选》,萧统编,李善等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40、143页。

蔡丹君《西汉甘泉祭祀仪式的文学影响———从“采诗夜诵”到甘泉诸赋》,《文学评论》2016年第2期,第112页。

王柏中《两汉国家祭祀制度研究》,吉林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第33ꢆ37页。

徐斌《法天地而居之———汉长安象天法地规划思想初探》,《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2016年第1期,第83ꢆ111页。

梁轩《“象天设都”与东汉洛阳城的空间布局》,《自然科学史研究》2019年第1期,第40ꢆ52页。

ꢇꢈꢉ《六臣注文选》,第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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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赋》:“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放太紫之圆方。”^①此处^“太紫^”是太微和紫宫^②^,

固点出,长安宫室的建制是象仿天地的杰作,既能体合阴阳之道,又是人间地理中正之所在。

班

然而,问题的症结在于,汉代分为东西两汉,建都长安或洛阳都城一直是东汉人争论的焦点,所以,辞赋

家常会寄言星象以论证正统所在。对于“洛邑褊小”之讥,东汉崔骃在《反都赋》指出:“建武龙兴,奋旅西驱

…

…潜龙初九,真人乃发。上贯紫宫,徘徊天阙。握狼狐,蹈参伐。陶以乾坤,始分日月。”③在《反都赋》中,

崔骃将光武帝刘秀塑造成手握乾坤、上应天文的真人,以此来说明建都洛阳乃是有天命庇佑的。这种以天文

来论正统是汉赋的重要书写模式,所以,即便到了东汉末年,汉献帝移驾许县,汉祚已经相当式微,杨修撰写

的《许昌宫赋》依然指出:“于是仪北极以遘撩,希形制乎太微。”^④许昌宫只是汉献帝的临时避难所^,其建制根

本无法和长安以及洛阳相比,然而,杨修依然以天帝所居的太微之宫比拟许昌宫,意谓汉献帝仍然是天下的

共主,正统依然在汉。

也正是基于天文和政治的密切联系,汉代辞赋中的天文和星象往往是京城和权力中心的指代。刘歆《遂

初赋》:“昔遂初之显禄兮,遭闾阖之开通。跖三台而上征兮,入北辰之紫宫。备列宿于钩沉兮,拥大常之枢

极。总六龙于驷房兮,奉华盖于帝侧。”^⑤^《遂初赋^》的开篇全用星宿作为典故^:以天门阊阖比喻通向仕途之

路,三台星比喻进入朝廷的阶梯,紫宫比喻政治权力的中心。刘歆以星官学说中的内容表明自己曾经显赫的

仕宦经历,并借以隐喻和指代现实政治^⑥^。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随着统一帝国的形成,星官学说也相对固定下来,星宿的含义不再只是客观天象的

代表,更重要的是其与政治挂钩,构筑起了汉代天人学说的主要知识框架。其中,紫宫和太微区域构成了星

官学说中的核心区域,这两个星区不仅是重要的天文场域,同时也是政治权力中心的象征。这种学说的变化

也同样影响到了辞赋家的文学创作,司马相如的《大人赋》改变了以往《楚辞》作品中宣游列宿、求道于天的辞

赋主题,开创了新的辞赋书写范式,即将天上的星宿与人间的政治相联系,这一书写模式亦为后来的辞赋家

沿用。因此,汉代辞赋中的星宿书写多带有强烈的政治语境,且包含着辞赋家重要的现实寄托。通过了解这

一文化背景,可以更好地理解汉代辞赋的文学特质以及内在思想。

三ꢃ从五官到三垣:天官学说的定型与天文专门类辞赋的出现

从先秦到两汉,虽然辞赋中有不少内容与星宿有关,且这些与星宿有关的内容对于辞赋的句义甚至是整

体文义的解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并没有出现通篇专门记录天上星官的辞赋。然而,到了六朝以至于隋

唐,出现了许多专门记录天上星官的辞赋,如《观象赋》、《天文大象赋》、《浑天赋》等,这些辞赋详细记载了天

上的星官及其方位,其性质与史书中的《天官书》、《天文志》十分相似。值得注意的是,从南北朝到隋唐,是中

国天文学发展相当迅速的一个时间段,许多星宿的名称在这一时间段得到了明确的定义^⑦^,而中国古代的天

官学说由五宫四象发展到三垣二十八宿也是在这一时间段。

二十八星宿是先秦以来传统天官学说的共识,而三垣这一概念则是后来出现,其形成经历了相当漫长的

时间。紫宫和太微这两个名词出现的时间相当早,因为从星象实际观测的角度来说,天空中这两大区域是十

分容易注意到和观察到的^⑧^。^早^期^典^籍^中^的^紫^宫^和^太^微^二^宫^与^后^世^紫^微^垣^和^太^微^垣^有^很^大^差^别^⑨^,且三垣中

的天市垣是当中最后才形成的星区。从张渊《观象赋》的记载来看,至迟到北魏时期,天市垣仍没有最终形

成。但是,从张渊《观象赋》的记述可以看到,此时的天市与以往史书中的天官记载已经大有区别了,《观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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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臣注文选》,第28页。

李善注:“《春秋合诚图》:‘太微,其星十二,四方。’又曰:‘紫宫,大帝室也。’”参见:《六臣注文选》,第28页。

欧阳询《艺文类聚》,汪绍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新2版,第1102ꢆ1103页。按,此处的“狼狐”当作“狼弧”。

欧阳询《艺文类聚》,第1114页。

《古文苑》,顾广圻校勘,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90页。

徐华《刘歆<遂初赋>的创作背景与赋史价值》,《文学遗产》2013年第3期,第29ꢆ38页。

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223ꢆ224页。

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290页。

参见: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丹元子步天歌”条,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版,第331页。

160

印志远ꢃ汉唐天文学说的演进与辞赋书写

赋》:“天市建肆于房心,帝座磥落而电烛。”自注:“天市二十四星在房心北,帝座一星在天市中心。”^①^《史记^·

天官书》中记载的天市仅是房宿东北区域下旗星中的四颗星,到了《汉书·天文志》中则增多了“天市中星众

者实,其中虚则耗”^②的记述^,而到了^《观象赋^》中^,天市星区有了明显的扩大^,可以看到天市宫有向天市垣转

化的趋势。所以,张渊的《观象赋》是研究由五官四象转向三垣二十八星宿的重要文献。

在隋代丹元子的《步天歌》中,已经可以看到紫微宫、太微宫以及天市宫三宫并列的情况了,只是“宫”的

称谓还没有完全转为“垣”。《天文大象赋》是研究三垣二十八宿的重要材料,而对于这篇作品的作者说法众

多。这篇赋被收录到南宋陈普的《石堂先生遗集》中,而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历代赋汇》中的作者署名则

是汉代张衡,在《续古文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又变成了隋代李播。同一篇文献,作者有多种

说法,且年代相差巨大。也就是说,作者的身份其实决定了这篇文献的年代,而《天文大象赋》中记载的天官

体系就会被加之于作者的时代上。因此,确定《天文大象赋》的作者则是相当重要的,清代学者顾广圻《隋李

播天文大象赋后序》云:

嘉庆庚申岁,渊如先生在浙中,得晴川孙之騄手抄本《大象赋》并《注》一帙,题云张衡《大象赋》,

苗为注。因考《困学记闻》云:《大象赋》,《唐志》谓黄冠子李播撰,《李台集解》:“播,淳风之父也。”今

本题杨炯撰,毕怀亮注。《馆阁书目》题张衡撰,李淳风注。愚观赋之末曰“有少微之养寂”云云,则

为李播撰无疑矣。播仕隋高祖时,弃官为道士。张衡著《灵宪》,杨炯作《浑天赋》,后人因以此赋附

之,非也。故改定题为《天文大象赋》,李播撰。^③

《天文大象赋》文末内容为:“有少微之养寂,无进贤之见誉。参器府之乐肆,掌贯索之刑书。耻附耳之求

达,方卷舌以幽居。且扃扉而绝驷,奈临河而羡鱼。望天门而屏迹,安知公卿之所如。”^④顾广圻认为^,这段文

字反映出的作者心态与李播的历史事迹相吻合,所以《天文大象赋》的作者是李播。实际上,以赋流露出的心

态和情感考论作者的做法是相当不严谨的,这篇赋仍有颇多可注意之处。首先,《崇文总目》、《新唐书》、《楚

辞补注》等文献就已经著录或引用《天文大象赋》了,这些文献都在南宋陈普以前,故可将这篇赋作从《石堂先

生遗集》中剔除。其次,这篇赋已经出现了“垣”的称谓,如“中有崇垣,厥名天市”,“长垣崇司域之备,少微彰

处士之懿”,“奋枪棓以示慝,峙楼垣而表戾”^⑤等^,尤其当中出现了天市垣的称谓^,而汉代天市垣尚未成型^,这

说明这篇赋绝不会是张衡的手笔。再次,《天文大象赋》中对于某些星官功能的描述有一定的知识来源,如:

“尚书咨诹以纳言”,《开元占经》引《甘氏赞》:“尚书纳言,夙夜咨谋。”“柱史记私而奏职”,《开元占经》引《甘氏

赞》:“柱下史记过,密移东厨。”“阴德周给乎其隅”,《开元占经》引《甘氏赞》:“阴德惟惠,周民赈抚。”“大理详

谳乎其侧”,《开元占经》引《甘氏赞》:“天理执平,首鞫魁头。”“天柱司晦朔之序”,《开元占经》引《甘氏赞》:“天

⑥

^柱^立^政^,^朔^望^悬^书^。^”^从^这^些^举^例^可^以^看^到^,^《天文大象赋^》中关于天官职能的描述与^《甘氏赞^》中的记载基本

吻合。《隋书·天文志》载,“三国时,吴太史令陈卓,始列甘氏、石氏、巫咸三家星官,著于图录。并注占

赞”^⑦^。由此可知^,^《甘氏赞^》应当是陈卓所作^,而^《天文大象赋^》乃是依据陈卓的天官体系而来^,其中对于星区

^的^划^分^反^映^出^的^是^隋^唐^时^期^的^特^点^⑧^。由此可知^,李播应当是^《天文大象赋^》的作者^。

这一时段出现如此高度专业化的天文类辞赋并不是偶然,这与辞赋文学本身的发展以及时代背景紧密

相连。首先,辞赋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铺陈排比,即在一段文句中大量罗列同种类型的事物,无怪乎清

人认为辞赋有近似于类书的功能^⑨^。天文一直组成辞赋的重要内容^,^《远游^》^、^《大人赋^》^、^《甘泉赋^》^、^《遂初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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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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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47页。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76页。

顾广圻《思适斋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9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0页。

孙星衍辑《续古文苑》,《续修四库全书》第1609册,第52页。

孙星衍辑《续古文苑》,《续修四库全书》第1609册,第43、48、49页。

瞿昙悉达《开元占经》,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680ꢆ681页。

魏征等《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504页。

潘鼐《中国恒星观测史》,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ꢆ122页。

袁枚《随园诗话》:“古无类书,无志书,又无字汇,故《三都》《两京》赋,言木则若干,言鸟则若干,必待搜辑群书,广采风土,然后成文。”参见:袁

枚《随园诗话》,顾学颉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2版,第7页。

16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等文本就已经有关于星宿的大段描写了,只是没有单独成篇。并且,辞赋中四方五位的地理格局和星官图十

分类似,以往辞赋对于实际地理的描写已经相当成熟,天文类辞赋的出现是结合了既有的辞赋模式而衍生出

的最新题材。

其次,这些天文类辞赋的作者都有相当深厚的天文历算类的知识背景。《魏书》记载:“张渊,不知何许

人。明占候,晓内外星分……又仕姚兴父子,为灵台令。姚泓灭,入赫连昌,昌复以渊及徐辩对为太史令。世

祖平统万,渊与辩俱见获。世祖以渊为太史令,数见访问。”^①^《浑天赋序^》记载^:^“⁽杨炯⁾始以应制举补校书

郎,朝夕灵台之下,备见铜浑之仪。”^②从这两段记载可以看到^,张渊和杨炯都曾供职于灵台^,灵台本就是古代

观测天文的机构。《续汉书·百官志》载:“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天时、星历……灵台掌候日月星

气,皆属太史。”^③李播事迹史籍罕征^,据^《旧唐书^·李淳风传^》记载^:^“李淳风^,岐州雍人也^…^…父播^…^…淳风

幼俊爽,博涉群书,尤明天文、历算、阴阳之学。”^④李淳风自幼熟习的天文^、历算^、阴阳之学应当有相当深厚的

家学渊源,从侧面可以推知李播在天文方面应当涉猎颇深。

天文往往与一个朝代的政权密切相关,西汉时期就有齐人甘忠可伪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称言“汉

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 此后^,汉代图谶之学大为盛行^。到了晋代^,晋武帝正式颁布政令^,禁止

星气谶纬之学”⑥,而这一禁令也为后来的统治者所袭用。天文类辞赋的出现看似与时代背景相悖,其实不

⑤

“

然,统治者所禁忌的不是客观意义上的天文,而是由天文引申出来的谶言、符命、灾异等,这些内容会蛊惑人

心,进而撼动统治者的政权。天文类辞赋仅是客观意义上的对于星宿的记录,不存在推算历法、占验天象、预

测征兆等事宜。并且,以辞赋的形式描写天官,可以将抽象难懂的天文学说简易形象化,例如张渊《观象赋》:

“陟秀峰以遐眺,望灵象于九霄。睹紫宫之环周,嘉帝坐之独标。瞻华盖之荫蔼,何虚中之迢迢。观阁道之穹

隆,想灵驾之电飘。”^⑦^《观象赋^》从天官图的核心区域紫宫开始写起^,以韵文的形式构筑出气势恢宏的天官图

景,如此,更利于读者理解、记忆以及背诵。

由六朝至隋唐,中国天文学的发展相当迅速,三垣二十八宿的天官体系逐渐形成,天文类辞赋是研究这

一知识体系形成的重要文献材料。值得注意的是,星官书写固然是构成此类辞赋的主要内容,但天文类辞赋

并非没有文学思想,如张渊《观象赋》:“寻图籍之所记,著星变乎书契。览前代之将沦,咸谴告于昏世。桀斩

谏以星孛,纣酖荒而致彗。恒不见以周衰,枉蛇行而秦灭。谅人事之有由,岂妖灾之虚设。诚庸主之难悛,故

明君之所察。”^⑧结合典籍中的天文记载^,张渊指出夏商周秦世代灭亡之前^,都有灾异的天象示警^,这就意味

着人间的君主必须要洞察上天的示警,否则就会亡国灭身。而想要知道上天示警的先决条件,就是必须要对

天官有所认知,否则,即使出现异常也无法通晓天象背后的原理。可以看到,古人对天象关怀的背后不仅仅

是想要认知天上的各类星宿,更重要的是由天道引申出的人事规律。所以,天文类的辞赋虽然有大量的星宿

描写,但其实蕴涵着作者的美政思想。无论是《观象赋》,还是《天文大象赋》、《浑天赋》,抑或是其他天文类辞

赋,无不是作者心中完美天道的反映。整饬而严谨的天官体系其实是一种完美的职官构筑,星官构筑的天官

体系所映射的对象是人间的官僚体系。天官体系象征的政治秩序是理想,官僚体系象征的则是现实,现实和

理想的落差会使得人们更加关注头顶的永恒星空,因此,天文类辞赋会寄托作者更为幽微和深刻的思考以及

心绪。

四ꢃ汉唐辞赋中的天文书写及相关问题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到,在唐代以前,中国的天官学说主要有三个重要的时段,随着天官学说的演进,不

同时段的辞赋所展现出的天官知识也不尽相同。当然,这只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状态,即辞赋中的天文书写会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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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魏收《魏书》,第1944ꢆ1945页。

李昉等《文苑英华》,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85页。

司马彪《后汉书志》,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572页。

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717页。

班固《汉书》,第3192页。

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6页。

魏收《魏书》,第1945页。

魏收《魏书》,第1953ꢆ1954页。

162

印志远ꢃ汉唐天文学说的演进与辞赋书写

根据天官知识的演进而发生变化,两汉辞赋反映的就是两汉时期的天文思想,而没有先秦时代的孑遗;六朝

的辞赋中一定有关于四象演变到三垣的知识材料;唐代以后的辞赋中涉及的天文内容应当与《五行大义》、

《开元占经》以及新旧《唐书·天文志》中的天体体系相近。实际上,辞赋中的天文书写确实会随着天官学说

的演进而变化,但文学有自己的表达方式以及语境体系,因而,辞赋中涉及到的天文内容是相当复杂的,尤其

当天文类的语汇成为文学典故的时候,追问其背后的知识和思想来源是非常必要的。纵观隋唐以前辞赋中

的天文书写,仍有不少独特的现象值得注意。

其一,由于早期典籍亡逸散失,一些古代的天文知识、典故以及学说有赖于辞赋文学保存。刘向《九

叹·远逝》:“合五岳与八灵兮,讯九鬿与六神。”王逸注:“九鬿,谓北斗九星也。言己忠直而不见信用,愿合五

岳与八方之神,察己之志,上问九鬿六宗之神,以照明之也。”^①在一般的认知观念中^,北斗是由七颗恒星组

成,《九叹·远逝》中却出现了九星的说法。在先秦两汉的文本中,仅有《素问·灵枢经》中的“九星悬朗,七曜

周旋”^②可以与之相互参证^。这一说法看似无稽^,实则有一定的天文学原理^,竺可桢^、陈久金等学者指出^,招

摇和玄戈二星应当是北斗九星的最后两星,在距今六千年前至三千六百年前的黄河流域,当时的人是可以观

^察^到^北^斗^九^星^的^,^只^是^由^于^岁^差^的^缘^故^,^这^两^星^便^不^再^缀^于^七^星^之^后^③^。因而^,后世有些学者提出^,北斗九星

中的最后两颗星是隐藏的阴星,如《史记·天官书》司马贞《索隐》引徐整《长历》:“北斗七星,星间相去九千

里。其二阴星不见者,相去八千里也。”^④

其二,对于辞赋家来说,其辞赋为了避免与前人重合,往往会刻意采取陌生化的表达方式。因此,前人辞

赋中出现过的典故和名物常常以另一种新的面貌和形式出现在新的辞赋中。刘向《九叹·思古》:“钟牙已

死,谁为声兮? 纤阿不御,焉舒情兮?”王逸注:“纤阿,古善御者。”^⑤王逸的注释十分浅显简略^,这里的^“纤阿^”

用典其实比较复杂。月御为望舒是先秦以来就有的典故,《离骚》中就有“前望舒使先驱兮”^⑥的记述^,相比于

望舒而言,纤阿出现的时间较晚,《初学记》引《淮南子》逸文:“月一名夜光,月御曰望舒,亦曰纤阿。”^⑦一些汉

代辞赋家在文学创作时,为了避熟就生,不采用“月御为望舒”的说法,而是采用纤阿,司马相如《子虚赋》“阳

子骖乘,纤阿为御”^⑧即是如此^。^《九叹^·思古^》中的用典则更为繁复^,此处既抛弃了常见的^“月御为望舒^”的

用法,又融入了新的文学意象,《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司马贞《索隐》引服虔注:“纤阿为月御,或曰美女姣好

貌。”^⑨推敲^《九叹^·思古^》的语境^,这里的纤阿结合了^《离骚^》^、月御以及美女的三种叠加含义^,表达的是诗人

没有心意匹合的先驱者可供诉说衷肠。

这种避熟就生的天文书写模式在辞赋文学中相当常见,而这种写作技巧也往往会反映出文本背后相当

复杂的知识语境。王褒《九怀·昭世》:“使祝融兮先行,令昭明兮开门。驰六蛟兮上征,竦余驾兮入冥。”^ꢇ^ꢈ^ꢉ这

段内容说的是诗人让祝融为天界的先导,命令昭明为其打开天界之门,这段文辞显然是脱胎自《离骚》“吾令

帝阍开关兮,依阊阖而望予”以及《远游》“祝融戒而还衡兮,腾告鸾鸟迎宓妃”^ꢇ^ꢈ^ꢊ^。在^《九怀^·昭世^》中^,王褒将

天界的守门者“帝阍”改换为了“昭明”,对于“昭明”一词的解释,王逸和洪兴祖没有注释,后来学者如王泗原、

汤炳正也只是指出昭明为星名,并没有交代昭明星为天界守门者的背后原理。《史记·天官书》:“昭明星,大

而白,无角,乍上乍下。”司马贞《索隐》引《春秋合诚图》:“赤帝之精,象如太白,七芒。”裴骃《集解》引孟康注: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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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洪兴祖《楚辞补注》,第292ꢆ293页。

郭霭春主编《黄帝内经素问校注》,人民卫生出版社1992年版,第808ꢆ809页。

竺可桢《天道与人文》,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19ꢆ20页;陈久金《北斗星斗柄指向考》,《自然科学史研究》1994年第3期,第209ꢆ214页。

司马迁《史记》,第1292页。

洪兴祖《楚辞补注》,第309页。

洪兴祖《楚辞补注》,第28页。

徐坚等《初学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8页。

司马迁《史记》,第3009页。

司马迁《史记》,第3010页。

ꢇꢈꢉ洪兴祖《楚辞补注》,第274页。

ꢇꢈꢊ洪兴祖《楚辞补注》,第29、172页。

16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形如三足机,机上有九彗上向,荧惑之精。”①昭明星可以上下移动,这一特点与连接人间和天地的使者十分

类似。同时,根据《索隐》以及《集解》的引述可以看到,昭明星为赤帝之精或荧惑之精,而赤帝与荧惑皆是五

行中的火的象征,在《国语》、《山海经》、《吕氏春秋》等典籍记载中,祝融为火神。所以,《九怀·昭世》中将“帝

阍”替换成“昭明”看似只是名词变化,但其背后是有一系列知识以及思想在支撑运作的,而理解这些辞赋中

出现的天文名词不仅需要具备一定的天文知识,更需要结合文学文本的语境进行具体分析。

其三,天官知识在变动和演进的过程中,与之相关的天文思想和概念也在改变,当时的辞赋家在进行辞

赋创作的时候未必会意识到这一问题,但是站在后世研究者的角度上,需要看到辞赋中思想和观念的变动以

及其背后的学术原因。太一是自先秦就已经出现的天神,如宋玉的《高唐赋》“醮诸神,礼太一”^②^。然而^,随

着时代的变化,与之相关的学说以及思想也在发生改变,而辞赋中的用典也随着发生变化。王褒《九怀·危

俊》:“望太一兮淹息,纡余辔兮自休。”注:“观天贵将止沉滞也。”^③^。王逸将此处的^“太一^”解释为^“天贵^”^,^这

一称谓是来自于《史记·封禅书》“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南郊”^④^。到了

东汉,由于谶纬符命学说的影响,出现了许多新的与天文有关的概念和思想,仍以“太一”为例,班彪《览海

赋》:“通王谒于紫宫,拜太一而受符。”^⑤此处太一受符的典故是来自于谶纬文献^,^《太平御览^·方术部^》引^《黄

帝出军诀》:“昔者,蚩尤总政无道,残酷无已。黄帝讨之于涿鹿之野,暴兵中原。黄帝仰天叹息,愀然而睡,梦

西王母遣人披玄狐之裘,以符授之,曰:‘太一在前,天一备后。得兵契信,战则克矣。’”^⑥可以看出^,随着时代

的改变,古人对于太一的理解也在发生改变。这也就意味着,某一相同语汇的含义在不同时期的古人观念中

可能千差万别,而今人在理解和研究时需要格外注意其中的变化。

^更^为^重^要^的^是^,^太^一^主^神^的^地^位^随^着^时^代^变^化^,^在^不^断^下^降^⑦^,到了六朝时期^,太一就已经不再是天界的

主神了。《晋书·礼志上》:“明帝太宁三年七月,始诏立北郊,未及建而帝崩。及成帝咸和八年正月,追述前

旨,于覆舟山南立之。天郊则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轩辕、后土、太一、天

一、太微、句陈、北极、雨师、雷电、司空、风伯、老人,凡六十二神也。”^⑧在汉代典籍中^,五帝为太一之佐^,但是

^到^了^隋^代^,^太^一^的^地^位^甚^至^还^不^如^五^方^天^帝^⑨^。太一地位的下降应当与北天极变动有关^,而取代太一的是勾

(句、钩)陈中的耀魄宝,《晋书·天文志上》:“钩陈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曰耀魄宝,主御群灵,执万神

图。”^ꢇ^ꢈ^ꢉ这一思想变化也同样体现在辞赋当中^,如唐代刘允济^《天赋^》^“分泰阶而立极^,光耀魄以司尊^。悬两明

ꢊꢈꢇ,

而必照,列五纬而无言”,杨炯《浑天赋》“天有北辰,众星环拱,天帝威神。尊之以耀魄,配之以勾陈” 可以

明显看到汉唐辞赋之间的变化与差异。

其四,汉唐时期的天官学说虽然在不断变动,但有时候辞赋家的辞赋创作未必需要紧跟最新的天文学说

以及思想,文学本就经常脱离于现实,因而,辞赋中出现的一些天文书写和用典也就会与真实天文学说产生

错位。唐裴度《二气合景星赋》:“嘒彼躔次,行诸岁时。昏在昴中,示春物之将蠢尔。”^ꢇ^ꢈ^ꢋ在傍晚观察南中天的

星宿位置是古人确定时间和季节的重要手段,此处“昏在昴中,示春物之将蠢尔”指的是当昴宿在黄昏时分的

南中天出现的时候,季节将会从冬季转为春季。这里的“昏在昴中”并非唐代的真实天象,而是取典于《逸周

书·周月篇》:“惟一月既南至,昏,昴、毕见,日短极,基践长,微阳动于黄泉,阴惨于万物。”^ꢇ^ꢌ^ꢈ^《周月篇^》是以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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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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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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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司马迁《史记》,第1333页。

《六臣注文选》,第349页。

洪兴祖《楚辞补注》,第272页。

司马迁《史记》,第1386页。

欧阳询《艺文类聚》,第152页。

李昉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264页。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32ꢆ339页。

房玄龄等《晋书》,第584页。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第333页。

ꢇꢈꢉ房玄龄等《晋书》,第289页。

ꢇꢈꢊ李昉等《文苑英华》,第10、85页。

ꢇꢈꢋ李昉等《文苑英华》,第47页。

ꢇꢈꢌ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613页。

164

印志远ꢃ汉唐天文学说的演进与辞赋书写

正建子为岁首,若换算成夏历则应当是十一月,十一月昏昴见也只是《周月篇》学术体系中的天象,因为在《礼

^记^·^月^令^》^中^十^一^月^黄^昏^所^见^的^星^宿^为^东^壁^①^。所以^,裴度^《二气合景星赋^》此处仅是取典于^《逸周书^·周月

篇》中十一月昏见的记载。

再以太一之神为例。上文已经提及,太一之神在六朝以后已经让位于耀魄宝,但是很多后世的辞赋依然

是将太一视为最为天界的最高神,如晋成公绥《天地赋》“统群生而载育,人托命于所系,尊太一于上皇,奉万

神于五帝” ^,唐赵蕃^《众星环北极赋^》^“是知统太一而为众^,处天心而称极^。故能总悬象之纲^,作垂光之则^”^③^,

唐刘允济《明堂赋》“表至德于吹万,起宏规于太一”^④等^,可以看到^,天文学说以及相关概念与文学书写之间

有时是存在一定错位的,这种错位也就意味着,在处理这些辞赋中的天文内容时,追问其知识、思想以及观念

的构成和来源是必不可缺的。若是跳过这一环节,便无法深入到文学文本背后的语境中,如此,则无法把握

文本的内涵与思想。

②

其五,历来的天官学说都是文字配合图像,文字无法精细地描述各种星宿的形状以及分布位置,因而对

于研习者而言,图像的辅助更利于掌握复杂的天官系统。无论是出土的早期的《天文气象杂占》,三国时期陈

卓依据甘氏、石氏、巫咸氏绘制的三家星官图,还是后来的敦煌星图,都是图文相配,相辅相成。同样,辞赋家

在进行辞赋创作的时候,心中也会有这样一幅知识图景,但这一图景不是恒成不变的,而是流动变化的。从

《离骚》、《远游》,到汉代张衡《思玄赋》、晋代成公绥《天地赋》、隋代李播《天文大象赋》,再到唐代杨炯《浑天

赋》,虽然书写的对象都是头顶上的天空,但其背后的天官图景是完全不同的。不仅人间的地理会发生改动,

天体的位置也会发生变动,因此,辞赋中展现出的天界空间也就各自有别。不仅如此,辞赋中方位顺序叙述

的不同,也昭示出作者知识观念的不同。在《远游》中,主人公游天的方位顺序是中ꢆ东ꢆ西ꢆ南ꢆ北ꢆ中,

对于天界中部区域的离开与回归,可以看到《远游》主人公对于中宫天极的重视。并且,由东至西的游历顺

序,也与《离骚》“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⑤的方位叙述暗合^。在司马相如的^《大人赋^》中^,作品主人

公“大人”游天的方位顺序是东ꢆ南ꢆ西ꢆ北,这种游天的方位顺序既与北斗在天空中的方位变化顺序相合,

又与春夏秋冬的节令变化相应。《浑天赋》中对于天界方位的描写顺序是东ꢆ北ꢆ西ꢆ南,则是来自于《晋

^书^·^天^文^志^》^二^十^八^舍^东^方^ꢆ^北^方^ꢆ^西^方^ꢆ^南^方^的^顺^序^排^列^⑥^。当然^,星官图的不断变动归根结底是由于星

象积岁有差,实际观测和天文历法也随之发生变化。

其六,《晋书·天文志》总结古代天体学说有盖天、浑天和宣夜三种,其中,宣夜说并无典籍资料流传下

^来^,^传^世^文^本^所^体^现^的^天^体^学^说^仍^以^盖^天^和^浑^天^为^主^⑦^。盖天和浑天二说是唐以前学者争论的重要话题^,因

而汉唐辞赋文本中体现的天体观念也不尽相同:屈原的《天问》、托名贾谊的《惜誓》、司马相如的《上林赋》等,

这些文本背后的天体观念都是战国以来流行的盖天说;而张衡的《思玄赋》、李播的《天文大象赋》、杨炯的《浑

天赋》等,这些文本昭示出的天体观念乃是后来兴起的浑天说。无论辞赋所体现的天体观是盖天还是浑天,

这些观念都与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作者的学术思考密切相关。不同的知识系统决定不同的认知,而这些认

知会直接影响辞赋家的宇宙观和天道观,辞赋中蕴涵的天人之思亦会迥然相异,对于这部分内容的辨析和研

究也是为历来学者所忽视的。

综上,可以看到辞赋中的天文书写是相当复杂的,文本内容的背后交织着各种观念、思想以及知识,而将

这些概念梳理清楚只是辞赋研究的先决条件,只有回归和贴近文本的语境才能把握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内

涵和隐藏语义。

五ꢃ余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郑玄《礼记注》,《汉魏古注十三经》,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63页。

房玄龄等《晋书》,第2373页。

李昉等《文苑英华》,第44页。

李昉等《文苑英华》,第210页。

洪兴祖《楚辞补注》,第44页。

房玄龄等《晋书》,第299ꢆ303页。

房玄龄等《晋书》,第278ꢆ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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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古书的分类与排序往往能体现出古人的观念,许多类书性质的典籍都将“天”部列在篇首,以突显出其无

可比拟的地位,如《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等。对于天的思索凝结着古人深刻的哲思,辞赋中有关

天文的书写是承载这一思想的重要途径之一。可以看到,以赋类作品为聚的文章总集也多将“天部”置于卷

首,《事类赋注》、《历代赋汇》、《历朝赋格》等皆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辞赋中有关天文的书写现象是相当复

杂的。一方面,从先秦以至隋唐,人们对于天的认知和观念在不断变化,与其相关的学说、思想和观念也在不

断演进。并且,中国古代的三垣二十八星宿体系基本在这一时间段内形成,而辞赋中的天文书写恰好可以作

为一面镜子,能折射出其中的变动。另一方面,掌握相关的天文学说以及知识是理解辞赋语境的必要条件,

而文本背后的内涵仍需要文学研究者不断努力探索和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辞赋中的天文书写并不止于隋唐,唐以后的辞赋依然可以看到这一现象,也就是说,这一

独特的文学现象是贯穿中国古代历史的。更为重要的是,六朝时期,印度天文学传入中国,明清时期,西方天

文学传入中国,这些外来的学说对古代天文学产生了不小影响。那么,本土的知识变动是否对辞赋文学表达

带来影响,如果有影响,又体现在哪些方面? 辞赋文本是一个各种知识、思想以及概念等合力下的产物,而涉

及到天文的内容或许是时代思想变迁的反映,或许只是用典的文学表达,这都需要从长时段的角度仔细寻绎

和考察,才能看到其中的异动。目前有关这部分内容的研究并不多,本文只是献曝之作,由于年代跨度之大、

涉及文本之多以及相关知识的复杂性,结论未必熟思精深,相关的问题仍有待学者继续深入研究。

EvolutionofAstronomicalDoctrineandtheWritingofCiandFuintheHan

andTangDynasties

YinZhiyuan

Department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Shanghai200241ꢀChina

AbstractTheHanandTangdynastieswerethemostprosperousperiodforthedevelopmentofCiandFu

literatureꢀandwasalsothetimewhenthetraditionalChineseastronomicaldoctrinetookshapeꢀieꢀ

fromthesystemofthefivepalacestothesystemofthethreeenclosuresandthetwenty-eightlunarman-

sionsThisuniqueliteraryphenomenonreflectsnotonlytheuniqueknowledgestructureoftheancientsꢀ

butalsotheimportancetheyattachedtotherelationshipbetweenheavenandmanHoweverꢀastronomical

doctrinesarenotimmutableꢀandastheyevolveꢀtheastronomicalwritinginCiandFualsochange

Thereforeꢀtheastronomicalwritinginciandfuinvolvesdifferentdoctrinesandconceptsꢀandtheknowl-

edgebehindthetextsvariesThismeansthatrelevantastronomicaldoctrinesandknowledgeisaprerequi-

siteforunderstandingCiandFuꢀwhilethetextsstillneedtobeconstantlyexploredandstudiedbyliterary

researchersInthiswayꢀthecultureꢀthoughtsandideasoftheancientscanbeappreciated

KeywordsHanandTangdynastiesꢍCiandFuꢍastronomyꢍliterarywriting

[责任编辑:唐_ꢃ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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