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注释中的参考文献著录原则与样式

本刊自2020年第1期起,正式采用注释与参考文献混合编排的脚注体例。现遵照国家标准《信息与文

献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7714-2015)、新闻出版行业标准《学术出版规范注释》(CY/T121-2015),以及

《芝加哥手册》(_T_h_e_C_h_i_c_a_g_o_M_a_n_u_a_l_o_f_S_t_y_l_e)第₁₇版的相关规定,拟定本刊注释体例中的参考文献著录

基本原则及格式示例如下,供作者参考。

一、著录基本原则

_._参_考_文_献_在_注_释_中_首_次_出_现_时_,必须完整著录参考文献的各项基本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作者、文献题

名、出版信息及页码等。

₂_._当_汉_语_参_考_文_献_在_注_释_中_重_复_著_录_时_,可只著录其主要信息(作者、文献题名、页码等),省略其他辅助

信息(责任方式、副标题、出版信息等)。外文参考文献在注释中重复著录时,参照《芝加哥手册》,还可省略部

分作者及标题的单词。

_._在_注_释_中_著_录_参_考_文_献_时_,汉语文献应当依照现代汉语的正常表达方式和标点符号使用规则著录,外

语文献参考《芝加哥手册》用符合其语言表达方式的形式著录。

_._为_便_于_排_版_,脚注不宜太长,过长的非参考文献的注释文字宜移放到正文中进行处理。

二、著录样式

₁_._普_通_图_书_,包括专著、主编作品、译注文献、论文集、资料汇编、报告、参考工具书等文献。著录信息包

括作者、文献题名、出版社及版本、页码等,如有编者、译者、注者等信息,也应当著录。

①

②

③

④

⑤

唐绪军《报业经济与报业经营》,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杜诗详注》,仇兆鳌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页。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999页。

彭恩华《序》,兴膳宏《六朝文学论稿》,彭恩华译,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页。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罗克斯伯里第三版)》,斯蒂芬·卡尔伯格英译,苏国勋等中译,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79ꢀ80页。

BrianGrazerandCharlesFishmanꢁACuriousMind TheSecrettoaBiggerLifeꢂNew YorkꢃSimon & Schusterꢁ

016ꢄꢁ188ꢅ

YvesBonnefoyꢁNewandSelectedPoemsꢀedꢅJohnNaughtonandAnthonyRudolfꢂChicagoꢃUniversityofChicago

Pressꢁ1995ꢄꢁ50ꢅ

GlennGouldꢁꢆStreisandasSchwarzkopfꢁꢇinTheGlennGouldReaderꢀedꢅTim PageꢂNew YorkꢃKnopfꢁ1984ꢄꢁ

⑥

⑦

⑧

310ꢅ

⑨GabrielGarcíaMárquezꢁLoveintheTimeofCholeraꢀtransꢅEdithGrossmanꢂNewYorkꢃVintageꢁ2007ꢄꢁ242-255ꢅ

⑩ChristopherHitchensꢁintroductiontoCivilizationandItsDiscontentsꢀbySigmundFreudꢁtransꢅandedꢅJamesStra-

cheyꢂNew YorkꢃWꢅWꢅNorton & Companyꢁ2010ꢄꢅ

₂_._连_续_性_出_版_物_,包括期刊、杂志、报纸等文献。著录信息包括作者(如无可省略)、文章篇名、连续出版

物名称、出版时间、引用具体页码或版次等,电子报刊可增加著录URL或DOI等信息。

①

②

③

陈驰《论人权的宪法保障》,《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第9页。

何兆武《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人民日报》2015年3月16日,第16版。

陆娅楠、程远州、韩俊杰《我国高铁营业里程年底将达3.5万公里》,《人民日报》2019年11月30日,第1版,httpꢃꢈꢈpa-

perꢅpeopleꢅcomꢅcnꢈrmrbꢈhtmlꢈ2019-11ꢈ30ꢈnwꢅD110000renmrb^_²⁰¹⁹¹¹³⁰^_¹^-⁰¹^ꢅ^h^t^m^ꢅ

MichaelTessleretalꢅꢁꢆDiversityandDistributionofStreamBryophytesꢃDoespH MatterꢉꢁꢇFreshwaterScience33ꢁ

noꢅ3ꢂSeptember2014ꢄꢃ778ꢅ

Jui-ChꢊiLiuꢁꢆBeholdingtheFeminineSublimeꢃLee Millerꢊs WarPhotographyꢁꢇSigns40ꢁnoꢅ2ꢂWinter2015ꢄꢃ

11ꢁhttpsꢃꢈꢈdoiꢅorgꢈ10ꢅ1086ꢈ678242ꢅ

ChristopherLehmann-HauptꢁꢆRobertGirouxꢁEditorꢁPublisherandNurturerofLiteraryGiantsꢁIsDeadat94ꢁꢇNew

④

⑤

⑥

YorkTimesꢀSeptember6ꢁ2008ꢃB6ꢅ

₃_._学_位_论_文_。著录信息包括作者、篇名、学位授予单位、学位类别及时间、页码等,电子文献可著录获取

或访问路径。

(下转封三)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编辑委员会

主任李向成

副主任王川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川王冲刘敏汤洪杜伟李向成

李松林汪明义汪春阳汪洪亮陈山陈驰

陈佑松段渝骆平唐普曹曦颖靳宇倡

蔡方鹿

编辑部

副主编唐普

编辑帅巍苏雪梅何毅罗银科钟秋波唐普

凌兴珍

编务何凤鸣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双月刊)

ꢀ

ꢀꢀꢀꢀꢀꢀꢀꢀꢀꢀꢀꢀꢀꢀꢀꢀꢀꢀꢀꢀꢀꢀꢀꢀꢀꢀꢀꢀꢀꢀꢀꢀꢀꢀꢀꢀꢀꢀꢀꢀꢀꢀꢀꢀꢀꢀꢀꢀꢀ

●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理论研究

中国共产党伟大号召的历史演进、鲜明特点及时代价值…………………… 丁俊萍魏强(5)

中国共产党历史叙事的构建、特征与价值…………………………………………… 李亚男(16)

中国共产党治藏进程中“两路”沿线群众

政治认同的历史考察……………………………………… 汪东明郭海龙何云庵(24)

●

哲学研究

哲学的任务

—

——论中西方哲学的一个影响深远的差异…………………………………………… 丁三东(35)

窥基《说无垢称经疏》探析……………………………………………………………… 杨东(43)

●

刑法学

矫治责任视野下的触法未成年人专门矫治教育制度研究………………………… 唐稷尧(50)

网络不正当竞争犯罪立法:反思与应答……………………………………………… 孙道萃(63)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量刑失衡的实践检视与调适………………………………… 朱珊珊(73)

●

旅游论坛

场域共在与集体欢腾:

节庆旅游剧场中的游客体验共睦态形成研究……………… 余志远闫铭谷平平(82)

旅游发展型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的维度探测与量表开发…… 包亚芳孙治蒋晗静(89)

旅游演艺沉浸体验的影响因素与形成机制

—

——基于《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扎根分析…………………… 李万莲陈晓钱王良举(99)

●

教育学

ChatGPT的教育挑战与应答

社会加速境遇下家长角色的异化与回归…………………………………… 邵琪张义民(115)

^…^…^…^…^…^…^…^…^…^…^…^…^…^…^…^…^…张海波

杨兆山⁽107⁾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CSSCI来源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

AMI核心期刊

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全国高校社科名刊

四川省社会科学学术名刊

第

0^卷^第4^期⁽^总^第259^期⁾

2023年7月10日出版

ꢀ

ꢀꢀꢀꢀꢀꢀꢀꢀꢀꢀꢀꢀꢀꢀꢀꢀꢀꢀꢀꢀꢀꢀꢀꢀꢀꢀꢀꢀꢀꢀꢀꢀꢀꢀꢀꢀꢀꢀꢀꢀꢀꢀꢀꢀꢀꢀꢀꢀꢀ

●

国际中文教育研究

新时代新征程国际中文教育新使命新行动思考…………………………………… 吴应辉(124)

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特征和实践进路…………………………………… 王辉(131)

●

出版与传播

社科学术期刊评价:回顾、反思与构想……………………………………………… 钟秋波(138)

全媒体视域下高校的红色文化传播………………………………………………… 隋文馨(149)

社交媒介语境下的戏仿叙述与情感交流…………………………………………… 唐忠敏(155)

●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强化省权与巩固统一

——“川政统一”后南京国民政府对四川地方政制的改造…………………………… 车人杰(162)

—

西学东渐与民意调查在中国的学科预备……………………………………………… 杨勉(174)

禁囤抑价:1940年蒋介石查禁四川粮食囤积的努力………………………………… 陈默(183)

冷战、城乡和三线建设:与美国学者柯尚哲先生的讨论………………… 李德英胡天鹏(195)

●

学术综述

五育融合与教学创新

——第十七届全国教学论学术年会综述……………………………………………………………… 付积(205)

—

本期执行编辑:罗银科

期刊基本参数:CN51-1063/C*1974*b*A4*208*zh*P*$10.00*1300*22*2023-7-10

本刊网址:htt_psꢁꢂꢂwkxbꢃsicnuꢃeduꢃcn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全国社科工作办举报电话:010-63098272。

_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SocialSciencesEdition Bimonthlyꢀ

Volꢁ50ꢂNoꢁ4ꢂ2023SumNoꢁ259ꢀ

CONTENTS

HistoricalEvolutionꢄDistinctiveFeaturesꢄandEraValueoftheGreatCall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

DingJunping WeiQiang5

ConstructionꢄCharacteristicsꢄandValuesoftheHistoricalNarration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

LiYaꢀnan16

HistoricalStudyofPoliticalIdentityamongCommunitiesAlongtheꢅTwoRoadsꢆ

intheCommunistPartyofChinaꢇsRulingofTibet

WangDongminGuoHailongHeYunꢀan24

TasksofPhilosophyꢁAProfoundDifferencebetweenChineseandWesternPhilosophy

DingSandong 35

YangDong43

KuijiꢇsCommentaryontheVimalakīrtinirdesꢀa

SpecialCorrectionalEducationSystemforJuvenilesfromthePerspectiveofCorrectionalResponsibility

TangJiyao50

LegislationonCrimesofUnfairCompetitionintheOnlineEnvironmentꢁReflectionandResponseSunDaocui63

PracticalReviewandAdjustmentoftheSentencingImbalanceoftheCrimeofInfringement

onCitizensꢇPersonalInformation

ZhuShanshan73

FieldCo-PresenceandCollectiveJoyꢁFormationofTouristExperienceCommunitas

inFestivalTourismTheater

YuZhiyuanYanMingGuPingping82

OnDimensionalExplorationandScaleDevelopmentofLocalCulturalVitality

inTourism-DevelopedTraditionalVillages

BaoYafangSunZhiJiangHanjing89

FactorsandMechanismsofImmersiveExperienceinTourismPerformingArtsꢁ

AGroundedAnalysisofUniqueHenanLandofDramas LiWanlianChenXiaoqian WangLiangju 99

EducationChallengesandResponsestoChatGPT

ZhangHaiboYangZhaoshan107

ShaoQiZhangYimin 115

AlienationandReturnofParentalRolefromSocialAccelerationCriticism

NewMissionsandActionsinInternationalChineseEducation

intheNewEraandontheNewJourney

WuYinghui 124

ConnotationandPracticalPathofHigh-QualityDevelopmentofInternationalChineseEducation WangHui131

SocialScienceJournalsEvaluationꢁRetrospectionꢄReflectionꢄandProspects

RedCultureCommunicationinCollegesandUniversities

ZhongQiubo 138

underthePerspectiveofAll-media

SuiWenxin149

ParodyNarrativesandEmotionalCommunicationinSocialMediaContext

ReformofSichuanꢇsLocalPoliticalSystembytheNanjingNationalGovernment

afterPoliticalUnificationofSichuanProvince

TangZhongmin 155

CheRenjie 162

YangMian 174

ChenMo 183

WesternLearninginChinaandtheDisciplinaryPreparationofOpinionPolls

ChiangKai-shekꢇsEfforttoSuppresstheFoodHoardingofSichuanin1940

ColdWarꢄUrban-RualandThirdFrontConstructionꢁ

DiscussionwiththeAmericanScholarMrꢃMeyskens

LiDeyingHuTianpeng195

EnglishEditorꢁHuXiaoying

第50卷第4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

SocialSciencesEditionꢂ

023年7月

Vol50ꢀNo4

Julyꢀ2023

中国共产党伟大号召的历史演进、

鲜明特点及时代价值

丁俊萍_ꢃ魏强

ꢃꢃ摘要:伟大号召是中国共产党阐明政治主张、开展政治动员、凝聚奋斗力量的重要途径,是一定时期内党的奋

斗目标和行动纲领的具体体现,对党的事业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党的伟大号召贯穿于各个历史时期,历经新民

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发端与兴起、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深入推进、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时代转向、新时代的多维

展开。党的伟大号召一以贯之,具有内在的逻辑理路,呈现出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以推进伟大社会革

命为重点、以开展党的自我革命为抓手、以实现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为目的等鲜明特点。中国共产党伟大号召的时

代价值,主要表现为彰显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凝聚实现新时代党的中心任务的实践力量、有效维护党

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伟大号召;历史演进;鲜明特点;时代价值

DOI1013734ꢄjcnki1000-531520230112

收稿日期:2023-04-12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党性教育的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20&ZD022)的阶段

性成果。

作者简介:丁俊萍,女,安徽濉溪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

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E-mailꢅ_j_pdin_g8895@163com;

魏强,男,安徽庐江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号召”是利用宣传话语向受众者进行呼吁、召集和动员,以开展共同行动、完成特定任务和实现预期目

标的过程。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政治宣言”,中国共产党通过党代会报告、中央全会公报、时局宣言、告民众

书、纪念大会或座谈会讲话等载体发出伟大号召,成为阐明政治主张、开展政治动员、凝聚奋斗力量的重要途

径。毛泽东指出:“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①在不同的

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自身面临的实际任务发出相应的伟大号召,形成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既体现

党的政治主张又具有鲜明实践指向的号召话语体系。全面系统地考察中国共产党伟大号召的历史演进,归

纳其基本特点并总结其时代价值,对于理解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亦可对今后党的号召

和动员工作有所启迪。

一ꢃ中国共产党伟大号召的历史演进

伟大号召是为政治服务的,党在不同时期发出的伟大号召都与当时党的中心任务密切相关。列宁指出:

“

每一个口号都应当以一定政治形势的全部特点为依据。”②总体来看,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号召依次围绕进行

民族民主革命、开展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建设、实行改革开放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推进新时代

①

②

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年6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897页。

列宁《论口号》(191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版修订

版,第86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展开。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伟大号召的发端与兴起

(

为实现反帝反封建革命任务,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围绕民族民主革命的主旨,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反

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动员广大民众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斗争。

党在成立初期,主要围绕反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以及封建军阀发出伟大号召。党早期开展革命运动是

以发动和领导工人运动为标志的,通过揭露工人阶级被压迫和剥削的悲惨现状,号召他们联合起来打碎旧的

制度,成立自己的组织来推翻“人掠夺人”的旧社会。1921年7月,党的一大提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

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①为此^,党号召工人们组织起来^,通过启发劳动者的阶

级觉悟,以应对日渐发达的“资本制度”。1922年5月,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确立了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揭

露工人所处“牛马奴隶一样”的工作状况,号召他们摆脱作为“资本家的新式奴隶”,“共同向着资产阶级和压

迫阶级前进” ^。1922年7月^,党的二大提出^“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的主张^,并发出^“打倒军阀^! 打倒国

际帝国主义! 为和平而战! 为自由而战! 为独立而战!”^③的号召^。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并建立革命统一

战线,“打倒列强除军阀”的伟大号召有力地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开展。

②

大革命失败后,党主要围绕枪杆子里出政权,“打土豪、分田地”,“保卫苏维埃”发出伟大号召。大革命的

失败,使党深刻认识到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1927年8月7日,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批评党在过去“不

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的错误倾向,号召全党“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④^。在多次起义失败后^,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积极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号召

民众“打土豪、分田地”。在这一号召下,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被广泛激发出来,积极发展生产、参加革命,

党内的“农民同志多半是从打土豪分田地而来的” ^,巩固和扩大了革命根据地^。在开展土地革命的同时^,党

也以“苏维埃”口号凝聚革命力量、重塑革命信心、统一思想行动。1927年11月,中共中央指出:“现时革命

阶段之中,党的主要口号就是苏维埃———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民权独裁制性质的政权,只能在苏维埃制

度的形式里建立起来。”^⑥瞿秋白强调^:^“即使我们一个同志也没有的地方^,我们也应当公开的号召这个地方

的工人群众来努力准备同盟罢工,号召他们拥护苏维埃和革命战争。”^⑦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

成立,使得“苏维埃”成为苏区民众普遍的精神符号,也是“‘苏维埃’符号建构发展达到顶峰的一个标志”^⑧^。

在“保卫苏维埃”的伟大号召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得到广泛传播,从而凝聚起广大的革命力量,革命的

星星之火逐渐形成燎原之势。“‘九一八’以后,中国共产党即宣言号召民族革命战争来反对日寇侵略者”^⑨^。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断侵略,国民党坚持实行“不抵抗政策”,并加紧对苏区进行围剿。为此,中共中央号

⑤

ꢈꢇꢆ,

召全国一切革命力量团结和组织起来,“打倒蒋介石卖国贼和日本帝国主义” 为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而奋

斗。

全面抗战时期,党主要围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发出伟大号召。随着民族危机

的空前加深,实现全民族共同抗战成为国内的普遍呼声。卢沟桥事变后,中共中央再次重申全民族抗战的立

场,并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作出实现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取消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编红

①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1921年7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ꢉ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

版社2011年版,第1页。

②

③

④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宣言》(1922年5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ꢉ1949)》第1册,第65、68页。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2年7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ꢉ1949)》第1册,第133、134页。

《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记录》(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ꢉ1949)》第4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92、393页。

⑤

⑥

⑦

⑧

⑨

黄克诚《深刻反省向党坦白》(1943年11月),《黄克诚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239页。

瞿秋白《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1927年11月),《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5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6页。

瞿秋白《三中扩大全会政治讨论的结论》(1930年9月),《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页。

胡国胜《革命的符号:“苏维埃”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第117页。

王稼祥《中国共产党与革命战争》(1940年1月15日),《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80页。

ꢆꢇꢈ《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告全国民众书》(1935年6月1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

要文献选编(1921ꢉ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05页。

丁俊萍魏强中国共产党伟大号召的历史演进、鲜明特点及时代价值

军等承诺,号召全国民众“为巩固民族的团结而奋斗!为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奋斗!”^①在中国共产党

的努力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全民族抗战得以开展。在抗战相持阶段,鉴于

日本帝国主义企图诱使国民党政府妥协投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破裂的危险,中共中央发出“坚持抗战

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②的伟大号

召,呼吁全国民众共同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活动,有效地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凝聚全民

族抗战力量的坚强核心。

解放战争时期,党主要围绕“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发出伟

大号召。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全国范围内的民主改革,呼吁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实现民族解

放和民主自由。面对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中共中央在争取和平民主斗争的同时,号召全党做好

自卫战争的准备。1946年5月,中共中央颁布《五四指示》,将解放区的土地政策由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

改为“耕者有其田”,号召农民为完成土地改革、巩固解放区而斗争。1948年4月,在解放战争迅猛发展,国

民党反动统治即将崩溃,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即将诞生的重要时间节点,中共中央在著名的

“

五一口号”中发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③等号召,“这一伟

大的号召,配合着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民主运动的前进,立即得到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国内外爱

国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1948年底^,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之际^,中共中央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

^大^号^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⑤^。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党领导人民彻底推翻了^“三座

大山”的统治,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④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伟大号召的深入推进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地位的确立,党中央的伟大号召得以全面推进。这一时期,

基于党面临的主要任务,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为开展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建设而努力。

过渡时期,党主要围绕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发出伟大号召。新中国成立初期,面

对国内工商业失调、失业现象严重、社会秩序动乱的局面,党积极动员和领导人民开展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努

力实现国家整个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从而获得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条件。同时,党领导人民开展

抗美援朝战争、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等,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为之后的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创造条件。1951年10月,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向着争取反

侵略斗争的胜利、向着建设我们伟大国家的胜利、向着保卫世界持久和平的胜利而继续前进”^。1952年1

月1日,毛泽东在元旦团拜会上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

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⑦随着

国民经济的恢复,党中央发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号召。1953年6月,毛泽东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任务是“基

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改造”^,沿着^“一化三改^”总路线指引的方向前进^。不久^,党中央发布^《关

⑥

⑧

①

②

③

《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71页。

《中共中央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

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40页。

《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节口号》(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83-284页。

④

⑤

⑥

《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人民日报》1949年9月22日,第1版。

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1948年12月30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册,第775页。

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1951年10月23日、11月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

999年版,第186页。

⑦

⑧

《毛泽东主席在元旦团拜会上的祝词》(195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版,第1页。

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53年6月1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

版,第251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必须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和必须团结

^的^力^量^,^为^建^设^我^国^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①^。在党的号召和动员下^,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

成,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党中央发出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的伟大号召,并推进实施“一五”

计划。面对我国处于“落后的农业国”的状况,毛泽东在党的八大开幕词中提出要将我国建设成为“先进的工

业化的中国”,号召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②^。

在这一号召的影响下,全国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到1957年底,我国工业总产值超过“一五”计划预

定指标的17.3%,比1952年增长了132.5%^③^,初步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然而^,由于急于求成^,党的八大二

次会议确立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号召全党“争取在十五年,或者在更

短的时间内,在主要的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为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

^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④^。由于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加之受到三年自

然灾害的影响,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

为了摆脱经济困难,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国民经

济建设中存在的严重脱离客观实际的错误进行纠正。同时,党中央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各级

领导干部深入基层了解实际情况,“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⑤^。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党

中央在农业、工业、商业、科学、教育、文艺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条例,为我国国民经济调整和恢复工作提供了

科学指导。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中正式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概念和任务目标,发

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⑥的伟大号

召。1975年1月,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重申“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再次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发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号召。这充分表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

并成为党发出伟大号召的核心内容。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伟大号召的时代转向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伟大号召转向改革开放与发展生产力话

语,从而进一步推动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发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⑦在进一步思考“什么

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党中央提出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

^善^”^作^为^评^判^“^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核^心^标^准^⑧^,号召人们为^“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强国而

奋勇前进” ^。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号召全党^“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⑨

①

②

《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1953年12月),中共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30页。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56年9月1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

版社2011年版,第29页。

③

④

《乘风破浪》,《人民日报》1958年1月1日,第1版。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的决议》(1958年5月23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28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1页。

《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1961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

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00页。

⑤

⑥

⑦

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1964年12月21日、2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第423页。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

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7页。

⑧

⑨

邓小平《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28页。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1978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

丁俊萍ꢃ魏强ꢃ中国共产党伟大号召的历史演进、鲜明特点及时代价值

推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奋斗”^①^。这是党立足我国发展实际作出的战略选择^,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发

展方向,极大地推动了新时期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

进入改革开放新阶段,党主要围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三步走”发展战略、全面推进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出伟大号召。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号召全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取代了长期以来“四个现代化”的表述,拓宽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

和要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共产党制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号

召全党“为夺取第二步、第三步新的更大的胜利而奋斗” ^。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社会主义本质

作出系统阐述,为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并号召“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③^。之后^,

人们的思想得到进一步解放,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人们的共同目

标。根据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精神,党的十四大号召全党为“进一步解放思想,把握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和

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④而奋斗^。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提出^“两个

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即“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

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号召全党“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②

的伟大事业”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这^是^党^中^央^在^对^我^国^发^展^形^势^准^确^把^握^的^前^提^下^,

⑤

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的跨世纪战略部署,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

创改革开放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党的十六大之后,党主要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发出伟大号召。在

基本实现小康社会目标之后,建设更高水平、覆盖更全面的小康社会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2002

年11月,党的十六大发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

局面而奋斗”^⑥的伟大号召^,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打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创造条件^。为此^,党提出

科学发展观,从根本上回答了“为谁发展、如何发展”的问题,不断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2007年10月,党

的十七大发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⑦的伟大号召^。

在科学分析我国发展的基础上,党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进行系统规划和部署,健全和完善各项体

制机制,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不断丰富小康社会的发展内涵和内在品质,努力开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伟大号召的多维展开

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处于“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带来的理论创新

推动了社会实践的快速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

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因此这一时期党的伟大号召呈现出多维展开的情形。

第一,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号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全面建成小

①

②

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8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

出版社2011年版,第2、4页。

赵紫阳《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1987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

版社2011年版,第13、52页。

③

④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1992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

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⑤

⑥

⑦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1997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

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44页。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2002年11月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200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

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康社会”^①的奋斗目标^,描绘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并将^“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联系起来,将“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与“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联系起

来,进而向全国人民发出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伟大号召。“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提出,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内涵明确、价值鲜明的实践导向。习近平指出:“为了实现中国梦,我们确立了

‘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②。此后,“两个一百年”作为一个固定的关键词,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一起,成为全国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和引领我国发展的时代号召。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发出“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③的伟大号召^,动员人们为打赢^“三大攻坚战^”^、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在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迈进” ^。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 ^,并作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总的战略安排^,号召全党^“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⑥^。中国共产党通过^“两个一百年^”伟大号召^,将两个

具有重大意义的时间节点同党的奋斗目标联系起来,使之具有鲜明的价值旨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不

仅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而且在目标上具有继起性,从而使党的号召话语指向一以贯之。

④

⑤

第二,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号召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当今世界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

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面对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发展鸿沟加剧、地缘政治紧

张,以及气候变化和数字治理等挑战,“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成为各国需要共同思考的时代课题,人类必

须构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党的十八大发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呼吁各国“在追求本国利益

^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⑦^。之后^,习近平多次在不同场合发出这一倡

议,积极向世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执政理念,塑造新时代大国大党负责任的形象。倡导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坚持正确的利益导

向和价值导向,打破“零和博弈”、“国强必霸”的发展模式,构建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新型国际秩序准则。

₂₀₂₀_年₉_月_,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上呼吁,“让我们团结起来,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

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创造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⑧党的二

十大进一步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会后不久,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巴厘岛峰会上,呼吁“各

国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倡导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让团结代替分裂、合作代替对抗、包容代替排他,

共同破解‘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时代课题,共渡难关,共创未来”^⑨^。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资本优

先”、“资本至上”发展逻辑的深刻批判,代表着全人类发展的共同价值,努力推动世界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序

的方向发展。

第三,以“两个永远在路上”号召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加强党的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

保持长期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是在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深刻总结中得出的重要结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

①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2012年11月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

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②

③

④

⑤

习近平《在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3月27日),《人民日报》2014年3月29日,第2版。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页。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页。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

2022年10月16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1页。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第71页。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2012年11月8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

⑥

⑦

⑧

⑨

(

7页。

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2020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

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714页。

习近平《共迎时代挑战共建美好未来———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的讲话》(2022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

022年11月16日,第2版。

丁俊萍ꢃ魏强ꢃ中国共产党伟大号召的历史演进、鲜明特点及时代价值

国共产党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将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最根本最关键的举措纳

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为其他三个“全面”的开展提供坚强保证。党的十九大将党的建设作为“新的伟

大工程”,明确其在“四个伟大”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进一步凸显党的建设的重要地位。为此,党的十九大对党

的建设作出总体规划和战略部署,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号召全党“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

导,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①^。党的十九大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继续探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路径,始终保持对如何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如何

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深刻忧思,并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新的答案,从而使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

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党的二十大提出“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的重大命

题,号召“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

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

会革命”^②^。至此^,^“两个永远在路上^”正式形成^,并成为党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伟大号召^,从

而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二ꢃ中国共产党伟大号召的鲜明特点

中国共产党伟大号召虽然历经不同历史时期,但从指导思想和话语表达的连贯性来看,体现出鲜明的内

在逻辑和发展特点。总结这些特点,能够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发出伟大号召、开展政治动员提供基本遵循。

(一)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也是中国共产党进行伟大号召的鲜明主题,统领着

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任务。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历史境遇下,早期国人对民族复兴前景

的认知多是以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前提的。1922年,党的二大提出“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③的奋

斗目标。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号召全党“为达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解放与世界永久和平的最后胜利而

奋斗到底”^④^。可见^,这一时期将实现民族独立与解放作为民族复兴的阶段性目标^,并寓于党的革命纲领和

行动路线之中,成为党追求民族复兴的现实表现。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实现,民族复

兴话语随之转向独立自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社会主义先进的工业国”在相当长时间里成为党

进行伟大号召的主旋律。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基于“四个现代化”首次发出“民族振兴”的号召,用以指

代民族复兴的目标要求,不仅包括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方面,而且也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等作出

了新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发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号召,伟大梦想作为民族复兴

的同义语被首次提出来,体现出对于国家、民族、人民三重维度的美好愿景和目标指向。2021年7月,习近

平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

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⑤总之^,党的伟大号召深刻体现了追求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主题,并以此作为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内在动力,彰显出中国共产党的行动价值和责任

担当。

(

二)以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为重点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是党开展社会革命的根本目的,也是党发出伟大号召的重要内容。

₉₂₁_年₇_月_,党的一大提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⑥。之后,党以新民主主义理论科学回答了

革命转变的问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社会革命理论的成熟,成为号召民众进行社会革命的科学指南。新中国

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党全国人民通过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来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在经济基础方面,通过

①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43页。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第64页。

③

④

⑤

⑥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2年7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ꢉ1949)》第1册,第133页。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周年》,《新华日报》1941年7月1日,第1版。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第3页。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1921年7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ꢉ1949)》第1册,第1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农业互助合作、手工业生产合作、工商业和平赎买等方式,将生产资料个体私有、资本家私有变成集体所有、

社会主义公有,实现生产关系的彻底变革,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得以最终确立。在政治制度方面,建立了以人

民民主专政国体为基础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实现了根本的政治变革。在意识形态方面,马克思

主义成为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实现意识形态领域的深刻变革。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

重大决策,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推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刻变革,促进了社会巨大进步。进入新时

代,面对复杂深刻的社会矛盾和风险挑战,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任务艰巨。习近平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

贯之进行下去” ^,并号召全党同志^“必须保持革命精神^、革命斗志^”^,勇于把^“伟大社会革命继续推进下去^”^②^。

总之,党始终将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作为伟大号召的重点,将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有机统一起来,为实现人的

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而奋斗。

①

(三)以开展党的自我革命为抓手

勇于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保持强大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的重要途径。中国共产党十分

重视通过党的自我革命来加强自身建设,以自我革命为抓手发出伟大号召,推动党的各项事业发展。1929

年12月,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号召全党用无产阶级思想去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

想,初步回答了在党员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1938年中共六

届六中全会纠正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提出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

央的原则,号召全党要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有力地维护了党中央的权威、党的团结和集

中统一领导。1941年5月,党中央向全党发出整风运动的号召,大力清除影响党的路线方针和团结的因素,

以自我革命的深入开展为党内正确政治风气的形成创造条件,进而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

₁₉₄₉_年₃_月_,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向全党发出“两个务必”的伟大号召,告诫全党同志克服思想麻痹的情绪,经

受住执政条件下的各种考验,从政治、思想以及组织上为执政党建设作了充分准备。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党内出现居功自傲、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脱离

群众甚至贪污腐败等现象。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党内开展一系列整风整党运动,使广大党员

干部的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为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要求,党中

央发出“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③的号召^。^正^是^以^勇^于^自^我^革^命^的^态^度^和^勇^气^,^党

才能从根本上冲破长期以来“左”倾错误的束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政治保证。新时代

以来,面对一段时期内存在的影响党的领导以及先进性、纯洁性的因素,党中央向全党发出“把党的伟大自我

革命进行到底”^④^、^“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⑤^、^“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⑥的号召^,体现出党

始终保持自我革命的政治清醒,打开了新的历史方位下党的事业发展新局面。

(四)以实现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为目的

作为一种政治宣传话语,伟大号召能够适时地将党的政治主张传播到受众对象之中,进而实现统一思想

统一行动的目的。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⑦这一经典

的伟大号召,成为打破资本主义黑暗统治、推动无产阶级解放的时代最强音,凝聚起全世界工人阶级的革命

力量,极大地推动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开展。十月革命之前,列宁发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

争”、“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伟大号召,对揭露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压迫、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以及开展革

命斗争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力地推动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加速了十月革命爆发的进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习近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一以贯之》,《求是》2022年第18期,第4页。

习近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一以贯之》,《求是》2022年第18期,第9页。

邓小平《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1983年10月12日),《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353页。

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8年7月3日),《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559页。

习近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求是》2022年第1期,第15页。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第64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6页。

丁俊萍ꢃ魏强ꢃ中国共产党伟大号召的历史演进、鲜明特点及时代价值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列主义的忠实践行者,积极借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进行号召的成功经验,在不同历

史时期根据自身面临的具体任务发出伟大号召,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和行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

对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开展土地革命、反对日本侵略、追求民主政治等不同任务,党先后发出“打倒列

强除军阀”,“打土豪、分田地”,“保卫苏维埃”,“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全民族抗战”,“打倒蒋介石,解放

全中国”等伟大号召,凝聚起广大民众的革命力量,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新

中国成立后,面对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建设的任务,党发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向科学进军”,“向雷锋

同志学习”等伟大号召,凝聚起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建设的强大力量,使我国成功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并初

步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改革开放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转变,党号召全党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实

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凝聚起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磅礴力量,

使我国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成功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入新时

代,党发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撸起袖子加油干”,“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等伟大号召,凝聚起实现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磅礴力量。通过伟大号召,中国共产党有效凝聚起实现奋斗目标的

一切积极力量,推动党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三ꢃ中国共产党伟大号召的时代价值

伟大号召发挥着凝聚思想共识、开展政治动员、进行社会整合的重要功能,推动党领导人民群众取得各

个时期的伟大成就。中国共产党伟大号召彰显出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凝聚实现新时代党的中

心任务的实践力量、有效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对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

重要价值。

(一)把准政治方向,彰显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

人民群众既是中国共产党伟大号召的受众对象,同时也是响应伟大号召的实践主体。伟大号召要得到

人民群众的积极响应,必须要体现人民意志、符合人民利益。列宁曾指出,“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

法,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率领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率领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散架”^①^。

从中国共产党伟大号召的历史演进来看,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亘古不变的主题和主线。中国共产

党始终将人民群众置于伟大号召的核心位置,站稳群众立场,坚持人民至上,从而使党在各种风险挑战中始

终赢得历史主动。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号召,需要全体人民的共同参与和积极响应才能变成现实。党始终同人民群

众保持密切联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而确保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大力号

召人民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而奋斗,顺利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2021

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号召全党:“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

党的宗旨,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继续为实

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②当前^,我国正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这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是全体

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离不开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秉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满足人民

需要、维护人民利益、体现人民福祉、彰显人民价值作为一切行动的基本准则,从而使党的伟大号召始终坚持

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得到人民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响应。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伟大号召下,各民族、全国

人民、全体中华儿女呈现出广泛的大团结,形成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有效激发

了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为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二)实现社会整合,凝聚实现新时代党的中心任务的实践力量

①

②

列宁《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献》(1922年3ꢉ4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

版社2012年第3版修订版,第695页。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第22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通过伟大号召强化政治认同、实现社会整合,凝聚起不同阶层、群体、党派和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共同

为党的中心任务而奋斗,是党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的宝贵经验。邓小平曾指出:“过去,我们克服困难,党的

一个号召,党中央的一句话,全国照办,非常顶事。”^①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

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党在新时代的中心任务。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为如期实

现这一目标,党中央先后向全党发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号召,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提供了坚实保障。党的十九大作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基础

上,党中央发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②的伟大号召^,

为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科学完备的制度支撑。

进入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③^。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全球经济萎靡、逆全球化兴起、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和平赤字、信任

赤字、治理赤字、发展赤字成为各国发展面临的现实障碍,各种“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给我

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和风险挑战。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离不开全体

人民的共同参与和不懈努力。习近平指出:“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需要全国上下团结奋斗。”^④伟大号召是党的政治主张和战略任务的重要体

现,对于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着重要作用。为此,党的二十大号召:“全党全军全国

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坚定信心、同心同德,埋头苦干、奋勇前进,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⑤

(三)加强党内团结,有效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作为党中央向全党发出的行动号令和政治宣言,伟大号召对统一全党思想、加强党内团结以及维护党中

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具有重要价值。党中央向全党发出号召,就是以党中央的旗帜、方向、意志来引领全

党不断增强党的凝聚力、向心力、号召力,要求全党自觉地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能否积极响应党中央的伟大号召,是评判党员的党性修养水平和政治立场的重要标准。

习近平指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做

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时常对标对表,及时校正偏

差。”^⑥从党的历史来看^,如果党中央的号召能够得到全党的积极响应^,党内团结就能得到加强^,党中央权威

和集中统一领导就能得到维护。反之,如果全党对党中央的号召充耳不闻、自行其是,全党必然如同一盘散

沙。习近平反复强调,“治理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如果没有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如果没有全党全国

思想统一、步调一致,什么事也办不成”^⑦^。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要求,号召全党坚决

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求全党向党中

央看齐,与党中央同心同德,推动全党思想统一、步调一致。当前,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

①

②

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68页。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9年10月31日),《十

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298页。

③

④

⑤

⑥

⑦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第21页。

《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座谈并共迎新春时强调: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履职尽责在凝心聚力服务大局上发挥更大作用》(2023年1月16

日),《人民日报》2023年1月17日,第1版。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

2022年10月16日),第71页。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强调:坚持团结奋斗贯彻落实好党的二十大重大决策部署》(2022年12月26、27日),《人民日报》2022年

2月28日,第1版。

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22年10月25日),《求是》2023年第2期,第9页。

丁俊萍ꢃ魏强ꢃ中国共产党伟大号召的历史演进、鲜明特点及时代价值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来自国内外的各种风险挑战不断增多,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不断凸显,需

要进行的伟大斗争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对加强党内团结以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提出了更高

要求。此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抹黑党的形象,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否认党的

领导地位,这些都对加强党内团结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带来挑战。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需要全体党员

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服从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

度,做到令行禁止,真正让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和伟大号召落地见效。

总之,中国共产党通过伟大号召表达政治立场,阐明政治主张,明确奋斗目标,凝聚思想共识,党的各级

组织和全体党员要积极响应党中央的伟大号召,把党的伟大号召转化为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实现党的奋斗目

标贡献力量,推进党的事业不断发展,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HistoricalEvolutionꢀDistinctiveFeaturesꢀandEraValueoftheGreatCall

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

DingJunpingꢀWeiQiang

SchoolofMarxismꢀWuhan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2ꢀChina

AbstractThegreatcallisanimportantwayfortheCommunistPartyofChinaꢁCPCꢂtoclarifypolitical

propositionsꢀlaunchpoliticalmobilizationꢀandrallyfightingforcesItisaconcretemanifestationofthe

Partyꢊsstrugglegoalsandactionplansduringacertainperiodoftimeandplaysanimportantguidingrole

inthePartyꢊscauseThegreatcalloftheCPCrunsthroughvarioushistoricalperiodsꢀfromthebeginning

andriseoftheNewDemocraticRevolutionꢀthepromotionoftheSocialistRevolutionandconstructionꢀ

theeraoftheturningpointofreformandopeningupꢀtothemulti-dimensionaldevelopmentofthenew

eraThegreatcalloftheCPCisconsistentꢀwithinternallogicalsequenceꢀandpresentsdistinctivefea-

turessuchasthethemeofrealizingthegreatrejuvenationoftheChinesenationꢀfocusingonpromotingthe

greatsocialrevolutionꢀtakingtheself-revolutionofthePartyasthekeypointꢀandstrivingforunified

thinkingandaction TheeravalueofthegreatcalloftheCPCismainlymanifestedinhighlightingthe

Partyꢊsvaluestanceofalwaysputtingthepeoplefirstꢀrallyingthepracticalforcestoachievethecentral

tasksofthePartyintheneweraꢀandeffectivelysafeguardingthecentralauthorityandunifiedleadership

oftheParty

KeywordstheCommunistPartyofChinaꢋthegreatcallꢋhistoricalevolutionꢋdistinctivefeaturesꢋera

value

[责任编辑:何_ꢃ毅]

第50卷第4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

SocialSciencesEditionꢂ

023年7月

Vol50ꢀNo4

Julyꢀ2023

中国共产党历史叙事的构建、特征与价值

李亚男

ꢃꢃ摘要: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叙事实际上是根据唯物史观和一百多年来党的具体实践,对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

来至今180多年历史的书写。党的历史叙事内含科学性、政治性和文化性三重意蕴,经历了革命家个人撰史、中央

层面集体学史、官方定期修史三个发展阶段,形成了始终坚持大历史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问题导向、坚持革

命逻辑与现代化逻辑相统一的历史叙事范式。构建党的历史叙事,对明确党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对党牢牢掌

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等发挥着重要现实作用。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叙事体系;党史书写;历史主动精神

DOI1013734ꢄjcnki1000-531520230113

收稿日期:2022-08-26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思政专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叙事体系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

(22VSZ09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亚男,女,山西大同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E-mailꢅl_yn2021bh@buaaeducn。

读懂今天的中国,必须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近代以来的中国,必须掌握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叙事。中国

共产党的历史叙事不仅是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当代中国一切叙事的“元叙事”。中国

共产党历来重视历史书写,从李大钊研究宣传唯物史观到蔡和森、瞿秋白等党的革命家为党撰史,再到延安

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以党的历史决议作为党的阶段性总结成果,形成了党勇于自我审

视、及时研史修史的历史自觉。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多篇革命时期的书史文献、三个历史决议和

多部官方指导完成的党史著作,从中可以梳理出党的历史叙事的构建过程与显著特征。

一ꢃ中国共产党历史叙事的内在意蕴与发展历程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叙事同时具有科学性、政治性和文化性三重意蕴,体现在以唯物史观为叙事原则、以

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为价值旨归、以弘扬先进文化为重要目标等方面。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党的历史书写形

成了史论结合、以史为鉴的叙事方式,而且确立了由多要素构成的党的历史叙事体系。

(一)中国共产党历史叙事的内在意蕴

从广义上讲,叙事是指在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用口语、书面语或辅之态势语、音像、图片等综合手段表述

^一^件^或^一^系^列^真^实^或^虚^构^事^件^的^行^为^过^程^①^。一般而言^,历史叙事的描述对象是现实的人类历史^,而历史

“

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②,所以历史叙事就是人类对自己的活动经过进行记录、描述、评

价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叙事是党对自身活动的记录、阐释与评价。党的历史叙事包含“党”与“历史”两层题

旨,由此必须认识到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政治组织,其历史叙事必然体现鲜明的政治导

①

②

祝克懿《“叙事”概念的现代意义》,《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第100ꢉ101页。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

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5页。

李亚男ꢃ中国共产党历史叙事的构建、特征与价值

向;第二,中国共产党是新中国唯一执政党以及最高政治和文化领导力量,党的历史叙事还深刻影响着近代

以来中华文化的演进方向;第三,历史叙事属于“史”的范畴,所以党的叙事本身应该遵循历史科学的基本要

求。综上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叙事就具有政治性、文化性和科学性三重意蕴。在科学意蕴方面,马克思

恩格斯曾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①对于坚持唯物史观的历史学家来说^,^“问题

在于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

加以改造”^②^。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其历史叙事所遵循的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与史学方法论

都是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在政治意蕴方面,党的历史叙事的生产与消费是其意识形态实践的重要

组成部分。意识形态不仅是一种“观念的上层建筑”,而且是作为“阶级社会的维护意识”而存在。中国共产

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党的历史叙事自然以人民为中心。在文化意蕴

方面,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一

方面,党自身的理论创造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成为民族精神的时代表现;另一方面,

通过历史叙事,党的历史观、文化观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群众的认识活动,逐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日用而不

觉”的共同价值,所以党的历史叙事是塑造个体身份认同和群体归属、建构国民集体记忆和情感共识的关键

环节。

③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叙事具有完整的逻辑路线。其逻辑起点是作为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本体,就是

回答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一根本问题;其逻辑终点是党领导人民追求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终极理想。在可

预见的时空范围内,每一阶段党史叙事的逻辑终点是阶段性总结党“为什么能够成功,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

历史经验。贯穿起点与终点之间的纽带就是党领导人民的具体实践,重点在于梳理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的历史脉络。

(二)中国共产党历史叙事的发展历程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记录和书写自己的历史,这是党的历史自觉的重要体现。综观百年来党史书写及

其成果的演进脉络可知,党的历史叙事经历了革命家个人撰史、中央层面集体学史、官方定期修史三个阶段

的发展。

党的历史叙事发端于革命家个人撰史。1920年12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

上的价值》一文,初步介绍了唯物史观的含义及其应用。1921年初,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书信中指出,“唯物

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 ^,可见早期共产党人就已经形成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共识^。1923年^,李大钊在北

大史学系开设“史学思想史”一课,他在第一讲《史观》中强调:“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进步的历史观”^⑤是

我们应该秉持的正确历史观。1926年,蔡和森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时,应莫斯科中山大学旅俄支

部邀请,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及其使命》的报告,介绍了中国共产党

五年来的发展情形。这篇报告是党成立以来第一篇较为全面的党史著作,也为之后党的历史叙事奠定了基

调。1927年9月,蔡和森在中共顺直省委改组及其各处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题为《党的机会主义史》的报

告,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与党内机会主义的发展做了深刻省思。1928年4月,瞿秋白为中共六大准备

了题为《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书面报告,详细介绍了1925至1927年中国革命发展情况。1929至1930年

春,瞿秋白在莫斯科列宁学院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的报告。虽然这篇报告只呈现为大纲手稿,但

其中引用了较多中国经济社会的统计数据,表明报告是依据事实进行的历史梳理与阐发。1930年2月,时

④

①

②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16页。

弗·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

译,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版,第237页。

③

④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50页。

毛泽东《关于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给蔡和森的信》(1921年1月21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重要

文献汇编》第1卷(1921年7月ꢉ1921年12月),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432页。

⑤

李大钊《史观》(1923年9月ꢉ1924年上半年),《李大钊全集》第4卷,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21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任中宣部部长的李立三发表了《党史报告》,此时正值他的“左”倾路线形成之时,然而在“党并没有党史的编

辑”^①的年代^,这篇报告的史学价值不应被全盘否认^。此外^,邓中夏^、罗章龙^、华岗^、滕代远^、陈云和共产国际

_东_方_部_的_米_夫_以_及_陈_公_博_等_②_,都以个人名义用不同形式阐述过1936年以前中共党史的部分内容^。

党的历史叙事的发展得力于中央层面集体学史的推动。延安时期,党内开展了一次系统全面、影响深远

的大规模党史学习教育。此次党史学习教育对党的历史叙事发展起到两个重要作用:一是再次强化唯物史

观的指导地位,并通过整风运动端正了全党的学风与文风;二是催生了大量党史文献的编纂以及党史研究著

作的问世。延安党史学习教育始于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其目的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

彻底清算党内盛行的教条主义之风,在全党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指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

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

的战斗力量”^③^。如何才能系统地^、实际地学会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毛泽东认为^:^“学习我们

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④为避免王明所写^《为中共更

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对党员领导干部思想的毒害,毛泽东亲自主持收集、编辑了三大“党书”———《六

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作为学习研究党史的资料集。看到党内“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

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⑤的现象^,毛泽东专门作了题为^《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其中^“古今中外

法”对搭建党史叙事的基本理论框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毛泽东还在《反对党八股》中有针对性地批判了党

内存在“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的问题,强调“采取生动活泼新

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⑥对党的革命事业的重要性^。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

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仅是此次党史学习教育胜利收官的宣言书,还为党的叙事提供了第一部系

统而权威的历史分析范本,使全党对党的历史有了统一认识。此外,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写作的一系列历史议

论文,如《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新阶段》、《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

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农村调查序言和跋》等,都对党的历史叙事产生了深

远影响,由此形成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思想史和奋斗史相结合、论从史出、以史为鉴的叙事方式。

党的历史叙事成熟于官方与时俱进的定期修史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有系统地研究、收集和保存党

史资料,1951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收集党史资料的通知》,决定在中央宣传部下设党史资料室,

由该室负责搜集刊载有关党史的各种资料、文件、文稿、回忆、传记、图片等^⑦^。有了丰富可考的文献资料^,党

的历史书写迎来大发展时期,其中胡乔木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成为官方党史的奠基之作,是后续修

史的参照典范。为了对十年动乱造成的思想迷雾进行拨乱反正,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作出科学评价,这份历史决议

也成为党的叙事史上第二座里程碑。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党的历史叙事重回规范性发展轨

道。改革开放以来,党在总结和书写历史方面,形成了一系列阶段性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由党中央批

准和指导完成的党史正史著作,包括: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

①

②

李立三《党史报告(节录)》(1930年2月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版,

第97页。

邓中夏遗著《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ꢉ1926)》,最早于1930年在苏联中央出版局首次刊行,1943年解放社根据苏联中央出版局的版本出

版了这本书;罗章龙《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1923年3月由北京《工人周刊》社出版;华岗编著《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史》,

最早于1931年由上海春耕书局出版;滕代远《中国新军队》,1936年1月由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用中文出版;陈云《随军西行见闻录》,

936年3月发表于中国共产党在法国巴黎主办的《全民月刊》,同年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后由上海生活出版社于1938年正式出版;米夫在

936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而写的《英勇奋斗的十五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纪念》;陈公博《我与共产党》,出自1945年由

地方行政社出版的陈公博散文集《寒风集》。

③

④

⑤

⑥

⑦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533页。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98页。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2、840页。

《中共中央关于收集党史资料的通知》(1951年7月21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ꢉ1966年

月)》第6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47页。

李亚男ꢃ中国共产党历史叙事的构建、特征与价值

共产党的九十年》三卷本、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四卷本,此外还有《中国共产

党简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两卷本等。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

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是党在百年华诞之际,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历史方位,在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形势下,回顾总结自身历史成就和经验的一篇重要文献。这篇重要文献的贡献之一

就是形成了具有完整要素的、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的党的历史叙事体系。这一体系主要包含七个要

素:历史观(唯物史观与正确党史观)、历史主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脉络(五史合一) 历史分期⁽四

个阶段)、历史成就(四次伟大飞跃)、历史评价(五大历史性贡献)、历史经验(十大历史经验)。党的历史叙事

体系的形成,为从整体上把握中共党史提供了基本框架和具体支点,标志着党的历史书写与叙事进入成熟阶

段。

①

、

二ꢃ中国共产党历史叙事显著特征的“常”与“变”

党的历史叙事文体多种多样,比如有涵盖过去五年发展情况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有党中央对各种

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周年纪念讲话,还有囊括整个党史的官方正史著作和党的历史决议。不论哪一种文

体,党的历史叙事都呈现出一些共性特征。随着时代变迁,有些特征表现出继承性,有些特征表现出新样态。

(一)党的历史叙事始终坚持唯物辩证的大历史观

大历史观是唯物史观本质特征的内在要求。一方面,因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所以大

历史观旨在观察现实的人的社会历史,坚持实践原则与主体原则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历史“乃是亘过去、现

在、未来、永世生存的人类全生命” ^,所以大历史观既表现出时间维度的纵深性^,又表现出空间维度的延展

性。

②

③

既然人在创造历史时并不能随心所欲,“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④^,

所以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

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⑤^。综观中国共产党的所有重要历史文献^,都十分重视梳理历史背景

和脉络,其叙事方式都是从实践的大历史中寻找事物之间的逻辑勾连,以此“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

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⑥^。

大历史观的叙事还包括从唯物辩证立场看问题的深层意涵。例如,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通过《实践

论》、《矛盾论》等著作,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层面深入分析党的历史哲学,并在《论持久战》等著作中将其

创造性地应用于分析抗日战争的历史叙事之中。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先后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

验》、《论十大关系》、《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章中,对社

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矛盾的不同性质、处理不同矛盾的方法作出系统阐释。改革开放后,党

中央借鉴了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认识,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文献中,对毛泽东进行了

客观公正评价,涉及毛泽东历史功绩与晚年错误,功绩与错误的占比分成,毛泽东本人的思想与作为全党指

导理论的思想之间的区别等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如果不从哲学方面对社会矛盾和伟人评价等重大政治问

题正本清源,那么党的历史也会沦入抽象的虚无主义。

承上所论,党的历史叙事始终按照唯物辩证的大历史观要求,以实践的、全面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给

予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科学评价。这是对过往经验教训深刻总结的历史需要,也是对未来发展的历史责

任。

(二)党的历史叙事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①

②

党的百年历史是“五史合一”,即党的不懈奋斗史、不怕牺牲史、理论探索史、为民造福史、自身建设史的有机统一。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简

史》编写组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21年版,第458页。

卡·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2年

第3版,第135页。

③

④

⑤

⑥

李大钊《史观》(1923年9月ꢉ1924年上半年),《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319页。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69页。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6日),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0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肯定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作用、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是唯物史观本质特征的另一个内在要求。毛

泽东认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①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农民^,意指作为普通人的人民群

众。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叙事与以往帝王将相的历史相比的本质区别,就体现在坚持人民立场,致力于“创造

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②^。中国共产党构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叙事^,有以下四个主要表征^。

第一,党的历史是一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大革命时期,蔡和森指出,“共产

^党^不^仅^负^有^解^放^无^产^阶^级^的^责^任^,^并^且^负^有^民^族^革^命^的^责^任^”^③^。延安整风时期^,任弼时强调^,中国共产党

“

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有很重要的决定作用”④。所以在党的历史叙事中,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

初心使命而不懈奋斗是贯穿始终的主线、底色和根本依据^⑤^。

第二,百年党史中的辉煌成就是由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取得的。1956年8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

预备会上指出,虽然党是领导革命事业的核心,但单有核心还不行,“它必须要有群众。我们的各项具体工

作,包括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等等工作,百分之九十不是党员做的,而是非党员做的”^⑥^。所以党的历

史叙事,处处体现出党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血肉联系。

第三,将中华民族精神贯穿于党的历史书写之中。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五千年来中华民族形成了“以

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⑦^。习近平进一步将其概括为

^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⑧^。历史是精神的载体^,党的叙事呈现的是一部

中国人民发扬民族精神艰苦奋斗的历史。

第四,用科学的态度正确对待党的历史错误。习近平强调:“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

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真正履行对人民群众所负责任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⑨从党的历史决议中

可以看到,党对自身历史错误始终坚持敢于承认、正确分析、坚决纠正的态度,从而使教训连同党的成功经验

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

(三)党的历史叙事始终坚持问题导向

马克思认为,世界史本身就是通过“提出新问题来解答和处理老问题” 坚持问题导向^,不仅是一种工

作方法,更是历史主动精神的重要体现。美国学者德里克在评价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时

指出:“他们并不是作为职业的历史学家,而是在历史中寻找革命实践问题答案的革命者。”^ꢆ^ꢌ^ꢇ所以^,党的历史

叙事就是共产党人承认问题、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历史过程。

ꢈꢇꢆ,

敢于承认问题。在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以极大的政治勇气打破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无矛

盾论”,创立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完整学说。他指出:“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

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ꢆ^ꢍ^ꢇ由此^,党的历史叙事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前后才能保

持一贯的科学精神和问题意识。

善于发现问题。毛泽东强调:“什么叫问题? 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

①

②

③

④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9页。

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1920年12月1日),《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1卷(1921年7月ꢉ1921年12月),第336页。

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及其使命》(1926年),《蔡和森文集》(下),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95页。

任弼时《为什么要作出增强党性的决定》(1942年7月1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ꢉ1949)》

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66页。

⑤

⑥

⑦

秦书生、何彦彦《习近平关于坚定共产主义理想重要论述的逻辑理路》,《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第9页。

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8页。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2002年11月8日),《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59

页。

⑧

⑨

习近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2018年3月20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40、141页。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6日),第12页。

ꢆꢇꢈ卡·马克思《集权问题:本身以及有关1842年5月17日星期二<莱茵报>第137号附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

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9页。

ꢆꢇꢌ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ꢉ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4页。

ꢆꢇꢍ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页。

李亚男ꢃ中国共产党历史叙事的构建、特征与价值

问题。”^①综观每一篇党的重要历史文献和著作^,都是将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作为找到核心问题的钥

匙,并从解剖社会主要矛盾入手,明确党的任务目标和破局策略,以此作为一段时期历史叙事的出发点。

长于研究问题。在历史叙事方面,研究问题就是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在认识论上,党的历史

叙事既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又坚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多维一体”综合分析原则。在方法

论上,毛泽东的“古今中外”法,胡乔木的“四面八方”法,以及习近平强调的系统思维、战略思维等,实际上都

是以大历史观来研究问题。

智于解决问题。解决问题本身既具有过程性又具有结果性,在党的历史叙事中表现为对其过程和结果

的评价。评价就要有标准,毛泽东曾指出,“动机和效果的统一”^②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文艺批评标准^。改革开

放后,为了进一步解放思想,邓小平强调应将“三个有利于”作为评价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立足于新时

代的新常态,习近平强调要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这些标准对党在叙事中作出科

学历史评价同样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四)民族复兴主题下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实现有机统一

“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③,由此中国共产党人掌握了革命史叙事方法。以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为代表的众多党的文献,都采用阶级分析法解剖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此

外,阶级分析法还被运用于揭示党内分歧产生的历史根源:“我党历史上各次错误路线和正确路线之间的斗

争,实质上即是党外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表演。”^④

改革开放后,党的中心工作逐渐转移到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一转变在党的历史叙事

中表现为现代化叙事逐渐代替革命史叙事,成为主流范式。有的人由此产生一种偏见,认为现代化叙事片面

强调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法制化进程,淡化了人民性和党性的政治语言,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

要求。实际上,不论革命史叙事还是现代化叙事,都只是一种叙事逻辑手段,都可以在唯物史观的世界观范

畴下使用。具体采取哪一种叙事逻辑,要以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和党的根本任务为依据。

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不能相互否定,所以革命与现代化之间具有基础与保障、前提与发展的历时性统

一。另一方面,当党的历史叙事逐步走出政治史的单纯视域,延伸至经济、文化、社会等更为宏大的领域时,

两种叙事逻辑在“是否有利于民族复兴”的视野下,于共时性层面实现了新的统一。革命的内涵不仅局限于

政治革命、暴力革命,还在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维度再度得到彰显。正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

近平多次强调,务必发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来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由此,新时

代的历史叙事依然要继承和弘扬党的优良革命传统,如此才能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凝心聚力。

随着党的历史自觉不断增强,党的历史叙事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基础上,将对思想史和奋斗史的梳理

有机结合;在人的自由解放与历史进程高度一致的基础上,将对人与自然、社会和自我关系的反思融入其中,

凝练彰显时代精神的价值旨趣。

三ꢃ中国共产党历史叙事发挥的现实作用

李大钊认为,现代史学者的责任就是“根据新史观、新史料,把旧历史一一改作”^⑤^。党的历史叙事实际

上就是根据唯物史观和一百多年来党的奋斗历程,把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至今的历史进行重塑和构建,这

项工作无论对内加强意识形态建设还是对外加强国际宣传都发挥着重要现实作用。

(

一)使党牢牢掌握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阐释权

长久以来,西方中心论影响了国内外近现代史研究理论的发展。例如,美籍历史学家马士(H.B.

及其学生费正清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国对西方的回应》等著作中构建的“冲击_ꢉ回应”模式

)

Morse

①

②

③

④

⑤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9页。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8页。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71页。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93页。

李大钊《史观》(1923年9月—1924年上半年),《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322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曾^在^中^西^比^较^史^研^究^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①^。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缺乏现代化发展的内生动力^,只能在西方

的冲击下被动寻找出路,同时,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路径也是对西方的照搬与模仿。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叙事彻底改变了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观。首先,民族复兴话语体系的出场使得中国

人民的历史面貌焕然一新,中华民族在迈向现代化的姿态上实现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进取的转变。其次,党

领导人民创造的伟大历史成就不仅使中华民族迎来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而且还使中国成

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影响因素,中国扮演的国际角色实现了从依赖西方到自信自立的转变。

再次,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发展、壮大,直接改变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基本走向,所以用党的历史观重新

叙述中国近现代史、将百年党史作为理解中国近现代史发展规律的一条主线,既是坚持历史科学性的体现,

又是贯通党史政治性逻辑起点和终点的保证。由此可知,中国共产党已经牢牢掌握了对党史、民族复兴史、

中国近现代史的阐释权,不仅巩固了党领导一切的权威和核心地位,更将我国文化软实力提升到与我国国际

地位相匹配的高度。

(二)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和主流本质

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中强调,“要坚持正确

党史观、树立大历史观,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这样才能“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

经历的失误和曲折” ^,在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的同时不断开辟走向胜利的道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叙事

为准确把握党史发展的主题主线和主流本质提供了如下可供依据的理论框架。

②

第一,从党的初心使命与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出发,揭示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

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都是为了彻底改变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状况,实现民族复兴伟大梦想。

这是党和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奋斗目标,也是百年党史的主题。

第二,坚持连续性与阶段性相统一原则,一方面将百年党史放到180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史长焦镜头中来

审视;另一方面依据不同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将百年党史划分为四个阶段,以重要事件、人物及其相互关

系来梳理历史的起承转合,从而凸显贯穿百年的叙事主线。

第三,通过总结每一阶段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伟大成就、实现的伟大飞跃来明晰百年党史的主流始终是奔

涌向前的,即党始终以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不断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

第四,通过总结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两大历史任务作出的奋斗与牺牲,揭

示出百年党史的本质就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

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③

(三)从根本上影响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与安全

党的历史叙事既决定着我国教科书、电视节目、文艺作品等一切精神文明产品将如何讲述中华民族过去

一百多年的历史,还关系到能否维护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

坚持和完善党的历史叙事,可以有效应对“失语就要挨骂”的问题。2015年12月,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

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解决挨骂问题必须争取国际话语权,而支撑国际话语权的基础是中国特色的哲学社

会科学体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首要的就是不能用“西方资本主

义价值体系来剪裁我们的实践,用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来衡量我国发展”^④^。那么评价我们发展的价值标

准从哪里来? 当然是从我们自己的历史实践中来,从党的历史叙事的凝练中来。

坚持和完善党的历史叙事,可以有效瓦解历史虚无主义论调的底层逻辑。习近平指出,历史虚无主义之

所以会产生,就是因为有人对党史上的重大问题有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从根本上消解历史虚无主义论调,

①

②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四版)》,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134页。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

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79页。

③

④

习近平《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要突出重点》(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511页。

习近平《坚持和巩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2015年5月18日ꢉ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

版,第327页。

李亚男ꢃ中国共产党历史叙事的构建、特征与价值

必须“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

要人物”^①^。党的历史叙事是坚持唯物史观的典范^,不仅为中国近现代史^、中国革命史^、党史^、新中国史^、改革

开放史等一切历史编纂提供了科学的研究范式,还为人民群众辨别真假历史提供了根本依据。

(四)为讲好中国故事、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历史语料支撑

习近平指出,讲好中国故事,必须“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

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②^。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叙事是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总结党

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其形成有利于明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的基本问

题,由此才能讲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

好”的中国故事。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叙事对我们由弱到强的历程进行系统阐释,既打破了西方企图用“冲击ꢉ回应”理论

抹煞中国人民独立自主民族精神的妄想,向世界展现了中华民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光辉形象,又用自己

成功的现代化路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那

么,如何才能使致力于解决人类共性问题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被世界接受? 一方面,依靠我国不断提升综

合国力,努力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中国力量;另一方面,依靠运用我国特有的民族文化魅力以及代表全人类共

同价值的理论阐释,增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亲和力与吸引力。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叙事体系中所包含的话语、

概念、范畴、表述、结论,不仅仅是中国叙事体系的四梁八柱,还是讲好中国故事、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础

语料。

ConstructionꢀCharacteristicsꢀandValuesoftheHistoricalNarrationofthe

CommunistPartyofChina

LiYaꢊnan

SchoolofMarxismꢀBeihangUniversityꢀBeijing100191ꢀChina

AbstractThehistoricalnarration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CPCꢂreflectsthePartyꢊspractical

experiencesoverthepast180yearssincetheoutbreakoftheOpiumWarin1840ꢀbasedonthematerialist

conceptionofhistoryIthasthreelevelsofsignificanceꢅscientificꢀpoliticalꢀandculturalThehistorical

narrationoftheCPChasgonethroughthreedevelopmentstagesꢀincludingtheindividualwritingsofrevo-

lutionaryfiguresꢀcollectivelearningatthecentrallevelꢀandofficialregularrevisionꢀformingahistorical

narrationparadigmthatadherestothebighistoricalviewꢀcentersonthepeopleꢀhasproblemorientation

andintegratesrevolutionaryandmodernlogicsByconstructingthehistoricalnarrationofthePartyꢀitis

possibletoclarifythethemesandmainlinesofpartyhistoryꢀstrengthentheleadershipꢀmanagementꢀand

discursivepowerofideologicalworkꢀandtellChinaꢊsstoryanddemonstratenewformsofhumanciviliza-

tion

KeywordstheCommunistPartyofChinaꢁCPCꢂꢋnarrationsystemꢋwritingpartyhistoryꢋthespiritof

historicalagency

[责任编辑:何_ꢃ毅]

①

②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2月20日),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4页。

习近平《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第317页。

第50卷第4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

SocialSciencesEditionꢂ

023年7月

Vol50ꢀNo4

Julyꢀ2023

中国共产党治藏进程中

两路”沿线群众政治认同的历史考察

“

汪东明_ꢃ郭海龙_ꢃ何云庵

ꢃꢃ摘要:川藏、青藏“两路”建成通车至今,沿线群众政治认同大致经历了三大跃升性变迁:“两路”修建和通车触

发“共产党好”、“解放军好”的具象认同;“两路”保通和升级强化“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的社会主义制度认

同;新时代强化以“五个认同”为核心的总体性认同。梳理历史可知,“两路”通车吹响了西藏民众的现代政治认同

的号角。做好新时代的政治认同工作,需要传承弘扬宝贵历史经验,既把握好利益法则,也把握好情感法则,既注

重生成逻辑,也注重建构逻辑。

关键词:川藏青藏公路;沿线群众;政治认同;“两路”精神

DOI1013734ꢄjcnki1000-531520230114

收稿日期:2022-07-24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川藏、青藏‘两路’精神口述史挖掘、整理与研究”(21BDJ088)的研究成

果。

作者简介:汪东明,男,湖北随州人,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E-mailꢅ569158905@_q_qcom;

郭海龙,男,山西孝义人,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何云庵,男,陕西西安人,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是最好的营养剂和清醒剂。2021年既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亦是西藏和

平解放70周年。70多年来,西藏各项事业突飞猛进,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总结西藏70多年来发展的历史

经验,对于进一步走好走实新时代西藏发展之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梳理和比对新旧西藏的历史,可知交

通是促使新旧西藏发生质变的重要变量。交通的变化首先来自于新的政治力量即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有力领

导和正确决策,来自于党领导下的军民一家和民族团结,来自于筑路养路军民的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质言

之,交通深受政治影响。反之亦然。笔者以川藏、青藏“两路”开通为例聚焦探讨交通对政治认同的影响这一

问题,试图揭示其中蕴含的规律和机理。

一ꢃ“两路”交通与沿线群众的政治认同

探讨川藏、青藏“两路”建成通车对沿线群众政治认同的影响问题,首先需要明晰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一是“两路”的简单概述。川藏公路(原称康藏公路)、青藏公路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1950年4月到

₉₅₄_年₁₂_月,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军等部队为主力,包括广大内地工程技术人员,以及汉族、藏族、彝族

等各族民工在内的10多万筑路军民,在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世界屋脊上修筑完成。川藏公路自雅安至拉

萨,全长2255公里,蜿蜒于川藏高原横断山脉区域的崇山峡谷,翻越二郎山、雀儿山、达马拉、色霁拉等14座

大山,跨过青衣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尼洋河、拉萨河等主要江河,高山激流,层层阻挡,

更有冰川、泥石流、流沙、塌方等险阻,工程艰险万状。1950年4月13日自雅安金鸡关破土动工,到1954年

2月25日建成通车历时4^年8^个^月^,^实^为^公^路^交^通^史^之^壮^举^。^而^从^祖^国^大^西^北^向^西^藏^修^筑^青^藏^公^路^,^是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建国之初作出的决策,经过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几次部署和过问,经

汪东明ꢃ郭海龙ꢃ何云庵ꢃ中国共产党治藏进程中“两路”沿线群众政治认同的历史考察

历4年多时间终于由西藏运输总队完成探路任务和开始施工^①^。1954年5月11日^,在昆仑山下距格尔木

0公里处的艾芨里沟破土动工^,1954^年12^月15^日^下^午2^时^,^青^藏^公^路^抢^通^到^了^拉^萨^,^全^长1200^公^里^的^新

修路段总共用了7个月零4天的时间,创造了高原上快速筑路的奇迹^②^。1954年12月25日^,青藏公路与川

藏公路同时建成通车。“两路”的修筑条件极其艰苦,过程极为艰难,其建成通车对于推动西藏实现社会制度

的历史性跨越、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巩固祖国西南边疆和促进各民族大团结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

用。二是建成通车的时间跨度。从1954年12月25日建成通车一直延续至今。建成通车既是结果,也是过

程,更是实践。建成通车包括为维护道路畅通而进行的旷日持久的养护和改建活动。三是沿线群众的科学

界定。沿线群众是指紧邻公路居住、工作的特定人群。科学界定沿线群众,从“量”上很难进行,只能从“质”

上进行考察。从“质”上进行考察,需要把握三个要点。第一,部分公路修筑、养护和管理的亲历者、参与者。

“两路”建设期间,沿线地区群众有部分作为公路的直接参与修筑者,亲历参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军民万众

一心建设的举世工程。这是一群特殊的沿线群众,虽然数量不大,但影响很大。第二,直接受益者。这一人

群虽未从事公路修筑、养护和管理工作,但公路通车后他们成为直接受益者。川藏、青藏公路建成通车后,沿

线区域的群众能够切身感受到公路发挥辐射带动区域经济作用,带来了当地社会发展的沧桑巨变,改善了生

活条件。第三,新观念的传播者。沿线群众发挥的重要作用就是传播新思想新观念。伴随公路开通,沿线群

众既是新的生活方式的接纳者,也是现代文明所倡导的科学民主、开放包容等新思想观念的传播者。为便于

问题的探讨,本研究主要聚焦于西藏境内的“两路”沿线群众。四是政治认同的内涵层次。政治认同是学术

研究的热点问题。《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指出:“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

属感。它与人们的心理活动有密切的关系。人们在一定社会中生活,总要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确定自己的

身份,如把自己看作是某一政党的党员、某一阶级的成员、某一政治过程的参与者或某一政治信念的追求者

等等,并自觉地以组织及过程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这种现象就是政治认同。”^③对国家的认同^、政

党的认同和社会制度的认同是现代政治认同最基本的内容和对象。国内许多学者认为,政治认同有行为认

同(对政治组织的行为过程的认同)、利益认同(对政治组织的行为结果和绩效的认同)、制度认同(对包括政

治制度在内的制度体系的认同)和价值认同(对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认同)等不同的层次和界面^④^。此外

还有国外学者指出,政治上的承认方式有情感上支持、认识上尊重、社会交往中重视,承认形式有原始关系

(

爱、友谊)、法律关系(权利)、价值共同体(团结)⑤。

那么,“两路”沿线群众政治认同的生发机理是什么? 我们必须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分析,把

握社会主义政治认同生发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恩格斯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

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

变更中去寻找”^⑥^。研究川藏公路^、青藏公路沿线地区群众的政治认同^,首先要从^“两路^”修筑^、建设带来沿线

地区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变化中去寻找,在社会交往、交流对象、交流内容和交流方式的变化中去寻找,去

探究由此带动群众的思想变化的历程,以及其中潜藏的普遍性规律。其次,要把握“两路”沿线群众的特殊

性,揭示其政治认同方面的特殊性规律。对特定人群的政治认同进行研究具有特殊意义。“两路”沿线区域

多为民族地区,在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确保边疆地区稳定安康的国家重大战略问题方面起着重要

作用。相比西藏其他区域群众,“两路”沿线群众是最早近距离接触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人

群,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直观印象、真情实感深深印记在心间,并通过他们对周边其他群众的“口

口相传”,辐射影响了广大群众对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等的认知认同。

①

②

③

④

《西藏公路交通史》编委会编《西藏公路交通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9年版,第83页。

《西藏公路交通史》,第84、94页。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501页。

参见:曾楠《民生视域中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5、27页;常轶军《现代化与政治认同》,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2020年版,第78页。

⑤

⑥

阿克塞尔·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胡继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页。

弗·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4

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人的政治认同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发展、认识深化而不断丰富发展的。按照《西藏公路交通

史》的划分,1950年至1959年3月属于西藏公路交通艰辛开创时期,1959年3月至1966年属于西藏公路交

通稳步发展时期,1967年至1978年属于西藏公路交通曲折前进时期,1979年至1995年属于西藏公路交通

开拓振兴时期^①^。鉴于这是就1950年至1995年西藏公路交通史的总体情况而作的划分^,且该书对1995年

之后西藏公路交通史未作记述,因此,具体的“两路”发展史的阶段性划分,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笔者认为,

可以交通立藏、交通富藏、交通强藏三阶段来进行划分,1950ꢉ1954年为修筑和粗通阶段,1954ꢉ2012年为

保通和升级阶段,2012年至今为新时代发展阶段。与之相适应,“两路”建成通车至今,沿线群众政治认同大

致经历三大跃升性变迁:“两路”修建和通车触发“共产党好”、“解放军好”的具象认同;“两路”保通和升级强

化“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的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新时代强化以“五个认同”为核心的总体性认同。

二ꢃ“两路”修建和通车触发“共产党好”、“解放军好”的具象认同

₁₉₅₀_至₁₉₅₄_年_的_时_间_跨_度_是“两路”修建和初次通车的时期,也是“两路”沿线群众形成具象认同的时

期。具象认同是对政治领域的某些具体的人或组织的认可认同,这是最质朴、最原生的一种认同。“两路”修

建中的具象认同主要聚焦于共产党和解放军,并通过“比较”和“受益”来实现。

(一)比较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共产党和人民军队进藏前的旧西藏和进藏后西藏的新变化,藏胞看在眼里,记在

心上。以前交通不便没人管,现在交通在改善;以前修路是支乌拉(旧西藏的农奴免费给官家、贵族和寺庙上

层僧侣三大领主服劳役),不给工资,现在修路给付工资;以前“三大领主”不把农奴当人看、随意打骂,现在共

产党和解放军实行民族平等^②^,以诚相待藏族群众^。

长期以来,从西藏到内地无数的大山、激流阻碍了藏族人民与内地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往来。直到解

放前,西藏是中国境内唯一没有近代道路和近代交通工具的地区。千百年来,中国西南各民族的经济、文化

交往主要依靠逶迤在横断山脉和青藏高原崇山峻岭之间的世界上地势最高、路况最为险峻的交通驿道———

茶马古道。“和平解放前的西藏,由于历史原因和自然环境,交通运输一直处于人背、畜驮、骡马驿道的原始

状态。牦牛、骡、马、驴、羊都要用于驮运。牦牛是主要的运力,适应高寒能力最强,善于长途跋涉,被誉为‘高

原之舟’。一只驮羊能负重10公斤,日行10公里左右,日行夜歇,到达目的地才卸驮子。骡马主要供人骑,

是山区的主要驮力,并供商贾长途驮运。农村田间劳作用毛驴运输。长途人力背运多在山地和险道上。”^③

旧西藏交通的落后可见一斑。特别是汉藏之间、西藏与内地之间的现代沟通之路一直未真正修通。解放前,

国民党政府曾在成都至马尼干戈间组织修建过公路。成都至雅安在1923年至1932年修建了粗通公路,长

51公里^。1949^年^底^,^国^民^党^军^队^撤^退^时^破^坏^了^部^分^桥^渡^,^公^路^断^阻^。¹⁹³⁵^年^,^蒋^介^石^为^堵^截^红^军^,^将^雅^安

至康定的公路作为战运干线,命令限期修通。“1940年10月15日举行试车,一辆小客车、一辆大卡车从天

全出发,16日抵达泸定渡口,由小型钟摆式渡船渡过小客车,大车过不去返回,小车经推拉人抬,于20日才

到康定。这段路费时4年半,先后征工13万余人,民众饱受劳役之苦,‘路工死亡三千,负伤者六千’,换来的

只是川康公路的虚假通车。”自康定至马尼干戈477公里,路况很差,只试通车一次即废弃^④^。藏汉之间本因

语言障碍、风俗信仰不同,而产生彼此的隔阂,道路的不畅,更是横亘在藏汉之间加强人文交流的物理障碍。

没有彼此文化交流,就缺少彼此了解认识,西藏的普通群众只能靠西藏噶厦政府的各类不实、反面的宣传渲

染,这长期影响了普通群众对藏汉关系的认知以及对中国共产党和新生人民政权的了解和认同。

相比西藏其他区域群众,两条公路沿线群众是最早接触中国共产党的人群,是藏族同胞中对中国共产党

进行人格画像的初始者。旧西藏的军队对待百姓十分嚣张跋扈,处处欺压穷苦人,老百姓都很惧怕藏兵。解

放军筑路部队刚到来时,沿线群众普遍带有担心、怀疑甚至抵触的情绪。十八军政治部于1951年1月颁布

①

②

《西藏公路交通史》编委会编《西藏公路交通史》,第10ꢉ633页。

毛泽东《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的谈话要点》(1952年10月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毛泽

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第2版,第89页。

《西藏公路交通史》编委会编《西藏公路交通史》,绪论,第4页。

③

④

《西藏公路交通史》编委会编《西藏公路交通史》,第19ꢉ20页。

汪东明ꢃ郭海龙ꢃ何云庵ꢃ中国共产党治藏进程中“两路”沿线群众政治认同的历史考察

实施《进军守则》 ^,筑路部队在修筑公路过程中^,严守部队纪律^、尊重当地风俗^,尽量不干扰^、不影响沿线人

民群众的生活,不给群众增加负担,为当地群众展现了新生政权军队“军爱民”、“军民鱼水情”的友好画面。

川藏公路修筑亲历者高平写道:“解救人民脱离苦海是战士的责任,不然叫什么解放军呢? 我们在进军的过

程中,在修路的过程中,尽可能地抽时间找机会为藏胞做好事,帮他们挑水、背柴、扫地、看病、开荒、积肥、打

场、修房;为他们放电影、造用具、调解纠纷、教授汉语。”^②这些举措增加了藏族群众对筑路部队的好感和认

同,以至于公路修到哪里、藏胞就支援到哪里。青藏公路“过了羊八井石峡后进入到农业区,在定线和设立供

应站的过程中,得到了堆龙德庆宗本的支持和帮助,占用部分耕地,按协商价付款时,地权人坚决不收。后

①

…

…以青稞、茯茶、糖点、烟酒、大米等食物偿付并献哈达,通过头人挨户分送。头人和群众十分满意说:‘修

路是我们自己的事。占地也是应当的,你们又受苦,又送礼,这是我们从来没听说过的事。共产党、解放军真

好!’”^③随着筑路部队的深入推进^,很多沿线的藏族群众积极参与筑路过程^,与筑路官兵同吃住^、同劳作^。筑

路官兵不分彼此,坚持同心同行,积极热情地帮助民工学习和掌握施工技术。民工们由衷地唱道:“天上星星

多,都没有北斗明;见过的人很多,都没有解放军好!”^④^。_筑_路_部_队_关_心_爱_护_民_工_的_事_迹,_很_快_传_遍_了_高_原,

这种以口口相传、现身说法的形式所进行的传播,极大增强了藏族群众对领导建立新中国的共产党军队的良

好印象,提高了藏族群众对于这支政治化的与人民同甘共苦的军队的情感认同。这种变化见表1:

表1ꢃ沿线群众的修路前后认同变化纵向对比表

表现形式

心理上

行动上

认识上

“两路”修筑前

担心怀疑解放军

抵触修筑公路

“两路”修筑(中)后

欢迎帮助解放军

积极参与修筑公路

明白修路的意义

不明白修路的意义

_ꢃ_ꢃ_依_据《十七条协议》,和平解放初期,中国共产党的西藏工作以上层统战为主,以影响群众为辅,而不是急

于直接发动群众进行改革。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通过免费医疗和消除传染疾病、兴修水利、架桥修

路、抢险救灾、发放无息贷款、赠送良种农具、放映电影、以工代赈等方式,积极为群众办好事,开展了艰苦细

致的工作。在修筑川藏公路中,群众认识到修路不是给解放军支乌拉差役,也不是给老爷们当牛马,而是真

正为自己和子孙后代造福。觉木(现林芝市巴宜区境内)、则拉(现米林县境内)等宗(县)的民工说:“解放军

个个都像活菩萨,那些说解放军坏话的人,是披着羊皮的豺狼,是混在我们藏族中的魔鬼!”^⑤

(二)受益

霍耐特认为:“群体,无论其规模多大或属于什么类型,都应该被理解为一种通过帮助个体获得个人稳定

性和发展(Erweiterun_g)而服务于个体利益或需要的社会机制。”^⑥因此^,利益关系是政治认同的主轴^。^“^两

路”沿线群众对共产党和解放军的认同,最直接首要的原因就在于“两路”让他们获益,两条公路修通为当地

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极大的变化。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修筑“两路”既为沿线群众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也使他们学会了就业谋生技能。修建两条公路

时,筑路部队依托当地招募了大量少数民族同胞,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在修筑川藏公路时,有藏

^工¹⁶⁰⁰⁰^多^人^参^加^筑^路^,^其^中^大^部^分^为^农^民^⑦^。另据^《四川省公路志^》记载^,修筑川藏公路的工人数^,1951年

①

②

③

④

张小康《雪域长歌———西藏1949ꢉ1960》,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版,第42页。

高平《修筑川藏公路亲历记》,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2页。

《西藏公路交通史》编委会编《西藏公路交通史》,第94页。

纪念川藏青藏公路通车三十周年筹委会、西藏自治区交通厅文献组编《纪念川藏青藏公路通车三十周年文献集》第2卷《筑路篇下》,西藏人

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8页。

⑤

⑥

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伟大的跨越:西藏民主改革60年》(2019年3月),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3页。

〔德〕阿克塞尔·霍耐特《我们中的我:承认理论研究》,张曦、孙逸凡译,译林出版社2021年版,第220页。

《康藏公路修建史料汇编》,康藏公路修建司令部、修路史料编辑委员会编1955年编印,第436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底为3057人,1952年年底为6982人,1953年年底为13678人,1954年年底为14484人^①^。对于沿线群众

来说,修路一方面增加了自己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也促使他们认识到了“修路是为了帮助自己”,“付出劳动

会有物质回报”,心中的感激之情不言而喻,油然而生地对共产党和解放军产生情感认同。李传恩在回忆川

藏公路西线筑路时指出:“当时参加筑路的民工是三个月一轮换。每一批民工要离开工地,返回家乡时,部队

都组织文艺晚会欢送。民工们热泪盈眶,依依不舍。他们把一条条哈达挂在我们战士的脖子上。我们有一

个战士,脖子上就挂了几十条哈达。”^②广大民工与人民解放军的长期相处^、共同劳动^,使他们发自肺腑地感

觉到共产党好、解放军好。

其二,交通条件改善、贸易流通加速促进了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升了沿线群众收入水平。随着两

条公路从雅安、格尔木开始动工修筑,沿线经济社会随之发生系列变化。1952年12月川藏公路通车昌都

后,川、青、滇三省来昌都经商的人日益增多,昌都成为藏东商品的集散地。修筑的三年多来,西藏的经济和

文化事业都有了若干重大成就,贸易活跃起来了,农业生产发展了。“两路”通车后,成立的国营西藏贸易总

公司在拉萨、日喀则等地收购价值数百亿元的积存羊毛,与藏族同胞签订长期合同,确保羊毛销路。公路通

车的地方,很快出现了人烟,出现了新的城镇。适应人们生活需要的百货公司、贸易公司、合作社、银行、邮局

等出现在沿途城镇。交通的改善给各族人民尤其是藏族人民带来了无限繁荣。两条公路修筑后,经贸往来

次数的加大,商人、行人等人数持续增加,沿线区域发挥着休息站、中转站等作用。随着外来人员的各类消费

和当地群众收入的持续增加,“两路”沿线民众的生活条件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改善。

其三,大量内地的援助促进了藏区社会快速发展,便利了群众生产生活。“两路”通车使国家大规模支援

西藏建设成为了现实可能,数量庞大的物资、机械设备、汽车和人民所需生产生活用品被源源不断运入了雪

域高原。“两路”通车后,国务院作出了《关于西藏交通运输问题的决定》,西藏建立了交通运输机构,有了自

己的交通事业,许多参与筑路的技术人员和干部及装备留在了藏区,服务藏区建设。同时,随着道路修通,大

量新式农具被引入西藏,这些都加快了西藏社会现代化发展,极大改善了藏区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以西康

省的藏族自治地区为例,公路修筑的“这几年来,汉族人民支援藏区的二十九万多件铁质农具,都经过公路陆

续运来发给了农民,解决了农牧业生产上的困难。拖拉机和新式农具也经过公路陆续运来了。有了这些,自

治区的农牧业生产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也有了改善”^③^。沿线群众直观感受到周边日新月异的变

化,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自然对社会充满期盼与希望、对党和国家产生认可与认同。正如“藏族民工自愿

队”队长马金山所言:“开始,我们不真正懂得为什么修路,也不相信修路能修得成。心想到处是险山恶水,哪

修得起公路,反正我们这辈子总是看不到汽车的。慢慢地,我们懂得了通车越早对西藏的发展越有好处。我

们懂得了‘祖国’的含义;内地人民过上了幸福生活,我们也要那样,也能那样;内地建设得那么快,西藏也要

那样,也一定能够把西藏建设好。”^④

总之,对沿线的藏族群众而言,“两路”建成通车是其生产生活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和历史分界线。通

过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一起共筑道路,藏族群众感受到了解放军与旧藏军的巨大差异,感受到

了共产党对藏族群众的浓浓情怀,由此对共产党和解放军产生了从初步了解到逐渐深化的政治认同。

三ꢃ“两路”保通和升级强化“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的社会主义制度认同

修路的完成不代表路的畅通高效。确保道路畅通高效,一靠保通,二靠升级。

(一)“两路”的保通与升级

保通主要靠日常性养护。旧中国因为养护不到位,一些公路修通即废弃。由于地理环境特殊,“两路”的

①

②

四川省交通厅公路局编纂《四川省公路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纪念川藏青藏公路通车三十周年筹委会、西藏自治区交通厅文献组编《纪念川藏青藏公路通车三十周年文献集》第2卷《筑路篇上》,西藏人

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6页。

③

④

纪念川藏青藏公路通车三十周年筹委会、西藏自治区交通厅文献组编《纪念川藏青藏公路通车三十周年文献集》第1卷《文献篇》,西藏人民

出版社1984年版,第84页。

纪念川藏青藏公路通车三十周年筹委会、西藏自治区交通厅文献组编《纪念川藏青藏公路通车三十周年文献集》第2卷《筑路篇下》,第179

页。

汪东明ꢃ郭海龙ꢃ何云庵ꢃ中国共产党治藏进程中“两路”沿线群众政治认同的历史考察

保通与修建同样艰难。“两路”沿线经常发生极端天气现象,造成地质灾害,暴雨、塌方、泥石流、雪崩司空见

惯,“两路”养护之难世所罕见。川藏公路由于赶工抢修,采取先通后善的办法,许多工程在新建时就“先天不

足”,加之自然灾害频发,养护力量不足,忙于抢险保通,出现了“老账未还,又欠新账”,不仅是“先天不足”,更

是出现了“后天失调”问题。因此,养护工作非常重要。据川藏公路管理局的资料统计:20世纪60年代川藏

公路平均年阻车110天;1978年至1984年平均年阻车164天;1985年最甚为270天;1986年至1993年平均

年阻车180天。在西藏公路养护工作中,抢险保通,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已大大超过正常养护范围,养路

职工年复一年地与各种自然灾害顽强斗争^①^。

为了减少日常性养护难度、增加道路安全系数、缩短道路里程等,道路需要不断升级。升级包括路面黑

化、原址拓宽、道路改线、公路扩建等,目的是提升道路的品质,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交通需要。海拔6168

米的雀儿山,是川藏公路北线317国道进藏必经之处,公路垭口海拔5050米,每年有长达8个月的积雪覆盖

期,山高路险、高寒缺氧,被称作“川藏第一险”,打通雀儿山隧道成为几代人的渴盼。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

视川藏公路建设,将雀儿山隧道列为国家重点工程建设项目,2002年启动方案论证和可行性研究,2012年6

月开建。雀儿山隧道进、出洞口海拔在4200米左右,避开了雪崩易发危险路段和安全隐患严重路段,让通行

更为安全快捷。曾经2个小时才能翻越的雀儿山,如今车程缩短为10分钟,同时可以不再像老路那样每年

有半年时间封路,可以实现全年贯通,“川藏第一险”天堑变通途。作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超特长公路隧道,

雀儿山隧道从2002年启动方案论证到2017年9月26日正式通车,历经整整15年。隧道的修建不仅需要

克服高寒缺氧、物资人力匮乏等困难,还需要解决因地质条件复杂而诱发的坍塌、涌水、岩爆等不确定因素造

成的施工难题。经过5年时间的奋战,先后投入2000多人参与施工,终于建成了这一特难隧道。

雀儿山隧道建设工程难度大、成本高。实现这一宏伟的升级目标,一时一刻都离不开社会主义制度的有

力保障。和平解放后,西藏现代意义上的公路建设开始起步,国家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修建了青藏、川藏公

路及通往各地区的较低等级的公路。西藏民主改革完成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

道。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极大促进了西藏交通事业的发展。到1965年,西藏公路总里程达14721公里,是

民主改革前的2.6倍,西藏90%以上的县有了公路,仅拉萨市区就新修了8条柏油路。民主改革后,不仅迅

速建设了新藏、滇藏、中尼等干线公路,而且对原有道路进行了升级改造,青藏、川藏公路也陆续铺起柏油路

面,并建成了拉萨至贡嘎机场的高等级公路。2006年,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建成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

^铁^路^的^历^史^②^。此后^,西藏基本形成了以公路^、铁路^、航空为主体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

(

二)“两路”的保通升级彰显了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的优越性

两路”的保通和升级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唱响了“社会主义好”的主旋律。这表现在三

个方面。第一,彰显了社会主义整合社会资源的优越性。“两路”的保通和升级充分体现了“全国一盘棋”、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威力。第二,彰显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和民族制度的优越性。“两路”是追求民族平等

“

团结共同富裕之路。在强调民族平等团结基础上,追求各民族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第三,彰显了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和生产制度的优越性。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终极目标,不

被市场逻辑所绑架,坚持公益优先,保障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同于其他社会制度特别是资

本主义制度的重要方面。国民党时期在雪域高原曾经也组织过修路,但组织者发现除了技术问题外,修筑和

维护运营成本太高,筑路和养路是绝对的亏本生意。在资本逻辑主导下,亏本生意不做,旧中国旧西藏的落

后交通状况就体现了这一逻辑的局限性。

“两路”的保通和升级充分彰显了改革开放的优越性,唱响了“改革开放好”的主旋律。改革开放塑造了

一个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新天地。“两路”的改建工程、整治工程都离不开科技加持和管理助力。

一方面,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春风吹拂下,高原多年冻土研究成为攻坚克难的重大课题。“党的十

①

②

《西藏公路交通史》编委会编《西藏公路交通史》,第547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伟大的跨越:西藏民主改革60年》(2019年3月),第28ꢉ31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指引着青藏公路上的科研、设计工作,向冻土工程学的深度和高度探索攻关。”^①1978年

0月

,青藏公路科研组写成了《高原多年冻土地区黑色路面的设计与施工》一文。该文在冻土分类基础上按

土壤类别提出保护冻土的路基填土高度建议值,称为“78年建议值”。这些科研成果有力指导了公路改建工

程。另一方面,大力推行管理体制改革,提升养护管理、改建管理和整治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在职工中牢固

树立“质量第一”的观念,正确处理施工与保通的关系。从1994年1月1日起,西藏公路管理局对全区公路

养护工作实行“三定一包”目标责任制。“三定一包”即定公路养护等级、定人员编制、定养路经费,包公路养

^护^质^量⁽^好^路^率^和^综^合^值⁾^和^管^理^责^任^②^。^“三定一包^”目标责任制的实施^,改变了以往主要按照实际^“人头^”

多少分配经费的办法,有力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了养护质量的逐步提高。

(三)沿线民众的政治认同基于交往实践

个体对宏大的制度变迁的体味和认同,往往以个体交往实践为中介。个体以自身的交往实践触碰和感

悟到了时代脉搏。“两路”沿线民众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改革开放的认知认同,直接基于“两路”的“走出去”与

“请进来”活动。改革开放以来,全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坚持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生产力,高举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旗帜,学习国内外先进经营管理制度,促

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大发展。一方面,通过“走出去”开阔了民众视野,搞活了经济,促进了文化进步。

通过川藏、青藏公路,许多青年人走出大山去外地上学、经商。例如,“西藏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员到四川、青

^海^、^甘^肃^、^北^京^、^广^州^、^上^海^等^地^经^商^、^办^企^业^”^③^。另一方面^,通过^“请进来^”⁽对口支援⁾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

发展。在西藏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各个重要历史时期,中央政府广泛动员和组织全国各省(区、市)

支援西藏,实现了互帮互助、共同繁荣发展。各省(区、市)、大中型企业对西藏的支援始于20世纪60年代。

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种生产生活资料,有效满足了西藏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改革开放后,发达省(区、

市)支援西藏的力度不断加大。1994年党中央“确定了‘全国支援西藏’的方针和‘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

^轮^换^’^的^援^藏^模^式^,^为^西^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④^。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西藏人民与全国人民之间的

经济、文化联系更加紧密,空间分布上交错杂居,情感上日益亲近。越来越多的人才从全国各地来到西藏,带

来了先进的理念、技术,受到西藏各族群众的认可和欢迎。

总体来看,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给“两路”沿线群众带来了五个方面的影响和福利。第一,便捷安全的交

通。道路养护和升级的及时跟进,既保证了交通的便捷性,也提升了交通的安全性。第二,直接获益。从便

捷安全的交通中直接获益,特别是助推实现个人梦想。第三,接轨现代文明。改变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乃至

思维方式。第四,体悟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第五,感受到“当今世界是相互联系的世界”,封闭

导致落后,开放带来进步。

四ꢃ新时代强化以“五个认同”为核心的总体性认同

020年

,习近平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做好西藏工作,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必须坚持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必须把维护祖国统

一、加强民族团结作为西藏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必须坚持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

基础的重要原则,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必须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必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必须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必须坚持生态保护

第一,必须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政治建设。”^⑤

(一)“五个认同”是缺一不可的总体性认同

做好西藏工作的“十个必须”指明了政治认同的重点即“五个认同”:“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

①

②

③

④

⑤

《西藏公路交通史》编委会编《西藏公路交通史》,第423页。

《西藏公路交通史》编委会编《西藏公路交通史》,第552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伟大的跨越:西藏民主改革60年》(2019年3月),第54页。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中国共产党百年法治大事记》(1921年7月ꢉ2021年7月),人民出版社、法律出版社2022年版,第319

页。

汪东明ꢃ郭海龙ꢃ何云庵ꢃ中国共产党治藏进程中“两路”沿线群众政治认同的历史考察

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①^“十个必须^”与^“五个认同^”是辩证统一关系^。

“十个必须”是做好西藏工作经验总结,而“五个认同”是对经验总结的价值提升和精神聚焦。

一是国家认同。“两路”沿线群众国家认同的核心是维护祖国统一,要教育引导沿线群众认识到西藏与

伟大祖国的不可分割性。“两路”的历史就是加强西藏与祖国各地间联系的历史。只有从国家认同的高度,

才能认识到西藏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等方面的独特贡献和战略价值,才能理解“坚持治国必治边、治

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的深刻内涵。

二是民族认同。我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是紧紧连在

一起的。西藏工作必须坚持以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为着眼点和着力点。民族认同的核心是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为此,要挖掘、整理和积极宣传各族人民交往交

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引导各族人民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

三是文化认同。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是整合社会和凝聚人心的强大精神力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文化认同的核心

是培育和践行以集体主义价值观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两路”沿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

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推进藏传

佛教中国化。

四是政党认同。“共产党好”的口号,反映的是“两路”沿线群众特别是藏族同胞对中国共产党高度的情

感认同。新时代的政治认同,必须传承和弘扬这一优良传统,并不断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工人

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

包括藏族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命运所系。

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内含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制度认同。中国特色的交通发展规划和发展奇迹,凸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强大制度优势。新时代的西藏各项事业要贯彻新发展理念,聚焦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要素和设施建

设为支撑,以制度机制为保障,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例如,要围绕川藏铁路建设等项目,通过发挥制度优势

推动建设一批重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更多促进民族团结和人民幸福的“路”和“桥”。

综上所述,“五个认同”是缺一不可的总体性认同。它是在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基础上整合统摄物质、制

度和文化三个层面的认同。国家、民族、政党既有物质层面的有形载体,也有无形的制度规范和价值指引。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国家、民族、政党在物质、制度和文化三个层面逐步

实现了有机融通和内在统一。

(二)强化“两路”沿线群众“五个认同”的路径

第一,遵循“生成论”逻辑,在守初心办实事中孕育认同。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体现为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西藏交通领域的主要矛盾也集中体现在交通发展的

不平衡不充分与人民对美好交通的需要之间的矛盾。由于自然环境、社会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原

因,西藏交通与内地交通相比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新时代以来,西藏人民对安全、便捷、经济的美好交通的

需要更加强烈。只有着力解决西藏交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好地满足西藏人民对美好交通的需要,

才能在“两路”沿线群众中强化“五个认同”。这种政治认同,既是实然的写真,也是应然的期许。

民心就是最大的政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赢得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国家和社会主义的认同。党

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②^。在新的时

代条件下落实交通强国战略,尤其要注重交通惠民功能的发挥。通过民族地区交通的发展,在夯实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基础上大力推进各民族共同富裕。早在2014年,习近平就指出,新形势下要养好“两路”,保障畅

①

②

习近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19年9月27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91页。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0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通,使川藏、青藏公路始终成为民族团结之路、西藏文明进步之路、西藏各族同胞共同富裕之路。新时代以

来,藏区交通实现了立体式发展、跃升式巨变。2012年底,西藏全区公路总里程仅为6万多公里。“截至

₂⁰¹⁸^年^底^,^西^藏^公^路^通^车^里^程^达^到9.78

乡镇中579个实现通畅,696个实现通达;全区5467个建制村中2624个实现通畅,5457个实现通达。”^①到

₂₀₂₀_年_底,西藏全区路网结构明显改善,通畅率大幅提高,运行质量显著提升,应急保通能力持续增强,基本

^万^公^里^,^其^中^高^等^级^公^路660^公^里^;^全^区^所^有^县^通^公^路^;^全^区697^个

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公路交通运输体系。与西藏和平解放前没有一公里的公路相比,现阶段西藏公路总里程

已突破10万公里大关,有了质和量的同步飞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公路交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的先行引领与投资拉动作用日益凸显。截至2022年7月,全区公路通车总里程已达12.07万公里,“奋力开

创了公路建设跨越式发展的新局面”,新时代以来的“这十年,全国最后1个未通公路的县城墨脱县、全区最

后1个未通公路的乡镇甘登乡通了公路,特别是‘十三五’以来,西藏创造了年均增长公路通车里程8000多

公里的高原奇迹”^②^。

新时代藏区交通的立体式发展、跃升式巨变,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西藏各族人民越发意

识到中国共产党是领导西藏各项事业走向辉煌的核心力量。西藏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最根本

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西藏交通发展历史及其交通成就,为强化“两路”沿线群众政治认同提供了

客观事实和现实依据。

第二,遵循“建构论”逻辑,在多维教育引导中提升认同。政治认同既是生成的,也是建构的。强化政治

认同离不开精神传承和思想引领。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强

大的物质力量。要加强对西藏各族群众的教育引导,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反分裂斗争,形成维护稳定的铜墙铁

壁。要在各族群众中深入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深入开展西藏地方和祖国

关系史教育,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9

年9月印发的《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指出,要培育交通文明,推进优秀交通文化传承创新。弘扬以“两路”精神

等为代表的交通精神,增强行业凝聚力和战斗力。作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重要组成部分的“两路”精神,是

西藏交通事业迅猛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为响应习近平关于“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把红

色传统发扬好”^③的号召^,包括西藏交通人在内的^“两路^”沿线群众需要以^“两路^”精神为指引^,传承^“红色基

因”,发扬“红色传统”,打造“红色品牌”,释放“红色能量”。“两路”精神的重要内涵就是军民一家、民族团结。

传承弘扬“两路”精神,有助于提升“两路”沿线群众的“五个认同”,特别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和认同。

新时代藏区交通的立体式发展、跃升式巨变,体现的是民族大团结的时代伟力。做好新时代藏区交通工作,

既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体现,也是重要路径。

公路的修筑、保通和升级,既是自然意义上道路相通的过程,更是社会意义上心灵交通的过程,特别是引

导各族人民构建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的过程。以“两路”为纽带,“各民族之间

手足情深,患难与共。1966年河北邢台地震时,西藏60多位牧民组成一支送马队伍,走了整整26天,行程

500多公里 240

多匹马送到邢台。₃₀多年后,一个由₂₈人组成的代表团,带着₆₀台邢台牌拖拉机到拉

将

萨回访,回馈当年西藏兄弟的送马之情。1985年、1990年、1997年西藏那曲遭遇特大雪灾时,全国各族人民

伸出援手,及时送来粮食、棉衣、棉被;2008年四川汶川遭遇前所未有的大地震后,西藏各族人民捐款、捐物,

把爱心送到灾区。此类相互支援的感人事迹不胜枚举”^④^。

西藏70多年来的交通发展史表明:民族团结与交通发展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只有通过大力发展交通,

让各族人民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固思想长城,各民族

①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伟大的跨越:西藏民主改革60年》(2019年3月),第31页。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西藏举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交通运输发展成就新闻发布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2022

年7月7日发布,2023年3月12日访问,httpꢅꢄꢄwwwsciogovcnꢄmꢄxwfbhꢄgssxwfbhꢄxwfbhꢄxizangꢄDocumentꢄ1730531ꢄ1730531htm。

曹智、李大伟《习近平在视察南京军区机关时强调:贯彻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扎实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人民日报》2014年12月16

日,第1版。

③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伟大的跨越:西藏民主改革60年》(2019年3月),第52ꢉ53页。

汪东明ꢃ郭海龙ꢃ何云庵ꢃ中国共产党治藏进程中“两路”沿线群众政治认同的历史考察

共同维护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才能有效抵御各种极端、分裂思想的渗透颠覆,才能真正实现好、维护好和

发展好各民族根本利益。

五ꢃ结语

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

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

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①这是逻辑与历史的统

一。通过梳理历史,可以洞悉其中的规律。以“两路”为代表的西藏交通的发展历史中,蕴藏着西藏社会发展

的规律,这种客观规律直接制约着沿线民众政治认同的生成逻辑。

第一,交通是现代化的前奏。“两路”通车吹响了西藏民众的现代政治认同的号角。交通是经济的脉络

和文明的纽带。现代交通推动了经济融通和人文交流,使世界成了互联互通的“地球村”。新中国成立以来,

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民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使我国从交通大国逐步走向交通强国。交通也成为促进中国走向

现代化、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以“两路”为代表的西藏交通发展,带来的是西藏经济社会的整体性

变迁,推动了西藏的现代化进程和文明进步。

第二,具象认同是淳朴的,也是现实的,有情感归属感和象征意义。新时代依然应该保留、传承和弘扬政

治认同史中的宝贵历史经验。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共产党好”、“解放军好”的认知传统必须要在民众头脑中

深深扎根。藏族同胞是淳朴善良的人民。质朴的政治认同是最本真的认同,这种认同与党、人民政府、人民

军队的初心是高度一致的。红军长征时,老百姓从红军的言行中质朴地感悟到了“什么是共产党人”。2016

年10月21日,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讲述:“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

情深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

一半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 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同

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

和风险的根本保证。”^②在^“两路^”修筑过程中^,藏族同胞质朴地感悟到^“解放军就是菩萨兵^”^,^“^‘两路^’是幸福

金桥”^③^。大道即简^,政治认同归根结底要回归到情感归属上来^,要老百姓发自肺腑地说好^、说行^。

第三,政治认同既是生成的,也是建构的,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既是水到渠成的,也并非一劳永逸

的。虽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但做好政治认同工作,当代人仍需奋进。从实然层面来说,把握好利益法

则,要做好做扎实各种利益维护、利益保障和利益提升的工作。正如毛泽东所言:“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

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④从应然层面来说^,把

握好情感法则,也要做好做扎实精神自觉、文化自觉、共同体建设工作。“人类思想向一种完美境界的发展,

要靠三个主要原因:著述即通过书面或者口头讨论作为媒介来传播知识;教育,即在早期对于并无先入之见

的人灌输正确原则的做法;政治正义,即在社会实践中采用某种道德或真理的原则。”^⑤也即是说^,政治认同

要提质增效,离不开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和政治话语建设。让人民认知感悟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现实中

践行好党的宗旨同等重要,二者不可偏废。在政治认同实践中,二者均扮演重要角色,发挥重要作用,这是对

政治认同历史经验的概括和总结。

①

弗·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3页。

②

③

习近平《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2016年10月21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2页。

“菩萨兵”的比喻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编《伟大的跨越:西藏民主改革60年》(2019年3月),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3

页。“幸福金桥”的比喻参见纪念川藏青藏公路通车三十周年筹委会、西藏自治区交通厅文献组编《纪念川藏青藏公路通车三十周年文献集》

第1卷《文献篇》,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6页。

④

⑤

毛泽东《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1957年3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页。

威廉·葛德文《政治正义论》第3卷,何慕李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81ꢉ682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HistoricalStudyofPoliticalIdentityamongCommunitiesAlongtheꢁTwo

RoadsꢂintheCommunistPartyofChinaꢃsRulingofTibet

WangDongminꢀGuoHailongꢀHeYunꢊan

SchoolofMarxismꢀSouthwestJiaotong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1756ꢀChina

AbstractSincethecompletionoftheꢎTwoRoadsꢏꢀnamelytheSichuan-TibetHighwayandtheQinghai-

TibetHighwayꢀcommunitiesalongtherouteshaveundergonethreemajortransformationsintermsof

theirpoliticalidentityThefirsttransformationoccurredduringtheconstructionandopeningoftheꢎTwo

RoadsꢏꢀwhichresultedinaconcreteidentityasꢎSupportersoftheCommunistPartyꢏandꢎSupportersof

thePeopleꢊsLiberationArmyꢏ Thesecondtransformationwasreinforcedthroughthemaintenanceand

upgradingoftheꢎTwoRoadsꢏꢀwhichledtoasocialistidentityofꢎSupportersoftheSocialistSystemꢏand

ꢎSupportersofReformandOpeningUpꢏLastlyꢀthecurrenteraischaracterizedbyanoverarchingidenti-

tyofꢎFiveRecognitionsꢏ AreviewofhistoryrevealsthatthecompletionoftheꢎTwoRoadsꢏsounded

thehornofmodernpoliticalidentityamongtheTibetan Toestablishacontemporarypoliticalidentityꢀ

valuablehistoricalexperiencesmustbepassedonandupheldThisrequiresanunderstandingofboththe

lawofinterestsandthatofemotionsꢀandafocusonboththegenerationandconstructionoflogic

KeywordsSichuan-TibetHighwayandtheQinghai-TibetHighwayꢋcommunitiesalongtheroutesꢋpoliti-

calidentityꢋꢎTwoRoadsꢏspirit

[责任编辑:何_ꢃ毅]

第50卷第4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

SocialSciencesEditionꢂ

023年7月

Vol50ꢀNo4

Julyꢀ2023

哲学的任务

—

——论中西方哲学的一个影响深远的差异

丁三东

ꢃꢃ摘要:“中国哲学合法性”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都穿行于语言文化的空间,探究着哲学

型的概念。不过,与西方哲学比起来,中国哲学不仅追求在理论上辨析理念,还追求在实践上实现理想。中国哲学

比西方哲学多出来的经世致用倾向使得中国哲学与社会现实更牢地绑定,中国哲学家们也更深地涉入现实社会架

构,其“士人”的社会身份弱化了其“哲学家”的思想身份,导致中国哲学在思想上的特色越来越弱。在这方面,中国

哲人有必要保持其“哲学家”的本色。

关键词:中国哲学合法性;哲学家的使命;理念探究;经世致用

DOI1013734ꢄjcnki1000-531520230210

收稿日期:2022-06-29

作者简介:丁三东,男,江苏扬州人,哲学博士,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德国古典哲学、实践哲学、生物

学哲学与演化论,E-mailꢅs_prin_gbottle@hotmailcom。

自16世纪晚期开始,随着欧洲现代文明的兴起和扩张,中国与比印度更“西方”的欧洲之间的哲学碰撞

拉开了大幕。在欧洲,耶稣会教士们向欧洲人译介的儒家思想被明确定位为“哲学” 并在18世纪欧洲启

^蒙^运^动^中^以^正^面^的^“^理^性^他^者^”^形^象^促^进^了^欧^洲^哲^学^的^自^我^理^解^和^自^我^更^新^②^。而在中国这边^,西方哲学则

直到19世纪末才随着中国人对西方文明越来越深入的了解和学习而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并强烈地冲击中

国哲学,其对中国哲学的自我理解和自我更新的促进直到当下还在持续,在可见的未来,这个过程很可能仍

将继续。但中西方哲学比较研究在起步阶段就面临一个挑战:自19世纪初以来,欧洲哲学家们———其中最

著名的代表无疑就是黑格尔———否定了中国哲学的存在,有些学者否定的理由甚至深入到了汉语的非屈折

性^③^。如此一来^,^“中国哲学合法性^”就成了任何关于中国哲学及中西方哲学比较研究首先就会面临的一个

^前^置^性^问^题^。²¹^世^纪^初^,^汉^语^哲^学^界^曾^经^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④^。近年来^,这个问题在^“新时代^”

及“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设”的背景下似乎再次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如吴晓明^⑤^。苏德超甚至在考察西

①

1687年出版的儒家文献汇编书名为ConfuciusSinarumPhilosophus,即《中国的哲学家孔子》,参见:ProsperIntorcettaꢀChristianHerd-

trichꢀFrancoisRougemontꢀPhilippeCoupletLuduviciMagniꢀConfuciusSinarumPhilosophusSiveScientiaSinensisLatineExpositaꢁPa-

risiisꢅApudDanielemHorthemelsꢀViâJacobæâꢀfubMæcenateꢀ1687ꢂ;程艾兰《法国汉学与哲学》,《文汇学人》2015年3月27日,第24版。

②

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ꢉ39页。

③

ChadHansenꢀꢎChineseLanguageꢀChinesePhilosophyꢀandTruthꢀꢏTheJournalofAsianStudies44ꢀno3ꢁMay1985ꢂꢅ491-519

关于这场讨论的早期综述之一可以参见:赵景来《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研究述要》,《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第36ꢉ42页。最近的

④

回顾性综述可参见:田芳、邹晓东《“本土化”转向的活例:<文史哲>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大讨论》,《孔子研究》2021年第3期,第33ꢉ

0、157页。

⑤

吴晓明《重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学术月刊》2021第4期,第5ꢉ20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方哲学与科学在现代分离状况的基础上进一步反向提出了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合法性问题^①

^。在本文中^,笔

者将首先继续讨论这个问题,进而在肯定中国哲学之存在的基础上具体讨论中西方哲学之间的一个影响深

远的差异。

一ꢃ“中国哲学合法性”: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

与其他通名一样,“哲学”这个词所意指的理智探究活动及其成果在漫长的历史流变中呈现出巨大的多

样性。

在西方哲学内部,即便只看“古典”时代,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片断、柏拉图的哲学戏剧、亚里士多德的哲

学论著、卢克莱修的哲学诗篇在文体上就差异明显,而它们所涉的内容主题也是千差万别,更不要说西方哲

学在其后的“中世纪”、“现代”、“后现代”等时代发生的种种转型。

在此,我们必须放弃对通名的一种本质主义理解,仿佛它标示的诸多有差异的对象存在着共同的“本质

特征”,这个(些)特征可以通过“定义”而得到精准的刻画。实际上,“哲学”作为一个语言标签,甚至在很大程

度上被人们随意地、偶然地使用着。黑格尔就曾经记载,他那个时候的一些仪器价目表中,温度计、气压计之

类的仪器就被叫作“哲学的仪器”。他甚至看到一份报纸上的新书广告栏赫然写着“以哲学原理为基础的护

发术”这样的书名。因而^,我们没有必要^、也做不到通过界定一个词语的^“合理^”内涵^,来框定^、以至^“纠正^”

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对一个词语的使用。须知,词典和语法书只是对一定时期内稳定的、统计学上显著的语言

现象的记录和确认,它们对人们不断变异、新创的语言实践并不像法律条文那样具有刚性的约束力量。

西方哲学本身作为在西方理智历史的某个时候诞生、并在随后的理智历史中不断变易着的东西,并没有

构成自我限定的“法”。否则的话,如果依据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部分章节而把哲学仅仅理解为某种形

态的“形而上学”,则20世纪的分析哲学就得被排除出哲学之列。如果依据20世纪分析哲学流行的“概念分

析ꢉ说理论证”的文风,则尼采、海德格尔这些人充满了断言、隐喻的作品也得被排除出哲学之列。

西方哲学更不应构成框定其他理智历史的“法”。基于西方的某个或某些理智历史事例而抽绎出对“哲

学”的某种定义,进而以之为圭臬来衡量中国的理智历史现象,判定“中国有无哲学”,乃是一种不合适且徒劳

的做法。我们完全尽可以如实际所发生的那样坦然地谈论中国哲学的种种话题,比较中西方哲学的种种同

异,而无须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进行艰难的辩护。

②

实际上,尽管作为一门伴随着中国现代大学研究ꢉ教育体系的发展而诞生的现代学科,“中国哲学”是在

₂₀_世_纪_初_通_过_胡_适_、冯友兰等人的书写才出现的东西,但在此之前,中国哲学的那些文本早已存在,并在根

本上塑造着中国人的认知理解和实践生活。而且,中国哲学在自身的漫长历史中也与西方哲学一样发生着

不断的转型和新生。例如,先秦时期的《论语》、《庄子》、《韩非子》在文体上就有着鲜明的区别:《论语》记录了

许多生动活泼的答问,《庄子》充满了肆意汪洋的寓言,《韩非子》则有不少逻辑严密的论证。再如后来禅宗的

公案、宋明理学的语录,中国哲学文本的文体形式不断变化,更不要说历代不断累积的传、注、笺、疏、集解等

种种著述方式。而就所论内容主题,中国哲学在漫长的历史中也不断发生着变迁、扩展。可见,中国哲学与

西方哲学一样,一直以变易或生成(Werden)的方式存在(Sein)。

二ꢃ中西方哲学作为探究哲学型概念的活动及其成果

尽管在其历史流变中,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各自内部及两者之间都呈现出巨大的差异和多样性,但它们

何以能够都被冠以“哲学”之名?

前文已指出,我们不能以本质主义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笔者在《哲学为什么不断返回经典?》^③一文

中,也论说了采用“达尔文主义空间工具”^④来刻画真实世界中任何多样化的^、演变着的东西及其特征的演变

①

苏德超《哲学的标准与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合法性———现代中国哲学探索的一个核心问题》,《中州学刊》2022年第2期,第101ꢉ110页。对

于该文所引发的相应回应请参见:刘清平《中西哲学的合法性在于非认知价值中立的科学态度———与苏德超教授商榷》,《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第110ꢉ116页。

②

③

黑格尔《哲学全书·第一部分·逻辑学》,梁志学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页。

丁三东《哲学为什么不断返回经典?》,《中州学刊》2019年第7期,第113ꢉ119页。

④

PeterGodfrey-SmithꢀDarwinianPopulationsandNaturalSelectionꢁNewYorkꢅOxfordUniversityPressꢀ2009ꢂꢀ41-68

丁三东ꢃ哲学的任务———论中西方哲学的一个影响深远的差异

过程的研究策略。在此,我们所追求的不应是逻辑定义(lo_gicaldefinition)。逻辑定义通过“哲学”确定的内

涵,在“哲学”与“非哲学”之间划出一条分明的界限。但真实世界中哲学这一理智现象的演变连续统没有这

样的分界线。我们所追求的应是现象描述(_phenomenaldescri_ption)。而且,这种描述不应追求对我们所关

注的所有哲学现象都是完全真的。我们人在进行现象描述的工作时,不具有上帝般的俯视视角,对全部哲学

现象都一览无遗。用康德的方式讲,人的理性实质上不具有通盘把握的能力———尽管去这么做是它的自然

本性,但它实际上力有不逮。人只能“站在大地上”,首先从一些简单的、易于处理的典型事例出发,从那些公

认的哲学现象出发,达成一个对哲学的大致描述;并坦率承认,在那些非典型的哲学现象中,大致描述所指涉

的特征完全可能会逐渐变得模糊,甚至消失。笔者认为,这是我们可以合理地谈论通名问题———包括哲学、

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以及中西方哲学比较———的唯一方式,而人们对于这些问题的谈论也是这种方式意义上

的描述,即便他们自己不一定是明确地如此理解的。

让我们回到本节开头的问题。对之有一种回答是,因为它们大致都是在讨论“大问题”。罗伯特·所罗

^门^影^响^甚^大^的^《^简^明^哲^学^导^论^》^一^书^的^正^标^题^就^叫^“^大^问^题^”^①^。书中介绍了哲学讨论的诸多问题^,例如生活

意义、信仰、真理、自我、自由、正义,它们实际上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很可能在一个人生命中的某个时候萦

绕于他的脑海。郭齐勇也主张,“哲学是人们关于宇宙、社会、人生的本源、存在、发展之过程、规律及其意义、

价值等根本问题的体验与探求”,“凡是思考宇宙、社会、人生诸大问题,追求大智慧的,都属于哲学范畴”。他

进一步指出,人类几大文明对这些大问题的思考有共通的地方,也有特殊的地方,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哲学类

型和形态,开启出不同的哲学传统,“并没有一个普遍的西方的或世界的哲学,所有哲学家的形态、体系、思想

都是特殊的,各别自我的”^②^。

不过,这种描述的困境有二。第一,“大问题”这个词中隐含的“大ꢉ小”隐喻是颇为含糊的。什么问题才

算是“大”问题? 一个人或一群人在身处关乎生死存亡的战场上究竟该怎么做? 这样的问题算不算大? 第

二,对于“生命如何诞生”,“宇宙如何演化”,“人类社会该确立怎样的政治秩序”这样的大问题,宗教和科学也

在考虑,但我们通常还是会大致区分科学、哲学与宗教,尽管它们各自的边缘地带存在不少重合的情形。况

且,我们今天勾勒西方哲学以及中国哲学的诞生时,恰恰会凸显它们与各自宗教背景的分离,在泰勒斯之前,

以《荷马史诗》和赫西俄德《神谱》为代表的希腊神话诗篇已经在思考和回答“大问题”。但泰勒斯才是公认西

方哲学的开端。在郭齐勇主编的《中国哲学通史》中,首先讨论的也是“殷商时期的宗教与政治”,然后才讨论

“

西周的王道政治哲学”③。因此,哲学之所以是“哲学”而非宗教或科学,或许并不在于它思考“大问题”,而

在于它如何思考和回应“大问题”。

劳黑德在解释把泰勒斯视为西方哲学的开端时就是从这个角度说的:“虽然泰勒斯继承和运用了他的前

辈们的一些观念,但他为这些材料带来了新思维方式的火花。……泰勒斯不是诉诸传统或诸神的故事来支

撑他的结论,……泰勒斯的同伴和继承者们创造了提问、论证、理论和批判性对话等一系列方式,这表明,西

方历史上出现了一种回答问题、解决争议的新途径。这种探究和论证的精神既孕育出了科学,也孕育出了哲

学。”^④劳黑德的这个说法有着强烈的20世纪分析哲学的色彩^,它也是当代有些哲学研究者努力推行的思考

和写作风格。大体上,笔者也赞成,哲学的思考和表达不仅要提出主张,更要论证主张。

不过,在此我们需要从上文提出的“现象描述”的角度来理解这个特征:哲学的论证精神在西方哲学和中

国哲学的有些形态(“典型事例”)中体现得很明显,而在有些哲学形态中则体现得不那么明显。倘若我们把

这个特征理解成某种意义上的“逻辑定义”,则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不少影响巨大而深远的类型的“哲学”身

份就有点岌岌可危了。

劳黑德对哲学的上述描述除了有被过强运用的风险,还存在一个困难,他自己的表述就展示了这个问

题:如果“探究和论证的精神既孕育出了科学,也孕育出了哲学”,那泰勒斯的思想为什么更适合被叫作“哲

①

②

③

④

罗伯特·所罗门《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张卜天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郭齐勇《中国哲学的问题与特质》,冯鹏志主编《哲学与中国(2018年春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7ꢉ18页。

郭齐勇《中国哲学通史·先秦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51ꢉ81页。

威廉·F.劳里德《哲学的历程:西方哲学历史导论(第四版)》,郭立东、丁三东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7年版,第19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学”而不是“科学”? 在此,似乎需要一个更好的,不仅可以把哲学与宗教区分开来,还可以把哲学与科学区分

开来的描述。接下来我就尝试给出一个这样的描述。

上文已表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之所以是“哲学”,或许并不是由于它们思考“大问题”,也不是由于它

们诉诸“探究和论证的精神”。这或许是因为,它们在思考和回应大问题时所讨论和运用的都是“哲学型的”

概念。

简要地说,人类之所以能够在地球生命的演化中脱颖而出,是因为在人类可塑的大脑中出现了以语言概

念为载体的文化演化,它不同于基于遗传基因的自然演化并叠加于后者之上。从此,人类再也不像动物一样

直接与世界打交道,而是透过文化概念这个“操作界面”来与世界、与他人发生关系。而人类各个群体的文化

概念尽管林林总总,但我们还是可以把它们大致分为三种类型:科学型的概念、哲学型的概念以及宗教型的

概念。

这里需要立刻说明的是“科学型的”含义。笔者在此进行的命名乃是化用自流行的“科学ꢉ哲学ꢉ宗教”

划分框架,并对它们的含义做了黑格尔式的改造。黑格尔在他的《美学讲演录》里区分了“类型(Formen/

forms⁾^”^和^“^种^类⁽Arten^/species⁾^”^①^。^而^这^里^所^说^“^科^学^型^的^”^含^义^并^不^是^指^欧^洲^现^代^以^来^的^特^定^知^识^种^类^,

即通常意义上的科学,而是指可以诉诸经验判抉的这种类型的概念。因此,例如,中医的“经络”、“精气”、“津

液”这些概念虽然不是科学种类意义上的“科学的概念”,但它们还是可以归属于这里所讲的“科学型的”概

念,因为它们实际上是可以诉诸实验来研究的。笔者的这个构想也受到了孔德“神学ꢉ形而上学ꢉ实证”^②

^划^分^的^启^发^③^。不过^,在孔德看来^,它们既构成了人类精神通过语言构想的不同概念类型^,也构成了人类历

史进步发展的三个基本阶段,而笔者认为———这也是人类社会的实际情形———后来发展起来的类型的概念

不会完全取代之前存在的类型的概念,它们会长期并存^④^,_因_为,_它_们_作_为_人_类_的_概_念_工_具_实_际_上_各_有_特_点,

在不同的特定情境中各具优势。一个人给他的工具箱里添加了锤子,不是说他就会把里边原有的螺丝刀、扳

手扔掉,除非是因为箱子装不下了。

对于上述三种概念类型的区别,笔者先给出一个大致的描述:科学型的概念往往可以诉诸逻辑推论和经

验判抉;哲学型的概念则大都无法诉诸经验的检查和筛选,而主要诉诸概念辨析和理由论争;而宗教型的概

念则甚至是逻辑上不可解的东西,只能诉诸信仰。此外,宗教型概念不像哲学型概念那样存在理由争执的情

形,即便出现了争执,最终也会通过宗教大会的形式确立起唯一的正统权威,当无法确立的时候就是宗教的

分裂。而哲学型概念则似乎缺乏这种唯一权威的特征。

以“以太”为例,亚里士多德最初提出了这个概念,后来在科学史及哲学史上人们长期地讨论和使用着

它。但1887年迈克尔逊和莫雷通过实验否定了它的存在。这是一个典型的可以诉诸经验判抉的科学型概

念事例。以“好生活(well-bein_g)”为例,怎样的生活才算好生活? 物质上实现充裕? 心理上获得愉悦? 德性

上得到提升? 这里我们无法通过在经验上实现相关状况来“验证”某种说法的对错。而当某个人把一种说法

强加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绝不会满意。哲学的探究只能在各种关于“好生活”的概念和理由的自我陈述与相

互争辩中反复权衡。这是一个典型的只能诉诸理由论争的哲学型概念事例。以“死后复活”为例,这是基督

教的核心概念,它是一个经验上不存在、逻辑上不可解的东西。这是一个典型的只能诉诸信仰的宗教型概念

的事例。

这个描述从典型事例出发,绝不否认以下的情形:科学型、哲学型与宗教型的种种概念在某些边缘事例

中会出现重叠。关于科学型概念与哲学型概念之间的边缘重叠事例,我们可以举出理论物理学中的弦理论。

由于物理学家们尚未找到任何实验证据来检验它,因而它也近乎论理思辨的哲学探究。而被写入哲学史的

一些人们曾经只能诉诸论理思辨的问题和概念,则可以随着实验判抉的实施而转变成科学型概念,例如前文

①

②

③

④

G W F HegelꢀWerkein20BändenꢁBerlinꢅSuhrkampVerlagꢀ1970ꢂꢀ389

奥古斯特·孔德《论实证精神》,黄建华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笔者的这个划分构想甚至还受到了康德关于数学概念和哲学概念之分的影响。

不同类型概念在一个人群以至整个人类头脑中分布频率有着怎样的变化状况,需要特别的统计调查,但至少应该不会如孔德所设想的那样

只是简单的“进步”、“取代”情形。

丁三东ꢃ哲学的任务———论中西方哲学的一个影响深远的差异

列举的“以太”概念,又如古希腊自然哲学讨论世界本原时所提出的那些概念。通过哲学型概念和信仰型概

念之间的边缘重叠事例,我们可以发现,很多人理解这个世界时所明确或隐含采用的最核心概念或根本信念

(

_b_e_l_i_e_f)甚至可以获得信仰(

faith⁾^般^的^地^位^,^他^们^对^之^深^信^不^疑^,^基^本^上^没^有^改^变^的^情^形^,^世^纪^末

₂₀世纪

初经典物理学危机时期的汤姆逊、洛仑兹即是如此。宗教也可以从信仰的姿态调整为哲学的姿态,从而与哲

学形成重叠。例如在基督教思想史上,既有坚守宗教信仰的方式,也有采取哲学论理的方式,这才形成了所

谓“基督教哲学”,其关于上帝存在的种种“理论证明”就近乎哲学型的概念思想。

基于前文的这个描述,我们现在再来考虑本节开头的问题。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之所以都能够被冠以

“哲学”之名,乃是因为,它们尽管是不同的种类,但它们基本都在致力于提出和探讨种种哲学型的概念。以

被视为西方哲人典范的苏格拉底为例,他探究的不是“某个美的东西”,而是“美本身”,不是“某个虔敬的行

为”,而是“虔敬本身”。同样地,以被视为中国哲人典范的孔子为例,他也努力地探究“仁”、“孝”、“义”等思想

概念。而当苏格拉底和孔子在探究和讨论的时候,都不是诉诸经验的验证或信仰的坚持。尽管孔子对思想

概念的讨论有时候会以一种演(示论)证(demonstration)和情境化(contextualization)的方式开展,但他决不

是在进行经验性的研究^①^。

由此可见,每个人群以及每个人群中的个体都是通过特定的思想概念———文化“界面”———来理解世界,

来展开行动的。这些概念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科学型、哲学型、宗教型。无论是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它

们之所以是哲学而不是科学或宗教,乃因它们致力于探究的乃是哲学型的概念,而它们之间的分别乃是哲学

型之下具体种类的分别。中西方哲学家们都致力于三方面的工作:第一,中西方哲学家们都努力地揭示特定

人群理解世界、展开行动时运用的哲学型概念框架,达成对所属人群及其个体的“形而上学”的明确意识^②^;

第二,指向同一个事情或问题的哲学型概念并非只有一种,不同哲学种类的不同概念主张之间形成“竞争”,

中西方哲学家们都努力地进行概念辨析和理论争鸣;第三,那些伟大的中西方哲学家们都努力地创造出新的

哲学型概念,达成对世界新的哲学认知,开启人新的哲理生活^③^。

三ꢃ哲学家的使命:中西方哲学之间的一个差异

在前文中,笔者实际上把哲学家、科学家、宗教圣者都视为文化概念空间(s_paceofconce_pts)的穿行者,

只不过他们活动于这个空间的不同领域。中西方哲学家们探究着哲学型概念,并在前述三个层面展开自己

的探究工作。不过,尽管前文基于中国哲学探究的概念类型肯定了中国哲学的存在,然而我们得承认,中国

哲学在探究哲学型概念领域时远没有做到如基于现代数理逻辑的分析哲学那样概念清晰、逻辑严密、论理充

分,它在历史上也远远不如同时期的西方哲学。也就是说,在前述第二个层面,中国哲学家们的工作极不充

分。冯友兰曾在其《中国哲学史》中把孟子和柏拉图相提并论,我们就以二者为例。柏拉图的作品虽然通常

被称为“对话”,但称之为“戏剧”似乎更加确切。在其中,每位言说者都站在特定立场,论说和捍卫着某种主

张,而苏格拉底则扮演着推动具体观点持有者自我审思的角色;不同的观点“道成肉身”,通过不同言说者之

口充分争辩。相比之下,尽管孟子以雄辩著称,《孟子》中也记载了很多对话,但孟子和《论语》里的孔子一样,

更多时候扮演的是特定观点教导者的角色,罕有不同观点间你来我往多回合的正面交锋。更须指出的是,

《孟子》里边的哲学型概念讨论很多时候却不是诉诸理由论说,而是诉诸情感———恻隐、羞恶、昂扬、崇高等

等———激发。然而,论证理由和唤起情绪是两种根本上不同的活动,它们所激活的脑区都是不一样的。前述

这一点是中国哲学必须面对、弥补的巨大缺陷。

到现在为止,笔者努力论说的主要还是中西方哲学一致或共同的地方。但这两种哲学的名称所标示的

差异应当不只意味着有关的思想观念在诞生地地理位置上的区别。它们所讨论的哲学型概念的具体种类,

以及它们各自的致思方式上也肯定有着深深的差异。不过,笔者在此依然不打算讨论中西方哲学具体概念

①

②

在此,我们无须把《墨子》中的有些经验研究或苏格拉底的临终陈述视为哲学的反例,我们最好把它们视为哲学型的边缘事例。

黑格尔说,“形而上学无非就是普遍的思维规定的范围,好比是透亮的网,我们把全部材料都放在里面,从而才能使人理解。每个有教养的意

识都有自己的形而上学,有这种本能式的思维,这种存在于我们之内的绝对力量。只有我们把这种力量本身作为我们认识的对象,我们才会

成为掌握这种力量的主人”。参见:黑格尔《自然哲学》,梁志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5页。

③

当存在主义创造出一系列新的思想概念时,由此并没有诞生一个新兴的宗教。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比较的问题。笔者还想延续前文的一般性描述思路,借助典型的事例显明中西方哲学之间的一个一般性的

现象差异,并讨论这一差异造成的很可能非常深远的影响。

如果进一步考察中西方哲学史上哲学家们所从事的工作,我们会发现:中国历史上的哲学家们往往不仅

致力于在理论上探究某种概念,还致力于在人群的生活中推行和实践它们。西方历史上的哲学家们不是不

努力传播和实施某种思想主张,概念探讨和思想争鸣很多时候就是以个体间观念传播和个体或社会群体自

发实践的方式表现的,但理论研究者是他们的本色。在此,西方历史上的哲学家们似乎有着一个基本的自我

定位,即他们是思想者,其主要任务是在理论上探究概念空间,即便他们在理论上可能会凸显行动的根本性,

他们也不是在获得对世界真相的洞见后“登山训众”或“出山救世”。而中国历史上的哲学家们则似乎有着双

重的自我定位,即他们不但要在理论上探讨某种观念(idea),还要在实践上实现某种理想(ideal)。中西方哲

学家之间这个方面的区别在“为学术而学术”和“学以致用”(这里更确切的表述是“知以致行”)这两个格言上

或许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套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最后一条的话说^①^,西方哲学家们大都只是在

用某种方式解释世界,而中国哲学家们则大都还力图用某种方式改变世界。

前述经世致用、敦化现实的追求使得中国古代哲学家们普遍有一种“得君行道”的渴望,他们盼望借助现

实的政治权力来推行和实施某种思想主张———毕竟,这是推行和实施思想观念的最有效途径。在先秦时期,

自孔子以降,中国哲学家们大都奔走于诸侯之间,努力游说君主们实施自己的思想。自秦汉之后,在大一统

的政治格局下,中国哲学家们(主要是儒家)则通过察举、荐举、科举等方式走上仕途,从而实施自己的思想主

张。他们从政治的退隐往往是因遭逢昏君佞臣而不见用,不得已才退而授徒著书。在整个中国古代,主动与

现实政治权力保持距离,不说诸侯不仕君王的哲学家寥寥无几。而西方哲学史上的哲学家们在这方面的情

形则大致相反。赫拉克利特宁肯放弃王位,也要潜心思想概念的探究。苏格拉底虽然在与他的学生、朋友以

及各色希腊人等孜孜探讨种种思想概念的同时也参与雅典城邦的公共事务,投身现实政治,但他做那些事情

并不是为了借助政治权力来推行他的思想主张。即便是曾经被人们视为与普鲁士官方过从甚密的黑格尔也

没有这么做。当然,也不可否认,就像在中国哲学历史中存在庄子这样伟大的“异类”(outlier)一样,在西方

哲学历史中也存在伏尔泰这样的反面边缘事例。

在此,我们还可以具体考察一下中西方哲学家中的两个典型事例———孟子和柏拉图———之间的区别。

孟子探讨了“圣王”之道,柏拉图提出了“哲学王”概念,这两者非常相似,都诉诸哲学思想与政治权力相结合

的路径。他们两人也都曾经为了实现自己的理念而奔走,孟子游说于齐、宋、魏等国之间,柏拉图也三次远赴

西西里。但柏拉图很快就意识到,期盼“哲学王”的出现相当于期盼“某种奇迹”。“他痛定思痛,接受实践的

教训在政治思想上发生了一个大转变,从《国家篇》的‘人治’转为最后《法篇》的‘法治’。”^②而^《孟子^·公孙丑

下》中记载,孟子不得齐宣王重用而离开,在齐国都城临淄西南的昼这个地方住了三晚才继续上路。孟子在

解释自己为什么走得慢腾腾的原因时说:“予三宿而出昼,于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

予。夫出昼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后浩然有归志。予虽然,岂舍王哉? 王由足用为善……王庶几改之,予日望

之。予岂若是小丈夫然哉! 谏于其君而不受则怒,悻悻然见于其面,去则穷日之力而后宿哉!”^③话语之间充

满了对施行王政理想之机会的渴望。

中西方哲学家之间自我定位上的差异或许可以解释中西哲学家们各自哲学探究成果在内容领域上的差

异。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曾把先秦诸子的探究、思虑问题总括为“务为治者也” 这个描述也适用于汉

魏以降。中国哲学包含的内容主要集中于个人道德、社会伦理、政治哲学以及历史哲学这些领域,而西方哲

学包含的内容则要广泛得多。尽管我们今天可以从先秦诸子的文本中阐发出知识论、心灵哲学、形而上学等

内容,但它们自身直接指向的问题终究还是如何“拯救天下”。或许,正是经世致用、济世安民的使命趋向使

④

①

马克思的原文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参见:卡·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

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版,第140页。

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等《希腊哲学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10页。

②

③

④

焦循《孟子正义》,沈文倬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07ꢉ308页。

司马迁《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993页。

丁三东哲学的任务———论中西方哲学的一个影响深远的差异

得中国古代哲学家们没有充分地探究哲学型概念空间的更多领域,甚至也抑制了中国古代学者去探究科学

型概念空间领域。用形象的话说,西方哲学家们就像一个儿童,“惊讶”于各式各样的问题,无功利地在概念

空间中四处探索。而中国哲学家们则像一个成人,“忧心”于天下滔滔这个首要甚至唯一的问题,一心只在概

念空间中寻找经世济民的妙方。

四

哲学与社会

在前文,笔者描述了中西方哲学家在自我使命定位上的一个差异,并尝试用它来解释中西方哲学内容领

域上的差异。实际上,上述差异所造成的影响不止于此。笔者这里还想讨论另一个深远的影响,中西方哲学

在哲学与社会之关系上的差异。

无疑,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哲学家们都探究了概念空间的社会领域。当孔子、孟子谈论禹、汤、文、武、周

公时,他们并非仅仅在讨论实际历史上的人物。这些圣王在中国哲学中起到的理论功能本质上乃是中国哲

学家们的社会理念或理想的感性化、直观化表达,是中国哲学家们的“理想国”。在理念/理想与实存社会之

间始终存在张力———这也是哲学与现实的张力。对这个张力该如何反应?在此,中西方哲学家们以及中西

哲学显示出了一种差异。

西方哲学家们与所处现实社会之间的距离则似乎更加遥远,他们仿佛生活在“高山之巅”,是“外邦人”。

他们对现实社会来说更多是一个“观察者”并且对现实社会往往采取一种批判的立场^①。在《回答这个问题^:

什么是启蒙?》这篇著名文章中,康德区分了一个人作为“学者”的身份和一个人作为某个社会岗位或职位担

任者的身份。基于后一种身份,一个人从属于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他要做的仅仅是服从。但基于前一种身

份,一个人则需要从源远流长的共同体甚至全人类的角度,理性地思考和表达^②^。而中国哲学家们与所处现

实社会似乎关系更加密切,他们就生活在“此处”。他们更加深入地参与到了现实社会的运作之中,其“哲学

家”的思想身份与“士人”的社会身份合而为一,他们对现实社会往往采取一种谏言献策的参与立场。

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或许与中西方社会历史的不同演变状况有关。欧洲几乎没有出现过大一统的局

面,这给哲学家们保持自己思想者、观察者、批判者的身份留下了空间。例如,在欧洲现代早期,当笛卡尔、斯

宾诺莎、休谟、卢梭等人坚持自己的社会哲学理念而遭到迫害时,他们可以去往另一个国家。实际上,这种空

间在中国诸侯纷争的先秦时期也存在。因而我们可以看到,先秦诸子们对具体诸侯国的实际社会也表现出

了超然的观察和犀利的批判。但自秦汉以降,这样的空间显然在中国历史上大体丧失了。中国哲学家的超

然性也越来越弱,儒学被制度化,儒士被官僚化。或许明清之际的社会动荡才为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

接续孔孟精神的思想者、批判者立场提供了空间。

除了中西方实际社会历史走向不同这个原因,造成上述差异的原因或许还与笔者在上一节所描述的中

西方哲学家的自我使命定位及中西方哲学的任务定位有关。中国哲学家们总不满足于只是探究思想概念的

空间,还想实施自己探讨的理念,因为这才算一展抱负。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这就犹如牛顿探究出引力理论

之后,还想用它来造火箭。

五

结语

倘若我们可以通过诉诸文化概念类型的划分而证成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则我们就可以安然地投身中国

哲学及中西方哲学比较研究。而中西方哲学比较研究对中国哲学自身而言的价值绝不只是了解另一个种类

的哲学,更不应是通过高下判决彰显自身的优越。中西方哲学比较研究一方面可以如杜维明、刘述先等人所

做的那样,把中西方不同的哲学种类置于同一个问题脉络中,让它们形成哲学思想层面的论争。更重要的

是,中西方哲学比较研究可以促进中国哲学的自我更新。笔者在本文开头即指出,这个过程依然有待继续下

去。基于本文的讨论,笔者认为,中国哲学家首先可以通过借鉴西方哲学家们纯粹理性探究的精神,无须心

心念念于所探究的思想概念要能够经世致用,从而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探索更广大的概念空间。其次,中

ꢀ

①

②

MaxHorkheimerꢁꢂTheSocialFunctionofPhilosophyꢁꢃinStudiesin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ꢄNewYorkꢅTheInstituteofSocial

ꢀ

Researchꢁ1940ꢆꢁ321-337ꢇ

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9ꢈ46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国哲学有必要保持批判的眼光,保持哲学的本质,审视实际生活。须知,这才是哲学的根本任务,才是“哲学

家”的本色。

ꢀ

TasksofPhilosophyAProfoundDifferencebetweenChineseandWestern

Philosophy

ꢀ

DingSandong

ꢀ

YueluAcademyꢁHunanUniversityꢁChangshaꢁHunan410082ꢁChina

ꢀ

AbstractThelegitimacyofChinesephilosophyisaproblematicissueꢁwithbothChineseandWesternphi-

ꢀ

losophiestraversinglinguisticandculturalspacesintheexplorationofphilosophicalconceptsꢇHoweverꢁ

ꢀ

incontrasttoWesternphilosophyꢁChinesephilosophynotonlyseekstoanalyzeconceptualideastheoreti-

ꢀ

callybutalsostrivestoimplementtheseideasinpracticalapplicationꢇTheinclinationtowardpracticalutil-

ꢀ

ityandtherealizationofidealshasbeenconsideredthehighestphilosophicalachievementoftraditional

ꢀ

ChinesephilosophyꢁleadingtoamoresecurebindingofChinesephilosophytosocialrealitythanWestern

ꢀ

philosophyꢇChinesephilosophershavealsobeenmoredeeplyinvolvedinsocialstructuresꢁparticularlyby

ꢀ

virtueoftheiridentityasshiꢁorliteratiꢁratherthanasmerephilosophersꢇThisperspectivehasweakened

ꢀ

theintellectualidentityofChinesephilosophyꢇInthisrespectꢁChinesephilosophershavearesponsibility

ꢀ

toreclaimtheirstatusasphilosophersꢇ

ꢀ

KeywordslegitimacyofChinesephilosophyꢉexplorationofphilosophicalconceptsꢉpracticalapplication

[责任编辑:帅巍]

第50卷第4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

SocialSciencesEditionꢂ

023年7月

Vol50ꢀNo4

Julyꢀ2023

窥基《说无垢称经疏》探析

杨_ꢃ东

ꢃꢃ摘要:窥基《说无垢称经疏》是流传下来的唯一一部《维摩诘经》玄奘译本的注疏。该经疏从头至尾对照玄奘和

罗什两个译本,对旧译本的阙误不足以及两译的辞别义同之处均予以了详尽分析。该疏依慈恩宗的判教理论把

《维摩诘经》同时判摄于空宗和有宗,批驳了该经唯属于空宗的观点,并以慈恩宗的四重二谛之说结合经文,给出了

判摄该经于有宗的理由。《说无垢称经疏》另外一大特色在于窥基依清辨、护法二师的古注,同时以空有二宗的理

论并行阐释大部分经文,这对于精研经义、探讨空有二宗的理论异同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各派对《维摩诘经》进

行了判教,窥基也对中观唯识二宗义理进行了会通。

关键词:窥基;《说无垢称经》;判教;空宗;有宗

DOI1013734ꢄjcnki1000-531520230212

收稿日期:2023-03-20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窥基《说无垢称经疏》研究”(20BZX05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东,男,四川道孚人,哲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E-mailꢅ846766678@_q_qcom。

毋庸置疑,《维摩诘经》^①是对中国古代文化影响最为广泛深远的外来典籍之一^。无论僧俗^,不分教派^,

《

维摩诘经》一直为人所喜爱和诵读,对中国古代的哲学、宗教以及文学艺术都有莫大的影响。该经自汉末到

北宋,汉译本凡有七种,至今留存的尚有三国吴支谦所译《维摩诘经》、后秦鸠摩罗什所译《维摩诘所说经》和

唐玄奘所译《说无垢称经》三种。对于前两种译本的研究,学界从宗教、哲学、语言、文学等诸多方面都进行过

比较广泛深入的探讨^②^。对玄奘译本的研究则明显不足^,仅有少量从语言学的角度对其进行翻译^、文字方面

的比较研究。三个译本中,以鸠摩罗什的译本流传最广、影响最大,自僧肇为之作注以来,历代注疏不绝,流

传至今的仍有僧肇、慧远、吉藏、智顗、湛然等大德的疏文。为玄奘译本作注疏的不多,仅囿于唐代奘门弟子

和后学,流传下来的仅有《说无垢称经疏》一部,为玄奘高足窥基所作。窥基的经疏对《说无垢称经》进行了次

第详尽的解说,详细对勘了罗什译本,对罗什译本中存在的文句阙失、文义不足以及文义难知等问题一一指

出。窥基在疏中依慈恩宗义对《说无垢称经》予以了教判,并批驳了他宗认为该经唯是说空之教的观点。另

外,窥基虽为唯识宗大师,但在阐解经文之时并不拘囿于自家宗义,而是空有并重,对经文同时以中观和唯识

二宗的宗义并行解释,这是该疏最为特别之处。遗憾的是,学界和教界至今对《说无垢称经疏》的重要性和特

殊性认识不足,对其探讨亦甚少。本文就该疏上述几个方面的特点予以更细致的探讨,期望能抛砖引玉,使

该经疏得到更全面和深入的研究。

①

②

本文以《维摩诘经》作为该经的通用称呼,以《维摩诘所说经》特指鸠摩罗什译本,《说无垢称经》特指玄奘译本。

现列举几部重要的著作。(1)黄宝生的《梵汉对勘维摩诘所说经》是依照梵文本以现代汉语重译了《维摩诘经》,并对比了鸠摩罗什和玄奘的

译本。参见:黄宝生《梵汉对勘维摩诘所说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2)何剑平的《中国中古维摩诘信仰研究》对于《维摩诘经》的

相关文献、维摩诘信仰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以及摩崖造像艺术的关系、该经与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佛教判教的关系、该经对隋唐各佛教宗

派的影响等方面都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参见:何剑平的《中国中古维摩诘信仰研究》,巴蜀书社2009年版;(3)孙昌武的《中国文学中的

维摩与观音》对维摩诘信仰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以及《维摩诘经》与六朝之后的历代文人、居士的关系予以了系统的梳理和阐述。参见:孙昌武

《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中华书局2019年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一ꢃ指陈旧译本之不足

如前所说,在玄奘重译《维摩诘经》之前,该经于中土已有六个译本,其中尤以鸠摩罗什所译的《维摩诘所

说经》最为人称道,广为流传。玄奘非常重视经文翻译中对于梵文原本的忠实度,由此标准来衡量,在奘门子

弟眼中,前代译本包括什公译本都达不到这个要求,正如窥基在疏中序文所言:“所以西靡玉谍,东耀金姿;竞

赏一真,已经六译。既而华梵悬隔,音韵所乖;或仿佛于道文,而糟粕于玄旨。大师……陶甄得失,商榷词义,

载译此经,或遵真轨。”^①与其他译本相比^,玄奘译本之信达雅是学界公认的^,新译本也确实是文畅义足^。然

而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世,新译本都没能取代什公译本在僧俗界的影响,甚至基师出外讲经,亦不得不依旧

本讲说。对此,窥基于《说无垢称经疏》末自述云:

基以咸享[亨]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曾不披读古德章疏,遂被并州大原县平等寺诸德迫讲旧

经,乃同讲次,制作此文,以赞玄旨。夜制朝讲,随时遂怠,曾未覆问。又以五年七月,游至幽明蓟

地,更讲旧经,方得重览。文虽疏而义蜜[密],词虽浅而理深,但以时序匆迫,不果周委言。今经文

不同之处,略并叙之,诸德幸留心而览也。^②

由此因缘,窥基在讲经过程中得以详细比对玄奘译本与鸠摩罗什译本之异同得失,并造此章疏以启后

学。细览疏文,窥基依据梵文原本在疏中随文对旧译本之不足和错谬之处予以了详细的说明,据笔者统计,

共有上百处之多,主要是译文脱阙、译文错谬、文义不全、文义难解和文义不同之失,还有少部分是文义狭隘

和译文增益的问题。窥基对罗什译本的不满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经名和品名的翻译;二是译文阙失和

删略原文。窥基在经疏的开头以六门义总说《说无垢称经》,其中第四门义“叙经之不同”谈到了经名和品名

的翻译。基师首先根据前代译名、梵文原本以及佛教理论对鸠摩罗什把经名译为《维摩诘所说经》提出了批

评,然后对什译本与奘译本在品名翻译上凡有不同之处均予以了指责。对于什译本阙失删略原文之失,窥基

在疏中亦一一指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窥基在对什译本的不足提出批评的时候,偶尔会掺杂个别道德指责于其中。例如,

《

声闻品》中记载舍利弗宴坐树下遇维摩诘这一段,奘译本为“时无垢称来到彼所,稽首我足,而作是言”③,

^什^译^本^则^为^“^时^维^摩^诘^来^谓^我^言^”^④^,阙失^“稽首我足^”的礼称用语^,基师对此提出了强烈批评^,他说^:

无垢德望虽高,形随凡俗;声闻道居下位,貌像如来;故随类以化群生,来仪稽首。罗什词屈姚

主,景染欲尘;入俗为长者之客,预僧作沙弥之服;不能屈折高德,下礼僧流;遂删来者之仪,略无稽

首之说。^⑤

他认为维摩诘虽然德高望重,但毕竟是以居士凡俗身份教化,所以见到声闻弟子还是应该致礼,而鸠摩

罗什却故意删略了此礼仪语。窥基进一步分析鸠摩罗什此举是由于自己僧节有亏,不能“屈折高德,下礼僧

流”,故而有意删掉此礼仪语。类似的道德指责在关于经名翻译的讨论中也存在一处。对于罗什把经名翻译

成《维摩诘所说经》,疏云:“什公不依汉译、存其梵音者,意许维摩亦得说经,良以身婴俗妄,久离僧流,恐傍议

而多生,所以许其说经。”^⑥意谓鸠摩罗什由于自身被迫破戒^、久离僧团^,为了避免人们议论^,所以故意翻译

成让维摩诘这样的居士也能够说经。显然,这样的臆测和苛责远远超过了翻译批评的范围。

黄宝生在其著作《梵汉对勘维摩诘所说经》中对窥基的观点予以了分析。他依照现存梵文本认为鸠摩罗

什把经名翻译成《维摩诘所说经》从语言上说并无过失,反而是窥基对梵文文词的分析有误;就品名的翻译而

言,两译均采取了简化的译法,而窥基僵硬地以奘译本为绝对标准,一味挑剔什译,缺乏说服力;又现存梵本

只有在阿那律、罗睺罗和阿难的话中有“稽首我足”一语,其他弟子话中均无此言。总之,黄宝生认为窥基对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窥基《说无垢称经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8册,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993页。

窥基《说无垢称经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8册,第1114页。

《说无垢称经》,玄奘译,《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4册,第561页。

鸠摩罗什译《维摩诘所说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4册,第539页。

窥基《说无垢称经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8册,第1041页。

窥基《说无垢称经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8册,第1002页。

杨东ꢃ窥基《说无垢称经疏》探析

什译的上述批评大多不能成立,其根本原因在于基师并不精通梵文,而且怀有门户之见,缺乏公允之心^①^。

笔者部分同意黄宝生的看法,但对其认为窥基对鸠摩罗什译本的批评大多不成立的观点持不同看法。

因为,仔细对照黄先生依照梵文重新翻译的文本,并且通览整部经疏,可以发现窥基的批评大部分都是就事

论事,对旧译错误之处的指责也大多是有根据的,言辞激烈者也仅见于上文所引,但因其过于扎眼而吸引了

研究者的注意。对于什译和奘译中一些不同之处,窥基也在多处指出两者只是表述有异,实则义理相同或者

相通,并没有不加区分一味指责。比如本经《序品》中有“已除所有怖畏恶趣,复超一切险秽深坑”^②之句^,罗

什译本为“关闭一切诸恶趣门”^③^。窥基在疏中指出^,^“旧经总言关闭一切诸恶趣门^,义亦通也^”^④^。从翻译

^角^度^来^说^,^旧^译^与^新^译^相^比^少^了^一^些^内^容^⑤^,但窥基于此仍然肯定了旧译所显的义理与原文的相通之处^,并

未加以苛责。又如《序品》中有“咸得无相妙印所印,善知有情诸根胜劣”^⑥之句^,什译本为^“善解法相^,知众

生根”^⑦^。疏云^:^“旧经初云善解法相^,由解能诠无相法教^,故能随转不退法轮^。或诸菩萨善解一切法之真

体,谓任运得无相之理。”^⑧^“善解法相^”和^“咸得无相妙印所印^”在翻译文字上有很大不同^,基师对此予以了

会通,还提供了两种不同的解释来说明二者文异意同。通读全疏,此类表述甚多,兹不繁举。

总之,整部经疏自始至终对照二译,细陈得失,这对于探索佛经翻译和精研经义的学者而言都有莫大的

研究价值。

二ꢃ依慈恩宗义判摄经文

判教起于南北朝时期,盛行于隋唐,不少宗派都提出了自己的判教理论。初唐时期,即玄奘和窥基所处

时代,佛教界影响最大的判教理论还不是天台和华严的学说,而是南朝慧观法师所创立的“二教五时”说和北

朝慧光法师所创立的“三教四宗”说。隋代智顗大师总结了前代的判教学说,认为南北朝时期的判教说可以

分为十家,即“南三北七”,南朝诸师以顿、渐、不定三种教相为通说,源自慧观所立之顿、渐二教;而慧光法师

^所^创^立^的^渐^、^顿^、^圆^三^种^教^判^,^则^成^为^“^北^七^”^的^通^判^⑨^。慧光所创的^“四宗^”说影响了后世多家判教说^,这^“四

宗”分别是:(1)因缘宗,即宣说六因四缘,诸法各有体性之教,是小乘中之浅教;(2)假名宗,宣说诸法有相,但

无实性,一切皆为假有,是小乘中之深教,如《成实论》所说;(3)诳相宗,宣说诸法性空如幻,诸法相状亦非实

有,是大乘中之浅教,如《般若》等说;(4)常宗,宣说一切法之真实道理,法身常住,佛性、如来藏为迷悟之根

源,是大乘中之深教,如《华严经》、《涅槃经》等说。此四宗名目后来被慧光的再传弟子净影慧远改为立性宗、

破性宗、破相宗和显实宗,名义更为贴切。

窥基在《说无垢称经疏》的第二门“经之宗绪”中讨论本经所属之教宗,他首先简述了先德(即慧光等)所

立之四宗之义,然后予以反驳,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说:

此方先德,依现所有经论义旨,总立四宗。……若其经论唯有尔许,可定四宗。只如……大众

部经,何宗所摄? 《梵网六十二见经》并《舍利弗阿毗昙》、正量部教、三弥帝论、上座部论,如是等经

论并非四宗,何得唯言总有四宗? 今依新翻经论,总依诸教,教类有三;以理标宗,宗乃有八。^ꢆ^ꢈ^ꢇ

窥基认为把佛之教理分为四宗远远不能囊括现有之经论,譬如大众部经、上座部论、《梵网经》等并不能

摄入四宗之内。依照新翻经论,佛之经教应判为三类;以所尊奉的教理来标明宗趣,则佛之教理应分为八宗。

①

②

③

④

参见:黄宝生译注《梵汉对勘维摩诘所说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导言第24ꢉ29页。

玄奘译《说无垢称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4册,第557页。

鸠摩罗什译《维摩诘所说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4册,第537页。

窥基《说无垢称经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8册,第1016页。按:此处原文为“旧经总言开闭一切诸恶趣门”,于义不通,勘罗什译文,应为

“关闭一切诸恶趣门”。

⑤

此处黄宝生先生译为:“筑起壕沟而避免堕入一切恶道”,与奘、什二译均不同,读者可自行揣摩。参见:黄宝生译注《梵汉对勘维摩诘所说

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10月版,第6页。

⑥

⑦

⑧

⑨

玄奘译《说无垢称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4册,第557页。

鸠摩罗什译《维摩诘所说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4册,第536页。

窥基《说无垢称经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8册,第1011页。

参见:智顗《妙法莲华经玄义》卷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3册,第801页。

ꢆꢇꢈ窥基《说无垢称经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8册,第9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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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窥基引《解深密经·无自性相品》把佛陀的一代教法依照义理的深浅与说法的先后判为“三时教”,即

第一时有教、第二时空教和第三时中道教,这就是“瑜伽三时教”。那么《说无垢称经》属于哪一教呢? 窥基在

经疏中把这三时教分别以宗义来说明,并且判摄了该经所属之教,疏云:

何等是此三时教也? 一、唯说法有宗,即阿含等初时之教。逗彼小机,破于我执,说无有情我,

但有法因故。虽二十部种种异执,初逗小机,唯说法有。二、唯说法空宗,即般若等第二时教。逗彼

大机,破于法执,说一切法本空性故。三、双遮有空执、并说有空宗,即《华严》、《深密》、《涅槃》、《法

华》、《楞伽》、《厚严》、《胜鬘》等是。……准理配经,二师别引,即第二、第三时教也。中百等师,多引

唯是说空之教。今解不然,正中道教。^①

窥基把第一时有教解释为“唯说法有宗”,第二时空教为“唯说法空宗”,第三时中道教则是“双遮有空执、

并说有空宗”。这里的“二师”是指清辨和护法两位论师,即本经即属于清辨所代表的第二时空教,也属于护

法所代表的第三时中道教,三论师们多认为本经是第二时空教。窥基认为本经不仅仅属于说空之教,也属于

并说有空的中道教。

窥基在经疏中进一步依教理把佛之一代教法判为八宗:(1)我法俱有宗,如犊子部等;(2)有法无我宗,如

萨婆多部等;(3)法无去来宗,如大众部等;(4)现通假实宗,如说假部等;(5)俗妄真实宗,如说出世部等;(6)

诸法但名宗,如一说部;(7)胜义皆空宗,如清辨等所说之义;(8)应理圆实宗,如护法等所说之义。窥基所立

的“八宗”教判在其《妙法莲华经玄赞》和《大乘百法明门论解》中也有所论及,而在本疏中所论则尤为详细。

瑜伽三时教和八宗教判是慈恩宗判教理论的核心,对于当时以及后世的判教说都有很大影响,既引起了激烈

的争论,其学说也为其他宗派所吸收,比如华严宗的十宗判就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八宗判的说法。就《说无

垢称经》而言,窥基认为该经既属于第七胜义皆空宗所摄,也摄属于第八应理圆实宗。他说:

今此经非前六宗,后二唯是大乘所说,故知通是二宗所摄。若依初大乘清辨等义,此经虽明二

谛之义,依胜义谛,以空为宗。……是故此经虽具谈二谛,胜义深故,以为义主,故以空为宗。^②

八宗之中只有第七和第八二宗纯粹是大乘宗义,本经则通摄于此二宗。若依第七胜义皆空宗的宗义而

言,本经虽然非常详细地谈到了世俗谛和胜义谛,但是因为胜义谛更为深细殊胜,作为本经的经义之主,显明

胜义空是本经的宗趣,所以判属于第七宗。基师在疏中还列举了经文中的一些事迹对此观点予以了佐证。

把《维摩诘所说经》判属于胜义皆空宗不会引起太大的异议,如前文所说的“中百等师”即持该经乃说空

之教的看法。但是把该经同时判属于宣讲法相唯识学的第八宗,恐怕得有强有力的证据才能让人信服。窥

基把本经判属于第七胜义空宗是从二谛的角度来谈的,把本经同时判属于第八应理圆实宗的理由亦是根据

二谛立说,所不同者,此次所依据的是唯识宗的“四重二谛”说,疏云:

依后大乘护法等义,虽说二谛,世俗谛有四,通空及有;胜义谛有四,唯有非空。空者无也,遍计

所执,唯妄执有,体实空无,故非胜义。二谛皆有四重不同。世俗谛四者:一世间所成……是故二谛

各有四重,依人依法,道理浅深,智境粗细,以分差别。^③

窥基不惜笔墨,在疏中先详细地解释了“四重二谛”之说,即二谛各有世间所成、道理所成、证得所成和真

义所成这四重。后三重世俗谛对应和等同于前三重胜义谛,所以实则只有五种类别,即第一世俗谛加上四种

胜义谛,或者说四种世俗谛加上最后的真义所成胜义谛,其中除了第一世俗谛,即世间所成世俗谛属于遍计

所执,是完全空无之外,其他都属于不同程度的“有”。这四重二谛是依照圣人与凡夫、世间法和出世间法、道

理的深浅、心智所对境界的粗细等差别来予以分类的。窥基随后引经文说明本经充分显明了这四重二谛之

理,认为经中除了处处显示第一世俗谛之外,还尤重于宣说四重胜义谛。他对此进一步予以了详尽的阐释,

以因缘法门、唯识法门、无相法门和真如法门这四门义来说明本经对于四重胜义谛的彰显:因缘法门最为粗

显,经中处处宣说,如三科等法,即世间所成胜义;唯识法门比较深细,如经中《序品》所说心净则佛土净之义,

①

②

③

窥基《说无垢称经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8册,第999页。

杨东ꢃ窥基《说无垢称经疏》探析

此三性三无性的唯识理观属于道理所成胜义;无相法门则更为深细,如《不二法门品》中文殊菩萨以真如无言

无说无示来阐述二空真如,这是证得所成胜义;真如法门则是极致深妙,如《不二法门品》中维摩诘之默然,真

正超言绝相,不落诠显,即真义所成胜义。这四法门虽然因事相粗细不同而有分别,但实际相互含摄,且有着

次第浅深之别。他说:

今此经中,显世俗谛我法皆空,令不执着。说有因缘之法,断染取净;显其唯识,明妄境非真,证

唯心之理;彰无相之旨,断分别差别之相;说真如之理,令起智证。寄诠说四,事理可殊;废旨谈诠,

一切无别。^①

窥基认为本经清晰显明了四重二谛之理,即第一世俗谛一切皆空,而胜义谛则四重皆有。此四重胜义谛

由粗而细,由浅入深:由因缘门而断染取净,然后由唯识门证得唯识无境之理,进而由无相门断一切分别相,

最终是不藉诠显、由无分别智所证的一真法界。由此,窥基完成了本经亦属于应理圆实宗的论证,之后基师

对该经的教判以及两宗之别予以了简短的总结:

此中两宗俱释经义。初之大乘,总说二谛;后之大乘,别陈二谛。前以三无性为真,三性为俗;

后以三无性为俗,三性为真。宗说有空,理不同故。^②

意思是空有二宗对待有空、二谛和三性的说法差异导致了二者在宗义上的不同,但并不妨碍两者同时对

经义进行正确的阐释。这段话潜在的意思是两宗虽然说法不同,但在义理上有异曲同工之处,两者对经义的

解释实则相通不悖,所以《维摩诘经》既可判摄于胜义皆空宗,也可判摄于应理圆实宗。可见,窥基依之判教

的理论虽是自宗所创的八宗教判说,但对本经的判教却不拘囿于门户之见,具有一定的包容性。

三ꢃ以空有二宗之理俱释经义

《说无垢称经疏》在疏释经文方面最大的特点就是兼用空宗和有宗的理论并行阐释经义,这在历代的汉

文佛经注疏中都是非常少见的。通览全疏,除了第二《显不思议方便善巧品》、第十《香台品》、第十一《菩萨行

品》和最末《嘱累品》这四品之外,这种空有并释经义的方式贯穿了整部经疏。疏文在对某段经文进行疏解的

时候,除了窥基自己的见解,还用“清辨释云”或者“清辨解云”来展示清辨空宗的解读,之后紧接着是“护法解

云”或者“护法宗云”或者“护法等云”展现护法有宗对经文的解读。不过,在第一《序品》之后就不再出现护法

和清辨这两位论师的名字了,从第三《声闻品》开始,疏文用“空理义云”来指代空宗的解读,用“应理义云”来

指代有宗的解读,一直持续到倒数第二《法供养品》结束。虽无明文,但从这种空有并释贯穿全经的解读方

式、疏文中出现的“二师别引”、“清辨释云”、“护法解云”等字眼,我们可以合理推测出窥基在疏讲经文的时候

手边还存有清辨和护法两位论师对该经的梵本注疏作为参考,而其中四品的疏文缺少这种对照阐释,原因可

能就在于二师的原注本就缺这几品的注解。然而,这并不能得出结论说“清辨解云”、“应理义云”这类字眼后

面的文字就是清辨、护法两位论师的原注。疏卷三曰:“应理义云:《成唯识》说心谓第八识,有情谓五蕴假者,

此依彼心而假建立。”^③显然^,若是护法的原注^,注文中不可能出现^《成唯识论^》这部书^。这里的^“应理义云^”只

是表示这是护法有宗的观点,基师引《成唯识论》来说明经义,并非护法论师注疏的原文。由此,我们可以推

断:疏文中“护法解云”、“空理义云”等字眼后面的释文并非都是对两位论师注疏的原文翻译,而是混杂着基

师个人解释的半译半解之文,或者说是参照梵文原疏义理的自由阐解。

该疏这种空有并释经义的方式最大的好处在于能够令读者在对照中看到空有二宗对佛法基本义理和具

体名相的不同阐释,进而充分理解空有二宗宗义的差别及其异曲同工之处。譬如“空”是大乘佛教的共义,但

唯识与中观二宗对“空”的阐释不同,《问疾品》中维摩诘与尊者迦多衍那讨论无常、苦、空、无我与寂灭之义

时,疏云:

经:诸法究竟至是空义。

赞曰:空理义云:世俗谛有,胜义谛空,究竟道中都无所有,此是空义,空者无故。应理义云:诸

①

②

③

窥基《说无垢称经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8册,第1000页。

窥基《说无垢称经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8册,第1053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法之中,究竟真如无如所执诸法有故,因空所显,说为空义。^①

空宗认为世俗谛诸法皆可视为有,但在胜义谛,诸法皆空、皆无所有。有宗则认为凡夫妄执诸法是有,而

究竟真如并不是像遍计所执的诸法是有,只有达证得遍计所执诸法实际是空无所有,真如才能显现。由于真

如是因遍计所执空所显,所以说为“空”,但实则是“有”。也就是说,有宗认为“空”是指遍计所执,遍计所执诸

法究竟无所有,此无所有所显之空性即真如,在胜义谛,真如不能视为“空”,只是因空所显,可说为空。有宗

以三性说空,这与空宗胜义谛中诸法皆空,包括真如、涅槃等皆无有很大的区别。

又“心净故众生净”是佛教中很著名的观点,在《阿含经》中就有宣说,为佛教大小乘各派所承认并加以阐

解,唯识学者常常把它和本经中“心净则佛土净”的说法一起引用,作为唯识之理成立的经证。那么空有二宗

对此观点又有什么不同的解读呢? 疏云:

经:如佛所说至有情清净。

赞曰:……空理义云:此引俗谛教,心谓六识,不说有八。心若实有,有实罪者,即有情杂染。心

性本空,罪者非有,故有情净。应理义云:成唯识说,心谓第八识,有情谓五蕴假者,此依彼心而假建

立。第八之心,若是有漏杂染所摄,能依假者,亦是杂染。所依第八心若是无漏清净所摄,能依假

者,亦是清净。今此通依八识,建立假者有情。心是本故,故罪及罪者,离心亦非有。^②

空宗认为,从世俗谛来说,心是指六识,不说有八识。心若是实有,则有实在的犯罪者,有情即是杂染。

但从胜义谛的角度,心之本性即空,那么所谓犯罪过者也非实有,所以有情也是本来清净。有宗则认为,心即

是第八识,有情即是依五蕴建立的假有,此五蕴之假有则是依八识心假名安立。第八识若是处于有漏杂染法

所摄的状态,依第八识建立的有情假有即是杂染;第八识若是处于无漏清净法所摄状态,有情即是清净。而

心是本体,有情是依八识心安立,所以罪过以及犯罪的有情,离开心识也并非实有。另外,僧肇在《注维摩诘

经》中记载了鸠摩罗什对该观点的注解:“什曰:以罪为罪,则心自然生垢。……不以罪为罪,此即净心,心净

则是净众生也。”^③鸠摩罗什的观点与窥基依空宗之义所做的阐释^,两者的意思是一致的^。由此可见^,空宗是

以“性空”来解释“清净”:有情心性本空,故有情本清净,这主要是从“性”上来讲的。有宗则以第八识说心,以

第八识的杂染说有情杂染,第八识的清净说有情清净,即八识心的转染成净,这主要是从“相”上来讲。

《不二法门品》是《维摩诘所说经》中非常重要的一品,该品借各大菩萨之口宣说“不二法门”之义,由文

殊、维摩诘二位大士作结,“不二法门”成为该经的理论特色之一,历代研究者对此都很重视,维摩一默也成为

了佛教史上千古流传的佳话。窥基在疏释该品经文之前,首先在品初对品名与“不二法门”之义分别从空宗

与有宗的角度予以了总释,疏曰:

空理义云:空性无差,俗妄有异。今说真同性,不同俗妄异,故言不二法。此空即门,缘此能生

真空智故。谈其真性,非二非不二,今遮妄二法,故言不二法。妄不生空智,真空方可生,遮彼非门,

故非门强说门。此品广明,名不二法门品。

应理义云:俗事及所执妄谓皆有异,真理非妄成,非妄异。今显无相真如理唯是一,恐闻一定

一,不说于一,但遮妄异,故言不二。不二之理,可轨可摸,故名为法,此能通生死无漏智解,立以门

名。据实真如非不二,非法非二法,非门非不门,遮二故强名不二,遮非法故名法,遮非门故名门,此

品广明,名不二法门品。^④

从空宗的角度而言,空性无差异,但世俗虚妄之法是各个相异的。现在说真如同空性,不同于世俗虚妄

之法有差异(即有“二”),所以叫不二法。空性即法门,因为由此能生起真空之智,即无分别智。真如空性实

际是非二非不二的,此处为了遣除虚妄之二边,故说不二之法。另外,虚妄分别不会引生空智,只有空性真如

方能引生,为了遣除虚妄分别不是圣道之门,故真如非门也勉强说为门。该品广明上述道理,所以称为不二

①

②

③

④

窥基《说无垢称经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8册,第1050页。

窥基《说无垢称经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8册,第1052ꢉ1053页。

僧肇等《注维摩诘经》卷三,《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8册,第355页。

窥基《说无垢称经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8册,第1091页。

杨东ꢃ窥基《说无垢称经疏》探析

法门品。从有宗的角度分析,世俗之事和所执的虚妄之法都是相异的,真理不是虚妄法所成,也非虚妄相异

之法。今文中所显的无相真如理是唯一的,唯恐学者听说真如是一便一定妄执为一,所以不说真如是一,为

了遮遣虚妄相异之法,故说为不二。不二的道理有轨可循,因此称之为法;证得不二的道理则能通生死、得无

漏的无分别智,因此又把它称之为圣道之门。实际上,真如不能用二或不二、法或非法、门或非门来表达,只

是为了遮遣各种“二”故勉强说为不二,遮遣非法故勉强说为法,遮遣非门故勉强说为门。该品广辨此理,所

以叫作不二法门品。从上述解释我们可以看到,空宗和有宗二者宗义有所不同,但在对真如的理解上有着异

曲同工之处:两者都认为真如超过一切言诠分别,无言可说,无相可显,非二非不二,只是为了遮遣虚妄执取

的各种边见,才勉强说为“不二”。不过空宗更加看重真如空性,有宗则更加强调众生的妄执。在第一胜义谛

的层面,真如非虚妄、不落言诠、超越对待是两宗一致的看法。窥基以二宗之义并释经义,不仅彰显二宗之不

同,亦显示在第一胜义谛层面,两者有殊途同归之处。

综上所述,《说无垢称经疏》对于深入研究《维摩诘经》、佛教翻译和佛教义学有着特殊和不可替代的价

值。该疏全文比对鸠摩罗什译本,细陈旧译本之失,凸显新译本之优胜,虽偶有偏激之辞,但仍然为学者研究

佛经翻译以及逐字逐句探讨经义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范本。疏文把《维摩诘经》同时判属于空宗和有宗,

如此判教虽是基于自宗理论,但亦有经文证据予以支撑,可谓别具一格。最后,《说无垢称经疏》以空有并释

的方式阐释了大部分经文,所探讨的不仅仅是空、无我、真如、涅槃等基本名相和重要义理,而是囊括了经中

所涉及的种种法义,由此引领读者对空有二宗的理论异同进行深入且细致的探讨,而不致泛泛而论,同时也

凸显了慈恩宗注重会通空有、调和空有二宗理论分歧的宗义特色。

KuijiꢃsCommentaryontheVimalakīrtinirdesꢀa

YangDong

SchoolofPhilosoplyꢀSichuanNormal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66ꢀChina

AbstractKuijiꢊsCommentaryontheVimalakīrtinirdesꢀaistheonlyextantcommentaryonXuanzangꢊs

translationoftheVimalakīrtinirdesꢀa Thecommentaryoffersadetailedanalysisofthedifferencesbe-

tweenXuanzangꢊstranslationandthatofhispredecessorꢀKumārajīvaBasedontheteachingtheoryof

theCittamātraschoolꢀthecommentaryarguesthattheVimalakīrtinirdesꢀabelongstoboththeemptiness

andexistenceschoolsꢀrefutingtheviewthatthetextbelongsexclusivelytotheemptinessschoolMoreo-

verꢀthecommentaryinterpretsmostofthescripturesinparallelwiththetheoriesofbothschoolsThis

approachhassignificantvalueforin-depthresearchintothesutraꢀaswellasforexploringthesimilarities

anddifferencesbetweenthetwoBuddhistphilosophicalschoolsKuijiꢊsCommentaryalsodemonstratesan

incorporationoftheteachingsoftheYogācāraandMādhyamikāhinadditiontothatoftheCittamātra

school

Keywords KuijiꢋCommentaryontheVimalakīrtinirdesꢀaꢋteachingclassificationꢋYogācāraꢋ

Mādhyamikāh

[责任编辑:帅_ꢃ巍]

第50卷第4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

SocialSciencesEditionꢂ

023年7月

Vol50ꢀNo4

Julyꢀ2023

矫治责任视野下的触法未成年人

专门矫治教育制度研究

唐稷尧

ꢃꢃ摘要:适用于触法未成年人的专门矫治教育制度应当树立矫治责任的基本立场。矫治责任是触法未成年人根

据法律规定通过接受特定矫治措施而对其触法行为所应承担的责任,是具有约束性与惩戒性的法律后果,彰显出

专门矫治教育的惩戒性与保安性特征。专门矫治教育的具体适用应当以矫治责任为基础,触法行为的客观危害与

触法行为人的责任能力是判断矫治责任的基本标准。

关键词:矫治责任;触法未成年人;专门矫治教育

DOI1013734ꢄjcnki1000-531520230310

收稿日期:2022-11-21

作者简介:唐稷尧,男,四川乐山人,法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E-mailꢅsdti_y2003@163com。

一ꢃ专门矫治教育制度的实践难题

随着《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修订与《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出台,我国立法机关通过对原有工读学校

制度与收容教养制度的改造,正式建立了专门矫治教育制度。根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刑法》的规定,

专门矫治教育适用对象是特定罪错未成年人———触法未成年人^①^,

即实施了^《刑法^》所规定的严重危害行为

但因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而不予刑罚处罚的未成年人。专门矫治教育不仅执行场所特定———即在专门学校中

设置“专门场所闭环管理”,而且在适用的决定权方面也采取与原有的工读学校“三自愿”的申请入学制不同

的方式,即由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依法直接决定。由此可见,我国的专门矫治教育其实是一种针对罪错未成

年人的具有一定强制性和约束性、区别于开放式社会化处遇措施的设施内处遇机制。

从世界范围来看,为防止触法未成年人进一步滑入犯罪深渊并促其复归正常社会,域外国家和地区多建

立了以“设施内处遇(特定场所矫治)”为核心的矫治体系,并规定了相对完善的适用条件与机制。然而,与域

外法治发达国家和地区较为完备的未成年人“设施内处遇措施”不同的是,我国的专门矫治教育制度除了《刑

法》第十七条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四十五条所作简单的概括性规定外,相关具体规范极度缺乏,严重

①

罪错未成年人是当前我国少年法实践与研究领域的通行概念,系指实施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刑法所规定的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犯

罪行为的未成年人,触法未成年人则是罪错未成年人中的一种特定类型。触法未成年人的概念滥觞于日本,日本《少年法》第三条第一款将

交付家庭裁判所审判的非行少年分为三类:犯罪的少年;未满14岁的触犯刑罚法令的少年;虞犯少年。所谓犯罪少年是指实施刑法所规定

行为且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少年;虞犯少年则是从品性和环境来看,实施越轨行为(例如逃课逃学、夜不归宿、打架斗殴等)被认为将来有可

能犯罪或触犯刑法规定的少年;而未满14岁的触犯刑罚法令的少年则被称为触法少年,即实施刑法所规定的行为但因未满14周岁不负刑

事责任,或者是实施较为轻微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他们应收容于少年院开展矫治(参见:黎禹珲《日本少年矫正教育对我国专门教育的启

示》,《荆楚学刊》2021年第3期,第72页)。我国姚建龙等少年法学者借鉴日本的分类,将行为人所实施的具有严重危害性但因未达刑事责

任年龄而不视为犯罪且不予刑事处罚的行为列为触法行为,相应的未成年人定义为触法未成年人(参见:姚建龙、孙鉴《触法行为干预与二元

结构少年司法制度之设计》,《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第41ꢉ42页)。本文同意并也采纳这一分类,用“触法未成年人”指代预防未成

年人犯罪法与现行刑法所规定的,实施了触犯刑法规范但因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而不负刑事责任的12周岁以上不满16周岁的特定罪错未成

年人。

唐稷尧ꢃ矫治责任视野下的触法未成年人专门矫治教育制度研究

影响了该项制度的实践展开。根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四章“对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治”的分类,未成年

人所实施的触法行为属于严重不良行为的一部分,对触法未成年人实施的专门矫治教育属于我国专门教育

体系的一部分。按照该法第六条有关专门教育“是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教育和矫治的重要保

护处分措施”的法律定位,保护主义显然应当是整个专门教育体系的基本立场,这一立场也符合我国对罪错

未成年人一贯秉持的“教育、感化、挽救”的基本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特殊保护理念。然而,具体到

触法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群体和专门矫治教育这种特定的设施内处遇措施,抽象的、宏观的“保护主义”立场则

显露出简单乃至矛盾的面向,无法解决专门矫治教育制度在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

就行为的客观危害性质而言,未成年人所实施的触法行为归属于严重不良行为类型,但其并非一般性的

严重不良行为^①^,而是与^《刑法^》所规定的犯罪行为具有同类性的危害社会行为^,只是因为行为人刑事责任年

龄的限制而无法将其认定为犯罪,无法对未成年人实施刑罚处罚。就触法行为的危害程度而言,由于我国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二、二百八十三条明确规定未成年人实施刑法分则第四、五、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

判处1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可以附条件不起诉,未成年人在确定的考察期限内(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按

^照^人^民^检^察^院^的^要^求^接^受^社^会^化^、^开^放^化^的^矫^治^和^教^育^②^,而对适用专门矫治教育的触法未成年人则需要在

实行闭环管理的专门学校的专门场所接受矫治与教育。由此可见,可能接受专门矫治教育的未成年人所实

施的触法行为是在危害程度方面相比可能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犯罪行为更为严重的危害行为。

按照保护主义的立场,未成年人的触法行为是一种社会弊病的征兆,未成年触法者是社会不公和社会弊

端的受害者,国家对这些受害者负有照料、帮助、保护、矫治并使其复归正常生活的义务^③^。然而^,触法未成

年人所实施的行为毕竟是一种严重的危害行为,近年来,此类未成年人涉嫌实施严重暴力行为的案件频频见

诸报端,具有作案手段暴力化、作案组织团伙化等新特征,社会公众尤其是被害方普遍持有要求法律对触法

未成年人予以惩戒并防止其再犯的期待,而一般的家庭监护、学校监管以及其他社会化矫治措施常常无法对

这些未成年人予以有效的管束与教育。因此,具有保护处分性质的专门矫治教育制度如何回应社会关切、平

衡特殊保护与维护社会安全秩序就成为该制度在实践展开中所面临的基础性课题。同时,就触法未成年人

而言,专门矫治教育作为一种非自愿申请的设施内处遇措施毕竟属于一种约束性措施,法律用语中的保护属

性与客观上的个人权利的减损、限制如何在制度的实践展开中得以调适,如何有效防止对触法未成年人基本

权利的不当干预,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对专门矫治教育制度的基本立场、特征、适用的客观

基础做更深入的思考,从而为科学设置该制度的法律适用条件提供理论支撑,使之在实践中得以有效展开,

真正发挥其矫治、教育与保护未成年人的功能。

二ꢃ超越刑事责任:专门矫治教育制度的矫治责任立场

要解决专门矫治教育制度在实践展开中所面临的问题,有必要在遵循与坚持专门教育保护处分性质的

前提下树立责任承担的基本立场,具体而言,就是从矫治责任的视角理解、思考对触法未成年人适用专门矫

治教育措施的必要性。

(一)触法未成年人承担矫治责任的制度考量

①

②

③

根据《预防未成年犯罪法》第八十八条的规定,触法行为以外的严重不良行为主要包括:结伙斗殴,追逐、拦截他人,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

占用公私财物等寻衅滋事行为;非法携带枪支、弹药或者弩、匕首等国家规定的管制器具;殴打、辱骂、恐吓,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盗窃、哄

抢、抢夺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传播淫秽的读物、音像制品或者信息;卖淫、嫖娼,或者进行淫秽表演;吸食、注射毒品,或者向他人提供毒

品;参与赌博赌资较大;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这些行为都是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政违法行为(又称违警行为)。这些违警行为

相较于《刑法》所规定的不法行为在社会危害性方面存在质的区别。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指引(试行)》第一百九十五、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附条件不

起诉的未成年人考验期内的矫治与教育活动采取的是开放式的社会化处遇措施,具体由人民检察院和未成年人监护人负责。按照考察机关

的要求“接受矫治和教育”的具体内容包括:完成戒瘾治疗、心理辅导或者其他适当的处遇措施;向社区或者公益团体提供公益劳动;不得进

入特定场所、与特定的人员会见或者通信、从事特定的活动;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接受相关教育;遵守其他保护被害人安全以及

预防再犯的禁止性规定。

徐宏、武倩《少年司法理念的正本清源与制度设计》,《青少年犯罪问题》2018年6期,第81ꢉ82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面对当代少年司法制度^①教育保护优先与去惩罚化的潮流^,即便触法未成年人所实施的行为本身具有

显著的刑事违法特征,我国司法机关在考虑对未成年人的处遇时,首先强调的仍然是将未成年人从不良的环

境中解救出来,帮助其解决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并对其身心疾患进行教育治疗而非惩罚。因此,触法未成年

人的责任问题往往被淹没于对他们的教育保护之下,不承担刑事责任在实践中往往演变成了不负任何法律

责任。但触法行为又并非普通的不良行为或治安违法行为,而是具有较为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刑事不法行为,

不仅对被害人造成显著的伤害且对公众也形成严重的不安全感,缺少责任承担的教育保护与轻缓处分导致

普通公众对于少年司法形成“一放了之”、纵容触法者的印象,在社会舆论中形成要求触法未成年人承担必要

的责任甚至对恶性少年予以重惩的呼声,我国少年法学界也出现了从仁慈少年司法向适当少年司法转向的

^讨^论^②^。然而^,在触法未成年人的各种处遇制度中^,真的就没有责任承担的一席之地吗^?

事实似乎并非如此。从少年法理论与实践200年的变迁来看,教育保护与责任追究一直都是域外各国

及地区实施罪错未成年人法律处遇的两种基本立场,其法律制度对罪错未成年人的责任判断从未缺席,只是

呈现出一种此消彼长的状态。在少年司法的发源地美国,从19世纪初至21世纪初以来,其少年司法制度一

直就“陷入放纵与重罚的被迫选择两极化政策时期与中间地带多元化政策时期交替轮转的少年司法政策循

^环^,^循^环^体^现^为^两^种^少^年^司^法^政^策^交^替^占^据^主^导^地^位^的^钟^摆^现^象^”^③^。在战后的日本^,少年法的相关政策与

立法也呈现出在保护与责任之间循环的现象,本世纪以来,受正当程序理论、少年“责任”意识的影响以及法

院事实认定的需求,经过几次修正,日本少年司法终于由以责任承担为内容的“司法”机能与以保护与复归为

内容的“福利”机能的结合转变为两者分殊的二元模式^④^。当代日本学者更是直言^,^“在保护主义与有责性这

样一对相互矛盾的要素间找到平衡是任何社会中的少年司法制度的首要任务”^⑤^。在欧洲^,德国少年法庭法

将责任承担的考量明确纳入对触法未成年人的矫治体系中。根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少年法庭法》第一条、

第三条、第五条的规定,行为时已满14岁不满18岁的少年实施刑法所规定的犯罪行为(类似于我国法律所

规定的触法行为),“由于心智发育尚不成熟因而不负刑事责任的”,“可命令教育处分”,“教育处分不能奏效

的,判处惩戒处分或少年刑罚”^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明确指出^,惩戒处

分不具有刑罚的法律效力,其目的是“使行为人认识其行为的违法性”,“向少年说明其对所实施的不法行为

应当承担的责任,以及再次实施其他犯罪的可能后果”。此外,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中独立出去

的黑山共和国在其独立后的刑法典中也对接受矫治的未成年人的责任问题予以了明确的关注。该法第六章

专章规定了“对犯罪的青少年适用的条款”,其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三条规定,犯罪时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

青少年,法院仅对其判处矫正措施,犯罪时已满16岁不满18岁的青少年,法院可以对其适用矫正措施。根

据强制性程度与矫正期限,这些矫正措施分为训导性矫正措施、强化性监管措施、公共机构矫正措施,其中的

公共机构矫正措施与我国的专门矫治教育类似^⑦^。该法第八十二条明确指出^:^“矫正措施之目的是通过对青

少年犯罪人提供保护和帮助,以及对其实施较为严格的监管,确保青少年犯罪人能够获得教育、职业培训以

及促使其强化个人责任感。”由此可见,就制度安排而言,在各国有关罪错未成年人处遇体系中,虽然遵循教

①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的未成年人是指不满18周岁的人。由于约定俗成的语境与翻译的缘故,有关“少年法”、

少年司法制度”术语中的“少年”以及《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的“儿童”的范围基本等同于我国的未成年人概念。因此,如无特别说明,本

“

文中的“少年”、“儿童”均与“未成年人”语义相同。

②

③

④

⑤

宋远升《从仁慈少年司法到适当少年司法———以校园暴力或低龄犯罪频发为切入点》,《青少年犯罪问题》2016年第5期,第12ꢉ13页。

叶小琴《未成年人保护立法的理念与制度体系》,《中外法学》2022年第3期,第726ꢉ727页。

陈岚、何璇《日本少年法的修正及其对我国的启示》,《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21年第4期,第89ꢉ94页。

森田明《日本少年司法制度:历史与跨文化之视角》,玛格丽特·K.罗森海姆等编《少年司法的一个世纪》,高维俭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第413页。

⑥

⑦

根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少年法庭法》的规定,教育处分包括给予指示和教育帮助两种方式,惩戒处分包括警告、(履行)规定义务、少年禁闭

三种方式,其中的少年禁闭与我国的专门矫治教育最为接近,包括业余时间禁闭、短期禁闭和长期禁闭,最长为4周。参见:《德国刑法典》,

徐久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51ꢉ252、255ꢉ257页。

根据《黑山刑法典》第八十三条、九十二条、九十三条、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青少年指年龄不满18周岁的人。公共机构矫正措施包括矫正机

构矫正(6个月至2年)、教养所矫正(1年至4年)、医疗及康复机构治疗与监护。参见:《黑山刑法典》,王立志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012年版,第41、45、46、69页。

唐稷尧ꢃ矫治责任视野下的触法未成年人专门矫治教育制度研究

育保护的立场以保护措施代替刑罚对触法未成年人展开矫治活动是毋庸置疑的,但这些矫治措施尤其是设

施内处遇措施只是刑罚的替代而非责任的替代。

在现代汉语中,责任的基本涵义一是指分内应该做好的事,如履行职责、尽到责任,二是指没有做好自己

工作,而应承担的不利后果或强制性义务,如担负责任、责任人^①^。法律责任则是行为人对自己所实施的不

法损害行为所应当承担的不利后果,这既是法理学的常识,也是我国现行法律条文中有关“刑事责任”、“民事

^责^任^”^、^“^法^律^责^任^”^等^词^语^的^通^常^含^义^②^。因此^,无论是借鉴域外制度的经验^,还是从法理根据而言^,我国对

于实施严重不良行为的罪错未成年人的矫治体系^③都应当消除未成年人不承担任何责任的观念误区^,而在

坚持保护处分法律属性的前提下树立责任主义的基本立场。

(二)触法未成年人承担矫治责任的科学基础

从保护和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角度来看,在矫治活动中树立责任观念既是对未成年人成长的科学

规律的遵循,也是尊重未成年人主体性的需要。就法之正当性而言,个人为自己行为承担责任的前提在于行

为人能够理解行为的性质,并能以自我意志决定和选择自己的行为,即行为人具备相应的责任能力。《联合

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4.1条款就明确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承担应当

“考虑一个儿童是否能达到负刑事责任的精神和心理要求,即根据孩子本人的辨别和理解能力来决定其是否

能对本质上反社会的行为负责”。心理学与社会学已经证明,自然人的责任能力的成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

一个生理的成熟与心理的社会化过程。触法未成年人并非仅实施了一般意义上的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而

是我国法律所规定的12周岁以上不满16周岁且实施了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刑事不法行为的未成年人。

其身心发育不仅正处于快速发展期,而且九年义务教育的施行、教育条件的提高、科技的进步和新闻传播媒

体的发展使得该年龄段的绝大多数未成年人可以接受到比较系统的思想品德与法治教育^④^。^“基于个人持

续成长的规律性,个体行为能力是随着个人年龄的健康增长而不断增强的,所以行为责任能力与少年健康成

长是同比线性增量关系,即便未达刑事责任年龄也可能具有一定的责任能力,形成对特定行为的负责性反

应” ^,因此^,未成年人实施触法行为后^,因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而不负刑事责任并不意味其不负任何责任^,而

是需要接受国家给予的特定的矫治教育与保护,这种矫治与教育虽然不属于刑罚惩罚,但仍然需要具有责任

承担的内容。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对于低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者犯罪,可从‘对’与‘错’的角度进行评价,

要求其承担应有责任,但并非刑事责任。换言之,达到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具有可责罚性的儿童应承担‘刑

^事^责^任^’^,^低^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儿^童^承^担^‘^非^刑^事^责^任^’^”^⑥^。这是因为^“少年健康成长的标志之一就是心

理责任能力和责任意识的不断增强。在未达刑事责任年龄之前的少年福利保护阶段,对责任能力的观察评

估和促进增长也应是以促进少年健康增长为目标的福利保护的重要内容。而根据儿童心理学,对提升少年

儿童责任意识和责任能力而言最核心的方式就是责任追究:通过对有错少年儿童进行与其行为责任能力相

适应的责任追究,并施加于少年儿童一定的约束性和纪律性责任承担手段,可以提升少年责任意识与增强少

年责任能力。这种做法虽然并非对刑事责任的追究,但也是一种责任追究措施,体现了与行为责任能力匹配

⑤

①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6版,第1627页。

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刑法学理论中存在对责任的两种语义:一是犯罪后所应当承担的后果,即《刑法典》第二章第一节“犯罪与刑事责任”中

条文的语义,一般表述为“刑事责任”;一是指犯罪成立要件(犯罪构成要件)的“罪过”(或犯罪主观方面),一般表述为“责任”、“有责性”,后者

主要是来源于德日刑法学理论体系。在第二种语义下使用“责任”这一词语是刑法学所特有的。相关论述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五版)》

(上),法律出版社2016年出版,第240、497ꢉ498页。本文是在现代汉语的通常意义上使用责任的概念。

③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于仅有不良行为未成年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可能难以作责任承担的考虑。根据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二十八

条的规定,不仅大多数的普通不良行为并未达到一般意义上的违法程度,而且相当类型的不良行为其实仅仅具有特定的身份性特征(如逃

学、旷课、离家出走等)。因此,能够具有承担责任意义的应当仅指《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三十八条所规定的包括触犯《刑法》行为在内的

“严重不良行为”。

④

⑤

⑥

按照《小学<品德与社会>新课程标准》要求,小学生在课程学习后应“初步形成规则意识和民主、法制观念”,这意味着12周岁以上的未成年

人在普遍意义上已具备了基本的是非观念,能够识别常见不法行为的负面意义。

GerryMaherꢀꢎAgeandCriminalResponsibilityꢀꢏOhioStateJournalofCriminalLawꢀno2ꢁ2005ꢂꢅ493-494 转引自:李川《观护责任论

视野下我国少年司法机制的反思与形塑》,《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第24页。

姜敏《联合国成员国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研究》,《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第97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的^责^任^承^担^与^惩^戒^接^收^之^责^任^主^义^逻^辑^”^①^。由此可见^,从遵循未成年人成长规律^、尊重未成年人主体性角

度来看,对触法未成年人适用专门矫治教育,要求其对自身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并不是对未成年人特殊性和

主体地位的否认,而恰恰是一种对其自我能够承担相应责任的认可和尊重。前述德国少年法庭法与黑山刑

法典在未成年人矫治体系中对未成年人责任的关注正是这种责任观念与立场的制度化体现。

综上所述,根据未成年人责任能力的增长规律,不能片面将责任承担狭窄地理解为刑事责任的追究而否

定触法未成年人矫治活动中的责任因素,相反,只有将责任承担的内容加之于矫治教育之中,使其成为对未

成年人的教育与保护的内容之一,才能使触法未成年人正确认识行为的不法性质、明确其应当履行的义务,

强化并树立其责任意识,才能促使其成长为合格公民。区别于具有惩罚性质的刑事责任,我们将触法未成年

人通过接受特定矫治措施而对其触法行为所应承担的这种责任称之为矫治责任,这是一种具有社会评价色

彩并具有约束性与惩戒性的正式法律后果。从目前各国的法律规定来看,这种矫治责任的具体承担方式既

包括社会化(开放式)处遇措施,也包括专门矫治教育这种设施内(封闭式)处遇措施^②^。我国专门矫治教育

就是触法未成年人承担矫治责任的重要的方式,最能体现矫治责任的约束性与惩戒性属性的处遇措施^③^。

三ꢃ超越片面“保护”:矫治责任视野下专门矫治教育的惩戒性与保安性

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将整个专门教育定位于“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教育和矫治的重

要保护处分措施”,从法律上确立了专门教育制度的福利保护性质。按照我国学者的解释,保护处分是既超

越刑罚又超越保安处分的“第三种法律后果”,它不仅“更为彻底地实现了对刑罚的超越,剔除了保安处分所

残存的刑罚印迹”,“从保安处分补充刑罚的角色,转变为替代刑罚、避免刑罚的角色”,而且“从保安处分立足

于人身危险性的社会本位,转变为立足于少年保护、福利的权利本位”^④^。但需要指出的是^,作为罪错未成年

人保护处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专门矫治教育制度绝不能仅理解为一种对触法未成年人的片面的、单纯的

“

保护”和“福利”,而应当是一种在责任承担意蕴下兼具惩戒性与保安性的特殊的保护处分措施。

一)专门矫治教育制度是兼具惩戒性的未成年人福利保护制度

就理论基础而言,少年司法的保护理念乃基于国家亲权思想而建立。由于未成年人不具有完全的认识

(

能力与意志能力,其责任能力存在非成熟性,未成年人在成长中实施触法行为并非其自身理性选择的结果,

而是家庭、学校或社会等外部环境的不当对待与影响下的产物,其本身也是社会不公和社会弊端的受害者,

因此,国家对触法未成年人负有不可推卸的教育保护与矫正帮教之责,承担使其复归正常生活的义务^⑤^。在

这种保护理念指导下,从1899年美国伊利诺伊州少年法院创立开始,以处理罪错未成年人为主要对象并独

立于传统刑事司法机构的少年司法机构应运而生,罪错未成年人不会被当作罪犯对待,更强调对其罪错行为

进行矫正而非惩罚^⑥^。由此可见^,从本来意义上看^,保护主义理念下少年司法的去惩罚化是基于未成年人责

任能力的不完整性而不能承担刑事责任的角度提出的,其本质是“去刑事责任化”和“去刑罚化”,即对触法未

①

②

③

MichaelBohlanderꢀꢎVicariousCriminalLiabilityofParentsforOffencesCommittedbyTheirChildrenꢐꢏCriminalLawandJusticeWeekly

77ꢀno48ꢁ2013ꢂꢅ791-792转引自:李川《观护责任论视野下我国少年司法机制的反思与形塑》,《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第24

页。

例如,德国少年法庭法中,与少年禁闭相并列的惩戒处分还包括警告和规定义务两种社会化处遇措施(第十三条)(参见:《德国刑法典》,第

56页)。在日本少年院处遇中,既有封闭的设施内处遇———长期处遇,也有半开放式处遇与开放式处遇组合的一般短期处遇和开放式处

遇———特修短期处遇(参见:蒋文星《试论日本少年院在少年矫正教育中的作用》,《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第29页)。

我国有学者提出“观护责任”的概念,它“是以最大限度观察保护越轨未成年人责任能力与责任意识、尽快使其恢复正常并得到健康增长为目

标而施加的责任,是一种基于观护措施需要而承担的责任”(参见:李川《观护责任论视野下我国少年司法机制的反思与形塑》,《甘肃政法学

院学报》2018年第6期,第24页)。这一定义包括了所有需要进行专门教育的罪错未成年人和设施内处遇与社会化处遇两种具体的责任承

担方式。我们认为,基于触法行为的特殊性,对于这些未成年人的成长和复归社会最为必要和紧迫的任务是通过接受某种特定的矫治与教

育活动而实现责任意识的树立与责任能力的培养,因此,我们将这种责任更聚焦于矫治而称之为矫治责任。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触法行为

人并非一律无条件适用专门矫治教育措施(《刑法》规定是“在必要的时候”,《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则规定要通过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

来承担矫治责任,但专门矫治教育这种设施内处遇措施显然是最能凸显责任追究与承担的保护处分措施。

④

⑤

⑥

姚建龙《犯罪后的第三种法律后果:保护处分》,《法学论坛》2006年第1期,第35页。

徐宏、武倩《少年司法理念的正本清源与制度设计》,《青少年犯罪问题》2018年第6期,第81页。

赵国玲主编《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改革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页。

唐稷尧ꢃ矫治责任视野下的触法未成年人专门矫治教育制度研究

成年人不按犯罪人对待,在处遇程序上不适用普通刑事诉讼程序,在处遇措施上不适用刑罚,尤其是不适用

监狱化的监禁措施。

但是,由于国家亲权理论下的少年司法制度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国家的介入履行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与

使命(国家监护责任),不仅要将未成年人从不良环境中解救出来,而且要代替未成年人的父母等履行监护职

能,对未成年人的成长予以教育和保护,对其身心疾患进行矫正和治疗,因此,少年司法制度的立场应该是基

于通过国家监护(代替亲权监护)促使罪错未成年人再社会化并复归社会,是宽宥下的矫正,而非对罪错未成

年人的纵容与放任,其具体措施不可能也不应该仅仅是单纯的“福利”,而应当具有惩戒的内容,避免使其产

生可以超越法律约束的错误观念^①^。而从责任视角来看^,^“考虑到责任意识增强与责任能力培养又是少年福

利保护的内涵之一,适度的责任追究恰恰是少年福利保护的内涵应有之义”,“即便未成年人因为年龄等未达

刑事责任水平而不作为犯罪追究,仍然可以在少年司法中因为触法行为或虞犯行为而承担一定的责任后果;

通过这种责任追究和后果承担,可以有效培养未成年人更好的责任意识和责任能力,反而可以实现少年福利

保护的目标”^②^。

触法未成年人因其所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行为而对矫治责任的承担虽然不具有刑事责任追究的性质,

但矫治责任所具有的法律后果属性以及强化并树立触法未成年人责任意识的目的,使其天然就具有惩戒与

约束特征,这种惩戒与约束往往又体现为要求未成年人实施某种特定行为,对其个人权利、自由予以约束与

^限^制^③^。当代德国学者在论及德国少年法庭法所规定的各种处遇措施时就明确指出^:少年法庭法中所规定

的各种处遇措施(教育处分与惩戒处分)都属于法定的制裁后果,其中的“少年拘禁是一种‘短、准、猛’的处

罚。少年或者成年人能因此体验到,在一个小房间里被幽困数日和数周的感觉”^④^。对于未成年人而言^,这

种约束与限制显然是一种令其难以忘记的“不快”与“痛苦”,不仅充满着惩戒的意味,而且强化了其所实施不

法行为与承担不利法律后果之间的联系,从而使其认识到所实施行为的违法性,树立起正确的责任意识。作

为适用于触法未成年人的最重要的矫治责任承担方式和处遇措施,我国的专门矫治教育所具有的强制性特

征和实施中对未成年人人身自由的限制色彩虽然从促进成长的长远目标而言是有利于未成年人的,但客观

上肯定是对其造成了“不快”甚至“痛苦”,这种短期“痛苦”与长远“利益”的结合不仅是国家亲权主义下国家

监护的具体实现,同时也彰显了触法未成年人对其不法行为的责任承担,体现出专门矫治教育制度所同时具

有的福利保护特征与惩戒特征。

(二)专门矫治教育制度是兼具社会保安性的未成年人福利保护制度

将责任承担的内容纳入专门矫治教育也是实现罪错未成年人矫治的双向保护功能的基本要求。触法未

成年人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低龄未成年人,而是开始或已经进入青春期的未成年人,其所实施的行为也不是一

般意义上的不良行为,而是具有刑事不法性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触法未成年人对被害人所造成的客观

损害及其对社会公众安全感的影响都是非常显著的,缺乏惩戒的“福利保护”或者说片面的“保护”显然无法

消除被害人及社会公众对少年司法体系纵容触法者的疑虑。从域外少年司法发展的经验来看,单纯的福利

型少年司法模式虽然在治理未成年人犯罪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其矫正与预防犯罪效果不理想的弊端也

是明显的。为了在消除单纯福利保护的弊端的同时又避免落入单纯责任追究与报应惩罚的陷阱,当前国际

社会的少年司法领域逐渐形成以保护理念为主导,以责任理念为补充的共识,以防止国家对罪错未成年人的

①

教育学与心理学研究指出,就儿童成长的角度而言,对未成年人的监护与教育本身就包括对不当行为的惩戒,无惩戒的“爱”只能是“溺爱”。

正是基于此,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在确立对未成年人的监护权时规定,“父母或监护人应当预防与制止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和违法犯罪

行为,并进行合理管教”;我国教育部在2020年出台了《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修订草案)》第9条第(三)项

明确规定了教师的教育惩戒权。德国刑法将父母及其他亲权者对未成年人所具有的惩戒权作为阻却行为违法性的事由(参见:汉斯·海因

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总论)》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479页)。

GerryMaherꢀꢎAgeandCriminalResponsibilityꢀꢏOhioStateJournalofCriminalLawꢀno2ꢁ2005ꢂꢅ493-494 转引自:李川《观护责任论

视野下我国少年司法机制的反思与形塑》,《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第24页。

②

③

④

例如,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四十一条所明确规定的公安机关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可以采取的矫治教育措施都具有这一特

点。

维尔纳·薄逸克《德国少年刑法论纲》,程捷译,《青少年犯罪问题》2017年第2期,第114ꢉ115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处遇陷入“一放了之”的放任自流或“一判了之”的简单粗暴^①^。也正是基于上述考虑^,^《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

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在1.4条款中明确规定了少年司法的双向保护原则,即“少年司法应视为是在

对所有少年实行社会正义的全面范围内的各国发展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还应视为有助于保护青少年

和维护社会的安宁秩序”。

专门矫治教育由于采取将触法未成年人强制置于国家机关管理的特定场所开展矫治教育,从而将未成

年人从不良环境中解救出来,使之远离导致其身心疾患的不良环境,不仅契合少年司法的福利保护目的^②^,

更通过物理隔离与具体的矫治教育活动消除未成年人再次实施触法行为的危险,有助于实现维护社会安宁

秩序之社会保护目的。因此,这种具有明显惩戒色彩的设施内处遇措施显然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单边的福利

保护的内容而具有责任承担意义下的社会保安职能,有助于消除社会公众对保护处分就是“纵容”触法未成

年人、“保护就是免罚”的疑虑,是一种典型的福利保护与责任承担兼具的处遇制度^③^,较好地实现了公众对

罪错未成年人矫治制度的社会保安期待。事实上,域外少年司法发达国家对这种设施内处遇所具有的责任

承担属性与社会保安功能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例如,当代法国的少年司法体系遵循马克·安塞尔(Marc

)

所提出的新社会防卫理论对罪错未成年人的处遇就秉持了福利教育与责任承担、社会防卫相结合的

Ancel

立场,强调罪错未成年人并非一个无力掌控的社会、心理、家庭状态的受害人,而是一个应该学着遵守一些规

则的责任主体,即一个独立自主的人,其在获得更多权利的过程中也要承担必要的责任,而在法律责任范畴

中适用的教育行为是存在着强制力的,对于教育的新定义也应当建立在责任、惩罚和约束基础之上^④^。因

此,法国的矫治与教育措施允许对罪错未成年人自由的限制和剥夺,即可以将其置于如强化教育中心(CER)

和封闭教育中心(CEF),既不掩盖通过对其进行约束来保护社会的意图,也不排斥甚至重视教育活动中的强

制性^⑤^。

可见,将矫治责任的内容纳入专门矫治教育制度中,通过具有强制性、惩戒性色彩的矫治教育措施,不仅

可以使罪错未成年人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性质和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也有助于维护社会的安宁秩序,

实现社会保安与福利保护在设施内处遇措施中的调适。

四ꢃ超越“不确定性”:以矫治责任构筑适用专门矫治教育的客观基础

在当代中国的整个罪错未成年人群体中,实施了刑事不法行为的触法未成年人是除应受刑罚处罚的未

成年人以外最需要开展矫治干预的未成年人。而在罪错未成年人矫治体系中,专门矫治教育措施又是除刑

罚以外最严厉、惩戒性最强的矫治措施。如何在坚持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前提下将专门矫治教育措

施正确适用于触法未成年人是科学处遇罪错未成年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必须解决的基础性问题。

(一)专门矫治教育的权利干预属性与负效应风险

专门矫治教育采取强制入学、封闭管理的方式,是将特定罪错未成年人置于国家管理的特定场所开展专

门教育的一种保护处分措施,这也是目前国际上针对类似罪错未成年人所采取的通常性处遇方式^⑥^。但需

要指出的是,虽然法律基于“以保护替代惩罚”的理念将专门矫治教育定位于保护处分措施,否定其报应性与

惩罚性,但其决定方式与实施方式都使之具有限制甚至剥夺未成年人人身自由的色彩,是“对最基本的宪法

权利———人身自由进行长期限制的处分”和“重大干预措施”^⑦^。_这_也_是_域_外_国_家_和_地_区_所_规_定_的_设_施_内_处

遇制度的共同特点。一百多年前,德国著名刑法学家李斯特在评价当时德国的《青少年法院法》所设置的针

①

②

姚建龙《长大成人:少年司法制度的建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页。

从统计数据来看,相当数量的触法未成年人存在家庭监护缺乏、生活环境与教育环境不佳的成长状态,通过专门矫治教育消除其所处的不良

环境、改善其成长状态显然具有福利保护性质。

③

我国有学者也明确提出,专门矫治教育制度的展开应当以双向保护为基本理念,并赋予福利保护、责任追究与损害修复的内容。具体论述参

见:刘双阳《从收容教养到专门矫治教育:触法未成年人处遇机制的检视与形塑》,《云南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第95页。

俞亮、吕点点《法国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制度及其借鉴》,《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第168页。

王娜《法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变迁———兼论对中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完善的启示》,《青少年犯罪问题》2013年第3期,第96、99ꢉ100页。

从世界范围来看,当前德国的少年禁闭、日本的少年院处遇、法国的强化教育中心(或封闭教育中心)矫治、黑山共和国的教养所矫正、我国台

湾地区的感化教育等也都属于同类型的处遇措施。

④

⑤

⑥

⑦

李泊毅《专门矫治教育的基本权干预性质及规则完善》,《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21年第5期,第71页。

唐稷尧ꢃ矫治责任视野下的触法未成年人专门矫治教育制度研究

对触法未成年人的教育处分措施时就指出,将未成年人安置于教养机构,是“通过完全改变相关青少年的生

活环境,来与最严重的犯罪危害性作斗争”,“对父母的教育权以及青少年自己的个人自由均是极大的干涉,

^所^以^,^它^被^视^为^所^有^教^育^处^分^中^最^为^严^重^的^一^种^”^①^。专门矫治教育这种权利干预属性注定了对它的适用必

须是谨慎的和限缩的。

还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触法未成年人而言,尽管设施内隔离是最方便且在短期内最有效的危机处理对

策,但不一定是最利于未成年人正常发展的处遇方式。这是因为,相对于训诫、行为监督、心理辅导、社会观

护等适用于罪错未成年人的开放式、社会化处遇措施,各种设施内处遇措施由于具有限制甚至剥夺人身自由

的因素,使得此类制度在实现对未成年人保护教育的同时也存在潜在的风险与负面效应。战后的日本学者

就曾指出,日本的少年院所采取的对罪错少年“根据法令拘禁”使得其更加渴望自由,被收容少年或者是“为

了早点出去而表现优异,但并没有真正地反省,回到社会上后仍然会发生非行事件”;或者尽可能地在少年院

里寻找乐趣,在内部集团里产生所谓的“头目”,瞒过辅导员的眼睛,以欺凌新人或下级生为乐;或者“对剥夺

自己自由的教职员采取消极抵抗的形式,在温顺的同时变得麻木,对外界产生一种无力感”。这种拘禁的生

活使被收容少年比起对自我改善、回归社会后的生活,如何开拓自己将来的人生这些问题的思考来说,更加

关心如何早日获得自由,最终导致以严厉的自我改善为目的的少年院的矫正教育反而成为了一种形式上的

^教^育^②^。我国台湾学者针对教养院的感化教育也指出:“_从_心_理_学_角_度_分_析_,_青_年_期_最_重_要_的_发_展_任_务_就_是

实现社会化,其基本内容和方式就是不断扩大青年的活动和交往范围,从而建立新的‘心里场’。而矫正机构

内的不良环境会导致罪错少年社会化过程中的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在非正常的条件下(与一般社会环境相

差过多)进行,严重影响其健康人格的形成。”^③

鉴于设施内处遇措施对未成年人基本权利的干预属性和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负面风险,我国法律在

适用专门矫治教育这种最为严厉的非刑罚类设施内处遇措施时,必须具有实质上的正当性与适当性,将具体

适用建立在客观与必要的基础上,从而最大限度地防止对未成年人基本权利的不当干涉,降低其潜在风险。

(二)矫治责任是适用专门矫治教育的客观基础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专门矫治教育的前生———收容教养制度在实践中的法定期限一般为1至3

年,必要时还可以延长1年;专门矫治教育的上位概念专门教育的最短期限则为4ꢉ6个月^④^。以此为参照^,

我们可以推断,现行专门矫治教育的法定基本期限大致为6个月以上4年以下。相对域外国家与地区的规

定,我国法律所设置的设施内处遇法定期限虽然略显偏长,但还在可接受的范围^⑤^。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法

律有关适用专门矫治教育的具体条件缺乏清晰的表述,考虑到专门矫治教育所具有的长期限制未成年人人

身自由的效果,如此模糊的规定使得在实践中专门矫治教育的适用(期限)呈现出巨大的不确定性与随意性,

不仅存在权力被滥用的可能,而且也给有关机关所作出决定的正当性与说服力留下了隐患。

从制度设计上看,基于未成年人矫治的个别化原则和复归社会的目标,域外国家或地区的各种设施内处

遇措施大都采取由法律规定最长法定期限而将具体期限的确定授予特定机构的模式。同时,基于法治原则,

为了避免决定者在确定未成年人矫治时的恣意与随意,它们大都构建或形成了判断能否适用矫治措施的基

本标准。例如,我国台湾地区的《少年事件处理法》第五十二条就规定,“对于少年之交付安置辅导及施以感

化教育时,由少年法院依其行为性质、身心状况、学业程度及其它必要事项,分类交付适当之福利、教养机构

或感化教育机构执行之”;《黑山刑法典》第八十四条规定:“在选择矫正措施时,法院应当考虑青少年的年龄、

①

②

弗兰茨·冯·李斯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50页。

副島和穂「少年院における懲戒について」,日本教育学会大會研究発表要項20卷(1961年),46頁。转引自:蒋文星《试论日本少年院在少

年矫正教育中的作用》,《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第31页。

③

④

张知博《台湾地区<少年事件处理法>中的保护处分制度》,《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6年第6期,第62页。

根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四十六条规定,被决定送入专门学校接受专门教育的未成年人,评估其是否可以转回普通学校就读的期限为

学期,由此可知,未成年人接受专门教育的最短期限为1学期,大致为4ꢉ6个月。

⑤

我国台湾地区的感化教育的法定期限最长为3年,最短期限未作规定;日本的少年院长期处遇的法定期限为2年以内,一般短期处遇的法定

期限为6个月以内;德国规定的长期少年禁闭为1周以上4周以下;黑山共和国针对青少年犯罪人的教养所矫正的法定期限为1年以上4

年以下。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心理发展程度、心智能力、爱好、犯罪动机、教育程度、生活环境、罪行的严重程度、是否曾被判处过矫正措施,

以及其他能够影响选择何种矫正措施的各种情况,以期达到矫正措施之最佳效果”。在德国,基于对未成年

^人^矫^治^措^施^所^具^有^的^保^安^处^分^属^性^的^认^识^①^,^《德国刑法^》第六十二条对^“矫正与保安处分^”所规定的适当性

^原^则^也^同^样^适^用^于^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处^分^与^惩^戒^处^分^②^。根据该条规定^,对未成年人采取的矫正措施应当

与“行为人行为的严重性、将要实施的行为以及由行为人所引起的危险程度”相适应。借鉴域外的经验,我国

的专门矫治教育制度在实践中要实现法律适用上的正当性与适当性,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确立类似的相对

明确、客观的判断标准,以避免适用的随意性与不确定性,而这个标准的基础和主要内容就是触法未成年人

所应当承担的矫治责任。

如前所述,矫治责任是为了树立触法未成年人的责任意识,培养其责任能力,而要求未成年人对其触法

行为所应承担的具有约束性与惩戒性的法律后果。从行为角度来看,矫治责任作为一种法律后果来源于未

成年人的触法行为,是对未成年人触法行为的法律反应。鉴于触法行为自身是一种客观存在,行为本身的不

法性及其所造成的客观损害是相对具体的、清晰的,因此,无论是从后果承担的角度而言,还是从促使受矫治

者复归社会的角度,矫治责任的大小与触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之间显然构成一种正向关系。从行为人角度

来看,鉴于当代少年司法制度教育保护优先与去惩罚化的立场,触法未成年人承担矫治责任的目的并非报

应,而是通过适当的惩戒使未成年人明确其应当履行的义务,培养其责任能力,最终促使其复归社会而成长

为合格公民,因此,矫治责任的大小显然又与触法未成年人的可观测与衡量的具体责任能力(认识与控制能

^力⁾^相^关^联^③^。由于这些影响矫治责任大小的因素不仅是相对客观的且与触法行为及行为人密切关联^,矫治

责任的确定性与适当性也就有了保障,以此为基础而适用专门矫治教育就可以有效避免随意性与不确定性。

需要指出的是,专门矫治教育的适用以矫治责任为基础并不是将其作为唯一的标准和充分条件,而只是

基础性和必要性条件。如前所述,专门矫治教育是典型的兼具福利性与防卫性特征的设施内处遇措施,它通

过将未成年人送入特定的国家管理的专门场所开展矫治教育,将其从不良环境中拯救出来,消除其所处之生

存困境,凸显该处遇制度的福利保护性质,同时,又通过强制未成年人在封闭性和拘束性较强的环境下生活,

降低乃至消除其再次实施不法行为的可能,具有鲜明的社会防卫与保安色彩^④^。鉴于专门矫治教育所具有

的干涉未成年人基本权利的色彩和封闭化的设施内处遇所固有的负面效应,对触法未成年人适用专门矫治

教育应当是最后的迫不得已的选择,因为从实现教育目的、促使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生活而论,专门矫治

教育并不具有唯一性,监护人监管、社会观护、普通专门教育等也具有教育与矫治功能,也是承担矫治责任的

具体方式^⑤^。^《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利雅得准则^》⁾第四十六条就明确指出^,^“将青少年安置教养的做

法,应作为最后的手段,而且时间应尽可能短”,同时还提出了适用这种设施内处遇的基本标准^⑥^。我国^《刑

①

德国的刑事新派代表人物李斯特就认为,保安处分制度本身就包含对处分者的矫治(教育)与对社会的防卫两类内容,其目的“要么是将具体

之个人适应社会(教育性或矫正性处分),要么是使不能适应社会者从社会中被剔除(狭义的保护性或保安处分)”。在其著作中也直接将当

时德国《青少年法院法》所规定的教育处分纳入保安处分的具体类型中。参见:弗兰茨·冯·李斯特《德国刑法教科书》,第401、447页。

德国《少年法庭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未作其他规定的,始可适用普通刑法。第七条第一项规定:普通刑法规定的矫正及保安处分,……,同样

可以适用于少年罪犯。参见:《德国刑法典》,第251、253页。

②

③

④

这些判断未成年人矫治责任的因素可基本相当于我国台湾地区的《少年事件处理法(2002修正)》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行为性质与行为人的

身心状况。

当代日本学者对少年院处遇也作出过同样的评价:少年院有收容与教育两种机能,无论在社会防卫还是在少年福利上都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收容机能一方面将非行少年与社会隔离,防止社会由于少年的非行而遭到危险,另一方面,是将非行少年与不健全的环境隔离,给予少年抑

制非行的良好生活环境。教育机能上,通过矫正教育在防止非行少年再度发生非行行为上具有社会防卫的意义。另外,使受到矫正教育的

少年能够在回归社会后迅速适应社会生活上具有少年福利的意义。”参见:田宫裕,広瀨健二編『注釈少年法』(有斐阁,2017年第4版)318

頁。

⑤

⑥

例如,德国《少年法庭法》中,与少年禁闭相并列的惩戒处分还包括警告和规定义务两种社会化处遇措施(第十三条),在《黑山刑法典》中,与

公共机构矫正措施相并列的还有训导性矫正措施、强化性监管措施两种社会化或半社会化矫正措施(第八十三条)。

《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利雅得准则》)第四十六条所规定的基本标准是:(a)孩子受到了父母或监护人的伤害;(b)孩子受到了父母或

监护人的性侵犯或身体上、精神上的虐待;(c)孩子受到了父母或监护人的疏忽、遗弃或剥削;(d)孩子因父母或监护人的行为而遭到身体或

道德方面的危险;(e)孩子的行为表现对其有严重的身心危险,如采取非安置教养办法,其父母、监护人或孩子本身,或任何社区服务,均无

法应付此种危险。

唐稷尧ꢃ矫治责任视野下的触法未成年人专门矫治教育制度研究

法》第十七条第五款也规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在必要的时候,依法进行专门矫治教

育”。这里所谓“必要的时候”,按照我国有些学者的理解,就是指“非采取专门矫治教育措施,则无法避免实

施了违法层面的犯罪行为、因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而刑事责任被阻却的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现实化的时

候”^①^。因此^,有关机关选择对触法未成年人的矫治方式时^,应当是在其承担的矫治责任基础上^,进而考察未

成年人再次实施刑事不法行为的可能性、监护人监管的可能性以及社会化(开放式)矫治的可能性,最终对是

否适用专门矫治教育及其适用期限作出决定^②^。

五ꢃ专门矫治教育的适用基础:触法未成年人矫治责任的判断

虽然矫治责任不是适用专门矫治教育措施的唯一标准,却是适用该措施的必要条件,在触法未成年人矫

治活动中居于重要地位,因此,判断并确认触法未成年人矫治责任的大小就成为决定适用专门矫治教育的前

提性、基础性工作。虽然罪错未成年人的矫治遵循个别化原则,每一触法未成年人承担矫治责任的大小只有

根据具体情况才能最终得以确定,法律无法给出一个预判,但鉴于矫治责任所具有的法律后果属性与培养未

成年人责任意识的功能面向,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基本的判断路径作为司法实践的指导。

(一)触法行为的客观危害是判断未成年人矫治责任的基础

矫治责任的法律后果属性决定了触法行为天然就是判断未成年人矫治责任的基础性客观因素。但是,

由于矫治责任并非刑事责任,触法行为与矫治责任的关系并不能等同于犯罪行为与刑事责任的关系,因此,

以触法行为判断矫治责任既需要遵循比例性原则,又要严守少年司法的非报应性要求。

所谓比例原则,又可称适当性原则,是指触法未成年人所要承担的矫治责任的大小应当与其所实施的触

法行为的客观危害相对应并呈正比例关系,触法行为所造成的客观损害越大,行为人所可能承担的矫治责任

就越大。这也是《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5.1条款所提出的基本要求———“少年

司法制度应强调少年的幸福,并应确保对少年犯作出的任何反应均应与罪犯和违法行为情况相称”。由于触

法行为的客观性,遵循比例原则确定矫治责任不仅具有了道义上的正当性,而且也能够有效回应社会公众对

于触法未成年人采取防卫措施的关切。具体到实践操作中,鉴于专门矫治教育措施是可以适用于触法未成

年人的最严厉的处遇措施,在法定最长期限前提下^③^,_可_以_根_据_触_法_行_为_的_客_观_危_害_首_先_对_未_成_年_人_所_可_能

承担的矫治责任大小作出初步判断,评估是否需要对触法行为人适用限制其人身自由的设施内处遇措施,进

而在法定期限内确定其可能适用的矫治期限,通过对这种类似于量刑活动中的最高基准刑的确定,使矫治责

任的判断起点得以相对确定,防止限制人身自由矫治措施的适用脱离法治的轨道而成为不当干涉未成年人

权利的工具。

所谓矫治责任的非报应性是指,虽然触法未成年人承担责任的基础来源于其所实施的触法行为,但基于

矫治活动以预防未成年人再犯并促使未成年人复归社会为最终目的,具有保护处分性质和福利色彩,矫治责

任不能以实现社会对触法未成年人的报应甚至报复为目标。正如当代德国学者所指出的:“由于处分的目的

在于阻却将来可能发生的法益破坏,因此……仅根据原因行为的严重程度来科处处分是不正确的。”^④这就

意味着矫治责任的大小与触法行为的客观危害之间不能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简单报应关系,而是有节

制和有限度的。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在当代各国的少年法规范中,即使是严厉性、惩戒性最高的设施内处

遇措施,相对于触法行为所造成的客观损害,也是明显克制的、非对称的。例如,我国的专门矫治教育可能适

用的最长期限也就是4年,而未成年人故意杀人行为的最高刑罚则为无期徒刑,相对于未成年人所实施的故

意致人死亡的行为,即使是适用最长期限的专门矫治教育措施显然也无法在报应层面获得相当性,而只有从

教育、保护与矫治的立场出发,这种专门矫治教育才是正当的和可接受的。也正是基于这种非报应性的考

①

②

李泊毅《专门矫治教育的基本权干预性质及规则完善》,《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21年第5期,第73页。

当代德国学者指出,剥夺自由的保安处分必须遵循德国刑法第62条规定的“适当性原则”,应当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预测行为人还将实

施(严重的)犯罪行为,二是该处分适宜于预防上述犯罪行为发生。参见: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等《德国刑法教科书(总论)》,第968页。

我国法律虽然没有非常直接与明确的规定,但根据原有的收容教养制度的实践与目前《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有关专门教育的规定,大致可

以推断出专门矫治教育的法定期限在4ꢉ6个月以上、4年以下。

③

④

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等《德国刑法教科书(总论)》,第968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虑,我国有学者甚至提出,在判断是否适用这种最严厉的限制人身自由的矫治措施时,“行为人行为的严重程

度,通常并不是作为一个正面要素出现的,而是作为一个反面的排除因素。易言之,如果行为人的行为不严

重,则不得处以严厉的处分措施,而非严重则应当处分”^①^。

(二)触法未成年人的责任能力是判断未成年人矫治责任的关键

就行为的发生规律而言,未成年人的触法行为也是在特定的心理状态支配下所实施的身体动静,其与成

年人行为之不同主要在于未成年人对其自身所实施行为的认识与控制状态与成年人存在差异,具有责任能

力较弱、责任意识较低的特征^②^。但需要指出的是^,心理科学与社会科学已经证明^,个体的责任能力与责任

意识的获得不是一蹴而就的突变,而是一个随着其生理发育和社会化程度而不断积累、发展的过程。精神分

析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个体的责任行为是后天习得的,这种负责任的行为方式源自个体在社会生活

中所受的道德文化教育和自身社会经验的影响。儿童的行为方式与社会规范、社会习俗越符合,就越容易得

到强化并被保持下来;反之,越偏离规范和习俗的行为则越容易被改变”。另一些儿童心理研究者认为,责任

行为是个体的先天素质和后天的社会教育共同作用的结果,“责任行为的产生不仅依赖于个体对于社会规范

的内化和自觉遵守,还需要由一定的社会认知来激发和唤醒,个体的认知水平对于其是否做出责任行为以及

责任行为的结果具有影响;而个体自身的先天素质为其责任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和物质基础,后天的教

化则是使这种可能转变为现实的必要条件”。^③由此可见^,在未成年人的成长过程中^,通过教育和经验的后

天学习对其责任意识与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

未成年人责任能力的这种变化规律与后天习得性特征不仅使矫治责任的承担具有了心理科学的基础,

而且也使责任能力成为判断未成年人矫治责任有无及大小的关键因素。因为触法未成年人在主观心理方面

不仅相对于成年人而且相对于同龄人也具有更少的责任意识,未成年人承担矫治责任的目的则是要通过适

当的教育方式与手段,促使未成年人正确认识行为的不法性质,降低、扭转并消除不利于其责任意识培养的

各种不良因素,促使其责任意识与能力的提高,而不是对其所实施触法行为的报应。由此,触法未成年人责

任能力状况就成为判断其是否承担矫治责任以及是否有必要接受专门矫治教育的关键性个体化因素。只有

对触法未成年人责任能力予以科学的评估,才能对其所承担的矫治责任作出准确的个别化判断,进而对能否

适用专门矫治教育以及适用期限作出正确的决定。这就要求我们在根据触法行为的客观危害活动对触法未

成年人矫治责任的初步判断后,还需要进一步考察触法行为实施者的个体心理特征,通过对未成年人的责任

能力的判断来调整、修正前期的初步结论。就具体而言,可以考虑从行为人对违法行为的认识能力与控制能

力两个方向对触法未成年人责任能力进行判断。

其一,从行为发生规律来看,认识能力是行为人责任能力的基础,任何正常人都是基于一定认识的前提

下作出决策进而实施自己的行为。对触法未成年人认识能力判断的核心是评估未成年人对其所实施行为的

(刑事)不法性的认识能力,即通常所说的是非辨别能力。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触法未成年人是年满₁₂

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这一阶段的未成年人,由于生理发育和社会化程度都已达到相应的水平,其本

身是具有一定的是非辨别能力的。如果一个未成年人不能认识或不能充分认识其同龄人都可以识别的行为

的不法性,进而实施了触法行为,那就意味着存在对其进行特别的教育与矫治的必要,促使其正确认识行为

的不法性质,强化并树立其责任意识。当代德国的《少年法庭法》第十三条有关对违法少年适用惩戒处分的

规定就鲜明凸显出未成年人认识能力因素在罪错未成年人处遇中的重要地位,该条规定,“对于少年违法行

为,尚无须判处少年刑罚,但又必须使行为人认识其行为违法性的,法官可以判处惩戒处分”。

从操作层面而言,对触法未成年人认识能力判断至少应考虑两个客观因素。一是触法行为相对于未成

年人的常识性程度。未成年人所实施行为的不法性的常识程度越高,意味着其对所实施行为的不法性认识

越弱,需要提高其违法性认识能力,未成年人相应需要承担的矫治责任就越大。这是因为在一般意义上,年

①

②

李泊毅《专门矫治教育的基本权干预性质及规则完善》,《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21年第5期,第74页。

《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在第四条有关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中就明确提出,根据孩子本人的辨别和理解能力来决

定其是否能对本质上反社会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这里的辨别和理解能力就是责任能力。

③

李丹、刘朝燕、朱旻斐《责任关系视角下的儿童责任行为发展研究》,《应用心理学》2011年第2期,第109页。

唐稷尧ꢃ矫治责任视野下的触法未成年人专门矫治教育制度研究

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在认识能力上并非“一张白纸”,而是已经具有一定的社会经验并接受过一定的教育的

主体,如果某行为的不法性是该年龄段行为人的普遍的、常识性认识,而某个未成年人却实施了此类不法行

为,这至少折射出该未成年人在对不法行为的认识与辨别上是存在缺陷的^①^,是与同龄人的一般水平不相称

的,需要通过特定的矫治与教育活动给予培养与强化。二是行为人所实施不法行为类型的重复性程度。根

据我国法律的规定,触法行为都是《刑法》明确规定的特定行为类型,只是因为行为主体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而

不予刑罚处罚。相当部分的触法行为相对一般违法行为而言在类型上往往具有同一性,其差异只在于所造

成的客观损害的大小,如伤害、盗窃、抢夺等,这些行为类型本身也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三十八条所明

确列举的严重不良行为类型。在实践中,未成年人在实施触法行为前往往已经实施过同种类的严重不良行

为,其所实施的不法行为类型的重复性越高,则意味着其对所实施行为的不法性认识越弱,相应需要更有针

对性的矫治与教育活动对其责任意识给予培养与强化。

其二,就行为发生规律而言,行为人的控制能力是促使行为主体形成决策并将其付诸实现的关键,是责

任能力的核心要素。行为人如果具有控制自己行为、选择合法行为的正常能力却决意实施不法行为,其对行

为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就具备了道义上的正当性。对触法未成年人控制能力的判断主要是就未成年人在多

大程度上能够控制自身不实施不法行为作出客观的评估。由于生理与心理发育的限制,未成年人具有相对

于成年人较低的控制能力。该年龄段的未成年人常常“在思想上很少受条条框框的限制和束缚”并“能果断

地采取某些行动”,其主观意志方面常呈现出“勇敢带有莽撞和冒失的成分”^②^。可见^,这一年龄段的未成年

人实施触法行为往往带有决定论的色彩,个人自由选择的意志影响则相对较弱。正如当代德国学者所发现

的,“与年少犯罪人打交道的经验却表明,有意识地违反法律、实施不法行为的决断常常并不存在”,“所有的

少年非行都‘来自于伴随成长而脱轨所带来的驱动力’”,而这种驱动力往往“与青春期有关的性麻烦、冒险兴

趣、思乡病”相关联,“也有寻求在群体中或在朋友中出头或对于仗义的误解”^③^。正是考虑到未成年人成长

的自然规律,《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利雅得准则》)第五条明确指出:“青少年不符合总的社会规范和

价值的表现或行为,往往是成熟和成长过程的一部分,在他们大部分人中,这种现象将随着其步入成年而消

失。”因此,我们在确定触法未成年人的矫治责任大小时,还需要对触法未成年人的控制能力进行客观与科学

的评估与判断,这样才能选择对其最适合的矫治方式与期限,实现对罪错未成年人处遇的精准个别化。如果

不加选择地一律适用限制人身自由的设施内处遇措施,其不仅不能实现责任能力的培养与强化,反而可能放

大此类处遇措施的固有负面风险。

具体来说,对未成年人的不法行为控制能力的评估至少应当考察两个客观因素。一方面,考察年龄因

素。根据心理科学的研究,未成年人行为控制能力受限于其大脑发育程度,并且是一个逐渐习得的过程。

004年

,在美国洛普诉西蒙斯(_R_o_p_e_r_v_._S_i_m_m_o_n_s)一案中,₈个医学组织在该案裁决前向联邦最高法院提交

了一份研究报告,表明人类大脑发育最后一块区域是前额叶,发育时间一直持续到25岁左右,而前额叶具有

^阻^止^人^们^作^出^轻^率^、^冲^动^决^定^的^作^用^④^。可见^,未成年人年龄是判断其控制能力的第一客观因素^,年龄越大

的未成年人,其所具有的控制自身不实施不法行为的能力就越强,如果实施不法行为,则意味着其需要承担

更大的矫治责任,甚至需要通过适用限制人身自由的专门矫治教育措施以强化其守法的责任意识。另一方

面,考察行为的预谋性程度。虽然青春期的未成年人的控制能力存在明显的不成熟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未

成年人完全没有选择合法行为的能力。事实上,青春期未成年人控制能力的不成熟性更多的是影响其对冲

动型、情绪型、激情型不法行为的实施,如果未成年人所实施的不法行为预谋性程度越高,则越反映出未成年

人对自己行为的选择性与控制力越强。我国犯罪心理学者就曾经指出,行为人行为指向的预期性、行为策划

①

从犯罪学的角度来看,触法未成年人这种相对同龄人较低的违法性认识能力常常与其后天的家庭教育缺失、越轨团伙的亚文化环境等因素

相关联。专门矫治教育这种设施内处遇措施恰恰具有弥补后天教育缺失和隔离不良亚文化影响的功能。

林崇德主编《发展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3版,第357ꢉ358页。

②

③

④

维尔纳·薄逸克《少年刑法中的年龄界限问题》,程捷译,《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20年第3期,第93、95页

姚建龙《超越刑事司法———美国少年司法史纲》,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03ꢉ209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的^隐^匿^性^对^于^判^断^行^为^人^的^责^任^能^力^的^有^无^与^大^小^有^着^重^要^的^价^值^①^。这里所说的行为指向的预期性^、行

为策划的隐匿性其实就是彰显不法行为预谋性程度的重要表征。因此,未成年人所实施的触法行为的预谋

性程度越高,越体现出其对触法行为的控制能力越强,意味着该未成年人与同龄的未成年人相比存在更高的

规范非难可能性,应当承担更大的矫治责任,施以更具强制性的矫治措施,甚至是较长期限的专门矫治教育。

SpecialCorrectionalEducationSystemforJuvenilesfromthePerspectiveof

CorrectionalResponsibility

TangJiyao

LawSchoolꢀSichuanNormal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66ꢀChina

AbstractThespecialcorrectionaleducationsystemforjuvenilesshouldbeestablishedbasedonthefunda-

mentalprincipleofcorrectionalresponsibilityCorrectionalresponsibilityreferstotheresponsibilitythat

juvenileswhocommitcrimeshavetoundertakethroughcertaincorrectivemeasuresaccordingtothelaw

Itisalegallybindingandpunitiveconsequenceꢀhighlightingthedeterrentandsecurityfeaturesofspecial

correctionaleducationThespecificapplicationofspecialcorrectionaleducationshouldbebasedoncorrec-

tionalresponsibilityꢀwiththeobjectiveharmofcriminalbehaviorandtheoffenderꢊscapacityforresponsi-

bilitybeingthebasiccriteriaforjudgingcorrectionalresponsibility

Keywordscorrectionalresponsibilityꢋjuvenileswhocommitcrimesꢋspecialcorrectionaleducation

[责任编辑:苏雪梅]

①

有学者就指出:作案有无事先内心的主动内容和预期是判断其刑事责任能力的重要根据,判断的内容包括准备阶段有无对象的选择性、有无

避人耳目准备工具、有无选择合适时间与地点等。参见:李玫瑾《从刑事责任年龄之争反思刑事责任能力判断根据———由大连少年恶性案件

引发的思考》,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第17ꢉ19页。

第50卷第4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

SocialSciencesEditionꢂ

023年7月

Vol50ꢀNo4

Julyꢀ2023

网络不正当竞争犯罪立法:反思与应答

孙道萃

ꢃꢃ摘要:网络基本法与专门法相继颁行,显著增厚不正当竞争法律的规范体系。回顾网络不正当竞争立法的旨

趣,兼顾竞争者利益、消费者利益、市场秩序的新型不正当竞争本质之界定范式,更吻合刑法保护的需求与立法修

正的逻辑。有必要对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虚假广告罪,非法经营罪,强迫交易罪,破坏生产经营罪作出网络

化修正,增设网络不正当竞争罪、破坏网络市场信用评价罪、网络经济市场垄断罪,但不宜只简单讨论增设涉业务

犯罪立法问题。

关键词:网络不正当竞争犯罪;规范供给;保护客体;网络化修正

DOI1013734ꢄjcnki1000-531520230311

收稿日期:2022-08-06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拔尖人才”资助项目(2023ꢉ2025)、中国政法大学2021年校级科研创新项目

“网络不正当竞争犯罪的刑法应对研究”(21ZFQ82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孙道萃,男,江西泰和人,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法律援助研究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刑法学,

E-mailꢅsundaocui2012@126com。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1993年)的规定,1997年《刑法》在分则第三章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中规定

了传统不正当竞争犯罪,但在实践中存在保护不周、适用标准不齐等问题。当前,互联网经济取得跨越式发

展,互联网经济时代的违法犯罪行为不断滋生,网络刷单、网络恶意评价、网络流量劫持等新型网络不正当竞

争行为泛滥不止,严重破坏正当的网络竞争利益、消费者合法权益、网络市场公平竞争及管理秩序。然而,传

统罪名通过扩张解释提供的司法入罪通道面临制度张力有限、刑事处罚明显不足等短板,使网络不正当竞争

行为的刑事制裁边界模糊。《网络安全法》(2016年)、《反不正当竞争法》(2017年修订、2019年第二次修

订)^①^、^《电子商务法^》⁽2018年⁾等相继颁布^②^,整体上提升了我国网络不正当竞争立法的质量与水平^,也为规

制新型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提供了规范依据。但是,现行不正当竞争犯罪罪名体系的立法背景与立法原意

是“过去式”,并不必然直接适应于规制网络不正当竞争违法犯罪行为。在互联网经济时代,针对行刑衔接脱

节等问题,应当廓清网络不正当竞争犯罪的本质特征,阐明刑法保护的客体内容。特别是鉴于网络不正当竞

争立法的倒逼效应,应加快调试刑法规定,建构具有专属性的网络不正当竞争犯罪规定以及罪名体系。

一ꢃ网络不正当竞争犯罪立法的检视

997年

《刑法》的相关规定明显不足,导致对传统不正当竞争犯罪的司法规制效果欠佳。网络经济时代

的不正当竞争立法加速前行,更加暴露出网络不正当竞争犯罪立法的迟滞。这种刑法规范供给不足的结构

性矛盾,不利于规制新型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和保护互联网经济安全与秩序。有效破解网络不正当竞争犯

罪的专属立法迟滞不前的关键,就是准确阐明这类犯罪应当保护的客体及其内容。

①

如无特别说明,以下《反不正当竞争法》是指2017年修订后的版本。

②

2021年8月17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禁止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定(公开征求意见稿)》;2021年8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对外公布。另外,立法机关正在修订《反不当竞争法》,酝酿修订《电

子商务法》。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一)网络不正当竞争立法的刑法衔接

互联网经济背景下对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一般立法、专属立法、特别立法以及关联立法不断强化与升

级,在内容、形式以及危害性等方面都正在发生重大变动。在多法衔接的新背景下,必然会触发刑法应当如

何及时跟进与有效策动的立法课题。

₁_._一_般_立_法_:《网络安全法》

《

网络安全法》是基本法①。尽管《网络安全法》并未明确规定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但规定网络参与主

体的法定义务以及设置罪责条款,为依法规制网络不正当竞争犯罪提供基本依据。这些立法规定也是规制

互联网经济市场竞争的重要依据。其对互联网市场竞争制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1)明确依法保

护的基本精神。《网络安全法》第一条、第二条明确建设、运营、维护和使用网络以及网络安全的监督管理主

体,依法参与网络活动的基本精神。(2)确立“强监管”的基本制度,针对不同的互联网参与主体,建立并规定

较为完整的网络安全管理义务。其第九条规定,网络运营者开展经营和服务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

尊重社会公德,遵守商业道德,诚实信用,履行网络安全保护义务。(3)设置不同类型的法律责任。其第七十

四条规定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以及刑事责任。

₂_._专_属_立_法_:《反不正当竞争法》

《反不正当竞争法》是理解与治理不正当竞争犯罪的主要行政法规依据。增设“互联网专门条款”具有划

时代意义,不仅从根本上推动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专属立法,也必然倒逼《刑法》从理论、立法以及司法等

方面作出全面回应。《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互联网经济领域的市场竞争秩序起着非常直接和关键的作用,其

所引起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1)保护正当竞争的基本规定。修改内容包括:第一条规定立法背景与

内容,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第二条规定正当竞争原

则与“不正当竞争行为”,后者是指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

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行为,在第三十一条规定了刑事责任条款。(2)立法理念与保护范围的网络化

延展。其第二条体现商业竞争制度的现代化转变,确立竞争秩序、消费者利益、经营者利益三者统一的利益

层次结构,将消费者权益作为判断竞争行为合法性的因素。消费者在互联网经营模式中的主体地位强化,也

可能使反不正当竞争法出现私法化问题,不利于真正舒缓消费者在互联网不正当竞争下的弱势地位。(3)互

联网条款及其立法不足。其第十二条规定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类型是立法亮点,承载调整网络不正当竞争

行为的立法预期并提供规制的法律依据,也有助于协调该法与相关法律之间的关系。理想的类型化条款应

当是以各种行为类型之间互斥并且周延为基本要求,其第十二条列举的行为类型在适应性与预见性方面尚

有待检验,为了避免挂一漏万,立法者又设置兜底条款,但也遭到质疑。

₃_._特_别_立_法_:《电子商务法》

相比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电子商务法》是特别立法,是对数字化经济、互联网经济以及电子商务时代

的最新回应。它对一些新型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特殊规定,不仅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互补,也提出

了新的立法需求。《电子商务法》以电子商务活动为调整对象,必然涉及互联网经济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立

法规制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第二条规定电子商务的基本概念与要素。《电子商务法》的调整对

象和适用范围是《电子商务法》的核心问题。信息网络技术是电子商务活动的独有存在基础,信息网络使电

子商务活动演变成独特的法律事实,新的法律事实或问题催生立法需求,《电子商务法》由此成为独立的法律

部门。(2)第五条规定电子商务的公平竞争精神。市场主体应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履行法定的义务。(3)

依法经营电子商务的义务体系。第十七条规定禁止虚构交易、虚假刷单;第十八条、第四十条规定搜索广告

的正当合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不得滥用技术形成的市场垄断支配地位。(4)电子商务信用的立法保护。我国

电商生态型组织彻底改变传统商业模式。电子商务信用风险与商务信用问题日益凸显,法律保障机制尚不

健全。第三条规定国家推进电子商务诚信体系建设;第三十九条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健全信

用评价制度;第七十条规定国家支持依法设立的信用评价机构开展电子商务信用评价。(5)法律责任。第八

①

《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是专门性的基本法,也涉及相关宏观内容。特此说明。

孙道萃ꢃ网络不正当竞争犯罪立法:反思与应答

十七条、第八十八条规定法律责任。上述规定也为《刑法》作出修正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网络不正当竞争犯罪立法的供给不足

.传统不正当竞争犯罪立法原意的脱节

传统不正当竞争犯罪立法首先源自早期的不正当竞争法律规定。当前,立法原意的历史滞后性问题日

益突出。(1)《反不正当竞争法》(1993年)列举了我国经济生活中的11种不正当竞争行为。但是,“法律责

任”一章只概括规定刑事责任,对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仅规定行政处罚措施。从立法科学性上看,无法满足

规制社会危害性已经达到应受刑罚惩罚程度的不正当竞争违法犯罪行为的客观需要。(2)《反不正当竞争

法》(1993年)主要规定行政责任,以民事责任为辅,以刑事责任为补充。在综合性的法律责任体系中,刑事

责任规定得明显薄弱,使打击日益增长的不正当竞争犯罪的力度不足。(3)随着《商标法》、《专利法》、《著作

权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等法律相继通过,宣告我国竞争法律体系基本建成。

但是,有关不正当竞争的刑事责任的规定却与之极不相称,只在刑法典、个别单行刑事法规以及其他法律中

存在一些相关的罪名或原则性规定。鉴于不正当竞争违法犯罪行为日益增加,在《刑法》修订期间,学者们先

后提出过一些立法修改的建议^①^。虽然相比1979年^《刑法^》的毫无规定状态^,1997年^《刑法^》已经将部分不正

当竞争行为予以犯罪化,但是,1997年《刑法》中有关不正当竞争犯罪的规定,存在严重的立法原意的脱节问

题,引发理念滞后、内容分散、罪名单一、主旨不明、难以操作等缺陷,也未对其他一些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定刑

事责任。

.网络不正当竞争犯罪立法的空缺渐显

997年

《刑法》对不正当竞争犯罪规定的不足,已经使网络不正当竞争犯罪的立法供给出现结构性失

衡。当前,这种新旧交替下的规范失衡问题突出地表现为三个方面。(1)传统不正当竞争犯罪的立法原意与

互联网经济时代严重脱节。1979年《刑法》对此是立法空白,《反不正当竞争法》(1993年)的出台,倒逼《刑

法》修订时加入不正当竞争犯罪的规定。1997年《刑法》主要在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之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中,部分地确认传统不正当竞争犯罪。然而,《反不正当竞争法》(1993年)未能

对互联网经济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予以规定,导致1997年《刑法》规定的不正当竞争犯罪在立法原意上同样

存在明显的代际脱节问题。(2)传统不正当竞争犯罪的网络化扩张适用存在风险。在立法原意阙如的前提

下,针对新型网络不正当竞争犯罪,只能通过扩大解释传统的不正当竞争犯罪规定,甚至主要表现为通过扩

^张^解^释^来^实^现^网^络^化^的^适^用^,^在^结^果^上^一^般^表^现^为^“^入^罪^”^②^。这是刑法规范供给不足之下的无奈之举^,也是

激活传统不正当竞争犯罪的网络化适用潜质的必然选择。尽管在互联网经济时代,对新型网络不正当竞争

犯罪进行扩张解释的意义和作用是显著的,但其内在的瓶颈与缺陷也相当明显。(3)加速放大传统不正当竞

争犯罪的体系欠合理性。1997年《刑法》只是将《反不正当竞争法》(1993年)中的部分行为予以犯罪化,存在

行刑衔接不相称问题。在立法体例上,只是分散而非专门规定“不正当竞争犯罪”。加之对不正当竞争犯罪

的理论体系、立法依据、保护内容等缺乏充分、全面的认识,1997年《刑法》对不正当竞争犯罪的规定缺乏体

系的合理性,包括罪名的不完整、体系的不独立等。更为重要的是,《电子商务法》使1997年《刑法》中不正当

竞争犯罪的规范供给失衡问题显得更加凸显,专门启动《刑法》网络化的立法修正势在必行。

(三)网络不正当竞争犯罪的立法内容

网络不正当竞争犯罪的专门立法滞后的直接原因是未能及时准确界定网络不正当竞争犯罪的本质属性

与内在特征,以及这类犯罪应当保护的客体及其内容,导致立法缺乏最基本的指引和基准。

网络不正当竞争犯罪的保护客体与内容范围是科学立法的根本前提题。只有从规范层面确定网络不正

当竞争的内涵,才能澄清这一类新型犯罪的本质特征、刑法性质,进而设定最精准的立法原意和保障策略。

在界定新型网络不正当竞争犯罪的保护客体及其内容,应当综合参与主体、利益关系等要素,进行实质的设

定。(1)竞争内容的实体扩充。《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送审稿)》(2015年工商总局)第二条第二款将不

①

②

舒慧明、万选才《增设不正当竞争罪的立法探讨》,《法学家》1996年第4期,第85ꢉ86页。

高铭暄、孙道萃《网络时代刑法解释的理论置评与体系进阶》,《法治研究》2021年第1期,第22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正当竞争界定为“损害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行为。但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2016

年)在一般条款中删除“消费者权益”的表述。《电子商务法》第一条对消费者利益的规定是不明确的。这种

反复与权衡折射出立法者的纠结与权衡。《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二款最后还是将不正当竞争行为界定

为“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行为。”《反不当竞争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

稿)》(市场监管总局2022年)第二条第二款也保留了上述规定。这反映出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范式在

构造和规制观念上有新变化,也即重视对消费者的保护。传统的“保护竞争者”范式直接保护竞争者的利益,

对消费者的保护只是竞争改善的间接结果,不是独立的判断标准。立法者选择新的“保护竞争”范式,以保护

竞争为目标,突破竞争关系的束缚,将市场参与者基于竞争享有的利益纳入考量范围,消费者利益受到损害

也可以单独作为认定不正当竞争的标准。基于“保护竞争”范式及立法规定,应当基于竞争享有的利益,整体

权衡竞争者、消费者和社会公众利益,判断是否通过损害其他市场参与者竞争利益的方式并不合理地获得竞

争优势。(2)消费者合法利益的独立摄入。《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二款作为一般条款,突破传统竞争关

系的桎梏,确立从“保护竞争者”到“保护竞争”的行为模式与保护理念的深度转变,回归并扩充传统竞争的本

质内涵。“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置于经营者和消费者权益之前,不是重新排定价值序位,而是强调行为只有构

成对经营者竞争自由的“显著损害”,或对消费者决策自由的“实质扭曲”,导致不合理地获得竞争优势才具有

“不正当性”。这也厘清了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界限。在认定行为的不正当性时,消费者利益虽是独立

标准,但也应当综合考虑竞争的结构、功能、特性等。(3)从《反不正当竞争法》、《电子商务法》等看,网络不正

当竞争犯罪所侵犯的客体,已不限于竞争利益,还包括消费者权益以及息息相关的竞争政策、竞争秩序。网

络经济时代的竞争概念正在发生质变,涉及保护要素、保护场域、保护理念、价值权衡等,为科学锁定网络不

正当竞争犯罪的罪质内容、立法范围等基本问题提供依据。更重要的是,在竞争关系以及保护内容得以澄清

的前提下,网络不正当竞争犯罪的理论研究将迎来新的契机,有助于明确法定犯的特质、经济犯罪的性质归

属、理论学说的取舍标准等基本问题。在此情况下,可以指导并解决规范供需失衡下网络不正当竞争犯罪的

立法修正等问题。

面对层出不穷的新型网络不正当竞争的违法犯罪行为,现行《刑法》应当作出结构性、前瞻性的调试与回

应。立法修正是最直接的反应方式,特别是《网络安全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电子商务法》等法律,已经提

供了最基本的立法修正逻辑与索引,同时必须明确网络不正当竞争犯罪立法的保护客体与范围。

二ꢃ网络不正当竞争犯罪立法的修正方略

前瞻性的刑法立法是解决传统刑法立法供给不足并有效规制新型网络不正当竞争犯罪的首选。在现阶

^段^,^包^括^对^传^统^罪^名^的^网^络^化^修^正^与^直^接^增^设^新^的^专^属^罪^名^等^方^式^①^。今后应当考虑创设独立^、专属的网络

不正当竞争犯罪规范体系,在《刑法》分则中统合为单独的“(网络)不正当竞争犯罪”一节,优化罪名结构。

(一)传统不正当竞争犯罪的网络化修正

在现行《刑法》中,以“扰乱市场秩序罪”一节中的相关罪名为规范基础,初步建立传统的不正当竞争犯罪

规范体系,这是讨论网络化修正的逻辑前提之一。在此基础上,针对现有不正当竞争犯罪罪名,可以尝试作

出相应的修改。

₁_._损_害_商_业_信_誉_、商品声誉罪的网络化修正

《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条规定的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司法适用率长期不高。在理论与立法上,对损

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的客体内容不够明确,司法实践中的争议也不断出现。晚近以来,司法实践中出现

积极扩张的裁判倾向,这既是因为商业信誉、商品声誉在现代市场竞争中处于更重要地位,尤其是消费者关

注的市场因素,也是因为网络经济时代中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变成不正当竞争的主要对象,出现了新的保

护需求。但是,传统理论上对该罪的保护内容、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的行为结构特征以及构成要素、其他造

成重大损失和其他严重情节等问题存在不同的认识,包括“未经核实”是否可以作为认定故意的事实依据、构

成要件行为是“散布”还是“捏造”、如何理解“散布”、“虚伪事实”、“严重情节”等。在互联网经济背景下,由于

①

限于篇幅与主旨所在,本文无法逐一详细讨论立法修正的理由等内容,将在另文分别具体阐述。

孙道萃ꢃ网络不正当竞争犯罪立法:反思与应答

商业模式、商品形态、消费者的关注点、市场主体间的评价标准与方式、市场运营等都注入互联网要素,导致

“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内涵与形式正在经历蜕变,对其进行“损害”的规范评价对象、要素以及标准也出

现新情况,不能再继续完全套用传统经济形态的一般认识和理解。对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进行网络化

的修正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1)在网络社会空间,虚假信息更容易滋长并成为商业诋毁的主要手段,对市

场竞争秩序产生极其不良的影响。在互联网经济背景下,虚构信息等方式是损害其他竞争主体商业信誉、商

品声誉的主要手段。在信息网络环境下,对于虚构、伪造、传播虚假信息等行为的恶意性进行确认的技术难

度陡增。此外,虚假信息的使用行为,也可能涉及虚假信息犯罪等网络犯罪,需要在犯罪竞合上预先做好处

理,防止出现立法交错问题。(2)要准确界定互联网经济背景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实体内容。理论上

对传统刑法中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存在不同认识。在理解网络语境下该罪的犯罪客体时,首先仍应回归

“不正当竞争”的行为本质,即违反国家规定的诋毁竞争对手信誉或声誉的恶意行为,也要兼顾消费者权益的

评价权利,真正的商业诋毁行为最终会实质性侵害消费者权益,但消费者对使用的评价行为不必然是“诋

毁”。(3)在网络经济时代,关于互联网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评价主体及其标准设立,首先应当考虑竞争主

体(对手)的竞争利益及其受损情况,将其作为规范评价的基本要素。同时,网络经济具有鲜明的消费者注意

力经济的特质,也要考虑消费者的利益。通过“竞争者+消费者”组成的市场评价,更客观、中立地评价与判

断危害结果。(4)对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进行网络化修正时,要防止与其他相关的不正当竞争犯罪之

间出现立法重合。例如,网络语境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与电子商务信用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究竟是合

一立法还是区分立法以及如何区分立法等,尚需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在适用上,关键是区分好相似或相同的

不正当竞争行为直接或主要侵犯的客体内容。(5)在立法建言上,可以在《刑法》增设第二百二十一条第二

款,其立法表述为:“互联网生产经营者,以刷单、虚构交易、虚假信息等不正当手段,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

品声誉,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虚假广告罪的网络化修正

《反不正当竞争法》、《电子商务法》将虚假宣传作为典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并强化对网络虚假宣传行为

的打击力度。在互联网经济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新型网络虚假广告犯罪日益增多,使规范供给不足的问题也

开始暴露。目前,主要依靠扩张解释来激活传统罪名的网络化适用潜质。应当启动网络化修正,将网络广告

市场管理秩序与网络信息数据安全作为新增的具体保护内容,扩大“违反国家规定”的网络立法语境,逐一调

整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内容以及定量因素、标准,使其契合网络虚假广告犯罪的趋势和本质特征。同时,也

要调整法定刑,提高罚金刑的处罚力度,增设网络职业禁止等预防性刑罚处罚措施^①^。上述立法建议立足于

网络虚假广告犯罪的新情况,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结合网络不正当竞争犯罪的客体内容以及立法需求,还

应明确以下三个问题。(1)网络虚假广告犯罪的主体。《广告法》(2021年第二次修正)第四十四条对利用互

联网发布广告的行为作出了规定。在互联网经济背景下,实施虚假广告的主体,既可能是竞争主体,也可能

是其他的网络平台、网络技术帮助者等。(2)确定“虚假广告”的网络评价与判断体系。不能继续沿用传统的

判别标准来审查网络广告的“虚假”,应当建立相适应的网络判断标准体系,核心是以网络正当竞争的基本要

求作为基础标准,侧重以消费者的第三视角进行判断,可以更全面地判断是否为“虚假广告”。(3)厘清虚假

广告罪与其他犯罪的界限。根据《电子商务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信用评价系统具有广告功能,损害信用评价

系统是对广告管理制度的侵害。虚构网络交易行为破坏电子商务平台的信用评价系统;虚增网络交易量,对

商品、服务进行虚假的及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时,即符合虚假广告罪的行为要件^②^。这混淆了网络虚假广告

与侵犯网络电子商务信用两种不同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之间的界限。在互联网经济背景下,电子商务信用具

有独立性和专属性,是维持网络市场竞争的基础性电子依据和信用凭证,是具有官方性、行业性、自治性等特

征的内容。以《电子商务法》的特殊规定为前提,应当考虑对电子商务信用制度予以独立保护和规定。如果

将其纳入传统虚假广告犯罪中,可能无法实现类型化与专门化的有效保护。在立法建言上,可以考虑在《刑

①

②

孙道萃《虚假广告犯罪的网络化演变与立法修正思路》,《法治研究》2018年第2期,第111ꢉ123页。

王安异《虚构网络交易行为入罪新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17条规定为依据的分析》,《法商研究》2019年第5期,第54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法》增设第二百二十二条第二款,其立法表述为:“互联网生产经营者,通过虚增网络交易量等行为,对商品、

服务进行虚假的及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等,扰乱广告管理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非法经营罪的网络化修正

在互联网经济背景下,经营的合规合法是维持和保障有序、正当竞争的基本前提。非法的网络经营也很

可能是不正当竞争行为,决定对非法经营罪作网络化修正非常必要。(1)在互联网经济背景下,“经营”的主

体、要素、规则、方式以及场域等都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决定规范意义上的“经营”已经出现质变,包括但不限

于网络平台成为主要的经营主体、信息网络平台运行安全及消费者的数据信息等是主要的经营要素、电子商

务规则等成为新的经营规则、互联网经济法律法规是“违法性”的前提等,而经营的方式与场域开始由线下逐

步迁移至线上等。在此情况下,《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几种传统行为方式都可能逐渐“失效”,需要重

新置换为符合网络经济时代的“非法经营”行为。(2)传统经济下的非法经营罪,在罪质与性质等方面尚存有

争议,包括“经营”的内容、“非法经营”的违法性判断、是否以营利目的为必要、经营者的判断等^①^。据此^,在

对互联网经济时代“经营”的理解上,“违反国家规定”仍是首要难题。既有待于网络法律体系的持续完善,以

提供“规范依据”,也需要对庞大的互联网经济行为做“减法”,锁定真正的网络非法经营行为。因此,在立法

技术上做好新旧交替的知识更迭尤为重要。同时,在立法技术上,是否继续沿用“兜底条款”表述,以确保能

够容纳新出现的非法网络经营行为,不仅涉及网络时代的口袋罪问题,也涉及到立法规制的价值取向。新行

为类型不断出现,设置“兜底条款”有助于提升立法的包容性。在立法建言上,可以考虑在《刑法》增设第二百

二十五条第四款,原第四款改为第五款,法条表述为,“(四)违反网络法律法规的规定,非法从事网络生产经

营活动的”。

.强迫交易罪的网络化修正

在互联网经济背景下,消费者的主体地位得以提升,交易的平等性、自愿性变得更加重要,也是网络消费

者更注重的权益。这不仅提升打击网络强迫交易的迫切性,也使对强迫交易罪的网络化修正势在必行。(1)

对网络经济时代的“暴力、威胁等手段”,需要进行重新理解。网络环境下的“暴力”、“威胁”行为,逐渐不再主

要以语言或身体动作等方式呈现,而可能主要是利用市场地位优势、强制捆绑交易、强制搭售、技术破坏等行

为,表现为日常网购中的“强制配单”、“返利不当”等情形。应当对“强迫”这一核心关键词的内容予以置换,

弱化物理上的可视化暴力等,强化网络空间的技术滥用等情形,并将侵犯消费者自主权以及由此引发的不正

当竞争效应作为评判的实质依据。在网络经济时代,“交易”在内容和形式上也有大变,不再是现货的物物交

换等,而是由电子商城、电子下单、电子交付等要素组成的。网络交易行为由实施到完成,在时间节点与行动

标志上,表现出瞬间性、电子确认等特征。根据上述变化,网络经济时代的强迫交易,已经在行为构造、危害

形态以及定罪体系等构成要件层面出现显著的变化,应当通过立法进行确认。(2)在修正思路上,主要应当

就《刑法》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的“强迫”、“交易”这两个核心规范要素,对其在网络经济时代的新变化与新内

涵进行及时的确认。对于网络经济时代的“强迫”,应当做“软化”或“软性”的处理。它不再是物理意义上的

有形威胁等,而是利用信息网络技术等,违反网络经济秩序的基本规则,尤其是电子商务规则,强行要求竞争

者或消费者进行网络交易,从而牟取非法利益。对于“交易”,必须全面按照线上交易的形式与要求进行判

断,突出网络交易的电子性之本质特征,将已经出现和可能演变的网络交易形态纳入到刑法规制序列。在立

法建言上,可以考虑在《刑法》增设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款,其法条表述为:“在互联网经济活动中,违背他人

意愿,强制进行交易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破坏生产经营罪的网络化修正

在互联网经济时代,生产经营的要素和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破坏网络生产经营的违法犯罪行为不

断出现。然而,遵循现有刑法规定及其立法原意,并不足以有效规制。当前,对破坏生产经营罪进行扩张解

释是主要做法。例如,有观点认为,破坏生产经营罪是针对全体财产的犯罪,而非针对个别财产的犯罪。生

①

王飞跃《论刑法中的“经营”》,《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10期,第51页。

孙道萃ꢃ网络不正当竞争犯罪立法:反思与应答

产经营的范围可以扩充到业务,破坏可以是造成他人的业务无法开展并导致整体财产损失^①^。这是典型的

网络化扩张解释,通过对传统罪名的关键词等要素进行网络化理解,从而激活传统罪名的立法原意与规制边

界。但是,这种扩张解释容易陷入类推解释之实,甚至变相地“创制立法”。而且,如此解释并不足以反映破

坏生产经营罪应当是不正当竞争犯罪的本质特征,也不利于处理好此罪与彼罪的竞合问题。譬如,现行《刑

法》并无直接规定,对刷单炒信行为按照破坏生产经营罪论处,是典型的司法犯罪化^②^。对破坏生产经营罪

进行扩张理解,尽管可以在一些新型网络个案中实现有效的司法规制效果,但相比于立法完善,显然是次优

选择。在互联网经济背景下,应当对破坏生产经营罪进行网络化修正。(1)犯罪客体的修正。生产经营形式

经历由传统到网络的演化,其内容出现了新情况。在网络时代,生产经营由线下转入线上,电子数据、电子信

用、信息以及数据等成为新的生产资料,网络参与者、网络平台等成为新的经营方式,迫使重新认识网络时代

的“破坏”行为及其对象不再仅限于物理空间与物理形态,而是电子化或虚拟化之标的。应当确认破坏市场

秩序与网络经济的正常生产经营作为犯罪客体的内容^③^,

充分反映破坏生产经营罪在网络经济时代的司法

动向与客观需求。在此犯罪客体的前提下,也便于通过网络化的立法实现更精准的司法规制。(2)立法体例

的辨识。在网络经济时代,宜将原置于侵犯财产罪中的破坏生产经营罪移入经济犯罪体系内,并作为一个具

体的(网络)不正当竞争犯罪罪名。即使在传统现实物理社会及其经济社会生活中,“生产经营”是典型的经

济行为或经济活动,虽然一般涉及“财产因素”,但是,无论从语义范围还是国民的一般认识以及“生产经营”

内部结构等方面看,可以确认“生产经营”的经济属性明显重于财产属性,1997年《刑法》规定为经济犯罪是

“美丽的误会”。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传统生产经营所附着的财产利益被不断弱化或变得次要,网络生产经

营中的经济利益或产业价值等属性变得重要且更容易遭受侵犯,是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主要泛滥区域。

如若暂不考虑由财产犯罪调整为不正当竞争犯罪,在立法建言上,可以考虑在《刑法》增设第二百七十六条第

二款,其法条表述为:“在互联网经济活动中,故意破坏生产经营活动及正常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

定处罚。”

(二)新型网络不正当竞争犯罪的专属增设

.增设网络不正当竞争罪

不正当竞争犯罪是类罪,网络不正当竞争罪也应当是类罪,而且是保持发展与变化的类罪,罪名体系应

当作适时的调整。对于严重破坏正当的网络竞争利益、消费者合法权益、网络市场公平竞争及管理秩序的不

正当竞争行为,应当确立网络市场正当竞争管理秩序的新型刑法法益的地位,并作为立法完善与司法应对的

基础依据。在现阶段,为了更好地兼顾立法的预见性与包容性,降低立法修正的反复性与变动性,可以增设

一个相对概括性的总领罪名,类似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以更好地兼顾一般规制以及特定情况下的个

别规制效果。“网络不正当竞争罪”应当是一般性与基础性的罪名,具有显著的基本规制功能,在一定程度上

发挥司法兜底的特定作用。有观点认为,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电子商务法》的相关规定,可以在《刑法》

“扰乱市场秩序罪”一节中,增设第二百三十一条之一(网络不正当竞争罪),采取总括的方式,尽量集中规定

一般性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作为网络不正当竞争犯罪罪名体系中的基本罪名以及特定情况下的专门罪

名,发挥一般的基本规制作用^④^。应该说^,这一立法建议及其条文表述具有前瞻性^,也比较及时和客观地反

映了当前网络不正当竞争犯罪的立法需求及其首要任务。当然,尚需讨论的问题还包括下述几个方面。(1)

网络不正当竞争罪必须具有立法的统领性与总刚性。这对本罪的立法技术提出极高的要求。不仅要确保本

罪可以发挥一般性的立法规制,也不会与其他不正当竞争犯罪规定重合或冲突,还能在网络不正当竞争犯罪

不断发展与演变的情况下,提供必要的补充性规制效果。同时,在立法技术上,为了防止本罪成为“口袋罪”,

在条文表述上应当尽量明确、具体;同时,应严格限制“司法兜底”作用,在司法适用上对扩张解释予以严格的

①

②

③

④

李世阳《互联网时代破坏生产经营罪的新解释———以南京“反向炒信案”为素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第50ꢉ57页。

叶良芳《刷单炒信行为的规范分析及其治理路径》,《法学》2018年第3期,第177页。

孙道萃《破坏生产经营罪的网络化动向与应对》,《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85页。

孙道萃《网络不正当竞争犯罪的司法巡思与立法应对》,《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第152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适用。(2)在立法体例上,为了与增设的独立网络不正当竞争犯罪相衔接,有必要在时机成熟之际,在《刑法》

分则第三章的第八节之外,另行设置新的一节即第九节———“(网络)不正当竞争犯罪”,以便更好地统合传统

不正当竞争犯罪修正后的罪名体系,同时兼容不断递补的新型网络不正当竞争犯罪罪名,使网络不正当竞争

犯罪的规范体系与罪名结构趋于科学。基于此,在《刑法》第二百三十一条之一的条文表述可以为:“违反国

家规定,经营者利用技术手段,妨碍、干扰、破坏互联网经济活动,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影响用户选

择,扰乱网络市场竞争秩序与管理秩序,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

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并根据本法的从业禁止规定处罚。”

.增设破坏网络市场信用评价罪

在互联网经济背景下,网络商务信用与传统商务信用不同。电子商务信用是互联网经济的“通行证”与

“

名片”,具有极高的商业价值,是竞争利益的重要载体,是竞争实力的重要表现,更是竞争者争相追逐的“资

源”。网络商务信用评价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与特殊性,不当的商务信用评价,不仅无法客观显示竞争者的电

子信用,也极易限制与妨害正当竞争。因此,网络商务信用评价领域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具有特殊性,是新

型且相对独立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根据《电子商务法》的规定,应当单独考虑增设特殊罪名,发挥专门的

规制作用,优化网络不正当竞争犯罪的罪名体系结构,更好地协同一般法条与特殊法条的关系。有观点认

为,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电子商务法》的规定,可以考虑在《刑法》第二百三十一条之一后,增设第二百三

^十^一^条^之^二⁽^破^坏^网^络^市^场^信^用^评^价^罪⁾^①^。该看法以^《电子商务法^》的规定为前提^。为了保护电子商务信

用,以及有效打击侵犯电子商务信用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有必要设置单独的罪名。这既反映在网络时代保护

电子商务信用制度这一新型法益的必要性,也与传统不正当竞争犯罪形成合理的分流,还契合网络不正当竞

争犯罪的独特性与增量趋势。而且,增设本罪不会与已有的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出现竞合问题。二者

都是对网络不正当竞争犯罪的立法规制。但是,网络环境下的商业诋毁,与破坏电子商务信用的行为相比,

前者更侧重于对信息网络实施商业诋毁的行为进行论处,主要以网络经济语境下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为

对象;后者则更侧重于保护电子商务时代的信用制度、信用体系及其商业价值,电子商务信用制度具有独立

性,在内容上是全新且不断发展的,所保护的对象和范围明显超出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电子商务法》直接

确立保护电子商务信用制度的独立化立场,在数字经济时代,保护电子商务信用是维护网络经济有序进行的

基石。如果按照传统的商业信誉、商品信誉对待,则可能会限制电子商务信用制度在应然层面的保护范围与

力度。基于此,在《刑法》第二百三十一条之二的法条表述可以为:“违反国家规定,在互联网经济活动中,以

不正当手段损害其他经营者的电子商务信用记录、电子商务信用评价制度,扰乱网络市场信用管理制度,影

响用户选择,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

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并根据本法的从业禁止规定处罚。”

.增设网络经济市场垄断罪

997年

《刑法》对具有不正当竞争性质的部分垄断行为,缺乏直接的规制。《反垄断法》(₂₀₂₂年修订)第

一条明确规定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以及保护市场公平竞争之立法目的,第六条、第七条分别规定公平竞争、

自愿联合,以及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等。长期以来,由于没有

充分认识到垄断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致使规制垄断行为的刑法规定不够健全,是否应将垄断行为入罪化的争

议不止,且不乏否定观点。但是,为了更好保护合法经营者和消费者的权益,遏制垄断对公平竞争秩序的破

坏,运用刑法规制垄断经营行为成为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从社会危害性、刑罚必要性、国外立法

例以及现实需求看,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情节严重或社会危害性大的,应归属于不正当竞争犯

罪,并基于独立的犯罪构成设计罪状与法定刑。关于涉垄断犯罪应当是“不正当竞争犯罪”的定位,较多观点

认为,根据强迫交易罪的罪质,部分垄断行为特别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垄断协议等行为,迫使相对方被迫

①

孙道萃《网络刑法学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50页。

孙道萃ꢃ网络不正当竞争犯罪立法:反思与应答

接受其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属于利用威胁等手段迫使被害人非自愿接受交易的行为,可能涉嫌构成强迫

^交^易^罪^①^。尽管部分市场垄断行为破坏市场公平竞争^,也具有一定的^“强迫性^”^,但不是刑法意义上的^“强迫

交易”行为,实质上是基于市场支配地位和垄断优势等的“强制性”交易,是滥用市场垄断优势的行为,应当作

为独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日益发展,部分垄断行为严重破坏(网络)不

正当竞争秩序的,应当考虑通过立法予以规制。《电子商务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不得利

用服务协议、交易规则以及技术等手段,对平台内经营者在平台内的交易、交易价格以及与其他经营者的交

易等进行不合理限制或者附加不合理条件,或者向平台内经营者收取不合理费用。这就属于电子商务平台

经营者滥用市场地位实施垄断经营的行为。《刑法》对此新情况暂无相关规定。2020年1月,对外公布《<反

垄断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中,新增互联网经营者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的相关规定:“认定互联网领

域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还应当考虑网络效应、规模经济、锁定效应、掌握和处理相关数据的能力等因

素。”这反映出对互联网新业态的积极介入姿态。竞争政策是我国基本经济政策,应当强化竞争政策的地

^位^②^。从互联网经济发展的趋势看^,结合^《反不正当竞争法^》^、^《_电_子_商_务_法_》_的_规_定_,_为_了_营_造_平_等_的_竞_争_环

境,维护竞争者的利益与优势,强化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有必要将部分网络经济市场中(不正当)的“垄

断行为”入罪。同时,《反垄断法》第七章“法律责任”应当增加“违反本规定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追究刑事

责任”的内容,实现行刑之间的衔接。目前,《反垄断法》(2022年修订)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和第六十七条均作

了相应规定。基于此,在立法建议上,可以考虑在《刑法》增设第二百三十一条之三,罪名暂定为“网络经济市

场垄断罪”,建议法条表述为:“违反国家规定,在互联网经济活动中,非法利用垄断地位或垄断优势等,限制

或排除他人竞争,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罪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并根据本法的从业禁止规定处罚。”

.审慎增设妨害网络业务犯罪

在日本,刑法规定妨害业务罪,被认为是当前解决和应对一些新型网络犯罪的“良方”,并实质性地作为

反不正当竞争犯罪规定,可以填补我国刑法中缺乏业务犯罪的立法空白。例如,有观点认为,以威力、诡计妨

害业务或者利用计算机妨害业务的行为,严重侵害业务者从事正当业务活动的自由,妨碍了经济发展。借鉴

日本关于妨害业务罪的规定,我国可以增设妨害业务罪,是规制妨害业务行为、保护正当业务的理想路径^③^。

刑法中的“业务”是相对宽泛的概念。而且,中日两国的刑法典在分则的布局与安排不尽相同,对刑法中的涉

业务犯罪,在立法上也各有特色,引入“业务犯罪”未必周全。另有观点更具体地指出,当前对利用计算机信

息系统妨害业务的行为,主要按照破坏生产经营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非法经营罪处理。这种扩张解

释过于牵强。特别是对其他妨害正常网络业务的危害行为,司法上目前通过导入政策考虑与“软性解释”,以

实现扩张处罚之功能预期^④^。这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关系颇为紧张^。不得不说^,妨害网络业务犯罪的侵害客

体主要是网络经营活动,具有破坏经济秩序的性质,目前主要是立法论的问题,扩张解释存在较为突出的隐

^忧^⑤^。应当增设^《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之二⁽广义的妨害业务罪⁾或第二百八十六条之二⁽利用信息网络妨

害业务罪或狭义的妨害业务罪),规制利用信息网络实施新型妨害业务的行为,全面保护该类法益,填补立法

所处的“意图性的法律空白”^⑥^。对于简单借鉴域外并增设一般的妨害业务罪或利用信息网络妨害业务罪的

立法建议,有其合理性。但是,从我国互联网经济迅猛发展、打击网络不正当竞争犯罪的现实需求以及《刑

法》对涉业务犯罪的规定情形等方面看,其不足在于下述几个方面。(1)仅增设妨害业务罪只能发挥一般性

的立法规制,立法效果无异于增设一个传统罪名。而且,简单引入域外妨害业务犯罪的立法思路,将冲击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徐铭勋《论强迫交易罪对垄断行为的规制》,《法学杂志》2018年第4期,第88页。

王晓晔《我国<反垄断法>修订的几点思考》,《法学评论》2020年第2期,第11页。

张明楷《妨害业务行为的刑法规制》,《法学杂志》2014年第7期,第8ꢉ10页。

周光权《有必要增设利用计算机妨害业务罪》,《人民检察》2020年第12期,第41页。

陈兴良《网络犯罪的类型及其司法认定》,《法治研究》2021年第3期,第14页。

周光权《刑法软性解释的限制与增设妨害业务罪》,《中外法学》2019年第4期,第951ꢉ966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国不正当竞争犯罪的罪名体系,打乱网络不正当竞争犯罪的精细化修正的规划,不符合我国的立法传统与实

际需要,更不符合我国网络不正当竞争犯罪的迅猛演变态势。此外,在不深究另行增设妨害业务罪与我国现

有罪名之间是否重合等问题的前提下,寄希望于增设妨害业务罪可以直接规制网络环境下的各类妨害业务

行为,其立法逻辑是紊乱且不经济的。相较于增设专属的网络妨害业务罪,也显然是次优的选择。(2)增设

利用信息网络妨害业务罪,必然与《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的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一或之二之间发生高度交错、

重合。不仅容易引发无端的犯罪竞合问题,也降低增设网络犯罪罪名的立法必要性与司法意义。在实践中,

《

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一或之二,也可以(部分)解决“利用信息网络”实施妨害业务的危害行为①。既然

如此,另行增设利用信息网络妨害业务罪的必要性骤降。(3)简单借鉴域外立法的“应对”路径,容易在我国

互联网经济与新型不正当竞争犯罪演化的双重挤压下,阻碍通过立法来有效规制新型不正当竞争犯罪的规

制目标。当然,对于域外刑法中的妨碍业务罪之合理的部分,可以吸收到具体的不正当竞争犯罪中,并在传

统罪名的网络化修正或新增独立罪名时,予以充分考虑。

三ꢃ结语

互联网经济日益繁荣,传统不正当竞争犯罪规定的有效性与规范供给不足等结构性矛盾日益加剧。我

国网络立法在近些年发展迅猛,逐步建立起成熟的网络法律体系。日渐独立的网络法学也倒逼传统法律体

系整体迈向网络化的转型,由传统刑法学到网络刑法学的知识转型正在启程。针对新型网络不正当竞争犯

罪的立法调试是当务之急。然而,对网络不正当竞争犯罪缺乏足够的深入研究,刑法教义学的制度供给能力

非常薄弱,严重迟滞刑法的主动因应与适宜能力。为此,对网络不正当竞争犯罪的整体性反思与结构性重塑

的意义是显著的,旨在澄清规范供给的困境、传统不正当竞争犯罪如何修正、如何增设专属的网络不正当竞

争犯罪规定。尽管通过立法修正来解决专门性刑法规范供给失衡的问题十分迫切,但也要优化网络不正当

竞争犯罪的理论体系。不能忽视理论体系更新与司法规制会对立法产生“反哺”效应,还应防止“头重脚轻”

的单一化、非结构性问题。

LegislationonCrimesofUnfairCompetitionintheOnlineEnvironment

ReflectionandResponse

SunDaocui

NationalInstituteofLegalAidꢀChinaUniversityofPoliticalScienceandLawꢀBeijing100088ꢀChina

AbstractWiththepromulgationofbasiclawsandspeciallawsrelatedtotheinternetꢀthelegalframeworkforun-

faircompetitionhasbeensignificantlystrengthenedInretrospectꢀthepurposeofonlineunfaircompetitionlegisla-

tionistodefineanewparadigmfordeterminingthenatureofunfaircompetitionthattakesintoaccounttheinter-

estsofcompetitorsꢀconsumersꢀandmarketorderThisismoreinlinewiththeneedsofcriminallawprotection

andlegislativerevisionItisnecessarytoreviseandadaptthecrimesofdamagingcommercialreputationꢀfalsead-

vertisingꢀillegalbusinessꢀforcedtransactionsꢀanddisruptingproductionandoperationintheonlineenvironmentꢀ

andtoaddcrimesofnetworkunfaircompetitionꢀdisruptingthecreditevaluationoftheonlinemarketꢀandmonop-

olizingtheonlineeconomicmarketHoweverꢀitisnotadvisabletosimplydiscusslegislationrelatedtobusiness-re-

latedcrimes

Keywordscrimesofnetworkunfaircompetitionꢋregulatorysupplyꢋobjectofprotectionsꢋonlineadaptation

[责任编辑:苏雪梅]

①

孙道萃《从传统犯罪到网络犯罪:业务犯罪的法理与立法反思》,《环球法律评论》2023年第1期,第38页。

第50卷第4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

SocialSciencesEditionꢂ

023年7月

Vol50ꢀNo4

Julyꢀ2023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量刑失衡的

实践检视与调适

朱珊珊

ꢃꢃ摘要:在司法实践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存在定罪准确但量刑失衡的问题,不仅不利于公正司法的实现,而

且也不利于遏制侵犯个人信息的犯罪活动。通过对裁判文书网部分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后发现,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犯罪量刑失衡集中表现为量刑不均和量刑偏差。从量刑规范化改革的角度出发,结合2021年“两高”发布的《关于

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有关量刑原则与方法的规定,以量化分析为目标,应在量刑幅度范围内按照一定的跨度

划分量刑梯度,再将被告人的基本犯罪事实、认罪认罚从宽等量刑情节对应相应的量刑梯度,依次确定量刑起点、

基准刑和宣告刑。通过引入量刑梯度既可以推进认罪认罚从宽的精准量刑,又可以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关键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量刑不均;量刑偏差;量刑梯度;量刑规范化

DOI1013734ꢄjcnki1000-531520230312

收稿日期:2022-11-21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度福建省社科基金特别委托福建省法学会专项课题“惩治电信网络领域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犯罪研究”(FJ2021TWFX00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朱珊珊,女,湖南双峰人,法学博士,福建警察学院法律系讲师,E-mailꢅ839279360@_q_qcom。

《刑法修正案(七)》开始将公民个人信息纳入刑法保护的范围,《刑法修正案(九)》在此基础上将“非法获取公

民个人信息罪”等罪名改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规定相应的刑罚。立法者试图通过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

违法行为入罪,达到打击并遏制犯罪的目的。由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是信息化时代出现的新型犯罪,刑法理论

界和司法实务界将关注的重点聚焦于犯罪构成、罪与非罪以及此罪与彼罪的界限等定性研究,这些研究对于准确

理解《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在司法实践中,本罪量刑失衡问题较为突出,从某种程度上

讲,量刑规范化的程度较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以来,实践中轻刑化和缓刑的大量适用使得量刑不均衡问题

进一步加剧,这与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目的不相符合。

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始于《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ꢉ2008)》,将改革和完善审判指导制度与法

律统一适用机制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明确提出研究制定关于其他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并健全和完善

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以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成立课题组进行量刑规范化的调研论证,并于2006年和2007

年多次形成《量刑指导意见》的征求意见稿,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引入以定量为主、定性为辅的量刑方法①。

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发布《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试行)》和2010年发布《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

》(以下简称“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两个改革文件,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全面试行量刑规范化试点。最高人民法

院于2014年、2017年两次发布《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为了解决认罪认罚从宽产生的量刑问题,2021

年首次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名义联合发布《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

“‘两高’量刑指导意见”)。2010年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和2021年“两高”量刑指导意见,均规定必须规范量刑

①

石经海、严海杰《中国量刑规范化之十年检讨与展望》,《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第171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活动,遵循量刑均衡原则、实现量刑公正。

量刑均衡是量刑规范化的主要表现形式,而罪刑法定原则是量刑规范化的基础①。司法机关在量刑过程中

适用罪责刑相适应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终通过量刑均衡来体现。如果法院对情节与事实大致相同的案件

在量刑上产生较大偏差,不仅不利于实现司法公正,而且削弱了刑法的制裁功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虽然不属

于“两高”量刑指导意见规定的“常见犯罪”,但属于其他参照适用规范量刑的其他判处有期徒刑的案件。笔者通

过选取并分析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相关案件,发现量刑畸轻畸重的现象较为普遍,存在严重的

量刑失衡现象。集中表现为量刑不均和量刑偏差两种情形,前者是同样性质与情节的案件适用不同法定刑档次

的宣告刑,后者是同样性质与情节的案件在同一法定刑档次内适用差异较大的宣告刑。本文以“两高”量刑指导

意见为参照,从量刑规范化角度出发,分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量刑失衡的表现形式及其产生的原因,提出规范

量刑的建议。

一ꢃ量刑不均与量刑偏差的表现形式

我国刑法学界将不合理的量刑差异称之为量刑失衡②,而量刑失衡是刑法学者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有学者

曾经对《刑法》分则中的部分罪名进行实证研究,量刑不均衡的情况达到16.9%③。近年来,经过最高人民法院量

刑规范化改革以后,量刑失衡的现象虽有改观,但对于一些新型犯罪的量刑来说,量刑失衡现象仍然较为严重。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量刑失衡主要表现为量刑不均与量刑偏差,虽然两者都是量刑不规范的体现,但其表现形式

并不完全相同。

(一)量刑不均及其表现形式

量刑不均是指司法机关对同样性质和情节的犯罪案件,按照量刑均衡原则,本应在同一法定刑档次量刑,由

于运用不同的量刑计算方法或者自由裁量标准不同,最终出现了在不同法定刑档次确定宣告刑的情形。

《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定刑根据情节分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两个法定刑档次。量刑不均集中体现在“情节特别严重”的犯罪案件中,同样性质和情节大致

相同的案件,在不同法定刑档次量刑。

此种情况在周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和林某钦、江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两案的量刑中体现得较为典型。

在周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一审案件中,法院经审理后查明,2018年12月至2019年4月期间,被告人周某使用

软件非法获取或向他人购买贷款类人员的手机号码信息,通过QQ以每个手机号码0.01元至8元人民币不等的

价格向他人非法出售共计40余万个信息,违法所得共计人民币200000余元。此外,被告人周某还伙同谢某(另

案处理),通过QQ以每个手机号码0.008至0.04元人民币不等的价格向他人出售共计8800000余个信息,违法所

得共计人民币132000余元,被告人周某分得人民币66000余元。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周某有期徒刑

六年三个月,罚金50万元④。在林某钦、江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一审案件中,法院经审理后查明,2018年6月

至2019年2月间被告人林某钦伙同另外三名犯罪被告人以搭建VPN网络、联通公司工作人员查询、VPN翻墙软

件登录邮箱等方式销售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并非法获利114312元、1154元及10000元。法院认为,被告人林某钦

伙同他人出售公民个人信息,情节特别严重,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系主犯;因被告人林某钦认罪认罚从宽依

法予以从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六个月,罚金150000元。被告人江某,系从犯,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罚金5000元⑤。

以上两案性质与情节大致相同,均符合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规定,应当依法在三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内量刑。但被告人周某被判处六年三个月有期徒刑,而被告人林某钦认罪认罚从宽,判处三年有

期徒刑,缓刑三年六个月。两案的宣告刑虽然均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但被告人林某钦在性质相同的案件中适用

缓刑,实际上产生在法定刑档次以下量刑的效果。从两案的对比来看,量刑不均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上

述两案的基本犯罪事实大致相同。两案被告均有非法获取、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从数额上判断已经达到情

①

②

③

④

⑤

王充《罪刑法定视野下的量刑规范化———以明确性和适当性的博弈为视角》,《求是学刊》2012年第4期,第91页。

袁建刚《量刑的逻辑:量刑差异、量刑分布和量刑基准》,《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年第8期,第20页。

白建军《罪刑均衡实证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76页。

“东阳市周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一审刑事判决书”,(2019)浙0783刑初1065号判决书。

“福州市仓山区林某钦、江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一审刑事判决书”,(2019)闽0104刑初795号判决书。

朱珊珊ꢃ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量刑失衡的实践检视与调适

节特别严重的程度,应当在三年以上确定量刑起点。虽然两案被告在实施犯罪过程中情节略有区别,其量刑起点

也有差距,但其差距应当在较小的幅度内。第二,从犯罪情节来看,两案的被告人均通过各种非法手段出售个人

信息,数额巨大,获利均达到10万元以上,因此,根据犯罪情节确定其基准刑至少在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而被告

人周某不仅出售个人信息达到40万条,而且违法所得达到26万多元,其违法情节比林某钦更加严重,社会危害

性更大。因此,应当适当增加刑罚量来确定基准刑。林某钦虽然出售个人信息只有4万多条,但伙同他人作案,

为主犯,也需要在基准刑的基础上增加刑罚量。第三,从从轻和减轻情节来看,被告人周某没有认罪认罚从宽处

罚的情节,但部分退赃,可以适当减轻刑罚量,最终确定其宣告刑为六年三个月有期徒刑,且罚金50万元。林某

钦则具有全部退赃并认罪认罚两个量刑情节,应当逆向调整基准刑,其宣告刑应当为三至四年有期徒刑。两案量

刑情节虽然存在差异,但由于法官量刑方法和自由裁量标准不同,最终导致量刑严重不均。

上述两个典型案例足以说明量刑规范化对司法公正的重要影响。由于我国司法体制正在经历从报应性司法

向多元司法模式的转型,导致法院和法官对量刑规范性的理解存在差异,尤其是对责任刑和预防刑的量刑重要性

认识不一致,必然会出现量刑失衡①。按照“两高”量刑指导意见,从犯罪情节来看,周某与林某钦判处的刑罚应当

大致相同,如果存在情节上的差别,也不应当存在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差距。法院对周某量刑情节增加的刑罚量

相对较重,而对被告人林某钦的认罪认罚从轻情节减少的刑罚量相对较多,而且法院认为林某钦具有多个量刑情

节的,应当根据各个量刑情节的调节比例,采用逆向相减的方法调节基准刑,但即使如此,仍然没有达到法定减轻

处罚的程度,三年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导致事实上达到法定档次以下量刑的效果。虽然不能说量刑存在错误,

但从量刑规范化的角度来看,两案量刑畸轻畸重,不符合均衡量刑的原则,个案的量刑同时需要考虑被告人应负

刑事责任的大小,罪责相同案件的量刑减轻或者增加刑罚量均不能超出必要而合理的限度。

(二)量刑偏差及其表现形式

量刑偏差是指同样性质与情节的案件,在量刑上应属于同一法定刑档次,在排除了各种量刑情节的影响后,

最终宣告刑差异过大的情形。量刑偏差与量刑不均的区别在于:量刑偏差是同一量刑起点和基准刑的案件,其宣

告刑的差距达到一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而量刑不均则是指同样性质与情节的案件,因对从轻量刑情节减少刑

罚量过大,导致基准刑接近或者等于法定最低刑,最终因适用缓刑而实际上达到减轻处罚的效果。在司法实践

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的量刑偏差主要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中

发生。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案件大多数属于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罪案件,在此类案件中,如果没有量刑情节

的较大差异,按照“两高”量刑指导意见确立的量刑方法,相同性质与情节的被告人,其刑期差距一般在三个月至

六个月左右较为适当,否则属于量刑偏差。

通过对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的相关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司法实践中有许多同样性质与情节的案件在量刑上出

现有期徒刑六个月以上至二年的差异,在尹某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和林某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审案件的量刑

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在尹某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法院经审理后查明,2018年6月至2019年10月间,被告

人尹某某在家中通过注册账号登录暗网的方式,向他人购买居民身份证等公民个人信息,并通过下载至其个人网

盘,发布链接进行暗网销售,经清点含公民个人信息39017条。在法院审理过程中,被告人尹某某退缴违法所得

人民币5000元。法院判决被告人尹某某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后又予以出售牟利,情节严

重,其行为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故判处尹某某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②。在林某某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法院经审理后查明,2020年3月至2020年6月,被告人林某某在家中使用电脑、手机等

设备通过微信向于某购买大量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并通过微信以每条信息0.7元人民币的价格向李某等微

信好友非法出售获利。经查证,被告人林某非法出售给李某等微信好友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信息共计39228

条。本案在审理期间,被告人林某退缴违法所得人民币8000元。法院判决被告人林某某的行为情节严重,已构

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被告人林某某有期徒刑八个月,宣告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③。

由此可见,量刑偏差等量刑失衡现象均有缺乏对案件事实与情节作出全面综合性评价的共同特点,量刑活动

①

②

③

王林林《多元刑事司法模式共存语境中的量刑基准研究》,《政法论坛》2016年第3期,第47页。

“无锡市惠山区尹某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一审刑事判决书”,(2021)苏0206刑初741号判决书。

“芜湖市繁昌区林某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审刑事判决书”,(2021)皖0222刑初35号判决书。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缺乏根本性、方法论上的制约,使得量刑具有偶然性①。以上两案被告人的行为都属于情节严重的侵犯公民个人

信息犯罪行为,其法定量刑档次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两案被告人犯罪性质与情节基本相同,因此,即使不同法

院法官存在主观认识上的差异,其最终宣告刑不应当存在较大差异。第一,从两案的基本犯罪事实来判断,其量

刑起点应当在一年六个月有期徒刑。但两被告人出售公民个人信息数量较大,尹某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总计

9017条,林某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总计39228条,且两被告均通过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牟取利益,应当在量刑起

点上增加刑罚量,其基准刑应为二年三个月左右有期徒刑。第二,两被告均有退缴违法所得的从轻情节,依法应

当在基准刑的基础上减轻处罚,其最终宣告刑在一年六个月左右有期徒刑较为合理。第三,两被告的量刑存在较

大偏差,在基本犯罪事实高度相同、从轻处罚情节大致相同的情况下,尹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有期徒

刑,而林某某则只判处了八个月有期徒刑并执行缓刑。显然,按照“两高”量刑指导意见,两案的量刑差异并不在

于量刑情节对基准刑调节的影响,而是量刑规范化不足而引起的不合理差异。

二ꢃ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量刑失衡的成因

从“两高”发布量刑指导意见的精神来看,同一地区的法院在考虑基本犯罪事实、量刑情节的基础上可以适当

调节某些罪名的量刑,由此而产生的地区差异为合理差别。可见,量刑合理差别并不违反均衡原则,也不产生量

刑畸重畸轻的结果。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量刑失衡超出量刑合理差别的限度,其产生的原因较为复杂,从宏观上

来看是传统重经验判断轻量化方法的“估堆式”量刑的结果②,此种非规范性量刑是导致量刑失衡的具体原因。

(一)对该罪性质的轻刑化认识导致自由裁量空间过大

虽然量刑偏差在其他罪名量刑中也存在,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量刑偏差较为普遍,其根本原因是入罪门

槛较低,导致部分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性质认识不足,认为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并没

有直接对被害人的人身和财产构成损害,因此,主观恶性不大,倾向于轻刑化处理。由于不同地区以及同一地区

的不同法院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量刑的方法存在较大差异,因而形成了量刑上的较大偏差。

在刑事立法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多数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案件,均

属于这一法定刑档次。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如果认为犯罪嫌疑人侵犯个人信

息数量不大、违法所得不多、认罪认罚,可以不起诉。即使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由于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

检察院的量刑建议也在基准刑的基础上大幅度减少刑罚量,法官一般都会采纳。正由于这一法定刑档次属于“轻

刑”的范畴,在认罪认罚从宽量刑多样化的支持下,由于司法机关对轻刑理解的不同,在量刑上出现轻重不一,经

常出现同类案件一至两年的刑期偏差。

同时,入罪条件较多,导致司法机关自由裁量空间较大。根据我国《刑法修正案(七)》、《刑法修正案(九)》以

及“两高”《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入罪条件的规定,与传统故意杀人、

故意伤害这类暴力性质犯罪相比,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入罪条件比较复杂,构成“情节严重”这一档次的入罪标

准就有数额多寡、社会影响力大小、后果严重程度等。其中数额标准有四种: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

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或者住宿信息、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等其他可能影

响人身、财产安全的公民个人信息五百条以上;或者公民其他个人信息五千条以上;或者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的

构成“情节严重”。入罪条件较多,加上入罪门槛较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相关数

据显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案件数量与涉案人数不断增长,2020年全国公安机关侦办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

刑事案件31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9700余名;2021年公安机关侦办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9800余起,抓获犯

罪嫌疑人1.7万余名③。这些案件有相当一部分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轻罪案件,而轻罪案件的增加,

导致司法资源紧张。司法机关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形成了“重定罪轻量刑”的办案

思维,只要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定性准确,适用罪名恰当,案件就是正确的。至于三年以下量刑的精准性、规范性

并不被高度重视与关注,司法机关可以依据案件事实和认罪认罚的情况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自由裁量,而量刑程

①

②

周光权《量刑的实践及其未来走向》,《中外法学》2020年第5期,第1152页。

黄春燕《法官量刑的自由裁量权与量刑公正的实现———兼论人工智能在量刑中的定位与边界》,《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

第3期,第137页。

③

刘欣、袁颖慧、李名蕊《侵犯个人信息犯罪研究报告》,“iCourt法秀”微信公众号,2022年3月3日发布,2023年4月18日访问,httpsꢅꢄꢄmp

weixinqqcomꢄsꢄEFw4e9yde9_iCCz2v1kJuQ。

朱珊珊ꢃ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量刑失衡的实践检视与调适

序正当化在实体法上只能而且必须为法官自由裁量留下空间,从而导致同样案件的量刑存在较大偏差①。

(二)认罪认罚从宽过度减少刑罚量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核心是实体上从宽和程序上从简,因此,该制度可以发挥司法节约、合理配置刑事司法

权力的重要作用。但由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采取相对宽松的量刑规则,在实践中出现从宽过度的情形。根据《刑

事诉讼法》关于认罪认罚从宽的规定,检察机关根据犯罪事实和对社会危害程度以及认罪认罚的情况,依法提出

从宽处罚的量刑建议,人民法院在作出判决时一般应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对于判处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的案件嫌疑人,认罪认罚的可以适用速裁程序,而对于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

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作为情节犯,设置了两个档次的法定刑:第一档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应的是“情节严

重”的犯罪;第二档是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应的是“情节特别严重”的犯罪。这一刑期的设置表明,本罪

适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比例相对较高,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或者审查起诉阶段多数会认罪认罚并且退缴违

法所得,因此,基本上都能从轻处罚。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量刑不均主要表现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情节特别严重

的被告人,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时,如果出现坦白、自首等从轻量刑情节,常常出现对被告人重复评价的情况,从

而大幅度减少刑罚量甚至执行缓刑。这一量刑规则不符合相关司法解释对认罪认罚从宽案件量刑的规定。根据

两高三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自首、坦白情节,同时认罪认罚

的,应当在法定刑幅度内给予相对更大的从宽幅度,但不作重复评价。因此,除非侵犯个人信息的犯罪嫌疑人有

重大立功等法定减轻处罚的情节,否则不能适用缓刑。

认罪认罚从宽过度减少刑罚量也会产生量刑偏差。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案件,由于只能在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内量刑,如果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不仅量刑起点过低,而且基准刑减轻幅度过大,导致侵犯公民个人

信息数额较大的被告人多数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内量刑并执行缓刑,不仅损害刑罚的制裁性,而且损害司法的公

正性。

(三)缓刑的执行泛化

缓刑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的泛化是产生量刑失衡的主要因素之一。根据《刑法》的规定,缓刑一般适用

于犯罪情节较轻,且及时悔改,适用缓刑不至再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因此,缓刑一般适用于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的罪犯。由于缓刑暂不执行所判处的刑罚,体现轻刑化的发展趋势,虽然法律对缓刑的适用规定了严格的限定条

件,但在司法实践中,常常被广泛适用,尤其是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中。

犯罪嫌疑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的规定适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一法定刑档次正处

于缓刑的范围。在司法实践中,只要犯罪嫌疑人在侦查与审查起诉过程中能够配合追诉,而且有退缴违法所得的

情形,即使没有认罪认罚,也能够在基准刑的基础上减少刑罚量,从而有较多获得执行缓刑的机会。如果犯罪嫌

疑人认罪认罚,从节约司法资源出发,常常对被告人执行缓刑。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适用缓刑存在着不合理之

处,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缓刑在宣告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中适用,但并不符合缓刑的适用条件。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情节特别严重的犯罪分子,法定刑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为认罪认罚从宽,通过大

量减少刑罚量的方式,其宣告刑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进而执行缓刑,不仅与缓刑适用于情节较轻的犯罪相悖,

而且与原则上适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法律规定不符,违背《刑法》设置缓刑执行制度的初衷。第二,缓刑的过度

适用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符。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础是该严则严、该宽则宽,罪责刑相适应。根据这一原

则,对构成本罪且情节严重的被告人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有认罪认罚从宽的,可以适用缓刑,但也并非一律适

用缓刑,因为缓刑虽然可以发挥其弥补短期自由刑的弊端,但也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弱点,容易成为泛化使用的

手段。如果被告人的量刑情节已经减少了较多的刑罚量,且司法机关不能准确判断执行缓刑是否有利于对被告

人的改造,是否会再度发生危害社会的行为,则不应当执行缓刑,以维护刑罚制裁的权威性和严肃性。第三,在司

法实践中,由于缓刑的执行较为宽松,成为从宽处罚“叠加宽宥”的主要适用导向。在部分案件中,司法机关为便

于执行缓刑,在确定量刑起点和基准刑时,倾向于严格限制量刑情节对增加刑罚量的影响,而扩大量刑情节减少

刑罚量的幅度,这种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主观上的偏好是导致量刑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ꢃ量刑梯度的引入与量刑失衡的调适

①

熊秋红《中国量刑改革:理论、规范与经验》,《法学家》2011年第5期,第40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刑事案件的裁判要定罪准确、量刑适当,才能充分体现司法公正。但对如何纠正量刑失衡,学术界有不同的

理论主张,倾向性的意见是建立全国统一的量刑规范体系。有学者提出建立渐进式的量刑指南,根据司法实践提

出罪名构成要件的量刑均值,建立一个数据库供法官量刑参考①。量刑失衡看似可以通过地区差异、时间差异来

解释其合理性,但实际上不利于刑事司法政策的稳定,有必要根据“两高”量刑指导意见的基本原则和精神,从量

刑规范化的高度重新审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实践并提出调适建议。

(一)设置量刑梯度是调适量刑失衡的基础

我国目前自由刑的量刑有三个重要法定档次,分别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以及七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绝大多数刑事案件都在这三个档次量刑。从刑期设置的档次来看,总体较为合理,可

以覆盖主要犯罪的量刑区间。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在某一档次法定刑内确定量刑起点,再根据量刑情节确

定基准刑和宣告刑,都存在对法定刑档次内刑罚量的调节问题。从理论上讲,只要科学合理地确定量刑梯度,同

一性质的案件虽然在犯罪情节和犯罪事实上存在差异,但只要按照相同的标准调节刑罚量,并不会产生量刑失衡

的情况,即使存在量刑差异,也是一种偏差幅度较小的差别。因此,应根据“两高”量刑指导意见,在法定刑幅度范

围内进一步细化数量标准,形成科学合理的量化分析方法。

所谓量刑梯度是指对法定档次的刑罚,按照一定的刑期跨度划分为若干梯级,使之能够在量刑中对应相应的

犯罪事实与情节,从而合理确定量刑起点、基准刑和宣告刑。如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按照六个月的跨度

划分为八个梯级,也可以按照三个月的跨度划分为十六个梯级。司法机关根据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和情节,首

先,通过定性确定其责任,从而决定量刑的法定刑档次,再根据罪责在法定刑档次内确定量刑起点;其次,根据量

刑情节对应的梯度增加相应刑罚量,确定基准刑;最后,将从宽量刑情节减少的刑罚量对应相应的梯级,最终确定

宣告刑。量刑梯度将《刑法》规定的法定刑细化为若干梯级,既考虑到被告人的犯罪性质与罪责在量刑上的可测

定性,又考虑到量刑情节对刑罚量增加与减少的数量均等性,可以最大限度实现量刑均衡原则,同时还可以为司

法机关自由裁量提供空间。无论是按照六个月跨度划分梯级还是按照三个月跨度划分梯级,均可以根据被告人

的犯罪性质与情节在某一跨度范围内合理决定刑罚量,实现同样性质与情节案件量刑的普遍公正性与个案个别

性的统一。

量刑梯度可以弥补刑法对法定刑幅度规定过于宽泛导致量刑精准性不足的缺陷。刑法上的法定刑幅度如果

没有规定更详细的梯级,就难以实现量化分析。在司法实践中,即使对同样性质与情节的案件定性准确,量刑起

点合理,但如果缺乏对量刑起点量化分析的指引,对已达量刑起点但对量刑情节增加或者减少刑罚量缺乏统一的

量化标准时,仅由司法工作人员自由裁量,必然严重影响量刑起点、基准刑与宣告刑的准确性与一致性。在我国

量刑规范化改革过程中,对量刑规范化的要求曾经出现过以定量为主和以定性为主两种量刑理论。持量刑定性

为主的学者认为,量刑应当以责任主义为指导,根据责任刑来确定刑罚。其量刑方法是根据违法与责任选择法定

刑,穷尽责任要素确定责任刑,再根据情节对责任刑进行调整确定宣告刑②。有学者则强调定量的重要性,认为

量化分析是量刑的首要方法,为了保障量刑的准确性,有必要运用“量刑标尺”方法,通过细化量刑幅度,防止量刑

失衡③。另有学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2017年发布的《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确定的量刑起点计算方法,在司

法实践中必须有量化的标准与规则,其核心是量刑起点范围和法定刑的选取,为此形成了中线说和分格论两种理

论。中线说主张在法定刑档次范畴内选取一半作为量刑分界点,而分格说则主张在法定刑档次内切分若干小格

子,对应相应的犯罪情节④。事实上,无论是哪种量刑理论,都离不开在特定的法定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基准

刑和宣告刑,必须同时考虑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以及量刑的点与幅度,最终需要用刑罚量来处理与表达。因此,量

刑规范化是在案件定性准确的基础上确定量刑起点,这是个案量化分析的逻辑起点,以个案犯罪事实为原点确定

①

②

③

蔡曦蕾《量刑失衡的克服:模式与选择》,《中外法学》2014年第6期,第1621页。

王瑞君《责任主义主导量刑情节适用之提倡———兼与<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比较》,《政法论丛》2013年第6期,第75页。

量刑标尺的具体做法是,将所有的量刑幅度平均分为200个刻度,将以年计算的刻度换算成月,将拘役虚拟为5个月,管制虚拟为11个月,

无期徒刑和死刑各虚拟为60个月,以月为单位计算出每一个刻度代表的刑罚量,以200个刻度的中间线101刻度的位置作为量刑起始点,

将所有从重量刑情节区分为5个等级,并分别赋分。参见:简基松《防范量刑偏差之理路》,《中国法学》2009年第6期,第91页。

李彦泽《量刑起点、基准刑及宣告刑的确定依据》,《人民检察》2018年第13期,第67页。

④

朱珊珊ꢃ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量刑失衡的实践检视与调适

量刑起点,符合量刑过程的特点①。再借助量化方法确定基准刑与宣告刑,而量刑梯度对司法机关根据犯罪数额

等具体情节确定刑罚量具有重要意义,它既吸收了中线说和方格说的优点,同时又将责任主义作为确定刑罚量的

关键因素。

量刑梯度适用于侵犯个人信息罪,可以防止量刑的失衡。如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的被告人,按照六个月刑期跨度,可以分为五个梯度,司法机关根据司法经验以及犯罪情节在六个月至一年

有期徒刑之内确定量刑起点,根据罪责不同,可以在该梯度内视案件性质确定起点刑。如果法官认为被告人的量

刑起点为九个月有期徒刑,根据其犯罪情节应当增加二个梯度的刑罚量作为基准刑,则该被告人的基准刑为一年

九个月,根据其认罪认罚的情况以及其他量刑情节减少基准50%,则其宣告刑为一年三个月有期徒刑。同样,情

节特别严重适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事被告人,根据其罪责、犯罪事实、结果、行为性质、主观状态、悔

罪态度以及“老幼孕”等各种量刑情节选择使用不同梯度决定刑罚量,这样既保证了同类案件适用同样的刑罚,体

现司法裁判的公正性,又可以限制司法机关超越法律规定运用自由裁量权,可以将同样性质与情节的案件的量刑

差距限制在合理范围之内。

(二)运用量刑梯度规范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作为量刑规范化改革的重要方向,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纳入量刑规范化的轨道,有利于深化量刑方法改革。

自2021年“两高”量刑指导意见发布以来,认罪认罚从宽与其他从宽情节在量刑方法上作出了明确规定,如在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上运用量刑梯度并结合适用量刑指导意见,可以充分发挥规范量刑在治理侵犯个人信息违法

犯罪方面的规制作用,有效震慑犯罪。根据笔者对中国裁判文书网近两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类案件的检索

结果,2022年(截至2022年8月7日)共有案件判决202份,其中认罪认罚190份,占比94%;2021年共有案件判

决1319份,其中认罪认罚1169份,占比88.6%。不难看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已经普

遍适用。作为至关重要的从轻情节,势必会对量刑产生重大影响,目前认罪认罚从宽量刑上的差异性是导致量刑

失衡的重要因素之一,可以引入量刑梯度作为规范认罪认罚从宽量刑的技术手段,推动量化分析在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上的运用。

第一,规范认罪认罚从宽量刑的幅度。量刑是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把抽象法律规范与具体个案相结合,并形

成量刑判决的互动过程②。保障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行使,并使之与量刑规范化的结合是司法公正的具体体

现。在司法实践中,认罪认罚从宽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量刑中存在从宽幅度过大以及与其他情节重复评价

的问题,因此,量刑梯度的运用不仅要考虑认罪认罚从宽量刑的规范化,而且还要综合考虑认罪认罚从宽与坦白、

自首、老年人、未成年人、从犯、未遂等从宽情节,根据各种情节合理调节量刑比例。此种量化分析方法同样适合

于侵犯个人信息犯罪案件,《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设定的刑罚具有轻刑的特征,与传统侵犯人身的犯罪不

同,此类案件的被告人一般主观恶性不大,到案后多能坦白从宽,也能认识到自己行为的犯罪性质,对被害人人身

损害、社会影响的恶劣程度较传统的暴力犯罪要轻。因此,司法机关根据认罪认罚从宽等多种量刑情节对被告人

给予最大限度的“优惠”,有时甚至达到减轻处罚的程度,其量刑的量化标准模糊,造成同案量刑失衡现象较为普

遍。“两高”量刑指导意见对认罪认罚从宽量刑提出新的要求:要正确理解和适用认罪认罚从宽情节,依法确定认

罪认罚情节的适用和从宽幅度,要将宽严相济的指导原则贯穿到量刑的各环节和全过程,确保罪责刑相适应。但

是,“两高”量刑指导意见并没有提出认罪认罚从宽可操作性的量化分析方法,只提出了宏观的指导意见,提出了

减少基准刑的量刑情节以及减少比例。这一量刑方法只有在准确合理地确定量刑起点与基准刑的前提下才能发

挥作用,而如何确定量刑起点与基准刑则缺乏统一的量化指标,只能由法官自由裁量。如果法官对同样性质与相

同情节的被告人的量刑起点与基准刑的判断基本准确,根据“两高”量刑指导意见规定的量刑情节调节基准刑的

刑罚量,那么同类案件的宣告刑虽然会出现差异,但不会出现失衡。然而,“两高”指导意见对如何通过量化方法

确定起点刑与基准刑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仅仅规定多个量刑情节时刑罚量的调整方法。所以,引入量刑梯度可

以将基本犯罪事实对应的刑罚予以量化,在确定犯罪性质的基础上决定法定刑档次,并且对犯罪事实存在差异的

案件,在一定的梯度范围内调整量刑起点,保证量刑起点与基本犯罪事实之间的一致性。再根据认罪认罚从宽以

①

②

张向东《从量刑基准到基准刑:量刑方法的革新》,《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年第3期,第39页。

张兵、王德成、王帅《刑罚裁量改革的省思与修正———基于对量刑规范化改革的析解》,《人民司法》2019年第10期,第71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及其他各种从宽情节,在量刑梯度内增加和减少刑罚量,以各种量刑情节的重要性为标准,建立量刑情节与量刑

梯度之间的对应关系,并将其确定基准刑与宣告刑的方法,可以避免量刑畸轻畸重的现象发生。

第二,规范认罪认罚从宽缓刑的适用。在司法实践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被告人认罪认罚从宽大量适用

缓刑,甚至为了判处缓刑而大幅度减少基准刑的刑罚量,或者将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被告人大量执行缓刑。当

然,法院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被告人执行缓刑体现了刑罚执行的科学性和人性化,但不当执行缓刑则不符合该严则

严、该宽则宽的原则。由于认罪认罚从宽在实践中需要犯罪嫌疑人的积极赔偿作为认罚的重要条件,因此,司法

机关对赔偿金额较多的被告人适用缓刑的可能性增加,而轻视犯罪的危害性①,有必要在量刑规范化改革中限制

缓刑的适用。首先,根据“两高”量刑指导意见的要求,认罪认罚与自首、坦白、当庭自愿认罪、退赃退赔、赔偿谅

解、刑事和解、羁押期间表现好等量刑情节不作重复评价。因此,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量刑中,因被告人大多

存在认罪认罚、退缴违法所得等多种量刑情节,司法机关在量刑时较多考虑从轻处理,但对量刑规范化产生了负

面影响。其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基本前提是罚当其罪,只有被告人存在多种从宽量刑情节,需要在法定刑档

次最低刑以下量刑时,必须同时考虑是否有立功表现,只有存在立功情节的才能在下一个量刑档次内量刑,这既

是刑法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又是量刑规范化的体现。量刑梯度可以对本罪的各种量刑情节在增加或者减

少刑罚量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司法机关可以根据犯罪性质与情节准确判定量刑起点与基准刑,加强量刑的精

准性。尤其是根据量刑情节调节基准刑时,量刑梯度能够较为准确、合理地确定宣告刑,保障量刑合法、客观和公

正。

(三)制定统一适用的自由裁量规则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量刑失衡除受到《刑法》规定不够明确的影响外,法官对法条的理解与适用也是重要

的因素②。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行使是量刑规范化的重要内容之一,量刑规范化不是要消灭自由裁量权,而是

要限制和规范自由裁量权。“两高”量刑指导意见明确指出,量刑规范化就是要规范刑罚裁量权,为此必须确立以

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的量刑方法。通过在量刑过程中准确判断案件性质,以罪责为量刑基础,确定量刑

幅度与基准刑,它不仅是精确量刑的基础,也是定量分析的前提。如果案件定性错误,量刑规范化与定量分析就

不能发挥作用。但定性分析必须以刑罚的量化为外部表现形式,以法定刑档次与案件定性之间的对应关系作为

判断准则。在定性分析正确的前提下,司法机关对基准刑与宣告刑的自由裁决成为量刑规范化的核心命题。

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案件中,司法机关自由裁量权限过大是量刑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自由裁量权过

大与对自由裁量权的过度限制均不利于刑罚裁决权的规范运行。《刑法》对自由裁量权运用规则没有作出明确规

定,“两高”量刑指导意见对自由裁量的规定也仅仅是作出原则性规定,并没有通过定量分析的方式规范自由裁量

权的行使,仅仅规定自由裁量不能超出或者低于法定刑幅度。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量刑失衡皆因量刑缺乏量

化分析导致自由裁量权过大而引起。不同地区或者同一地区不同法院,由于审理案件的法官不同,量刑差异较

大,有必要引入量刑梯度方法,制定统一适用的自由裁量规则。概括来说,就是在现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量刑

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两高”量刑指导意见的原则,规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性质、事实、情节等对应的

量刑梯度,为法官确定量刑起点、基准刑、宣告刑提供合理的梯度标准,从而使同样的量刑情节受到梯度的限制。

量化分析的技术标准已经引起刑法学家的重视,有学者提出可以建立具有量刑指导意义的案件系统,对每一

类犯罪的案件已有的判决进行归类并建立案例库,运用大数据归纳分析方法将各种罪名按案件性质、犯罪事实、

犯罪形态、情节、社会危害性进行分类,将类案归纳为一类并对其量刑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得出中间量刑区间供各

级法院法官在类似案件量刑中参考适用③。“两高”量刑指导意见部分采纳了量化分析建议,如果将梯度方法引

入,可以进一步细化这一规定,使之可操作性更强。另有学者提出,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

精准化可以避免法官自由裁量的困境,检察机关可以根据刑期、速裁程序或者简易程序的适用等因素构建分类精

准模式④。司法机关可以将影响量刑的要素与量刑梯度之间建立对应关系。量刑梯度的引入为法官自由裁量的

规范行使提供空间,由于每一量刑梯度的跨度可以达到六个月有期徒刑,法官可以根据量刑情节的差别在跨度内

①

②

③

④

张全印《认罪认罚从宽量刑的规范化》,《人民司法》2017年第10期,第84页。

李学尧等《认知流畅度对司法裁判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第148页。

周光权《法定刑研究———罪刑均衡的建构与实现》,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第162页。

李勇《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分类精准”模式之提倡》,《河北法学》2021年第1期,第185页。

朱珊珊ꢃ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量刑失衡的实践检视与调适

酌情增减刑罚量,将量化分析作为法官自由裁量规范运行的基础。

四ꢃ结语

综上所述,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量刑失衡的原因主要在于缺乏量化分析的可操作性规则,导致认罪认罚从宽

以及其他量刑情节对应的刑罚量不同,出现同样性质与情节的案件量刑畸轻畸重。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以“两

高”量刑指导意见为指引,通过引入量刑梯度将量化分析具体化,不仅可以推动认罪认罚从宽量刑规范化改革,还

可以保障量刑的普遍公正与个案的个别化相结合,在最大限度实现精准量刑的基础上,将法官自由裁量权限制在

合理的范围之内。

PracticalReviewandAdjustmentoftheSentencingImbalanceoftheCrime

ofInfringementonCitizensꢃPersonalInformation

ZhuShanshan

LawDepartmentꢀFujianPoliceCollegeꢀFuzhouꢀFujian350007ꢀChina

AbstractInjudicialpracticeꢀthecrimeofinfringementoncitizensꢊpersonalinformationleadstoaccurate

convictionbutimbalancedsentencingThisnotonlyhinderstherealizationofjusticebutalsofailstocurb

thecrimeofinfringementonpersonalinformationByanalyzingsometypicalcasesonthejudicialdocu-

mentwebsiteꢀwefoundthattheimbalanceinsentencingthecrimeofinfringementoncitizensꢊpersonal

informationisconcentratedinunevensentencingandsentencingdeviation Fromtheperspectiveofthe

standardizedsentencingreformꢀandincombinationwiththeprinciplesandmethodsofsentencingguidance

forcommoncrimesreleasedbytheSupremePeopleꢊsCourtandSupremePeopleꢊsProcuratoratein2021ꢀ

thegoalforquantifiedanalysisshouldbetodeterminethesentencinggradientwithintherangeofsenten-

cingThenꢀthebasicfactsofdefendantsꢊcrimesꢀguiltypleasꢀandrepentanceꢀetcꢀshouldcorrespond

tothecorrespondingsentencinggradientꢀandsubsequentlyꢀthestartingpointofthesentenceꢀthebench-

markpenaltiesꢀandthedeclarationofpenaltiesshouldbedeterminedstepbystepByintroducingasen-

tencinggradientꢀnotonlycanprecisesentencingbasedonguiltypleasbepromotedꢀbutitcanalsostand-

ardizethediscretionofjudges

Keywordscrimesofinfringementoncitizensꢊpersonalinformationꢋunevensentencingꢋsentencingdevia-

tionꢋsentencinggradientꢋstandardizedsentence

[责任编辑:苏雪梅]

第50卷第4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

SocialSciencesEditionꢂ

023年7月

Vol50ꢀNo4

Julyꢀ2023

场域共在与集体欢腾:节庆旅游

剧场中的游客体验共睦态形成研究

余志远_ꢃ闫铭_ꢃ谷平平

ꢃꢃ摘要:节庆旅游逐渐成为旅游吸引物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肇兴侗寨为案例地的研究发现,在肇兴侗寨“反

结构化”的剧场中,剧场氛围和互动表演场气氛的营造对游客体验共睦态的形成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在场域共在

的前提下,旅游者获得亲身体验、共同焦点关注及情感共享的机会,这些因素构成旅游体验共睦态达成的核心条

件;通过互动及身心参与,节庆旅游者积极采撷并认识旅游世界中的符号,由此获得情感能量的聚合并实现集体欢

腾。

关键词:节庆旅游;共睦态;场域共在;集体欢腾

DOI1013734ꢄjcnki1000-531520230409

收稿日期:2022-03-21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美丽乡村建设背景下乡愁旅游场建构研究”(21BJY200)的研究成

果。

作者简介:余志远,男,安徽潜山人,管理学博士,东北财经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旅游体验,

E-mailꢅzhiyuanyu@126com;

闫铭,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东北财经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谷平平,女,河南周口人,东北财经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节庆旅游在旅游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近年来,节庆旅游的数量、多样性和普及程度获得了较大的增

长。旅游者通过节庆旅游参与可以体验地方文化,不断地汲取美学和文化上的营养,感受差异和快乐。旅游

地通过举办节庆活动让传统文化得以再现和发展,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振兴了当地的经济。但有学者指

出,尽管我国每年举办的节庆活动有近上万个,但真正能够吸引游客关注并参与其中的节庆活动并不多见,

节庆活动依然缺乏足够的吸引力^①^。为此^,有学者将^“共睦态^”理念引入节庆旅游体验设计^②^,认为这将有助

于旅游者沉浸其中,以至于忘记了时间的流逝,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达到高峰体验状态^③^。由此看来^,共睦

态体验实际上是旅游者体验的最优状态或理想状态。节庆旅游者的共睦态体验对优化节庆旅游产品设计、

提升节庆旅游吸引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ꢃ文献综述

共睦态的概念发端于人类学,指的是“结构ꢉ反结构ꢉ结构”仪式过程中的一种现象,意味着对现实世界

^秩^序^和^规^则^的^颠^覆^与^超^越^,^仪^式^参^与^者^之^间^平^等^相^处^④^。后来的研究发现^,一些娱乐性^、休闲类的活动也表

现出共睦态的特征,共睦态被广泛应用于漂流或跳伞等冒险活动、草原旅游、嘉年华、狂欢节、音乐节等各种

①

②

③

④

戴光全、张洁、孙欢《节事活动的新常态》,《旅游学刊》2015年第1期,第4页。

谢彦君、徐英《旅游场中的互动仪式:旅游体验情感能量的动力学分析》,《旅游科学》2016年第1期,第11ꢉ12页。

马凌《节庆旅游中的阈限体验:日常世界与旅游世界———以西双版纳傣族泼水节为例》,《学术研究》2010年第11期,第96页。

VictorTurnerꢀꢎTheCenteroutThereꢅPilgrimꢊsGoalꢀꢏHistoryofReligions12ꢀno3ꢁFebruary1973ꢂꢅ191-192

余志远ꢃ闫铭ꢃ谷平平ꢃ场域共在与集体欢腾:节庆旅游剧场中的游客体验共睦态形成研究

旅游情境的研究。

旅游学者对共睦态的相关研究聚焦在三大主题。其一,旅游共睦态的含义和内容结构。2008年,赵红

梅将共睦态概念引入旅游领域,但当时对该概念并未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其后,谢彦君指出,旅游体验共睦

态是旅游者在群体互动的旅游情境中,依循建构性程式,通过在场的角色扮演而达到一种共鸣式移情体验状

态^①^,强调从时间^、空间^、人和物等维度来理解该概念^②^。其二^,旅游中的共睦态体验^。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包

括:Varle_y发现,皮划艇运动员在划艇过程中经历了兴奋和挑战,从中获得满足感和深刻的精神意义,成为

阈限世界的一部分^③^;Pomfret指出^,登山新手在极限状态下可以体验到正常生活中很少实现的剧烈情感和

变化,达到山顶时更会感到放松和兴奋,所有的恐惧、压抑和虚弱随之抛之脑后^④^;Hi_g_gins对宗教朝圣旅游

者的共睦态体验进行了讨论,认为神圣化的活动体验让人们暂时从他们的身份和传统、结构化的规范中解脱

^出^来^,^帮^助^其^与^其^他^参^与^者^建^立^起^特^殊^的^联^系^,^获^得^更^大^程^度^的^信^心^与^信^任^⑤^。其三^,共睦态体验对于个体

的影响。研究发现,旅游中的共睦态体验带给旅游者更多的真实性、无执念、乐观主义、自我效能感,让自己

平静下来,改善了社会关系等^⑥^。

受到“旅游可被理解为一种仪式”^⑦思想的启示^,旅游学者开始对共睦态概念产生了兴趣^,并将其纳入

旅游学科理论融合与创新的范畴。已有研究重点回答了旅游共睦态是什么,它带给旅游者怎样的影响等问

题。但相关研究对于旅游体验共睦态形成过程的探讨略显不足,并缺乏实证性的科学研究成果。鉴于此,本

研究选择肇兴侗寨文化遗产地作为案例地,以该案例地节庆旅游者为研究对象,基于互动仪式链理论,运用

主题分析方法探讨旅游体验共睦态的形成,以期丰富旅游共睦态领域的知识积累。

二ꢃ研究设计

(

一)理论分析框架

互动仪式链理论由柯林斯提出,该理论关注那些具有情感和意识的人类群体中的瞬间际遇(Encoun-

,其核心思想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聚集在同一场所,亲身在场,产生对同一事件的共同关注,引发共

)

ter

同的行动,并对局外人设定屏障和界限;通过对共同事件的关注或共同的行动,彼此分享共同的情绪或情感

体验,个体的情感能量得到提升的同时,产生集体兴奋感,并获得群体认同,增进了群体团结^⑧^。旅游者进入

节庆旅游空间,观赏东道主的表演,并积极与其他群体进行互动,其本质是在旅游空间中发生的各种互动仪

式。因此,互动仪式链理论为本研究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分析框架。

(二)案例地概况

肇兴侗寨位于贵州省黔东南地区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东南部,是全国最大的侗族村寨之一,素有“侗

乡第一寨”、“鼓楼之乡”、“歌舞之乡”的美誉。全寨分为12大房族以及仁、义、礼、智、信5个组团,每个组团

各建有1座鼓楼。侗族文化底蕴深厚,人文风情原始古朴,村寨拥有独特的建筑、语言、服饰、歌舞文化与传

统习俗,这与现代都市人日常生活体验形成较大的差异,具有强烈的“反结构”化特征。肇兴侗寨的节庆活动

丰富多彩,每逢节日或宾客临门,村民们欢聚在鼓楼、歌坪,举行踩堂祭祖、集众议事、嫁娶丧葬、迎宾送客等

活动,还有一些与乡村情境相结合的活动,如插秧、抢鸭子等,游客可以参与其中,场面十分热闹壮观。

①

②

谢彦君、徐英《旅游场中的互动仪式:旅游体验情感能量的动力学分析》,《旅游科学》2016年第1期,第12页。

谢彦君、徐英《旅游体验共睦态:一个情境机制的多维类属分析》,《经济管理》2016年第8期,第155页。

③

PeterJustinVarleyꢀꢎSeaKayakersattheMarginsꢅTheLiminoidCharacterofContemporaryAdventuresꢀꢏLeisureStudies30ꢀno1ꢁJanu-

ary2011ꢂꢅ96

GillPomfretꢀꢎMountaineeringAdventureTouristsꢅAConceptualFrameworkforResearchꢀꢏTourismManagement27ꢀno1ꢁFebruary

006ꢂꢅ121-122

LeighanneHigginsꢀKathyHamiltonꢀꢎPilgrimageꢀMaterialObjectsandSpontaneousCommunitasꢀꢏAnnalsofTourismResearch81ꢀ

March2020ꢂꢅ8

EdwardHoffmanꢀetalꢀꢎTravelasaCatalystofPeakExperiencesAmongYoungChineseAdultsꢀꢏJournalofHumanisticPsychology61ꢀ

④

⑤

ꢁ

⑥

no4ꢁApril2020ꢂꢅ13ꢋMatthewG McDonaldꢀStephenWearingꢀJessPontingꢀꢎTheNatureofPeakExperienceinWildernessꢀꢏTheHu-

manisticPsychologist37ꢀno4ꢁNovember2009ꢂꢅ382

⑦

张进福《作为仪式的旅游》,《世界民族》2013年第5期,第52页。

⑧

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林聚仁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86ꢉ88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三)资料收集与分析

本研究主要采用参与式观察与半结构化访谈获取研究资料。2021年端午节期间,研究者前往肇兴侗寨

展开为期5天的田野调查,并在征得受访者同意的情况下进行深度访谈,有效访谈者21人。访谈主要围绕

以下提纲展开:描述参加节庆活动的过程经历;体验过程中达到高峰状态的心理描述;对活动参与中互动问

题的看法及其带来影响的认识;对目的地举办节庆活动的感受或想法。此外,本研究还通过马蜂窝、去哪儿、

途牛等旅游网站收集游客撰写的较为完整的肇兴侗寨游记20篇。

本研究主要使用主题分析法进行质性研究数据的分析。主题分析法是对访谈资料或文本进行系统分析

的方法,试图从资料中归纳出与研究问题相关的现象,并诠释该现象,目的在于发现蕴含于文本中的主题,以

及发掘主题命名语词背后的想象空间与意义内涵。

三ꢃ仪式氛围:节庆旅游剧场中共睦态形成的情境因子

共睦态是旅游者参与互动的结果,属于情境作用的产物。按照柯林斯的观点,人们的一切互动皆发生于

一定的情境之中^①^。这种互动不仅取决于特定行为发生的情境^,还会受到地理空间环境的调节^②^。因此^,在

节庆旅游体验过程中,构成旅游情境的条件既有物理环境,也有行为环境。这两者都能产生氛围,这种氛围

就像是空气里的味道,包裹着旅游者的心理感知世界,影响并调节着他们的心理和行为。当旅游者感受到节

庆旅游剧场中愉悦氛围的刺激时,会收获美好的情感体验,达到高峰状态。节庆旅游体验中的仪式氛围,主

要由剧场氛围和互动表演场气氛构成。

(一)作为背景点缀和气氛烘托的剧场氛围

从旅游表演理论角度来看,肇兴侗寨整体上就可以看作为一个大的剧场,该剧场的氛围主要由该区域地

理环境中的各种景观、活动及人物等构成。它们以布景和道具的形式存在,对节庆旅游体验起到背景点缀和

气氛烘托的作用。肇兴侗寨旅游地的森林、溪河、风雨桥、吊脚楼、鼓楼、梯田,穿着民族服饰、跳着传统舞蹈

的侗寨人等都属于此类因素,这些符号元素共同为这个剧场塑造了一个原生态、真实、神秘、历史悠久、热情、

友好的氛围。所有的这些,都在向旅游者清晰地传递着这样的信息———这是一个侗寨人生活的传统村落,而

不是车水马龙的都市,让旅游者从原有的家乡惯常环境中解放出来,开始进入Turner眼中的“反结构”仪式

过程。

旅游是对于日常生活、平凡世界的超越,是刚性生活的反结构,是逃离日常生活,打破规范,解放自我的

^契^机^③^。肇兴侗寨所营造的氛围显然满足了这种超越平凡生活的反结构特性^,这种氛围对于游客体验来说

至关重要。受访者谈道:“当地举办的活动与当地的文化紧密相连,就像名片一样的,可以宣传出去。侗寨活

动感觉真的是传统文化的体现,比较有民族特色。最怕的就是那种商业气息特别浓厚的活动,那种体验感就

不好了,肯定会反感的。”(PF05)^④

氛围的营造不完全依赖于以上有形的物理符号元素,无形的声音也是氛围营造的重要因素。通过声音

^体^验^,^让^人^感^知^到^声^音^是^如^何^赋^予^空^间^与^地^方^以^特^殊^的^意^义^⑤^。肇兴侗寨的自然之声⁽如风声^、雨声^、流水

声、鸟鸣声、稻蛙声等)以及方言土语、地方音乐、戏曲等人为之声,共同建构起地方独有的声音景观,为游客

带来自然和文化的原真性盛宴。村民们演绎的侗族大歌渲染并塑造着节庆仪式氛围,让游客深切地感受到

侗族大歌的文化,唤起参与者的认同,促使旅游者体验共睦态的形成。有游客表示:“侗族大歌现场真的会让

你情感流露,这个大歌表演是我在电视上不可能感受到的,太震撼了。”(PF11)

(二)由剧情推动并创造的舞台中的互动表演场气氛

互动表演场指的是旅游者与他人互动交往而构成行为发生的场域。该气氛的塑造和强化源自节庆仪式

①

②

③

④

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林聚仁等译,第32页。

库尔特·考夫卡《格式塔心理学原理》,李维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ꢉ32页。

谢彦君、孙佼佼《旅游研究的反思与再反思:试评阿兰贝里批评框架中的现代与后现代范式》,《旅游学刊》2017年第2期,第17页。

该类符号为文本资料编号,其中,PF代表女性受访者,PM代表男性受访者;其他符号代表从不同网站中收集的游记资料,如MFW代表磨房

网、XC代表携程网等。

⑤

王义彬、陈毅《本真性旅游体验中声音景观的建构———以贵州肇兴侗寨为例》,《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第42页。

余志远ꢃ闫铭ꢃ谷平平ꢃ场域共在与集体欢腾:节庆旅游剧场中的游客体验共睦态形成研究

活动的现场。如果将表演展示和互动发生之地看作是剧场中的舞台的话,舞台中上演的一切就好比一场跌

宕起伏的戏剧,而整个剧场的气氛则由剧情推动并创造。Edensor指出,旅游地不应简单地被视为“由规划

制图规定安排好的地方”,而是一个由景点、机场、酒店大堂、旅游巴士等场景构成的大舞台,旅游者、旅游地

居民以及旅游服务人员等在这个舞台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①^。

要想成功地激发旅游者的个人情感,就必须模仿生活中的戏剧,而一部优秀的戏剧剧本,除需要有生动

^的^故^事^情^节^外^,^剧^本^的^艺^术^结^构^也^尤^为^重^要^②^。在肇兴侗寨^,拦门酒是贵州村寨的重要习俗^,是一种特有的

迎宾方式。“拦门酒”就如同小说的序章,它盛大的场面吸引了初至村寨的旅游者的注意,并借此表达苗寨人

的热情好客,促使旅游者从“旁观者”的身份积极向参与者(即合作表演者)的身份转变,进而实现了由日常生

活世界向旅游世界心境的转变。受访者谈及了自己的感受:“我还是第一次体验寨门的迎宾,之前一直是在

电视剧里看到,没想到自己也体验了一次。一开始我都不敢喝,但当服务人员把酒递给我,我感觉特别有仪

式感,自己的旅行拉开序幕一样。”(PM05)旅游者被序章所呈现的情节吸引后,需要更加精彩的故事情节起

承转合来丰富他们的体验,并借此达到戏剧引人入胜的效果。在侗寨最大的鼓楼群落间,剧场中上演的“仁

团”、“芦笙节”等传统节庆表演节目则发挥剧情的承上启下作用,向旅游者讲述村寨的历史故事。通常情况

下,高潮部分所设计的旅游活动是该旅游目的地知名度最高、参与人数最多的活动。在肇兴侗寨,参加篝火

晚会是整个旅游剧本中的高潮部分。随着活动的推进,旅游者逐渐融入舞台,其身体、心理认知与外在情境

相互嵌入,整个互动表演场的气氛达到峰值,旅游者的情绪感受也走向高潮。正如受访者所言:“能够参加这

里的篝火晚会,我感觉非常的愉快,最后主持人让我们手拉手,排成一圈,围着中间的火把跳舞,好像他们也

没有什么步伐或者规则,但是我依然觉得很放松,很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PF03)

在互动表演场气氛的渲染上,剧情的编排和推动还应注意三个要点。首先,在进行旅游剧本的编排时应

注意各个情节出现的时间与次序,以旅游者的感受和空间的使用为线索来组织各个情境,以实现情节与情节

之间的衔接和转换。其次,需要结合剧本做好舞台布景与道具安排。将剧本中某一情节开展所需使用的舞

台进行装饰与布置,对其中所需的主题道具进行排列组合,从而使表演者所呈现出的表演效果达到最佳状

态。最后,在旅游剧本情节的设计方面,应注意冲突与悬念的设计,旅游者在形成期望的过程中,如果最初

有负面心理(如不安、畏怯)会使该旅游者的期望值处于较低水平,但最终的体验让其获得意外惊喜的机会,

会大大提高旅游者的满意度^③^。

四ꢃ场域共在:表演者聚集下的相互关注与情感体验

仪式氛围弥漫在旅游者的周围,在剧场情境中,它是调节旅游者心境的外部因子。在节庆旅游剧场中,

游客情感体验高峰状态的达成,不仅受到外部刺激因子的影响,更有赖于群体共同聚集的互动和参与者在场

的亲身体验。按照互动仪式链理论,一旦人们聚在一起,就会出现共有体验强化的过程,即产生集体兴奋感,

而这一过程的发生由一组具有因果关联和反馈循环的要素构成。有必要指出的是,仪式氛围和游客群体的

场域共在之间并非完全割裂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某些仪式氛围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集体互动的结

果。

(一)舞台边界:共同表演者的身份认同与外部观众的屏障

按照柯林斯的观点,互动仪式是有边界的,边界存在的意义是将异质群体排除在外^④^。在仪式互动过程

中通过设置局外人的屏障,有助于保证互动仪式的稳定性与连续性。本文认为,旅游互动仪式中边界存在的

目的有两个方面。第一,舞台边界的设置是为了让部分游客完成身份的转变和心境的转化。具体来说,让适

合参与并有意参与互动的游客由外部观众转变为共同的表演者,并唤起其共同表演者的身份认同感及集体

归属感,更有益于消除交往双方原有身份上的差异,促进共睦态的形成。肇兴侗寨一些旅游项目的设计为游

①

TimEdesorꢀꢎPerformingTourismꢀStagingTourismꢅꢁReꢂproducingTouristSpaceandPracticeꢀꢏTouristStudies1ꢀno1ꢁJune2001ꢂꢅ

②

③

④

余志远、刘玥《作为表演者的旅游者:旅游者表演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旅游学刊》2021年第2期,第136页。

谢彦君、吴凯《期望与感受:旅游体验质量的交互模型》,《旅游科学》2000年第2期,第4页。

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林聚仁等译,第86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客提供了成为共同表演者的机会。例如,村寨门口的“拦门酒”不仅象征着尊重、热情与好客,该符号所传递

的意义也意味着这是一种“入伙”仪式。“早上9点,侗年的仪式正式开始,盛装打扮的侗族姑娘们在寨口摆

下拦门酒,每位进寨子的贵宾都要喝过拦门酒才能进寨子。”(XC07)游客要想成为共同的表演者,必须通过

这种仪式的参与才能获得身份的承认与认可。旅游者积极与当地居民沟通交流,学习吹奏当地特色乐器,练

习扎染,并身着传统服饰与村民一起载歌载舞等行为,都可看作互动仪式中共同表演者的身份塑造。第二,

舞台边界的设置是为了保持舞台的严肃性和神圣感。并非所有的仪式表演都适合游客参与互动,专业性强

的活动(如侗族大歌),神圣色彩浓的活动(如踩歌堂),这两类活动不适合游客参与互动。有观点认为:“在戏

剧里,多少世纪以来的倾向是把演员摆在远远的地方,在搭起的粉饰一新、装潢华丽、有灯光装置的高高的戏

台上,为的是有助于使无知的人相信,它是神圣的,它的艺术是不可侵犯。”^①舞台边界的设定是为了形成屏

障而让游客保持外部观众的身份,这种排他性的仪式在让游客获得敬畏体验的同时,有助于东道主群体在仪

式的互动过程中产生共睦态体验。

(二)“生活世界”、“旅游世界”帷幕切换与亲身体验

旅游空间的生产与消费并非二元独立,而是在东道主和游客的共同作用下创造的^②^。参与仪式的个体

在物理空间内聚集与接触是互动仪式发生的前提。仪式本身就是一个身体经历的过程,身体聚焦于同一个

地点时,便开始了仪式的过程^③^。当地的寨民如表演者般构建着民族文化舞台的展示空间^,作为外来的^“他

者”即游客,他们所进入的旅游世界犹如进入了“反结构化”的阈限空间。“生活世界”与“旅游世界”具有差异

^性^,^旅^游^生^活^具^有^与^日^常^生^活^显^然^不^同^的^特^性^④^。在民族村寨旅游剧场中^,节庆为游客提供了一个远离日常

^生^活^的^空^间^,^游^客^在^其^中^可^以^创^造^和^分^享^强^烈^的^非^凡^体^验^⑤^。游客从进入寨门开始^,就在东道主营造的氛围

物理场域进行互动并收获各式各样的体验。这种共享空间搭建了身体在场的际遇,只要游客与东道主之间

保持着共同在场的状态,全场的气氛就会达到最高点。

(三)关注焦点:角色扮演下的集体互动

互动仪式理论的核心机制在于相互关注,即主体性与情感连接在一起,从而形成与认知符号相关联的成

员身份感。符号中所蕴含的身份象征成为情感的催化剂,促进了群体之间紧密的情感联系。在仪式互动过

程中,人们活动的目的具有一致性、相似性与趋同性,这种因为共同目的而彼此互动的仪式过程,使得日常生

活中原本消失的情感再次被唤醒,仪式中情感因素逐渐增强,这些符号化的表征有助于增强群体团结。肇兴

侗寨给游客提供了诸多群体互动的机会,包括具有民族传统特色的长桌宴、蜡染制作、一起包粽子等活动,以

及带有乡土气息的、同当地村民一起抢鸭子的游戏等。受访者讲述自己更倾向于集体之间的互动:“比如说

像我们这种散客不参与互动活动就觉得很没有意思,但如果参与进去就很有趣了。就像刚才我们看的那个

抓鸭子,大家在一起玩,就特别的开心。”(PF04)成功的互动仪式不仅需要身体同时在场,还需要群体对于事

件给予共同的关注,在短暂的情感刺激下带来相互关注的焦点与共享的情感状态。在田野观察过程中,本研

究发现三种互动类型。其一,被动型互动。该类互动是指旅游者在与他人互动时,旅游者处于一种被动接受

状态,但会给他人积极的回应或尝试与之互动。比如有旅游者遇到“拦门酒”活动,虽然个人生活习惯使其觉

得这样的饮酒方式并不卫生,但是本着入乡随俗的观念,还是选择接受。其二,形式型互动。这类互动指的

是旅游者能够主动地参与互动,但并没有全身心地投入。其三,创造型互动。它指的是旅游者在互动中处于

一种积极状态,他们不仅愿意充当旁观者的角色,更愿意接受成为共同表演者的安排。因此,节庆旅游项目

的设计应考虑如何将被动型、形式型互动者积极发展成为创造型互动旅游者,以此提升游客体验品质。

(四)共享情感:符号意义的分享

①

彼得·布鲁克《空的空间》,邢历等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67页。

②

JudithAdlerꢀꢎTravelasPerformedArtꢀꢏ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94ꢀno6ꢁ1989ꢂꢅ1366-1370

③

④

⑤

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第87页.

郑晴云《朝圣与旅游的文化人类学探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4期,第97ꢉ99页。

MichaelMorganꢀꢎWhatMakesaGoodFestivalꢐUnderstandingtheEventExperienceꢀꢏEventManagement12ꢀno2ꢁApril2009ꢂꢅ81

余志远ꢃ闫铭ꢃ谷平平ꢃ场域共在与集体欢腾:节庆旅游剧场中的游客体验共睦态形成研究

^恩^斯^特^·^卡^西^尔^认^为^整^个^宇^宙^由^符^号^构^成^①^。在此思想影响下^,旅游目的地被看作是符号的集合体^②^。

从符号互动的角度来看,肇兴侗寨可以认为是群体通过符号交互的空间。在交互空间里,群体成员共享着某

^种^情^感^③^,这种思想上的交流对于社群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_。_作_为_共_睦_态_体_验_的_产_物_,_共_享_情_感_的_产_生_受_到

共同事件(活动)参与因素和被当地人接纳与交融的影响。交融指的是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中,人们以平等

身份识别对方,从而进入一种平等关系的状态。在交融状态中,人们通过即时的互动,分享着彼此间的情感

体验,形成一致的感情聚集,使得成员之间的关系愈加牢固。有游客提到:“七八位老人悠闲地围着火坑、坐

在鼓楼内聊天,并给我这个异乡客挪了个座位,所幸期间有两位懂得普通话的侗族兄弟,使得我很自然地就

融入了他们的聊天。”(XC03)语言上的差异为主客互动设置了障碍,但当地村民向游客传递了质朴和热情的

符号,同样促进了村民与游客之间的感情互动。受访者谈到:“有的交流,我们虽然听不懂,但是我们觉得这

种感觉很奇妙,觉得这段旅行挺值得的。”(PF13)因此,有效地增进东道主与游客的交流成为游客体验共睦

态达成的重要途径。除了普通话的学习与推广,通过热情、友好的待客方式及无需语言的参与互动等可以让

游客与东道主获得共通的基础,并通过多种形式增进游客对肇兴侗寨旅游剧场中各种符号的认识。

五ꢃ节庆旅游体验中共睦态效果

(一)情感能量聚合与最大化

旅游体验共睦态的达成是互动的结果,本质上是参与者之间情感能量的交换,没有情感的流动,社会互

动不可能发生。在某种程度上,互动仪式是一种承载着情感能量的符号表达,为符号的建构提供了一个动态

^的^过^程^模^型^④^。旅游者的体验本质上是一种符号互动现象^,也是一系列符号采撷的过程^⑤^,这些由主体所感

知到的符号是情感能量得以聚合的基础。肇兴侗寨节庆旅游剧场好比一个大的符号系统,蕴藏了景观、人

物、活动等具有各种意义的符号,为整个场域孕育着情感能量。该剧场中身着传统民族服饰的东道主,其外

表打扮就向旅游者传递着多重符号意义,并会给游客带来不同的心理感受。东道主身着传统民族服饰可以

使旅游者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已经暂离了惯常居住地,并进入到了旅游世界。这种外观打扮其实是旅游目的

地移动的形象招牌,穿着特色民族服饰的东道主扮演着“文化经纪人”的角色,即作为中间人把游客引入真正

的民族文化氛围中。符号域被视为由东道主和游客所构建的场域,处在不断的动态演变过程中,而非一个封

闭、静态或僵硬的结构。随着旅游主体之间的互动以及符号的互译,情感符号不断地生成并向中心聚集。符

号解译过程不顺利或者符号意义解读存在差异,会导致情感对中心的离散和淡化。因此,共睦态形成的理想

状态是旅游场域内部生生不息、源源不断地产生情感符号,并积极地向中心聚集,让游客产生兴奋、畅快、自

豪、陶醉和享受等心灵感受。个体的身份符号与群体成员的身份达成一致,产生了情感共鸣,使得整个群体

互动具有较大的稳定性。

(二)集体欢腾下的符号狂欢

集体欢腾是涂尔干(Durkheim)描述澳洲原始部落举行的宗教仪式庆典而提出的概念,是指当游客聚集

在一起所形成的如触电般的激流,促使人们达到极度亢奋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的心灵是完全敞开的,任

何的情感表达都是畅通无阻的^⑥^。肇兴侗寨游客通过参与系列活动^,他们的情感被唤起^,实现了和大家一起

“嗨”的状态,此时的游客无关身份、区域和文化背景,而是作为旅游者单纯地和大家一起互动,感受这场欢快

的节庆活动,放松身心,尽情地享受当下的快乐,人在与环境互动过程中达到最优的高峰体验。旅游者回忆

在侗寨参加谷雨节:“当天晚上,寨子的大街小巷到处是要乌米饭的人,不论认识与否,只要走在河边、街巷,

看见人就抹锅烟灰,整个寨子像沸腾般,全寨男女老少、商家、游客都处于极度的狂欢中。”(MFW04)互动性

与自由感引发了在场表演者集体性的关注,彼此的身体在场使得参与者形成了一种高涨的热情感和集体欢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引》,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43页。

DeanMacCannell《旅游者:休闲阶层新论》,张晓萍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3ꢉ132页。

赵星植《论传播与社群:一个皮尔斯传播符号学路径》,《中外文化与文论》2017年第1期,第92页。

诸葛达维《游戏社群情感传播的互动仪式机制研究》,《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第124页。

彭丹《旅游符号学的理论述评和研究内容》,《旅游科学》2014年第5期,第88ꢉ90页。

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0ꢉ289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腾或共睦态的兴奋感,整个场所变得沸腾起来。参与者回忆道:“表演结束,所有演员走向场地,向大家招手

示意,手拉着手围成一圈跳起舞来,大家纷纷加入,释放着奔放的激情,仿佛这一刻大家成为了朋友,十分暖

心。”(XL01)在仪式里,人们的情感得到了表达和宣泄,节日的文化内涵和意义也得到了传承与彰显,这种集

体欢腾是对于先民的共同祭祀与追忆,也是一场集体的认同与符号的狂欢游戏^①^。

六ꢃ结论

本研究以肇兴侗寨为案例地,依托节庆旅游者体验经历,借鉴互动仪式链、旅游表演和符号学等理论,探

索了文化遗产地节庆旅游者体验中的共睦态形成问题。研究发现,肇兴侗寨文化遗产地举办的节庆活动,为

游客提供了释放压力、获得放松自我的机会,在这种反结构化的节庆旅游剧场中,游客聚集在一起,和谐相

处,在共同关注的仪式活动中突破阈限,达到了真实而自然的交融状态,实现情感的共享和情感能量的提升。

具体来说,本研究结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识别了互动仪式链构成的新要素。柯林斯突出强调了

共同的事件(活动)群体聚焦、排除局外人的屏障及相互关注等要素,但本研究发现,仪式氛围塑造对游客体

验共睦态形成同样重要。仪式氛围主要由剧场氛围和互动表演场气氛构成,前者以背景形式存在,对节庆旅

游体验起到背景点缀和气氛烘托的作用,后者的产生则强调了剧情的推动和创造。剧情设计除了把握开端、

发展、高潮和结局等基本结构,还应考虑时间上的规划、空间上的布置、情节上的冲突与悬念设计等要素。其

次,游客进入节庆旅游剧场后,由于场域共在的前提,他们获得亲身体验、共同焦点关注及情感共享的机会,

这些因素构成游客体验共睦态达成的核心条件。最后,旅游者通过互动及身心参与,积极采撷并认识旅游世

界中的符号,由此获得情感能量的聚合并实现集体欢腾。

本研究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提升节庆旅游的吸引力。第一,旅游目的地节庆活动项目设计需要重视以

“地方”为舞台的布景设计,重视地方性元素的融入,以此构建一个与旅游者日常生活环境迥异的反结构化的

旅游剧场,通过剧场的环境和氛围激发游客的热情。第二,精心安排活动项目,尤其要注重程序化和仪式化,

给游客创造一份难忘的回忆。第三,在活动项目允许的情况下,积极促进旅游者由外部观众向共同表演者身

份的转变,并尽量改变其被动式、形式类的互动状态,让其主动参与互动,并全身心地投入。第四,旅游地不

仅需要关注符号的生产实践,同时要做好符号的解码工作,努力让游客实现情感能量的聚合与最大化。

FieldCo-PresenceandCollectiveJoyFormationofTouristExperience

CommunitasinFestivalTourismTheater

YuZhiyuanꢀYanMingꢀGuPingping

SchoolofTourismandHotelManagementꢀDongbeiUniversityofFinance&EconomicsꢀDalianꢀLiaoning116025ꢀChina

AbstractFestivaltourismhasgraduallybecomeanimportantconstituentoftouristattractionsystemsThrough

thecasestudyoftheZhaoxingDongzhaiVillageꢀthispaperfindsthatintheꢎanti-structuralꢏtheateratmosphereꢀ

thecreationoftheatricalambianceandinteractiveperformancesarecrucialinpromotingtheformationofashared

touristexperience Underthepremiseoffieldco-presenceꢀtouristsgaintheopportunityfordirectexperienceꢀ

sharedfocusofattentionꢀandemotionalsharingꢀwhicharethecoreconditionsnecessaryforachievingashared

touristexperienceThroughinteractionandphysicalandmentalparticipationꢀfestivaltouristsactivelyrecognize

andcollectsymbolsinthetourismworldandtherebyachievetheaggregationofemotionalenergyandcollectivejoy

Keywordsfestivaltourismꢋcommunitasꢋfieldco-presenceꢋcollectiveexultation

[责任编辑:钟秋波]

①

杨军林《艺术人类学视野下的吊脚楼建筑景观研究》,《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S1期,第108页。

第50卷第4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

SocialSciencesEditionꢂ

023年7月

Vol50ꢀNo4

Julyꢀ2023

旅游发展型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的

维度探测与量表开发

包亚芳_ꢃ孙治_ꢃ蒋晗静

ꢃꢃ摘要:目前有关文化活力维度的探讨大都基于城市情境,难以适用于旅游情境下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的测

量。本文以松阳县域内的旅游发展型传统村落为案例地,从村民的视角出发,通过理论模型构建和实证检验,探讨

旅游发展型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的内在结构和测量量表。结果显示,旅游发展型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由文化

行动力、文化凝聚力和文化创造力3个维度、13个测量指标构成。其中,文化行动力是地方文化活力最有效的构成

维度,之后依次为文化创造力和文化凝聚力。研究结果表明,旅游情境下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具有区别于城市

情境下文化活力的新维度和新内涵。研究结果不仅丰富和推进了文化活力的基础研究,也为传统村落旅游高质量

发展实践提供指导。

关键词: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扎根理论;维度探测;量表开发

DOI1013734ꢄjcnki1000-531520230412

收稿日期:2022-09-28

基金项目:本文系浙江省公益技术研究计划项目“浙江省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的评价与提升路径研究”

(LGF20D010001)、“浙江省乡村运营的模式选择、实现机制与政策优化研究”(LGN21D010001)的研究成

果。

作者简介:包亚芳,女,浙江平湖人,浙江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与建筑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乡村文化

保护与旅游利用,E-mailꢅbo_yafan@zafueducn;

孙治,男,浙江绍兴人,浙江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与建筑学院讲师;

蒋晗静,女,浙江衢州人,浙江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与建筑学院硕士研究生。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双重冲击下,作为中国农耕文明最生态化记忆的传统村落普遍面临自然衰退、人口空心

化、文化边缘化等困境。而旅游为传统村落提供了一条独具吸引力的“自然发展路径”①,是实现村落遗产保护与

社区发展兼容的最具普适性的产业选择之一②。通过旅游发展,不仅推动传统村落经济、社会等层面的活力构

建,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提供路径支持③。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到2035年要把我国建成文化

强国的战略目标④。在此背景下,旅游之于乡村文化的保护传承功能更是被摆在了重要的位置。同时,随着旅游

目的地竞争的日趋加剧,各类型的乡村旅游地也越来越注重将地方文化作为建立市场竞争优势和差异化市场策

略的重要因素。然而,旅游驱动下的传统村落不仅经历着在地人口的变动,也经历着由于外来文化的大量涌入,

①

CeciliaHegartyꢀLucynaPrzezborskaꢀꢎRuralandAgri-TourismasaToolforReorganizingRuralAreasinOldandNewMemberStates-a

ComparisonStudyofIrelandandPolandꢀꢏInternationalJournalofTourismResearch7ꢀno2ꢁMarch2005ꢂꢅ64

卢松等《旅游驱动下的传统村落城镇化研究———以世界文化遗产宏村为例》,《热带地理》2017年第3期,第293页。

②

③

④

龙井然、杜姗姗、张景秋《文旅融合导向下的乡村振兴发展机制与模式》,《经济地理》2021年第7期,第223页。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4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商业化日渐泛滥所带来的地方文化的更新和替换①。能否在变动中增强地方文化的传承发展能力,使其呈现出

生机勃勃的发展状态,进而获得强大的生命力是传统村落旅游利用面临的重大挑战,也是旅游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的关键。由此,部分学者将“活力”理论引入地方文化的研究与实践中,强调从保护文化生命力的视角去探讨传统

村落的旅游利用,并将其作为衡量和反映村落地方文化传承发展能力的主要参照。这也使得探测传统村落地方

文化活力的结构维度以及测量量表成为需要关注的重要领域。

然而,现有有关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的研究相当匮乏,对于其维度构成和量表开发更是缺乏系统性的研究

成果,而量表开发是科学衡量地方文化活力的关键。鉴于此,本文在界定地方文化、地方文化活力概念内涵的基

础上,以质性分析结合量化探索的研究方法,以传统村落旅游发展为研究情境,利用访谈资料进行质性编码,构建

地方文化活力的基本维度并编制初始量表;利用定量统计分析对量表进行检验和修正,开发出一套能够有效测量

旅游发展型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的量表,为后续研究剖析地方文化活力的形成机理和作用机制,推动地方文化

的传承和发展奠定基础。

一ꢃ文献回顾

(一)地方文化活力的概念内涵

地方文化活力的概念源于“活力”理论。“活力”(vitalit_y)在现代汉语中的词义为旺盛的生命力,借指事物得

以生存、发展的能力。生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率先提出生命创造活力论,指出生命的本质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

活力②。随后,活力论被扩展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并引入城市文化领域的研究,这使得城市文化活力成

为城市社会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并且有诸多学者试图对“城市文化活力”的概念进行界定。如常东亮提出城

市文化活力是呈现于主体日常中的文化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总和③。汪胜兰等认为城市文化活力是城市

文化发展的能力与潜力④。与城市社会地理学不同,社会学通常将文化活力纳入社会活力的范畴,认为文化活力

是社会活力的精神源泉,是内在于社会整体活动中的深层的、机理性的力量⑤,并且强调文化活力的情感属性。

这种情感属性是由文化创造主体在日常社会文化实践活动与社会文化关系堆叠而形成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

据此,文化创造主体获得探索并创造新的文化的内在动力,进而使文化产生强大的生命活力,推动文化的可持续

发展。

上述研究深化了对文化活力的理解和认识,但是这些研究大都囿于城市学和社会学等学科范畴,难以适用于

旅游发展情境下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的探讨。由此,本文以“活力”理论为基础,将地方文化活力界定为“地方

文化旺盛的生命力,是地方文化得以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反映主体与地方文化之间的积极情感以及主体在地方实

践中保护、传承、创新地方文化的行为能力”。本文中,地方文化指带有地方烙印的文化,具有独特性和不可复制

性。因此,地方文化活力强调的地方实践既要坚守地方文化的独特性,又要通过创新将地方文化融入新时代,对

接新需求,从而使其焕发出生命的活力。

(二)文化活力的结构与测量

地方文化活力相关研究非常匮乏,目前尚未发现直接对其内在结构的研究成果。而对文化活力的结构与测

量虽已进行了一定的探讨,但由于对其内涵理解的差异性和结构模型的不确定性,针对文化活力内在结构的专门

性的研究成果也比较有限,大都将其作为一个因子在其他研究中被测量。例如,汪海和蒋涤非选取感官、社会、经

济和文化4个向度来表征城市公共空间活力⑥;任彬彬和忻益慧将文化活力作为特色村寨公共空间活力评价的一

个维度⑦。与此同时,学者对文化活力各维度的测量大都基于研究者对文化活力各维度的理解,因此,在维度界

定和测量指标的选取上存在较大差异。例如,塔娜等认为文化活力是一个单一维度概念,并且采用单一指标“文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王晓娜、白凯《丽江古城地方氛围的结构与测量》,《旅游科学》2020年第5期,第41页。

亨利·柏格森《创造进化论》,高修娟译,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ꢉ8页。

常东亮《当代中国城市文化活力问题多维透视》,《学习与实践》2019年第4期,第110页。

汪胜兰等《城市活力的模糊综合评价研究———以湖北主要城市为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年第3期,第444页。

岳天明、何如洋《文化活力的激发与西北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71页。

汪海、蒋涤非《城市公共空间活力评价体系研究》,《铁道科学与工程学报》2012年第1期,第57ꢉ58页。

任彬彬、忻益慧《冀北地区特色村寨公共空间活力评价因素》,《地域研究与开发》2018年第3期,第139ꢉ141页。

包亚芳ꢃ孙治ꢃ蒋晗静ꢃ旅游发展型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的维度探测与量表开发

化设施POI密度”进行测量①;向苏娜认为文化活力的结构是多维的,包括“管理运行”、“文化载体”和“文化活

动”②。此外,目前学界对于文化活力结构和测量的探讨大都基于城市情境或公共空间的视角,强调物质空间及

其空间中的文化设施或文化活动,而忽视了文化的缔造者和传承者在激发文化活力方面的重要作用。文化作为

生命体是文化具有活力的前提,而文化的生命体特征来源于人的创造性实践活动。对于传统村落而言,村落文化

的活力本性在于村民创造村落生活的本性,村落中的文化因人的实践而被赋予“生命”内涵,作为赋予村落文化以

生命的村民理应成为激发其地方文化活力的重要力量。由此可见,现有有关文化活力结构和测量的研究结果存

在诸多不足,难以适用于传统村落情境下地方文化活力的测度。

鉴于此,本文从村落文化主体———村民的视角出发,以质性分析结合量化探索的研究方法,交织混合建构主

义和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选取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示范区———浙江省松阳县为案例地,试图探究旅游发展背景下

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的结构维度,并在此基础上开发相应的测量量表,以推动文化活力在传统村落领域的研究

进展。

二ꢃ研究设计

(一)案例地选择

松阳县位于浙江省西南部的丽水市,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县域范围内隐藏着百余座格局保护相对完整的

传统村落,被誉为“最后的江南秘境”、“古典中国的县域标本”。截至2019年,松阳县有75座村落入选《中国传统

村落名录》,数量位列华东首位③。传统村落是“生活着”的文化遗产,也是松阳最宝贵的资源。但是,近年来随着

年轻人外出打工,松阳的传统村落同样面临“空心化”的困境,老屋一度黯然失色。

016年1月,松阳被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确定为全国唯一的“拯救老屋行动”项目整县推进试点县。松阳也

把“拯救老屋行动”作为乡村文化修复、人心修复、经济修复和生态修复的重要抓手,并且始终将村民作为老屋修

缮和再利用的主体,通过“技术助力、政策扶持、资金补助”的模式激发村民保护、活化传统居民建筑的内生动力④,

增加村民对村落的文化认知和自信⑤。截至2021年8月,松阳共修缮老屋265栋,其中超过1/3的老屋成功植入

民宿、餐饮、艺术家工作室、展览馆等新业态,实现了古村传统与乡村旅游、当代艺术的深度融合,推动了松阳扎

染、非遗高腔、古法红糖、古法造纸、竹溪摆祭等本土文化的创新性传承与发展,使得古老的传统文化在文旅融合

的实践中“活”了起来。其中,四都乡平田村、陈家铺村和西坑村、三都乡杨家堂村、赤寿乡界首村、枫坪乡沿坑岭

头村以及安民乡安岱后村7座中国传统村落巧借各村独特的地方文化,不断推进旅游赋能村落高质量发展的进

程,成为典型的旅游发展型传统村落。在本研究中,旅游发展型传统村落指社区居民仍生活其中,并依托村落内

的自然和人文资源开展旅游活动的传统村落。文化是乡村的灵魂,是乡村发展的根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是激活我国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的重要路径,因此,以上述7座旅游发展型传统村落⑥为研究场域具有一定的

典型性和代表性。

(二)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的目的是探究旅游发展型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的内在结构,并据此开发量表,主要涉及理论建构

和实证检验两个部分。理论建构部分,由于旅游发展型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的内在维度尚不明晰,有必要采取

具有理论探索性功能的研究方法。扎根理论作为一种直接从原始资料入手,通过系统分析与归纳从而抽象出理

论的质性研究方法,无疑适用于面向新领域的探索性研究。因此,本文采用扎根理论分析法对旅游发展型传统村

落地方文化活力进行结构识别和理论探测。实证检验部分,根据深度访谈文本开发旅游发展型传统村落地方文

化活力的初步量表,并采用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的方法,删减、优化量表题项,依次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

因子分析等,最后对理论探测得到的地方文化活力结构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塔娜等《基于大数据的上海中心城区建成环境与城市活力关系分析》,《地理研究》2020年第1期,第61页。

向苏娜《基于“PSPL调研法”的传统村落公共空间活力评价研究———以湘西捞车河村为例》,湖南工业大学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3页。

鲁晓敏等《松阳传统村落最后的江南秘境》,《城市地理》2019年第17期,第30页。

黄印武《一样的乡村,不一样的松阳———松阳路径研讨会综述》,《建筑学报》2021年第1期,第38ꢉ41页。

徐甜甜、汪俊成《松阳乡村实践———以平田农耕博物馆和樟溪红糖工坊为例》,《建筑学报》2017年第4期,第53页。

旅游发展型传统村落统计标准为: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同时被评为“国家A级景区”,或“全国特色景观名镇名村”,或“全国乡村旅游

重点村”,或“浙江省A级景区村庄”,或“浙江省休闲旅游示范村”,或“浙江省农家乐特色村”的村落。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三)数据收集与分析

为了获得全面、可靠的研究数据,将深度访谈、问卷调查与非参与式观察法相结合进行数据收集。课题组于

021年4-5月、2021年6-7月和2022年7月三次前往案例地开展实地调研。初入案例地时主要通过非参与式观

察法记录村落基本信息,包括村落概况、旅游发展现状以及村落的传统技术、民风习俗和节庆活动等。同时,选取16

位村民进行半结构和非结构的深度访谈,共形成访谈文本约10.2万字。第二次调研主要是问卷调查。其间发放初

测调研问卷100份,回收有效问卷92份;正式调研阶段共发放问卷390份,回收382份,其中有效问卷345份。第三

次调研主要为了提高访谈信息的饱和度而进行补充访谈,共完成补充访谈6人,整理访谈文本约3.8万字。本文在

访谈对象的选取时兼顾本地原住居民和外来人员,具体包括非遗传承人3名、普通村民3名、景区和民宿从业人员6

名、传统手工艺人3名、文创从业人员2名、新乡贤1名、村落管理人员2名、面包坊员工和书店管理员各1名。访谈

内容主要围绕旅游发展背景下传统村落的地方文化活力进行设计和展开。具体包括:村落引入旅游产业等新业态

后,村民对村落文化的认知和情感,对村落物质/非物质文化保护、传承与创新的态度和行为,对保护村落完整性、文

化真实性的态度与参与度3个部分,以有效捕捉地方文化活力的内涵与本质。访谈时长为每人30-40分钟,根据

被访者的回答进行适度追问和互动,并在征得被访谈者同意的前提下对访谈进行录音。

三ꢀ研究过程

(一)旅游发展型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结构探测

理论建构资料主要来自深度访谈文本。分析前,研究者首先按照受访谈者类型对访谈文本资料进行顺序编

码(FT1ꢁFT22)。随后,根据Corbin和Straus的程序化扎根理论①,分别对访谈文本资料进行开放编码、主轴编码

和选择性编码。为了确保编码结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由两位合作者单独完成数据编码和范畴化,经两人反复修

正确认达成一致意见后,再交由另一位合作者补充、修正。

.开放编码

开放编码是对原始数据进行概念化和范畴化,通过概念和范畴来反映资料的内容,以达到指认现象、界定概

念、发展范畴的目的②。首先,从22位访谈对象的文本数据中随机选取16份进行逐句编码,形成初始概念,并进

行分类整合,发展概念范畴。在范畴化过程中,借鉴学者胡宪洋和白凯③的做法,将重复次数少于2次以及前后矛

盾的概念进行剔除,最终提取出65个初始概念和24个范畴(见表1)。

表1ꢀ开放编码分析示例

资料记录

初始概念

a1参与节庆活动

a2参与民俗活动

a3喜欢看画展

范畴

现在村里有好多活动,萝卜节、音乐节,大家基本上都会去。

摆祭是最重要的,这里的每户人家都会做,现在游客也来看,很热闹。

村里人气旺了,有画家来,还有画展,游客喜欢看,我也挺喜欢的。

A1参与村

落文化活

动

我们村里就有一个非遗体验点,平时活动还挺多,有空我就带着小朋友过来玩一

下,也让她了解一下自己家乡的文化。

a4参与非遗体验活动

a5参与高腔演出

我演出“松阳高腔”40多年了,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披袍唱戏,现在游客来听戏的也

挺多,比以前热闹,我唱戏的劲头也更足了。

修葺后的老屋保留了原来的建筑风格,吸引了很多游客,现在村里好多人都去修缮

老屋,自己挑土修房。

a6主动参与老屋修缮

a7主动参与古道修缮

A2主动参

与村落物

质文化的

保护与传

承

村里有很多古道,都是那种看不到尽头的,会有村民去维护修缮,我也经常跟着长

辈去修缮。

小时候为了修缮祠堂,父亲带着我挨家挨户募捐,长大后即使有段时间我在县城创a8主动抵制破坏老屋

业,一旦听说村里有人收购雕花窗子,我都会去劝阻。

的行为

ꢀ2.主轴编码

ꢀ

①JulientCorbinꢂAnselm StraussꢂꢃGroundedTheoryResearchꢄProceduresꢂCanonsꢂandEvaluativeCriteriaꢂꢅQualitativeSociology 13ꢂ

noꢆ1ꢇMarch1990ꢈꢄ419ꢁ420ꢆ

②

汪涛等《品牌=人? ———品牌拟人化的扎根研究》,《营销科学学报》2014年第1期,第8页。

胡宪洋、白凯《拉萨八廓街地方性的游客认同建构》,《地理学报》2015年第10期,第1637-1638页。

③

包亚芳ꢃ孙治ꢃ蒋晗静ꢃ旅游发展型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的维度探测与量表开发

主轴编码是对开放编码提取的范畴进行归类、比较,并梳理彼此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从而提炼出最能体现

研究主题的主范畴①。对开放编码得到的24个范畴加以“聚敛”,在持续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最终得到3个主范

畴,分别为文化行动力、文化凝聚力和文化创造力(见表2)。其中,文化行动力是从行为层面阐述村民作为主体参

与村落文化活动和文化保护传承实践的自觉力,以及展现出来的对他人参与村落文化保护与传承实践的影响力。

只有让村民的日常生活逻辑融入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元素,才能使地方文化生生不息,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文化凝聚力是从情感层面阐述村落地方文化对于村民的价值和意义,通常具有强大的聚合力量。这种力量源自

人们共同的价值观、认同感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自信与自觉。当个体对村落文化产生强烈的情感归属和

联结时,不仅有利于形成和睦的邻里氛围,而且会产生文化自珍意识,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属性的自觉

性。文化创造力用于衡量主体参与村落地方文化创新性发展的能力。创新是地方文化发展的不竭动力。旅游发

展背景下的文化创新是内核保留式的文化再生产,即通过村落地方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在强化地方

真实内涵的前提下,将现代技术、现代文化要素等融入本土实践,从而创造出新的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等,赋予传

统文化时代特质,进而使其不断拓展和延续。

表2ꢃ主轴编码分析

主轴编码提取的范畴

开放编码提取的范畴

主范畴

副范畴

主动参与村落文化活动,主动参与村落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保护

主体参与性

村落地方文化的真实性^,^保^护^村^落^风^貌^格^局^的^完^整^性

文化行动力

主体影响力

文化认同

影响他人保护传承村落地方文化

文化情感认同、文化价值认同、文化规范认同、文化依赖、文化归属

文化自豪、文化赞扬

文化凝聚力文化自信

文化自觉

主动了解村落地方文化,主动思考村落地方文化的发展

文化活动创新、文化商品创新

文化产品创新

传统技艺与方法创新

物质空间创新

传统技艺创新性利用、村落地方文化传播方法创新、村落地方文化展现方式创新

传统空间再利用

文化创造力

生活方式创新

产生新的生计方式、新的休闲方式,创新地方饮食

ꢃꢃ3.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主要用于挖掘核心范畴,构建新的理论命题,即将主轴编码提取的所有范畴进行精炼、整合形成

一个核心范畴的过程,并通过描述整个现象的“故事线”来探讨核心范畴与主范畴及其他范畴之间的内在逻辑关

系,从而形成理论框架②。在深入分析上文所提取范畴的基础上,经过反复对比原始资料,将“旅游发展型传统村

落地方文化活力”确定为核心范畴。围绕这一核心范畴展开的故事线为:对于千百年来相对封闭、偏居一隅的传

统村落,村民世代坚守他们的“文化”,大多源于其对本土文化的认知、认同而产生的文化自珍、自觉行为。但是这

种认知、认同伴随着村落人口“空心化”和传统农业的日渐式微而面临衰微。在此情境下,松阳将地方文化融入特

色民宿、乡村旅游、文化创意等产业新业态,不仅吸引越来越多的村落精英返乡创业,激活地方经济,而且也促使

普通村民深刻体会到本土文化的独特价值,由此,重新燃起他们对地方文化的认同感,不仅体现在对地方文化规

范、价值的认可,也表现为对地方文化产生功能上的依赖以及情感上的依恋和归属。深层次的文化认同使得村民

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被唤醒,促使他们主动去追寻、理解、思考地方文化的过去和未来。而此时,村落文化生存

的土壤也在旅游开发的扰动下发生变化。为永葆地方文化活力,这种文化认同、文化自信与自觉就像黏合剂和助

推器一样,呈现出强大的聚合力量,促使文化凝聚力的提升,并不断激发村民维护自身传统的动能,主动将地方文

化保护与传承融入日常实践,展现出强大的行动力。正如刘勇萍等所指出的,传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是文化发展

①

②

陈向明《社会科学中的定性研究方法》,《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第93ꢉ102页。

郭娜、王超《乡村旅游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劳动生态系统构建———基于贵州省特色田园乡村的扎根分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2022年第5期,第90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的内在要求①。村民在维护地方传统的实践中逐渐意识到创新在传承地方文化、挖掘其时代价值方面的重要作

用,而且也深刻体会到这种创新必须是固守地方文化本质内涵的创新。由此,开始主动将创新融入地方文化产品

与生活方式、地方文化传播与展示、传统物质空间与传统技艺再利用等方面,不断将地方文化重构于新的时代环

境,对接新的时代需求,最终推动文化创造力的提升,使乡村文化在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呈现出较强的适应性,展

现出旺盛的生命力,进而实现了“情感认同ꢉ行动参与ꢉ创新性发展”的旅游发展型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的建

构路径。此外,为保证研究效度,本文将预留的6份访谈资料文本进行饱和度检验,按照开放编码、主轴编码和选

择编码依次进行,结果未发现新的概念和范畴的产生,说明理论已达到饱和,可以停止范畴发展。

(二)量表的开发与验证

通过扎根理论进行编码分析发现,旅游发展型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是一个多维概念,包括文化行动力、文

化凝聚力和文化创造力。然而,这一结构维度的科学性和适用性需要定量数据的支持和验证。本部分主要采用

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的研究方法,对理论探测的地方文化活力的结构维度进行实证检验。

.初始量表构建

基于上文扎根理论分析结果,编制出包含3个维度的初始量表,量表中的题项主要来源于开放编码提取的24

个范畴。为了保证初始量表的内容效度,聘请两位旅游文化领域的专家对题项进行逐一审核,判断语言表述是否

清楚、恰当,各题项是否体现与之对应的维度等,并进行相应的修改,最终形成包含17个测量题项的量表(见表

)。量表采用李克特五级评分,1代表“完全不同意”,5代表“完全同意”。

表3ꢃ文化活力初始量表题项

测量题项

来源范畴

CV1主动参与村落文化活动

主动参与村落文化活动

主动参与村落物质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主动参与村落非物

CV2主动参与村落地方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质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CV3主动保护村落风貌格局的完整性和地方文化的真实性保护村落风貌格局的完整性、保护村落地方文化的真实性

CV4鼓励他人参与村落地方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CV5对村落文化充满感情

影响他人保护传承村落地方文化

文化情感认同

CV6对村落文化的价值、规范有强烈的认同感

CV7村落文化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CV8村落文化让我更有归属感

文化价值认同、文化规范认同

文化依赖

文化归属

CV9为村落独特的文化感到自豪

文化自豪

CV10觉得村落文化具有独特的价值,并不比外来文化差

CV11主动了解村落地方文化,比如发展历史、传统和习俗等

CV12主动思考村落地方文化的发展

文化赞扬

主动了解村落地方文化

主动思考村落地方文化的发展

文化活动创新、文化商品创新

传统技艺创新性利用

CV13注重将村落文化产品在传统中融合创新

CV14注重将村落传统技艺结合现代需求进行创新性利用

CV15注重运用新的方式对村落地方文化进行展示、传播

CV16注重对村落传统空间的再利用

地方文化传播方法创新、地方文化展现方式创新

传统空间再利用

CV17积极融入村落新型产业创造的新的生活方式

产生新的生计方式、产生新的休闲方式、创新地方饮食

ꢃꢃ在正式采集数据之前,本文对基于初始量表形成的调查问卷进行预测试。预测时间为2021年6月,选取松

阳县域内的平田村、西坑村和陈家铺村村民为预调研对象,通过方便取样法进行数据收集。具体预调研地点为村

落主要公共空间以及村民家门口或庭院等具有一定私人属性的开放空间,确保调研对象的典型性。同时,聘请3

位当地大学生和研究生参与实地调研,以便及时就问卷题项向村民解释,并在发放问卷时说明调查目的以及问卷

①

刘勇萍、屈锡华、江玲《从批判误区到认同与批判、传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正确对待全球化冲击下的传统文化》,《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第48页。

包亚芳ꢃ孙治ꢃ蒋晗静ꢃ旅游发展型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的维度探测与量表开发

填写要求。共发放预调研问卷100份,回收有效问卷92份。借助SPSS19.0对预调研数据进行统计处理,依据预

处理结果删除不符合要求的题项,并针对语句表述不清以及信度和效度不佳的题项进行修订,形成正式调研问

卷。数据预处理包括缺失值检测、一致性比较(相关系数)、正态分布检验和量表信度检测等。经检验,有1个题

项(CV10)信度过低,且删除后能够提升量表整体信度,考虑删除。最终得到包含3个维度16个题项的旅游发展

型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量表。

.数据的采集

正式问卷调研于2021年6月30日至7月11日实施,调研地点除预调研的3个村落外,还包括界首村、杨家

堂村、沿坑岭头村和安贷后村等,具体调研方法同预调研。共发放调研问卷390份,回收382份,其中有效问卷

45份。样本基本情况如下:女性样本(51.6%)稍高于男性(48.4%),年龄主要集中在18ꢉ29岁和40ꢉ59岁之

间,分别占29%和27%;83.6%的受访者具有初中及以上学历,家庭人均年收入在2ꢉ8万元之间(76.8%);31.3%

的受访者为旅游行业从业者,非旅游行业从业者为58.3%。同时,受访者在本村的居住年限均较长,其中居住年限

在20年以上的占比59.1%,居住年限在11ꢉ20年的占比23.8%,仅17.1%的受访者居住年限在10年及以下,这为

准确把握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的特质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探索性因子分析

本文中旅游发展型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的3个维度是通过扎根理论分析获得的,需要借助探索性因子分

析法对其维度结构和信度进行验证。将数据代入SPSS19.0统计软件,利用主成分分析和正交旋转的方法进行探

索性因子分析。量表的KMO值为0.903,Bartlett球形检验值相伴概率为0.000<0.001,表明本文所开发的量表

符合因子分析的条件。以特征值大于1作为因子提取标准,并删除因子载荷小于0.5或交叉载荷大于0.4的题项,

经过2次因子萃取,共删除3个题项(CV6、CV11、CV12),最后得到由13个题项、3个公因子构成的维度结构。同

时,所有题项的因子载荷介于0.683ꢉ0.876之间,均高于0.5,3个公因子的累积解释方差变异量为75.17%,超过

0%的门槛值,说明3个公因子的解释效果较为理想。根据各因子所包含题项的内容和特征,将3个因子分别命

名为:文化创造力、文化凝聚力和文化行动力。与此同时,采用Cronbanch_ꢊsɑ值检验量表的信度,并借助总相关

系数CITC净化量表中多余的题项。如表4所示,文化创造力、文化凝聚力和文化行动力的Cronbanch_ꢊsɑ值分别

为0.932,0.892和0.872,大于0.7的标准,总量表的Cronbanch_ꢊsɑ值为0.920,说明量表内部一致性较好,结构维度

较为稳定。各题项的CITC值介于0.562ꢉ0.738之间,大于0.3的标准,且项目删除后Cronbanch_ꢊsɑ值均小于量表

整体的Cronbanch_ꢊsɑ系数值0.920。以上说明测量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这也初步验证了上文基于扎根理论分

析法探测得到的地方文化活力的结构维度。

表4ꢃ信度分析结果

项目删除后

维度/维度均值

题项

均值 CITC值

Cronbachꢊsα值

0.913

注重将村落文化产品在传统中融合创新

注重将村落传统技艺结合现代需求进行创新性利用

注重运用新的方式对村落地方文化进行展示、传播

注重对村落传统空间的再利用

4.15 0.694

4.15 0.697

4.09 0.686

4.16 0.714

4.24 0.656

0.912

文化创造力

0.913

(4.15)

0.912

积极融入村落新型产业创造的新的生活方式

0.914

Cronbachꢊsα=0.932

对村落文化充满感情

4.29 0.562

4.11 0.580

4.27 0.567

4.37 0.625

0.917

0.915

文化凝聚力

4.26)

村落文化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村落文化让我更有归属感

(

为村落独特的文化感到自豪

Cronbachꢊsα=0.892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主动参与村落文化活动

4.08 0.692

3.95 0.650

3.68 0.693

3.93 0.738

0.913

0.914

0.913

0.911

文化行动力

3.91)

主动参与村落地方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

主动保护村落风貌格局的完整性和文化的真实性

鼓励他人参与村落地方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Cronbachꢊsα=0.872

ꢃꢃ从表4可知,各维度及题项的均值得分均在3分以上,说明松阳旅游发展型传统村落的地方文化活力普遍较

高。从主范畴各维度排序来看,文化凝聚力得分最高,均值达到4.26,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村民对于村落具有深厚的

情感联系,村落地方文化已经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并且使村民产生了很强的归属感和自豪感。

文化创造力排序次之,均值为4.15。对于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松阳以“文化修复和人心修复”为核心,始终

将村民作为地方文化创新利用的主体,通过技术指导、知识宣讲、产业推动、政策扶持、资金补助等方式不断赋予

村民创新的能力和动力,由此促使村民积极参与村落传统空间的再利用和传统技艺、非遗文化、民俗活动的创新

性发展,主动融入村落新型产业创造的新的生活方式。同时,抖音短视频、微信直播等新媒体传播受到村民的青

睐,成为村落文化传播的主流方式。

文化行动力得分相对较低,但也达到了3.91。2016年4月,松阳启动“拯救老屋行动”项目,采用村民自愿申

报,自主选择施工队伍,参与修缮方案制定,资金直接补助等方式,直接点燃了村民参与村落古民居保护的热情。

但是对于主动保护村落完整性、文化真实性得分较低(均值为3.68),说明村民可能对于村落文化保护的理解还不

够全面,目前主要通过政府监督保护古村风貌格局的完整性,村民大多被动参与,尚未内化为自觉的行动力。

.验证性因子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旅游发展型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的结构维度,借助AMOS22.0统计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

分析。数据显示,各观测变量与潜变量的参数估计值均达到了0.05的显著水平,说明各观测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

关系稳定,且各观测变量的标准化因子载荷介于0.738ꢉ0.902之间,高于0.5的标准,说明模型的适配度良好,观测

变量能够有效反映其所要测量的潜在变量的特质①。与此同时,3个潜变量之间的协方差均达到显著水平且变量

间的相关系数小于0.75的标准,表明不存在更高阶的共同因子,适宜采用一阶验证性因子进行分析。随后,对模型

进行拟合优度分析,结果显示,各项拟合指标均超过最优拟合临界值,说明模型与调研数据的匹配度较高,模型拟

合效果良好。

接下来,对量表的效度做进一步检验,主要通过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来实现。收敛效度的判断指标通常包括

平均方差变异量(AVE)、组合信度(CR)以及潜变量与其题项之间的标准化因子载荷。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

(见表5),所有潜变量的AVE值介于0.639ꢉ0.701之间,CR值介于0.876ꢉ0.921之间,均高于两者的经验判断标

准0.5和0.7。所有观测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测量路径均在99%的置信区内(双尾)显著,且各因子的标准化载荷均

大于临界值0.5,表明量表具有很好的收敛效度。区分效度主要采用Fornell等的建议,若某一变量与其他变量之

间的相关系数小于其AVE值的平方根,则表明变量之间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②。经计算,构成本量表3个变量

的AVE值的平方根均高于该变量与其他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由此表明地方文化活力各维度确系不同的构念,具

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可见,本文所开发的文化活力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旅游发展型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可以由文化行

动力、文化凝聚力以及文化创造力来表征,且数据显示一阶模型的适配度良好。各维度与地方文化活力之间具有

较强的关联度,其中文化行动力与地方文化活力的关联度最高,其次是文化创造力,两者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972

和0.724,同时在_p<0.001水平上显著,反映出村民对旅游利用促进其产生文化行动力和提升文化创造力的认可。

此外,文化凝聚力与地方文化活力也呈强相关关系,路径系数也达到0.589,并在_p<0.001水平上显著,说明传统

村落地方文化活力的提升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村落文化能否对村民产生聚合的力量。

①

②

吴明隆《结构方程模型———AMOS的操作与应用》,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版,第226页。

ClaesFornellꢀDavidFLarckerꢀꢎEvaluatingStructuralEquationModelswithUnobservableVariablesandMeasurementErrorꢀꢏJournal

ofMarketingResearch18ꢀno1ꢁFebrury1981ꢂꢅ45-47

包亚芳ꢃ孙治ꢃ蒋晗静ꢃ旅游发展型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的维度探测与量表开发

表5ꢃ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维度

测量题项

注重将村落文化产品在传统中融合创新

因子载荷 AVE

组合信度

0.827

0.862

注重将村落传统技艺结合现代需求进行创新性利用

文化创造力注重运用新的方式对村落地方文化进行展示、传播

注重对村落传统空间的再利用

0.916 0.701 0.921

0.822

0.751

0.749

积极融入村落新型产业创造的新的生活方式

对村落文化充满感情

村落文化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文化凝聚力

村落文化让我更有归属感

0.901

0.700 0.903

0.845

为村落独特的文化感到自豪

主动参与村落文化活动

0.845

0.838

主动参与村落地方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文化行动力

主动保护村落风貌格局的完整性和文化的真实性

0.860

0.639 0.876

0.740

鼓励他人参与村落地方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0.753

ꢃꢃ四ꢃ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文在提出地方文化活力概念内涵的基础上,通过质性与量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松阳县域内的旅游发展

型传统村落为案例地,对地方文化活力的内在结构展开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旅游发展型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是一个多维度概念,由文化行动力、文化凝聚力和文化创造力3个

维度构成,其中文化行动力是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最有效的构成维度,之后依次为文化创造力和文化凝聚力。

这与城市情境下文化活力内在结构的研究结果存在较大差异,表明传统村落旅游发展情境下的地方文化活力具

有区别于城市情境下文化活力的新维度和新内涵。同时,本文提取出文化行动力是地方文化活力最为重要的表

征要素。从以往研究来看,向苏娜探讨传统村落公共空间时,发现“文化活动”是文化活力的重要构成维度①。本

文研究结果与之相似的是,文化行动力也蕴含文化活动的相关题项,但是其内涵更加丰富,还涉及村民参与地方

文化保护与传承实践的自觉力。这也证实了村民的文化保护与传承行为是塑造地方文化活力的原动力这一学术

观点②。

其二,本文初步编制了旅游发展型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测量量表。依据访谈内容,经由探索性因子分析和

验证性因子分析,编制了包含3个维度13个题项的具有良好信度和效度的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测量量表。同

时,应用该量表对松阳县域内的旅游发展型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进行测评发现,松阳县域内的旅游发展型传统

村落地方文化活力普遍较高,且在各维度上存在差异,其中文化凝聚力得分最高,其次是文化创造力和文化行动

力,从而验证了量表在实际应用中的有效性,可为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的提升提供重要依据。

(二)研究意义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两个方面。第一,首次以“活力”理论为基础,以旅游发展背景下的传统村落为研究情

境,从文化主体的视角,对地方文化活力的内在结构进行了系统探究,这有别于以往学者大多基于城市情境,从文

化设施或者公共空间等物质层面探讨文化活力的维度问题,不仅更能反映“活力”的本质属性,而且丰富了不同情

境下文化活力的基础研究。第二,本研究开发并验证了旅游利用情境下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测量量表,为传统

村落地方文化活力各维度间相互关系的深入探讨和理论框架的确立提供了研究工具,并将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

力的研究从理论探索推进到了实际应用阶段。

①

②

向苏娜《基于“PSPL调研法”的传统村落公共空间活力评价研究———以湘西捞车河村为例》,湖南工业大学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3页。

林德荣、郭晓琳《让遗产回归生活:新时代文化遗产旅游活化之路》,《旅游学刊》2018年第9期,第2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本文研究结果对于旅游发展情境下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的提升具有启示作用。首先,提升文化行动力是

激发村落地方文化活力最有效的方式,这就需要发挥村落主体即村民参与文化保护和传承的能动性,并赋予他们

参与其中的能力,这种“能动性”和“能力”可有效促进村落文化不断适应新的环境,满足新的需求。因此,如何让

村民获得这种“能力”和“能动性”,是政府相关管理部门进一步激发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的重要举措。其次,激

发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需要推动村民从经济、社会认同拓展至深层次的文化、情感认同。只有当村民对村落的

认同上升到文化和情感层面,他们才会将维护地方文化本底融入日常实践,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因单纯追求经济

利益而使文化出现异化或过度商品化,进而使村民成为村落地方文化真正的守护者、实践者和传播者。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虽然严格遵循了理论建构和量表开发的程序,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可为后续研究提供方向。首先,

案例地的选取仅限于浙江省松阳县域内的旅游发展型传统村落,虽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但是尚未考虑具有显著

文化差异的其他地区,比如少数民族区域内的传统村落,有待后续研究予以补充和深化。第二,对地方文化活力

的结构维度进行探索性研究,初步阐述了各维度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但是激发文化活力是一个复杂、动态的过

程,尚有待引入前因变量或中介变量,通过模型构建与实证检验对地方文化活力的形成机理进行探讨,可为传统

村落地方文化活力的提升提供有益指导。第三,依据本研究建立的地方文化活力维度结构和测量量表,进一步构

建评价模型与评价指标体系也值得后续研究的关注。

OnDimensionalExplorationandScaleDevelopmentofLocalCulturalVitality

inTourism-DevelopedTraditionalVillages

BaoYafangꢀSunZhiꢀJiangHanjing

CollegeofLandscapeꢀArchitectureꢀZhejiangA&FUniversityꢀHangzhouꢀZhejiang311300ꢀChina

AbstractMostofthecurrentdiscussionsonthedimensionsofculturalvitalityhavebeenbasedonurban

contextsꢀandarenotapplicabletothemeasurementoflocalculturalvitalityintourism-developedtradi-

tionalvillagesTakingtraditionalvillagesdevelopedfortourisminSongyangCountyasacasestudyꢀthis

paperexplorestheinternalstructureandmeasurementscaleoflocalculturalvitalityfromtheperspective

ofvillagersusingtheoreticalmodelconstructionandempiricaltestingTheresultsrevealthatthelocalcul-

turalvitalityintourism-developedtraditionalvillagesconsistsofthreedimensionsꢅculturalmobilizationꢀ

culturalcohesionꢀandculturalcreativityꢀtogetherwith13measurementindicatorsTheculturalmobiliza-

tiondimensionisthemosteffectiveconstituentoflocalculturalvitalityꢀfollowedbyculturalcreativityand

culturalcohesionThisstudyshowsthatlocalculturalvitalityintourism-developedtraditionalvillageshas

newdimensionsandconnotationsthatdifferfromculturalvitalityinurbancontextsTheresultsnotonly

enrichandadvancethebasicresearchonculturalvitalityꢀbutalsoprovideguidanceforthepracticeofhigh-

qualitytourismdevelopmentintraditionalvillages

Keywordstraditionalvillagesꢋlocalculturalvitalityꢋgroundedtheoryꢋdimensionalexplorationꢋscalede-

velopment

[责任编辑:钟秋波]

第50卷第4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

SocialSciencesEditionꢂ

023年7月

Vol50ꢀNo4

Julyꢀ2023

旅游演艺沉浸体验的影响因素

与形成机制

———基于《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扎根分析

李万莲_ꢃ陈晓钱_ꢃ王良举

ꢃꢃ摘要:旅游演艺是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沉浸体验是评价旅游演艺开发质量的重要因素。本文以《只有河

南·戏剧幻城》为案例,对游客沉浸体验进行扎根分析。研究发现,旅游演艺特质和游客认同是影响游客沉浸体验

形成的主要因素;游客沉浸体验包括感官沉浸、情感沉浸和思维沉浸三个维度;旅游演艺特质是影响游客认同和游

客沉浸体验的基础,且游客认同在旅游演艺特质与游客沉浸体验之间起中介作用,促进了游客沉浸体验的形成。

关键词:旅游演艺;沉浸体验;游客认同;扎根理论

DOI1013734ꢄjcnki1000-531520230411

收稿日期:2022-10-28

基金项目:本文系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全域旅游发展利益共享机制及实现路径研究”(AHSKF2018D13)、

安徽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旅游演艺项目游客沉浸体验的影响因素及其形成机制研究”

(ACYC2021138)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李万莲,女,安徽淮南人,生态学博士,安徽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旅游目

的地开发与管理,E-mailꢅliwanlian2003@163com;

陈晓钱,女,安徽合肥人,安徽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王良举,男,安徽合肥人,经济学博士,安徽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旅游演艺是基于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演出产业及其他产业深度融合的大背景,以旅游者为主要观众,

以地域文化为主要表现内容,在旅游城市、旅游景区内或其附近选址推出的、能对当地旅游业发展带来积极

影响的中型及大型演出活动^①^。在以^“沉浸传播^”^、^“体验经济^”为标识的第三媒介时代^,旅游演艺借助虚拟现

实、增强现实、扩展现实等技术,通过场景感营造、故事线构建、互动活动设计等,将游客带入其中,为他们创

造难以忘却的沉浸体验。数据显示,从2013年到2019年,旅游演艺节目台数由187台增加到340台,其中,

019年旅游演艺票房高达68.02亿元^②^,成为旅游经济的重要支撑力量^。即使是在新冠疫情期间^,旅游市场

受到不利影响的情况下,旅游演艺项目的投资热度依然居高不下。然而,伴随旅游演艺项目的井喷式增长,

投资盲目跟风、营收无力,产品同质化、游客体验感不足等问题也层出不穷,导致多数旅游演艺项目经营惨

淡、效益不佳,以失败告终。面对旅游演艺巨大的市场潜力和旺盛的市场需求,如何彰显自身特色获得游客

认同? 如何让游客沉浸其中提升体验质量? 亟待开展专门研究,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研究支持。有

鉴于此,本研究基于沉浸体验理论与游客认同理论,在线搜集多源文本资料,运用扎根理论开展逐级编码,提

①

②

毕剑《基于空间视角的我国旅游演艺发展研究》,辽宁师范大学2016年博士学位论文,第36页。

道略文旅产业研究院《旅游演艺市场遭受疫情冲击,上游制作方竟实现逆势增长?》,中国旅游新闻网,2021年3月4日发布,2022年10月28

日访问,httpꢅꢄꢄwwwctnewscomcnꢄfylyꢄcontentꢄ2021-03ꢄ04ꢄcontent_98939html。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炼影响游客沉浸体验形成的主要因素,并探究其形成的理论机制。本研究在理论方面有助于阐释旅游演艺

游客沉浸体验的形成机制,丰富旅游领域沉浸体验的研究成果;实践方面有望为目的地旅游演艺项目的创新

开发及运营管理优化提供思路与视角。

一ꢃ文献综述

(一)旅游演艺

学术界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对旅游演艺表演的关注,MacCannell最早从原真性的角度,提出

^了^旅^游^演^艺^是^经^过^改^造^的^产^物^,^其^呈^现^的^内^容^存^在^一^定^的^非^真^实^性^①^。毕剑认为^,旅游演艺在对地域文化进

^行^艺^术^加^工^的^同^时^也^在^重^构^,^这^种^新^文^化^是^一^种^美^好^的^“^真^实^”^②^。在项目开发与运营方面^,创演团队的号召

力、演艺内容的文化性和创新性、舞台的观赏性与互动性被认为是旅游演艺产品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叶志

良提出,围绕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社会认同来进行内容开发,才可以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旅游演艺作

^品^③^。随着旅游演艺项目数量的增加^,学者们多从动机^、感知与满意度等视角^,结合具体案例地开展旅游演

艺游客体验的相关实证研究,且学界已经认识到演艺项目中游客沉浸体验对其满意度评价的重要性^④^,但仍

缺乏相关理论分析与研究以明确游客沉浸体验的形成机制。

(二)沉浸体验

沉浸体验是由美国心理学家Csikszentmihal_yi提出的概念,在不同的研究领域也被翻译为“心流体验”、

“

畅爽体验”等,它是指人们全身心投入一项活动时的整体感觉,发生在知觉(感官)和心理(情感)两个层面。

Csikszentmihalyi概括了九个维度作为沉浸状态的特征^,^分^别^是^挑^战^和^技^能^平^衡^、^行^动^和^意^识^的^融^合^、^明^确^的

目标、即时反馈、全神贯注、控制感、自我意识的丧失、时间扭曲和内在动机^⑤^。但部分学者认为^,在不同的体

^验^环^境^下^,^上^述^九^个^维^度^并^非^都^是^必^要^的^⑥^。可见^,在沉浸体验的概念维度层面^,不同学者的观点尚未达成

一致。

国内外有关游客沉浸体验的研究成果主要聚焦于影响因素和结果两个方面。沉浸体验的影响因素研究

可分为旅游者自身因素和旅游活动特质两大类。旅游者自身因素方面,外向型人格的个体更容易经历沉浸

体验,个人经验在户外冒险旅游活动中也会正向影响游客沉浸体验的发生^⑦^,且旅游者对旅游活动的兴趣是

支持沉浸体验获得的关键性因素。此外,旅游者的文化背景也是影响沉浸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旅游活动

方面,身临其境和临场感的塑造会促使游客产生沉浸^⑧^,_地_方_性_景_观_以_及_地_域_文_化_元_素_会_让_游_客_对_景_点_文_化

产生认同,并令其感到快乐而沉浸其中,高度参与以及良好的群体互动会让沉浸发生的可能性更大^⑨^。沉浸

体验结果研究包括满意度、口碑与推荐、忠诚及重游等。

(三)游客认同

认同是个人或群体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以暂时性、异地性和流动性为特征的旅游活动,涉及

到众多的“他者”,与“他者”及“他者”的地方、文化、行为等进行接触、交流、互动,进而产生认同或排斥心理,

会对游客体验产生深刻影响^ꢆ^ꢇ^ꢈ^。因此^,游客认同也成为了旅游体验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在旅游过程中^,游

①

DeanMacCannellꢀꢎStagedAuthenticityꢅArrangementsofSocialSpaceinTouristSettingsꢀꢏ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79ꢀno3ꢁNo-

vember1973ꢂꢅ597

②

毕剑《美好抑或悲哀:旅游演艺的文化真实性研究》,《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第144页。

叶志良《中国旅游演艺的国家形象建构与传播》,《文化艺术研究》2020年第3期,第11ꢉ16页。

施思、黄晓波、张梦《沉浸其中就可以了吗? ———沉浸体验和意义体验对旅游演艺游客满意度影响研究》,《旅游学刊》2021年第9期,第53

页。

③

④

⑤

⑥

MihalyCsikszentmihalyiꢀꢎPlayandIntrinsicRewardsꢀꢏJournalofHumanisticPsychology15ꢀno3ꢁSummer1975ꢂꢅ41-63

YunJungLeeꢀSejinHaꢀZacharyJohnsonꢀꢎAntecedentsandConsequencesofFlowStateinE-CommerceꢀꢏJournalofConsumerMarket-

ing36ꢀno2ꢁFebruary2019ꢂꢅ266

GillPomfretꢀꢎMountaineeringAdventureTouristsꢅaConceptualFrameworkforResearchꢀꢏTourismmanagement27ꢀno1ꢁFebruary

006ꢂꢅ115

⑦

⑧

⑨

姚延波、贾广美《社交媒体旅游分享对潜在旅游者冲动性旅游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临场感视角》,《南开管理评论》2021年第3期,第72页。

曹花蕊、杨铠《旅游消费中游客流畅体验的结构与影响机制》,《消费经济》2013年第4期,第75页。

ꢆꢇꢈ余向洋等《旅游视域下的认同研究———基于文献综述的视角》,《人文地理》2015年第2期,第16页。

100

李万莲ꢃ陈晓钱ꢃ王良举ꢃ旅游演艺沉浸体验的影响因素与形成机制———基于《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扎根分析

客在目的地所感知到的景观质量、地域文化、历史记忆^①等因素都能够激发游客生成各种形式的认同^,包括

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地方认同、自我认同等。同时,游客认同会带来积极效应:一方面,能够唤醒游客自身的

积极情绪,如愉悦感、幸福感、自豪感等;另一方面,会正向影响游客的旅游体验,驱动游客的重游倾向^②^,

有

助于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

综上可见,不同研究情境下沉浸体验的维度及影响因素各不相同,且目前旅游领域内沉浸体验的研究对

象多以户外探险、休闲运动为主,而观赏旅游演艺项目的展演类属于文化旅游体验,相对于休闲运动更具有

历史文化性及艺术性的特征,其游客沉浸体验的形成机制尚未得到充分研究,有待结合市场表现好的旅游演

艺项目开展游客沉浸体验的影响因素及其形成机制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二ꢃ研究设计

(一)案例选取与概况

₂⁰²¹^年^底^,^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的^《^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凭^借^引^领^式^的^艺^术^价^值^获^评^全^国^首^批SIT^超^级

沉浸旅游项目。本研究选取《只有河南·戏剧幻城》为案例地,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量。一是《只有

河南·戏剧幻城》立足中原文化底蕴,借助“声光电”等数字化技术,利用21个剧场近700分钟的剧目表演,

让观众以行进式的观剧方式深度融入项目场景,有利于形成沉浸体验,故该项目在开展旅游演艺游客沉浸体

验研究方面具有良好的代表性。二是该项目的创作导演王潮歌女士作为中国文旅演艺界的先行者和实践

者,其主导创作的旅游演艺项目在业内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只有》^③系列在国内其他旅游目的地亦

有在演项目,项目创意开发与运营管理经验推广性较强。

(二)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是由美国学者Glaser等提出的一种自下往上建立实质理论的质性研究方法,常被用于探索和

归纳某一现象的影响因素。该方法是直接从实际观察出发,对质性数据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

编码,通过对原始资料的概括与归纳,研究不同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寻找反映事物本质的核心概念,进而根

据核心概念以及不同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来构建相应的系统理论,最终通过饱和度检验来认证所构建的理

论模型。鉴于旅游演艺沉浸体验目前国内外尚没有成熟的测量量表和理论模型,因此,本文采用扎根理论方

法对旅游演艺项目游客沉浸体验的影响因素与形成机制进行探索性研究。

(三)数据收集及处理

本研究利用P_ython软件从携程旅行网和美团网抓取关于《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游客在线点评作为

分析资料,主要是基于这两大网站关于《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在线点评数量达到了一定规模,能获得比较

充足的原始数据,为后续分析提供了重要保障。具体步骤如下:(1)按照时间顺序,抓取2021年6月6日至

022年8月31日的全部评论数据共计4271^条^;⁽2⁾^鉴^别^评^论^的^亲^历^性^,^剔^除^具^有^广^告^宣^传^倾^向^的^评^论^;

(₃)剔除有重复或抄袭痕迹的评论;(₄)剔除与游客沉浸体验无关的评论。经过反复阅读与慎重筛选,最终得

到887条有效评论^④^。从筛选后的评论数据中随机选取80%的数据^,借助Nvivo11_plus软件的编码功能^,遵

循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展开研究,对数据依次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选择式编码,进而根据概念之间的

逻辑关系构建沉浸体验的形成机制理论模型,剩余20%的数据用于理论饱和度检验。

为了提高研究的客观性与完备性,在开放式编码阶段,研究团队成员先独立对原始资料进行分析,接着

再进行会议讨论,得到初始概念和范畴。在主轴式编码阶段,不断进行初始范畴和主范畴的比较,当存在争

议时会再回到资料中继续完善。在选择式编码阶段,找出尽可能完整且重要的核心范畴及其与其他主范畴

之间的联系,进而生成理论模型,并确保所有分析结论在研究团队内部形成一致意见。与此同时,在央视网、

人民网、新华网等官方网络平台收集《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相关评论报道以及哔哩哔哩网站中该项目的

①

②

③

赵志峰、孙国东、李志伟《红色旅游社会效应研究———基于认同视角的探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64页。

丁风芹等《中国传统古村镇游客重游意愿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研究———以周庄为例》,《人文地理》2015年第6期,第151页。

《只有》系列是王潮歌导演继《印象》系列(《印象刘三姐》等)、《又见》系列(《又见敦煌》等)之后又一崭新旅游演艺系列作品。目前国内在演的

《只有》系列作品还有四川乐山的《只有峨眉山》以及江苏盐城的《只有爱·戏剧幻城》。

④

来自携程和美团的有效评论分别为428条和459条,分别以“Ai”和“Bi”的形式进行标识,其中“i”代表该评论在有效评论中的排序。

10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导演与多位嘉宾的访谈视频资料,用于三角验证。

三ꢃ扎根理论分析

一)开放式编码

(

^开^放^式^编^码^是^将^原^始^资^料^逐^步^概^念^化^和^范^畴^化^的^过^程^①^。编码的程序为贴标签ꢉ概念化ꢉ范畴化三个

步骤。为了确保编码结果的可靠性与有效性,一方面,编码过程中尽量使用资料的原始内容作为标签,并以

此为基础发掘初始概念;另一方面,编码过程反复多次进行,不断与前次编码结果进行比较,从而形成一致的

意见与结果。本文最终在剔除出现频次小于5以及合并意义重复的概念后,根据研究主题和概念之间的语

义逻辑联系,提炼出21个初始范畴。部分开放式编码结果示例如下(见表1)。

表1ꢃ开放式编码示例

原始资料②

概念化

停车场免费

态度热情

初始范畴

接待设施

工作人员

剧场管理

场景布置

舞台设计

观看视角

群体氛围

表演人员

表演形式

文化底蕴

A27停车场很大,而且都是免费的,即使玩得再久也不用担心。

A147工作人员很热情,有不懂的都热心回答。

B47剧场有些混乱,插队的、乱站挡着别人的,极其影响观剧。

B2进门就是绿油油的麦田,还有园区内黄色的建筑设计,凸显了河南的地域特色。

A311整个剧场设计为李家村村落样式以及周遭荒原环境。

A4我坐在第一排,演员代入感太强了!

剧场秩序乱

特色景观营造

临场感

观剧位置

A2遇到熊孩子的熊家长给孩子一直大声放手机上的动画片,彻底破坏气氛。

A76没台词的时候也继续着表演而不是呆呆坐着,观众看着完全不会出戏。

A2被“老师”选中,被扔粉笔,被要求念诗,真的好爽。

B9真真做到河南文化输出,一个字,绝!

观众不文明行为

敬业投入

互动性

文化活化

(二)主轴式编码

ꢃꢃ

主轴式编码旨在对开放式编码所得初始范畴进一步归纳和重排,采用类聚分析在不同初始范畴之间建

立联系,并发展主范畴,使研究结果更加具有指向性和理论性。通过进一步分析21个初始范畴之间的相互

关系和逻辑顺序,结合已有相关研究成果,本研究归纳出演艺服务、演艺空间、演艺表演、演艺内容等10个主

范畴,各主范畴及其对应的初始范畴如表2所示。

(三)选择式编码

选择式编码是理论构建的过程,主要任务是提炼核心范畴并利用“故事线”来分析核心范畴与其他范畴

的逻辑关系。通过对本研究的主范畴及原始资料反复对比与思考,发现主轴式编码得到的所有主范畴均代

表不同的特征,缺少任何一项都无法概括原始资料的所有内容。最终本研究将“旅游演艺游客沉浸体验的影

响因素与形成机制”作为核心范畴。围绕核心范畴,故事线可概括为:旅游演艺特质和游客认同是影响旅游

演艺游客沉浸体验的主要因素。其中,旅游演艺特质是情境客观因素,涵盖演艺服务、演艺空间、演艺表演、

演艺内容四个主范畴。作为体验对象,它是游客沉浸体验生成的基础前提。游客认同是个体主观因素,涵盖

景观认同、身份认同、文化认同三个主范畴,旅游演艺特质除了直接作用于沉浸体验之外,还会刺激游客认

同,游客认同进一步促进沉浸体验生成。

(四)理论饱和度和信效度检验

理论饱和度检验是决定是否停止样本采集的一个标准,用于验证模型合理性,当资料无法产生新范畴的

时候,说明模型处于饱和状态。本研究运用保留的20%评论文本数据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检验结果表明

本文的数据资料并未重复出现新的范畴与关系,说明本研究采集的样本符合要求,所构建的理论模型已达到

饱和状态。

①

②

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0页。

表格里列示的网页评论摘取自网页上网友的真实评论语句,本文未做文字修改。

102

李万莲ꢃ陈晓钱ꢃ王良举ꢃ旅游演艺沉浸体验的影响因素与形成机制———基于《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扎根分析

筛选后的游客在线评论信息可被视为具有独立意义的文本内容,是游客真实体验的表达,具有良好的内

^在^信^度^①^。同时^,本研究资料收集对象覆盖广泛^,不仅涉及游客本人的游后评论^,还采用权威媒体的官方报

道以及导演与多位嘉宾的访谈资料进行三角互证,各个渠道的信息相互补充和检验,有效提高了研究效度。

表2ꢃ主轴式编码结果

类别

主范畴

初始范畴

接待设施

工作人员

剧场管理

场景布置

舞台设计

观看视角

群体氛围

表演人员

表演形式

趣味艺术

文化底蕴

剧情编排

主题性

范畴内涵

景区的接待设施满足游客的基本需求

景区的工作人员服务热情周到

演艺服务

剧场的管理井然有序

场景布置蕴含地域元素,既有情怀又有惊喜

舞美灯光音效的运用

演艺空间

演艺表演

演艺内容

观众可以清晰地看到舞台表演

在场其他观众的行为会影响观众的状态

表演人员敬业投入且演技很棒

旅游演艺特质

以互动的形式让观众参与进来

表演既有趣味能够让观众感兴趣,又有艺术鉴赏的美感

演艺的内容深入挖掘地域特色历史文化

各个剧场剧情紧密关联,又各有特色

演艺的内容始终围绕景区特定的主题

演艺的内容会引起观众对现实生活的深思

游客认同景区的景观很美、拍照好看

游客认同自身的社会身份

思想内涵

景观优美

身份确认

地域文化

视听震撼

情感共鸣

骄傲自豪

反思自省

景观认同

身份认同

文化认同

感官沉浸

游客认同

沉浸体验

游客对地域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产生认同

游客在多维感官上受到震撼

表演让游客产生共鸣并流露真情

景区内文化符号的象征让游客感到骄傲自豪

游客深层次地对自我及人生等产生进一步认识

情感沉浸

思维沉浸

ꢃꢃ四ꢃ研究结果分析

一)影响因素

.旅游演艺特质

(

旅游演艺特质(演艺服务、演艺空间、演艺表演和演艺内容)是游客生成沉浸体验的基础前提。其中,演

艺服务为旅游演艺项目的开展提供了基本保障,让游客可以全身心投入剧目观赏中,具体服务包括接待设

施、工作人员和剧场管理三个维度。演艺空间营造了旅游环境中不同惯常的特殊氛围,使得观众与场景融为

一体,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②^,具体包括场景布置^、舞台设计^、观看视角和群体氛围四个维度^,它是游客形成

感官沉浸的关键因素。演艺表演是游客在旅游演艺类目的地的主要欣赏对象^③^,

具体包括表演人员^、表演形

式和趣味艺术三个维度。表演人员用精湛的演技,借助互动等形式,将观众带入情境。演艺表演是游客形成

情感沉浸的关键因素。演艺内容是旅游演艺产品的灵魂,具体包括历史文化、剧情编排、主题性和思想内涵

①

ZhengXiangetalꢀꢎAComparativeAnalysisofMajorOnlineReviewPlatformsꢅImplicationsforSocialMediaAnalyticsinHospitalityand

TourismꢀꢏTourismManagement58ꢀꢁFebruary2017ꢂꢅ55

②

③

吴帆、马晨骋《沉浸体验式戏剧的场景传播模式研究》,《现代传播》2021年第6期,第107页。

CharlesCLimꢀLawrenceJBendleꢀꢎArtsTourisminSeoulꢅTourist-OrientatedPerformingArtsasaSustainableNicheMarketꢀꢏJour-

nalofSustainableTourism20ꢀno5ꢁJune2012ꢂꢅ676

10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四个维度。有吸引力的内容才能让游客前往观赏,有内涵的故事才可以让游客引发深思。演艺内容是游客

形成思维沉浸的关键因素。

.游客认同

旅游演艺项目的展演过程获得游客认同(景观认同、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会促进游客生成沉浸体验。

游客在猎奇新景观、凝视异文化时,会通过感知和理解所遇见的人、事、物等,生成各种形式的认同。其中,景

观认同普遍被定义为“主体察觉到景观的独特性”。从审美的角度来看,游客在接收到景观的独特美学信息

^时^,^会^快^速^调^动^多^维^感^官^进^行^感^知^并^形^成^浅^层^次^的^感^官^沉^浸^①^。从符号表征的角度来看^,游客在解读具有地

域文化特色的景观符号意义时,会唤醒历史文化记忆进而生成情感沉浸和思维沉浸。身份认同是指个人在

集体中对自我身份的确定。旅游演艺通过塑造特定的文化景观和环境氛围,会强化游客对自我文化身份的

确认^②^,进一步产生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文化认同指的是游客对目的地所展示的文化价值的理解和

认可。旅游演艺通过叙事化的表演形式来拉近游客与历史事件、民族文化的距离和联系^③^,并在由文化符号

系统组成的特定场域里,引导游客主动探索中华民族历史和优秀传统文化,进而激发游客对中华文化价值观

的深度思考。

(二)形成机制分析

旅游演艺特质和游客认同是影响游客沉浸体验的主要因素,具体可归纳为旅游演艺特质对游客沉浸体

验的基础支撑作用以及游客认同对游客沉浸体验的中介促进作用。

.旅游演艺特质对游客沉浸体验的基础支撑作用

旅游演艺是旅游目的地在特定的空间中为游客提供的文化观赏、参与和体验的展演活动^④^,其自身特质

决定了旅游吸引力,也是游客产生沉浸体验的重要前提。具体来说,其一,面面俱到的服务让游客在陌生的

环境下放松自我,专注体验内容。例如,“全程都有景区引导人员帮忙指路,态度特别好”(A17)。其二,精美

的空间设计让游客在感官上产生刺激,印象深刻。例如,“回家的路上脑海里回忆的还是当天的剧情和场景”

(_A₂₀₅)。其三,专业的表演将游客带入情境与演员共情。例如,“果然是沉浸式的体验,演员就在我面前,没

麦没音响,声情并茂”(A80)。其四,幻城深入挖掘河南的历史文化,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延伸故事的思想内

涵,让游客在有所闻后有所想。例如,“在里面我看到了1942年的河南,体会到当时年代的艰苦与不容易,更

加珍惜今天的生活”(A201)。

.游客认同对游客沉浸体验的中介促进作用

在旅游体验的研究中,学者多倾向于从“主体性”出发构建理论,而游客认同恰恰是表征“主体性”的一个

基本维度^⑤^,二者具有紧密的关联性^。在本研究中^,旅游演艺特质会刺激游客认同^,而游客认同会进一步促

进游客沉浸体验的形成。具体来说,其一,幻城借助独特的地域元素进行景观布置,打开游客的审美阈限并

使其产生认同。例如,“建筑真的有着独特的美感,天气晴好,随手一拍就是大片”(A126)。游客的景观认同

会进一步促进沉浸体验的生成。例如,“给我的感受是建筑外观仿佛看到3600年前的商代故城,三百多米的

夯土墙,用古老高明的筑墙工艺,很是震撼”(A52)。其二,幻城里的建筑细节(如“地名墙”)、故事情节(如

“饥荒”)等所承载的族群记忆,能够使游客切实感受到集体归属感,刺激其产生身份认同。例如,“走进园区

大门感到特别的震撼,映入眼帘的麦田,让我想到了自己的家乡商丘”(A51)。游客的身份认同会进一步促

进沉浸体验的生成。例如,“看了火车站剧场和李家村剧场,感受到了身为河南人的骄傲,感动得哭得稀里哗

啦”(A117)。其三,幻城的故事从夏商贯穿至今,引导游客在尽是河南意象的空间里探索河南这片土地的文

化精神,创造并巩固文化认同。例如,“看到这片麦田,就知道为什么河南人爱吃面,这是刻在骨子里的基因”

(_A₁₀₆)。游客的文化认同会进一步促进沉浸体验的生成。例如,“准确地说是一个艺术文化的欣赏地,会让

①

②

③

④

⑤

吴恒、何文俊《因何而美:旅游审美体验的溯源与机制》,《旅游学刊》2022年第1期,第100页。

傅才武《论文化和旅游融合的内在逻辑》,《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第97页。

徐翠蓉、赵玉宗《文旅融合:建构旅游者国家认同的新路径》,《旅游学刊》2020年第11期,第12页。

光映炯《认识“旅游展演”:基于“行为ꢉ文化ꢉ场域”的阐释路径》,《广西民族研究》2017年第5期,第117页。

陈才、卢昌崇《认同:旅游体验研究的新视角》,《旅游学刊》2011年第3期,第37页。

104

李万莲ꢃ陈晓钱ꢃ王良举ꢃ旅游演艺沉浸体验的影响因素与形成机制———基于《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扎根分析

我有一些精神上的不同感触”(A16)。

(三)沉浸体验

借鉴已有沉浸体验的研究成果,考虑到旅游演艺传播文化的独特性^①^,本文在对原始资料编码分析的基

础上,将旅游演艺游客沉浸体验解构为感官沉浸、情感沉浸和思维沉浸3个维度。具体而言,感官在旅游体

验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触发作用,它是旅游体验过程中的第一物质通道^②^,强烈的感官体验会进入长期记

忆系统,促使游客形成难忘的回忆。在旅游演艺项目展演情境中,当游客浸入旅游演艺项目的剧情脉络时,

会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并对演艺描述的故事场景产生近乎真实的心理表象,随着剧情脉络的发展体验到强

烈的情感反应。当表演结束后,游客通过认同表演艺术中的情感与价值,获得深刻的触动与感染,并对现实

生活中的自我进行思考反省,从而收获更深层次的思维沉浸体验。

五ꢃ研究结论与启示

(

一)主要结论

本文遵循扎根理论的研究范式,探索性地分析构建了旅游演艺游客沉浸体验形成机制概念的理论模型,

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旅游演艺游客沉浸体验包括感官沉浸、情感沉浸和思维沉浸三个维度。旅游演艺借助景观设计以

及数字技术的应用,形成感官刺激;并利用互动式的表演模糊表演区和观赏区之间的界线,拉近心理距离,让

游客浸入旅游演艺中的故事和人物角色,产生高度共鸣和深度共情;随着演艺表演的推进,游客会对故事内

容进行自我理解和分析,由此引发基于故事内涵的思维沉浸体验。过往学界和业界对沉浸体验的理解大多

是基于感官刺激和情感投入,相对忽视了游客对旅游演艺产品文化内涵的理解和对自我的反思。本文基于

评论资料和三级编码将其凝练为“思维沉浸”,这一维度的提出进一步揭示了游客沉浸体验的内涵,为开展游

客沉浸体验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思路。

第二,旅游演艺特质(演艺服务、演艺空间、演艺表演和演艺内容)和游客认同(景观认同、身份认同和文

化认同)是影响游客沉浸体验的主要因素。其中,旅游演艺特质是情境客观因素,游客认同是个人主观因素。

已有研究表明,体验景观是影响游客沉浸体验的重要因素,包括物理环境、体验产品、服务人员和其他游客

等,这与本文得出的“旅游演艺特质”维度的主要内涵相似。除此之外,本文还认为游客认同会影响沉浸体验

的生成,这主要是因为认同能够唤醒积极情绪让游客更容易沉浸其中。对于游客认同的分析,充实了现有文

献对文化旅游类产品中游客沉浸体验的形成机理研究。

第三,旅游演艺特质是游客沉浸体验的基础前提,游客认同是游客沉浸体验的重要驱动力。旅游演艺以

主题叙事为方式,以沉浸式视听为效果,提供给游客直接的感官体验、间接的情感体验和内省的思维体验。

此外,在不同于日常环境的场域下,旅游演艺以其独特的文化符号、丰富的文化内涵、多样的文化形式、深刻

的人文情怀,让游客对目的地以及自我身份产生感知和认同,进而从浅层次的视听感受升华为深层次的心灵

触动和反思自省,推动其形成难忘的沉浸体验。

(二)实践启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对目的地旅游演艺项目的开发与管理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第一,精心布设场景空间,营造沉浸氛围。重视剧场看台的设计,合理安排场地梯度和座位布局,尽可能

优化游客的观看视角,并对不同观看效果的席位设定合理的差价。同时,加强游客管理,及时制止不文明行

为,避免影响同场其他游客的体验。

第二,创新表演形式,促进游客参与。体验经济时代,游客追求“共创性体验”,其核心就是游客参与。旅

游演艺还需利用全新科技与创意进行深度融合,培育出更多的新业态和新模式。

第三,凝练特色文化,激发游客认同。文化旅游是以文化过程或文化性作为旅游吸引物,旅游演艺应深

①

②

张朝枝、朱敏敏《文化和旅游融合:多层次关系内涵、挑战与践行路径》,《旅游学刊》2020年第3期,第63页。

DoraAgapitoꢀPatríciaValleꢀJúlioMendesꢀꢎTheSensoryDimensionofTouristExperiencesꢅCapturingMeaningfulSensory-Informed

ThemesinSouthwestPortugalꢀꢏTourismManagement42ꢀꢁJune2014ꢂꢅ225

10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入挖掘地域特色文化元素并适当融入创新元素,在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满足现代游客求新求异的

需求,进而刺激游客认同带来高质量的体验。

第四,提高服务质量,优化现场管理。如,增加景区内的智能化设施以提高旅游便利性;定期进行员工培

训,提升与游客互动的技能;推行门票预约制度,通过移动设备在线显示游客的密集分布情况以实施分流来

避免拥堵,进而提高游客舒适度。

(三)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之处,未来需进一步完善与补充。第一,本研究是对单一案例进行探索性研究,

尚未采用多案例进行验证与补充,考虑到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未来可拓展到多案例研究,进一步深化理论贡

献。第二,基于网络文本的扎根研究虽然有助于发现新的理论,但在信效度等方面仍需完善,后续将对各个

范畴进一步概念化和操作化,可考虑利用现场问卷调查等方法,经由实证数据检验以便进一步探索旅游演艺

游客沉浸体验的影响因素及形成机制。

FactorsandMechanismsofImmersiveExperienceinTourismPerforming

ArtsAGroundedAnalysisofUniqueHenanLandofDramas

LiWanlianꢀChenXiaoqianꢀWangLiangju

CollegeofBusinessAdministrationꢀAnhuiUniversityofFinance&EconomicsꢀBengbuꢀAnhui233000ꢀChina

AbstractTourismperformingartsareanessentialcarrieroftheintegrateddevelopmentofcultureand

tourismImmersiveexperienceisanimportantfactorinevaluatingthequalityoftourismperformingarts

developmentUsingthecaseofUniqueHenanꢁLandofDramasꢀthisstudyconductsagroundanalysisof

touristsꢊimmersiveexperienceTheresultsshowthatthecharacteristicsoftourismperformingartsand

touristsꢊidentificationarethemainfactorsaffectingtheformationofimmersiveexperienceTouristsꢊim-

mersiveexperiencecomprisesthreedimensionsꢅsensoryimmersionꢀemotionalimmersionꢀandcognitive

immersionThecharacteristicsoftourismperformingartsserveasthefoundationfortouristsꢊidentifica-

tionandimmersiveexperienceTouristsꢊidentificationplaysamediatingrolebetweenthecharacteristics

oftourismperformingartsandtouristsꢊimmersiveexperienceꢀpromotingtheformationofimmersiveex-

perience

Keywordstourismperformingartsꢋimmersiveexperienceꢋtouristsꢊidentificationꢋgroundedtheory

[责任编辑:钟秋波]

106

第50卷第4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

SocialSciencesEditionꢂ

023年7月

Vol50ꢀNo4

Julyꢀ2023

_C_h_a_t_G_P_T的教育挑战与应答

张海波_ꢃ杨兆山

ꢃꢃ摘要:以ChatGPT类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催生的社会生产的新业态和新模式,正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

生活和学习方式,也对学校教育教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立足人工智能时代社会和教育发展变革的现实与未来,我

们需在教育视野中认识ChatGPT的功能特性,分析其教育中的应用价值及边界;ChatGPT带来的教育新议题,促

使人们重思教育的本质、教育与技术的关系以及教师的地位和作用。在此基础上,深刻认识ChatGPT的教育变革

意蕴,积极关注和挖掘ChatGPT教育应用的可能空间,警惕和防范其教育应用的潜在风险,让ChatGPT类人工智

能更好地服务于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推动教育的数字化转型,以更好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ChatGPT;人工智能;全面发展

DOI1013734ꢄjcnki1000-531520230509

收稿日期:2023-05-30

作者简介:张海波,男,黑龙江海林人,教育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教育基本理论、马克

思主义教育思想,E-mailꢅzhan_ghb103@nenueducn;

杨兆山,男,黑龙江甘南人,法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022年末新一代人工智能代表性技术ChatGPT的出现,引起了社会各领域广泛注意。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

对教育的冲击和影响,也成为当前教育理论界讨论的热点话题。“ChatGPT”全名为“ChatGenerativePre-trained

Transformer”,是美国OpenAI公司开发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可译为“预训练式聊天生成器”,它可以通过理解

和学习人类的语言进行实时交互对话,完成撰写邮件、视频脚本、文案、翻译、代码,以及写论文等任务,甚至可以

替代部分人类劳动工作。ChatGPT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对自然语言的理解,依托海量的且时刻增长的互联网大数

据,模仿人类语言和思维并像人一样进行对话。ChatGPT作为以“对话”为核心突破的人工智能技术,它的出现对

教育的影响尤为巨大和深远。

一ꢃChatGPT技术的功能特性与应用局限

语言是人类文化、教育的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重要的思维工具和交际工具。“语言能力等价于构造世

界的能力”①,人类凭借创造和驾驭语言的能力进行着包括教育在内的思想文化世界的构造,不断地推动人类自

身和人类世界的生产和再生产。ChatGPT作为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对自然语言的理解和处理达到新的高度,能

够实现机器自然地与人交谈,任意地进行提问并即时回答问题,快速地检索文献并主动地生成用户所需的文本,

其创新性的功能特性展现出广阔的应用前景,人们相信其将对经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产生深远影响。研究和讨

论ChatGPT将对教育产生何种影响,需要立足教育语境,在教育视野中认识ChatGPT的功能特性,分析其具备

的教育应用能力及边界。

(一)ChatGPT的功能特性

ChatGPT是一个自然语言处理模型,是在AIGC(AI-GeneratedContent,即人工智能生成内容)领域取得最新

进展的科技成果。其利用RLHF(ReinforcementLearnin_gwithHumanFeedback,即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新

技术,通过连接大量的语料库来训练模型,解决了人工智能生成模型的一个核心问题,即如何尽可能地理解人类

①

赵汀阳《人工智能“革命”的“近忧”和“远虑”———一种伦理学和存在论的分析》,《哲学动态》2018年第4期,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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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语言并准确高效地生成文本,进而具备“无所不能”的对话聊天能力。除了新技术运用层面的进步,与之前的人工

智能相比,ChatGPT之所以成为一个现象级技术产品,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领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革命

性,还在于ChatGPT能够低门槛地直接满足普通用户的信息需求,通过智能交互方式高效匹配用户需要,应用范

围广泛,使得在全社会普及人工智能成为可能。认识和了解ChatGPT的功能特性,是分析其在教育领域可能引

发何种影响的基础。

ChatGPT具备强大的知识获取和信息检索能力。人工智能也称为机器智能(MachineIntelligence),简言之就

是用人工的方法在机器(计算机)上实现的智能。在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看来,“智能是知识和智力的总和。其中,

知识是一切智能行为的基础,而智力是获取知识并应用知识求解问题的能力”①。自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诞生,

人们一直希望计算机能拥有更强大的功能。随着互联网的出现以及计算机算力的大幅提升,人类获取、存储与使

用信息和知识的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至今为止,互联网形态可大致分为web10、web20和web30三

个阶段,分别对应专业生成内容(PGC)、用户生产内容(UGC)和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三个阶段。从web10

时代由专业人士制作和分享知识内容,到web20时代用户依靠搜索引擎自主生成知识内容,人类的知识获取和

信息检索能力实现了巨大的飞跃。但在近二三十年间,虽然搜索引擎技术快速发展极大地便利了人们的知识获

取,但是其呈现的信息内容还是要依靠用户进行深度的处理和再加工才能满足需要。ChatGPT属于人工智能生

成内容(AIGC)的应用,在内容生产方式上取得了重大突破,“由于ChatGPT在理解、生成和对话能力上的质变,

它不仅能够继承简单的咨询功能,还能够在一定的水平上与学生通过对话合作解决问题”②。ChatGPT实现了信

息数据的巨量化,具备较强的内容创造力和一定程度的认知和交互能力,使得ChatGPT具有丰富的知识储备,能

进行实时自主生成内容,回答各种问题;同时,ChatGPT还能够不断学习和更新自己的知识库,以适应不断变化的

信息和知识需求。

ChatGPT拥有强大的认知智能,理解人类语境,拥有严密的语言逻辑。人工智能包括运算智能、感知智能、认

知智能和创造智能③。其中运算智能指记忆和运算的能力,感知智能主要是计算机在听觉、视觉和触觉等方面对

外界环境感知的能力,认知智能主要是语言理解能力,创造智能是对未见过未发生的事物进行验证和实现的智力

过程。目前,运算智能和感知智能已经获得了很大进步,甚至在某些方面已远远超过人类,人工智能的重心转向

了认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在认知智能中处于核心地位,而计算机对语言的理解受制于对语境的理解。在大数

据爆发的时代,ChatGPT通过大数据纳入人类语境,“在大数据发展的基础上,语言模型不仅通过纳入人类语境理

解人类语言,而且通过大数据的机器学习深耕获得严密性甚至超越人类的更强语言逻辑”④。并且,ChatGPT通

过人类反馈不断进行强化学习,将大数据所纳入的人类语境进行强化,从而优化计算机对人类语境的理解。这使

得ChatGPT能记忆和总结对话的内容,并进行逻辑推理,从而给出符合上下文内容的合理答案,展现出在机器翻

译、语音识别、文本分析和聊天机器人等方面的显著优势。

ChatGPT能够不断进行训练和微调,在人机互问互答中持续优化迭代。ChatGPT一个重要功能特性就是即

使对同样的问题,每次都能够作出不同的回答,具备和人类问答时相似的流畅度、自然度和灵活性。这主要是因

为ChatGPT具有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指令微调和思维链等主要核心技术。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技术

可以利用人们对人机对话的评价和偏好来改进回答,这些对回答的评价可以用来训练一个奖励模型,强化学习系

统对回答好坏的判断。指令微调技术是能够追踪、学习和复述聊天会话历史的技术,并将其应用在实时会话中对

自然语言进行建模和推断。思维链技术通过在对话过程中不断提供上下文信息,来帮助模型理解语言请求的内

容。⑤ 这使得ChatGPT的人机对话更加灵活,能实现连续对话,避免无意义的重复,可以充分理解用户意图和偏

好,实现个性化内容定制,同时还能够基于训练模型对用户的不当请求予以拒绝。随着ChatGPT用户规模和问

答次数的迅速增加,具有联网功能的ChatGPT插件、功能更为强大的GPT-4语言模型的发布,以及数据、算法、算

力和语言模型的不断优化,ChatGPT类人工智能产品的功能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①

②

③

④

⑤

王万良《人工智能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第5版,第2页。

刘庆昌《技术时代的教育存在危机透视———从ChatGPT出发的思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第101页。

李德毅主编《人工智能导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版,第166页。

王天恩《ChatGPT的特性、教育意义及其问题应对》,《思想理论教育》2023年第4期,第19页。

刘禹良、李鸿亮、白翔等《浅析ChatGPT:历史沿革、应用现状及前景展望》,《中国图象图形学报》2023年第4期,第8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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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波ꢃ杨兆山ꢃChatGPT的教育挑战与应答

二)当前ChatGPT的应用局限

(

ChatGPT在人工智能上拥有令人惊叹的能力,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于ChatGPT的局限性,OpenAI官

方网站进行了介绍,当前的ChatGPT“有时会写出听起来合理但错误或无意义的答案。解决这个问题是具有挑战

性的,因为:(1)在强化学习训练过程中,目前没有真实的答案作为参考;(2)训练模型更加谨慎会导致它拒绝它可

以正确回答的问题;(3)监督训练会误导模型,因为理想答案取决于模型所知道的内容,而不是人类示范者所知道

的内容”①。ChatGPT的局限性与其技术逻辑直接相关,分析ChatGPT的局限性对于认识其教育应用具有重要

意义。

ChatGPT是在超大型文本语料库上预训练形成的,会因为数据中存在的“知识盲区”和模型偏好影响结果的

准确性。数据是ChatGPT类人工智能的“粮食”和“燃料”,其训练过程是基于现有数据库语料进行的,在预训练

过程中进行海量的“数据投喂”,才能提高模型的智能程度,成功理解人类语言并产出类人表达。如,ChatGPT的

训练集就使用了“总计约320TB的文字信息,涵盖超4000亿词和约31亿个网页,其中包括来自新闻、博客、社交

媒体的内容”②,相信未来这个数据训练量还会大幅增长。正由于如此庞大的语料库的存在,ChatGPT才能拥有

强大的知识和信息整合能力。但与此同时,这些训练数据本身并不全是优质可靠的文本,其质量和真实性无法得

到保证,极可能出现事实性错误问题。

ChatGPT存在事实虚构或提供错误的回答,内容答案符合语言逻辑但不符合事实。ChatGPT属于生成式人

工智能,这说明其对文本的处理不是简单地罗列和堆砌,而是具有一定的内在结构,对文献资料能够进行基于自

身逻辑的整合,从而达到近似人类的语义表达习惯。但是,ChatGPT人工智能依靠自身逻辑对语义的处理生成结

果,其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大数据规模和预训练期间人类标注员的强化,并不是真正地像人一样理解语境和

语义并作出回答。这就可能导致,在数据不足和训练遗漏的情况下,会出现文本的随机编造等事实虚构问题,即

存在“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现象。所谓“一本正经”,就是ChatGPT的回答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具有很大的

逻辑性和内在层次结构;所谓“胡说八道”,“强不知以为知”,是对于不知道的事情基于猜测进行确定的回答。

ChatGPT在常识性知识和上下文语境联系方面还存在相当大的缺陷,这表明它不是真正地理解人类语境和语义,

诸如对“关公战秦琼”、“刘邦打败朱元璋”等问题,其会进行荒谬的回答。

输出的结果不具备可解释性,目前在需要严谨信息来源的领域还难以很好地应用。虽然ChatGPT展现出令

人惊叹的语言能力,但就其形成过程来说依然是个操作的“黑箱”,就其产出的问答结果来说也存在“讨好”用户的

问题。在依靠专业人士制作、分享知识和用户通过搜索引擎自主生成内容的传统互联网时代,信息有较为明确的

来源,可以知道这些信息内容是由谁整理和提供的,类似于给检索的信息提供了参考文献和获取的路径方式,用

户和受众可以据此对信息的准确性进行判断。但ChatGPT类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所提供的信息并不能被有效地

追溯,用于训练ChatGPT的语料库,是经过人类标注过并进行统计、排序的数据,人们只能得到针对聊天的回应

和问题的最终回答,并不能了解ChatGPT是查阅整理了哪些资料以及依据何种理由进行的回复。“ChatGPT本

身就是一个被巨大的资本ꢉ技术力量喂养大的无人格的利维坦,或是一个由海量数据喂出的貌似尚可的输出所

构成的一个巨型‘剧场假相’。”③ChatGPT不具备可解释性,其个性化的回复也导致对于同一问题,不同用户以及

同一用户在不同时段得到的答案也可能是不一致的,这与要求严谨、准确程度极高的科学研究等领域的需要还有

很大差距。

此外,ChatGPT在数据安全、知识产权、社会伦理等方面也存在问题和局限。当然,新生事物产生之初总是不

完善的,技术的发展总是不断改进的。随着模型的改进、用户问答次数的增加,ChatGPT应用问题会得到逐步的

修正。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只要ChatGPT的技术逻辑还是基于大数据对人类语境的纳入,无论它的预训

练的语料库多么庞大,实现的也只是“统计学”意义上的理解,难以达到人类的思维状态,其创造性的感知思维能

力依旧与人类存在差距,在可预见的未来其能力边界将始终存在。

二ꢃChatGPT的教育变革意蕴与潜在风险

①

②

OpenAIꢀꢎIntroducingChatGPTꢀꢏOpenAIꢀNovember30ꢀ2022ꢀhttpsꢅꢄꢄopenaicomꢄblogꢄchatgpt

《热风口下的冷思考:ChatGPT还能飞多远》,人民网,2023年2月14日发布,2023年5月30日访问,httpꢅꢄꢄfinancepeoplecomcnꢄn1ꢄ

023ꢄ0214ꢄc1004-32623346html。

③

徐英瑾《“常人”“自欺”与聊天软件》,《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第4期,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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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正在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和学习方

式。“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和教育深度融合,促进教育变革创新”①。

ChatGPT类人工智能新技术催生的新业态和新模式,为教育现代化带来更多可能性。对此,我们需要分析Chat-

GPT带来的教育挑战,认识ChatGPT的教育变革意蕴,警惕和防范其教育应用的潜在风险,扬长避短、趋利避害,

让ChatGPT类人工智能更好地服务于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推动教育的数字化转型,促进教育教学的高质量发

展。

(一)ChatGPT浪潮下的主要教育议题

重思教育的本质和使命。ChatGPT拥有的强大知识和文字归纳能力使其在教育领域得到广泛关注和迅速应

用,如ChatGPT能在几分钟内形成一篇结构完整的论文,完成家庭作业,甚至可以通过某些考试。据O_penAI官

网介绍,最新的GPT-4在一些专业和学术领域表现出超出人类水平的性能,约能以前10%分数通过模拟律师考

试②。于是,在ChatGPT爆火出圈的第一时间,人们对于其教育影响的第一反应是考试诚信、学术伦理问题以及

人类教师是否会被替代等问题,以及国内外高校和学术期刊对ChatGPT出台相关限制使用措施,引发教育界的

广泛关注。但这些关注点都还只停在现象的表层,喧嚣之后人们开始思考“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对人类社

会的影响是什么? 它对教育全生态中不同的人各有什么影响? 它如何推动当前教育从过去向未来转型?”③等基

本问题。ChatGPT目前拥有的能力已令人惊叹不已,未来必定会出现更加智能的新技术冲击人类社会和教育,这

促使我们必须认真思考未来智能社会教育的演变动向,明确教育的不变本质和使命任务。这应是我们讨论Chat-

GPT影响教育的核心议题。

重思教育与技术的关系。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爆发的节点上,新兴科技层出不穷,科学技术在教育中的地位愈

发突出。ChatGPT作为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最新代表,展现出推动教育变革、重塑教育体系的巨大潜

力,同时也提供了思考教育与技术关系的新的契机。ChatGPT为我们提出系列重要问题,教育中的技术究竟为何

物,技术和人的发展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如何规避教育中的技术宰制和异化风险? 马克思对技术和机器有着本

质揭示,“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机器“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④。ChatGPT

作为人造物,是人类一般智力的对象化,表征人的本质力量。ChatGPT越是强大,越能证明人的充分发展,再强的

人工智能也不能超越人的智慧,教育界面对ChatGPT技术的“集体恐慌”大可不必。ChatGPT也不是万能的,它

不可能按照自身的技术逻辑来改造教育,解决教育中的所有问题,对教育的真正变革只能来自于人与社会的互

动。因此,我们需要做的是正确使用和驾驭ChatGPT技术,使其成为节约劳动时间、丰富物质产品和促进人的自

由与全面发展的重要助力。

重思教师的地位和作用。教师会被ChatGPT取代吗? 这是人们对教师职业存在的合理性提出的又一次强

烈质问。特别是ChatGPT在知识整合方面俨然真正像“教师”一样可以答疑解惑了,“教师消亡”的可能性似乎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为增加了。这种人工智能技术下“教师消亡”的悲观估计,隐含的预设是“教育等于灌输和训

练”,“教师是知识的化身,教师工作的核心在于传授知识”。在这种预设下,随着ChatGPT类人工智能技术的发

展,人类教师总有一天会在专业知识领域落后于智能机器,这种危机是真实存在的。对此,需要重思何为教师,进

一步明确教师的地位和作用。我们有足够理由相信教师职业不会消失,因为“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教师的职

责不仅仅是传授知识,还承担着在道德发展、思维方式、审美和情感等方面的育人任务。同时,教育过程是复杂

的,ChatGPT作为知识“搬运者”进行的输入与输出,并不能取代知识的内化、转化和外化这样一个完整的学习和

成长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ChatGPT类的人工智能将取代的不是教师这个职业,而是那些发展路径仍完全依赖

于以灌输知识为主的教学、以机械记忆为主的考试的教师。教师不会被ChatGPT所取代,并不意味着教师不会

面临危机和挑战。相反,在智能时代,我们更需要追问和思索教师应该何为,如何成为更有智慧和创造性的教师,

①

《习近平致信祝贺第三届世界智能大会开幕强调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人民日报》2019年5月17日,第

版。

ꢎGPT-4ꢀꢏOpenAIꢀMarch14ꢀ2023ꢀhttpsꢅꢄꢄopenaicomꢄresearchꢄgpt-4。

②

③

④

张晓军《关注人工智能对教育底层逻辑的影响》,《中国科学报》2023年2月14日,第3版。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

版,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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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波ꢃ杨兆山ꢃChatGPT的教育挑战与应答

这是ChatGPT对教师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需要整个教育界持续作答。

(二)ChatGPT的教育变革意蕴

推动学习方式和教学目标变革。学习是教育的核心范畴,教育的革新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学习方式的变革。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学习的中介发生了重要变化,学习方式也在不断演化,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主流

学习方式。在口传时代,学习方式主要是面对面的对话;在手写文字时代,学习方式主要是讲授和辩论;在印刷文

字时代,实验演示、探究式学习开始流行;在数字时代,远程学习和混合学习方式占据重要地位。长期以来,我们

的现代教育体系是建立在工业模式基础上的,班级授课制下的学习方式主要是课堂教学,最多再辅之以对话讨

论,即使在多年普遍实施素质教育的情形下讲授法的统治地位依旧牢固。ChatGPT类人工智能在语言和对话上

的突破,使得学生的学习方式可以突破课堂、教材和教师的限制,自主学习、对话讨论式学习以及问题导向式学习

将成为未来教育主流的学习方式。学习方式的变革也促使教学目标发生变革。ChatGPT可以让学生对知识的获

取轻而易举,记忆性、知识中心的教学目标失去了优势,指向深度学习的能力和素养导向的教学目标变得愈发重

要。在智能时代,“教育只要激发起人们学习的‘火焰’,学习者自身就能探索前行”①。因此,学习兴趣、好奇心和

思维能力的培养理应成为教育教学的核心目标。

为解放教师和学生提供了契机,并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近乎颠覆性地改变教育评价的方式,重塑教师与学生的

关系。ChatGPT具有强大的信息整合和内容生成能力,可以替代人类完成一些重复、机械、场景集约的工作,可以

为教师和学生赋能,合理利用它可以有效减轻师生负担,把教师和学生从单调重复的学习活动中解放出来。长期

以来,学生学业负担过重,教师因工作繁杂疲累而产生职业倦怠,一直困扰着我国教育的健康发展。在智能时代,

ChatGPT完全可以承担程序性的、无成就感的、重复操作的等无创造性的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活动。例如,Chat-

GPT可以帮助教师收集教学材料、完善教案和课件、整理参考资料等教学准备工作,以及辅助作业批改和管理工

作;也可以帮助学生完成诸如归纳总结知识要点、推送学科领域的前沿动态和制作图表等费时费力的学习任务。

ChatGPT赋能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能够让教师和学生从“知识竞赛”的枯燥劳累中解脱出来,进而专注于培养创

造性的教育任务,提高教育的效率和质量,为教师和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更多可能。

构造平等开放灵活的教育样态,最大限度减少人的重复、枯燥且无效的劳动。依托教育信息化,增进优质教

育资源共建共享,是促进教育平等的有效手段。ChatGPT作为新型的教育信息化手段和工具,具有突破时空限

制、呈现内容丰富和用户使用低门槛的独特优势,可以实现数字教育资源的高效共享。在智能时代,学习者只要

善学好问,ChatGPT就可以充当人们学习的“小助手”。ChatGPT类人工智能工具不仅功能强大,在操作层面还

便捷易用,可以平等地向所有人开放,特别是对于边远贫困地区和家庭文化资本薄弱的学生,也可以拥有“家庭教

师”进行学业辅导,不用为此付出高昂的辅导成本。身处智能时代,终身学习和自主学习将成为人们学习和生活

的基本状态。ChatGPT类人工智能可以深度赋能“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建设,推动各类

教育资源开放共享,服务于数字化、个性化和终身化的教育体系,这将大大增强教育的开放性和灵活性。

(三)ChatGPT教育应用的潜在风险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一起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为教育打造新的社会契约》的全球报告中就提醒我们,“数

字技术具有多重逻辑,其中一些蕴含着能够极大地解放人力的潜力,另一些则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带来巨大的

风险”②。当我们在为ChatGPT拥有的强大认知能力而憧憬之时,也应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分析其在教育应用

上的潜在风险,这是全面认识ChatGPT教育效应的必要环节。

一是教育创造性缺失的风险。发展人的创造性和超越性,培养人的创新创造能力是教育的本真使命,也是社

会的期待。从技术逻辑上看,ChatGPT目前是基于现成“数据投喂”来进行训练的,这意味着它本身还不具备创造

性理解和生成知识内容的能力。从技术应用上看,ChatGPT技术的大众化为我们获取知识和解答疑难提供了便

利,但过度依赖此技术,求知的过程被简化省略了,学习者容易满足于现成答案,停留在浅层思考,失去了对事物

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缺乏高阶思维的训练。另一方面,人们满足于ChatGPT的“投喂”,ChatGPT缺乏创造性的内

容以缺乏创造性的学习方式在人群间进行重复,其他知识呈现方式和学习类型可能被边缘化,学习成为单向的被

①

②

文青《智能与教育》,《开放教育研究》2023年第2期,第2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一起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为教育打造新的社会契约》,教育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35页。

11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动的接受ChatGPT提供答案的过程。长此以往,这对人类整体的知识生产和创新创造能力也将造成严重后果。

二是教育异化的风险。教育的对象是人,人的身心健全发展是教育的最终目的和归宿。人工智能正在深入

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改变着人们的生存方式和活动方式,并重塑教育中人与人的交往方式。ChatGPT类人工智

能因其丰富的知识储备和流畅自如的对话能力,不仅可以成为教育中的强有力的媒介工具,也极可能超越工具界

限,发展成为教育中另一个不可或缺的交往主体。教育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将会演变为“师生、生生、人机”

间的交往关系。随着ChatGPT类人工智能加速构建完备的数字世界,师生、生生间具有情感属性的真实的人与

人之间的交往,极有可能被“人机”的虚拟交往所取代。尽管当前ChatGPT类人工智能意在增进人际交往,但不

能完全排除在对ChatGPT的技术崇拜过程中,将教育过程异化为单一的知识获取,教育中人的交往的价值和意

义被弱化。另外,ChatGPT基于用户偏好的大数据自适应学习,可能形成强大的“信息茧房”,更容易加剧人的孤

独、自私和自恋等问题,在教育世界中分割出一个个彼此隔绝的孤岛。

三是智能鸿沟风险。所谓智能鸿沟就是在智能化发展过程中,人们在获取知识和创造知识的能力方面,存在

着广泛的权力不对称现象,不同主体对于智能技术的掌握与应用也存在能力上的差距。“数字鸿沟的本质是技术

的大规模使用,尤其是数字技术深入社会之后,缺乏完善的技术伦理和治理机制,使得技术越来越成为人类不平

等的主导性驱动力。”①ChatGPT大规模教育应用的到来,在区域和城乡之间可能造成智能鸿沟,一部分学生将可

能因僵化使用ChatGPT错失发展的关键期而趋向平庸;一部分拥有良好文化资本的学生,将可能因ChatGPT的

介入更好地实现个性化学习,出现平庸与精英的两极分化。对此,尤瓦尔·赫拉利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催生一

大批“无用的阶级”,“对大多数的现代工作来说,99%的人类特性及能力都是多余的。人工智能要把人类挤出就

业市场,只要在特定行业需要的特定能力上超越人类,就已足够”②,少量掌握人工智能关键技术的人将成为未来

世界的主宰者。技术是工具,但技术工具的使用和享有是有价值立场的,ChatGPT虽然能够促进知识和信息的共

享,但核心的大数据依然掌握在行业头部企业手中,这可能对知识多样性和文化包容性形成威胁,智能鸿沟风险

始终需要警惕和防范。

三ꢃChatGPT冲击下的教育基本立场及应对策略

ChatGPT发展快速,其对教育领域带来的具体机遇和风险都还是不确定的,但其作为教育的变革性力量是毋

庸置疑的。积极关注和挖掘ChatGPT教育应用的可能空间,正确对待人工智能带来的教育创新,针对可能出现

的风险挑战保持警觉,提前为正确使用ChatGPT谋划、制定原则策略,关乎科技创新的良性发展和教育的高质量

发展。

(一)坚持育人为本,注重全面发展

技术的进步终归要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正确认识ChatGPT类人工智能技术对教育的冲击和影响,有效发

挥ChatGPT类人工智能技术对教育的积极价值,需要对当前关于ChatGPT教育价值的一些认识误区,做必要的

讨论和澄清。首先,知识学习不等于智育。对于ChatGPT,人们极为关注它强大的知识储备和整合能力,其“有问

必答”和“无所不知”的功能特性,易让人从“知识崇拜”转移到对ChatGPT的“技术崇拜”,将ChatGPT在掌握知识

上的长足进步视为人类智育的重大进展,智育窄化为知识学习,而忽视了智力的开发。其次,智育不等于教育。

我们实行的是全面发展的教育,涉及德智体美劳等方面,智育只是教育的一个方面。在对教育与ChatGPT关系

的思考中,不仅要关注其对智育造成的影响,更要立足全面发展教育的整体进行分析讨论,才能真正洞察ChatG-

PT给教育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最后,智能机器的灌输不等于学习,更谈不上是教育。ChatGPT直接问答对话的

特性,让人产生取代人类教师的错觉。ChatGPT提出的答案本质上还是无思维的数据输出,教育中对话的目的不

仅是获得答案,更重要的是能启发出新的问题,不断促使人们去探索未知世界的奥秘,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人的

自我超越。因此,我们有必要重申,人是教育的主体,技术作为人造物只是教育的辅助工具,人永远是教育的目的

和归属,这是应对ChatGPT冲击必须自觉坚守的教育价值立场。

(二)加快教育数字化转型,主动接纳人工智能

加快教育数字化转型,提高教育主体的数字素养,促进人工智能技术更好为教育赋能。党的二十大报告提

①

②

钟祥铭、方兴东《智能鸿沟:数字鸿沟范式转变》,《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2年第4期,第133页。

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从智人到神人》,林俊宏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292页。

112

张海波ꢃ杨兆山ꢃChatGPT的教育挑战与应答

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①,对教育数字化转型作出了明确要求。我

们正处在数字化、智能化时代,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协同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创新突破,我们

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越来越智能,数字化也将深入到教育的每一个角落,全方位影响教育生态。ChatGPT类人

工智能技术对教育的影响将是革命性的,加快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应对其冲击的必由之路。教育数字化转型不仅

是教育教学创新,也是教育治理创新。应对ChatGPT类人工智能技术,我们的教育需要主动地利用数字技术推

动教育组织架构、教学范式、教学过程以及教育评价方式等全方位的创新与变革。“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成功标志

是人机融合,学生和教师都得到更好的发展。”②不断通过教育数字化转型,建成具有公平性、个性化和终身化的

开放灵活的教育体系,积极适应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将ChatGPT等科技创新纳入到教育良性发展的轨道上来,

不断拓展人工智能技术的教育应用场景,开发数字化教育资源,使之真正成为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助力,更好

服务于教育现代化事业。

(三)加强科学研究,构建自主知识体系

人工智能是引领未来的战略性技术,ChatGPT类技术势必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为抓紧人工智能发展的

战略机遇,建立人工智能的领先优势,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把发展人工智能作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维护国家安全的

重大战略,加紧出台规划和政策,围绕核心技术、顶尖人才、标准规范等强化部署,力图在新一轮国际科技竞争中

掌握主导权③。美国O_penAI公司开发的ChatGPT产品就是这种竞争和布局的结果,其形成的先发优势,使得维

护我国的数据安全与数字利益尤为迫切。ChatGPT的中文语境不够丰富,在ChatGPT的会话和回答中,更多用

户是用英文来交流,而背后的数据库和语料库绝大部分都是英文数据,这不仅会导致对于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相

关问题的回答不尽如人意,更严重地会导致我国知识体系和话语权在世界上面临被边缘化的不利处境。ChatG-

PT技术并不是价值中立的,其语料库、算法和应用场景都不可避免带有意识形态倾向,如基于西方价值观提供问

题的标准答案。为此,我们亟须自主可控的平台维护数字主权。近期,阿里的“通义千问”、百度的“文心一言”、科

大讯飞的“讯飞星火”等中国版类ChatGPT产品纷纷问世,即是对此挑战的回应。在正视与ChatGPT存在技术差

距的现实下,为把握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机遇,应对不确定性风险,我国亟须加强人工智能科学研究,整体

推进基础研究、技术研发、产业发展和行业应用,培养更多的人工智能人才,构建安全可靠的自主知识体系。

(四)完善制度保障,推动技术向善

在ChatGPT类人工智能正在掀起的人类社会剧变中,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转“危”为“机”,考验的是人类的

制度体系和治理水平。历史上所有的科技成果都是人类社会创新创造的产物,“任何技术的社会化,其实质都是

技术逻辑与社会互构的一种结果”④。面对人工智能热潮,我们需要关注技术本身带来的种种问题和风险,也需

要关注其导致的社会影响;既要通过科学技术本身的进步去不断解决当前的技术缺陷,更要依靠社会制度和治理

能力的提升来规范引导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教育技术反噬之根源在于“人的失控”和“理性的遮蔽”,而向善

才是教育技术之根本立场⑤。在科学技术加速发展的过程中,新事物层出不穷,对新技术的恐慌很大程度上来源

于人类对自身及其构建的人类社会制度是否能够驾驭新技术的严重不自信。“人类的制度演化水平不高,远远跟

不上技术的发展,所以一旦遇到新问题就陷入危机或困局。”⑥当前的ChatGPT类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数据、算力、

算法等层面有着极大的需求,这意味着其产业化发展不仅是科技密集型的而且是资本密集型的,如果“技术”和

“资本”进行了联姻,对人类来说可能是真正的灾难来临。就教育领域而言,ChatGPT的应用场景广阔,可以渗入

到学校教学、考试评价、校外培训以及教育管理等各个层面,通过完善我们的教育制度,提升教育治理水平,是引

导ChatGPT赋能教育而不是摧毁教育的关键。ChatGPT只是个工具,它对人类是有利还是有害完全取决于我们

对它的使用方式。以高度的教育文明驾驭技术文明,在教育领域加强人工智能治理,完善教育的制度保障,进行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4页。

(

②

③

④

⑤

⑥

袁振国《教育数字化转型:转什么,怎么转》,《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年第3期,第1页。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7年第22号,第7页。

喻国明《ChatGPT浪潮下的传播革命与媒介生态重构》,《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3期,第12页。

张新民、张稷锋《论教育技术向善:基于技术反噬公平的视角》,《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第116页。

赵汀阳《GPT推进哲学问题了吗》,《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3期,第74页。

11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前瞻部署,实现技术向善和造福人类,是教育应对ChatGPT风险挑战的必由之路。

总之,作为教育技术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对教育领域的影响是必然且无法避免的。人工智能与教育的关系,本

质上是人与技术的关系在教育领域的体现。技术可以是解放师生的重要手段,帮助教师和学生两个主体的双边

活动回归为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活动。人工智能技术本身更多是中性的,无所谓利弊,其对教育产生的影响最终还

是要取决于教育自身。人工智能的作用是有限度和边界的,它主要是在知识领域,基于大数据前提为人学习提供

其所占有的必要的材料,人工智能本身不能判断知识的正误,更不能创新知识,也解决不了人学习的主动性和创

造性,无法关照人的思维的灵性。至于教育意义上的培养人的人格、智慧、情怀情感等更是任何技术所无法企及

的。所以,无论技术的智能发展到何种程度,归根结底都始终是人创造的产物。也许技术本身的特性,发明创造

的功利性,或因人使用不当,在一定程度一定阶段人会被人工智能产品占有控制,甚至对人本身和教育带来冲击

影响。但教育如果能坚持其促进人全面自由发展的价值立场,这些风险挑战将会成为教育实现自我革命的契机

和动力。

EducationChallengesandResponsestoChatGPT

ZhangHaiboꢀYangZhaoshan

FacultyofEducationꢀNortheastNormalUniversityꢀChangchunꢀJilin130024ꢀChina

AbstractNewtechnologiessuchasChatGPTaregivingrisetonewformsandmodesofsocialproduction

thatareprofoundlychangingthewaypeopleworkꢀlearnꢀandliveTheyarealsohavingasignificantim-

pactonschoolsandeducationBasedontherealitiesandfutureofsocialandeducationaldevelopmentin

theAIeraꢀwemustunderstandthefunctionalcharacteristicsofChatGPTfromaneducationalperspective

andanalyzeitsapplicationvalueandboundariesineducationTheeducationalchallengesbroughtbyChat-

GPTpromptustorethinkthenatureofeducationꢀtherelationshipbetweeneducationandtechnologyꢀand

theroleofteachersOnthisbasisꢀweshoulddeeplyunderstandtheeducationalimplicationsofChatGPTꢀ

activelyexplorethepotentialspaceforChatGPTineducationꢀandbealerttoandpreventpotentialrisksof

itseducationalapplicationꢀthusenablingChatGPTandsimilarartificialintelligencetoservetheteaching

andlearningofteachersandstudentsꢀacceleratethedigitaltransformationofeducationꢀandpromotethe

all-rounddevelopmentofhumanbeings

KeywordsChatGPTꢋartificialintelligenceꢋall-rounddevelopment

[责任编辑:罗银科]

114

第50卷第4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

SocialSciencesEditionꢂ

023年7月

Vol50ꢀNo4

Julyꢀ2023

社会加速境遇下家长角色的异化与回归

邵琪_ꢃ张义民

ꢃꢃ摘要: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为审视当代家庭教育问题开拓了一个新的视角。在社会加速境遇

下,教育过度功利化的趋向更加凸显,家长角色异化的问题表征为:从儿童成长的“爱之源”沦落为“忧之本”、从儿

童成长的“领入者”蜕变为“拔苗者”、从儿童成长的“守护者”降格为“压迫者”,儿童成长的“自然秩序”让位于“速成

法则”。基于此,家长角色的回归要以促进儿童健康成长为中心,用闲暇精神抵御社会加速的消极影响,用“慢”教

育方式化解过度功利化教育的危害,重塑充满爱与希望的亲子关系,从而促进儿童的幸福成长与全面发展。

关键词:社会加速;家长角色;角色异化;儿童成长

DOI1013734ꢄjcnki1000-531520230510

收稿日期:2022-08-27

基金项目:本文系贵州省2021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贵州农村留守儿童家校社合作共育机制构建研

究”(21GZZD52)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邵琪,女,山东济南人,教育学博士,贵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讲师,E-mailꢅ1184706653@_q_qcom;

张义民,男,山东潍坊人,教育学博士,贵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一ꢃ问题的提出

在快节奏的科技发展、创新驱动等多重力量的推动下,当今社会处于不断加速发展的状态中,社会生产

与生活的节奏都变得越来越快,“社会加速”成为人们一切观念与行动的巨大背景。社会加速促使社会生活

的时空结构飞速转变,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着巨大影响。不可否认,社会加速在交通运输、信息传递以及

即时通信等方面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然而,它同时也使人们在不同的现实和虚拟时空场景中不

断地切换,成为社会加速中的“时空旅行者”。人们从原本熟悉的场景中被连根拔起,有限的注意力无时无刻

不被占据,人的感知秩序在不断地适应新的时空情境。如此,人们关于“旧”与“新”、“远”与“近”的观念频繁

地被消解与重构,产生了一种瞬息万变“过山车”式的陌生感、疏离感和悬浮感,从而无法形成对社会生活的

确定性认识与判断。因而,不确定性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急剧的“变”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法则。在这种快

速变化的社会情境中,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当下的状况,而是刻不容缓地追求下一次成功,急切地期待更加

美好和卓越的未来。“现在”转瞬就成为“过去”,而“未来”以膨胀的姿态倒逼“现在”,于是“争分夺秒”、“刻不

容缓”和“为了将来”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常态。

现实社会中的教育也难以超越社会加速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教育的功利化倾向越发凸显,身处其中的教

师、家长、儿童等主体都毫无例外地被卷入教育竞争之中。在这一背景下,家长逐渐屈从于激烈的竞争现实,

与儿童捆绑在一起,在竞争中、通过竞争去证明“我们”及“我们家”的存在,于是家长变成了学校之外的免费

“

助教”,学生变成了时间边界模糊的“劳工”①。家长不再是儿童成长的纯粹守望者,家庭教育沦为了学校教

育的附庸。虽然适度的教育竞争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具有积极作用,但是过度的、无序的教育竞争却背离了

①

高德胜《家庭作业的伦理审视》,《教育发展研究》2021年第18期,第11ꢉ22页。

11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教育的本真,有可能使儿童“失去成熟的成年的危险” ^,阻碍儿童的幸福成长与全面发展^。随着过度教育竞

争引致的“内卷”现象日益突出,家长对子女的教育焦虑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家长在剧场效应的作用

下,被功利化目的所左右,对儿童的教育“横行霸道”,从一个瞬间跳到另一个瞬间^②^,渐渐陷入教育竞争的泥

潭,从而导致家长角色的异化。在家庭这一原本完全私人化的、个性化的生活场域中,儿童的自由成长、全面

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①

家庭教育是我国新时代教育体系重构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落实立德树人的重要渠道,能够与学校教育、

社会教育形成互补力量。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

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办好家长学校或网上家庭教育指导平台,推动

社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服务站点建设,引导家长树立科学育儿观念,理性确定孩子成长预期,努力形成减负

共识”。可见,“双减”政策的着眼点并不仅仅在于减轻学生负担问题,更是关涉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背景

下如何重塑我国教育体系,从根本上思考“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的核心问题。

而家庭教育必然成为教育体系重塑过程中的重要一环。2021年10月23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强调家庭教育要以立德树人为根

本任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未成

年人健康成长。可见,家庭教育事关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具有民生性、基础性和教育性的特点,是家校社协

同育人的关键力量。家庭教育要在成人育人过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家长对子女的教育与成长负有主

要责任,在社会加速的洪流中,家庭教育中存在的根本问题不仅仅在于儿童学业负担的轻或重,更在于家长

角色的自明性被遮蔽了、扭曲了,即家长角色异化了。家长角色的异化破坏了家庭教育的有机生态,扭曲了

家长看待儿童的视角,阻碍了儿童的幸福成长与全面发展。从社会加速批判理论视角审视家庭教育,对社会

加速境遇下家长角色的异化问题与回归路径进行诊断与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因此,本研

究将从社会加速与教育的过度功利化、家长角色异化的表征与家长角色的回归三个层面进行具体分析。

二ꢃ社会加速与教育的过度功利化

在当代社会,社会生产与生活均高速运行,对每一个人而言,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次闲暇都弥足珍贵,时间

匮乏已经成为具有时代性的社会问题。人们似乎越来越习惯于应对无穷无尽的“繁忙”,杂多的事务牵绊着

十分有限的注意力,使人们难得片刻身心同步的宁静。这样的生活节奏使人们难得拥有自主的时光,忙碌与

闲暇之间难以形成一种和谐的平衡,忙碌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如此,日常生活显得单调、乏味和急迫,缺乏

多样性、丰富性和包容性,人们总是围绕着不得不做的事情无休止地忙碌下去,生活的意义逐渐萎缩。伯特

兰·罗素认为,“没有相当大量的闲暇,一个人就和许多最美好的事物绝缘”^③^。换言之^,充足的闲暇是美好

生活的必要条件。否则,一个人就会错失生命中更多的开放性与可能性,就无法真正地与美好生活发生关

联,而生命也就难以绽放出绚丽且饱满的花朵。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时间是发展才能等等的用武之

地”^④^。在马克思看来^,财富并非仅仅指物质财富^,相对而言^,时间是一种更为重要的财富^,是人的全面发展

得以实现的现实过程本身。换言之,时间匮乏是人的异化的时代表征,而时间富足是人的解放的核心议题。

自工业社会以来,时间被赋予了突出的价值与内涵,成为生产与创新的关键要素,无论是对社会中的个

体还是多样化的社会组织而言,它都是一种越来越稀缺的宝贵资源。因而,时间成为影响人们行动取向的重

要力量,人的行动不是绝对自由的,而是会更多受到他人行动的影响与限制。于是,整个社会在标准化现代

时间的牵引下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整体性、控制性的时间体制,加速以及时间短缺已经成为现代性的一种构

①

②

③

④

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吴燕莛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88页。

恩斯特·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1卷,梦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357页。

伯特兰·罗素《罗素文集》,王正平等译,改革出版社1996年版,第142页。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

版,第229页。

116

邵琪ꢃ张义民ꢃ社会加速境遇下家长角色的异化与回归

^成^性^特^质^①^,并且由生产领域逐步扩展至广泛的社会生活与日常生活

^。这种时间体制成为诊断当代社会结

构性变化问题的重要切入点。在当代,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家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Rosa)从

时间的角度切入对现代社会的剖析与诊断,揭露当代社会危机形成背后的逻辑,代表了社会批判理论研究的

前沿方向,丰富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体系。在罗萨看来,时间已经成为诊断现代社会问题的关键

要素,社会加速是引致现代社会一系列问题的根本线索。现代社会是由一种严密的时间体制所管制、协调与

支配的,这种时间体制事实上可以用一个一贯的概念来加以分析,即“社会加速逻辑”,并且这种时间体制并

不是依据某种伦理观念而生成的^②^。在这种时间体制的控制下^,人们虽然看似脱离了传统社会角色与观念

的束缚,但并非就此进入了自由与解放的状态,而是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无孔不入的时间体制的支配与压迫

之下,人的解放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社会加速下的时间体制使社会制度的不稳定程度越来越高,社会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家庭、职业等生

活的各个领域均处于高速运转的时代洪流之中,社会变迁进入了史无前例的加速进程。人们普遍觉得时光

飞逝,陷入了时间匮乏的困境。这一时间体制使得社会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一定时间单位中的行动事件量

或体验事件量增加^③^,事件量的增加反过来又加快了生活节奏^,让人们对周围的一切目不暇接^、匆忙应对^。

因而,人们急切地渴望在最短的时间内处理最多的事务,效率逻辑支配着人们的观念与行为,而诗人木心在

《

从前慢》中所怀念的那种真挚的、切实的、精美的“慢”生活④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社会加速境遇下,教育的过度功利化倾向越来越明显。既然社会加速成为人们行动的巨大背景,那么

教育也就难以脱离这一社会背景的影响。基于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罗萨本人对教育中的异化问题进行了分

析。问题在于,社会加速与教育的功利化倾向之间是否存在一种必然联系,教育功利化问题并不是一个全新

的社会问题。换言之,教育的功利化倾向并不必然源自社会加速,其生成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功利化倾向

也不必然是贬义的。但是,基于对效率与绩效的狂热追求,社会加速更加助推了当代教育的过度功利化倾

向。与经济领域中“时间就是金钱”的逻辑相类似,分数成为衡量教育绩效的一种显性指标,“时间就是分数”

成为主导教育实践的行动逻辑。因此,分数之外的学生发展维度往往被忽视,这违背了学生的身心发展规

律,限制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对教育本身而言无疑是弊大于利的。

教育的过度功利化表现为教育观的窄化及其实践样态。教育过度功利化的起因在于,人们思考儿童的

层次过于模式化、单一化,急于让儿童摆脱此刻的、现实的不理想状态,以至于家长审视儿童的目光无法回落

到每个儿童独特的此在。这一倾向具有短视性、片面性以及简单化等特点,导致架空学生的全面发展、异化

^教^育^过^程^、^催^生^超^负^荷^教^育^以^及^引^发^教^育^焦^虑^等^负^面^效^应^随^之^而^来^⑤^。在这种情境下^,家长将有限的资源投

入到能够最大化实现“教育绩效”的活动中去,希望“教育改变命运”的定理在儿童身上得以实现。因而,教育

的过度功利化也进一步加剧了教育的工具化与竞争性,培训机构、学校等纷纷希望通过竞争来证明自身的

“价值”,一张“共谋之网”越发盘根错节、错综复杂,儿童的学业负担越来越重。原本每个人都作为一个特殊

的个体,带着一系列既定的特质和潜能进入世界之中,每个儿童都具有独特的天赋与特性,拥有独一无二的

力量,然而,从社会加速的角度来看,儿童已身处“共谋之网”的中心,激烈的竞争使他们苦不堪言,甚至形成

^恐^惧^与^厌^倦^心^理^。^恐^惧^的^要^素^是^无^法^忍^受^的^瞬^间^⑥^,这些压抑的瞬间不断叠加^,学业负担与日俱增^,在异化

的教育生态下,缺乏希望的积极引导,儿童的独特力量慢慢地被削弱了。

三ꢃ社会加速境遇下家长角色异化的表征

在人们的理想观念中,家庭是爱的居所、幸福的港湾,家长与儿童分别是家庭中所有美好得以生成的不

①

HartmutRosaꢀꢎSocialAccelerationꢅEthicalandPoliticalConsequencesofaDesynchronizedHigh-speedSocietyꢀꢏConstellations10ꢀno1

ꢁ

March2003ꢂꢅ3

②

③

④

⑤

⑥

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页。

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第21页。

木心《从前慢》,《木心诗选》,童明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80页。

崔保师、邓友超、万作芳等《扭转教育功利化倾向》,《教育研究》2020年第8期,第4ꢉ17页。

恩斯特·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1卷,第365页。

11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可或缺的主体。在生命的传承与延续中,在每个充满爱与希望的家庭中,家长是儿童成长的“爱之源”、“领入

者”与“守护者”,应始终遵循儿童成长的“自然秩序”。因而,家庭教育虽无定法,没有标准化的模式,但却要

以纯粹的“爱”与“希望”为基本原则。所以,对家长角色的评判,要以是否能够一以贯之地促进儿童成长与发

展为尺度。然而,结构性的社会加速力量改变着家庭、学校等日常生活的场域,从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的角度

对家长角色进行病理学诊断与分析发现,家长角色背离了对儿童原初的爱与希望,逐渐异化了。事实上,家

①

长角色异化问题蕴含着特定“价值和这些价值所遭受的威胁” ,其根本在于社会加速所引致的价值失落与

希望偏颇,这是分析家长角色异化问题的关键。具体而言,社会加速境遇下家长角色异化的表征包括如下方

面。

(一)从儿童成长的“爱之源”沦落为“忧之本”

家长角色的定位理应是儿童成长所需纯粹之“爱”的源泉,引领儿童走向未来与希望,但却在功利化竞争

中沦为了使儿童忧虑甚至恐惧的本源,损害了亲子关系的健康发展,家庭教育难以实现应有成效。在社会加

速的境遇下,家庭生活的边界变得模糊不清,家长的职业生活与儿童的学校生活均延伸至家庭空间中,打破

^了^美^好^生^活^所^意^指^的^丰^富^而^多^面^向^的^共^鸣^经^验^②^,社会性^、伦理性^、交往性意义上的纯粹家庭空间被挤占^,家

庭生活的纯度降低了。在儿童的教育上,家长成为过度功利化教育的“贤内助”,催促儿童完成学校教育的延

伸任务,使家庭应有的育人潜能反而被压抑了。因而,家长审视儿童的视角逐步萎缩到逼仄的功利化限度之

内,不再是完全促进儿童全面发展的力量之源。在一定程度上,家长成为扼杀儿童活力与想象力的“帮凶”,

家庭教育的教化性、教养性日益黯淡。在竞速逻辑支配下,家长对儿童活动的计划与设计主要围绕其竞争力

的提升而展开,儿童被套入一系列活动安排中,但这些活动对于儿童而言却是外在的、被动的,容易产生忧惧

^的^。^一^旦^恐^惧^袭^来^,^儿^童^就^会^远^离^想^象^中^的^环^境^③^,儿童的想象力就会被压抑与扼杀^,难以形成自由的^、高尚

的、超越的精神气质。换言之,家长对儿童活动的规划压抑了儿童的自然成长,破坏了儿童探索世界的自主

愿望与希望图景,使儿童在内卷化竞争中产生了压抑情绪,担心自己会因为达不到家长的期望而失去他们的

爱。这种压抑状态会阻碍儿童的自然成长,使他们在惊恐中被麻痹,假面具就牢牢地铸在脸上^④^,儿童向家

长隐藏了原初的自我,儿童的生活不再是自然的、真实的、无忧无虑的。

外在性的活动迫使儿童走出了自身建构的生活世界,用家长的规划设计覆盖自身在探索世界时形成的

积极态度与希望图景,收敛自身的活力与想象力,去适应外在的、僵硬的评价尺度。因此,在家长的催促下,

每个儿童作为独特的“我”,进入了由无数儿童拼凑成的“我们”的竞争之中,去适应“我们”的竞争规则,“我”

的独特性被抑制了。这种竞争是结构性的,社会形态通过人们时间性地交织起来的生活运作,呈现其结构

性^⑤^,通过一系列的行动与互动^,家长与儿童也渐渐成为了宏大社会加速形态中的一部分^。如此^,家长在儿

童的成长与教育上无疑是最努力的、最真切的,诚然,家长对儿童的关切也不乏自我感动式的爱。但是,他们

却也是不安的、忧虑的和盲目的,永远都不满足于儿童的现状,担忧儿童的未来,这种不安与忧虑的根源就在

于结构化的、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加速形态。每个家长都不希望自己的子女落后于他人,期待子女能够在各

项比拼中胜出,但对于各项比拼活动之于儿童成长的价值、意义与适切性则缺乏深思。在绩效主义教育观的

支配下,在学校、教师、家长以及亲友们的共同鼓吹下,少数“学霸”从孩子们中间脱颖而出,他们在班级、学

校、家庭等场域中的地位与待遇急剧上升。“别人家的孩子”成为教育场域中的话题焦点与期望图景,形塑了

以学业竞争为主旋律的教育生态,儿童之间不平等的地位与待遇成为现实,竞争逻辑成为支配家长与儿童交

往的主旋律。为了超越他人或者不被赶超,只能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学业竞争中去。结构化的加速形态将

竞争压力传导至各个层面的行动者,作为家庭这一基层社会组织的代表,家长也成为这一传导过程中的重要

承载点与枢纽,他们将竞争压力切近地施加于儿童的日常生活之中。

①

②

③

④

⑤

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4版,第143页。

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第149页。

恩斯特·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1卷,第2页。

恩斯特·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1卷,第427页。

郑作彧《社会的时间:形成、变迁与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34页。

118

邵琪ꢃ张义民ꢃ社会加速境遇下家长角色的异化与回归

(二)从儿童成长的“领入者”蜕变为“拔苗者”

家长角色的功能理应是儿童认识世界的“领入者”,引领儿童进入真正属于他自身的生活世界,但却蜕变

为急不可耐的“拔苗者”,催促儿童取得学业上的成功。亲身探索周围真实世界是儿童的天性,是儿童的想象

力、创造力与生命力得以发展的必由之路,所以,“童年与符号无关” 儿童的生活世界不应该是疏离的^、抽

象的、晦涩的,而应是切近的、具体的、生动的。然而,家长没能缓缓地把儿童领入周遭真实世界,而是从成人

的而非儿童的视角,为了所谓的儿童“美好的”却又不确定的未来,过早地、急切地把他们赶入一个人们趋之

若鹜的“符号世界”,去追逐学业上的成功与卓越。儿童丧失了对自身生活的自主权,沉陷于碎片化的符号混

沌之中,埋没于繁重的学业负担之中。这个符号世界有着正当“知识”的美丽外衣以及美好前途的诱人许诺,

吸引着家长的注意力与期望,占据了儿童绝大部分的时空处境,逐渐切断了儿童在早期与世界建立起来的美

好的、切实的、有机的联系。然而,构成这一符号世界的科学化普遍文字却是绝对的异化,它与所有活生生的

^起^源^以^及^所^有^活^生^生^的^现^在^发^生^决^裂^②^。因而^,它将儿童过早地推进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竞争赛道^,天赋各

异的儿童成为赛道上茫然的参与者,形形色色的家长成为赛道边焦急的催促者,家长与儿童陷入输或赢的计

较之中,无暇顾及输赢之外广阔的、多彩的、美好的世界。

①

这一竞争“赛道”没有明确的边界及终点,混沌的符号世界即是“赛道”本身,具有约定俗成的、冗长的、无

尽的刻板意义。虽然,符号世界的根源在于真实世界,代表着人类的文明与智慧。但是,这些抽象符号对儿

童而言却具有本质上的外在性,抑制了儿童随心所欲的活力,缺乏真实世界的生动性与吸引力。大部分家长

对于符号世界本身也并没有充分的认识,他们所关心的并不是符号世界,而是学业竞争本身。“维持原状就

等于落后” ^,为了避免^“输在起跑线上^”^,家长急切地使儿童过早地接触符号世界^,提前进入学业竞争的赛

场,唯恐落后于他人。随之,在符号世界的强势侵占与家长的不断催促下,竞争以及准备竞争成为儿童在学

校生活与家庭生活中的常态,真实世界从儿童所处的大部分时空情境中哑然退场。在“赛道”上,儿童或许会

有惊艳的片刻、“成功”的喜悦以及来自他人的“赞许”,又或者这些乌托邦式的幻象永远都不会成真,更多的

是处于自我压抑、自我激励与周遭压力之下的苦闷,一种难以超脱的苦闷。因而,时间的流逝没能给儿童描

绘出一幅绚烂多彩的胜利画卷,反而使其生活的底色越来越单调,过着以学业为中心的“点线”式生活。家长

在儿童参与竞争以及准备竞争的过程中焦急催促,为赢得竞争不断压缩与学业无关的“无用”时间,更加凸显

了学业竞争的紧张情境与激烈程度,忽视了儿童成长与发展的多重可能性。

③

(三)从儿童成长的“守护者”降格为“压迫者”

家长角色的职责理应是儿童幸福成长的“守护者”,但在社会加速境遇下家长却背离了守护儿童成长的

职责,更多是从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的视角过分压抑儿童生命的舒张与扩展,降格为压抑儿童活力与想象力

的“压迫者”。家所提供的最彻底的安全感,主要来自对家庭成员承诺的无条件性^④^,这种承诺不需要任何前

提条件以及附加要求,最彻底的安全感源自最纯粹的“爱”。在这种最彻底的安全感下,家长始终是促进儿童

幸福成长的无条件的“守护者”,如此,客观的和肯定的趋势ꢉ潜势才能相互结合^⑤^,生发出希望的力量^。

儿

童也发自心底地确信家长的这一角色,家长与儿童自然地形成相互依存的、互信的、亲密的存在关系。从社

会距离角度来看,家长本应是儿童所处社会关系网络中理所当然的重要他人,对儿童的社会化过程发挥着重

要的影响。社会距离不同于物理距离,与物理距离没有必然的同一性,是衡量人们在社会生活与交往中形成

的人与人之间差异化关系的关系性尺度。即便同样处于由家庭所限定的物理空间,不同家庭在成员关系特

别是亲子关系上也会存在较大差异。然而,在社会加速境遇下,家长唯恐儿童落后于他人,因而陷入时间恐

慌之中,开始逼迫儿童在竞争“赛道”中加速前进,使儿童案牍劳形、身心俱疲,甚至牺牲掉睡眠与休息的时

①

②

③

④

⑤

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298页。

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第442页。

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第40页。

笑思《家哲学———西方人的盲点》,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504页。

恩斯特·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1卷,第413页。

11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间,“压迫带有驯化人的性质” ^,形成了具有压迫性的异己力量^,背离了使儿童幸福成长的天职^,天然的亲子

关系受到这种外部压力的强大冲击。如此,家庭中最彻底的安全感被破坏了,亲子关系的特征向相反方向发

生转变,家长与儿童沉陷于追求学业成绩的加速前进中,成为不平等的、不信任的、疏离的被动式存在关系,

于是家长角色从儿童幸福成长的“守护者”降格为“压迫者”。

①

家长角色的降格使家庭转变为压迫性场域,儿童的存在样态在这种压迫性场域中难以舒展。家庭空间

何以成为阻碍儿童全面发展的压迫性场域? 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家长与儿童之间关系的异化。从理想状况

来看,家庭绝非压迫性场域,而是充满丰富情感的、幸福的生活空间。然而,家长往往舍本逐末,将儿童的学

业成绩作为儿童发展的全部,把促进儿童发展的手段目的化,以儿童心智尚未成熟为借口,过分焦虑儿童成

人之后的前途问题,而没有充分考虑家长与子女是否具有一致的高教育期望^②^,从而将不切实际的教育期望

强加给儿童,“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过分干预儿童的日常生活。这种过分干预是在不平等的亲子关系的

基础上实施的,家长站在为了儿童前途的立场实施强制性干预行为,却忽视了家庭空间中儿童的现实需要与

情感态度。但是,儿童心智尚未成熟并非家长进行强制性干预的充分条件,而是儿童发展面临多种可能性的

前提,儿童并非家长的附属物,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面向未来的、具有无限可能性的生命主体,家长的使命

在于扮演好“守护者”的角色,鼓励儿童多方面地去体验自然、生活与社会。“当肯定的象征意向打入这种黑

暗时,希望开始发挥作用”^③^。然而^,家长角色的降格使其与儿童之间的心理距离越发疏远^,亲密关系被破

坏,肯定的象征意向无法打入黑暗,希望无法发挥作用,他们既不能增进对儿童的理解,也不能更好地体验儿

童的感受。因而,家长对儿童的严苛要求替代了亲密无间的对话,无视儿童的自主性意识、态度与行为,原本

纯粹的爱发生了变化,单向度的“压迫”替代了亲子间明白晓畅的亲密互动。在这种对于儿童的压迫姿态下,

当面对儿童时,家长不再平等地与儿童交往,甚至刻意避免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以便在功利逻辑的主导下

维持这种压迫性关系,督促儿童专注于学业竞争。

(四)儿童成长的“自然秩序”让位于“速成法则”

儿童的成长理应遵循符合其身心发展规律的“自然秩序”,但家长却受限于社会加速下结构性压力的控

制,无视育人的规律性和长期性,唯恐子女输在起跑线以及赛道上,于是屈从于功利性的“速成法则”。然而,

自然生命力的缓慢成长对儿童的发展至关重要,符合儿童成长的“自然秩序”,需要家长的细心呵护与耐心等

待。这种儿童成长的“自然秩序”是无法突破与超越的,家庭教育不能走过度功利化的道路,而是要遵循儿童

成长的自然规律。因为,“教育儿童的全部艺术就是培养耐心,让自然有时间开花结果,尊重自然的韵律和发

展顺序。危险的替补很快毁灭了自然界缓慢创造和积累起来的力量。在‘迅速汲取’自然经验时,它不断地

迅速发展,所消耗的能量一去不复返”^④^。所以^,在家庭教育中^,家长用焦急代替耐心是危险的^,这种危险情

态所造成的破坏性后果是无法弥补的,将会破坏儿童内在世界的自然性与完整性。在加速逻辑支配下,“速

成法则”逐渐侵占了“自然秩序”的地位,学业任务优先于其他任何活动。然而,家长忽视了儿童与自然世界

中多元事物之间缓慢但直接的绵延式连结过程,“速度技术消灭身体经验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使人的感知去

现实化” ^,身体此时此刻的感受性与真实世界逐渐疏离^,身体被悬置^、灵魂被虚化^,儿童与世界之间的有机

连结被割裂了。因而,这不仅仅是违背儿童成长规律的,同时也是短视的、冒进的和危险的,会使家长与儿童

陷入学业竞速引致的集体焦虑中,威胁着儿童幸福成长与可持续发展的根基。

⑤

在社会加速逻辑的支配下,“速成法则”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取得了绝对优势,主导了家长对于儿童成

长过程的观念与行为。社会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焦虑弥散于社会生活之中,“快速的现代性体验从时间感

知的维度上建构了一种情感的现代性” ^,亦即一种现代性的紧迫感^、焦虑感和虚无感^。如此^,人们仿佛身处

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保罗·弗莱雷《被压迫者教育学(30周年纪念版)》,顾建新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李佳丽、胡咏梅《“望子成龙”何以实现? ———基于父母与子女教育期望异同的分析》,《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3期,第204ꢉ224页。

恩斯特·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1卷,第367页。

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第221页。

卓承芳《速度与生存恐慌———维希留的技术批判理论》,《哲学研究》2019年第5期,第35页。

杨向荣、雷云茜《速度、情感与审美———加速时代的情感焦虑及其反思》,《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3期,第106页。

120

邵琪ꢃ张义民ꢃ社会加速境遇下家长角色的异化与回归

一个不断加速的时光棱镜之中,虽然会经历丰富多彩、变幻莫测的场景,复杂的、多样的和刺激的情感体验不

断叠加,但往往感觉时间飞逝、时不我待。任何美好的事物都会转瞬即逝,没有什么是恒常不变、始终如一

的,然而累积性的计划与任务却永远难以圆满完成。因而,社会加速给当代家庭及家长设定了一个社会性

的、普遍性的巨大背景,没有任何人能够逃离这一巨大背景,家长也反过来在家庭场域中践行着“速成法则”,

使自身与儿童在家庭空间中难以体验到自由与解放,这无疑会对美好家庭生活的实现构成威胁。过分焦虑

的家长无论其学富五车或目不识丁、财力雄厚或生活拮据、声名显赫或无人问津,一旦落脚在儿童的教育上,

便都没有本质上的差异。故而,家长没能超越竞争“赛道”的局限,往往从绩效而非整全的视角看待儿童,不

愿等待儿童成长过程中教育契机的自然生成,不能帮助儿童实现饱含丰满意义的独特生命。

四ꢃ社会加速境遇下家长角色的回归

儿童的幸福成长、全面发展以健康的家庭生活为基础,其中,家长是决定家庭生活是否健康的关键主体。

家庭本身内部自发的亲情,按照天然结构的发展,抵制、反对、排斥家人间的各种分割、分隔^①^,自然地生发家

长与儿童亲密无间的互动,生成健康的亲子关系。但是,在社会加速境遇下,家长角色的异化成为阻碍亲子

关系健康发展的核心问题。因此,家长角色的回归是保障儿童幸福成长、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那么,家庭

教育是否应该顺应社会加速的潮流?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家庭教育不是工业生产,加速模式与教育发展规律

是相违背的。“教育的存在根据和基本使命就是要使人生成为人” ^,使人慢慢生成完满的人性^,作为人之惯

习养成的首要环节,家庭教育更应如此。若脱离这一根本前提与使命指向,那么,家庭教育的育人性、自然性

与全面性绝对难以实现,儿童的幸福成长与全面发展将会受到严重威胁。然而,社会加速洪流将人们从熟悉

的环境中连根拔起,人们被悬置于不断变换的时空场景之中。为此,家长角色的回归应当以爱与希望为内

核,突破家长角色异化问题的限制,指向儿童的解放与全面发展,锚定家庭教育中的精神、方式与关系三重向

度,以美好的亲子关系为皈依。具体而言,需要特别注重以下三个方面。

②

(一)用闲暇精神抵御社会加速的消极影响

加速原本是一种进步的、突破的、超越的力量,然而,“在晚期现代的‘加速社会’当中……人们已经体验

到加速的力量不再是一种解放的力量,而是成为一种奴役人们的压力”,吞噬着人们的梦想、目标、欲望和人

生规划^③^,人成为加速的工具^。但是^,社会加速不应预先决定人们如何过自己的生活^,特别是家庭生活^,而是

要回归人们自主的节奏与步调,过一种自主、自由的生活。在社会加速境遇下,家长更应珍视闲暇精神对儿

童成长的内在价值与深远影响。闲暇精神并非指闲散、拖沓的内在状态与外在表现,而是一套指引个体生活

的思想,它筑基于人对生命、生活与世界的深刻理解。然而,在社会加速引致的教育竞争下,家长难以从容地

面对儿童的自然成长,不断地被卷入学业竞争的洪流之中,忽视了对儿童闲暇精神的培育。故而,从失落处

重新回归原初,闲暇精神培育的最佳场域是家庭,家长是培育儿童闲暇精神的首选“导师”。但是,闲暇精神

的培育不能立足于“有用”的功利化,因为功利化教育的方式方法根本无法回归教育本真。恰恰相反,闲暇教

育是追求自由的而非功利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育而非培训,它能够让儿童“去理解这个世界” 进而使人

美化和丰富自己的生活”⑤,从而拓宽儿童的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

④

“

家长要深刻理解加速逻辑对儿童幸福成长与全面发展的威胁,避免加速暴力对家庭生活的侵扰。家长

还要对闲暇精神形成正确的认识与体悟,充分认识家庭教育的价值与意义,回归育人的起点,在家庭生活中

践行闲暇教育。对于儿童而言,家长是其最初且影响深远的模仿对象,是认识与理解社会生活的主渠道。因

此,家长应成为富有闲暇精神的“示范”和“榜样”,才能去感受更有意义与价值的家庭时间和亲子生活。然

而,闲暇并非空闲、无聊或享乐,而是蕴含自主与自由的价值,高质量的闲暇生活取决于个人在生活中自由程

①

②

③

④

笑思《家哲学———西方人的盲点》,第265页。

鲁洁《教育的原点:育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年第4期,第19页。

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第110ꢉ111页。

怀特海《教育的目的》,庄莲平、王立中译,文汇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⑤

J·曼蒂、L·奥杜姆《闲暇教育理论与实践》,叶京等译,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

12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度的提高。闲暇的本质是自由^①^。家长要以爱与希望为出发点培育儿童的闲暇精神^,呵护生命的律动^,与儿

童平等地对话、沟通与交往,让儿童在日常生活中体悟自由、自在与趣味,“满足其人格完善、展现主体特性的

需求” ^,使儿童生成^“一套强有力的思想^”^③^,从而能够坦然地直面自我^、直面他人^、直面生活^、直面世界^。

②

(二)用“慢”教育方式化解过度功利化教育的危害

用闲暇精神确立家庭生活与家庭教育的主基调之后,接下来便是教育方式选择的问题,从而明确家长与

儿童交往的主旋律。家长应将“慢”教育融入家庭教育和家庭生活,践行从容不迫的生活方式,进而形塑家庭

教育和家庭生活的文化氛围。虽然,科技的飞速发展给人们带来了生活上的诸多便利,但是,社会加速引致

过度功利化的教育形态,使学校、教师、家长等片面追求教育发展的高速度、高效率和快餐化,这无疑背离了

教育的本质。过度功利化的教育形态造成了家长之间的攀比乱象,期望子女在学业上力争上游、出类拔萃,

爱与希望被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式幻象取代,背离了指向儿童幸福成长与全面发展的初心,不断危害着儿童生

活的各个面向,成为家长好胜心与期望的承重载体。家庭教育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过分追求绩效,家长违

背了“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原则。因而,为了儿童的幸福成长与全面发展,家庭教育、家庭生活需要慢下来,

回归儿童本身,以符合现实趋向与儿童潜能的客观性希望为指向,发现儿童发展的多重可能性,自如地引导

儿童全面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慢”教育并非仅仅关涉速度,并非刻意地使家庭教育变得迟缓、低效,而是指一种自由、

从容、舒缓、惬意且优雅的教育境界。它要求顺应儿童身心发展的自然规律,通过熏陶、启发、示范等平和且

自然的方式“育人”,以便在家庭生活中重构儿童幸福成长的时空情境。儿童生来具有感受美好生活的天性,

生命天然地追求幸福,“真正的快乐往往与亲身的探索过程有关,幸福就更是如此” 儿童只有在亲身探索

中才能遇见幸福。因此,家长要为儿童亲身探索世界创设情境,突破时间与空间上的限制,使儿童走向自然、

融入生活、面对他者,使生命在自然与社会中不断地舒展与解放,此即衡量儿童幸福成长的根本尺度。要知

道,家庭不仅仅是物理的或社会基本单位意义上的空间,它更重要的是儿童生命启航的地方,也是儿童能够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生命历程中得以回归初心的原点。故而,家庭教育天然地具有呵护儿童幸福成长的使命。

因此,家长要不断滋养儿童的成长,将家庭生活与家庭教育从结构化社会加速的时空束缚中解放出来,不焦

躁、有耐心、慢慢来,以细致润物之心与儿童亲密地交往,回归儿童的自然成长过程,悉心呵护、静待花开,使

儿童重拾对生命最初的感动、敬畏与欣赏。

④

(三)重塑充满爱与希望的亲子关系

亲子关系要以纯粹的“爱”为基础,纯粹的“爱”源自亲子之间生命与生命真实面对时那种天然的、本源

的、喜悦的、纯美的情感,它能够“使人的眼睛明亮” ^,唤醒生命的热情^。以纯粹的^“爱^”为基础的亲子关系是

儿童幸福成长的坚实根基,能够使儿童无所畏惧地去探索自然与社会,若过多掺杂功利性的成分则会危害儿

童的成长,切断儿童发展的多重可能性。同时,每位家长、每个儿童都是独一无二的“我”,而非同质化的“我

⑤

们”,“每一生命的每一实在关系皆是唯一的” 充盈着生命所独有的个性与情感^。这种纯粹的^“爱^”滋养生

命与生命之间的对话与交往,不以外在的功利目的为指向,是亲子关系中亲情的实质。故而,以情为联系的

纽带就要名副其实地以情为中心,但也并非不讲理^⑦^,而是要融理于情^。需要注意^,亲子关系并不是在^“爱^”

的名义下止步不前、故步自封的,也非以功利目的为期望图景,而是要促进儿童的幸福成长,指向以希望为导

引的儿童全面发展。因而,家长与儿童的交往要基于从纯粹“爱”出发的情理,而非无情的理性,尊重儿童的

天赋、潜能与兴趣,朝向儿童发展的多重可能性,即客观希望。如此,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与生命历程中,亲子

⑥

①

冯建军、万亚平《闲暇及闲暇教育》,《教育研究》2000年第9期,第38页。

②

关颖《家庭教育社会学》,教育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13页。

③

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李华夏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61ꢉ62页。

④

赵汀阳《论可能生活(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4页。

⑤

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邹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92页。

⑥

马丁·布伯《我与你》,陈维纲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72页。

⑦

笑思《家哲学———西方人的盲点》,第592页。

122

邵琪ꢃ张义民ꢃ社会加速境遇下家长角色的异化与回归

关系始终充满着纯粹的“爱”,激励着儿童自由地去探索自然与社会,始终朝向儿童发展的客观希望,而非不

切实际的幻象式期待。只有这样,才能为儿童提供抵御各种侵扰或危害的力量,使儿童去寻求适应自身的理

想与未来。

总之,家庭教育对于每个儿童的成长都是至关重要的。对每一个炎黄子孙而言,家庭是“中国人生活价

值和人生意义的实现载体” ^,是每个人生命历程的原初起点与永恒牵挂^。家长是家庭中具有社会枢纽作用

的重要支点,儿童最先通过家长这一支点去观看、感知并理解社会,正是无数个家庭凝聚成了整个社会。因

而,在社会加速境遇下,家长角色异化的问题应当从促进儿童幸福成长与全面发展的出发点予以归正,用闲

暇精神抵御社会加速的消极影响,用“慢”教育方式化解过度功利化教育的危害,重塑充满爱与希望的亲子关

系。然而,社会加速的步伐依然在继续,在快节奏的社会生活中,如何去过一种美好的家庭生活? 这将会是

继续伴随人们的永恒问题,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慢慢感受、深深体悟,若“匆匆忙忙地急驰而过,无暇一回

首流连风景,于是这丰富华丽的世界便成为一个了无生趣的囚牢” ^,人生的意义亦无从谈起^。故而^,儿童的

幸福成长离不开和缓的家庭氛围,“‘亲亲’构建起一种温暖情调,‘家’则是让一种‘温暖世界’得以可能的先

天条件”^③^。阐明家庭教育的问题所在与应然选择^,促进家庭教育充分发挥育人功能^,生发人的希望^、实现人

的解放,让家庭生活更美好,让整个社会更加和谐与幸福,无疑对儿童的全面发展具有重大且深远的意义。

①

②

AlienationandReturnofParentalRolefromSocialAccelerationCriticism

ShaoQiꢀZhangYimin

FacultyofEducationꢀGuizhouNormalUniversityꢀGuiyangꢀGuizhou550025ꢀChina

AbstractThesocialaccelerationcriticismoftheFrankfurtSchoolhasopenedupanewperspectiveforex-

aminingcontemporaryfamilyeducationissuesUnderthecircumstancesofsocialaccelerationꢀthetrendof

excessiveutilitarianismineducationisbecomingincreasinglyprominentꢀandtheproblemofthealienation

ofparentalrolesischaracterizedasanerosionoftheꢎsourceofloveꢏforchildrenꢀatransformationfrom

beingtheꢎguideꢏofchildrenꢊsgrowthtotheꢎobstacleꢏꢀandthedowngradingoftheꢎguardianꢏofchil-

drenꢊsgrowthtotheꢎoppressorꢏTheꢎnaturalorderꢏinchildrenꢊsgrowthhasgivenwaytotheꢎfast-

trackruleꢏBasedonthisꢀthereturnofparentalrolesshouldfocusonpromotinghealthychilddevelop-

mentꢀusingleisurelyspirittoresistthenegativeimpactofsocialaccelerationꢀsloweducationtomitigate

theharmofexcessiveutilitarianeducationꢀandreshapinglovingandhopefulparent-childrelationshipsto

promotethehappygrowthandcomprehensivedevelopmentofchildren

Keywordssocialaccelerationꢋparentalroleꢋthealienationofrolesꢋchildrenꢊsgrowth

[责任编辑:罗银科]

①

②

③

李永萍《找回家庭:理解中国社会活力的微观基础》,《文化纵横》2019年第4期,第120页。

朱光潜《谈美》,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52页。

孙向晨《何以“归ꢉ家”———一种哲学的视角》,《哲学动态》2021年第3期,第47页。

123

第50卷第4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

SocialSciencesEditionꢂ

023年7月

Vol50ꢀNo4

Julyꢀ2023

新时代新征程国际中文教育

新使命新行动思考

吴应辉

ꢃꢃ摘要: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新征程国际中文教育面临三大新使命:服务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与服务世界各国发展并重,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

重,促进中外语言交流与推动中文成为一门全球性语言并重。国际中文教育面临的三大使命,需要制定国际中文

教育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步走战略,三阶段规划,服务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构建各国广泛合作、差异化

的国际中文教育可持续发展全球体系,构建国别区域中文教育学科体系,设立国别标准体系建设支持项目,大力发

展虚拟空间中文教育,启动中文教育薄弱国家支持项目,推动中文师资“走出去”培养等十项行动计划。国际中文

教育发展的近期目标是到2035年使中文成为一门普遍教授的语言;中期目标是到本世纪中叶,使中文成为一门广

泛使用的语言;远景目标是使中文成为一门全球通用语言。

关键词:新时代新征程;国际中文教育;使命与行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球性语言

DOI1013734ꢄjcnki1000-531520230615

收稿日期:2022-04-20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汉语国际传播动态数据库建设及发展监测研究”(17ZDA306)的研

究成果。

作者简介:吴应辉,男,云南宣威人,北京语言大学国际中文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

语国际传播与管理,国际中文教师、教学资源与教学法,E-mailꢅwu_yin_ghui@blcueducn。

党的二十大开启了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

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强调,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的首要政治

任务,并指出要在全面学习上下功夫,在全面把握上下功夫,在全面落实上下功夫^①^。如何贯彻落实党中央

的决策部署,是各行各业的首要政治任务。国际中文教育行业也应积极作为,既要从整体上深入学习领会党

的二十大报告精神,又要敏锐洞察其中与国际中文教育紧密相关的国家战略,认真研究有关精神的落实措

施。基于以上认识,本文站在服务新时代新征程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新高度,

结合全球中文教育事业和学科发展状况,提出国际中文教育的三大新使命及其十大落实行动计划,为国际中

文教育行稳致远,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提供决策参考,为学界锚定研究领域提供方向引领。

一ꢃ新时代新征程国际中文教育的三大新使命

国际中文教育具有学科和事业双重属性。从事业视角看,国际中文教育是国家和民族的事业^②^。这一

定位不论官方还是学界均早已形成共识。然而,在如何服务国家和中华民族发展方面,目前仍存在认识模糊

的问题。学界习惯性地将其主要功能定位于中文教学层次上,而站在国家发展战略高度来审视这一学科和

①

②

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2期,第4ꢉ7页。

吴应辉《新时代国际中文教育服务强国战略八大功能与实现路径》,《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第48页。

124

吴应辉ꢃ新时代新征程国际中文教育新使命新行动思考

事业的使命和责任,以及如何服务并融入国家建设和发展的研究却较为薄弱。因此,有必要结合学习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提高服务国家战略认识的政治站位,重新审视国际中文教育在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建设新征程上的新使命。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从现在开始到本世纪中叶党的中心任务作出了决策部

署:“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①不论从学科还是事业视角考察^,国际中文教育既包括我国国内的对外中文教育^②

和海外中文教育两大组成部分,又存在我国主导与各国主导之分的实际情况。明确服务国家战略使命,才能

找到方向引领和发展目标。

(一)使命之一: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与服务世界各国发展并重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内涵十分丰富,既包括硬实力也包括软实力。硬实力是看得见、摸得着,可以量化

的国家实力,包括经济、军事、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发展状况;而软实力则是看不见、摸不着,但人们可以感觉

得到的国家影响力,如国家形象、政治制度、社会形态、国民形象、语言文化,等等。在硬实力各要素中,经济

是强国之基,是其他硬实力要素的基础,可分为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两大部分。国际中文教育可以通过为世

界各国培养与我国开展经济合作所需本土中文人才的方式,促进中外沟通交流的便利化,从而降低中外经贸

合作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中文教育在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同

时,客观上也在服务世界各国与中国的合作交流,也服务了各国的发展。因此,国际中文教育应立足中文教

育,但不能止于中文教育,应强化目标导向,站在服务我国经济强国建设和服务各国发展的高度来认识和谋

划事业和学科发展。例如,为满足“一带一路”建设中大批走出去的中资企业对具有中文交流能力本土人力

资源的需求,国际中文教育就应该超前谋划开展“行业+中文”人才培养或培训。由于“语言能力是劳动力的

重要构成要素,特别是在服务业成为重要产业、数字经济成为重要经济形态的时代,语言能力在劳动力构成

中的地位就更为重要”^③^。因此^,让中文深度融入各行各业^,使中文能力成为世界各国劳动力构成要素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提升各国的本土劳动力价值,既可提高各国劳动者的职业发展能力,又可更好地服务各国与

中国的合作,从而履行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与服务世界各国发展并重的使命。

(二)使命之二: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重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体现在经济、科技、军事、教育等硬实力方

面,也体现在文化软实力,即中华文化的全球影响力方面。中文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载体,因此中

文在全球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衡量指标之一。通过

国际中文教育推动中文和中华文化在世界各国的广泛传播,提升中华文化的全球影响力,理应成为国际中文

教育责无旁贷的重要使命。中文和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路径多种多样,国际中文教育乃是最基本、最重要的途

径,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会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深刻认识国际中文教育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

要使命,有助于提高管理者和广大一线中文教师在服务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改善中国国家形象海外认

知,提升中华文化全球影响力等方面的使命感,并激发其主动作为意识和自觉行动。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是建设

^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④^。这就需要世界各国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

生态等五个方面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文化方面,我们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

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使文明交

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语言在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服务人类命运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1页。

(

②

③

由于学科名称变更为“国际中文教育”,笔者认为应保持术语核心表述一致,原“对外汉语教学”应改称“对外中文教育”。

李宇明《认识语言的经济属性,支持区域经济和自贸区(港)发展》,李艳主编《语言产业研究》第3卷,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5

页。

④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

告》,第62ꢉ63页。

12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共同体构建方面发挥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国际中文教育可以培养千千万万能够使用中文沟通交流,能更

深入理解中华文化的各国人士,促进民心相通,从而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因此,

国际中文教育也应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之一,努力做到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与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并重。

(三)使命之三:促进中外语言交流与推动中文成为一门全球性语言并重

语言是人际交流的桥梁,是国际合作交流的工具,因此,中外语言交流与合作乃世界各国发展所必需。

良好的语言能力需要通过语言教育获得,因此语言教育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教育体系之中。每个国家都有

自己独特的语言及其语言教育实践经验和理论方法。因此,要推动中文走向世界,使国际中文教育快速健康

发展,我们需要积极与世界各国在语言及其教育领域开展广泛深入的交流合作,相互学习借鉴,同时努力推

动中文成为一门全球性语言。

全球性语言具有哪些特征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目前全世界只有英语一种语言被公认为全球性语

言。参照英语作为全球性语言的特征,笔者2014年就提出了全球性语言主要有以下特征:第一,该语言的使

用人口(以下简称“语言人口”)众多,至少达到全球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第二,该语言作为外语使用者人数众

多是“全球性语言”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第三,该语言使用者在全球分布广泛,将该语言作为母语、官方语言

或通用语言的国家数量众多,基本达到全世界国家总数的三分之一;第四,该语言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官方和

民间各领域相互交流的重要语言,尤其是在经济、文化、教育、科技、传媒等领域被普遍使用;第五,该语言的

母语国已无须投入大量经费进行该语言的国际推广,学习使用该语言已成为各国民众的需求和自觉行动^①^。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加快,中文成为一门全球性语言的可能性也在日益增

加。我们有必要未雨绸缪,将“积极开展中外语言交流合作,推动中文成为一门全球性语言”作为国际中文教

育的重要使命之一予以确立,以便分阶段有序稳步推进。需要指出的是,推动中文成为一门全球性语言这一

目标,不具有排他性,可以与既成的全球性语言英语和谐共存,相互补充。人类沟通交流的语言之桥不应该

只有一座,多桥并存可以使沟通交流更加便利畅通。

二ꢃ新时代新征程国际中文教育十项行动计划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不注重抓落实,不认真抓好落实,再好

的规划和部署都会沦为空中楼阁。”^②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认真履行上述使命^,国际中文教

育不论是为了事业还是为了学科,既要守正,更要创新,勇于突破传统思维定式,探索新思路,提出新方案,采

取新行动,努力推动国际中文教育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实现超常规、跨越式发展,更好地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国际中文教育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步走战略

对国际中文教育目标的传统认识往往停留在教外国人学会中文的教学层次上,新时代新征程上,应该将

目标提升到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来定位并制定配合、支持全球中文教育快速发展的实施方略。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二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有近期的,有中期的,也有长期的,要分清轻重缓急,既要全面

推进,又要突出重点;既要狠抓当前,又要着眼长远,多办打基础、利长远的事,防止搞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③我们应结合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分两步走的战略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目标^,制定

与新时代新征程目标一致的国际中文教育近期、中期和远景目标。

.近期目标

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之时,使中文成为一门世界各国普遍教授的语言。这一目标的实现

具有较强的可能性,因为根据经济学家的普遍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28年左右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

①

吴应辉《让汉语成为一门全球性语言———全球性语言特征探讨与汉语国际传播的远景目标》,吴应辉、吴伟平主编《汉语国际传播研究》2014

年第2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4ꢉ5页。

②

③

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2期,第7ꢉ8页。

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2期,第8页。

126

吴应辉ꢃ新时代新征程国际中文教育新使命新行动思考

^大^经^济^体^①^,到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之时^,中国的综合国力应该更加强大^,世界各国与中国

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合作交流将更加频繁。世界各国对中文人才的需求将快速增长,从而带动中

文在世界各国各学段的普遍教授。

.中期目标

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时,使中文成为一门广泛使

用的语言。国家富强是语言国际传播的实力支撑,也是世界各国中文教育发展需求的逻辑起点。当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建成之时,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已经融入世界各国各行各业和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届时已

经不再需要中国努力向世界推广中文,而是世界主动学习和使用中文^②^,中文将成为人们日常工作和生活中

的刚需而被广泛使用。

.远景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后,努力使中文成为一门全球通用语言。汉语言文字海外传播史早已证明,中

文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在域外广泛传播和使用。在信息传播渠道十分有限的古代,受中华灿烂文明的吸引,

以及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邻邦有语无文等语言历史原因的影响,中文尚能从十分有限的信息传播渠道,突

破时空限制,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域外的广泛传播和使用,形成汉字文化圈。通过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之后,强大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新盛世必将受到全世界瞩目,届时将激发中文学习和使用需求

的急剧增长。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传播途径丰富便捷的未来社会,中文传播速度将大大加快,学习和使用

人数将呈几何级数增长,最终推动中文成为一门世界各国各行业的全球通用语言。

(二)制定服务三步走战略的国际中文教育三阶段发展规划

我们应该根据三步走战略,从全球视野审视世界各国中文教育发展状况,本着需求导向和配合支持的基

本原则,谋划构建全球中文教育发展的全球体系、区域体系、国别体系,制定相关政策标准、体制机制、资源配

置、学科建设、师资培养、资源建设、技术应用等远景规划、中长期规划和近期计划,由远及近逆向设计,正向

实施,指导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和学科朝着正确方向稳步有序推进。

(三)构建与世界各国广泛合作、差异化的国际中文教育可持续发展全球体系

发展中文教育乃各国自主行为,我们应本着外方为主、需求导向、中方配合、量力而行、急需优先、重点优

先、友好优先的原则,广泛开展与世界各国的中文教育合作交流。更加重视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配合,本着

中国引领、各国主办、中外合作的基本思路,持续支持配合具有中文需求的友好国家发展中文教育。加强对

发展中国家中文教育发展水平的评估指导,对配合支持方式和力度进行动态调整,激发中文融入国民教育体

系的内生动力和活力^③^。发达国家总体上具有良好的中文教育资源^,未必需要中国的支持^,我们应侧重与其

在中文教育学术层次的合作交流,共同构建国际中文教育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作为中文的母语国,我

们应该主动作为,推动构建与各国广泛合作、差异化的国际中文教育可持续发展全球体系。

(四)通过国际中文教育服务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通过国际中文教育改善外国中文学习者的中国形象认知

研究表明,国际中文教育具有影响外国学习者对中国国家形象认知的显著功能,中文水平与对中国国家

形象的认知呈正相关关系^④^。泰国^、缅甸的两位青年学者所做的国际中文教育对外国民众中国国家形象认

①

《英智库报告:中国2028年将超越美国成最大经济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2020年12月27日发布,2023年4月15日访问,

httpꢅꢄꢄwwwmofcomgovcnꢄarticleꢄiꢄjyjlꢄjꢄ202012ꢄ20201203026481shtml。

②

吴应辉《国家硬实力是语言国际传播的决定性因素———联合国五种工作语言的国际化历程对汉语国际传播的启示》,吴应辉主编《汉语国际

传播研究》第1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1页。

③

④

李宝贵、吴晓文《中文纳入海外各国国民教育体系:价值、演进与表征》,《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22年第4期,第1ꢉ

页。

王祖嫘《中文国际传播与中国形象认知的相关性研究———来自东南亚五国的实证》,《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第68页。

12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知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结论^①^。国际中文教育还可以通过教学资源内容的教学^,帮助外国学习者潜移

默化地构建起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客观认知。此外,国际中文教育可以在为世界各国培养本土中文传播人才

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本土中文人才通晓中文和中华文化,擅长使用本国语言文字,以贴近本国文化的方式,

面向本国民众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助力中国国际传播体系构建,提升所在国民众对中国形象的

认知。

.通过国际中文教育促进民心相通

应充分利用来华留学高端中文人才资源促进中外民心相通。来华留学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力量,

尤其是来华留学高端中文人才往往具有“双语双文化”优势,向本国民众介绍全面、真实、立体的中国,塑造可

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在助力构建我国国际传播体系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然而,长期以来外国来华留学

生介绍中国、阐释中国完全出于自发动机,处于自发状态,关于中国的传播普遍存在选题细微、话题零散、影

响力较弱的“小、散、弱”特点,缺乏组织策划,未形成具有较强传播力的话语体系。因此,我们应充分利用来

华留学高端中文人才群体这一重要国际传播人才资源,策划推出一批国际传播成果,面向世界各主要语别和

国别受众推介,促进民心相通。如组织编写“讲好中国故事”系列主要语别丛书,全面介绍、阐释“中国式现代

化”各主要领域状况,以纸质和数字化形式在有关国家和中国同时出版。又如,可以推出“国际青年学者看中

国”多语种系列视频故事,反映当代中国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在各国主流社交平台发布,让世界客观了解全

面、立体、真实的中国。

(五)加大力度优先支持本土高端中文人才培养

中文学习者层次丰富,种类繁多,资源需求量大,从中文学习者到中文人才尤其是高端中文人才需要经

过十几年漫长的培养周期。从初级中文学习者到高端中文人才的培养是一个不断筛选优化的过程,形如金

字塔状,中低水平的中文学习者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培养成中高级中文人才,且目前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尚

未具备培养高端中文人才的学科条件。在支持各国中文教育方面,我们需要更新思路,基础教育阶段中文教

育面临的问题应主要由各国自己解决。应逐步调整面向基础教育大量配置中文教育资源的既有做法,腾出

部分教育资源优先配置到高端人才培养方面,尤其要加大力度优先支持博士、博士后等本土高端中文人才的

^培^养^②^。资源配置优先投入培养高端本土中文人才^,再逐层向更低层次辐射^,以构建金字塔状从塔尖向底部

辐射的本土中文教育体系。鉴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本土高端中文人才尤其是高端中文师资普遍匮乏的实际,

应鼓励我国国内高校与发展中国家高校广泛开展国际中文教育学科建设合作,构建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开

展本、硕、博高层次中文人才联合培养,为优秀学习者提供奖学金来华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为海外高校中文

教师提供来华访学资助,帮助他们提高学术研究能力和当代中国阐释能力,力求起到培养精英中文人才、带

动一国中文教育发展之效。

(六)设立国别标准体系建设支持项目

鉴于许多国家中文教育专家匮乏的实际情况,应设立国别标准体系建设支持项目,帮助支持有关国家开

展本国中文教育标准体系建设。由我国选派专家与对象国专家合作,研发构建有关国家中文教育标准体系,

以引领国别中文教育科学发展。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已组织部分专家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特

阿拉伯王国等国家合作研发本国中文课程大纲等中文教学标准,为国别中文标准体系建设支持项目作出了

有益探索,应及时总结经验供其他国家学习借鉴。

(七)大力支持发展虚拟空间中文教育

快速发展的信息科学技术,如数字化、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人工智能、元宇宙、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正快速

推动国际中文教育从现实空间向虚拟空间转移。虚拟空间中文教育可以囊括所有类型的中文教育,既可以

解决时空障碍问题,又可以克服广大发展中国家优质教学资源尤其是优质中文教师短缺问题,借助网络空间

①

②

吴有进《泰国汉语传播对中国国家形象认知影响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18年博士学位论文;龙威《缅甸汉语传播对非华裔缅甸人中国国家

形象认知影响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19年博士学位论文。

李东伟、吴应辉《国际中文教育相关专业外籍博士生人才培养研究》,《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第24ꢉ28页。

128

吴应辉ꢃ新时代新征程国际中文教育新使命新行动思考

最大限度地释放优质教学资源,带来指数级的教学效应,惠及世界各国中文学习者。借助虚拟空间的数智化

(数字化和智能化)教学手段可以使全球中文学习者人数呈几何级数增长,从而快速提高全球中文学习者数

量,推动中文早日成为一门全球通用语言。此外,大力发展虚拟空间中文教育还可以节省学习者来华留学的

国际旅费和生活费用,大大降低中文学习成本,从而激发更多世界各国民众学习中文。虚拟空间中文教育将

^会^成^为^未^来^与^现^实^空^间^中^文^教^育^同^等^重^要^的^国^际^中^文^教^育^新^形^态^①^。作为中文的母语国^,我们应具有超前

眼光,站在谋划全球中文教育当前和未来发展的高度,加大投入,为全球虚拟空间中文教育发展搭建软硬件

平台和教学资源支持,为虚拟空间中文教育快速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八)启动中文教育薄弱国家支持项目,提升中文进入国民教育体系国家数量

近年来,笔者组织的研究团队对全球196个主权国家的中文教育基本情况进行了全面调研,发现全球中

文教育发展水平极不平衡,部分国家中文教育基础十分薄弱,少数人口较少国家甚至处于一片空白状态。我

们面向世界各国的中文教育支持项目应多一些雪中送炭之举,帮助一批中文教育基础薄弱和空白国家发展

中文教育,对于一些人口较少国家开展中文教育特殊帮扶,可以起到投入小、见效快的效果,甚至可以推动一

批国家将中文课程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而快速提升中文进入国民教育体系国家数量和在全球各国中的国

家数量占比,提升中文的全球化水平。

(九)支持构建国别区域中文教育学科体系,为高层次中文人才培养提供学术支撑

₀₂₂_年₉_月_,教育部发布了《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原^学^科⁽^专^业^学^位^类^别⁾^名^称^“^汉^语^国

际教育”更名为“国际中文教育”,并在教育学门类之下正式设置国际中文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标志着国际中

文教育人才培养体系本、硕、博完全贯通。这是国际中文教育学科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对海外本土高端

中文人才的培养会产生一定的辐射效应。然而,这只是意味着中国的国际中文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得以完善,

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高端中文人才培养体系依然尚未建立,仍然需要依靠中国帮助。“授人以鱼,不如授人

以渔”,我们应该把对各国中文教育支持的着力点放在高校国际中文教育学科体系的构建方面,以培育中文

学科队伍和高层次人才培养能力,增强国别或区域中文教育发展的“造血”机能。实施“一国一校”国际中文

教育学科支持计划,对有需求的国家,至少支持一所高校构建完善的学科体系,对于人口较少的国家,可以区

域为单位,如加勒比海地区、南太平洋岛国等,支持其建设一所高校构建完善的学科体系,为区域内各国中文

教育提供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学术支撑。

(十)推动中文师资“走出去”培养探索,破解“出不去”、“融不进”难题

我国目前培养国际中文教育硕士院校已达198所,每年培养中国硕士生近万人,普遍存在对口就业率不

理想、海外就业比例较低的问题,与汉语国际教育硕士设置方案中确定的外向型培养目标存在较大差距。与

此同时,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中文师资匮乏问题普遍存在,除薪酬待遇不够理想等影响中文教师长期扎根海

外从事中文教学的因素之外,中国国内许多高校培养的毕业生还缺乏直接了解对象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生活、自然环境等机会,难以下决心赴特定国家教授中文。这就导致供给侧与需求侧失配,出现国内难以对

口就业与国外中文师资匮乏并存的矛盾现象。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通过中外联合培养或国外高校独

立培养的方式,使中国的国际中文教育硕士和博士生获得在目标国学习、生活一段时间的体验,消除对异国

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陌生感,消减跨文化、跨环境适应障碍,发现所在国的优点和长处,甚至激发对所在国

的兴趣,从而促进其毕业后在当地寻求就业机会。这种面向特定国家在当地培养和就业的国际中文师资培

养新模式,已在中央民族大学选派学生赴美国联合培养的探索中得到证明^②^。这种培养模式持续长达十余

年,至今仍有50多名国际中文教育硕士毕业生留在美国主流教育体系中的学校从事中文教育。泰国某大学

刚启动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和博士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成批招收中国籍学生在泰国培养,主要聘请中国高校

教师授课并担任指导教师,其课程体系中包括泰国的国别化课程。这是中国人在海外高校接受国际中文教

育师资培养并就地就业的案例,相信学生毕业后会有一部分人留在泰国高校或中小学任教,其成效值得进一

①

②

吴应辉、梁宇等《全球中文教学资源现状与展望》,《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21年第5期,第1ꢉ6页。

江傲霜《美国新任中小学中文教师的六大教学挑战及应对策略》,《民族教育研究》2022年第3期,第161ꢉ168页。

12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步观察。中国人“走出去”接受国际中文师资教育,并在所在国就业的国际中文师资培养模式值得在不同国

家探索实验。

三ꢃ结语

中国的强大是国际中文教育发展的坚实基础,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又能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建设作出独特贡献。中文在全球的广泛传播将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中文在全球的传播程度也是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程度的重要衡量指标之一。因此,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应站在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高度,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以全球化眼光和整体系统思维,谋划国际中文教育的近期、中期和远景发

展目标。一张蓝图绘到底,加大投入,统筹推进,以国际中文教育特有的方式,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和世界各国发展,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助力语言国际交流合作,推动中文成为一

门全球性语言。国际中文教育使命光荣,任重道远,前景光明,未来可期!

NewMissionsandActionsinInternationalChineseEducationintheNew

EraandontheNewJourney

WuYinghui

ResearchInstituteofInternationalChineseLanguageEducationꢀBeijingLanguageandCultureUniversityꢀBeijing100081ꢀ

China

AbstractToimplementthespiritofthe20thNationalCongress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andto

helpthegreatrejuvenationoftheChinesenationꢀinternationalChineseeducationinthenewerafacesthree

newmissionsꢅtoservetheconstructionofasocialistmodernizedpowerinChinaandthedevelopmentofall

countriesintheworldꢀtoserveboththegreatrejuvenationoftheChinesenationandthebuildingofa

communitywithasharedfutureformankindꢀandtopromotebothexchangesbetweenChineseandforeign

languagesandtheglobaluseofChineseTofulfillthesemissionsꢀweneedtodevelopathree-stepstrategy

andplanꢀcontributetoChinaꢊs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capacityconstructionꢀandbuildasustainable

globalsystemofinternationalChineseeducationwithextensivecooperationanddifferentiationamong

countries Wealsoneedtoestablishacountry-specificandregionalChineseeducationdisciplinesystemꢀ

setupprojectstosupportnationalstandardsdevelopmentꢀvigorouslydevelopvirtualspaceChineseeduca-

tionꢀinitiatesupportprojectsforChineseeducationinweakcountriesꢀandpromotethetrainingofChinese

teachersforoverseasteachingTheshort-termgoalofinternationalChineseeducationistomakeChinesea

languageuniversallytaughtby2035ꢀthemid-termgoalistomakeitawidelyusedlanguagebythemid-

centuryꢀandtheultimategoalistomakeitagloballanguageofuniversaluse

KeywordsneweraandnewjourneyꢋinternationalChineseeducationꢋmissionsandactionsꢋgreatrejuve-

nationoftheChinesenationꢋgloballanguage

[责任编辑:唐_ꢃ普]

130

第50卷第4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

SocialSciencesEditionꢂ

023年7月

Vol50ꢀNo4

Julyꢀ2023

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的

内涵特征和实践进路

王_ꢃ辉

ꢃꢃ摘要: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促进国际中文教育守正创新,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国

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体现了质量提升、结构优化、创新驱动的内涵

特征。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以质量、结构、创新等关键要素的配置和优化为实践进路,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质量提升,要加强标准建设和应用,提高国际中文教育师资质量,提升国际中文教育治理能力;二是结构优化,

要优化国际中文教育布局,优化国际中文教师队伍结构,优化教育模式;三是创新驱动,要推进国际中文教育技术

赋能,制度创新及业态创新。

关键词: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内涵特征;质量提升;结构优化;创新驱动

DOI1013734ꢄjcnki1000-531520230614

收稿日期:2022-01-22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非洲百年汉语传播研究”(21&ZD311)、教育部语

合中心国际中文教育研究中外联合专项课题“基于中文国际传播的语言传播理论:转向与建构”

(22YH23ZW)、教育部语合中心国际中文教育基地项目“国际中文教育助力非洲减贫研究”

(22YHJD102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辉,宁夏银川人,文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国际中文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语言政

策与语言传播、国际中文教育,E-mailꢅhuiwan_g@z_jnueducn。

一ꢃ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①。2022年12月8

日,国际中文教育大会在北京召开,其主题为“构建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演

讲中强调要扎实推动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②。推动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体现了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

段后国际中文教育发展的新要求新任务,适应了国际中文教育提质增效、内涵提升的发展需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③。而国际中文教育是促进中外人文交流、人民相

亲相知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基础和前提④,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促进国际中文教育守正创新、增进国际

理解、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8页。

《孙春兰强调:扎实推动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中国政府网,2022年12月9日发布,2022年12月20日访问,httpꢅꢄꢄwwwgovcnꢄ

guowuyuanꢄ2022-12ꢄ09ꢄcontent^_⁵⁷³⁰⁸⁹²^h^t^m^。

(

②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

告》,第45ꢉ46页。

④

马箭飞《推动新时代新征程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神州学人》2023年第1期,第7页。

13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当前对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主要体现在高层次人才培养①,标准体系建设②,“中文+职业技能”

教育高质量发展新体系构建③,国际中文教育的新动态、新领域和新方法④,国际中文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

建⑤,国际中文教师教育⑥及信息化建设⑦等方面。上述研究问题意识突出,针对性很强,然而,国际中文教育高

质量发展的内涵特征是什么? 实践进路为何? 学界对这两个基本问题的认识尚不够清晰,探讨还远不充分。而

只有回答了这两个基本问题,才能够为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有效的指导。

针对上述两个问题,本文将首先厘清和明确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特征,在此基础上探索高质量发

展的实践进路,以期对推动新时代新征程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有所启示。

二ꢃ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特征

(一)何为“高质量发展”

当前鲜有文章探讨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特征。要厘清和明确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特

征,首先要明确何为“高质量发展”。

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的表述,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

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要“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

革、动力变革”⑧。这是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新判断,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

标。简言之,高质量发展就是从简单追求数量和增速的发展,转向以质量和效益为首要目标的发展⑨。高质量发

展需要进行三个转换,即从“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追赶”,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升级”,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

驱动”ꢆꢇꢈ。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转”,这既是发展阶段的转换,更是发展方式和发展特征的转变ꢇꢆꢌ。2020年7月

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指出,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实质上是全面满足人民在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而且是一个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的全局性问题ꢆꢇꢍ。因此,高质量发展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扩展到社会各领域、各层面,具有系统性、全面性

和综合性的特点。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

要任务,从而赋予高质量发展突出的战略地位。

综上,高质量发展是一种以质量和效益为导向,以质量提升、结构优化和创新驱动为内涵特征,以建立现代化

经济体系为目标,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质量转型升级的新发展形态。

(二)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特征

.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演进

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理念和政策来源于我国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的总体特征和要求。

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阶段区别于之前的国际中文教育规模高速增长阶段。随着2004年全球首家孔子

学院在韩国首尔建立,国际中文教育开始快速发展。全球孔子学院发展指数显示,2007ꢉ2018年孔子学院(课堂)

增速达20%以上ꢆꢑꢇ。截至2018年年底,已在154个国家和地区设立548所孔子学院和1193个孔子课堂,仅2018

①

②

③

④

⑤

吴勇毅《国际中文教育“十四五”展望》,《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20年第4期,第9ꢉ15页。

马箭飞《强化标准建设,提高教育质量———国际中文教育标准与考试研讨会大会致辞》,《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21年第1期,第4ꢉ5页。

教育项目研究组《构建“中文+职业技能”教育高质量发展新体系》,《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1年第12期,第119ꢉ123页。

吴应辉《国际中文教育新动态、新领域与新方法》,《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第104页。

王文军、陆小兵《新时代国际中文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第142ꢉ150

页。

⑥

⑦

高皇伟《国际中文教师教育建设迫在眉睫》,《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4月13日,第6版。

马箭飞《国际中文教育信息化建设成效及发展方向———在国际中文智慧教育工程成果发布会上的讲话》,《世界汉语教学》2022年第3期,第

91ꢉ293页。

⑧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

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21页。

⑨

杨蔚《怎样理解高质量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网,2022年9月29日发布,2022年12月20日访问,httpꢅꢄꢄwwwcssncnꢄskylꢄskyl_skspꢄ

02209ꢄt20220929_5544965shtml。

ꢆꢇꢈ王一鸣《大力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民论坛》2018年第9期,第32页。

ꢆꢇꢌ王一鸣《百年大变局、高质量发展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管理世界》2020年第12期,第4页。

ꢆꢇꢍ高培勇《深刻认识“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光明日报》2020年8月18日,第11版。

ꢆꢇꢑ王辉、韩进拓《全球孔子学院发展指数构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21年第2期,第1ꢉ9页。

132

王辉ꢃ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特征和实践进路

年就新建30所孔子学院和80个孔子课堂①。国际中文教育在规模不断扩大、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发展上

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面临标准体系不健全、本土化发展不足、师资队伍建设薄弱、教学内容相对滞后等困境②。

因此,《孔子学院发展规划(2012ꢉ2020年)》提出要“提高办学质量和水平”③,在2015年在第十届孔子学院大会

上,刘延东副总理提出“要以提高办学质量为重点”④,提升国际中文教育质量已成为孔子学院改革创新的着力

点。2018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关于推进孔子学院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要提高办学质量,使之

成为中外人文交流的重要力量。

从国家政策层面来看,自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后,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先后出现四次

重要的政策话语表述。第一次是在2018年12月第十三届孔子学院大会上孙春兰副总理首次提出“推动孔子学

院高质量发展”⑤,这意味着国际中文教育开始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第二次是在2019年12月召开的国际中文

教育大会上,孙春兰副总理提出“构建更加开放、包容、规范的现代国际中文教育体系”⑥,明确了国际中文教育高

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第三次是在2021年3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建设中文传播平台,构建中国语言文化全球传播体系和国际中文教育标准体

系⑦,构建“一平台”、“两体系”成为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主要任务。第四次是在2022年12月举办的国际

中文教育大会上,孙春兰副总理强调“扎实推动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⑧,体现了国家对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

发展政策的实施层面的重视。

上述关于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政策层面的四次重要表述,从目标、任务再到实施,层层递进,逐步

深化,形成了明确的政策意图和连贯的政策导向。作为我国语言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中文教育政策目标清

晰,重点突出,与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和要求高度契合。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从理念、政策

到实践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中理念和政策起到引领和指导作用,因而准确理解和科学把握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特

征显得尤为重要。

.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特征

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目前还只是一个政策话语,尚未发展成为一个学术概念,需要将其内涵特征具体化

和实化。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与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是具体和一般的关系,二者内涵特征总体上是一

致的,但前者应呈现出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具体特征。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背景和要求下,国际中文教

育高质量发展意味着以质量和效益为导向,提质增效,创新发展。国际中文教育的主要矛盾已经从解决“有没有”

的问题发展到“好不好”的问题,从解决中文教育服务质量、规模的要求发展到提升质量和效率的要求⑨。国际中

文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三个转变”,即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变、规模扩大向结构优化转变、要素驱动向创新驱

动转变,最终形成高质量发展形态。质量提升、结构优化、创新驱动构成了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内涵

特征。

国际中文教育质量提升是在高速增长后发展方式的一次嬗变。孔子学院在短时间内数量迅速增大,难免会

出现快速发展带来的问题,遇到“成长的烦恼”ꢆꢇꢈ。国际中文教育标准建设和应用、师资队伍、治理能力等都需要提

质增效。标准建设在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中起到引领和规范作用,也体现了中国作为汉语母语国在制定国

际中文教育各项标准中的话语权。教师是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国际中文教师包括中国国内教

师、外派专职教师及志愿者、对象国本土教师、华侨华人教师等多种类型,涉及国内对外汉语教学、海外各类中文

①

②

③

《2018年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状况》,教育部网站,2019年5月31日发布,2022年12月20日访问,httpꢅꢄꢄwwwmoegovcnꢄfbhꢄliveꢄ

019ꢄ50690ꢄsfclꢄ201905ꢄt20190531_383796html。

教育部《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2624号(教育类091号)提案答复的函》(教汉语提案〔2021〕223号),教育部网站,2021

年10月15日发布,2022年12月20日访问,httpꢅꢄꢄwwwmoegovcnꢄjyb_xxgkꢄxxgk_jytaꢄyuheꢄ202111ꢄt20211104_577702html。

《孔子学院发展规划(2012ꢉ2020年)》,教育部网站,2013年2月28日发布,2022年12月20日访问,httpꢅꢄꢄwwwmoegovcnꢄjyb_xwfbꢄ

_g_z_d_t_{_}_gzdtꢄs5987ꢄ201302ꢄt20130228_148061html。

④

《刘延东在第十届全球孔子学院大会开幕式上指出为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力量》,《人民日报》2015年12月7日,第4版。

《孙春兰强调推动孔子学院高质量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人民日报》2018年12月5日,第4版。

《孙春兰出席国际中文教育大会时强调深化国际中文教育让世界了解中国》,《人民日报》2019年12月10日,第4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人民日报》2021年3月13日,第10版。

《孙春兰强调扎实推动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2年12月9日,第4版。

⑤

⑥

⑦

⑧

⑨

马箭飞《强化标准建设,提高教育质量———国际中文教育标准与考试研讨会大会致辞》,《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21年第1期,第4ꢉ5页。

ꢆꢇꢈ王辉《新时代孔子学院的发展路径》,《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3月5日,第6版。

13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教学和华文教育①,来源不一、质量有别,需要提升他们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国际中文教育治理能力是提升

教育质量和效率的重要保障,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在宏观、中观及微观等各个层面形成协同高效的治理

能力。

国际中文教育结构优化体现了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协调性、均衡性、高阶性的要求。目前全球孔子学

院(课堂)数量可观,已经超过了韩国世宗学堂、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塞万提斯学院、但丁学会等国际语言文化传

播机构在全球建立的语言教学分支机构。但是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保持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的有机

统一和协调发展,其中结构优化是必然要求。国际中文教育结构优化体现在发展布局、师资队伍结构、教育模式

等方面。全球中文教学存在布局不平衡、发展不充分等问题②,亟须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优化资源配置,增强结构

效应。国际中文教师队伍结构优化体现在中文教师学历结构、高级本土中文教师和青年汉学家比例及专职教师

比例等是否合理等方面。教育模式的结构优化则体现在网络中文教学、中文+职业教育、文化教育、产教融合发

展等模式的合理化和高阶化发展。

创新是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国际中文教育一般是通过机构、师资、教材、资金等要素的投

入来维持和推动发展。2004年以来,国际中文教育从“引进来”向“走出去”转变,随着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

实施,发展步伐加快,上述“生产要素”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为推动“一带一路”国家中文教育发展,截至2021

年10月15日,中国已累计派出院长、教师和志愿者4万人,赠送中文教材500万册,培养培训本土中文教师6.5

万多人次,培养培训各类学员220万人,组织各类中文考试达1600万人次③。要素驱动有利于规模的扩大,但不

一定会带来高质量发展。创新驱动是国际中文教育转型升级的内驱力,对国际中文教育催生新发展动能、释放新

发展活力、提升国际竞争力有重要作用。创新驱动体现在技术赋能、制度创新、业态创新等方面。现代技术的迭

代升级和教育应用使国际中文教育更加便捷、自主和智能,以满足中文学习者多元化、高品质学习需求。体制机

制改革创新有助于增强国际中文教育的资源便利性、治理高效性和发展适应性,形成传播机构有动力、市场机制

有活力、宏观指导有效力的创新发展态势。业态创新体现在国际中文教育内容生产、运营、营销及服务全产业链

中,以促进国际中文教育市场化、产业化发展。

三ꢃ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进路

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与之相应,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是构建现代

化国际中文教育体系。现代化国际中文教育体系的构建要以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内涵特征为核心要义,以

国际中文教育质量、结构、创新等关键要素的配置和优化为实践进路。以下将从质量提升、结构优化、创新驱动三

个方面探讨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进路。

(一)质量提升之路

.加强标准建设和应用

标准是掌握一门语言、教好一门语言的核心要素④,有利于国际中文教育保持质量的稳定性、规范性和可控

性。国际中文教育标准体系是一系列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和教学应达到的规范性要求的集合体,包含国际中文教

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教学大纲、课程标准、语言要素标准、教材标准、教师专业能力标准、职业中文能力标准等各

类相关标准。2021年3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

要》明确提出构建“国际中文教育标准体系”,表明国家层面高度重视国际中文教育标准体系建设。2021年以来,

国际中文教育标准体系不断健全,先后出台了《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国际中文教育专业能力标准》

等国家或团体标准。未来,国际中文教育一方面要加强现有标准的修订、完善和研究,制定国际中文教师数字胜

任力标准、教材本土化标准、教学案例标准、学术中文能力标准、区域国别中文教育质量标准、中文教育机构评价

标准、国际中文教育发展指数、国际中文教育智库建设标准等系列新标准,适应国际中文教育的创新发展。另一

方面,要将现有标准同课程和教材建设、国际中文教育专业学位建设、国际语言教育标准对接,并与中文教育标准

国际化等密切结合,推进国际中文教育标准的应用、实施、国际推广及国别化适配,从而引领和推进国际中文教育

①

②

周智婉、王辉《国际中文教育与中文国际传播:概念内涵与研究取向的比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23年第1期,

第12ꢉ19页。

王辉、陈阳《基于大数据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孔子学院分布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19年第1期,第10ꢉ

4页。

③

④

谢剑南、范跃进《全球教育治理的内涵、效度及中国参与路径》,《大学教育科学》2022年第3期,第67页。

马箭飞《强化标准建设,提高教育质量———国际中文教育标准与考试研讨会大会致辞》,《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21年第1期,第4页。

134

王辉ꢃ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特征和实践进路

高质量发展。

.提升国际中文教育师资质量

随着国际中文教师规模的不断扩大、教育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全球中文学习需求的日益多元化,国际中文教师

亟须提升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首先,完善国际中文教师培养培训机制,发挥国外高校中文师范专业和国内高校

国际中文教育研究与实践基地等优势,形成国内国外结合、岗前岗中组合、线上线下混合、教研实践融合的中文教

师研修新模式。其次,开展以需求为导向的精准化培训,分类分层分级培养培训中文教师,以适应多样化中文学

习需求。国际中文教师教育课程设置应充分体现国际中文教育的新理念和新方法,重视语言学理论的学习①,提

升教师运用理论指导教学实践的能力。再次,国际中文教育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要更加清晰,着力培养热爱国际

中文教育事业、专业基本功扎实、具有宽广国际视野和较强教学实践能力和中华文化阐释能力的专门人才。最

后,重视国际中文教师的问题意识、科研方法、反思能力及数字化教学能力的培养,增强其环境适应能力、跨文化

交流能力及持续发展能力。

.提升国际中文教育治理能力

国际中文教育治理能力是国际中文教育治理体系效能的直接体现,关涉国际中文教育质量和效率。要健全

国际中文教育治理体系,强化国际中文教育质量监控、过程管理、绩效评价、机构协同等职能,发挥各中文教育机

构和教师的能动性,加强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和学科发展的统筹规划和系统化实施。从宏观层面看,国家语言文字

工作委员会、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在指导、引领和推动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随

着国际局势的加速演进,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显著增强,需要增强对国际中文教育发展方向的预判力和把控力,

对国际中文教育舆论环境的洞察力和引导力,提升国际中文教育政策制定的前瞻性和科学性,提升国际中文教育

创新应变能力、市场拓展能力和风险抵御能力,保障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②。从中观层面看,治理主体

的政策学习能力、政策执行能力和协同创新能力至关重要③。海外孔子学院(课堂)、华文教学机构、高校国际中文

教育人才培养相关院系、国际中文教育智库、学术团体、媒体等需要增强国际中文教育相关政策学习、执行和协同

创新能力。从微观层面看,中文教师、华侨华人、汉学家等个体需要提高对国际中文教育的参与治理能力,在具体

实践中发挥国际中文教育多元主体的能动性和协同效应。

(二)结构优化之路

.优化国际中文教育布局

首先,国际中文教育机构的全球布局需要进一步优化。以服务国家外交和战略需求为导向,设定国际中文教

育重点国家和优先支持国家,科学规划,精准布局。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情势下,需要加大对“一带一路”国

家中文教育的支持力度,使“一带一路”国家成为国际中文教育的基本盘和稳定器④。在尚未建有国际中文教育

机构的“一带一路”国家,优先考虑设立孔子学院(课堂)。其次,要合理调整各国孔子学院(课堂)的分布,使孔子

学院(课堂)的数量与当地人口、教育、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投资等要素相匹配,发挥每个孔子学

院的综合辐射效应。优化各国孔子学院、华文学校及开设中文项目的当地教育机构的布局,促进其功能互补、协

同发展、合作共赢。再次,大力推动中文进入当地基础教育机构,提高中文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地位,适应国际中文

教育低龄化发展趋势。最后,调整国际中文教育产业布局,在网络教学、水平测试、师资培训、文化创意等产业方

向扩大市场化、民间化、国际化机构的参与度。

.优化国际中文教师队伍结构

首先,改善教师队伍学历结构。适度压缩国际中文教育本科专业人才规模,逐步扩大国际中文教育专业硕士

规模,大力发展国际中文教育博士人才队伍,支持更多高校增设国际中文教育学术型和专业型博士学位,扩大国

际中文教育高端人才培养。缩减或取消考生报考国际中文教师专业博士学位时的工作年限要求,让更多有海外

工作意愿的青年教师或学生有机会攻读博士学位,趁年轻尽早到国外开展教学。其次,鉴于本土师资是国际中文

教育的关键力量⑤,要加大本土中文教师培养力度,形成一支高水平国际中文教育种子教师队伍。通过支持国外

高校中文师范专业、扩大实施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项目、增加新汉学计划招生名额等方式,不断扩大本土教师比

①

②

③

④

⑤

陆俭明《从事汉语教学的教师需要学一点语言学理论》,《国际汉语教育(中英文)》2020年第2期,第3ꢉ14页。

李宇明、黄德宽等《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笔谈》,《语言文字应用》2022年第4期,第12页。

王辉《国家语言治理能力及其理论建构》,《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第140页。

王辉、史官圣《区域国别研究视角下的国际中文教育:内在逻辑与范式建构》,《世界汉语教学》2023年第1期,第7页。

李宇明《国际中文教育的当地化问题》,《南开语言学刊》2022年第2期,第24页。

13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例,使其成为当地中文教学的有力参与者和推动者,促进国际中文教育本土化内生性发展①。再次,稳步扩大专

职教师队伍,制定专职教师职业发展规划,提升国际中文教师的职业化水平,加大对专职教师薪资、职称等方面的

政策支持力度,提升其职业荣誉感和工作稳定性。最后,鼓励资深国际中文教师组建教学团队到国外中文教育机

构长期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形成中文教学可持续发展力量。

.优化教育模式

首先,优化网络中文教学模式。高水平建设网络中文课堂、中文智慧教室、网络教学资源平台,不断适应中文

学习者网络化、自主化、个性化学习需求。加强中文教学平台之间的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促进跨平台获取教学

资源和功能支持,形成线上中文教学的共享模式②。其次,强化中文+职业教育、中文+领域服务、中文+特色化

发展等“中文+X”教育模式,增强中文教育对社会各行业、各领域的服务能力。加强中文教育与中国航天、高铁、

新型农业菌草种植等先进技术的有机融合,构建中文教育与高科技走出去相互加持、互促发展的伴生发展模式。

再次,优化国际中文教育中的文化教育模式,从传统的单向线性文化传播转向双向互动、平等包容、共生共荣的文

化交流模式,促进中外文明互学互鉴。最后,加强国际中文教育产教融合发展,贯通产学研用链条,突出“从实践

中学、到实践中用”的实践能力培养导向,发挥产业在国际中文教育实践和协同创新中的重要作用,构建国际中文

教育产学研用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

(三)创新驱动之路

.技术赋能

教学资源的丰富性、可及性和高品质是高质量教学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首先,充分发挥数字资源的创新引

擎作用,运用语音识别、语音合成、图像识别、深度学习、虚拟现实等技术对传统教学内容资源进行转化升级,创造

和丰富资源应用场景。大力研发数字化教材、融媒体词典和多语版中文移动学习应用程序,建设优质可及的教学

资源库。其次,以虚拟现实、AI机器人、ChatGPT等技术赋能国际中文教育智能教学、智能测试、智能辅导等环

节,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提升国际中文教育教学的个性化、自主化和高效化。再次,以大数据应用推动中文学习

成效评价变革,科学分析学习过程曲线,探究学习者学习偏好和学习风格,对学习成效进行个性化、过程性、动态

性评价。最后,以数字技术应用驱动国际中文教育师生交流方式、课堂教学管理方式、教育机构协作方式等的变

革,打通国际中文教育人才培养的数字链条,形成与数字环境、数字教学、数字评价相匹配的国际中文教育数字新

生态。

.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能够有效激发国际中文教育活力和创造力。2020年,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和中国国际中

文教育基金会的成立,是构建现代化国际中文教育体系的创新举措,也为国际中文教育制度的持续创新奠定了组

织基础。当前孔子学院、汉语桥、中文联盟等项目和品牌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发挥各参与方的能动性,品牌运营、价

值链延伸、资源共享等都需要制度层面的支持和保障。首先,要健全国际中文教育规章制度。国际中文教育从宏

观层面的发展规划、区域协同到中观层面的项目或办学机构的科学管理和动态监测,再到微观层面的师资和教材

管理等都需要一系列与之配套且有利于创新发展的规章制度。国外办学机构的管理规定需要与当地的法律法

规、教育制度、文化习俗等相适应,要通过机制创新融入当地教育并拓展中文教育渠道。其次,建立健全孔子学院

(课堂)、华文学校等机构的激励机制,强化质量导向,克服片面追求学生规模和文化活动宣传效果的倾向。再次,

通过完善自我评估、引进第三方评估、加强国际评估等方法,提升国际中文教育评价的信度和效度。最后,要建立

从中文学习需求分析、市场拓展、项目设计、教学质量评估、成效反馈到人才市场评价的完整的闭环管理流程,促

进国际中文教育良性发展。

.业态创新

国际中文教育业态创新指运用新的理念、技术和方法,创新国际中文教育产业运作模式和组织形态,是国际

中文教育产业化、市场化发展的必然选择。当前,随着新技术、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国际中文教育产业的外延得到

拓展,产品形态更加多样化③,国际中文教育业态创新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国际中文教育业态创新体现在内

容生产、运营、营销和服务全产业链。首先,借助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技术,国际中文教育内容生产上的创新可以

是生产虚拟教学产品,开设虚拟仿真课堂,创设虚拟教学场景,营造沉浸式学习体验。其次,国际中文教育运营上

①

②

③

马箭飞《推动新时代新征程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神州学人》2023年第1期,第7页。

王辉《新冠疫情影响下的国际中文教育:问题与对策》,《语言教学与研究》2021年第4期,第20页。

郑东晓、杜敏《新阶段国际中文教育的经济价值及其产业发展》,《江汉学术》2022年第6期,第107页。

136

王辉ꢃ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特征和实践进路

的创新可以通过中文教学平台的架构和功能创新、短视频教学、实景直播、VR全景直播、机器人直播等新形态实

现。不同的教学组织形态也可以在产业运营中综合运用,最大程度满足学习者的多元需求。再次,国际中文教育

营销上的创新包括运用智能算法锁定目标中文学习者,精准投放中文教学项目信息,创设虚拟教学体验场景吸引

潜在学习者,通过知名中文教学网络主播直播扩大品牌影响力等。最后,国际中文教育服务上的业态创新可通过

创建全球中文即时响应平台、中文学习一站式资源服务平台、中文写作智能优化服务平台等方式来实现。值得一

提的是,国际中文教育也可与动漫、电竞、网文等文创产业融合发展,形成跨界新业态。

四ꢃ结语

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新征程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国际中文教育创新发展的必然选

择。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以质量提升、结构优化和创新驱动为内涵特征,其目标是构建现代化国际中文教育

体系。基于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三大内涵特征,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包括三个实践进路:一是提升国

际中文教育质量,要加强标准建设和应用,提高国际中文教育师资质量,提升国际中文教育治理能力;二是优化国

际中文教育结构,要优化国际中文教育布局,优化国际中文教师队伍结构,优化教育模式;三是创新驱动,要进行

技术赋能、制度创新、业态创新。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内部条件创新和外部环境约束共同作用的结果。从

内部来看,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是政策、治理、理论、实践等要素的一体化发展,任何一个环节的缺失都将对

高质量发展产生影响。从外部来看,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受外部环境,包括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国际关系、

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制约。未来,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可以从发展环境、政策制定、治理效能、质量评估等

多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ConnotationandPracticalPathofHigh-QualityDevelopmentofInternationalChi-

neseEducation

WangHui

CollegeofInternationalEducationandSocialDevelopmentꢀZhejiangNormalUniversityꢀJinhuaꢀZhejiang321004ꢀChina

AbstractHigh-qualitydevelopmentofinternationalChineseeducationistheonlywaytopromotebothtra-

ditionalandinnovativeaspectsofinternationalChineseeducationꢀandtobetterintroduceChineseculture

totheworldItisanorganicpartof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Chinaꢊseconomyandsocietyꢀandre-

flectstheconnotationfeaturesofqualityimprovementꢀstructuraloptimizationꢀandinnovationdriving

Thepracticalpathofhigh-qualitydevelopmentofinternationalChineseeducationliesintheconfiguration

andoptimizationofkeyelementssuchasqualityꢀstructureandinnovationSpecificallyꢀitinvolvesthree

aspectsꢅfirstlyꢀqualityimprovementꢀwhichrequiresstrengtheningstandardconstructionandapplicationꢀ

improvingthequalityofinternationalChineseeducationteachersꢀandenhancingthegovernancecapacity

ofinternationalChineseeducationꢋsecondlyꢀstructuraloptimizationꢀwhichincludesoptimizingthelayout

ofinternationalChineseeducationꢀthestructureofinternationalChineseteachersꢀandeducationalmod-

elsꢋthirdlyꢀinnovationdrivingꢀwhichinvolvespromotingtechnologicalempowermentꢀinstitutionalinno-

vationꢀandbusinessmodelinnovationforinternationalChineseeducation

Keywordshigh-qualitydevelopmentofinternationalChineseeducationꢋconnotationfeaturesꢋqualityim-

provementꢋstructuraloptimizationꢋinnovationdriving

[责任编辑:唐_ꢃ普]

137

第50卷第4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

SocialSciencesEditionꢂ

023年7月

Vol50ꢀNo4

Julyꢀ2023

社科学术期刊评价:回顾、反思与构想

钟秋波

ꢃꢃ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科学术期刊评价主要有出版管理部门各级各类评奖,教育主管部门的“名刊”、“名

栏”工程,国家社科基金期刊资助,以及基于核心期刊研究的社会科学期刊评价体系。但当前的社科学术期刊评价

体系存在不足之处,包括核心期刊评价功能的泛化、期刊评价研究方法亟须改进、评价研究指标体系的科学性有待

完善、社科学术期刊评价对期刊的负面影响等。应构建包含社科学术期刊评价信息供给和期刊评价功能的社科学

术期刊评价信息平台,平台的构建应坚持正确的评价方向,探索多元评价体系并完善评价方法。

关键词:社科学术期刊;期刊评价;核心期刊;社科学术期刊评价信息平台

DOI1013734ꢄjcnki1000-531520230313

收稿日期:2023-03-22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度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学术成果分析与应用研究中心资助科研项目“四川

期刊发展研究专项”课题“融合与创新:四川省学术期刊发展研究”(XSCG21QK-001)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钟秋波,女,广西来宾人,经济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生

导师、《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编审,E-mailꢅ164847063@_q_qcom。

我国社科学术期刊主要包括高校举办的社科期刊(大部分是学报)、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及科研院所举办

的社会科学类期刊(如社科院、社科联、文联、协会、研究院等单位举办的学术期刊)、出版社举办的社科学术

期刊。社科学术期刊评价始终伴随着社科学术期刊的发展,引导着社科学术期刊的发展方向,成为社科学术

期刊发展的“指挥棒”和“驱动器”。因此,社科学术期刊评价成为学界关注和争论的热点。新时代新发展阶

段,强化科学合理、客观公正的社科学术期刊评价体系的创新探索,对提升我国社科学术期刊的质量和影响

力,促进我国学术科研的高质量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ꢃ社科学术期刊评价的历史回顾

社科学术期刊的数量繁荣和质量提高,一直是出版管理部门和文献计量评价机构想努力作出判断的事

情。当前的社科学术期刊评价机构较多,其对社科学术期刊评价的结果也不尽相同。

(一)出版管理部门的社科学术期刊评价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期刊业的发展整体处于较低的水平,此时出版管理部门(国家出版局)的重要任务是

完成数量繁荣。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刊的质量管理才提上出版管理部门的议事日程,但初

期的工作主要还是整顿与管理。1994年4月,新闻出版署在长沙召开全国报刊管理工作会,“在审批、审读、

年检、评优、分级和队伍管理六个方面开始形成一定的制度和机制” ^。1994年^,新闻出版署对山西省实行的

期刊质量分等级评估^②的经验进行推广^。1995年6月^,新闻出版署出台了^《社会科学期刊质量管理标准⁽试

行)》和《社会科学期刊质量标准及质量评估办法》,为期刊质量评价提供了依据。

①

《1994年全国报刊管理工作会议》,中国出版年鉴社编辑《中国出版年鉴(1995)》,中国出版年鉴社1995年版,第174页。

②

1993年山西省对期刊试行质量划分等级分级管理。采用各刊社自评自报、社科和科技期刊评审小组分组从政治、业务、编辑、出版、效益、管

理等六方面综合评审,最后由评审委员会审定。根据评定后的级别,期刊管理部门将实行不同的管理办法。参见:蔡健光《我国期刊稳步跨

向市场—1993年期刊出版工作回顾》,《中国出版年鉴(1994)》,中国出版年鉴社1994年版,第22页。

138

钟秋波ꢃ社科学术期刊评价:回顾、反思与构想

995年12月^,^新^闻^出^版^署^举^办^首^届^优^秀^社^会^科^学^期^刊^评^奖^,^在^全^国

优秀社会科学期刊奖和48种优秀社会科学期刊奖提名奖^①^。1997年^,期刊出版业开始实施以^“三刊工程^”

⁽“百刊工程”、“社刊工程”、“署刊工程”)为主体的发展战略。₁₉₉₈年,新闻出版署首次评定全国百种重点社

³⁸²⁴^种^社^会^科^学^期^刊^中^评^出21^种

科期刊,共评出102种期刊,其中学术理论类15种。1999年,在举行第二届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评比活

动的同时,开启了国家期刊奖的评选活动,这是中国政府对期刊的最高奖项。到2004年,共举行了三届国家

期刊奖评选(第二届2002年,第三届2004年)。2007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启动中国出版政府奖,但首届并

没有单独的期刊奖,直到第二届(2010年)才设立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社科期刊、科技期刊各10个)、期

刊奖提名奖(社科期刊、科技期刊各20个)。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举办的第三届(2013年)中国出版政

府奖期刊奖、期刊奖提名奖分类名额与第二届保持不变。第四届(2016年)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20个、期

刊提名奖39个。国家新闻出版署举办的第五届(2021年)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为20个、期刊奖提名奖为

₄₀_个_。为积极推进实施精品报刊建设工程,重点培育和推出一批具有较强舆论引导能力、传播能力和市场

竞争能力的优秀报刊品牌,2013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开展“百强报刊”推荐工作,报纸、社科期刊、科技

期刊各推荐100家名单,两年一次,目前共组织了三次(2013年、2015年、2017年)。

在相关期刊评奖的基础上,2001年,新闻出版总署启动了“中国期刊方阵”建设工程^②^。从最终公布的进

入“中国期刊方阵”的社科期刊名单来看,入选社科双高期刊25种,社科双奖期刊48种,社科双百期刊71

种,社科双效期刊646种^③^。

总体来说,国家出版管理部门对社科学术期刊的评价主要是通过评奖等项目来实现的,评比工作由相关

学会、协会开展。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通过整顿期刊,使之便于管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繁荣文化,发挥优秀

期刊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因此,国家出版管理部门对社科学术期刊的评价更看重市场发行量或社会影响力。

以管理为出发点进行的期刊评价,在学术出版评价领域获得的认同度是非常不够的,所以,“中国期刊方阵”

的影响力逐渐式微,而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名额较少,虽不乏示范引领的作用,但又不可复制。

(二)教育部门对社科学术期刊的评价

^全^国^教^育^系^统^的^刊^物⁽^多^为^学^术^期^刊⁾^数^量^很^大^④^,分管社科学术期刊的是教育部社政司⁽后更名为社科

司)。教育部对系统内社科期刊的评价主要是通过“名刊工程”、“名栏工程”来实现的。

₂₀₀₃_年₁₁_月_,教育部发布《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实施方案》,总体目标是“通过国家(包括

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和主办单位)的支持和学报的改革,在五年时间内滚动推出20家左右能反映我国高校

学术水平和学科特点、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的社科学报及其特色栏目……逐步改变目前高校社科学报‘全、

^散^、^小^、^弱^’^的^状^况^,^实^现^‘^专^、^特^、^大^、^强^’^的^目^标^”^⑤^。目前名刊工程建设共评选三批社科学报^,第一批⁽2003

年)11家,第二批(2006年)8家,第三批(2011年)7家。2011年8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公布高校哲学社会科

学名刊工程第三批入选期刊补充名单的通知》,《中山大学学报(哲社版)》等5家期刊入选名刊建设工程^⑥^。

由此,教育部名刊工程入选期刊达到31家。这些进入名刊工程的各期刊将获得教育部或期刊主管部门25

①

②

《首届优秀社会科学期刊评奖》,《中国出版年鉴(1996)》,中国出版年鉴社1996年版,第101ꢉ102页;《首届优秀社会科学期刊奖、提名奖获

奖名单》,《中国出版年鉴(1996)》,第154页。

以全国现有期刊总数(当年8135种)为基数,按照10%ꢉ15%的比例选取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好的期刊作为“中国期刊方阵”的基础,即“双

效”期刊;以每两年评选一次的百种重点社科期刊、百种重点科技期刊作为“中国期刊方阵”的中坚,即“双百”期刊;以在全国“双百”期刊基础

上评选出来的国家期刊奖、国家期刊奖提名奖期刊作为重点建设的品牌期刊,即“双奖”期刊;“双高”期刊即高知名度、高学术水准的期刊。

参见:柳堤《“中国期刊方阵”建设全面启动》,《中国出版年鉴(2002)》,中国出版年鉴社2002年版,第439页。

《“中国期刊方阵”社科期刊名单》,《传媒》2002年第3期,第6ꢉ9页。

③

④

⑤

高校社科学报占全国社科学术期刊总量的三分之二。

《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教社政〔2003〕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2008年4月

5日发布,2023年2月10日访问,httpꢅꢄꢄwwwmoegovcnꢄsrcsiteꢄA13ꢄmoe_2557ꢄs3103ꢄ200311ꢄt20031106_80548html。

《教育部关于公布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第三批入选期刊补充名单的通知》(教社科函〔2011〕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2011

年9月15日发布,2023年2月10日访问,httpꢅꢄꢄwwwmoegovcnꢄsrcsiteꢄA13ꢄs7061ꢄ201108ꢄt20110820_124189html。

⑥

13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万元的经费资助(第一年10万元,第二年10万元,第三年5万元),主办单位按1∶1的比例配套投入^①^。

在名刊工程建设过程中,教育部还启动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栏建设。名栏建设的目的是“提高我国高

校社科学报专业化水平,突出高校社科学报的品牌效应,带动高校社科学报整体水平和质量的提高,繁荣发

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②^。目前^,名栏工程建设共评选三批建设栏目^,第一批⁽2004年⁾16个^,第二批

(

₂₀₁₁年)₂₄个,第三批( 年) 个,总计₆₅_个_栏_目_入_选_。_这_些_入_选_栏_目_各_刊_将_获_得_教_育_部₃万元的经

2014 25

费投入^③^,主办单位还应按1∶1的比例配套投入^。

教育部名刊工程和名栏建设由社政(科)司具体负责,实际上较多地依靠下属行业学会———全国高等学

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开展具体的工作。作为行业学会,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也对行业期刊进行评优

活动。其主要按照《全国高等学校社科学报质量标准及评估办法》,以政治、业务、编辑和出版标准为主,以3

ꢉ5年为一个周期对全国高校社科学报进行评奖^:

^第^一^届⁽1999^年⁾^评^出^“^全^国^双^十^佳^社^科^学^报^”^家^、^“^全^国

百强社科学报”100家、“全国优秀社科学报”87家;第二届(2002年)所设奖项没有变化,奖项数量稍有变化;

第三届(2006年)、第四届(2010年)、第五届(2014年)、第六届(2019年)奖项名称和奖项数量稍有变化^④^。

由上不难看出,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的评优为教育部名刊工程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的因素。

同时,教育部名刊工程和名栏建设对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的评优结果有一定的影响。比如,2003

年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第一批入选的11家社科期刊,全部出自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第二

届评优活动(2002年)评出的“全国高校双十佳社科学报”(22种)。2006年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

_会_⑤_第_三_届_评_优_活_动_单_设_了_“_全_国_社_科_名_刊_”₍₁₁_家),_这₁₁_家_即_是_当_时_已_经_入_选_教_育_部_名_刊_工_程_的₁₁_家_社

科期刊。随着教育部名刊工程第二、三批的启动,入选期刊越来越多,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举办的评优

活动分别将“全国高校社科名刊”提高到26种(第四届)、31种(第五届)、103种(第六届)。第五届评出的31

种“全国高校社科名刊”即是入选教育部名刊工程前三批的所有期刊。随着2004年教育部高校社科期刊名

栏建设的启动,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随后的评优活动中又增加了“特色栏目”奖项的评选,将入选名栏建

设的栏目囊括其中。

(三)国家社科基金学术期刊资助项目

₂₀₁₂_年₆_月_,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现称“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发布《国家社科基

金学术期刊资助管理办法(试行)》,对学术水平较高或专业和地域特色突出、具有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公

开发行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进行资助,为每种期刊提供每年40万元以上的经费资助。通过有重点、持

续性的资助,促进我国学术期刊改善办刊条件、提高办刊质量、扩大学术传播力和社会影响力。2012年甄选

了两批(各100家)共200家学术期刊进行资助,通过年度考核的期刊获得下一年度的资助资格。从2012年

至今,大部分期刊均通过年度考核,只有个别刊物因各种原因没有通过考核而被淘汰,小范围又增补了个别

期刊。2020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对185家资助期刊进行了年度考核,173家考核“合格”以上期

^刊^获^得^资^助^,¹²^家^期^刊^考^核^“^不^合^格^”^⑥^。之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不再对资助期刊年度考核情况

进行网上公示。

①

《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教社政〔2003〕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2008年4月

5日发布,2023年2月10日访问,httpꢅꢄꢄwwwmoegovcnꢄsrcsiteꢄA13ꢄmoe_2557ꢄs3103ꢄ200311ꢄt20031106_80548html。

《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名栏建设实施方案》,《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名栏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教社政

2004〕11号),2004年10月11日发布,2023年2月10日访问,htt_psꢅꢄꢄwwwsinossnetꢄcꢄ2004-10-14ꢄ492829shtml。

②

〔

③

④

第一批拨款在正式公布名单后进行,拨款额度为2万元;第二批拨款在中期检查通过之后进行,拨款额度为1万元。

参见: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第四届全国高校社科期刊评优活动结果》,httpꢅꢄꢄwxhcbptcnkinetꢄWKAꢄWebPublicationꢄwkTextContent

aspxꢐcontentID=fd634d68-b27f-4cba-9307-fdf454249255;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关于公布第五届全国高校社科期刊评优活动获奖名单的通

知》,httpꢅꢄꢄwxhcbptcnkinetꢄWKAꢄWebPublicationꢄwkTextContentaspxꢐcontentID=647ae238-1ea9-4b01-8658-c8a42d61947d。

⑤

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曾在短时间内改名为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但因民政部门注册的原因,后改回原名称。

有6家期刊因没有提交考核材料或者资金使用严重违反《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撤销资助,有6家期刊因没有按时提交考核材料或者违规使用

资金暂停资助,限期整改。参见:《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考核情况通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站,2020年12月10日

发布,2023年2月10日访问,httpꢅꢄꢄwwwnopssgovcnꢄn1ꢄ2020ꢄ1210ꢄc219469-31962297html。

⑥

140

钟秋波ꢃ社科学术期刊评价:回顾、反思与构想

综上,以上各机构举行的期刊评优、评选、资助等活动,有的着重单纯的评比,有的着重期刊的建设,如教

育部名刊工程、名栏建设及全国哲社工作办的国家社科基金学术期刊资助项目,虽然评比或评选都制定有相

应的标准,也涉及一些定量的指标,但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定性评价为主。

(四)基于核心期刊研究的社科学术期刊评价体系

我国较有学术影响力的社科学术期刊评价是从核心期刊的遴选肇始的,而且核心期刊的评选在学术界

和社会上的影响最为广泛深远。

₁_._北_京_大_学_图_书_馆_《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北京大学图书馆1992年出版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由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北京大

学图书馆研制),开启了中国核心期刊研究之路。中文核心期刊研制的缘由是“出版物的迅速增长与购买资

金有限的矛盾,收藏量的剧增与收藏空间不足的矛盾,极大的文献量与使用者(读者)的有限精力、有限时间

的矛盾等均日趋尖锐”^①^。^“我们所说的核心期刊^,指的是刊载与某一学科⁽或专业⁾有关的信息较多^,且水平

较高,能够反映该学科最新成果和前沿动态,受到该专业读者特别关注的那些期刊”^②^。其主要是以文献离

散律作为理论依据,利用统计的方法,统计载文量、文摘量,进行引文分析,通过综合筛选后由学科专家鉴定,

确定核心期刊表。尽管《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强调自己仅作为各类图书情报部门的中文期刊采购和为读

者提供文献服务的工具,但事实上,因为涉及学术期刊水平的评价,其工具属性更多地转向了学术论文评价,

也间接地成为较多的科研管理者简便的科研管理量化工具。

^《_中_文_核_心_期_刊_要_目_总_览_》_陆_续_出_版_了_第₂_ꢉ₉_版_,₂₀₀₈年以前每₄年更新,₂₀₀₈年以后每₃年更新,最

新一版为《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20年版)。大体的研究方法仍是基于文献计量学定量与定性的结合,

每一版核心期刊名单会有少量的变化。

.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CSSCI^来^源^期^刊^”

南京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签订了两校共同研制、开发“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简称

999年

^“^C^S^S^C^I^”⁾^的^协^议^。1999^年8^月20^日^,^教^育^部^正^式^发^文^将^《^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列^为^教^育^部^重^大^项^目^。

_C_S_S_C_I来源期刊的遴选,它是基于引

₀₀₀_年₄_月_,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成立,此中心最引人关注的是

文分析法对期刊进行评价的一个体系。CSSCI作为社科文献信息检索工具,“可自动生成社会科学学术期刊

的文献计量指标。例如,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被引用量排序,分学科期刊被引用量排序,分学科期刊影响因子

排序。再配合以学术期刊的专家定性评价,可以得出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各项质量指标和相应排序”^③^。^“

根

据期刊被引排队结果、影响因子、论文收录比例、引文比例等因素调整队列,再根据核心作者群在队列期刊中

的发文量为每种期刊增加权重,综合原队列值和新的权重值得到新队列,即为本索引给出的最新核心期刊排

队” ^。1998^、1999^、2003年各公布了一次来源期刊名单^,自2004年起每2ꢉ3年公布来源期刊名单^。CSSCI

来源期刊目录(2021ꢉ2022)入选期刊583种,其中台湾期地区刊30种,报纸理论版2种。尽管近20年来该

中心从未说明“CSSCI来源期刊”即是核心期刊,但不可否认的是,该中心遴选的来源期刊实际上就是通俗意

义上的核心期刊。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CSSCI来源期刊”以教育部重大项目为依托,影响

深远,也受到了较多的质疑,其研究方法和手段也不断进行了一些调整。

④

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自1996年开始进行人文社会科学文献计量研究工作,2004年出版《中国

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2004年版)》。该《要览》指出,研制核心期刊的目的是“面向科研工作,为优化

科研用刊,为文献资源的优化利用,以及为文献型数据库的选刊工作提供服务”;指导原则是“根据文献计量

学的基本理论,采用目前比较成熟的统计分析方法,强调以统计数据作为认定核心期刊的主要依据,以期刊

①

②

③

④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前言》,庄守经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前言》,庄守经主编,第1页。

邹志仁《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之研制、意义与功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第146页。

苏新宁《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设计》,《情报学报》2000年第4期,第292页。

14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引证报告的各项指标作为主要的评价要素,突出反映期刊‘学术影响力’量度”^①^;^“某学科⁽或某领域⁾的核心

期刊,是指那些发表该学科(或该领域)论文较多、使用率(含被引率、摘转率和流通率)较高、学术影响力较大

的期刊”^②^。之后出版了2004^、2008^、2013年版^,分别评选出核心期刊344种^、386种^、484种^。

₀₁₃_年₁₂_月_,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成立。₂₀₁₄年,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发布《中

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2014)》,对733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进行评价,评出17种顶级期

刊、40种权威期刊、430种核心期刊和246种扩展期刊^③^。2017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成立^。

018年^,^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完^成^“^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刊

A AMI^,2018⁾^”

的设计工作,并将该指标体系运用到实践中,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1291种期刊进行了评价,评出5种

^顶^级^期^刊^,⁵⁶^种^权^威^期^刊^,⁵¹⁹^种^核^心^期^刊^和⁷¹¹^种^扩^展^期^刊^④^。评价院在^《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GB^/T

₄₀₁₀₈_ꢉ₂₀₂₁₎》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_A_M_I综合评价指标体系(₂₀₁₈版)》基础上,研制完成《中国人文

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指标体系(2022版)》。2023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发布《中国人文

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2022)》,对老牌刊、新刊、外文刊和集刊四类学术刊物开展评价。其中,老

牌刊评价对1904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进行了评价,评出22种顶级期刊、55种权威期刊、605种核

心期刊、775种扩展期刊和447种入库期刊;新刊评价对116种新创办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进行了

评价,评出19种核心期刊、其他97种入库期刊;对148种外文刊(有CN号外文期刊51种,仅有ISSN号外

文期刊97种)进行评价,共评出权威期刊2种、核心期刊24种、入库期刊122种;对403种集刊进行评价,共

评出核心集刊87种、入库集刊316种^⑤^。

₄.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等^《^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

009年

告》每两年出版一次,已出版6版。该报告在各版中陆续出现了区分权威期刊A+、核心期刊A、核心期刊A

准核心期刊_B₊、一般期刊_B、较差期刊_C六个等级分类评价学术期刊的方法,也出现了单列高职高专成

,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首次出版《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其后以《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

、

ꢉ

高院校学报、中文OA学术期刊分类评价的方法。《报告》(第六版)学术期刊总评价按照学科进行评价,高职

高专成高院校学报按照自然科学综合和社会科学综合分类评价,中文OA学术期刊按照理学综合、农林水产

综合、医学综合、工学综合和社会科学综合分类评价。其中,社会科学综合学术期刊共252种,评价得到(A

⁾18 A47 Aꢉ⁾28^种^、⁽B+⁾70^种^、⁽B⁾68^种^;^人^文^科^学^综^合^学^术^期^刊^共

种、( ) 种、(

₄₂₉种,评价得到(_A₊)

₂2种^、⁽A⁾66^种^、⁽Aꢉ⁾42^种^、⁽B+⁾135^种^、⁽B⁾123^种^;^社^会^科^学^综^合^高^职^高^专^成^高^院^校^学^报^共²¹⁵^种^,^评^价

得到(A)43种、(Aꢉ)23种、(B+)67种、(B)61种;中文OA社会科学综合共30种,评价得到(A)7种、(A

ꢉ⁾4^种^、⁽B+⁾8^、⁽B⁾9^种^⑥^。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评价研究中心等“影响因子年报”系列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评价研究中心主要依靠中国知网的大数据,对入编《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的学术期刊分年度分类发布影响因子年报,涉及社科学术期刊的类别为《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

年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最新一期为2022年版,研制单位为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图

书馆。该年报主要包括期刊影响力指数、所在分区及主要影响因子排序、各刊的其他各类计量指标值,以及

人文社科类影响因子、可被引文献量与被引频次。该中心评价期刊提出了复合影响因子的概念,把统计来源

从单纯的期刊扩展到了非学术期刊、学位论文、会议论文等数据库,制定了我国第一个公开的期刊评价指标

①

②

《编制说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文献计量学研究室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2004年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版,第1页。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2004年版)研制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文献计量学研究室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要览(2004年版)》,第2页。

③

④

⑤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2014)》,荆林波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5页。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2018年)》,荆林波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7页。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2022)》,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2023年3月17日发布,2023年2月10日访问,httpꢅꢄꢄcas-

sescssncnꢄkycgꢄ202303ꢄP020230320565031071693pdf。

《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RCCSE权威期刊、核心期刊排行榜与指南》(第六版),邱均平等编著,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69ꢉ77页。

⑥

142

钟秋波ꢃ社科学术期刊评价:回顾、反思与构想

统计标准———《<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数据统计规范》。其统计数据只作分类排序,并不依此评价自

己的核心期刊,但它已经成为部分期刊评价机构的来源数据。

此外,2012年起,清华大学图书馆与该中心(后来以中国学术文献国际评价研究中心的名义)每年度还

发布《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引证报告》,分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人文社会科学两个类别评出年度“中国最具国

际影响力学术期刊”、“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2022年版“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

⁽TOP5%⁾^”^及^“^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TOP5%ꢉ10%⁾^”^科^技^期^刊^各

¹⁷⁵^种^,^人^文^社^科^期^刊^各80

种^①^。2016年起^,清华大学图书馆与该中心还发布^《中国英文学术期刊国际国内引证报告^》^,分自然科学与工

程技术、人文社会科学两个类别,其中2022年版提供了31种人文社会科学类别英文期刊^②^。

_._中_国_人_民_大_学_书_报_资_料_中_心_“‘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₂₀₀₁_ꢉ₂₀₀₉_年_,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每年发布“年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量(率)排名”。

₂008年^,^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成^立^,^并^于²⁰¹¹^年^与^书^报^资^料^中^心^联^合^首^次^发

布2010年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学术论文指数排名。自2014年起,评价研究中心三年公布一次“复印报刊

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目前已公布至2020年。其最重要的评价标准是基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数据,提

出了以论文质量为主要标准的期刊评价方法。

二ꢃ社科学术期刊评价中存在的问题与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社科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机构越来越多,虽然评价方式、研究手段不断变化,但社科学术期

刊评价仍存在一定的问题:核心期刊评价功能的泛化、期刊评价研究方法亟须改进、评价研究指标体系的科

学性有待完善、社科学术期刊评价对期刊的负面影响。

(一)核心期刊评价功能的泛化

从中文核心期刊的研制来说,其最初的主要目的是为图书情报部门期刊采购、典藏、导读等工作提供参

考。但尽管如此,核心期刊评价功能已经异化为学术期刊质量评价,因为其便捷性,科研管理机构甚至直接

将其用于论文质量评价。由期刊评价向学术评价的过渡,实质上期刊评价已经沦为一个工具。

无论是从布拉德福关于一次文献分布的文献离散定律,还是从加菲尔德对二次文献分布的引文集中定

律,我们都不难看出,核心期刊在本质上来说更适合对学术期刊的研究。特别是基于二次文献引用的期刊评

价,其针对的主体也应该是学术期刊。可见,基于学术评价的核心期刊研究应当将非学术期刊排除在外。但

目前为止,《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有少量的非学术期刊,CSSCI来源期刊中也有个别根本就没有文献

引证的工作指导类期刊。不将文摘类期刊纳入“核心期刊”评价体系,成为了相关研究领域的共识。但事实

上,文摘类刊物的影响力却很大(学术性的刊物如《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非学术性

的刊物如《读者》,兼而有之的如《新华文摘》)。

期刊评价是当前各种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机构的重要功能之一。尽管期刊评价并不等于论文评价,学术

^期^刊^的^评^价^也^并^不^适^合^论^文^的^质^量^评^价^③^,但因为其评价结果作为工具的便捷性^,许多科研管理部门^、人事

管理部门将其用作科研考核、职称评定中的学术论文质量认定工具,“以刊评文”的现象广泛存在。如何科学

合理地利用各评价机构的结果,是值得相关管理部门认真思考的问题。

(二)期刊评价研究方法亟须改进

从前面的研究来看,我国由期刊主管部门或行业学术团体进行的期刊评价,大体上是以评奖或评选项目

的方式进行,其评定的标准以相关评委定性分析为主,当然少数的评选还要结合一定的量化指标^④^。但整体

①

②

中国学术文献国际评价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图书馆《2022年“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榜单发布》,2022年12月2日发布,2023年2月

0日访问,httpsꢅꢄꢄevalcnkinetꢄNewsꢄItemDetailꢐID=2135938a61ee46a493e7d376fff5eb3a。

中国学术文献国际评价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国英文学术期刊国际国内引证报告》2022版,2022年12月19日发布,httpꢅꢄꢄwww

evalcnkinetꢄNewsꢄItemDetailꢐID=2cdf2362ebc14fb5b613dc1c03e2238d。

③

唐普、赖方中《核心期刊研究与社科学术期刊评价》,《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第114页。

比如,首届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的评比就有“发行量居于同类刊物前列”的量化标准,“分别确定了各类入选期刊发行量下限的基本数量,

例如入选的17种文学艺术类期刊发行量下限基本不低于6万册”。参见:蔡健光《新闻出版署评定102种全国重点社科期刊》,《中国出版年

鉴(1998)》,中国出版年鉴社1998年版,第111页。

④

14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来看,无论是国家期刊奖(包括提名奖、百种重点社科期刊)、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及提名奖的评选,还是中

国期刊方阵社科期刊的评选、全国百强报刊的推荐,基本上都是通过各地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推荐参评,而各

地方的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的推荐标准,没有统一的具体量化指标,差距较大。教育部名刊工程也是一样,通

过申报、资格审查、评审、公示、审定程序,依据《中国社会科学期刊质量标准》,参考新闻出版总署评奖情况,

_C_S_S_C_I_数_据_及_排_序_,北京大学图书馆核心期刊名录、中国社科院文献信息中心核心期刊目录,以及《新华文

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高校文科学报文摘》(即现在的《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提供的数据及排

^序^①^。这个评审标准看似很科学^,其实也很复杂^,有很多量化的数据^,但并没有给出各种数据的权重赋值^,实

际上还是属于定性评价。教育部社科司分管的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举行的评优活动,也基本上采取申

报—各地学会初评—全国学会终评的方式。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学术期刊的遴选是通过期刊自行申报,由主

办单位签署意见,地方社科规划办公室审核后报全国哲社规划办公室(即现在的全国社科工作办公室)评审

后产生。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虽然未明确说明其资助对象的质量要求,但从评审程序和资助目标来看,也

是相当严格的,但其评审方式依然是基于定性评价。定性评价最为人诟病的是方法的科学性。定性评价(专

家或者同行评议)主要是以专家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为基础,缺乏相关制度建设,缺乏程序的公开公正,评价

结果容易受评议专家自身学识的局限,存在着主观偏见、利益驱使等诸多不确定性^②^,缺乏客观性与可比性^。

因此,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学术期刊评价是图书情报工作者应着力解决的问题。

₉₉₂_年_出_版_的《中文核心期刊要览》就是通过载文量统计、文摘量统计、引文分析,按权重值综合筛选,

这是一种典型的定量分析评价。虽然聘请了400多位专家进行书面鉴定,但它仍是基于定量分析的评价。

而像中国知网的“影响因子年报”则完全是基于其大型数据库统计资料,基本上没有人为干涉数据的可能(数

据的准确性问题除外)。“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则是基于其转载数据作出的评价,看上去似乎数

据是客观的,但在选载论文的过程中,总难免会有人为的因素在里面。基于文献计量视角的社科学术期刊定

量评价简单高效,但难以有效鉴别社科学术期刊的学术水平,容易出现学术不端和意识形态问题,阻碍了社

科学术期刊的特色化发展^③^。更重要的是期刊评价在学术活动中被简单化^、绝对化使用^,这是定量评价指标

之于期刊评价长期遭到学界诟病的原因。社科学术期刊评价应该坚持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④^。比如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_C_S_S_S_C_I来源期刊、_R_C_C_S_E权威期刊及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_A_M_I

综合评价报告》逐渐以定量加定性的方法进行文献分析。但定性成分的加入,会不会使各种评价体系的评价

结果趋同? 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三)评价研究指标体系的科学性有待完善

当前主流的基于文献计量研究的评价机构一般都有自己的评价指标体系和指标体系说明。《中国学术

期刊影响因子年报》虽然只对影响因子有关的数据进行统计,但它在《研制说明》中对相关指标体系及统计来

源刊的遴选方法作了说明,通过期刊影响力指数和影响因子进行排序,实际上评价的意图十分明显,只不过

是以统计数据的形式呈现(定量评价)。《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遴选方式稍微特殊一些。从

₁₉₉₈_年_至_今_,前期在相关研究方法上有较多的推广和说明,并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文章,但后来随着其影响力

越来越大,遭受的诟病也越来越多,导致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逐渐“淡化”其影响力。目前中

心网站上有《<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集刊遴选实施方案(试行)》,其主要流程为:形式审查ꢉ数

^据^统^计^ꢉ^数^据^发^布^ꢉ^问^卷^调^查^ꢉ^信^息^汇^总^ꢉ^专^家^审^议^ꢉ^发^布^目^录^⑤^。从2018年起^,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

评价研究中心在网上推出了“中文学术出版物评测发布系统”,邀请了近2000名专家对期刊论文进行抽样评

①

《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教社政〔2003〕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2008年4月

5日发布,2023年2月10日引用,httpꢅꢄꢄwwwmoegovcnꢄsrcsiteꢄA13ꢄmoe_2557ꢄs3103ꢄ200311ꢄt20031106_80548html。

奚祺海、荆林波《哲学社会科学期刊定量和定性评价问题分析及对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2年第10期,第49页。

奚祺海、荆林波《哲学社会科学期刊定量和定性评价问题分析及对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2年第10期,第45ꢉ47页。

王文军《建立中国特色科研评价体系的四种关系》,《行政管理改革》2020年第7期,第48页。

②

③

④

⑤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集刊遴选实施方案(试行)》,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网站,2017年12月12发布,2023年

月10日访问,httpsꢅꢄꢄcssracnjueducnꢄtzggꢄ20200524ꢄi101366html。

144

钟秋波ꢃ社科学术期刊评价:回顾、反思与构想

阅,增加了同行评议的学术指标。

尽管各评价研究中心的指标体系在不断地变化与修正,但目前看来,仍不尽如人意。首先是关于CSSCI

来源期刊和核心期刊的界定。“来源期刊”概念来自ISI,是SCI的数据统计源期刊,统计源期刊的数量不断

增加,后来又增加了扩展版。而CSSCI“入选期刊必须是社会科学领域内各个学科中学术水平较高、社会影

响较大、编辑出版较规范,且能体现各学科最新研究水平的重要学术刊物。争取经过2ꢉ3年系统自动滚动

与筛选,再配合专家对期刊的定性评价,逐步形成各学科的核心期刊群”^①^。^因^此^,^“国内媒体引用文中^‘来源

期刊’一词,与ISI或SCI原意不相符合,意义并不全同” ^。CSSCI来源期刊事实上兼有统计源期刊和核心

期刊双重身份。此外,将统计源期刊的数量控制在所有期刊总数的15%ꢉ20%左右(约500多种期刊,2021

ꢉ2022年版目录是615种⁾^是^否^科^学^?^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相^比^较^而^言^,^中^国^知^网^《2022^中^国^学^术^期

刊影响因子年报(人文社会科学)》统计源期刊4903种、被评价人文社会科学期刊1683种^③^。而且^《影响因

子年报》还提出了复合影响因子的概念,其统计源加入了学位论文、会议论文,统计源期刊包括理论研究型、

应用研究型、综合实践型、研究层次综合型四个层次。是中国知网这种大数据统计结果更令人信服,还是中

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这种以核心期刊为统计源刊、更能反映影响力的相对较小数据统计更精准? 此外

还值得一提的是,CSSCI来源期刊既然是统计源期刊,那么像《求是》、《读书》等基本没有引用或无法统计引

文的期刊为什么会作为“来源期刊”(当然作为核心期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其次是计量统计数据的准确性

问题。定量分析数据是客观情况相对真实的反映,但前提是统计数据是准确的。中国知网的数据统计是基

于数据库系统自动处理的,但这是基于数据处理格式统一的情况下才能准确实现。目前社科学术期刊对引

文和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还没有统一的认识与权威性的规定,注释、著者ꢉ出版年制和顺序编码制的著录体

例并存。对于大型数据库处理来说,注释方式不统一会出现很多问题,除非该系统在辨识引文时具有非常强

的人工智能。CSSCI的数据统计,最初就是通过人工进行统计核实的,它的好处是无论是注释还是文后参考

文献的著录方式,可以较好地识别引文,缺点是人工处理数据往往会出现错误、增衍或遗漏。

②

(四)社科学术期刊评价对期刊的负面影响

文献计量评价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期刊评价体系的影响增大,必然会使期刊编辑部围绕评价指标的指

挥棒办刊,出现同质化竞争现象,特别是综合性社科学术期刊。

首先,提高被引量特别是近两年内的被引量是期刊提高影响力的关键因素。综合性社科学术期刊同质

化竞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提高被引量的关键是作者。那么通过提高稿酬、加强感情联络吸引、拉拢

在相关学术领域影响力较大的学者无疑是比较便捷的方式。只要他们肯拿出论文给期刊,那么被引用、转载

的可能性就大许多。转载的二次文献有限,引用则可能是无限的。而这种引用直接成为影响期刊引用率的

重要因素,如果是在发表两年之内被引,则直接成为影响因子。所以我们经常会十分感动地看到某些编辑为

了向名家要稿,不远千里、跋山涉水,这种做法似乎无可厚非,也是编辑尽力尽责的表现,但社科学术期刊的

终极目标难道仅仅是为了作为高影响力的学术论文的出版平台吗?

其次,提高高被引学科论文的数量占比也是综合性社科期刊提高影响力数据的办法。由于人文学科各

学科的差异、各学科期刊入选统计来源期刊的数量差异,各学科论文在同一期刊中的数量占比就可能影响该

期刊的引用量。比如,传统人文科学的论文被引用的可能性或引用量就会少于社会科学的论文,统计学的引

用可能会小于经济学的引用。对于综合性期刊,提高高被引学科的论文比重对于提高期刊影响力相对来说

是可能的,因而可能会促使一些综合性学术期刊栏目“偏科”化。

再次,提高期刊影响力数据的办法还有压缩期刊刊文数量,即通常所说的减小影响因子分母。具体做法

是增加单篇论文的长度,减少刊发文章的数量,当然还有直接减小刊物版面的极端做法。从数据的角度来

①

②

③

邹志仁《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之研制、意义与功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第147页。

杨世明《论引文索引及评估功能》,《情报科学》2003年第4期,第379页。

中国学术文献国际评价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图书馆研制《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人文社会科学)》(2022年第20卷),2022年12月19

日发布,2023年2月10日访问,httpsꢅꢄꢄevalcnkinetꢄuserfilesꢄfileꢄ%E5%A4%A7%E6%96%87%E4%BB%B6ꢄ%E5%BD%B1%E5%

3%8D%E5%9B%A0%E5%AD%90%E5%B9%B4%E6%8A%A52022%E7%A4%BE%E7%A7%91pdf。

14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看,这些刊物定量结果还差强人意,但是否会在定性评价的阶段受到影响,这很难说。按照布拉德福定律和

加菲尔德定律,要成为某个专业或领域的核心期刊,势必应当在该专业或领域内出版相当数量的专业论文。

如果没有出版数量作为基础,不可能成为该专业或领域的核心期刊。因此,通过压缩期刊刊文数量以提高期

刊影响力数据的做法,从长远来看,不利于期刊的发展。但是,目前这种趋势比较明显。中国人文社会科学

综合评价研究院官方微信公众号推出的CSSCI(2022)出版数据统计结果表明,平均每本CSSCI高校学报年

发论文在100篇左右,100篇以下的学报将近50%,近80%的学报期均页码在150页以上,单篇篇均9ꢉ11

页的占63%^①^;而综合性期刊年载文量在100ꢉ300篇的占比87%^,刊均页码约190页^,58%的期刊篇均9ꢉ

1页^②^。

三ꢃ社科学术期刊评价构想

随着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学术期刊评价的理论、方法和工具不断演进,涉及社科学术期刊的评价机构

越来越多。因为评价数据、方法、指标体系的构建各不相同,各评价体系的评价结果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

这种百花齐放的评价结果可以为期刊、科研、人事管理部门、图书馆及读者提供多种工具性参考。同时,由于

多种期刊评价体系并行,各评价体系对核心期刊的界定、文献源的选取、评判标准等方面的差异导致“核心期

刊”的无序状态^③^,期刊评价标准缺乏科学性和规范性^④^、评选过程不透明^⑤^、评价方式形式化^⑥等导致社科

学术期刊评价结果的公信度不高。建立一个科学权威、客观公正的社科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已成为学术期刊

评价改革的当务之急。2021年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了《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

发展的意见》,提出“改进完善学术评价体系”,“探索建立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评价的行业标准” 为完善我国

社科学术期刊评价体系指明了发展方向。学术期刊提升学术引领能力离不开学术期刊评价体制机制的深化

改革,离不开学术评价理论、方法的持续创新。在数字出版和媒体融合的背景下,社科学术期刊评价对评价

指标与方法的多元化、评价的深度与广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社科学术期刊评价需要持续创新。

我们提出构建社科学术期刊评价信息平台的探索性构想。社科学术期刊评价信息平台是一个方便快

捷、资源共享的信息化平台。其主要包含社科学术期刊评价信息供给和期刊评价两大功能。社科学术期刊

评价信息供给主要提供期刊主管部门(或行业学术团体)对社科学术期刊的综合质量评价和专业研究机构主

导的学术影响力评价的相关信息,如评价宗旨和原则、评价理论和方法、主要步骤、指标体系、数据来源、组织

评价过程、评价结果等,为社科学术期刊评价提供全面、多样、动态的数据。虽然目前能提供数据服务的评价

^机^构^较^多^⑧^,但这些评价机构提供的相关数据是分散^、零散的^,我们希望社科学术期刊评价信息平台能够将

期刊评价的相关数据信息进行分类、整合,实现期刊评价数据的开放、共享。社科学术期刊评价功能是社科

学术期刊评价信息平台的核心。基于社科学术期刊评价信息平台提供的分类、整合数据信息,期刊主管部

门、行业学术团体、专业研究机构、期刊工作者和研究者(读者)等都能对社科学术期刊进行综合和分类评价。

如高校各学科科研评价中权威、核心期刊的遴选,政府各种资助期刊的遴选、评奖等,均能借用各种机构的数

据并进行权重赋值,制定相应的评选办法。专业研究机构可以根据期刊类别的特色或情况,对相关指标的权

重进行差异化赋值,如综合性期刊与专业性期刊在影响因子方面的不同权重赋值,文史类期刊与社科类期刊

⑦

①

②

平烟《2022年度CSSCI源刊出版数据初览(高校学报类)》,“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研究院”微信公众号,2023年3月20日发布,2023

年3月21日访问,httpsꢅꢄꢄmpweixinqqcomꢄsꢄD2HiRij8IcqP2zjAOGqTrg。

平烟《2022年度CSSCI源刊出版数据初览(综合性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研究院”微信公众号,2023年3月21日发布,2023

年3月21日访问,httpsꢅꢄꢄmpweixinqqcomꢄsꢄGQlQYYKE5F917wPR5v8Faw。

③

④

⑤

⑥

袁宝龙《中国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评价体系的科学建构》,《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4年第5期,第55页。

冯春明、郑松涛《对学术期刊评价中若干问题的思考》,《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157ꢉ158页。

臧莉娟、葛星《学术期刊定性评价的尴尬与困顿———基于四种主要期刊评价体系》,《评价与管理》2016年第4期,第24页。

庞达《大数据时代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创新研究》,《新闻研究导刊》2016年第3期,第16ꢉ17页;吴林娟、叶继元《以内容质量评价为中心的人

文社科学术期刊质量评价体系研究》,《出版发行研究》2022年第10期,第66页。

⑦

⑧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印发<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的通知》(中宣发〔2021〕17号),国家新闻出版署网站,2021年6

月25日发布,2023年2月10日访问,httpꢅꢄꢄwwwnppagovcnꢄnppaꢄcontentsꢄ772ꢄ76539shtml。

如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价研究中心可提供基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数据库”的相关数据,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

可提供“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中国知网可提供“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国内影响力统计分析数据库”等。

146

钟秋波ꢃ社科学术期刊评价:回顾、反思与构想

在转载率、影响因子方面的不同权重赋值等。

社科学术期刊评价信息平台的构建需要注意以下方面的问题。

一)坚持正确的评价导向

(

首先,社科学术期刊评价应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学术导向。与自然科学相比,哲学社会科

学因其涉及价值判断、历史判断和性质判断,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因此,社科学术期刊评价应充分体

现哲学社会科学的特殊性,突出社科学术期刊的学术引领作用,保证社科学术期刊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价

值取向和学术导向。

其次,社科学术期刊评价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长期以来,社科学术期刊评价基于学术影响力而忽略

社会效益,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应重视社科学术期刊评价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

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中的贡献,在推动学术创新、培养学术人才方面所发挥的正向引导作用,以期刊评价促

进社科学术期刊的高质量发展。

再次,社科学术期刊评价应鼓励学术创新和期刊特色化发展。当前的社科期刊评价体系,主要还是基于

期刊的学术影响力而建立的,如影响因子、引用频次、被引用量、自引率、下载量等。但学术影响力只是期刊

内容质量的一个方面,而学术创新和期刊特色对期刊的发展至关重要。学术创新能够提高学术期刊的影响

力和学术地位,增强期刊的竞争力,是推动学术期刊发展、推动学术进步的关键因素之一。期刊特色是期刊

品牌的核心,有助于期刊在特定领域形成优势,提高期刊的学术水平和质量,对期刊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

作用。因此,社科学术期刊评价应重视学术创新,如采用新的方法、发现新的问题、提出新的理论或模型、对

学术领域的影响、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等;应注重不同学科、不同类型、不同侧重的学术期刊差异化发展,关注

新兴学科、交叉学科、优势学科等,注意地域差别、学科属性、定位差异、报刊机构的特点等,以引导社科学术

期刊的学术创新和特色化发展。

(二)探索多元评价

其一,坚持评价系统的多元性。目前我国社科学术期刊评价主要包括期刊主管部门或行业学术团体对

学术期刊的综合质量评价和专业研究机构主导的学术影响力评价。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以学术影响力为主

的社科学术期刊评价已建立了一系列各自不同的评价指标体系^①^。这些期刊评价体系都有各自的评价指标

和权重,都基于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建立,基本上能从某个角度反映期刊某个方面的情况,有其合理性。因此,

社科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创新应坚持评价系统的多元性,鼓励期刊评价体系的融合发展。同时,在创新期刊评

价体系的进程中,专业评价机构要由单一的评价向数据服务与评价导向相结合转变,要在坚持各自标准的前

提下,向社会各界提供更加精准的数据。

其二,鼓励多元期刊评价主体的参与。应扩大社科学术期刊评价参与主体的范围,借助现代化的评价方

式与手段建立专业评价机构、期刊工作者、研究者(读者)等多元期刊评价参与主体参与评价的通道。多元期

刊评价参与主体的加入,使得社科学术期刊评价由有限数量的精英专家评价向更广泛的参与主体评价转变,

提升社科学术期刊评价的科学性、准确度和公信力。期刊工作者作为学术期刊内容的发现者、加工者和传播

者,居于出版工作的关键位置,是推动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研究者(读者)参与期刊评价,通过

评价期刊的文章质量、学术创新、编辑水平等,促使社科学术期刊提高自身的质量,增加读者的满意度,提高

期刊的影响力。过去的相关期刊评价(或研究),忽略了期刊工作者和研究者(读者)的意见,因而招致了很多

的“非难”。因此,社科学术期刊评价创新应关注期刊工作者和研究者(读者)对社科学术期刊的评价。

其三,坚持多元评价标准。社科学术期刊评价应以内容质量评价为中心,同时应将更多评价标准纳入评

价体系,形成更加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社科学术期刊评价既包括期刊内容质量评价,也包括编校质量、出

版形式质量、印制质量等评价,还应采用多层次、多角度的评价视角(如学术期刊的吸引力、管理力、影响力

等),评价期刊荣誉状况、评价作者队伍建设、评价编辑团队建设、评价期刊发展潜力等。

①

目前我国社科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大致有基于引文文献分析的以影响因子为主的评价,基于二次文献转载为主的评价,基于期刊吸引力、管理

力和影响力为主的评价,还有基于大型网络数据库的纯数据分析的评价体系等。

14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三)完善评价方法

一是优化定量指标。定量评价指标体系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各种评价机构要不断修正自己的定量评价

指标体系,要与时俱进地增加新指标,形成多指标融合的评价体系。在融媒体时代,社科学术期刊评价应特

别关注反映学术期刊网络影响力的指标,如网络传播力、网络传播质量、网络影响力等。

二是完善定性评价。同行评议是定性评价的基本方法,应组建多学科、多领域、多层次的同行评议专家

队伍,开展多维度同行专家审读,发挥同行评议在社科学术期刊评价中的作用,不断完善同行评议。

三是鼓励主观与客观、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评价方法。社科学术期刊评价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单一的评

价方法存在局限与弊端。社科学术期刊评价应坚持以客观、实效、创新的具体要素评价为主,减少主观因素

的干扰^①^,同时防止过度依赖定量评价方法^。因此^,同一评价主体运用主观与客观^、定性与定量评价相结合

的综合评价方法,能更加全面、客观地对社科学术期刊进行评价,提高评价的科学性和准确度。

总之,目前我国社科学术期刊评价体系还在不断探索、完善中,还有很多需要探讨解决的问题。新时代

社科学术期刊评价应以建设高品质社科学术期刊,支持优秀学术人才成长,优化学术期刊资源配置,引导学

术生态的良好发展为目标,形成中国特色的开放多元、融合发展的社科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实现对社科学术

期刊公开、公平、公正的评价。构建社科学术期刊评价信息平台的探索性构想,对于提升社科学术期刊的质

量和影响力,促进社科学术期刊的创新发展具有实践指导意义。但本研究提出的社科学术期刊评价构想仍

然是探索性的,仅提供一种可能的分析思路,具体的操作仍需要实践经验的支撑和进一步的探索。

SocialScienceJournalsEvaluationRetrospectionꢀReflectionꢀandProspects

ZhongQiubo

CenterforBashuCulturalStudiesꢀ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EditorialOfficeoftheJournalofSNUꢀSichuan

Normal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66ꢀChina

AbstractSincethereformandopening-uppolicyꢀtheevaluationofsocialsciencejournalsinChinahas

mainlyreliedonawardsfrompublishingmanagementdepartmentsꢀeducationadministrationsꢊꢎnameplate

journalsꢏorꢎfeaturedcolumnsꢏprojectsꢀtheNationalSocialScienceFundjournalfundingꢀandthesocial

sciencejournalevaluationsystembasedoncorejournalsresearch Howeverꢀthecurrentsocialscience

journalevaluationsystemhassuchshortcomingsastheovergeneralizationoftheevaluationfunctionofcore

journalevaluationꢀtheurgentneedtoimprovetheresearchmethodsofjournalevaluationꢀthelackofsci-

entificevaluationindicatorsystemꢀandthenegativeimpactofsocialsciencejournalevaluationonjournals

Thereforeꢀitisnecessarytoconstructasocialsciencejournalevaluationinformationplatformthatincludes

socialsciencejournalevaluationinformationsupplyandjournalevaluationfunctionTheestablishmentof

theplatformshouldadheretothecorrectevaluationdirectionꢀexploreadiverseevaluationsystemꢀand

improvetheevaluationmethods

Keywordssocialsciencejournalsꢋjournalevaluationꢋcorejournalsꢋsocialsciencejournalevaluationin-

formationplatform

[责任编辑:苏雪梅]

①

柳斌杰《完善中国特色学术期刊评价体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5月5日,第3版。

148

第50卷第4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

SocialSciencesEditionꢂ

023年7月

Vol50ꢀNo4

Julyꢀ2023

全媒体视域下高校的红色文化传播

隋文馨

ꢃꢃ摘要:红色文化作为一种先进文化是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质文化资源,全媒体视域下文化生产与传播

方式正历经深刻变革,高校红色文化传播面临传播割裂、融合乏力和文化媚俗的现实困境。高校理应顺时而动,在

内容生产、表现形式、意义沟通和平台依托方面贯穿全媒体思维,以实现红色文化全时全域的深度传播和有效传

达,深入推进新时期高校文化育人工作。

关键词:全媒体;高等学校;文化育人;红色文化

DOI1013734ꢄjcnki1000-531520230314

收稿日期:2022-11-08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网络空间安全专业课程思政建设师资培训”(202102089023)的阶

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隋文馨,女,四川成都人,文学博士,四川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讲师,E-mailꢅ2140892853@_q_qcom。

红色文化作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的先进文化,不仅蕴含着红色遗址遗迹等物质文化资源,还包

含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五四精神、长征精神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再到改

革开放时期的抗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精神文化资源。红色的历史元素、红色的文化形态、红色的文化精

神呈现出鲜明的育人特质,是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质文化资源。全媒体时代信息呈爆炸式生产和裂

变式传播样态,媒介作为一种讯息^①对社会运行进行全面介入^,其价值观念渗透于现实生活和日常交往中^,

变革了文化生产与传播方式。高校的红色文化传播应与时代发展相适应,融入全媒体思维,以实现红色文化

的有效传播,进而发挥高校文化育人的功能。

一ꢃ全媒体视域下高校红色文化传播的价值意蕴

红色文化作为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种优质文化资源,在全媒体视域下

传播的空间得以延伸、传播的价值更加丰富,其文化传播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全媒体视域拓展了高校红色文化的传播空间

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和移动终端的快速普及,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深度融合、优势互补,全媒体时代

的到来成为了一种必然。高校的红色文化传播应该从传播理念、内容生产、传播方式和传播渠道等方面全面

贯穿全媒体思维。长期以来,高校秉持“传者本位”的传播理念进行单向度的红色文化传播活动,为学生的文

化参与提供有限的互动机会。全媒体时代强调“全程、全息、全员、全效” 高校亟须打破观念壁垒^,将全媒

体思维融入红色文化传播中,在信息内容、技术呈现、平台终端等方面实现融合并催化融合质变,增强红色文

化的传播效果。基于全媒体信息呈现融合化、碎片化和互动化的特征,高校红色文化的内容生产可以融合视

频、音频、图片和文字等多种媒体元素,生产简短化、直观化、情景化的微文本和微视频。基于全媒体传播方

式的数据化、可视化和虚拟化,高校红色文化传播可以依托虚拟现实、智能交互等技术手段提高学生的沉浸

②

①

②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3页。

习近平《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求是》2019年第6期,第5页。

14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感和在场感。基于全媒体传播渠道的多元化、立体化、交互化,高校红色文化传播可以整合传统媒体和新兴

媒体的传播优势,实现新旧平台在内容和传播层面的共融共通,形成红色文化传播合力。

(二)全媒体视域下红色文化传播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品质

高校肩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要使命,不仅体现在知识、文化的生产与传播中,更体现为培养又红又

专、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①^。因而红色文化所具有的文化基因

可以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着力点,基于全媒体的媒介特质,将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既是

高校人才培养的应有之义,也是落实立德树人的必由之路。

高校作为弘扬红色文化、开展红色教育的主阵地,将红色文化逐渐融入高校校园空间、课堂教学、网络空

间、社会实践和社会交往之中,以红化人,以红育人,从而实现高校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目标。红色文化

融入校园空间,可在媒介层面通过整合校园LED屏、校园BBS论坛、校园广播等传播红色的意识形态;在文

化层面借助全媒体的传播优势将红色的校园党团活动和文艺活动潜移默化地融入学生生活空间中。红色文

化融入课堂教学,以高质量的内容和多元化的形式实现红色文化与高校课程思政的精准对接。红色文化融

入网络空间,糅合了视频、音频和文本的超媒体,依托大数据、物联网和虚拟现实等技术手段,针对大学生开

展全方位、立体化的红色文化浸润。将红色文化融入社会实践和社会交往,依靠全媒体的技术优势组织各类

红色“云实践”和“云交往”活动,如寒暑假社会实践的“云参与”、公益实践的“云探访”以及文艺实践的“云观

赏”等,用红色文化为大学生社会实践和交往染色,将红色文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三)全媒体视域下红色文化传播培育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新生代大学生是伴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一代人,随着全媒体的发展,信息泛滥、网络暴力、文化恶搞等

负面效应也相伴而生,使得青年亚文化在网络空间中不断演变与升级,严重影响了大学生价值观念的形成。

近年来,社会热点事件和社会舆论话题经过网络生成、传播和发酵,鉴于大学生的媒介素养多处于低层水平

状态,理性思考与反思意识欠缺,容易出现网络围观、群体极化、认知偏差等行为,这对高校的舆论引导工作

提出了新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高校亟待因时因势调整舆论引导方式,借助全媒体的传播优势,以红色

文化作为优质文化内容,抓住大学生价值观念形成和确认的关键时期,通过红色文化传播培育大学生的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习近平强调,要“使红色基因渗进血液、浸入心扉,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②^。红色文化作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坚定文化自信的文化之源^,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强大的精神感染

力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全媒体作为大学生学习实践、文化参与和信息获取的主要媒介,对于大学生价值观念

的形成和塑造具有重要意义。共产党人追求真理、爱国奉献、英勇斗争的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

合,全媒体视域下多渠道、多媒体、多平台的红色文化传播对于激发大学生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引导大学

生塑造价值观念和培育精神品格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红色文化中真实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事迹具有极强的

感染力,讲好红色文化故事,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小、落细、落实,在全媒体全时、实时、互动的红色文化

的熏陶中潜移默化地影响青年学生群体。红色文化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反映历史传承与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本源统一,这意味着高校红色文化传播不仅要继承和发扬红色遗存和红色精神,更需要顺应时代

发展需求,结合大学生的媒介使用习惯,创新红色文化的现代化表达方式,借助全媒体的传播优势深入挖掘

红色文化的当代价值与现实意义,帮助大学生疏理负面情绪、化解社会矛盾、优化认知方式、重塑价值观念。

二ꢃ全媒体视域下高校红色文化传播的现实困境

长期以来,受传统“你说我听”、“自上而下”教育方式的影响,高校红色文化传播的模式单一、内容滞后。

全媒体视域下高校红色文化传播面临传播割裂、融合乏力和文化媚俗的现实困境。

(一)传播割裂:红色文化传播与接受需求的脱节

伴随着全媒体对高校知识传授和文化传播活动的日渐渗透,将互联网思维融入高校教学和育人工作中,

①

②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人民日报》2017年2月28日,第01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6页。

150

隋文馨ꢃ全媒体视域下高校的红色文化传播

注重内容为王和用户体验已然成为高校开展文化传播活动的一种共识。然而在现实实践中,当前高校的红

色文化传播存在诸多难点,仍有诸多缺失,其说教式的传播话语、单向度的传播方式、单一性的传播文本以及

创新匮乏的传播内容不能满足大学生的文化接受需求,极大地限制了高校红色文化的传播效果,影响了红色

文化的育人实效。

高校红色文化传播话语多为说教式、灌输式的理论教育,对红色文化的解读偏深奥和晦涩,遮蔽了红色

文化内容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不利于大学生的理解和接受。高校红色文化传播方式以课堂教学为主要渠道,

以单向度的知识讲解为主要手段,学生的互动性与参与性不足,不仅降低了大学生学习红色文化的积极性,

还影响了大学生参与红色文化生产的能动性。高校红色文化传播文本以文字为主,受全媒体传播理念的影

响加入了部分视听元素,但仍然存在传播文本单一、视觉语言匮乏、传播融合度不足等问题,不能满足全媒体

时代大学生多媒体、深层次、个性化的视觉接受需求。高校红色文化传播内容的时代性诠释不足,脱离了大

学生的文化语境和生活世界,缺乏对红色文化传播内容的深度挖掘和时代转化,无法唤起大学生的情感共

鸣,使大学生难以深入理解红色文化的深刻内涵和重要价值。

因此,如何掌握大学生的信息获取习惯、发掘大学生的文化接受需求,以大学生喜闻乐见、易于接近的内

容与形式传播红色文化,是高校实现红色文化传播有效抵达的重要切入点。

(二)融合乏力:传播内容、渠道与技术整合不足

内容作为传播的核心,在全媒体时代呈现出海量化、碎片化和个性化的特征。高校红色文化传播内容理

应契合全媒体的信息特质,基于红色文化内容的采集与筛选、归纳与梳理进行分众化的微传播。而目前高校

网络信息挖掘能力相对欠缺,导致对红色文化资源的挖掘与提炼不足。基于红色文化政治性和民族性的文

化属性,高校往往采用宏大叙事进行红色文化传播,不能适应全媒体时代信息的碎片化发展趋势。高校红色

文化传播内容多为同质化的信息,缺乏针对学生特点、专业特色、兴趣爱好的定制化内容。

渠道作为传播的枢纽,在信息技术的衍生中呈现媒体融合态势,渠道的边界不断被打破,实现融合共生。

当前高校的红色文化传播以校园报刊、校园广播等传统媒体以及微博、微信、校园网站等新兴媒体作为主要

传播渠道,传播渠道之间缺乏整合,难以发挥传播媒介优势互补的作用。另外,抖音、快手、哔哩哔哩等短视

频平台的崛起,成为广受大学生喜爱的新兴媒介。而高校对于短视频平台作为育人阵地缺乏足够的认识,研

究不够深入,影响了红色文化的传播力与辐射力。

技术作为传播的催化剂,信息传播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与技术的发展相伴而行。现代技术赋予了红色

文化新的生命力,人物、物品、事件、场景可以实现无时差、无场域的传递,让红色遗存动起来、活起来。而现

代高校普遍存在技术水平滞后、技术手段单一等问题,束缚了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全媒体背景下的红色文化传播不仅要求内容、渠道与技术在各自层面实现整合,更需要三者之间深层次

的融会贯通,然而高校红色文化传播在内容运作、渠道融合与技术开发方面流于形式、深度不足,红色文化整

合能力受限,面临融合乏力的现实难题。

(三)文化媚俗:网络空间红色文化呈现消费特征

网络文化的蓬勃发展实现了精英话语到大众话语的范式转化,文化走向大众化、平民化和草根化。文化

的下沉促使了网络文化的繁荣,而把关人的缺失不可避免地导致文化深度的消解与文化格调的降低。在网

络空间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涌现,各种意识形态和文化形式边界消融,主流文化与网络亚文化差异消弭,如

对英雄人物的恶搞、历史事件的扭曲和传统文化的误读等,红色文化的真实被曲解、意义被编织、文化被虚

构,这不仅是对历史的一种亵渎,更是对红色文化的一种消费。红色文化逐渐向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妥协,内

容空洞浅薄毫无营养,甚至出现了以调侃戏谑等低俗方式进行红色文化传播的现象^①^。大学生由于媒介素

养缺失、理性思考不足等原因容易受到网络消极文化的冲击,对红色文化的理解产生价值偏差与认知障碍,

这极大地颠覆了红色文化的深刻内涵,消解了红色文化的育人价值。

另外,网络技术的发展也在推动视觉文化兴盛的同时带来了视觉消费的蔓延。红色文化的符号与影像

①

韩桥生、李浩《全媒体时代红色文化传播的困境与策略》,《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第18ꢉ23页。

15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在网络空间中被复制、粘贴与再生产,通过技术手段进行碎片化剪辑与戏剧化处理,使红色文化在网络空间

中的视觉呈现同质化、浅层化与符号化,呈现鲜明的视觉消费特征,这对蕴含着丰富精神特质与厚重文化内

涵的红色文化来说是一种严重的文化侵蚀。全媒体时代追求多感官的视觉传播,大学生受视觉传播的影响

追求视觉体验与视觉快感,沉溺于“无深度”、“去理性”视觉符码的强烈冲击力之中,极易产生精神的麻醉进

而消解自身独立思考与价值批判的能力,出现精神的衰落与道德的滑坡。这不仅影响了大学生对于红色文

化所蕴含精神品质与文化品格的理解,还弱化了红色文化在网络空间对大学生的舆论引导力和影响力。

三ꢃ全媒体视域下高校红色文化传播的实践路径

基于高校红色文化传播的现实困境,高校亟须在内容生产、表现形式、意义沟通和平台依托方面贯穿全

媒体思维,通过深化红色文化的“青年化”阐释、构建红色文化数字化传播场景、建构红色文化记忆和打造红

色文化传播矩阵来破除高校红色文化传播之困。

(一)内容生产:挖掘红色文化符号,深化红色文化的“青年化”阐释

符号具有鲜明的表意功能,不仅反映了表征系统构成的符号本身,还包括这些符号反映、代表、显露出

^的^、^存^在^于^符^号^之^外^的^另^一^个^意^指^世^界^①^。全媒体视域下高校的红色文化传播需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深

挖视觉、听觉和文本的红色文化符号,基于红色文化的“青年化”阐释建立符合高校文化传播与大学生文化接

受的“能指”和“所指”关系,建构红色文化的认知体系与价值规范,发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引领作用。符号

为我们提供了创造意义的工具、阐释意义的过程和理解意义的语境。高校作为文化的生产者,可以通过挖掘

历史遗存、新闻报道和文艺作品中直观化、形象化的视觉符号,深挖红色人物、红色故事、红色精神及其时代

价值,让大学生切身感受人物风貌、历史事件与民族文化。高校作为知识的集散地,可以通过梳理和整合红

色文化的知识体系、提炼红色文化的精华内容,以系统化的听觉语言与逻辑化的文本语言能动地参与红色文

化意义的生产与建构。

高校红色文化意义的传播存在于大学生的理解之中,只有基于大学生文化背景、生活经验、话语表达和

接受习惯等进行“青年化”阐释,红色文化传播才是有效的。

其一,发掘青年人物形象与典型事迹。历史中英雄人物在青年时期的奋斗历程与牺牲精神,现实中青年

榜样的爱国品质与奉献精神等与青年学生具有天然的文化接近性,更容易被大学生所理解和接受。

其二,符合全媒体信息的“微”特征。高校要注重宏大主题的微观表达,既要体现红色文化的微观特质,

又要表达红色精神的整体意义。借助严丝合缝的小故事、形象生动的微叙事再现立意高远的宏大叙事,讲述

理想信念的大道理和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大情怀^②^。

其三,实现话语体系的现代化转向。从学生兴趣与需求出发,将说教式、灌输式的传播话语转化为对话

式、协商式的阐释关系,用通俗易懂的现代话语传播红色文化。并且结合社会热点事件和社会文化现象挖掘

红色文化的当代价值,推动红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其四,鼓励青年学生参与红色文化生产。倡导大学生积极参与到红色文化的生产和传播中,如以红色文

化相关素材创作微电影、微视频,激发大学生主动解读红色文化符号的兴趣,成为红色文化的积极参与者和

意义生产者。

(二)表现形式:开展红色资源的数字化转型,构建立体化的传播场景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文化呈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媒介化过程,红色文化也呈现出数字化的发展趋势,由

静止的、单一的单向传播逐步转化为动态的、多元的立体化传播,开展红色资源的数字化转型,构建立体化的

传播场景是高校红色文化传播适应数字化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

首先,高校要建立红色文化数据库,实现红色文化的数字化存储。数字化存储不仅是指数字化的采集、

存储与处理,而且要通过数字化技术按照一定主题针对红色文化相关的教育、研究和审美的数字内容进行整

合、重组和再造,完善高校红色文化的保存、管理、修复和传播的功能。

①

②

韩丛耀《视觉解读的方法选择》,《新闻界》2015年第17期,第15ꢉ21页。

邓鹏《红色文化网络育人的话语转型探赜》,《思想教育研究》2020年第11期,第148ꢉ152页。

152

隋文馨ꢃ全媒体视域下高校的红色文化传播

其次,高校应改善红色文化传播的信息结构,丰富红色文化传播的视觉语言。一方面,高校可以通过虚

拟现实、增强现实和传感网络技术等进行红色文化的数字化复原与立体化呈现,真实地再现人物、事件,复现

所处的生活空间与社会场景,并通过数字化手段呈现人物和事件之间的历史关联,动态展现文化的发展脉

络,呈现出历史情景再现、经典故事具象、细节描述生动的红色文化作品。另一方面,高校可以依托大数据、

人工智能、5G等技术手段扩充红色文化的内涵与形式,借用静态与动态、平面与立体、画面与声效等共存的

多样化信息解释手段,以动画、插画、图说、游戏、问答和视听等多元化信息表现形式,增强红色文化的可视化

表达。

最后,高校需构建数字化传播场景,营造大学生的文化参与感。数字影像的高真实性和高仿真性、技术

符码的逼真感和可信度使得人机互动越来越频繁和超真实化,把原本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很难体验到的技术

与文化“无缝”集成,为受众提供身临其境的文化接受与文化参与体验。在此背景下,高校可以充分利用人机

互动、多屏互动、H5等技术方式营造集泛在性、动态性、参与性和互动性于一身的传播场景,把大学生带入

规定的情景中,实现卷入式、参与式与沉浸式的文化体验。让大学生在虚与实、动与静的传播空间中通过亲

身体验和触碰媒介等方式进行可看、可听、可触、可感的多感官文化体验,在与大学生的持续互动中影响大学

生的认知方式,达到学习和教育的效果。大学生在红色文化传播中获得沉浸式的美感体验与交互性的期待

满足,进而形成基于红色文化的价值判断和认知体系。

(三)意义沟通:营造红色情感体验,建构学生群体的红色文化记忆

红色精神是由记忆建构的,记忆将历史中片段化、碎片化和无序化的段落连接起来,记录着党的发展历

程,表达着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构成完整的红色文化记忆。记忆滋养了历史,历史反过来又哺育了记忆,记

^忆^力^图^捍^卫^过^去^以^便^为^现^在^、^将^来^服^务^①^。记忆对现实和将来具有能动的指导作用^,高校可以通过营造红色

情感体验唤醒红色文化记忆、恢复红色历史记忆,重塑基于历史记忆的红色现实记忆,使大学生处于民族凝

聚力和社会认同感的强烈情感之中,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得以形成、保存和延续红色文化记忆。

红色文化强大的精神感染力、巨大的情感渲染力是高校与学生进行意义沟通、传达理念共识的重要载

体。红色文化故事化、生动化的文化叙事,纪念式、操演式的仪式传播和密集性、持续性的社会交往是高校红

色文化传播诉诸情感的重要手段。营造红色情感体验的意义沟通方式有“润物细无声”的传播效果,有利于

改变大学生对传统红色文化传播的刻板印象,引导大学生对红色文化形成情感认同与价值归属。

首先,高校要讲好红色文化故事,以小切口的小故事为切入点,如一张照片、一件衣服、一本书,娓娓道来

其背后人物的感人故事,呈现立体而鲜活的人物形象;以生动化的表达方式为入手点,挖掘人物和事件中的

情感元素,以对话的方式、通俗的话语和可视化的表达拉近红色文化与大学生之间的距离,不断加深两者之

间的情感联结。

其次,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的反复操演往往成为红色文化记忆传承的重要渠道。例如以五四青年节、建

党节、国庆节等纪念日为契机开展形式多样的红色文化传播活动,如唱红歌、跳红舞、演红色话剧、重走长征

之路等;以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等为主题组织系列专题教育,发挥思政课程、主题讲座和文化实

践等的合力;挖掘校史中的红色人物和红色精神,将红色文化融入校史的讲述中等。这些共同的文化元素、

共同历经的社会认知过程通过仪式性观看和大学生反复的参与而成为学生群体共享的文化记忆。全媒体时

代情感传播的深度和广度依赖于社会网络关系的质量,高校红色文化传播需要与大学生保持密切而持续的

互动,红色文化故事、红色文化仪式在大学生的创造性参与和分享中与其建立长期的对话关系。高校通过文

化叙事、仪式传播和社会交往营造红色情感体验,学生通过这种情感体验加深了对于红色文化记忆的感知程

度,使学生群体形成独特的红色文化记忆认知。

(四)平台依托:整合高校传播平台,打造红色文化全媒体传播矩阵

全媒体视域下高校的红色文化传播需整合传播平台,发挥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优势,基于全媒体

思维将红色文化深度融入课堂教学和网络空间中,建立高校红色文化分层次、交互式的传播矩阵,构建高校

①

雅克·勒高夫《历史与记忆》,方仁杰、倪复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3页。

15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红色文化多落点、多形态的传播格局。

首先,高校要将全媒体思维融入线下教学和网络课堂中。一方面将微电影、微视频、动漫等形式的红色

内容融入线下教学中,以数字化、可视化和互动化的内容丰富教学形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另一方面要开

拓网络思政教育平台,依托MOOCS(慕课)、网易公开课等网络课堂平台,将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网

络教学中,实现红色文化资源对高校思政课的优质“内容供给”和多元信息共享^①^。此外^,还要发挥青年大学

习等学习平台的补充作用,通过微信公众号,以H5的形式填补学生的碎片化学习时间,让大学生参与到红

色文化的生产和传播中,调动青年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其次,高校要建立红色文化全媒体传播阵地。高校要深耕校园电子屏、校园广播、校园报刊等传统媒体

的内容,设置红色文化议题,讲好红色文化故事,以高质量的内容满足学生知识学习和文化认知的需求。高

校要增强校园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校园论坛等用户黏度,通过点赞、评论、转发及文化参与等方式与学生

保持高度互动和持续联系。高校要开拓抖音、秒拍等短视频平台,把短视频作为新兴的育人阵地,通过传播

简短化、可视化的红色文化作品带给学生多感官的视觉文化体验。深耕内容、拓宽平台、整合资源,建立高校

红色文化影响力大、辐射力强的全媒体传播阵地,提高红色文化的价值引领与思想引导。

最后,高校要加强与红色教育基地的信息合作与共享。目前国内很多革命纪念馆、博物馆、党史馆等红

色文化基地已经实现了红色文化的数字化存储与展示,高校可以整合兼具开放性和共享性的红色教育资源,

实现红色文化资源的实时共享。借助VR、AR技术的力量,打破时空界限,使红色文化传播达到情景再现、

^传^播^立^体^、^内^容^具^象^、^信^息^还^原^等^效^果^②^。例如^,可以通过语音导览和VR漫游实现红色文化的^“云参观^”^,^让

学生手持移动终端自由选择视觉、听觉或者是VR模式,使用VR模式时通过点击屏幕获取红色文化的影像

和讲解,让学生随时随地参观红色基地、学习红色文化成为现实。

RedCultureCommunicationinCollegesandUniversitiesunderthePerspective

ofAll-media

SuiWenxin

SchoolofCyberScienceandEngineeringꢀSichuan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207ꢀChina

AbstractAsanadvancedcultureꢀRedCultureisanexcellentculturalresourceforuniversitiestocarryout

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 Howeverꢀfromtheall-mediaperspectiveꢀthewaysofculturalproduc-

tionanddisseminationareundergoingprofoundchangesꢀandthecommunicationofRedCultureinuniver-

sitiesiscurrentlyfacingthecommunicativedisconnectionꢀweakintegrationꢀandculturalvulgarity Uni-

versitiesshouldgowiththetimesꢀandimplementall-mediathinkingincontentproductionꢀexpression

formsꢀmeaningcommunicationꢀandplatformsupporttoachieveadepthofpropagationandeffectivecom-

municationofRedCulturethroughoutall-timeandall-areasThiswillfurtherpromotetheculturaleduca-

tionworkofuniversitiesinthenewera

Keywordsall-mediaꢋcollegesanduniversitiesꢋculturaleducationꢋRedCulture

[责任编辑:苏雪梅]

①

②

付安玲、肖朝霞《大数据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红色文化传承功能的实现》,《思想教育研究》2022年第11期,第131ꢉ136页。

杨雪萍《机遇、困境与突破:新媒体时代背景下的红色文化传播》,《新闻爱好者》2022年第6期,第75ꢉ77页。

154

第50卷第4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

SocialSciencesEditionꢂ

023年7月

Vol50ꢀNo4

Julyꢀ2023

社交媒介语境下的戏仿叙述与情感交流

唐忠敏

ꢃꢃ摘要:在人人皆可参与叙述的社交媒介语境下,频繁互动的叙述情境促使戏仿在素材选择、文本形式、传播方

式等方面演变出新特点。戏仿叙述呈现出模式化表达、内容浅白以及意义拼贴生产等特点。通过第一人称经验性

视点、文本互文等策略,多元叙述主体围绕源文本和诸多仿文本进行情感交流活动。这种情感交流方式与戏仿者

群体和读者群体的实际情感体验密切相关。在群体性的戏仿活动和戏仿文本的群体性传播过程中,离散的个体化

情绪迁移整合为社会化的情感共鸣。

关键词:社交媒介;戏仿叙述;情感表达;情绪迁移

DOI1013734ꢄjcnki1000-531520230616

收稿日期:2023-01-22

作者简介:唐忠敏,女,四川宜宾人,艺术学博士,新闻传播学博士后,四川师范大学影视与传媒学院副教授,主要研

究方向为互动叙事、新媒介艺术,E-mailꢅlinain_yibin@163com。

在以互联网社交媒介为叙述介质和传播介质的语境下,人们的情感交流在方式、载体和影响上都发生了

重大变化。从方式上看,情感交流从特定时空中的面对面交流、文字交流、通信工具交流等,演变为突破物理

时空限制的数字化的虚拟交流。数字化情感交流的载体丰富多样,除语音或视频通话外,还有网络短视频、

网络文字、网络表情符号等。在这些载体中,看似随意实则充满情感交流欲望的戏仿叙述已成为一种常见形

式。人们因某些突发事件、热点事件、热点话题等聚集起来进行群体性的戏仿活动已成为一种常态,如土味

视频《我是云南的,云南怒江的》、“鼠鼠文学”等。可以说,社交媒介语境下的戏仿叙述,既是个体化情绪扩散

式传播的重要载体,也是展现人们精神生活状态的网络亚文化现象。

当前学术界对中西方文学创作中戏仿作品的叙述机制已有诸多探讨^①^,对社交媒介语境下戏仿文本的

^表^达^机^制^、^后^现^代^特^征^等^亦^有^一^些^分^析^②^,但都较少关注戏仿文本中的情感问题^,更少关注戏仿叙述中的情

感交流和戏仿创作与社交媒介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社交媒介的多种互动模式不仅构建了频繁的互动情

境,还促使传统戏仿叙述衍生出新特点。在社交媒介语境下,戏仿叙述的情感交流既和戏仿者群体的实际生

活体验密切相关,又与互联网因事聚集、去中心化的群体传播特质紧密相连。因此,深刻认识戏仿叙述的情

感交流活动是非常必要的。本文试图重返戏仿理论,结合社交媒介语境下叙述主体多元化的特质,分析网络

戏仿叙述的情感交流活动及其影响,希望能对戏仿理论的丰富与发展有所裨益。

一ꢃ戏仿叙述的常规逻辑

“戏仿”(_P_a_r_o_d_y)又译为“戏拟”、“拟仿”、“滑稽模仿”等,概指对源文本进行滑稽地、调侃式地模仿和转换

①

②

参见:龚芳敏《戏仿研究的学术史考察》,《陕西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第51ꢉ59页;许燕《新时期戏仿叙事的发生及其

价值判断》,《社会科学家》2017年第2期,第138ꢉ142页;程军《西方文艺批评领域“戏仿”概念的界定》,《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6期,第45ꢉ53页;赵宪章《超文性戏仿文体解读》,《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3期,第101ꢉ109页;等等。

参见:刘桂茹《后现代“戏仿”的美学阐释》,《学术论坛》2012年第6期,第192ꢉ196页;倪爱珍《符号学视域下的戏仿》,《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第118ꢉ123页;苏歆、蔡之国《戏仿生产与快感实践:对豆瓣“疫情文学”火爆传播的话语分析》,《东南传

播》2022年第6期,第106ꢉ108页;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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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而形成新文本的一种叙述修辞手法和文化实践形态。从词源上看,学术界普遍认为“戏仿”源自亚里士多德

《诗学》第二章中的“_p_a_r_o_d_i_a”一词,由词缀“_p_a_r_a”(在旁边、与……一道)和词根“_o_d_e_s”(吟唱)组成,指“在(史

诗作品)旁边”吟唱的“滑稽史诗”^①^。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的论述里^,仿文本与源文本⁽即史诗作品⁾之间的关

联方式、关联程度,以及“吟唱”的方式和效果等是“戏仿”概念的题中应有之义。

就文本间的关联方式来看,源文本的生成时间早于仿文本,仿文本是对源文本的模仿、派生和转换而生

成的。仿文本对源文本的模仿不是照搬,而是对源文本的能指或所指进行修正、演绎、颠倒或转换,同时又赋

予仿文本新的叙述意图。具体而言,仿文本是对源文本的形式、主题、风格、逻辑结构、思维方式、价值判断等

进行整体性地模仿、派生和转换。仿文本即是后现代理论家琳达·哈琴所述的“双重编码”^②文本^。国内学

者赵宪章将仿文本的结构看作是一个整体的格式塔结构,仿文本与源文本之间的关系则是超文性“图ꢉ底”

关系,是记忆中的源文本与当下的仿文本之间的关系。“在这一格式塔结构中,戏仿文本和记忆文本并不共

存在同一层面,并非信息学意义上的可以即时置换和组合的并列文本,而是一种‘图ꢉ底’关系结构。在这一

结构中,‘图’(戏仿文本)源自‘底’(记忆文本),‘图’始终保持对于‘底’(记忆文本)的戏谑性张力”^③^。在他

看来,仿文本与源文本的关联方式实际上是直接被创作或被阅读的文本与记忆中的背景文本之间的互动关

系,仿文本始终保持着与源文本之间的张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源文本中的素材是戏仿创作的背景文本,而

仿文本则是由源文本整体派生而来的新文本。

就关联程度而言,仿文本是对源文本的差异化重复。仿文本对源文本的重复表现在语言表达、情节模

式、人物形象、风格、体裁等方面,是对源文本的主题、价值内涵等的肯定。差异性则体现为仿文本对源文本

进行戏谑、批评或颠覆性地整体性转换。一方面,仿文本是由源文本衍生出来的,给读者以似曾相识的亲切

感和熟悉感;另一方面,仿文本与源文本又保持着一定距离,既要求创作者对源文本的叙述机制或审美趣味

有所创新,又要求读者能批判性地评价源文本。戏仿叙述所蕴含的审美趣味恰好就在于这种双重性的矛盾

关系,即在相似与不似、寄生与创新、依赖与独立、模仿与改编、重复与差异中所形成的作品的内在张力和冲

_突④

。

就“吟唱”的方式和效果而言,仿文本与源文本进行整体性地对话和“吟唱”,呈现出“双声语”的含混效

果。戏仿者对源文本既肯定又颠覆的双重态度,决定了仿文本与源文本之间存在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对抗的

对话关系。巴赫金把一个文本中含有两种不同语义指向的现象称为“双声语”^⑤^。琳达^·哈琴认为这两种声

音既不相融合也不互相取消,“它们共同发挥作用,同时又保持界限分明的差异。在这个意义上,戏仿本质上

与其说是侵略性的,还不如说是一种调解性的修辞策略,它更多地是建构而不是攻击它的‘他者’,同时仍然

保持其批判性的间离”^⑥^。因此^,蕴含两种语义指向的仿文本往往依靠消解源文本语境来营造对立^、冲突^、反

差的叙述效果:或将源文本的严肃主题进行讽刺或戏谑以达到荒谬效果,或在喜剧文本中插入悲剧的、抒情

的篇章以实现滑稽效果,或以逗弄风格改写经典文本以实现幽默风趣效果,等等。在20世纪的俄国形式论

者看来,“戏仿”的含混性特征恰好使叙述作品脱离惯常的叙述形式,是实现“陌生化”效果的重要方式,也是

增强作品可感知性的重要手段。斯克洛夫斯基在论文《建立一个主题的程序和风格的一般程序之间的相互

联系》中,把戏仿看作是旧形式衍生出新形式的手段,“每一件艺术品都是作为一个现有模式的类似物和对照

物而被创造出来的。一个新的形式不是创造出来用以表现一个新内容,而是为了从一个旧形式里去接受所

^失^去^的^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特^征^的^东^西^”^⑦^。易言之^,戏仿叙述不是一种新的再现形式^,仿文本是对陈旧的^、

已有的艺术形式进行模仿、派生和转换后衍生出来的新文本。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0页。

琳达·哈琴《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李扬、李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1页。

赵宪章《超文性戏仿文体解读》,《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3期,第103页。

参见:程军《西方文艺批评领域“戏仿”概念的界定》,《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第48ꢉ53页。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5卷,白春仁、顾亚铃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页。

HutcheonLindaꢀATheoryofParodyꢁTheTeachingsofTwentieth-centuryArtFormsꢁNewYorkꢅMethuenꢀ1985ꢂꢀxiv译文参见:程军

《超文性戏仿:一种独特的“互文”与“对话”体裁》,《文艺评论》2013年第9期,第32页。

⑦

转引自:J.M.布洛克曼《结构主义:莫斯科ꢉ布拉格ꢉ巴黎》,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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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忠敏ꢃ社交媒介语境下的戏仿叙述与情感交流

戏仿叙述在对源文本进行“滑稽地模仿和改写”时,既蕴含着相近与派生、致敬与违反、模仿与转换等双

重关系,也显示出讽刺性和娱乐性交织的含混效果。就读者而言,那些来自经典文本的人物情节、语词句式、

叙述风格、叙述主题、情感倾向等给人以亲切感,激发他们将特定的语境、意图等结合起来进行解读,从而获

得既亲切又陌生的阅读体验。如琳达·哈琴所言,仿文本与源文本之间的重要差异往往通过讽刺来传递,

“但这种讽刺可以是贬低的,也可以是幽默的;可以是消极的,也可以是非常积极的。戏仿讽刺的愉悦并不特

殊来自幽默,而是来自于读者在同谋和疏远之间参与互文活动的程度”^①^。读者对源文本的认知程度^、从源

文本处获得的情感等,皆对理解和认知仿文本产生重要影响。因而,戏仿叙述的创作和解读都需要考虑仿文

本与源文本在整体上的互文性关系。

二ꢃ戏仿叙述在社交媒介语境下的演变

新媒介技术的发展,为多元叙述主体共同参与戏仿叙述提供了机会和平台,也让一切文本皆成为戏仿叙

述的对象。从文学作品、绘画、音乐、电影等艺术作品,到当下流行的日常生活语言、生活习俗、事件和话题,

一切虚构的或现实的符号化文本皆是戏仿的对象。在经典艺术文本的叙述交流情境中,传受主体是相互分

离的,创作者和读者在角色定位上比较清晰。在社交媒介语境下,人人都拥有表达的机会和渠道,意味着所

有人都能够通过网络媒介表达情感经验。因此,传播者和接受者的角色定位变得模糊,人人都可以是戏仿文

本的生产者、传播者、解读者与接受者。

虽然人人都具有了参与网络叙述的机会和平台,但大多数人都不是“善写者”。为了实现理想的交流效

果,戏仿叙述成为这些“不善写者”参与网络叙述活动的一种捷径。参与戏仿叙述的创作者和读者身份多元,

角色界限模糊,且他们之间的互动呈现出非中心化、自发性、交互性等特征,因此本文将他们统称为“多元叙

述主体”。离散的多元叙述主体在多重社交关系网络(如族群、圈子、地理位置等)的助推之下聚集在网络空

间中,并将自身情绪以戏仿文本的形式巧妙地表达出来,进而形成一种符合网络监管规制、容易被大众所接

受的情感交流方式。不仅如此,戏仿叙述的对象也发生了变化,源文本不一定是经典文本或流行文本,有的

文本恰恰是在传播过程中逐渐成为他人戏仿的对象。因此,以往严肃的整体性对话的“吟唱”方式在网络亚

文化社区中演变为网民广泛参与的、泛娱乐化的叙述形式。

同时,社交媒介的互动模式也塑造了新的叙述语境。媒介技术的变革消融了物理层面的时空边界,离散

的多元叙述主体能够在同一时间聚集在同一信息场域,并因共同的话题、兴趣、需求等融入同一叙述语境中。

^社^交^媒^介^的^两^两^互^动^、^单^中^心^星^状^互^动^、^多^中^心^网^状^互^动^等^模^式^②^,不仅构建了频繁的互动情境^,还促使传统

戏仿叙述衍生出新特点。从素材的选择方式来看,传统戏仿叙述通常是文化精英个人选择经典文本进行戏

仿,而社交媒介语境下的戏仿素材则多由多元化的叙述主体经过群体选择而形成。从文本的呈现形式来看,

原有的单个戏仿者对某一或某些文本进行戏仿而生成整体性文本,演变为多个戏仿者自由创作形成碎片化

的、零散的文本。从传播方式来看,原有的“戏仿者ꢉ读者”单向传播方式发展为“戏仿者ꢉ读者和二次戏仿

者ꢉ读者”的星状或网状传播方式。此外,社交媒介以话题为中心的点赞、评论、转发、智能推荐等功能也让

戏仿叙述的语境更为开放和复杂,戏仿文本的传播链条也更具有随机性和不可控性。因此,社交媒介所塑造

的新叙述语境也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多元叙述主体的戏仿潜能。

从叙述特点来看,网络戏仿叙述呈现出模式化表达、内容浅白以及叙述意义的拼贴生产等特点。2022

年5月,云南傈僳族小伙蔡金发的翻唱歌曲《我是云南的,云南怒江的》在快手平台播出。因歌词浅白、节奏

感强和表演方式独特,这则短视频获得了海量网友的点赞、转发和模仿,很快便发展成为网络热梗。除了展

示特色方言,该短视频还传达了特色地域文化、演唱者的生活场景和精神状态等内容。其中,歌词、曲调、背

景以及演唱者的发型、体态动作、面部表情等成为网友调侃和戏仿的对象。网友创作出《我是浙江的,浙江温

州的》、《我是四川的,四川遂宁的》、《我是新疆的,新疆乌鲁木齐的》、《我是安徽的,安徽六安的》、《我是日本

①

②

HutcheonLindaꢀATheoryofParodyꢁTheTeachingsofTwentieth-centuryArtFormsꢀ32译文参见:刘桂茹《后现代“戏仿”的美学阐

释》,《学术论坛》2012年第6期,第195页。

唐金杰《微信朋友圈的人际互动模式研究》,哈尔滨工业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2ꢉ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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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的,日本福冈的》,以及兵马俑版《我是陕西的,陕西西安的》等多种戏仿作品。在众多仿文本中,蔡金发版的

曲调、歌词、演唱者的造型和演唱方式、随意的场景设置等内容的组合构成了戏仿叙述的模式化元素。更为

重要的是,这首歌曲中的方言表达唤起了多元叙述主体对家乡方言的记忆和对家乡其他文化的回顾,纷纷变

身为“家乡推广大使”。如果没有社交媒介语境下的戏仿叙述,这首原创于2020年的歌曲可能仍未被大家所

熟知,歌曲中所演绎的乡音、家乡情结等恐怕也难以被广大网友所关注。蔡金发版及其众多仿文本,在主题

建构、表达形式等方面形成了强烈的互文性关系,共同创构了或搞笑、或愉悦、或怀旧的情感体验。这些情感

体验在网络链接、智能推荐等媒介技术的助推下交织在一起,融汇为展示愉悦、自豪、亲切感的复合型情感氛

围。

从叙述类型看,网络戏仿叙述主要包括同主题戏仿叙述、同主题演绎型戏仿叙述和混合型戏仿叙述。已

有研究发现,“就总体呈现模式来说,除了简单直接重复的‘转发’形式,短视频平台的重复性创作主要有同主

题演绎和同主题叙述,以及二者的混合”^①^。_其_实,_这_三_种_创_作_类_型_的_总_结_也_适_合_网_络_戏_仿_叙_述_的_类_型_分_类。

我是新疆的,新疆乌鲁木齐的》、《我是日本的,日本福冈的》等仿文本承载和凝结了各个城市的地域文化和

《

乡土情结,是同主题戏仿叙述的典型案例。《我是云南的,云南怒江的》的日语版、明星版、素人版等对源文本

的语言、视频构图、背景音乐或叙述结构进行了仿拟,属于同主题演绎型戏仿叙述。《我是上学的,在上小学

的》、《我是大学的,大学教课的》,以及《我是云南的,云南怒江的》的流行歌曲版等仿文本对源文本进行了模

仿、派生或转换,对语言、语调、节奏、表演方式等进行了仿拟创作,属于混合型戏仿叙述。当然,这三种类型

只是大致分类,有的仿文本不仅是混合型戏仿叙述,还加入了短视频软件自带的技术表达手法,从而创作出

更具有深度混编性的戏仿文本。

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戏仿叙述中,戏仿者往往强调仿文本与源文本之间的相互依赖又相互批判的关

系,并将这种双重关系并置在仿文本中。在社交媒介语境下,绝大部分仿文本无意对源文本进行批判或否

定,而是通过与源文本在空间上建立起情感交流关系和语境对话关系来实现叙述意义。换言之,戏仿不仅是

一种便捷而有趣的叙述方式,也是多元叙述主体在频繁互动的社交情境下创构情感和交流情感的一种手段。

因此,社交媒介语境下的戏仿叙述较少关注仿文本与源文本之间的寄生关系,而重在强调戏仿叙述的情感基

础,以及源文本与仿文本、仿文本与仿文本之间的互文对话关系所累积形成的情感氛围及其社会影响。

三ꢃ戏仿叙述的情感交流策略:视点与文本互文

在社交媒介语境下,戏仿叙述的情感交流是发生在多元叙述主体、源文本、仿文本和社交语境之间的交

流活动。换句话说,戏仿文本的情感交流活动不只是发生在具体文本(仿文本或源文本)周围,还环绕在仿文

本、源文本、多元叙述主体以及交流语境的周围。因而,戏仿叙述的情感交流在围绕文本内外循环交流的同

时,也经历着源文本与仿文本相互协同的交流过程。具体而言,戏仿叙述的情感交流策略由第一人称经验性

视点与文本互文两个方面组成。

(一)第一人称经验性视点与情感认知

心理学研究认为,“移情”是一个人在理解他人的思想和情感后作出反应并建构起自我与他人之间的道

德关系的心理过程,是一个人能够对他人的情感进行设身处地的体察、认同和回应。“我”和其他主体之间的

情感交流过程就是主体之间相互理解并作出反应的移情过程。就叙述文本而言,作者的情感只有附着在审

美对象之上才能被他人感知,而审美对象也在向读者传达情感。在移情过程中,读者首先通过文本认识和理

解作者的情感,然后才对审美对象所传达的情感进行回应。以网络戏仿文本为例,创作者将绝大多数人都能

共通的情感经验以调侃、戏谑、愉悦的方式表达出来,试图召唤读者的情感认知和激发读者的情感反应。就

读者而言,文本中的情节、人物、主题、表达方式等都是情感的表征,是触发情感认知、实现情感迁移的重要因

素。易言之,不管是在创作过程中,还是在接受过程中,多元叙述主体将人类普遍相通的情感经验带入到召

唤、识别和理解他人的情感表达过程中,并进而融汇到转发、二次创作等叙述实践中。

戏仿叙述中充斥着多元叙述主体的情感认知交流,且这种情感认知交流往往以第一人称经验性视点为

①

曾国华《重复性、创造力与数字时代的情感结构———对短视频展演的“神经影像学”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年第5期,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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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忠敏ꢃ社交媒介语境下的戏仿叙述与情感交流

表达形式。叙述视点代表叙述者讲述的角度和方式,“视点是身体所处,或意识形态方位,或实际生活定位

点,基于它,叙述性事件得以立足”^①^。土味视频^《我是云南的^,云南怒江的^》及其仿作皆以第一人称^“我^”的经

验为叙述视点,在介绍地方方言和地域文化时具有很强的真实性,容易让观众进入文本所描述的乡土世界。

如果说某一具体文本的生成和传播展现了创作者对家乡文化的热爱、怀念等情感,那么众多仿文本的生成和

传播则加深了观众对他者地域文化的情感认知。通过第一人称经验性视点,戏仿叙述的多元叙述主体很容

易建立起观众对于某一类共通情感的认知和传播。

然而,“视点所涉及到的并非纯粹的形式或技巧,它内在地包含着思想的功能,与叙述者的思考密切相

^关^,^也^与^叙^述^者^、^人^物^、^作^者^、^隐^含^作^者^之^间^的^关^系^相^关^”^②^。一方面^,多元叙述主体自主聚集起来对蔡金发版

进行戏仿,源于《我是云南的,云南怒江的》所蕴含的乡音情结。众多改编版以及其他仿文本的大量生成和广

泛传播,展现了观众对于此类情感的共同认知。另一方面,也源于蔡金发版的表演方式便于模仿,且有利于

大家在高强度的工作、快节奏的生活和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中释放焦虑和压力。这种情感认知在自娱自乐

的抒发、点赞、转发和再创作过程中形成了强烈的情感共鸣。无论是对流行文本所携带的情感产生认知感,

还是对流行文本的诸多仿文本所传达的情感产生认同感,多元叙述主体之间对于共通情感的理解始终贯穿

于整个情感认知的过程中。

此外,由于表达方式的多样性和叙述策略的丰富性,源文本相对稳定的情感状态在众多仿文本中可能呈

现为多元错乱的复杂状态。其中,从反向角度表达情感认同,是较为常见的复杂情感的交流方式之一。情感

认同的反向表达主要表现为以肯定的方式展现消极情绪,或者是以否定的方式展现积极情绪。如bilibili网

站上流行的“鼠鼠文学”文本:“鼠鼠我啊,突然发现自己并不是最优秀的”,“鼠鼠我啊,这一年好像把人生过

得特别糟糕”,“鼠鼠我啊,怕黑,下水道太黑太黑了”等。“鼠鼠我啊”是“叔叔我啊,最喜欢二次元了”的谐音

梗,起初是网友讽刺B站运营方式的一句台词。后来,“叔叔我啊”在贴吧中演变为“鼠鼠我啊”,语义也发展

为打工人将自己自嘲为生活在阴暗之处、郁郁不得志的老鼠。这种情感认同的反向表达其实来自于个体对

某些事件或某种表述的“反向思考”,有时表现为有意与稳定的情绪表达方式相对立,有时则是通过自降身份

的方式来呈现真实的生活困境和巨大的心理落差。

值得注意的是,以第一人称“我”的经验为叙述视点不只是一种叙述策略,也是叙述主体有意识地选择的

情感说服策略。在社交媒介语境下,不管是参与者身份相对匿名的星状或网状互动模式,还是参与者身份较

为明确的两两互动模式,多元叙述主体都既需要调动一切叙述材料生成有利于交流对话的文本,也需要在相

对自由开放的环境中获得共鸣。除了话题或观点本身具有共鸣点之外,以“我”为视点的、拉家常式的语言表

达形式解构了精英式的自限性叙述方式,在拉近创作者与读者的情感距离的同时,也传递了温和的说服意

图。同时,这种易于模仿的叙述视点也广受微博大V、流量明星、网红等群体的喜爱,纷纷进行相关戏仿创

作,这可看作是情感说服的结果。他们参与到戏仿文本的叙述、评论、转发等活动中来,使戏仿文本隐藏着的

说服效果获得了远比大众传播时代更强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因而,创作者以第一人称经验性视点讲述自身

经历,多元化戏仿者再以同样的视点戏仿相关表达形式、内容或观点,看似是一种自我情感宣泄的个体化的

叙述风格,实则是在利用社交互动促成情感说服的实现。

(二)文本互文与情绪感染

在移动互联网传播技术的支持下,网络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多元叙述主体随时随地都

处于参与社会叙述以及与他人建立联系的互动连接中。因某些事件、某些话题或某种情绪而在线聚集叙述,

成为多元叙述主体参与网络戏仿叙述并进行情感交流的重要机会。虽然,伴随社交场景、社交方式和信息生

产与交换方式的转型,不同阶层、群体、代际在信息接触、选择、认知、表达和传播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但网

络戏仿叙述文本总是与其他文本、社交环境以及社会环境形成强烈的互文性关系。如《我是云南的,云南怒

江的》蔡金发版与原版歌词互相对应,但蔡金发版又与众多仿文本在主题建构、表达形式等方面形成了彼此

①

②

西摩·查特曼《故事与话语:小说和电影的叙述结构》,徐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7页。

谭君强《看与思:叙述作品中视点的思想功能》,《学术研究》2005年第10期,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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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指涉、互为参照的互文链。这既展现了当代年轻人群体普遍面临着背井离乡、事业打拼、个人期待、生存焦虑

等社会现实,也表明了“回不去的家乡”在社交环境下已化为一种共通的怀念感。这种共通的怀念感,既是个

体情感的反映,也是社会生活的折射。这些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戏仿叙述文本极易在群体叙述、群体传播

中产生感染性移情,进而演变为社会化的情感共鸣。在社交媒体时代,人对周围环境的感知取决于社交网络

的大小,以及在这个网络环境中所感知的信息量的多少。同时,社交网络传播镶嵌着点对点的两两人际传

播,蕴含着天然的认同感和共鸣感,更有利于实现仿文本的叙述效果、群体性传播和情绪感染。因此,多元叙

述主体参与戏仿叙述的过程也是进一步聚焦某些事件或话题和传播情绪的过程。

网络空间中的情绪感染与叙述对象和传播语境的变化密切相关。在群体性戏仿叙述所形成的情感流

中,多元叙述主体往往将情感认知与热点事件、热点话题等的演变情况勾连在一起。但正如斯蒂芬·平克所

说,“移情,作为道德意义上的同情心,不是我们大脑中镜像神经元的机械动作。移情像装有开关一样,可以

被开启,也可以被关闭,甚至可以转变成反向移情,即看到某人受难而感到高兴,或看到某人高兴而感到难

过”^①^。因而^,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情绪感染并不总是进行着正向的情感知觉^,有时也会产生情感变异^。

情感变异,指个体情感或网络空间中的情感氛围发生着由正向到负向,或是由负向到正向的迁移。有学

者认为网络空间中的情感变异存在三种情形:一是事件发展、信息披露、舆情反转等新信息的出现改变人们

的认知和情绪,二是事件本身在层层传播过程中被扭曲而引发不同的情绪,三是读者对信息或事件的认知和

情绪受到其他意见的影响^②^。从这个角度看^,情绪感染和情感传播受到信息表达方式^、客观事件的发展以及

传播主体的认知立场、表达形式、阐释策略等多方面的影响。同时,情感变异的走向或结果也会相应地体现

在叙述文本和传播活动中,进而影响到传播空间中的情感氛围。因此,叙述交流中的情感变异与网络戏仿叙

述的再生产是相互影响的。

情感是否发生变化,首先在于传播主体对叙述内容的判断是否发生改变,即针对具体对象的情感判断是

否发生改变。当叙述主体对意向内容的判断发生了变化,叙述主体的情感表达也从积极转向了中立或负面,

对于调侃、讽刺类文本的阐释也从自嘲转向了自娱和自我放逐。因而,网络戏仿叙述文本所传递的情感与当

下的社会矛盾和青年人普遍存在的焦虑心态密不可分。大体而言,群体性戏仿叙述所触发的情感或是积极

乐观的精神状态,或是一种泛娱乐化的调侃,又或是存在于欲望和现实之间的一份自我闲适。不管是何种类

型的情绪情感在表达与传播,情感变异不仅必然与叙述内容、叙述意向等存在因果联系,也与事件的进展、社

会环境的改变、新文化现象的出现等存在互涉关系。

此外,从认知主义的视野来看,接受主体的情感体验会影响到他对信息的选择、认知和阐释。不仅主体

接触文本时的情感会导致特殊的认知偏向,文本信息触发了主体的何种情感也会影响到主体对文本的认知

和阐释。易言之,主体对文本情感表现的认知除了受到文本所携带的情感元素的影响,还与传播主体自身所

处的情感空间存在互文关系。这个情感空间也被看作是“心境依存记忆”,即个人提取何种信息取决于回忆

^相^关^内^容^时^的^情^感^状^态^以^及^对^信^息^进^行^编^码^时^的^情^感^状^态^之^间^的^一^致^性^③^。也就是说^,当出现生活困境时^,

戏仿叙述文本的情感状态便会与多年来的负面情感记忆保持一致,进而出现表达反向情绪的文本。这种充

满反向情绪的戏仿叙述与社会环境中的现实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有关,也与多元传播主体面对负面情绪时的

“心境依存记忆”相关。因此,社交媒介语境下的戏仿叙述不仅通过表达形式、内容和观点来拉近创作者群体

和读者群体的情感距离,还通过大家对事件、社会环境、文化现象等的“会意”(“懂的自然懂”)来拉近彼此距

离。

四ꢃ结语

戏仿叙述是人类组织情感经验和调动情感交流的重要方式。网络戏仿叙述文本中的情感交流是由多元

叙述主体、源文本、仿文本和社交语境协同建构起来的交流活动,其间充斥着无数个体的情感表达与情绪迁

①

②

③

斯蒂芬·平克《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安雯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666页。

参见:朱天、马超《互联网情绪传播研究的新路径探析》,《现代传播ꢉ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第139页。

参见:费多益《认知视野中的情感依赖与理性、推理》,《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8期,第41ꢉ42页。

160

唐忠敏ꢃ社交媒介语境下的戏仿叙述与情感交流

移。戏仿叙述的流行源于读者对源文本的内容、形式等的认同,也与特定语境下多元叙述主体在叙述交流中

产生的情感认知与情绪感染有关。通过第一人称经验视点以及文本互文策略,多元叙述主体就热点事件、热

点话题等展开对话和进行情感交流,进而在网络空间中建立起广泛的情感连接。换句话说,戏仿文本在群体

性叙述交流中极易产生情感聚集效应,文本之间所传递的情感状态极易形成勾连,进而生成群体式、高密度、

高强度的情感流。因而,群体性戏仿叙述实践不仅为个体化情感演变为社会化情感提供了交流渠道,而且还

蕴含着一股经由多维交流渠道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复合情感流。

同时,网络戏仿叙述也具有疏导社会情绪的调节功能。正如有学者所述,网络戏仿叙述不是青年群体对

正能量与主导文化的否定和对抗,而是他们实现自我情感修复的“符号化表演”,是他们在网络空间中对主导

话语的“温和的抵抗和协商”^①^。从叙述实践的角度看^,这种^“符号化表演^”是一种利用熟悉的符号^、话题进行

戏仿叙述的过程,也是一种围绕特定事件或话题而表达情绪的传播行为。虽然热点事件、热点话题等终将归

于沉寂,但戏仿叙述的情感交流特质不会发生改变。随着时间的流逝,多元叙述主体仍会通过戏仿叙述与新

事件、新话题、新语境进行情感对话,因为如何有效地讲述情感经验和进行情感交流,或许不只是一种符号化

的表演方式,也是人在群体传播时代的一种社会交往方式。

ParodyNarrativesandEmotionalCommunicationinSocialMediaContext

TangZhongmin

CollegeofMovieandMediaꢀSichuanNormal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66ꢀChina

AbstractInthecontextofsocialmediawhereeveryonecanparticipateinnarrationꢀfrequentinteraction

scenarioshaveledtonewcharacteristicsinparodynarrativesintermsofmaterialselectionꢀtextformꢀand

disseminationTheparodynarrativesshowpatternedexpressionsꢀshallowcontentꢀandcollage-likepro-

ductionofmeaningThroughfirst-personexperientialperspectivesꢀintertextualityꢀandotherstrategiesꢀ

multiplenarrativesubjectsengageinemotionalcommunicationactivitiesaroundsourcetextsandmultiple

parodytextsThisemotionalcommunicationiscloselyrelatedtotheactualemotionalexperiencesofthe

parodynarratorandreadergroupsInthecollectiveimitationactivitiesandthecollectivedissemination

processofimitationtextsꢀdiscreteindividualemotionaltransfersareintegratedintosociableemotionalres-

onance

Keywordssocialmediaꢋparodynarrativeꢋemotionalexpressionꢋemotionaltransfer

[责任编辑:唐_ꢃ普]

①

李欣、彭毅《符号化表演:网络空间丧文化的批判话语建构》,《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12期,第50页。

161

第50卷第4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

SocialSciencesEditionꢂ

023年7月

Vol50ꢀNo4

Julyꢀ2023

强化省权与巩固统一

—

——“川政统一”后南京国民政府对四川地方政制的改造

车人杰

ꢃꢃ摘要:民初以降,四川长期处于“防区制”下,中央政府权威无法触及地方,本省政治亦因省府瓦解而呈分裂战

乱局面。1934年下半年,因川军“六路围剿”红军遭遇惨败,南京国民政府得以介入川局,支持刘湘重组四川省府,

废除“防区制”,实现“川政统一”。为巩固统一,南京国民政府在四川推行“省府合署办公制”、“行政督察专员制”、

“裁局改科”及“分区设署”等举措,试图通过强化省权以巩固“川政统一”,并为中央统辖四川创造有利条件。然而,

中央政府与省府之间权限划分未能妥善解决,随着中央政府与刘湘集团关系恶化,双方权力关系再度陷入此消彼

长的博弈困境,四川地方政制改革陷于停滞。

关键词:川政统一;南京国民政府;地方政制改革;四川;央地关系

DOI1013734ꢄjcnki1000-531520230715

收稿日期:2023-05-01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北洋政府经略四川研究(1912ꢉ1926)”(20CZS04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车人杰,男,四川雅安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E-mailꢅ

49158126@qqcom。

晚清以降,随着地方权势扩张及“自治”、“联邦”等近代政治观念传入,作为中国传统地方最高行政管理

层级的“省” ^,如何因应新局^、实现制度转型^,成为朝野各方的热门议题^,并受到后世学人的广泛关注^②^。一

般认为,近代“省制”问题的核心是确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省制”的变迁反映中央权力与“省权”的消长,并

影响国家统一的程度^③^。民国初年^,中央权力式微^,^“省权^”扩张^,省制呈现出分离主义倾向^。进入20世纪30

年代,随着南京国民政府推动全国统一,中央政府权威日增,省制渐又呈现出向着“统一”靠拢的倾向^④^。

相较而言,省对中央政府的离心倾向更受学界重视,但这并非民国“省制”问题的全部。从政制建置角度

考量,省作为沟通中央与基层的中间层级,其相对基层具有集权属性,这一点并未因近代政治的急剧转型而

动摇。揆诸民国政况,中央政府与各省地方势力之间的政治博弈固然激烈,但各省内部的权力斗争同样激烈

①

②

中国传统地方最高行政管理机构大体经历了“郡国(秦汉)ꢉ州(魏晋)ꢉ州郡(隋唐前期)ꢉ道(唐后期五代)ꢉ路(宋金)ꢉ省(元以后)”的演

变。“省”原为官署名称,最早可追溯到魏晋时期,金朝末年于路一级政区上设“行台省”机构,元代设“中书省”、“行中书省”,省自此为国家正

式的最高一级地方行政管理机构。参见:周振鹤《中国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66ꢉ72页。

学界有关民国时期“省制”问题的研究成果,代表性的有:赵锦铎《李大钊<省制与宪法>解析———兼析李大钊在集权、分权问题上认识的转

变》,《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第106ꢉ115页;周生春、孔祥来《民国初年的省制改革》,《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第39ꢉ42、48页;李学智《民元省制之争》,《民国研究》2010年春季号(第17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版,第105ꢉ126页;关晓红《辛亥革命时期的省制纠结》,《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1期,第29ꢉ49页;陈明《熊希龄内阁时期的废省筹议》,《历

史研究》2017年第2期,第39ꢉ56页;徐杨《“旧邦新造”的制度逻辑:西式话语中的近代省制言说》,《浙江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第128ꢉ

33页;梁华玮《国民政府时期省制及其运作研究(1925ꢉ1937)———以长江中下游省份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翁有为《近

代中国之变轴:军阀话语建构、省制变革与国家》,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等等。

③

④

李学智《民元省制之争》,《民国研究》2010年春季号(总第17辑),第105、124ꢉ126页。

翁有为《全面抗战前央地关系视域下的南京国民政府省制变革》,《史学月刊》2020年第4期,第99ꢉ102页。

162

车人杰ꢃ强化省权与巩固统一———“川政统一”后南京国民政府对四川地方政制的改造

而难以忽略。南京政府在推动国家统一时,不仅面临省区实力派的反抗,还需应对来自更低层级离心力量的

抵制。此外,从长远看,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南京政府在地方还面临更为严峻的挑

战。上述情形,造成自身实力不足的南京政府在处理省制问题时面临两难困境,即既要削弱省区独立性以维

护中央权威,又需强化省府权力以维系地方统一。其相关政治运作,内涵极为丰富。

鉴于既有研究对前一层面论述甚多,而对于后一层面探讨似嫌不足,本文拟以“川政统一”后四川地方政

制改革为例,从政治技术的视角分析“强化省权”与“巩固统一”之间看似对立、实则相辅相成的复杂关系,冀

为认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省制改革与如何实现并巩固国家统一提供新的思考。

一ꢃ废除“防区”:南京政府统一川政的下手功夫

清季以降,省区势力坐大,中央政府对各省渐失统御能力。辛亥革命中,各省纷纷脱离清廷“独立”并成

立军政府,使得省级政权在事实上成为地方自治政权^①^,

省区与中央政府的离心倾向为时人所瞩目^②^。民国

初年,袁世凯政府推行中央集权,为遏制省区地方主义,在各省厉行“军民分治”,禁止地方军人干政,甚至谋

求“废省存道”^③^。但随着袁世凯去世^,国家权势重心失却^,各省再度脱离中央政府控制^,中国陷入^“军阀割

据”的分裂状态。

对于民初的“军阀割据”,时人及后世学者多瞩目于军人把持一省或数省对抗中央的现象,对导致此种现

^象^的^“^督^军^制^”^及^“^巡^阅^使^制^”^诟^病^犹^多^④^。但揆诸史实可知^,这一时期的分裂乱象并非全然表现为以省为单

位的军人割据,许多省区内部同时还存在着都督命令不能行于各军长官、区域民政无法为省府主持的状况。

^一^般^认^为^,^“^镇^守^使^”^制^导^致^了^此^种^乱^象^⑤^。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袁世凯政府设置镇守使^,原有制衡各省都督

“尾大不掉”,“以为集权之预备”的用意,然而一旦省级军政权力无法约束省以下的独立军区,中央政府亦未

必“有此能力足以肆应不穷”^⑥^。可见^,民初地方军阀割据局面的形成^,在制度上并不能全然归结于^“省权^”的

膨胀。

事实上,民初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仅中央政府权威无法触及地方,部分省区的民政、军政亦无法统一,地

方长期处于大小军阀势力的割据与拉锯战之中。四川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者。自古以来,四川因特殊的

山川地理与人文形势,被认为是最易发生割据之地。辛亥革命中,四川虽最早爆发武装暴动,但全省革命形

势却呈现出“多点开花”的特点,不仅“独立”时间为南方各省最晚,全省统一也是通过谈判的方式实现^⑦^。此

外,由于川省在西南地区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经济地位,北洋、同盟会(国民党)及滇、黔等省军人亦纷纷插

足川省。上述情形,使得川省军政格局自民国成立伊始即呈现出“碎片化”态势,极大妨碍了中央政府的对川

治理。

民国初年,北洋政府曾数度谋求“武力统一”四川,但皆以失败告终^⑧^。这不仅严重损坏了中央政府的形

象与权威,还使得四川地方政局陷入长期混沌状态。1917年以后,南北势力在川长期竞逐,以致该省区政权

①

②

关晓红《辛亥革命时期的省制纠结》,《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1期,第34页。

民国初年,朝野围绕“省制入宪”、“省长民选”等问题争论激烈,主张加强中央集权的一派甚至主张“废省”。参见:康有为《废省论》,经世文编

社编《民国经世文编·内政(二)·地方》,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94册,台湾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2129页。

参见:《总统府会议省官制案》,沈阳《盛京时报》1912年10月27日,第3版;《副总统主张废省存道》,上海《时事新报》1913年10月17日,第

③

张第2版;《近日总统府之国务会议案》,天津《大公报》1913年10月23日,第3版;等等。相关研究,则主要有:陈明《熊希龄内阁时期的废

省筹议》,《历史研究》2017年第2期,第39ꢉ56页。

④

⑤

杨天宏《军阀形象与军阀政治症结———基于北洋时期民意调查的分析与思考》,《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5期,第50ꢉ51页。

关于“镇守使”制,参见:钱端升等《民国政制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27ꢉ429页;冯巧霞《民国北京政府时期镇守使制研

究》,《安徽史学》2020年第5期,第71ꢉ79页。

⑥

⑦

梦幻《对于军事统一之疑问》,天津《大公报》1913年9月10日,第3版。

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下),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60ꢉ1062页;隗瀛涛《四川近代史》,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

37ꢉ585页。

⑧

袁世凯、段祺瑞与吴佩孚“武力统一”四川的经过,详见:匡珊吉、杨光彦主编《四川军阀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ꢉ86、140ꢉ

41、160页。

16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难^以^稳^固^①^。加之省内主客军林立^,各军把持戍区军政^、人事与财政^,省政府无力支撑地方军费^,被迫承认各

军军费“就地自筹”,“凡军队卫戍其地,租税归其征收,官吏归其委任,赏罚归其主持,俨同古代夷地之酋长,

川人称之曰防区制”^②^。

“防区制”的形成,使得以督军、省长为代表的四川省级军政机关无法整合本省,川省呈现出“防区”独立

于省府、省区独立于中央的“双重分裂”态势。在此种状态下,不论是中央对省区的统驭,还是省区对基层的

管治,都处于完全失控的状态。与同期许多省份督军“兼摄民政”、破坏统一不同,督军制在四川造成的最大

问题不在于督军权限过大、不服从中央政府号令,而在于督军无法履行其“指挥省内陆军”的法定职权,导致

^军^权^分^散^③^。道尹与镇守使在^“防区制^”下的川省也未能发挥其约束省区离心倾向的作用^④^,地方权势重心实

际上转移到军人控制的“防区”。尽管名义上四川仍存在省级政治与军事长官(省长与省主席、督军与督办),

但在实际政治运作中,省内各军“军长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是独立的”,同时“他们又独立于省外的更高权

力”^⑤^。这意味着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防区^”实际上都取代了^“省^”这一层级^。时论甚至认为^,当时^“四川

虽为一省,实则无异于春秋战国之五霸七雄”^⑥^。

“防区制”不仅破坏国家统一,也给地方政治及社会造成严重后果。由于中央政府无力干涉川局,川中各

军力量相对均衡,难以单独实现区域统一,地方长期处于“防区”林立、武装对峙状态。缺少中央与省级军政

力量的制约,川中各军对外争夺“防区”,不断引发地方战事,对内则以军统政,全力榨取“防区”资源。这导致

“

防区制”下的四川军事力量空前膨胀,地方人力物力财力资源被军队大量消耗,地方社会不堪重负⑦。实现

川政统一”,进而推动国家统一,成为当时央地各方的一致诉求。而肢解“防区”,则是统一川政的“下手功

夫”。

由于北洋皖系政府“武力统一”受挫,为结束“防区制”,川人一度谋求通过“联省自治”脱离南北之争,先

“

实现地方统一,进而联络数省,实现区域政治一体化,但因支撑自治的地方军人缺乏统一实力,这一尝试最终

^失^败^⑧^。直系政府^“武力统一^”失败后^,川中军民各界亦曾效法北京^“善后会议^”先例^,谋求地方和平统一^,却

因地方军人再度交哄而流产^⑨^。此后^,随着国民党通过与苏俄及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实现自身改组^,走上了一

条全新的统一路径,部分川人逐渐将实现统一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建立的国民政府身上^ꢆ^ꢇ^ꢈ^。然而^,南京国民

①

1917年4月至1926年底,四川省级最高军事长官至少更迭9次,省长更迭10次,所有更迭都由地方军阀战争导致,其中1918ꢉ1920、1923

ꢉ1924年还两度出现两个省府并峙的状况。参见:《民国时期四川省政府组织沿革》(1911年—1949年),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四川军阀史

料》第3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91ꢉ595页。

②

③

《川省军事会议闭会后之变态》,《申报》1922年11月27日,第3张第10版。

张澜认为,当时川军各部仍为“破碎乖离之割据”,且“各怀意见,内情乖离”,对于督军一职“人怀觊觎之心”,而为督军者又“实力单薄,不足以

相制裁”,“就现在形势观之,无论谁为督军,皆不能收拾川局”。参见:张澜《与熊克武论自治书》,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四川军阀史料》第3

辑,第6页。

④

比如:1922年,时任川军总司令兼省长的刘湘任命的西川道尹以“武人干涉,不能履新”;1923年,川战正酣,川省五道道尹更在旬月之间数度

改易(分别参见:春涛《川军内讧之真相(二)》,《申报》1922年7月2日,第3张第11版;《俶扰中之川政局》,《申报》1923年6月21日,第3张

第10版)。而北京政府曾于1920年底任命刘湘、杨森等川军将领分任川中各镇守使,但刘、杨等人皆以“川省自治”为由拒绝(参见:《北京政

府任命四川军政首长令》(1920年12月30日)、《刘湘等拒绝北京政府任命电》(1921年1月21日),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四川军阀史料》第

辑,第230、238页)。

⑤

⑥

⑦

罗伯特A.柯白《四川军阀与国民政府》,殷钟崃、李惟健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0页。

周宪民《解决川局问题宜以外省兵力削平川乱》,天津《大公报》1928年9月1日,第10版。

参见:《川军内讧风说引起各方注视:何朱去电箴劝二刘旅京川人筹拟应付目下尚未正式接触刘湘表示不还一弹》,《申报》1932年10月2

日,第2张第8版;《川中非法税捐之一斑》,《蜀评》1925年第10/11期合刊,第1ꢉ7页;李明良《四川农民经济穷困的原因》,《四川月报》1933

年第2卷第6期,第1ꢉ28页。

⑧

⑨

参见:车人杰《地方自治中的统一诉求———北洋时期四川“省自治运动”研究》,《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第70ꢉ82

页。

张惠昌《四川军阀混战中的“善后会议”》,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四川军阀史料》第4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ꢉ21页。

ꢆꢇꢈ参见:《四川临时省党部工作报告》(1926年8月9日),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主编《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第67页;《北伐后援会告将领书》,《国民公报》1926年8月31日,第5版。

164

车人杰ꢃ强化省权与巩固统一———“川政统一”后南京国民政府对四川地方政制的改造

政府因自身实力所限,在很长时间内都不具备统一四川的条件,实际上对川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①^。

直到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乘川军混战、川北空虚之际进入“通、南、巴”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这一情形

才得以改变。由于川省各军“防区”并立,“防区制”下民众生活困苦,川北革命形势发展迅速。到1934年8

月,红军粉碎川军“六路围剿”,刘湘被迫“通电辞职”,“防区制”的统治秩序陷入全面危机^②^。为防止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红军“赤化全川”,四川地方军人被迫向南京政府求援,南京政府亦不得不放弃在川省事务上的保

守态度,开始更为积极地介入川省事务。

事实上,红军在川北的胜利,将川省“防区制”弱点暴露无遗。由于“防区”之上缺乏更高的军政权威,形

如散沙的川军各部,根本无法应对具有高度组织、动员能力的工农红军,而林立的“防区”在政治上也无法抗

衡高度统一的红色根据地^③^。对南京政府而言^,应对川局有全盘接管和^“倚重刘湘^”两个选项^。由于刘湘指

挥川军“围剿”惨败,南京政府及川省内部“中央军援川”及“撤换刘湘”的呼声一度高涨^④^。然而^,此时南京政

^府^的^力^量^尚^深^陷^江^西^“^围^剿^”^战^场^,^刘^湘^仍^是^川^省^地^方^权^势^重^心^之^所^在^⑤^。经过权衡^,蒋介石最终选择成本较

小的治川方略,决定“四川应以甫澄为主体” ^,优先支持刘湘肢解^“防区^”^,实现^“川政统一^”^,以强化省权的方

式应对中共武装革命。

⑥

₉₃₄_年₁₁_月,刘湘赴南京谒见蒋介石等国府领袖,央地双方就“川政统一”及四川省府人事、财政与地

方军事安排达成一致意见^⑦^。同年12月^,南京政府正式任命刘湘为四川省主席^,并派遣贺国光率领^“军事委

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入川,协助刘湘“围剿”红军,实现“川政统一”。1935年2月10日,刘湘就任省主

席,四川新省府成立。在南京政府督促下,川军各部随后将“防区”政权交还省府。同年3月1日,川军各部

军费正式由刘湘领导的“四川善后督办公署”统筹核发,“川政统一”实现,四川自此被纳入南京政府治下^⑧^。

肢解“防区”是南京政府统一川政的下手功夫,其实质无非是“中央”势力尚不足以全盘接管四川,不得已

支持地方军人中有实力且与南京方面关系尚可的一派统合川省,以应付“红色浪潮”的“冲击”。“川政统一”

实现后,南京政府延续上述思路,在川推行“省府合署办公制度”、“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县府裁局改科”与

“

分区设署”等制度,希图“于军事之外,同时整理地方、革新行政”⑨。此种“直线式的集权制加入横线式的统

合制”^ꢆ^ꢇ^ꢈ的^“改革^”^,有利于重塑省政府权威^,也得到刘湘集团的支持^ꢆ^ꢇ^ꢌ^。于是^,以^“强化省权^”为核心的地方政

制改革在川省得以推行。

二ꢃ合署办公:强化省主席的地方事权

南京政府在川“强化省权”,缘于“防区”时代四川省级政权瘫痪,丧失制约地方割据的能力。重建地方政

①

参见:段金生《“待时发展”:1926年—1928年蒋介石对滇川黔的策略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第175ꢉ185

页。

②

③

周开庆编《民国川事纪要》上,台北四川文献研究社1979年版,第525ꢉ548页;匡珊吉、杨光彦《四川军阀史》,第297ꢉ306页。

时论认为,川省“防区之弊,积重难返,畛域之见,牢不可破,步调一有不齐,‘匪’即乘隙运用,利害略有不同,猜疑立时纷起”。参见:《川省“剿

匪”之成败关头》,天津《大公报》1934年8月25日,第1张第2版。按:本文引用文献中“匪”、“剿匪”、“围剿”等字词的引号系笔者引用时所

加,系特指中国早期武装力量或中国工农红军,皆是当时官方及主流媒体对民众武装力量的蔑称。

④

⑤

⑥

《程泽润电蒋中正据曾鉴等函恳派鄂陕驻军入川会剿及立派胡宗南师全部入驻昭化广元一带等文电日报表等二则》(1934年9月20日),台

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一般资料·呈表汇集,档号002-080200-00441-208。

《蒋中正电何应钦“川匪”势大川军内部亦甚复杂中央军因“赣匪”牵制难以调遣大军入川只可暂行备战工作》(1934年9月10日),台北“国

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一般资料,档号002-080200-00178-091。

《程泽润电蒋中正召集在渝各军代表宣达钧座对川意旨中央将不派兵入川各路军应服从刘湘统一指挥捐除私忿协力“剿匪”》(1934年9月

1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一般资料·民国二十三年(三十六),档号002-080200-00178-116。

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四川问题,既信任甫澄,当不使其失望”,“四川方针决委刘以专责”。参见:《蒋介石日记》,1934年11月28、30

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⑦

⑧

⑨

周开庆编《民国川事纪要》上,第568ꢉ570页。

《国民政府为准蒋介石普遍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制度意见备案事致行政院训令》(1932年10月1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党政府政

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下,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71页。

ꢆꢇꢈ甘乃光语,见:程懋型编《“剿匪”地方行政制度》,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77册,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145页。

ꢆꢇꢌ1934年11月,刘湘在与张群的会晤中提出,“扩大三省‘剿匪’总部,划定四川为‘剿匪’省份,归总部管辖,所有军事政治均商承办理”,表明

刘湘支持在川推行地方政制改革。参见:《张群电蒋中正经分别与刘湘张必果邓汉祥商定扩大三省“剿匪”总部组织与改组四川省府等办法》

(1934年11月18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一般资料·民国二十三年(五十一),档号002-080200-00193-008。

16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治秩序,确保省政府正常行使法定职权的能力尤为重要。于是,推行“省政府合署办公制”,成为川省地方政

制改革的第一步。

“

^省^政^府^合^署^办^公^制^”^系¹932^年9^月^由^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张^群^在^答^复^蒋^介^石^“^对^于^省^政^府^组^织^”^意^见

时首先提出,并在1934年7月颁布的《省政府合署办公办法大纲》中正式确定。其主要内容包括:将各省省

政府秘书处、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教育厅与保安处概行并入省政府公署,裁并或缩小其余直属省府机关

并改隶于各主管厅处;省府一切文书,概由省府秘书处总发,但须由各主管厅处承办、分别副署或会同副署并

签呈主席判行,各厅处只有在监督指挥所属职员与所辖机关之事务进行且不抵触省令的范围内可自发各厅

处令,各厅处与中央院部及下属专员、县长、市长之间均不得直接往覆文书,一律以省政府名义行文^①^。

从地方政制建置的视角看,“省政府合署办公制”涉及到省府组织形式与省长职权范围,两者皆为民初以

来朝野聚讼纷纭的焦点。北洋时期,省级行政机关采用“首领制”(即省长制),由民政长、巡按使或省长主持

全省行政。不过,由于军阀对各省政权争夺不休,限制省长职权以减少“内战及政潮”的观点流行一时^②^。

₁₉₂₅_年₇_月_,广州国民政府颁布的省组织法,将“委员制”引入省府组织,规定省政府各厅厅长合组“省务会

议”,次年1月又设立“省政府委员”一职,规定由省府委员兼任省主席及各厅长职务,采取“合议制”。然而,

随着省政府的规模与日俱增,“合议制”的省府在开支经费与行使职权时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恢复“省长制”

的呼声于是此起彼伏^③^。

南京政府在各省推行“合署办公”的本意,是缓解省府规模膨胀导致的行政开支剧增,及省府“合议制”带

来的“各自为政”、“条块分割”等有损行政效率的弊端^④^。但对混乱已久的四川地方政局而言^,^“合署办公^”有

着强化省主席地方事权、巩固“川政统一”的意义。“防区制”时期,四川省府长期无法正常行使职权,除因军

人借“防区”架空省府,省制自身的缺陷亦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省级民政和军政首长分立,省府各厅处

的独立性亦较强,省级政权实质上处于“多头制度”之下,不仅难以正常行使职权,还常因军阀斗争而瓦解^⑤^,

^省^主^席^、^厅^长^及^省^府^委^员^等^职^务^更^是^沦^为^中^央^政^府^安^抚^地^方^军^人^的^工^具^⑥^。推行^“合署办公制^”^,对刘湘领导

的四川新省府有两大好处:其一,缩小省府规模,特别是减少省府委员的规模,可避免此前省府“多头”情形再

度出现,从而有利于省府本身的稳定;其二,合署议事可确保刘湘对省府各项决策的绝对把控,避免省府各部

门因态度、意见分歧而相互掣肘,有利于省府正常履职^⑦^。

₁₉₃₅_年₂_月_,四川省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合署办公大纲施行细则》。₄月,南京方面发回经修正的

《大纲施行细则》二十条,由省府全文公布,“省府合署办公制度”正式确立。根据《施行细则》规定,省主席在

“合署办公”体制运行中居于绝对中心地位;无论是各厅处办事细则的核定,还是所拟文件的判行,皆须由秘

书处交省主席决定;省府对外文书原则上以省政府名义呈发,然“如事关紧急处分或不涉及各厅处主管事务

者,得以主席名义行之”;此外,秘书处负责收发与各厅处所办一切文件,除“一时不宜宣布,应由主席及主管

厅处独负其责者外”,均须每周造表呈交主席查考,以此保证主席对省府各厅处运行的绝对控制。

①

②

程懋型编《“剿匪”地方行政制度》,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77册,第182ꢉ185页。

钱端升对此概括称:“中国行省为数极少,而希望在外省分得地盘的军人政客则为数甚夥。许多的内战和政潮即由这分配不均而起。……省

既不设独裁的长官,则省的地盘根本已没有从前那样的可贵重。”参见:社论《省长制与委员制》,天津《益世报》1934年2月6日,第1张第1

版,收入陈夏红编《钱端升全集》第8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61ꢉ263页。

③

参见:《讨论中之省制问题刘峙拟具意见主改行省长制谓根本办法在改正地方分区反对合署办公赞成设县政实验区》,天津《大公报》1933

年11月6日,第3张第9版。

④

⑤

参见:陈之迈《中国政府》,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59ꢉ464页。

如1916ꢉ1917年,四川督军罗佩金、省长戴戡与军务会办刘存厚的对立,最终引发“成都巷战”,不仅导致四川省府瓦解,还拉开地方军阀混

战的序幕。参见:吴光骏《刘存厚的早期活动与“刘罗”、“刘戴”之战》,四川省文史馆编《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第120ꢉ129页。

⑥

如1929年至1933年,刘文辉虽两次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省政府主席,但由于省府委员或为与刘氏“平级”的地方军人,或为省外川籍人

士,多数省府委员未到成都就职,使得四川省府始终未能真正组成。到1933年7月刘文辉辞职出走后,四川省政府实际上已处于瓦解状态。

参见:《民国时期四川省政府组织沿革》(1911年ꢉ1949年),四川省文史馆编《四川军阀史料》第3辑,第595ꢉ596页。

⑦

1934年底,刘湘在重庆发表演讲,认为四川新省府的组织应“力求简单化”,即“力避多头制度,每议一事,发言盈庭,终无结果”。参见:《重庆

代表群中刘湘公开演讲(续)》,《新新新闻》1934年12月30日,第6版。

166

车人杰ꢃ强化省权与巩固统一———“川政统一”后南京国民政府对四川地方政制的改造

与之前不同,秘书处在省府运行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它不仅负责收发省府一切文件,还核呈各厅

处交办文件,甚至对文件的根本性修改,秘书处亦可“签呈主席或保安司令决定,再交各厅处复拟”;此外,还

负责省府会计、庶务等事务。就功能而言,秘书处实际上成为省主席与省府各厅处的纽带,不仅负责上下文

件的流通,也为省主席在处理省政时提供参考。因此,省府秘书长一般也是省主席的“幕僚长”。如刘湘的省

府秘书长邓汉祥,原为刘湘驻外代表,但在刘湘出任省主席后,邓氏以秘书长身份逐渐成为刘湘最重要的幕

僚,成为地方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①^。

省府合署办公制度强化了中央政府领导下省主席对川省政务的权威,提高了省府办事效率,省府“事权

^集^中^以^后^,^从^前^迂^缓^矛^盾^诸^病^,^立^见^减^除^”^②^。尽管省主席事权的扩张^,引发了时人对省府权力结构失衡^、重

^蹈^北^洋^时^代^“^省^长^制^”^覆^辙^的^担^忧^③^,但问题不在于省主席职位的权力大小^,而在于省主席能否真正贯彻中央

政府的意志。因此,对于南京政府而言,地方军人主持省府,当然有影响中央权威的可能。但在自身实力足

以全盘掌控川政之前,支持地方军人中实力最强且与中央政府关系尚佳的刘湘顺利施政,使其有能力扫除川

省“防区制”残余,应对来自革命力量的“威胁”,符合南京政府的最大利益^④^。

从长远来看,改革也为此后中央政府完全掌控四川省政奠定了基础。尽管央地矛盾导致此后十余年的

川省政局屡生风潮^⑤^,但省政府作为全省最高行政机关^,却始终在历任省主席驾驭下履行职能^,未再因政争

而无法运作。随着中央政府实力的不断增强,省主席贯彻中央政府意志的意愿与程度不断提高。到1939

年,以蒋介石本人亲自兼任四川省主席为标志,中央政府最终实现了对川省主席一职的掌控。这一结果,对

于统一局面的稳固,意义重大。

然而,强化省府自身的权威与能力并不够,因为省政的有效推行还有赖于县级行政机关的服从与执行。

这涉及到政府权力如何贯通省县的问题。

三ꢃ贯通省县:“行政督察专员制”的推行

四川新省府成立后,原各军“防区”陆续收回,省府对各县的行政控制得以恢复。然而,川省地域辽阔,人

^口^众^多^,^全^省^计^有¹⁵²^个^县^级^单^位^⑥^,新省府如何将政令普遍推行于全省^,无疑是一个难题^。而行政督察专

员制度的实施,则为四川省府应对这一难题提供了途径。

一般认为,行政督察专员制的设立,源于1930年代初国民党政府“围剿”共产党武装革命的现实需要,也

源于地方政府转型过程中政府对社会强化管理的客观要求,同时也受到历史上特别是北洋时期道制以及同

一时期朝野“缩小省区”及提高“行政效率”等呼声的影响^⑦^。1931年^,蒋介石在江西^“围剿^”红军时^,将赣省划

分为若干区,分区设置“党政委员会”,以监督区内各县。随后,此制被推广于“长江各省”。1932年8月,“豫

鄂皖‘剿匪’总司令部”公布《“剿匪”区内各省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组织条例》;同年底,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颁

①

据陈雁翚回忆:“在刘湘主川政之时,关于省政府的用人行政,除厅、处长及专员须刘湘亲自裁决外,余如各县县长、征收局长以及省立中学校

长,邓汉祥都可随意左右乃至决定。照例上述官职,须由有关各厅签委(当时无须提交省务会议通过),凡有此类签呈,邓恒携签去多子巷刘

湘私邸请刘核定,而可否之间,刘多尊重邓意。至于省府内尤其是秘书处所有科室人员及各县县政府的秘书、科长、区长和省立中学校长等

的任免,邓可完全作主,不再去麻烦刘湘。甚至刘湘亲自下条令委派的县长,邓认为不当,刘湘亦即收回成命。”参见:陈雁翚《邓汉祥在刘湘

统治时期的活动》,政协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8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3页。

邓(汉祥)秘书长讲《四川现行政制政纲研究———在本所施政纲要课程上讲演》,《四川县训》1935年第2卷第4期,第5页。

傅斯年认为,“合署办公”令省府各厅实质上“皆成省府之科”,秘书厅权势过大,有类于明朝“六部的权都集合在一个承宣太监身上”,他还以

晚清官文与胡林翼督抚同城之例驳斥省府“合署”可提升行政效率的观点(参见:傅孟真《地方制度改革之感想》,天津《大公报》1935年2月3

日,第1张第2版)。时任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则担心省长制若“为领袖者不得其人,反不如委员制之为愈”(参见:《于学忠对省制之意见》,天

津《大公报》1934年2月10日,第1张第3版)。

②

③

④

钱端升指出,改革省政的根本不在于“省长制”应否实行,而在于地方主政者是否“得人”,因此主张多用些“文人”或“有新智识的人”,少用“军

人”或“无知识或只有旧脑筋的人”,不过,钱氏也注意到各省政情不同,故“并不要求政府立即免除一切现役军人之主省政者”。参见:社论

《省长制与委员制》,天津《益世报》1934年2月6日,第1张第1版,收入陈夏红编《钱端升全集》第8卷,第262ꢉ263页。

⑤

⑥

参见:黄天华《四川政潮与蒋介石的因应(1937ꢉ1940)》,《历史研究》2017年第2期,第88ꢉ106页。

截至1935年5月,四川省共有152个县级单位,包括148县、3屯、1设治局。参见:《四川省各县县长姓名表》,《四川省政府公报》1935年第

期,统计第76页表(2)。

⑦

翁有为《民国时期的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及其知识背景》,《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第41ꢉ45页。

16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布《行政督察专员暂行条例》,该制遂在南京国民政府治下各省全面铺开^①^。

就川省情形而论,自1914年6月袁世凯主政的北京政府正式公布《道官制》,并将川省划为五道后,道制

作为省与县之间正式的行政区划单位,在川存续了将近16年之久。但在“防区制”兴起以后,道尹的权力被

地方军人治下的“防区”侵夺殆尽。到1930年2月,南京政府下令各省废除道尹,川省地方政制在形式上恢

复了“省ꢉ县”二级制,实际上为“防区ꢉ县”二级制。四川地域广大,部分“防区”的面积人口超过东部地区一

省,治理已有相当难度,而地方军人施政不善,辖区民众生活困苦。

随着红军进入川北,“防区制”的统治秩序摇摇欲坠,地方军人不得不另寻应对之道。1933年11月,刘

湘宣布将川北红四方面军控制或活动的通江、南江、巴中等17县分为6个区,分设“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直

隶于他领导的“四川‘剿匪’总司令部”,在制度上已突破“防区桎梏”^②^。然而^,随着1934年8月川军^“六路围

剿”红军遭遇惨败,川北“行政督察专区”基本瓦解。1935年2月18日,四川新省府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通

过了民政厅厅长甘绩镛的提议,决定依照南昌行营颁布的条例,“全省分区设置行政督察专员” ^。3月^,蒋介

石正式核准川省设立行政督察专员,并通令川中各军协助行政督察专员^④^。自此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开始在

四川全省范围内推行。

③

行政督察专员制度是南京政府的一项“制度创新”,所涉及的分区设计、专员资格及选派、专员职权与地

位、专员公署经费等诸多问题,学界已从制度史的角度加以细致讨论^⑤^。本文主要讨论该制度为何能够在川

省顺利推行。

既有研究普遍认为,行政督察专员拥有广泛的地方行政权力,又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对于中央政府加

强对地方控制具有重要意义^⑥^。然而^,作为一级介于省^、县之间兼具行政和督察职能的政府制度^,行政督察

专员制度得以在川省立足,并得到以刘湘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支持,原因不能仅以“强化中央对地方控制”加

以解释。从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在川推行的情况加以分析可知,其在川省立足的原因,一方面在于该制度迎合

了“川政统一”后省府加强对各县控制的需要,另一方面则应归因于该制度在推行时考虑了地方政治的现状。

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的顺利推行,符合省府强化对各县控制的现实需求。1935年2月,参谋团主任贺国

光在向南京政府转呈四川省府关于设置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的呈文时指出,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在川可起到“打

破防区”与“加强治理”两大作用:一方面,原川军各部防区“均系武力造成,本非自然区域”,故“每区设一职权

较崇之专员以统制之,则各军防区,自然无形消灭”;另一方面,“川省幅员广阔,省府难于统驭,各县苦乏秉

承,军人蹈隙乘间,遂窃权柄,是为‘防区制度’产生之速因”,设立专员则可“使省府政令之达于各区,如身之

使臂,各区政令之行于各县,如臂之使指”,从而“健全政治”,提高效率^⑦^。贺氏的解释大体符合当时川省政

治实际。从专员辖区分区来看,四川共分为18个行政督察区,各区辖县数量不等,最多者达12县,最少者亦

有7县,分区大体依照地势形便、经济发展或政治绥靖等原则进行,各区专员驻地则多选择该区域内的经济

中心或交通枢纽县份^⑧^。较之民初川省五道之设及南京政府^“废除道制^”后的^“省ꢉ县^”体制^,此种分区治理

方式在政治技术上相对合理。与前者相较,行政督察区的设置数量大为增加,所辖县份数量相应下降,有利

于专员履行职责;与后者相较,省县之间设置专员,有利于缓解原“防区”快速废除后地方“省ꢉ县”体制面临

①

②

翁有为等《行政督察专员区公署制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72ꢉ99页。

《“剿匪”总部颁布“匪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组织条例》,《四川月报》1933年第3卷第5期,第167ꢉ172页。按:该条例基本脱胎于鄂豫皖

《“剿匪”区内各省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组织条例》。川绅邵从恩认为,该制度意味着“军民分治之雏形已具,推广至全川之军民分治,四川前途

很有希望,此可谓刘总司令统一全川之先声”。参见:《刘湘张澜等谈安抚大计安抚委会昨宣告成立》,《新新新闻》1933年10月17日,第9

版。

③

④

杜象谷纪录《四川省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纪录》(1935年2月18日),《四川省政府公报》1935年第1期,第59页。

《蒋委员长核准设立行政督察专员并指示各要点电》(1935年3月22日)、《蒋委员长令各军竭力协助行政督察专员电》,《四川省政府公报》

935年第4期,第45ꢉ46、46页。

⑤

⑥

⑦

⑧

参见:翁有为等《行政督察专员区公署制研究》。

参见:黄天华《从“僻处西陲”到“民族复兴根据地”:抗战前夕蒋介石对川局的改造》,《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4期,第18页。

贺国光编《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大事记》(下),军事科学院图书馆1986年影印版,第497ꢉ498页。

《令发四川行政督察专员驻地县名表专员驻在地说明书四川省行政专员分区图仰遵照由》(1935年6月15日),《四川省政府公报》1935年第

2期,第12ꢉ16页。

168

车人杰ꢃ强化省权与巩固统一———“川政统一”后南京国民政府对四川地方政制的改造

的治理困境^①^。

^央^地^双^方^的^合^作^,^也^为^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在^川^省^立^足^提^供^了^另^一^重^保^障^②^。在制度推行过程中^,南京政

府与刘湘集团的地位大体平衡,前者在制度设计中居于绝对主导的地位,但在专员人选等实际问题上向后者

作出适当让步。如刘湘所呈行政督察专员制“实施细则”,规定专员“由省府呈请委用”,被南京方面改为“专

员任用,由行营直接委派” ^,但对于各区专员人选^,南京政府却给予刘湘一定空间^,多数人选由刘湘^“自行物

色”^④^。

③

得益于上述有利条件,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得以在川省立足,并在1936年成为正式的地方行政制度。一

般认为,通过在四川实施行政督察专员制度,中央政府在时隔近20年后再度获得了对四川省内基层政权直

接发挥影响的能力^⑤^。以此而论^,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在四川的推行^,是中央政府整合地方^、推动国家统一的

重要步骤。

但是,从政治技术的视角考量,行政督察专员制的推行,不仅打破了因“防区”而形成的地方行政区划格

局,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地方军人“交还防区”后省与县之间产生的权力空隙,强化了省府对地方的控

制。邓汉祥就指出:川省“旧日行政组织,病在头重脚轻,基础不固。由省到县,苦于鞭长莫及。……尽管上

级政令如何紧张,一出省门,便感松懈。故本府通盘筹划,将全省划为十八行政督察区,为省县之联锁,作省

府之耳目”,在他看来,18位行政督察专员,“譬如银行十八个支店,都在一个总行名义之下,作积极消极之活

动。省府政令,先达于各行政区,然后分配于各县,而以专员兼县为模范”^⑥^。可见^,行政督察专员的设置^,有

利于四川省府在基层的有效施政。

四ꢃ国权下县^⑦^:^“裁局改科^”与^“分区设署^”

“行政督察专员制”主要针对省县之间的治理薄弱环节,这样的制度设计可以表述为“省权下县”。然而,

中央政府通过省府行使的国家权力若不深入县及县以下区域,则中央政府对四川的统治无法真正落到实处。

为此,南京政府在川推行了旨在“国权下县”的改革措施,具体办法是“裁局改科”、“分区设署”。

县府裁局改科的初衷与省府合署办公大体类似,但相较而言,其“裁汰骈枝冗员”以节省地方行政经费的

意图更为明显。1934年12月31日,南昌行营颁布县府“裁局设科”大纲,宣布将原县政府所属公安、财政、

教育、建设各局概行裁撤,其原有职掌归并于新设的县府一、二、三科,其中教育与建设应并为一科,公安事务

改由县府新设之警佐行使,财税事务统由各县新设财政委员会及县金库分别办理审核与支出保管事项。县

府撤局改科后,县政统由县府上下行文,由局改设的各科科长,作为县长处理县政的僚属(佐治人员),由县长

遴选委任,县长成为了县政运行的绝对中心^⑧^。

①

②

事实上,在四川走向“防区制”的过程中,原本可能阻碍地方政治“碎片化”趋势的道制,因其过大的辖区设置而未能发挥实际作用。“防区制”

虽属地方军人侵夺省、道职权,但在客观上填补了省、道职权无法正常行使而造成的地方权力真空。

贺国光致函杨永泰称:“近经向甫澄熟商,照行营所颁‘剿匪’省份之改进保甲,团队,封锁匪区,及划行政区设立专员等四事,均极诚恳接受,

而甫澄以下各界人士,亦盼予以刷新改造。”参见:《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函陈豫鄂皖三省“剿匪”司令部秘书长杨永泰四川省近况及

恳请拨发补助款项》(1935年2月6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其他·综合·财政·各省财政(一),档号002-110704-00016-001。

贺国光编《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大事记》(下),第499、503页。

③

④

刘湘物色的专员人选,“在川中多属一时知名之士”,包括参谋团成员、川军其他各部成员及社会贤达,刘氏个人派系的色彩并不浓厚。参见:

《刘湘呈蒋中正拟委四川省各区督察专员人选》(1935年4月25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一般资料·呈表汇集(二

十三),档号002-080200-00450-136。

⑤

如1935年7月,川籍学者、武汉大学教授陈铨在返乡时目睹了“行政专员”巡视地方各县的“威风”后称:川省的行政督察专员“各处巡查”,

“无论军政民事,他都可以受理”,令各县公务人员“骇得心慌”,“这十二位行政专员(按当时川省尚有五位专员位置空缺)权限是很大的,而实

际的权限,还是在中央的把握”。参见:陈铨《进步的四川》,《独立评论》1935年第169期,第17页。需要指出的是,陈氏所谓“行政专员”对

省府命令“可以置之不理”的说法,虽无法理与事实支撑,但却揭示了社会舆论对于行政专员制度的认识或期望。

邓(汉祥)秘书长讲《四川现行政制政纲研究———在本所施政纲要课程上讲演》,《四川县训》1935年第2卷第4期,第5页。

“国权下县”,系借用“皇权不下县”的表述。关于“皇权不下县”的论述,参见:胡恒《皇权不下县? 清代县辖政区与基层社会治理》,北京师范

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01ꢉ323页。

⑥

⑦

⑧

大纲原文,参见:程懋型编《“剿匪”地方行政制度》,《民国史料丛刊》第77册,第232ꢉ235页。此前,依据《建国大纲》中以县为单位实行“地

方自治”的精神,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颁布了《县组织法》,规定县政府依县等设二至四科,各县设公安、财务、建设、教育各局,县长与该县

各局局长组成“县政会议”,决定县预算决算、公债、公产处分、公共事业举办等事项。

16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在全国各省中,四川是实行县府“裁局改科”最早的省份之一。资料显示,早在1931年10月,刘湘即已

通令其防区各县政府“合署办公”,1932年4月又通令将防区各县教育、建设、财政各局“通令改科,并入县

府”^①^。^“川政统一^”实现后^,^“裁局改科^”向全省范围推行^。1935年2月25日^,省府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决

议,“通令各县:财建教各机关一律改局为科,并入县府”^②^;3月1日^,四川省府秘书处通电全省各县^:^“此次本

省政府改组成立,实行合署办公,对于县府组织,应尽合理一贯之改进”,“县长综理县政,必须名实相符,庶足

以率属而责效”,要求全省各县在本年5月1日前完成“裁局改科”^③^。^“

裁局改科^”将县府事权集中于县长^,

使省府能通过县长任免及专员督察等渠道加强对各县的控制,从而保证中央及省府政令能及时、快速地向基

层推行^④^。

^“分区设署”是指县以下分区设立区公所,以管理县以下的地方自治事务⑤。₁932^年8

月,“鄂豫皖三省

‘剿匪’总司令部”颁布条例,将区长一职改为委任职,并规定其职权,包括辅助县长执行其职务、宣达区内奉

饬遵行之法令及调查报告区内各种情况、监督指挥区内保甲人员执行其职务等。1934年12月,南昌行营公

布“分区设署”大纲^⑥^。1935年4月16日^,四川省府通令全省各县^,依据南昌行营所颁大纲规定^,在全川范围

内推行“分区设署”(又称“区署制”)^⑦^。

按照省府设计,全川各县旧有的“区公所”一律改组为“区署”,无“区公所”的县一年之内皆应设区建署。

截至1935年10月,除温江、资中等19县(屯局)外,全川各县基本完成“分区设署”,共计设区署516个^⑧^。

对于区署的人员与经费,四川省府亦予以一定保障。区长一般遴选县政人员训练所毕业人员充任,并设置

“

区员”、“书记”等辅助区长工作⑨。区署经费,按南昌行营的规定,应出自“地方公款”,然因川省各县“地方

自治”经费无多,裁局改科后所余亦有限,最终改由“省库开支”。此外,省府要求各县设置区数及其等级,“概

由省府规划”;开办区署,“应就原有区公所地址公物备用,倘至万不能节省时,每区至多不得超过三百元”;

“

区署旅费,每月补助十五元”,并“不得藉辞另筹分文,致干咎戾”ꢇꢆꢈ。

分区设署”旨在通过在县与基层社会之间设置一个“中间机关”,协助县府处理地方政务,改善县以下地

“

方基层治理。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县府“裁局改科”后县长因事权集中而面临的政事过繁之弊端,加强了

县长与基层社会之间的联系。同时,将“区制由自治机关,根本改造为官治之行政机构,以成县政府之支部,

而确立县政之下层基干”,在基层显著扩张了国家权力。此外,除“特别的含有政治‘深入民间’之要素”外,区

署还被赋予承担基层社会“管、教、养、卫”等职责^ꢆ^ꢇ^ꢌ^。随着^“分区设署^”的推行^,^“防区制^”时代川省县以下基层

①

参见:《二十一军戍区各县县政概况》,《四川月报》1933年第3卷第3期,第147ꢉ149页;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司令部政务处编《施政汇编》

上编,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83册,第56页;王春英《民国时期的县级行政权力与地方社会控制———以1928ꢉ1949年川康地

区县政整改为例》,四川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第43ꢉ44页。

②

③

杜象谷纪录《四川省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纪录》(1935年2月25日),《四川省政府公报》1935年第1期,第61页。

《省府令改革县府组织电》,《四川省政府公报》1935年第2期,第63页。按:该电同时规定,原防区时代各县已制定的合署办公办法可继续

执行。

④

⑤

不过,县府事权过于集中,也导致县长事务繁重,难以兼顾“提高效率”的改革目标。如当时有县长称:现在县长“不干别的,单填调查表统计

表,已经精疲力竭。而且只能苦丧着脸,马马虎虎的填写。真是临表涕泣不知所云了”。参见:《“百废俱兴一事无成”ꢃ可虑的川局》,天津

《大公报》1936年4月13日,第1张第4版。

清末以降,区乡一级行政机构陆续出现,打破了古代国家在县下不设治的传统。但由于政治动荡与国家分裂,早期区乡行政形态各异。南京

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在县以下实行地方自治,建立区和乡镇两级行政自治组织及闾邻自治组织,但因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与地方文化、社会

结构等因素的制约,地方自治进展极为缓慢。参见:魏光奇《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83ꢉ

99页。

⑥

⑦

⑧

⑨

详见:程懋型编《“剿匪”地方行政制度》,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77册,第251ꢉ280页。

《令发各县分区设署办法大纲仰遵照由》,《四川省政府公报》1935年第6期,第62页。

《各县成立区署杂讯(四则)》,《四川月报》1935年第7卷第4期,第145页。

“县政人员训练所”是“川政统一”后刘湘主办的地方官吏选拔、培训及任用机构,由刘湘亲信幕僚、省府秘书长邓汉祥实际主持。该所学员毕

业后被刘湘大量任用为县长、局长、区长,成为刘湘控制川省基层的骨干,在地方政坛号称“县训集团”。据邓汉祥回忆,刘湘主政时期,“县训

人员担任县长的经常保持八九十人;全川五百多个区长,完全是县训人员充任”。参见:邓汉祥《刘湘与蒋介石的勾心斗角》,政协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2年版,第60页。

ꢆꢇꢈ《各县成立区署杂讯(四则)》,《四川月报》1935年第7卷第4期,第145ꢉ148页。

ꢆꢇꢌ以上内容,参见:程懋型编《“剿匪”地方行政制度》,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77册,第273、276ꢉ280页。

170

车人杰ꢃ强化省权与巩固统一———“川政统一”后南京国民政府对四川地方政制的改造

社会的“自治”状态被打破,中央政府通过省府行使的国家权力延伸到县以下的基层。

不过,困窘的地方财政,使得区署在制度上承载的多重目标很难尽数实现。川省县份数量达150余县,

^“分区设署”给地方财政造成了较大负担。根据₁935^年8^月^川^省^财^政^厅^拟^订^的^年^度^财^政^预^算^,^“^各^县^市^区^署

公费”占全省总预算开支的6.67%及全省政务费开支的25.5%,是除军费与到期债务以外全省第三大财政开

^支^①^。沉重的财政压力^,使得区署经费极为短缺^,严重影响其行使职能^②^。除此以外^,作为国家向地方社会推

行政令、汲取资源的主要执行机构,区署常常成为国家与地方社会冲突中的“首当其冲”者。自1935年12月

到1936年上半年间,就有射洪、潼南、盐亭、遂宁、泸县、营山等地区署被“乡民”捣毁,多位区长被“匪劫”甚至

被杀^③^。1936年4月^,四川省府在一份通令中承认^,^“区长被杀^”^、^“区署被毁^”屡发^,与区长^“偷怠贪污^”有关^,

要求整饬“纪纲”^④^。但在国家初步介入基层社会^、政权力量仍显薄弱的情况下^,仅仅号召基层官吏自身^“切

实检点”,显然不能消解上述冲突。

五ꢃ结论:强化省权与巩固统一

作为一项历史悠久的行政制度,省制的本意是强化国家治理广袤国土的能力。但如同历史上的许多地

方制度一样,一旦中央权力衰微,地方势力乘势而起,则原本为“中央所授与”权力的省^⑤,亦不免^“狡黠乘之^,

据以为雄”^⑥^。民国初年^,央地矛盾日趋尖锐^,朝野各方围绕^“省制^”展开激烈争论^。此后^,随着国家走向分

裂,军阀纷纷占据一省以抗衡中央,主张中央集权的人士逐渐将“省”与“国”对立起来,认为两者“峙然隐成抗

敌之势”^⑦^。中央与各省之间逐渐形成^“此消彼长^”的权力关系格局^,削弱省权遂成为加强中央集权^、实现国

家统一的习用思路。

与上述思路相对应,为“省制”辩护以及主张维持甚至“扩张”省权的主张,在当时同样存在。这些主张一

^般^从^地^方^特^性^、^历^史^文^化^传^承^、^地^方^自^治^及^联^邦^制^理^论^等^角^度^为^省^制^辩^护^⑧^。到1920年代初^,由于中央无力

统一国家,由各省分别“自治”,进而“联省自治”,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政治路径,更一度成为部分政治家和国

人的政治尝试^⑨^。

尽管随着“联治”运动的失败,为“省权”辩护的主张逐渐销声匿迹。但在中央政府实力不足的情况下,以

“

强化省权”的方式实现局部统一,进而推动国家统一的渐进式方略,在政治技术层面仍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

政治尝试。

自元朝建立省制以来,不论是作为中央监察地方的机构,还是地方行政管理机构,省最主要的功能都是

监督或管辖更多的下级行政机关,以此缩减中央与基层沟通的距离,减少治理成本。因此,省之于更低层级

的地方行政单位有集权属性^ꢆ^ꢇ^ꢈ^。揆诸民初政局^,国家政治的分裂并不完全表现为各省之于中央的分裂^,一些

省份内部亦存在政治分裂。正如时人所言,“今日吾国中央政令不能悉行于各省,各省之政令不能悉行于各

①

《廿四年度四川省政府收支预算书草案》,《四川月报》1935年第7卷第4期,第260页。事实上,此预算草案所列200万元,还不包括在同年

0月1日以前已成立区署县份的开支,而这些县份的区署开支此时尚出自地方公款,自1936年1月1日才改由省库开支。

如作为川省最发达县份之一的巴县,所辖各区署竟亦“借贷度日”;资阳县辖四区1936年全年开支1.47万元,占该县全年行政开支的38.38%,

该县所得省府年拨款总额的55.06%。分别参见:《巴县各区署竟借贷度日县府电请省府救济》,《新新新闻》1936年2月8日,第5版;王春

英《民国时期的县级行政权力与地方社会控制———以1928ꢉ1949年川康地区县政整改为例》,第57页。

②

③

分别参见:《射洪建兴场被劫区长区员被劫杀》,《新新新闻》1935年12月18日,第5版;《潼南团匪激战赵区长被匪掳去》,《新新新闻》1936

年1月3日,特刊第2版;《因没收头上白帕潼南乡民捣毁区署》,《新新新闻》1936年1月12日,第6版;《盐亭第三区署竟又被捣毁》,《新新

新闻》1936年2月12日,第5版;《遂宁第四区署昨被乡农捣毁》,《新新新闻》1936年4月25日,第5版;《泸县土劣倚酒发疯捣毁第五区署》,

《新新新闻》1936年6月20日,第6版;《股匪三四十人蜂拥入场营山区长被击毙》,《新新新闻》1936年3月3日,第6版。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区长被杀区署被毁省府通令整饬纪纲》,《新新新闻》1936年4月15日,第9版。

白坚武《省制与宪法》,《宪法公言》1916年第1期,第30页。

陈启天《省制论略》,《东方杂志》1917年第14卷第1期,第10页。

白坚武《省制与宪法》,《宪法公言》1916年第1期,第30页。

参见:徐杨《废省与缩省:民国时期省制改革的探讨与实践》,《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第134ꢉ135页。

杨天宏《地方自治与统一国家的建构———北洋时期“联省自治”运动再研究》,《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第20ꢉ29

页。

ꢆꢇꢈ参见:李剑农《就历史上观察中国的省制》,《新时代半月刊》1931年第1卷第4期,第1ꢉ4页。

17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县^”^,^“^一^省^之^中^,^割^裂^数^区^,^自^为^风^气^,^已^不^能^免^”^①^。对于志在统一全国的中央政府来说^,通过^“强化省权^”^,

依托省的力量整合权力结构多元、利益关系驳杂的地方乱局,不仅能有效节约行政成本,降低政治风险,也能

为未来进一步整合地方、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实质性“统一”奠定基础。

南京国民政府对川省地方政制的改革,基本遵循以上逻辑。通过推行“省府合署办公”、“行政督察专员

制”、“裁局改科”及“分区设署”等地方政制改革,南京政府在川省初步构建起由省到县的地方行政制度网络。

这一改革,巩固了省主席对川省政务的权威,强化了省府对县的控制,使得“省县政府权责集中,施政便捷,而

省县之间有督察专员制以增益推进效率,县以下充实区属组织,以增益最接近民众之下级行政效率” 不仅

防止军阀割据在四川死灰复燃,而且还将省府所代表的国家权威延伸到县以下基层^③^。

南京政府选择倚靠刘湘处理川事,刘湘集团主持的省府作为改革的实际推动者,其政治影响力在一段时

间内得到加强。这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并不一定构成对中央政府的冲击,反而为国家统一的巩固创造了有利

条件。纵观全面抗战前南京政府与各省关系,大体经历了由“相对分治”到“武力统一”再到“政治统一”的变

化。特别是193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侵华程度加剧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革命”不断发展,内外交

^困^、^实^力^有^限^的^南^京^政^府^不^得^不^尽^力^避^免^与^各^省^的^实^力^派^冲^突^和^决^裂^④^。在此情形下^,通过地方政制改革^,

加强刘湘集团权威,巩固“川政统一”,并使川省地方行政体制与当时南京政府治下各省趋于一致,不仅避免

了四川地方重回军阀混战旋涡,还为四川进一步融入南京的统治秩序奠定了基础。

不过,“强化省权”毕竟只是巩固统一的手段。省作为地方行政治理体系的最高层级,其与中央政府之间

的权力划分问题终究无法回避。随着央地关系“蜜月期”的结束,南京政府与刘湘集团的权力博弈日趋激烈,

^中^央^与^省^之^间^的^权^力^关^系^再^度^陷^入^“^此^消^彼^长^”^的^博^弈^困^境^之^中^⑤^。类似的情况^,非但出现在四川^,在同一时

期的广西、云南等省,南京政府所面临的挑战甚至更为严峻^⑥^。

②

对中央政府而言,地方政治问题的“症结”自然可以归结于地方军人“拥兵自重”且“居心不良”。但在当

时的历史环境下,中央政府缺乏一劳永逸地解决地方军人拥兵自重的条件,只能选择与地方军人合作,“徐图

统一”。

四川地方政制改革的经验表明,地方军人的权力与威望虽非源自中央政府“授予”,但双方在“巩固统一”

时存在合作空间。1937年5月,在南京国民政府与刘湘集团的关系剑拔弩张之际,一位驻川中央政府官员

就承认:

甫澄(刘湘)为地方观念、封建思想及英雄主义之参合结晶品。然颇刻苦自励,富于责任心,重

感情,并知爱国爱家爱领袖之道……当其二十三年冬到京及二十四年春参谋团入川之际,彼确具追

随钧座(指蒋介石)之心,并常以中央军为榜样,亟图感格改善其部下。迨我中央助之剿平“赤匪”,

打销防区制,整理金融,统一财政,并钧座温语慰勉,予以四川军政之全权,其感激向上之念,益形于

言表。^⑦

问题在于,国家统一的长久巩固,不能仅仅依靠地方军人的“觉悟”。南京政府与刘湘集团的关系完全建

①

②

③

瞿兑之《省制论》,《国闻周报》1933年第10卷第30期,第3页。

程懋型编《“剿匪”地方行政制度》,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77册,第146页。

当然,随着省府及以下各级政府规模与职能不断扩张,“提高效率”、“节省经费”等改革“初衷”形同具文,地方行政机构“叠床架屋”、开支剧

增、“官多生事”等弊端日益突出。到抗战中后期,旨在提高地方政府行政效率的“行政三联制”等改革遂应运而生。参见:陈之迈《中国政

府》,第462ꢉ464页。

④

翁有为《全面抗战前央地关系视域下的南京国民政府省制变革》,《史学月刊》2020年第4期,第100ꢉ101页。

⑤

1935年9月4日,蒋介石在“峨眉军训团”对刘湘“欺诈不实痛加面斥”,刘湘为此“大发脾气”,这是双方关系恶化的标志性事件。参见:《康

泽自述及其下落》,台湾传纪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5页。

⑥

如1936年“两广事变”中,广西桂系势力几与南京政府兵戎相见;而在云南省,其省主席龙云则长期抵制国民党政权,并于1945年10月被

“武力解职”,而继任省主席的卢汉最终于1949年12月起义,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决战西南”图谋。分别参见:罗敏《走向统一:西南与中央关

系研究(1931~193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15ꢉ227页;杨维真《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双重奏———以云南为例》,王建朗、黄克

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098ꢉ1113页。

⑦

《川情机密报告与彻底安川建议》,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分类数据·政治·川康滇黔政情(一),档号002-080101-

0038-010。按:原件未标注时间,据内容判断应为1937年5月。

172

车人杰ꢃ强化省权与巩固统一———“川政统一”后南京国民政府对四川地方政制的改造

立在“合作剿共”的利益基础上,央地权力的划分并未从制度上清晰界定,而是仅以诸如“委以(地方)全权”、

“

接受(中央)指导”之类的含混语言概括①。随着红军主力离川及地方改革的推行,南京政府的“指导”、“辅

助”与刘湘的“全权负责”之间出现权力交叉,双方摩擦日益增多,最终走向对抗,地方政制的进一步改革也随

之陷于停滞^②^。

困境的破解之道,理论上应通过在宪法框架下适当划分央地权限,在统一前提下合理容纳地方诉求的方

式加以解决。然而,在民国大部分时间里,央地权限的划分未能在宪法中明文规定,即便有规定,亦无实施的

社会条件,以致央地矛盾随着时间推移而愈发尖锐^③^,_加_之_革_命_浪_潮_兴_起_,_国_民_党_政_权_只_能_在_内_外_交_困_中_轰

然倒塌。

ReformofSichuanꢃsLocalPoliticalSystembytheNanjingNationalGovernment

afterPoliticalUnificationofSichuanProvince

CheRenjie

SchoolofHistory&CultureꢀSichuan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65ꢀChina

AbstractSincetheearlyRepublicofChinaꢀSichuanhasbeenunderthetheDefenseZoneSystemꢁFang

QuZhiꢂꢀmakingitdifficultforthecentralgovernmenttoexertitsauthorityintheregionꢀandtheprov-

incehasbeeninastateoffragmentationandwarInthesecondhalfof1934ꢀbecausetheSichuanArmy

sufferedadisastrousdefeatbytheRedArmyꢀTheNanjingNationalGovernmentintervenedintheSichuan

politicalsituationtoachieveunification AfterthatꢀinordertoconsolidateunificationꢀtheNanjingNa-

tionalGovernmentimplementedmeasuressuchasthejointofficesystemoftheProvincial-governmentꢀthe

systemofadministrativesupervisioncommissionerꢀtheBureauReductionandSectionReorganizationꢀand

theEstablishmentofDistrictgovernmentinSichuanꢀattemptstoconsolidateunificationbystrengthening

provincialpowersꢀandcreateconditionsforthecentralgovernmenttofullycontrolSichuan Howeverꢀ

thedivisionofpowersbetweenthecentralgovernmentandtheprovincialgovernmenthasnotbeenproper-

lyresolvedꢀastherelationshipbetweenNanjingandLiuXiangdeterioratedꢀthepowerrelationshipbe-

tweentheCentralgovernmentandtheSichuanprovincialgovernmentonceagainfellintoagamedilemmaꢀ

whichledtothefinalstagnationoflocalpoliticalsystemreform

KeywordsthePoliticalUnificationofSichuanProvinceꢋtheNanjingNationalGovernmentꢋlocalpolitical

systemreformꢋSichuanProvinceꢋrelationshipbetweencentralandlocalgovernments

[责任编辑:凌兴珍]

①

②

③

同时期入川游历的张季鸾,将此种关系概括为“刘甫澄全权负责,处理川事,而中央指导而辅助之”,并认为“今后趋势,也是如此”。参见:季

鸾《川黔之行》(二),天津《大公报》1935年5月4日,第1张第3版。

据《大公报》报道,过去一年的四川,“百废俱兴,一事无成”;与此同时,蒋介石亦认为“川军川政川俗无甚进步,焦灼不堪”。分别参见:《“百废

俱兴一事无成”可虑的川局》,天津《大公报》1936年4月13日,第1张第4版;《蒋介石日记》,1936年4月14日。

当时无论是《训政时期约法》,还是《五五宪草》,对于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的规定都模糊不清。1934年7月,经过长时间的争论与修改,国民

政府立法院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初稿审查案》(即《五五宪草》的前身)中删除了此前初稿中存在的“中央与地方之权限”一节。《大公

报》对此评论称:“中央与地方权限之争,实随民国成立以俱来……(草案)于中央地方权限之划分,削而不录,转更混沌,此乃中国宪法史上最

难解决之一宿题,今后仍须从长商榷者也。”参见:《读宪法初稿修正案》,天津《大公报》1934年7月12日,第1张第2版。

173

第50卷第4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

SocialSciencesEditionꢂ

023年7月

Vol50ꢀNo4

Julyꢀ2023

西学东渐与民意调查在中国的学科预备

杨_ꢃ勉

ꢃꢃ摘要:清末民初,社会学传入中国,调查之风在各地兴起。中国早期的调查大多集中在社会状况与自然资源等

客观领域,今日研究者也主要关注这一层面。然而,有可能是西学东渐发展初期学科边界不明导致内涵延伸,“社

会调查”被拓展至社会心理等主观领域。与此同步,心理学被移植到中国,并在早期心理学家努力下,中国心理学

获得长足发展。由于社会学重视调查,所运用的统计学方法为民调学者采纳,心理学注重测验,致力于探求社会及

个人的心理及意愿,“调查”与“测验”结合,加之近代国人对已在国外流行的民调价值与方法论的认识接纳,民意调

查在中国的兴起遂完成了起码的学术铺垫与学科预备。

关键词:西学东渐;民意调查;学科准备;社会学;心理学

DOI1013734ꢄjcnki1000-531520230713

收稿日期:2023-03-20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近代中国的民意调查与民意”(18AZSO1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勉,女,四川成都人,四川师范大学商学院讲师,E-mailꢅ1043900@_q_qcom。

民意调查(_publico_pinion_poll),简称“民调”,是运用科学方法及数据统计手段,搜集、整理、统计并报告

公众舆论,测定舆情及其变化的有组织的社会活动。民调在近代中国兴起经历了一段时间相关学科理论及

应用方法的基础准备,而社会学及其调查方法的传入以及心理学尤其是心理测验方法的本土移植,成为近代

中国民调兴起的重要学科铺垫。辛亥革命之后,新建立的民国政府标榜尊重民意。在此语境下,国人开始关

注并认同国外民意调查的理论方法,具有近代特征的民调应运而生。

从1922年8月首次举办算起,民意调查在中国已走过整整100年的历程。迄今为止,有关社会学及心

理学传入中国的研究可谓成果丰硕,贡献良多,但相关研究大多在自身学科的认识维度内展开,未能形成关

于这两个学科理论方法与民意调查在中国兴起的因果关系的认知的成果。鉴于民意调查具有跨学科性质,

本文尝试探求社会学、心理学与早期民意调查在理论及方法上的关联,从学科预备维度探明民意调查在中国

兴起的学术与技术条件^①^。

一ꢃ社会学传入及其对中国民调兴起的方法启示

民意调查是近代各类调查中的一类,偏重主观的公共舆论与社会心理探求,方法上与客观的社会状况调

查相通。国外有关调查的历史可追溯到古代,但对民意调查产生直接影响的社会调查却是近代的产物。塞

列根曼(EdwinR.A.Seli_gman)主编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Enc_yclo_paediao_ftheSocialSciences)认为,

①

目前尚未见到有关民意调查在中国兴起的学科预备方面的专门文论,与此相关的社会学、心理学传入中国以及社会调查方面的论著却为数

甚多。就社会学而言,阎明《中国社会学史: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李景汉《实地社会调查方法》(北平星云堂书

店1933年版)、李章鹏《现代社会调查在中国的兴起(1897ꢉ1937)》(西苑出版社2021年版)等书,为本文提供了有益的学术信息;就心理学

而论,燕国材《中国心理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叶浩生主编《西方心理学的历史与体系》(人民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版)、刘毅

玮《西方心理学的传入与中国近现代心理学科的发展》(河北大学教育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张耀翔《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史略》(张耀翔

《心理学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最具参考价值。此外,佐藤彰、铃木荣、船津好明《民意调查》(周金城、张蓓菡译,中国对外经济

贸易出版社1989年版),提供了民意调查的方法论参考。

174

杨勉ꢃ西学东渐与民意调查在中国的学科预备

^社^会^调^查^产^生^于^现^代^,^无^传^统^与^现^代^之^分^①^。其立论前提显然是^,没有现代科学方法的调查算不上严格意义

的社会调查。

从方法论立场观察,民调与社会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社会学在民调的发展中起到重要的理论基础与

方法论指导作用,对民调的学科支撑十分显著。

838年

,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_A_u_g_u_s_t_e_C_o_m_t_e)在《实证哲学》第₄卷中首次使用“社会学”一词,

奠定了社会学的学科基石。孔德以拉丁文socius(联盟,伙伴)和希腊文lo_gos(学问、真理)合成法语词汇so-

_c_i_o_l_o_g_i_e_这_一_新_词_,以阐释其意蕴,其汉译文就是“社会学”,试图以科学的调查方法研究人类的群体行为和组

织结构,揭示人群间的对立与冲突,探求社会运行的一般法则,以便从学科立场为建立公正有序的社会作出

贡献^②^。

清末民初,社会学开始传入中国。董家遵认为,章太炎和严复是中国的“社会学先锋”^③^。贺麟论严复的

^翻^译^,^曾^将^严^译^《^群^学^肄^言^》^列^入^“^社^会^学^”^门^类^④^,视严复为中国最早接触西方社会学的中国学者之一

^。孙本

^文^认^为^,^谭^嗣^同¹⁸⁹⁶^年^在^其^所^著^《^仁^学^》^中^最^先^采^用^“^社^会^学^”^一^词^⑤^,虽未具体阐述社会学的内容^,但提示学

者研究“仁学”须精通社会学,可见他对社会学已有相当深的认知。许仕廉指出,严复1897年开始翻译、1903

yf gy⁾^译^本^,^是^“^西^洋^社^会^学^输^入^中^国^的

年交上海文明编译局出版的斯宾塞《群学肄言》(TheStudoSociolo

起点”^⑥^。在姚纯安看来^,所谓^“群学^”^,乃社会学在中国最早的译名^⑦^,他亦认同严复为社会学在中国的最早

传人。有学者认为,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时,曾把“群学”作为学生“必修的经世之学之一”,

^因^而^康^有^为^是^将^社^会^学^学^科^引^入^中^国^的^最^早^的^学^者^⑧^。此外^,还有各种不同说法^,意见歧出^。本文旨在研究

近代中国民调,暂不深究谁是社会学最早的中国传人,但至少可以这样认为,通过章、康、谭、严等人,尤其是

严复的努力,社会学在清末民初被引入中国,社会学的理论方法逐渐为国内学人认知。

随着社会学传入,相关学术机构纷纷成立。1922年,中国第一个社会学学术团体“中国社会学会”成立,

同时创办会刊《社会学杂志》;1926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社会调查部成立,1929年更名为社会调查

所。与此同时,区域性的研究机构也开始出现,1928年,由孙本文、吴泽霖、吴景超等发起成立的“东南社会

_学_会_”_,_就_是_其_中_之_一_⑨。^在^这^些^社^会^组^织^和^研^究^机^构^的^推^动^下,^社^会^学^研^究^很^快^掀^起^热^潮^。

社会学注重社会调查,对民意调查具有方法论的启示。然则何为“社会调查”? 早期社会学家的定义为:

“社会调查是以有系统的科学方法,调查社会的实际情况,用统计方法,整理搜集的资料(包括制表绘图,求得

百分比,平均数等项),分析社会现象构成的要素。由此洞悉事实真相,发现社会现象之因果关系。”^ꢆ^ꢇ^ꢈ这一定

义的时间是在1930年代初。其后,“社会调查”被不断泛化,人们对调查的认知扩展到众多领域。到1980年

代,社会学家米勒(WillianM.Miller)惊讶地发现:“‘调查’一词已被广泛使用,可以借指任何数据搜集或评

估的方法。”^ꢆ^ꢇ^ꢌ米勒所谓的^“广泛使用^”^,包含探究民意^,即主观意愿调查领域的应用^。

①

EdwinR A SeligmanꢀedꢀEncyclopaediaoftheSocialSciencesꢀvol14ꢁNewYorkꢅMacmillanCompanyꢀ1934ꢂꢀ162

②

孔德认为,人类对各种自然现象已经有了分科研究,形成了不同的专门学问。与这些学问相比较,人类社会组织最复杂,研究社会现象的学

科也应该最精深。因此,社会学应当建立在其他学科之上,成为充分利用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科学之王后”(queenofsciences),这意味着社

会学从一开始就具有不同学科元素的综合性。参见:阎明《中国社会学史: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第2页。

董家遵《清末两位社会学的先锋:严几道与章炳麟》,《社会研究》1937年第1卷第3期,第1ꢉ7页。

贺麟《严复的翻译》,《东方杂志》1925年第22卷第21期,第76页。

③

④

⑤

⑥

⑦

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潘公展、叶溯中主编《当代中国学术丛书》,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8年版,第5页。

许仕廉《中国社会学运动的目标经过和范围》,《社会学刊》1931年第2卷第2期,第4页。

姚纯安《社会学在近代中国的进程1895ꢉ191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8页。按:姚氏所言有理。事实上,费孝通已意

识到该书对社会学在中国传播的作用,指出严复之所以翻译该书,是因为“他似乎已洞察到思想在社会演进中的关键地位。西方文化的勃兴

从表面上看是它的坚甲利兵,而其科技的基础实在还是19世纪的启蒙思想,而《群学肄言》即是其中的一块基石”。参见:费孝通《略谈中国

的社会学》,《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1期,第2ꢉ3页。

⑧

⑨

陈树德《康有为和章太炎最先传入社会学》,《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第139页。

杨雅彬《近代中国社会学》(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4页。

ꢆꢇꢈ李景汉《实地社会调查方法》,第11页。

ꢆꢇꢌWilliamL MillerꢀtheSurveyMethodintheSocialandPoliticalSciencesꢁAchievementsFailuresProspectsꢁNewYorkꢅSt Martinꢊs

Pressꢀ1983ꢂꢀ6

17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为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手段,社会调查很早就受到国人重视。1914ꢉ1915年,北京社会实进会对302

^个^洋^车^夫^生^活^状^况^的^调^查^,^有^可^能^是^中^国^最^早^的^社^会^底^层^生^活^调^查^①^。之后^,各式各样的调查层出不穷^,接

踵涌现,不仅新闻媒体、学者、学生从事社会调查,政党、政治家也追寻时髦。在革命年代,国、共两党竞相从

事社会调查,作为制订政策和政治路线的依据,“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成为很多政治实践家的口头

禅。1930年,中国社会学社成立,成为“中国社会学成长里程碑”^②^。在学会推动下^,大量社会学著作出版^,将

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推上较高台阶,包括费孝通在内的中国早期社会学学者及早期从事民调与民调研究的

学者,都是在这一学术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从1912年到1937年间,中国的社会调查逐渐增多,据民国期刊数据库提供的信息,总数多达10474次,

调查范围遍及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东南、中南和西南七大区域30个省区,包括区域、跨区域甚至全国性调

查,调查内容涉及社会、经济、文化教育、法政、健康医疗、疆域地理以及“概况与综合”七大门类。学人李章鹏

根据所掌握的数据,绘制了1912年至1937年中国社会调查数量变化图(见图1),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图1ꢃ1912ꢉ1937年中国社会调查数量变化图(不含华侨)③

由图1可知,清末民初,随着西学东渐,西方社会学及众多相关学科传入中国,社会调查作为认识社会的

工具被国人接受,并在1920年代末及1930年代初、中期掀起两次社会调查热潮,1936年的社会调查接近

000次

,可见其盛况。

社会调查的广泛兴起,为民意调查在中国兴起作出了重要的学科铺垫。这突出地表现在方法论层面。

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曼主编的《国际社会学百科全书》,从方法论层面将“社会调查”诠释为“运用有目的地

设计的询问方法搜集社会资料的过程”,强调调查中“要根据特定课题、使用问卷中标准化的提问,访问从调

查总体中抽取的样本。调查取得的资料通常在编码和校订之后再进行定量分析,以便提供有关变量的描述

^性^信^息^或^寻^求^所^研^究^的^两^个^或^多^个^变^量^间^的^关^联^或^相^关^”^④^。不难看出^,民意调查通过精心挑选的符合科学

抽样原则的样本以窥见总体民意的方法,在迈克尔对“社会调查”的诠释中已有十分完整的表述^⑤^。这揭示

了社会调查与民意调查的方法共享。由于中国民意调查的出现晚于社会调查,两者在方法上又出现如此高

的耦合度,因而研究者有理由推断,民意调查很大程度上是以社会学的发展为依托,在借鉴社会调查方法的

基础上,利用其他相关学科的学术与技术资源而逐渐发展起来的。

二ꢃ心理学发展对中国民调兴起的学科支撑

有可能是科学发展初期学科边界不明导致内涵延伸,早期社会调查被拓展至社会心理与民众意愿等主

观领域,以至近代国人的“社会调查”对象不仅包括客观的社会状况与自然资源,还把“刺取舆论,或征集文

^卷^,^以^求^事^物^之^实^情^”^视^为^“^调^查^”^的^重^要^内^涵^⑥^。中国社会学的重要开创者孙本文在梳理社会学发展史上不

同流派时,曾将“注重社会的心理因素者”单独作为一个流派,并称国内社会学者中重视心理因素者有吴泽

①

WilliamL MillerꢀTheSurveyMethodintheSocialandPoliticalSciencesꢁAchievementsFailuresProspectsꢀ68 按:该书在论述“社会

调查的兴起”时,将1920年代初界定为社会学者“在中国开始小规模的社会调查”,似缺乏时间上的前后照应。

费孝通《略谈中国的社会学》,《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1期,第3页。

②

③

④

⑤

⑥

李章鹏《现代社会调查在中国的兴起(1897ꢉ1937)》,第170ꢉ171页。

〔英〕迈克尔·曼主编《国际社会学百科全书》,袁亚愚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39页。

国外社会调查中“随机抽样”方法的运用,参见:李章鹏《现代社会调查在中国的兴起(1897ꢉ1937)》,第52ꢉ55页。

方毅等编校《辞源》上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酉集言部第40页。

176

杨勉ꢃ西学东渐与民意调查在中国的学科预备

霖、胡鉴民及他本人等^①^。在当时不少学者心目中^,构成舆情及心理调查重要学科基础的是心理学^,尤其是

其子学科(sub-disci_pline)社会心理学。虽然今日学者已将社会学与心理学做了此疆彼界划分,楚河汉界判

然两别,社会心理学者也罕闻讨论民意测验问题,但近百年前,正如社会学与人类学界限在学者认知中一度

^不^明^一^样^②^,社会学与心理学也严重交叉^,民意调查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对心理尤其是社会心理的探寻^③^。

因而,学人在讨论近代民调的学科支撑时,没有理由将心理学及其在中国的早期发展弃置不顾。

“心理学”(_p_s_y_c_h_o_l_o_g_y₎_一_词_系_由_古_希_腊_词_汇_“_灵_魂_”₍_p_s_y_c_h_e)和“知识”(_l_o_g_o_s)两个词合成,最早出现在

6世纪

,据说是菲力普·梅兰契逊在《灵魂论》一书中首创,后来鲁道夫·高克莱尼斯使用拉丁文“心理学”

(_p_s_y_c_h_o_l_o_g_i_a)为其著作命名,但真正让“心理学”概念被人们广为接受的是沃尔夫,他在《经验心理学》和《理

性心理学》中首先使用德语“心理学”(_ps_ycholo_gie)一词,后来鲁斯齐首先使用英语“心理学”(_ps_ycholo_g_y)一

^词^④^。关于^“心理学^”的定义^,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的界说较为经典^:^“心理学是关于心理生活的现象

及其条件科学”,他认为心理与意识相关联,而意识的功用在于指引有机体适应环境;由于意识有流动性,他

以“思想之流、意识之流或者主观的生活之流”对其加以描述^⑤^。经过詹姆斯等人的界定与阐释^,^“心理学^”成

为研究心理现象及其发生规律的科学。

就中国而言,有学者认为,中国虽未发展出现代意义上的心理学,但汉字包含传统文化对“心理”认识的

基本元素,每个带“心”部的汉字,从汉字“表意”立场观察,都有丰富的心理内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

^点^⑥^。移植到中国的佛教文化^,也被认为有类似表征^。这些认知不免牵强^。尽管中国传统世俗和宗教文化

包含有某些心理认知元素,却都与现代心理学差距甚远。

作为现代西学的一个分支,心理学于19世纪末被引进到中国。1897年,孙家鼐编印《续西学大成》,划

分西学门类书籍,列出18种书目,其“文学”类中,《心智略论》、《心学公理》等书赫然在目,说明当时学界已

把心理学作为“文学”学科对待。当然,并非所有人都认同这种带有官方色彩的分类。1898年,康有为刊印

^《日本书目志》,按照“学科”分类,将日本书目分成₁₅个门类,心理学被列入“格物学科”,即今人所谓理学门

^类^⑦^。这一分歧^,或与心理学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文理交叉学科性质有关^,姑置不论^。

中国第一部用汉文撰写的心理学著作,是江苏师范学堂使用的《心理学》,由江苏宁属学务处于1906年

出版。次年,王国维翻译的霍夫丁著《心理学概论》(Outlineso_fPs_ycholo_g_y),交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既是

商务印书馆最早出版的心理学著作,也是中国首部汉译心理学著作^⑧^。

在中国心理学及民调学的学科发展史上,张耀翔是一位关键人物。张耀翔为湖北汉口人,1913年考上

清华学校,插班高等科三年级,两年后由清华保送赴美留学,先后就读安麦斯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获心理学

^硕^士^学^位^。^他^酷^爱^心^理^学^,^视^之^为^“^我^的^宗^教^”^⑨^。在张耀翔和国内心理学界同仁共同努力下^,中国的心理学

以及与此相关的民意调查得以起步。被一些学者视为“中国首次民调”的北京高师1922年校庆期间的“心理

①

②

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潘公展、叶溯中主编《当代中国学术丛书》,第239页。

费孝通《关于人类学在中国》(1993年8月9日),《费孝通全集》第14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3ꢉ264页。

③

1922年,北京高师在张耀翔主持下进行的民意调查就是以“心理测验”为名,详见后文讨论。

④

⑤

⑥

⑦

⑧

叶浩生主编《西方心理学的历史与体系》,第63页注①。

威廉·詹姆斯《心理学原理》(全新译本),郭宾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44页。

刘毅玮《西方心理学的传入与中国近现代心理学科的发展》,第28ꢉ42页。

刘毅玮《西方心理学的传入与中国近现代心理学科的发展》,引言第4页。

张耀翔对此颇为感慨。他写道:“最奇者,王为国学大家,何故对西洋心理学感觉积极的兴趣? ……便是由‘性善性恶’的讨论引起的。他有

一时期很注意这问题。他见古来论性的多反对矛盾,因断定性为超出吾人知识以外者。这种议论,从前论性的人都未道过。他生在现代,有

机会和新学接触。他注意西洋心理学,不过将早年已注意的问题转个方向研究罢了。兼究中西心理学者,以王为最早。可惜他晩年的兴趣

不在这一方面,不然,融合古今、贯通中外心理学之伟业,或已由他发动了。”参见:张耀翔《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史略》,张耀翔《心理学文集》,第

15ꢉ216页。

⑨

任思蕴《张耀翔:以心理学在中国的普及为业》,《文汇报》2020年12月27日第26726号,第4版。

17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测^验^”^,^就^是^由^张^耀^翔^主^持^举^办^的^①^,他也因此成为中国民意调查最重要的开创者与实践家

^。他对心理学及

民调学的突出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₁_._成_立_心_理_实_验_室_,研究社会心理与民意。张耀翔回国后的第一件事是筹建北京高师心理实验室,时间

大概在1920年。实验室可容纳10人进行心理测试,张耀翔将他从国外带回及陆续添置的仪器放置其间,

“装满了两个玻璃柜”。他曾表示:“这个心理实验室要算中国很早的一个。”他没说他的实验室是中国最早成

立,应该符合事实。因为与张耀翔创办心理实验室同时,南京高师也同样有心理实验室的创建。1940年,张

耀翔曾回忆说:“1920年是中国现代心理学史上一个重要年份。是年南北两高等师范同时成立心理实验室,

到今年整二十年。中央大学原为南高师所改组,刻正庆祝其事,并出纪念特刊。”^②相比之下^,1917年^,陈大齐

^在^北^京^大^学^创^建^的^心^理^实^验^室^,^更^有^可^能^是^中^国^首^创^③^。然而^,无论是否首创^,南^、北数个不同心理实验室的

成立,为心理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了试验研究的基础,则无可争议。

₂_._组_建_心_理_学_会_。₁₉₂₁年夏,借南京高师举办暑期教育讲习会之机,由学员签名发起成立中华心理学

会,邀请心理学教授参加,并在南京高师大礼堂开成立会,通过简章,选举张耀翔为会长兼编辑股主任,陈鹤

琴为总务股主任,陆志韦为研究股主任,廖世承、刘廷芳、凌冰、唐钺等为指导员,邰爽秋、吴定良、戴应观、胡

昌才等为干事,并议决总务和研究两股办事处设在南京高师,总会及编辑股办事处设在北京高师。这是中国

第一个心理学学术机构。1936年,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在南京成立。同年,上海心理学教授发起成立两个组

织:一为公开心理学讲演会,成立后曾假青年会大礼堂作系统讲演10次,总题为“心理学与人生”,演讲人为

心理学的10位教授,听众始终踊跃;二为校际心理学辩论会,参加者有暨南、光华、复旦及沪江四校教员,共

比赛两次,成绩都很好。此外,旅沪西人于1939年成立上海心理卫生协会,讲授精神病学,并设问题儿童诊

察所,一些中国心理学者曾加入该会。^④

₃_._创_办_心_理_学_专_业_期_刊_,并整理编成《心理学论文索引》一书。自南京参加中华心理学会成立会返京后,

张耀翔一面安排编辑部邀约专家担任撰述,一面商请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在陆伯鸿、左舜生等人热心赞

助下,经四个月筹备,1922年1月,中国第一种心理学杂志《心理》在上海面世,学界耳目为之一新。张耀翔颇

为自豪地说:“吾杂志总算占先,在东方堪称为最早的了。”《心理》杂志共出14期,发表论文150篇,计140万

字。1922年,张耀翔在《心理》杂志创刊号上刊载的《中国学者心理学之研究》一文,收录该刊论文题目、出

处、作者姓名及内容提要,连同以往16种著名杂志关于心理学的论文,凡113篇,编成索引并摘要介绍;后又

通过继续调查,截至1931年已将调查的杂志扩增至67种、论文作者431人,共计论文851篇,并整理编成

^《心理学论文索引》一书,为学者研究心理学提供了极大便利。₁₉₃₅年,中央大学《心理半年刊》出版,由艾伟

主编,这是中国第二种心理学杂志。1936年,大夏大学出版《心理季刊》,章颐年主编;北平出版《中国心理学

报》,陆志韦主编。这些心理学研究期刊的创办^,为心理学^,也为基于心理学的民意调查^,提供了学术交流

和成果发表的平台。

⑤

.出版心理学著作^。1922^年^以^后^,^中^国^出^版^的^心^理^学^专^书^渐^多^,^至¹⁹²⁷^年^每^年^平^均^约^出^版7^种^;1928

年至1937年全面抗战前,平均每年约出版12种;即便在日本全面侵华、国家社会极端艰难的1939年也出版

了9种;截至1940年8月,中国共出版心理学著作311种。通过调查整理,张耀翔于1940年出版了《中国心

理学的发展史略》一书,成为这一系列著作的集大成者。他分析指出,这些著作分编著与翻译两类,编著类约

占55%,翻译类占45%;以科目计,所出著作中教育心理最多,共64种,包含学科心理10种、约占全部18%,

①

持此观点的喻国明教授论述说,1922年11月14日,北京高等师范(即今北京师范大学)召开成立14周年纪念大会和成绩展览会,在张耀翔

主持下,该校心理学研究室就当时的若干时政热点问题对来宾进行了一项民意测验,测验结果在《晨报》上公开发表,“这是我国首次关于民

意测验结果的报道”,此后,“类似的民意测验便不断出现”。参见:喻国明《解构民意:一个舆论学者的实证研究》,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

4页。

②

③

④

⑤

张耀翔《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史略》,张耀翔《心理学文集》,第216页。

刘毅玮《西方心理学的传入与中国近现代心理学科的发展》,摘要第4页。

张耀翔《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史略》,张耀翔《心理学文集》,第223页。

当时的心理学专家如陆志韦、陈鹤琴、廖世承、谢循初、艾伟、陈大齐、曾作忠、樊际昌、赵演、沈有乾、庄泽宣、余家菊、朱君毅等都曾参加撰述。

参见:张耀翔《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史略》,张耀翔《心理学文集》,第217页。

178

杨勉ꢃ西学东渐与民意调查在中国的学科预备

心理测验次之,包含心理统计。^①

对民意调查的兴起而言,心理测验(_ps_ychometrictests)尤为关键。首次将其方法传入中国的可能是心

理学者克雷顿(Crei_gton)。克氏于1915年来华,曾在广东用机械记忆、条理记忆、交替、比喻等心理测验法

试测500人,这是目前所见心理测验最早输入中国的记录。1918年来华的华尔科特(Wollcott),在任清华学

堂讲席时,曾用修正后的“比纳智力量表”(BinetIntelli_genceTest)测试该校四年级学生。受外国学者影响,

920年

,廖世承、陈鹤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尝试用心理测验法测试考生,并开设测验课程,合编《智

力测验法》一书,虽偏重智力测验,但使用的测验方法,为民调提供了有价值的技术参考^②^。

在心理学及其测验方法传入中国并获得一定发展的背景下,民初社会曾发生过三次有关心理问题的“论

战”^③^。其中^,第三次即1923年的^“测验论战^”^,与民意调查有明显的方法论关联^。通过论战^,国人对心理学

以及心理测验的认知得以深化。民国时期产生过重大影响,成为后来民意测验典范的北京高师1923年民

_调_,_以_“_心_理_测_验_”_命_名_④_,亦说明心理学与民意调查的学理与方法论关联^。

上述种种,共同构成中国民调得以问世,并逐渐朝着专业化、职业化门槛迈进的重要学科基础和方法论

前提。在民调孕育过程中,不同学科交叉融合至关重要。由于社会学重视调查,心理学注重测验,“调查”与

“测验”结合,民调的基本手段得以具备,加之早已传入中国的现代统计学作技术支撑,民意调查在中国的兴

起遂初步完成了学术铺垫与学科预备。

三ꢃ近代国人对民意调查的认知与接纳

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近代国人对民意调查的认知程度如何,囿于传统的国人能接纳民调这一舶来品

吗? 回答这一问题,需依赖历史文献。但是,目前所见国人对民调认知的文献不多,仅有的一些也并不一定

是作为中国民调兴起的前期思想学术铺垫面世,而是在民调已然兴起后的推广普及过程中,为让更多国人认

知民调内涵并参与民调而加以介绍的。其内容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分析民调与推进现代民主政治的关系;二

是介绍民调的方法;三是记述包括民调机构在内的国外民调概况。尽管文献数量偏少,但聊胜于无,谨述论

如下。

(一)对民调与民主政治关系的认知

近代国人的民调知识大多来自国外,故论及国内民调往往首先提到国外,而英、美等国举办的各种民调,

尤其是大选民调及其理论方法,又每每成为当时国人效法的“楷模”。

₁₉₂₃_年₁_月_,控制北京政权的直系军政领袖宣布年内举办大选。为探测民意,东南大学成立总统选举

委员会,举办总统“草选举”(strawvote)。为表明宗旨,委员会发表《举行草选举宣言》,开篇即介绍“草选举”

在国外的实施情况,称西方国家每当大选之际,在校学生纷纷举办“草选举”。所谓“草选举”,乃选举前的民

意测验或模拟选举。测验之时,各政党已推举出总统候选人,开始竞选。各政党为赢得“草选举”,八方运动,

学校成为重要游说对象,校内竞争之烈,俨如党争。举办者宣称,“草选举”的结果不仅可展示部分民意,也可

^引^起^一^般^民^众^对^国^家^政^治^的^兴^趣^,^“^意^良^而^法^至^善^也^”^⑤^。因为有此认知^,东南大学的总统草选举^,基本仿照

美国校园的大选民调方式进行。

₁₉₄₆_年_底,在当局宣称推行宪政,即将举办“国大”代表选举的背景下,《上海文化》刊载《美国的民意测

①

②

③

另据张耀翔统计,截至1931年,中国学者共发表心理学论文851篇,散见于67种定期刊物内,其中编著类约占4/5,翻译类占1/5;1932—

937年所发表者,虽续有记录,惟不完全;战后杂志多归停顿,纵有少量出版,也因流通不畅,只好暂置不论。参见:张耀翔《中国心理学的发

展史略》,张耀翔《心理学文集》,第217、221页。

燕国材《中国心理学史》,第650页。按:克雷顿(JE Creigton),美国人,生于1861年,美国心理学会的创始人之一,1902ꢉ1903年曾担任

美国心理学会主席〔参见:“ObituaryꢅProfJE CreigtonꢀꢏNatureꢁNovember15ꢀ1924ꢂꢅ724〕。但有关克雷顿来华从事心理测验一事,

目前仅见国内中文著作言及,国外文献未见记载。故燕国材书中的Creigton,是否就是美国心理学教授JE Creigton,还有待查证。

这三次心理论战为:1.心灵论战,参加者有陈大齐、陈独秀、易乙玄等,其意见在《新青年》发表;2.本能论战,参加者有郭任远、李石岑、严既澄

等,其意见在《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及《学灯》发表;3.测验论战,参加者有张师石、陆并谦等,论战各方意见在《学灯》上发表。参见:张耀翔

《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史略》,张耀翔《心理学文集》,第222页;燕国材《中国心理学史》,第646ꢉ651页。

④

⑤

张耀翔《高师纪念日之“民意测验”》,《民国日报·觉悟》1923年1月14日,第4张第1版。

《东南大学选举总统详记(云骥自南京寄)》,《民国日报》1923年1月22日,第1张第2ꢉ3版。

17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验》一文,介绍美国的选举民调与民调机构,该文指出:美国此次参众两院议员选举,又使民意测验的工作非

常地活跃起来。在过去十年中,民意测验已逐渐成为一个重要工作。它推测选举结果,测验人民对各种问题

的意见,如同正式选举投票一样成为美国民主的特色之一。有几百个组织为确定美国人民对当前诸问题的

意见,设立民意测验的永久性机关。这些机关有的仅及全州,有些则具有全国性规模。用投票方法测量民意

趋势,被认为是一种科学。美国最著名的民意测验机关是盖洛普民意测验所,该所于1935年成立。当时,洛

克菲勒基金会捐款给普林斯顿大学,盖洛普民意测验所遂得以成立,致力于研究投票程序和投票结果。另一

类组织似为“全国民意研究所”,系菲尔特基金在但维尔大学建立。^①

不仅如此,国人对国外民意研究所通过民意测验探知民众对国家性质的认知也曾发生兴趣。1947年

初,《民意》月刊发表文章称,国外一家民意研究所及其在法、荷、瑞典及挪威分所鉴于各国对“民主”解释分

歧,举办了一次有多国民众参与的民意测验,以了解被调查者对民主政制的解释及何者属民主国家。测验结

果显示,多数被调查者投票认为英、美、瑞士、瑞典系民主国家,苏联、南斯拉夫、波兰、西班牙等得票较少。在

答复何为民主时,多数被调查者认为民主系人民主持政府,或人民有权决定主持政府之人,各反对党有表示

意见之自由及作政治活动之权利;有部分人认为民主即自由,尤其是言论及集会自由;还有一部分人将民主

解释为平等,即无种族、阶级或团体歧视或分别。^②

受国外选举政治和民意调查的影响,1948年,在国民政府总统、副总统选举前夕,《现代农民》杂志将民

意测验作为表达对现实政治认知的工具,借以表示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满,声称:“国家是人民的,国家的事体,

本应由人民大家来解决,然而中国的真正老百姓的意思却从来无从表现。本刊的读者概是一些居住乡村,纯

洁而无党派偏见的人民,因此我们相信,如果由本刊来举办一个民意测验,一定可以得到比较真确的民

意。”^③在大选期间^,^《中国新闻^》曾举办^“草选举^”^,将^“民意^”的自由表达上升到公民^“义务与权利^”的高度^④^,

见其对民调与现代政治关系的认知。

二)对民意调查技术手段的认知

可

(

从1922年开始,民调在近代中国经历了27年的发展。随着民调逐渐推广,近代国人不仅对其政治价值

予以认同,对民调技术手段的认知也有大幅提升。

₁₉₄₉_年₁_月_,余日宣在《民主的工具:民意测验》一文中对民意调查技术做了分析,指出:“如果测验民

意,要得到相当的成功,对于命题,须注意下列四点:(一)问题须重要,有意义。(二)问题须切身,有利害关

系。(三)问题所用字句,须清楚,须肯定,不多费思索,语义不容双关。(四)问题须平衡,可以作比较,不得偏

于任何方面。如测验是用通信方法,人民愿彼此研究讨论、交换意见,并非不可,但是写答案时,不得直接或

间接用胁迫的手段,更不得代作答案,或将答案写好,请人署名,以表示赞成。”他还注意到国外一些民意测验

“甚不可靠”的现象,并以₁₉₄₈年美国的大选为例———“几乎所有的测验,都认为杜威当选有最大希望,而他

竟落选”———作原因分析:(一)民调参与人数太少,不能代表多数;(二)参与者仅限于知识阶级,或仅限于某

种或某数种职业,不具有代表性;(三)参加的人把测验当作儿戏,取笑他人,并非慎重其事。他进而强调,测

验即便成功,民意业已清楚表达,也不意味着当局必须采纳或实行测验结果。因测验结果可分三类:第一类

可行,如沪江大学民调,多数同学赞成提前大考,提前放寒假,提早开学;第二类需要考虑,或经过若干时间的

筹备,始能实行;第三类只是投票人的一种愿望、一种表示,如此次沪江多数同学赞成联合政府。尽管如此,

他仍认为:“民意测验,如办得好,对于行政当局,是一种指南针。”^⑤余氏所论^,与近代民意调查学者反复强调

的情况基本吻合。

最引人瞩目的是,时人对国外民调趋于成熟期所用“抽样法”基本原理和方法的分析介绍。前引《上海文

化》刊载之《美国的民意测验》一文指出:在美国,民意测验所由全国性的专业机构管理,雇佣访员,提出各种

①

②

③

④

⑤

资料室《美国的民意测验》,《上海文化》1946年第11期,第65页。

本刊资料室辑《国际政治动态:民意测验解释民主》,《民意》(福建永安)1947年第6卷第1/2期合刊,第13页。

《乡下民意测验结果》,《现代农民》1949年第12卷第1期,第13ꢉ14页。

《本刊举行民意测验希望读者踊跃参加:谁当大总统?》,《中国新闻》(南京)1947年第1卷第7/8期合刊,第7页。

余日宣《民主的工具:民意测验》,《沪江新闻》1949年1月12日第15期,第4版。

180

杨勉ꢃ西学东渐与民意调查在中国的学科预备

问题,征询意见。这些访员在总所聘用的心理学家、统计学家及其他专家指导下工作。调查问卷上的题目均

精心设计,避免发生偏见。每个问题都经过心理实验室的实验后采用。问卷一经制成,便交给受过特别训练

的访员。他们用这些问题询问某一类采访对象。采访对象和问题一样,精心择选,务使他们能像“样品”一样

代表全体。这些“样品”在详细研究户口表、选民登记册与家庭报告等文件后选定。研究表明,以100人作测

验对象,答案结果可能有15%的错误;以900人作对象,错误率为5%;以10000人为对象,错误率为1.5%,

0000人以上^,^错^误^就^减^少^到^非^常^有^限^了^。^因^此^,^最^好^的^全^国^民^意^测^验^选^取^的^“^样^品^”^总^是^在1500^与6000^人

之间(具体数目视问题的性质而定)。测验结果的汇集,10天即可完成;若用电报测验民意,48小时便能得到

准确的调查结果。^①

作者介绍的是被称为“配额抽样”(_quotasam_plin_g)的调查方法。在1940年代,这一方法虽未发展到与

随机抽样(randomsam_plin_g)配合互补的成熟度,但也十分有效,在国外民调中不乏成功先例,是国外民调开

始走向成熟的标志。文章对这一方法的介绍分析堪称准确。可惜受国内外环境的影响,近代国人认识这一

方法较晚,实践中运用这一方法的民调罕有其闻,留下遗憾。^②

(三)对国外民调信息传播、成果发布及调查经费来源的认知

就实质而言,民意调查乃公共舆论调查,英文的“民意”与“公共舆论”本是同一词汇(_publico_pinion),因

而民调又与传媒有密切联系。前引《上海文化》刊载之《美国的民意测验》一文,介绍美国的民调并推介盖洛

普公司出版的一本有关民意调查的著作,并引用盖洛普的话说:“下列二件事实已使国事研究者满意:(一)一

国人民所关心的重要问题的新闻已在报纸上占有主要地位。(二)客观的民意测验报告与分析,足以加速民

主的进展。”文章特别强调民调与传媒的关系,指出:尽管民意测验被认为是重要的民主设施,但它的成长“却

以新闻价值是赖”,遍及美国的民意测验所为近百家报纸所支持,它们都有“公布测验结果的特权”,这些报纸

代表共和党、民主党与其他独立政党。不仅如此,作者还注意到民意测验机构与教育机关的密切合作,称后

者已以大部分时间研究测验技术,这是民意调查得以发展的重要支撑。

对于民意调查机构的成果发布、调查经费等,该文也作了介绍。关于成果发布,文章以著名的以其主持

人埃尔莫·卢柏姓氏命名的民调机关为例指出,该机构调查研究结果的发表渠道为《幸福杂志》;关于经费,

文章指出,1940年,克劳斯雷领导的选举测验的经费是由登载测验结果的报纸负担。^③

以上事实表明,随着国人对民意调查的价值、意义与方法、组织的认知渐趋成熟,民调这一新生事物在中

国的发育生长已具备重要的主观条件。

四ꢃ结论

清季以还,随着西学东渐全面展开,国人对源于域外的近代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的认知逐渐深化。在此

过程中,社会学传入中国,知识界开始接触社会调查及其方法,调查之风在中国广泛兴起。

就对象而言,科学意义的调查(surve_y)被区分为客观与主观两类。社会状况与自然状况调查,如人口调

查、经济状况调查、资源矿藏调查等,均属客观类。此类调查兴起后,很快蔚然成风。而一旦风气形成,在社

会学学科边界未明的当时,势必扩展到社会心理(socialmentalit_y)和公共舆论(_publico_pinion)等主观调查

领域,后者即包含所谓“民意调查”。在中国,尽管民调稍晚于客观类社会调查与自然资源调查出现,却受到

社会与资源调查的环境烘托和方法启示。

近代民调的另一重要学科基础是心理学。清末民初,心理学传入中国。与社会学注重调查不同,心理学

强调测验,其早期发展,尤其是日趋成熟的心理测验方法,为民调兴起提供了技术支持。

912年

,中华民国建立,国家政制转型,号称共和民主的新政体平地而起。这一政体标榜实施宪政、主

权在民、普遍选举,赋予人民参与政治的权利,享有思想及个人意志表达的自由。受此激励,国人的民主意识

增长,对国家问题的自我诉求外显。这促使其密切关注国家政治与国外民调,研究民调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①

②

③

资料室《美国的民意测验》,《上海文化》1946年第11期,第65页。

有关民调技术的比较分析,参看:佐藤彰、铃木荣、船津好明《民意调查》第二、三章,第21ꢉ63页。

资料室《美国的民意测验》,《上海文化》1946年第11期,第65页。

18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分析国外民调的实践及其变化,认同民调的价值与意义,初步具备了接纳作为舶来物的民调的主观条件。

在社会学、心理学等民调重要学科基础及技术手段在中国基本发展成熟的背景下,在国人对民调已有一

定认知的前提下,近代意义上的民意调查终于在中国落地生根。如本文开篇所述,中国近代最早的民调出现

在1922年前后^①^,距今刚好过去100周年^。

回顾其兴起的历史具有学科总结与人文纪念的双重意义^。

WesternLearninginChinaandtheDisciplinaryPreparationofOpinion

Polls

YangMian

SchoolofBusinessꢀSichuanNormal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101ꢀChina

AbstractInthelateQingDynastyandtheearlyRepublicofChinaꢀsociologywasintroducedtoChinaꢀ

andthetrendofinvestigationsweptacrossthecountryEarlyChineseinvestigationsweremainlyfocused

onobjectiveareassuchassocialconditionsandnaturalresourcesTodayꢀresearchersstillmainlyfocuson

thisaspect Howeverꢀitispossiblethattheuncleardisciplinaryboundariesintheearlystagesofthe

spreadofWesternlearninginChinaledtotheextensionoftheconnotationofꢎsocialinvestigationꢏtosub-

jectiveareassuchassocialpsychologyAtthesametimeꢀpsychologywastransplantedtoChinaꢀandwith

theeffortsofearlypsychologistsꢀpsychologyinChinamadesignificantprogressDuetotheemphasisof

sociologyoninvestigationꢀthestatisticalmethodsusedareadoptedbypollstersPsychologyfocuseson

testingandaimstoexplorethesocialandpersonalpsychologyandwishesThecombinationofꢎinvestiga-

tionꢏandꢎtestingꢏandtheacceptancebymodernChineseofthevalueandmethodologyofopinionpolls

popularinforeigncountrieshaveprovidedatleastabasicacademicfoundationanddisciplinarypreparation

fortheriseofopinionpollsinChina

Keywords WesternlearninginChinaꢋopinionpollsꢋdisciplinarypreparationꢋsociologyꢋpsychology

[责任编辑:凌兴珍]

①

参见:杨天宏《中国首次民意调查考》,《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3期,第124ꢉ135页。

182

第50卷第4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

SocialSciencesEditionꢂ

023年7月

Vol50ꢀNo4

Julyꢀ2023

禁囤抑价: 年蒋介石查禁

940

四川粮食囤积的努力

陈_ꢃ默

ꢃꢃ摘要:为抑制快速飞涨的四川米价,1940年7月之后,在四川省政府不断加强粮食管控的同时,蒋介石亲自主

导了查禁四川粮食囤积的行动。但是,此时川省囤米的主体已由商人扩展到社会多个群体,各阶层民众怀着不同

目的参与囤米,全面禁绝囤积遂成为一道难题。蒋介石一方面将查禁四川粮食囤积矛头直指各县潜在大囤户,下

令对其进行调查,以为下一步行动作准备;另一方面又对涉嫌囤积的官员加以持续调查和严厉训诫,并于12月处

决了背景相对单纯的成都市前市长杨全宇,以此暂时平息民愤。不过,蒋介石关于大田主和积谷户的普查行动,因

地主抵制、县府拖延等原因而进展缓慢;严查川省涉嫌囤积官员之举,亦因央地关系微妙而演变成一个极其敏感的

问题。蒋介石查禁四川粮食囤积中的顿挫,缘自国民党政权应对危机时在反应速度、治理水平和控制能力上的不

足。而禁囤抑价的成效甚微,导致朝野均不太认可蒋介石的努力,转而呼吁通过改革经济体制瓦解囤积居奇的基

础。此后国民政府实施的田赋征实政策,正与此相关,并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各地米粮的囤积。因此,并不能全部

以时人对蒋介石的批评来衡量其查禁囤积的意义。

关键词:查禁粮食囤积;蒋介石;四川;1940年;央地关系

DOI1013734ꢄjcnki1000-531520230714

收稿日期:2023-04-12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全面抗战时期粮食统制政策形成过程研究”(SC22B124)的阶

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默,男,四川成都人,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E-mailꢅcmhistor_y@scueducn。

全面抗战进入到1940年,大后方的经济、社会危机开始显现,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波及四川全省并逐渐蔓延

的米价飞涨,这样的米荒进而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抢米风潮,川省局面越发不稳。为解决四川省乃至全国的粮食

问题,国民政府于7、8月间筹划成立了全国及各省粮食管理局,尝试用“以量制价”的理论与“供销分区”的办法,

促进米粮的流通和供应。四川省粮食管理局自9月成立后,开始尝试逐步推行粮食统制政策①。与此同时,惯于

越级指挥、亲自主导的蒋介石,启动了另一项更为直接的平抑米价行动,希望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蒋介石所采取的办法,是严禁囤积居奇,以使足量食米回归市场,进而遏止米价涨势。查禁囤积是平抑米价

的常见做法。囤米一旦抛售,供求关系旋即发生变化,价格多会松动。如能抓住个别囤户公开处罚,亦可能产生

震慑作用,甚或引发米价下行。可是,查禁囤积也存在着诸多困难。参与囤积的,若不限于少数个体或特定社群,

厉行禁绝将会面临法不责众的难题;囤户尤其是积谷较多的大囤户,往往具有一定的社会背景和地位,能够规避

乃至对抗当局的禁令;涉嫌囤积的人中,部分还可能具有官方身份,民愤极大的“官囤”又将如何处置,也是一件棘

手的事情。事实上,在查禁四川囤积米粮的过程中,上述困难均次第显现,给主导查禁工作的蒋介石带来不小挑

战和持续困扰,他是如何应对的,其努力最终收效如何,而时人又是如此看待此次查禁囤积米粮行动的? 这些都

是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

①

参见:陈默《控制与失控:1940年四川省政府对川省米荒的因应》,《民国档案》2021年第3期,第122ꢉ134页。

18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既有研究不同程度地讨论了1940年国民政府对于四川粮食问题的应对①,但是关于此次蒋介石亲自主导的

打击囤积行动,尚未见具体详实的专论。事实上,这同样是国民政府尝试解决四川粮食问题所采取的系列措施之

一,对于学界全面认识战时米荒尤为重要。1940年,蒋介石查禁四川囤米的努力之中,对战时国民党政权的反应

速度、治理水平、控制能力均有一定程度的体现,甚至国民党政权统治的底层逻辑也渗透其间。因而,探讨1940

年蒋介石查禁四川囤米的故事,其意义或不仅在于故事本身。

一ꢃ谁在囤积居奇?

既有研究表明,导致1940年川省粮食涨价的原因本来不少,通货膨胀、粮食歉收、实物地租、政府准备不足,

甚至枣宜会战失利而导致的军粮危机,均影响着四川米价的变化②。不过,囤积居奇较上述其他原因而言,显然

更能引发时人关注。8月14日,蒋介石的重要幕僚唐纵在日记中记道:“近来物价飞涨,人心浮动,咸谓非惩办囤

积居奇者,不足以平抑市价。”③蒋介石本人在9月11日的告川省同胞书中亦明言:四川的米价上涨,“是人为所造

成的”,经他“多方考查”,是“拥有粮食的人民”,“把粮食闭藏起来,不到市场上出售”的结果④。9月19日,《新新

新闻》的评论更为直接:“我们目前要解决粮价及一般物价问题,必须从解决囤积居奇问题入手。”⑤无论是在最高

统治者的观念里,还是在民间舆论的呼声中,米粮的囤积居奇仿佛上升为四川粮食问题的主因。对囤积居奇施以

打击,可以有效平抑米价,或是此间官民一致的看法,也成为蒋介石出手部署打击囤积居奇行动的缘由。

要禁止囤积居奇,首先要明确囤积居奇的主体,否则连打击对象都无法锁定。谁在囤积居奇? 这也是1940

年食米涨价之后官方和民间讨论不休的问题。该年年初,囤积之风刚起之时,大肆囤积的,多为经营米粮贸易的

商户。在3月14日抢米风潮中,饥民打砸捣毁的便是存米的仓栈⑥。但一波又一波的米荒到来之后,参与囤积居

奇的个人、群体与组织,便远远不止所谓的“奸商”,囤积的主体明显变得多元起来。这预示着查禁川省囤积米粮

的工作,恐将触及到相当广泛的社会群体。

940年夏、秋之际,从事囤积的主力,依然包括故意囤积米粮以提高米价、获取暴利的商人。尽管这些商人已

被当局列为重点打击对象,但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他们仍然铤而走险。时任军令部部长的徐永昌在7月11日日

记里记道:“四川粮贵非因粮缺,乃由富与(裕)商屯(囤)积居奇所致。”⑦商人们敢于顶风囤积,不仅缘于暴利,而且

与官方的惩罚力度不够有关。11月,农学家施中一便撰文批评道:“令人愤慨的是,只闻查获囤户,未闻如何加以

处惩,于是仗义检举的人相率却步,而囤积的奸商反更猖獗起来。”⑧之所以惩罚力度不够,在于不少“奸商”有后

台。早在7、8月份食米限价遭遇挫折、成都市内食米断供之际,作者“秤主”便指出,这“完全是有大官贵人作背景

的奸商,在那里操纵囤积居奇”⑨。

940年8月,全国粮管局成立之后,拟着手解决粮食问题,但“奸商”的囤积仍屡见不鲜。8月22日,唐纵发

现,“近来食粮问题,成为社会政治的严重问题,大家都知道奸商的囤积居奇”,以至于戴笠主张干脆“政府禁止粮

食商卖”,如此“奸商囤积,自然无用”ꢇꢆꢈ。《新华日报》对此现象更是深恶痛绝,抨击道:“今天米价的高涨不已,主要

的原因是在奸商巨贾的囤积居奇,乘机操纵,这是千真万确的结论”,物价上涨的“祸首”也是“那些有钱有势的奸

①

参见:简笙簧《卢作孚对重庆大轰炸粮价高涨的因应措施(1940ꢉ1941年)》,《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4期,第139ꢉ146页;许秀孟《国

家、社会与粮食:抗战时期四川省临时参议会有关粮食政策的讨论》,《“国史馆”馆刊》2012年第31期,第39ꢉ68页;郝银侠《抗战时期国民

政府应对粮食危机策略研究》,《民国档案》2013年第2期,第121ꢉ130页;叶宁《四川省物价平准处与抗战时期四川的米价平准》,《西南民

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第230ꢉ234页;黄雪垠《政府史视野下抗战时期国统区粮食危机原因再探析———以四川省

为中心的考察》,《江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第136ꢉ143页;叶宁《“囤积居奇”与“日食之需”:抗战前期成都粮食投机治理中的制度缺

失》,《民国研究》2018年春季号(总第33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06ꢉ220页;郑会欣《从议价、平价到限价———试论战时国

民政府管制物价的措施及其成效》,《史林》2021年第3期,第74ꢉ92页。

②

③

④

张梁任《四川省粮食管理之回顾与前瞻》,《西南实业通讯》1941年第4卷第5/6期合刊,第7页。

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1940年8月14日,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页。

蒋介石《为实施粮食管理告川省同胞书》(1940年9月11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1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

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211ꢉ212页。

⑤

⑥

⑦

⑧

⑨

《米价开放以后》,《新新新闻》1940年9月19日,第3版。

参见:陈默《阴谋、误判、解读:1940年成都抢米风潮中的反共摩擦》,《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第103ꢉ115页。

《徐永昌日记》第5册,1940年7月11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364页。

施中一《川西的米价与粮食管理》,《国讯旬刊》1940年第253/254期合刊,第18页。

秤主《又闹米荒》,《新新新闻》1940年8月10日,第8版。

ꢆꢇꢈ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1940年8月22日,第150页。

184

陈默ꢃ禁囤抑价:1940年蒋介石查禁四川粮食囤积的努力

商”,“必须对这些祸首先予以严厉的制裁”①。四川省临时参议会9月初的调查也认为,近期米荒的重要原因是

“

游资过多,奸商巨贾,乘机囤积居奇”②。

940年9月之后,商人的囤积行为仍未禁绝。王子壮在11月8日日记中记道:米价再度上涨的因素“人说不

一”,但“若干人以币价日落,囤米为生,尤其银行界、财阀、军阀,莫不竞相收存”的行为,是重要“主观因素”③。其

中,所谓的银行界和财阀,显然仍属广义的商人范畴。王子壮观察到,此时的游资也在进攻米粮市场,“自东亚局

势紧张,在香港之游资,原为逃避资本变为外汇者,现以国际形势不安,乃复返内地买卖粮米,购者愈多,物价大

涨”④。商人们一边偷偷囤积,一边将所囤食米销往粮价较高地区牟利。12月6日,署名为“掌子”的作者便控诉

称:“报载某大囤户,囤米三千余石,约值六七十万元”,拟“运往外县”⑤。成都市粮管会也于同日向《新新新闻》记

者抱怨:成都米价“有较附省产区价低,奸商竟贱价购成都米运往外县高价出售”⑥。

不过,1940年9月以后,另一个囤积主体,即城乡之间的大地主已悄然登场,极可能已取代商人,成为囤积米

粮的主力。这些大地主与掌握少量土地并参加劳作的小地主不同,其中的不少人实际居住在城市中。当新谷收

获、佃农将租谷交给他们之后,他们并不像过去一样将其售卖变现,而是匿而不出,坐等米价继续攀升,以便手中

的财富(粮食)不断升值。施中一就认为,9月之后的米荒是“人造的”,“在成都,以及邻近的几县,囤积居奇已成了

公开的秘密”,“成都平原十二县的三百八十万亩水稻田,十分之八不是农民的,因之年产白米七百六十万市担,至

少半数是属于城市里地主们的田租收入”⑦。另一位农学家沈宗瀚分析得更为透彻,认为此时的囤积居奇,“游资

过剩”已经不是主因,“四川全省大小市镇各种地主之普通囤积”才是主要因素,“较之仅在都市囤积,实有过之而

无不及”,而“此类地主,前多贮藏鸦片,禁烟以后,改贮粮食。且资力较富,融通亦多,粮食既贮,非至有利机会,不

愿随时脱手”⑧。显而易见,“贮藏鸦片”、“资力较富”的地主,也不是一般人,多数是各地的大富户。

大地主的囤积,极大地助长了米价的涨势。李紫翔专门算了一笔账:按照惯例,地主的地租大约占到稻谷收

成量的70%左右。当年收成新谷8800余万石,佃户得1571.7万石,半自耕农得1094.5万石,自耕农得1949.5万

石,而地主将得到4245.9万石,占到了当年新谷的48%。同时,4000余万石的陈谷里,按照75%属于地主计算,

约计3000万石存于地主手中。新旧稻谷合计,地主掌握了7245.9万石粮食。此时银行、商人、官吏还囤积了约

500万石粮食。所以,四川现有的12861.6万石稻谷中,被所谓“大户”控制的有8745.9万石,占到了总量的

8%。李紫翔直言:“这种握有百分之六八粮食总量的大户,多数是不需货币应用的或者是以发国难财为目的的

囤积者。”⑨

大地主囤积居奇的现象,至少延续到1941年7月粮食部成立前夕。1941年春夏之交,成都的粮食供应又出

现问题时,论者依然判断“成都粮食问题的症结,是由于某某三四个大地主,每家都有好几千担,甚至有好几万担

的囤积”,此类“大地主的囤积欲”是“无法填满”的ꢇꢆꢈ。

商人大量收购储存米粮,大地主将谷米捏在手里,其意图均是减少市场上米的供应,促其持续涨价以牟取暴

利。越涨越囤,越囤越涨,小地主渐渐也加入到囤积队伍之中,希望能够从此轮涨价中实现财富增值。1940年9

月1日,冯玉祥的秘书赖亚力敏锐地注意到此种趋势,他告诉冯玉祥:四川本地“谷物少的原因多是因为囤积居

奇,是大公司、大奸商、大官僚的囤积,小地主每人三、五十石的”囤积ꢇꢆꢌ。9月6日,在粮食会议上,四川省粮食管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社论《米价在高涨》,《新华日报》1940年9月7日,第1版。

《仓卒(促)平价,市场断流》(1940年9月),李竹溪等编《近代四川物价史料》,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300页。

《王子壮日记》(手稿本)第6册,1940年11月8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编印,第313页。

《王子壮日记》(手稿本)第6册,1940年11月22日,第327页。

掌子《大喊三声》,《新新新闻》1940年12月6日,第8版。

《市粮管会对记者谈半月来米价涨跌原因》,《新新新闻》1940年12月7日,第7版。

施中一《成都的米荒》,《中国农村》1940年第7卷第1期,第29页。施一中在文中还指出,“这些地主中的大户也就是私人银行的大股东。军

阀、地主和资本家是三位一体的”。

⑧

⑨

沈宗瀚《四川粮食之供给与米价》,重庆《大公报》1940年11月17日,第1张第2版。

李紫翔《如何解决四川的粮食问题》,《时事类编特刊》1941年第62期,第44页。按:以战时川西地区的租佃情况来看,李紫翔估计的70%地

租率,大致与实际情况相符。四川的地租率虽高,但小春产出(冬季作物)并不计入租佃,悉归佃户,佃户因之得以维持生计。参见:张杨《战

时财政扩张与租佃制度变迁:以川西地区为例(1937ꢉ1945)》,《抗日战争研究》2017年第2期,第72页。

ꢆꢇꢈ朱剑农《粮食问题与土地政策》,《中国农民》1942年第1卷第4期,第46页。

ꢆꢇ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5册,1940年9月1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09页。

18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理局副局长何北衡也指出,“目前所谓囤积亦甚散漫,欲查富户大量囤积亦少见”,认为相当数量的粮食尚在“农

人”手中①。大地主、大富户的囤积,和由小地主参与的更为普遍的囤积,可能是同步的。一位作者在11月写道:

“

据吾人所知各地有米之户,不仅大粮户有米不卖,即小粮户有米亦不肯轻易脱手,市场米既枯竭,米价乃逐步上

涨。”②

小地主囤积,对米价上涨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曾在农本局任职的经济学家翁之镛认为,若将1940年9月

之后四川省的粮食囤积仍归因于商人的囤积居奇,“言诚有理,实未尽然”,“而有其操纵之隐患者,则在于地主之

囤积”,而参与囤积的地主“分居城市乡镇”,“分计每人之量或不甚巨,合算分量之和则可惊人”;他还特别指出,四

川省粮管局实施供销分区措施所遭遇的困难与之相关,“以地主散居之广,握量之众,若用政治之力,使其已入而

复出;即令控制无懈,亦至费力耗时”③。结合文意分析,翁之镛所说的“地主”,更侧重于中小地主。经济学家张梁

任则认为,此时以小地主为主的囤积或许已成主流,“与其说是大囤户购买大批粮米囤积居奇,毋宁说是许许多多

大地主小地主普遍地囤积观望不肯出售。……至于自耕农,亦有不愿出售其粮食者”④。

与小地主同时成为囤户的,还有升斗小民,人数众多。他们或为趁机小赚一笔,或出于恐慌未雨绸缪。四川

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向楚在1940年10月便注意到“小投机家之产生”,受囤积的利益驱动,“一般稍有财力或信

用的无业流氓至公务人员,除自有资金外再向银行抵款或借贷以趋于囤积居奇之一途,此辈资本额虽不大,而人

数甚多”⑤。到了1941年春夏之际,财政学家杨寿标无奈地写道:“从商人地主的囤积以居奇获利,更进而发展至

一般消费者的囤积以保障消费”,“现在消费者囤粮的风气已非常普遍。以前隔数日向市场零购升斗之家,现在多

半已囤集三数石的数月食粮”⑥。

加上后文将要提到的囤积米粮官员,囤户已由单一的商人扩展至社会中多数成员。囤积米粮(未必都是囤积

居奇)在1940年秋冬之际似乎已成为各阶层民众参与的活动。这意味着囤积米粮的情况正在变得越来越严重。

需要指出的是,各个社会群体往往同时发力,让当局应接不暇,难以招架。1940年11月中旬,张群刚就任省主席,

也曾突击弹压囤积居奇,宣布“不惜以严刑峻法”⑦。但仅过数日,他的高压政策便告失效。因为市面上的米一降

价,很快就被买光了,购买者既有冒险“大款购买”的囤户,更有“心理不健康之市民,日观米价大跌,又恐复涨,遂

竞相购储,以防日后涨而出高价”,其结果依然是“米源少,米价愈见提高”⑧。

尽管各个群体囤积的目的各不相同,但他们的行为却非常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四川省粮食部门及国民政府

最高当局要及时掌握粮食囤积的实态已非常困难,原因在于:囤积的主体数月一变,各界的观察多来自事后归纳,

极少有专家预判到囤积主体的发展趋势,且这样的预判也未必能够及时传至蒋介石处。就蒋介石稍后的言论和

行为来看,他本人似乎并未充分意识到社会的此种病态及其严重程度。虽然蒋介石原则上支持四川省粮管局采

取“供销分区”等办法进行综合治理,以抑制米价涨风,但他更加倾向于一个简单的逻辑,即“在一县里只须严办几

个有势力的为富不仁之徒,粮食问题自然可以解决的”⑨。如此观念和做法,与各阶层民众广泛参与囤积的客观

现实,存在不小偏差。即便蒋介石可以限制并取缔某个群体的囤积行为,民众的普遍性囤积照旧存在,川省的囤

粮现象恐怕仍难以禁绝。

再退一步讲,当局对于特定群体囤积行为的打压,是否能做到令行禁止,同样存在着相当大的疑问。更何况

在当时的情境下,各县对于“几个有势力的为富不仁之徒”,并非说要“严办”就可以轻易严办得了的。

二ꢃ调查大田主和积谷户

①

《粮食问题谈话会记录》(1940年9月6日),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编《四联总处史料》(下),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第

62页。

②

③

④

⑤

柳建《米价问题》,《国讯旬刊》1940年第253/254期合刊,第18页。

翁之镛《当前粮食问题之剖视》,《中农月刊》1941年第2卷第1期,第22页。

张梁任《四川粮食问题》,重庆振华印书馆1941年版,第48页。

向楚《救济粮食及物价问题以利抗战提供意见用备抉择案》(1940年10月24日),四川省档案馆:民国四川省参议会档案,案卷号:民049-01-

862。

⑥

⑦

⑧

⑨

杨寿标《四川粮价问题》,《中农月刊》1941年第2卷第7期,第9页。

健庐(周开庆)《民国四川大事记》,《四川文献》1970年第92期,第39页。

《半月来米价涨跌原因》,《新新新闻》1940年12月7日,第7版。

蒋介石《粮食管理要点与县长的重大责任》(1940年11月12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7卷,第510页。

186

陈默ꢃ禁囤抑价:1940年蒋介石查禁四川粮食囤积的努力

禁止囤积以平定米价的办法由来已久。1940年春季,四川出现第一次战时米荒后,禁囤便成为川省当局的首

选。3月14日,成都抢米风潮发生后,蒋介石在四川的代理人贺国光便在成都城内实施封仓平粜,即:将囤积米粮

的仓库查封,然后向民众平价售卖所囤之米粮。随着成都城内公开囤积的商户查禁完毕,投机者们在其他地区继

续从事囤积米粮的勾当,导致封仓措施无从深入开展,米价再度上涨①。为平息第二轮涨风,四川省物价平准处

在7月初颁布限价令,同时通告勒令米商出售存米,增派军警查拿囤户,鼓励民众秘密举报囤户②。此次限价令意

外地破坏了粮食供需,导致市面无米供应。当局因忙于调集粮食运销成都,打击囤积的行动未能如计划开展。有

评论认为,“囤积居奇者,在平价过程中,实施封锁。一经开放,价钱抬高了,它们便撤销封锁……囤积居奇者已用

坚壁清野之计,战胜了政府”③。

所以,当1940年8、9月全国粮管局以及四川省粮管局相继成立并开始逐步推行粮食统制时,蒋介石又回到

了打击囤积的老路,相当程度是此前贺国光、四川省物价平准处禁囤工作的卷土重来。针对此前行动的不足,蒋

介石亲自调整禁囤的方案:查禁囤积不再囿于成都一地,须在全川范围内展开;鉴于川省广土众民,此前一百三十

余县的囤积情况尚不得而知,因而需要先从调查入手,查禁囤积的工作将基于调查结果开展。和此前禁囤行动所

针对的商人不同,此次蒋介石将调查的对象确定为川省各县的大田主和积谷户,虽无法解决民众广泛参与囤积的

社会问题,但将囤积的主力军“大地主”作为目标,亦算部分把握住了问题的重心。

具体调查工作由蒋介石亲自部署。早在1940年8月蒋指示制定粮食管理办法时,便要求各县召集各乡镇、

士绅、校长、米商组织“谷米存户调查会”,并设立登记处,“使之自动呈报登记”,迫使粮户不得“隐漏”,并威胁隐瞒

不报者“一经查出充公”④。9月1日,他又制定计划,明确要“严查囤积居奇之富豪”⑤。9月3日,蒋介石电令贺

国光:“速令川省产米各区之专员及县长,每县查报其最大田主与藏谷数量最多之富豪五家至十家,其地名、人名

与大概之数量,限本月十五日以前,一律详报到省勿误”⑥。蒋介石的这个办法,接近一次全省大田主和积谷户的

普查,凡可能隐匿米粮的大地主、大富户,皆预先被视为嫌疑对象记录在案并受到监控。对于当局而言,调查是查

禁囤积的关键一步,如能顺利实施,各县大囤户得以确定,便能作到精准打击;反之,则可能陷入无的放矢的窘境。

对大田主和积谷户来说,此次普查预示着打击囤积的行动将接踵而至,自会竭力规避、抵制甚至反抗。这导

致调查工作一开始便出师不利。到了蒋介石规定的1940年9月15日之限期,各地并未呈报调查结果。蒋介石对

此“殊堪痛愤”,向贺国光下达指令,规定新的最后期限为10月20日,届时“办理无成绩”或对此项调查工作“表示

怀疑犹豫而奉行不力”的县长乃至专员都应予以撤职甚至以抗命问罪。因为在蒋介石看来,各县县长乃至保甲长

都是“有余粮之人”,故其“上下串通,一致隐匿不报”;他还认为川省当局对此督导不够,命令“省府立下决心,彻底

痛惩”,嘱咐贺国光“此事万勿以寻常视之,切盼负责办成”⑦。

此后一个月间,川省大多数区县仍迟迟没有呈交各县地主、富户的“地名、人名与大概之数”。调查工作踯躅

不前,倒未必缘于蒋介石所认为的“上下串通”。1940年10月14日,四川省粮管局局长嵇祖佑解释道:“各县县长

囿于一隅之见,率多偏重地方情感,对于所颁命令规章阳奉阴违,并未贯彻执行,犹复取巧搪塞振振有词,以为卸

责推诿,驯至因循敷衍相习成风。”事实上,县长们自身未必囤粮,只是惮于得罪当地富户,不敢将实情呈报。至于

蒋介石所批评的川省当局督导不够,嵇祖佑亦未回避责任,他主持的四川省粮管局根本无力推动各项工作的开

展,各种压力之下,他主动向蒋介石呈请辞职⑧。到了10月20日这个新的规定期限,各县依然没有呈报调查结

果。此时的蒋介石已有些无奈,只得于10月22日再次电询贺国光⑨。贺国光在10月25日回复称:“查报存谷大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陈默《米荒、米潮二重奏:1940年成都的粮食危机》,《抗日战争研究》2019年第2期,第50ꢉ67页。

《贺秘书长昨谈平抑米价》,《新新新闻》1940年7月12日,第7版。

《米价开放以后》,《新新新闻》1940年9月19日,第3版。

《蒋中正电示张群各省县粮食管理及收购谷米办法》(1940年8月3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档号002-010300-00037-002。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9月1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

《蒋中正电贺国光令各产米区专员及县长查报最大米主富豪与藏谷者》(1940年9月3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档号002-

10300-00038-010。

《蒋中正电贺国光转令各行政区专员县长实施粮食管理有奉行不力者撤职论罪》(1940年9月27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

⑦

档号002-010300-00038-049。

⑧

⑨

《嵇祖佑签呈准予开去本兼各职》(1940年10月14日),四川省档案馆:民国四川省人事处档案,案卷号:民042-02-2704。

《蒋中正电贺国光查复前令四川省府调查各乡镇存谷大户情形》(1940年10月22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档号002-

10300-00039-048。

18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户,共七十八县,其余未报各县已经电催,俟报齐汇呈”①。相对四川省137个县的总量来说,占比仅56.9%,完成

度确实不高。

940年11月初,蒋介石决意派张群接替他本人担任四川省主席,并拟“追问各县大田主与囤米户”,继续推动

调查工作进行下去②。他于11月12日在重庆对来渝参加粮食会议的各县市长发表讲话,鼓励他们“一定要查出

储粮最多的地主与大户,每县五家或十家……十天之内,一定要把这个名册直接地呈报上来”,不可“仍旧避开藏

粮最多与最有势力的大户不报”,若地方官员“包庇贪污,畏惧强梁,还配说革命抗战吗”③? 蒋介石对张群表达了

他对川省各县县长的强烈不满,但又不得不将呈交调查结果的截止日期推迟至11月30日,宣称:“前令省府每县

查明其各县最大地主与最多积谷之户五家至十家,至今时逾一月,尚未呈报,尤以成都城内以及第一区各县长对

于此事更为怠忽,务令于本月内限期呈报到渝,如有阳奉阴违,或其所报不实,则必治该县长以贪污欺蒙重罪勿

贷”④。在收到张群的回复之前,蒋介石甚至开始越级追问各个县长。11月24日,蒋介石给陈布雷发出手令,限

重庆附近的县长直接将“各县积米大户五人至十人”于该月26日之前直接报送侍从室,“否则以违令论处”⑤。

张群对于蒋介石的迫切心情体会甚深,他上任后即加大了催逼所属各县呈报的力度。四川省粮管局在1940

年11月27日转发省政府催问的电报后,指示各县注意“查考该市县土地陈报册、积谷捐册、粮册及过去囤粮捐

册”,并要求从这些数据中将“凡收谷在五百市石以上之粮户于本月卅日以前具报”⑥。依照这样的办法,似乎可以

更直接定位隐匿的地主和大户。但是,11月30日,张群的回电却表明调查情况仍不乐观:松潘等6个县并不出产

谷米,而“成都、自贡两市住户,其田产多在市区以外,调查较需时日”;已完成统计的95个县,其报告“已先行汇册

航呈”,但仍有36个市县“或尚未报到,或所报不合,已电饬令另报”⑦。蒋介石规定的第三次截止呈报期限,实际

上已失效。

延至1940年12月10日,陈布雷终于将四川省等处传来的各县报告汇总,向蒋介石作了初步汇报,但仍有成

都、自贡2市和27个县未能呈交合乎规定的报告。陈布雷对此十分痛心,称此次调查,“多数县长,尚能遵照钧

谕,破除情面,认真查报,但亦有一部分县长存心敷衍,对于豪绅大户,大抵避开不报,而所报数字又皆笼统平均,

甚或不遵命令、规定之指示,显系畏难隐瞒”⑧。蒋介石对此结果亦难接受,除了给调查情况较优的17个县县长嘉

奖记功两次外,对于“呈报不合、成绩最劣”的10县县长予以撤职或记过两次处分,对于尚未遵令具报的20余县,

要求省府据实查明后,再行决定是否惩罚⑨。自1940年3月以来,四川省打击囤积的行动从未中断,到该年9月

之后,蒋介石更是亲自部署了针对囤户的普查,但过程及成效已如上述,实在谈不上理想。

蒋介石亲自督导对大田主和积谷户的调查,意在通过打击各地囤粮最多的豪富以平抑米粮价格,却未能达到

预期目的。这既受到川省基层社会权力关系的制约(各县政府惮于得罪地方豪富),又存在技术上的不足(各县既

存簿册未必齐全可靠),还与地主们的“巧妙”逃避有关。在1940年12月,蒋介石发现,竟有地主将粮食存于佃户

家中躲避调查的情况ꢈꢇꢆ,致使查禁四川囤积米粮的努力陷入困境:不仅各地的潜在囤户无法锁定,而且接下来的

打击行动也因失去目标而难以展开。

①

②

③

《贺国光复蒋中正查各县存谷大户》(1940年10月25日),台北“国史馆”:国民政府档案,档号001-087000-00002-002。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11月10日。

蒋介石《粮食管理要点与县长的重大责任》(1940年11月12日),秦孝仪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7卷“演讲”,第507ꢉ508、510

页。

④

⑤

⑥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手令张群为前令查明各县最大地主与最多积谷之户至今未报限令呈报》(1940年11月14日),台北“国史馆”:国

民政府档案,档号001-016142-00021-013。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手令电催四川省各县长遵循粮食管理要点速报地主与积谷户》(1940年11月24日),台北“国史馆”:国民政府档

案,档号001-087000-00002-004。

《四川省粮食管理局代电转饬各县局遵照查考五百石之家于本月卅日前具报由》(1940年11月27日),四川省档案馆:民国四川省粮政局档

案,案卷号:民092-01-1537。

⑦

⑧

《张群复查各市县查报大田主及藏谷最多富豪一案》(1940年11月30日),台北“国史馆”:国民政府档案,档号001-087000-00002-002。

《陈布雷呈蒋中正为四川省各县大户每年收粮或田亩总表情况》(1940年11月30日),台北“国史馆”:国民政府档案,档号001-087000-

0002-005。

《川省各县调查囤粮大户蒋委员长分令奖惩》,重庆《大公报》1940年12月24日,第1张第2版。

ꢆꢇꢈ《蒋中正电张群为调查粮食应注重地主存于佃户处粮食并奖励密告者》(1940年12月11日),台北“国史馆”:国民政府档案,档号001-

87000-00003-002。

⑨

188

陈默ꢃ禁囤抑价:1940年蒋介石查禁四川粮食囤积的努力

虽然蒋介石未能有效解决大田主和积谷户囤积米粮的问题,但处置另一个参与囤积的特殊群体,即参与囤积

的官员,对他而言似乎要相对容易一些。蒋介石确实也惩处了个别囤积的官员,以至于后世一些研究者把打击官

员囤积视为其查禁囤积的一个成就①,但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

三ꢃ打击官员囤积与处决杨全宇

自1940年春天米荒初起之时起,便有不少官员营私舞弊,暗中囤购米粮牟利。虽然当年7月16日国民党中

央已经饬令“严禁中央及地方公务人员经营商业及投机囤积居奇”②,但仍有官员置若罔闻。社会舆论沸沸扬扬,

民间抗议之声不少。蒋介石本就痛恨官员囤积,此刻为平息民愤,更是将注意力转移到检举和惩罚官员们的不轨

之举,但打击囤官并不比调查囤户容易。

各级官员参与囤积,在抗战时期并不鲜见,但就四川而言,其中部分“囤官”在川省敏感的政治环境中则格外

特殊。全面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西迁陪都重庆,虽大大加快了四川的“中央化”进程,但当地有实力的军政人物对

于国民政府时常掣肘,甚至尝试过武力威胁,因此,在1940年前后,蒋介石在四川的地位并不稳固③。强势的川省

地方军政人员,或身居高位,或扶植代理人从政,而他们及其代理人又多热衷于囤积粮食。唐纵、徐永昌、王子壮

对此均有深切的认识,判断所谓的“军阀”是操纵粮价的黑手,王子壮甚至认为“军阀”囤粮有“密拆政府之台”的用

意④。这一状况,让三令五申禁止囤积的国民政府和蒋介石陷入两难境地:打击他们,可能激化矛盾,因而投鼠忌

器;而放过他们,又难抑囤风,难平米价。

两难之中,蒋介石采取了相对稳健的策略。

一方面,蒋介石表现出绝不姑息的态度。1940年7月下旬,爆出四川省物价平准处某些负责官员暗中囤积的

新闻,而省平准处处长嵇祖佑恰是刘湘的旧班底、四川政坛颇有根柢的人物。消息传到重庆,政界哗然。唐纵在

日记中记道:“委座曾令省政府组织物价平准处,稳定价格。孰知评价之人,即系操纵之人”⑤。蒋介石在7月24

日给黄季陆的电报中明确指示,“对于党政军人之有囤积者,更应彻查密呈”,并要求四川省党部组织各地士绅、读

书人和学生参加调查,“先使社会成为一种公论,而使有力富豪党政军人员不敢囤积居奇与袖手旁观也”⑥。7月

9日,蒋介石复训示贺国光:“物价平准处又率皆敷衍塞责,不能切实执行评价任务。甚或闻蓉市物价平准处各负

责人员,竟为当地多数著名之囤户……平价处尤须严加整顿,不容有丝毫弊端存在。”⑦

另一方面,蒋介石尽量回避与地方实力人物爆发冲突。1940年8月14日,他手令四川省政府,要求将军事委

员会与行政院“取缔各地殷实富户及一般公务人员囤粮居奇”的布告“分发各县市张贴”⑧。此处的“一般公务人

员”,显然与川省的“强人”存在着区隔。嵇祖佑的四川省物价平准处在8月16日一口否认了负责官员参与囤积

的指控,“至于职处各负责人员为当地多数著名之囤户,究系何人,百思未解,拟请转恳明予指示”⑨。蒋介石对此

亦未再追究,此事遂不了了之。

尴尬的是,蒋介石在四川的代理人、负责调查四川省物价平准处的贺国光,随后卷入了涉嫌囤积米粮的漩涡,

蒋介石不得不对他予以申斥。蒋介石于1940年9月26日致电贺国光,在抱怨了其打击囤积不力之后,更言辞严

厉地质问他:“此时如不拿出良心彻底究办几个贪污与富豪,不仅无以对人民与中央,而且兄等之信用与名誉以及

个人之生命恐将不保,外间纷纷传说兄之同乡亲友,亦有此种囤积舞弊在内,故兄不敢彻查,究竟如何,希即详

①

参见:陆大钺《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粮食问题及国民党政府的战时粮食政策》,《民国档案》1989年第4期,第102页;罗玉明、李勇《抗战时期国

民政府的粮食统制政策述论》,《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132页。

②

③

④

《饬知严禁中央及地方公务人员经商投机囤积居奇》(1940年7月16日),《中央党务公报》1940年第2卷第29期,第13页。

参见:黄天华《四川政潮与蒋介石的因应(1937ꢉ1940)》,《历史研究》2017年第2期,第88ꢉ106页。

参见: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1940年7月24日、9月10日,第144、156页;《徐永昌日记》第

册,1940年7月11日,第364页;《王子壮日记》第6册(手稿本),1940年11月8日,第313页。

⑤

⑥

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1940年7月24日,第144页。

《蒋中正电示黄季陆筹备粮管局宣传并切商查缉囤积与发动驿站运输》(1940年7月24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档号002-

10300-00036-040。

⑦

⑧

⑨

《蒋中正致贺国光快邮代电》(1940年7月29日),李竹溪等编《近代四川物价史料》,第288页。

《川省粮价高涨军民交困》(1940年8月),李竹溪等编《近代四川物价史料》,第291页。

《四川省政府第一科签条》(1940年8月16日),李竹溪等编《近代四川物价史料》,第288页。

18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报”①。至于贺国光的亲戚参与囤积一说,实事出有因。成都坊间传说,该市的平价米销售处处长姓贺,系贺国光

侄子,此人以次充好,贪污米粮②。贺国光自辩称,此纯属误会。因7、8月间实施食米限价,导致城内无米,他特意

从城外购入食米,低价出售给平民,乃是“不惜买贵卖贱,作亏本生意”,而民众不明真相,将其购米行为理解为囤

积居奇。他致电蒋介石称:“原不愿专任省政,既为钧座效力,冀能分劳分怨,今谣言四起,有口难辩,敢请派人彻

查,如发现分毫不轨,请以军法从事。”③贺国光此次涉嫌囤积之事,本值得玩味,其舞弊之事亦恐系子虚乌有。但

谣言之起,确与当地的权势人物有关。中共川康特委的报告,就明言这是川军将领所为④。

打击官员囤积,与此时微妙的中央、地方关系相互牵连,变得相当难以处置。官员囤积米粮的行为,因之屡禁

不止。一些并无深厚背景的官员,也参与其中。1940年9月30日,全川保安司令刘兆藜承认:“非特一般奸商囤

积居奇,甚至公务人员亦有此种贪渎行为者,妨碍民生,影响抗战”⑤。11月25日,《新新新闻》的评论文章称:日

前成都米价狂涨,“确为少数败类公务人员,假借机关名义,藉公营私所造成”,并指斥道:“国家之败,由于官邪

…

…是否仍然是刑不上大夫,负责的当局当然更是比较我们明白”⑥。12月前后,四川的米价高企,而打击“囤官”

的行动亦未能如愿推进。对于蒋介石来说,若再不能有效地取缔囤积,尤其是禁止官员们的囤积,沸腾的民怨恐

将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

曾昭抡对此作了分析,指出成都米荒引发“一班市民对于少数人的怨咒”,以致“报纸上的社论和短评,也竭力

主张‘借头政策’! 甚至这个头应该向谁去借,字里行间,都可以按图而索”⑦! 时任四川省民政厅厅长的胡次威回

忆称:此时四川粮价频涨,人心不安,甚至有报纸刊出《借人头平粮价》的社论⑧。在时势推动之下,蒋介石亟需破

获一个“官囤”大案,以正视听,以平民愤。1940年12月4日,蒋介石称,“余粮囤积不售者,应先从官方舞弊者开

始”;12月8日,他再次强调,要“限期侦捕囤积之官吏”⑨。这时,成都市前市长杨全宇囤购小麦的案件正好出现,

遂为蒋介石所利用。

杨全宇,四川西充人,曾任四川省教育厅长等职,1938年8月担任成都市长,至1940年9月杨全宇解除职务

后,赴重庆听候另用,在新成立的大川银行任挂名董事长,并利用在银行工作的朋友欧书元的关系,购得小麦数百

石,以求获得利益,但数月后被人举报,东窗事发ꢇꢆꢈ。据军事委员会的布告称,“兹查有前成都市长杨全宇,身任地

方高级官吏,亦竟不顾抗战大局与后方民食,于本年九月在职期间,勾串大川银行渝分行经理欧书元、合川万福臻

粮行经理李佐臣,冒用福民面总厂名义,购囤小麦,达数百石之多……将该杨全宇处以死刑”ꢇꢆꢌ。在蒋介石的干预

下,军事委员会在1940年12月底依照战时军律将其枪决。

对于蒋介石来说,杨全宇是一个最为“合适”的枪毙对象。因为此时的他已无靠山可以凭恃,且与各方势力交

恶。杨全宇虽然是老资格的国民党员,但却是改组派出身,当年出任四川省教育厅厅长一职系由汪精卫推荐ꢆꢇꢍ,

而1940年的汪系身份人物正处于尴尬之中。杨全宇在四川的支持者乃同乡王缵绪ꢇꢆꢑ,可王缵绪恰与其他川省将

①

《蒋中正电诫贺国光彻查崇宁县溢收一千石米粮下落并查抄成都囤积行户》(1940年9月26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档号

02-010300-00038-046。

②

③

④

杨泽本《前成都市长杨全宇被杀始末》,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成都文史资料》第29辑,成都出版社1996年版,第372页。

王聿均访问、张朋园纪录《贺国光先生访问纪录》,《口述历史》(台北)第7期(1996年6月30日),第42页。

《程子健在延安给中央的报告———一年来川康政治形势与党的工作》(1941年8月29日),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印《四川革命历史文

件汇集(特委、省委文件)(一九四〇年ꢉ一九四七年)》甲12册,1989年印行,第513页。

《公务员也在囤积》,《新新新闻》1940年9月30日,第8版。

⑤

⑥

⑦

⑧

⑨

掌子《操纵米价公务员是谁?》,《新新新闻》1940年11月25日,第8版。

曾昭抡等《滇康道上:滇康旅行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57页。

胡次威、杜岷英《蒋介石枪毙杨全宇》,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编《海上春秋》,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161页。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12月4日、12月8日。

ꢆꢇꢈ关于杨全宇案件本身,可参见:王超然《抗战时期中央控制地方之再思:以蒋中正对杨全宇、吴肇章囤积案的处理为例》,《“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集刊》(台北)第89期(2015年9月),第141ꢉ143页。

ꢆꢇꢌ《奉委员长电令通令所属为处囤积居奇之杨全宇以死刑并布告周知以昭炯戒一案令仰遵照由》(1940年12月28日),《四川省政府公报》

941年第3期,第16页。

ꢆꢇꢍ邓汉祥《四川省政府及重庆行营成立的经过》,政协全国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63年版,第118

页。

ꢆꢇꢑ《川康特委报告书———一九三七至一九四〇年七月》(1940年8月20日),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印《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特委、省

委文件)(一九四〇年ꢉ一九四七年)》甲12册,第198页。

190

陈默ꢃ禁囤抑价:1940年蒋介石查禁四川粮食囤积的努力

领不同,态度亲近蒋介石,不敢反对其决定,且身在前线,也无法替其缓颊。此前四川省物价平准处发生弊案,杨

全宇毫不含糊地指控该处“承办人员,复有上下其手。违法舞弊之事,商民交病,怨讟四起”①,自然导致嵇祖佑及

相关地方人物对他的仇视。此外,坊间还盛传杨全宇与代表中央的贺国光关系紧张,多次顶撞后者,以致有人怀

疑此次他囤麦事发,便是贺国光所设圈套②。除掉这样一个无人保护、四处树敌的高官,政治上的风险极小,而舆

论上的收益甚大,蒋介石的苦心孤诣由此可见一斑。

以死刑加诸杨全宇,的确量刑过重,以致一些人士对此表示不安和惋惜。杨全宇囤粮数量不算巨大,且所囤

小麦并非食米,加之其囤粮之时已非现任官员(与布告所言不同)。据说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就认为,对杨判决死

刑,于法于理皆有不合③。张澜还为杨撰写了挽联:“诸大夫皆曰可杀,微斯人吾谁与归”④。农本局局长何廉在得

知杨被处决的消息后认为,“即使他罪有应得,也应当按正当的法律手续处理”⑤。

但是,蒋介石的“借头”手段还是收到了一定的震慑效果。政府内部一些人认为,这有助于遏止囤积之风。经

济部长翁文灏就认为,此举可能会震慑囤户,“不知其他囤积者反响如何”⑥?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王子壮则颇为

振奋:“中央既决定严办,则此辈民蠹应逐一执诸法网……以此精神,继续严办,物价自当日趋于平。民生或可稍

苏。”⑦行政院参事陈克文私下虽认为杨全宇可能是牺牲品,“他囤的麦子虽不过三百石”,但“处死的作用却是不小

的”⑧。

舆论界也不乏叫好的声音,粮食危机甚至随之得到片刻纾解。《革命日报》声称,“杨全宇处死刑后,一般囤积

者大起恐慌,纷纷抛售”⑨。作者“秋凡”观察道:“杨全宇伏法后,粮食与物价已显得相当平稳:不低落亦不继续上

涨。”ꢆꢇꢈ《东南日报》还专门刊登讽刺文章,称杨全宇可以去地狱接着当市长ꢌꢇꢆ。农业经济学家李紫翔评论说,“最近

杨全宇的正法,自然可以予囤积居奇者一警告”,并期待征购囤户的粮食与惩办囤户并举,“粮食以及一般物价问

题的解决,是颇易收到效果的”ꢇꢆꢍ。

不过,枪毙一个卸任市长,所能起到的震慑作用毕竟无法持久。从事囤积的官员们与他们背后的势力偃旗息

鼓片刻后,便会故态复萌。1940年11月8日,经济学家林兆波便撰文称:相较于商人和小资产阶级,此时“真正大

量积谷者多为有关系机关之‘奸官’,他们利用其特殊地位,大批收买,把市价抬高”,甚至“他们还利用这种取缔积

谷的法令,去勒迫商人和小资产阶级出售其囤积,俾免以后在市场上竞争价格,以妨碍他们的暴富计划”ꢇꢆꢑ。而且,

“借头”或可以平息民愤,但无法长期遏制粮食涨风。随着粮价复涨,批评的声音也悄然出现。贺国光就暗地里抱

怨粮价涨得更快ꢆꢇꢒ。全国粮食管理局副局长何北衡也说,“蒋介石杀杨全宇的头并没有起到作用,粮食情况照样

一天比一天糟”ꢆꢇꢓ。

与几经延宕的大田主、积谷户普查相比,蒋介石打击官员囤积的行动,因杨全宇被处决,总算略有小成。然

而,明眼人都看得出,这样的“借头”和真正禁绝官员囤积,进而打击其背后的地方势力之间,尚存在非常大的距

离。进入1941年,囤积之风方兴未艾,当局对于数量众多的潜在大囤户迄无办法应对,川省囤积粮食的问题始终

未能解决。国民政府对于囤积居奇行为的重拳出击,要到1941年5月《非常时期违反粮食管理治罪暂行条例》颁

①

②

杨蔚、陈敬先《成都之米市与米价》,《经济汇报》1940年第2卷第10期,第1189页。

高少儒《1940年成都米荒案纪实》,成都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成都文史资料选编:蓉城杂俎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63页。

按:杨全宇的女儿,在建国后也坚持这种说法。参见:《艾芜全集》第16卷《日记》1951年1月3日,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0页。

高兴亚《蒋介石杀杨、杨、程实况》,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0页。

张澜《挽杨全宇》(1940年12月),谢增寿等编《张澜文集》上(1911ꢉ1946),群言出版社2013年版,第161页。

《何廉回忆录》,朱佑慈等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78页。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李学通等整理《翁文灏日记》,1940年12月23日,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81页。

《王子壮日记》(手稿本)第6册,1940年12月23日,第358页。

陈方正编校《陈克文日记(1937ꢉ1952)》上册,1940年12月23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版,第691页。

《杨全宇殷鉴囤积者恐慌》,《革命日报》1940年12月25日,第2版。

ꢆꢇꢈ秋凡《论管理食粮与平抑物价》,《力行月刊》1940年第3卷第1/2期合刊,第5页。

ꢆꢇꢌ何奏《吊杨全宇》,《东南日报》1941年1月6日,第4版。

ꢆꢇꢍ李紫翔《如何解决四川的粮食问题》,《时事类编特刊》1941年第62期,第47页。

ꢆꢇꢑ林兆波《当前后方粮食问题之商榷》,《经济商业期刊》1941年第1期,第42页。

ꢆꢇꢒ胡次威、杜岷英《蒋介石枪毙杨全宇》,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编《海上春秋》,第161ꢉ162页。

ꢆꢇꢓ杨泽本《前成都市长杨全宇被杀始末》,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第374页。

19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布之后,才体现出力度①。

四ꢃ关于瓦解米粮囤积基础的讨论与田赋征实的落地

至1940年年底,蒋介石查禁四川囤积米粮的努力,虽取得了部分进展,但距离其预设的目标还有很长一段路

要走。其原因在于:当局未能及时感知到囤积主体的扩大,低估社会不同群体囤积粮食的狂热情绪;关于各县大

田主、积谷户的调查,受制于多种因素,相当数量的县份执行不力,普查未能如期完成;取缔官员囤积的行动,困于

国民政府与川省特殊的关系,只是揪出了一个已没有实权、囤积数额不甚巨大的卸任官员。上述种种问题,体现

出战时国民党政权应对危机能力的缺陷。如果国民党政权应对危机时这样的缺陷少一些,蒋介石查禁四川粮食

囤积的努力,或许会是另一种结果。

战时国民党政权应对危机能力的缺陷,主要表现为其反应速度、治理水平、控制能力等方面的不足。国民政

府不仅是对于米粮囤积恶化程度的判断,滞后于囤积的实际发展,其关于囤户的调查和取缔官员囤积的进度,也

远远跟不上米荒的蔓延速度。综观国民政府在1940年应对粮食危机的举措,总是缓慢而低效,导致公众极大的

不满,希望政府的动作“雷厉风行”,“恐怕一迟再迟”②。反应速度迟缓,是国家治理水平低下的一大表现。而国家

治理水平的低下,更体现在国家治理缺乏规划上。全面抗战爆发已达数年,各县的粮食调查报告和防止官员囤积

的措施始终阙如,乃至国家对于整个粮食管理工作仍未进行周密计划,危机来临时自然就只剩招架之功了。经济

学家粟寄沧就直言,“假如我们于抗战初起之时,即对全国粮食的运输与配销加以相当的管理,则今日的粮食问题

当不致发生,即令发生也不会像现在这样严重”③。国民党政权控制能力的薄弱,既在于各县政府无法深入基层

社会,又在于中央政府面对地方实力派时的弱势,这是“半集中主义”的国民党政权的典型特征④,而此特征恰制

约了其治理水平和反应速度的提升。

当时朝野内外对于上述国民党政权的痼疾已有一定了解,不过,时人并未将其视为蒋介石禁囤抑价遭遇挫折

的主要原因。更多人认为蒋介石的努力之所以成效不彰,缘于他的措施如同杯水车薪,未能从根本上瓦解囤积居

奇的基础。这样的看法或许有一定道理。民国缺乏政府监管、基本依赖市场的自由经济体制,在战时相当程度上

成为囤积居奇的温床,商人、地主、不法官员乃至一切有产者正是利用这套体制的漏洞参与囤积。基于此种现实,

朝野内外不少人士转而主张从经济体制改革着手,以釜底抽薪的方式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们主张,欲制止囤积

居奇,需要限制有产者的利益,变更租佃方式和土地制度,甚至改变土地所有制结构,将土地收归到国家手里。质

言之,推行经济体制改革,才可能摧垮囤积米粮的基础,解决粮食问题。

且不说中共及左翼人士“积极扶植雇农、佃农和自耕农,孤立农村囤积粮食的大户地主”的呼吁⑤,相对中立

的专家、学者也强调须打破地主对粮食的占有。比如1940年11月,农学家施中一就批评“从表面上取缔囤积,禁

止操纵”的做法,建议“从社会经济诸关系去着眼”,其“第一步必须实行金融和地租的统制”,改实物地租为货币地

租,即“佃农改以现金纳租”,以杜绝地主掌控米粮的现象⑥。1941年1月,经济学家翁之镛的意见则与之相似,但

步子迈得更大,认为保障米粮的供应,“必先改革现行租田制度,舍此实无善法”,因为“内地租谷制度,仍极流行,

实为封建经济依存之屏障,更为商业经济发展之阻力。谷入地主之手,大减流通之量”,他倡议“租佃制度由谷租

而改为钱租”,甚至考虑推行“由公家代向佃户收谷,易钱代缴地主以应得之租金”,这样“谷已入公家之手。且握

巨量可资使用”⑦。稍后,中华职教社成员王达三更直接提出“改善土地所有与使用关系”的主张,因为“四川地权

集中,远胜各省”,而“粮食集中地主,供需关系辄易受其操纵”,“今后为调整粮食之供需关系,对此面第一步应行

改善租佃制度,使粮食不太集中,第二步应实行创制自耕农,使耕者必有其田,俾免利弃于地之弊”⑧。

国民政府内部也不乏激进的意见。立法院院长孙科于1940年11月30日在立法院发表演说,倡议贯彻“总理

的民生主义经济政策”,由国家掌握粮食甚至土地,即农民将地租“不要直接交地主,都缴到国家收谷机关”,“地主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顾寿恩《战时粮价问题》,国民图书出版社1942年版,第47页。

掌子《可恶的囤户》,《新新新闻》1940年12月7日,第8版。

粟寄沧《论战时粮食管理政策》,《行政与训练》1941年第1卷第2期,第42页。

关于“半集中主义”,参见:李怀印《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ꢉ1949)》,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292ꢉ298页。

《如何解决粮食问题》,《新华日报》1940年12月14日,第1版。

施中一《川西的米价与粮食管理》,《国讯旬刊》1940年第253/254期合刊,第19页。

翁之镛《当前粮食问题之剖视》,《中农月刊》1941年第2卷第1期,第22页。

王达三《四川粮食问题的剖视》,《国讯旬刊》1941年第259期,第11页。

192

陈默ꢃ禁囤抑价:1940年蒋介石查禁四川粮食囤积的努力

向国家索租时,国家给他一半现钱,其余一半,给他建国蓄储券”,禁止私人售卖粮食,“使由土地所产生的余财,动

员起来,转移到国家手里”,“建设国家之费,除羊毛出在羊身上,由地主阶级以及一切有钱的人负担外,别无他

法”①。孙科的观点,事实上已涉及到基本经济制度。一般被认为是国民党内政治倾向偏右的唐纵,也提出欲查禁

囤积,须从经济体制改革下手的主张。1940年8月22日,唐纵认为商人囤积居奇屡禁不止,缘于“政府没有把对

资产阶级的依赖性拔除”;9月10日,唐纵抱怨粮食管理部门没有明确查封地主的存粮,是他们打算“利用这般地

方上的土豪”,并沉痛地指出,“我们的政策,依然放在资本家、地主、土豪劣绅基础上,米荒的基本原因,是无法解

消的”;12月5日,在听了孙科的演说后,唐纵更是大加称赞:“平均地权,把土地渐渐归诸国有,国家变为大地主,

还怕没有钱用么?”②

令人费解的是,虽然朝野几乎一致赞成动一动“地主阶级以及一切有钱的人”的蛋糕,连蒋介石本人也赞同孙

科的倡议③,但国民政府的实际操作却是与经济体制改革绕道而行,属于唐纵所说“仅在技术上用工夫”之范畴④。

至1940年底,蒋介石本人主导的查禁囤积粮食的行动,仍停留于借助行政命令尝试修修补补,其采取的措施虽较

过去有所强化,但事实上始终没有回应调整经济体制的呼吁。国民政府终究没有真正地尝试“平均地权”,虽然时

人均断定孙中山的这条遗教可能有助于解决迫在眉睫的粮食问题。

宣扬却无法落实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回避“平均地权”的经济体制改革,恐怕是此间国民党政权统治的底层

逻辑。这样的逻辑相当程度上源自国民党政权战时窘迫的财政状况。如美国学者西达· 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所说,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国民政府主要依赖“容易征收的城市财政收入”,但“迁都到重庆后,由于失去了

可以征税的大城市,国民政府转而寻求应急手段”,其中之一便是“通过地方士绅间接地从西南地区的乡村经济榨

取税收”⑤。此处的税收,其主体部分来自与田赋相关的各种税捐。既然财源上须借助乡村社会有产者的力量,那

么自然不能轻易动摇后者赖以生存的经济体制。

国民党政权政治上的困窘,同样是此种统治逻辑的肇因。如前所述,迁至重庆的国民政府,时刻受到四川地

方势力的威胁。而这些地方势力在经济上拥有特权,势必排斥经济制度的改革。1940年前后,国民政府在盐、煤、

糖等行业甫试行生产统制,立刻遭致其强烈抵制,刘文辉讥其为经济独霸政策,是在破坏西南经济⑥。蒋介石和

国民政府因担心地方势力的反弹会威胁到其统治,会潜意识地回避可能影响其政治安全的做法。

不过,受制于此种逻辑的小修小补,在实践中确实受挫,预示着国民政府不得不尝试存在风险的经济体制改

革。进入1941年后,经过半年的摸索,国民政府在春夏之交确定实施田赋征实这一相对温和而有效的改革路线。

田赋征实,从表面上看是农业税征收方式的调整,尚未涉及租佃方式、土地制度的更动,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经济

体制改革,但国民党仍将其定义为“奠立民生主义经济制度之初基”⑦。且从实效来看,田赋征实在一定程度上起

到了类似经济体制改革的作用,即土地虽然没有收归国有,但国家实实在在地掌握了土地产出的粮食。

941年7月之后,四川等省开始实施田赋改征实物政策,经济体制调整的成效开始显现,囤积粮食的基础渐

渐瓦解。12月,广东省主席李汉魂认为,政府通过实物税掌握大量粮食后,“可随时出其所有调剂盈虚,供应市场,

平抑粮价,而藏匿竞购操纵之风,可戢止”⑧。与此同时,经济学家冯大椿也直言此前政府无法遏止囤积米粮,原因

在于“政府不能把握大量粮食”,而改征实物后,“一方面减少地主和农民积藏余粮的数量,他方面遇有囤积居奇使

粮价上涨的时候,政府便可推出大量粮食,实行公卖。调节市场,使粮价稳定”⑨。粮食部于1943年9月在国民参

政会上的报告亦印证了上述观点,明言田赋征实的作用之一,在于“使粮食之囤积居奇、投机操纵逐渐绝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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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孙科《粮食问题与抗战建国》(1940年11月30日在立法院演讲),《政声月刊》1941年第2卷第5/6/7期合刊,第41ꢉ45页。

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1940年8月22日、9月10日、12月5日,第150、156、179ꢉ180页。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12月10日。

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1940年12月19日,第181页。

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02ꢉ303页。

《川康特委报告书———一九三七至一九四〇年七月》(1940年8月20日),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印《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特委、省

委文件)(一九四〇年ꢉ一九四七年)》甲12册,第205ꢉ207页。

⑦

⑧

⑨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五届八中全会宣言》,《政训月刊》1941年第3期,第57页。

李汉魂《田赋改征实物的理论与实际》,《行政干部》1941年第2卷第7/8期合刊,第5页。

冯大椿《田赋征实与稳定粮价》,《行政干部》1941年第2卷第7/8期合刊,第19页。

19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略为平稳”①。

从结果来看,朝野之间对于蒋介石禁囤抑价的批评自有其道理,田赋征实等手段亦更有助于瓦解囤积居奇的

基础。然而,不能以此全部否定蒋介石试图查禁四川米粮囤积的意义。稍加梳理自1940年3月大后方粮食问题

爆发以来国民政府持续应对的经过,可以发现禁囤抑价与最初的封仓平粜、7月的强制限价以及9月之后的分区

供销颇为类似,其本身皆可能是遏止米荒的良法,却都受累于战时国民党政权应对危机能力的缺陷,最终未能奏

功。另外,换个角度来说,国民政府为管理米粮所进行的全部努力和所有尝试,皆是在不断“试错”中探索解决之

道的过程。蒋介石禁囤抑价的实践,为1941年后的粮食管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并非徒劳无获。

ChiangKai-shekꢃsEfforttoSuppresstheFoodHoardingofSichuanin1940

ChenMo

SchoolofHistoryꢀSichuan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65ꢀChina

AbstractInordertocontrolthericepriceinSichuanꢀChiangKai-shekledaseriesofactionstosuppress

thefoodhoardingwhiletheprovincialgovernmentenhanceditsfoodmanagementafterJulyꢀ1940 The

mainbodyofricehoardinginSichuanhadbeenexpandedfrombusinessmentomultiplesocialgroupsꢀand

individualsofdistinctiveclassesstoredricefortheirdifferentpurposesThusthecompleteprohibitionof

foodhoardingseemedtobeatoughtask OnonehandꢀChiangstartedaninvestigationonpotentialfood

hoardersofthosecountiesinSichuanꢀasapreparationofhisnextmoveOntheotherhandꢀhelaunched

aconstantprobeonthesuspectofficialswhomightgetinvolvedinthehoardingꢀandexecutedthedefense-

lessformermayorofChengduꢀYangQuanyuꢀthehoarderofwheatꢀastocomforttheangrymass

Chiangꢊsinvestigationonfoodhoardersmadeprogressataslowpaceduetotheboycottfromlandowners

andthepoorefficiencyoflocaladministrationsꢀatthesametimehisprobeonthesuspectofficialsgotrath-

ersensitivebecauseofthedelicaterelationsbetweenthecentralgovernmentandSichuancliquesTheset-

backofChiangꢊsattemptsresultedfromKuomintangregimeꢊsweaknessinresponsespeedꢀgovernance

levelandsocialcontrolPeopleinandoutofthegovernmentdidnotappreciateChiangꢊseffortsandthey

urgedareformationofeconomicsystemtoeliminatethefoundationofthathoardingLaterꢀastheconse-

quenceofthatdiscussionꢀlandtaxcollectinkindpolicyhauledthefoodhoardingtosomeextentpeopleꢊs

criticismofChiangꢊsactionsshouldnotbeconsideredastheproperevaluationofhiseffortstosuppressthe

foodhoarding

KeywordssuppressthefoodhoardingꢋChiangKai-shekꢋSichuanꢋ1940ꢋcentral-Sichuanrelations

[责任编辑:凌兴珍]

①

《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二次大会粮食部报告》(1943年9月),刘楠楠选辑《国民参政会历次大会之粮食部工作报告选编(上)》,《民国档案》

021年第3期,第29页。

194

第50卷第4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

SocialSciencesEditionꢂ

023年7月

Vol50ꢀNo4

Julyꢀ2023

冷战、城乡和三线建设:

与美国学者柯尚哲先生的讨论

李德英_ꢃ胡天鹏

ꢃꢃ摘要:近年来,海外三线建设研究逐渐热门,不断有学者从政治、经济、社会、企业等角度展开研究,其中美国学

者柯尚哲以冷战与军事化为视角,较为全面地对三线建设进行了分析介绍,但其在讨论“冷战”格局下的中国国际

环境时,忽视了中美苏三国关系的动态变化,未能理解“三线地区”的深层含义;其“军事化”理论的解释亦不够全

面,其“有特权的艰苦”的讨论虽然对城乡、工农关系有所涉及,但论证有限,并且未能将其置于近代中国城乡关系

变化的历史长河中考察。

关键词:三线建设;海外研究;柯尚哲《毛泽东时代的三线建设:冷战中国的军事化》;冷战;城乡关系

DOI1013734ꢄjcnki1000-531520230712

收稿日期:2022-12-04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8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三线建设历史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

(18JZD02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德英,女,重庆万州区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E-mailꢅscld_y2004@163com;

胡天鹏,男,四川资阳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近年来,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线建设的研究在海外学界逐渐受到重视,研究成果日益增多,虽然已有学者

对相关成果进行了介绍①,但仍有新成果不断涌现。如陈超(ChaoChen)以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的四川

省三线企业锦江厂为研究对象,从日常生活和劳动关系的角度审视企业内部的组织生态,认为在计划经济时期的

三线单位中,管理层与普通工人之间并不是新传统主义下的简单强弱关系,由于地理隔绝、工人间复杂社会网络

以及终身雇佣制等因素存在,工人的旷工行为往往能得到管理层的容忍,企业运作也因此更为有效②。李菊(Ju

Li)以三线企业南方钢铁厂(化名)为研究对象,关注20世纪60年代到2000年左右该厂的转型过程,讨论当代中

国社会变化与前现代性和经济改革主导话语之间的关系,关注企业与个体在三线建设调整改造时期所面临的重

大社会、生活转折,同时探寻三线建设作为历史、档案与个人记忆的多重面相③。范敬亭(Jin_gtin_gFan)与邹本

(BenZou)以三线建设相关城市、县区为样本,采用数学建模方法,计量分析在欠发达地区进行大量制造业投资对

经济发展的影响,进一步讨论三线建设对内地工业化的贡献,认为这一时期中国在中西部地区的投资促进了该地

①

②

参见:陈东林、段娟《三线建设史研究述评》,陈东林主编《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350ꢉ352页;柯尚哲《从欧

美观点看三线建设》,《开发研究》2015年第1期,第157ꢉ159页;秦颖、刘合波《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三线建设研究综述》,《当代中国史

研究》2020年第1期,第132ꢉ142页。

ChaoChenꢀTolerationꢁGroupGovernanceinaChineseThirdLineEnterpriseꢁSingaporeꢅPalgraveMacmillanꢀ2018ꢂ

③

JuLiꢀꢎAllthatisSolidMeltsintoAirꢐAnExplorationoftheTransformationProcessofaThird-frontEnterpriseinChinaꢏꢁdoctoraldisser-

tationꢀStateUniversityofNewYorkatBinghamtonꢀ2012ꢂꢋJuLiꢀꢎHowItWasꢄIsToldꢀRecordedandRememberedꢅTheDiscontinued

HistoryoftheThirdFrontConstructionꢀꢏJournalofHistoricalSociology28ꢀno3ꢁSeptember2015ꢂꢅ314-341ꢋJuLiꢀEnduring

ChangeꢁTheLaborandSocialHistoryofOneThird-frontIndustrialComplexinChinafromthe1960stothePresentꢁBerlinꢅDeGruyter

Oldenbourgꢀ2019ꢂ

19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区经济转型,缩小了区域经济差异,但是投资溢出效应不好,全国长期总体经济效益并未得到有效提升①。综合

来看,海外既有研究成果,大多从某个角度,或经济、或军事、或环境对三线建设进行研究,较多关注三线建设的经

济效益,执着于探讨经济层面的得失,忽视了政策制定的特殊背景,未能将三线建设还原到时代中进行考察②。

美国学者柯尚哲(CovellF.Me_yskens)③的《毛泽东时代的三线建设:冷战中国的军事化》则从“冷战”视角出发,较

为全面地介绍了三线建设,描述并分析了处于城乡之间的三线单位职工日常政治文化生活,是海外三线建设研究

领域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成果,但其对“冷战”与“三线”概念的理解、“军事化”与“有特权的艰苦”中对城乡、工农关

系的论析以及资料的解读等方面仍存在不少误解或不足。

一ꢃ柯著的主要内容及国外学术评价

柯著第一章描述了20世纪60年代中国所处的复杂国际环境,介绍了中国面临的多方军事战争压力。同时,

柯尚哲也对当时国内政治经济环境进行了分析,将目光投射到后大跃进时期(_post-GreatLea_p)中共领导人关于如

何实现社会主义的认识分歧,认为毛泽东利用逐渐升温的外部压力来推动对中共党内“修正主义”的压制,并借此

实践“毛式社会主义道路”。柯尚哲梳理了在这样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三五计划”的重点如何从“吃穿用”转移到

以国防战备为中心的“三线建设”。

第二章“好人好马上三线”,分别以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个视角对三线建设动员工作展开分析,讲述了中国

共产党如何动员数百万城市工人去内地开展三线建设。为了三线建设的顺利开展,中国共产党需要将大批工农

兵送往内陆地区进行基础建设与工业生产。但各地区的领导干部出于对地方利益的考量,在人员调动方面并非

全力支持。在西南地区,饥荒尚未淡出人们的记忆,负责三线项目基础建设的西南局,对大量劳动力再次从农业

流向工业充满担忧;上海市某些领导人则考虑到一大批熟练工人迁往内地后,上海工厂将难以完成既定生产指

标,因而对人员的内迁多有掣肘。被动员的城市工人想法更为丰富,部分工人对共产主义有着坚定的信仰,主动

自发地投身三线建设;另一部分工人则更关心物质回报、家属安置等问题,将参与三线建设作为筹码,与工厂谈判

交换。

第三章讨论了三线建设项目的具体实施过程。柯尚哲以“军事化”(Militarization)为切入点,描述了军事压力

从国际竞争传导到三线职工日常生活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不仅将军事斗争中“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法运用到

三线建设中,集中力量攻坚某个或数个重点项目,在地方上打基建大会战,还向全社会宣传学习解放军精神,将建

筑队伍军事化,多快好省地建设三线。该章以时间为线索,分别描述了三线建设1964ꢉ1966年的第一次高潮、

966ꢉ1969年间的停滞以及1969ꢉ1971年的第二次高潮。尽管柯尚哲以时间为刻度区分了三线建设的三个阶

段,但是对两次高潮论述的逻辑一致,并未充分展现其中异同,对三线建设的内在变化分析不够。此点后文将详

述。

第四章以四川大山深处的攀枝花基地为中心,展现三线职工的日常生活。该章重点描述了当时荒凉、恶劣的

生存环境,如住“干打垒”、吃粗粮、单一匮乏的文娱活动等。党和国家要求三线建设的参与者,先生产后生活,自

力更生、艰苦奋斗。三线单位与职工响应号召,在努力生产的同时,尽力改造生活环境,建设农场,组织篮球比赛、

电影放映、文艺汇演等文体活动,建立托儿所与各级学校,逐渐形成一个小社会。总体而言,三线职工所处的环境

虽然恶劣,远不如大部分职工原来所在的大城市优越,但比当时当地的农村优渥许多。

①

JingtingFanꢀBenZouꢀꢎIndustrializationfromScratchꢅTheꢔConstructionofThirdFrontꢊandLocalEconomicDevelopmentinChinaꢊs

HinterlandꢀꢏJournalofDevelopmentEconomics152ꢁSeptember2021ꢂꢅ1-34

②

例如巴里·诺顿(BarryNaughton)认为,三线建设最主要的成就是通过铁路网络将中国偏远的内陆地区与中国其他地区连接起来,促进了

重要金属矿产资源的开发,但其高昂的建设成本、大部分项目的失败以及调整改造所造成的又一次资源浪费,使其在经济层面弊大于利,故

评价其是一次失败的经济投资。参见:BarryNaughtonꢀꢎTheThirdFrontꢅDefenceIndustrializationintheChineseInteriorꢀꢏTheChina

Quarterlyꢀno115ꢁSeptember1988ꢂꢅ351-386(又见中译文:巴里·诺顿《三线建设:中国内陆的国防工业》,徐有威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国

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编《冷战国际史研究》第1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第268ꢉ299页);BarryNaughtonꢀTheChineseEconomyꢁ

TransitionandGrowthꢁCambridgeꢅTheMITPressꢀ2007ꢂꢀ77

③

柯尚哲(CovellF.Meyskens),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毕业,目前为美国海军学院国家安全事务部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东亚史与当代中

国史,《毛泽东时代的三线建设:冷战中国的军事化》〔MaoꢀsThirdFrontꢁTheMilitarizationofColdWarChinaꢁCambridgeꢅ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2020ꢂ〕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其近期三线建设研究成果有:ꢎARichNewWindowintoTheSocialꢀEconom-

icꢀAndMilitaryHistoryofColdWarChinaꢀꢏTwentieth-CenturyChina47ꢀno3ꢁOctober2022ꢂꢅ307-309

196

李德英ꢃ胡天鹏ꢃ冷战、城乡和三线建设:与美国学者柯尚哲先生的讨论

第五章从经济层面对三线建设时期工业建设成果进行评估。柯尚哲认为巴里·诺顿(Barr_yNau_ghton)提出

的三线建设经济方面的种种弊端确实存在①,除此之外,他还注意到三线建设是那一时期唯一投资中西部地区的

经济计划,意义非凡,不仅缩小了当时的中西部差距,还为后毛泽东时代内陆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通过工业化的

协同配套和交通线路、邮政网络的搭建,将内陆与沿海紧密连接在一起,构建了一个更为一体化的中国②。

结语部分,介绍了20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中美关系改善,三线建设不再是经济重心,国家投资转向东部沿

海地区,重工业让位于农业与轻工业。中国不再需要工业系统随时为军事战争服务,也不要求民众成为无视个人

生活状况、随时投身保家卫国的后备部队,全国经济生活走向正常化。

《毛泽东时代的三线建设》出版于2020年,是目前海外第一部以三线建设为主题的研究专著。该书出版后受

到海外学者的关注。日本学者平田康治(Ko_jiHirata)评价柯著多样的史料来源,认为该书将成为研究毛泽东时代

中国工业现代化问题重要著作之一,同时也指出部分三线建设项目自民国时期就已经有所规划,而柯著忽视了其

中的继承关系③。斯特尔(HeatherMarieStur)认为柯著讲述了一个毛泽东时代中国所特有、但是与整个“冷战”

世界相统一的故事,三线建设与同时代苏联、美国的军备建设并无本质区别④。江旷(BrianDeMare)认为柯著对

海外中国史研究做出了两大突破性的贡献,一是为三线建设提供了一段深描式的历史,二是展示了如何从中国国

内以及“冷战”视角去看待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活动⑤。周陶沫(TaomoZhou)指出,柯著成功地将上层精

英决策与下层民众故事连接在一起,是一部填补三线建设研究领域空白的著作⑥。丁榕俊(Youn_g_juneChun_g)认

为,该书不同于之前的碎片化研究,系统地还原了三线建设这段历史,让读者得以从中国国内与国际等多个视角

认识三线建设,填补了空白⑦。

可以看出,海外学者对《毛泽东时代的三线建设》一书基本持肯定态度,且多次提到其开创性与奠基意义。笔

者认为,柯尚哲的研究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将中国三线建设这段历史呈现给英文世界,在史料运用与观察视角上较

之前的研究有所突破,为海外三线建设研究奠定了基础;柯著以“冷战”作为切入点,着重关注三线建设决策制定

时的国际国内环境,探寻国际安全危机如何从政治层面进一步影响国家经济计划、城乡格局、企业生产与个人日

常生活,人们的行为模式、思想意识又如何被军事化氛围所型塑;柯著试图还原三线建设的时代背景,从中国的社

会实际出发,再现城市与乡村关系,工人与农民的思想、行为与日常生活。但是,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究竟面临

怎样的“冷战”格局? 柯著的“冷战”与军事化视角是否能正确理解三线建设? 值得进一步讨论。

二ꢃ“冷战”与“三线地区”概念辨析

关于三线建设决策出台的原因,国内已有学者从多个层面进行讨论,不仅关注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所面临

的种种国际安全威胁⑧,也从高层领导人决策方面进行了分析探讨⑨。柯尚哲基本延续了国内学者的讨论路径,

大体上以时间为线索,对不同国际环境下三线建设的兴起、转折与沉寂的过程展开分析,并以“冷战”为切入点,指

出美国以“特殊战争”、“局部战争”等手段将战争控制在美国本土之外,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是“冷战”;但中国长

①

诺顿认为,将大量人力物力投入到交通不便的偏远内陆,抑制了原本更为发达的沿海地区工业发展,进而对中国整体工业发展造成负面影

响。参见:BarryNaughtonꢀꢎTheThirdFrontꢅDefenceIndustrializationintheChineseInteriorꢀꢏTheChinaQuarterlyꢀno115ꢁSeptem-

ber1988ꢂꢅ351-386.

②

关于三线铁路将中国西部的大部分地区与全国工业网络紧密地连为一体的具体论述,参见:柯尚哲《三线铁路与毛泽东时代后期的工业现代

化》,周明长译,《开放时代》2018年第2期,第49ꢉ68页。

③

KojiHirataꢀreviewofMaoꢀsThirdFrontꢁTheMilitairizationofColdWarChinaꢀbyCovellF MeyskensꢀTheJournalofAsianStudies

9ꢀno4ꢁNovember2020ꢂꢅ996-998

HeatherMarieSturꢀreviewofMaoꢀsThirdFrontꢁTheMilitairizationofColdWarChinaꢀbyCovellF MeyskensꢀJournalofChinese

MilitaryHistory9ꢀno2ꢁNovember2020ꢂꢅ212-214

BrianDeMareꢀreviewofMaoꢀsThirdFrontꢁTheMilitairizationofColdWarChinaꢀbyCovellF MeyskensꢀH-DiploꢀJanuary13ꢀ

021ꢀhttpsꢅꢄꢄhdiploorgꢄtoꢄE301

TaomoZhouꢀreviewofMaoꢀsThirdFrontꢁTheMilitairizationofColdWarChinaꢀbyCovellF MeyskensꢀTwentieth-CenturyChina

6ꢀno2ꢁMay2021ꢂꢅE14-E15

YoungjuneChungꢀreviewofMaoꢀsThirdFrontꢁTheMilitairizationofColdWarChinaꢀbyCovellF MeyskensꢀPacificAffairs94

noꢂ4ꢃDecember2021ꢂꢅ746-748

④

⑤

⑥

⑦

⑧

孙东升《我国经济建设战略布局的大转变———三线建设决策形成述略》,《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第42ꢉ48页。

陈东林《从“吃穿用计划”到“战备计划”———“三五”计划指导思想的转变过程》,《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第65ꢉ75页;李德英、陈

梦遥《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形成和完善(1962ꢉ1966)》,《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21年第2期,第94ꢉ110页。

⑨

19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期处于美苏争霸压力下,位于“冷战”的重要战场———东亚,战争随时可能爆发,一直处于积极备战的“热战”中①。

柯氏认为“冷战”不只是中国国际安全事务中的一个名词,更深刻影响着国内政治经济活动与民众日常生活,“冷

战”视角能较好地将三线建设纳入到全球史的研究范畴之内。诚然,探讨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史与全球史绝无

可能绕过“冷战”这一话题,但柯氏并未充分注意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世界局势的

判断与应对,对“冷战”格局下中美苏三国博弈与制衡的动态变化有所忽视,往往只将目光聚焦于其中双方,而忽

略了第三方的地位与作用。

自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国际“冷战”格局形成以来,中国始终面临着来自美苏两霸的威胁和压力,在

夹缝中求生存。在毛泽东的战略思想里,中国在军事上只能重点对付一个主要敌人,他曾对周恩来说:“无论美国

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上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是不能两面作战。”②因

此,如何处理中美、中苏关系以维护国防安全,“反帝”抑或“反修”,一直是中共领导人思考的问题。

柯氏提出,在三线建设决策提出与实施的1964年,中国虽然面临来自多个方向的地缘政治压力,但主要军事

假想敌是美国,三线建设正式开展的直接导火索也正是越南“北部湾事件”。但笔者认为,美越冲突加剧固然加速

了三线建设决策的出台,但这一时期中共领导人对中苏、中美关系认识的转变更为关键。

自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中国的安全战略与对外防御策略一直是以针对美国为主,重点防御方向是

东南沿海。因此,中国主要的工业基本都设在东北和华北地区,上海以南地区属于放弃地带③。基于此,中央军委

制定了“北顶南放”的防御策略,将全国沿海岸线划分为死守地区和固守地区,长江以北坚守,长江以南放敌人进

来,此时中苏关系良好,北方有苏联可以依托,因而可以死守④。

但是,随着中苏关系逐渐恶化,从口诛笔伐的公开论战逐渐加剧到频繁的边界摩擦,苏联不再是可以依靠的

盟友,而是拥有巨大军事力量的潜在战争对象。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破裂,苏联屯兵中蒙边境,毛泽东等领导人

不得不转而考虑苏联对中国的威胁。2月27日,毛泽东在与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第一次谈话时多次提到苏联可能

入侵中国,认为苏联在种种压制中国的措施不能奏效后,极可能对中国诉诸武力⑤。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

治局常委会议上提出,从赫鲁晓夫反华的趋势看,我们要考虑到万一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把战争强加在我

们头上,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加强抵抗武装入侵的准备⑥。7月2日,毛泽东在同周恩来、彭真、贺龙、杨成武等

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谈话中指出:“战略问题,你们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

义。”⑦在实际作战准备层面,9至11月,总参谋长罗瑞卿和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对华北北部地区进行战役勘察,并

召开会议作了具体部署,逐步加强“三北”即东北、华北、西北地区的国防工程建设⑧。

如果说60年代初在中国共产党“反帝反修”、“两个拳头出击”的外交方针中,“反修”内容还是以意识形态斗

争为主,那么以1964年为转折点,“反修”方针已开始与国家安全战略联系在一起。

面对美苏两霸的军事压力,尤其是原子弹威胁,1964年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讲话中指

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

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⑨中共中央于1964年做出的三线建设决策,将三线地区作为全国的战略

大后方,其出发点不仅是针对来自美国的威胁,也有防备苏联的成分。

柯氏并未对此种中苏关系的转变给予足够的重视,仅较多地关注中美关系的变化。以柯著的叙述逻辑观之,

三线建设兴起与沉寂的主导因素均是美国,中美关系是否紧张,决定了中国政府对三线建设的重视程度。这与三

线建设的实际背景并不相符。柯著忽视了不同时期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以及三线建设重点建设区域均有所

①

CovellF MeyskensꢀꢎThereNeverWasaColdWarChinaꢀꢏWilsonCenterꢀSeptember9ꢀ2020ꢀhttpsꢅꢄꢄwwwwilsoncenterorgꢄblog-

postꢄthere-never-was-cold-war-china

②

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3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79页。

李丹慧《1964年:中苏关系与毛泽东外患内忧思路的转变》,栾景河主编《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60页。

胡哲峰《建国以来若干军事战略方针探析》,《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4期,第24页。

沈志华《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21页。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778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ꢉ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9页。

《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编委会编《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当代中国出版社、香港祖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8页。

198

李德英ꢃ胡天鹏ꢃ冷战、城乡和三线建设:与美国学者柯尚哲先生的讨论

不同的事实,导致其对“三线地区”这一基本概念的理解有所偏差。而这一点又集中体现在他对三线地区的划分

图中①。在该图中,柯尚哲向人们展示了他所理解的中国一、二、三线地区。但是,该地图存在明显错误与有待商

榷的地方。首先是底图部分,在疆域划分上存在两个明显错误。第一处是中印边境西段的阿克赛钦地区(Aksai

Chin)。此地区为中国领土,主权为中国所有,且一直在中国政府的实际控制下,柯尚哲在该图中将阿克赛钦地区

划归印度,是一处明显错误。第二处为中印边境东段的中国藏南地区,他将其错误标注为印度所有。除去底图错

误外,该图对于一、二、三线地区的划分也有待商榷。柯氏认为,三线地区包括青海、甘肃、四川、陕西、宁夏、山西、

贵州、云南、广西数省或自治区的全部以及湖南、湖北、河南与河北等省的一部分;一线地区包括除云南、广西以外

的所有边疆、沿海省份;其余省份属于二线地区。此种划分并不合理,且柯尚哲对三个地区的划分模棱两可。在

020年9月发表的一篇政治评论文章中,他再次引用了该书中的三线地区划分图,并将新疆与西藏两个自治区划

为二线地区②。

海外有关三线建设的研究,大多以荒凉偏远的西部来概括描述三线地区,并未进行严格的学术划分与界定。

如范敬亭、邹本就用中国的西南、西北地区来指称三线地区③;而巴里·诺顿则指出,“大三线”为四川、云南、贵州、

甘肃、青海、宁夏等省全部,陕西省秦岭以南的地区,以及河南、湖北、湖南三省的西部地区④。与诺顿的划分相比

较,柯尚哲更进一步将山西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全部和河北省的部分地区也划为三线地区。目前,国内学者大多

沿用三线建设调整改造时期的定义,即“甘肃乌鞘岭以东、京广线以西,山西雁门关以南、广东韶关以北的广大地

区,涉及当时的川、黔、滇、陕、甘、青、宁、晋、豫、鄂、湘、粤、桂等13个省或自治区,其中现在的四川、贵州、云南、陕

西、甘肃、河南、湖北、湖南省和重庆市是重点地区”⑤。

总体而言,目前海内外学术界对于三线地区的界定,虽然在边界细节上有所不同,但大多采用明确的分界线

来划分。这种方法较为明晰地区别了一、二、三线地区,为学术研究确定了明确的对象与界限,但正是这种确定性

掩盖了三线地区的动态变化及其边界线的模糊性。因此,笔者认为,并不能将三线地区视作一个既定的、不变的

概念。

如前文所述,一、二、三线概念因备战而提出,不仅将全国划为一、二、三线,在各省内部也有“小三线”。1964

年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中对于三线的最初表述是:“第一线是沿海,包钢到兰

州这一条线是第二线,西南是第三线。”⑥刘少奇也同意毛泽东的看法,并强调“就是搞四川这个第三线”⑦。8月

0日,毛泽东在与薄一波关于工业重新布局问题的谈话中再次表示三线包括西南的云贵川三省,“二线包括湘西、

鄂西、豫西、山西、陕西、江西、吉林、内蒙,四川、云南、贵州是三线”⑧。但是,在中共领导人后续的讨论与政府实际

工作中,三线的范围逐步扩大。比如该年9月21日,李富春就在全国计划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三线建设的目

标是要采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纵深地区,即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后

方工业体系”⑨。10月1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中也有相似的意见:“总而言之,向云贵

川、陕甘宁挤,还有个湘西、鄂西、豫西。”ꢇꢆꢈ以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六省及湖南、湖北、河南省西部地区

为三线地区的划分逐步成型。

但“三线”是战略作战思想,当军事假想敌及其进攻方向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各地区的地位与重要性

①

ꢎMap01TheFirstꢀSecondandThirdFrontsꢀꢏinCovellF MeyskensꢀMaoꢀsThirdFrontꢁTheMilitarizationofColdWarChinaꢀ5

CovellF MeyskensꢀꢎThereNeverWasaColdWarChinaꢀꢏWilsonCenterꢀSeptember9ꢀ2020ꢀhttpsꢅꢄꢄwwwwilsoncenterorgꢄblog-

postꢄthere-never-was-cold-war-china

②

③

JingtingFanꢀBenZouꢀꢎIndustrializationfromScratchꢅTheꢔConstructionofThirdFrontꢊandLocalEconomicDevelopmentinChinaꢊs

HinterlandꢀꢏJournalofDevelopmentEconomics152ꢀꢁJanuary2021ꢂꢅ7

④

BarryNaughtonꢀꢎTheThirdFrontꢅDefenceIndustrializationintheChineseInteriorꢀꢏTheChinaQuarterlyꢀno115ꢁSeptember1988ꢂꢅ

354

⑤

⑥

⑦

⑧

⑨

国防科工委三线调整协调中心编印《三线建设调整改造总结文集》,国防科工委三线调整协调中心2006年版,第27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ꢉ1976)》第5卷,第355页。

《刘少奇:搞西南三线现在要着手》(1964年5月28日),陈东林主编《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第49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ꢉ1976)》第5卷,第391页。

《李富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9月21日),陈东林主编《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第88页。

ꢆꢇ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ꢉ1976)》第5卷,第420页。

19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也随之发生变动。1964年5月,邓小平即认为,“酒泉过去和西南一样是大后方,现在变了,也算第二线”①,从中

可以看出同一地区是否属于三线并非一成不变。8月初,周恩来在听取关于国防工业和计划工作汇报时的插话中

的表述则更为明晰:“除了攀枝花以外,我国周围各省都是第一线。东南沿海,舟山是最前边,东南几省是第一线。

对东南亚来说,南边几省是第一线。对印度来说,西藏是第一线。对修正主义,西北、东北各省是第一线。”②这就

是说三线与一线一样,都是相对的,处于动态变化的状态。

970年前后,这种动态变化最为明显。此时,中苏关系高度紧张,原本属于三线地区的甘、宁、青三省建设重

点需要有所调整,逐渐内缩,“西北重点是建设陕南和关中地区,甘肃乌鞘岭以西和宁夏银川以北反修前沿地区有

些重要工厂和建设项目,要分别情况进行适当调整”,中南的桂西北、粤北地区的建设在这一时期得到重视,“华东

要加强山东沂蒙、赣西北和皖南、大别山地区的建设,华北要加强山西太原以南地区的建设,东北要加强辽西地区

的建设,以利独立作战”③。此时的“三北”地区已取代华东和华南成为中国最主要的战略防御方向,对苏防卫作战

已成为中国军事战略的重中之重④。三线这一概念也不再局限于西南、西北这些与沿海相对应的内陆地区,而是

一切能为纵深作战提供支撑的区域。

从上述三线地区概念及内涵变化的历程中不难看出,三线不等同于内地,三线的核心内涵是备战与后方。毛

泽东甚至提出“干部配备也要有一、二、三线。不能一个人死了,没人管事了,要准备几线”⑤。随着军事假想敌及

其进攻方向变化,后方必然随之改变,并不特指某一区域。三线地区应该是一个动态概念,并非某几条边界线所

能简单涵盖。当然,就中国本身的地理环境而言,无论军事假想敌从哪个方向进攻,中西部数省均是后方所在,周

恩来就明确指出:“真正的三线是青海、陕南、甘南、攀枝花”⑥。总体而言,三线地区是以内陆地区为核心,受不同

阶段的国际形势、领导人及政府决策影响,外沿动态变化的区域⑦。

若要在地图上对三线地区进行标注,笔者认为,应该舍弃之前的直接以一、二、三线进行阶梯式划分的方法。

除三线地区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概念外,一些处在二、三线地区交界的省份,其部分市县有三线企业,是将整省划

入,还是部分划入? 若部分划入,其边界线又依据什么划分? 这些都是绘图时所需面对的难题。因此,笔者认为,

可以采用以三线投资项目、企事业单位为标注点的标点式作图法,将GIS(地理信息系统)技术运用到三线建设研

究中,或许会有更多的突破与收获。

0世纪60年代末,一方面,美国逐渐意识到利用中国牵制苏联在其全球战略中的作用和分量,并试图通过在

亚洲进行军事收缩来改善对华关系;另一方面,中国为了避免陷入两面受敌的尴尬处境,努力摆脱日益恶化的国

际安全态势,亦尝试推动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柯著认为三线建设结束于1972年的重要依据是中美关系缓和,

忽视了此时中美苏三国关系的转变,而这种转变恰恰对三线建设进程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尼克松访华与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中国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完全改善。从1972年开始,

中央军委要求把“打坦克之风”吹遍全军,部队从单兵到分队都积极开展了打坦克训练,在苏军可能入侵的“三北”

地区主要地段,构筑了大量抗击苏军坦克装甲集团进攻的坚固防御工事,同时在北京和华北、东北的大中城市,大

规模修筑人民防空掩蔽部和坑道工事。直到1973年12月,毛泽东仍反复强调要准备打仗⑧。中国的备战活动并

未因中美关系缓和而画上句号。

综合来看,柯尚哲虽然试图将中国的三线建设纳入“冷战”格局中进行讨论,从一个更宏观的视角来理解三线

建设,但其在论述过程中偏重中美关系,对中苏关系重视不够,导致其对“三线地区”的概念把握不够准确,对不同

时期三线建设的着力点、建设措施及内容认识不清,甚至有所忽略。

三ꢃ“军事化”、“有特权的艰苦”与资料误读

①

②

③

④

李富春《关于计划安排的几点意见》(1964年5月28日),《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第21页。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769页。

《1970年和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报告(草稿)》(1970年3月9日),陈东林主编《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第253页。

王仲春《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苏联因素(1969ꢉ1979)》,《党的文献》2002年第4期,第53页。

⑤

1964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ꢉ1976》第5卷,第359页。

1964年8月4日、5日,周恩来在听取关于国防工业和计划工作汇报时的插话。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769页。

陈东林编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页。

1973年12月25日,毛泽东关于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等问题的谈话。参见:王仲春《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苏联因素(1969ꢉ1979)》,《党的

文献》2002年第4期,第54页。

⑥

⑦

⑧

200

李德英ꢃ胡天鹏ꢃ冷战、城乡和三线建设:与美国学者柯尚哲先生的讨论

“

军事化”是柯著的重要主题之一,其认为“军事化”贯穿于三线建设的缘起、建设、动员模式等各个方面。不

仅体现在“冷战”背景下,三线建设因军事战争压力而加速,更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广泛号召人民群众学习中国人民

解放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以运动式治理的方式完成群众动员与三线项目的建设。

但此种“军事化”观点忽略了三线建设的另一重要事实,即三线建设对中西部地区工业化以及全国工业布局

日趋平衡的奠基作用。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

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①三线建设时期,国家累计在三线

地区投资达2000多亿元,逐步形成了一批新工业基地,包括以输变电设备、电工器材为主体的关中工业区,以大

型水电站、有色金属、石油化工为主体的兰州工业区,以机械、天然气、化工为主体的成渝工业区,以攀枝花钢铁公

司为中心的攀西工业区等,所有这些工业基地都大大促进了三线各省的工业发展与经济建设②。

运动式的“军事化”建设虽然是三线建设的重要方式,但更为基础的是三线建设的常规化、革命化的设计、管

理与建设体系。三线建设在项目选址、工业协作、垂直管理、点对点支援、地方物资供应等多个方面都形成了较为

完整的体系③,“军事化”动员与突击建设仅仅是在上述的既有规则体系内发起的应对短时间、地域性资源不足的

办法。柯氏关注到了这种临时性、变通式的动员与建设方法,并将之提炼为三线建设的重要特点,忽略了其背后

更为庞大与完善的常规性建设机制,将三线建设的内在运行逻辑简单化了。

同时,柯尚哲利用多元现代性理论,论述了美国、苏联和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不同目标和道路,对中国

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也有所提及。他提出了“有特权的艰苦”(Privile_gedHardshi_p)概念,来形容三线职工的特殊

处境,即一种需要阶级特权才能经历的苦难,认为三线职工的生活条件处于农村与城市的中间地带,是一座城市

职工想逃离、农村居民想进入的“围城”。

柯氏描述了攀枝花建设之初工人的艰苦生活,因为三线企业遵循“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初期三线职工的

生活条件普遍很差。柯尚哲认为,若仅将目光聚焦在工人的艰苦生活上,就会忽视其作为工人、城市户口拥有者

的特殊权利;尽管三线职工在建设初期忍受着迥异的环境和艰苦的条件,但同时也享受着远比当时当地农村更为

完善、舒适的供应体系,政府为三线单位规划了道路、电力、自来水,在经历了最初几年的艰辛之后,三线单位逐渐

拥有较为充足的食物、住房、学校和医疗资源,而彼时的农村地区,却难以获得国家、省(部)统一调配的各类物资;

因此,柯尚哲指出:“尽管三线工人忍受着艰苦,但却是一种带着特权的艰苦,一种农村居民奢望的艰苦。”④

“有特权的艰苦”,既是当时大部分三线职工所经历的复杂处境,也是计划经济时期工农关系中工人状况的一

个缩影。柯氏虽然注意到了城乡、工农之间的差距,但对三线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为改善工农关系作出的尝试与

努力关注不够。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即“社会上的一部分人用在农业上的全部劳动———必要劳动和剩

余劳动———必须足以为整个社会,从而也为非农业者生产必要的食物”⑤,为城乡和工农之间的分离提供了可能。

而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城乡分离成为必然趋势,“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⑥,私有制、异化劳

动等原因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利益冲突和阶级对抗,乡村逐渐处于资本关系的“边缘地带”,成为城市和工业发展服

务的廉价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倾销地。因此,马克思、恩格斯都在不断寻求超越城乡分离对立、实现城乡统筹融合

的道路与方法,并认为“从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均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分离的条件这方面来说,消灭城

市和乡村的分离也不是什么空想”⑦,“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⑧。新中国成立后,毛泽

东和中共中央一直在试图寻找一条不同于苏联因工业化而牺牲农业发展和农民利益的道路。毛泽东指出:“我们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70页。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3页。

参见:张杨《三线企业选址与内地工业协作关系研究(1964—1969)》,《浙江学刊》2021年第5期,第229ꢉ238页。

CovellF MeyskensꢀMaoꢀsThirdFrontꢁTheMilitarizationofColdWarChinaꢀ190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16页。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

版,第405页。

⑦

⑧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4页。

“对立”在1872、1883和1890年德文版《共产党宣言》中是“差别”;在1888年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中为“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通过把人口

更平均地分布于全国的办法逐步消灭城乡差别”。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22页。

20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我们现在发展

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

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①陈云曾提出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完全有可能在全国各地更

平衡地分配大工业,使工业和农业密切地结合起来”的设想,“如果我们能够根据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原则,把企

业适当分散地建设在全国广大地区,这对于现在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将来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都是有利的”②。

而20世纪60年代展开的三线建设,正是将东北与沿海一带集中的工业分散到全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中去。遵循

“靠山、分散、隐蔽”选址原则建设的三线单位,不仅是中国工业与城市系统在乡村的飞地,更成为工农业接触、交

流的前沿,以及改善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试验田。

三线建设初期,西南地区项目建设的时间紧、任务重,为解决人、财、物捉襟见肘、不堪支应的问题,中共中央

西南局曾提出“以厂带社、厂社结合”的试点方法,并作为重要经验推向全国,这既是为解决三线建设面临的实际

问题而提出的方案,更是对工农关系进行调整的一次探索与创新③。三线单位作为城市、工业一方的代表深入乡

村腹地,与农民发生更为直接的联系,在基础建设、日常生活、政治学习等方面展开互动,成为城乡关系改善的连

接点。“厂社结合”、“以厂带社”等都是中国共产党为缩小城乡差距、改善工农关系作出的努力与尝试,但在统购

统销、户籍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等更深层次的社会制度尚未改变的情况下,即使将工业散布到广大农村,也并不

能有效解决工农差别问题,缩小城乡差距的试验与设想转瞬即逝。

在此之后,三线单位这种模糊的工农性逐渐消退,其作为全国工业体系一部分的特性日益凸显。以攀枝花钢

铁基地为例,1965年,全国各地投入三线建设的医疗人员来到攀枝花,建立了当地第一所医院;到1978年,攀枝花

钢铁厂平均每56个工人就拥有一个医疗工作者,是农村地区的61倍④。攀钢逐渐拥有了厂矿区内的学校、医院、

剧场,一切配套成龙,成为一个封闭的小社会。“墙内飞机导弹,墙外刀耕火种”是三线企业与周边社会的真实写

照。三线厂矿不仅是一种介于城乡之间的特殊“单位社会”,更因为其封闭性、自足性而在文化上成为一座“孤

岛”。这种社会与文化上的双重区隔,使城乡互动与融合变得尤其困难,城乡之间的鸿沟壁垒直到改革开放和自

由市场的再次兴起才逐渐被打破⑤。

城乡关系、工农关系是贯穿新中国发展的主要议题之一。三线建设“靠山、分散、隐蔽”的选址方针,让厂矿布

局在广大农村,“厂社结合”、“亦工亦农”等政策试图将工厂与农村紧密联系在一起,实现工农并举的社会建设目

标,但在城乡二元结构已经形成的情况下,仅靠局部的工农互动并不能有效打破城乡隔阂,上述政策也在实施中

发生了形变。不过,作为试图弱化城乡、工农差别的重要尝试,三线建设初期的种种政策与工农互动模式仍值得

学界进一步关注与研究。柯尚哲提出的“有特权的艰苦”理论视角,较好地描述了三线职工特殊的生存处境,为理

解三线建设初期工农关系调试政策提供了一个窗口,但其分析解释的力度仍显不够,如同其“军事化”理论一般,

对现象的内在逻辑未能深入考察,未能将其置于中国近代城乡及工农关系的历史演进长河中进行理解。国内学

①

②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9页。

陈云《当前基本建设工作中的几个重大问题》(1959年3月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995年版,第101、102页。

③

近年来学界对这一问题也多有探讨。崔一楠、赵洋认为,这是三线建设时期工农互动的一个典型例证,在这一过程中,“广大农民的参与为三

线建设提供了可靠的后勤保障和人力资源支撑”,而企业“发挥了辐射带动作用,促进了周边地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是一种互惠互助

关系(参见:崔一楠、赵洋《嵌入与互助:三线建设中工农关系的微观审视》,《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134ꢉ140

页)。李德英、粟薪樾在对“厂社结合”模式的产生与推广进行探索的基础上,对其模式效果做了较为全面的讨论,认为“厂社结合”模式以消

灭工农差距、城乡差别为出发点,但却在实践中面临着种种矛盾,反而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业依赖工业、工业负担过重的问题,这些矛盾有着

深厚的社会根源,与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差别息息相关,“厂社结合”也因此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参见:李德英、粟薪樾《三线建设初期“厂社结

合”模式检视(1965—1966)》,《史林》2020年第5期,第156ꢉ166页;李德英、粟薪樾《三线建设初期“厂社结合”模式的产生与推广》,《中共

党史研究》2021年第4期,第110ꢉ121页)。徐有威、张志军则从制度创新角度出发,分析了“以厂带社”模式在全国推广过程中的流变以及

产生的种种问题,认为“以厂带社”是一种低付出、高回报,能高效调动资源投入基础建设的创新性制度,但忽略了对农民工群体造成的事实

上“同工不同酬”,最终在实践压力与时代变迁中沉寂(参见:徐有威、张志军《以厂带社:三线建设时期的一次改革探索》,《开放时代》2021年

第5期,第107ꢉ119页)。

④

⑤

《关于做好1971年度人口统计工作的请示》,中共攀枝花市党史研究室编《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中共攀枝花市党史研究室

000年版,第634页。

参见:张勇《介于城乡之间的单位社会:三线建设企业性质探析》,《江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10期,第26ꢉ31页;张勇《区隔与融合:三线建

设内迁移民的文化适应及变迁》,《江海学刊》2020年第1期,第206ꢉ216页。

202

李德英ꢃ胡天鹏ꢃ冷战、城乡和三线建设:与美国学者柯尚哲先生的讨论

者的研究恰好弥补了这些不足。

与以往的国外三线建设研究相比,柯尚哲在资料使用上有了较大的突破。自2011年起,柯氏多次来到中国

开展资料搜集与实地考察,其书中使用的材料不仅有各类公开出版物和中国学者的学术著作,也有四川、北京、上

海、湖北等地的档案资料,以及120余人次的口述材料。但作为外国人,他在运用中文材料时难免存在错漏与偏

差,既有未能正确理解材料本意的现象,也有资料随意取舍与误读之嫌疑。

例如书中第三章“集中力量打歼灭战”部分,柯尚哲论述“文革”对三线建设影响时引用的材料为:“在山西与

辽宁地区参与小三线建设的工人们为了远离派系斗争而逃离工厂。”①经查核,材料原文为:

山西和辽宁就差些。山西……14.5高射机枪厂,原选厂址由于水源不足需要搬家,近一年了还未定

点。还把已经由天津抽调培训了的高射机枪厂的工人,因为工厂未建起来,工人没有工作就造反,又全

部退回天津。辽宁也是如此,工厂虽都基本建成,但都没有投产。枪弹厂革命群众因为水源问题造反近

一年至今还没有解决。②

从这则材料可以看出,山西、辽宁的问题主要在于工厂未建成或建成未投产,导致工人因为没有工作而

“造反”,并非“派系斗争”;所谓的“逃离”(_r_u_n_a_w_a_y₎_,_则_是_指_山_西_因_为_工_厂_未_开_工_而_将_天_津_训_练_好_的_工_人_退

回天津。此处柯尚哲的理解和表述,与原始资料相去甚远。

另外,柯尚哲在第四章“先生产后生活”中论述攀枝花的建设规划布局时,批评攀枝花建设者忽视了居民

^区^的^规^划^③^。笔者按照脚注指引^,检索原文后未发现相应论述^④^。而早在程子华带领考察队规划攀枝花布局

时,就对工业区的公共福利设施和公用事业提出要求:“根据靠近工矿区,便利生产,便利生活的原则,拟分散

布点,不搞城市”^⑤^。可见^,攀枝花并非没有长期与总体规划^,柯著的论点以及材料解读显然有待商榷^⑥^。攀

枝花市作为在三线建设时期“拔地而起”的新兴城市,其城市化与工业化密不可分,攀枝花市几乎可以说是在

攀枝花钢铁厂基地上发展而来的。攀枝花早期建设围绕钢铁基地展开,1965年成立攀枝花特区政府,政企

合一,对外称渡口市^⑦^。最初的城市规划基本围绕矿区进行^,但这并不意味着忽视了生产生活^,这是在有限

资金投入下,为了实现快速工业化而采取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侯丽(LiHou)将其称为“没有城市化的工

业化”^⑧^。

四ꢃ结语

综合来看,近年来三线建设研究在海外逐渐热门,研究成果不仅在数量上日益增多,研究领域、类型逐渐

多元化,研究资料和方法也有所突破,大量档案、资料汇编、口述采访等材料的使用,使三线建设的研究更为

具体与翔实。柯著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利用多样的史料来撰写完成。它既从宏观上对三线建设进行总

括性的描述,又以多元的视角展现了三线建设的复杂决策过程以及工人、农民的日常生活。作为海外第一部

系统研究三线建设的著作,柯著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其“冷战”视角也将三线建设这段中国历史融入全球史

视野之中。然而,另一方面,柯氏虽然使用“冷战”视角考察三线建设的整个过程,却忽视了其中同等重要的

中苏关系变化,进而对“三线地区”概念理解存在偏差,忽略了三线建设的一些基本内容,对不同时期三线建

设的重点变化关注不够。同时,其“军事化”及“有特权的艰苦”的观点,将三线建设动员与建设方式简单化,

未能探讨其内在的运行逻辑与体系。例证之一即柯氏对三线职工初期生活状况的观察有新意但仅停留于表

①

原文为:ꢎLaborersalsoranawayfromfactionalstrugglesatSmallThirdFrontconstructionsitesinShanxiandLiaoningꢀꢏinCovellF Mey-

skensꢀMaoꢀsThirdFrontꢁTheMilitarizationofColdWarChinaꢀ144

《国家计委、国务院国防工办关于小三线地方军工建设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1968年6月20日),陈东林主编《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第

39页。

②

③

CovellF MeyskensꢀMaoꢀsThirdFrontꢁTheMilitarizationofColdWarChinaꢀ176

④

在柯著中,该处脚注为:冶金工业部攀枝花钢铁公司编印《攀钢生产建设史(初稿)》,1983年印行,第31页。参见:CovellF Meyskensꢀ

MaoꢀsThirdFrontꢁTheMilitarizationofColdWarChinaꢀ176。

⑤

⑥

⑦

⑧

《西南三线建设新建第一个钢铁厂放在弄弄坪的汇报提纲(第一次草稿)》(1964年9月25日),攀枝花市档案馆,档号:0002-001-006-91。

此一观点由四川大学朱领博士提供,特此致谢!

四川省攀枝花市志编纂委员会编著《攀枝花市志》,四川科技出版社1994年版,第13ꢉ16页。

LiHouꢀBuildingforOilꢁDaqingandtheFormationoftheChineseSocialistStateꢁCambridgeꢅHarvardUniversityAsiaCenterꢀ2018ꢂꢀ

133-134

20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面描述,论证不够完善,未对其内在机理即城乡、工农关系进行梳理。此外,柯著较好地运用了多种中文史

料,但对档案资料的爬梳与利用尚不充分,在使用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纰漏与误读。最后,中国三线建设研

究学者期待与海外学者互相交流学习的不仅是理论方法与“此山之外”的视角,还希望看到与三线建设相关

的海外材料,但现在海外学者基本也只使用中国大陆的史料来研究三线建设。尽管柯尚哲曾在2015年的一

篇文章中提到:“当时美国国防部与国家档案馆皆隐约显示美国国家安全机关不仅知道中国正在发动三线建

设,甚至尚可能从外太空看出三线建设的布局与进展。”^①但这些材料尚未有海外学者利用研究^,期待将来这

批史料能解密并得到有效利用,以推动国际三线建设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三线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历程中的一次重大尝试,应当深入探讨三线建设在共和国

史与全球史中的重要地位。海外学者的研究,如柯著探索了某些方法与路径,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包括冷战

视角与工农关系,这都是新中国史研究领域的重大问题,值得学术界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学者应在与海外

学者相互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充分展现自己的学术关怀与问题意识并与全球史进行有效对话。

ColdWarꢀUrban-RualandThirdFrontConstruction Discussionwiththe

AmericanScholarMrꢄMeyskens

LiDeyingꢀHuTianpeng

SchoolofHistory&CultureꢀSichuan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65ꢀChina

AbstractInrecentyearsꢀoverseasThirdFrontconstructionresearchhasbecomeincreasinglypopularꢀ

andscholarshavecontinuouslycarriedoutresearchfromthepoliticalꢀeconomicꢀsocialꢀandcorporate

perspectivesAmongthemꢀAmericanscholarCovellF MeyskensanalyzedandintroducedtheThird

FrontconstructioninamorecomprehensivemannerfromtheperspectiveoftheColdWarandmilitariza-

tion HoweverꢀwhendiscussingChinaꢊsinternationalenvironmentundertheꢎColdWarꢏpatternꢀMey-

skensignoredthedynamicchangesintherelationshipbetweenChinaꢀtheUnitedStatesandtheSovietU-

nionrelationsandfailedtounderstandthedeepmeaningoftheꢎThirdFrontꢏregionꢋAlthoughtherela-

tionshipbetweenurbanandruralworkersandpeasantsisinvolvedꢀhisanalysisisinadequateandshouldbe

contextualizedwithinthehistoricalchangesinsuchrelationshipsinmodernChina

KeywordsThirdFrontconstructionꢋoverseasstudiesꢋMaoꢀsThirdFrontꢁTheMilitarizationofCold

WarChinabyCovellF MeyskensꢋtheColdWarꢋurban-ruralrelations

[责任编辑:凌兴珍]

①

柯尚哲《从欧美观点看三线建设》,《开发研究》2015年第1期,第157ꢉ159页。

204

第50卷第4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

SocialSciencesEditionꢂ

023年7月

Vol50ꢀNo4

Julyꢀ2023

五育融合与教学创新

———第十七届全国教学论学术年会综述

付_ꢃ积

₀₂₃_年₆_月₁₆_日_至₁₇_日_,第十七届全国教学论学术年会在成都顺利召开。本次年会由全国教学论专业

委员会主办,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承办,《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协办。来自国内111

所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学术期刊出版机构的专家、学者、特邀嘉宾,以及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师生代表

等共计600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本次年会以“五育融合与教学创新”为主题,与会人员围绕“五育融合的内涵

与机制”、“五育融合的课程与教学理论突破”、“五育融合的课程与教学实践及经典案例”、“五育融合视域中的

课程与教学论反思”四个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开幕式由全国教学论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郭华主持,四川师范大学校长汪明义,全国教学论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本陆出席了年

会开幕式并致辞,陕西师范大学李森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李如密教授、河北师范大学索桂芳教授、西南大学张家

军教授、华南师范大学曾瑶等分别从课程思政、课程美育、生涯教育、教师负担治理、中国教育学术等方面进行

了大会主题发言。

一ꢃ五育融合的内涵与机制

厘清五育融合的内涵是寻求五育融合课程与教学理论突破、推动五育融合课程与教学实践有效展开的前

提和基础。因此,与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五育融合的内涵进行了深度解读,形成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广东

技术师范大学苟晓玲等人认为,“五育”是一种素质要求而非学科门类,“融合”是一种方法论而非技术手段,因

此五育融合是一种理念思维而非政策话语。哈尔滨师范大学杨丽等人提出,五育融合的内在蕴涵主要包含四

个方面:“五育”是在育人上有各自功能与任务的相对独立存在,“五育”在育人上要“并举”不能厚此薄彼,五育

融合是在每“一育”中融入其他“四育”的一种教育活动,五育融合是在中国教育实践中生成的一种育人理念。

陕西师范大学王冰婷等人探究了五育融合的话语流变,提出五育融合话语的成型经历了三育初提、四育兼备、

五育并举的前瞻阶段到五育有机融合为导向的流变,并指出当前五育融合面临着价值认同不足、内容整合失

衡、机制运行失范等困境。辽宁师范大学王蒙蒙等人基于教育生态学视角,对五育“有机性”融合的意蕴进行了

阐释并指出,五育“有机性”融合有助于保障个体均衡与整全发展;有助于突破五育边界,促进其深度融合;有助

于体现生命向度,构建充满人文关怀的社会。

与会专家学者还对五育融合的原因、逻辑、机理以及机制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四川师范大学王强指出,“为

何融合”、“由谁融合”、“怎样融合”是五育融合的三个原点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五育融合的根本原因,因

此五育融合要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并提出以深入情境开融合局面、以具身实践铺融合之路、以大概念为融合纽

带的实践路径。西南大学赵鑫等人提出了五育融合引领下教学变革的认识逻辑,即树立五育渗透的教学意识、

坚持五育互联的教学视角、秉承五育互育的教学理解、贯彻五育合育的教学理念,并据此探索了五育融合引领

下教学变革的实践理路。安徽师范大学段兆兵指出了五育融合视域下全面发展教育伦理的危机,提出了重建

五育融合全面发展教育伦理的逻辑:五育融合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要求,五育融合是教育伦理发展的必由之

路和重要标,五育融合符合教育现代化的伦理诉求,五育融合彰显全面发展目标的整体性特征,五育融合提供

实施素质教育,五育融合全面发展是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方式与途径。湖南科技大学夏永庚等人认为学科

作者简介:付积,女,四川简阳人,教育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院讲师,E-mailꢅ1126901309@_q_qcom。

20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知识是五育融合教学的逻辑起点,指出学科知识五育融合价值的挖掘可以从学科知识的纵向发展、横向关联和

实践应用三个维度进行,并提出了基于学科知识“内生式”的三种策略思路。

二ꢃ五育融合的课程与教学理论突破

汇聚五育融合课程与教学理论的新认识,寻求五育融合课程与教学理论的新突破是本次会议的要旨。为

此,与会专家学者从教学思维方式、学科教学、主体教学、整体教学、知识教学、教学经验、教学获得感、学生学习

力、教学空间(教育力)、校本教研等不同角度对五育融合视域下的教学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度探究,提出了新颖

的观点。

华南师范大学侯爽认为五育融合取向的教学思维方式包含整体性思维、生成性思维以及过程性思维,并提

炼出五育融合取向的教学思维方式具有多样性与整体和谐性相统一、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相统一、抽象与具体相

统一的特征。华中科技大学刘长海等人从教育元素分类解析与整合利用的视角,论证了五育融合式学科教学

何以可能,认为五育融合式学科教学是以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融合发展为旨归的学科教学范式,指出教师

要全面把握学科内容和教学过程中的五育元素,整合利用五育元素进行教学设计。杭州师范大学李国强等人

对学科育德的现实样态进行了描述,指出学科教学主要体现在育德缺位、课堂育德、育德随意化、育德运动化等

问题,并就此提出了改进策略。

河南大学林德全提出并阐释了三主体教学的内涵,认为它是一种人类教师、机器人教师及学生三类主体共

同构成的新型教学样态,三主体教学能否全面推广应用于实践的关键在于完善机器人教师参与教学的立法、制

定机器人教师的技术规格以及探讨机器人教师参与教学。沈阳师范大学迟艳杰对师生关系提出了新的认识,

认为师生关系不是比较性的关系,而是相互理解的关系。

四川师范大学李松林提出了从融合育人到整体教学的构想,认为融合育人需要整体教学,整体教学以整体

教学观为内核,建构整体教学需要创设真正且有品质的实践活动,并以真实任务为载体、以深层问题为主轴、以

更大观念为灵魂。湖南师范大学刘旭等人从政策导向、理念诉求、时代需要等方面分析了五育融合教学的必要

性,从教学本体功能、学生发展原理、教师专业作用角度探讨了五育融合教学的可能性,最后从坚持育人逻辑、

找准融域融点、理清融合机制、创新教学评价四个角度提出五育融合教学的实现策略。西南大学王天平等人指

出,五育融合视域下课堂教学变革的方向在于实现育人价值的融合、育人内容的融合以及育人方法的融合,他

们还从“五育”教学目标的统整取向、教学内容的均衡取向、教学方式的活动取向、教学评价的个性取向提出了

五育融合视域下课堂教学变革的路径。西华师范大学石娟指出,五育融合视域下知识教学存在教学情境被置

于知识教学之外、教学内容被限于智育范畴、教学体验被人为忽视等现实困境,由此提出了构建知识与环境相

交融的教学情境、从五育融合视角促进知识转化为素养、关注师生主体的心理体验的改进路径。广州大学任平

等人基于德国劳动教学论学科定位与实践模式,对新时代劳动教学论何以可为进行了思考,提出项目式教学

法、未来车间等教学法可以为劳动教学提供指导。咸阳师范学院毛红芳对教学理论元研究的价值进行了澄明,

并对其研究现状进行了考察。

海南师范大学崔友兴从增强教师存在感、强化教师自我效能感、增进教师行动力量三个角度分析了五育融

合视域下教师教学获得感的实践价值,提出了教师获得感由教学事实获得感、教学价值获得感、教学意义获得

感三个基本要素构成以及提升教师获得感的实践路径。贵州师范大学杜尚荣对学生学习力进行了研究,从育

人诉求、育人目的、育人任务和育人要求四个维度来理解五育融合、构建学生学习力的六大要素,进而建构了两

者的结构模型,提出了五育融合视角下学生学习力的实践向度。杭州师范大学高淮微的研究发现,学生责任感

的形成情境以学校和家庭为主,形成过程与不同阶段的“觉醒”体验有关,主要经历行动、情感两类“具身性”过

程路径,因此学生责任感的培育需要采用五育融合的范式。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田春分析了教学空间教育力的内涵及其对于五育融合的意义,厘定了五育融合视域下

教学空间教育力的价值取向,并提出了重新设计与布局教学空间、加强教学空间领导、重建教学空间公共性等

优化教学空间教育力以促进五育融合的路径。陕西科技大学杨晓着重探讨了基于五育融合教学空间重塑的核

心理念,指出基于五育融合的教学空间重塑过程中存在的主要困境,并基于此提出了包括建构多样化教学空

间、提升校长空间领导力促进教学空间重塑、建构五育融合的教学空间结构、提升教师教学空间创设能力等破

解策略。湖南师范大学姚诗炜则从课堂生态角度对课堂教学进行了探讨,认为在五育融合观照下,课堂生态应

206

付积ꢃ五育融合与教学创新———第十七届全国教学论学术年会综述

处于整体共生、互融互通、动态开放的应然状态,但现实却存在着教学目标模糊、内容单一、方式僵化、评价偏颇

等困境。激活生态系统的关键在于促进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因此他基于互动视角提出了构建五育融合观照下

的良好课堂生态的策略。

西南大学李宝庆等人探讨了五育融合背景下的校本教研,认为在五育融合视域下透视校本教研创新,具有

教研思维革新、教研目标调整、教研内容拓展、教研方式转型的内在逻辑。校本教研创新具有促进学生有个性

的全面发展、增进教师教学胜任力、推动学校文化变革的独特价值意蕴。为此,需要加强主体协同、拓展教研内

容、变革教研组织形式和开展教研融合评价,以实现五育融合下的校本教研创新。河南大学魏宏聚则探讨了校

本研究视域下中小学教师教学经验概念化的意义与操作,他对教学经验及其提取逻辑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教

学经验概念化应遵循“经验显现ꢉ经验定性ꢉ经验提取”的实践操作程序。

此外,与会专家学者还从知识统整、课程育人逻辑、课程设计、课程群构建等角度对五育融合背景下的课程

理论进行了探索和创新。天津师范大学李洪修等人认为,五育中蕴含丰富的知识,五育融合需要在课程开发中

通过知识统整实现不同体系知识间的串联与衔接。他们分析了课程开发中五育融合的知识统整机理,提出了

五育融合背景下知识统整的实现路径。北京师范大学周序等人探究了知识和素养的关系,认为知识是基础中

的基础,课堂教学必须以知识为核心,高质量的知识教学需要让学生做到对知识的灵活运用,并且通过具有新

意的方式,让学生积极接受训练,如此才能通过知识教学来促进素养的全面提升。

四川师范大学李红梅从理论逻辑、结构逻辑、实践逻辑三个维度探讨了课程融合育人的逻辑,提出以大概

念作为课程融合育人的支撑点、以问题序列作为课程融合育人的着力点、以主题活动作为课程融合育人的切入

点,以及以社会实践作为课程融合育人的生长点。湖南师范大学杨道宇以系统思维方式将微观、中观与宏观的

课程因素引入课程融合设计,从课程融合的分科性、跨科性、社会性与活动性四维度构建了五育课程融合的设

计原则,形成了以活动为主轴,以知识与社会为两翼的“活动ꢉ知识ꢉ社会”三位一体的课程设计体系。中国教

育科学研究院杨清从为何、是何、如何三个角度探讨了五育融合视野下学校课程群的构建,认为协调学校课程

分科与统整的矛盾、平衡学校课程数量与质量的张力、促进课程政策普适性与学校课程特色化的统一是学校课

程群构建的重要原因,构建学校课程群需要整体设计、有序关联、学校开放。他还从明确阶段性目标、体系建构

与内容充实、评价迭代升级以及团队合作等角度提出了学校课程群的构建策略。

三ꢃ五育融合的课程与教学实践及经典案例

开展五育融合的课程与教学实践是发挥五育融合育人效果的应然路径,为此与会专家学者从教学内容选

择、教学设计、作业设计、教学评价等角度对五育融合的教学实践进行了研究,以期推动我国五育融合教学实践

的顺利开展。

贵州师范大学李纯等人指出,五育融合视域下教学内容选择存在过分强调学科知识体系、主客体知识割裂

以及知识与生活脱节的“学用之差”困境,有效突破这些困境需要以问题或主题导向下的融合知识超越教学内

容选择的知识界限,以主客体相互作用的意义集合体超越教学内容选择的空间界限,以动态的文化知识观超越

学用界限,并形成动态的教学内容选择观。华中师范大学毛齐明等人提炼了素养本位的大单元教学设计理念

并认为,素养是大单元教学设计的目标取向,结构是大单元教学设计的内容取向,实践是大单元教学设计的活

动取向。他们提出了大单元教学设计的展开逻辑,并基于阶梯式、平行式、迭代式三类任务组织策略,确立了与

之对应的三种大单元教学实施模式。上海开放大学李学书提出了大概念单元作业方案设计的理据,认为应该

围绕大概念界定单元作业内涵、聚焦大概念理解和应用彰显单元作业的特征、通过单元作业活动促进学科核心

素养落实的功能取向,并提出了大概念单元作业的设计路径。

河南大学刘志军从生成逻辑、运行过程、价值旨归三个维度对综合素质评价与核心素养的关系进行了分

析,指出两者相互辩证统一在促进人的素质提升、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之中,并从塑造价值理念、

加强理论研究以及探索实践机制提出了两者联动发展的实践策略。湖州师范学院马进等人从教学评价发展需

求、学生五育全面发展需求、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需求三个角度分析了五育融合教学评价的现实需求,指出五

育融合教学评价的逻辑转变应包括教学评价的目标、标准、方式、内容、决策五个方面,并建构了五育融合教学

评价的路径。河南大学姬国君等人指出,当前课堂评价存在目标ꢉ结果取向与过程取向的不平衡性、课堂评价

主体ꢉ教育管理者的“单向垄断”、课堂评价方法ꢉ“肢解式”的单一量化评价、评价的育人功能逐渐偏离等问

20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题,要实现从“唯分数”到五育融合的课堂评价的变革,需要将评价重心从结果转向过程、评价主体从一元转向

多元、评价方法从单一转向综合的变革。北京联合大学侯雅丽则探讨了五育融合背景下小学语文教学评价的

政策逻辑、理论逻辑、学科逻辑、问题逻辑,并从优化结果评价、完善综合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四

个维度提出了改进小学语文教学评价的实践路径。

课程是教学实施的重要载体,对教学实践问题的探讨离不开对当前课程现状的审视和反思。与会专家学

者通过课程案例分析、经验总结以及理论构建的方式对五育融合背景下的课程实践进行了研究和探索。天津

师范大学和学新基于80个学校实践案例的分析,总结了五育并举背景下课程融合的经验,指出课程融合要坚

持以德为先,追求人的整全发展的课程目标;以不同要素为组织中心,多向度构建融合的课程体系;内部支持与

外部支持相结合,保障课程有效融合;转变“唯结果”导向,注重过程和发展的动态型评价。天津市教育科学研

究院肖庆顺从普通高中教育政策、天津市品牌高中建设的政策文件以及本校办学目标和育人理念三个角度探

讨了新时代品牌高中五育并举课程体系建设的依据,提出了构建核心素养导向的课程体系的实践路径。四川

师范大学刘冲基于对区域课程实践经验的分析和总结,提出了五育融合视域下学校课程的建设理念,指出其原

理在于教育与人的发展,其方法论在于课程育人,并从内在结构(学校课程体系)和外在结构(学校课程方案)两

个维度对五育融合课程框架的建构进行了探索。广州大学谢翌认为高质量学校课程体系旨在成就学生的核心

素养,课程体系需彰显出一致性、协同性、科学性和开放性特征,并提出了高质量学校课程体系建设的逻辑理

路。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李金国指出了劳动教育融入小学语文课程存在融入机械化、主旨浅表化、主题片面化、

形式单一化等问题,并提出了语文要素为基、有机融入为核、拓展阅读为辅、身体力行为本的调适策略。曲阜师

范大学王焕霞等人提出了五育融合视域下小学劳动课程教学设计理念,对劳动课程教学设计要素进行了详细

分析,并通过具体的教学设计案例进行了说明和阐释。

四ꢃ五育融合视域中的课程与教学论反思

反思五育融合视域下的课程与教学经验,形成对五育融合课程与教学论的共识是此次会议的最终目标。

与会专家学者对五育融合视域下的教学理论、教学实践以及教学研究等问题进行了审视和反思,并提出了新的

发展思路和构想。

南通大学张志泉对“五育”融合视角下的教育目的进行了审思并提出其对学生评价的启示。他认为,教育

的本质是促进受教育者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全面和谐发展的社会实践活动,要改变教育中过分重视智育而忽

视其他各育的观念与做法,对各育的内涵及相互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建构融合德智体美

劳等方面的学生学业评价指标体系的构想。陕西师范大学张俊列等人从教学论视角对五育融合进行了审视并

指出,完整的生命主体是五育融合的教学价值指向,跨越学科的实践是五育融合的教学内容活化,多维立体融

合是五育融合的教学组织形式,综合性与表现性是五育融合的教学评价尺度。贵州师范大学王中华认为,我国

在五育融合开展与实施过程中存在观念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以及行为文化等方面的障碍,由此提出了推

进五育融合需要改革与创新五育融合的观念文化、推进五育融合的制度文化建设、构建与创新五育融合的物质

文化、加强五育融合的行为文化建设等化解策略。华中师范大学罗祖兵指出五育融合研究中存在学科立场失

守的问题并表现为过悬融合、过全融合以及过深融合,认为学科立场是各育或各学科存在的基础,是各育或各

学科发挥特有育人价值的前提,各育或各学科只有基于学科立场才能做到深度育人、真正实现融合,并提出了

五育融合中坚守学科立场的实践建议。湖南师范大学叶波指出,五育融合中存在教学失落的问题,这个问题引

发了他对五育融合教学向度问题的分析与讨论。他认为外围的“融合”产生了知识的转化问题、发展的整合问

题、思维的关联问题,由此提出了这些问题的解决策略。河南大学贾尚玉等人基于CNKI期刊论文的文本挖

掘,将五育融合研究进展分为两个阶段,并通过NMF主题模型对筛选后保留下来的文献进行主题建模,最终得

出7个相关主题:“五育融合”的实践探索、“五育融合”的理论阐释、“五育融合”下的课程建设、“五育融合”下的

劳动教育、蔡元培“五育并举”思想、“五育并举”下的高考命题改革、“五育融合”下的教育评价改革。此外,杭州

师范大学周天翔探讨了洛克的“五育融合”教育思想及其对当代教育的价值意蕴;贵州师范学院张鸿翼探讨了

五育融合视域下乡村学校文化建设的逻辑理路。

[责任编辑:罗银科]

208

(上接封二)

①

吴云芳《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并列结构研究》,北京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学位

论文库,2013年10月14日访问,htt_pꢀꢀthesisꢁlibꢁ_pkuꢁeduꢁcnꢀdlibꢀListꢁas_pꢂlan_g=_gb&t_y_pe=Reader&DocGrou_pID=

&DocID=6328。

ꢃ

②IlyaVedrashkoꢄꢅAdvertisinginComputerGamesꢆꢇmasterꢈsthesisꢄMITꢄ2006ꢉꢄ59ꢄhttpꢀꢀhdlꢁhandleꢁnetꢀ1721ꢁ

1ꢀ39144ꢁ

₄_._网_络_文_献_,包括新闻网页、博客在内的一切网络信息资源。除著录基本信息外,还需要著录获取或访

问路径及时间。

①

白阳《与你我息息相关!一批食药领域法律法规12月起施行》,新华网,2019年11月29日发布,2019年12月1日访

问,htt_pꢀꢀwwwꢁxinhuanetꢁcomꢀle_galꢀ2019-11ꢀ29ꢀc_1125289806ꢁhtm。

②

《武书连2019中国1200所高职高专分省排行榜》,武书连的博客,新浪博客,2019年12月23日更新,2019年12月25

日访问,httꢀꢀbloꢁsinaꢁcomꢁcnꢀsꢀblo_g_4b2cb00e0102lc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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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DebAmlenꢄꢅOneWhoGivesaHootꢄꢆWordplayꢄtheCrosswordBlogofTheNewYorkTimesJanuary26ꢄ2015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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ꢃ

⑤

CananOꢊBrienꢇ@ConanOBrienꢉꢄꢅInhonorofEarthDayꢄIꢊmrecyclingmytweetsꢄꢆTwitterꢄApril23ꢄ2015ꢄ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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ꢃ

⑥

ChicagoManualofStyleꢄꢅIstheworldreadyforsingulartheyꢂWethoughtsobackin1993ꢄꢆFacebookꢄApril17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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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ꢄhttpsꢀꢀwwwꢁfacebookꢁcomꢀChicagoManualꢀpostsꢀ10152906193679151ꢁ

₅_._档_案_文_献。^除^文^献^本^身^的^信^息^外^,^还^需^著^录^档^案^收^藏^机^构^及^档^案^编^号^。

①

《西康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受训学员调训办法(民国三十一年五月修正)》,四川省档案馆:西康省训团档案,案卷号

42-01-0001,第4页。

ꢃ

②

JamesOglethorpetotheTrusteesꢄJanuary13ꢄ1733ꢄPhillippsCollectionofEgmontManuscriptsꢄ1420013ꢄUn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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₆_._经_典_文_献_,包括古籍、宗教典籍(如《圣经》)等。有版本的中文经典文献需著录版本信息,在正文中如

多处引用,可在正文中括注篇卷、章节或页码等主要信息。外文经典文献,可参照《芝加哥手册》使用传统或

缩写的形式著录。

①

②

③

张金吾编《金文最》卷一一,光绪十七年(1891)江苏书局刻本,第18页b。

萧统编《文选》,李善注,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胡刻本,第25页。

ꢃ

《长阿含经》,《大正藏》00101.P0001。

ꢃ

④

2Kings118ꢇNewRevisedStandardVersionꢉꢁ

ꢃ

⑤AristotleꢄMetaphysics3ꢁ2ꢁ996b5-8ꢋPlatoꢄRepublic360e-361bꢁ

₇_._法_律_文_献_。法律文本的引用,建议在正文中直接说明,一般不单独用注释著录文献出版信息,如需要

著录,可著录法律文献名称及版本即可。

①

②

③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2018)》第三十二条。

ꢃ ꢃ ꢃ ꢃ ꢃ ꢃ ꢃ ꢃ ꢃ ꢃ ꢃ ꢃ 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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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2002ꢀ30433ꢁhtmꢁ

₈_._转_引_文_献_。引用文献要尽量著录其原始出处,对于原始文献已佚的古籍的注引或只有其他文献载录

的文献,可标注转引文献信息。

①

②

陈寿《三国志》,裴松之注引司马彪《九州春秋》,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4页。

章太炎《与陈鼎忠书》(1925年10月7日),转引自: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下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

21ꢌ822页。

ꢃ

③

LouisZukofskyꢄꢅSincerityandObjectificationꢄꢆPoetry37ꢇFebruary1931ꢉ 269ꢄquotedinBonnieCostello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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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anneMooreꢀImaginaryPossessionsꢇCambridgeꢄMA HarvardUniversityPressꢄ1981ꢉꢄ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