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余响,要求文学有益于政教。然而李商隐丧父之后,“内无强干,外乏因依”,需要投靠权贵,便转向了“今体”
文章(即骈文)的创作①。
从“古文”到“今体”,不只是文体观念的转变,还是李商隐所凭借的进取资本的转变,背后有两大社会因
素。一是士人才能偏重的变化。武后、玄宗时,外廷士大夫多以文词科举进身②,这里面核心的能力便是为
上位者草诏的才华。比起具有思想性的“政论”,读书人结撰文辞的技巧在科举考试、进取中都更为重要③。
二是权力形势的变化。中唐后藩镇权力巨大,在人才选拔上也有相当大的自主性,“唐词人自禁林外,节镇幕
府为盛……中叶后尤多。盖唐制,新及第人,例就辟外幕,而布衣流落才士,更多因缘幕府,蹑级进身”④。
虽
然李商隐早年“不喜偶对”,对今体的价值判断明显受叔父影响,但依托幕府作文却是他进取的最可行途径。
而且,其依附的令狐楚富有创作骈体章奏的才华⑤,也对李商隐形成了引导。
幕府文书写作的本质,是“有文采的代言”。虽然这些文书关系着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事件,但并没有作者
发表自己思想、观点的空间。一方面,作者需要根据事件性质、府主身份、文章作用的场合,申明府主之意;另
一方面,在为府主代言的同时,也必须对其加以装饰,实现辞藻的华美与表达的感染力。李商隐的幕府公文
⑥
就融合了这两方面特点,体现出高度的规范性和技巧性,不仅“流弊极少,轨辙易循”,且“其声切无一字之
聱屈,其抽对无一语之偏枯”⑦。这种创作要求、习惯也影响了他的诗作。
李商隐入幕前所作诗歌现存数量很少,难以说明他的诗作受公文创作影响的程度,但他入幕后有些诗
作,是在意旨确定的情况下进行言辞的结撰,这和幕府文书写作思路相通,是考察的较佳素材。譬如《题僧
壁》中二联云:
大去便应欺粟颗,小来兼可隐针锋。蚌胎未满思新桂,琥珀初成忆旧松。⑧
四句写的是佛教中的芥子纳须弥、过去未来相通的义理,意思是现成的,但李商隐在语言选择与安排上
十分精心,以“粟颗”、“针锋”、“蚌胎”、“新桂”、“琥珀”、“旧松”等常见物或者唐诗中常用的意象来承载这种义
理。如果从音韵的角度考察,则更能看出李商隐组织语辞的精巧细腻。“大”是一等韵,开口洪大,“粟颗”接
连两个入声,收得急促,如同当头棒喝;“小”是三等韵,发音细小,“针锋”接连平声,收得和缓,归于平常境界。
而“蚌胎”一联,中间两个连接字“未满”、“初成”都是双声(“未”是微母,“满”是明母,俱属双唇音,只有轻重之
别;“初”是穿母,“成”是禅母,都是正齿音),就使句意过渡平滑流畅,诗意重心落在几个名词上,“蚌胎”与“新
桂”、“琥珀”与“旧松”的联系也更紧密。佛教典故经过这样的组织表达,意义更加显豁。这也体现了李商隐
在意旨确定的情况下结撰语辞的极高能力。
除了以写作文书为基本立足点,李商隐还需以诗歌技巧在幕府宴乐中助兴。在长庆年间,丁公著就指
出,“国家自天宝已后,风俗奢靡,宴席以喧哗沉湎为乐。而居重位、秉大权者,优杂倨肆于公吏之间,曾无愧
耻。公私相效,渐以成俗”⑨。而到了李商隐的时代,公私宴乐更加密集,且是幕府生活的重要内容ꢈꢉꢊ。可以
看到,李商隐在干谒尺牍中,给对方展示的一己价值,大多是在宴饮中发挥诗才。譬如回忆过去,“继兔园赋
ꢋꢉꢈ,
咏之余,不有博弈;蹈漳渠宴集之暇,以挹酒浆。优游芳辰,保奉全德。伏思昔日,尝忝初筵” 点明自己“宴
集助兴文人”的身份。李商隐想入幕,也是想象了这样的场景:
政令既明,欢娱多有。投壶雅宴,祭遵岂以为妨;望月登楼,庾亮只应不浅。载怀往岁,屡奉初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刘青海《论李商隐今古文创作经历及其文体观念》,《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第80ꢇ88页。
ꢀ
参见: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05ꢇ207页。
参见:麦大维《唐代中国的国家与学者》,张达志、蔡明琼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72ꢇ177页。
胡震亨《唐音癸签》卷27《谈丛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85页。
参见:刘昫等《旧唐书》卷172《令狐楚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459ꢇ4461页。
黄侃评樊南四六语。参见:程千帆《忆黄季刚老师》,程千帆、唐文编《量守庐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55页。
孙梅《四六丛话》,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63页。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增订重排本),第1423页。
刘昫等《旧唐书》卷16《穆宗本纪》,第485ꢇ486页。
ꢈꢉꢊ参见:石云涛《唐代幕府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13ꢇ520页。
ꢈꢉꢋ李商隐《上令狐相公状三》,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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