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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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卷第5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SocialSciencesEditionꢂ  
2
0239月  
Vol50ꢀNo5  
Septemberꢀ2023  
宋代行状地位的提升:  
从哀祭类到传记类的转变  
宋晓云赵彬  
ꢃꢃ摘要:行状的文体观念随着时代的推移而演变六朝至隋唐五代时期,人们认为它属于哀祭文章,其主要用途  
是为其他文体提供原始材料,文体地位明显低于传记宋人则发现行状具有传记的特性,将其从哀祭类划归到传  
记类,其文体地位得到了提升文体观念的流变受到时代变革的影响,宋代出现史学化的传记观念以行状修史被  
广泛接受宋代史官群体多元化等方面的变化都影响到宋人对行状文体观念的变化由于宋人将行状划归传记,  
导致宋代出现了将行状视为私修史书私家传记,行状书写体例呈现传记化的情形。  
关键词:宋代行状;文体;传记;史学;私传;文章体例  
DOI1013734ꢄjcnki1000-531520230618  
收稿日期:2023-04-11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行状文体研究”(18XZW010)、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元代西域作家诗  
文文献整理与研究”(22XZW046)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宋晓云,,江苏淮阴人,文学博士,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  
宋代文体学丝绸之路文学宋代文学,E-mailꢅ2718784948@qqcom;  
赵彬,,四川西昌人,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明人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从功能角度对行状作出阐释:“盖具死者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寿年之详,  
或牒考功太常使议谥,或牒史馆请编录,或上作者乞墓志碑表之类,皆用之。”其按照目的将行状分为三类:  
请谥的行状入史的行状请托碑志的行状研究文体除考量文体的功能外,体制源流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  
因素从功能角度看,徐氏基本上总结了中国古代行状的功能特征从体制角度看,行状在宋代发生了显著  
变化按照体例一般行状结尾会指明该文的目的,或请谥,或入史,或请铭,或用以备采择等字样笼统地表  
达文章目的,然后以谨状终结篇章从六朝到隋唐五代,行状体例基本遵循轨则,降及宋代行状末尾未书  
创作目的情形相较于前代明显增多,其中有部分行状从整体书写上看更像是传记文体宋代行状体制发生  
突破的同时,宋人对行状的认知也发生明显转变六朝萧统编纂文选时依据以类相从的原则,从表达哀  
思的视域将诔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等文体文章编纂在书末宋代崇文总目将其归入传记  
”,宋人修新唐书·艺文志将其归入杂传记类,南宋时期通志二十略·艺文略又将其归到传记类从  
六朝到宋代,古人对行状的理解经历了从哀祭类到传记类的转变,此现象背后蕴藏的本质是:一是宋人对传  
记类文体认知的深入;二是行状在宋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其地位发生变动;三是宋代行状体例发生了变化。  
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罗根泽点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147ꢆ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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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晓云赵彬宋代行状地位的提升:从哀祭类到传记类的转变  
而对于此现象的讨论,目前学界关注甚少,,。  
自古以来,学者从文体源流上均将行状追溯至两汉,如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认为:“汉丞相仓曹傅胡干  
始作杨元伯行状》,后世因之。”杨元伯行状其文早已散佚,其貌难以窥测,而现存两汉的文章中有海内  
先贤行状一书,从体制判断其书中文章不是行状古人常强调文辞以体制为先体制是区分文体异同  
与判断文体成熟的重要标准从整体上观照,成熟的行状在体制上需具备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寿年等要  
,从细微处考征发现,行状文中对世系籍贯的书写位置有明确要求清人袁枚随园随笔曾说:“至凡所  
状之曾祖祖父与其乡贯,有列于状之前者,以上太常之馆议谥编录,任彦升之状萧子良韩退之之状柳浑陈  
京是也;有疏于状之内者,以托文章家撰著碑志,韩退之之状马汇苏子瞻之状其祖序是也。”按其观点,请  
谥的行状入史的行状属于上行公文,应当将曾祖考三代及籍贯置于状前,请托的行状可书于状内,明确辨别  
了不同行状体制上的微末差别从行状文体特征来看,“《先贤行状都与成熟的行状文体龃龉不合,再加上  
体制体例的扞格,或可断定先贤行状中的文章不属于行状文体先贤行状或许对魏晋时期行状的  
发展产生影响,但其与成熟时期行状相去甚远,故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  
,
六朝到宋代对行状认知的流变  
行状发展于六朝,成熟于唐宋伴随着行状的发展历程,古人对其认知自六朝以还发生多次转变,这一  
变化可以从文章总集与目录学中揭橥。  
宋代以前的文章总集以昭明文选最为著名,目录学以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为代表六  
朝时期,《文选从表达哀思的视域将行状与诔碑文墓志吊文祭文等文体编纂在一起,体现了古人在  
文体排序时以先生后死为准则的情形从本质上讲,六朝人从文体共性的角度将行状归入哀祭类:寄托哀  
思是诔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等文体共同特性,请谥功能是行状独有特征六朝人在承认特性的  
基础上,发现行状与其他文体之间的联系萧统曾对文选编排体例作出一定阐释:“美终则诔发,图像则赞  
又诏诰教令之流,表奏笺记之列,书誓符檄之品,吊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辞引  
,碑碣志状。”萧统认识到诔文为美终之作,吊文祭文为悲哀之作,三者皆适用于亡者,因此,文选从使  
用场合将诔碑文墓志吊文祭文依次收录而与萧统同时期的任昉亦有类似表述,《文章缘起论述文  
体时遵循以类相从的原则将谒文祈文祝文行状哀策哀颂墓志悲文祭文哀词挽词等用于哀祭  
的文体依次排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虽收录先贤行状一书,却未曾收录行状文。  
两部官方史书不收录行状文的背后原因是值得深思的:一是六朝到五代整体上将行状看作是饰终的文章,无  
论是六朝时期行状功能以请谥为主,还是唐代逐渐扩大到官方修史私人撰写碑志等,都是在为逝者完成厚  
终的程序;二是宋前普遍认为行状只是作为撰写其他文章的原始素材,其文体地位低于史传碑志等而以  
上情形在宋代得到扭转,宋人承继前人观点的同时进一步认识行状,在归类时将其从哀祭类归到传记类,再  
目前学界对宋代行状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一是行状与史实的关系;二是行状与传体文的异同对于行状与其他文体异同的谈论,除  
了与传记类比较外,还有行状与诔状等文体关系进行的探究参见:杨佳鑫私家传记与<宋史>列传关系考辨———以行状为中心》,《河南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82ꢆ87;孙文起论宋代文章总集与传体文文体地位的确立》,《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10  
,15ꢆ22;杨向奎薛栋、<先贤行状>与行状文体关系考辨》,郭英德主编斯文9,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3ꢆ14。  
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147ꢆ148。  
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于北山点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9。  
袁枚随园随笔》,王英志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459。  
杨向奎薛栋、<先贤行状>与行状文体关系考辨》,郭英德主编斯文9,3ꢆ14。  
萧统文选》,李善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2。  
任昉文章缘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14ꢆ15。  
隋书·经籍志》“杂传类中无海内先贤行状》,唯有先贤集三卷,姚振宗认为旧唐书·经籍志海内先贤行状即为隋书·经籍志》  
先贤集》,两者只是同书异名的关系:“《先贤集三卷,不著撰人。《唐书·经籍志》:《海内先贤行状三卷,李氏撰。《唐书·艺文志》:李氏  
海内先贤行状三卷章氏考证》:《海内先贤行状》,《唐志著题李氏。《世说·德行篇注引荀淑钟皓陈纪三事,先贤行状》。他书所  
,亦多省海内二字,太平御览·人事部引王烈戴良徐孺子仇览四事,海内先贤行状》。《职官部引故宗正南阳刘奉先为督邮  
,汉魏先贤行状》。案此先贤集唐志海内先贤行状》。章氏依唐志之书名而无不著录三字,盖亦以为即是此书,其不依本  
志作先贤集,偶误也。”参见: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王承略刘心明主编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15,清华大学出  
版社2014年版,788ꢆ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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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到杂传记类,最后回归到传记类,逐渐地提升了行状的文体地位。  
宋代主张与士大夫共天下”,践行重文轻武的国策,因此赵宋一朝成为我国古代的文化高峰,文学史  
目录学等都得到长足发展从现存传世文献来看,宋代目录学文章总集分奉敕编纂与私人撰述两类,两  
者分别代表官方主流思想与文人观点文学是变动不居的,宋人的观念也是呈动态发展的,如果仅从官修、  
私撰这单一维度去观照宋人行状文体观念是不够全面的,而从历时的视野去观照更有利于探究观念的变迁。  
宋太宗时期,李昉等编纂的文苑英华承续文选编撰体例将行状与哀祭文章编著一起,不过值得注意  
的是,《文选收录的哀祭文章有诔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文苑英华将颂谥  
哀册文谥议墓表行状祭文(包含吊文)等纳入哀祭类,由此明显看出宋初对哀祭文章认知更为深刻,其中  
将行状与传两种文体并列,初步折射出宋人认识到两者之间有内在的联系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官修书  
崇文总目编纂完成,其书依经史子集分四十五类,其中史部传记类收录唐人作品李靖行状》、《远祖越公  
行状》、《颜氏行状三篇,这是宋人首次将行状列入传记类。《崇文总目史部十三类划分是从隋书·经籍  
》、《旧唐书·经籍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传记类收录行状意义如下:一是崇文总目中传记类隶属于史  
,这反映出宋人认识到行状的史学价值以及行状与史学著作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相似性关联性;二是崇  
文总目用传记类取代杂传类,将其从哀祭类分到传记类,揭示宋人发现行状具备传记文体的特性;三是官方  
目录学首次收录行状,直接说明宋代行状进入官方视野,其地位相较于前代得到提高;四是传记类本身是一  
个大的概念,其内部有很多文体,《崇文总目将行状与陶潜传》、《狄仁杰传》、《郭公家传等先贤传记耆旧  
传记家传错杂一起,充分展示宋人从内容上认识行状文体的特点。  
北宋嘉祐五年(1060)官修新唐书完成,其书艺文志崇文总目基础上对行状有些许不同的认知。  
首先,《艺文志将行状划入杂传记类,从名称上看,其书明显是在继承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  
崇文总目的同时,对其进行整合,在杂传类传记类的基础上提出杂传记的名称,换言之,从名称概念上宋  
人认为行状具有杂传的某些特性其次,《艺文志除将颜氏行状》、《李赵公行状辑录于史部外,其书子部  
道家类收录僧伽行状》,这反映出宋人探究行状文体时深受古人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影响,按状主身份将  
僧伽行状归入子部总之,欧阳修等人认为行状从文体特性上分属于传记文体,从内容上观照可分先贤、  
耆旧僧道等类,质言之,《艺文志的划分是兼及到文体特性和文体内容的。  
南宋进一步发展了北宋的行状文体观念,在北宋文苑英华的编纂体例官修目录书的文体分类影响下  
诠释行状文章总集方面,《宋文鉴体例沿袭文苑英华》,将行状与哀祭文章齐同,并无太大创见。《文章正  
则将传文记文碑文行状文序文统归叙事类,真德秀从体制上发覆行状与传记的文体共性,发现传状  
碑志具有纪一人之始终的文体特点目录学方面,南宋私家目录学更为发达,依据成书时间先后顺序大  
致有通志二十略·艺文略》、《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等著作,研读后发现南宋目录学  
对行状有以下认知:首先,遂初堂书目将行状归入杂传类外,余下均将其纳入传记类,质言之,南宋时期  
行状属于传记文体以及进一步分清杂传类传记类的畛域成为当时的主要趋势;其次,在以类相从的文体分  
类原则上,《通志二十略·艺文略将行状从先贤耆旧中抽离出来归入家传中,从而揭示行状文体呈现私家  
传记的特质;最后,遂初堂书目收录行状为唐人作品外,其余收录文章以本朝作品居多,足见南宋更重视  
以行状保存当世名臣史料的观念。  
从六朝到宋代,宋人对行状归类发生从哀祭类到传记类的转变,虽然在归类时将其从传记类归到杂传记  
,然后再到传记类,经历了曲折的历程,但是都充分显示出宋人认识到行状具备传记文体的特点宋人不  
再用单一的视角把行状视作其他文体所要参考的素材来源,而是将其与传记文体并列,逐步提高其文体地  
。  
宋代行状划归到传记类的原因  
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呈现出来的特点是受不同社会因素影响的,诚如刘勰所云:“歌  
真德秀文章正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355,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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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晓云赵彬宋代行状地位的提升:从哀祭类到传记类的转变  
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将行状划入传记类是宋代首次出现的现象,而这种现象受到  
宋代社会多元因素的影响。  
首先,宋人史学化的传记观念传作为文类,包含文体众多,如史传杂传等,其中对史传的看法较为统  
,即指正史列传,而对杂传的看法从两汉至宋呈现动态发展杂传之名始见汉书·艺文志》“孝经十一家”  
五十九篇中的杂传四篇”,此处杂传指的是对孝经阐发的文辞,其目的如后世刘勰所言是转受经旨而  
降及唐代,杂传一词使用范围经历由经学向史学的转变,《隋书·经籍志》、《唐六典·秘书省史部均收  
录杂传唐人认为杂传的目的是纪先贤人物,其特点是以人物为中心,明确表示杂传推其本源,盖亦史  
官之末事,指出了杂传的书写体例受正史影响旧唐书·经籍志沿袭唐人观点,认为杂传主要是纪先  
圣人物”。逮至宋代,宋人对杂传的看法发生了变化:第一,如前文所言,名称上发生了从传记到杂传记再到  
传记的变化,这是宋人有意识区别传记与杂传的表现;第二,从目录书收录的文章看,“隋志到新唐志》,  
杂传的范畴发生了飞跃性的变化,杂传与小说的界限越来越清晰,杂传的史学性逐渐增强,文学性日益减  
现举几部代表性书籍在目录书中著录的变化,以证明此观点,见表1:  
1ꢃ唐宋目录书中杂传与小说的区别举例  
书名  
述异记》  
续齐谐记》  
冤魂志(还冤志)》  
隋书·经籍志》  
旧唐书·经籍志》  
崇文总目》  
小说  
新唐书·艺文志》  
杂传  
杂传  
杂传  
杂传  
杂传  
杂传  
小说  
小说  
小说  
小说  
小说  
述异记》、《续齐谐记》、《冤魂志从杂传类划归到小说类,证明宋人认识到虚诞怪妄之说不是  
史官之余,应当从杂传中剔除反过来观照,《崇文总目中传记类、《新唐书·艺文志杂传记类中以偏向史  
实作品居多,也证明宋人史学化的传记观念纵观宋代目录学,宋人对传的理解从名称上看以传记取代杂传  
成为趋势,虽偶有以杂传命名但并不影响宋人的传记观念从传记的范畴看,排除虚妄神怪的文章成为共  
,比如遂初堂书目中虽以杂传类命名,实际上收录文章以偏向史实的居多,《通志二十略·艺文略虽  
以传记命名,但收录作品有冥异祥异两类从宋代整体思潮看,偶然出现与主流观点不一致的思想是正常  
,这不影响宋人对传记的界定史学化的传记,应当如何界定,清人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有言:  
其实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  
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  
⑥  
金圣叹用以文运事因文生事区别史学与文学的观点是值得肯定的,文学作品是作者根据主观意志去敷  
,甚至虚构事迹以成文,史学著作是先有真人真事而后取舍成文以符合历史宋人对传记的理解契合以文  
运事的观点,纵观宋代目录书传记类收录的文章确实是以文运事者居多,这便是宋人史学化传记观念最好的  
体现从宋人这一思潮出发,就不难理解宋人将行状收录到传记类中,从本质上说,行状属于身后之文,先有  
其人其事后有其文,其书写的原则受到史法制约,符合以文运事的特点另一方面,从文章总集的变化  
亦可得此结论,宋文鉴收录毛颖传》、《种树郭橐驼传》、《圬者王承福传因文生事的文章,到了文  
章正宗叙事类中将司马迁的伯夷列传》、《屈原列传》、《孟子荀卿列传以文运事的文章列于圬者王承  
福传之前,这反映出真德秀认识到史学传记文学传记之间有明显的界限文章正宗将行状与史学传  
记同列,反映出其认识到行状具有叙一人之始终的史学传记特征。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2013年版,396。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142。  
李林甫唐六典》,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2014年版,299。  
魏征令狐德棻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982。  
刘湘兰中古叙事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28。  
施耐庵水浒传》,李卓吾金圣叹点评,中华书局2009年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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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宋代广泛接受以行状修史行状本有入史功能,以行状入史可追溯至六朝,南朝吴均欲撰齐书》  
时出现求借齐起居注及群臣行状,武帝不许,遂私撰齐春秋奏之的情形,这说明六朝人已然注意到行  
状的史学价值六朝修正史时本纪部分史料多源自起居注》,列传部分有采择于行状的情形,朱季海南齐  
书校议·卷七校议论及史源时说文有起居注可据,《文多摭行状证实了这一观点需要  
说明的是,六朝时期以行状修史并未形成制度化,这仅体现了史官拥有广泛搜罗史料的史学传统到了唐代  
以行状勘报史馆,修入国史成为制度,《唐会要·诸司应送史馆事例:“刺史都督都护,及行军副大总管已  
下薨,本州本军责由历状,附便使送,公主百官定谥,考绩录行状谥议同送。”可以看出,唐人撰写关于个人  
生平事迹的史书以行状为重要参考逮至宋朝,以行状修史的情形得到广泛接受,其情形如下一是宋人更  
重视以行状修史,如朱弁曲洧旧闻·史官记事所因明确指出,修史时史官应当注意到时政记起居注日  
臣僚行状等四个史料来源,时政记起居注日历一般被认为是当朝正史,将行状与它们并列,足见宋人修  
史重视行状的程度二是以行状修起居注,《宋会要辑稿·职官载有司呈报起居院修注时云:“考功谥议、  
行状……并一月一报。”三是以行状修日历附传,日历是呈现一位帝王一朝史实的重要资料,其主体部分  
,
因时政记起居注润色而为之,而日历附带的人物传记则参照臣僚行状,《宋会要辑稿·运历一载南宋  
人见靖康日历内对薨卒以及死于兵者臣僚四十一人的事迹仅粗具梗概未曾立传,请求下礼部开具所要立  
传姓名,下诸路转运司,令所属州县多方求访逐人子孙亲属所在,抄录墓志行状及应干照修事迹,缴申本所,  
以备照用四是以行状修实录附传,宋人修本朝实录时有附带人物传记的惯例,附传的史料来源则是行  
曾巩在英宗实录院申请札子中明确提到以行状修附传的情形,文曰:“应系英宗朝亡殁臣僚,合立传  
,并令供给行状神道碑墓志等,仰本家亲属限日近修写,疾速附递缴纳,赴实录院。”刘克庄跋庄侍郎  
行实提到,其曾于史馆发现庄侍郎在实录中附传的事迹多源于行状通过对比发现,宋人以行状修史较  
之前代有以下明显变化一是宋人将行状修史范围扩大到起居注日历实录等,范围的扩大必然影响行状  
的书写,在内容上要求接近史实,为了避免虚美隐恶的情况,宋人采取再三去问的方式互证状文的真实情  
诚如朱弁曲洧旧闻所言,“所载事迹,以同时之人考之,自不可诬,亦何可废表明宋人对行状入史  
报以积极的心态二是国史传记以行状为底本的情况更为普遍,这必然导致行状的书写体例向传记靠拢,推  
动宋人进一步产生行状属于传记的心理。  
,
最后,宋代史官的多元化先秦时期史官以世守为主,史官负责记录历史外,还需承担占卜事宜,两汉时  
期史官逐渐摆脱巫祝的身份转向专门修史魏晋时期设立著作郎专职著作,与先秦两汉史官相比,自魏晋设  
立著作郎后史官群体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此之前史官以史学家居多,多数史学家都有家学渊源,自此之后,文  
学家成为史官情况增多,史官队伍初步走向多元化唐代改变六朝以来修史的制度,“以宰相监修国史,置兼  
修国史直馆等史官,另设起居郎起居舍人记事记言,集注起居到了宋代,随着宋代官方修史规模不  
断扩大,史官群体日益壮大,传统主要由独自著史者具有家传或师承的史家以及地域性鲜明的史家所构成  
的治史队伍格局被打破,由此形成崭新的官私治史队伍在该队伍中,不仅涌现出了史官世家史学世家以  
ꢉꢈꢇ,  
及门派与地域性鲜明的治史群体,而且这些群体著史成就突出,连带治史效应明显由此形成了成熟的史  
官群体多元化格局因为史官群体的多元化,因此宋代对史官的要求相较于前代更为灵活:六朝时期虽然出  
李延寿南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1781。  
朱季海南齐书校议》,中华书局2013年版,22。  
王溥唐会要》,中华书局1955年版,1090。  
徐松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57年版,2377。  
朱弁曲洧旧闻》,孙菊园王根林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152。  
徐松宋会要辑稿》,2140。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57,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191。  
朱弁曲洧旧闻》,152。  
牛润珍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1。  
ꢇꢈꢉ燕永成宋代治史队伍的多元化》,《江西社会科学2018年第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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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晓云赵彬宋代行状地位的提升:从哀祭类到传记类的转变  
现行状,但是考验著作郎史学功底的标准是到职后撰名臣传一人,与行状无涉唐代行状入史情况虽增  
,但几乎未出现文人因撰写行状被任命为史官的情形,这种情况在宋代得到改变,《宋史载李清臣撰写韩  
琦行状后,“神宗读之曰:‘良史才也。’召为两朝国史编修官,撰河渠律历选举诸志文人因撰写行状被  
直接任命为史官在宋代并非个案,《宋史·曾肇传载曾肇撰写曾公亮的行状得到宋神宗青睐得以迁国史编  
修官正是因为宋代多元的史官群体才会出现因行状而任职的景象,这也间接引导了宋代行状向史学化传  
记化靠近。  
总之,宋代史学化的传记观念以行状修史被广泛接受宋代史官的多元化三个因素是相互支撑的关系,  
它们合力推动了宋代行状走向史学化,促进了宋人形成行状属于传记的观念。  
宋代行状划归到传记类的影响  
宋代将行状划归到传记类是前所未有的,其本质是宋代行状地位得到提高,其影响也是深远的,从宏观  
来说宋代行状出现史学化传记化的倾向,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宋人视行状为私修史书自来史书便有官修私修之别,官修受统治者意志影响很难发挥作者主  
观能动性,私修受君主意志影响较小,可以掺杂个人主观情感在宋代史书范畴极广,如陈傅良嘉邸进读艺  
祖通鉴节略序所言:“本朝国书有日历,有实录,有正史,有会要,有敕令,有御集,又有百司专行指挥典故之  
三朝以上,又有宝训,而百家小说私史,与士大夫行状志铭之类,不可胜纪。”综合李焘盖日历即国  
史也,祖宗实录正史亦国史也,起居注时政记圣政录及会要亦国史也的观点可知,在宋人眼里起居注、  
日历实录时政记圣政录国史会要敕令御集宝训属于官修史书,小说行状志铭属于私修史书从  
史学的角度看,私史也是”,虽然可以适当发挥主观能动性,但是整体上需要与主流意识保持一致,这也就  
影响到宋代行状的书写古代以忠孝为基本道德准则,统治者也一再宣扬忠臣孝子以维护统治因此翻阅  
全宋文中行状发现,文中在描绘人物大节时主要是凸显忠孝方面,如赵善括翟侯行状跋为臣死忠,为  
子死孝总结了行状对状主形象的书写。  
第二,宋人视行状为私传私传私史的区别是范畴大小的问题,私史与正史相对,如上文所言正史范畴  
广,私史的范畴自然不小,而私传仅与同属于传记类的正史列传对举,其范围比私史小很多对史传私传等  
一系列传记区分的标准,清人黄本骥作出如下阐释:“一盖棺论定,有事迹可纪传示后人,如历代史书列传是  
一其人已殁,勋业烂然,私为立传,为异日入史张本,如诸家集中私传是也一其人现存,于史法不应为  
,而言行有关于世道人心,不可无传如韩之何蕃传》,苏之方山子传是也。”根据黄氏观点,史传私  
传两者共同点是传主为真实存在过的人物,其不同点是史传为得到官方认可的正史列传,拥有权威性,其地  
位高于其他传记,私传为私人著述的传记,其目的就是为入史张本”,意即备史官采择此观点虽然在清代  
明确提出,但是宋人已经隐约地表达了这种观念从文体学的发展历程看,明清是文体学的总结期,它们抽  
绎前人观点,并不代表前人没有这种思想,从这个角度观照宋人将行状视为私传是合理的以苏轼为例,苏  
辞免撰赵瞻神道碑状谈到平生坚守不为人撰写传状碑志的原则,其撰写司马光行状是为报答司马光  
曾为其母亲撰写碑铭的情意,至于为何不撰写行状的原因在此没有作出解释不过,他在陈公弼传予以说  
:“轼平生不为行状墓碑,而独为此文,后有君子得以考览焉。”从中可以看到,苏轼认为行状墓志都是私  
,其目的都是为了让君子得以考览”。宋代将行状视为私传是常见的,杜大珪遴选诸家墓志墓表神道  
家传行状编著成名臣碑传琬琰集》,其目的是以便后学之有足观考,认为传状碑志等私传有质诸正史  
据房玄龄晋书·职官志》:“著作郞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参见: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735。  
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10562。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267,435。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210,222。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241,404ꢆ405。  
黄本骥黄本骥集》,刘范弟点校,岳麓书社2009年版,264ꢆ265。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91,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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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而皆合,学者将阶此以考信于得失之迹,不为无助云的功能。  
行状既然是私传,私传与史传的书写要求是不同的,民国张传斌文辞释例有阐释:  
史传例须称名,亦有书字与官爵者若私传,则可称某公某君某先生盖私人之称谓,与国  
史自不同也古者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氏与姓不容相混,郑渔仲论之最详如有若曾参上一字,  
皆氏也,朱子误以为姓,阎百诗已辨之矣凡作传者,男子宜称公某氏君某氏,或某县某氏;若纪妇  
,则宜称名,无名则称姓:此自》、《以来之通例也近人为烈妇贞女作传,往往以烈妇贞女  
目之,而不称名假如为忠臣作传,不称其名,而称忠臣可乎? 凡纪妇行,无名者,皆应书姓;除标题  
,不得以烈妇目其人又官名地名,必从时制②  
按照张氏观点,私家传记与正史列传在书写官名地名等关乎制度沿革的名词时必从时制”,对于传主  
姓名的书写方式则有不同的要求,史传可直接书写传主姓名,私传则不必如史传般严谨,可以为尊者讳为亡  
者讳,对其可以使用尊称翻阅全宋文收录行状,发现对于状主名姓的书写符合私传的书写体例,而在地  
名使用方面偶有特例,如林光朝别乘陈公行状谈到状主转迁时有改承奉郎,知会稽郡余姚县字样,宋  
代地方主要是州县两级,没有实行郡县制,《宋史·地理志载余姚县隶属于越州(后改绍兴府),林光朝使用  
会稽郡是沿用前代称谓,正是因为他书写私传的不严谨,可看出宋人在书写史传私传是有区别的,毕竟私传  
的要求没有史传那般严苛对于要求墓志行状等私传书写职官地名等不能借用前代名称的现象,宋人是  
提出过意见的宋毕仲荀幕府燕闲录:“范文正公尝为人作墓志,已封将发,忽曰:‘不可不使师鲁见  
。’明日以示师鲁,师鲁曰:‘希文名重一时,后世所取信,不可不慎也今谓转运使部刺史,知州为太守,诚  
为脱俗,然今无其官,后必疑之,此正起俗儒争论也。’希文抚己曰:‘赖以示子,不然吾几失之。’”尹洙认为  
私传的职官地名应从今,不需为追求雅致而沿用古名总之,宋代行状对姓名职官地名的书写整体上是  
符合私传体例的要求。  
第三,宋代行状书写传记化文体在发展过程中时有破体现象,“破体就是破坏旧的文体,创立新的文  
,或借用旧名,创立一种新的表达法,或打破旧的表达法,另立新名质言之,文体破体从名实考辨可  
以基本分为两种:一是名异实同,即名称发生变化,体例相同;二是名同实异,即名称不变,体例发生变化从  
名异实同的角度看,行状的变体有述行述行实行迹事状事述事略事实状逸事状行业记从名同实  
异的角度发现,宋代行状书写体例呈现传记化的情况明显增多行状的基本书写体例如上文所言,将状主曾  
祖考三代姓名乡贯列于状前或状内,文中记载状主寿年埋葬地,文末交代行状目的然后可以用谨状二字  
卒章传记的基本体例是以叙一人之始终为中心,开头不需要列三代信息,文末若想抒发议论可书写赞  
”、“太史氏曰等字样发表观点,其结尾基本无以谨状结束的案例从传世文献发现历代行状的书写体  
例情况如下:翻阅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两晋南朝文补遗得六朝时期行状凡计8,4  
篇残缺不全难以判断,2篇请谥,其书写基本符合行状体例,2篇未书创作目的的行状其体例接近传记;翻阅  
文苑英华》、《全唐文》、《全唐文补编》、《唐全文拾遗》(同一篇目,不同出处只算一次)得唐代行状42,其中  
25篇表明目的的书写上符合行状体例,8,92;代  
行状数量增多,翻阅全宋文得行状411,其中有110篇未书写创作目的,而在未书写创作目的的行状中  
14篇书写体例近于传记从现有的资料看,宋代传记化行状的数量明显超越前代,其本质是宋人将行状  
划归传记类后所产生影响的具体体现。  
综上,宋代是我国史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在此背景下,作为兼具文与史特性的应用型文体的行状逐渐发  
生史学化传记化转变的倾向是在情理之中的,宋人将行状划归到传记的观点一直影响到元明清直至当代,  
后学在宋人的基础上不断丰富理论,甚至提出了将传记行状统称传状类的观点。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290,207。  
余祖坤编历代文话续编》,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2058。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210,96。  
杭世骏订讹类编》,陈抗点校,中华书局1997年版,188。  
周振甫文章例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版,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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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晓云赵彬宋代行状地位的提升:从哀祭类到传记类的转变  
结语  
自古以来,文体需要经历生成发展成熟鼎盛式微消歇的演变历程,文体发展的各个时期是呈现不  
平衡的状态,有的阶段时间长,有的时间短促文体观念的流变也同样如此,在某一时期对某一文体的看法  
单一,而另一时期则多元丰富,这些变化都与时代变迁密不可分自六朝至隋唐五代,古人几乎把行状看作  
是应用型文体将其划归到哀祭类,将其看作饰终的程序,随着宋代出现传记观念的史学化以行状修史被广  
泛接受宋代史官群体多元化等多样复杂的背景,进而影响到宋人重新审视行状,他们视行状为私史私传,  
在书写时行状体例向传记化发展,最终,宋人行状观念悄然发生变化,将其归到传记类从本质上说,宋人认  
识到行状具有纪一人之始终的传记特征,它与表达哀思的赞诔等文体有明显的不同,行状叙事有法,可与  
史互证总的来说,宋前古人对行状的看法只是将其作为撰写其他文章的素材来源,其地位远低于传记,而  
宋人无论是从观念上,还是实际创作上都将行状视为传记,这些都提高了行状的文体地位,毫无疑问,这是具  
有拓新意义的。  
PromotionofXingzhuangintheSongDynastyFromMourningLiteratureto  
theBiography  
SongXiaoyunꢀZhaoBin  
College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XinjiangNormalUniversityꢀUrumqiꢀXinjiang830017ꢀChina  
AbstractTheconceptoftheliterarystyleknownasꢊXingzhuangꢋhasevolvedovertimeDuringtheSix  
DynastiesꢀSuiꢀTangꢀandFiveDynastiesperiodꢀitwasconsideredaformofmourningliteratureꢀprima-  
rilyusedasrawmaterialforotherliterarystylesꢀwithitsstatusclearlylowerthanthatofbiography  
HoweverꢀduringtheSongdynastyꢀscholarsdiscoveredthatXingzhuangpossessedcharacteristicsofbiog-  
raphyꢀleadingtoitsreclassificationfrommourningliteraturetothebiographygenreꢀelevatingitsstatus  
TheevolutionoftheconceptofliterarystyleswasinfluencedbythechangesofthetimesIntheSongdy-  
nastyꢀthereemergedahistoriographicalconceptofbiographyꢀwidespreadacceptanceofusingXingzhuang  
forhistoricalrecordsꢀanddiversificationoftheofficialhistoriangroupꢀallofwhichaffectedtheSong  
scholarsꢌperceptionsoftheXingzhuangstyleDuetotheSongscholarscategorizingXingzhuangasbiog-  
raphyꢀthereemergedatendencytoviewXingzhuangasprivatelyauthoredhistoricaltextsandprivatebi-  
ographiesꢀleadingtotheadoptionofmorebiography-likewritingstylesinXingzhuangcompositionsdur-  
ingtheSongdynasty  
KeywordsXingzhuangintheSongDnastyꢍliterarystyleꢍbiographyꢍhistoriographyꢍpersonalbiogra-  
phyꢍarticlestyle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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