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卷第5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

SocialSciencesEditionꢂ

023年9月

Vol50ꢀNo5

Septemberꢀ2023

宋代行状地位的提升:

从哀祭类到传记类的转变

宋晓云_ꢃ赵彬

ꢃꢃ摘要:行状的文体观念随着时代的推移而演变。六朝至隋唐五代时期,人们认为它属于哀祭文章,其主要用途

是为其他文体提供原始材料,文体地位明显低于传记。宋人则发现行状具有传记的特性,将其从哀祭类划归到传

记类,其文体地位得到了提升。文体观念的流变受到时代变革的影响,宋代出现史学化的传记观念、以行状修史被

广泛接受、宋代史官群体多元化等方面的变化都影响到宋人对行状文体观念的变化。由于宋人将行状划归传记,

导致宋代出现了将行状视为私修史书、私家传记,行状书写体例呈现传记化的情形。

关键词:宋代行状;文体;传记;史学;私传;文章体例

DOI1013734ꢄjcnki1000-531520230618

收稿日期:2023-04-11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行状文体研究”(18XZW010)、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元代西域作家诗

文文献整理与研究”(22XZW046)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宋晓云,女,江苏淮阴人,文学博士,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

宋代文体学、丝绸之路文学、宋代文学,E-mailꢅ2718784948@_q_qcom;

赵彬,男,四川西昌人,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明人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从功能角度对行状作出阐释:“盖具死者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寿年之详,

或牒考功太常使议谥,或牒史馆请编录,或上作者乞墓志碑表之类,皆用之。”^①其按照目的将行状分为三类^:

请谥的行状、入史的行状、请托碑志的行状。研究文体除考量文体的功能外,体制、源流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

因素。从功能角度看,徐氏基本上总结了中国古代行状的功能特征。从体制角度看,行状在宋代发生了显著

变化。按照体例一般行状结尾会指明该文的目的,或请谥,或入史,或请铭,或用“以备采择”等字样笼统地表

达文章目的,然后以“谨状”终结篇章。从六朝到隋唐五代,行状体例基本遵循轨则,降及宋代行状末尾未书

创作目的情形相较于前代明显增多,其中有部分行状从整体书写上看更像是传记文体。宋代行状体制发生

突破的同时,宋人对行状的认知也发生明显转变。六朝萧统编纂《文选》时依据“以类相从”的原则,从表达哀

思的视域将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等文体文章编纂在书末。宋代《崇文总目》将其归入“传记

类”,宋人修《新唐书·艺文志》将其归入杂传记类,南宋时期《通志二十略·艺文略》又将其归到传记类。从

六朝到宋代,古人对行状的理解经历了从哀祭类到传记类的转变,此现象背后蕴藏的本质是:一是宋人对传

记类文体认知的深入;二是行状在宋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其地位发生变动;三是宋代行状体例发生了变化。

①

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罗根泽点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47ꢆ148页。

146

宋晓云ꢃ赵彬ꢃ宋代行状地位的提升:从哀祭类到传记类的转变

而对于此现象的讨论,目前学界关注甚少^①^,_本_文_拟_就_此_展_开_论_述,_揭_示_宋_人_对_行_状_文_体_认_知_变_化_的_本_质。

自古以来,学者从文体源流上均将行状追溯至两汉,如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认为:“汉丞相仓曹傅胡干

始作《杨元伯行状》,后世因之。”^②^《杨元伯行状^》其文早已散佚^,其貌难以窥测^,而现存两汉的文章中有^《海内

先贤行状》一书,从体制判断其书中文章不是行状。古人常强调“文辞以体制为先” 体制是区分文体异同

与判断文体成熟的重要标准。从整体上观照,成熟的行状在体制上需具备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寿年等要

素,从细微处考征发现,行状文中对世系、籍贯的书写位置有明确要求。清人袁枚《随园随笔》曾说:“至凡所

状之曾祖、祖父与其乡贯,有列于状之前者,以上太常之馆议谥编录,任彦升之状萧子良、韩退之之状柳浑、陈

京是也;有疏于状之内者,以托文章家撰著碑志,韩退之之状马汇、苏子瞻之状其祖序是也。”^④按其观点^,请

谥的行状、入史的行状属于上行公文,应当将曾祖考三代及籍贯置于状前,请托的行状可书于状内,明确辨别

了不同行状体制上的微末差别。从行状文体特征来看,“《先贤行状》都与成熟的行状文体龃龉不合,再加上

体制、体例的扞格,或可断定《先贤行状》中的文章不属于行状文体”^⑤^。^《先贤行状^》或许对魏晋时期行状的

发展产生影响,但其与成熟时期行状相去甚远,故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

③

一ꢃ六朝到宋代对行状认知的流变

行状发展于六朝,成熟于唐宋。伴随着行状的发展历程,古人对其认知自六朝以还发生多次转变,这一

变化可以从文章总集与目录学中揭橥。

宋代以前的文章总集以《昭明文选》最为著名,目录学以《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为代表。六

朝时期,《文选》从表达哀思的视域将行状与诔、哀、碑文、墓志、吊文、祭文等文体编纂在一起,体现了古人在

文体排序时以“先生后死”为准则的情形。从本质上讲,六朝人从文体共性的角度将行状归入哀祭类:寄托哀

思是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等文体共同特性,请谥功能是行状独有特征。六朝人在承认特性的

基础上,发现行状与其他文体之间的联系。萧统曾对《文选》编排体例作出一定阐释:“美终则诔发,图像则赞

兴。又诏诰教令之流,表奏笺记之列,书誓符檄之品,吊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辞引

序,碑碣志状。”^⑥萧统认识到诔文为美终之作^,吊文^、祭文为悲哀之作^,三者皆适用于亡者^,因此^,^《文选^》从使

用场合将诔、哀、碑文、墓志、吊文、祭文依次收录。而与萧统同时期的任昉亦有类似表述,《文章缘起》论述文

体时遵循以类相从的原则将谒文、祈文、祝文、行状、哀策、哀颂、墓志、诔、悲文、祭文、哀词、挽词等用于哀祭

的文体依次排列^⑦^。而^《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虽收录^《先贤行状^》一书^,却未曾收录行状文^⑧^。

两部官方史书不收录行状文的背后原因是值得深思的:一是六朝到五代整体上将行状看作是饰终的文章,无

论是六朝时期行状功能以请谥为主,还是唐代逐渐扩大到官方修史、私人撰写碑志等,都是在为逝者完成厚

终的程序;二是宋前普遍认为行状只是作为撰写其他文章的原始素材,其文体地位低于史传、碑志等。而以

上情形在宋代得到扭转,宋人承继前人观点的同时进一步认识行状,在归类时将其从哀祭类归到传记类,再

①

目前学界对宋代行状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一是行状与史实的关系;二是行状与传体文的异同。对于行状与其他文体异同的谈论,除

了与传记类比较外,还有行状与诔、状等文体关系进行的探究。参见:杨佳鑫《私家传记与<宋史>列传关系考辨———以行状为中心》,《河南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82ꢆ87页;孙文起《论宋代文章总集与“传体文”文体地位的确立》,《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10

期,第15ꢆ22页;杨向奎、薛栋《状、诔、<先贤行状>与行状文体关系考辨》,郭英德主编《斯文》第9辑,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第3ꢆ14页。

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第147ꢆ148页。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于北山点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9页。

袁枚《随园随笔》,王英志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459页。

杨向奎、薛栋《状、诔、<先贤行状>与行状文体关系考辨》,郭英德主编《斯文》第9辑,第3ꢆ14页。

萧统《文选》,李善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

任昉《文章缘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4ꢆ15页。

《隋书·经籍志》“杂传类”中无《海内先贤行状》,唯有《先贤集》三卷,姚振宗认为《旧唐书·经籍志》中《海内先贤行状》即为《隋书·经籍志》

中《先贤集》,两者只是同书异名的关系:“《先贤集》三卷,不著撰人。《唐书·经籍志》:《海内先贤行状》三卷,李氏撰。《唐书·艺文志》:李氏

《海内先贤行状》三卷。章氏《考证》:《海内先贤行状》,《唐志》著题李氏。《世说·德行篇》注引荀淑、钟皓、陈纪三事,称《先贤行状》。他书所

引,亦多省‘海内’二字,惟《太平御览·人事部》引王烈、戴良、徐孺子、仇览四事,称《海内先贤行状》。《职官部》引故宗正南阳刘奉先为督邮

事,称《汉魏先贤行状》。案此《先贤集》即《唐志》之《海内先贤行状》。章氏依《唐志》之书名而无‘不著录’三字,盖亦以为即是此书,其不依本

志作《先贤集》者,偶误也。”参见: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王承略、刘心明主编《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第15卷,清华大学出

版社2014年版,第788ꢆ789页。

14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归到杂传记类,最后回归到传记类,逐渐地提升了行状的文体地位。

宋代主张“与士大夫共天下”,践行重文轻武的国策,因此赵宋一朝成为我国古代的文化高峰,文学、史

学、目录学等都得到长足发展。从现存传世文献来看,宋代目录学、文章总集分奉敕编纂与私人撰述两类,两

者分别代表官方主流思想与文人观点。文学是变动不居的,宋人的观念也是呈动态发展的,如果仅从官修、

私撰这单一维度去观照宋人行状文体观念是不够全面的,而从历时的视野去观照更有利于探究观念的变迁。

宋太宗时期,李昉等编纂的《文苑英华》承续《文选》编撰体例将行状与哀祭文章编著一起,不过值得注意

的是,《文选》收录的哀祭文章有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而《文苑英华》将颂、赞、铭、箴、传、记、谥

哀册文、谥议、墓表、行状、祭文(包含吊文)等纳入哀祭类,由此明显看出宋初对哀祭文章认知更为深刻,其中

将行状与传两种文体并列,初步折射出宋人认识到两者之间有内在的联系。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官修书

目《崇文总目》编纂完成,其书依经史子集分四十五类,其中史部传记类收录唐人作品《李靖行状》、《远祖越公

行状》、《颜氏行状》三篇,这是宋人首次将行状列入传记类。《崇文总目》史部十三类划分是从《隋书·经籍

志》、《旧唐书·经籍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传记类收录行状意义如下:一是《崇文总目》中传记类隶属于史

部,这反映出宋人认识到行状的史学价值以及行状与史学著作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相似性、关联性;二是《崇

文总目》用传记类取代杂传类,将其从哀祭类分到传记类,揭示宋人发现行状具备传记文体的特性;三是官方

目录学首次收录行状,直接说明宋代行状进入官方视野,其地位相较于前代得到提高;四是传记类本身是一

个大的概念,其内部有很多文体,《崇文总目》将行状与《陶潜传》、《狄仁杰传》、《郭公家传》等先贤传记、耆旧

传记、家传错杂一起,充分展示宋人从内容上认识行状文体的特点。

北宋嘉祐五年(1060)官修《新唐书》完成,其书《艺文志》在《崇文总目》基础上对行状有些许不同的认知。

首先,《艺文志》将行状划入杂传记类,从名称上看,其书明显是在继承《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

《崇文总目》的同时,对其进行整合,在杂传类、传记类的基础上提出杂传记的名称,换言之,从名称概念上宋

人认为行状具有杂传的某些特性。其次,《艺文志》除将《颜氏行状》、《李赵公行状》辑录于史部外,其书子部

道家类收录《僧伽行状》,这反映出宋人探究行状文体时深受古人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影响,按状主身份将

《僧伽行状》归入子部。总之,欧阳修等人认为行状从文体特性上分属于传记文体,从内容上观照可分先贤、

耆旧、僧道等类,质言之,《艺文志》的划分是兼及到文体特性和文体内容的。

南宋进一步发展了北宋的行状文体观念,在北宋《文苑英华》的编纂体例、官修目录书的文体分类影响下

诠释行状。文章总集方面,《宋文鉴》体例沿袭《文苑英华》,将行状与哀祭文章齐同,并无太大创见。《文章正

宗》则将传文、记文、碑文、行状文、序文统归叙事类,真德秀从体制上发覆行状与传记的文体共性,发现传状

碑志具有“纪一人之始终”^①的文体特点^。目录学方面^,南宋私家目录学更为发达^,依据成书时间先后顺序大

致有《通志二十略·艺文略》、《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等著作,研读后发现南宋目录学

对行状有以下认知:首先,除《遂初堂书目》将行状归入杂传类外,余下均将其纳入传记类,质言之,南宋时期

行状属于传记文体以及进一步分清杂传类、传记类的畛域成为当时的主要趋势;其次,在以类相从的文体分

类原则上,《通志二十略·艺文略》将行状从先贤、耆旧中抽离出来归入家传中,从而揭示行状文体呈现私家

传记的特质;最后,除《遂初堂书目》收录行状为唐人作品外,其余收录文章以本朝作品居多,足见南宋更重视

以行状保存当世名臣史料的观念。

从六朝到宋代,宋人对行状归类发生从哀祭类到传记类的转变,虽然在归类时将其从传记类归到杂传记

类,然后再到传记类,经历了曲折的历程,但是都充分显示出宋人认识到行状具备传记文体的特点。宋人不

再用单一的视角把行状视作其他文体所要参考的素材来源,而是将其与传记文体并列,逐步提高其文体地

位。

二ꢃ宋代行状划归到传记类的原因

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呈现出来的特点是受不同社会因素影响的,诚如刘勰所云:“歌

①

真德秀《文章正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页。

148

宋晓云ꢃ赵彬ꢃ宋代行状地位的提升:从哀祭类到传记类的转变

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①将行状划入传记类是宋代首次出现的现象^,而这种现象受到

宋代社会多元因素的影响。

首先,宋人史学化的传记观念。传作为文类,包含文体众多,如史传、杂传等,其中对史传的看法较为统

一,即指正史列传,而对杂传的看法从两汉至宋呈现动态发展。杂传之名始见《汉书·艺文志》“孝经十一家”

五十九篇中的“杂传四篇”,此处杂传指的是对孝经阐发的文辞,其目的如后世刘勰所言是“转受经旨”^②而

用。降及唐代,杂传一词使用范围经历由经学向史学的转变,《隋书·经籍志》、《唐六典·秘书省》史部均收

录杂传。唐人认为杂传的目的是“纪先贤人物” ^,其特点是以人物为中心^,明确表示杂传^“推其本源^,盖亦史

官之末事” ^,指出了杂传的书写体例受正史影响^。^《旧唐书^·经籍志^》沿袭唐人观点^,认为杂传主要是^“纪先

圣人物”。逮至宋代,宋人对杂传的看法发生了变化:第一,如前文所言,名称上发生了从传记到杂传记、再到

传记的变化,这是宋人有意识区别传记与杂传的表现;第二,从目录书收录的文章看,“从《隋志》到新《唐志》,

杂传的范畴发生了飞跃性的变化,杂传与小说的界限越来越清晰,杂传的史学性逐渐增强,文学性日益减

弱”^⑤^。现举几部代表性书籍在目录书中著录的变化^,以证明此观点^,见表1^:

③

④

表1ꢃ唐宋目录书中杂传与小说的区别举例

书名

述异记》

续齐谐记》

冤魂志(还冤志)》

《隋书·经籍志》

《旧唐书·经籍志》

《崇文总目》

小说

《新唐书·艺文志》

《

杂传

小说

《

小说

《

小说

_ꢃ_ꢃ_宋_人_将《述异记》、《续齐谐记》、《冤魂志》从杂传类划归到小说类,证明宋人认识到“虚诞怪妄之说”不是

史官之余,应当从杂传中剔除。反过来观照,《崇文总目》中传记类、《新唐书·艺文志》杂传记类中以偏向史

实作品居多,也证明宋人史学化的传记观念。纵观宋代目录学,宋人对传的理解从名称上看以传记取代杂传

成为趋势,虽偶有以杂传命名但并不影响宋人的传记观念。从传记的范畴看,排除虚妄神怪的文章成为共

识,比如《遂初堂书目》中虽以“杂传类”命名,实际上收录文章以偏向史实的居多,《通志二十略·艺文略》虽

以传记命名,但收录作品有冥异、祥异两类。从宋代整体思潮看,偶然出现与主流观点不一致的思想是正常

的,这不影响宋人对传记的界定。史学化的传记,应当如何界定,清人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有言:

其实《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

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

我。^⑥

金圣叹用以文运事、因文生事区别史学与文学的观点是值得肯定的,文学作品是作者根据主观意志去敷

衍,甚至虚构事迹以成文,史学著作是先有真人真事而后取舍成文以符合历史。宋人对传记的理解契合以文

运事的观点,纵观宋代目录书传记类收录的文章确实是以文运事者居多,这便是宋人史学化传记观念最好的

体现。从宋人这一思潮出发,就不难理解宋人将行状收录到传记类中,从本质上说,行状属于身后之文,先有

其人其事后有其文,其书写的原则受到“史法”制约,符合“以文运事”的特点。另一方面,从文章总集的变化

亦可得此结论,如《宋文鉴》收录《毛颖传》、《种树郭橐驼传》、《圬者王承福传》等“因文生事”的文章,到了《文

章正宗》叙事类中将司马迁的《伯夷列传》、《屈原列传》、《孟子荀卿列传》等“以文运事”的文章列于《圬者王承

福传》之前,这反映出真德秀认识到史学传记、文学传记之间有明显的界限。而《文章正宗》将行状与史学传

记同列,反映出其认识到行状具有叙一人之始终的史学传记特征。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96页。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第142页。

李林甫《唐六典》,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99页。

魏征、令狐德棻《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82页。

刘湘兰《中古叙事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8页。

施耐庵《水浒传》,李卓吾、金圣叹点评,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页。

14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其次,宋代广泛接受以行状修史。行状本有入史功能,以行状入史可追溯至六朝,南朝吴均欲撰《齐书》

时出现“求借齐起居注及群臣行状,武帝不许,遂私撰《齐春秋》奏之”^①的情形^,这说明六朝人已然注意到行

状的史学价值。六朝修正史时本纪部分史料多源自《起居注》,列传部分有采择于行状的情形,朱季海《南齐

书校议·卷七校议》论及史源时说“以《纪》文有《起居注》可据,《传》文多摭行状” 证实了这一观点^。需要

说明的是,六朝时期以行状修史并未形成制度化,这仅体现了史官拥有广泛搜罗史料的史学传统。到了唐代

以行状勘报史馆,修入国史成为制度,《唐会要·诸司应送史馆事例》云:“刺史都督都护,及行军副大总管已

下薨,本州本军责由历状,附便使送,公主百官定谥,考绩录行状谥议同送。”^③可以看出^,唐人撰写关于个人

生平事迹的史书以行状为重要参考。逮至宋朝,以行状修史的情形得到广泛接受,其情形如下。一是宋人更

重视以行状修史,如朱弁《曲洧旧闻·史官记事所因》明确指出,修史时史官应当注意到时政记、起居注、日

历、臣僚行状等四个史料来源,时政记、起居注、日历一般被认为是当朝正史,将行状与它们并列,足见宋人修

史重视行状的程度。二是以行状修起居注,《宋会要辑稿·职官》载有司呈报起居院修注时云:“考功、谥议、

行状……并一月一报。”^④三是以行状修日历附传^,日历是呈现一位帝王一朝史实的重要资料^,其主体部分

②

“

因时政记、起居注润色而为之”⑤,而日历附带的人物传记则参照臣僚行状,《宋会要辑稿·运历一》载南宋

人见《靖康日历》内对薨卒以及死于兵者臣僚四十一人的事迹仅粗具梗概未曾立传,请求“下礼部开具所要立

传姓名,下诸路转运司,令所属州县多方求访逐人子孙亲属所在,抄录墓志行状及应干照修事迹,缴申本所,

以备照用”^⑥^。四是以行状修实录附传^,宋人修本朝实录时有附带人物传记的惯例^,附传的史料来源则是行

状。曾巩在《英宗实录院申请札子》中明确提到以行状修附传的情形,文曰:“应系英宗朝亡殁臣僚,合立传

者,并令供给行状、神道碑、墓志等,仰本家亲属限日近修写,疾速附递缴纳,赴实录院。”^⑦刘克庄^《跋庄侍郎

行实》提到,其曾于史馆发现庄侍郎在《实录》中附传的事迹多源于行状。通过对比发现,宋人以行状修史较

之前代有以下明显变化。一是宋人将行状修史范围扩大到起居注、日历、实录等,范围的扩大必然影响行状

的书写,在内容上要求接近史实,为了避免虚美隐恶的情况,宋人采取“再三去问”的方式互证状文的真实情

况。诚如朱弁《曲洧旧闻》所言,“所载事迹,以同时之人考之,自不可诬,亦何可废” 表明宋人对行状入史

报以积极的心态。二是国史传记以行状为底本的情况更为普遍,这必然导致行状的书写体例向传记靠拢,推

动宋人进一步产生行状属于传记的心理。

⑧

最后,宋代史官的多元化。先秦时期史官以世守为主,史官负责记录历史外,还需承担占卜事宜,两汉时

期史官逐渐摆脱巫祝的身份转向专门修史。魏晋时期设立著作郎专职著作,与先秦两汉史官相比,自魏晋设

立著作郎后史官群体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此之前史官以史学家居多,多数史学家都有家学渊源,自此之后,文

学家成为史官情况增多,史官队伍初步走向多元化。唐代改变六朝以来修史的制度,“以宰相监修国史,置兼

修国史、直馆等史官,另设起居郎、起居舍人记事记言,集注起居”^⑨^。到了宋代^,^“随着宋代官方修史规模不

断扩大,史官群体日益壮大,传统主要由独自著史者、具有家传或师承的史家以及地域性鲜明的史家所构成

的治史队伍格局被打破,由此形成崭新的官私治史队伍。在该队伍中,不仅涌现出了史官世家、史学世家以

ꢉꢈꢇ,

及门派与地域性鲜明的治史群体,而且这些群体著史成就突出,连带治史效应明显” 由此形成了成熟的史

官群体多元化格局。因为史官群体的多元化,因此宋代对史官的要求相较于前代更为灵活:六朝时期虽然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李延寿《南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781页。

朱季海《南齐书校议》,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2页。

王溥《唐会要》,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090页。

徐松《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377页。

朱弁《曲洧旧闻》,孙菊园、王根林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52页。

徐松《宋会要辑稿》,第2140页。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57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1页。

朱弁《曲洧旧闻》,第152页。

牛润珍《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ꢇꢈꢉ燕永成《宋代治史队伍的多元化》,《江西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第130页。

150

宋晓云ꢃ赵彬ꢃ宋代行状地位的提升:从哀祭类到传记类的转变

现行状,但是考验著作郎史学功底的标准是到职后“撰名臣传一人” ^,与行状无涉^。唐代行状入史情况虽增

多,但几乎未出现文人因撰写行状被任命为史官的情形,这种情况在宋代得到改变,《宋史》载李清臣撰写韩

琦行状后,“神宗读之曰:‘良史才也。’召为两朝国史编修官,撰河渠、律历、选举诸志”^②^。文人因撰写行状被

直接任命为史官在宋代并非个案,《宋史·曾肇传》载曾肇撰写曾公亮的行状得到宋神宗青睐得以迁国史编

修官。正是因为宋代多元的史官群体才会出现因行状而任职的景象,这也间接引导了宋代行状向史学化、传

记化靠近。

①

总之,宋代史学化的传记观念、以行状修史被广泛接受、宋代史官的多元化三个因素是相互支撑的关系,

它们合力推动了宋代行状走向史学化,促进了宋人形成行状属于传记的观念。

三ꢃ宋代行状划归到传记类的影响

宋代将行状划归到传记类是前所未有的,其本质是宋代行状地位得到提高,其影响也是深远的,从宏观

来说宋代行状出现史学化、传记化的倾向,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宋人视行状为私修史书。自来史书便有官修、私修之别,官修受统治者意志影响很难发挥作者主

观能动性,私修受君主意志影响较小,可以掺杂个人主观情感。在宋代史书范畴极广,如陈傅良《嘉邸进读艺

祖通鉴节略序》所言:“本朝国书有日历,有实录,有正史,有会要,有敕令,有御集,又有百司专行指挥、典故之

类。三朝以上,又有宝训,而百家小说、私史,与士大夫行状、志铭之类,不可胜纪。”^③综合李焘^“盖日历即国

史也,祖宗实录、正史亦国史也,起居注、时政记、圣政录及会要亦国史也”^④的观点可知^,在宋人眼里起居注^、

日历、实录、时政记、圣政录、国史、会要、敕令、御集、宝训属于官修史书,小说、行状、志铭属于私修史书。从

史学的角度看,私史也是“史”,虽然可以适当发挥主观能动性,但是整体上需要与主流意识保持一致,这也就

影响到宋代行状的书写。古代以忠孝为基本道德准则,统治者也一再宣扬忠臣孝子以维护统治。因此翻阅

《全宋文》中行状发现,文中在描绘人物大节时主要是凸显忠孝方面,如赵善括《翟侯行状跋》以“为臣死忠,为

子死孝”^⑤总结了行状对状主形象的书写^。

第二,宋人视行状为私传。私传、私史的区别是范畴大小的问题,私史与正史相对,如上文所言正史范畴

广,私史的范畴自然不小,而私传仅与同属于传记类的正史列传对举,其范围比私史小很多。对史传、私传等

一系列传记区分的标准,清人黄本骥作出如下阐释:“一盖棺论定,有事迹可纪传示后人,如历代史书列传是

也。一其人已殁,勋业烂然,私为立传,为异日入史张本,如诸家集中私传是也。一其人现存,于史法不应为

传,而言行有关于世道人心,不可无传。如韩之《何蕃传》,苏之《方山子传》是也。”^⑥根据黄氏观点^,史传^、私

传两者共同点是传主为真实存在过的人物,其不同点是史传为得到官方认可的正史列传,拥有权威性,其地

位高于其他传记,私传为私人著述的传记,其目的就是为“入史张本”,意即备史官采择。此观点虽然在清代

明确提出,但是宋人已经隐约地表达了这种观念。从文体学的发展历程看,明清是文体学的总结期,它们抽

绎前人观点,并不代表前人没有这种思想,从这个角度观照宋人将行状视为私传是合理的。以苏轼为例,苏

轼《辞免撰赵瞻神道碑状》谈到平生坚守不为人撰写传状碑志的原则,其撰写《司马光行状》是为报答司马光

曾为其母亲撰写碑铭的情意,至于为何不撰写行状的原因在此没有作出解释。不过,他在《陈公弼传》予以说

明:“轼平生不为行状墓碑,而独为此文,后有君子得以考览焉。”^⑦从中可以看到^,苏轼认为行状^、墓志都是私

传,其目的都是为了让“君子得以考览”。宋代将行状视为私传是常见的,杜大珪遴选诸家墓志、墓表、神道

碑、家传、行状编著成《名臣碑传琬琰集》,其目的是以便后学之有足观考,认为传状碑志等私传有“质诸正史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据房玄龄《晋书·职官志》:“著作郞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参见: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5页。

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562页。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67册,第435页。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10册,第222页。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41册,第404ꢆ405页。

黄本骥《黄本骥集》,刘范弟点校,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264ꢆ265页。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91册,第398页。

15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而皆合,学者将阶此以考信于得失之迹,不为无助云”^①的功能^。

行状既然是私传,私传与史传的书写要求是不同的,民国张传斌《文辞释例》有阐释:

史传例须称名,亦有书字与官爵者。若私传,则可称某公、某君、某先生。盖私人之称谓,与国

史自不同也。古者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氏与姓不容相混,郑渔仲论之最详。如有若、曾参上一字,

皆氏也,朱子误以为姓,阎百诗已辨之矣。凡作传者,男子宜称公某氏、君某氏,或某县某氏;若纪妇

行,则宜称名,无名则称姓:此自《左》、《史》以来之通例也。近人为烈妇贞女作传,往往以烈妇贞女

目之,而不称名。假如为忠臣作传,不称其名,而称忠臣可乎? 凡纪妇行,无名者,皆应书姓;除标题

外,不得以烈妇目其人。又官名、地名,必从时制。^②

按照张氏观点,私家传记与正史列传在书写官名、地名等关乎制度沿革的名词时“必从时制”,对于传主

姓名的书写方式则有不同的要求,史传可直接书写传主姓名,私传则不必如史传般严谨,可以为尊者讳、为亡

者讳,对其可以使用尊称。翻阅《全宋文》收录行状,发现对于状主名姓的书写符合私传的书写体例,而在地

名使用方面偶有特例,如林光朝《别乘陈公行状》谈到状主转迁时有“改承奉郎,知会稽郡余姚县”^③字样^,宋

代地方主要是州、县两级,没有实行郡县制,《宋史·地理志》载余姚县隶属于越州(后改绍兴府),林光朝使用

会稽郡是沿用前代称谓,正是因为他书写私传的不严谨,可看出宋人在书写史传、私传是有区别的,毕竟私传

的要求没有史传那般严苛。对于要求墓志、行状等私传书写职官、地名等不能借用前代名称的现象,宋人是

提出过意见的。宋毕仲荀《幕府燕闲录》云:“范文正公尝为人作墓志,已封将发,忽曰:‘不可不使师鲁见

之。’明日以示师鲁,师鲁曰:‘希文名重一时,后世所取信,不可不慎也。今谓转运使部刺史,知州为太守,诚

为脱俗,然今无其官,后必疑之,此正起俗儒争论也。’希文抚己曰:‘赖以示子,不然吾几失之。’”^④尹洙认为

私传的职官、地名应从今,不需为追求雅致而沿用古名。总之,宋代行状对姓名、职官、地名的书写整体上是

符合私传体例的要求。

第三,宋代行状书写传记化。文体在发展过程中时有破体现象,“破体就是破坏旧的文体,创立新的文

体,或借用旧名,创立一种新的表达法,或打破旧的表达法,另立新名”^⑤^。质言之^,文体破体从名^、实考辨可

以基本分为两种:一是名异实同,即名称发生变化,体例相同;二是名同实异,即名称不变,体例发生变化。从

名异实同的角度看,行状的变体有述、行述、行实、行迹、事状、事述、事略、事实状、逸事状、行业记。从名同实

异的角度发现,宋代行状书写体例呈现传记化的情况明显增多。行状的基本书写体例如上文所言,将状主曾

祖考三代姓名、乡贯列于状前或状内,文中记载状主寿年、埋葬地,文末交代行状目的然后可以用“谨状”二字

卒章。传记的基本体例是以叙一人之始终为中心,开头不需要列三代信息,文末若想抒发议论可书写“赞

曰”、“太史氏曰”等字样发表观点,其结尾基本无以“谨状”结束的案例。从传世文献发现历代行状的书写体

例情况如下:翻阅《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两晋南朝文补遗》得六朝时期行状凡计8篇,有4

篇残缺不全难以判断,2篇请谥,其书写基本符合行状体例,2篇未书创作目的的行状其体例接近传记;翻阅

《文苑英华》、《全唐文》、《全唐文补编》、《唐全文拾遗》(同一篇目,不同出处只算一次)得唐代行状₄₂篇,其中

₂5篇表明目的的书写上符合行状体例^,^残^缺^不^全^者⁸^篇^,^目^的^不^明^者9^篇^中^有2^篇^体^例^近^于^传^记^;^降^及^宋^代

行状数量增多,翻阅《全宋文》得行状411篇,其中有110篇未书写创作目的,而在未书写创作目的的行状中

有14篇书写体例近于传记。从现有的资料看,宋代传记化行状的数量明显超越前代,其本质是宋人将行状

划归传记类后所产生影响的具体体现。

综上,宋代是我国史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在此背景下,作为兼具文与史特性的应用型文体的行状逐渐发

生史学化、传记化转变的倾向是在情理之中的,宋人将行状划归到传记的观点一直影响到元明清直至当代,

后学在宋人的基础上不断丰富理论,甚至提出了将传记、行状统称传状类的观点。

①

②

③

④

⑤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90册,第207页。

余祖坤编《历代文话续编》,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2058页。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10册,第96页。

杭世骏《订讹类编》,陈抗点校,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88页。

周振甫《文章例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版,第213页。

152

宋晓云ꢃ赵彬ꢃ宋代行状地位的提升:从哀祭类到传记类的转变

四ꢃ结语

自古以来,文体需要经历生成、发展、成熟、鼎盛、式微、消歇的演变历程,文体发展的各个时期是呈现不

平衡的状态,有的阶段时间长,有的时间短促。文体观念的流变也同样如此,在某一时期对某一文体的看法

单一,而另一时期则多元丰富,这些变化都与时代变迁密不可分。自六朝至隋唐五代,古人几乎把行状看作

是应用型文体将其划归到哀祭类,将其看作饰终的程序,随着宋代出现传记观念的史学化、以行状修史被广

泛接受、宋代史官群体多元化等多样复杂的背景,进而影响到宋人重新审视行状,他们视行状为私史、私传,

在书写时行状体例向传记化发展,最终,宋人行状观念悄然发生变化,将其归到传记类。从本质上说,宋人认

识到行状具有“纪一人之始终”的传记特征,它与表达哀思的赞、诔等文体有明显的不同,行状叙事有法,可与

史互证。总的来说,宋前古人对行状的看法只是将其作为撰写其他文章的素材来源,其地位远低于传记,而

宋人无论是从观念上,还是实际创作上都将行状视为传记,这些都提高了行状的文体地位,毫无疑问,这是具

有拓新意义的。

PromotionofXingzhuangintheSongDynastyFromMourningLiteratureto

theBiography

SongXiaoyunꢀZhaoBin

College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XinjiangNormalUniversityꢀUrumqiꢀXinjiang830017ꢀChina

AbstractTheconceptoftheliterarystyleknownasꢊXingzhuangꢋhasevolvedovertimeDuringtheSix

DynastiesꢀSuiꢀTangꢀandFiveDynastiesperiodꢀitwasconsideredaformofmourningliteratureꢀprima-

rilyusedasrawmaterialforotherliterarystylesꢀwithitsstatusclearlylowerthanthatofbiography

HoweverꢀduringtheSongdynastyꢀscholarsdiscoveredthatXingzhuangpossessedcharacteristicsofbiog-

raphyꢀleadingtoitsreclassificationfrommourningliteraturetothebiographygenreꢀelevatingitsstatus

TheevolutionoftheconceptofliterarystyleswasinfluencedbythechangesofthetimesIntheSongdy-

nastyꢀthereemergedahistoriographicalconceptofbiographyꢀwidespreadacceptanceofusingXingzhuang

forhistoricalrecordsꢀanddiversificationoftheofficialhistoriangroupꢀallofwhichaffectedtheSong

scholarsꢌperceptionsoftheXingzhuangstyleDuetotheSongscholarscategorizingXingzhuangasbiog-

raphyꢀthereemergedatendencytoviewXingzhuangasprivatelyauthoredhistoricaltextsandprivatebi-

ographiesꢀleadingtotheadoptionofmorebiography-likewritingstylesinXingzhuangcompositionsdur-

ingtheSongdynasty

KeywordsXingzhuangintheSongDnastyꢍliterarystyleꢍbiographyꢍhistoriographyꢍpersonalbiogra-

phyꢍarticlestyle

[责任编辑:唐_ꢃ普]

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