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卷第3期
024年5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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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1ꢁN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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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2024
为新中国出版事业奠基:
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研究
黄天华
ꢄꢄ摘要:在三大战役即将胜利之际,中共中央决定尽快把新解放区的出版事业统一起来,把编印马恩列斯文献及
中央重要文献之权统一于中央,同时“没收国民党反动派的出版机关”,领导和组织民营书店,整顿翻印、假冒及黄
色书刊泛滥的出版市场,并于1949年2月成立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12月初该出版委员会正式转型为中央人民
政府出版总署下设的出版局。出版委员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导机关,汇聚了中共领导下的在城市和乡村工作的
两支队伍,出版了“干部必读”丛书、“政策丛书”、“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以及不少新版的教科书,整顿了全国的出版
发行市场,培养了大批新干部,初步构建了新的出版发行体系,为中共宣传思想、传播知识、凝聚民心、巩固政权作
出了重要贡献,对新中国的出版发行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出版局;新出版发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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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734ꢅjcnki1000-531520240705
收稿日期:2023-08-31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重大学术文化工程《(新编)中国通史》纂修工程《中华民国卷》、中国近现
代西南区域政治与社会研究中心课题“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研究”(XNZZSH2302)的阶段性成
果。
作者简介:黄天华,男,四川盐亭人,历史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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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四川地方史,E-mailꢆhthzf@163com。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新闻、出版事业。中共创立后先后设置过宣传报刊部、出版部、出版局、出版委员
会、中央党报委员会和出版发行部等重要出版领导机构,创办了《向导》、《新华日报》、《共产党人》、《解放日
报》等众多报刊,创建了人民出版社、长江书店、华兴书店等出版社和书店,为中共革命胜利贡献了重要力量。
1949年2月成立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以下简称“出委会”)是中共出版史上非常重要的领导机关。
据出委会总结,“我们自己经营的出版事业,紧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不断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形成飞
速的发展”,“对我们的出版物,工人及学生莫不热烈欢迎,在新解放区,各阶层读者亦因亟想明*我党政策,
争先恐后,购阅我党新书”,1948年6月至1949年6月,在华北一地(含平津)“最好销的”出版物,计有《新民
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各28万本,《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20万本,《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5万本,
《
社会发展简史》 万本①。这些书的出版发行是中共宣传战、心理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书籍是最重要
14
的战略性宣传工具”②,“阅读绝对可以改变观念,为推动导引生活世界的变迁,供应可能的思想动力”③。曾
任出委会印务科科长的著名出版家王仿子就说,“建国前后党的出版管理机构‘出版委员会’是新中国出版史
①
出版委员会《全国出版事业概况》(1949年6月5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中国
书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ꢇ119页。按,引文中的“*”,系原文如此,疑为“了”字。
②
③
王绍光《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读书》2002年第5期,第101页。
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一八三三~一八九八)》,凤凰出版社2019年版,第3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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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天华ꢄ为新中国出版事业奠基: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研究
上的一段不容忽视的史实”①。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武斌也说,“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虽然只存在了
不到一年的时间,是一个临时性机构,但是对党领导的出版事业的集中统一,对新中国出版体系的建立,起到
了承上启下的作用”②
可见出委会在中共及新中国出版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 ,
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重要机构的研究还比较薄弱。由于材料相对较少,导致既存论述主要来自王仿子等
亲历者的回忆,但相关内容过于简略,一些细节的把握也不准确。比如魏玉山《出版委员会始末》、《再谈出版
委员会》两文对其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梳理,认为“出版委员会建立的初衷不是成为党的机构,而是政府机构。
所以称之为出版委员会更确切”,而不应称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③,但这一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黄
江军在《中共执政以前毛泽东著作的经典化(续)》中说“出版委员会成立之初,就开始筹备成立出版局” 这
一说法也不准确。其实,筹备出版局在前,只是因为时机不成熟,成立的是临时的出版委员会。武斌《建国前
后党的出版管理机构———出版委员会》一文和刘宋斌《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史》一书也简要叙述了出委会⑤,
王秀涛《知识建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新华书店出版物的考察》、《民营出版业的改造与“十七年”文
学出版秩序的建立》以及《建国初期城市旧书摊改造与新文艺的推广》几篇文章,对1949年前后新华书店的
出版物以及民营出版业的改造作了简要的梳理,值得参考⑥。在此基础上,本文充分利用目前所能搜集到的
相关史料⑦,对出委会的来龙去脉及其具体工作作一细致梳理,旨在加深人们对于新中国初期马克思主义思
想的传播过程、中国人阅读习惯的演变过程以及新中国出版发行体制的由来的深入理解,并推动中共宣传
史、新中国出版史以及阅读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④
,
一ꢄ中宣部出版委员会的渊源
1938年12月之前,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委员有王明、张闻天、王稼祥,没有确定负责人;之后,陆续增加
或改任徐冰、凯丰、乔木、陆定一等人为委员。1939年9月,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成立,李富春任部长;1941
年12月,改设中共中央出版局,管理中央一切出版发行事宜,博古兼任局长,并以博古、凯丰、吴亮平、李富
春、肖向荣等9人组成出版委员会,博古为主任。1942年3月11日,中共中央决定以博古为中央党报委员
会主任。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取消党报委员会,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王稼祥
任副书记,博古、凯丰任委员,管理宣传部、出版局等机构。⑧1946年1月,中央出版局并入中央宣传部。
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离延安。
948年1月底,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成立边区出版局,“并改组与扩大晋察冀新华书店,作为出版局统
1
一对外发行的机构”,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部长周扬兼任出版局局长,王子野任编辑部长,李长彬任出版发
行部部长兼晋察冀新华书店经理,王钊任出版发行部副部长兼新华书店冀中总分店经理。这几人都对后来
的中宣部出版委员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大约同时,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也决定设出版局,并在各区设出版
委员会。
⑨
①
②
③
武斌《建国前后党的出版管理机构———出版委员会(下)》,《出版发行研究》2013年第1期,第106页。
武斌《建国前后党的出版管理机构———出版委员会(上)》,《出版发行研究》2012年第12期,第92页。
魏玉山《出版委员会始末》,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编纂组编《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63页;魏
玉山《再谈出版委员会》,叶再生主编《出版史研究》第3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85ꢇ186页。
黄江军《中共执政以前毛泽东著作的经典化(续)》,《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7期,第25页。
④
⑤
武斌《建国前后党的出版管理机构———出版委员会(上)》,《出版发行研究》2012年第12期,第92ꢇ94页;武斌《建国前后党的出版管理机
构———出版委员会(下)》,《出版发行研究》2013年第1期,第103ꢇ106页;刘宋斌《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史》第1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9
年版,第809ꢇ815页。
⑥
⑦
王秀涛《知识建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新华书店出版物的考察》,《文艺研究》2023年第6期,第70ꢇ81页;王秀涛《民营出版业的改
造与“十七年”文学出版秩序的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2期,第161ꢇ170页;王秀涛《建国初期城市旧书摊改造与新文艺
的推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4期,第78ꢇ90页。
因为出委会直属中宣部,并产生于战争年代,不仅当时报刊上的相关报道非常少,而且涉及到出委会的日记、书信等个人史料目前出版的也
非常少,所以本文主要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ꢇ1949)》、叶圣陶《北游日记》、《宋
云彬日记》以及《人民日报》、《胶东日报》相关报道等史料来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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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⑨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3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8ꢇ39、54、57
ꢇ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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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关于成立边区出版局的决定》,《晋察冀日报》1948年2月2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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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48年5月,晋冀鲁豫解放区和晋察冀解放区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华北局,周扬出任华北局宣传部部
长;6月,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区的新华书店合并为华北新华书店总店。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对出
版发行工作的领导,规定:“凡各地用党及党的负责同志名义所出版的书籍杂志,在出版前,应分别种类送交
党的有关部门审查。例如普通出版物,由相当的党委宣传部审查;重要的政治性出版物,由相当的党委或上
级党委审查;凡关于全国性、全党性问题的著作,其内容不同于中央已经公布的主张,或虽无不同于中央主张
之处,而其性质特别重要者,均应送由中央审查或取得中央同意出版。凡中央负责同志未经正式公布的著
作,未经中央同意,各地不得擅自出版。中央负责同志已正式公布的著作,各地在编辑或翻译时,亦须事前将
该著作目录报告中央批准。并请作者重新加以校阅或修改。”①1948年7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规定:
“各地书店、图书馆、民教馆的书籍、杂志、报纸,凡系蒋管区出版者,须经地委或县委宣传部门的审查,始得出
售或陈列。”②
③
稍后,中央“决定建立出版工作的全国性的统一集中的领导机构”。1948年9月30日,中央宣传部向
毛泽东报告称:“中央出版局的设立”亦有必要,中宣部的工作人员“须加以充实”,“希望由香港回来的同志中
④
找一批,同时向各地区去陆续调来”。10月18日,在中共港澳工委文委领导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总管理处在香港正式成立,曾长期在国统区工作的黄洛峰任管理委员会主席。不久后,黄洛峰奉命北上,
准备筹建中央出版局。11月16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副部长廖承志、胡乔木等研究决定,部内分设编审
组、党内教育组、普通教育组、翻译组、出版组、文艺组、图书馆组等,并成立广播管理处,其中编审组先由张仲
实任负责人,1949年1月即由胡绳任负责人,出版组由祝志澄任负责人,图书馆组由于光远任负责人。换言
之,中宣部正在积极筹划重新建立中央出版局,并且从香港抽调黄洛峰、胡绳等人回来加强工作。
1948年12月25日,华北局宣传部召开出版会议,明确新华书店经营的总方针是“减低成本,提高质量,
保证供应,改进发行”,并且“不能追求利润,以做到实物保本(以纸张、铅字、小米计算),维持再生产为原则”,
稍后中宣部出版组指示把这条修改为“必要亏本的地方亦应不惜亏本。客观需要而又条件容许时,应增加在
出版事业上的投资”。12月底,由于平津战役、淮海战役即将胜利结束,中共中央要求进一步加强对出版工
作的指导,并积极整顿出版市场,因此指示:攻下平津后,把解放区出版事业统一起来,把编印马恩列斯文献
及中央重要文献之权统一于中央,消灭出版工作中各自为政的无政府状态,“没收国民党反动派的出版机关。
⑤
…
…如正中书局、中国文化服务社、独立出版社、拔提书店、青年书店、兵学书店等,均属此类。……如有民营
书店之借用上列牌号者,则应在处理上加以区别。此类书店没收后,原书店即不准再开业”,“民营及非全部
官僚资本所经营的书店,不接收,仍准继续营业”,“凡允许继续营业的书店,其书籍暂任其自由发卖,不加审
查”,“对于新出版的书籍中,如有政治上反动而又发生了重大影响的书籍,必须干涉及禁止者,暂时采用个别
禁止及个别干涉的办法。这些书籍如非由显著的反动派所著作出版,则在采取禁止干涉措施前应向中央请
示”⑥。
二ꢄ华北出版市场亟需整顿
1949年1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指出,“华北区的出版工作,半年来已获一定成绩和进步”,华北新华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与报告制度的规定》(1948年6月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
作文献选编(1937ꢇ1949)》,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699页。
《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关于宣传制度的规定》(1948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新华出
版社1980年版,第210页。
《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黄洛峰在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第四次大会上的报告)》(1949年10月5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268页。
《中央宣传部关于宣传工作的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1948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
作文献选编(1937ꢇ1949)》,第729页。
《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关于当前出版工作几个问题的决定》(1949年1月7日)、《陆定一就华北局宣传部关于出版工作问题的决定致周扬
的信》(1949年1月27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3、8页。
《中央对新区出版事业的政策的暂行规定》(1948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
选编(1937ꢇ1949)》,第766ꢇ7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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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天华ꢄ为新中国出版事业奠基: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研究
书店出版新书约20万册,小学课本印行170万册,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区新华书店自己编印出版的新
书有20余种,通俗刊物《平原》、《工农兵》先后复刊,《工农兵》每期销行1万多份,“编辑审查上基本上克服了
无政府无纪律的混乱现象”,但是,出版工作中的缺点还很多,首先是“书店出货供不应求”,“不但学校教科书
不能满足需要,而且干部的基本用书也经常买不到。往往一种书籍(如《社会发展简史》等)未出工厂就已分
配预购者”,其次是“书价贵”,“这是普遍的呼声,有的地方小学儿童因买不起书而辍学”,再次是“书店管理没
有真正实行企业化的方针”,表现为“没有精确的计算,没有一定的制度,浪费的现象相当普遍,华北新华书店
曾印废小学国语课本五万册之多”,最后是“发行工作上也做的不够好”,以致造成了“一方面书店积压课本很
多,而另一方面群众买不到课本的很不合理的矛盾现象”,因此,华北局宣传部要求:“减低成本,提高质量,保
证供应,改善发行”,“新解放城市迫切需要的书籍(如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以及党的政策
文集等),各区书店都应按着需要与可能加以翻印,尤其是华北新华书店更应努力解决供求矛盾的问题”①。
当时各种革命文献的单行本、翻印本非常多。据学者统计,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有244种单
行本,1945年发表的《论联合政府》有193种单行本,1939年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有164种单行
本,1947年发表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有88种单行本,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
63种单行本,1949年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有58种单行本,1950年以前的《毛泽东自传》有六七十种版
本,中共执政以前的《毛泽东选集》多达十余个版本(含翻印本)②。
这些单行本、翻印本中,既有各中央局、各地新华书店出版、翻印的,也有很多私营书商出版、翻印的。即
便是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出版、翻印的,也会有很多错漏。1949年8月,解放社编“政策丛书”之一《将革命进
行到底》时就指出,书中收集的文件,“过去在各地发表时,因用电报传达的关系,或多或少地有些错漏,现在
特汇印成册,并根据新华社原稿加以校对。以后各地翻印时,应即以这个版本为根据”。1951年,新版《毛
泽东选集》对之前的各种版本《毛泽东选集》评论说:“都是没有经过著者审查的,体例颇为杂乱,文字亦有错
讹,有些重要的著作又没有收进去。”④私营书商翻印的革命文献,错乱情况就更为严重。1949年春夏,出委
会发现:在北平,“光琉璃厂一带,就有15家左右专做翻版工作,他们之间并有密切联系”,“他们校对马虎,常
整句脱漏,错误百出;他们粗制滥造,一般用次等纸小五号字密排”;“虽定价较低,一般尚有利可图”⑤。这个
问题,出委会曾“与有关各方磋商过,均无具体办法”,遂决定:“用解放社、新华书店名义登报声明:今后凡翻
印解放社、新华书店的书籍必须事先征取同意,否则依法办理。”⑥11月,新成立的出版总署办公厅亦指出,
③
“北京一向有翻版书商的存在,过去主要翻印学校用书及教学参考书。北京解放后,一方面见[鉴]于一般知
识分子迫切需要了解我国革命新形势,中国共产党对经济、文化、社会的各种政策,对于此类政策性的读物需
要数量十分巨大,一方面因我国营及公私合营的书店不能及时和充分的供应,随转而经营此类书籍的大量翻
印。2月至4月间街头巷口专买[卖]翻版文件的书摊尤多。自5月间解放社、新华书店登报禁止翻印后,翻
印工作曾一度稍戢,嗣后,因我采取宽大措置,未实施严格查禁,这些阳奉阴违的翻版专商,遂转入地下活动。
并以北京为中心,其发行网已扩伸至天津……沿陇海路到达开封、郑州、洛阳等地”;并且,据初步调查,北平
的15家翻版书商,总共出翻版书91种,政策文件性的占90%以上,如《社会发展简史》、《共产党宣言》、《中
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以及联合出版社的《初中国文》第一册,其他不到
10%的是“属于通俗政经”(如《大众哲学》、《辩证法唯物论入门》等)以及“文艺”(如《兄妹开荒》、《白毛女》
等),而这91种翻版书的印销册数,“以每种3000册估计,即达27万册之谱”;继而分析指出,翻版书之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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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共华北中央局宣传部召开出版工作会议决定今后出版工作方针今后要做到:减低成本提高质量保证供应改善发行》,《人民日报》1949
年1月23日,第2版。
②
③
④
⑤
黄江军《中共执政以前毛泽东著作的经典化》,《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6期,第86、89、93ꢇ94页。
解放社编辑部《出版者的话》,解放社编《将革命进行到底》,新华书店1949年版。
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本书出版的说明》,《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1页。
出版委员会《全国出版事业概况》(1949年6月5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133
页。
⑥
《出版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记录(节录)》(1949年5月4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
第86、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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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泛滥,首先是“粗制滥造,出版的快”,以迎合市场的需要,其次是“业务开支小,成本低,它的书价较国营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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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合营低”,以迎合购买力弱的学生、公务员读者,第三是“贩卖利润较高”,以迎合贩卖书商之心理①。
除了翻版书,市场上还有不少假冒书籍出现。1949年3月16日,《人民日报》报道:“近来市场上出现一
种时髦的‘商品’———这就是一些不伦不类的小册子。什么《土地改革法》,什么《城市土地房屋买卖租赁问题
详细解释》、《城市政策》,以及《毛泽东外传》、《毛泽东自传》、《斯大林怎样起家的》等等,名目很多。这些小册
子有些是选自原著,但绝大多数是东抄西摘,断章取义,不完全、不切当、或根本错误地叙述与解释共产党与
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和党的领袖的历史;有的居然冒充共产党人的口气(并教给书贩子说是新华书店出版
的)替共产党杜撰一套‘城市土地政策’……。这些先生们居然如此神通广大,能够把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从来
没有作过决定的事情,事先替他们‘决定’和公布出来!”这类小册子的制造者,要么政治理论水平低,要么是
纯粹的投机商人,“利用人民对于共产党及其领袖仰望的热情和人们极欲了解党与政府各项政策的心理,从
而就大造假货,鱼目混珠”,要么“是一些别有用心的破坏分子,他们的伪造品富有挑拨性,企图扰乱人心;或
故意提出过高的不能兑现的口号,引起人们的各种美丽的幻想,以便在这些幻想不能实现的时候,煽起人们
对共产党与人民政府的不满,以便于达到他们破坏与中伤革命的目的”,这些小册子对人民群众的利益有损
害,甚至有严重的损害②。
此外,市场上还存在黄色书刊泛滥的现象。1949年3月,北平和谈前夕,上海一个报贩告诉记者,“内幕
刊物”和《外国潘金莲》、《偷偷摸摸》、《风骚艳史》之类小册子销路最好,而且,近两月来,这些淫书的“畅销在
内幕刊物之上,薄薄一本售洋千元,还有类乎此的杂志,如《香雪海》等都是,与《中共人物》《中共内幕》等对
抗”,不过,因为“执笔者的造谣”,“内幕刊物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③。
面对这样混乱的出版市场,亟需成立领导机关进行治理整顿。1949年1月7日,华北局宣传部决定:
“涉及全面性的带政策性的政治出版物和工具书(如《国际常识》、《读报手册》等)则必须经本部审查(送审时
须说明该书的材料来源)才可出版”;“代售友邻解放区的出版物一般不必经过审查,更不能随便禁售,如有在
个别具体政策上与本区不适合者,可以不予代售,但亦应经区党委审查批准。大连光华书店之出版物亦同此
例”;“蒋区出版之地图、字典(如《学生字典》、《辞源》之类)及科学、技术和不带或少带政治性之书,经区党委
审查后亦可代售”;“对内地城镇及新解放城市旧书铺及小书贩经售蒋区出版物应具体加以分别,不要过多查
禁。除对最反动的如《中国之命运》及蒋匪官办书店出版的公开宣传法西斯思想的反动政治书刊当然应坚决
予以查禁外,一般书店(如中华、开明等)出版的文化科学书籍及教科书一般的不应查禁。普通的旧书(如四
书五经、三国、水浒、西游等等),一般的均不应查禁”。2月16日,临时出版委员会筹备会第一次谈话会也
明确指出:“审查目前发售之书刊和小学教科书的生产问题”,也是“需要立即筹划开始的”⑤。
三ꢄ出版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性质
④
1949年1月28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称:“黄洛峰是调来准备担任中央出版局工作的,望帮助他了解
东北及三联两书店的出版情形、干部配备、印刷力量和纸张供求情况,然后要他迅速前来,以便建立中央出版
局。”⑥
大约同时,中宣部出版组的祝志澄、华应申、徐律、朱执诚等十几人被派往北平参加接管工作,并部署出
①
《出版总署办公厅计划处关于北京市翻版书刊情况的初步调查报告》(1949年11月),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
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572ꢇ573页。
②
③
《谨防假冒》,《人民日报》1949年3月16日,第4版。
《出版业面临厄运!文化街萧条冷落,成本高,销路窄,新书几成绝响。惟一能够存在的,只有色情刊物和戏考歌谱了》,《和平日报》1949年3
月22日,第4版。
④
⑤
⑥
《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关于当前出版工作几个问题的决定》(1949年1月7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
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4ꢇ5页。
《临时出版委员会筹备会第一次谈话会记录(节录)》(1949年2月16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
(一九四九年)》,第15页。
《中共中央关于东北与三联两书店关系问题给东北局电》(1949年1月28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
料(一九四九年)》,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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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天华ꢄ为新中国出版事业奠基: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研究
版书籍,供应新解放的城市。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11日,为筹划和进行新华书店总店与
华北新华书店之统一工作以及领导新华书店、新中国书局(即三联书店)两店的出版事业,中共中央决定暂不
设置中央出版局,而组织临时的出版工作委员会,由黄洛峰、祝志澄、华应申、华北局秘书长平杰三、华北局宣
传部出版科科长王子野、华北新华书店经理史育才、新中国书局负责人欧建新七人为委员,“在中央还没有搬
到北平以前,由华北局宣传部周扬同志领导”①。
1949年2月15日,黄洛峰到达北平。2月16日,临时出版委员会筹备会召开第一次谈话会。在会上,
周扬宣布,“关于平、津解放后之华北出版问题,陆部长于本人来平前决定暂先在华北局宣传部领导下,由中
宣部出版组、新华书店、新中国书局等处同志合组临时出版委员会统筹华北出版工作。临出委会委员,除陆
部长函中指定的黄洛峰、祝志澄、华应申、平杰三、王子野、史育才、欧建新诸同志外,再加卢鸣谷、王钊两同
志。……这个会议黄洛峰同志主持”②。后又召集过第二次谈话会及出委会第一、二次会议,确定了“出委会
组织的具体分工和人事分配”,并明确了黄洛峰任主任委员,“在黄洛峰、祝志澄、王子野三同志未在时,本部
工作暂由华应申同志代理”的组织领导机制③。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东北书店的卢鸣谷、华北新华书店的王钊两人是周扬宣布增加的,但并未得到中宣
部的认可。因为,在1949年6月30日《出版委员会综合报告》提供的委员名单中,并没有卢鸣谷、王钊两
人④;10月,在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上,黄洛峰报告说,中央“指定黄洛峰、祝志澄、平杰三、王子野、华
应申、史育才、欧建新等为委员(以后又加了徐伯昕同志)”⑤,也没有提到卢鸣谷、王钊两人;在会议出席代表
名录所列出的出委会委员中,也没有他们两人的名字,王钊是以出委会秘书室主任的身份列席会议的,当时
卢鸣谷作为华东出版委员会副主任未出席会议,尽管史育才也不是以委员的身份而是以华北新华书店经理
的身份参会的,但11月7日、10日、14日、26日召开的出委会会议中,史育才都是出席者,而王钊却是列席
者,故王钊、卢鸣谷不是中宣部认可的出委会委员⑥。
949年2月22日,在出委会成立的第一次会议上,周扬强调:“出委会为华北最高出版机关,各种出版
1
物都应该经过核准始得出版。”“这个出委会的机构是一个集中的领导机构,不是一个联席会议,不是协同,而
是统一。”⑦在1949年2月底以前,出委会的工作重心是接管国民党党营出版社、书店;3月份的工作重心则
是复建印刷厂、油墨厂等。3月15日,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致函出委会说:“本会接管之
正中书局北平印刷厂、独立出版社北平印刷厂、中国文化服务社文化油墨厂,业经中央批准交由中央出版局
管理。”⑧其实,出版局这时并未成立。
①
②
③
《中共中央关于北平出版事业致彭叶赵电》(1949年2月11日)、《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黄洛峰在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第四次大会上的报
告)》(1949年10月5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13、268页。
《临时出版委员会筹备会第一次谈话会记录(节录)》(1949年2月16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
(一九四九年)》,第14ꢇ15页。
《出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记录》(1949年2月26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34
页。
④
⑤
《出版委员会综合报告》(1949年6月30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160页。
《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黄洛峰在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第四次大会上的报告)》(1949年10月5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
《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268页。
ꢀ
ꢀ
⑥
《华东出版委员会青年工作者会师会上热烈发起建团运动》,《文汇报》1949年10月16日,第3版。按,王仿子在《回忆出版委员会》中说,在
出委会第一次会议记录上,王钊、卢鸣谷是出席者,到第十次(5月4日),王钊仍是出席者(卢鸣谷已去上海),但从5月11日第十一次会议
起,王钊成为列席者,所以他怀疑王钊、卢鸣谷并未被中宣部认定为出委会委员(参见:王仿子《回忆出版委员会》,宋应离等编《中国当代出版
史料》第7卷,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第52ꢇ54页)。又,1987年,卢鸣谷告诉魏玉山,他是委员之一;魏玉山认为,委员应该包括卢鸣谷、王
钊,但1949年10月黄洛峰在全国新华书店会议上讲出委会委员时,没有提到华东出版委员会副主任卢鸣谷,当时在现场的有华东新华书店
经理王益、华东出版委员会委员万启盈等人,黄洛峰应该没有讲错,所以卢鸣谷应该不是中宣部认可的委员(参见:魏玉山《再谈出版委员
会》,叶再生主编《出版史研究》第3辑,第183页)。
⑦
⑧
《出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节录)》(1949年2月22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
第25页。
《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关于将正中书局北平印刷厂等交给中央出版局管理的通知》(1949年3月15日),中国出版科学研
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36页。
17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当时接管的厂基本上是残破的,其设备损毁严重。比如正中印刷厂,“曾被特务一把火,把全部精华都烧
光,只剩下四十余部残余机器,可是这一部分残余的东西,又被人民印刷厂把最重要的5部密勒机4部胶版
机迁去了。余下这些部分,要恢复起来倒很不容易。这个厂除了剩余机器修理后尚可应用外,最主要的是缺
少排字设备”①。稍后,北平新华印刷厂在正中书局北平印刷厂、独立出版社印刷厂、工合印刷厂的基础上组
建成立,为新华书店的印刷业务奠定了基础。
不过,出委会与新华书店总店的关系,最初一直没有厘定,由此带来了不少困惑。1949年2月26日,在
出委会第二次会议上,委员们就此进行了专题讨论。史育才主张,“出委会应当和书店并成一起,才能成为一
个真正的权力机关,才能真正成为一个执行机构”,王钊也认为,“只有彻底合并,才能使人事上、工作上容易
推动和发挥最大的工作效率,避免人事上、经济上、工作上的浪费和杂乱等现象”;但是,华应申却说,根据周
扬的意见,“出委会与书店仍旧应当做两个机构,出委会是一个计划机构,偏重在原则上的领导,书店才是一
个业务机构”,王子野也认为,“出委会不仅是管理新华书店,其任务应广泛包括全华北区的出版工作与领导
组织全区的发行出版与出版物的审查等工作。出委会与书店不可能并为一个机构,出委会的工作,应当是编
辑、审核、计划、设计等工作,而书店工作则可以专任印刷、发行等工作”;最后,会议决定,“华北新华书店的领
导关系,应提请华北局正式做成决定,分别用书面通知出委会与华北新华书店及各有关机构,正式移转”②。
1949年3月中旬,黄洛峰前往西柏坡请示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初步商定:“出版工作,计划分成两个系
统,一为解放社,专一出版党的各种文件书籍;一为出版局,是国家企业机构,出版党文件以外的其他书刊和
教科书。解放社暂时只是一个虚设机构,具体的出版工作,由出版局来做”③。 ,
同时中央指示:“出版工作需
要统一集中,但是要在分散经营的基础上,在有利和可能的条件下,有计划的、有步骤的走向统一集中。”④
1949年3月25日,中宣部随中共中央到达北平。两天后,华北局宣传部、秘书处发出通知,决定自即日
起将华北新华书店移交出委会领导,“今后该店之一切经营方针,出版发行计划,干部配备,经济开支等均直
接对出版委员会负责”⑤
。即是说,“ ”
暂先由华北局宣传部领导的出委会从这时起就归中宣部直接领导了,
,
新华书店则成为出委会领导下的一个业务机关。
需要说明的是,魏玉山曾说“使用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的名称不准确,不符合历史实际”,后来他自己
又纠正了这一说法,因为他看到1949年11月28日,出委会曾以“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的名义,先后
发出《关于成立国际书店给各地新华书店三联书店的通知》和《关于保护版权问题给各地新华书店的通
知》⑥。他认为,在1949年4月之前,出委会使用“华北出版委员会”名称,“虽不准确,但是可以理解。在此
之后,使用‘中宣部出版委员会’的名称亦可以。但是这两个称呼只能分阶段使用,它有一定的时间限制。完
整、准确的称呼仍然应是出版委员会”⑦。需要辨析的是,华北局宣传部、秘书处曾称之为“华北出版委员
会”,很可能是因为出委会最初的工作重点是“统筹华北出版工作”。但是,1948年8月,中央就决定“建立出
版工作的全国性的统一集中的领导机构”⑧。在出委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扬也说:“华北最接近中央,而平、津
又是属于华北,将来无疑的全国出版都要统一,所以在步骤上首先把平、津先统一起来,作为一个试验的开
①
②
《出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节录)》(1949年2月22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
第23页。
《出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记录》(1949年2月26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31ꢇ
3
4页。
③
④
⑤
《出版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记录(节录)》(1949年3月23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
第50页。
《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黄洛峰在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第四次大会上的报告)》(1949年10月5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268页。
《华北局宣传部、秘书处关于华北新华分店移交华北出版委员会领导的决定》(1949年3月27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
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57页。
⑥
⑦
⑧
魏玉山原文把“11月28日”误为“12月28日”。参见:魏玉山《再谈出版委员会》,叶再生主编《出版史研究》第3辑,第185页。
魏玉山《再谈出版委员会》,叶再生主编《出版史研究》第3辑,第186页。
《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黄洛峰在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第四次大会上的报告)》(1949年10月5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268页。
174
黄天华ꢄ为新中国出版事业奠基: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研究
端,一个示范,是有此必要的。”①等到中宣部到北平后,特别是随着华东、华中、华南等地的迅速解放,出委会
就逐渐领导全国的出版工作了。在1949年10月全国新华书店会议期间,新华社于7日、9日两日的电讯报
道中都称之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②。所以,出委会的全称,还是以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为最
准确。
对于今后新华书店的方针和任务,出委会经过激烈的讨论,初步形成共识:书店“是为党完成宣传工作”;
发行工作“是为了扩大和深入传播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食粮,不是为卖书而卖书,而是要有计划的有目的的传
播文化食粮”;发行工作“应以城市为主,同时深入到乡村”,“今后城市发行,应到工厂搞流动供应队”,“希望
各县县委组织各县书店”,“深入农村的具体办法,是要奖励中间商和推动文化合作社及各地小书店。同时要
运用小书贩来推销”,“分店内设农村发行科,透过这组织加强供应队、合作社、小书店等的发行工作”③。
1949年6月,出委会获悉《人民日报》社准备出版《新儿女英雄传》,便决定:“函请周扬同志转知《人民日
报》社《新儿女英雄传》即由我处出版,同时函新华社表明各报连载文章,以后均交我处酌定出版。”④但是,
《人民日报》社还是表示准备自己出版《新儿女英雄传》,因此,出委会决定“请求中宣部通告各党报、各出版机
构,凡各地新华书店,机构健全,有足够力量可以做出版工作时,希望报社不再做书店的出版工作,以免重
复”。8月,中宣部正式发出指示:“党的文件,负责同志言论,干部读物等以书本或活页形式出版及对外发
行,是解放社和新华书店的任务,今后这工作应经中央宣传部审查批准,统一由出版委员会及中央局一级的
新华书店办理。各报社或其他部门,不宜兼做这一出版工作,对外印发”⑥。
⑤
可以看出,出委会是一个临时性的出版工作领导机关,最初主要负责领导华北区的出版工作,随着解放
战争的节节胜利,就负责领导全国的出版工作。它的组成人员是跨部门的,包括三联书店负责人、中宣部出
版组成员、华北局秘书长、华北新华书店经理等,是党领导下的在解放区和国统区工作的两支出版队伍的会
合。其性质和权限也有一个从模糊到逐渐清晰的过程。魏玉山就说,出委会既是一个管理机构,负责“对国
民党官营出版机构的接管、书刊的审查、人才的培养、出版、印刷力量的组织、有关干部的派遣等”,又是一个
出版机构,因为它下设有出版处、厂务处、编校科、印务科、美术科等业务部门,它的任务是双重的,“其性质也
是双重的”⑦。但它不像魏玉山所说的是政府机构,而应该就是党的机构,只有当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它才
转型为出版总署下设的出版局这一政府机构。
ꢀ
出委会先后在北京大院胡同5号、司法部街25号、东总布胡同10号等地办公。出委会下设秘书室、会
计室、出版科、编校科、印务科、材料科、杂志出版科、总务科、美术科、文书科等科室。这对1949年12月正式
成立的出版总署出版局的科室设置产生了重要影响(详后)。
至于出委会的员工,截至1949年5月11日,“共计54人,职员只37人。除少数人外,一般业务水平,文
化水平都不高,故工作效率不强,干部配备急待加强”⑧。 ,
为此出委会专门举行了一期业务培训班(详后)。
到该年8月底,出委会本部为87人,其中从性别来说,男同志75人,占86%,女同志12人,占14%;从年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出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节录)》(1949年2月22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
第24页。
ꢀ
《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茶会招待京出版界一致希望建立强固的出版业统一战线》,《新华日报》1949年10月9日,第3版;《中宣部出版委
ꢀ
ꢀ
员会等邀苏代表团德奥米多夫座谈出版事业诸问题》,《胶东日报》1949年10月11日,第2版。
《出版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记录(节录)》(1949年6月20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
年)》,第143、148页。
《出版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记录(节录)》(1949年6月27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
年)》,第157页。
《出版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记录(节录)》(1949年7月18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
年)》,第193、194页。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报社书店分工问题的指示》(1949年8月4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
四九年)》,第197页。
⑦
⑧
魏玉山《再谈出版委员会》,叶再生主编《出版史研究》第3辑,第184ꢇ185页。
《出版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记录(节录)》(1949年5月11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
年)》,第97页。
17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来说,20ꢇ30岁为65人,占74.7%,其他22人,占25.3%;从学业程度来说,中学以上程度者占68%;从参
加工作的先后来说,1949年参加工作者38人,占44%;从党籍来说,党团员36人,占41%,非党团员51人,
占59%,已坦白的反动党团分子4人,约占4%;总括出委会本部、华北新华书店总店、三联书店、油墨厂、印
刷厂全体职工共为785人,连同各地的分散组织共为1428人①。
需要说明的是,1949年3月初,东北局宣传部也成立了出版委员会。据沈静芷该年5月4日报告,“参
加单位为东北书店、东北画报社、新中国书局3个单位。从3月初成立到现在,已开过4次会”,主要工作为:
审查原稿及东北、新中国两店的出版物,重订过渡时期暂行稿费条例,举办业务训练班等②。4月25日,出委
会派徐伯昕、祝志澄、卢鸣谷、万启盈等组成南下工作团,也称为出版委员会沪、宁分会。9月,改设华东出版
委员会,由冯定任主任,王益、卢鸣谷任副主任,下设编辑、发行、厂务三个部,主要负责华东区的出版发行工
作。
四ꢄ出版委员会的出版工作
平、津等地解放以后,对马列主义读物的需求量非常大,而供应的缺口也很大,以至于“南开大学生因书
籍不够,把《新民主主义论》张贴壁上供同学阅读”③。
鉴于此,1949年3月,陆定一主张:“对于教科书,党内教材(12本书,初级党校读本,党员须知,党员识字
课本等),毛主席主要著作,时事及政策书籍,充分供给。对于除此以外的书籍杂志,作有限度的供给,种数多
而份数少。”④出委会也意识到“政策、重要文件、《毛选》、单行本等应保证供应不缺”⑤。10月,又强调任务重
点,“首先是出版文件、政策和干部读物,其次是教科书”,再次是“统一版本”,“把各种版本重加校订,分为‘干
部必读’、‘政策丛书’、‘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等重行排印,打出纸版,分发各区,或寄出样本,由各区翻印”⑥。
解放社编辑出版的“干部必读”丛书,有《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社会发展简
史》、《政治经济学》、《左派幼稚病》、《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
⑦
义建设》、《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苏联共产党历史简要读本》以及《马恩列斯论中国》,共12种。直到
950年9月,
最后一本《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出版,“干部必读”丛书全部出齐。这套书分平装、精装两种,“25
1
ꢀ
ꢀ
开本,直排,版面宽阔,行疏字大”;经初版、重版,总计印了300万册,成为新中国成立前后干部学习马列主
义理论的必备书籍⑨。据1949年10月黄洛峰报告,“干部必读”这套丛书“各方面的需要量很大,由于印刷
条件的限制,纸张缺乏等原因,已呈供不应求之势”,同时,“因为人力不足,这套书的校对工作,还不能令我们
满意。尤其《政治经济学》错讹很多,更感到不安,这套书出版后,一般的反映是定价太高。现在正在研究如
⑧
①
②
《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黄洛峰在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第四次大会上的报告)》(1949年10月5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287页。
《
《出版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记录(节录)》(1949年5月4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
第89ꢇ90页。
③
④
《天津青年的学习热潮》,《群众》1949年第3卷第21期,第12ꢇ13页。
《陆定一关于出版局工作方针等问题致周恩来的请示信及周恩来的批示》(1949年3月17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
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37页。
⑤
⑥
《出版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记录(节录)》(1949年5月25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
年)》,第106页。
ꢀ
《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黄洛峰在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第四次大会上的报告)》(1949年10月5日)、《关于出版委员会的报告》(1949年11
月),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270、479页。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涉及教科书、新华
书店的内容特别多,将另文专论。
⑦
《出版委员会综合报告》(1949年6月30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161页。需
要特别说明的是,《左派幼稚病》出版时,书名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帝国主义论》出版时,书名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底最
高阶段》;《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出版时,书名为《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苏联共产党历史简要读本》出版时,书名为《苏
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马恩列斯论中国》出版时,分为《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两册,而且《马克思,恩格斯论
中国》一书没有冠“干部必读”丛书名。
⑧
⑨
王仿子《回忆出版委员会》,宋应离等编《中国当代出版史料》第7卷,第56页。
武斌《建国前后党的出版管理机构———出版委员会(下)》,《出版发行研究》2013年第1期,第104页。
176
黄天华ꢄ为新中国出版事业奠基: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研究
①
何减低成本”,这也给翻版书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至于《毛泽东选集》,出委会发现,“各地的版本是太混乱了”,“每种版本各不相同,由于这种情况,要统一
出版,首先而且顶顶重要的,就是统一版本”,因此,在报请中央同意后,出委会决定出版一部经毛泽东亲自校
阅改正、文字没有错讹、篇目没有重要遗漏的《毛泽东选集》;据1949年10月5日黄洛峰报告:“《毛选》新版
在5月6日发稿,6月初排完,6月中旬我们校完了3校,现在编委会也已校对完毕,全部校样,正送呈毛主席
亲自校阅中,业经毛主席亲自校阅改正后第二次送校的约有500面,占全书的三分之一。”②后因多种原因,
《毛选》第一卷直到1951年10月才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
“
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由中宣部“文艺作品评判工作筹备小组”负责人周扬主编。1949 5月,这套丛书
年
第一批出版,共52种,包括《暴风骤雨》、《李有才板话》、《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刘巧团圆》等;10月、12月,又
增补了《无敌民兵》、《红旗颂》两种。周扬说,这套丛书主要“选编解放区历年来,特别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
座谈会以来各种优秀的与较好的文艺作品,给广大读者与一切关心新中国文艺前途的人们以阅读和研究的
方便”,“编辑标准,以每篇作品政治性与艺术性结合,内容与形式统一的程度来决定,特别重视被广大群众欢
迎并对他们起了重大教育作用的作品”。7月,在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周扬以这套丛书
为例,分析了解放区文学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和形式,指出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剧及一切封建
旧文艺,建立科学的文艺批评,加强文艺工作的具体领导。并且,这次会议上,周扬当选为全国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副主席。
③
解放社编定之“政策丛书”,有《将革命进行到底》、《论解放区战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国际主义
与民族主义》、《整风文献》(订正本)等书。各种出版物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表1ꢄ出版物分类统计报告表(1949年2月23日至8月31日止)④
类别
一)毛主席著作、我党其他领袖著作
二)党的文献、政策
三)干部必读
四)马列主义古典著作
五)哲学、社会科学及各科研究提纲
六)历史、史料、传记
七)国际问题、各国情况
八)妇女读物
九)文艺理论、创作、翻译
十)教科书、教科参考书、教材
十一)期刊
十二)其他
合计
种数
21
28
11
23
21
15
9
册数
21
28
14
28
23
15
9
印装本数
ꢀ
(
770000
ꢀ
(
704000
ꢀ
(
630000
ꢀ
(
155000
ꢀ
(
86000
ꢀ
(
138000
ꢀ
(
70000
ꢀ
(
15
68
35
4
15
70
66
11
5
280000
ꢀ
(
838683
ꢀ
(
766000
ꢀ
(
225300
ꢀ
(
5
25000
ꢀ
ꢀ
255
305
4687983
ꢄꢄ这些书出版后极受读者欢迎。1949年4月7日,《人民日报》报道:“北平解放后,由于职工学生热烈要
求学习革命知识,新开张的几家书店里天天挤满了顾客”,《新民主主义论》最受读者的欢迎,“在北平销出的
①
②
《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黄洛峰在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第四次大会上的报告)》(1949年10月5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272页。
《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黄洛峰在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第四次大会上的报告)》(1949年10月5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270、272页。
《
《
③
④
《<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编辑例言》,周立波《暴风骤雨》,新华书店1949年版。
《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黄洛峰在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第四次大会上的报告)》(1949年10月5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270ꢇ271页。
17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总数现已超过十万册,这还不完全包括一些商人私自翻印的在内”,“除了新华书店等以外,在东安市场和西
单商场也出现了许多出售革命书籍的新书摊。它们已在自然地逐步地代替着腐臭不堪的旧书摊。鸳鸯蝴
蝶、看相说命的东西,逐渐减少了它们的读者。……(旧书摊)主要是在买卖那些来路不明的人私自翻印的小
册子,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那些小册子除了根据原文印的而外,不少是摘录的。在这些小册子里,
现已发现有几本是捏造的,如《城市乡村土地房屋改革法》就是一例。这对于读者有莫大的恶劣影响。另外,
在有些书摊上,还出卖着淫秽的画报和小说。这些东西,应当加以取缔”①。
1949年8月31日,《人民日报》又报道,中宣部出版委员会成立后,“党的领导加强了,工作有了显著的
进展。半年来据不完全的统计,解放社和新华书店出版了书籍三百二十余种,共八百余万册。……并出版了
小学教科书七种(分二十九册)和中学教科书十六种(分二十六册),中、小学教科书自己印出及组织外力印出
共达六百万册,加上一部分地区在当地自行印造的,本学期华北区小学教科书的供应问题已大体上解决了。
目前解放社版新书和重要的全国性读物,都由出版委员会分寄纸型至各大解放战略地区供各地翻印,一般书
籍亦供给样本。这样,大大改善了过去各地版本分歧的现象,错误亦较前减少了,并节省了大量的人力与财
力,替进一步统一全国公营出版事业,准备了条件”②。
不过,正如陆定一所说,“现在全国的出版业我们占1/5,私人占4/5”③,因为公营及公私合营书店的力
量有限,同时又为照顾私营书店,所以出委会积极组织和利用私营出版力量,“对旧出版机关,其属于半官僚
资本或部分官僚资本经营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等家”,“暂先分区组织他们参加印
行教科书,引导他们开始做些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其他一向接近我们的那些进步的书店或出版社,计划扩大
联营书店,透过联营来组织他们领导他们,配合我们的宣教工作”④。
949年7月1日,由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北新书局、儿童书局、广益书局、新华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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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店、三联书店等15家出版社组成的华北联合出版社成立,资金145044176元,其中“新华、三联投资只占
8月底止,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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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私营书店占73.6%(其中有少数店家未缴足)”,史育才任董事长,薛迪畅任经理,“截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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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社共印中小学教科书1962000册”。7月底,新华书店、三联书店又联合商务印书馆等46家出版社组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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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联合出版社,董事长王益,经理万国钧,资本总额约756616000元,白报纸33010令,“新华三联投资
ꢀ
12000令,占全部资本总额的20.75%”,截至9月中旬为止,上联社赶印出800万本中小学教科书,基本上
解决了华东、华中新区的教科书问题。联合出版社这种新形式,“我们只用四分之一的力量,运用了人家的四
分之三的力量,完全解决了困难”,“重要的还在作为我们对私营书店的一种政治的经济的纽带,可以团结和
领导他们”,这是“一个政治上的胜利”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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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9年10月底,出委会共出版书籍315种、371册,印行5776613本(册),出版杂志7种、20期,印
ꢀ
行339300份,除发行华北外,还初步解决了宁、沪、汉等新解放城市的书刊需要⑥。
五ꢄ培养新干部及抽调南下干部
出委会下属工作人员既有长期在解放区工作的干部,又有长期在国统区工作的干部。前者,“一般说在
政治上是比较可靠的,特别是经过整风和土改整党的,他们的阶级立场就更加站得稳;他们看问题的时候,就
能够具备着阶级分析的眼光,和能够很快的抓住问题的本质。……但是大部分说来,文化水平较低,不熟悉
城市工作,还保留着若干不适合于新情况的老作风,有不少同志则还背着一个经验主义的包袱”;后者,“一般
说来文化水平较高,也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与马列主义,但基本上由于对革命生活体验不够真切,认识也不
①
②
③
陈迹《前进中的北平新书业》,《人民日报》1949年4月7日,第2版。
ꢀ ꢀ ꢀ
《加强领导统一出版华北出版业发达半年出书三百种共八百万册已克服重要书籍版本分歧现象》,《人民日报》1949年8月31日,第2版。
《陆部长在出版委员会业务训练班第一期结业晚会上的讲话》(1949年7月10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
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174页。
④
⑤
⑥
《关于出版委员会的报告(1949年11月》、出版委员会《全国出版事业概况》(1949年6月5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
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480、119ꢇ120页。
《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黄洛峰在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第四次大会上的报告)》(1949年10月5日)、《关于出版委员会的报告》(1949年11
月),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275ꢇ276、480页。
《关于出版委员会的报告》(1949年11月),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479页。
178
黄天华ꢄ为新中国出版事业奠基: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研究
够深入,还有教条主义的毛病。他们比较敏感,容易发现缺点;他们熟悉城市情况和城市工作,对业务技术比
较注意,在这方面的进步也比较快。他们对工农出身的分子往往缺少正确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往往不信
任群众的力量,立场显得有些模糊,对工作往往从技术观点和单纯营业观点出发”①。 ,
非党团员。
为了加紧培植新干部和改造旧人员,出委会决定举办短期业务训练班。1949年5月1日上午,第一期
此外职员中还有部分
业务训练班举行开学典礼②。学员共有53人,其中女性14人,男性39人;北平新华书店一门市22人、二门
市13人,新中国书局15人,新时代1人,新华印刷厂1人,出委会1人③。由于“7/10的学员为新招职员,参
加书店工作仅两三个月,故教学方针着重在政治教育”,同时,因预定课程较多,培训时间“延长至10个星
期”,并“取消第二个月半脱离生产的规定,全部学习期,都脱离生产”④。
关于培训的课程与教学,据报告,第一至第五周以政治教育为主,课程主要有《社会发展简史》、《新民主
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形势和任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新人生观》等,主要
由蒋齐生、吴敏、马适安、华应申、胡绳、艾思奇、何其芳、周建人、王子野等人讲授。第六、七周进行“改造我们
的学习”,以《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以及杨献珍《思想意识是怎样形成的》
等四个文件作为主要的研究阅读资料,“先由讲师讲授要点,次由各学习小组展开讨论,然后由各小组就各学
员的思想意识作深入研究”,至第七周末,“抽出四个学员的典型思想,在全体大会上讨论,最后由指导处邹雅
同志作总结”,这一学习共进行了10天,“学员学习态度甚严肃,均能抱着‘与人为善’及‘治病救人’的态度来
进行相互检查。少数学员,过去有过自以为不可告人的历史或是参加过三青团犯过错误的,都能坦白地当众
宣布并接受批评”。第八、九周进行业务学习及作各政治课的总结,业务课主要有发行工作、出版工作、管理
工作、会计工作及《中国新出版业简史》等,文化课主要有地理常识、应用文等,讲师由新华书店、三联书店的
同志担任。第十周进行全体学员的思想及学习鉴定。此外,还举办专题讲演8次,由黄操良、萨空了等人主
讲。除此而外,学员以宿舍为单位分六组,每日由生活小组集体阅读报纸,学员“每日记日记,指导员批阅;每
周做作文一篇至两篇,由教务处批阅”。⑤
949年7月10日,在训练班的结业典礼上,陆定一特别强调:“我们不是普通的出版家,而是革命的出
1
版家。同志们第一是革命家,第二才是出版家。”⑥对于结业学员,平津以外各店调来者仍拟分配回原单位工
作,其余学员由出委会统一调派⑦。
出委会认为,第一期培训班的缺点,主要有“业务的课程较多,除讲课外,没有充分的时间来讨论和消
化”,“生活指导的思想性和政治性还不够……放松了贯穿整个集体生活中的政治领导,和在学员中没有建立
起坚强的政治骨干”,“调训人员最好全部为老干部或全部为新干部,这样课程的厘订,与讲授才能收到实际
的效果”⑧。
与此同时,出委会积极抽调南下干部,在新解放区迅速建立新华书店,发行各种革命文献。1949年4月
①
《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黄洛峰在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第四次大会上的报告)》(1949年10月5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288页。
《
②
③
《宋云彬日记》,海宁市档案局(馆)整理,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70页。
《出版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记录(节录)》(1949年5月4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
第89页。按,“新时代”究竟是出版社,还是书店、印刷厂?待考。
④
⑤
《出版委员会综合报告》(1949年6月30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165页。
《出版委员会综合报告》(1949年6月30日)、《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黄洛峰在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第四次大会上的报告》(1949年10月5
日)、《出版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记录》(1949年5月4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
1
65ꢇ166、291、89页。
⑥
《陆部长在出版委员会业务训练班第一期结业晚会上的讲话》(1949年7月10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
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174页。
⑦
⑧
《出版委员会综合报告》(1949年6月30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166页。
《出版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记录(节录)》(1949年6月13日)、《出版委员会综合报告》(1949年6月30日)、《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黄洛峰在
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第四次大会上的报告)》(1949年10月5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
四九年)》,第138、166、291页。
17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0日,出委会组织了徐伯昕、祝志澄、卢鸣谷、万启盈等24人作为南下干部,他们主要负责南京、上海的接收
问题,具体为:“(1)教科书印行问题:组织商务、开明的工作;(2)领袖言论与政策等书的印刷问题;(3)组织民
营印刷力问题;(4)组织纸厂与文具业的问题。”①同时,从山东抽调了南下干部300余人。5月12日,在卢鸣
谷、万启盈等人的主持下,在接管正中书局、中国文化服务社等国民党党营书店的基础上,新华书店在南京中
山东路170号开业,营业情况甚好。6月5日,在徐伯昕、祝志澄的主持下,在接管正中书局、中国文化服务
社、拔提书店等17家单位的基础上,上海新华书店一门市、二门市开业,当天“就卖出书籍一万二千余册”②。
1
天后
,据新华书店并不准确的统计,“一个门市部每天可卖出《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国革命与中
6
国共产党》各五百余册,《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中共党章》《关于修改章程的报告》各三百余册,《思想方法
论》《大众哲学》《共产党宣言》各二百余册,各种新华文摘,东北画报及苏联文艺作品销路均很好。……本来
新华书店职员工作时间是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最近他们已自动延长两小时,改为上午八点到下午六点”③。
以后,“每日营业额均在人民币50万元左右”,“惜货源不足”,“阅书与购书者之多,是书业界中,从来没有过
的盛况”④。出委会遂决定大量调拨书刊予以支援。
此外,出委会又积极筹划在华南、西南等新解放区设立新华书店。1949年11月,在回复二野前委的电
报中,出委会说明:由于人力物力等条件,西南区分店“只宜先在渝、蓉、昆、筑(即贵阳———引者注)各大城市
建立,俟条件加强,又为增设中等城市书店”;宁、沪早已调集书店干部及店员等100余人,交由西南工作团随
军出发,其中能任分店经理者“有四五人,请你处按各人材料酌定”;原晋绥新华书店的吉喆、宋萍、白真三同
志已决定随军入川,“吉等此次到京出席出版会议,一切情形均已了然,并已由出版委员会告知将来西南工作
如何布置各事。可由你处酌定由吉等建立重庆或成都新华书店”;云南新华书店“可由出版委员会抽调随军
南下的王人林等人中,酌定一人负责建立”;贵州新华书店“可由你处迳电湖南省委调用三联书店前济南分店
经理宁起枷、周萍二同志,随军返黔建立,宁、周现在长沙三联书店”;一些重要书籍的纸型样书已分交袁勃、
常芝青等同志,“一俟进入新解放城市,盼即翻印供应”⑤。 ,
可见出委会对新解放区的新华书店建设做了比
较周到的准备与安排。
六ꢄ打击与整顿翻版、假冒、黄色书刊
出委会成立后,“对旧出版物,属自然科学的,应用技术的,文学古典名著,部分文艺创作及工具书(辞典、
地图等)鼓励其继续出版发行,我们经营的书店,亦酌予经售。属于政治性思想性读物,除反动者予以查禁
外,一般的没有加以干涉,市面流传也不多,打算慢慢进行审查,加以审定。唯因人力不足,还没有很好的开
始”⑥。同时,对于翻版、假冒书籍与黄色书刊,则逐步加大打击力度。
949年5月22日,出委会一方面“在报上登载启事,禁止擅自翻印解放社和新华书店出版的书籍”,一
1
方面派员与北平市人民政府新闻处取得联系,“随时提供所搜集翻版材料,请新闻处会同公安机关,处理这一
问题”;9月中旬,北平市人民政府新闻处召集各私营书商举行座谈会,说明“翻版书籍的违法,要翻版书商登
报道歉,今后,不再翻版,并为照顾他们的‘血本’起见,允许他们将已经翻印的书籍检样本送交出委会审查
(
在审查期间暂停发售),审查后如内容错误较少,可通融售完本版为止,如内容错误较多,则应停售,并将存
ꢀ
书交会,听候处理”;9月20日、24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先后登载北平科学社等九家翻版专商的联合
道歉启事,声明“此后非经同意,绝不再印”;谈话会后,各翻版书商先后将样本交会,至10月底,交来者有35
①
《出版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记录(节录)》(1949年4月13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
第6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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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沪新华书店第一天售书逾万册生活书店等已复业》,《人民日报》1949年6月10日,第1版。
ꢀ
白慧《新华书店里·挤满买书客为人民服务·延长了时间》,《铁报》1949年6月11日,第1版。
《出版委员会综合报告》(1949年6月30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169页;珍一
《
新华书店》,《飞报》1949年6月21日,第2版。
《出版委员会关于西南书店干部情况复二野前委电》(1949年11月5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
一九四九年)》,第487ꢇ488页。
⑤
⑥
(
出版委员会《全国出版事业概况》(1949年6月5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119
页。
180
黄天华ꢄ为新中国出版事业奠基: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研究
种,经出委会审查后,认为“应即予停售送会处理者21种,即通知各翻印书商将全部存书送会,至10月底止,
送会存书计3082册”。9月23日、24日,解放社、新华书店分别在《人民日报》、《天津日报》刊登启事,郑重
声明:“中国共产党的文件、负责同志言论,在报纸上发表以后,出版权即属于解放社”,“凡未经同意,翻印出
版权属于本社之文字或本社本店出版之书籍者,当依法进行查究处理”②。
①
1949年5月,中宣部指示华东局、中原局、华中局等:“平津解放后,市场上曾出现各种各样小册子,大部
分是投机书商所为,其中有些可能是特务分子伪装进步面目,故意歪曲我党政策,篡改文件,混淆视听,扰乱
人心,如城市房产土地法等伪文件,曾流行一时,起了恶劣的影响”,要求他们“检举假文件”;同时规定,关于
我党政策文件及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的著作,“应统一由当地新华书店印行,大量造货,以满足广大读者的
需要,同时借以抵制私商的滥行翻印”,京、沪、武汉等地的新华书店,“可按实际需要,在一定条件下组织当地
私营书店和印厂”承印这些文件和图书以及干部学习书、学校教科书,“由我方决定定价,并照我方样本翻印,
或径自租与我方纸型”,且收取一定版税;对于我地下党领导的私营书店翻印的,“一般应允许发售,如其中错
字太多,可加勘误表”;而对于一般私营书店翻印的,“除错误太大的外,一般不宜查禁没收,但应向其说明,以
后未经允许,不得继续私自翻印”③。
1949年6月19日,有人在上海《飞报》刊文指出,《新民主主义论》“已有好多种不同的翻印本”,但该书
“是一篇阐明主义,要供人民仔细研读,切实奉行的重要著作,比不得普通小说之类,所以是一个字也错不得
的。许多读者为了翻印本的错字,无不在诅咒这些翻印的人,委实要不得”。6月28日,上海《大公报》报
道:“这几天来,公安局不断地处理了关于翻印书籍的案子。前天传讯上海书报杂志联合发行所的经理刘玲
和太平洋印刷公司的负责人糜文定、姚平,控告他们冒用新华书店名义,私自翻印销售《共产党宣言》。”⑤7月
1日、2日,上海市文管会及公安局派员,先后“在五洲,天下两书报社内查获未经许可而竟自翻印的《共产党
宣言》,《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革命书籍二十种,共九千五百五十六册,并查出翻印国强出版社,联
合编译社所出版的书籍三千六百七十三册,及纸版九份。当局仍本宽大政策,而该两书报社又系初犯,乃决
定从宽处分,除将所抄获之一万余册书籍,及纸版加以没收外,并允许他们悔过,因此他们决定在两日内,登
报向新华书店郑重道歉”⑥。
④
除了整顿翻版书籍之外,军管会还着力肃清黄色书刊。1949年7月10日,《大报》报道:“上海解放后,
当局鉴于不能肃清这些黄色书刊,遂采取取缔的行动;同时,出版界也感到有自动检讨的必要。因此有‘上海
市书业解放前出版物改进座谈会’的发起,前书业公会的会员大部分均参加。”⑦为了配合当局取缔黄色书刊
的行动,7月14日,该座谈会召开第六次会议,决定“各书局经自动检讨后,已经将自己确定为涉及诲淫诲盗
者,全部消毁,不再在市上露迹”,同时“对社会言情小说中之一部分涉及淫秽者加以检讨”,并希望对“黄色的
标准”,“当局能有一个指示”⑧。到9月初,上海旧书业已自动销毁不正当图书共计4068册,纸型45副⑨。
对于中央负责同志的著作及其他著作的出版,出委会也尽力予以规范。1949年10月15日,出委会回
信河北省委宣传部指示说:“附来的样本中,除《女共产党员》确系前北平《解放报》印行,可以发售外,其他各
册,我们意见都应劝告停售,而其中《修养指南》一书,任意编选我党负责同志的言论,少奇同志的《人的阶级
①
《出版总署办公厅计划处关于北京市翻版书刊情况的初步调查报告》(1949年11月),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
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574页。
②
③
《附件一:解放社新华书店重要启事》,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213页。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防止伪造文件致华东局、中原局的信》(1949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书籍出版与翻印问题的指示(复华
中局并告各中央局)》(1949年5月30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100ꢇ101、
1
08、100页。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大同《新民主主义论的翻印本》,《飞报》1949年6月19日,第2版。
ꢀ
ꢀ
《防止投机书商歪曲宣传公安局取缔翻印书籍并制止强行兜销翻版书籍骗局》,《大公报》(上海)1949年6月28日,第1张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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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易《侵害版权翻印革命书籍两书报社内查获万余册姑念初犯允许悔过仅将抄获书籍没收》,《罗宾汉》1949年7月6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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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书业自动检讨肃清黄色书刊》,《大报》1949年7月10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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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惠《撇开黄色路线改印文艺作品书业昨再召开座谈会》,《大报》1949年7月15日,第1版。
ꢀ
《黄色图书四千册旧书业自动消毁》,《新闻日报》1949年9月6日,第4版。
18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性》作为第一篇,在目录中,大字印出,这篇文章,作者近已作了原则的修改,不宜再以未经修改的文字流传,
可以予以没收,在北京方面,我们也当会同市府新闻处加以处理。”①
七ꢄ转型为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出版局
1949年3月,黄洛峰指出,“出版委员会在事实上已成为出版局的筹备机构”,“在人民政府没有成立以
前,可以把出版局首先建立起来,作为党的一个企业机构,等到人民政府成立后,又再移转”②。他建议即将
成立的中央出版局以后可以转属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不过,隶属于中宣部的中央出版局并未正式成立。
949年3月17日,著名出版人、民盟要角胡愈之提出了对出版问题的几项意见和建议,周扬把这些意
1
见和建议报告给中共中央,并提出可否请胡愈之“参加或主持出版方面工作,他对此有经验,亦有兴趣”③。
中央对此意见非常重视。6月,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顺利召开,对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有了初步规
划。7月11日,著名文学家、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叶圣陶就应胡愈之之约到出版委
员会,商议即将成立的“编审、出版两局”之“组织与人数”,此时已决定胡愈之“将主持出版部”。7月12日,
出委会召开第十八次会议,黄洛峰报告称,在新政府成立后,出委会将改组为“出版部”之下的国家出版局,
“初步组织拟设三处三室,配备总人数预计为350人”⑤。此时,出委会下设“出版、厂务两处,秘书、会计两
④
室”,“出版处下设出版、编校、印务(兼代推广)、杂志、美术5科和资料室;秘书室下设人事、文书、总务3科;
厂务处尚未正式建立好,只有一个材料科;会计室尚未明确建立分工系统”⑥。
949年11月1日,直属于政务院的出版总署正式成立,没有用预定的“出版部”这一名称,也没有成为
1
文化部下设机构,同时“决定把出版委员会改组为国家出版局,在出版总署领导之下,成为国营的文化企业,
经营出版、印刷、发行业务”⑦。出版总署署长是胡愈之,副署长是叶圣陶、周建人,出委会主任黄洛峰转任出
版局局长,出委会委员祝志澄、华应申任副局长。11月上中旬,经过出委会几次开会讨论,并报送出版总署
决定,出版局下设出版处、厂务处、发行处、秘书室、会计室、人事室等,其中,出版处下设图书科、杂志科、宣传
科、编校科、美术科、资料室,厂务处下设管理科、印务(生产)科、材料科、技术研究科,发行处下设秘书科、发
行科、推广科、会计科、栈务科、国际供应科,秘书室下设文书科、总务科,会计室下设簿记科、稽核科,人事室
下设组织科、行政科,出版处、厂务处、发行处各设副处长二人,各室暂不设副职;出委会还商定了各科正副职
负责人名单,比如杂志科仍由范用任科长,印务科科长王仿子转任宣传科科长⑧。出版总署下设的出版局、
编审局、翻译局,原拟于该年12月1日同时宣布成立,但因人事问题而延后,于是出委会继续进行筹备工作,
并拟定了次年的年度计划且因财委预算调减而调减排字数为1.5亿字,印张数为22.5万令纸;又因为“不征
得作者和原出版者的同意而随便翻印的现象是会严重的损害我们的政治威信的”,出委会乃通告各地新华书
店,“以后非经作者和原出版者同意,不得任意翻印外版书籍”⑨。出委会还积极联合私营书店代表筹备组织
中华全国出版工作者协会。
①
②
③
《出版委员会致河北省委宣传部函》(1949年10月15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
第469页。
《黄洛峰拟的<出版工作计划书>》(1949年3月15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42
页。
《周扬对胡愈之关于出版问题之意见致中共中央电》(1949年3月17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
(一九四九年)》,第48ꢇ49页。
④
⑤
叶圣陶《北游日记:甲钞》,叶至善等编《叶圣陶集》第22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5ꢇ56页。
《出版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记录(节录)》(1949年7月12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
年)》,第178页。
⑥
《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黄洛峰在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第四次大会上的报告)》(1949年10月5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269页。
⑦
⑧
《关于出版委员会的报告》(1949年11月),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481页。
《出版委员会第廿七次会议记录(节录)》(1949年11月7日)、《出版委员会第廿九次会议(即出版局筹备会第三次会议)记录(节录)》(1949
年11月14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495ꢇ496、516ꢇ517页。
《出版委员会第三十次常会(即出版局筹备会第四次会议)记录(节录)》(1949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关于保护版权问
题给各地新华书店的通知(普字第40号)》(1949年11月28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
年)》,第566、571页。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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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天华ꢄ为新中国出版事业奠基: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研究
出委会对新中国初期的出版、发行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黄洛峰就强调,新华书店从党的书店变
为国家书店后,“在政治上还是不能放松的”,并不是“甚么东西都可以卖”,原则就是“别人写的东西,如果是
符合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的,也就是符合我们共产党底最低纲领的就可以出,可以卖。如果
是不符合共同纲领的,也就是不符合今天我们共产党底最低纲领的,那末,对不起,我们就不出,不卖”①。
同
时,为了加强全国人民的国际主义教育,出委会成立专门经营外文书报(包括莫斯科中文版)的发行机构———
国际书店,其业务独立,“和各地新华书店及三联书店直接往来,各地需要外文书报时,可直接联系,汇款批
销”②。出委会要求东北和华东,“停止直接向苏商进货,并停止向华北发莫斯科版。凡国际书店已有的外文
书报,华北新华及三联,此后一律只能向国际书店进货”③。
949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现在,中央政府已经成立……在出版总署下成立了出版局,原
1
本部所属之出版委员会及其地方组织,应即取消,新华书店改为国家书店,受出版总署的领导。……所以需
要这样做,目的在于使中央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及其所属各部门,在党(通过政府党组)的领导和党外民主人
士的参与下负起管理全国文化教育行政的任务,以便党的中央宣传部和各级宣传部能够摆脱行政事业,集中
注意于党内外的思想斗争,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领导和党的文化教育政策的制定”④。可以说,即日起,出委
会才正式撤销,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下设的出版局,由党的工作系统转为政府工作系统。不过,由于
当时信息传递比较慢,12月7日,华东出版委员会编审室还在向中宣部出版委员会请示“私营书店可否印行
政府文件”的问题⑤。稍后,华东出版委员会改组为新华书店上海总分店和华东军政委员会新闻出版局下的
出版处、编译室⑥。
八ꢄ余论:出委会及其所属出版工作的价值与意义
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发现,马列主义书籍的销路,“解放前因受反动派压迫,所销无几,最后一个时期根
本无法销行,解放后,每月每种销数,少则数百,多则3万不等”。1949年4月29日,在北平的陈垣就写了
一封给胡适的公开信,说:“我最近就看了很多很多新书,这些书都是我从前一直没法看到的。可惜都是新五
号字,看来太费力,不过我也得到一些新的知识。我读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认清
了现在中国革命的性质,认清了现在的时代,读了《论联合政府》,我才晓得共产党八年抗日战争的功劳,这些
功劳都是国民党政府所一笔抹煞的。……你应该正视现实,你应该转向人民翻然觉悟,真心真意的向青年们
学习,重新用真正的科学的方法来分析,批判你过去所有的学识,拿来为广大的人民服务。”⑧故宫博物院院
长马衡在该年5月12日记中感叹道,陈垣的信,“句句忠实,语语透彻。此老真不可及。一般顽固分子经此
当头棒喝,当受影响不浅也”⑨。可以看出,革命书籍对新解放区人民的思想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对争取民
心贡献甚大。
⑦
不过,因为纸张紧缺、设备简陋、经费紧张等因素,这些革命书籍的字体都比较小。同时,这些因素也造
成部分人士对革命书籍不太满意。1949年3月4日,美国人德克·博迪就在日记中写道:“在王府井大街一
①
②
③
④
⑤
《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黄洛峰在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第四次大会上的报告)》(1949年10月5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296页。
《
《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关于成立国际书店给各地新华书店三联书店的通知(普字第39号)》(1949年11月28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
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570页。
《出版委员会第三十次常会(即出版局筹备会第四次会议)记录(节录)》(1949年11月26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
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568页。
《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政府成立后党的宣传部门工作问题的指示》(1949年12月5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
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594ꢇ595页。
《华东出版委员会编审室关于私营书店可否印行政府文件问题向出版委员会的请示》(1949年12月7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
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600页。
⑥
⑦
魏玉山《出版委员会始末》,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编纂组编《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第462页。
出版委员会《全国出版事业概况》(1949年6月5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119
页。
⑧
⑨
陈垣《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人民日报》1949年5月11日,第4版。
《马衡日记:1948ꢇ1955》,马思猛整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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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个有战略意义的位置上办了一家新民主主义文学阅览室,旁边还开了一家书店,吸引了众多的顾客,十分拥
挤。而对它的一次拜访给我留下的印象却十分平淡:成堆的小册子全是粗糙的黑白漫画,依此揭露地主所有
制的罪恶,军民合作的好处以及其他相类似的主题”,不过,“这种情况在后来的几个月里发生了根本改变,各
家报社都掀起了新出版物的浪潮,且印制十分吸引人。不仅这家书店的顾客人数居高不下,其他那些迎合公
众要求的书店也是一样”①。
在留美硕士、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眼中,新华书店的书质量也不一定高。据他1949年9月14日的日记
记载,他曾请陈梦家代购了一本英文版《联共党史》,“系苏联官印本,文字印刷均极好”;10月6日,他又至北
京东四某新书店“购苏联外文局印行之恩格斯《家族、私产、及国家起源论》、《从猿到人演程中劳动之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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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LysenkoꢁSituationinBiologicalScience,均英文本,谅较中文本为佳,价亦较廉”;12月15日,他去新华
书店总店“拟购取《家族之起源》之中译本,值售罄”;12月20日,他开始着手自己翻译《家族之起源》一书②。
或许,他更相信自己的翻译水平。
王仿子也说,对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的中文版,中共中央本
来“要求通过报纸、杂志、广告、广播、电影进行广泛的宣传推广。为了加强国际主义教育,要求每期销售10
万份”,但“直到最后销售情况还是不够理想,积压很多”③。出委会自己也发现:“对于我们的出版物,读者的
反映一般感觉种类太少,比较单调,某些需要特多者,如政策性的书刊,数量不足,供不应求,书价太高,购买
困难,作品方言土话较多,没有注释,城市读者不易了解,纸质印刷也较差等等。”④其实,这些缺点都是革命
事业进行中的正常现象,大都为时代条件所局限,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而且,从整体来看,出委会是中共宣传工作的重要领导机关,汇聚了中共领导下的在城市和乡村工作的
两支队伍,让中共比较迅速地适应了广大新解放区的出版发行工作,出版了“干部必读”丛书、“政策丛书”、
“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以及不少新版教科书,整顿了全国的出版发行市场,培养了大批新干部,初步构建了全
国的出版发行体系,把新知识、新思想、新文化传播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使他们逐渐接受中共的新理念,并
形成全国性的思想共鸣,从而在根本上对新政权予以认同和支持。总之,出委会的成立及其出版工作,为中
共培养干部、宣传思想、传播知识、凝聚民心、巩固政权作出了巨大贡献,对新中国的出版发行工作产生了重
要而深远的影响。
[责任编辑:凌兴珍]
①
②
③
④
德克·博迪《北京日记:革命的一年》,洪菁耘、陆天华译,东方出版中心2001年版,第111ꢇ112页及112页脚注①。
《潘光旦日记》,潘乃穆、潘乃和编,群言出版社2014年版,第123、129、150、152页。
王仿子《回忆出版委员会》,宋应离等编《中国当代出版史料》第7卷,第61页。
出版委员会《全国出版事业概况》(1949年6月5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1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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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