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了家长的好感与共鸣,成为了营利的“道德引擎”①。
第二,“美好教育”的应许为效能原则入侵教育规律提供加速力量。何为“美好教育”? 在被功利化的全
面发展观引导下,“美好教育”就是德智体美劳各项技能更加丰富的教育,学生获得的技能证书越多、等级越
高就是“美好教育”。然而,世上可供学习的事物永远比学生能够掌握的事物更多。因此,加速导向的效能原
则为竭力实现这种“美好教育”提供了希望。他们不关心实现路径的公正与否,而关心达成“美好教育”的可
能性高低。家长自愿接受这样的价值观,即教育可以工具化和标准化为“出于一定目的的被订造之物” 人
才培养的目的被量化为可见的商品,高分生被视为高质量的教育产品。那么高分生获利越多,则家长更是趋
之若鹜,更加主动选择商业手段解决子女教育问题。实际上,“选择与做出选择的过程也存在着紧张关系和
矛盾”③。一方面,家长大多情况不清楚什么才是更好的或正确的选择;另一方面,家长被赋予消费者角色,
无形中承接了选择的风险与后果。如果这些矛盾在同一时空聚集,就会产生家庭教育实践的震颤,引发更大
的社会风险。
②
,
第三,不进则退的负罪感加强了个体的自我剥削,促使家庭教育成为封闭的自我驱动的加速循环系统。
在社会变迁和生活步调都加速的背景下,人们意识到必须留在竞赛跑道上才能紧跟或超越周围的竞争者,进
而占据对己有利的资源。当外在动力转化为人们自愿为之的自主性时,休闲、放松、缓慢则变异为与周遭格
格不入的存在,原地踏步成为落后的代名词,个体的自我剥削便悄然发生。努力奋进原是美好与力量的象
征,却在不进则退的逻辑中遭遇道德绑架,滋生否定自我的罪恶感和羞耻感,个体的自我剥削便从外层行动
潜入深层的精神世界,造成自我的全面异化。这在家庭教育实践中表现为,学生害怕无法满足社会的高期
待,主动将作为学生的角色外溢并固化到家庭等校外场所,“在家庭生活的时空之中,依然要承担附加在学生
角色之上的‘厚的’规范要求,没有卸下‘角色之茧’获得喘息、恢复的机会,角色负担甚至比从事高强度工作
的成年人还沉重” ,一旦放缓学习速度就会产生各种压力和心理问题。而家长则忧虑无法为学生争取有利
资源,被社会舆论中各种“必须这样做”的修辞规范着,主动选择其内心并不赞同的“鸡娃”教育方式。这种主
动异化的学习观和育儿观成为家庭教育实践的道德规范,操纵着学生和家长的个体行为,以致资本、家长和
学生之间形成了非常紧密的互赖链,其危害在于,学生和家长的身心在加速循环中日渐超载,焦虑、抑郁等心
理问题越来越多。
④
(二)主流媒体和学者缺席政策对话加速矛盾涟漪扩散
反观整个短视频场域,一直有缺席者。主流媒体、学者、学校都未深入社会公众话语现场,更遑论承担话
语责任,发挥话语引领价值。在这一境况中,“双减”话语的不稳定性、不连贯性、不一致性,以及公众或漠然
无为,或焦虑不安的行为特征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矛盾涟漪扩散的根本原因,也是缺席者必然付出的代价,
即不同阶层成员广泛卷入“双减”话语实践场,普遍关心和参与讨论教育政策,促使公众话语成为影响“双减”
政策落实的强大阻力,教育中各类不同问题转变为教育政策问题,从而导致局部的、分散的、性质不同的教育
问题转化为无组织的社会集体行为,“指向作为权力和资源中心的政府”⑤。
教育治理需要“国家政府力量和社会民间力量的相互结合” 需要利益主体的充分对话。“双减”并非
仅在专业场域中才被论及,在公众的日常生活中也充斥着对理想教育的诉求。在短视频中,社会公众总是永
不停息地争论“双减”的是与非,辩论可选择的策略的优劣性,争辩不同育人方式的明智性,进而衡量可能方
法的有效性。可见,公众对教育的理想诉求本身包含着推测性,需要更为专业的、畅通无阻的政策对话渠道。
因此,有必要将网络作为教育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推进主流媒体与公众之间平等对话的常态
化、长效化。社会公众在多元共治中的结构特点是对教育行政部门的高度依赖,以及对教育决策与执行的力
⑥
,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斯蒂芬·鲍尔、埃米利亚诺·格里马尔迪《新自由主义教育与新自由主义课堂》,金津、刘红霞译,《教育学报》2020年第3期,第8页。
李芒、石君齐《论教育理解的技术前见》,《开放教育研究》2020年第3期,第32页。
刘淑宁、迈克尔·W·阿普尔《新自由主义在教育中的含义和政治学》,索迪译,《教育学报》2020年第3期,第19页。
高德胜《沉重的学生负担:角色的过度外溢及其后果》,《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年第12期,第19页。
周雪光《国家治理规模及其负荷成本的思考》,《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1期,第7页。
谢维和《中国教育治理的文化秉性》,《教育研究》2023年第7期,第12页。
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