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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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卷第6期  
2
01811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45,No.6  
November,2018  
良史与中国古代史学话语体系  
尤学工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武汉430079)  
摘要:良史是中国古代史学话语体系的重要话语与思想资源,其最初内涵是书法不隐”。在古代史学发展  
进程中,“良史书法由早期以礼法为核心的道德性认识逐步拓展到以史才三长为代表的学理性认识;“不  
由早期对礼法原则的坚持逐步扩充到对素心”、“义理”、“公心史德的倡导,实现了从品性论到认识论  
的发展。“书法不隐存在价值性认识与事实性认识的内在矛盾,古代史家以名教进行协调,求其和谐,但并  
不能真正解决这个矛盾。“良史话语重视对历史的价值性认识,呈现出史学主体自觉意识不断增强的趋势它丰  
富了中国古代史学的话语体系,塑造了古代史学的学术品格和史家的精神范式。  
关键词:良史;书法;不隐;史学话语  
中图分类号:K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8)06-0145-08  
近年来,史学话语体系成为一个关注度颇高的问  
代表的礼法”。孔子要求史官坚守书法”,实质上就是  
要求史官坚持以礼法作为历史评价和历史书写的基  
本原则。“礼法规定了书法并赋予书法以正当性  
与权威性,也赋予了史官坚守书法的勇气和决心,“书  
法不隐自此成为中国古代史官和史家的价值取向和精  
神追求,也成为中国史学话语的重要源头。  
建设中国的史学话语体系,既有官方的倡导,亦有  
学界的呼吁这些倡导与呼吁,既是建设主流意识形  
态的需求,也有学界对近代以来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形成  
因素与方式的反思在这些讨论中,中国史学的民族  
[
1]  
[2]  
[3]  
” 、“内在的历史联系” 、“史学遗产被视为建构  
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重要话语资源和思想资源要完  
成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就必须从中国古代史  
学的发展中去汲取资源。“良史无疑就是一个这样的  
既然书法的核心是礼法”,那么作为书法内核  
自然就作为一种史学话语被提了出来孟子把  
义视为史学的三个要素,特别强调了孔子对于  
话语资源与思想资源,因为良史的核心就是探讨如何 的重视孔子的被后人推衍为褒贬大义”,而  
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史家,它就像一根金线,串起了中 其呈现方式则被称为春秋笔法”,“褒贬的目的是为了  
国古代史学话语体系的不同领域和要素,是我们认识古 彰善瘅恶,树之风声也就是说,通过这种历史评  
[5]283  
代史学话语体系的一把钥匙。  
良史书法”  
良史之说源于孔子对晋国史官董狐的赞赏:“董  
,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  
,可以使人明白应当遵守的社会伦理秩序,并借此认  
识是非善恶及其背后的道理,从而为现实社会提供一套  
价值秩序和方向指引于是,以善恶是非为中心的价值  
评判就成为中国古代史学价值功能的核心话语这种  
认识不只体现在孔子身上楚国左史倚相历来被称为  
[
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  
4]1867  
孔子认为,“书法是历  
史书写和历史评价的标准与尺度,“不隐则是要求史官 良史”,但右尹子革并不认同,他的理由是夫良史者,  
坚持书法”,不畏强权所谓书法”,其实是以周礼为  
记君之过,扬君之善而此子以润辞为官,不可为良  
收稿日期:2018-10-0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历史教育与文化传承”(16JJD770007)之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尤学工(1972—),,河南周口人,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史学史研究。  
14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6]104  
” 。这说明,史官仅仅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掌握丰富的历史典籍和知识,还不能被称为良史,那只  
润辞而已,良史还必须能记过扬善”,这就是良史  
书法”。楚国申叔时与楚庄王讨论教育太子时亦说:  
而许敬宗则用同样的话语化解了唐高宗的担忧白居  
易诗曰:“虽有良史才,直笔无所申何不自著书,实录  
[13]卷一,5  
彼善人编为一家言,以备史阙文。”  
这种在诗  
奏折品状碑铭中以良史自况或誉人的情况,在  
唐代是比较普遍的,说明良史话语的影响已经超出史  
学和史家范围,开始成为一种社会观念。  
[7]528  
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劝戒其心。”  
这都是对耸善抑恶良史书法的重申。  
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大部分时间内,这套史学价  
值话语基本上是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采用的是儒家的  
话语体系,所以它就有了与现实沟通的天然接口也就  
是说,人们评判历史与评判现实的善恶是非使用的是同  
一套话语体系当人们运用这套话语进行历史评判时,  
接受者会很自然地将其与现实中的价值判断联系起来,  
从而更易于实现史学的社会功能事实上,中国史学上  
史鉴文化正是这样一种内在运作机制人们习惯  
在进行古今类比的基础上进行善恶是非的评判,并将这  
种评判直接与现实的思想行为结合起来,从而发挥史学  
的借鉴和矫正作用。  
虽然善恶是非的道德评价一直是良史书法的一  
个重要取向,但若将良史书法仅限于此,那史学就成  
了道德宣教而不成其为史学了古人一方面坚持彰善  
瘅恶的史学价值追求,另一方面则不断拓展良史书  
的内涵,提出了良史之才”、“良史之体”、“良史之  
”、“良史之学”、“良史之法”、“良史之节”、“良史之  
”、“良史之忧等概念,几乎覆盖了从史家修养史学  
思想褒贬义例历史评论到史书体裁史学批评史书  
文辞史料采撰等各个方面的问题,也形成了关于中国  
古代史学的比较完整的话语体系我们可以把这种现  
象视为书法的延伸。  
我们可以看到,书法为代表的史学价值话语受  
到了后人的肯定和坚持司马迁在史记中转载了董  
狐书赵盾弑其君之事以及孔子董狐,古之良史也,书  
按班固的说法,“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  
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  
[
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14]2738  
这是秦汉时  
[
8]2020  
法不隐的评论 ,刘向在新序节士篇转载了  
[9]904  
期对于良史的整体性认识。“善序事理要求合理认  
识和安排历史发展的因果逻辑和历史秩序,反映的是史  
家的历史认识和编撰能力;“辨而不华,质而不俚要求  
史书文辞要准确深刻全面简要朴实,反映的是史家  
的历史撰述能力;“文直事核的重心在”,其  
实都是要求历史事实及其记述的准确性;“不虚美,不隐  
既是史家修史的基本原则,也是对史家修养的要求,  
其目的是历史撰述的客观性与可靠性从这些要求可  
以看出,“叙事已成为良史之材的重要内容值得注  
意的是,秦汉时期史家已有意识地将良史实录结  
合起来,二者是互为条件的也就是说,良史之材”  
就无法做到实录”,做不到实录自然也不能被称为  
齐太史和南史氏书崔杼弑其君之事 ,都表明他们  
对孔子良史说的认同而关于赵盾弑君的讨论一直  
为后人所关注晋时杜预注意到“《书赵盾弑君,而  
云灵公不君的书法,认为这样的书法乃是良史之  
”,目的是深责执政之臣”,让后世的执政之臣引为  
[10]146-147  
鉴戒  
秦观则把赵盾视为奸人”,“有善之名,无  
善之实,有恶之心,无恶之迹,是为奸人奸人者,尝托  
身于疑似之间,天下莫得而诛之,春秋所以诛之  
”;他认为春秋创造了诛志不诛事良史书法”,  
诛志就是要从思想观念上诛除恶心”,“不诛事就是  
要把奸人的恶迹载入史册,让后人引以为戒,“诛志不  
诛事,非特春秋》,古今人情之所同然也,《春秋能发之 良史”。而非良史实录”,就无法实现彰善瘅恶”  
[
11]267  
” 。诛志不诛事来阐释良史书法”,是对古  
代史学价值话语的进一步拓展,也使之带上更为浓厚的  
道德色彩。  
的史学价值这样,经过秦汉史家的阐释,“良史书法”  
就把实录纳入了史学话语,而不仅仅是先秦以礼法”  
为核心的书法”。这无疑增强了古代史学话语的学理  
。  
有意思的是,“良史不仅作为史学话语发挥作用,  
也作为社会话语对人们的行为产生了制约唐初许敬  
宗告长孙无忌谋反,唐高宗很担心如果对长孙无忌处  
分与罪,后代良史道我不能和其亲戚,使至于此”,而许  
敬宗则用汉文帝的经历告诉唐高宗,这样做良史不以  
[15]2137  
陈寿因善叙事而被称为良史之才” 。古代  
史学的叙事是个综合性概念,包含了史料体例和思  
想等多种要素,刘知几指出:“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  
[16]152  
[12]3173  
” ,他的史才三长”  
说是这一概念的集中体  
[
12]2455  
为失” ,打消了唐高宗的顾虑,促成了长孙无忌的被  
在这次事件中,“良史所代表的身后之名成为一种  
重要的社会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唐高宗的思想,  
。“史才三长说提出后,就为历代史家所信服和推  
,成为中国古代良史话语的重要内容,极大地丰富  
和拓展了中国古代的史学话语,并使之走向体系化。  
146  
尤学工良史与中国古代史学话语体系  
[
26]219  
对于良史的史学”,古人常用该微通物”、“博闻多  
”、“业量该通这样的话语来表达陈寿在三国志》  
中为管辂作传,其中引管辂别传记载:“近有闫续伯  
” 。事实上,“往往成为后人论断史识的一  
个重要依据和标准钱大昕认为,《元史马札儿台  
的记述上未能体现劝忠义之士的价值取向,批评  
[27]1569-1570  
,名纘,该微通物,有良史风。”所谓该微通物是从良 王两公不独无史才,并无史识矣”  
[17]828  
这种以  
史所应具备的学识着眼的,目的是免虚诬之讥” 。史识的方式,体现了善恶必书的良史书  
[
18]5  
华峤著华阳国志》,因其博闻多识,有良史之称” 。  
”。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史才三长论经过后人不断  
丰富与发展,逐渐确立了文雄学博识通或才胜学充、  
权德舆在为张工部所作祭文中说他章明义类,振起褒  
[19]330  
,博物洽闻,时称良史” 。这说明他对良史的认  
,一是褒贬得当,二是学识广博对于那些在学识上  
[28]  
识卓的基本内涵,并成为中国古代的良史标准 这是  
不够”“的人,人们是不认其为良史韩愈在 良史书法在内涵与话语上的不断发展,其特点是从道  
记载唐代实录修撰情况时指出:“(令狐)峘在史馆修元  
德性认识逐渐扩充到学理性认识。  
宗实录一百卷,代宗实录三十卷,虽颇勤苦,然多  
良史不隐”  
[
20]卷三,12  
遗漏,不称良史。”  
这说明良史取材当求该博”,  
不隐既是良史书写历史的基本准则,也是良  
应当具备的精神品格它是中国史学实录信  
话语的思想源头,古人常以”、“”、“等来表  
达这种精神品格。  
若有遗漏则不可谓良史。  
良史的史才”,古人亦称之为良史之体”,以探讨  
史体史法为主皇甫湜说:“合圣人之经者,以心不以  
;得良史之体者,在适不在同编年纪传,系于时之  
所宜,才之所长者耳,何常之有? 夫是非与圣人同辩,善  
在孔子那里,“不隐是史家对历史书写原则的坚  
,以及这种坚持所彰显的史家品格秦汉史家提出的  
[14]2738  
恶得天下之中,不虚美,不隐恶,则为纪为传为编年, “良史实录的原则之中,“文直事核”  
是一个基  
[21]30  
是皆良史矣。”  
他强调史家的旨趣应当合圣人之  
本要求梁武帝给刘孝绰的敕令中有有司直笔,良史  
[
29]145  
”,“是非与圣人同辩,善恶得天下之中”,要求历史记  
述原则与圣人保持一致就此而言,虽然看起来他为司  
马迁做了辩护,实质上却与班固对司马迁的批判并无二  
不过,他提出得良史之体者,在适不在同”,“系于  
时之所宜,才之所长”,确是卓见刘知几在史通中对  
于史体史法的议论极为精到,六家》《二体之说流传  
至今,其论编年纪传之得失,论纪传各体之立意与原  
,论史书编撰的体例与要求,论史书叙事的原则,论直  
书与曲笔等,都是在论良史之体”,丰富了史才的话  
语体系明人胡应麟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史有别  
执简,至公无私”  
之语,北周柳虬说南史抗节,表崔  
杼之罪;董狐书法,明赵盾之愆是知直笔于朝,其来久  
[30]681  
” ,明确提出了直笔至公的概念刘勰将  
董狐和南史氏不避强御的精神概括为南董之志”,这种  
精神品格的特点则是”,即所谓直归南董”。而要在  
历史书写中坚持这样的”,还必须析理居正”,于是  
他提出了素心:“析理居正,唯素心乎? 若乃尊贤隐  
,固尼父之圣旨,盖纤瑕不能玷瑾瑜也奸慝惩戒,实  
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  
[5]287  
准焉。”  
刘勰强调的乃是对而言,人们在认  
[
22]132  
”  
,主张修史别为一种专门才干,非一般文才可  
[23]  
识历史事实背后的,其心要”。所谓”,就  
是一方面要求认识者秉持素心”,无有所偏,努力做到  
历史认识的客观公正;另一方面要求历史认识合乎正  
”、“正义”,不正恐怕主要以当时的  
主流意识形态为准所以,刘勰虽然明知尊贤隐讳有  
实录”,但还是宣称这是尼父之圣旨”、“良史之直  
”,认为这种书法万代一准”。刘勰的思想,反映  
出了古代史学书法不隐的内在矛盾。  
,史家亦非一般文人可替 而清初潘耒朱彝尊汪  
[24]13344  
琬和吴任臣等都是当时词科以史才称者” ,阮元  
[24]13187  
则称赞全祖望兼具经学史才词科” 。这说明  
史才已与经学”、“词科鼎足而三,是对史才理论  
的进一步发展。  
良史应具史识”,但史识难得章学诚感慨道:“昊  
天生百才士,不能得一史才,生十史才,不能得一史  
[
25]1417  
” ;他将刘知几所说的史识称为文士之识”,  
记诵以为学也,辞采以为才也,击断以为识也,非良史  
唐人对于良史的是有深刻认识的,并将直书”  
作为实录的重要内涵当时选择史官,“被  
视为史官的重要资质唐高宗把操履贞白”、“谠正有  
之才识也虽刘氏之所谓才,犹未足以尽其  
理也”,所以他提出了史德尽其理”,“能具史识者,  
必知史德德者何? 谓著书者之心术也”,章学诚所谓  
史德”、“心术有密切关系,“史所贵者义  
[31]467  
”  
作为选拔史官的标准,李延寿说史官之立,其  
[32]3344  
来已旧,执简记言,必资良直” 。这些要求的提出说  
,唐人相信史官只有在精神品格上谠正”、“良直”,才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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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担当修史大任,才能写出信史”。刘知几一直宣称  
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他在史通中专设直书,  
直笔焉五者兼之,仲尼是也董狐南史,制作亡  
,维公与直,庶几尽矣秦汉而下,三长不乏,二善靡  
。”“二善的关系是直则公,公则直”,但要做到这一  
点是不容易的,因为直有未尽,则心虽公犹私也;公有  
未尽,则笔虽直犹曲也”,所以,他只能感叹:“甚矣,史之  
[16]381  
正直视为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 。正因为  
实录之难遇”,他才对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  
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的良史品格表示了极大的钦  
,所谓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正是对这种良  
史气概的宣示唐人赞赏孙盛的晋阳秋》“词直而理  
[22]128  
不易也” 。他是从史学主体的内在自觉来阐释公  
,方孝孺则从史家职责和地位的角度提出了大公  
之道”。他说:“史氏者,所以赏罚天子,而立天下之大公  
于世”,“天子之身所为有当否乎,其下者莫敢是非也,史  
氏秉大公之道是非之”,“史氏之柄不在天子下,彼以其  
,此以其公也使史氏之予夺而不以其公,后世何所  
[15]2148,2150  
”,干宝的晋纪》“直而能婉,咸称良史”  
,他们  
认为良史应当词直”、“理正”。柳宗元也特别重视史家  
[33]1921  
直道”。当韩愈说史官不有人祸,则有天刑”  
,柳宗元则告诫韩愈宜守中道,不忘其直,无以他事  
自恐”,认为史家应当坚守直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  
[42]133-134  
取信?”  
在方孝孺看来,史氏之权柄虽然不在天  
[
34]279  
” 。这是对不隐精神的明确宣示。  
子下”,但这种地位的获得乃在于史氏能秉持大公之  
”,以其进行褒贬予夺,故能取信于当时和后  
他是把作为的前提条件的。  
宋人对不隐的理解更加偏重于义理,强调义理  
之正”,主张以史明道”。曾巩对良史提出了明、  
文四个要求,以史明道放在了核心地位他说:  
章学诚的史德说从认识论的高度推进了对不  
盖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将以是非得失兴坏  
的阐释。“史德强调的是著书者之心术”。章学  
理乱之故而为法戒,则必得其所托,而后能传于久,此史  
诚论心术”,君子之心比较在意,因为所患乎心术  
,谓其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底于粹也”。而史家的品  
性若未底于粹”,所著之史就可能成为秽史”、“谤书”,  
[35]188,187  
之所以作也” 。朱熹批评左传》“以成败论是非,  
[36]2149  
而不本于义理之正” 。在他看来,“读史之士多是意  
[37]520  
思粗浅,于义理之精微多不能识” 。而要多识精微读其书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于甚也”。就此而言,  
[38]245  
义理”,宋人认为应当以经法为史法” ,“《春秋》,君子之心乃是心术的重要内涵,君子之心必然  
[
39]33  
万代之史宗也” 。这就通过义理把春秋书法”  
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传统史学的义  
理化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义理之正成为良史的一  
个重要精神特征。  
包含了对名教的坚持不过,仅有对名教的坚持还  
不足以成为良史”,“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  
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天是外在的客观存在,“尽其  
就是要求史家尽显历史的天然”,“不益以人就是  
要避免未底于粹的史家因个人性情而出入予夺”,有  
信史之道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尽其天而  
不益以人实际上就是要求认识主体的历史认识要与认  
识客体一致,获得客观的历史知识这就超越了名  
”,良史的历史认识能力和方法提出了明确的要  
具备这样的心术史德是很不容易的,所以  
元人用心术之正”、“是非之公来解读不隐”。元  
初修宋金三史,脱脱和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揭傒斯有  
过一段对话:“丞相问:‘修史以何为本?’:‘用人为本,  
有学问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与;有学问文章知史事  
而学术不正者,不可与用人之道,又当以心术为本  
。’且与僚属言:‘欲求作史之法,须求作史之意古人  
[26]219-221  
作史,虽小善必录,小恶必记不然,何以示惩劝!’由是 心术贵于养”,通过”,使得气平情正 ,使得  
毅然以笔削自任,凡政事得失,人才贤否,一律以是非之  
;至于物论之不齐,必反复辨论,以求归于至当而后  
史家的君子之心臻于精粹,自然可得良史信  
”。  
[40]4186  
。”  
事之前,认为心术为本”,史家只有保持心术纯正,才  
揭傒斯将史家的心术置于学问文章知史  
我们可以看出,素心”、“义理心术”、“公心”  
符合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而对义理之正和  
能做到是非之公”,达成作史之意”。揭傒斯的观点得 心术之正的重视,说明史家对良史不隐精神的理解  
到了后世史家的认同,心术说不断被重申,成为史  
学批评的一条重要原则,所以有人说揭傒斯的心术说  
孕育了章学诚的史德,是中国古代史家品德认识的  
越来越趋向于史学主体自觉意识的觉醒当然,这种自  
觉带有比较明显的道德论色彩章学诚的史德说将  
古代史家关于良史的思考推进到了认识论层面,使  
书法不隐传统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41]  
升华 。  
胡应麟的公心说是对心术论的进一步丰富和  
发展他说:“识三长,足尽史乎? 未也有公心  
书法不隐的矛盾与协调  
书法不隐包含着一个内在矛盾,“书法要求的是  
148  
尤学工良史与中国古代史学话语体系  
[16]374  
历史应该怎样写”,“不隐要求的是历史是怎样就怎  
使夫君子靡惮宪章,虽玷白圭,无惭良史乎?”  
显然,  
样写”,即如实直书这个应该的矛盾,实际上  
是历史认识中事实性认识和价值性认识的矛盾现代  
史学以求真为第一义,所以无形中将事实性认识与价值  
性认识置于对立的两端,甚至使二者不相兼容,强调事  
实性认识的科学性与客观性,而有意无意地排斥价值性  
认识的意义,或者强调价值性认识对历史认识的负面影  
这也是很多现代史家如顾颉刚等批评和抛弃古代  
史学以史明道”、“以史经世等观念的内在逻辑我们  
姑且不论历史认识是否能够离开价值性认识,至少在古  
人那里,他们想追求的是书法不隐的和谐,即事  
实性认识和价值性认识的和谐在他们看来,二者不但  
并行不悖,而且相辅相成当史家像董狐那样坚持书  
,他实际上已经做到了不隐”。虽然在今人看来,  
孔子所谓的书法实际上是周礼所代表的现实秩序在  
历史书写中的反映,它只是孔子的一种愿望而非历史的  
真实,但在孔子看来,只有坚持这样的书法”,历史书写  
才有真意义,才能做到使乱臣贼子惧”。如果没有书  
”,“不隐也就失去了意义;反之,只有坚持不隐的  
原则,“书法才能实现它的价值。  
他觉得孔子为贤者讳书法有碍实录直书”,所以  
提出了惭良史的批评但是,他将实录理解为善  
恶必书”,其基本精神与孔子的书法其实是相通的。  
正因如此,刘知几在大力宣扬实录直书的同时,也竭  
力弘扬名教”,“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  
不足,而名教存焉”,这是直笔的另一种形式;“臣子所  
,君父是党,虽事乖正直,而理合名教”,这样的避讳是  
应该的,“讳之可也”,浦起龙将这种形式称为似曲而  
[16]183  
” 。章学诚也说:“《》,皆深于者也,  
[26]222  
言婉多风,皆不背于名教,而桎于文者不辨也。”  
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名教是道的核心,自是天然合  
,不可置疑的所以,在他们那里,维护名教与提倡史  
德并不矛盾,这被称为中国传统史学的二重性。  
古代史家总是努力在书法不隐之间寻找平  
陈寿叙事,往往做到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  
蔽缺点陈寿在魏书·武帝纪中对汉魏关系有所隐  
,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真实情况。  
陈寿对魏晋之际的记述,因时代近,政治上的压力大,隐  
讳更多,但在三少帝纪中记魏晋禅代事,如汉魏故  
[
45]  
自从孔子将周礼作为书法的主要内涵,“名教遂  
成为古代史家解决书法不隐内在矛盾的法宝。  
在袁宏看来,班固可以称为良史之才”,但他却不满班  
排死节,否正直,以苟免为通”,认为这是伤名教的  
五字来反映历史真相,这就是所谓良史之才” 。  
从陈寿的历史书写方式就可以看出,“名教像一把利  
,始终高悬于史家的心头,既要做到实中有隐”,又要  
做到隐中见实”,分寸的拿捏往往关乎史家的生死荣  
。“名教观念乃是史家的主体意识,若单凭此意识去  
认识评判剪裁历史,虽有直书不隐作为约束,终难  
任情褒贬驰骋议论之弊事实上,这正是古代史  
家面临的一个两难困境,“名教并不能真正解决书法”  
不隐”,即事实性认识和价值性认识的内在矛盾。  
虽然古代史家无法真正解决这两难困境,但他们对  
[43]262  
做法 这种批评,说明他认为良史之才名教”  
本是可以并存的,而宣扬死节”、“正直等正是书法”  
所应秉持的原则班固对之采取的态度,显  
然是不能让他满意的其实,对班固的这种批评并非只  
有袁宏一人,范晔也是如此看法他认为司马迁和班固  
都是良史之才”,因为他们言史官载籍之作,大义粲然  
著矣”;正是由于他对大义的重视和肯定,所以当班固 良史内涵的不懈探索与史学话语的不断拓展还是给  
父子出现有违大义的做法时,他立即提出了严厉的批  
:“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  
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  
。”对于这样的良史之命运,范晔不禁感叹道:“固伤  
迁博物洽闻,不能以智免极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  
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史学遗产,其中有两点启示。  
一是古代史家重视对历史的价值性认识,并将之视  
良史的重要内涵,由此提出了对史学功能定位的认  
他们虽然意识到书法不隐会产生矛盾,但并  
未从认识上将二者置于对立的地位,而是试图调和二者  
以使其保持和谐对于他们来说,历史书写若不能凸显  
[
不能守之呜呼! 古人所以致论于目睫也!”  
44]1386  
从这  
些批评可以看出,相当一部分史家认为名教不仅无伤 彰善瘅恶书法”,就无从发挥史学的借鉴教化与  
书法”,而且应当坚持书法中的名教”,否则有碍良  
史之才”。  
刘知几对孔子在春秋中为贤者讳的书法是有  
资治功能,史学也就失去了作史之意”。就此而言,价  
值性认识是良史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甚至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决定事实性认识的取舍当然,这种价值性认  
识并非只是善恶是非的道德评判,古代史家还将之推进  
到了道和理的层面,力图将价值性认识建立于学理性认  
识的基础之上相对于后人对历史认识活动中价值性  
不同意见的他批评道:“观夫子修春秋,多为贤者  
狄实灭卫,因桓耻而不书;河阳召王,成文美而称  
斯则情兼向背,志怀彼我苟书法其如是也,岂不  
14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认识的排斥,古代史家对价值性认识的态度有其可取之  
德性评判和彰善瘅恶的价值性话语,而是逐渐思考  
因为既然历史认识活动的主体是人,主体意识结构 良史应当具备的知识结构专业素养和精神品格,努  
的影响就是无法回避的,无论怎样限制和排斥,主体的  
价值判断总会渗透其中也就是说,价值性认识在历史  
认识活动中是不可避免的与其徒劳地加以限制和排  
,不如承认价值性认识的正当性,给予其在历史认识  
力探寻认识历史真相及其背后之的思想工具,从而  
形成了史才三长等一系列概念而从素心史  
的发展,反映出古代史家不再一味将良史的评判  
归结于史家的品性,也不再将史学的功能和价值局限于  
中应有的地位,正视其作用古代史家承认价值性认识 彰善瘅恶”,而是逐渐认识到提高史家历史认识能力的  
在历史认识活动中的必要性与正当性,并将之上升到自  
觉意识的层面,从而赋予了传统史学以强烈的现实关  
怀,彰善瘅恶以史明道经世致用遂成为中国古代史学  
的重要传统。  
重要性,从认识论的高度提出了对良史的要求总的  
来看,“良史话语的发展说明对史家的要求越来越求诸  
”,即史家的主体意识这对史家的品性修养知  
识结构认识能力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而这样的要  
求促使史家不断明确自身的角色意识,史学主体意识自  
觉程度越来越高这是推动古代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  
因素。  
二是良史话语呈现出史学主体自觉意识不断增  
强的发展趋势具有高度自觉意识的史学主体是史学  
发展的核心要素书法不隐直笔的发展表明  
[
46]29  
史家在主体意识方面的增强” 。其实,史学主体  
自觉意识的增强,不仅表现在从书法不隐直笔的  
发展,还表现在从道德性认识到学理性认识的发展,表  
现在从品性论到认识论的发展如果说良史书法的  
最初内涵是孔子倡导的礼法”,那么后世史家在追求  
古代史家的良史论述贯穿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  
整个过程,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史学的话语体系,塑  
造了古代史学的学术品格和史家的精神范式它虽然  
与现代史学的良史论述有很大不同,但古代史家提出  
的基本概念与核心问题作为宝贵的史学遗产,在今天仍  
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  
良史的过程中就把这种道德性认识逐步拓展到了学  
理的层面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以礼法为核心的道  
注释: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519日第2。  
吴怀祺史学话语权与20世纪的中国民族史学》,《安徽史学》2006年第4;张旭鹏西方话语与中国史学理论》,《史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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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与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24日第4;孙英刚西方学术话语与东方史  
学脉络———Medieval为例》,《人文杂志》2010年第2;瞿林东关于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几个问题》,《中国社  
会科学》2011年第2;李伯重中国经济史学的话语体系》,《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陈支平  
史学理论探索与命题话语权的建构》,《文史哲》2011年第4;赵梅春“‘梁启超式的输入到当代史学话语体系的建  
》,《天津社会科学》2012年第4;张艳国刘劲松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西方话语体系及其误区》,《学术研究》2013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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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海鹏推进我国史学话语体系建设》,《人民日报》2016725日第16;姜义华创新我国史学理论体系与话语  
体系》,《人民日报》2016822日第23;朱佳木在同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中推进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话语  
体系的建设》,《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11;乔治忠用中国话语发展当代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5月  
1
2日第1;邹兆辰关于建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思考》,《当代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6;张旭鹏在普遍性与特  
殊性之间:西方话语冲击下的中国史学理论》,《天津社会科学》2016年第3;刘开军新旧之争:晚清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变  
迁述论》,《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17年第3期等。  
罗炳良认为,先秦良史特点是笔削褒贬,彰善瘅恶”,汉唐良史特点是善书实录,劝善惩恶“,宋元明良史特点是探究义理,  
以史明道”,清代良史特点是天人相参,纪事求真”。参见:罗炳良良史之忧:史学批评范畴的时代特征》,《天津社会科学》  
2
014年第2。  
谢贵安指出,古代史学中的史才有三种含义:一指史学主体;二指史学主体具备的基本素质,包括史才史学史识史德;  
三指史学主体所具素质之一种,即史家的修史才能(谢贵安评中国古代史学的史才》,《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3)。  
本文取刘知几史才之本意。  
关于素心”,后人有不同的认识金毓黻和陶侃如认为,“素心当依清代黄叔琳的辑注本改为素臣”,指左丘明(参见:金毓  
《<文心雕龙·史传篇>疏证》,《中华文史论丛1,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陶侃如文心雕龙译注》,齐鲁书社1981  
150  
尤学工良史与中国古代史学话语体系  
)。范文澜周振甫等人则有不同看法范文澜认为素心,犹言公心耳”,《文心雕龙·养气亦有岂圣贤之素心,会文之  
直理哉的用法,其含义相似;周振甫解释为犹公心,言心无偏私”;他们沿袭纪昀对黄注的评论,认为原本中的素心文意  
通顺,“素心应为刘勰原意,可不必改为素臣”(参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出版社1958;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李珍指出,“素心在理论上的内涵包括据与据直书两个层面的内容,即要具备素心”,  
既要有道德伦理的精粹修养,做到严格依修史,同时又以文直事核作为判断其是否具备良史之才的标准这里的据  
直书表现为史家服从史实,直书则表现为史家在理性分析基础上对史实的超越与驾驭,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表  
(参见:李珍素心与史德》,《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2)。  
史德一般被理解为史家实证的求真精神,就像梁启超所说:“实斋所谓史德,乃是对于过去毫无偏私,善恶褒贬,务求公正”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华书局2000,17)。有人认为,史德乃是要求史家尽天理养心性,评述史事  
慎无违纲常伦理,特别是不可诽君谤主”(:乔治忠中国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549)。  
也有人认为,“史德并不是历代史学家老生常谈的直书实录,也不是指基本的纲常伦理道德,而是指史学家具备君子之心且  
这种君子之心能够达到淳朴精粹的境地”(:刘雄伟《“史德与传统史学的明道自觉》,《史学集刊》2013年第6)。  
关于中国传统史学的二重性问题,可参见:吴怀祺论中国封建史学的二重性》,《史学理论》1987年第3;周文玖中国传  
统史学的二重性》,《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0年卷;白云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的二重性特征》,《云南大学学报》(社科  
)2017年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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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ngshiandtheDiscourseSystem  
ofAncientChineseHistory  
YOUXue-gong  
SchoolofHistoryandCulture,CentralChinaNormal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9,China)  
(
Abstract LiangshiisanimportantdiscourseandideologicalresourceofChineseancient  
historiographydiscoursesystem,anditsinitialconnotationiswritingthetruth.Inthecourseof  
thedevelopmentofancienthistoriography,themethodologyofLiangshihasexpandedgradual-  
lyfromthemoralunderstandingwhichtooklawandriteasitscoreintheearlyphasetothera-  
tionalknowledgewhichwasrepresentedbythreeoutstandingqualitiesofhistorytalents.Mean-  
while,writingthetruthhaschangedfrominsistingtheprinciplesoflawandriteinearlystageto  
initiatingtheconscience,themoralprinciple,thedevotiontothepublicinterests,andthehistory  
morality.Theseinnovationshaverealizedthedevelopmentsfromsubjectivismtoepistemology.  
Methodologyofwritinghasaninherentcontradictionwithwritingthetruthinvaluecognition  
andfactualcognition.ThereforetheancienthistorianscoordinatedsuchcontradictionbytheCon-  
fuciusethnicalnormstogainharmonybutfailed.Liangshihaspaidmuchattentiontothevalue  
cognitionofhistory,showingtheincreasingofsubjectiveconsciousness.Liangshihasenriched  
thediscoursesystemofancientChinesehistory,andformedtheacademicqualityofancienthisto-  
ryandthespiritualpatternofhistorians.  
:“  
:“  
Keywords Liangshi;methodologyofwriting;writingthetruth;historicaldiscourse  
[责任编辑:凌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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