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卷第4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
ꢁ
ꢁ
2
021年7月
ꢁ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
ꢁ
Vol48ꢀNo4
ꢁ
(SocialSciencesEdition)
Julyꢀ2021
论20世纪40年代古史研究思潮
对早期巴蜀古史重建的影响
龚ꢂ伟
ꢂꢂ摘要:晚近以来学界对于巴蜀古史的认识不断深入,抗战时期学界兴起了巴蜀古史研究与重建的热潮。尤其
是庄学本对川北羌民族调查知识的发表,为学界进一步认识大禹和巴蜀古史问题提供了新材料、新视角。职是之
故,早期的巴蜀古史研究呈现出非常重视民族学调查活动及其资料运用的现象。在学术思想上,它还深受“疑古”
与“释古新证”两大学术思潮的影响。“疑古”影响下的学者,主张巴蜀之域的大禹传说是从中原流入,时限或早至
战国或晚至西汉,巴蜀流传的古史传说多属虚构。“释古新证”影响下的学者,则认为川北羌民的大禹传说是巴蜀
悠久古史的重要佐证。“疑古”或“释古新证”两种研究路径,对于早期巴蜀古史的研究与重建都提供了各自的经
验,共同促进了巴蜀古史科学命题的生成,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早期巴蜀古史重建;古史研究思潮;大禹传说;庄学本;顾颉刚;王国维
ꢁ
DOI1013734ꢃjcnki1000-5315202104021
收稿日期:2020-11-04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2020年度重点资助课题项
目“二十世纪‘巴蜀古史’的学术史整理与研究”(BSYB20-07)、四川省社科规划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项
目“20世纪以来‘巴蜀古史’学术史研究”(SC20EZD040)以及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省
大禹研究中心”2020年度课题项目“大禹传说研究与早期巴蜀古史重建”(DYYJ202002)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龚伟,男,安徽巢湖人,历史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
讲师,研究方向为先秦史、巴蜀史,E-mailꢄgyw1120@163com。
战国时司马错说:“夫蜀,西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而有桀、纣之乱。”①唐代李白有诗云:“蚕丛及鱼
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②历来人们对于巴蜀古代历史文化的认识相当有限,
直到晚近随着学界对大禹、巴蜀古史等问题研究的逐渐深入,笼罩在巴蜀古史之上的迷雾方渐散去。“巴蜀
古史”作为一个学术命题,其渊薮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1934年,旅居日本的郭沫若,根据华西大学博
物馆葛维汉、林名均在广汉考古发掘的玉石器材料,提出古代西蜀与中原、华北文化有联系的观点③。自此
学界对于巴蜀古史的研究开始注重考古材料。《说文月刊》1941年第3卷第4期和1942年第3卷第7期均
编有“巴蜀文化专号”,学者卫聚贤、商承祚对巴蜀青铜器以及林名均、郑德坤等对巴蜀玉石器都作过讨论④。
①
②
③
④
刘向集录《战国策》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117页。
李白著,瞿蜕园、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99页。
参见:葛维汉著、沈允宁译、陈宗祥校《汉州(广汉)发掘简报》,李绍明、周蜀蓉选编《葛维汉民族学考古学论著》,巴蜀书社2004年版,第197页。
参见:卫聚贤《巴蜀文化》,《说文月刊》1941年第3卷第4期、1942年第3卷第7期;商承祚《成都白马寺出土铜器辩》,《说文月刊》1942年第
3
卷第7期;林名均《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说文月刊》1942年第3卷第7期;郑德坤《四川古代文化史》,华西大学博物馆1946年版。
190
龚伟论20世纪40年代古史研究思潮对早期巴蜀古史重建的影响
此一时期,以卫聚贤的《巴蜀文化》一文为代表援用了近代考古学方法,这对后来的巴蜀文化研究影响深
远①。还应注意的是,卫聚贤将“巴蜀古史”作为巴蜀文化研究的首要问题加以提出,并具体地将巴蜀古史分
为传说的和可信的历史两部分②
。他的这一认识与当时古史研究思潮密切相关
。在“疑古”与“释古新证”的
背景下,重建巴蜀古史所要解决的首个问题,就是如何认识古代巴蜀流传的大禹传说。犹有意味的是,庄学
本在川西北地区进行了早期民族调查,将羌民中流传的大禹传说材料向学界予以推介,令巴蜀古史和大禹传
说的研究耳目一新,开启了学界援引民族学调查资料研究巴蜀文化的风气。本文以川北羌民的大禹传说为
线索,对早期巴蜀古史重建的学术历程进行初步总结,不当之处,祈方家指正。
一
庄学本对川北羌民的民族调查活动与大禹传说研究的新视野
0世纪40年代巴蜀古史研究的兴起,与抗战内迁的文化学者们关注到川边民族调查活动有密切关系。
2
彼时从事川边民族调查的学者及其著述,在抗战时期的成都、重庆学界得到普遍而热情的关注。如庄学本对
川边羌族、夷族的调查摄影,就得到当时著名学者如丁文江、任乃强、胡鉴民、曾家梧、顾颉刚、徐益棠、冯汉
骥、江应樑、韩儒林、陈志良和葛维汉等人的支持与关注③。特别是庄学本把川北羌民的民族学调查资料整
理成《羌戎考察记》一书④向学界作了推介,使得学界对于羌民的认识进一步加深。他在《羌戎考察记》一书
《弁言》中说:
现在图上对于四川的西北部,甘肃的西南部,青海的南部,西康的北部,还是一块白地。民族学的研
究者,关于这个地带所得到的报告也是奇缺,我为了这样大的使命更应该进去一探。⑤
由庄氏的介绍可知,《羌戎考察记》一书的最大价值在于首次以民族学调查报告的形式向学界介绍川北
羌民的情况。此外,陈志良给《羌戎考察记》一书作“序”,亦提及该书在民族、历史、地理、宗教、风俗、考古等
方面的价值⑥。值得注意的是,在庄学本与陈志良的学术交往过程中,庄氏还以实地考察所得的包括羌民的
传说和方志资料启发了陈氏对“禹生石纽”问题的新研究。陈志良在《禹生石纽考》中写道:
笔者对于这项资材之获得,不得不感谢从川西考察归来的至友庄学本君(即《羌戎考察记》之作者),
他非但给了我这个问题的启示,又供给了我许多不容易得到的志书作为参考———如灌县、汶川、茂县、理
番、松潘等县的县志,而本文取材最多的要算李锡书的《汶志纪略》。⑦
陈志良批评了以往学界在研究大禹问题时所依据的材料并不充分的问题,提出要更加重视和利用羌民
的传说材料。他认为,庄学本的《羌》书,“实为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语言学、考古学、地理学界之大好园
地、珍贵资源”⑧。此外,陈志良还依据川北羌民“民族志”资料对“禹生石纽”问题进行了考辨,从而引起学界
对大禹传说与巴蜀古史问题的普遍关注⑨。当时学界已明显地感到川北羌民所流传的大禹传说的可信程度
①
卫聚贤开辟以考古学视野研究巴蜀文化的路径,成为后来巴蜀古史研究的重要传统,已被学界公认。如段渝在谈考古发现与资料对巴蜀古
史研究的重要作用时即说:“考古资料最早被引入巴蜀历史与文化的研究领域,始于20世纪30、40年代……当时的主要成果,是从考古层位
上初步确定了古巴蜀历史的年代可以上溯到殷周之际,从考古类型学上认识到古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有同有异,并把巴蜀古史从神话拉回
人间,使其回到了历史学领域。”参见:段渝《古史研究的材料、理论和方法———以巴蜀古史研究为例》,《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4期,第43
页。
②
③
卫聚贤在《巴蜀文化》一文中把“巴国的古史”和“蜀国的古史”细分为“巴国传说的古史”、“巴国比较可靠的历史”、“蜀国传说的古史”、“蜀国
可靠的古史”。参见:卫聚贤《巴蜀文化》,《说文月刊》1942年第3卷第7期,第41-46页。
关于抗战内迁的文化学者与庄立本的交游详况,可参看:邹立波《庄学本的社会交游与边疆考察(1929-1948年)》,《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第26-27页。
④
1934年,庄学本自灌县进入汶川、茂县、威州、理番,对当地的羌、戎民族进行了考察。1935年,他将考察笔记资料整理成《羌戎考察记》一书
出版。
⑤
⑥
《弁言》,庄学本《羌戎考察记》,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7年版,第1页。
陈志良在介绍《羌戎考察记》时分别列出了“民族”、“历史”、“地理”、“宗教”、“风俗”、“考古”六个方面的价值。参见:陈志良《<羌戎考察记>
序》,庄学本《羌戎考察记》,第2-5页。
⑦
⑧
⑨
陈志良《禹生石纽考》,《禹贡》半月刊1936年第6卷第6期,第39页;又载《说文月刊》1940年第1卷第1期,第539页。
陈志良《<羌戎考察记>序》,庄学本《羌戎考察记》,第5页。
继陈志良之后,抗战内迁的学者们纷纷撰文讨论川北羌民与大禹、大禹与四川之关系,主要有陈志良《禹生石纽考》(《说文月刊》1940年第1
卷第1期)、孔令榖《禹生石纽与禹为上帝辨》(连载《说文月刊》1940年第2卷第2、3、4、6-7期)、陈志良《禹与四川之关系》(《说文月刊》1943
年第3卷第9期)、冯汉骥《禹生石纽辨》(《说文月刊》1944年第4卷合刊本)等。
19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直接关系到中原古史中大禹传说是否可信。在新的民族调查知识背景下,重新审视大禹传说问题,显得尤为
必要。易言之,川边地区的民族调查知识和地方志书史料,拓宽了学界研究相关问题的视野,客观上促成了
学界对川边民族历史与巴蜀古史问题的重视。
由川北羌民大禹传说引起的巴蜀古史研究,本身也属于古史研究的范畴,自然会受到当时古史研究思潮
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古史学界就兴起了“疑古”与“古史新证”的思潮,前者以“古史辨”为宗,后者以王
国维的“古史新证”即“二重证据法”为精核①。“疑古”与“新证”两大思潮深刻地影响着20世纪40年代关于
大禹传说的新研究。1941年,陈志良就曾说:“五四运动而后的我国学术界,最大的收获是古史,而古史中争
辩最烈者当首推‘夏禹问题’,真理愈辩而愈明,虽是文献贫乏的夏史,经二十年来多数学者努力的结果,真相
逐渐明白,多数的假定已经构成,结论之获得,则尚须时日。”②其中所言五四运动后古史学界争辩最激烈的
“夏禹问题”,应是指“古史辨”与“古史新证”两派对这一问题的论争。
“古史辨派”可举顾颉刚为代表。1923年,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和《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
生》两文中已论及“禹”的问题。概括而言,顾颉刚认为,禹是天神,不是人,禹是九鼎上铸刻的一种动物;禹的
传说兴起于南方民族楚、越,至西周时传至中原地区;禹与夏并没有关系,春秋以后种族观念日微,“诸夏”的
境界日事扩张,与理想中的禹迹相当,遂使“夏”与“禹”合而为一③。顾颉刚以大禹传说为切入口,贯彻其层
累的古史观,并将古书中禹、夏的历史一并加以否定。顾颉刚的这一做法,在当时即遭到刘掞藜、胡堇人等人
的质疑。刘掞藜指出:“‘禹’是治水敷土,建功立业,铸鼎象物这么一个伟人,流传下来纵有附会,断不至于绝
无其人。如果在《诗经》里毫不带有神秘意味底‘禹’尚不信有其人,则‘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底‘商’和‘履帝
武敏歆’而生的‘后稷’更不足信有其人了。”④胡堇人则更直接指出了顾颉刚对战国以前经传和诸子书中记
载的“禹”材料以及“岣嵝碑”等实物材料都给予漠视的问题⑤。此外,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院授课,始
以《古史新证》为讲义,1927年又以同名文章发表于《国学月报》上。他在该文中对“疑古”史家将“尧舜禹”人
物加以怀疑、否定的做法表示不满:“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国本《尚书》之伪,《纪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过,乃
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
理也。”⑥明确指出了疑古史家研究的弊病,即由古书的辨伪而上升到对古书中古史史料的否定。
20世纪20年代,古史学者在讨论大禹问题时,所依据材料多是传统文献材料,主要是《诗经》、《尚书》、
《
论语》及诸子著作。20世纪40年代,随着川边民族调查资料的面世,让学界开始接触到许多刚发现的新史
料,如羌族传说中涉及大禹的材料,就为大禹的研究注入了新元素。40年代,古史学者对大禹问题的研究,
自然也会根据新材料而对前期研究的方法和观点进行检视与调整。
巴蜀地区大禹传说的新发现,亦会稍带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引入学界,即如果川边民族材料中的大禹传
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史实,那么巴蜀古史的面貌自然不再是茫然不可知。故而,当时学界围绕着川北羌民大
禹传说问题作论争,亦尝试着对巴蜀古史的基本认识作进一步清理。
二
“疑古”思潮视野下的大禹传说研究析论
“疑古”思潮的代表“古史辨派”学者多认为,古代四川地区流传的大禹传说,是由后人附会而成,并不代
表历史事实。1941年,顾颉刚在《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一文中首次将大禹治水传说与蜀中流
传的其他治水传说进行类比,认为蜀中的大禹传说乃是战国时期从中原地区传入的;蜀中的水利历史悠久,
自大禹传说流入后,大禹治水层累地成为蜀人治水之始源⑦。顾颉刚对蜀中大禹传说的理解,是以禹为传说
中的天神为立论前提。顾颉刚遵照其“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
①
20世纪,中国古史研究思潮分为“疑古”与“新证”,“疑古”以顾颉刚为核心,古史“新证”之研究方法始自王国维,继承者有李济、傅斯年、郭沫
若等。参看:田旭东《20世纪中国古史研究主要思潮概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1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6页。
陈志良《禹与四川之关系》,《说文月刊》1943年第3卷第9期,第33页。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3、117-127页。
刘掞藜《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古史辨》第1册,第87页。
胡堇人《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以后》,《古史辨》第1册,第93页。
《王静安先生遗著:古史新证(附表)》,《国学月报》1927年第2卷第8、9、10期,第365-366页。
顾颉刚《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1年第1卷,第207页。
192
龚伟论20世纪40年代古史研究思潮对早期巴蜀古史重建的影响
为核心的“层累地造成古史”方法,解释了大禹治水传说如何从中原流入蜀中并逐渐演化为当地水利工程的
始源。然而,犹有疑问的是,依据顾颉刚的看法,蜀中“瑕阳人”、“开明”、“李冰”等治水传说时代乃是接近或
晚于战国时传入古蜀的“大禹治水” ,那么为何这些“时代愈后”的蜀中治水传说却没有成为蜀中水利工程
的始源呢? 此中隐含了顾颉刚简单地将“层累说”移植于古蜀史传的研究难免有自相矛盾之处。这一矛盾在
当时已被其他研究者察觉到,他们重新组织相关材料,对顾颉刚的说法作了修正。如程仰之对古蜀的洪水神
话与中原的洪水神话的关系给出了两个提示:
①
这两个神话(即杜宇与开明禅让治水神话与尧舜禅让鲧禹治水神话———引者注)之何以相同,我们
只有两个可能的解释。一是这两个神话确有关系,是从这一个分衍而成为那一个的。依时间说,古蜀的
可能传自中原,但依空间说,中原的也可能传自古蜀。一是这两个神话乃是各自独立发生的,至汉后,古
蜀的神话始载于纪录,而扬雄等便发见他和中原的古说很是相同。②
对于程氏所设想的第一种情形,在黄芝冈③《大禹与李冰治水的关系》一文中有详细发挥:
李冰的“冰”音是“鳖令”音的合呼,金堂峡的穿凿人是鳖令(开明)也即是冰(李冰)。……《蜀记》的
传述人依同一根据又将这神名阑入蜀王世系,于是“冰夷”一变为“冰”(李冰),再变为蜀先王“鳖令”(开
明)。……导江、别沱、凿玉垒(离堆)的工程在四川推行,至早也当在周末。这时候,关中水利知识移来
四川,其他文化如关中巫祠也同时移来四川。④
黄氏的观点,概括地说,就是蜀中的大禹治水传说于周末自关中秦人传入四川后,它又分化为鳖令(开
明)治水和冰夷(李冰)治水之说,其中“禹”、“鳖令”、“冰”都是音转相同。
在黄氏的论证中,他把蜀中流传的大禹治水传说与蜀中其他治水传说看成是一个传说。这一论证看似
很好地解决了开明、李冰治水传说虽晚于大禹治水却没有层累地成为古蜀水利工程的始源的内在矛盾。但
是,随之而来的则是更大的疑惑:若开明、李冰都是大禹,那么如何弥合《蜀王本纪》、《华阳国志》中明确记载
的开明为蜀王、李冰为秦灭蜀之后的蜀守之迥异? 笔者以为黄氏立论的背后是将巴蜀古史置于中原古史体
系之下,实质上是对秦灭巴蜀之前的巴蜀古史没有予以理性体察。这里可以引用黄芝冈的一段文字为证:
“导江、别沱和凿玉垒(离堆)的人是李冰,是开明还是大禹,在秦以前,中原人是无从说明的。那时的中原人
只知道有一个‘开国茫然’的蜀,到周慎王五年,张仪,司马错等定蜀,中原人才第一次和蜀中的山川形势(岷
山、沱江、离堆等)相见……”⑤依这段文字论,黄氏认为,秦灭蜀以前是一个“开国茫然”的蜀,《蜀王本纪》、
《华阳国志》中所记载的古蜀史事乃是秦灭蜀以后依附于中原古史传说而逐渐形成的记述。事实上,这种将
古蜀史事全盘编入中原古史知识谱系之下的大胆做法,与胡适、顾颉刚所倡导的“我们对于古史,应当依了民
族的分合为分合,寻出他们系统的异同状况”的“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⑥是大相径庭的。由此可见,程、
黄二氏对古蜀与中原的洪水传说比较研究尚存明显不足,他们力图去弥补顾颉刚论证中的缺憾,却反而将自
身的论证置于更大的可疑之中,实不可取。
此外,程仰之还提出蜀中流传的大禹治水传说的时代可能晚至西汉,这显然是为了修正顾颉刚认为大禹
治水传说在战国时传入蜀地的观点。因为若蜀中大禹治水传说兴起于西汉,那么根据层累的原则,它自然就
会演绎成时代最久远的传说(即顾颉刚所谓“蜀中水利工程之开始”)。也就是说,以此立论,则更加切合“古
史辨”的方法与原则。可留意的是,冯汉骥对“禹兴西羌”的研究,亦可能受到此一思路的影响:
细考禹生石纽说之起,实原于“禹兴于西羌”一语。按最早之作此说者,莫过于陆贾与司马迁:陆贾
①
顾颉刚虽然认为开明传说时代晚于大禹传入蜀地的时代,但又说常人的心理总是贱近而贵远,开明相比较于大禹不易引起人们的崇拜(参
见:顾颉刚《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1年第1卷,第208页)。这种解释稍显疏阔,毕竟开明蜀王传说
是蜀人本族的传说,未必不能引起蜀人的崇拜。
②
③
程仰之《古蜀的洪水神话与中原的洪水神话》,《说文月刊》1943年第3卷第9期,第25-26页。
经友兄曹鹏程博士提示,黄芝冈又名黄芝岗,著有《中国的水神》,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出版。本文以《说文月刊》1943年第3卷第9期上
署名为准,暂不作变更。
④
⑤
⑥
黄芝冈《大禹与李冰治水的关系》,《说文月刊》1943年第3卷第9期,第72页。
黄芝冈《大禹与李冰治水的关系》,《说文月刊》1943年第3卷第9期,第72页。
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古史辨》第1册,第99页。
19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新语·术事篇》:“文王生于东夷,大禹出于西羌,世殊而地绝,法合而度同,故圣贤与道合”。《史记·六
国年表》序:“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毫(亳),周之王也以丰
镐。”①
冯汉骥还认为,“禹生石纽”是在“禹兴西羌”基础上附会而成,“其后(汉)武帝开冉駹置汶山郡,羌人每来
蜀为佣,蜀人对于汶山郡之羌人,知之渐稔,禹既有兴于西羌之说,而汶川有羌人,禹即可生于汶山郡了”②。
冯汉骥的意思是汉初始有“禹兴西羌”传说,等到汉武帝时才衍生出“禹生石纽”传说。据此可以推知,冯汉骥
也把蜀地大禹治水传说的兴起时代置于西汉时期。若是,冯汉骥的论证修正了顾颉刚认为战国时期大禹治
水传说传入蜀地的说法。这样一来,蜀中流传的大禹诸多传说事迹,是西汉时被人层累地加到蜀地旧有古史
之上,从而形成的一个新的巴蜀古史系统。这样的论证逻辑,既避免了将巴蜀原有古史系统混同于中原古
史,又严密地符合古史辨层累的原则。
冯汉骥立论的重要支点,是大禹传说兴起于西汉时期。然而,这一点并非牢不可破。事实上,“禹兴于西
羌”之说,能够在西汉得到陆贾和司马迁等学者的认可,足见其流传渊源有自。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引皇
甫谧说“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 ,恐非虚造之辞。再联系《孟子·离娄下》“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
于鸣条,东夷人也” ,可知孟子对于上古圣王的记述早已有之,故而皇甫谧所云“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
也”一条,虽不见于今本《孟子》一书,亦可视作是《孟子》一书的佚文⑤。孟子所云“西夷”,即指西羌,不惟传
世文献多有记载,而且与当时羌民的民族调查知识多有吻合。因此,笼统地将古蜀流传的大禹传说时代划在
西汉时期,实难令人信从。
③
④
综上而言,“疑古”思潮视野下的巴蜀地区大禹传说研究,主要论点是:或主张大禹治水传说是战国时期
自关中流入巴蜀,然后才演化为巴蜀治水之源;或认为蜀地诸治水传说都是从大禹治水衍化而来,时代或启
于秦灭巴蜀之时或晚至西汉。据此,“疑古”思潮影响下的学者,多认为巴蜀古史多是虚构的传说,秦灭巴蜀
以前,巴蜀古史的历史记载可信度很低。顾颉刚便说:“当时的蜀国本和中原没有关系,直到春秋战国间才同
秦国起了交涉。……不幸历代人士为秦汉的大一统思想所陶冶,认古代也是一模一样的,终不肯说这一块地
土上的文化在古代独立发展,偏要设法把它和中原的历史混同搅和起来,于是处处勉强拍合,成为一大堆乱
丝。”“那些古代巴蜀史事的记载可信的实在太有限了。……至于真的历史的事实,则只有蚕丛等为蜀王,巴
与楚有国际关系的两点而已。扫除尘雾,露出本相,原来不过如此。”⑥顾氏的话有两层涵义:其一,秦灭巴蜀
以前古蜀与中原没有关系;其二,巴蜀古史传说多是在秦汉大一统思想影响下附会上中原古史。这两点认识
引导了当时学者对秦汉以前巴蜀古史多持不足凭信的态度,对言及秦汉以前的巴蜀历史与文化犹显讳莫如
深。如缪凤林就直言:“历史上对于巴蜀文化的记载,始于汉人,近世发现的巴蜀文物,我所见所知的,亦以汉
代者为多,我不能凭空恣论汉前的巴蜀文化,我只能据汉代的记载和遗物,对于古代的巴蜀文化作一个合理
的推测。”⑦这一派学者对于新出现的川北羌民中的大禹传说材料显然也会持怀疑的态度,他们对巴蜀古史
的总体认可度较低。通过前文辨析可知,无论是按照古史层累原则,抑或是对相关文献史料的仔细辨析,都
会发现他们的观点都有难以自洽之处。究其原因,乃是受疑古思潮影响的研究者对巴蜀悠远的古史认识远
不足够。
三
“古史新证”思潮下的大禹传说新研
20世纪40年代,以大禹传说为中心的巴蜀古史研究,除了受“古史辨”方法影响外,也受到“古史新证”
①
②
③
④
⑤
冯汉骥《禹生石纽辨》,《说文月刊》1944年第4卷合刊本,第204页。
冯汉骥《禹生石纽辨》,《说文月刊》1944年第4卷合刊本,第205页。
司马迁《史记》卷15《六国年表》,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836页。
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25页。
晚近以来,随着战国至西汉楚简的不断出土,许多散佚的古书得以重现。特别是不少战国时期古书如《逸周书》、《尚书》、《诗经》以及诸子之
书的面世,让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古书经典化过程。至少,今天流传下来的定本古书,并非是其本来面目,在古书成为定本之前,有不少佚
文、佚篇没有流传下来。这就启示我们在看待古书佚文材料时,不能简单化地因其不见于今本,就疑其为伪作。
顾颉刚《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1年第1卷,第174、230页。
缪凤林《漫谈巴蜀文化》,《说文月刊》1942年第3卷第7期,第121页。
⑥
⑦
194
龚伟论20世纪40年代古史研究思潮对早期巴蜀古史重建的影响
研究路径的影响。王国维早在《古史新证》中对当时的疑古思潮有所批评,他认为古书中的古史史料都可以
视作对古史的不同程度的反映,为了证实古史,则需要开阔视野,以“地下之材料”补证“纸上之材料”: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
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
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①
疑古史家主观上给古史史料进行层累的排队,并对时代愈久远的古史史料加以怀疑、否定。这在王国维
看来,他们对于古史传说与史料的处理并不够客观,疑古立论的根据即主观的层累原则亦值得怀疑。事实
上,“古代传说,存于周秦之间,非绝无根据也” ,故而绝不能轻易否定古史传说的史料价值。王国维对于古
史传说中的史料价值有过很好的辨析:
②
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
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③
为了将上古传说中的史实“素地”考辨出来,王氏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地下之材料”是“古史新
证”之“新”的本质,其能成为“新”方法在于其能用不断扩充之史料去论证历史问题。也就是说,“二重证据
法”的精核并非限于“甲骨文字”与“金文”两类,而在于不断地开拓史料范围。因此,自“二重证据法”提出之
后,古史研究便有了不断扩充史料的研究法门。徐中舒于1925年在清华国学院师从王国维,深刻地认识到
其师所倡导的以“二重证据法”去作“古史新证”的精髓。1941年,徐中舒在《古代四川之文化》中即说:
至常书(今《华阳国志》———引者注)所称蜀之先世世次甚详,必有所受。石棺石筍,并为先代史迹。
为旧都所在,《汉书·地理志》蜀郡蚕陵县,明为蚕丛陵寝之地。凡此亦不能一例视为凿空之谈。即杜宇
五丁之传说,充满神话色彩,此自民间传说真相,亦不能虚构。是知秦汉以前之蜀,自有其悠远之历史,
其文化亦必有可观者矣。④
据此可知,徐中舒首先认为传世文献中的巴蜀古史的传说材料都有其历史渊源,其中包含不少史实的素
地。为了进一步挖掘巴蜀古史传说中的史实要素,徐中舒承袭了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精要,只是限于当时
巴蜀之地的考古发掘活动尚不规范,故其暂舍“地下材料”⑤而去开拓了“川边民族”材料,以论证巴蜀古史的
史实。徐中舒说:
至于川边民族,自秦汉以迄于今,尚有保存其原始住地及状况者。此等民族之文化,于古代四川必
有深厚之影响。且川中民物风习及交过状况,今尚有沿习甚古者。凡此均足资为旁证。⑥
徐中舒重视用川边民族材料去研究巴蜀古史的方法,与当时学界普遍关注并利用早期羌族调查材料中
的大禹传说线索去论证巴蜀古史问题,实暗通心曲。川边民族的史料以前较少被学界重视,如川北羌民中流
传的大禹传说即极少为人所熟知⑦,故其史料价值更显得珍贵。陈志良就把庄学本在羌族民族调查资料中
“
禹生石纽”传说视作古史研究中可信的材料:
羌民以刳儿坪为禹王生地,是羌民自身所保存的古传说,并不是外来的。这种传说很古老,很单纯,
极可相信。⑧
①
②
③
④
《王静安先生遗著:古史新证(附表)》,《国学月报》1927年第2卷第8、9、10期,第366页。
《王静安先生遗著:古史新证(附表)》,《国学月报》1927年第2卷第8、9、10期,第373页。
《王静安先生遗著:古史新证(附表)》,《国学月报》1927年第2卷第8、9、10期,第365页。
徐中舒《古代四川之文化》,《史学季刊》1941年第1卷第1期,第32页。
⑤
1941-1942年,学界围绕卫聚贤《巴蜀文化》一文中的巴蜀异形青铜器开始聚讼不已,徐中舒虽于1942年加入卫聚贤主持的“说文社”,但在
讨论巴蜀古史问题时,前有《古代四川之文化》(1941年),后有《蜀锦:缎为蜀中原产六朝时由蜀输入江南》(1942年),两文都没有直接引用
巴蜀青铜器等材料,反而选择从文献和物产视角对巴蜀古文化进行探究。这一迹象表明,徐中舒对当时学界争议较大的“地下之材料”采取
了留观不语的态度,但为了论证古代四川悠远的古史,在史料范围上极力拓展,十分重视“川边民族”材料等。
徐中舒《古代四川之文化》,《史学季刊》1941年第1卷第1期,第28页。
⑥
⑦
陈志良在《禹生石纽考》即说到:“自古以来,关于他们(川西北的羌、戎二民族)的情况,并没有系统的记录和介绍。即如到过川西的人,也只
认为他们是‘番子’,他们的习俗、现状、史地等等,全然不知。”见:陈志良《禹生石纽考》,《禹贡》半月刊1936年第6卷第6期,第42页。
陈志良《禹生石纽考》,《禹贡》半月刊1936年第6卷第6期,第43页。
⑧
19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还有罗香林在夏民族发祥于岷江流域的研究中,亦着意于论证大禹出生地乃在今岷江上中游地区,即传
世文献所载“禹生石纽”。值得注意的是,罗香林亦提及庄学本对羌族的民族调查活动及其获得的传说材料,
并把它当作重要的佐证史料,论证了传世文献(《华阳国志》与《水经注》)中的羌人对大禹生地的神圣信仰记
载亦属真实。他说:
数年前有庄君学本,至汶川调查民族,以所得资料,寄其友陈君志良,陈据以作《禹生石纽考》,谓“汶
川县属的羌民,指汶川县的石纽山顶名刳儿坪者,以为是禹王生地,不敢到那里去樵牧。这个信仰,全体
羌民都信奉着,到现在还没有二心。”可知禹生石纽,为自汉迄今共认之事实,石纽为自来禁地,似其地为
昔时禹所领部落或种人崇祀图腾祖之所。……是禹之先代与戚属皆以蜀岷江流域为根据地也。此与禹
生石纽,更为有力旁证。①
为了更加确切地找到“禹生石纽”的证据,以证明巴蜀悠久古史的真实可靠,1940年,卫聚贤同于右任一
道以实地考察方式对“石纽”进行学术性探访活动。后来,卫聚贤在《石纽探访记》中记述了考察之由:
再就四川为禹的生地言,其地为石纽乡或石纽山的刳儿坪,固然这石纽有说在汶川的,有说在北川
(石泉县)的,要之禹与羌民发生了关系。此事向不为人所注意,庄学本曾至汶川一带调查,将传说与志
书上所载的材料汇集,陈志良先生据此而作《禹生石纽考》……于右任先生看了,根据这些材料,故有往
汶川探访之行。②
《说文月刊》1940年第2卷第6-7期的编后语亦写道:
“禹生石纽”问题自陈志良先生撰文发表后,颇为海内学者所重视,于右任、卫聚贤先生等,为了实物
作证计,特作石纽探访之游。……石纽为羌民社祭之地,是古代一民族的禁地,则为确切的事实,无庸讨
论。③
由上述记载来看,因为陈志良根据庄学本调查的羌民传说等材料论证了大禹出生于石纽,引起了学界对
这一问题的关注。卫聚贤和于右任为了将“石纽”证据坐实,生发了亲自前往调查的计划。从事后的调查结
论来看,他们认为羌民的“石纽”传说与传世文献记载的“禹生石纽”说法全然相合。陈志良、罗香林、卫聚贤
乃至于右任诸人对川北羌民中流传的“禹生石纽”传说都特为重视,并以此类民族传说材料与“纸上材料”(传
世文献之记载)相合证。他们的研究,与徐中舒提倡用川边民族材料去旁证相关古史问题,可谓遥相呼应。
受“古史新证”思潮影响的学者,则认为巴蜀古史传说反映了其深厚的历史文化,秦灭巴蜀以前的古代巴
蜀文化已自成一系。首应提及的是朱希祖。民国时期,他先是受学于章太炎,亦为北大新学阵营的主要人
物,但他与王国维也有往来,对王国维早年的著作如《曲录》甚为推赏。此外,1923年,王国维还给朱希祖收
藏的明钞宋本《水经注》写过详细的跋语④。这些情况表明朱希祖较早就接触过王国维的学术著述,自然亦
能体会到王氏对古史研究的态度和观点。另外,朱氏受学于章太炎,而章太炎与王国维在对待“古史辨”的态
度上又相当一致⑤。综上可知,朱希祖对古史问题的看法必会受王、章的影响而与“古史辨派”相左。在古蜀
历史认识上,1939年,朱希祖通过论证“蜀”字本义为“蚕”,古蜀国即为“蚕国”,从而认为古蜀“蚕丛”传说乃
历史之事实。他对传统见识如《蜀王本纪》、《华阳国志》里的古蜀“未知书文”、“不晓文字,未有礼乐”、“戎狄
之长”等记载详加批判:“及庸璩羌髳微卢彭濮,助周武王伐纣以后,谓尚不知书文,吾未之信也。……若以西
南戎翟陋之,则吾国炎黄远祖,皆生西羌,禹生石纽,亦在岷山,与蜀同域,或通婚媾,何足为陋。”⑥其后,1941
年,徐中舒也主张古代四川文化自成体系,巴蜀古史一脉相沿。他说:“要其文化由来甚古,即或出于秦汉以
后,亦多萌茁于本土,而不必待于中原文化之浸溉,于以见四川之重要,在文化上实有其悠远之历史也。”“四
①
②
③
④
罗香林《夏民族发祥于岷江流域说》,《说文月刊》1943年第3卷第9期,第44页。
卫聚贤《石纽探访记》,《说文月刊》1943年第3卷第9期,第13页。
《编后语》,《说文月刊》1940年第2卷第6-7期合刊。
朱元曙、朱乐川《朱希祖先生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98-200页;乔海玉《地域与学术:朱希祖身份转化与学术转轨(1908—
1
944)》,东华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7-18页。
⑤
⑥
段渝《百年大禹研究的主要观点和论争》,《社会科学研究》2020年第1期,第156页。
朱希祖《古蜀国为蚕国说》,《新四川月刊》1939年第1卷第2期,第74页。按:“璩”当为“蜀”之讹。
196
龚伟论20世纪40年代古史研究思潮对早期巴蜀古史重建的影响
川沃野千里,号称天府。南北物产,无不兼备。铜铁盐煤,蕴藏亦富,资原(源)优厚,莫之伦比,且地当南北交
通之中心;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故文化之发达亦早。蚕丛开明之世,虽属传说,然已粲然可观。”①前文已论
此派学者还十分重视新刊布的川边民族学调查资料,并汲取其中合理的地方以用于论证巴蜀古史的研究。
应当说,以“二重证据法”为核心的古史新证的研究方法,极大地拓展了古史研究的史料范围。经徐中
舒、庄学本、陈志良、罗香林等学者的努力,早期的巴蜀古史研究就十分重视川边民族史料。他们利用羌民大
禹传说的史料,去合理论证巴蜀古史的悠久历史,从而破除了一直以来认为的巴蜀古史是“蚕丛及鱼凫,开国
何茫然”的面貌。这些研究成果很大程度上为巴蜀古史进一步重建奠定了基础。
四20世纪40年代古史研究思潮对早期巴蜀古史研究与重建的意义
通过对20世纪40年代古史学界重建巴蜀古史的努力过程的梳理,从中不难发现“疑古”与“新证”两大
思潮在重建巴蜀古史过程中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无论是“疑古派”,还是“释古新证派”,都开始对战国以前的
巴蜀古史发表了深入研究的看法,而且两派形成了一定的针锋趋势,这对于进一步讨论巴蜀古史无疑有益。
特别是自庄学本在川北羌族调查中发现涉及大禹传说的史料之后,“疑古”和“新证”两派学者都对巴蜀地区
流传的大禹传说进行了研究,并进而论及巴蜀古史的“信”与“疑”诸问题。“疑古派”的学者们在“层累的形成
中国古史”原则下,认为古代巴蜀地区流传的大禹传说是由中原传入的②。以大禹治水为例,其所反映的治
水水利技术就是由秦关中地区传入,其时代大致不早于战国时期。顾颉刚之后的一些学者,则认为大禹传说
要晚至西汉时期才流入蜀中,其中一些人甚至提出大禹治水与古蜀的开明治水、李冰治水都是一回事的看
法③。在这一总体论证思路下,文献所载的战国以前巴蜀古史多是层累形成的传说而非真实的历史。“新证
派”学者则因为羌民的大禹传说资料可以与传世文献如《水经注》、《华阳国志》等记载相印合,从而对川北羌
民流传的“禹生石纽”传说深信不疑④,甚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禹、夏的起源地域划定在岷江上游。由考证
大禹传说的可信,推及古代巴蜀地区战国以前不仅有真的历史,而且巴蜀古史渊源颇久。
客观地说,20世纪40年代,“疑古”或“新证”两派对大禹传说与巴蜀古史诸关系的论证都或多或少存在
问题。笔者认为,古代巴蜀地区流传的大禹史传,既不等同于历史事实,也不能看成是后来(西汉)人伪造的
历史。在晚近以来不断新出的考古材料视域下,大禹史传与古代巴蜀的关系似可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其
一,“禹生石纽”的传说并不等同于大禹真实地出生于北川一带,它作为一种古史传说在川北羌族地区流传至
今,更加直接地证明了大禹与古代羌族的渊源关系。如徐中舒和李绍明都已指出“禹生石纽”实际上反映的
是羌民崇拜白石的传统,禹与羌有着族源和文化上的密切联系⑤。其二,大禹治水的地理范围是以《禹贡》
“九州”为蓝本,从“九州”的地理范围来看,大致是公元前3000年黄河和长江流域自然形成的人文地理区系,
《
禹贡》“九州”所反映的是商代史官对夏代的追记或是周初史官对夏、商两代的追记⑥。故而,大禹治水主要
范围并非局限在巴蜀或岷江上游,且大禹治水与古代蜀国蚕丛、李冰等治水的史传也并非一回事,决不能混
淆二者关系。其三,巴蜀地区流传的大禹史传所反映的应是古代蜀族与羌族、中原的渊源关系。从考古上
说,从西北甘青地区逶迤而南,连续分布到川西高原,在岷江上游地区都有广义的古氐羌文化的考古遗存(陶
双耳罐)⑦。从文献方面看,中国古史传说系统中“禹(夏)”和“蜀”都被认为是黄帝后裔颛顼一系
⑧。这就表
明夏禹与古蜀在文献和考古上都能找到同源的证据。另外,从文化底层视角看,不惟大禹与古代巴蜀发生了
关系,还有帝颛顼的史传也是出自四川,这表明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是渊源有自,可以说古蜀在中国古史
①
②
③
④
⑤
徐中舒《古代四川之文化》,《史学季刊》1940年第1卷第1期,第28、41页。
顾颉刚《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1年第1卷,第207页。
黄芝冈《大禹与李冰治水的关系》,《说文月刊》1943年第3卷第9期,第72页。
罗香林《夏民族发祥于岷江流域说》,《说文月刊》1943年第3卷第9期,第43-44页。
徐中舒《先秦史论稿》,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23页;李绍明《从石崇拜看大禹与羌族的关系》,四川联合大学历史系主编《徐中舒先生百年诞
辰纪念文集》,巴蜀书社1998年版,第283-287页。
⑥
⑦
⑧
邵望平《<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邵望平《邵望平史学、考古学文选》,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5页。
俞伟超《古代“西戎”和“羌”、“胡”考古学文化归属问题的探讨》,俞伟超《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84-185页。
李学勤《禹生石纽说的历史背景》,四川省大禹研究会编《大禹及夏文化研究》,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200-205页。
19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的原生文化底层中占据重要地位,为中华古文明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①。尽管以今天的标准看来,早期学者
的研究还存在或多或少的不足之处,但毋庸讳言,在整个巴蜀古史研究学术史中,他们的著述已为后来者进
一步清理巴蜀古史打下了基础。
附带而论的是,无论是“疑古”还是“新证”,他们都有着共同的目标,即建立更加科学可信的巴蜀古史。
为了达成此目标,当时的学者在研究方法上不设藩篱,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如卫聚贤将川北羌民之大禹
传说视作论证巴蜀古史的重要旁证史料,而这并不影响他吸收“古史辨派”的合理认识,他曾直言:“中国的古
史,因扩大空间而堆高时间的。除当时的材料外(如甲骨记载殷事)。在后代的追述上,以后来的材料为可
靠。”②前一句话显然就是顾颉刚“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的另
一种表述。再如孔令榖虽然反对陈志良等将“禹生石纽”落实在汶川,且坚持顾颉刚的观点,认为禹是神或上
帝,但他也主张用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去重建古史,认为:“我们应在古史籍中,得可信的事实,一一开发出
来,一一予以适当的解答,然后证之以地下实物,征之以现存习俗,旁参以世界原始民族之思想习惯而得一大
概轮廓,再从此轮廓加以整理重组,成一较可信的新古史。”③
总之,“疑古”或“新证”两大思潮对古史研究的影响是相互的,其对20世纪40年代的巴蜀古史研究亦如
此。“疑古派”对早期巴蜀古史的许多研究观点虽已不再适宜,但是他们在研究方法与研究方向层面为后来
的巴蜀古史研究起到了示范作用。在研究方法上,“疑古派”特别重视对史料的考辨,顾颉刚强调对传世文献
中有关巴蜀古史传说史料的辨析,即成为今后研究巴蜀古史的重要法则。在研究方向上,顾颉刚开启了将巴
蜀古史与中原古史作比较的研究路径,特别是首次提出“巴蜀文化独立发展说”,向被学者认为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以前巴蜀文化与历史研究领域内最具灼见、考论最精的结论④。同样,“古史新证”影响下的学者所
强调的对“川边民族”史料的合理运用,极大地开拓了巴蜀古史研究的视野,间接地开启了巴蜀古史研究多学
科交叉合作的风尚,即多重证据法的雏形。通过利用多重证据来对巴蜀古史传说进行综合研究,将巴蜀古史
传说中史实素地的成分剥离出来进行新的建设。总而言之,早期重建巴蜀古史的学者们在学理、方法方面都
参考了当时主流古史学界的重要成果,这些成果对巴蜀古史的研究方法、方向和视野诸方面的进一步拓展有
着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进而有效地促进了巴蜀文化科学命题的生成。
[责任编辑:凌兴珍]
①
②
③
④
段渝《大禹史传的西部底层》,《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第115页。
卫聚贤《中国古史形成的方式》,《说文月刊》1940年第2卷第9期,第81页。
孔令榖《考古者的鉴别古史问题》,《说文月刊》1941年第3卷第2-3期合刊,第78页。
段渝《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研究七十年》,《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3期,第13页。
198
（已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