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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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卷第3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SocialSciencesEdition)  
2
0215月  
Vol48ꢀNo3  
May,2021  
王国维的古史新证古史辨运动”  
李长银  
摘要:在中国近代古史学上,“疑古派考古派虽然在研究目的与方法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但并不能因此而  
否定二者之间的学术关联作为考古派的开山大师,王国维向来对疑古派古史辨运动持批评态度,主张  
与其打倒什么,不如建立什么”。不过,心理事实不等于历史事实,其苦心孤诣取得的诸多考古研究成果,殷卜  
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汉代文字考》、《桐乡徐氏印谱序,均被  
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拿来论证了自家的疑古之说因此,王国维可被视为古史辨运动中无法忽视的  
一位被动参与者”。这一学术事实的考定,可为相关学术研究工作提供若干思考和启迪。  
关键词:王国维;“古史新证”;“古史辨运动”;中国近代古史学;顾颉刚;钱玄同;杨宽  
DOI1013734ꢂjcnki1000-5315202103020  
收稿日期:2020-09-08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中外交汇:‘古史辨运动的学术渊源研究”  
(18JHQ052)、山东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古史辨派与中国传统学术转型”(2020GN025)的阶  
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长银,,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传统学术  
转型史研究,E-mailꢃlcy3278@126com。  
在中国近代古史学上,释古派之外,还存在两大学术流派,一派是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一派则  
是以王国维为代表的考古派”。大体来讲,在治学的门径与取法上,这两大学术流派存在着不小的区别其  
,“疑古派”“以纸上的材料与纸上的材料相比较,以考证古史的真伪”,“偏于破坏伪的古史”;考古派则  
以地下的材料与纸上的材料相比较,以考证历史的真象”,“以建设真的古史为职志要而言之,无论是在研  
究目的,还是在研究方法上,两派之间都存在大相径庭之处。  
不过,“疑古派考古派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根据现有资料,作为考古派的开山大师,王国维  
向来对疑古派古史辨运动持批评态度,但事与愿违的是,他取得的诸多考古研究成果往往被以顾颉刚为  
代表的疑古派”“拿来论证自家的疑古之说,从而间接地推动了这场学术运动的发展关于这一问题,过  
往学界已有初步认识,但尚存在进一步研究的开拓空间以及辨正的必要:第一,在研究视野上,过往的研究成  
果局限于对王国维与顾颉刚的学术关联或比较,忽视了王国维在古史辨运动中起到的间接推动作用;第二,  
在具体问题的分析上,对于王国维与顾颉刚之间学术关联的处理过于简单化线条化,以致形成了一定的认识  
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学林1941年第4,28。  
与王国维相类似,“考古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傅斯年,虽然提出了若干与疑古派针锋相对的观点,并率领史语所同仁开展了一些古史重  
的工作,但这些重建的观点工作及成果往往为疑古派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动力,从而间接地推动了古史辨运动”。参见:李长银  
《“重建成就疑古”:傅斯年与古史辨运动”》,《兰州学刊2017年第1,61ꢄ68。  
关于这一问题,较有代表性的专题论文主要有两篇:赵利栋《<古史辨><古史新证>———顾颉刚与王国维史学思想的一个初步比较》,《浙江  
学刊2000年第6,109ꢄ114;曹书杰杨栋疑古与新证的交融———顾颉刚与王国维的学术关联》,《文史哲2010年第3,146ꢄ  
1
57。  
170  
李长银王国维的古史新证古史辨运动”  
偏差因此,本文拟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一较有学术意义的研究论题进行一次系统的再探讨。  
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与顾颉刚的古史层累说”  
192356,顾颉刚在努力周报所附月刊读书杂志9期发表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  
在该文的按语部分,顾颉刚首次提出了著名的古史层累说”。此说一经问世,立即成为轰炸中国古史的一  
个原子弹,在当时的人文学界引起了巨大震动一场以古史层累说为中心理论的古史辨运动就此登上  
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  
根据现有资料,“古史层累说的建立与证成,与王国维的古史新证成果有着一定的关系众所周知,禹  
是顾颉刚建构古史层累说的中心人物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指出,“禹的见于载籍”,商  
·长发为最古,据王静安先生的考定”,《商颂》“是西周中叶宋人所作的”,“这时对禹的观念是一个神。  
这里所谓王静安先生的考定”,具体所指即是说商颂》。王国维在此文中认为商颂宗周中叶宋人所作”,  
并进行了论证,其中证据之一是自其文辞观之,则殷虚卜辞所纪祭礼与制度文物,商颂中无一可寻,其所  
见之人地名,与殷时之称不类,而反与周时之称相类,所用之成语,并不与周初类,而与宗周中叶以后相类。  
在顾颉刚看来,王国维的这一古史新证颇可成立,故一改之前的看法,并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加以  
采纳。  
当然,“东周的初年只有禹才是顾颉刚建构古史层累说的基点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  
即根据诗经中的相关文献记载进行了论证此后,顾颉刚还找到了秦公敦》、《齐侯镈等器物上的相关  
记载根据这两件器物的铭文显示,春秋时秦齐二国的器铭中都说到禹”,他们都不言尧”,似乎并  
不知道有尧而这两个有力的证据正出自于王国维的古史新证》。但必须指出的是,王国维的本意  
在于以此两个春秋时期器物对近人怀疑禹的存在进行释疑,使知春秋之世东西大国无不信禹为古之帝王,  
而其客观效果则是顾颉刚非常快乐地用这两个证据论证了自己的古史层累说”。  
关于上述关联,由于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新证第一二章附跋中有着明确提示,故较  
容易被发现实际上,还有一点,由于顾颉刚在论述中没有明确提示,故不易被人们察觉这一点主要体现在  
古史层累说的完善方面正如学界所周知,顾颉刚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之后,虽然得到了钱玄同的  
称赞,但也遭到了刘掞藜胡堇人的尖锐批驳面对二人的批驳,顾颉刚又发表了答刘胡两先生书》,开列  
了推翻非信史的四个标准,其中第一个标准是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他指出,根据古书记载,“商出于  
玄鸟,周出于姜嫄”,“他们原是各有各的始祖”,只是春秋之后,各民族始祖的传说才逐渐被归到一条线上,因此  
对于古史,应当依了民族的分合为分合诚如杨向奎所言,有了这一标准之后,“才可以更明确地说明中国  
古史之层累地造成说ꢅꢆꢇ由此看来,“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可谓是古史层累说的题中应有之义。  
探本溯源,顾颉刚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这一标准之提出,与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密不可分ꢅꢆꢈ诚  
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1中华书局2011年版,164。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1,海南出版社2005年版,77。  
王国维观堂集林(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54。  
关于商颂的年代问题,顾颉刚的认识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从现有资料来看,最迟在19226月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现代初中教科书  
本国史,他还认为商颂为商诗;直到19231,他在仔细阅读王国维的说商颂之后,才改变了看法:《顾颉刚日记1,中  
华书局2011年版,239314。  
顾颉刚古史新证第一二章附跋》,顾颉刚编著古史辨1,217。  
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全集11,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245。  
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顾颉刚编著古史辨1,81ꢄ89。  
刘掞藜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胡堇人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以后》,顾颉刚编著古史辨1,91ꢄ9899ꢄ  
1
01。  
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顾颉刚编著古史辨1,105。  
ꢅꢆꢇ杨向奎古史辨派”》,陈其泰张京华编古史辨学说评价讨论集》,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82。  
ꢅꢆꢈ有论者指出,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相当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欧阳修洪迈崔述梁启超王国维等人相关论述  
的启发(参见:汤莹顾颉刚的民族不出于一元论及其影响》,《史学月刊2017年第8,120ꢄ128)。不过,稍感遗憾的是,汤莹未能  
对顾颉刚与王国维之间观点的异同进行充分的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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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周予同所指出的,顾文的宗旨原在阐明殷商时代社会的真相”,简言之,“据古文学派的解释,周两朝是同  
父异母的两个兄弟的子孙所建立商的始祖是契;他的母亲是简狄,他的父亲是帝喾周的始祖是弃,即后稷;  
他的母亲是姜嫄,他的父亲也是帝喾”。但是,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一文中则根据地下的新史料以与纸上的  
旧史料相比较”,指出周的典章制度都不相同”,显然是两个系统”。此后,“王氏的弟子徐中舒撰殷周文  
化之蠡测一文,直言殷周系属两种民族”。此外,胡适傅斯年等都受这种见解的影响”。因此,“三代王统道  
统相承之传统的观念完全由动摇而推翻”。①  
今按周予同的这一观察,堪称目光敏锐,但尚存在进一步开拓的空间和辨正的必要具体而言,王国维并  
没有完全反对所谓的古文学派的解释”,其在殷周制度论中直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  
”,“自五帝以来,都邑之自东方而移于西方,盖自周始”,因此,“以族类言之,则虞夏皆颛顼后周皆帝喾  
,宜殷周为亲由此来看,此文并没有完全打破周三代王统道统相承之传统的观念”。  
不过,王国维关于周制度不同的发现,对此后的古史学还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征诸史实,最先接受  
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并进一步加以论述的是顾颉刚早在1921年春,顾颉刚在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工作之  
际即读到了殷周制度论,之后又分别于1922410月对该书进行了仔细阅读不仅如此,顾颉刚还  
接受了王国维的观点。《顾颉刚读书笔记第一卷中有殷周秦汉间事可作课目一则,在这则笔记中,顾颉刚罗  
列了十三项可作课目的殷周秦汉间事”,其中第二项课目是武王革命”,拟写当时革命的状况”、“周代的起  
”、“殷周的种族分别以及当时的种族等内容今按第二项中的殷周的种族分别”,虽然没有给出所据的  
文献,但根据第三项课目的提示,则当用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由此可见,顾颉刚之所以认识到周两民  
族非出于一元”,主要是受到了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的暗示与启发。  
当然,顾颉刚并没有完全接受殷周制度论的观点1926,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就道及了第  
一时间看完王国维等人著述的感受,认为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但问题是  
他们不能大胆辨伪,以致真史中杂有伪史”,比如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依据帝系姓的话说尧舜之禅天  
下以舜禹之功,然舜禹皆颛顼后,本可以有天下;汤武之代夏商固以其功与德,然汤武皆帝喾后,亦本可以有天  
”,乃全本于秦汉间的伪史此后,顾颉刚又在中国上古史讲义中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由此来看,顾  
颉刚虽然接受了王国维殷周的种族分别之说,但又扬弃了周皆帝喾后,宜殷周为亲这一古文学派的  
解释”。  
如上所述,王国维作古史新证·本意在于使知春秋之世东西两大国无不信禹为古之帝王”,殷周  
制度论则在阐明殷周时代社会的真相”,但令其始料未及的却是顾颉刚将这些研究成果拿来论证了古史  
层累说”,并进而提出了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这一推翻非信史的标准。“新证成就疑古”,此为一例。  
王国维的二考与顾颉刚的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  
关于顾颉刚与王国维的学术关联,不仅体现在古史层累说,还体现在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上。  
192912,顾颉刚在燕京学报上发表了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此文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  
是从积极方面研究易经中的王亥丧牛羊于有易”、“高宗伐鬼方”、“帝乙归妹”、“箕子明夷康侯用锡马蕃  
五个故事,第二部分则从消极方面说明易经中没有尧舜禅让”、“圣道的汤武革命”、“封禅观象制器”  
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学林1941年第4,28。  
王国维观堂集林(外二种)》,231ꢄ232。  
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说,他于1921年在北大国学研究所工作时看过王国维在广仓学宭发表的全部著述(参见:顾颉刚编著古  
史辨1,28)。: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收录在广仓学宭丛书24。  
顾颉刚日记1,229287。  
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1,中华书局2011年版,388。  
第三项课目是周公摄政”,并且明确指出此课目殷周制度论》”。: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1,388。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1,28。  
顾颉刚指出,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用意甚是,惟选择材料之标准过宽,遂使真伪杂糅,弗能精当”,此文所论立嫡之制,封建之制,女子称  
姓之制,为商之所无而周之自创则固有征”,但其所论之帝系篇谓商周为一民族非也”。:《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  
3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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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银王国维的古史新证古史辨运动”  
四个故事,从而大致推定卦爻辞的著作年代当在西周的初叶此文发表后,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  
震动。《古史辨3册上编所收录的文章,大半与此文有关。  
探本溯源,此文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王国维古史新证的成果这主要体现在第一个故事王亥丧牛羊于  
有易关于这个故事,顾颉刚首先罗列了周易·大壮六五丧羊于易,无悔以及周易·上九鸟焚其  
,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两段记载,并指出这两条爻辞,从来的学大师不曾懂得”,之后则进入  
正题说:“自从甲骨卜辞出土之后,经王静安先生的研究,发现了商的先祖王亥和王恒”,并在楚辞》、《山海经》、  
竹书纪年中寻出了他们的事实,“于是这个久已失传的故事又复显现于世”。这里所谓王静安先生的研究”,  
具体所指即是王国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中对王亥和王恒进行的研究关于王国维的这一研  
,顾颉刚认为是一个重大的发见”,然后在这一发见的基础上,对前引周易的两则记载进行了简要的诠  
,认为它就是有易杀王亥,取仆牛的故事。  
当然,关于这一学术关联,由于顾颉刚在文中有着明确的提示,故较容易被后来的学者发现不过,近些年  
,有论者针对这一关联做出了这样一种推断,即王国维在王亥的考证上未能引用周易中的相关文字,可  
谓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至于顾颉刚的研究则是捡了个大便宜我们认为,此论存在着过于抬高王国维  
而贬低顾颉刚之偏失因此,这里有必要对此论予以辨析。  
于今来看,王国维在王亥的考证上未能引用周易中的相关文字,决非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王国维  
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写成于1917,并且发表在学术丛编14册上之后不久,王国维又撰  
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发表在学术丛编16册上1925,王国维开始执教于清华大学国学研  
究所,并于任教之始开讲古史新证”。根据后来整理的古史新证讲义,王国维当时根据之前发表的殷卜辞  
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其续考》,撰写了古史新证·殷之先公先王》。但与之前的两文一样,此部分中关于王  
的考证同样未见引用周易中的相关文字换言之,王国维在发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之后的  
八年里,都未能在周易中发现王亥”。由此而言,将王国维在王亥的考证上未能引用周易中的相关文字  
视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并不妥当。  
其实,除王国维本人外,其他学者在考察这一问题时,也未能在周易中发现王亥的故事”。关于这一论  
,最为棘手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早在192810,容肇祖就曾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期  
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占卜的源流的论文在此文中,容肇祖对周易的成书年代进行探讨时汇集了六个故事,  
第一个即是王亥的故事”,但他又说这一个故事若不是经王国维的发现,亦未易知其为何准此而言,这一  
周易王亥发现,似乎应当归于王国维。  
事实上,“史语所档案中存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期最初拟定的目录一份,似乎可以作  
为一个佐证在这份目录中,不仅有容肇祖的周易的起源及其流变》,还有顾颉刚的周易中的古史容文  
即后来的占卜的源流》,顾文即后来的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不过,顾颉刚后来并没有在中央研究院历史  
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发表这篇论文但这一份档案至少可以证明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的酝酿写作时  
间并不晚于占卜的源流一文。  
不仅如此,顾颉刚在周易卦爻辞的故事一文附记中说,此文之作始于他192612月任教厦门大学之  
,但不久之后,该校发生风潮,此文的写作遂暂告一段落顾颉刚日记的记载,可知此文写作始于1927  
14(农历十二月初一),大概截止到1月末2月初之间;至于论文的写作进程,大约只草拟出了积极  
方面的五个故事由此可知顾颉刚所言不虚更值得关注的是,顾颉刚与容肇祖当时同在厦门大学任教,来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3,1ꢄ25。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3,4ꢄ5。  
彭华王国维与<周易>研究》,《周易研究2014年第5,53。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3,163。  
王汎森等主编傅斯年遗札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91。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3,5。  
顾颉刚日记2,2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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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往十分密切;之后,二人又相继前往中山大学任教19282,容肇祖在写成周易的源流及其流变一文之  
,还专程请顾颉刚过目因此,我们有理由推定,容肇祖之所以能够在周易中发现王亥的故事”,实际是  
受到了顾颉刚的影响。  
占卜的源流一文外,当时学界从史实的角度对周易的成书年代进行过探讨的,还有余永梁易卦  
爻辞的时代及其作者和郭沫若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两文,但是此两文所举史实均不见王亥的故  
”。更值得关注的是,郭沫若虽然在文章中转引了周易·大壮六五的丧羊于易”,但却自注易字与场  
由此看来,无论是余永梁,还是郭沫若,都未能在周易中发现王亥的故事”,以进一步佐证王国维的  
古史新证”。  
直到顾颉刚,这一情况才发生了变化不过,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一变化同样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时间。  
从现有资料来看,19266月之前,顾颉刚都未能在周易中发现王亥的故事”。关于这一论断,可从顾颉  
刚读书笔记中得到印证顾颉刚读书笔记,“《周易著作时代一则记载,兹转引于下:  
中人名地名有帝乙”“箕子”“岐山”“鬼方,似可信为西周初作。《系辞传:“《之兴也,  
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此句可信但下云其文王与纣之事耶”,则不可信,因箕子成名固非文王所  
及见也。《究竟作在什么时代,系辞传的人也不知道,故作疑词③  
今按这则笔记作于1926622日至1130日之间在这则笔记中,顾颉刚仅举了周易中的帝  
”、“箕子”、“岐山”、“鬼方等人名和地名,未见有易”。由此来看,顾颉刚在此时尚没有发现王亥的故事”。  
但不久之后,再次对古史新证研读一遍的顾颉刚,便在周易中发现了王亥的故事”。周易中发现王  
亥的故事之难,由此可见一斑。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完全有理由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结论,即在顾颉刚之前,无论是王国维本人,还是容肇  
余永梁郭沫若等人,均未能在周易中发现王亥的故事”。这一情况,直到顾颉刚才发生了变化当然,  
顾颉刚之所以能够在周易中发现王亥”,确与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密不可分,但决不能视之  
捡了大便宜”。借用顾颉刚的夫子自道”,这是一个新发现。  
问题尚不止如此若从写作的旨趣来看,顾颉刚的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与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  
先王考可谓大相径庭顾文之作,首要致力于将时代意识不同,古史观念不同周易》《易传这两部书分  
别开来,进而破坏周易》“伏羲神农的圣经的地位与之相较,王文则旨在通过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  
上之材料”,以证“《世本》《史记之为实录诚所谓与其力辨古史之虚伪,不如从事发掘,研究地质或考古,  
去寻求古史的真相换句话说,与其打倒什么,不如建立什么但是,承上所述,王文的若干结论,却往往为  
顾文所用。“新证成就疑古”,此又为一例。  
王国维的古文字研究与钱玄同的经学研究  
疑古派阵营中,除顾颉刚之外,还有一位时常以王国维的新证结论来论证自己疑古观点的学者,  
即钱玄同因此,讨论新证疑古之间的复杂关系,王国维与钱玄同的学术关联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客观事  
顾颉刚日记2,130。  
杜衎(郭沫若)《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东方杂志1928年第25卷第21,78此文后收入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  
而且,郭沫若在该书中又指出,这一诠释出自经典释文》(: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40)。  
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2,335。  
顾颉刚日记1927114日记载:“周易中的古史约三千余言……一作文即有新发现,何其快耶! 相形之下,在酬酢写信之中费  
去的时间更觉其不值得矣。”(《顾颉刚日记2,6)此处所谓何其快耶新发现”,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中的甚快相对照,  
具体所指很可能即是王亥的故事之发现。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3,25。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3自序》,1。  
王国维观堂集林(外二种)》,210。  
学术通讯:姚名达顾颉刚》,《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1928年第2集第22,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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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银王国维的古史新证古史辨运动”  
。  
古史辨运动,钱玄同主要致力于经今古文问题研究关于这一问题,此时的钱玄同有一个基本立  
,即主张打破家法观念,同时觉得今文家言什九都不足信,但古文之为刘歆伪作,则至今仍依康崔之  
不过,在钱玄同看来,关于古文之为刘歆伪作”,还存在进一步开拓的空间,因为崔君所考明者,在  
年代之不符跟传授之伪造等等方面”,而没有充分注意到关于文字上之问题因此,如果想要进一步论证  
古文之为刘歆伪作”,崔二君所考明者,还可以从文字入手。  
承前所述,顾颉刚于192356日发表了著名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这里要指出的是,他在该文  
附启中表示,希望钱玄同发表说文的文字525,钱玄同在答顾颉刚先生书中做出了答  
:经康有为与崔适的证明,“壁中古文经出于刘歆向壁虚造”。“壁经既伪,则其文字亦伪许慎所记篆文、  
所释形体,大都与甲文金文不合;说文中所谓古文”,尤与甲文金文不合;至于说文中所谓古文”“奇  
”,乃是刘歆辈依仿传误的小篆而伪造的,故与甲文金文的形体相去最远。  
探本溯源,钱玄同之所以认为说文中所谓古文尤与甲骨金文不合,与王国维的相关论述密切相关。  
916,<>:,,然  
有别,其全书中正字及重文中之古文,当无出壁中书及春秋左氏传以外者。”对比之下,二者在这一观点上基  
1
本一致而最迟在19229,钱玄同即阅读过广仓学宭丛书第一集,《<说文>所谓古文说即收录在该  
丛书中由此而言,钱玄同之所以能够形成上述认识,主要是受到了王国维的影响。  
当然,二人关于这一问题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王国维虽然认识到壁中古文与殷周古文不合,但并不认为  
壁中古文是伪文字,而且提出了新的观点1916,王国维在《<史籀篇证>中指出:“《史籀篇文字秦之文  
,即周秦间西土之文字也至许书所出古文,即孔子壁中书,其体与籀文篆文颇不相近,六国遗器亦然壁  
中古文者,周秦间东土之文字也。”此后,王国维又在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中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  
并自许此说之不可易”,并进行了论证ꢆꢅꢇ。  
不过,钱玄同认为,此说不但可易”,而且着实该”。1922913,《钱玄同日记记载:  
籀文是西土文字,壁中古文是东土文字,他别有汉代古文考一篇畅发此论,其实大  
我以为籀文小篆略古,“钟鼎文籀文略古,“龟甲文又较钟鼎文略古,而实一体相承,为  
秦三代的真字那壁中古文则刘歆诸人所伪造者,其价值等于东晋伪古文尚书》《汗简》《古文四声  
中之古字而已,决不可以迷古ꢅꢆꢈ  
此后,钱玄同又在<说文>及壁中古文经书一文中公开表达了这一观点,认为王国维不敢怀疑壁中书  
有论者已指出,王国维之所以要撰写桐乡徐氏印谱序》,主要是回应钱玄同对于说文及壁中古文经的质疑:李学勤王国维<桐乡徐氏  
印谱序>的背景与影响》,《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1ꢄ5〕。不过,该论者未能根据钱玄同日记》(该日记影印  
本出版于2002)及其他相关资料指出,钱玄同还以王国维的新证成果进一步论证了自己的惑经之论。  
钱玄同论今古文经学及<辨伪丛书>》,顾颉刚编著古史辨1,41。  
钱玄同<说文>及壁中古文经书》,顾颉刚编著古史辨1,198。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1,80。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1,88ꢄ89。  
除了王国维之外,钱玄同之所以形成这一认识,还受到了罗振玉殷商贞卜文字考》《殷墟书契考释中相关论述的影响参见:杨天石主编  
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321;钱玄同<说文>及壁中古文经书》,顾颉刚编著古史辨1,198  
ꢄ199。  
王国维观堂集林(外二种)》,157。  
参见: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435此外,可以作为佐证的是,钱玄同在<说文>及壁中古文经书一文中转引了王  
国维的《<说文>今叙篆文合以古籀说》《<说文>所谓古文说之后说:“王氏说说文之古文无出壁中书及春秋左氏传以外者,我从各方面研  
,知道这话极对。”:顾颉刚编著古史辨1,198。  
王国维观堂集林(外二种)》,124。  
ꢅꢆꢇ王国维观堂集林(外二种)》,151。  
ꢅꢆꢈ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435。  
17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之为伪物”,于是将其视为东土文字”,实为无稽之谈。  
钱文发表之后,虽然得到了王国维弟子容庚的支持,但却遭到了王国维的批驳1926818,王国维  
在写给罗福颐的信中说:“近有人作一种议论,谓许书古文为汉人伪造,更进而断孔壁书为伪造,容希白亦宗此  
拟为一文以正之。”所谓近有人作一种议论”,指的便是钱玄同的上述论说关于这一点,还可从王氏的  
另一封信中得到证实该年八九月间,王国维在回复容庚的信中说:“此段议论,前见古史辨中钱君玄同致顾  
颉刚书,实如此说。”“钱君及兄所言,似未注意于战国时代多量之事实,且于文字演变之迹亦未尝注意也。”③  
有论者指出:“从王国维作出反应的时间来看,他恐怕没有读到最先刊出钱玄同书信的刊物,获知这些议  
的途径当系19266月印行的古史辨第一册。”关于这一点,完全可以从上引第二封信中得到印证这  
里可以略为补充的是,古史辨1册出版的第二天,1926612,顾颉刚便将该书寄给了王国  
不过,直到同年8月中旬,或许由于弟子容庚的问难,王氏才做出了拟为一文以正之的决定,此文即是  
不久之后撰成的桐乡徐氏印谱序》。  
桐乡徐氏印谱序王国维在清华研究院撰作的有关古史和古文字的最后作品之一在此文中,王国  
维再次重申了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之说”,然后对并世学人的异说进行了如下批驳:  
,上与殷周古文中与秦文下与小篆不合,遂疑近世所出兵器陶器玺印货币诸文  
字并自为一体,与六国通行文字不同;又疑魏石经、《说文所出之壁中古文为汉人伪作,此则惑之甚者也。  
夫兵器陶器玺印货币,当时通行之器也;壁中书者,当时儒家通行之书也通行之器与通行之书,固当  
以通行文字书之,且同时所作大梁上官诸鼎字体亦复如是而此外更不见有他体,舍是数者而别求六国之  
通行文字,多见其纷纷也⑦  
王国维在致马衡中自认此文尚未能圆满”,此说当可成立然而,此文不仅未能说服其弟子容庚,  
更没有说服钱玄同最迟至192713,钱玄同便读到了此文,并进行了批驳据该日的钱玄同日记记  
:  
访,和他谈及王遗少驳我之言他说,《三体石经之字见于六国之玺印钱币陶器,不能  
斥为伪造我谓此说适足证我之言盖此实钟鼎正体之简体耳文始于六国,而又出于玺印……则孔子  
写经不用它可知汉人所见秦以前的古字,除大篆外,唯见此种,故伪造古文经,即用此字耳⑨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钱玄同并没有立即将这一与友人之间的私下学术交谈,行之于正式的文字之中直到  
1930,钱玄同先是在《<左氏春秋考证>书后一文中重申了之前的疑古之论,即自从读新学伪经考以  
史记探源以后,深信孔壁古文经确是刘歆伪造的,崔二君所辨,伪证昭昭,不容否认此外,他将殷之  
甲骨刻辞以及殷周两代之钟鼎款识与三体石经中之古文相较,更了然于孔壁古文经中之字体一部分  
是依傍小篆而略变其体势,一部分是采取六国破体省写之字”,总之决非殷周之真古字由此来看,“‘孔子书  
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之为谰言;孔壁古文经本无此物,全是刘歆所伪造,实为颠扑不破之  
论也ꢅꢆꢇ。  
之后,钱玄同又借为新学伪经考作序之机,对王国维的桐乡徐氏印谱序进行了专门的答复钱玄同在  
此文中指出,关于刘歆写古文经所用的古文”,王国维曾考明其来源,极为精确,并在转引了桐乡徐氏印谱序》  
中的三段话之后说:“王氏这几段话,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三件重要的事实”,第一,“壁中古文经的文字,与殷、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1,201。  
谢维扬等主编傅杰等分卷主编王国维全集15,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899。  
王国维全集15,885ꢄ886。  
李学勤王国维<桐乡徐氏印谱序>的背景与影响》,《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4。  
顾颉刚日记1,800。  
李学勤王国维<桐乡徐氏印谱序>的背景与影响》,《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1。  
王国维观堂集林(外二种)》,148。  
王国维全集15,835。  
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中册,685。  
ꢅꢆꢇ顾颉刚编著古史辨5,3。  
176  
李长银王国维的古史新证古史辨运动”  
秦的文字都不相合”,第二,“这种文字与六国的兵器,陶器,玺印,货币四种文字为一系”,第三,“这种文字的字  
体讹别简率,不能以六书求之”。根据这三件事实,更可证实孔子用古文写六经》”之说确为伪造,足为康氏所  
考辨伪经加一重要证据要言之,“王氏最精于古代文字,以其研究所得证明壁中古文经为用六国时讹别简率  
之字体所写,适足以补康氏之阙;且得此重要证据,更足见康氏考辨伪经之精确”。最后,钱玄同还不忘提及王  
氏对自己的批驳之言———世人魏石经》《说文所出之壁中古文为汉人伪作,此则惑之甚者也”,并表示王氏  
有上述那么明确的好证据,却说出这样一句话,实在是太可惜了!①  
前已指出,王国维此文之作,一方面重申了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之说”,另一方面批驳了钱玄同的  
疑古之论然而,心理事实并不等于历史事实王国维古史新证的这一结论,再次被钱玄同拿来反证康有  
为的疑古之说———“孔子用古文写六经之说确为伪造。“新证成就疑古”,莫过于此也。  
王国维的古史研究与杨宽的神话演变分化说”  
疑古派阵营中,除顾颉刚和钱玄同外,最善于将王国维的古史新证的结论拿来证明自己的疑古之  
说的,莫过于被视为集疑古的古史学之大成的杨宽了因此,讨论疑古新证之间的复杂关系,关于王  
国维与杨宽的学术关联,有必要予以专门的论述。  
19416,《古史辨7册在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该书共分为上中下三编其中,所占篇幅最多的即是  
杨宽的中国上古史导论》。在此书中,杨宽提出了一个重要理论,此即神话演变分化说”。关于此说的要旨,  
杨宽在该书的第一篇中说:“古史传说之来源,本多由于殷周东西系民族神话之分化与融合。”其中,“若帝俊、  
帝喾大皞帝舜之为殷人东夷之上帝及祖先神话,少皞羿契之为殷人东夷之后土及祖先神话,句芒之为  
东夷之鸟神及祖先神话……颛顼尧之为周人西戎之上帝及祖先神话,句龙之为西戎之后土及祖先神话”,  
总之,皆由于原始神话分化演变而成者,固不免有原始社会之史影存乎其间”,此类亦仅为殷周东西两  
氏族原始社会之史影而已”,并无所谓三皇五帝夏等朝代之古史系统。  
在一定意义上,杨宽之所以能够形成上述认识,与王国维的古史新证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可以从  
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论证。  
第一,关于神话演变分化说”,杨宽认为,“古史传说之来源,本多由于殷周东西两系民族神话之分化与融  
”。关于这一认识之由来,杨宽在该书第一篇中有言:“吾国古代民族,大别之实不外东西二大系”,其神话  
传说,实亦不外东西二系”;关于东系民族,杨宽转引了徐中舒傅斯年陈梦家姜亮夫胡厚宣刘师培诸家的  
相关论述;关于西系民族,则转引了章太炎傅斯年郭沫若诸家的相关论述由此来看,关于吾国古代民族,  
大别之实不外东西两系这一认识,得之于当时学人的研究成果。  
关于杨宽在书中所引诸家的论述,这里可以略为补充的是,王国维早在殷周制度论一文中就已通过二  
重证据法得出过这样一个结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  
自上古以来,帝王之都皆在东方……惟周独崛起西土。”“以地理言之,则虞商皆居东土,周独起于西方,故  
商二代文化略同。”此论问世之后,在当时的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徐中舒傅斯年郭沫若诸家所论,无  
不源于王国维的这一论述如此来看,杨宽在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证时,虽然没有转引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  
但这并妨碍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杨宽之所以能够提出吾国古代民族,大别之实不外东西两系”,其神  
话传说,实亦不外东西两系的观点完全可以说是受到了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的影响。  
第二,关于东系民族的神话,杨宽说,“若帝俊帝喾大皞帝舜之为殷人之上帝及祖先神话”。关于这一论  
,详尽的论证见于该书的第七篇舜与帝俊帝喾大皞”。该篇共分为五部分,分别是帝俊与帝喾”、“舜与帝俊  
帝喾”、“大皞与帝喾帝舜”、“论帝俊帝喾帝舜等为殷人东夷之上帝以及帝俊之世系传说”。要言之,杨宽在  
这一篇中对上述观点进行了详尽的论证。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5,53。  
吕思勉童书业编著古史辨7册上编,6742。  
吕思勉童书业编著古史辨7册上编,55ꢄ56。  
王国维观堂集林(外二种)》,231ꢄ232。  
17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与第一个宏观的论点一样,这一具体的论述同样与王国维的研究成果有着一定的关系比如在帝俊和帝  
部分中,杨宽在转引了王国维证高祖夋帝俊与帝喾之为一的三个证据之后,又列举了两个证据,之后得  
出了帝俊与帝喾之传说密合若是,其为一帝之分化无疑的结论又如在论帝俊帝喾帝舜等为殷人东夷  
之上帝部分中,杨宽在转引了郭沫若的观点之后,进行了详尽的考证,认为帝俊帝喾帝舜等之本为上帝。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郭沫若的观点之由来,主要出于王国维在卜辞中发现的”。总之,杨宽之所以能够总结  
帝俊帝喾大皞帝舜之为殷人之上帝及祖先神话这一结论,与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密不可分。  
不过,杨宽的神话演变分化说虽然很大程度上借助了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  
》,但二者的立意完全不一致杨宽的中国上古史导论之作以及神话演变分化说之提出,旨在论证古史  
传说之纷纭缴绕,据吾人之考辨,知其无不出于神话古史传说中之圣帝贤王,一经吾人分析,知其原形无非为  
上天下土之神物与之相反,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之作原在阐明殷商时代社会的真相”,至于殷卜辞中  
所见先公先王考之作则旨在论证“《世本》《史记之为实录”。概而论之,在王国维看来,“上古之事,传说与史  
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要而论之,王  
国维的古史新证之作旨在从传说中挖掘出史实”,杨宽的疑古之说则致力于将传说还原为神话”,二  
者立意可谓大相径庭。  
总而言之,二者的立意虽然存在尖锐的对立,但对立并不能否定关联进而言之,杨宽一方面摒弃了王氏  
新证的立场,但另一方面又借鉴了其新证的具体成果,从而进一步提出了疑古之大成的学说———“神话  
演变分化说”。“新证成就疑古”,此又为一例。  
余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作为考古派开山大师,王国维向来对疑古派古史辨运  
持批评态度,借用他的夫子自道”,这一态度即是与其打倒什么,不如建立什么”。然而,“心理事实不等  
历史事实”,他苦心孤诣取得的诸多考古研究成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  
续考》、《殷周制度论》、《汉代文字考》、《桐乡徐氏印谱序,均被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拿来论证了自  
家的疑古之说由此观之,王国维可以被视为古史辨运动中无法忽视的一位被动参与者”。  
不过,本文之写作宗旨,绝不仅仅在于得出这一直接的结论,更在于通过上述史实考察而为相关的学术研  
究工作提供以下若干思考。  
第一,王国维在中国近代古史学上的地位需要重新估定过往学界几乎一致认为,王国维是考古派的主  
要代表,其运用二重证据法开启了重建真实上古史系统的工作,故将其视为中国近代古史学的建设者但其  
,王国维在近代古史学的贡献并非仅限于此通过本文的史实考察可知,王国维还从对手的角度间接地参与  
古史辨运动”,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一学术运动的发展因此,在中国古史学上,王国维不仅是近代古  
史学的建设者,还是传统古史学的间接破坏者。  
第二,“古史辨运动的学术因缘问题需要进一步开拓大体来讲,“古史辨运动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学坛迅  
速兴起与发展,有赖于古史辨派学人的提倡与推动以及同情者的肯定和支持但实际上,还与其他学者的批  
评甚至否定密切相关因为只有批评,才能引起双方的辩论,进而推动运动的发展;而且真理愈辩愈明,双方通  
过辩论,各自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问题,有时甚至可以有效地利用对方的观点或材料来论证自家的观点本文  
所论即是一个例证因此,若想有效地解释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不仅要侧重古史辨派学人的内部努  
,还要兼顾其他学者的外在批评。  
第三,“古史辨派的学术评价问题尚需进一步澄清古史辨派登上历史舞台之日起,李玄伯陆懋德  
吕思勉童书业编著古史辨7册上编,132ꢄ133。  
吕思勉童书业编著古史辨7册上编,140ꢄ142。  
吕思勉童书业编著古史辨7册上编,229。  
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全集11,241。  
178  
李长银王国维的古史新证古史辨运动”  
等人即开始批评,该派学人限于古书考辨,未能举出考古上之材料,故不能解决古史问题此后,这一评价愈演  
愈烈直到20世纪末,呼吁走出疑古的学者还一再批评说,该派学者的缺点之一即是以古书论古书”,故  
无法进行古史的重建但其实,这一评价不能成立仅就本文所论,无论是顾颉刚钱玄同,还是杨宽,都未  
仅仅以古书论古书”,反而都参考了王国维的考古成果由此来看,若想对古史辨派进行客观的评价,有  
必要摒弃这一主观的偏见。  
第四,中国近代古史学书写问题尚需进一步修正承前所述,周予同在五十年之中国新史学一文中指  
,无论是在研究目的,还是在研究方法上,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与以王国维为代表的考古派之间都  
存在较大的差异这里要补充的是,周予同还指出,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考古派疑古派提出了修正  
意见20世纪末,呼吁走出疑古的学者,如李学勤等人,则进一步认为信古”、“疑古释古代表了  
中国近代古史研究的三个阶段,故主张以释古派的代表人物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来纠正疑古派不足  
之处”,从而走出疑古于今来看,上述观点均存在一定的问题仅就本文而论,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  
与以王国维为代表的考古派或曰释古派之间的方法虽然存在较大的差异,但绝不存在高下之分因  
,二者并非是前后递进的关系,而是左右平行的关系,且存在一定的学术关联这或许更接近近真的历史”。  
NewEvidenceforAncientHistoryꢁandꢀDiscussion  
ofAncientHistoryMovementꢁofWangGuowei  
LIChang-yin  
ꢉCollaborativeInnovationCenterofConfucianismCivilizationꢀShandongUniversityꢀJinanꢀShandongꢀChinaꢊ  
AbstractInmodernresearchonChineseancienthistoryꢀthereisastrongacademicrelation-  
shipbetweentheꢋdoubtingancientꢌschoolandtheꢋexplainingancientꢌschooldespitetheirto-  
tallydifferentresearchpurposesandmethods WangGuoweiꢀthefounderoftheꢋexplainingꢌ  
schoolꢀhadalwaysbeencriticalfortheꢋdoubtingancientꢌschoolandꢋDiscussionofAncient  
HistoryMovementꢌ Hepreferredꢋtoconstructratherthantodestroyꢌ Howeverꢀwhathea-  
chievedhadbeenexploitedtosupporttheoppositeTheresultshepainstakinglyproducedinclu-  
dingtheFormerFathersandKingsintheOracleBonesofYinRuins Reviewsaboutthe  
FormerFathersandKingsintheOracleBonesofYinRuinsSystemsandInstitutionsinthe  
YinandZhouDynasties OnChineseCharactersoftheHanDynastyandPrefaceofthe  
ChineseEngravingofXuAninTongxiangwerealltakenbythedoubtingschoolpresentedby  
GuJiegangtodemonstratetheirview ThereforeꢀWangGuoweicouldberegardedasapassive  
participantthatcouldnꢍtbeignoredintheꢋDiscussionofAncientHistoryMovementꢌꢀwhich  
providessomethoughtsforrelatedacademicresearchwork  
Keywords WangGuoweiꢎꢋNewEvidenceforAncientHistoryꢌꢎꢋDiscussionofAncient  
HistoryMovementꢌꢎmodernresearchonChineseancienthistoryꢎGuJiegangꢎQianXuantongꢎ  
YangKuan  
[责任编辑:凌兴珍]  
李学勤信古疑古释古”》,《原道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307。  
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学林1941年第4,25。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中国文化1992年第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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