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卷第1期  
025年1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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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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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2ꢁ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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ꢂSocialSciencesEditionꢃ  
Januaryꢁ2025  
总结与新变:  
《汉文典·文章典》的文体思想  
李凯ꢄ王领妹  
ꢄꢄ摘要: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蕴含着比较系统而丰富的文体思想。来裕恂文体概念涵括体裁、体类、语体与  
风格等多层含义;其文体体类观分类标准多元、分类层次清晰;其文体类型观兼顾书体与篇体;其文体价值观推崇  
正体、重视载道经世、追求语体的雅正及风格的刚健高远等。《文章典》的文体思想基于古代文体学而又有所推进,  
体现出向现代文体学演进的兆端,具有总结与新变的双重特征。  
关键词: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文体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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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734ꢅjcnki1000-531520250604  
收稿日期:2024-03-31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原理研究”(21BZW051)、西南民族大学2024年四  
川省高等院校“双一流”贡嘎计划项目(GGZY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凯,男,四川简阳人,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文艺学、中国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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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E-mailꢆ1610637089@qqcom;  
王领妹,女,山东菏泽人,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博士研究生,西昌学院少数民族预科教育学院  
讲师。  
来裕恂(1873ꢇ1962)《汉文典》分为《文字典》、《文章典》,其中《文章典》四卷专论文法、文诀、文体、文论,蕴含  
着比较系统而丰富的文体思想。既有研究主要将该著视为文话、写作学或文章学著作,对其文体论的研究也主要  
着眼于文体分类和风格理论①,对于该著整体的文体思想研究尚付诸阙如。本文从文体概念观、文体体类观、文  
体类型观、文体价值观四方面对其进行初步探讨。《文章典》中的文体概念包含体裁、体类、语体与风格等多层含  
义,这既影响到其论析文体的内容和角度,也影响到其对文章构成要素和写作规律的认识;按照体裁、题材、风格、  
表达方式、著述形式、功用等多种标准进行文体分类,反映了《文章典》分类标准多元、分类层次清晰的文体体类  
观;从文章辨体和文体分类角度将文章分为“撰著之体”与“集录之体”,体现了《文章典》兼顾书体与篇体的文体类  
型观;对文体正变、功用、语体、风格的价值判断,反映了其推崇正体、重视载道经世的功用、追求雅正的语体及刚  
健高远的风格等文体价值观。《文章典》的文体思想既基于古代文体学,又体现出向现代文体学演进的兆端,具有  
总结与新变的双重特征。  
一ꢄ文体概念观:体裁、体类、语体与风格的综合  
对文体概念的认识是文体思想的基础和重要内容。要认识《文章典》的文体思想,首先需要梳理其中的文体  
概念的含义。据初步统计,《文章典》除了序体、赋体、问体、骈体、散体等文体名称外,还有体格、体裁、体要、体制、  
①
参见:刘锡庆主编《中国写作理论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33页;宋文《<汉文典·文章典>研究》,广西师范学院2012年硕士  
学位论文;朱迎平《<汉文典>的文章学体系及特点》,王水照、朱刚主编《中国古代文章学的成立与展开———中国古代文章学论集》,复旦大学  
出版社2011年版,第487ꢇ488页;蔡德龙《清文话中的文体分类观》,《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第1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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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辨体、变体、正体、专体、别体、或体、杂体等术语。《文章典》正文中涉及文体概念的“体”出现百余次,“文体”约二  
十次。在具体语境中,这些“体”、“文体”多指体裁、体类、语体、体格等某一方面。兹略举数例,以见一斑。  
指体裁之体:  
(《文心雕龙》)类既不分,体又不备。  
(《颜氏家训》)论文体出于五经,亦未能统举各体,详加讨论。  
体始于宋,又名“书后”。①  
第一例指出《文心雕龙》所论体裁不全备;第二例指出《颜氏家训》所论文体是指诏、命、策、檄等20种体裁;第三例  
中的“体”专指“书”这一体裁。这几例中的“体”、“文体”都指体裁之体。  
指体类之体:  
而宋朱子作《<小学>题辞》,更为韵语,又一体也。  
有记事、记物、杂记三体。  
箴规类者,圣贤所以自警、警人之义,其辞质而意深,盖自古有此文体矣。②  
第一例中以韵语的《<小学>题辞》为“又一体”,并不是以之为独立的体裁或风格,而是指“题辞”属韵文中一类,是  
依据文本的音韵形式所区分的类别。第二例则是依据内容将“记”分为记事、记物、杂记三类,所谓“三体”的“体”  
也是指类别。第三例中的箴规类属议论篇,包括箴、规、戒等七种文体。此处所谓的“文体”是具有相近文体功用  
的一类文体,也是指体类之体。  
指语体之体:  
(
刘禹锡《竹枝词》)其词稍以文语,世所称“白帝城头”以下九章是也。……后人一切谱风土者,皆沿  
其体。  
自唐代僧徒,不通文章,以俚语俗谚,书记师说,宋儒效之,创为语录。推原其意,取乎质言,然自宋  
来,文人学士,每效其体,支蔓荒芜,遂不可治。③  
《
竹枝词》原本“俚歌鄙陋”,刘禹锡的作品“稍以文语”,改变的并非《竹枝词》句式、格律等体裁要素,而是语体。所  
谓“皆沿其体”也是指沿用、效仿刘禹锡所创新的语体。第二例中的“每效其体”的“体”是指“俚语俗谚”、“质言”等  
贴近生活口语、质朴少文的语言体式,也是指语体之体。  
指体格之体:  
永乐以还,崇尚台阁体,而诗学坏矣。  
南北朝来,始有四六之文,文体日益浮靡。④  
台阁体是以朝代而论的风格分类;“浮靡”也并非指四六文固有的特征,而是指南北朝时期的时代文风。此处  
“体”、“文体”指风格,亦即体格之体。  
可见,《文章典》中的文体概念包含体裁之体、体类之体、语体之体、体格之体等多层含义,而非单指文体的某  
一层面。如果联系徐复观《<文心雕龙>的文体论》中对自南宋以来的以文类为文体的批评⑤,即可看出《文章典》  
文体概念观的可贵之处。  
从体裁、语体、体类、体格等方面区分文体含义的诸层面,出于论析《文章典》文体概念观的需要。当代学者对  
古代文体论中关于“文体”构成要素的分析虽见仁见智,但关于文体的多层含义以及各含义之间的相互联系,则有  
相当共识⑥。《文章典》也注意到文体各要素之间的联系与融合。虽然,体裁之体是《文章典》论述的重点,强调辨  
体、分体、建体等皆就体裁而言,但并非就体裁谈文体,而是指出体裁、体类、语体、风格等各要素的密切关系,其中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617、8617、8620页。  
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620、8628、8638页。  
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661、8685页。  
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654、8676页。  
徐复观《中国文学论集》,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页。  
童庆炳指出了体裁、语体、风格三者之间的互相联系:体裁制约语体,语体发展到极致转化为风格;三者的互相融合则构成了作品整体性的韵  
致、风神(参见: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童庆炳文集》第4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6页)。郭英德认为古代文论中的文  
体包括体制、语体、体式、体性四个层面,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一种文体的审美规范(参见: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北京  
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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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凯ꢄ王领妹ꢄ总结与新变:《汉文典·文章典》的文体思想  
论述最多的是体裁与语体的关系。在谈到具体体裁的写作要领时,《文章典》往往指出相应的或理想的语体,例如  
论跋“其体以简当发明为主”,议“以确切明核为工”,连珠“其文丽,其言约”①;或是指出同一体裁的语言体式的差  
异,例如汉表多散文,唐表多骈文②,六朝诏书多用偶俪,唐宋则渐用散体③;有时也论及表达方式的不同,例如碑  
文以叙次者为正体,议论者为变体,叙事兼议论者又为一体④,实也关系语体,因为叙事、议论等表达方式也分别  
对应一定的语言体式。《文章典》也时常指出语体与风格的联系,认为语助字、形容词、同类字等关系“文之神情”、  
“
声情神韵”、“文势壮”⑤,如认为“短句主劲拔”,“句法错出,语气极雄健”⑥,又如论雄浑“字新奇,句倔强”,论新奇  
假象寓言,语意新奇”⑦,皆注意到语词、句法等语体手段会影响文章风貌。至于体类,则往往依据体裁、语体、风  
格等标准进行分类。  
“
《
文章典》还注意从文本整体风貌、审美规范角度辨识体裁⑧。在讨论具体体裁时,《文章典》基本是以体裁、  
语体等为主,不过有时也结合作家作品描述其整体风貌。例如论尺牍、论吊文:  
诸葛武侯、王右军、韩文公三家书翰,风神高远,惜武侯、右军皆小简,韩虽多大篇,而究逊于武侯与  
右军也。  
《吊屈原文》,体如骚;《吊古战场文》,体如赋。然如赋者,则过华韵缓,易乏急切凄恻之状态,故以仿  
佛《楚辞》者为正体。⑨  
“
风神高远”、“急切凄恻”不是尺牍、吊文本身自然具有的,并非特指某一作家或作品的风格,而是体裁、语体、风格  
等文体各要素的“合力”所形成的整体风貌,是建立在具体作品之上所能达到的理想状态或审美规范。这些风貌  
描写的目的并非仅对作家作品进行品评,而是体裁的辨析与分类———超出相对生硬的、凝固的体裁规范本身,而  
代之以整体性的、体验性的或感受性的方式。  
这种包含体裁、语体、体类、体格等多层含义而又关注文体整体性、综合性的文体概念观,也反映并影响到《文  
章典》对文章及其创作规律的认识。《文章典》区分文章的“文”与“质”云:  
文章之道亦然,体之辨,意之经,气之贯,辞之遣,格局之布置,声调之抑扬,篇章之铺叙,字句之琢  
磨,纵横驰骋,务尽其才者,皆文也。而其所叙之事,所言之物,所议之人,所论之世,所阐之理,所明之  
道,所彰之义,所述之情,乃质也。视其质之如何而施文焉。ꢉꢈꢊ  
“
文”与“质”的区分明显不同于《文心雕龙·附会》所言“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ꢈꢉꢋ  
的类比,或者将“体、志、气、韵”ꢌꢉꢈ并举。其所谓的“文”相当于“形式”,“质”则相当于“题材内容”;“文”的诸要素的  
融合所形成的有机整体大概相当于文体,“质”则对于文体的选择与运用有决定作用。可见,《文章典》对文体这一  
“
形式”———包括影响其面貌的因素及与“题材内容”的关系等———有相当清楚的认识。《拟文之谬》中所云则可视  
为反面论述:  
又若拟《骚》则“兮”、“些”满纸,无病呻吟;拟赋则宾主分篇,徒喧问答;拟李杜之诗,仅和平仄,而格  
调不求;拟贾董之疏,徒展篇幅,而气韵不究。ꢍꢉꢈ  
就楚辞、赋、李杜之诗、贾董之疏等作品而言,用字(“兮”、“些”)、问答、平仄、篇幅等是具有一定标志性的文体因  
素,不过《文章典》所重视的并非单一的“外貌”特征,而是整体的格调与气韵、至味与风神,这是源于文体诸要素而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619、8634、8636页。  
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634页。  
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640页。  
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624页。  
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505、8518、8527页。  
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531、8532页。  
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575、8579页。  
童庆炳说:“读者往往不是从文体的某一层面去感受、识辨文体,而是从作品的整体性的气脉、神怀、韵致、境界、至味中去感受、识辨文体。”参  
见: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第36页。  
⑨
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650、8651页。  
ꢈꢉꢊ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585ꢇ8586页。  
ꢈꢉꢋ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卷9,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50页。  
ꢈꢉꢌ李廌《答赵士舞德茂宣义论宏词书》,李廌《济南集》卷8,《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816页。  
ꢈꢉꢍ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7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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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又超乎其上的。也许正因如此,《文章典》非常重视写作各要素的完美融合:  
文章莫先于辨体,体立而经以周密之意,贯以充和之气,饰以雅健之辞,实以渊博之学,济以宏通之  
识,然后其文彬彬,各得其所。①  
这实际上也是“文”与“质”、“形式”与“题材”以及作家的学识和修养的完美融合,从而达到“其文彬彬,各得其所”  
的理想境界。  
二ꢄ文体体类观:分类标准多元,分类层次清晰  
以类而论的文体分类是古代文体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根据曾枣庄的意见,体类即依据一定的标准,如体裁、  
题材、风格、时序等,对日益繁多的文体进行粗细不同的分类②。《文章典》不仅兼用表达方式、体裁、题材、功用等  
多种标准建立文体分类体系,而且按照题材、格律、文体类型、功用、性质、雅俗等不同标准,进行了丰富的文体分  
类实践,同时在具体类别和分类方法上也有新变。  
将众多体裁进行分体与归类是《文章典》的重要内容之一,《文体》卷即占四分之一。该卷引言着重从体裁分  
体和归类角度批评古代重要文体论著和总集的缺失③,希望建立“体备类分”、“详加讨论”的文体分类体系。为  
此,《文章典》主要借鉴古代文体分类传统,使用大类套小类的方式:先分为叙记、议论、辞令三大类;大类之下再各  
分为三个次类,叙记分为序跋类、传记类、表志类,议论分为论说类、奏议类、箴规类,辞令分为诏令类、誓告类、文  
词类;在九个次类之下分别系以具体体裁。“体既不一,又以类分”,在有些体裁之下又有细分,将序、碑、状、碣、  
记、论、策、箴、赞、颂、表、祭文等各分为若干类别,将序、说、书等分为若干文体,等等。将众多文体依据一定标准  
进行归类是古代文体学的智慧,其中以表达方式和功用为依据且影响较大的是宋代真德秀《文章正宗》的四分法,  
分为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类,不过各类之下的具体文体,《纲目》中虽然提到一部分,但是并未细分子目并加以  
论述。清代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序例》、陈澹然《文宪例言》等也分别提出了不同的  
分类方法,不过并没有细分文体并详加讨论。元代陈绎曾《文筌》将诗赋之外的“文”之体分为叙事、议论、辞令三  
类,各类之下分别包括若干具体文体,共分体49种,不过限于表格的形式,各体释义、源流等论述都很简略。从这  
个角度看,《文章典》以三个级次包罗103种体裁,详加检讨,可谓传统文体分类的总结性成果。  
在此分类体系中,《文章典》综合使用了不同的标准。三个大类、九个次类主要是依据表达方式和文体功能进  
行分类,103种具体文体主要依据体裁而分类。有些体裁再次细分为若干类别,分类标准则更加多样,包括题材、  
结构形态、语言形式、表达方式等。按照题材,将“状”分为行状、事状、逸事状;将“论”分为理论、经论、史论、文论,  
又以多谐词、多寓言的为“或体”;将“赞”分为史赞、杂赞、哀赞,杂赞又分为人物、文章、书画诸赞。按照篇章的结  
构形态,将“或系以诗,或系以歌”及名为序而实为记的序体文作为序的变体。按照语言形式,以“加以四六”、“四  
声八韵”、“以文体为赋”为古赋的三种变体。按照表达方式,将序分为论序、直序,将碣分为叙事、议论。对于个别  
文体,还依据不同标准进行两种或多种分类。依据语言形式和题材两个标准,分别将祭文分为散文、韵语、四言六  
言、长句短句和祈祷雨场、驱逐邪疣、吁求福音、哀伤死亡等类。碑文的分类方法更多,依据题材分为叙述行事、叙  
述事迹、称颂功德,新产生的去思碑、寿藏碑等也属此类;依据所施对象则有山川、城池及墓碑等十余种;依据书写  
位置分为碑阳、碑阴;依据表达方式和表现手法分为叙事、议论、夹叙夹议、托物寓意等。  
如前所述,这种以文体的分体与归类为主、分类标准多元、以大类套小类层级形式而形成的分类体系,主要基  
于古代文体分类传统。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文章典》将戏曲、小说纳入了“文章”范围和分类体系。宋元以来,戏  
曲和小说繁兴,种类甚多,不过在总集编纂和文体分类系统中始终没有一席之地。即使著录说部之文,也多是“仍  
条记之旧,于小说中之演义传奇略焉”,而“章回、杂剧终为儒者之所鄙”④。目前所见较早将戏曲和小说纳入文体  
分类的文体专论,是出版于1905年的龙志泽《文字发凡》中的《构思》、《体制》二章。在《构思》中,小说与传记、历  
①
②
③
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617页。  
曾枣庄《中国古代文体学》下卷《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81页。  
主要包括:《文心雕龙》“类既不分,体又不备”;《颜氏家训》也未能“统举各体,详加讨论”;《文选》多有可议之处;《文体明辨》“徒从形体上观  
察”;《古文辞类纂》归为十三类,提供了经由文体学习古文的门径,不过赠、序、书、说等分类于义未安;《经史百家杂钞》十一类的分类“文义较  
密,而体裁则未之及焉”。参见: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617页。  
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663页。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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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凯ꢄ王领妹ꢄ总结与新变:《汉文典·文章典》的文体思想  
史并列,隶于叙事文;在《体制》中,小说、戏文与诗歌并列,隶于美文体①。不过,《体制》还有一种以叙事体、议论  
体、辞令、诗赋四分法为框架建立的文体体系,其中并无戏曲、小说。对照之下不难发现,《文字发凡》实际并未建  
立自有的文体分类体系,而是提供了三种分类方法,其中前二者主要是引述日本研究者的观点②,第三种则主要  
是延续传统文体学的内容③。其对小说、戏曲的摇摆态度大概源于西方现代的与中国传统的不同分类法:介绍西  
方文学分类时,小说、戏曲不妨在列,而谈论传统的“文章流别”时,小说、戏曲仍被排除在外。换言之,《文字发凡》  
并没有真正接纳小说、戏曲进入文体分类体系。《文章典》则不同,在乐府之下设立曲这一文体,而将金代北曲、元  
代南曲、杂剧及当时的北人小曲、南人吴曲等包括在内;在文词类设小说一体,又分为传奇、演义二体④;并沿用刘  
勰“原、释、选、敷”的文体研究方法和解说思路,结合作家作品,详细论说各体的渊源流变、文体特征等。相较于  
《
文字发凡》,《文章典》将戏曲、小说与诗、赋、辞、乐府、词等并列,使之在文体体系中有所归属,这在文体范围和文  
体分类方面对传统文体学有所突破,“正透露着传统文体分类学向现代转变的消息”⑤。  
文章典》中的《文品》按照风格而分类。将诗文风格归纳为若干类型是古代文体论的悠久传统,相关论述很  
《
多,如刘勰《文心雕龙》所论“八体”,皎然《诗式》分诗歌风格为19类,司空图《诗品》分为24类,马荣祖《文颂》分文  
章风格为48类⑥,姚鼐分为阳刚与阴柔两类⑦,徐凤恩《文品》分为36类⑧等。这些分类虽有繁简趋向不同、种类  
多寡之别,不过都是一个层级上的分类,各类之间都是并列关系。较早采用大类套小类的方法对风格进行分体与  
归类的是刘勰,八体实分为四对,四对又是来自阴阳。受姚鼐影响,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钞》说:“尝慕古文境之  
美者约有八言:阳刚之美曰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曰茹、远、洁、适。”⑨这正是在姚鼐阳刚、阴柔二分法基础上的  
具体化。  
《文章典》也采用二级分类方式,将风格分为6个大类,每类之下又分为若干小类,共33种:  
庄重类:典雅、雄浑、崇大、闳肆、谨严、高远  
优美类:丰润、殊丽、委婉、和易、秀美、蕴藉  
轻快类:神妙、飘逸、平淡、潇洒、新奇、圆适、滑稽  
遒劲类:清刚、强直、豪放、倾险、峭刻、英锐、劲拔  
明晰类:简洁、平正、明畅  
精致类:精约、缜密、纯粹、温厚  
如前所述,古代风格类型的分类少则2种,多则48种。实际上,正如数百种文体仍不能涵盖所有古代文体一  
样,数十百种风格也不能涵盖所有风格种类,姚鼐《复鲁絜非书》以阴阳二端统括“品次亿万”,也是希冀达到以简  
驭繁的目的ꢈꢉꢊ。因此,《文章典》这种分类的意图和意义都是明显的,即以分层分类实现化繁为简、纲举目张。这  
种风格分类方法一直延续至现当代,如陈望道《修辞学发凡》分为4组8种ꢉꢈꢋ,蒋伯潜、蒋祖怡《体裁与风格》分为3  
①
②
③
《龙志泽<文字发凡>修辞学二卷》,霍四通《中国近现代修辞学要籍选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126、170页。  
霍四通《中国近现代修辞学要籍选编》,第92页。  
霍四通《中国近现代修辞学要籍选编》认为,《文字发凡·体制》章中的叙事体、议论体、辞令、诗赋四分法是其试图综合运用西方和中国传统  
的文体分类法。不过就具体内容来看,《文字发凡》所论主要取资于古代文体论。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分法,真德秀《文章正宗》已提出,  
此其一;除诗赋一类之外(《文字发凡》分诗赋为诗、辞、赋、风、雅、颂六类,每类的解说仅一两句,且以标举例文为主,极其简略),叙事体、议论  
体、辞令三类的分类法、类别名称、所系具体文体,乃至各体的排列顺序、所举作家作品、解说方式和内容等,主要依据元代陈绎曾《文筌》,时  
而插入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中相关解说,也偶有引用《文心雕龙》,此其二。参见:霍四通《中国近现代修辞学要籍选编》,第96页。  
《文章典》所论“传奇”既包括唐代传奇,也包括宋、元、明、清的各类戏曲;所论“演义”既包括白话章回小说,也包括文言短篇小说集。参见:来  
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663ꢇ86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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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⑨
蔡德龙《清文话中的文体分类观》,《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第149页。  
马荣祖《文颂下》,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4册,第4028ꢇ4042页。  
姚鼐《复鲁絜非书》,姚鼐《惜抱轩诗文集》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3页。  
徐凤恩《文品》,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6册,第5601页。  
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下,王启源校编,朝华出版社2018年版,第165页。按:该卷“癸亥九月”条也有相似论述:“文章阳刚之美莫要于  
慎、涌、直、怪四字,阴柔之美莫要于优、茹、远、洁四字。”与“乙丑正月”条所记略有不同。不过“乙丑正月”条时间更靠后,且录有曾国藩赞语,  
故本文引用该条。  
ꢈꢉꢊ姚鼐《复鲁絜非书》,姚鼐《惜抱轩诗文集》卷6,第94页。  
ꢈꢉꢋ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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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个级次28种①,童庆炳分为8组16种②,等等。  
文章典》中的《种类》一篇按照不同标准,将“文”分为不同种类。早在先秦两汉时期,人们就将题材内容作为  
《
认识传世文献的重要角度之一。《庄子·天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  
阳,《春秋》以道名分。”③《释名·释典艺》释《论语》:“记孔子与诸弟子所语之言也。”释《国语》:“记诸国君臣相与言  
语谋议之得失也。”④虽然这些说解多数并不具有体裁分类的意义,不过体现了古人从题材内容认识不同文献的  
自觉。唐宋之后,关于“文”或“文章”分类的论述就更多了。柳宗元分为著述、比兴两类⑤;秦观分为论理之文、论  
事之文、叙事之文、托词之文、成体之文五类⑥;宋濂分为施之于朝廷、行之师旅、托之国史、发之于性情四类⑦;王  
祎分为载道、纪事两类⑧;李东阳分为纪载之文、讲读之文、敷奏之文、著述赋咏之文四类⑨;王棻分为散文、骈文、  
韵文三类ꢈꢉꢊ。这些分类,或依据题材,或依据功用,或依据体裁,角度不同,结论各异。《文章典》则集合6种不同标  
准,分别分为若干种类:  
属于体裁之种类:撰著之文、集录之文  
属于格律之种类:韵文、骈文、四六文、散文  
属于学术之种类: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纵横家、杂家  
属于世用之种类:名世之文、寿世之文、经世之文、酬世之文  
属于性质之种类:理胜之文、情胜之文、才胜之文、辞胜之文  
属于通俗之种类:公移之文、柬牍之文、语录之文、小说之文  
如果单从体裁之体看,除了“属于格律之种类”与“属于通俗之种类”,其余似乎都与“文体”无关,不过从体类之体  
看,却体现了《文章典》按照题材、体裁、功用、雅俗等分类的体类观。从上文引述可以看出,《文章典》这种分类虽  
多有渊源,但仍有创新之处:一是集中使用多种标准,从不同角度分别分类;二是其所使用的“体裁”和“世用”、“通  
俗”的分类标准,前者虽是发挥章学诚、吴汝纶等人的相关论述,却明确提出体裁的标准,区分书体与篇体两种体  
式,而后二者则体现了《文章典》的文体价值观。  
三ꢄ文体类型观:兼顾篇体与书体  
从著述形式看,文体包括书体与篇体两种体式或类型。书体即图书典籍等专书之体,篇体即单篇诗文等篇章  
之体。从整体上看,虽然古代文体学关注篇体较多,书体相对较少ꢈꢉꢋ,但兼论书体与篇体仍有悠久的传统。《文心  
雕龙》中《宗经》、《正纬》、《史传》、《诸子》诸篇所论的经、纬、史、传、诸子等都是就专书而论,《论说》篇中的论则兼  
有著作与篇章,而属于论的传、注等释经之体则主要是书体。《宗经》、《正纬》在“文之枢纽”五篇中,《史传》、《诸  
子》、《论说》在诏策檄移之前,居“叙笔”部分前三位。可见,《文心雕龙》不仅没有将专书排除在“文章”之外,而且  
将“体乎经,酌乎纬”作为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重视史、子及“述经叙理”的论在思想和文章领域的地位,并将其纳  
入文章分类体系。元代郝经《续后汉书·文章总叙》所论58种文体,国史为书体,论、说、解、语、记兼具书体与篇  
体。明代谭浚《言文》对119种文体释名考原,从其所标举的例文看,语、集、略、编、录、纬、疏(注)、释、通等主要是  
书体,辨、议、评、说、对、纪、志、传、义、记、谱、图等则兼具书体与篇体。清末王兆芳《文章释》将文章分为修学之文  
与措事之文两类,隶143种文体,其中释、解、故、传、微、注、笺、义疏、口诀义、讲义、衍义、驳、音、春秋、录、诀、鉴、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蒋伯潜、蒋祖怡《体裁与风格》下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87页。  
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第155页。  
郭庆藩《庄子集释》卷10下,王孝鱼点校,《新编诸子集成》第1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067页。  
刘熙撰、毕沅疏证、王先谦补《释名疏证补》,祝敏彻、孙玉文点校,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15、214页。  
柳宗元《杨评事文集后序》,《柳河东集》卷2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71ꢇ372页。  
秦观《韩愈论》,徐培均《淮海集笺注》卷2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751页。  
宋濂《曾助教文集序》,宋濂《文宪集》卷7,《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3册,第421页。  
王祎《上苏大参书》,王祎《王忠文集》卷16,《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6册,第337页。  
李东阳《倪文毅公集序》,《李东阳集》第4册《文续稿》卷4,周寅宾、钱振民校点,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76页。  
ꢈꢉꢊ王棻《论文》,舒芜等编《近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27页。  
ꢈꢉꢋ王兆芳认为,历代总集与文体论著“佥就词章计篇者属意”(参见:王兆芳《文章释》,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7册,第6320页)。郭英德指出,  
古代文体分类更多的是在经、史、子著述之外的“狭义”的文章体系之内生成的(参见: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第51ꢇ52页)。这些论  
述表明历代总集与文体论在文体范围上趋向一致。虽然部分文体专论或专著将书体纳入文体分类和论述范围,不过所论书体数量较少,而  
且对于兼具书、篇二体的体裁的论述,重点往往在篇体。  
182  
李凯ꢄ王领妹ꢄ总结与新变:《汉文典·文章典》的文体思想  
细草主要是书体,义、说、论、辨、评、述、例、记、志、谱、表、纪、考、续、略、原、难、非、补、拟、甲乙论议等兼具书体与  
篇体。《文章释》所论以传统述学文体为主,未涵盖所有古代书体,不过就书体分体和论述来说,在我国文体学史  
上仍具有总结性意义。除上述著例之外,将书体包括在文体范围的论文之作还有很多,王若虚《文辨》强调“决不  
可失体”,就包括史书、实录等书体①;张谦宜《茧斋论文》标举《盐铁论》为论体的代表作之一,所论外传等也可为  
书体②;作为文章总集序题的《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等,在论及说体等文体的源流时也举《说文》等为  
例③,在解说论、说、议、解、辨、释、义、说书等文体时,虽然多是就单篇文章而言,不过这些文体也都可以用作书体。  
可见,书体与篇体实在是紧密相连的。这可能与我国古代著述形式本就是由成篇之书进而为系统之书的发  
展历程有关④,也可能与宽泛且富于弹性的“文”或“文章”概念有关。不过如果考虑到我国很早便形成书籍与篇  
章分开的传统⑤,而古代文体分类学却始终没有从理论上明确区分书体与篇体,那么古代文体论混融书体与篇体  
的情况更可能还是来自文体内部的原因,即著作与篇章、书体与篇体本就互相生发。郝经《文章总叙》中的论述就  
可以见出这种密切关系:  
论。六经无论……《礼〔论〕》、《乐〔论〕》、《正论》、《齐物论》)等皆篇第之名,未特以为文也。汉兴,贾  
谊初为《过秦》一篇,始以为题而立论。于是二京三国诸文士,往往著论。  
语。自《论语》外……《国语》,以为《春秋》外传,特以为书之号,未尝命篇为文。后世特以为题,与问  
难等矣。  
记。……四经,万世之大记也,而不以记为名。孔子没,诸弟子及秦汉诸儒,各为记录,如《礼记》、  
《乐记》……《秦记》、《史记》,皆记注于四经之后而以为名,然未特命篇为文也。魏晋而下,自史氏记录  
外,凡志一事,皆特为文。有序有事,亦有为铭诗者。⑥  
在书体与篇体、述学与辞章之间,文体并非凝固,而是流动的。如“论”由篇体演变为书体,“语”由书体发展为篇  
体,“记”则由述学延伸到辞章。诸多文体在类型上灵活地延展派生,内容功用也不断扩容,在沟通、丰富文体类型  
的同时,也赋予文体不断更新的生命力。  
书体与篇体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也使明确二者的区别成为必要。虽然包括书体在内的宽泛的“文”体范围与  
同样宽泛的“文”或“文章”概念正相对应,不过著述形式的选择不仅关乎言说的语境、内容、方式、目的和个性,因  
而具有“辨体”意义,而且正是各个具体的选择构成了文体发展的过程,因而具有文体史意义。诸如传、记、训、论、  
说、辨、释、解、议、驳、义、语、言、考、问答等兼具书体与篇体之用的文体,其间的区别与联系何在? 解经之体可以  
属文,篇章之体可以成书,反之亦然,形成这种文体生态的动因何在? 篇体发展为书体以及二者之间的“流动”勾  
画了怎样的文体史样貌,又具有怎样的文体史意义? 古代文体论中书体与篇体融而不明的状态恐怕无法圆满解  
答上述问题。  
对《文章典》文体类型观的考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属于体裁之种类》一章以“体裁”为标准,将六经  
之外、晚周以来的“文章”分为撰著之体与集录之体两类:  
晚周以来,诸子各自名家,多以文鸣于世,虽不立体,而大要有撰著之体,有集录之体。  
撰著之体,篇只一义,原于《易》、《春秋》者也。  
集录者,篇各为义,原于《诗》、《书》者也。⑦  
撰著之体即书体,《撰著之文》一节所举例文主要是《史记》、《五代史》、《资治通鉴》及战国诸子、《春秋繁露》以迄  
《通书》、《正蒙》等史、子著作;集录之体即篇体,是“文章之士,矜事著作”的单篇诗文,汇集成书则为文集。  
①
②
③
王若虚《文辨》,王若虚《滹南集》卷37,《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0册,第462页。  
张谦宜《茧斋论文》卷3,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4册,第3890、3896页。  
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于北山点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43页;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罗根泽点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第132页。  
ꢀ
④
⑤
傅斯年《战国文籍中之篇式书体》,傅斯年《先秦学术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年版,第263页;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中华书局  
2
007年版,第213页。  
刘永济《文学论》:“我国文学体制分类之源有二:一为梁昭明太子之《文选》,后世总集文章者宗之。一为汉刘歆之《七略》,后世总集群书者祖  
ꢀ
之。前者专主文章,其界狭。后者遍及群籍,其界广。”参见:刘永济《文学论默识录》,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6ꢇ27页。  
⑥
⑦
郝经《续后汉书》卷66,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748、750、766ꢇ767页。  
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674、8675、86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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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从具体论述来看,《文章典》的这种分类主要源于章学诚《文史通义》关于著作与文集①、吴汝纶《天演论序》关  
于自著之言与集录之书的论述②。不过他们论述的重心各有不同:《文史通义》所论旨在阐明“至战国而文章之体  
备”,“著述之事专”;《天演论序》重在论证“文”之于“道”的重要性;《文章典》则是从文章辨体和文体分类角度区别  
撰著之体与集录之体,所谓“体制不辨,而欲文章之工也,其可得哉!”③这大概也是其将《属于体裁之种类》章置于  
该篇首章的原因。从文体学角度来说,这是《文章典》在文体类型分类上的推进。此后章太炎《文学略说》论“著作  
之文”与“独行之文”等④,可谓这一思路的延续。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文章典》提出撰著之体(书体)与集录之体(篇体)的分类,并且重视二者辨体的重要性,  
但是对二者的区别与联系、适用情况、写作要领等基本没有说明,更无意建立以书体与篇体为框架的分类体系。  
就其分类实践来看,《文体》卷主要是体裁的分类,《文品》篇主要是风格的分类,《种类》篇则是依据6种不同标准  
进行的文章的分类。在这个标准多元的文体分类体系中,所论重心是《文体》卷中主要源于传统分类框架、以三个  
级次构建的体裁的分体与归类,至于书体与篇体的分类仅是文章分类的一种方式。就对具体文体的解说来看,在  
1
03种文体中,兼具书体与篇体的不超过12种,分别是传纪类的纪、录,表志类的图、谱、表、志,论说类的释、评,誓  
告类的问答、答问,文词类的小说,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都没有超出上文所列举的《言文》、《文章释》等。换言之,  
虽然《文章典》从理论上明确区分书体与篇体这两种文体类型,不过在分类实践上仍以传统为主,没有更进一步突  
破。这种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距离,体现了《文章典》文体分类思想的历史性———产生于古代文体学集大成时期,既  
有所推进,又以传统为主。  
四ꢄ文体价值观:关涉功用、语体、风格等不同层面  
在古代文论中,关于文体的价值判断产生很早。诗言志、美刺教化说等就是有关诗歌功用的命题。关于文体  
地位,关于文体正变、古今、雅俗的分类,关于诗、文、词、曲界限,关于总集、别集编纂中文体的裁选范围及排列顺  
序等,往往也或隐或显地包含一定的价值判断。关于时代或个人风格高下、某些体裁或文体种类有用无用及有何  
用等论述,在古代文论中也很常见。现当代学者对文体价值问题也多有注意。钱锺书《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中说:  
“
吾国文学,横则严分体制,纵则细别品类。体制定其得失,品类辨其尊卑。”⑤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提出  
的文体价值谱系⑥,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指出《后汉书》列传著录传主著述次序的义例⑦,对于理解文体  
的价值判断也有启示。  
在先贤时哲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将《文章典》与古代文论中关于文体价值判断的论述进行比较,前者关于文体  
价值的判断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文体的正变、功用、语体、风格等不同方面。  
其一,“古义”与体裁正变。对于体裁的变体,《文章典》是区别对待的。如认为逸事状为状的变体,蔡邕《艰  
誓》为誓的变体等,《文章典》都视之为流变文体现象,与正体相提并论,并没有正误或高下之分。不过对于有些变  
体则不然。例如序的诸多变体中,《文章典》认为赠序已经失去“序之本旨”⑧,至于寿序、贺序、谢序等,又是赠序  
的变体而变本加厉。又如传的变体,包括家传、小说之属、专门之纪、郡邑之志、假托之文、设论之类、排丽若碑志  
者、自述其生平者、借名存讽刺者、投赠类序引者等,“虽具传体,然厕于列传中,要不足取法也”⑨。《建体之谬》一  
章中更是以赠序及传记类的变体为“谬体”,几乎否定了其文体价值。对于赋、乐府、谱等体裁的变体,《文章典》虽  
然没有视之为“谬体”,不过行文之间仍有推崇正体而轻视变体的价值判断的意味。例如论赋及其变体:  
①
②
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参见: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2014年  
版,第72页。  
吴汝纶《天演论序》:“晚周以来诸子,各自名家,其文多可喜,其大要有集录之书,有自著之言。集录者篇各为义,不相统贯,原于《诗》、《书》者  
也。自著者建立一干,枝叶扶疏,原于《易》、《春秋》者也……夫撰著之与集录,其体虽变,其要于文之能工,一而已。”参见:《吴汝纶文集》卷  
3
,朱秀梅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172页。  
③
④
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674页。  
章太炎以“一书首尾各篇互有关系者”为著作之文,以“一书每篇各自独立,不生关系者”为独行之文。参见:《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章太炎演  
讲,诸祖耿、王謇、王乘六等记录,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84页。  
ꢀ
ꢀ
⑤
⑥
⑦
⑧
⑨
钱锺书《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95页。  
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绪论》,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第87—88页。  
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619页。  
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621页。  
184  
李凯ꢄ王领妹ꢄ总结与新变:《汉文典·文章典》的文体思想  
宋、齐、梁、陈,加以四六,则古赋之体变矣。逮乎三唐,更限以律……其体愈变。至宋,以文体为赋,  
虽亦用韵,实非赋之正宗。盖自刘、班诗赋一略,区分其类,而屈原、荀卿、陆贾,定为三家之学,殆已成为  
古义矣。①  
论乐府及其变体:  
陈、梁而下,乐府古诗变为律、绝,是并乐府而亡之矣。唐代作新什,谓之新乐府……然如李、杜、高、  
岑辈所作,名为乐府,实则歌行矣。下此益入卑庸怪丽,而古义荡然。②  
论谱及其变体:  
今之家乘犹以谱名,若年谱,则失古义矣。③  
对于这些变体,或认为失其本旨,或认为并非正宗,或认为名不副实,而“古义”则是主要的判断标准。所谓  
“
本旨”、“古义”、“正宗”,其所指有共通之处,即某一体裁的传统体制“正体”所具有的题材、语体等方面的规定性。  
实际上,无论哪种体裁的变体对这种规定性都会有所改变,不过《文章典》并非一概否认,而只是针对上述几种体  
裁的变体,其原因大概与“变”的程度与方向有关:赠序、寿序等之于序,假托、投赠之传之于传,律诗、绝句之于乐  
府等,几乎完全突破了正体原有的规范,甚至可以视为独立的文体了;“泛泛酬赠”的酬世功用和“卑庸怪丽”等不  
良趋向,也在较大程度上背离了“古义”。这是《文章典》贬抑这些变体的直接原因,而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其关于  
文体的功用、语体、风格等价值观念。  
其二,“适用”与文体类别的功用。“适用”可谓贯穿整部《汉文典》的重要标准。《文字典》中论造字、改字、字  
体等,也都以适用为准的。如《文章典》提出“文以适用为主”④,以“载道”为“文之真相”⑤,辞章繁华而不周世用的  
文章则仅供耳目娱玩罢了。具体说来,《文章典》追求陶情淑性、移风易俗、爱国新民的文章功用,而以“阐圣言,新  
国政”为“道”的内容⑥,其中既有对传统文论观点的继承,同时也反映了现实政治社会的新变与需求,从而赋予  
“道”以时代特质。  
这种文章价值观念反映在文体价值观上,一是以题材内容是否载道、经世作为判断价值高下的依据。在叙  
记、议论、辞令的三个第一层级类别中,《文章典》特重议论之文,正因其题材内容关系治世经邦、立言不朽;认为后  
世文集中唯经义之文、传记之文、论辩之文尚可取法,主要也是这方面的原因;以干请权贵之书、泛泛酬赠之序、宴  
游之记、谀墓之文等为徒占篇幅,以言天说命、吟风赋月、钩章棘句、言神述异之文为文贼,则是反面助论。应该  
说,这是有别于单纯以体裁为标准而直接否定赠序、词赋等的做法⑦。  
《文章典》还提出“世用”的分类标准,将文章分为名世、寿世、经世、酬世四类:  
名世之文,于人情事势,揣摩推测,透彻无余。故敷陈利害……世俗见之,未有不好之深者。然其文  
也……可以行近今,不可以垂久远。  
其为人也,出言有章,吐辞为经,一字一句,可以千载,此寿世之文也。圣明之世,陈谟纳谏,贡箴献  
颂,登于明堂,文章见诸措施……至于遭时不偶……立不朽之言,以俟来者。  
(经世之文)故虽博若邱明,精若庄周……而文章之裨益于世者几何? 孔子后,缀文之士众矣,而能  
博闻强记、通达古今、抱济世安民之念、有民胞物与之怀者,几人哉?  
酬世之文者,世俗所谓应酬之文是也。如寿文、祭文、赠序……以及谀墓之文、乡人之传……古人文  
集所载,无德而称之文,不可胜数。⑧  
这四类又可分为两组:前二者为一组,主要以时间为标准衡量文章行世的结果,寿世之文胜过名世之文;后二者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656页。  
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658页。  
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628页。  
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695页。  
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667页。  
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669、8667页。  
方宗诚《<尚书>总论》认为,相对于本纪、列传、诏令等,辞赋、赠序等不过是“闲文字”(参见:方宗诚《论文章本原》,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6  
册,第5619页)。陈澹然编选《文宪》也以经世为主,而直接摈除词赋一门(参见:陈澹然《文宪例言》,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7册,第6806  
页)。  
⑧
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680ꢇ8681页。  
18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一组,主要以功用为标准衡量文章的社会功用,经世之文高于酬世之文。不过这四者又有其内在联系,即行世的  
结果与社会功用都决定于题材内容。  
二是重视小说、戏曲等文体的价值。《文章典》中对小说的论述存在矛盾之处,一方面以演义“混以街谈俚谚  
之语”,将小说之文隶于“鄙俚亵秽”的通俗类文体①,另一方面又赞叹其感人至深的艺术感染力和移风易俗的社  
会功用。也正是在这种矛盾处境中,更可以看出《文章典》对文章内容和功用的重视:  
中国之小说,自昔之作,大约事杂鬼神,情钟男女者为多……而移风易俗之道,外国泰半得力于小说  
者,中国反以此而沮风气。推其原因,则由于读小说者,不知小说之功用,作小说者,不知小说之关  
系也。②  
由此也可以理解,以延续传统文体学为主的《文章典》,之所以会将戏曲、小说纳入文体系统,并且支持彼时正逐渐  
展开的论说、诗歌、小说等文体改良,“文章之妙”固然是原因之一,不过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出于重适用的文体功  
能价值观念,支持文体改良也是以求适用为目的。  
其三,雅正与语体的雅俗得失。对于语体,《文章典》也有其价值尺度和判断标准。就具体体裁来说,主要是  
语体的雅(古)与俗(今)。在《种类》篇中设“属于通俗之种类”,“鄙俚亵秽”是重要的分类标准③;前文提到的语录,  
《
文章典》即不满其“俚语俗谚”的语体特征,并认为其是导致“支蔓荒芜,遂不可治”的不良文风的原因之一④。又  
如论尺牍:  
稽诸往古,犹以雅言,创为一体……后世俗尚日趋简陋,俚语俗字之杂出,散行骈体之并陈,勒为专  
书,名曰尺牍。此等文体,甚不雅驯。⑤  
往古的雅言与后世的俗尚,这类似于徐师曾提到的“体有古今”的问题⑥。只不过徐师曾的论述中对今体———多  
指骈俪之语———或是指出其“秾鲜稳顺”的特征,或是表示恭敬的功用,与古体———多指散体的“深纯温厚”———似  
仅有古今之异,并无高下之别⑦;而《文章典》认为后世尺牍的俚语俗字、骈散并陈,“甚不雅驯”,与古体的雅言高  
下立见,实含有价值判断在内。再联系《文体》篇以“风神高远”论诸葛亮等三家书翰,更可以看出《文章典》所设定  
的尺牍这一体裁的理想风貌;其批评并非针对尺牍体裁本身,而是不满浅陋俚俗的俗尚语体。  
就文章整体来看,《文章典》以“雅健”和“正”为理想语体。关于“雅健”,从前文所引述的“饰以雅健之辞”即可  
看出,这里主要谈一下“正”的判断标准,即不同体裁、体类及语体类型所要求的语体规范。符合这种要求即为“正  
体”,否则是“失体”。这种语体价值判断在《文章典》对“文妖”的批评中体现得最为鲜明:  
窃观中国文章之失矣,学子则以游辞诡论为高,学《选》则以僻字涩句为奇,学六朝则以俳词偶语为  
丽,学“八家”则以摹章拟句为能。以聱牙棘舌之文为高古,以淫声乱色之文为丽则,以俚语琐谈之文为  
质实,以循声按谱之文为理法,不问其为俳谐,为谄渎,为鄙俚,为迂疏,而无知妄作,诨语如优,俚语如  
市,媚语如娼,祝语如巫,百出其狰狞、谐媚、夭韶、轻倩之态状以应世。⑧  
所谓“中国文章之失”主要是就语体而言的。无论是“子”、“选”、“六朝”,还是奇、丽、质实,在语词、语法及修辞手  
段、表达方式等方面都有相应的要求。选择和使用相应的语体则有助于形成理想的风格、风貌,反之则成为“文  
妖”。另外,诨语、俚语、媚语、祝语等语体选择,轻俗卑下,实为雅健、雅正的反面。这种语体直接通向“狰狞、谐  
媚、夭韶、轻倩之态状”,同样为《文章典》所痛斥。  
其四,“阴阳”与风格优劣。《文章典·文品》篇专论风格,所论6类33种风格可视为对历代优秀作家作品风  
格的概括,也可视为对理想风格的追求。至于这些风格的反面,该篇并没有论及。梳理其他篇章关于风格的论  
述,尤其是不同风格的比较,更可以看出《文章典》关于风格优劣的判断。例如: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文章典》中所谓“小说之文”包含戏曲在内。参见: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662ꢇ8663页。  
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665页。  
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683页。  
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685页。  
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684ꢇ8685页。  
徐师曾《文体明辨序》:“又如诏、诰、表、笺诸类,古以散文,深纯温厚;今以俪语,秾鲜稳顺,谓无古今不可也。”参见: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  
第78页。  
⑦
⑧
例如论“书记”:“世俗施于尊者,多用俪语以为恭,则启与状疏,大抵皆俗体也。”参见: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第129页。  
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6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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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凯ꢄ王领妹ꢄ总结与新变:《汉文典·文章典》的文体思想  
秦虽无道,而诏令之文则伟……东汉以来,辞气衰薄矣。  
东汉之文章,不如西汉之浑厚。……故宋齐伤纤巧,梁陈病刻饰……虽二者相较,南朝视北朝尤浮  
靡,北朝视南朝为刚贞,要皆不能厕于古文辞之列。①  
就时代、地域风格而言,以“伟”优于“衰薄”,以“刚贞”优于“浮靡”,推崇“浑厚”文风,而以“颓靡”、“纤巧”、“刻饰”  
为伤为病。在描述历代诗人风格时往往也有明确的优劣判断。这些描述可分为两组:  
高情远韵ꢄ气骨直追西汉ꢄ孤高ꢄ流丽ꢄ寄秾鲜于简淡ꢄ势若掀雷抉电ꢄ笔力横绝  
刻镂ꢄ逼迫ꢄ琐碎ꢄ颓靡ꢄ萎弱少风骨ꢄ轻俗ꢄ浮丽ꢄ谐俗ꢄ纤小ꢄ台阁体②  
对比之下,《文章典》对不同风格的倾向性是比较明显的,其所赞赏的多是刚健阔大或高远简淡的类型,而以卑弱  
纤仄、轻俗浮靡的类型为“病”。这种倾向性在《文品》篇的风格分类和论述中并没有表现出来。不过该篇引言中  
关于文品和人品一样有“阴阳二性”的论述,则可以作为《文章典》关于风格的价值判断的注脚:  
属于阳者,光明正大,恢廓豁达,皎似青天,朗若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雨露,有威凤祥麟之概,有  
生龙活虎之势,磊磊落落,英姿飒爽是也。属于阴者,依阿淟涊,回伏隐匿,纠结若蛇蚓,琐屑若虮虱,狡  
猾若鬼蜮,阴鸷若盗贼,诅咒若巫祝,闪烁狡变,不可方物,又一态状也。③  
虽然《文章典》也以阴阳论风格,但是与姚鼐、曾国藩所论阳刚之美、阴柔之美大不相同,反倒与董仲舒《春秋  
繁露·王道通三》所说的“恶之属尽为阴,善之属尽为阳”④的阴阳观念和人性论似乎有着更紧密的精神上的联  
系。在具体论述中,《文章典》极少指出所论风格类型的阴、阳属性,也没有以此为标准对风格类型进行分类,不过  
可以推论:如果说上文所涉及的风格类型是就“文之优胜者”而论,那么“百出其狰狞、谐媚、夭韶、轻倩之态状”大  
概是极“阴”的风格类型。《文章典》指斥其为“文妖”,其中的价值判断不言而喻。  
需要注意的是,《文章典》的文体价值观包含体裁的正变、体类的功用、语体的雅俗得失及风格的优劣等四个  
方面,不过这四者的关系并非平行,而是以适用、载道的文体功用为核心而互相勾连的。文体功用的核心地位,从  
前文所述的对“文之真相”的界定、对小说和戏曲的态度等,已经可以看出。四者之间的互相勾连则根源于文体各  
构成要素之间的“血肉相连”———特定的文体功用要求相应的体裁、语体、风格,而体裁、语体、风格等因素不仅互  
相影响,同时也影响文体功用的实效。《文章典》对古体、正体的推崇,雅正的语体选择,刚健、高远的风格追求,正  
与其对文章陶情淑性、移风易俗、爱国新民的“期待视野”相一致。  
总之,文体概念观、文体体类观、文体类型观、文体价值观是《文章典》文体思想的具体内容和体现。从整体上  
看,《文章典》的文体思想以传统为主而又有所调整、增益、推进。明清时期是古代文体学的集大成期⑤,而清代的  
最后十年也是古代文体学发生新变的时期。西学东渐的时代风潮、作者的传统学术修养和留学经历、“甄陶上下  
古今”的著述理念和“保存国粹”的著述目的⑥,使《文章典》的文体思想在继承中发生新变。虽然整体上“‘集成’  
出色,而‘开新’不足”⑦,不过仍然是这总结与新变时期的一个独特的“点”。站在这个“点”上,可以更好地理解古  
代文体学的传统与转向,其中关于文体的范围、书体与篇体的区别与联系等问题,对于当下的古代文体研究仍有  
启发意义。  
[责任编辑:唐ꢄ普]  
①
②
③
④
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640、8690ꢇ8691页。  
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652ꢇ8654页。  
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574ꢇ8575页。  
《春秋繁露笺注》,董天工笺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62页。徐复观先生曾考论阴阳观念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被赋予好恶的感  
受及董仲舒所赋予阴阳的性格等问题(参见: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2册,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349页)。  
曾枣庄《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前言》,第14页。  
⑤
⑥
⑦
来裕恂《汉文典序》,《汉文典注释》,高维国、张格注释,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朱迎平《<汉文典>的文章学体系及其特点》,王水照、朱刚主编《中国古代文章学的成立与展开———中国古代文章学论集》,第4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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