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久ꢄ姜维端ꢄ世界的祛魅与虚无主义的危机———论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哲学的“总问题”
的感性直观形式和知性概念的共同作用。换言之,科学实际上是对依照认识者的理性的先天形式构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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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为显象(Erscheinung)的对象的认识,而不是对作为物自身(Dingansich)的对象的认识。康德对知识
的本质及其根据的考察表明了理性在科学认识中的能力与限度,而这个限度意味着科学的合理性模式并不
能垄断对世界的解释权,相反,作为物自身的世界是如何存在的,这完全不是理性所能够认识的领域。正是
通过理性批判为科学知识的重新奠基,康德划分出了“显象”与“物自体”两个世界,并将科学认识限定在显象
世界的范围之内,从而在作为物自体的世界中,为关涉人的自由、权利和尊严的无条件者留出了地盘,避免了
无节制的、反思的科学的理性解释对一切无条件者和不朽价值的虚无化。
不过,“两个世界”的划分并不是康德理性批判的最终目标,他真正期望的其实是把这两个世界最终统一
起来,但不是统一于科学的世界观,而是使这个被理性化和科学化祛魅了的世界重新获得一种能够让自由自
觉的道德行动者的本质得到确证的存在,使这个合乎科学理性但却异化的世界与人类对于意义和价值的渴
望重新统一起来。为此,康德才会进一步提出和论证一种严格主义的、动机论的道德观念,将出于选言命令
的有条件的行为与出于定言命令的无条件的道德行动从根本上区分开来,从而将实践理性确立为一种与理
论理性完全不同的合理性模式。在康德看来,善的无条件性使它区别于一切类型的有用性,而这种无条件性
是无法用以理论理性的诸范畴为根据的自然的因果性来加以解释的,因此,善的根据超越了经验世界,超越
了机械因果必然性,也超越了理论理性的合理性模式,而存在于实践理性当中。更为重要的是,在康德那里,
实践理性的无条件立法不仅构成了道德的规定根据,而且道德行动的合理性与现实性使得道德行动者有理
由从自身的第一人称视角出发,在自己的道德行动中将一个按照道德因果性运作的自然、一个德福一致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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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世界视作真实存在的。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提出的“实践理性公设”(PostulatederpraktischenVer-
)学说在两年后出版的《判断力批判》中得到了更加完善的论证。康德证明,是我们的理性的判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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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种有别于“规定性判断力”的“反思性判断力”使得理性主体能够根据实践理性的无条件立法所确立的终
极目的,在理性主体自身的反思性认识中,将自然规定为一个具有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有机整体,使得理论
理性所构造的机械论的自然与实践理性所设定的道德世界能够在以反思性判断力为根据的自然的合目的的
自我实现过程中统一起来。
实际上,康德的批判哲学比后来的浪漫主义者更早地提出了一个带有浓重浪漫主义色彩的目标,即在这
个启蒙的和科学的时代为祛了魅的自然重新赋魅。“复魅”(Wiederverzauberung)本身并不只有非理性主义
和神秘主义的意味,相反,作为德国启蒙运动的康德一方面承认自然的理性化和现代科学对自然的认识是人
类理性在求知上的伟大成就,但另一方面,他也敏锐地察觉到自然的理性化和祛魅使世界产生的异化和疏
离,并试图通过对理性自身的批判性考察,根据理性自身的原则,重新恢复自由、灵魂、上帝和与之相关的不
朽价值在世界中的位置,使自然能够确证人的道德存在,而不是成为与人对善和意义的渴望相对立的非理性
的机械宇宙。包括早期浪漫主义在内的整个后康德时代的德国古典哲学都继承了康德批判哲学的这一目
标,并且纷纷根据康德所提供的指引,或者通过对康德的批判性和创造性转化来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
不过,早期浪漫派对康德的“总问题”的理解和接受离不开“泛神论之争”和斯宾诺莎哲学在德国复兴的
影响①。雅可比想要通过对斯宾诺莎主义的批判来证明,一切形式的理性主义哲学都必然导致物质主义、无
神论和宿命论的后果,进而在根本上动摇宗教、道德和政治的基础。雅可比对理性主义的批判跟康德提出的
“纯粹理性批判”的任务一样,都深刻揭示了无节制的理性反思所带来的消极后果,而且正是在“泛神论之争”
所营造的整体语境中,德国思想界才真正意识到,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这部冗长的知识论研究和形而上
学批判中所包含的重要的伦理意义。但是,不同于雅可比完全拒斥反思性的思维方式,他希望凭借非反思性
的自然信念或信仰、直接而共通的感觉或情感来把握源初统一的、真实的存在。康德坚持通过对理性自身的
批判来区分理性的不同能力及其使用的范围和界限,从而把理论理性限制在显象世界,并根据实践理性的目
的论原则来恢复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的统一性,恢复人在这个世界中的归属感。然而,在雅可比看来,康
德的先验观念论(尤其是根据康德实践哲学的原则发展出来的、以绝对自我的“本原行动”为第一原理的费希
①
罗久《论斯宾诺莎与早期德国浪漫主义哲学的兴起》,《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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