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强ꢄ维特根斯坦中期的元哲学是“治疗型”的吗?———对李国山立场的回应
间段的界定并没有给出解释。他可能会认为:1919年维氏完成了《逻辑哲学论》,觉得已经解决了所有哲学问
题,于是不再从事哲学研究;1929年维氏重返剑桥,重启了哲学研究。这样一来,1919年至1929年自然而然就
被界定为维氏中期。如果是这样,那么,上述看法是值得商榷的。目前,国内外学界对维氏中期哲学具体时间
段的界定仍然是悬而未决,存在着多种版本。比列斯基列举了一些代表性观点,如1929年(更早)到1944年(维
氏开始对《哲学研究》作最后的校对)、1929ꢇ1935年、1930ꢇ1935年、19世纪20年代末期到30年代早期①。上
述每一种分期都有具体的论据和详细的阐明。李国山似乎认为,1929年以后的时间段都属于维氏后期。在这
一点上,他的观点迥异于大部分国外学者的观点。
最后,李国山的理解或许是因为他还没有来得及参阅大量的维氏中期一手和二手文献。比如,卑尔根大学
维氏档案馆的研究人员已经翻译、整理和出版了大量维氏中期遗作②;许多重要的维氏中期著作已经出版了,如
《
维特根斯坦之声》③;国内外已经出版了许多关于中期维氏哲学研究的专著和论文集,比如恩格尔曼、斯特恩、
菲格雷多、徐英瑾以及徐强等④。
五)维氏于1919至1929年间仍在从事实质的哲学研究工作
919至1929年间,维氏哲学没有“消失”,他仍在从事实质的哲学研究。巴特利(WilliamBartley,III)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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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维氏当时任教的奥地利乡村的村民的大量采访调查,尝试描绘出维氏“消失”的十年。尽管巴特利的一些结
论充满争议,然而,无论如何,他发现维氏在那十年仍然在艰苦卓绝地从事着实质的哲学研究。他说,“我掌握
了他(维氏)在下奥地利三个小山村做小学教师期间的生活、人格和文化背景的详细情况……他在第一次世界
大战结束以及出版了《逻辑哲学论》之后,根本没有放弃哲学,相反,他试图把自己早期哲学的伦理学部分付诸
实践,与此同时,开始构思他后期哲学的主要思想”⑤。
维氏“消失”的十年,实际上包含着两个重要方面的哲学贡献:(1)维氏一直尝试不断地修正他在《逻辑哲学
论》中的逻辑哲学;(2)维氏亲自参与了当时盛行于奥地利的学校教育改革运动⑥。前者衍生出了后期维氏哲学
的一些核心观念,比如“哲学语法”、“语言游戏”;后者则衍生出了维氏的教育哲学⑦。
四ꢄ本文对维氏哲学中期的理解
前面已提过,比列斯基已经指出维氏中期哲学研究需要处理两个重要的问题。在此,笔者初步给出回答。
第一个问题是维氏中期的时间界定。江怡曾指出,的确存在一个独立的维氏中期哲学⑧。本文认为,存在
着对中期维氏哲学时间段的“广义”和“狭义”界定:维氏1919年完成《逻辑哲学论》之后就去从事别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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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他重回剑桥大学,自此他和维也纳小组主要成员魏斯曼(FriedrichWaismann)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哲学
合作,这一合作结束于1936年⑨。因此,从“广义”上说,维氏中期始于1919年,终于1936年。按照绝大部分学
者的观点,维氏于1929年年底重回剑桥大学,正式系统地从事哲学研究工作,于1933年以后在各种场合所讨
论的哲学主题、哲学风格已经趋于成熟,因此,从“狭义”上说,维氏中期指的是从1929年到1933年。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从散乱的维氏中期遗作中挖掘出维氏有关哲学主题之连续性的脉络,从而论证
维氏哲学的实质的连续性。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才是维氏中期研究最为核心的问题。正如李国山所作的那样,
①
②
③
徐强《论魏斯曼对“中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阐释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62ꢇ64页。
徐强《卑尔根大学维氏档案馆的研究:历程及影响》,《自然辩证法研究》2017年第6期,第27ꢇ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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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donꢆRouteledgeꢁ2023ꢃ;徐英瑾《维特根斯坦哲学转型期中的“现象学”之谜》,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徐强《论魏斯曼对“中期”维特
根斯坦语言哲学的阐释与发展》。
⑤
⑥
巴特利《维特根斯坦传》,杜丽燕译,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第4ꢇ5页。
“维特根斯坦还是个参与者,在6年的时间里,他不是重复,而是以某种方式积极参与奥地利的学校改革计划。在这个问题上,他不是单纯地
追随;而是在教育上改革了一种个人的方法,必将影响他的技术哲学。”参见:巴特利《维特根斯坦传》,第61页。
樊岳红《维特根斯坦教育哲学思想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2年版。
⑦
⑧
⑨
江怡《哲学就是对语言的误用———试论中期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消解》,《自然辩证法通讯》1999年第5期,第14ꢇ20页。
徐强《论魏斯曼对“中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阐释与发展》,第62ꢇ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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