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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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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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四会科川学版师(双月范刊) 大学学报  
2024年第5期  
目ꢀꢀ录  
ꢀ
● 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  
邓小平关于农业“两个飞跃”思想的内涵、实践与意义…………………… 赵凌云ꢀ何延雕(5)  
ꢀ●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理论研究  
初创与调适:中共五大至六大期间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 梁君思( )  
16  
中国共青团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百年历程、经验与启示…………………… 王瑕莉ꢀ朱逸(25)  
ꢀ● 哲学研究  
命题之真与灵魂成真:亚里士多德的双重真理观……………………………………… 李涛( )  
35  
维柯的论题法对古典修辞学传统复兴与哲学解释学的意义………………………… 徐鹏( )  
44  
维特根斯坦中期的元哲学是“治疗型”的吗?  
—
——对李国山立场的回应……………………………………………………………… 徐强( )  
51  
ꢀ● 数字法学研究  
外国数据法效力的域外扩张与中国范式研究……………………………………… 林福辰( )  
59  
去中心化背景下数字身份识别的法律风险及其应对……………………………… 靳梦戈( )  
69  
Sora使用者的著作权侵权风险与治理因应路径…………………………………… 刘祖兵(80)  
● 新时代乡村振兴研究  
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的逻辑转换与制度优化…………………………… 王艳西( )  
ꢀ
89  
脱贫地区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机制的构建与运行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分析……………………………………………… 甘宇ꢀ王璐(99)  
—
ꢀ● 教育学  
先学后教”论可以休矣……………………………………………………… 周序ꢀ高睿婧(109)  
“
第
51卷(总第266期)  
2024年9月10日出版  
成仿吾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观探析……………………………………………… 黄书光( )  
115  
论社会学视域中的道德内化……………………………………………… 罗银科ꢀ郑方菊(124)  
儿童阅读App的互动性叙事与儿童主体性建构…………………………………… 彭雨(133)  
●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中国史学话语权与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尤学工ꢀ刘明慧(142)  
春秋》经传对世卿阶层史事的历史书写与解释…………………………………… 唐明亮( )  
ꢀ
《
149  
汉晋服妖叙事中的社会风俗变迁…………………………………………………… 胡祥琴( )  
157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的形与神……………………………………… 刘开军(165)  
ꢀ● 巴蜀论丛  
借石他山:司马相如文学史地位再思考……………………………………………… 卢婕( )  
173  
纤足、淑女与慧婢:明清戏曲对卓文君形象的品貌与人格呈现……………………… 汪泽( )  
184  
ꢀ
● 书评  
一部有新见的李白研究著作  
—
——评王红霞、刘铠齐《孤本品诗仙:<瑶台风露>整理与研究》…………………………………… 张瑞君(92)  
中国司法数字化建设的深描与沉思  
——《数字司法的中国图景》介评…………………………………………………………… 郭松ꢀ刘璐(195)  
1
—
英文目录及摘要…………………………………………………………………………………………………… (199)  
本期执行编辑:凌兴珍  
期刊基本参数:CN51-1063/C*1974*b*A4*208*zh*P*$10.00*1300*21*2024-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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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全国社科工作办举报电话:010-63098272。  
第51卷第5期  
024年9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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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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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1ꢁN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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ꢂSocialSciencesEditionꢃ  
Septemberꢁ2024  
邓小平关于农业“两个飞跃”思想的  
内涵、实践与意义  
赵凌云ꢄ何延雕  
ꢄꢄ摘要:邓小平关于农业“两个飞跃”思想深刻揭示了中国农业发展的阶段性和规律性,具有丰富的内涵意蕴和  
辩证的理论逻辑。“第一个飞跃”的实践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提高了农民生活水平,为“第二个飞跃”  
的实现创造了社会历史条件。在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中,“第二个飞跃”在总体原则、主体培育、形式转变、技术创  
新等方面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邓小平这一思想贯穿于中国农业改革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彰显了理论、实践、战  
略三个方面的深厚价值。  
关键词:邓小平;“两个飞跃”;农业现代化;农业强国  
ꢀ
DOI1013734ꢅjcnki1000-531520240115  
收稿日期:2024-06-11  
作者简介:赵凌云,男,湖南华容人,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
与经济,E-mailꢆlyzhao502@163com;  
何延雕,男,湖南岳阳人,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990年3月3日,邓小平在同江泽民等人谈话时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  
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  
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  
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①邓小平关于农业“两个飞跃”的思想,深刻地揭示了中  
国农业发展的阶段性和规律性,指明了中国农业改革和发展的道路和方向。历史与实践证明,实行以家庭联  
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极大地推动了农村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充分彰显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与优势。2021年,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标志着中国人民已历史性  
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步入了全面小康社会,中国农业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  
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着力强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和集体经济②,正式将农业强国建设纳入中国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战略体系。在这种背景下,重温邓小平关于农业“两个飞跃”思想,对把握我国农业发  
展方位、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1
一ꢄ邓小平关于农业“两个飞跃”思想的出场背景与内涵  
邓小平关于农业“两个飞跃”思想具有特定的出场语境,即加快改变中国农业落后状况的现实需求。其  
中,“第一个飞跃”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突破口,“第二个飞跃”是改革走向深化的必然要求,二者统一于邓小平  
①
②
邓小平《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1990年3月3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5页。  
ꢀ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1页。  
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反复强调的“长远的观点”①。  
一)落后的农业发展状况与邓小平关于农业“两个飞跃”思想的出场  
(
农业的基础地位和落后状况决定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必然从农村开始,“第一个飞跃”以解放农村生产力  
为主线,成为农村改革的突破口。中国农村人口众多、农业体量庞大,建设的劳动力与原料大多来自农村,  
“总的看来,我国农业近二十年来的发展速度不快,它同人民的需要和四个现代化的需要之间存在着极其尖  
锐的矛盾”②。1977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和讨论国家计委《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时,邓小平便  
强调“要注意农村问题”,认为“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积极性,这是很大的政策”③。到1979年,中国内地  
总人口9.7亿多人,其中农村人口高达8亿多人,平均每个农民从集体分得的年收入仅83.4元,人均年收入  
不到70元的云、贵、川、甘、宁、豫、闽七个省区的人数占农村人口的30%④。同年,“大包干”在安徽凤阳迅速  
推广,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与讨论,邓小平主张先不争论,“实事求是干下去”⑤。后经统计,1979年凤阳交售粮  
食9400万斤,超额74%,人均收入156元,比此前最高的1977年增长1倍有余,显示了“大包干”制度对解放  
农村生产力和增加农民收入的巨大作用⑥。1980年4月和5月,邓小平两次在谈话中明确肯定部分地区包  
产到户的做法。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在对包产到户问题进行调查分析的基础上,1980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  
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包产到户首次在中央文件上得以明确提出。  
尽管邓小平此时并未以“第一个飞跃”加以表述,但他提倡和推广包产到户,正如他后来所说:“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  
提倡。”⑦  
1985年后,改革的深入逐渐显露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不足,邓小平总结提出“第二个飞跃”,指明了  
农业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和道路。1984年底,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  
定》,明确肯定价值规律的作用与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1985年,统购统销制度放开,农村正式受到市场  
化的冲击。由于农业本身缺乏有效竞争力,个体农民不仅需要负担更多的生产成本,还要独自面临尚未解决  
的“卖粮难”问题,这直接导致了1985年全国粮食产量的大幅下降,进而引发部分人对“包产到户”的怀疑与  
公开责难。为克服生产过度分散的问题,部分地区在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同时,还对规模经营及其途径作  
出了有益探索,农业发展较快的珠江三角洲便是其中之一。广东省顺德市均安镇在1985、1989、1993年3次  
调整承包土地,使全镇40%农户退出土地承包,5.1%的农户承包25.8%的耕地面积,户均经营规模达16  
亩⑧。此时,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已在全国稳定下来,规模经营和集体经济同样符合某些现实需要  
并日益显示出其前景和优势。邓小平辩证地将二者统一起来,提出“两个飞跃”思想,指出农民“最终要走上  
集体化的道路”⑨。  
尽管当时邓小平完整地阐发了农业“两个飞跃”思想,农村改革实践中也已建立起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  
体制,但总的来看,中国农业发展水平仍不高,“处于基础脆弱、后劲不足的严重状态”ꢇꢈꢉ,“第一个飞跃”将在  
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发挥着重要作用。邓小平也注意到这一背景并反复强调这是“长远的观点”,“第一个飞  
跃”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则是“很长的过程”,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的过程,因  
①
②
邓小平《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1990年3月3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5页。  
《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197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  
社1982年版,第178页。  
③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ꢊ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41页。  
君翼《认识我国国情的一些参考资料》(1981年1月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经济组编《经济问题研究资料(1981年)》,中国财政经济出  
版社1983年版,第4页;中国农业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农业年鉴(1981)》,农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9、68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ꢊ1997)》(上),第531页。  
⑤
⑥
王耕今、杨勋、王子平、梁晓东、杨冠三编著《乡村三十年———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1949ꢊ1983)》(下),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  
4
61页。  
⑦
⑧
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ꢊ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0页。  
杨继绳《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纪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5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ꢊ1997)》(下),第1338页。  
ꢈꢇꢉ《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摘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6
赵凌云ꢄ何延雕ꢄ邓小平关于农业“两个飞跃”思想的内涵、实践与意义  
此必须先通过“第一个飞跃”发展生产力、改变落后状况①。  
二)邓小平关于农业“两个飞跃”思想的内涵要义  
(
邓小平在改革之初就明确指出:“我国农业现代化,不能照抄西方国家或苏联一类国家的办法,要走出一  
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合乎中国情况的道路。”②邓小平关于农业“两个飞跃”思想来源于中国农业改革与发展  
的实践,具有丰富的内涵意蕴和辩证的理论逻辑,如李先念所说:“这是一个大思想”③。  
“第一个飞跃”的内涵  
1.  
农业“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这一飞  
跃是对过去旧体制的改革,具有明确的任务和目的,邓小平同时也指明了实现的途径、方针和方向,形成了清  
晰完整的思想体系。  
在发展任务和目的上,邓小平认为:“我们现在就是做一件事情,使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摆脱饥饿和贫  
困,达到小康状态。”④农业“第一个飞跃”旨在增加农业产量,提高农民收入,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和贫困问题,  
并逐步完善经营格局,为农业发展的“第二个飞跃”准备前提条件。在具体途径上,旧有体制严重阻碍着生产  
力的发展,“第一个飞跃”就是要除旧布新,实行自主权、责任制、政社分开等政策,贯彻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  
按劳分配原则,使农民“付出的劳动同他的实际收入、家庭和个人的利益结合起来”⑤,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  
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方针要求上,邓小平多次强调,农业生产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因  
地制宜”⑥,结合各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制定政策、发展生产,不要一刀切或一股风式的盲目发展,“条件成  
熟了,农民自愿,也不要去阻碍”⑦,符合发展需要的“第一个飞跃”要长期坚持不变。在根本方向上,“第一个  
飞跃”改变了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设立乡政府,建立新的合作经济形式,因此,“第一个飞跃”并不否定  
影响集体经济发展的未来方向,而是通过合作经济探索集体经济发展新的组织形式和实现形式。  
“第二个飞跃”的内涵  
2.  
农业“第二个飞跃”是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走集体化和集约化道路,实现农业现代化。邓  
小平在阐发农业“两个飞跃”思想时,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已广泛扎根于中国农村改革实践中。  
关于实现农业“第二个飞跃”的前提条件,邓小平认为,“科学技术发展了,管理能力增强了,又会产生一  
个飞跃”⑧。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更先进的生产资料,生产社会化则对劳动者提出了更高要  
求。邓小平一贯重视科技的作用,曾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并在农业发展方面指出,“政  
策只能解决一段时间的问题,农业还要靠科学”⑨。科学技术对发展农业生产的作用体现在优良品种的培  
育、耕作方法的改进、生态问题的解决等多个方面,贯穿于“两个飞跃”的始终,而由于农业机械化的应用并非  
小规模生产的家庭可以承担,因此科学技术的进步同时是“第二个飞跃”的内在要求。经营主体管理能力的  
提高是实现“第二个飞跃”的另一重要条件。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必须逐步积累现代管理经验,提高知识文化  
水平,不断完善和发展农业双层经营体制,逐步适应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的发展趋势。  
实现“第二个飞跃”的主要途径是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大生产取代小生产是历史发展的  
必然趋势。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归根结底是分散的小生产制度,只能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难以适应  
市场化环境中的高效流转。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依旧要依靠因地制宜地发展多种经营和适度规模经营,但基  
本目标是改变土地利用分散化和小规模化的缺陷,提高土地综合利用效率,使农业由粗放型经营转向集约型  
经营。与此相应,为降低总体成本和提高市场竞争力,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增强农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邓小平《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1990年3月3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5页。  
邓小平《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2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ꢊ1997)》(下),第1350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ꢊ1997)》(下),第870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ꢊ1997)》(上),第574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ꢊ1997)》(上),第378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ꢊ1997)》(下),第1349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ꢊ1997)》(下),第1349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ꢊ1997)》(下),第807页。  
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业发展的潜力和底蕴,发展农村集体经济。  
飞跃”之间的递进性关系  
.两个  
“
3
两个“飞跃”的内涵存在明显差异和关联,农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在“第一个飞跃”的基础上将出现“第  
二个飞跃”,两者是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连续的两个阶段。这一接续递进关系体现了中国农业改革与发展  
的阶段性特征、基本规律和必然趋势,两者的产生、变化、发展都由社会生产力的状况所决定,不以人的主观  
意志为转移。  
“第一个飞跃”是“第二个飞跃”的前提和基础。首先,“第一个飞跃”符合中国农业发展的客观需要。改  
革开放初期,农业的落后已严重影响到国家经济建设的平衡,单靠国家财政无法解决全部问题。邓小平指  
出,部分地区要“自力更生,发挥长处,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①。“第一个飞跃”可以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解  
决人民温饱问题,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必要政策。其次,“第一个飞跃”可以为“第二个飞跃”准备物质基础。  
“第一个飞跃”可以解决农业生产动力不足的问题,帮助农业作好原始积累,夯实国民经济的基础,从而有助  
于现代化建设的综合平衡、协调发展,为高水平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和集体经济准备物质条件。再次,“第一个  
飞跃”为“第二个飞跃”培养人力资源。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不是回归传统的集体经营体制,而  
是构建适应农业现代化的新型规模经营和新型集体经济,需要农民特别是经营主体掌握现代生产技能和市  
场化、社会化经营技能,“第一个飞跃”促进农民特别是农业经营主体面向市场,不断积累现代生产经营经验,  
提高管理能力。  
“第二个飞跃”是“第一个飞跃”的要求和归宿。首先,“第二个飞跃”符合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代表着中  
国农业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趋势。由于人均耕地面积小,小农经济必须花费大量人力进行深耕细作,这与生产  
社会化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一般规律相矛盾,必须通过高效率的适度规模经营解放更多生产力。其次,社会  
主义性质和共同富裕的目标决定了中国必须实现“第二个飞跃”。“第一个飞跃”调动的生产积极性及其效益  
体现在小农家庭单位上,难以改善全体人民尤其是生产条件落后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必须通  
过“第二个飞跃”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强集体互助精神。再次,“第一个飞跃”在发展条件和空间上存在缺  
陷,农业现代化只能由“第二个飞跃”来实现。“第一个飞跃”缺乏现代农业所需要的大规模、专业化、集约化  
等条件,使中国农业在市场竞争中始终处于弱质地位,终将陷入增速缓慢的发展瓶颈。这一困境的打破,有  
赖于“第二个飞跃”的实现。  
4
.两个  
“飞跃”之间的兼容性关系  
两个“飞跃”内涵的差异,不代表非此即彼的对立。农业改革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不意味着简单直接的  
替代关系,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两个“飞跃”可以存在于同一时空场域内,中国农  
村长期实行的双层经营体制正是这种兼容性的产物。  
就理论层面而言,邓小平关于农业“两个飞跃”思想是以长远眼光审视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结果。到  
一定阶段,两个“飞跃”可以是并存的,因此,两个“飞跃”之间没有明晰的界标。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新的更  
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②。克服小农经济的弊  
端只能是向合作化集约化发展,因此“第一个飞跃”的解题与“第二个飞跃”的立题不过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  
面。从实践层面看,中国国土面积辽阔,地区间地理、经济等条件存在差异性,农业发展程度不一,因此两个  
“飞跃”都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中国农业发展的客观需要。包产到户和集体经济在不同地区实践中的失败或成  
就,先后引发过农村改革中的数次争论,邓小平并不因此有所偏废,而是始终强调因地制宜的重要性,引导建  
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使两个“飞跃”统一于中国式农业现代化中,其正确性已为过往历史所证明。  
需要说明的是,两个“飞跃”之间的兼容性与递进性是统一的,兼容性具有递进性的动态发展特点,递进  
性中也存在着兼容性的相对静止态势。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农业现代化不能因两者的兼容性停滞不前,而应  
ꢀ
①
②
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ꢊ1989)》第3分册1980年卷,内部资料,2004年印行,第64页。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  
第3版,第3页。  
8
赵凌云ꢄ何延雕ꢄ邓小平关于农业“两个飞跃”思想的内涵、实践与意义  
从客观实际出发,正确而充分地发挥农民主观能动性,引导农村改革走向深化。  
二ꢄ邓小平关于农业“第一个飞跃”思想的实践与成就  
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讲到:“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①农  
1
业“第一个飞跃”思想来源于群众自发的实践,经过合法化、制度化后,全国绝大多数生产队都实行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农业“第一个飞跃”思想又在中国农业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中经受检验。历史证明,邓小平的这一  
思想及其实践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使人民群众生活得到普遍改善,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和发展  
需要的创举。  
(一)农业“第一个飞跃”思想的实践历程  
978年以来,农业“第一个飞跃”思想的实践始终围绕着家庭承包经营而展开,大致可分为如下四个阶  
1
段。  
978ꢊ1984年是第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和人民公社体制的改革。1978年,  
1
安徽省遭受大旱,在万里的建议下,省委决定划出部分耕地借给农民生产度荒,少数社队在此基础上自发搞  
起了包产到组,极少数农民搞起了包产到户,并取得了农业生产效益的重要突破。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  
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放松了对包产到户的政策限制,提出对“某  
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可以实行包产到户,但不许分田单干②。1980年,  
邓小平在多次听取汇报、翻阅大量材料后,分别在4月和5月的谈话中明确了包产到户因地制宜的原则,提  
出:“有的可包给组,有的可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③1980年9月,中  
央专门开会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会后印发的通知明确了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  
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④,一般地区也要尊重群众意愿,这意味着包产到户在实  
践层面的合法性首次体现在中央政策文件上。因此,在1981年,全国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生产队达到  
9
7.8%,且形式多样,其中定额包工、联产到组等形式所占比例大幅下降,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比例由1980  
年的14.4%上升到45%⑤。1982年初,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并指出,包产到户、  
包干到户等各种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双包到  
户取得全面的合法性⑥。该年采取包干到户形式的生产队达到480.3万个,占总数的80.9%,到1984年,这  
一比例达到99.1%,全国已基本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⑦。在这一过程中,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很  
快显示出与家庭承包经营的不相适应。1983年10月,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实行“政社分开”,到1984  
年这一工作基本完成,人民公社体制退出中国历史舞台。  
985ꢊ1998年是第二阶段,主要表现为家庭承包经营由主体地位向基础性地位的转变。1998年,党的  
十五届三中全会以农村改革为主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此前  
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修改为“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  
1
“
层经营体制”,是第二阶段实践发展的集中体现。一方面,作为经济组织的人民公社逐渐消失,联系产量不符  
合农村经济体制的实际,因此表述中取消了“联产”二字。人民公社体制的废除,本意是将行政功能独立出  
来,使其作为集体经济组织与家庭承包共同发展,在实际执行中,人民公社的经济功能也完全被家庭承包取  
代,全国农村基本实行不需要联系产量的包干到户形式,“但为了政策的稳定,很长时间都没有对这个表述进  
行修改”⑧。另一方面,邓小平关于农业“两个飞跃”思想的提出平息了农村体制问题上反复激烈的争论,家  
①
②
③
④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ꢊ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  
《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197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85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ꢊ1997)》(上),第616页。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1980年9月14ꢊ2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第547页。  
⑤
⑥
⑦
⑧
黄道霞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390页。  
《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1981年12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64页。  
黄道霞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1390页。  
陈锡文《我国农村改革的历程(一)》,《百年潮》2017年第1期,第10页。  
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庭承包经营的基础性作用得以凸显。在综合因素的影响下,包括家庭承包经营的广泛铺开、价格“双轨制”的  
实行等,相对于80年代后期粮食年总产量徘徊不前、农业增速缓慢的情况,适度规模经营和集体经济在农村  
市场化进程中显示出自身的优势。邓小平适时提出农业“两个飞跃”思想,厘清了两者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  
了“第一个飞跃”的实践不在于数量上的主体地位,而在于对“第二个飞跃”的基础性作用,从而使家庭承包责  
任制的实践具有更明确的目标和方向。  
1999ꢊ2012年是第三阶段,主要表现为土地承包经营与流转的权利规范。这一时期,户籍制度改革不  
断深化,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家庭承包经营的成效更多在于自给自足,因此空置土地的流转趋势愈发明显,  
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及其规范问题被提上日程。《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  
出:“要抓紧制定确保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的法律法规,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①  
1999年初,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农村土地承包法起草小组,经过四年的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  
包法》自2003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该法首次从法律层面赋予了农民长期稳定的承包经营权,明确了承  
包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对转包、出租、互换等方式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作出了初步规定。2005年3月施行  
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在流转的方式、流程、管理等方面的规定更为细致,是土地流转走向  
规范化的重要标志。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有条件的地方  
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②。该年,全国农户家庭承包耕地流转总面  
积达到近1.1亿亩,占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的8.1%,比上年增加70.3%③。此后,随着土地承包经营与  
流转权利的不断规范,家庭承包耕地的流转面积以较高增速逐年扩大,其中多数流转给了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  
013年至今是第四阶段,从农业“第一个飞跃”看,主要表现为健全土地流转机制的加快,从农业整体发  
2
展看,集中表现在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和建设农业强国的提出。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没有采取此前“允许  
流转”的表述,而是首次明确提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  
式的适度规模经营”④,同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赋予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  
民以此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拓宽了家庭承包经营向适度规模经营的转变途径。2014年,中央印发《关  
于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提出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理  
念,放活土地经营权以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在此基础上,2016年,中央发布的《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  
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肯定了改革开放之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成效,对现阶段的三权  
分置问题作出了更全面的规划,强调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引导土地经营权流向种田能手和新型经营主  
体”⑤。此后,土地流转规模不断扩大,截至2022年,全国家庭承包耕地土地经营权流转总面积已达到近5.8  
亿亩,占总数的37%⑥。这一时期,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稳步增长,主要农作物良种实现全覆盖,区域性整体  
贫困得到解决,中国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飞跃”关于提高人民  
生活水平的基本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大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意味着“第一  
个飞跃”将继续在实践中完善和发展,并为实现农业“第二个飞跃”创造条件。  
(二)“第一个飞跃”指导下中国农业改革与发展的历史性成就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步,到新时代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继续完善,都与邓小平  
①
②
《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998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  
出版社2000年版,第562页。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8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  
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675页。  
③
④
朱冬亮《农民与土地渐行渐远———土地流转与“三权分置”制度实践》,《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第132页。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2012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  
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99页。  
ꢀ
⑤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6年第  
3
2号,第29页。  
⑥
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革司编《中国农村政策与改革统计年报(2022年)》,中国农业出版社2023年版,第113页。  
10  
赵凌云ꢄ何延雕ꢄ邓小平关于农业“两个飞跃”思想的内涵、实践与意义  
所提出的农业“第一个飞跃”密不可分。因其与当代中国的现实条件、客观规律、发展需求的高度契合,“第一  
个飞跃”对中国农业改革与发展的指导作用是长时期的,也是全方位的。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农业充分  
发挥了支持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为农业本身的现代化创造了历史条件。  
从国家层面看,“第一个飞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对经济结构调整、区域合理布局、城乡统筹发展  
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第一个飞跃”调整了农村生产经营体制,实现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农民对生产  
要素的自由配置,通过多种经营的发展、劳动力解放与转移等方式促进整体经济结构的转型。根据第七次人  
口普查,我国2020年城镇化率达到63.89%,总人口较1982年增加4亿,若按统一的人口增长率测算,改革  
开放以来有6亿农村人口转移至城市,成为城市经济发展中劳动力的有效补充,这得益于“第一个飞跃”的发  
展对劳动力的不断解放①。仅从最基本的农业生产来看,“第一个飞跃”强调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广泛调动  
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尤其是市场化改革后经济作物产量增加、多种经营得到发展,为化学工业、材料工业等  
重工业以及食品工业、纺织工业等轻工业提供了大量原料,也提高了各地区特色农业的经济效益。在这中  
间,由于农业本身的弱质性,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依旧存在,客观上保持着“农业支持工业”的局面。  
尽管21世纪以来国家采取“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对农业进行保护和支持,但“第一个飞跃”仍以生产资料  
的赋权授能改善农民生产条件,一定程度上节约了国家对农业的建设投入。而从商品经济整体来看,农村居  
民恩格尔系数呈下降趋势,意味着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改善,为国民经济增长作出了扩大内需  
的市场贡献。  
从社会层面看,“第一个飞跃”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实现了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目标,极大地推动了  
中国的脱贫减贫事业。邓小平指出:“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  
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②“第一个飞跃”的实践起源于这种贫困与落后,其目标正是为了  
改变这种贫困与落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农村确立起来的几年间,中国粮食产量平均每年增长  
170亿公斤,  
棉花总产量达到世界第一,农民收入平均每年增加37元,农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③。  
003年,胡锦涛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由长期短缺变为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  
2
解决了十二亿多人的吃穿问题。”④进入21世纪,一方面,“第一个飞跃”向“第二个飞跃”过渡,土地流转加  
快,农民在劳动力转移中获取到更丰厚的经济回报;另一方面,随着科技发展、良种推广,农业生产的效率与  
效益得到提高,不少农民在种植经济作物、发展多种经营方面采取适度规模经营和集体经济形式,在粮食生  
产上通过小规模的家庭承包经营实现自给自足,后者起着保障农民基本生活的重要作用。2020年底,全国  
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习近平既明确要“确保大多数农户原有承包权保持稳  
定、顺利延包”,使农民能够从土地经营或流转中获得收益,又强调“土地经营权流转、集中、规模经营要把握  
好度”,不能不切实际地追求规模经营⑤,这意味着“第一个飞跃”还将继续在农村双层经营体制中起基础性  
作用。  
8
从农业自身看,“第一个飞跃”指导中国农业改革与发展不断深化,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改善,劳动者的经  
营管理能力大幅提高,为实现农业“第二个飞跃”创造了历史条件。邓小平关于农业“两个飞跃”思想指明了  
中国农业改革与发展的道路和方向,“第一个飞跃”向“第二个飞跃”的过渡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实现  
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这一转变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为改善生产条  
件、实现增产增收作出了许多努力。随着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农民对农业生产的投资数量更多、周期更  
长。1978年,记者采访率先实行“包产到户”的山东马坊村,“没有牛耕地,就用人拉犁,没有犁,就用铁锨挖。  
趴窝两年多的抽水机仅一天就转开了,瘫在地上的老牛也吃上豆面拌草,庄户人像伺候宝贝孙子似的为老牛  
①
②
③
④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年版,第7页。  
邓小平《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1985年4月15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5页。  
李锦《大转折的瞬间:目击中国农村改革》,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1、262页。  
胡锦涛《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3年1月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年版,第113页。  
ꢀ
⑤
习近平《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求是》2023年第6期,第14页。  
1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梳毛”①。到2022年底,全国农村拥有大中小型拖拉机2144万台,较1978年增加10倍,其中更适合小规模  
家庭经营的小型拖拉机占75%,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0%,“第一个飞跃”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农业机械  
化的进程②。农业“第二个飞跃”的另一主要条件在于新型经营主体的培育,这得益于“第一个飞跃”实践中  
劳动者经营管理能力的提高。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责任制后,农民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其市场意识在农村市场化中不断增强,经营能力也在实践调整中得到提高。而从市场竞争的一般规律看,单  
打独斗的家庭承包经营很难在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也相应地推动了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和集体意识  
的培养。  
三ꢄ以农业“第二个飞跃”思想为指导推进农业现代化  
习近平将“依托双层经营体制发展农业”概括为农业强国的中国特色之一,并指出“建设农业强国,基本  
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③。从国家战略规划看,现今距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还有10年左右时间,距实现农  
业现代化、建成农业强国还有25年左右时间,时不我待,岁不我与。怎样实现农业现代化,邓小平在阐发农  
业“两个飞跃”思想时表示:“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就是过一百年二  
百年,最终还是要走这条路。”④立足我国长期以来人多地少、小农众多的基本国情,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既  
要全面、准确地理解邓小平关于农业“两个飞跃”思想的内涵,坚定社会主义方向,又要保持定力、久久为功,  
以“第二个飞跃”为指导,从经营主体、管理形式、生产技术三个方面下实际功夫。  
(一)总体原则:坚定不移地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  
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设的农业强国、实现的农业现代化,既有国外一般现代化农业强国的共同特征,  
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⑤“既有”是对全世界各国现代化建设一般规律的理解,点出了农业现代化  
建设命题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有”要求深刻把握基于中国基本国情的特殊规律,是中国农业现代化蓝图的点  
睛之笔。坚定不移地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是一个历史的、渐进的过程,必须进一步发挥农业“第二个飞  
跃”思想的指导作用,明确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必要性和“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基本原则。  
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主要有三点原因。第一,中国人多地少,小  
农经济多,为满足整体经济发展需求,必须通过集约化经营以节约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与效益。第二,我  
国是社会主义性质国家,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第二个飞跃”对解决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  
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增强团结奋斗精神的有效途径。第三,从世界各国农业现代化一般  
规律看,分散的小农经济是封闭的、脆弱的,无法满足农业现代化对供给保障、经营体系、产业韧性、竞争能力  
等方面的需求,这只能通过“组织起来”实现。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必须充分照顾到我国农业发展中的不同阶段、不同地区、不同群  
体,做到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首先,实现农业现代化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把握经  
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不同需求,明确自身发展状况与历史定位,做到有的放矢和顺势而为。当前我国社会  
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农业现代化建设势必  
要根据“不平衡不充分”的基本特点,做好规划部署、稳扎稳打,充分利用日益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走高质量  
高效率的农业发展道路。其次,因地制宜是因时制宜的现实要求。不同地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存在差  
异,资源条件较好的地区农业积累更为充足,农业现代化发展程度也更高,这就要求根据各地农情,允许农业  
现代化的不同表现形式,发展多种经营,对于落后地区则更要做好生产要素的集约化,结合地域特点发展适  
合当地水土、扎得下根的现代化农业。最后,农业现代化必须充分发挥人的主体要素作用。邓小平论述“第  
二个飞跃”时就说:“如果农民现在还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就不要着急。条件成熟了,农民自愿,也不要去阻  
①
②
③
④
⑤
李锦《大转折的瞬间:目击中国农村改革》,第66页。  
ꢀ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23》,中国统计出版社2023年版,第38页。  
ꢀ
习近平《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求是》2023年第6期,第6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ꢊ1997)》(下),第1350页。  
ꢀ
习近平《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求是》2023年第6期,第6页。  
12  
赵凌云ꢄ何延雕ꢄ邓小平关于农业“两个飞跃”思想的内涵、实践与意义  
碍。”①尊重农民意愿、做好教育引导是我国农业改革与发展的重要经验,对坚持和完善双层经营体制,推进  
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二)主体培育:支持新型经营主体及其社会化服务的发展  
我国最初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只是为了改善农业生产条件。1984年年初,在农村大力引进市场经营机  
制的前夕,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逐步建立商品生产服务体系,“满足农民对技术、资金、供销、储藏、加工、运输和  
市场信息、经营辅导等方面的要求”②,完善了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具体内容。在市场化改革中,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下一家一户的传统经营主体完全与现代商品经济脱节,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主的新型经营主体  
及其社会化服务在这一改革中兴起,但在这种“公司+农户”模式中,农民利益难以得到保障,后续国家鼓励  
发展合作社经济和家庭农场。从兴起的先后历史看,新型经营主体大致呈现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  
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的轨迹,这一趋势显示出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对小农国情的照顾,能够最大  
限度避免农业现代化转型中的生产力真空。以历史经验为观照,以正确思想为指导,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既  
要大力培育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又要统筹安排各经营主体之间的关系,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新型经营主体的培育,可以从生产经营者、商品、市场三个角度入手。第一,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提高农民经营管理能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当前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与空心化严重,尤其是随着城市房价  
的逐步降低,农民城市化速度进一步加快,这将为新型职业农民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只有做好知识下乡、  
人才下乡,才能根本解决“谁来种地”和“怎样种地”的问题,为新型经营主体的培育提供富有活力的优质人才  
资源。第二,要健全农业产品产业链,提高农产品品质与附加值,通过健全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农业的社会  
化生产创造条件提供保障。农业生产的效益最终以商品形式呈现,这一过程对技术、管理等要求较高,具有  
一定的专业化倾向,必须帮助完善农业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等大型经营主体的产业链配套,做好家庭农场、  
专业大户等小型经营主体的社会化服务,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第三,既要做好农业的市场保护,又要发挥市  
场对农业生产要素的资源配置作用。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新型经营主体的市场意识也要随之提高,必须  
重视市场的导向作用,提高农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农业发展的独立性。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有利于新型经营主体的稳步发展,也对家庭承包经营给予了充分关照,是中国  
式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建设路径。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  
业经营体系”③,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深刻把握新型经营主体的培育来源,统一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要发  
挥家庭承包经营在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转型,全面推动农业经营方式由  
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为组织形态和生产关系的转变创造生产力前提。  
(三)形式转变:保证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和高效集聚  
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和高效集聚,是通往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新型经营主体的组织形态目前主要有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四种,尽管主体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但均具有适  
度规模经营的集约化特点,尤其是对土地流转集中的需求。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必须加快市场化条件下生  
产要素向农业生产的流动,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为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准备物质基础。  
首先,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动农村土地有序高效流转。我国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  
设将进一步改善城乡关系,为农村人口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好的居住环境,尤其是当下城市房价下行,必  
然引起农村人口的持续转移,农村土地利用率大幅下降。为避免耕地抛荒、弃耕等情况的出现,政府必须深  
刻把握农民与土地的现实关系,明确产权制度,加强土地治理与管理,鼓励和引导人地关系不相适应的农户  
实现土地流转,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占有比例,避免“因农致贫”。对于日益增长的土地流转市场而言,还  
应做好市场监督管理工作,保障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合法权益,保证流入方对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促进土  
①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ꢊ1997)》(下),第1349页。  
《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429页。  
③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2012年11月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  
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8页。  
1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地适度规模经营。  
其次,要加快实现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促进城市资源要素有序向乡村流动。  
农业的弱质性与农村的边缘化是世界各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中的普遍难题,只有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提高农村对生产要素的吸引力和容纳力,才能满足发展现代农业对生产要素的需求。更具体地说,就是要畅  
通生产要素流动渠道,减少农村生产要素的闲置与浪费,破除要素进城的制度性和政策性障碍,同时推进城  
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推动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由城入乡提供支撑。  
这一过程既是关键生产要素向农业流动和集聚的过程,也是全面深化农村市场化改革、完善农村要素市场化  
配置的关键时期。  
最后,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好特色资源和优势,充分挖掘农村有形生产要素的新价值,拓展农业可持续生  
产空间。各地区要结合气候、地形等自然条件优势,实行因地制宜的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战略,发挥兼业农户  
的剩余劳动力价值,做稳做实地方特色产业。既要加强丘陵、山区的综合开发,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多种经  
营,又要做好耕地整理工作,增加有效耕地面积,鼓励土地长期投资与质量提升,为机械化、规模化经营的开  
展提供更多高标准农田。  
(四)技术创新:依靠现代科技,加快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邓小平在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同时指出:“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  
要靠尖端技术。”①我国农情国情决定了农业的发展必须充分利用有限的农业资源,实现高效高质的发展模  
式,因此科学种田和农业机械化问题始终是我国农业政策的重点。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农业“第二个飞跃”的  
必要前提,高科技成果的应用是农业“第二个飞跃”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指出:“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  
现代化。”②农业现代科技是农业改革与发展的第一动力与最终出路,必须全面提升农业新质生产力三要素,  
推进农业发展方式的加快转变,走农业科技自立自强的内涵式发展道路。  
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三大要素,也是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及应用的主要载体  
和服务对象。推进农业现代化,首先需要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适应现代科技发展  
的新型职业农民,夯实新型经营主体的人才基础。要健全原有农民的职业教育和素质培训机制,做好现代农  
业生产管理先进技术的推广工作,将农民的实践农技与科学知识结合起来,同时把握城乡一体化发展趋势,  
吸引高素质人才服务农业发展,为农业科技现代化注入新鲜血液。其次,更高科技含量的劳动资料是农业新  
质生产力的动力源泉,生产工具更是衡量生产力高低的主要标志,其更新应用将极大地推动农业现代化进  
程。在这一关键要素上,要加快农业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通过高水平的科技创新来培育农业现代化新动  
能,实现农业科技成果快速、高效的转化应用,提高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最后,劳动对象是生产活动的  
物质基础和前提,影响着最终的产量和质量,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在劳动对象上集中体现于现代种业的发  
展。要强化科技对农业现代化的引领与支撑作用,加快推进专业化、商业化种业创新体系的构建,做好良种、  
良田和良法的资源保护、研究开发和综合利用工作。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另一基点在于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快生态技术创新和推广应用,走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实现农业绿色发展,一方面应创新农业资源的高效利用方式,通过新质生产力要素  
的优化组合,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要推进农业绿色科技  
创新,强化低碳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供给,为农产品产量质量的提高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多科技支撑,  
助力农业绿色产业链条的打造。  
四ꢄ结语:邓小平关于农业“两个飞跃”的重大意义  
邓小平关于农业“两个飞跃”思想解决了改革开放初期农村集体经济与家庭承包孰优孰劣的反复论争,  
明确了两者的辩证关系和发展趋势,是我国正式确立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理论先声。这一思想引领我国农  
业改革与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也对进一步深化改革、实现农业现代化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彰显  
①
②
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88年9月5日、12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5页。  
习近平《论“三农”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219页。  
14  
赵凌云ꢄ何延雕ꢄ邓小平关于农业“两个飞跃”思想的内涵、实践与意义  
了理论、实践、战略三个方面的重大意义。  
从理论意义看,邓小平关于农业“两个飞跃”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揭示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趋势与规律,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两个飞跃”明确规定了农业发展的  
社会主义方向,创新了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走向农业合作化的过渡形式,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农业合作制  
理论。更具体地看,邓小平这一思想重申农业发展因地制宜、自愿互利的原则,基本化解了农村经营体制问  
题上的理论矛盾与冲突,奠定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长期发展基调。  
从实践意义看,邓小平关于农业“两个飞跃”思想指明了中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实践路径,并推动了农村  
双层经营体制的正式确立,是我国农业改革与发展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两个飞跃”思想贯穿于改革开放  
以来的农业现代化建设中,作为政策实践的双层经营体制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并显示出旺盛的  
生命力,为我国农业的现代转型提供着制度保障。其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稳定了农民与土地的  
承包关系,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适度规模经营和集体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农业的集体化、集约化转型,推  
动了农业现代化进程。  
从战略意义看,我国农业发展正处于“第一个飞跃”为主向“两个飞跃”并存的转变时期,既要发挥好小农  
生产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作用,又要逐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转型,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程。农业客观  
条件和发展趋势印证了邓小平的战略设想,邓小平关于农业“两个飞跃”思想是他以长远眼光把握中国农业  
发展道路的结果,依然符合当前深化农业改革和发展的现实需要,对农业现代化战略安排具有重要的指导意  
义。  
[责任编辑:何ꢄ毅]  
15  
第51卷第5期  
024年9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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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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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1ꢁN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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ꢂSocialSciencesEditionꢃ  
Septemberꢁ2024  
初创与调适:中共五大至六大期间的  
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  
梁君思  
ꢄꢄ摘要: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具  
有重要影响。中央政治局于党的五届一中全会正式选举产生,并在六大召开之前的总体性设计、适应性变革、结构  
性调适、自觉性纠错中逐步规范化常态化制度化。因此,厘清党的五大至六大召开之前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初创  
及其调适的历史脉络,对理解其后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的功能定位及其科学运行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中共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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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734ꢅjcnki1000-531520240112  
收稿日期:2020-11-10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研究”(20ZDA01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梁君思,男,山东泰安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统战理论研究基地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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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史基本问题,E-mailꢆliangjunsi@163com。  
作为连续存在几千年的政治文明体,“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  
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①。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的制度性资源,中央  
政治局会议制度的科学运行已经成为衡量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  
从组织层次上看,中央政治局产生于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服从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从功能  
作用上看,作为中央领导机构的核心层,中央政治局既执行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又对党的代  
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产生直接影响;从运行机理上看,中央政治局在贯彻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的决议过  
程中,特别是在处理政党国家治理问题上,更具有经常性、灵活性、应急性特征。当前,学术界以中央政治局  
为对象的研究虽有呈现,但大多聚焦于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②,以党的五大为对象的研究日益丰富③,但较少  
涉及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的源起与调适。因此,以1927年5月党的五大至1928年5月党的六大之前中央  
政治局会议制度的初创及其运行为研究对象,具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一ꢄ中央政治局的初创及其会议制度的总体性设计  
作为党的中央组织和中央领导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政治局及其会议制度的创立和发展是中国共  
①
②
习近平《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2014年2月17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  
第2版,第105页。  
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有:张新华《从政治局集体学习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途径》,《探索》2005年第1期;曹应旺《十六届中共中央政  
治局集体学习综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丁俊萍、杨欢《中国共产党学习型政党建设的百年成就和基本经验》,《四川师  
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杜琳琳《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  
从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初创及其调适的维度来看,党的五大的研究的学术意义存在着被低估的情况。近年来,学界有关党的五大的研究日  
③
益丰富。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有:武汉革命博物馆《共产国际与中共五大》,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年版;李蓉《中共五大轶事》,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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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13年版;方城《烟雨莽苍苍中共五大全景录》,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16  
梁君思ꢄ初创与调适:中共五大至六大期间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  
产党长期探索、内生演化的结果。党的一大时,中央只设由3人组成的中央局①。党的二大、三大、四大虽然  
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但有关中央领导机构的称谓及其分工尚未在制度上予以明晰②。党的五大召开时,  
正值大革命局部失败、武汉政府摇摆、阶级关系重组的危机时刻,为避免加重武汉政府“赤化”色彩和防备反  
革命力量的攻击,党的五大秘密召开。尽管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已拥有近5.8万名党员,亟须建立健全强有力  
的中央领导机构,但在五大召开时仍处于缺乏独立解决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能力的幼年时期,故在会议的时  
间、议程、人数乃至选举事宜上均受到共产国际的干预和影响。  
927年5月10日,中共五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政治局,初步呈现出党中央领导机构的基本框  
1
架,即“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总书记”③。其后,中央政治局会议  
制度正式运行。从总体上来看,新成立的中央政治局及其会议制度在革命处于危机的形势下呈现出极其复  
杂的运行面向。从人事构成来看,五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的中央政治局成员任期不及两月就发生了调整,而  
且其后的人员变动较大,包括党的总书记亦有所调整。从权力运行来看,当时缺乏独立思考且过分依赖和忠  
实于共产国际的中央政治局,始终在共产国际领导、干预下开展工作。从组织制度来看,中央政治局及其会  
议制度因其初创尚存在着诸多权责笼统和边界模糊之处。从会议内容来看,中央政治局会议大致呈现出初  
期聚焦于纠正右倾错误,但后续却走向“左”倾的方向。  
在中央政治局成立之初,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的运行大多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以“联席会议”的形  
式开展。五大时,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寄予厚望④。为争取汪精卫,中央政治  
局多次召开会议进行讨论。1927年5月12至1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联席会  
议上,陈独秀通报了与汪精卫谈话的要点。会议主要讨论了“关于与国民党左派在同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关  
系的基础上建立相互关系的问题”⑤,并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共产国际既要求中国共产党立即实行土地革  
命,又要中国共产党维护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两项政策指示的内在矛盾及其张力,使得诸多会议陷入众声  
喧哗的境地,诸多决议并未付诸实施。联席会议之后,革命形势迅速变化。在应对瞬息万变复杂局面过程  
中,中共中央又召开了数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形势。5月17日,武汉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  
在宜昌叛变,进攻武汉。这一突发事件,打乱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定的战略部署与行动安排。无论是当  
时的共产国际,还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都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已开始走向低潮。5月21日,在蒋介  
石、汪精卫的怂恿下,湖南国民党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的“马日事变”。面对  
危局,中央政治局迅速召开会议,形成决议,声明立场,试图挽救中国革命。5月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  
①
在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及中共一大代表的文件报告、信件往复、回忆自述等史料中,有关党的一大时党中央领导机构的提法,存在着“临时中央  
委员会”、“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委员会”、“中央局”、“临时中央局”等差异。学术界有关党的一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设  
置问题亦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党的一大“会议决定暂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先组成中央局,负责领导全党的工作”(参见:中  
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著《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4页);另一种观点认  
为,党的一大已经选出了“临时中央委员会”,之后成立了“中央局”(参见: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  
录》,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第3页)。  
②
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中央局”提法、用法的差异,可以从党的一大之后诸多宣言、文件、主张、通告的落款处得到印证。在对党内发布公  
告时,涉及到具体工作时,一般使用“中共中央局”;在发布全国政治主张,涉及到政党形象及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时,通常采用“中央执行委  
员会”。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党中央机关”与“党中央委员会”可以视为同义语。例如,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第六条“党与第三  
国际的联系”部分,有“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的规定;1924年1月,陈公博用英文写作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论文的附  
录文件,则有“党中央机关每月应向第三国际提出报告”的表述。分别参见:《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关于(奋  
斗)目标的第一个决议(英文译稿)》(192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中共  
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8、10页。  
③
④
陈丽凤《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的历史考察:1921ꢊ2006》,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郑超麟回忆道:“武昌开幕式那天,汪精卫没有来。汉口开了几日会议,忽然传说明日汪精卫要来‘演说’。于是原定的议事日程都丢开了。”  
“瞿秋白穿一套簇新的中山装,笑容满面迎到他面前去,陪了他走进会场。与国民党左派领袖相较,共产党新领袖好像是国民党衙门内一小  
科员。汪精卫上台时,台上台下拍掌欢呼声音是我们中国未曾听过的。我们自己的领袖陈独秀第一日上台也得到欢呼,但那怎么能同这日  
相比哩!至于汪精卫的演说本身,则我一点也想不起来。”参见:范用编《郑超麟回忆录》上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55页。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联席会议记录》(1927年5月12ꢊ13日于汉口),《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⑤
(1926ꢊ1927)》下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年版,第248页。  
1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了《工人政治行动议决案》、《对于湖南工农运动的态度》,次日又通过了《关于湖南事变以后的当前策略的决  
议》①。此时,共产国际的指示已严重落后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于5月18日  
至30日召开的第八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仍然对汪精卫寄予厚望,并指示中国共产  
党要依靠汪精卫挽救中国革命。这一时期国内革命形势处在迅速演变中,各方政治力量的众声喧哗与共产  
国际领导指示的隔空对话,使得“争论不休”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无法承担起挽救中国革命的重任,进一步  
加剧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危机。  
虽然当时制定的政策方针无法达到挽救中国革命的目的,但党的五大在试图建立强有力领导体制上所  
作出的努力仍然是颇见成效的。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体系的顶层设计来看,1927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  
会议通过的“五大党章”,实现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的总体性设计。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  
一,在“中央委员会”内设立“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务委员会”,“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一人为总书记及中央正  
式委员若干人组织中央政治局,指导全国一切政治工作”,“中央政治局互推若干人组织中央常务委员会”②。  
从组织层次上看,中央政治局产生于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服从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第二,  
在组织层面明确“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③,将“集体领导”的原则写入党章。从机构规模上看,党的  
一大到四大选举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人数很少,党的五大选举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人数大幅增加。第三,将  
中央日常工作机构与决策机构分开,确立了党的领导体制。从功能地位上看,党章规定,“中央常务委员会  
(Secretariat)处理党的日常事务”④;作为党中央领导机构的核心层,中央政治局既执行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  
委员会的决议,又对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产生直接影响。中央政治局在贯彻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  
会决议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处理具体问题上,具有经常性、灵活性、应急性特征。虽然这些组织制度和领导体  
制的规定在其后运行中尚存在一定偏差,但中央政治局及其会议制度已然有了一个总体性的框架设计。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演进的百年探索中,除局部微调外,一直沿用至今。  
二ꢄ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的初创及其适应性变革  
自“四一二”蒋介石“分共”至“七一五”汪精卫“分共”之间的三个月,中国共产党在北洋政府、南京政府、  
武汉政府三方力量演变格局中的选择与行动,极为复杂。围绕着共产国际1927年5月30日的“紧急电令”,  
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在复杂局面下的初创运行中进行着适应性变革。面对瞬息万变的革命形势,中共中央  
多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革命形势。在这一复杂局势下,共产国际与中共组织关系的处理,既夹杂在中  
央政治局成员的认识分歧及其人事嬗变过程之中,又体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的适应性变革之中。  
共产国际1927年5月30日的“紧急电令”(又称“五月指示”),成为组织上处理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的  
重要拐点。需要注意的是,“紧急电令”的贯彻执行,是以中国共产党必须与国民党保持党内合作为前提的。  
这种过分强调国民党作用,过分强调武汉政府作用的指示,使得党的五大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应当在斗争中  
取得领导权的观点在事实上成为一句空话。此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盲目乐观下发出的脱离实际、一厢  
情愿的“紧急电令”,遭到了鲍罗廷和中共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的拒绝和抵制,而鲍罗廷、罗易、陈独秀及其他  
中国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微妙⑤。当时汪精卫集团的“反共”倾向已经非常明显,“紧急电令”实施的前  
提和基础已不复存在。6月1日,中共中央在接到“紧急电令”之后,迅速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予以讨论。  
①
《工人政治行动议决案》(1927年5月21日鄂省委拟,5月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对于湖南工农运动的态度》(1927年5月25日中央  
政治局议决)、《关于湖南事变以后的当前策略的决议》(1927年5月26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  
(
192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34、136、138页。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1927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第146、  
47页。  
②
1
③
④
⑤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1927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第141页。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1927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第147页。  
党的五大召开之前,陈独秀与共产国际、部分中国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已趋于微妙,在“中央委员会和全党”已然形成了“针对陈独秀的反对  
派”[参见:《关于中国共产党在1925ꢊ1927年革命中的错误问题(1930年)》,《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版,第186、163页]。五大期间,罗亦农曾对郑超麟讲,“莫斯科有个决议,要撤换陈独秀,找一个与国民党接近的人做领袖”(参见:范用编《郑  
超麟回忆录》上册,第253页)。  
18  
梁君思ꢄ初创与调适:中共五大至六大期间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  
在对待共产国际“紧急电令”的问题上,罗易与鲍罗廷产生了巨大分歧。鲍罗廷在收到“紧急电令”后认  
为,这个指示是“荒唐可笑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暂缓执行;但是,罗易的态度截然相反。他在1927年6月2  
日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电报中指出:“收到你们的电报后,我还没有看,鲍就立即让陈发电报,也未同政  
治局和我商量。”鲍罗廷不告知罗易、不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作出决策的做法引起了罗易的极度不  
满,罗易在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电报中毫不客气地指出:“中国共产党现阶段的领导很软弱,共产国际实  
行直接领导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实际上是由鲍领导的,没有认真对待共产国际代表。我本着你们电报中  
的指示精神提出的建议常常遭到拒绝或抵制。”①6月3日,斯大林和布哈林在看到罗易电报后再次致电中共  
中央,并作出“四条指示”,对“紧急电令”予以补充和强调。  
为了讨论如何答复共产国际的“紧急电令”,中共中央亟须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以解决观点分歧,凝聚  
共识。1927年6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汉口召开,参加会议的有陈独秀、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  
蔡和森、任弼时、谭平山、罗易。在这次会议上,以陈独秀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参会人员,从中国实际出发,  
认为共产国际“紧急电令”表明莫斯科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会议承认,“紧急电令”有一定的进步之处,不加  
区别地对其采取拒绝态度是不可取的。当然,认识的偏差与观点的分歧,并未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召开  
而彻底解决。  
中共中央拒绝执行共产国际“紧急电令”之后,不同观点之间的分歧逐渐浮出水面,罗易、鲍罗廷、谭平山  
等人之间的分歧日益表面化。鲍罗廷与罗易依据共产国际路线,对同一问题产生的不同观点,让陈独秀左右  
为难。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坚持执行该指示,陈独秀并没有心悦诚服地接受共产国际和罗易的主张。1927年  
6月16日,罗易在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电报中指出:“尽管有陈和谭的发言(我已电告),在第二天的会  
议上,政治局还是采纳了我关于执行你们指示的建议。答复与上次决议相矛盾,表明只是表面上接受。共产  
党答复中的一些说法是不对的。”他还汇报道:“鲍认为,若是共产党不对这些要求作出让步,同国民党的决裂  
就不可避免。尽管有你们不止一次的指示和我努力根据你们的方针领导党,党还是在奉行这种取消主义方  
针。共产党人部长的政策不受党的控制,谭平山的错误仍未得到纠正,照旧在犯。”②虽然鲍罗廷表示,待时  
机成熟时执行“紧急电令”,但罗易仍然坚持。  
为进一步讨论共产国际“紧急电令”,解决罗易所言中国共产党“表面上接受”、消极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  
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6月17日再次召开会议,讨论国共关系和对待国民党方针策略问题。参加  
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有罗易、鲍罗廷、陈独秀等,但会议并未按照共产国际和罗易的预期推进。6月17  
日,罗易在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电报中全面汇报了这一时期的争议。他指出,“这个月我通过鲍的机构发出  
五份有关政治形势和党内状况的电报”,“这些电报都没有得到答复。局势在恶化。鲍不同意你们的指示,并  
且公然对抗这些指示。他的态度和行为使我无法根据正确的方针领导党”③。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精神和罗  
易的主张,土地革命是依靠国民政府“自上而下”进行的。罗易在电报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现在还在违背你  
们的指示进行两党共同纲领的谈判。我根据政治局的请求起草了国民革命纲领草案。鲍在共产党政治局中  
表示反对没收大地主的土地。昨天政治局一致反对共青团代表,拒绝我关于没收土地的建议,并表示赞成联  
合委员会关于根据国民党没收土地的决议解决问题的建议”④。由于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内  
部的分歧和争议迟迟得不到解决,各执己见的争论不休,导致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的逆向运行与制度  
空转。同样,联席会议召开的初衷也未能如愿以偿。罗易在电报中毫不客气地指出:“由于鲍的反对,我没有  
参加讨论并决定重大政治问题的两党联席会议。昨天,我向政治局提出我参加会议的问题,陈说,他认为这  
①
②
《罗易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电报》(1927年6月2日于汉口),《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ꢊ1927)》下册,第300、301  
ꢊ302页。  
《罗易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电报》(1927年6月16日于汉口),《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ꢊ1927)》下册,第318、  
3
19页。  
《罗易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电报》(1927年6月17日于汉口),《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ꢊ1927)》下册,第320页。  
《罗易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电报》(1927年6月17日于汉口),《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ꢊ1927)》下册,第321页。  
③
④
1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是必要的,但鲍表示反对,因此政治局未能作出决定,需要征询莫斯科的意见。”①  
当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收到电报并得知陈独秀、鲍罗廷不执行共产国际5月30日“紧急电令”后,共  
产国际于1927年6月20日再次致电鲍罗廷、罗易、加伦、陈独秀,重申“紧急电令”。为统一思想、化解分歧、  
明确任务、挽救危局,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代表在汉口召开联席会议②。然而,事态的发展  
并未向共产国际和罗易所期待的方向前进。6月28日,罗易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的电报中  
指出:“26日,共产党政治局公开反对共产国际的指示,陈声称,莫斯科不了解情况,发出了不可能执行的指  
示。我不再出席政治机关的会议。”③  
在没有得到鲍罗廷和陈独秀支持的情况下,当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拒绝执行莫斯科“紧急电令”之时,在  
国共关系濒临破裂的关键时刻,罗易竟于1927年6月5日私自将“紧急电令”副本送给“国民党左派领袖”汪  
精卫,试图争取汪精卫的支持,并对汪寄予厚望。罗易的行为选择,虽有其自洽之理,但却因泄密,违背了中  
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组织纪律。事实证明,罗易对汪精卫的个人判断是一厢情愿的想象,事态的发展也远  
远超出了罗易最初的预估。罗易这一错误的决定,为汪精卫“分共”提供了“借口”,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  
影响,带来了严重的损失。罗易的泄密行为,也触碰了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底线。6月2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  
员会政治书记处召开秘密会议,决定立即召回罗易。6月3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再次重申召回罗易的  
决定。在联共(布)、共产国际的坚决督促下,罗易于7月2日动身离开中国。  
927年7月3日,陈独秀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决议案的诸多  
1
条款对国民党作出种种让步,引起了党内许多同志的极大不满。在7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上,  
被紧急从湖南召回的毛泽东,提出了“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④的策略,但遭到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  
共中央的否定。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的一再妥协退让,引起了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强烈不满。7月8日,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通过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并指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示威性地退出国民  
政府,同时还强调要在政治上健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构。7月10日,布哈林在苏联《真理报》公开点名批  
评陈独秀。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改组中共中央领导的训令,在鲍罗廷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成立了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史称“五人临时中央”)⑤。这次中共中央的改组,  
实际上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全党的统治。之后,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从7月13日至26日  
连续召开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这次会议决定了三件大事,为八七会议的召开作了必要的准备。  
三ꢄ中央政治局的改组及其会议制度的结构性调适  
党的五大以后,国民党反革命活动的表面化与革命危机的严重化,使得党内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消极情  
绪。面对中国革命的危机,共产国际多次指示中国共产党召开紧急代表会议,对照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纠正自  
①
②
《罗易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电报》(1927年6月17日于汉口),《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ꢊ1927)》下册,第322页。  
这次会议中心议题有二,一为政治形势,二为共产党任务。会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论。陈独秀指出:“莫斯科的指示我弄不明白,我不能同意。  
莫斯科根本不了解这里发生的事情。鲍罗廷所说的土地革命(不没收土地),不是莫斯科所希望的。因为我们确切地知道,莫斯科的所谓土  
地革命指的是什么。莫斯科要求没收土地,我们不能这样做。因此,鲍罗廷的整个纲领是无稽之谈。”谭平山指出:“我不同意陈独秀的意见。  
我认为,应当接受鲍罗廷的这五点。应当从这个意义上再次致电莫斯科。不应退出政府。首先我们中国人应该找到自己的立场,然后再通  
报莫斯科。”张国焘指出:“我也认为,莫斯科的指示是不能接受的。应当加以拒绝并通知莫斯科。如果莫斯科还坚持自己的意见,那就应当  
再次回电反对莫斯科。”瞿秋白则是回避明确提出问题。周恩来指出:“在上海我们收到了莫斯科关于建立民主政府的指示。后来当我们这  
样做了时,他们却对我们说,这是不对的。莫斯科经常这样做。应当弄清楚,莫斯科到底想怎么办。”参见:《希塔罗夫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与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联席会议的报告》(1927年6月26日于汉口),《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ꢊ1927)》下册,第  
3
61页。  
③
《罗易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的电报》(1927年6月28日于汉口),《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ꢊ1927)》下  
册,第372页。  
④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ꢊ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3页。  
会议决定让陈独秀去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但是,陈独秀不服从这一决定,并向党中央提出辞职。“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  
示,中共中央实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张太雷、李立三5人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从此离开中央领导岗  
位。”(参见: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1卷《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1921.7ꢊ  
1
927.7)》,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3ꢊ36页。)之后,“五人临时中央”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在汪精卫“分共”造成的白色恐怖下,进行  
了大量的应变善后工作。  
20  
梁君思ꢄ初创与调适:中共五大至六大期间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  
身根本性错误。1927年7月1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任拉斯科尔尼科夫提出《对中国共产党组织方  
面建议》,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中央全会并选出能够无条件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新一届中央政治局。  
7月23日,共产国际新的驻华“全权代表”罗明纳兹到达武汉,并于当天与即将离任召回的鲍罗廷交接工作。  
之后,这位既不会讲汉语,又看不懂中文,且不满三十岁的“全权代表”①,一再催促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尽  
快召开中央全会。7月26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同罗明纳  
兹一起筹备中央全会召开工作。由于形势紧张、交通困难,原本定于7月28日召开的中央全会一再延迟会  
期。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临时中央政  
治局②。按照会议承担的任务,八七会议应该是一次中央全会,但因参加会议的五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  
员及中央监察委员人数均不过半,因而称之为中央紧急会议。从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会议制度的形态演进来  
看,自五届一中全会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到7月12日陈独秀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后成立的“五人临时中央”,再  
到“八七会议”选举的中央临时政治局,这一时期是对中央政治局改组和对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结构性调适  
的关键时期。作为党成功化解重大危机的一次会议,“八七会议”是对五届一中全会选举出仅运行2个月的  
中央政治局进行组织调整的非常措施。这次会议对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具体说来,主  
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对权力运行的制度设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五大党章规定,应召集中共中央委员会改选中央政  
治局,但“八七会议”形成的五人常委会是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定组成的。由于时局紧张,到会中央委员  
不到半数,“不能作全党正式的中央委员全体紧急会议”③,因而“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选举中央委员会之临  
时政治局以正式委员九人候补委员七人组织之”④。共产国际曾对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作出过解释,并认为  
改组前的中共领导机关“曾犯了一连串的重大的政治错误”,拒绝执行共产国际“革命指示”,这次改组是为了  
“
纠正中国共产党中央底机会主义错误”⑤。共产国际试图通过召开中央全会对中央临时政治局予以法理上  
确证的初衷,终因中央委员会参会人数不过半而抱憾。从制度设计的维度来看,这种权力来自共产国际意向  
的方式却在中共党内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对党内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贯彻落实形成了一定的冲击。  
另一方面,对权力设置的制度安排作出了结构性调适。在白色恐怖环境之下,精简党的组织、隐蔽党的  
活动成为生存之所必需。为挽救处于革命危机之中的中国共产党,“八七会议”突出强调“现时秘密状态之  
中,需要实行最大限度的集权”,并强调“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中央临时政治局执行中央委员会之一切  
职权”⑥。会议认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当建立全国的秘密交通机关,与出版委员会的散布宣传品的工作  
相联络,担任传达通告指令输送宣传品等等的职任,并兼办探听反革命线索及其他各种消息各地环境的特务  
工作”⑦。“八七会议”之后,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往上海,转为地下秘密状态。  
“八七会议”结束后,新选举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正式运行。1927年8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举行了第  
①
②
当瞿秋白和张国焘提出需要紧急处理南昌暴动问题时,罗明纳兹显得十分茫然,声称要请示莫斯科。张国焘回忆时指出:“谈话结束后,瞿秋  
白也颇感失望。他曾经向我表示,共产国际为甚么派这样一个少不更事的人来当代表,只会反对机会主义,提起南昌暴动就没有主意了。”参  
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81页。  
“会议选举产生中央临时政治局,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为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  
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为候补委员。8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参见: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2卷上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7ꢊ1937.7)》,  
第2页)。“八七会议”虽然只开了一天,但由于议题重大、准备充分,因而成果显著。在中共党史上,这次会议曾被称为“中央紧急会议”、“八  
七紧急会议”、“八七会议”,1928年7月9日中共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将此次会议简称为“八七会议”之后,党的各类文件、会议、讲话中  
开始统一将此次会议简称为“八七会议”(参见:《政治议决案》(1927年7月9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1928),中共中  
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06页)。  
③
④
⑤
《小引》(1927年8月1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第248页。  
《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第302页。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1927年7月),《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编辑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  
辑(1925ꢊ1927)》,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4ꢊ535页。  
⑥
⑦
《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第305、302页。  
《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第302页。  
2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讨论了政治局的分工,瞿秋白成为中共中央  
最高领导人。为更好地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和加强对地方工作的领导,这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央派出机  
构———南方局和北方局,还研究并通过了《中央致湖南省委信———临时中央政治局对于湘省工作的决议》①。  
8月12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开始在《中央通讯》上发表“八七会议”文件,指出这次会议“改选了中央临时政治  
局”,会议的重要意义“在于纠正党的指导机关之机会主义倾向”②。8月1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发出第二号  
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立即遵照“八七会议”精神整顿组织。8月21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通过了《中国  
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中央通告第五号———最近妇女运动的决议案》、《中央通告第六号———  
今后学生运动方针议决案》③。9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  
议案》④,决定彻底放弃国民党的旗帜,成立苏维埃。此时的中央政治局一方面竭力纠正此前党的右倾错误,  
开始探索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途径,但另一方面“左”的情绪也日益滋长。  
四ꢄ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的赋能及其自觉性纠错  
“八七会议”之后,中央临时政治局反复强调和阐明会议的重大意义,要求各地党组织将会议精神传达到  
全体党员。但由于形势复杂、交通困难,会议精神在各地传达过程中存在着差异。例如,南昌起义之后,李立  
三在回顾《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在前敌的同志,直到了汕头后,才知道有八七紧急会  
议的这回事。行军两月,简直成了野人,不单是不知道党的情形,并且连全国大的政治状况都不知道。”⑤10  
月9日,张国焘在报告中也曾经指出:“对于八月七日之决议及告同志书已略知一二。”⑥  
自1927年11月至1928年6月中共六大正式召开之前,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在中央领导机构的调整中  
不断集权赋能并进行自觉性纠错。在持续推进八七会议以来“常委集权”的基础上,中央临时政治局进一步  
精简机构,废止设部制度。在11月9日至10日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以城市  
为中心举行全国武装暴动的策略。这次会议简称“十一月扩大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瞿秋白主持。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作用巨大,集中体现了党的六大以前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的集权  
赋能。具体说来,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其一,在机构设置上,进一步推进权力集中,废止设部制度。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最近组织  
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指出:党组织弱点在于各部系统独立、各自为政、缺乏集权,“致使各地党部时有工  
党、农党、军党之称”⑦。为最大限度整合革命力量,解决各自为政的涣散状态,1927年11月14日,中央决定  
撤销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妇女部和农民运动委员会,并在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之下建立职工运动委员  
会、党报委员会、秘书处、组织局。  
其二,在讨论议题上,进一步确定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的路线。“本次会议命令各级党部立刻用最坚决的  
方法,使指导干部工人化”⑧。大革命的失败表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负责人已然犯了右倾错误;而大革命失  
败后,中国共产党在纠正已经发生的右倾错误、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时候,不仅缺乏明确的前进方向,而且又  
开始犯“左”的错误。这些问题的产生要求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动力  
①
《中央致湖南省委信———临时中央政治局对于湘省工作的决议》(1927年8月9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第  
07页。  
《中央通告第一号———八七会议的意义及组织党员讨论该会决议问题》(1927年8月12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  
1927),第311页。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1927年8月21日中央常委通过)、《中央通告第五号———最近妇女运动的决议案》(1927年8月  
1日中央常委通过)、《中央通告第六号———今后学生运动方针议决案》(1927年8月21日中央常委通过),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  
3
②
(
③
2
集》第3册(1927),第327、343、346页。  
④
《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1927年9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  
第369页。  
⑤
⑥
⑦
⑧
《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第419页。  
《张国焘报告》(1927年10月9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第429页。  
《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决议案》(1927年11月1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第471页。  
《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第466页。  
22  
梁君思ꢄ初创与调适:中共五大至六大期间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  
以及中国革命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等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进行回答①。此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的运  
行及其权威,在再造政党组织、肃清机会主义、整顿政治纪律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强化。  
其三,在人事安排上,进一步吸收新的成员加入中央政治局。从党的五大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开始注重  
从全党选拔精英。五大时,周恩来首次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八七会议时,瞿秋白成  
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此次十一月扩大会议又增选了周恩来、罗亦农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虽然这一时期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的召开时间、地点、人数、议题等在文本规定与实践运行上尚存在一定的  
距离,但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却在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原则下的运行中逐步规范化,这为之后中央领导体  
制的发展与完善准备了组织机构与制度基础。  
从整体上来看,十一月扩大会议既有正确的思想和主张,又有八七会议以来党内滋长的“左”倾情绪。随  
着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逐步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运行中“左”的错误的影响日  
益扩大。正如中共六大在总结这次会议时所言:“十一月会议继续布尔塞维克化但对于盲动主义未能充分预  
防”,“在议决案上,对于中国革命的估量,不正确的采用了‘无间断革命’的名词,于是解释革命为不断高涨之  
可能,就可以发生由此而得到不正确的策略”②。当然,此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运行中的一些错误的方面,  
因在实际工作中造成重大损失而遭受到党内部分同志的批评与抵制。  
随着八七会议、十一月扩大会议在权力设置上的集中倾向日益明显,特别是十一月扩大会议之后撤销部  
的工作机构、限制各委员会权限制度安排的推进,中央领导机构在运行中开始暴露出一些问题。从主观设想  
上来看,大革命失败之后的白色恐怖环境之下,有必要集中权力,强化领导;从机构运行上来看,由于撤部之  
后无明确分工负责,部分基层党的机关在有意无意之中不尽职地将中央决议搁置起来不传布到党员群众中  
去。基于此,带来了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由于职责分工上的不明确,影响到党的会议精神在全党的贯彻落实。这一点可以从中共中央的  
多次发文中得到印证。例如,1927年12月10日中央通告第二十号指出:“现在这个决议案便要把我们党组  
织上缺陷的根源和改造的出路告诉了我们,同时扩大会议从中央通告第十七号又已定出适合扩大会议改造  
原则的各级党部新的组织法。在这里中央再通告实现这一改造的五项具体办法,各级党部务必严格遵守,否  
则以故意反抗党的改造论。”③又如,1928年1月3日,中央临时政治局指出,党应“努力执行八七会议与十一  
月会议的决议”④。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然认识到在权力集中下仍需要适当的分工,以利于工作之发展与执  
行。3月10日,中央通告第三十七号再次强调指出,“中央于八七会议提出没收土地,于秋收暴动后提出苏  
维埃政权”,“扩大会议以后,中央更曾给各地以不断的指导和督促”⑤,但各地党部对此种根本任务执行缓慢  
且没有决心。  
另一方面,“左”倾路线迟迟得不到纠正,给党的工作和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1928年2月,共产国际  
执委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批评了中国共产党“左”倾主张。4月30日,中央政治  
局讨论并接受这一决议案:“中央政治局认为自己过去的工作,正是一面与机会主义余毒奋斗,一面即尽自己  
的力量指正党内各地所表现出来的盲动主义。”⑥至此,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基本结束,并在中央政治  
局会议上得到制度性确认。当然,“左”的影响并未因盲动主义错误的结束而终止,而是改头换面以其他样态  
①
“此次中央会议的主要任务,因此不但要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前途,指出我党今后斗争的策略,并且要指出根本上重造我们的党,强健我们  
的党,澈底肃清机会主义,严厉的整顿政治纪律。此次大会的主要精神可以说是继续完成八七会议扫除机会主义的任务,澈底重造我们的  
党,并更加确定革命的布尔塞维克的斗争的路线。”参见:《中央通告第十六号———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内容与意义》(1927年11月18  
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第527页。  
②
③
④
《政治议决案》(1928年7月9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1928),第307页。  
《中央通告第二十号———关于组织工作》(1927年12月1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第559页。  
《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1928年1月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的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  
(1928),第37页。  
⑤
⑥
《中央通告第三十七号———关于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1928年3月1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1928),第149页。  
《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二月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1928年4月3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  
(1928),第174页。  
2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呈现。由于此时的党尚未完全适应地下工作的环境,“左”倾路线致使党遭受到严重的损失①。  
经历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多次挫折之后,共产国际、中共中央日益认识到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必要  
性。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国内正处在极为严重的白色恐怖中,没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条件。由  
于1928年春夏间将相继在莫斯科召开赤色职工第四次大会、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大会,  
考虑到届时中国共产党都将派代表出席这几个大会,中共中央迫切希望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1928年  
月
,共产国际来电同意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4月2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开会研究召开六  
3
大的问题,下旬起,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100多位参加六大的代表相继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  
月18日至7月11日,党的六大在莫斯科近郊五一村秘密召开,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  
会议制度的运行开始呈现出新的特征。  
6
五ꢄ结语  
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在中国共产党百年探索中具有重要影响,这既与党章所赋予的地位有关,又与其产  
生的历史影响有关。从连续性视角来看,党的五大至六大期间,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的文本规定与实践运行  
具有典型意义。由于这一时期党的中央领导体制的探索正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无论是文本规定的全面性、  
适用性、操作性方面,还是实践运行的有效性、灵活性、科学性方面,都呈现出不成熟性。但这一时期中央政  
治局会议制度的初创及其运行已具雏形,并搭建了其后中央领导体制的基本框架。  
客观而言,党的五大关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不仅有所前进,而且很全面,只是还不具备应对危机  
和及时调整斗争策略的能力。由于缺乏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问题的意识,最终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  
深陷危机。当然,在此背景下所产生的中央政治局及其会议制度的运行,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不成熟的特征。  
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夕的危机形势,要求党对革命形势有清醒认识并采取果断措施,从危机中挽救革命。  
面对国民党右派分裂统一战线、背叛革命的危机,中央政治局始终未能突破共产国际的干预,果断实施战略  
的转变,对于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虽然进行了批评,但没有采取有效的决策和应对措施,诸多决策也未落地  
执行。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的科学运行已然成为衡量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和国家  
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因此,厘清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的历史起点,对我们理解和探寻中国共产  
党长期执政的奥秘具有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何ꢄ毅]  
①
“在最近几月严重白色恐怖之下,本党组织曾遭几次重大的破获,尤以两湖省市县委干部的损失非常重大! 江苏河南相继破获,中央政治局  
委员罗亦农同志亦于上海被捕枪毙!过去遭遇这些重大破获的原因,固然是因为反动统治向我们猛烈的进攻,但是本党组织不适用于秘密  
工作的环境,以及党内同志的反动告密,实为破获的重大关键!”参见:《中央通告第四十七号———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  
密工作》(1928年5月18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1928),第200页。  
24  
第51卷第5期  
024年9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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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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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1ꢁN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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ꢂSocialSciencesEditionꢃ  
Septemberꢁ2024  
中国共青团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  
百年历程、经验与启示  
王瑕莉ꢄ朱逸  
ꢄꢄ摘要 1922年以来,中国共青团始终重视并坚持对团员青年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始终坚  
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确立教育的思想方向,始终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确立教育的目标任务,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基  
本理论及其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以符合青年群体特点、满足青年成长成才需要为教育的基本原  
则,以理论宣传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为教育的基本方式。这些经验为新时代共青团继续开展好理想信念教育提供了  
重要启示:要定准把好自身角色,秉持为党育人与为国育才相统一的教育理念;摸准社会发展脉搏,探索新载体与  
新内容相融合的教育方式;瞄准时代发展前沿,创新坚守传统阵地与开辟新兴领域相配合的教育途径;聚焦现实困  
境难题,建立常态化与制度化相协同的教育机制,不断提升工作的覆盖面和实效性。  
:
自
关键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理想信念教育;团员青年  
ꢀ
DOI1013734ꢅjcnki1000-531520240114  
收稿日期:2022-09-17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4年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马工程“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研究”专项课题重大项目“思想政治  
教育学科40年理论建设成就和经验研究”(CSJJ24MGC01)、四川大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  
祝共青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专项课题“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展理想信念教育  
的百年经验与时代启示研究”(2022gqtzx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瑕莉,女,四川乐山人,法学博士,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基  
ꢀ
础理论与实践、高校思想政治教育,E-mailꢆwxlyx2016@163com;  
朱逸,男,四川内江人,法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比较思  
想政治教育与课程教学论。  
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青年的理想信念关系到红色血脉的赓续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的实现。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青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百年征程,塑造了共青团坚守理想  
信念的政治之魂”①。一百年来,中国共青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守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阵地开展工  
作,把帮助青年确立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作为首要任务,为党培育了大批理想信念坚定的后备人才,在青  
年中凝聚起推动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磅礴力量。在这个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为中国共青团直面当下  
存在的现实问题,继续引领新时代青年志存高远、踔厉奋发、开创未来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ꢄ中国共青团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百年历程  
对团员青年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是中国共青团的一项重要工作,它和团的历史发展一样具有明显的阶段  
性。有学者将中国共青团的历史划分为初建、改组、重建、工作被迫暂停、恢复及发展壮大五个阶段②。也有  
①
②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2年5月10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6页。  
沈健平《中国共青团研究》,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  
2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学者依据中国共产党不同历史时期的任务,在共青团成立90年之际,将中国共青团历史划分为十个阶段①。  
我们认为,中国共青团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的,对其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历程的叙述应当与党的  
发展的整体进程和历史阶段相一致。在此,我们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  
议》对党的历史阶段的划分,将中国共青团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百年历程分成四个阶段。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青团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开创性实践  
新文化运动以来,觉醒的中国青年奋起求索拯救中国、变革社会的道路。“工读主义”、“互助主义”、“新  
村主义”、“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泛起。当时,各地方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信奉不同  
流派的社会主义。这些渴望推动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青年与青年团体,迫切需要在统一的领导下走出思想  
迷惘的困境,确立科学的理想信念,找到正确的奋斗方向。  
922年5月5日,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关怀和领导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青团)成立。在成  
1
立大会上,陈独秀发表题为《马克思的两大精神》的讲演,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青年团就是根据马克思的学说  
而成立”,并希望青年能“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  
况”,“发挥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把马克思学说当做社会革命的原动力”②,给共青团提出了树立马克思主  
义信仰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教育任务。此后,中国共青团始终将团员青年的理想信念教育摆在重要位置。  
自成立起,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中国共青团③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相  
继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武装青年,启发青年无产阶级政治觉悟,使青年认识共产主义理想信  
念;以共产主义原则和国民革命理论教育青年,使青年树立为民族独立而奋斗的理想信念;以反法西斯主义、  
反帝国主义教育青年,宣扬国际主义和为自由和平而斗争的精神,使青年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以社会发  
展规律教育青年,使青年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念,确立共产主义人生观,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理想信念。  
这一时期的中国共青团采用了以下理想信念教育方式。第一,创办机关刊物和培训班进行理论宣传。  
中国共青团相继创办《先驱》、《中国青年》、《无产青年》等机关刊物,用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号召团员青年  
广泛阅读马克思主义相关书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分析中国革命,领悟马克思主义理  
论真理的力量。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青团还在部分根据地探索通过培训班的形式教育团员干部,以提升  
团员干部的思想觉悟。第二,组织学生团员到群众中宣传讲演,激发各界广大青年反帝热情,并帮助各界青  
年树立为民族独立而奋斗的信念。例如,五卅惨案后,共青团通过学联组织学生到街头演讲,帮助更多青年  
了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状况,参与反帝斗争。第三,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坚定团员青年的理想信念。1927  
年,中共五大通过的《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强调,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党指导下的青年无产阶级  
的革命的组织,其任务在扩大共产主义的宣传与共产党的意识和政策的影响到广大的革命青年群众中去,吸  
收他们在共产主义旗帜之下积极参加共产党所领导的各种斗争”④。第四,组织青年文化团体和文化活动。  
例如在抗日战争中,青年救国会通过组织青年剧团、文工队以及宣传队到各地演出,既活跃抗日根据地的文  
化生活,也对群众进行抗战教育。中国共青团正是通过以上途径激励广大团员青年满怀革命理想,积极投身  
革命事业,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冲锋陷阵。  
在这一阶段,新成立的中国共青团为理想信念教育选择了一个正确方向,也探索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  
教育途径,具有开创性意义。习近平指出,“团的一大就明确提出了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远大理想,亮出了社  
会主义的鲜明旗帜,在一代又一代青年心中点亮理想之灯、发出信念之光”⑤。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青团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崭新面貌  
949年4月,中国共青团(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党的领导和精心组织筹备下重建,重建后的中国共青  
1
①
②
③
李玉琦《中国共青团史稿》,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  
陈独秀《马克思的两大精神》(1922年5月5日),《陈独秀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9ꢊ250页。  
为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从1936年开始,各地区的共青团组织相继改组为青年救国联合会,以“青救会”的  
形式开展各项工作。  
④
⑤
《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90页。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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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瑕莉ꢄ朱逸ꢄ中国共青团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百年历程、经验与启示  
团有了崭新的面貌。在破旧立新的时代,刚刚获得解放的青年拥有建设新社会的热情,但也需要先进的思想  
引领其奋进。因此,在新的社会背景下,中国共青团开展理想信念教育面对着新的教育对象,有了新的教育  
目标和任务。  
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以及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不断探索建设道路中,为了动员广大团员青年  
积极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共青团相继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教育团员青年,帮助其树立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定社会主义革命的信念;用共产主义的理想和精神教育团员青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  
团员青年,帮助其认同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念,争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具体做  
法有四个方面。第一,开设团课和政治课,使理想信念教育更加规范化、系统化。1950年,共青团中央发布  
《关于加强团的宣传教育工作的决定》,开始编写团课教材,在学校和工厂开设政治课,系统地进行马克思主  
义理论教育,帮助青年奠定理论根基。这种系统规范的教育还体现在组织团员青年学习最新理论上。共青  
团于1958年开始组织团员青年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活动,当年参加学习的全国青年约有1000万人①。第二,  
创办报刊、团刊,增加理想信念教育的载体,扩大教育的覆盖面。在恢复《中国青年》的同时,1950ꢊ1951年,  
青年出版社和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创办,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宣传阵地。第三,  
选树典型,以榜样的力量鼓励团员青年坚定理想信念。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共青团通过表彰各条战线上的  
积极分子和先进典型,宣扬为国家和人民事业奉献的信念和精神。例如,1963年,团中央在全国开展“学雷  
锋”活动,让广大青年从雷锋同志的事迹中感悟崇高理想信念的重要支撑作用,也激励青年向榜样学习,积极  
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第四,开展新形式的实践教育活动,让团员青年在实践中坚定建设社会主义的信  
念。各条战线的基层团组织都结合具体的工作实际,组织青年突击队、青年节约队、青年志愿垦荒队、农村青  
年生产队,使广大青年响应党的号召,向困难进军,忘我劳动、艰苦创业,积极投身保卫和建设祖国的事业中。  
为顺利完成“一五”计划,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仅各地基建工地的青年突击队就有7500多支,参加人数达  
13.5万人②。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青团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恢复发展  
978年10月,中国共青团十大成功召开。在党的领导下,团组织恢复正常工作,重新整顿再出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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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后,中国亟须凝聚青年力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受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政  
治思想和市场化改革的影响,部分青年的共产主义理想淡化,社会主义信念动摇,思想陷入迷茫混乱,迫切需  
要正确思想的引领,找到人生的前进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青团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动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注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团员  
青年,帮助团员青年形成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形成“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  
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③的远大理想,树立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的理想,坚定永远跟党走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在新时  
期,共青团加强和改进了理想信念教育方式。第一,恢复运用报刊和书籍开展理论宣传、典型教育等传统方  
法。在运用报刊方面,共青团十大召开一年后,“青少年报刊已发行到1200多万份,青少年读物1979年出版  
了206种,共4000余万册,地方还有青年报刊19种,少年报刊31种”④,这些报刊读物有效扩大了青年理想  
信念教育的宣传阵地。1991年,共青团中央趁《邓小平文选》出版之机,组织团员青年深入学习领会邓小平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在2003年初,为了推动团员青年学习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共青团中央与《求是》杂志联合举办青年知识竞赛和征文活动。在运用典型教育方面,既强调团员在青年中  
的示范作用,也注重选树不同领域的典型。2002年,江泽民在共青团成立80周年大会上强调,“共青团员是  
①
②
③
沈健平《中国共青团研究》,第46页。  
沈健平《中国共青团研究》,第43页。  
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2年5月15日),《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83  
页。  
④
李玉琦《中国共青团史稿》,第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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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青年中的先进分子,要在广大青年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①。2007年,在共青团成立85周年之际,胡锦涛致  
信中国青年群英会,激励广大团员和青年“以英雄模范为榜样,努力成为理想远大、信念坚定的新一代”②。  
第二,开辟理想信念教育网络新阵地。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中国共青团的工作不断向网络延伸。“自1999年  
开始,中国共青团网、中国青年网、中青在线、中国少先队网先后开通”③;随后,各种团属网站也相继开通,达  
到4000多家。这些网站为中国共青团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提供了新媒体平台,同时扩大了工作覆盖面。例  
如,为了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团员青年,中国青年网开设专栏进行宣传。第三,组织特色主题教育实  
践和培训项目。这一时期的理想信念实践教育与团员青年正常的学习工作同时进行。例如,1983年,共青  
团不仅号召全国大中专学生开展社会调查、勤工俭学、有偿服务等实践活动,也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  
组织带领青年开展寻访革命史迹、收集编写史料、兴建历史纪念物等活动;次年又开展了主题为“热爱党,为  
四化奋斗,紧跟党,做改革先锋”的学习实践活动。2006年,以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为契机,一系列“我与  
祖国共奋进”的主题教育实践顺利开展。2007年,共青团中央启动实施了旨在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  
青年头脑,引导学员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青马工程”。这些活动取得了  
良好的思想教育成效和社会效益,帮助广大青年团员在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相结合中形成共产主义远大理  
想,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定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祖国的繁荣富强锐意进取、不懈  
奋斗的理想信念。  
(四)新时代中国共青团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创新突破  
进入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赢得和依靠广大青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需要引领团结更广泛的青年群体。新兴青年群体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出现,广大青  
年展现出新的精神风貌,也面临许多新的问题。意识形态领域错综复杂的形势使青年理想信念教育面临着  
前所未有的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补足青年的理想信念这一精神之“钙”,高度重视  
青年的理想信念教育工作。为此,中国共青团响应党的号召,强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  
装团员青年,增强团员青年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帮助团员青年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为“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接续奋斗的信念。  
共青团继续坚持前期探索的有效途径,对团员青年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并实现了以下突破。第一,在主  
题教育方面,抓住重大庆典活动,开展贴近党的奋斗目标的理想信念教育。例如,从2013年开始,共青团持  
续深入开展了“我的中国梦”系列主题教育实践④;2019年,在五四运动10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之际,共青团中央组织开展“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主题宣传教育实践活动;202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之际,共青团中央组织各地深入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主题教育;党的二十大召开后,共青  
团开展了“喜迎二十大,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的主题教育,引导团员青年坚定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而奋斗的信念。第二,在典型教育方面,不仅注重发挥各领域先进典型的作用,更强调团干部在坚定  
理想信念方面的示范带头作用。2013年6月,习近平在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强调,“团的干  
部,必须坚定理想信念。团干部应该最富有理想。要带动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自身必须坚定,打铁还需  
自身硬”⑤。第三,在教育空间方面,探索了“线上”和“线下”相结合、“键对键”和“面对面”相结合的互动式教  
育模式。这既突破了线下教育的时空局限,也突破了以往网络平台的单向输出局限,拓展了教育的覆盖面,  
增强了教育的灵活性和互动性。如2015年,共青团中央组织上线“青年之声”网络平台,既宣传思想,也促进  
青年交流。2018年以来,共青团中央组织开展“青年大学习”活动,成立青年理论宣讲团深入各个领域的青  
年群体,以同辈现身说法的方式宣传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并借助手机微信和其他移动平台,为广大青年随时  
①
②
③
④
⑤
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487页。  
《胡锦涛致中国青年群英会的信》,《人民日报》2007年5月5日,第1版。  
胡献忠《共青团培育青少年价值观的历史考察》,新华出版社2015年版,第30页。  
胡献忠《共青团培育青少年价值观的历史考察》,第23页。  
习近平《团结带领广大青年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续写新的光荣》(2013年6月20日),习近平《论党的青年工作》,中央文献出  
版社2022年版,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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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瑕莉ꢄ朱逸ꢄ中国共青团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百年历程、经验与启示  
随地进行政治学习提供便利,对于部分线下理论宣讲或者榜样示范活动,必要时采用线上直播的形式。第  
四,在教育安排方面,要求实现这项教育工作的常态化制度化,体现了对团员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视达到  
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二ꢄ中国共青团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百年经验  
中国共青团百年奋斗的历史征程,以广大团员青年为对象,留下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其中,在坚持政治  
属性、确立工作方向、服务青年和勇当时代先锋等方面形成了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团员青年理想信念  
教育是中国共青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必要结合其百年历程,系统总结这一方面的工作经  
验,为往后的工作提供历史借鉴。  
(一)始终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确立教育的思想方向  
理想信念教育的方向事关中国青年奋斗目标,事关国家的前途命运。在教育工作中,引导团员青年树立  
什么样的理想信念,是第一位的问题。斯大林指出:“共青团员应当记住,保证党的领导是共青团全部工作中  
最主要的和最重要的一点。共青团员应当记住,没有这种领导,共青团就不能完成自己的基本任务,即用无  
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工农青年的任务。”①用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工农青年,就是要帮助青年  
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时,团员青年的理想信念教育任务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完成。在百年征程中,  
中国共青团“把坚持党的领导深深融入血脉之中,形成了区别于其他青年组织的根本特质和鲜明优势”②。  
这是中国共青团始终保持自身性质和理想信念教育的科学正确方向的根本遵循。  
中国共青团在党的领导下确立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思想方向,表现为三点。第一,党的领导人参与共青  
团的重要工作会议,指明思想方向。在共青团成立时,陈独秀发表的重要演讲,实际上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  
于共青团的领导地位,为共青团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指明了方向,即以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为思想  
旗帜。此后,在共青团的重要会议上,党的领导人都会对共青团的工作进行指导,其中包括理想信念教育工  
作。例如,1958年,为了动员全国青年发扬共产主义精神,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共青团中央召开了第二次全  
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周恩来和朱德出席大会,朱德发表讲话并作指导。第二,通过重要会议  
明确共青团与党的关系,从而使理想信念教育的方向与党保持高度一致。党的二大指出:“关于中国社会主  
义青年团对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在青年劳动者一切经济和教育利益奋斗的方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应是个  
独立的团体;关于普通政治运动方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则应当约束他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之下。”③此后在  
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尽管经历了一些挫折,出现了一些错误的思想倾向,但中国共青团始终将“做党  
的助手”作为第一原则,始终坚持在党的政治领导下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活动。第三,共青团响应党的重要会  
议精神,确立理想信念教育的思想方向。在中国共产党召开重要会议后,共青团学习领会以及贯彻党的重要  
会议精神,将其融入自身会议内容中,以指导自身工作方向,其中包括团员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的思想方向。  
例如,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④的新命题,共青团对团员青年的理想信  
念教育就以党的十二大精神为方向,动员他们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在党的二十大召开后,  
共青团十九大召开,会场上明确打出标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动员引领广大青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团结奋斗!”⑤  
在百年征程中,中国共青团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使理想信念教育能在正确的轨道上进行,做到了“以党的  
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使命为使命”⑥,充分发挥了团结引领广大团员青年积极投身于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重要作用。  
①
斯大林《论共青团的任务》(1925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  
年版,第202页。  
②
③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5ꢊ6页。  
《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1922年7月),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1921年7月ꢊ1949年9  
月),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  
④
⑤
⑥
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82年9月1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开幕》,《人民日报》2023年6月20日,第1版。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5页。  
2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二)始终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确立教育的目标任务  
在党的领导下确定理想信念教育的思想方向,规定了要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来确立教育的目标任务。中  
国共青团的工作旨在引导、吸引和凝聚青年,使其坚定不移跟党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共青团对团员  
青年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只有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确立目标任务,才能引导团员青年做到与历史同向,与祖国  
同行,与人民同在。纵观共青团的百年历程,在团的二大确立围绕党的中心,按照青年特点开展独立活动的  
方针后,中国共青团理想信念教育就始终服务于不同历史时期党的中心工作,形成了“党有号召,团有行动”  
的光荣传统。这也是中国共青团坚持党的领导、践行初心使命的具体表现和必然要求。  
第一,围绕党在革命中的中心工作调整教育目标。抗日战争时期,为响应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的主张,共青团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指出:“以前加入我们青年团的  
人,一定要相信共产主义的,现在,我们共产主义青年团改变为抗日救国青年团以后,一切爱国青年,相信共  
产主义的也好,不相信共产主义的也好,只要愿意抗日救国的,就可以加入我们的抗日救国青年团。”①这一  
调整,正是共青团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服务于抵御外敌这一党的中心工作的具体体现。第二,围绕党在社会主  
义建设和改革中的工作确立教育目标和任务。刘少奇指出,“青年团的教育,不要离开中心工作,不要孤立地  
去搞。青年团要在当助手的每一个步骤中来教育青年。在任何工作中都不要离开教育,当助手要和教育结  
合起来,就不会发生矛盾。”②为防止与其他工作发生矛盾,新中国成立以来,共青团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始终  
结合特定的社会背景,继续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帮助团员青年树立不同的奋斗目标。时至今日,“紧紧围绕党  
和国家工作大局找准工作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③,团结带领广大青年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接续奋  
斗,成了新时代中国共青团理想信念教育鲜明的时代特色。  
在百年历程中,中国共青团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目标任务始终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确立,既矢志于共产主  
义远大理想,也坚持因时而新、因势而新,帮助团员青年树立顺应时代潮流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理想信念———  
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奋斗,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而奋斗,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  
福的中国梦而奋斗。正是在正确处理这些“变与不变”的过程中,共青团理想信念教育在适应中国国情和推  
动社会进步中取得了良好效果。  
(三)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其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  
科学崇高的理想信念是“在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产生的,是以对客观规律的真理性认识为  
基础的”④,反映客观规律的科学理论对于理想信念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而将理想信念教育与科学理论教  
育有机结合,既赋予了后者灵魂与归宿,也使前者拥有了强健的骨骼和丰满的血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  
其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集中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是立  
党立国的真理,也是共青团百年理想信念教育的主要内容。  
在百年历程中,中国共青团用科学理论武装青年以实现理想信念教育的目标,始终做到以下几点。第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贯穿始终,毫不动摇。在共青团理想信念教育各个阶段,虽然理论教育的内容  
在变化调整,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必不可少。第二,顺应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形势,因事而化、因势而  
新地开展相关理论教育。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需要团员青年拥有足够的奋斗热情。共青团于  
1958年组织团员青年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活动,则提升了团员青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觉悟和信念,为团员  
青年全身心投入建设工作提供了强大动力。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对当时中国  
青年造成了思想上的冲击,使有的团员青年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发生动摇。共青团通过组织团员青年深入学  
习领会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帮助团员青年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与前途,坚定其共产  
①
②
《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1935年12月20日),《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一二九运动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  
社1981年版,第14页。  
刘少奇《研究党的方针政策,做好团的工作》(1952年6月7日),共青团中央办公厅编《革命领袖论共青团工作》,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  
第138页。  
③
④
习近平《团结带领广大青年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续写新的光荣》,习近平《论党的青年工作》,第28页。  
徐光春主编《马克思主义大辞典》,崇文书局2017年版,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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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瑕莉ꢄ朱逸ꢄ中国共青团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百年历程、经验与启示  
主义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第三,及时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融入教育,引导青年运用理论分  
析社会时事。共青团十四大以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科学理论相继形成,共青团相继用最  
新理论武装全团、教育团员青年,帮助团员青年树立和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和永远跟党走的信  
念。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就成为了  
当前共青团理想信念教育的主要内容。  
“
坚定理想信念,必先知之而后信之,信之而后行之”①。一百年来,中国共青团理想信念教育始终以引  
导团员青年树立对社会发展、历史趋势与基本国情等的正确认识为前提,帮助团员青年把理想信念建立在对  
科学理论的理性认同之上,较好地处理了教育内容的基础性、系统性、现实性与时代性之间的关系。  
(四)始终以符合青年群体的特点、满足青年成长成才需要为教育的基本原则  
理想信念指引方向,为青年提供了未来人生发展的愿景,也为青年提供人生奋斗的动力和精神支柱。成  
长成才是青年时期的生命主题,是青年最大的实际。帮助团员青年成长成才就要帮助其树立远大的理想,提  
升其精神境界,使其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明确自身定位,积极投身实践,实现人生价值。中国共青团开展  
理想信念教育,从根本上讲是从教育对象的实际出发,引导团员青年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成长与社会发展、  
个人前途与民族国家命运之间的关系,确立崇高的成长目标,自觉地将个人的人生理想融入党、民族和国家  
的事业中。  
一方面,根据不同时代的青年在工作学习领域、思想价值观念、信息接收方式等方面的差异,选择不同的  
教育方法。在革命年代,共青团面向知识青年开展理想信念教育,主要通过报刊进行理论宣传;对普通工人  
和农民青年则结合其文化程度不高、不识字等特点,采取宣讲、活动的形式开展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中国青年的历史境遇和成长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形成了不同以往的特点。1953年,毛泽东发表《青年  
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一文,对共青团的工作作出指示。同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党对青  
年团的领导给各级党委的指示》,要求“不断地加强团的组织建设和善于根据青年的特点,采用适合青年的生  
动活泼的方法去进行工作;要适当照顾青年的各项特殊要求与关心青年的切身问题”②。此后,共青团结合  
青年要学习、要工作的实际,在学校和工厂开设政治课,将理想信念教育融入团员青年的学习和工作岗位中,  
与其工作实践相结合。在互联网时代,几乎人人上网成了青年的重要特点。为此,网上共青团开始建设并被  
摆在重要位置,推动团员青年的理想信念教育实现“线上”和“线下”、“键对键”和“面对面”相结合。另一方  
面,根据不同时代对青年群体成长成才的要求,满足青年的发展需要。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共中央要求  
共青团“遵照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三个好’的方向来进行工作”③。这一时期共青团理想信念教育与其他内容  
和形式的教育活动协同进行,促进青年德、智、体全面发展。在1985年的全国共青团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  
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李源潮指出:“共青团工作要以培养‘四有’新人为基本任务,帮助青年树立远大理想,  
增强法制和纪律观念,要抓好以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为基础的理想教育。”④因此,在改革开放与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共青团的理想信念教育则与“四有”新人的教育总目标相适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时代,提升思想政治素质,促进自由全面发展,使青年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是中国共青团理想  
信念教育的着眼点和落脚点。在此背景下的教育工作,一是充分顾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的  
重大问题;二是坚持“使青年人人都能成才、人人皆可出彩”⑤的基本原则,与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培养大批各式各类人才紧密结合。  
(五)始终以理论宣传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为教育的基本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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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筑牢理想信念根基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新时代新征  
程上留下无悔的奋斗足迹》,《人民日报》2023年3月2日,第1版。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加强党对青年团的领导给各级党委的指示》(1953年10月),团中央办公厅编《青年工作文献选集》第1辑,中  
国青年出版社1954年版,第106页。  
③
④
⑤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加强党对青年团的领导给各级党委的指示》,团中央办公厅编《青年工作文献选集》第1辑,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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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要以培养“四有”新人为基本任务共青团思想政治工作会议闭幕》,《光明日报》1985年8月16日,第1版。  
习近平《团结带领广大青年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续写新的光荣》(2013年6月20日),习近平《论党的青年工作》,第33页。  
3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理论清醒才能信念坚定”①,唯有掌握了科学理论,才能保持崇高理想信念不动摇;实践扎实才能信念  
坚固,唯有在实践活动中彰显理论的科学,才能巩固理想信念的根基。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中指出,  
共青团要领导青年一代学习共产主义;在回答应该如何学习时,他认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只有把自己的训  
练、培养和教育中的每一步骤同参加全体劳动者反对剥削者的总斗争联系起来,才符合共产主义青年团这一  
称号”②。只有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培养出理想信念坚定的团员青年。  
在百年历程中,中国共青团注重探索开展理想信念教育行之有效的方法和灵活多样的形式,形成了理论  
宣传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教育方式。两者的结合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通过创办刊物、公共演讲  
和宣讲、课程培训等形式,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成果武装指导团员青年,让团员青年在参  
与建设社会、改造社会的实践中切身体验和检验马克思主义理论真理与道义力量,从而使团员青年坚定马克  
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在不同时期,共青团相继将理论教育与鼓励团员青年参与工农群众  
的生产劳动与革命活动相结合,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生产劳动相结合,组织符合团员青年实际的形式多样的社  
会实践活动,引导团员青年在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同时增长才干,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坚定理想信念。第  
二,在一系列主题教育中,做到理论与实践并重。共青团中央注重持续推出一系列主题教育,帮助团员青年  
在主题教育中进行理论学习和实践锻炼。通过一系列的教育活动,融时代性、思想性、实践性、鲜活性于一  
体,充分激发团员青年将自身成长成才融入党和国家建设事业之中的热情,坚定了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信念。  
三ꢄ百年以来中国共青团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启示  
回望过去,不忘本来,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中国共青团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百年经验,涵盖了对理想  
信念教育的思想方向、目标、内容、原则、方法等方面的规律性认识。这为当前中国共青团继续在党的领导  
下,顺应新的社会形势做好这项工作,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定准把好自身角色,秉持为党育人与为国育才相统一的教育理念  
022年,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强调:“理想信念是立党兴党之  
2
基,也是党员干部安身立命之本。年轻干部接好班,最重要的是接好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为共产主义远大  
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的班。”③坚定年轻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需要在其人生重要的拔  
节孕穗期让其懂得志存高远,胸怀“国之大者”。中国共青团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要秉持为党育人  
的理念,将团员青年理想信念教育作为主要任务,铸牢“政治之魂”,从而为党培育出合格党员。此外,新时代  
的中国,需要团结起最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青年则是其主力军。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2022年4月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白皮书,高度肯定了新时代中国青年“理想信念更为坚定”,“社会  
参与积极主动”,“勇挑重担、堪当大任”,“胸怀世界、展现担当”的优良品质④。但也正如时任共青团中央书  
记贺军科在新闻发布会上所言:“受各种原因的影响,有的青年缺少奋斗精神和家庭责任、社会责任意识,有  
的青年幻想轻轻松松就能够成就事业,这些都是不现实的,也需要全社会创造好的环境去加强引导。”⑤共青  
团是党领导的群团组织,更是青年自己的组织,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够深入青年,紧密联系青年。习近平这样  
希望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争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在推进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  
篇章。”⑥因此,共青团要秉持为国育才理念,进一步结合青年成长成才的需要,引导团员青年树立与新时代  
①
②
牛先锋《论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理论基础》,《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7年第6期,第57页。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10月2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  
2
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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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筑牢理想信念根基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新时代新征  
程上留下无悔的奋斗足迹》,《人民日报》2023年3月2日,第1版。  
④
⑤
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青年》(2022年4月),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6、22、25、35页。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白皮书新闻发布会文字实录》,《中国青年报》2022年4月25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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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寄语新时代青年强调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向全国广大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人民日报》  
2
024年5月4日,第1版。  
32  
王瑕莉ꢄ朱逸ꢄ中国共青团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百年历程、经验与启示  
主题同心同向的理想信念,团结带领广大团员青年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强国之梦进献青  
春力量。新时代,我们不仅要把培养有理想的团员青年看作共青团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更要把它看作是中国  
共产党取得接续发展的重要工作,是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人才的工作。坚持这三者的统一,  
才能够在高度重视中提升共青团对团员青年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效果。  
(二)摸准时代发展脉搏,探索新载体与新内容相融合的教育方式  
当前,社会形势和社会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共青团开展理想信念教育要与时俱进。从教育载体角度  
讲,一方面,传统的实践活动载体有了新的形式。如大学生“三下乡”、“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包括“聚焦红  
色基因传承、理论普及宣讲、发展成就观察、服务党政大局、就业创业实践、基层志愿服务”等六个方面。共青  
团要探索在此类新的实践活动形式中,如何更好地融入理想信念教育内容,从而“推动社会实践活动内涵化、  
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发展,引领大学生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时代好青年”①,真正让大  
学生社会实践转变为崇高理想信念生根发芽的沃土。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催生了新的教育载体。  
青年群体接受新兴事物的速度很快,贴近青年的实际开展理想信念教育,不断形成时代特色,既需要利用好  
青年所喜爱的短视频,也“需要从打破行业与技术壁垒上入手,开拓数字化、智能化传播渠道,主动融入人工  
智能、大数据算法、移动互联、5G、云计算等新技术场景”②,有效运用新兴技术手段,更好传播支撑理想信念  
的科学理论。从教育内容角度讲,共青团应当把握有利条件,顺势而为,为理想信念教育赋予新的内容。  
020年,中央第三巡视组向共青团中央反馈巡视情况时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有差距”③是首要问题。因此,共青团在理论普及宣讲中开展理想信念教育,还要进一步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团干部和广大团员青年的头脑,要把理论讲深讲透讲活。从新的教育载体与新  
的教育内容相融合角度讲,中国共青团要善于用新形式的实践载体以及新出现的传播载体,加强对团员青年  
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习近平最新重要讲话精神的教育,做到“新瓶”既装“陈酒”也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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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酒”。在实际教育工作中,要避免出现“形式上花里花哨”、“面子上高端大气”,但“实质上蒙混过关、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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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的现象。  
(三)瞄准时代发展前沿,创新坚守传统阵地与开辟新兴领域相配合的教育途径  
基层组织是中国共青团做好工作的基础和关键。自成立至今,中国共青团始终重视发挥基层团组织在  
青年理想信念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学校、工厂、农村的基层团组织是实施理想信念教育的传统阵地。但在当  
前,部分基层团组织存在简单化、形式化、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等不良风气,严重影响了共青团理  
想信念教育效果。此外,基层团组织的“四缺”(缺人员、缺编制、缺资金、缺场所)问题突出。尤其是农村基层  
共青团组织,“四缺”问题更明显,组织、凝聚和引领青年的作用没有得到发挥。共青团对于已经从学校毕业  
但未超过28岁的青年群体关注度也降低,而在通过网络开展宣传思想工作方面,虽然“基层团组织纷纷‘触’  
网,但基层团组织的宣传效果并不理想”④。因此,我们必须结合时代特点,用新的形式坚守工厂和农村基层  
团组织这些传统阵地,对青年团员开展理想信念教育。习近平强调指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学  
校中的青年工作要做好,社会其他领域的青年工作也要做好,而且更要下大气力做好”⑤。中国社会的新兴  
领域和新兴青年群体不断涌现,并对经济社会进步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因此,新时代的青年,不仅在党  
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学校里,更在网络中,在各种新兴行业中,这是新时代青年的分布特点。结合以  
上形势和新时代青年的具体情况,共青团迫切需要通过改革,守好传统阵地,开辟新兴领域,最大限度地扩大  
工作覆盖面,进一步做好新型经济组织、新型社会组织、网络空间、虚拟社会等新领域的青年群体的理想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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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共青团中央、全国学联印发<关于增强新时代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实效深化共青团实践育人工作的意见>》,中国青年网,2023年3月1日  
发布,2024年6月23日访问,httpsꢆꢅꢅnewsyouthcnꢅgnꢅ202303ꢅt20230301_14352505htm。按:此为本文修订时增补内容。  
俞凡、石尚上《论中国式现代化宣传舆论阵地的历史基因与现实使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第6页。  
《中央第三巡视组向共青团中央反馈巡视情况》,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0年1月10日发布,2022年6月23日访问,httpsꢆꢅꢅwwwcc-  
②
③
digovcnꢅyaowennꢅ202001ꢅt20200110_76603html。  
④
吴庆《基层共青团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基于全国192个县的调查》,《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第72页。  
⑤
习近平《团结带领广大青年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续写新的光荣》(2013年6月20日),习近平《论党的青年工作》,第33页。  
3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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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工作。  
(四)破解现实难题挑战,建立常态化与制度化相协同的教育机制  
有效性是共青团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始终需要解决的难题。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复杂尖锐的背景下,威  
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社会思潮向社会生活渗透,青年理想信念的形成与发展容易受到不良因素影响,这是  
当前共青团理想信念教育面临的一大挑战。密切联系青年的日常学习、生活与工作进行理想信念教育,是中  
国共青团百年理想信念教育取得成效的重要经验。然而,目前,在高校共青团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中,存在  
“集中教育取代经常性教育的问题,集中教育时各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而活动结束后冷冷  
清清,缺乏经常性的思想政治教育”①。理想信念教育需要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完成,因此,共青团需要进一步  
推动团员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的常态化制度化。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并结合青年理想信念实际  
状况,通过系统性的制度建设,统筹协调学校、家庭、社会以及青年自身的力量,“把青年理想信念教育与日常  
工作、学习和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态势,共同推动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生活化、规范化、科  
学化和可持续发展,全面提升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的总体效果”②。各地共青团组织要结合自身优势,在关心  
团员青年的日常学习、生活和工作中,经常性地开展教育,及时发现问题,不断补足团员青年的精神之钙。这  
种常态化的理想信念教育,需要制度化的保障,尤其需要通过推进基层人员配备、工作责任落实等方面的改  
革,解决基层团组织工作人员思想认识“抛锚”、对共青团工作的认识不深③而导致的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缺位  
问题,着力健全基层团组织的理想信念教育工作制度,在常态化与制度化的协同中增强教育的实效性和长效  
性。  
习近平在共青团十九大召开后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指出:“要加强对广大青年的理想信  
念教育,引导广大青年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  
信念,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潮流中确立正确的人生目标,为一生的奋斗奠定基石。”④要引导广大青  
年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为一生奋斗奠定基石,共青团就要不忘初心、保持先进,在百年来积累的经验基础  
上,结合新时代社会背景和青年特点,创新教育方式,坚持对团员青年开展常态化制度化的理想信念教育。  
共青团还要充分发挥优势,最大限度地关照广大团员青年的实际,利用各种资源,不断扩大团员青年理想信  
念教育工作的覆盖面,提升工作效果,为党培育更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最  
大限度地团结凝聚广大青年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责任编辑:何ꢄ毅]  
①
②
③
田珊《新时代高校共青团的凝聚力及提升策略研究》,北京科技大学202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74页。按:此为本文修订时补充材料。  
李丹琪、李辽宁《青年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内涵要义与实现路径》,《思想教育研究》2020年第10期,第120ꢊ121页。  
邓志强《破解基层团组织“四缺”问题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基于对湖南省基层团组织的实证调查》,《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第  
3
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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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习近平在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强调切实肩负起新时代新征程党赋予的使命任务充分激发广大青年在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中挺膺担当》,《人民日报》2023年6月27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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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卷第5期  
024年9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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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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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1ꢁN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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ꢂSocialSciencesEditionꢃ  
Septemberꢁ2024  
命题之真与灵魂成真:  
亚里士多德的双重真理观  
李ꢄ涛  
ꢄꢄ摘要:亚里士多德将命题之真界定为思想中的词语的结合与分离,而同时命题之真又在于与事物相似。然而,  
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将真理仅仅局限为命题之真,还有更重要的真理是灵魂成真,包括技艺、科学、明智、智慧与理  
智,可以分为实践的真与沉思的真两类。灵魂成真是从命题的肯定或否定上升而来,通过命题性知识的多次积淀  
形成某种单一性的潜能,并在灵魂中的欲求部分的作用下形成一种稳定的秉有。命题之真与灵魂成真都属于存在  
之真,后者是首要的存在之真。从人到神被认为是从理性到思想,人之理性既有命题之真又有灵魂成真,思想则不  
再有命题之真。基督教不承认神是思想自身的思想,人也不能依靠沉思科学实现存在的超越,因此,真理修饰的对  
象或真理的处所只能是命题,真理不再与灵魂上升关联。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双重真理观;命题之真;灵魂成真;存在之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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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734ꢅjcnki1000-531520240212  
收稿日期:2022-06-19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学术带头人项目“亚里士多德的美德政治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涛,男,湖北钟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暨实践哲学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古希腊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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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现象学与实践哲学,E-mailꢆlitaoruc@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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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真理,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写道:“说哲学是真理的科学(επιστ ντ αλθεια)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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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亚里士多德置于哲学中的崇高地位。然而,我们现在通常说的真理,却是指一个命题或句子是不是真的,  
如“这朵花是红的”或“天在下雨”等。因此,人们会认为真理一词修饰的对象或真理的处所是命题,是一种天  
经地义的说法。人们将这一说法追溯至亚里士多德,认为亚里士多德开启了真理的处所是命题的说法。也  
有学者表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并非只有命题之真这一种形式的真理,更重要的是灵魂成真或存在之真。  
因此,关于亚里士多德的真理观就存在两种解释路径。  
第一种解释路径可以称为“真理的处所是命题”。克里韦利说,“我们能够以最好的方式归给亚里士多德  
的真理理论,就是一种命题(或判断)的真理理论”②。这种解释认为,真理的唯一处所是陈述、判断或命题,  
“
真理只存在于陈述(判断)中”,“陈述成了真理的本源处所”③。而命题的真假又在于其与实在符合与否。  
在一个命题的真就相当于其与同构的实在的关系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亚里士多德的真理理论看作是真理  
的符合论”④。也有学者认为,命题之真并非就等于符合论,有符合论真理、本质意义上的真、精神实体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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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ristotleꢁAristotleꢀsMetaphysicsꢁed W D RossꢂOxfordꢆOxfordUniversityPressꢁ1924ꢃꢁ993b19-20按:为便于读者查询,本文在引  
用《形而上学》等古希腊文本时将依据学界惯例标注边码。基于笔者对一些重要术语和句子的特定理解,本文所有的原文引用均由笔者根据  
古希腊文本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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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PaoloCrivelliꢁAristotleonTruthꢂCambridgeꢆ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4ꢃꢁ129  
③
黄裕生《真理与自由:康德哲学的存在论阐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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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PaoloCrivelliꢁAristotleonTruthꢁ129  
3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三种真理形式:符合论真理,双真值,可真可假;本质意义上的真,单真值,恒真或恒假;精神实体的真,单真  
值,真思考或不思考①。这三种形式的真理,实际上仍然落在命题或判断之上,仍然是一种命题真理观。这  
种命题真理观必然指向一种知识论的真理观。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追求真理最后则落实为追求正确的陈述,  
真理论更明确地就是知识论②。  
海德格尔将传统理解的亚里士多德真理观归纳为三点:(1)真理的“处所”是命题(判断);(2)真理的本质  
在于判断同它的对象相“符合”;(3)既把判断认作真理的源始处所,又率先把真理定义为“符合”③。但他并  
不认同这种解释,认为亚里士多德从未捍卫过“真理的源始‘处所’是判断”这一命题④。  
第二种解释路径可以称为“更源始的真理是灵魂成真或存在之真”。命题或判断总是在人的头脑或思想  
之中,而关于人自身或其他存在物是否能用真来修饰或形容呢?海德格尔认为,亚里士多德提到一种“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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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真”的表述,并且这从属于“存在之真”。他说:“亚里士多德在列举成真(αληθευειν)的诸方式之前,他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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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 ηψη)。因此,只要存在者被遭遇,那真就是存在者的一种性质  
灵魂成真(αλθευει 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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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  
因而在亚里士多  
德那里,就有两种真理表达形式,即命题之真与灵魂成真,“在真理之本质的规定上的两义性同样也还在亚里  
士多德那里居有支配地位……无蔽状态乃是存在者的支配一切的基本特征。而同时,亚里士多德却又能够  
说……‘因为真与假不在事物(本身),而在理智中’”⑥。在理智之中的真理就是命题真理,而作为存在者特  
征的真理就是灵魂成真或存在之真。  
对于这两种形式的真理,灵魂成真或存在之真优先于或高于命题之真。“真理源始地并非寓居于命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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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⑦。更源始的真理是存在之真。“更为源始的存在之真理(dieWahrheitdesSeyns),因而接下来依次讨  
论的是命题真理(2.4)、生存论真理与存在之真理(2.5)”⑧。这种解释显然是对传统的命题真理观的一个颠  
覆,“在那里海德格尔颠覆了把真理作为一个判断的性质的传统理解”⑨。这种解释试图展示亚里士多德将  
真理与存在联系起来的做法,探讨不同于命题之真的真理。“只有当词和词结合起来,成为肯定或否定的命  
题时,才有真和假的问题……后来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确定‘是’作为最普遍的哲学范畴,并且将  
‘
是’和‘真’直接联系起来,认为‘真’是‘是’的一种含义,说有‘真的是’和‘假的是’”ꢇꢈꢉ。  
显然,对真理的通常解释就是,命题真理是唯一的真理,而这无疑是片面的。本文认为,第二种解释更好  
地展现了亚里士多德的真理观的面貌,也能带来不同于单一的命题真理观的启示,然而其割裂了命题之真与  
灵魂成真的关系,也未能很好地展示出灵魂成真如何不同于命题之真,因而灵魂成真或存在之真是否成立始  
终面临质疑。笔者试图给出一个更完善的命题之真与灵魂成真的双重真理观,澄清两者的差异以及两者连  
接起来构成的作为整体的真理图景。  
一ꢄ命题之真  
真命题是科学知识中最基础的部分。命题由词语或词项组成,是词语的结合与分离。命题性句子是有  
真假的句子;而命题的真假正在于与事物的相似。真命题相结合构成了推理,必然推出的推理是证明,科学  
则是一种证明性秉有、一个证明体系。  
(一)命题是词语的结合  
亚里士多德的《解释篇》与《前后分析篇》共同构成了关于证明科学或科学知识的讨论。其中,《解释篇》  
主要阐述从词语到命题,《前后分析篇》主要阐述推理与证明。“我们首先要说明我们的研究对象以及这种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刘鑫《亚里士多德的“真理学说”》,《哲学动态》2016年第10期,第80页。  
黄裕生《真理与自由:康德哲学的存在论阐释》,第50页。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文修订第二版),陈嘉映、王庆节译,孙周兴、王庆节主编《海德格尔文集》,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98页。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文修订第二版),孙周兴、王庆节主编《海德格尔文集》,第3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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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HeideggerꢁPlatonSophistesꢂFrankfurtꢆVittorioKlostemannGmbHꢁ1992ꢃꢁ23  
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孙周兴、王庆节主编《海德格尔文集》,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69页。  
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王庆节主编《海德格尔文集》,第217页。  
尹兆坤《现象与遮蔽:海德格尔对于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阐释》,陕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77ꢊ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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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opherPLongꢁAristotleontheNatureofTruthꢂCambridgeꢆ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1ꢃꢁ8  
ꢇꢈꢉ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等《希腊哲学史》第3卷上册,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21页。  
36  
李涛ꢄ命题之真与灵魂成真:亚里士多德的双重真理观  
究属于什么科学;它研究的对象是证明,它归属于证明科学。其次,我们要给前提(πρóτασι)、词项(ρ  
推理/三段论(συλλογισμó)下定义,要说明什么样的推理是完满的,什么样的推理是不完满的”①。《前分析  
篇》中所说的词项就是名词、动词这些词语,前提就是命题或句子,而这些正是《解释篇》讨论的对象。对此,  
̔
óο)和  
,
首先需要在亚里士多德背景下,界定名词和动词,再来说明否定、肯定、命题(απóφανσι)以及句子(λογó)是  
什么②。  
名词与动词等词语组合起来就构成了句子,句子则表达了某种意义和真假。亚里士多德指出,“有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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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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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灵魂中的思想对象(νóημα)并无成真或成假(αλθευειν ευδεσθαι)可言;有时,则必然真实或者必然虚假。  
η η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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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也是这样,通过结合与分离(συ'νθεσινκαιδιαιρεσιν),它才会产生真实和虚假(τòψευδοκαιτòαληθ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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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和动词自身,正像没有结合或分离的思想一样,如人或白,如若不再增加什么,那它便既不是真实的,也  
不是虚假的”③。语言或句子都是思想中的对象,是更小的成分即名词和动词的结合与分离。只有“这个人  
是白的”这样的句子才可能有真假,“人”或“白”这样的词语是不存在真假的。当然,也并非所有的句子都有  
真假,只有命题才有真假。按照现在的汉语语法,感叹句、疑问句、祈使句都不存在真假,只有陈述句才有真  
假。  
《形而上学》也延续了这一思想,亚里士多德认为,词语的结合与分离组成的命题存在真假。他指出:“作  
为真的存在,和作为虚假的不存在,由于依赖于结合与分离,一起与对立部分的安排有关。因为在结合中真  
得到肯定,在分离中得到否定,假则和这种安排相反”④。在此,亚里士多德并不是说只有表示结合的句子才  
是真的,表示分离的句子就是假的,而是说本来是结合的关系肯定即为真、否定即为假。“这在事物上是就其  
结合或分开而言的,一个人把分开的东西分开,结合的东西结合,就是真,一个人所持的意见与事物相反就是  
假”⑤。“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人”与“理性”是自然上结合的,将其结合就是真的;“5ꢊ3=2”,将自然上分开  
的东西分开就是真的。  
(二)命题之真在于命题与事物相似  
虽然亚里士多德认为命题或句子是思想中的东西,但这并非意味着命题之真只是主观性的、个别性的  
真。他认为,在灵魂或思想中,命题或语言存在着对所有人都相同的真假,是有现代人说的客观性的或实在  
性的真假的。“正如所有民族没有共同的文字,所有的民族也没有相同的语言。但是,语言只是灵魂的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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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符号,灵魂的遭受(υχ παθ ατα),对所有人都是相同的,且灵魂的遭受与事情/事物是相似的”⑥。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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ψ η ημ  
使不同民族有不同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仍然存在所有民族的所有人都共有的思想。亚里士多德认为,  
“
这些就是对于他来说的真理的客观性———真理奠基于事物的自然,且优先于所有形式的真理或判断”⑦。  
“灵魂的遭受”,在这里指的就是思想对象。紧接着,亚里士多德就将其与“思想对象”换用。“有时,我们  
灵魂中的思想对象并无成真或成假可言;有时,则必然真实或者必然虚假”⑧。“思想的对象”当然首先是落  
在句子或命题上的。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的‘体验’,νꢋηματα(‘表象’),是物的肖似。这一命题绝不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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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真理本质的明确意义提出来的,不过它参与导致后世关于真理的本质形成了adaequatiointellectusetrei  
知与物的肖似]这一公式”⑨。后世的这一定义确实源出于亚里士多德,但又有所不同。“真的句子就在于  
[
与事情/事物相似”ꢇꢈꢉ。我们今天通常认为命题的真就在于思想中的命题与外在的事实相符合,如“这朵花是  
红的”这个命题是否为真就在于其与事实是否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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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AristotleꢁAristotlesOperaꢁedImmanuelisBekkeriꢂBeroliniꢆApudGeorgiumReimerumꢁ1831ꢃꢁ24a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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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stotleꢁAristotlesOperaꢁ16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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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stotleꢁAristotlesOperaꢁ16a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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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stotleꢁAristotleꢀsMetaphysicsꢁ1027b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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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stotleꢁAristotleꢀsMetaphysicsꢁ1051b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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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stotleꢁAristotlesOperaꢁ16a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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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⑧
⑨
JamesLindsayꢁꢌAristotleandtheCriterionofTruthꢁꢍTheMonist31ꢁno3ꢂJuly1921ꢃꢆ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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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stotleꢁAristotlesOperaꢁ16a9-11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文修订第二版),孙周兴、王庆节主编《海德格尔文集》,第298ꢊ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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ꢉꢈꢇAristotleꢁAristotlesOperaꢁ19a32-33  
3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海德格尔说,“这就是德语中‘事情’(Sache)一词的意思。这个词道出了在眼下的情形中思想所关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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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按柏拉图的说法,即事情本身(τòπαγααυτꢋ)”①。亚里士多德这里的“事情/事物”一般指“范畴”,尤  
~
ρ μ  
其是首要的范畴———“实体”。所以,一般而言的真是关于“实体”或本质的命题,而非像“这朵花是红的”这样  
的关于“偶性”的命题。这种命题也被叫作“定义”:“证明的本原是定义”②。定义就是关于“本质”的命题。  
“
定义关乎是什么或本质”③。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作为真理的科学,并非停留在仅仅关注经验性、事实性命  
题的真假,而是更关心什么是实体或本质的讨论,关心科学中的定义、证明中作为起点的公理。如此,才能从  
命题之真通向证明科学。  
(三)从命题到科学  
由不同的词语或词项构成了命题,不同的命题作为前提组合起来就构成了推理。“我们要给前提、词项  
和推理/三段论下定义,要说明什么样的推理是完满的,什么样的推理是不完满的”④。我们熟知的推理或三  
段论,就是由大前提加小前提得出的结论。其中的前提,就是进行肯定或否定的命题。“前提(πρꢋτασι),是  
某个东西对另一个东西进行肯定或否定的一个句子(λογꢋ)。它或者是全称的,或者是特称的,或者是不定  
的”⑤。  
推理之中,有的有必然性,有的只有或然性。其中,具有必然性的推理又被叫作“证明”,而证明的体系又  
,
构成了科学知识。“我们无论如何是通过证明而知道。我所谓的证明(απꢋδειξι)是指科学知识的推理。所  
谓科学知识,是指据此我们能知道事物的东西”⑥。科学知识或证明,不关乎偶性的存在,而关乎必然的对象  
或不变的形式,尤其是自然哲学研究的自然物的形式。“如果证明知识出自必然的本原(因为我们所知道的  
东西不能变成别的样子),依据自身的属性对它们的主体来说是必然的”⑦。而这种必然性命题,通常就是关  
于原因或本原的知识,“只有当我们知道事情的原因时,我们才认为具有了关于它的科学知识”⑧。  
因而,我们可以认为,科学关乎的对象是普遍必然的,科学本身是基于设定的一套证明性体系。科学是  
关乎必然的证明的一个体系,当然科学也要从某个本原性命题出发。“科学是关于普遍的、必然的东西的把  
握”⑨。科学要达到彻底的真,需要对本原性设定也达到真,这就是智慧的人所拥有的知识。“有智慧的人,  
必须不仅知道从本原推出的结论,而且真地知道那些本原”ꢇꢈꢉ。从命题到证明,每一个命题都关乎“事物”本  
身,都达到了命题之真,甚至本原性设定也进入“真”之中,才有了真正的知识或智慧。  
二ꢄ灵魂成真  
在命题之真中,真理的主体或处所是命题。然而,还存在以命题之真为基础但比命题之真更重要的灵魂  
成真,真理的主体或处所就成了灵魂。灵魂成真需要将有一定外在性的真命题转化为内在的灵魂秉有,需要  
在灵魂运用真命题之后生成一种潜能。灵魂成真可以收敛为实践的真和沉思的真两类,即明智与智慧。命  
题之真与灵魂成真都是存在之真,但后者是更首要的存在之真。  
(一)命题之真转化为灵魂成真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Ⅵ.2中主要讨论了实践思虑的真,也附带对制作思虑的真和沉思思虑  
的真做了比较。在Ⅵ.3再次来讨论这些真。“通过肯定或否定灵魂成真的方式的数量是五个。这些是技  
艺、科学、明智、智慧与理智”ꢇꢈꢎ。第一句话的“数量”之前的成分中,主语是“灵魂”,动词是“成真”,从而真理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增补修订译本),陈小文、孙周兴译,孙周兴、王庆节主编《海德格尔文集》,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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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stotleꢁAristotlesOperaꢁ90b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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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stotleꢁAristotlesOperaꢁ90b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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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stotleꢁAristotlesOperaꢁ24a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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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stotleꢁAristotlesOperaꢁ24a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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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stotleꢁAristotlesOperaꢁ71b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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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stotleꢁAristotlesOperaꢁ74b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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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stotleꢁAristotlesOperaꢁ94a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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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stotleꢁAristotelisEthicaNicomacheaꢁedIBywaterꢂOxfordꢆOxfordUniversityPressꢁ1890ꢃꢁ1140b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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ꢇꢈꢉAristotleꢁAristotelisEthicaNicomacheaꢁ1141a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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ꢇꢈꢎAristotleꢁAristotelisEthicaNicomacheaꢁ1139b15-17  
38  
李涛ꢄ命题之真与灵魂成真:亚里士多德的双重真理观  
的主体或处所成了灵魂。肯定和否定这两个动词指向的就是肯定命题和否定命题。“肯定命题是肯定某个  
东西属于另一个东西,否定命题是否定某个东西属于另一个东西”①。“通过肯定或否定”则表明灵魂成真是  
借由命题之真而达到的更高层次的真理,灵魂成真达到的是以上五种“秉有”。  
命题之真与灵魂成真虽然一开始分别用了名词的“真”和动词的“成真”来表示,但其实两者都是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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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λθεια(真)与动词αληθευειν(成真)兼用的。命题性句子也可以成真但真修饰的对象或真的处所是句子。  
,
“有时,我们灵魂中的思想对象并无成真或成假可言;有时,则必然真实或者必然虚假。语言也是这样,通过  
结合与分离,它才会产生真实和虚假”②。同样,灵魂成真的主体或处所是灵魂,灵魂发用即为真。“那么,灵  
魂中思虑的两个部分的功用,是真。每一部分成真的最好的秉有,就是两者的美德”③。  
由于灵魂是自然物的形式或实体,则人的灵魂成真获得的秉有,就是人获得的某种内在性质。海德格尔  
说灵魂成真之中的真是存在者的一种性质,也是符合灵魂成真获得秉有的说法的。“亚里士多德在列举成真  
的诸方式之前,他说道:灵魂成真。因此,只要存在者被遭遇,那真就是存在者的一种性质;但在真正的意义  
上,它实乃人的此在自身的一种存在之规定”④。这种性质或秉有,是人的实体即灵魂的某种生长,实现了灵  
魂的某种提升。  
因而,从命题之真到灵魂成真,是真理的主体或处所的变化,也是真理从一种外在性东西转变为人的实  
体即灵魂的某种内在性生长。“在真理之本质的这种转变中,同时也实现了真理之位置的一种变换。作为无  
蔽状态,真理还是存在者本身的一个基本特征。而作为‘观看’的正确性,真理就变成为人对存在者的行为的  
称号了”⑤。从命题之真到灵魂这种存在者的成真,确实有“真理之位置”的变化。命题之真还像是人的思想  
中的某种可有可无的外在性东西,并未与人的本体或本质发生直接关联,这也是我们通常说某人头脑中储存  
的知识很多但对他的本体提升并无多大帮助的缘故。只有将命题之真提升为灵魂成真或灵魂的秉有,才能  
将科学知识融入人的本体性存在之中,才能使人实现某种完善与提升。  
(二)实践之真与沉思之真  
灵魂之真总共有技艺、科学、明智、智慧与理智五种方式。按照亚里士多德三种科学、三种理性或三种活  
动的划分,“技艺属于制作的思虑,明智属于实践的思虑,科学、理智与智慧属于沉思的思虑”⑥。由于技艺的  
美德是智慧,从而技艺也可以被收敛到知识性的智慧之路。“那么,我们已经说了明智与智慧是什么,每一个  
正好关乎什么东西,以及它们每一个都是灵魂中不同部分的美德”⑦。三种理性的划分也可以归结为实践理  
性与沉思理性两种。因其自身“有理性的灵魂是更好的,相应于我们通常的划分方式,也划分为两种:实践理  
性与沉思理性”⑧。明智是关乎伦理政治的实践理性的秉有。智慧也是一种秉有,甚至是一种知识完善的美  
德。“而当我们称赞智慧的人时,我们是称赞他的秉有,被称赞的秉有,我们就说是美德”⑨。  
沉思之真的生成,可能更单纯一些,主要是从命题或知识转化为秉有,其中有欲求推动,但欲求因素较  
少。虽然所有思虑或理性的功用都包含真,但沉思科学的功用就是真理本身。故而,沉思科学更强调追求真  
理,实践科学更强调行动之善。“沉思科学的目的是真理,而实践科学的目的是行动”ꢇꢈꢉ。沉思之真是传统的  
知识论的内容,是从感觉、想象、经验到技艺、科学与智慧的上升之路。  
要从沉思科学中的命题之真上升为灵魂成真,也需要反复练习或运用真命题,才能养成一种技艺或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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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AristotleꢁAristotlesOperaꢁ17a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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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stotleꢁAristotlesOperaꢁ16a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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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stotleꢁAristotelisEthicaNicomacheaꢁ1139b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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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HeideggerꢁPlatonSophistesꢁ23  
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王庆节主编《海德格尔文集》,第268页。  
李涛《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的阐释、转化与背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2年第5期,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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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stotleꢁAristotelisEthicaNicomacheaꢁ1143b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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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stotleꢁAristotelisPoliticaꢁed W D RossꢂOxfordꢆOxfordUniversityPressꢁ1957ꢃꢁ1333a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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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stotleꢁAristotelisEthicaNicomacheaꢁ1103a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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ꢉꢈꢇAristotleꢁAristotleꢀsMetaphysicsꢁ993b20-21  
3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的秉有。“正如在其他技艺中的情形一样。因为我们必须通过学习一种制作活动,才学习成为一种制作  
者”①。不断地练习运用真命题,灵魂之中就会生成一种性质或秉有。“因为技艺由其自身之中拥有的能很  
好地生成的性质决定;当生成之时,拥有某种性质就是足够的”②。  
在技艺或科学的秉有生成之后,灵魂具备了很好的推理或证明的能力,再加上对本原的洞察,就可以生  
成智慧的秉有。“因此,有智慧的人,必须不仅知道从本原推出的结论,而且真地知道那些本原”③。智慧当  
然是关乎整体的知识,也是最精微的知识,就是形而上学或第一哲学这门科学。“这门科学研究存在之为存  
在及就其自身而言的所属。它不同于那些部分的研究的科学,那些科学不是普遍的(καθꢋλου)研究存在之为  
存在,而是划出存在的一部分(εο)来研究其偶性”④。  
,
达到智慧这种秉有主要是知识内部的上升与转化,  
μρ  
'
但也离不开爱或欲求的推动。“所有人在自然上都欲求知道”⑤。爱与智慧之间始终有某种指向关系,才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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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哲学(爱智慧)之路。“没有一位神搞哲学(爱智慧),他们也没有欲望(επιθυμει)要变得有智慧:因为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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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就是智慧的……处于爱(ερωτα)的状况的必然是哲学家(φιλꢋσοφον)。”⑥  
实践之真的生成,也需要不断练习运用真命题,也要进行实践推理,但由于实践之真内在地包含欲求,因  
此实践之真的生成总是在理性之真与欲求正确之间的融合生长。这是因为实践的目的不是单纯知道或追求  
知识,而是行为之善或变成好人。“实践的目的不是去思考与知道(幸福、美德、爱与快乐)中的每一个,而是  
要去更多地践行它们”⑦。因而,生成实践理性之真,不仅仅需要知道真命题且将之运用和积淀为一种性质,  
更需要抉择如何去行为并将之变成稳定的性质。“当然,要做出有美德的行为,行为者也必须拥有某种性质。  
第一,他必须知道(ει,δω' )(什么是有美德的行为);第二,他必须抉择(ποαιουενο)这些行为,且是因其自身  
'
ρ ρμ  
而抉择这些行为;第三,他必须是从稳定且不变的性质做出这些行为”⑧。  
实践之真主要是欲求与理性(理智或思虑)的融合生长。“在思虑中有肯定与否定,在欲求中有追求和避  
免。由于伦理美德是抉择的秉有,而抉择是考虑性的欲求。那么,如果抉择是卓越的,则同时要理性是真的  
和欲求是正确的,理性肯定的就是欲求所追求的”⑨。思虑中的肯定与否定是命题,欲求则是将行为带向何  
方的决定因素。要达到实践之善,让伦理秉有与实践理性合一而达至至善,就需要理性是真的且欲求是正确  
的,两者指向相同且最终融合生长。这里的实践之真,当然是指完善的实践美德,包含了勇敢、节制、慷慨、正  
义、明智等美德。实践之真也就包含了关乎说话之中的具体的真诚这一特殊美德。“关于真诚地说话,让我  
们把中道的人叫作真诚的人,而把中道叫作真诚”ꢇꢈꢉ。所有个别的伦理美德齐备,又加上思虑中的实践性美  
德即明智,明智与伦理美德合一且达至完善,才是实践性的灵魂成真的完善形态。  
(三)存在之真  
亚里士多德将命题之真和灵魂之真都当作存在之真。命题之真在于命题与事物(存在)相符合,灵魂成  
真是存在的完善的体现。真理与存在关联,确实是哲学中源远流长的传统。“哲学自古把真理与存在相提并  
论”ꢇꢈꢎ。巴门尼德的真理与意见之路就是和存在与不存在相关的。“哪些研究途径是可以思想的:一条是存  
在不是不存在,这是确信的途径,与真理同行”ꢇꢈꢏ。真理之路是,存在不是不存在,或存在必然存在;意见之路  
是,不能言说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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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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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AristotleꢁAristotelisEthicaNicomacheaꢁ1103a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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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stotleꢁAristotelisEthicaNicomacheaꢁ1105a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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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stotleꢁAristotelisEthicaNicomacheaꢁ1141a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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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stotleꢁAristotleꢀsMetaphysicsꢁ1003a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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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stotleꢁAristotleꢀsMetaphysicsꢁ980a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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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oꢁPlatonisOperaꢁedIoannesBurnetꢂOxfordꢆOxfordUniversityPressꢁ1900-1907ꢃꢁ204a1-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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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stotleꢁAristotelisEthicaNicomacheaꢁ1179a35-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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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stotleꢁAristotelisEthicaNicomacheaꢁ1105a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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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stotleꢁAristotelisEthicaNicomacheaꢁ1139a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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ꢇꢈꢉAristotleꢁAristotelisEthicaNicomacheaꢁ1108a19-20  
ꢇꢈꢎ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文修订第二版),孙周兴、王庆节主编《海德格尔文集》,第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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ꢏꢈꢇGSKirkꢁJE RavenꢁThePresocraticPhilosophersꢂCambridgeꢆ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57ꢃꢁ269  
40  
李涛ꢄ命题之真与灵魂成真:亚里士多德的双重真理观  
亚里士多德首先将结合与分离相关的命题之真与存在关联起来。“至于作为真的存在,和作为虚假的不  
存在,由于依赖于结合与分离,一起与对立部分的安排有关。因为在结合中真得到肯定,在分离中得到否定,  
假则和这种安排相反”①。在结合中真得到肯定,就是作为真的存在,命题之真也是一种存在之真。“这朵花  
是红的”,这一命题的真就在于“花”之存在如此。在命题之真的意义上,亚里士多德认为,真落在思想中的命  
题上,而非落在事物本身;命题中的结合与分离总是与范畴相关,命题之真作为存在就附属于更高的范畴之  
存在。“在事物中并没有真与假,例如善直接为真,而恶直接为假,而是在思虑之中……既然结合与分离是在  
思虑之中,而不是在事物之中,所以,这一意义的存在就不同于首要意义的存在”②。首要意义的存在,是作  
为范畴的存在;命题之真作为存在,离不开与范畴相关的词语。“这朵花是红的”,可以说是实体“花”和性质  
“红的”的结合。  
虽然亚里士多德不认为事物中有的东西直接是真、有的东西直接是假,例如善是真、恶是假,但并不否认  
每个存在物有真假的层次差别,也不否认更高存在的事物就是更真的。“一个人能坐着,没坐着并不必然为  
假。因此,能,一种方式意味着不必然为假,正如已经说过的;另一种方式是真;再一种方式是能够为真”③。  
在潜能与成全的意义上,对于某一具体存在物,亚里士多德认为,潜在状态可以说是“能够为真”,中间的运动  
是成为真的过程,成全状态则是“真”。一颗花的种子是“能够真是花”,长成的花是“真是花”。而一个事物的  
完善存在,才是真正的存在。“当他的自然是好的和美好的,就是完善的和真正的好自然”④。事物的真正自  
然或真正存在,是就其完善状态而言的,而非就其残缺或潜在状态而言的。  
因而,更严格意义上的存在之真就是灵魂成真。达到明智或智慧的状态,是人的存在的更完善状态,也  
才能说“更是个人”或“是个真人”。亚里士多德经常使用真的善、真的快乐,也指就其自身而言的完善的善或  
快乐。“他将总是或最经常做和思考符合美德的成全活动……因为他是真正的善、完美的,且是无可指责  
的”⑤。对于不同的人,可以依据实践与沉思方面的美德的层次,将人分成不那么真的人和真的人。在这个  
意义上,明智的人和智慧的人就分别是实践意义上的“真人”与沉思意义上的“真人”。“φρꢋνησι(明智)将自  
己表明为同此是自身相关涉的那种真地是(Wahrsein)”⑥。在灵魂成真的意义上的真,当然就也是一种存在  
规定,是一种存在之真。“事情是真的;成真是生命的一种存在规定”⑦。  
在不同的存在物之间,也由于灵魂和自然的高低等级,以及在明智、智慧与理智的层次上的高低,可以说  
也有存在之真的高低。最高的存在,作为理智自身,必然是更真的存在。“这样看来,永恒存在的本原,就必  
然永远是最真的本原。因为它们并非一时的真,没有东西是它们存在的原因,而它们是其他东西存在之原  
因。正如每一事物是就存在而言的,也是就真理而言的”⑧。真与存在是换用的,永恒的存在就是最真的存  
在,永恒的理智神就是最真的存在。  
三ꢄ从逻各斯到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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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之真落在命题或句子(λογꢋ)上,而最高存在就是努斯(νου),那么命题之真与灵魂成真的划分是否  
就等于逻各斯真理与努斯真理的划分呢?人是有理性(λογꢋ)的动物,其中最高的存在部分也是与努斯神类  
似的努斯,那么在人从逻各斯向努斯上升的过程中,命题之真与灵魂成真的各自作用和地位又是什么呢?  
(一)两种真理不等于逻各斯与努斯的划分  
逻各斯与努斯在广义上经常换用,但的确有所不同,逻各斯更注重从本原出发的论证,努斯则是由之开  
始的那个本原。“因为理智/努斯关乎起点,对起点是无理性的”⑨。逻各斯是一个意思极其广泛的词语,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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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AristotleꢁAristotleꢀsMetaphysicsꢁ1027b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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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stotleꢁAristotleꢀsMetaphysicsꢁ1027b2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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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stotleꢁAristotleꢀsMetaphysicsꢁ1019b2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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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stotleꢁAristotelisEthicaNicomacheaꢁ1114b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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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stotleꢁAristotelisEthicaNicomacheaꢁ1100b19-22  
海德格尔《柏拉图的<智者>》,熊林译,孙周兴、王庆节主编《海德格尔文集》,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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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HeideggerꢁPlatonSophistesꢁ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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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stotleꢁAristotleꢀsMetaphysicsꢁ993b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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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stotleꢁAristotelisEthicaNicomacheaꢁ1142a25-26  
4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有说话、句子、论证、理性、逻辑、道理等意思,在逻辑学的范围内有句子和论证(包含推理、归纳和例证)。在  
句子的意义上,命题之真总是某种逻各斯之真,但逻各斯还包含非命题性的修辞性句子等。灵魂成真则包含  
技艺、科学、明智、智慧与理智五种方式,即使收敛为明智与智慧两种完善方式,理智也与智慧若即若离,因而  
我们认为不能简单地把逻各斯真理与努斯真理分别叫作命题之真与灵魂成真。“海德格尔自己对于传统的  
真理做了总结,即他区分为:逻各斯真理与努斯真理,换句话说,乃是命题真理与直观真理”①。这两种真理  
分类的对应是不符合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的。  
作为有逻各斯的动物的人,兼有命题之真和灵魂成真;要将命题之真转化为灵魂成真,并且从逻各斯上  
升为努斯。而神作为努斯(思想),没有句子和命题,只是“思想思想自身”,也可以被认为是某种真理。“存在  
着无色、无形、不可捉摸的存在,只能为灵魂的驾驭者即理智(νω)所关照,关乎真知识的属”②。作为思想的  
努斯神,不存在命题性推理这种有环节的活动,也不可划分为环节。甚至我们通常用“理智直观”来形容作为  
思想的努斯神也是不合适的,思想是非感觉性的,直观这种看则总是有视域和视角的,无法一下子把握存在  
整体。我们只能说思想神是全息式的、整体式的、透彻的思想。“思想思想自身,分享着被思想的东西。接触  
和思想的是被思想的东西,所以思想和被思想的东西是同一的”③。思想神不关心外物,只是在思想自身,处  
于思想的永恒成全活动之中。作为主体的思想和作为客体的被思想的东西是同一个,甚至不存在主客二分,  
而是只有一个存在自身。这个思想神,或可以用巴门尼德的话叫作“真理核心”。“不仅有圆满真理不可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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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还有那些常人意见,全无真理(αλ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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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言”④。  
ηη  
(二)人从逻各斯向努斯上升  
作为一个有逻各斯的动物,人的活动都在逻各斯的运作之中,但也并未排斥对努斯的分享与向往。“自  
然不做无用之功,除了人之外没有别的动物有逻各斯(λꢋγον)”⑤。思想神通过被爱而推动着宇宙万物,只有  
人能够分有与神类似的努斯,即便人分有的是与思想神类似的沉思。“这个事实的一个标志是,其他动物都  
不分享幸福,完全被剥夺了这种沉思的成全活动”⑥。  
虽然在人这里,逻各斯是主要活动的因素,但那微少的理智活动也是不可或缺的,也是有很大作用的。  
因此,“如果理智相比于人是神圣性的,符合理智的生活,相比于属人的生活,也是神性的”⑦。纯粹理智的生  
活是神的生活,而人只能模仿或分有一点理智的生活,分有一点神性。这个部分虽然不是人的主要活动的体  
现,但代表了人的完善体现。如果理智就是每个人的存在或本质,那么我们必然要追求理智的生活。“如果  
这个理智最是人,那么,对于人,符合理智的生活,就是最高善和最快乐的。那么,这种生活,也是最幸福的生  
活”⑧。当然,在作为人这个层次上,人不可能像神那样过上纯粹思想的生活,只能是类似于思想的沉思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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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同时也摆脱不了实践的生活。“人的理智并非真正的理智,而是名义上的理智(̔οκαλουμενονου)……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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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符合理性的理智(νοεινμετ`αλꢋγου)”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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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人过着属人的实践与沉思的生活,但古希腊人也没有放弃“与神同在”的想法,追求让人之中的思想  
部分脱离身体、脱离灵魂中的实践性部分和沉思性部分,最终,人的思想性部分与作为思想的神同在,从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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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智(思想)就被认为有某种分离的特征。“理智的美德(̔ηδ`ετουνου),是分离的”ꢇꢈꢉ。非混杂的主动理智,  
最终要追求与人分离、与神同在的生活。  
~
~
如果人试图离开实践的生活,追求纯粹的沉思的生活,试图进一步在沉思之中追求努斯/理智的生活,在  
①
尹兆坤《现象与遮蔽:海德格尔对于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阐释》,第101页。  
ꢀ ꢀ ꢀ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PlatoꢁPlatonisOperaꢁ247c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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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stotleꢁAristotleꢀsMetaphysicsꢁ1072b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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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stotleꢁAristotelisPoliticaꢁ1253a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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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stotleꢁAristotelisEthicaNicomacheaꢁ1178b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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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stotleꢁAristotelisEthicaNicomacheaꢁ1177b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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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stotleꢁAristotelisEthicaNicomacheaꢁ1178a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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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HeideggerꢁPlatonSophistesꢁ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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ꢇꢈꢉAristotleꢁAristotelisEthicaNicomacheaꢁ1178a22  
42  
李涛ꢄ命题之真与灵魂成真:亚里士多德的双重真理观  
这种从逻各斯向努斯的上升之中,似乎会走一条老子所言“为学日益,为道日损”①的道路。沉思是指向存在  
整体的科学,需要追求全面的命题真理,需要“为学日益”。而当获得全面的命题真理之后,必然会将具有多  
样性质的命题真理收敛为具有单一性质的灵魂成真的秉有,构成一种单一潜能又能作出多种行为的情形;在  
获得理智给予的推理的本原之后,一层层的本原性知识与全面的推理性的命题知识相结合,形成对存在整体  
有真知识的智慧的秉有;而在从整全智慧朝向纯粹理智的道路中,命题之真损之又损,灵魂成真也损之又损,  
脱离了作为命题真理和灵魂成真秉有的智慧层次,才能成就分离的、纯粹的理智(思想)生活,才能与思想神  
同在。  
四ꢄ结语:灵魂成真不再被认可  
古希腊哲学的真理观是与其灵魂论和形而上学紧密相关的,离开了灵魂中的逻各斯与努斯的划分、作为  
思想神的最高存在,就无法建立命题之真与灵魂成真的双重真理观。亚里士多德在其哲学体系的支撑下,建  
立了从命题真理到证明科学的知识道路,又将这种真理知识转化为灵魂成真的秉有,构成了存在之真的上升  
之路。  
基督教的神不再是不关心万物、只进行着思想自身的成全活动(̔ενε'ργεια)的思想,神的本质被规定为无  
限潜能,时刻能够作用于万物。拥有无限潜能(全能)的神,才能无中生有创造世界;这样一个全能的神,必然  
拥有无限的知识。一个全能的神,也必然关心宇宙万物,处于无限可能的运动之中。作为与神相似的人,也  
不能再凭借思想或理性而与神相似,神已经不再是纯粹单一的思想,人只能凭借无限意志而与神相似。因  
而,基督教不再承认灵魂的思想提升能接近神,人的上升不再能依靠科学与思想,只能依靠与神的伦理关系。  
沉思科学作为真理之路被否认,科学下降为技艺,不再与灵魂成真相关,科学真理只是命题的聚集,是人的生  
命之中的外在性成分。最终,真理修饰的主体或真理的处所不能再是灵魂或人,而只能是主体之中的观念或  
命题,真理的处所是命题成了唯一且天经地义的事情。  
[责任编辑:何ꢄ毅]  
①
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32页。  
43  
第51卷第5期  
024年9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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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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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1ꢁN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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ꢂSocialSciencesEditionꢃ  
Septemberꢁ2024  
维柯的论题法对古典修辞学传统复兴  
与哲学解释学的意义  
徐ꢄ鹏  
ꢄꢄ摘要:“讲得真且讲得好”的古典修辞学,自亚里士多德之后逐渐演化成单纯为了“讲得好”的修辞科学。修辞  
学家维柯在辨识出古典修辞学的没落之后,借由“第二真理”通向“第一真理”的事实,用“论题法”辩护“第二真理”  
的方式恢复了古典修辞学的真理指向、循环结构和修辞学法则,并以此指出了演绎和分析纯形式的批判法的弊端。  
同时,维柯还进一步用诗性逻辑重塑了从论题法到批判法的逻辑进程,也造就了同为哲学解释学前提的共通感(常  
识)。于此,论题法唤起了古典修辞学对或然性事物固有的审判权,从而既为囿于批判法的精神科学寻得了蕴含在  
古典修辞学中的真理要素,又在真理维度加强了修辞学和解释学的亲缘性。维柯所发现的这条返回古典修辞学传  
统的道路,还启示着一条通向哲学解释学真理及其“问答逻辑”的秘径。  
关键词:维柯;古典修辞学;论题法;诗性逻辑;哲学解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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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734ꢅjcnki1000-531520240213  
收稿日期:2022-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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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徐鹏,男,安徽潜山人,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E-mailꢆpengxu_xp@163com。  
哲学解释学试图理解什么是超出自然科学方法论之外的真正精神科学的真理,并探究是什么使精神科学与  
我们的整个世界经验相联系①。由此,在为精神科学的真理探究真正属己的逻辑方法的过程中,哲学解释学自然  
建立起与修辞学更紧密的联系②。虽然,学界对此联系已有一定程度的研究③,但鲜有探究在两者中起联结作用  
的“论题学”(Topik,又译为“正位法”)对解释学的意义④。这一意义正蕴含在维柯的“论题法”(Topica)中,因此有  
必要进一步探究被誉为“现代解释学之祖父”⑤的维柯采用论题法复兴古典修辞学传统的解释学意义。  
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修辞学是以主题的整体知识为开端和指引,然后逐步展开主题的各部  
分,最后形成新整体知识的艺术⑥。它以“讲得好且讲得真”⑦为目的而与单纯追求动听雅致的一般修辞科学不  
同。智者善用诡辩轻易俘获听众的意见,其动听雅致的演讲和文章也极易收获大众的追捧,这就致使稍显枯燥的  
①
②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诠释学Ⅰ》,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6页。  
这并不意味着哲学解释学与逻辑学的决断,而意味着修辞学中蕴含着更适合精神科学的真理的因素。参见: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诠释学  
Ⅱ
》,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68、372页。  
③
④
⑤
张鼎国指出,解释学与修辞学同出一源并具有当代关联;洪汉鼎更认为,与修辞学相关的解释学真理并非靠命题逻辑把握的自然科学的真  
理。参见:张鼎国《经典诠释与修辞:一个西方诠释学争议的意义探讨》,《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第1ꢊ9页;洪汉  
鼎《诠释学与修辞学》,《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第11ꢊ17页。  
通过对论题法与批判法作对比,何卫平凸显了论题学在修辞学和解释学之间的重要性。参见:何卫平《维柯<论我们时代的研究方法>的解释  
学意义———以笛卡尔的<方法谈>作对比》,《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第44ꢊ49页;何卫平《论题学与解释学》,《山  
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27ꢊ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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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卫平也赞同帕帕尔拉对维柯的此番赞誉。参见:何卫平《论题学与解释学》,第37页;EmanuelLPaparellaꢁHermeneuticsinthePhilo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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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ofGiambattistaVicoꢂNewYorkꢆEdwinMellenPressꢁ1993ꢃꢁ47  
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承继自柏拉图的真正修辞术,后者可从《斐德若篇》中解读出来。参见:柏拉图《斐德若篇》,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  
⑥
2
018年版,第56ꢊ59页。  
⑦
柏拉图《斐德若篇》,第59页;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诠释学Ⅰ》,第33页。  
44  
徐鹏ꢄ维柯的论题法对古典修辞学传统复兴与哲学解释学的意义  
古典修辞学被降格为一门纯粹追求“讲得好”的修辞科学。但庆幸的是,法学领域中以法庭演说和议事演说为代  
表的雄辩术,在罗马时期已经瓦解败坏之后①,修辞学家维柯用发现论据技巧的“论题法”辩护“第二真理”的方式  
恢复了古典修辞学的真理指向、循环结构和修辞学法则。在此过程中,维柯还将诞生于论题法的“第二真理”视为  
通向“第一真理”的必由之路,以此指出了演绎和分析纯形式的“批判法”(critica)的弊端。与此同时,维柯更用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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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逻辑重塑了从论题法到批判法的逻辑进程,并造就了同为哲学解释学前提的“共通感”(sensuscommune,又译  
为“常识”)。于此,论题法唤起了古典修辞学对或然性事物固有的审判权,从而既为囿于批判法的精神科学寻得  
了蕴含在古典修辞学中的真理要素,又在真理维度加强了修辞学和解释学的联系。维柯重返古典修辞学传统的  
道路,也是通向哲学解释学的真理及其“问答逻辑”的秘径。  
一ꢄ复兴古典修辞学传统的“论题法”  
在弄清维柯的论题法是什么之前,先要回答维柯为何选择论题法。这首先涉及维柯在克服近代哲学的独断  
论和怀疑论中形成的对“第一真理”和“第二真理”的理解。笛卡尔独断地认为仅存在作为“第二真理”或似真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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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泉的“第一真理”———“我思我在”(Cogito,Ergosum),并视纯形式的演绎和分析的“批判法”为通往“第一真理”  
的唯一工具,还用上帝和假设的松果体(conario)来确保“第一真理”和心对物的认知②。与此同时,怀疑论者虽不  
对“我思”与“我在”的存在事实进行怀疑,但质疑两者存在的原因和形成的知识。对此,维柯试图在心物二分之下  
合理解释两者存在的原因和知识形成的原因,以此来避免独断与怀疑。于是,维柯根据从拉丁语源发掘来的“真  
实(verum)与创造(factum)相互转化”,“通晓(intelligere)等同于完美的采集”,思维(cogitatio)就是思考(pens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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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进行采集(andareraccogliendo),理性(ratio)意味着算术元素的结合和“真实的标准和法则就是做成它本身”等  
词源含义和原则来说明心、物存在的原因和知识形成的原因③。在他的说明中,上帝并不是虚设的担保者而是内  
含第一真实④的精神性的第一创造者,它通过创造一切事物和事物的元素把内在的第一真实做成自身,因此包含  
且通晓一切内外元素,并能将一切内外元素完美结合成完全的知识(第一真理)⑤。这样,上帝便从单纯的担保者  
转为创造心和物真实存在的原因以及“第一真理”的原因。进而,针对心灵如何获得关于事物的知识,维柯巧妙地  
将基督教信仰和柏拉图的哲学结合起来。一方面,拥有唯一完全真实的上帝,启示给我们的就是完全的真实;另  
一方面,心灵因分有神的理性,而具有结合算术元素的能力,从而能模仿上帝做出真实自身⑥。后者自然是维柯  
对心灵如何创造知识的核心论述,但在具体阐述之前还需明白:事物的元素先需被采集或思考(即思维),而后才  
能供给理性去结合;被创造的内在心灵因具有外在于一切事物的缺陷,因而只能采集最外在的事物元素(即或然  
性的东西)。综合这些原因,心灵获得知识的过程就是:采集外在元素的心灵凭借抽象能力为自己创造了能标画  
的点和能倍增的一,从而扩增为一个无限的形式和数目的世界,进而通过对这些算术元素的结合达到对无限真实  
的认识⑦。因这里的点、线和面实际都是人所定义的语词,于是,这一过程又同是心灵通过创造语词来唤起毫无  
矛盾的事物观念(名称或形式)的过程。这样,心灵最终能同上帝一样思考和处理纯形式的东西,并创造出近似  
“第一真实”的“第二真实”(“第二真相”和“第二真理”)。因此,从真理的角度看,心灵的整个思维能力就是:通过  
对采集而来的质料或事物的元素进行整理,让无序的变得有秩序,把分散的结合为一,在事物元素的秩序与结合  
中产生能直接用于判断的事物的确定形式⑧。在此过程中,采集和整理的综合先于演绎和分析的判断。所以,可  
①
②
维柯《维柯论人文教育:大学开学典礼演讲集》,张小勇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7页。  
维柯《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从拉丁语源发掘而来》,张小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6ꢊ20页;笛卡尔《谈谈方法》,王太庆译,商  
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6ꢊ27页。  
③
“真实与创造相互转化”与“真实的标准和法则就是做成它本身”看似两个核心原则,它们实则是同一的,即创造出真实自身。但在将人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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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作为创造主体时,马丁斯指出,人最终成为了人工制品的神(Godofartefacts)。参见:维柯《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从拉丁语源发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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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第5、6、7页;HermínioMartinsꢁꢌTheGodofArtefactsꢆVicoꢐsPrincipleandTechnologyꢁꢍInPortuguesePhilosophyof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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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ciesandContemporaryWorkfromthePortuguese-SpeakingCommunityꢁed HelenaMateusJerónimoꢂSwitzerlandꢆSpr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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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ꢃꢁ26  
④
由译注可知,因上帝既创造真的事物又掌握创造之物的真理,所以第一真实涵盖作为真实之物的第一真相和一切事物的第一真理。参见:维  
柯《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从拉丁语源发掘而来》,第5ꢊ6页。  
⑤
⑥
⑦
⑧
维柯《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从拉丁语源发掘而来》,第5、7页。  
维柯《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从拉丁语源发掘而来》,第10、8、15页。  
维柯《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从拉丁语源发掘而来》,第13页。  
维柯《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从拉丁语源发掘而来》,第30页。  
4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更简练地说,采集与整理是通向理性判断的必由之路,即“第二真理”是通向“第一真理”的必由之路。  
对此,论题学不仅体现为一系列采集与整理的具体操作,而且还以或然性事物的真理为前提和目的。作为古  
典修辞学核心技艺的论题学,主要出自亚里士多德的《论题篇》和《修辞学》,而关于它的明确定义只能援引自后  
者:就每个主题尽可能多地采集与主题接近的题材、论据,因为题材、论据越多,越容易证明主题,越接近则越适用  
个性化的主题并越少具有共性①。可见,论题学是发现论题的论证艺术,其过程是采集与整理的具体操作。所以  
说,论题学完全符合心灵通达“第二真理”的一切步骤,剩下唯需思考:论题学是否以主题的知识或真理为目的?  
实际上,古典修辞学既以主题的真理为目的又以它为前提,因为与辩证法同一的修辞术必须在掌握主题知识的情  
况下才能让听众的灵魂获得主题的知识②。维柯深知这点,因而他也始终认为善于修辞的诗人和哲学家同样特  
意地追求真理③。正因论题学既体现为采集、整理和结合的操作,又以真理为前提和目的,维柯很自然地选择论  
题学(法)为“第二真理”或似真性辩护,这促使他走上了恢复古典修辞学传统的道路。  
首先,需要恢复的是古典修辞学传统中的真理要素,因为论题法对似真之物的真理的辩护等同于古典修辞学  
对或然事物之真理的维护。经过对古今研究方法的考察,维柯认为,“所谓的研究方法其实由三种要素构成:工  
具、辅助物和目的”④。其中,工具先行,辅助物紧随其后,各种研究唯一要追寻、培育和尊崇的真理目的则贯穿始  
末。但不同于笛卡尔之后的近代哲学将由批判法得到的“第一真理”视为唯一真理的做法,维柯认为,在真理与谬  
误之间还存在大部分都是真的“真似之物”⑤。这种区分俨然出自柏拉图关于知识、意见和无知的划分,对此,真似  
之物如真意见。在柏拉图那里,不亚于知识的真意见,能指导行事,并可以“传授”,还可通过“回忆”捆牢成知识⑥。  
这就保证了通过意见的开放到一致最后通达理念知识的哲学雄辩术⑦得以可能。另外,未经“回忆”捆牢的真意  
见,就是“或然的事物”,它最终在继承者亚里士多德那里明确成为以修辞艺术为工具的雄辩术所处理的对象⑧。  
于此,维柯采用论题法辩护真似之物(或然性事物)的举措,恰好恢复了古典修辞学的真理因素。  
其次,在维柯的论题法中还能隐约发现古典修辞学中整体与部分的循环结构。维柯认为,论题法并不是分析  
证明的组织,而是为了联结两个既定的判断而“发现中项的艺术”⑨。实际上,只有通过采集,整体地了解事物之  
后,才能迅速找到联结两个判断的中项,以使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间和谐一致。而这种和谐正是古典修辞学  
所追求的效果,即以主题的整体知识为开端和终结,并指引着中段各部分的安排。正因如此,柏拉图和亚里士多  
德才同样将演讲比喻为,像个活人一样保持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和谐循环ꢇꢈꢉ。同样的比喻也见于维  
柯,他既强调收集要全面,又强调作为论题法之前提和目的的真理要像血液一样循环全身ꢇꢈꢎ。相同比喻表明,只  
有基于对主题的全面采集和整体了解,论题法才能依据整体的指引合理安置中项。这意味着论题法的采集与整  
理均由主题的整体知识所指引,而整体又将在所有部分和环节中得到新的完满体现。所以,正是古典修辞学中整  
体与部分的循环,才让维柯宣称如此运用论题法的演讲是“完满”ꢇꢏꢈ(plenus)的、博大精深的艺术。  
最后,维柯采用论题法还存在适应教育时机的考量,这种考量源自修辞学的法则。心灵认知的过程是“先有  
感觉后有判断”ꢇꢈꢑ,由此,心灵先发展与具体形象相联系的想象力和记忆力等心智能力,后发展离开具体形象的形  
式分析和推理的能力。正是看到真似之物是心灵首先应该接触的未脱离具体形象的事物,维柯才为其辩护。这  
一辩护旨在说明,人的学习具有先论题发现、后分析判断的自然天性。对此,维柯直接将论题法和批判法分别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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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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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⑧
⑨
亚里士多德《修辞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苗力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68页。  
柏拉图《斐德若篇》,第55ꢊ56、59ꢊ60页。  
维柯《维柯论人文教育:大学开学典礼演讲集》,第151页。  
维柯《维柯论人文教育:大学开学典礼演讲集》,第115页。  
维柯《维柯论人文教育:大学开学典礼演讲集》,第121页。  
柏拉图《枚农篇》,柏拉图《柏拉图对话集》,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204ꢊ205页。  
辩证法和真正修辞术的同一意味着衍生自对话的灵魂独白同是哲学雄辩术。  
亚里士多德《修辞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第342页。  
维柯《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从拉丁语源发掘而来》,第145页。  
ꢇꢈꢉ柏拉图《斐德若篇》,第56ꢊ57页;亚里士多德《修辞术》,《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第534页;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商务印书馆  
996年版,第163页。  
1
ꢇꢈꢎ维柯《维柯论人文教育:大学开学典礼演讲集》,第115页。  
ꢇꢈꢏ维柯《维柯论人文教育:大学开学典礼演讲集》,第124页。  
ꢇꢈꢑ维柯《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从拉丁语源发掘而来》,第146页。  
46  
徐鹏ꢄ维柯的论题法对古典修辞学传统复兴与哲学解释学的意义  
应“综合法”和“分析法”,即“论题法发现和汇聚;批判法则从汇聚物中区分和排除”①。这就勾连起柏拉图对与辩  
证法同一的修辞术法则进行的二分,在那里“分析和综合为的是会说话和会思想”②。其实,维柯也认同“整个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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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证方法(dialectica)可以分为发现的艺术(arsinveniendi)和判断的艺术(arsiudicandi)”,不同的是,他更认为最古  
老的辩证方法都是综合为一的归纳法③。实际上,维柯意在强调综合法在逻辑和时间上均先于分析法,由此才能  
会说话和会思想。因此,论题法的培养要先于且优于批判法,这不仅源于教育的自然本性,更出自维柯对修辞学  
法则的自我理解。  
总之,通过对“第一真理”和“第二真理”的区分,维柯确认“第二真理”是通往“第一真理”的必由之路,同样,论  
题法是通向批判法的必由之路。而在用论题法为真似之物辩护中,维柯既恢复了古典修辞学的真理因素,凸显了  
古典修辞学中的整体与部分的循环,也依据修辞学法则开辟出了一条由论题法导向批判法的人文教育之路。  
二ꢄ论题法批判“批判法”造就的诗性逻辑和共通感  
从论题法导向批判法的人文教育之路出发,维柯进一步用论题法揭示出“批判法”在心灵所创造的真实领域  
中唯一运用的缺陷。此外,他更进一步用诗性逻辑重塑了由论题法到批判法的逻辑进程,并造就了同为哲学解释  
学前提的共通感。对此,先要明确的是,论题法和批判法在人文教育中缺一不可,需要“让青少年们接受所有科学  
和艺术的教育,以便用论题法开发[科学艺术的]各项环节,并且根据同样的方法,通过常识提高和增强其审慎智  
慧和雄辩才能,通过想象力和记忆力来发展以这些心灵能力为依托的诸门艺术,然后才研习批判法,最后才对其  
所学做出自己的整合判断”④。所以,协调两者才是根本,只不过在此之前必须遵循先习论题法,后习批判法的自  
然本性。  
对此,批判法的最大弊端是排斥“第二真理”或似真性。按照维柯对“第一真理”和“第二真理”的严格理解,  
“第一真理”唯被上帝所掌握,心灵只能把握“第二真理”。因为心灵只能通过模仿上帝创造真实事物的方式创造  
语词以形成观念,以此真似(真实模拟)由上帝创造的事物的形式或属。所以,追求“第一真理”的批判法实际能抵  
达的也仅是被它排斥的真似。维柯曾就此指出,我们运用几何学方法得到的所谓物理学真理,无非是真似之物,  
因为几何真理是我们创造的,而物理真理(事物形式)则是上帝创造的⑤。克罗齐将其概述为,对于人类来说,如几  
何学般人类创造的人类世界是透明的,而由上帝创造的自然界是不透明的⑥。当然,就算下降“第一真理”为心灵  
对纯观念形式的分析和判断,缺乏论题法采集和整理外在元素以供理性结合为纯形式观念的工作,批判法也不可  
能通达完满且如实的“第一真理”。此举甚至还会放弃心灵所做成的真实的真理性,如人文科学领域中的诗歌、历  
史、绘画、法学等事物的真理。  
此外,排斥“第二真理”的“批判法”,还阻碍了记忆力、想象力和创造力等能力的生成。按照教育时机来看,只  
有先通过采集最外在的元素并加以整理和结合,心灵才会创造脱离形象的抽象形式。如果说判断力受训于对抽  
象形式的分析,那么记忆力、想象力和创造力则培养于采集、整理与结合的过程中。因为,根据拉丁语源的界定,  
记忆(memoria)就是“收集通过感觉而来的各种知觉作为营养储备的能力”,而“当提取这些知觉时就被称为回忆  
(
reminiscentia)”,并且它“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形成意象的能力……我们称为imaginativa(想象力)”⑦。这意味着,  
我们不能记忆没有通过感觉形象对其有所知觉的东西,更不能构想对其没有记忆的东西。所以,记忆力和想象力  
主要由似真之物来培养,并且在采集、整理和结合的过程中担有重要职能。于是,排斥似真性,既阻碍记忆力和想  
象力的形成,又阻碍判断力的运用。这对于将分散和差异联结为一的创造力也是一样的⑧,没有创造力就无结  
合,更无作为判断对象的抽象形式。另外,记忆力、想象力和创造力更是服务于不同艺术的心智能力,一旦批判法  
排斥了“第二真理”,不仅记忆力、想象力和创造力等心智能力会被摒弃,艺术的大门也将随之封闭。  
实际上,论题法批判批判法,主要是为了凸显批判法在心灵所创造的真实领域中唯一运用的缺陷。心灵不能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维柯《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从拉丁语源发掘而来》,第147页。  
柏拉图《斐德若篇》,第59页。  
维柯《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从拉丁语源发掘而来》,第72、77页。  
维柯《维柯论人文教育:大学开学典礼演讲集》,第128页。  
维柯《维柯论人文教育:大学开学典礼演讲集》,第131页;维柯《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从拉丁语源发掘而来》,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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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edettoCroceꢁThePhilosophyofGiambattistaVicoꢁtransR G CollingwoodꢂNewYorkꢆRussell&RussellIncꢁ1913ꢃꢁ134  
维柯《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从拉丁语源发掘而来》,第67页。  
维柯《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从拉丁语源发掘而来》,第68页。  
4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创造上帝所创造的物理自然,而只能创造观念性的精神事物①。所以,在心灵所创造的真实中唯用批判法所带来  
的缺陷,实与在精神科学中唯用批判法所造成的弊端相同。换句话说,先论题法后批判法最适合精神事物,于此,  
感觉、记忆力、想象力、创造力和判断力等心智能力均能得到充足发展。这样,心灵的思维能力才可竭力接近上帝  
的通晓能力。由此,维柯开始沿用古典修辞学与诗学的亲密关系,把由论题法到批判法的逻辑进程重述为“指明  
神的实体意义的”诗性逻辑。如他所言,“天神意旨对人类事务给了很好的指导,它激发了人类心智先致力于论题  
学,而后才转向批判,因为先熟悉事物而后才能批判事物”②。  
正如从论题法到批判法的逻辑进程表现为先采集、再整理和结合、最后才判断与批判,诗性逻辑用相继发展  
的四种比喻重塑了这一进程。维柯认为,一切诗歌中的比喻都可归结为四种:替换(synecdoche)、转喻(metony-  
my)、隐喻(metaphor)和暗讽( )③。最初诗人给事物命名的行为,不能脱离具体的感性意象,而这种感性意象  
irony  
就是替换和转喻的来源:由于对具体的感性意象的熟悉与抽象的形式和属性未从主体上抽离出来的原因,转喻就  
经常或以行动主体代替行动,或以主体代替形状或偶然属性④。等到“在把个别事例提升成共相,或把某些部分  
和形成总体的其他部分相结合在一起时,替换就发展成为隐喻(metaphor)”⑤。最后,当心灵具有批判性的反思能  
力的时候,凭反思造成貌似真理的假道理的暗讽就出现了。由此可知,从替换、转喻、隐喻到暗讽的发展,实则就  
是先采集、再整理和结合、最后判断与批判的过程。于此,维柯便用诗性逻辑重塑了从论题法到批判法的逻辑进  
程。  
在此,需格外注意的问题是,诗性逻辑或论题法依据的前提是什么?这一前提又以何为目的? 维柯自然地将  
作为诗性逻辑来源的“逻各斯”(logos)理解为“语言”,但又依据神与人各自不同的“做出真实”,认为,神学诗人最  
初的语言并不是一种符合所指事物的“自然本性的语言”,而是一种“幻想的语言”⑥。前者是上帝创造的自然语  
言,后者才是人采集具体的外在元素后创造的诗性语言,而创造后者的过程正是采集、整理和结合的具体操作,即  
做出诗性语言的过程或心灵用语词做出观念的过程。上文仅描述了这个过程,却没阐释此过程的结合结果如何  
被保存的问题。毕竟,有限个体绝无可能从原始状态重新采集。对此的解答需从维柯的如下表述中获取提示:  
“首先必须接受常识(共通感,引者注,下同)的教化”,“常识既是所有审慎智慧的原则,又是雄辩术的原则”,“常识  
(
共通感)就诞生于真似之物”⑦。这些表达所体现的核心词为“常识”,它们的整体意思为:共通感既是论题法的前  
提,又是心灵创造出真实自身的前提,更是它们的目的。这等于说共通感是采集、整理与结合的前提与目的。同  
等意义上,诗性语言也是一种共通感,因为它既是诗性逻辑的前提又是其目的,就似诗人在诗性语言中存在一般,  
诗性语言开启并保存着一切。此外,源自教化的共通感又具有教化功能,这当然还是其既是前提又是目的的写  
照。  
总的来说,批判法的核心缺陷是忽视和排斥“第二真理”,这一举措会阻碍记忆力、想象力和创造力等心智能  
力的养成。这些心智能力既是判断力行使的前提,更是从事艺术、诗歌、历史、法学等人文科学的必备能力。因  
此,这些心智能力的缺失,不仅导致“第一真理”的不完整,还会错误地视批判法为精神科学的特有方法,以致遮蔽  
精神科学本有的逻辑方法和真理。所以,正确的人文教育要遵循从论题法到批判法的逻辑进程,这一进程又被维  
柯用诗性逻辑中先后形成的替换、转喻、隐喻和暗讽加以重塑。而在深究作为诗性逻辑的前提的诗性语言时,我  
们发现诗性语言其实就是共通感。这共通感既是诗性逻辑和论题法的前提,又是它们的目的,甚至,源自教化的  
它还具有教化能力并指向判断力。  
三ꢄ论题法对哲学解释学的意义  
在指出近代科学的批判法的界限中,维柯用源自古典修辞学的论题法所造就的共通感给予了精神科学新的  
真理观,这同样是哲学解释学致力的目的。批判法的界限就是理论知识的局限,当维柯始终坚持“真实的法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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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维柯《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从拉丁语源发掘而来》,第13ꢊ14页。  
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年版,第201、243页。  
维柯《新科学》,第204ꢊ206页。  
维柯《新科学》,第204页。  
维柯《新科学》,第205页。  
维柯《新科学》,第201、202页。  
维柯《维柯论人文教育:大学开学典礼演讲集》,第121页。  
48  
徐鹏ꢄ维柯的论题法对古典修辞学传统复兴与哲学解释学的意义  
标准就是做出它自身”的时候,他就接近了亚里士多德通过批判柏拉图的“善的理念”及所发展而来的实践智  
慧①。因为,“在维柯看来,共通感则是在所有人中存在的一种对于合理事物和公共福利的感觉,而且更多的还是  
一种通过生活的共同性而获得、并为这种共同性生活的规章制度和目的所限定的感觉”②。也就是说,共通感不  
基于共相的推理和公理证明,而是基于生活中的具体情况。相较于理论理性,精神科学的真理更依赖具体处境,  
并且它为适应处境而具备的各项心智能力也不能被理性的一般规则所支配。所以,我们就有理由将精神科学建  
立于共通感之上,因为它在自然科学的真理之外发现了一种源自为或然性事物辩护的古典修辞学传统的真理因  
素。这就提示出,古典修辞学传统正是精神科学的属己逻辑和真理的真正源头。  
这个提示对于哲学解释学同样重要,因为哲学解释学同样致力于探寻那种超出自然科学方法论控制范围的  
对精神科学真理的经验。伽达默尔意图承认精神科学具有某种不同于自然科学的自身逻辑,所以,即便穆勒和赫  
尔姆霍茨均辨识出精神科学具有自然科学所没有的“卓越的和人道的意义”,伽达默尔还是尖锐地指出,他们将自  
然科学的归纳法作为精神科学的逻辑的做法依旧是消极的③。甚至,生命解释学家狄尔泰为精神科学方法的独  
立性进行的辩护也深受自然科学模式的影响。因为,他获得与自身历史的距离的目的仍是将历史视为客观对象。  
此外,他还依旧秉持“只有服从自然法则才能征服自然”的古老培根派的训言④。相比而言,维柯为精神科学寻获  
的共通感,较早且较彻底地承认了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根本差别。这种差别暗示出,要为精神科学进行存在论  
奠基的哲学解释学的真理来源与精神科学的真理来源相同。所以,上述提示就转化为:哲学解释学的真理也需要  
从古典修辞学传统中觅寻合法性。  
这样,我们就能进一步理解为何伽达默尔如此看重解释学与修辞学的亲缘关系。对此,伽达默尔指出,“解释  
艺术的理论工具很大程度上都取自于修辞学”,“说话能力和理解能力一样,都是人的自然能力”,“诠释学这一语  
词的相关领域指示的倒是修辞学的领域”⑤。这些相似表达的基础含义为解释学的前史、真理和逻辑方法均更多  
地与修辞学传统相关,深层内涵则是解释学(理解能力)和修辞学(说话能力)同为人的自然能力。实际上,深层内  
涵早已隐含在词源学中,根据解释学(Hermeneutik)和修辞学(Rhetorik)两词词尾(-ik,能力)的暗示,这两门艺术  
均已源始地表示人的自然能力或存在方式。而由维柯而来的提示更显露出,解释学和修辞学是两种相互交融的  
能力,正如话语总是寻求理解。对此,施莱尔马赫真正确立起话语总是寻求理解,他认为思想唯有通过解释而使  
其在话语中实现自身,而对思想的理解则是“讲话活动的倒转”,并且所有知识的发展都依赖于讲话和理解⑥。这  
说明,在维柯之后,施莱尔马赫的普遍方法的解释学也流露出与古典修辞学传统的亲缘性。但相对于方法论维  
度,哲学解释学更强调存在论维度。于是,伽达默尔不仅延续海德格尔的思想,认为解释(Auslegung)是此在的基  
本存在方式,还超越性地认为把诗学包括在内的修辞学也同属人类此在的基本活动⑦。而这才是“说话能力和理  
解能力一样都是人的自然能力”最本源的解读。当然,这一解读依旧基于维柯的提示。  
此外,在论题法以共通感为前提与目的中,还隐含着同为哲学解释学前提的西方人文传统的四个概念:教化、  
共通感、判断力和趣味。据此还能看出哲学解释学的“问答逻辑”与古典修辞学的潜在亲缘性。在论题法中,源自  
教化的共通感具有教化能力并指向判断力,而根据整体合理安置中项的艺术又同于趣味⑧。所以,在维柯这里,  
教化、共通感、判断力和趣味已经初显四位一体的关系,即见共通感得余三。四位一体的它们又构成哲学解释学  
的基础和前提⑨,并且由它们构成的正是“传统”或者说“效果历史”。所以,若仿效海德格尔的此在“在世界中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诠释学Ⅰ》,第37页。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诠释学Ⅰ》,第37ꢊ38页。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诠释学Ⅰ》,第11ꢊ14页。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诠释学Ⅰ》,第15ꢊ17页。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诠释学Ⅱ》,第293ꢊ294、350、3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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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drichSchleiermacherꢁHermeneuticsandCriticismꢁAndOtherWritingsꢁtrans AndrewBowieꢂCambridgeꢆCambridge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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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1998ꢃꢁ7  
⑦
实际上,语法学(Grammatik)、辩证法(Dialektik)和把诗学(Peotik)包括在内的修辞学(Rhetorik)是三位一体的艺术,它们均属人类此在的基  
本能力或存在方式。这也可从相同的词尾(-ik,能力)看出。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文修订第二版),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73ꢊ179页;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诠释学Ⅱ》,第364页。  
⑧
⑨
趣味和判断力都是根据整体对个别事物是否适应整体和其他事物进行评价。参见: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诠释学Ⅰ》,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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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何卫平《伽达默尔的教化解释学论纲》,《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1年第2期,第50页;RudolfA MakkreelꢁImagination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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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inKantTheHermeneuticalImportoftheCritiqueofJudgmentꢂChicagoꢆ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0ꢃꢁ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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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在”,伽达默尔与其不同的表述就是“解释者在传统或效果历史中存在”。在这种存在样态中,重要的也是以正确  
的方式在参与循环中获得真理①。显然,通过论题法对古典修辞学中整体与部分的循环结构的复兴,维柯的共通  
感也暗含同种循环,即以共通感为前提的论题法又创造新的共通感,如此螺旋上升。在这里,发端于古典修辞学  
的解释学循环,更证明解释学和修辞学的亲缘性,并且解释学循环由方法论向存在论的跃升②,更加说明解释学  
和修辞学的亲缘性是存在论维度的。而在哲学解释学中,解释学循环最终内含于哲学解释学唯一提及的“问答逻  
辑”中:效果历史使解释者产生前理解的效果,据此解释者回答在历史中遭遇的问题并形成新的自我理解,新的自  
我理解又立刻构成后续理解的前理解,继而在不断地问答中朝着事情本身螺旋上升。正因如此,伽达默尔才直接  
认为“精神科学的逻辑是一种关于问题的逻辑”③。所以,上述提示或许还要被扩充为:不仅哲学解释学的真理,而  
且哲学解释学追求真理的“问答逻辑”,也要从古典修辞学中获得滋养的源泉④。当然,根据哲学解释学同指实践  
哲学且“问答逻辑”同含“问答辩证法”的事实,我们也要明白古典修辞学传统并不是哲学解释学的“问答逻辑”的  
唯一源头。  
总之,从哲学解释学的角度来看,维柯的论题法及其造就的共通感表明,古典修辞学传统正是精神科学的属  
己逻辑和真理的真正源头。由此也表明,哲学解释学的真理及其“问答逻辑”也要从古典修辞学中寻获一处根源。  
四ꢄ结论  
综上所述,在厘清“第二真理”乃是通达“第一真理”的必由之路后,维柯用源自古典修辞学的论题法为“第二  
真理”进行辩护的举措,恢复了古典修辞学的真理指向、循环结构和修辞法则。继而,他以指出批判法排斥“第二  
真理”所带来的弊端的方式,构建起论题法与批判法相协调的人文教育方法,并进一步用诗性逻辑重塑了由论题  
法到批判法的逻辑进程。在此过程中,由教化而来、又具教化功能且指向判断力的共通感(常识),成为诗性逻辑  
和论题法的前提和目的,并给予了精神科学源自古典修辞学传统的真理观。这表明,古典修辞学传统正是精神科  
学的属己逻辑和真理的真正源头,以此加强了同样致力于精神科学真理的合法性的哲学解释学与古典修辞学的  
亲缘性。再借由共通感同是哲学解释学的前提的事实,古典修辞学传统名正言顺地成为哲学解释学的真理和问  
答逻辑的源头之一。  
于此,我们就可在古希腊修辞学传统中寻求不同于命题逻辑且不产生逻辑矛盾的哲学解释学探求真理的问  
答逻辑的根源。除此之外,顾及哲学解释学本身就是实践哲学且问答逻辑同含问答辩证法,以柏拉图的对话辩证  
法为开端的古希腊辩证法传统和以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为起点的实践哲学传统也要被一同考虑。因此,通向  
哲学解释学的真理和问答逻辑的秘径就存在于三者的会通处。  
[责任编辑:何ꢄ毅]  
①
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61ꢊ62页;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诠释学Ⅰ》,第424ꢊ434页。按:这两处引文为笔者根据海德格尔和伽  
达默尔的上述著作归纳出来的,没有完全一致的引文。  
②
③
④
何卫平《解释学循环的嬗变及其辩证意义的展开与深化》,《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第44页。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诠释学Ⅰ》,第522页。  
解释学前史并非偏向逻辑学而是偏向修辞学,这意味着哲学解释学的真理和问答逻辑的一处源头就是古典修辞学传统。参见:伽达默尔《真  
理与方法:诠释学Ⅱ》,第363、368、374页。  
50  
第51卷第5期  
024年9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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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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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1ꢁN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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ꢂSocialSciencesEditionꢃ  
Septemberꢁ2024  
维特根斯坦中期的元哲学是  
“
治疗型”的吗?  
———对李国山立场的回应  
徐ꢄ强  
ꢄꢄ摘要:李国山基于对有关维特根斯坦中期哲学遗作的理解,认为其元哲学是“治疗型”的,而其“治疗型”哲学包  
括诊断和治疗。但是,从连续性视角考察中期维特根斯坦有关哲学本质讨论的两个“面相”,其中期的元哲学观点  
跟早期的元哲学观点存在实质连续性,其早期认为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在于考察命题的本质,中期仍然认为哲学  
研究的核心在于考察命题的本质,只不过他所使用的方法和视角有所转变,即把语法研究作为方法、把考察命题各  
式各样的用法作为主要内容,因此,其中期的元哲学不是“治疗型”的。李国山对维特根斯坦中期元哲学的解读只  
抓住了其中期哲学的其中一个“面相”,他的理解是部分受到了新维特根斯坦学派的影响。实际上,哲学研究作为  
语法研究才是维特根斯坦中期元哲学的根基。  
关键词:维特根斯坦中期哲学;“治疗型”哲学;哲学语法;新维特根斯坦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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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734ꢅjcnki1000-531520240214  
收稿日期:2023-06-09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维特根斯坦学派’研究”(21BZX097)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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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徐强,男,四川彭山人,哲学博士,西南民族大学哲学学院教师,E-mailꢆwaismann@163com。  
李国山最近指出,维特根斯坦(下文简称“维氏”)在整个哲学生涯中都在坚定不移地倡导和实施他的“治疗  
型”哲学,并从不同时期维氏文本出发论证了“治疗型”哲学是维氏哲学中一以贯之的方面,这表明维氏整个哲  
学生涯中的元哲学是连续的①。本文赞同李国山关于维氏哲学连续性的立场,但不认为“治疗型”哲学能够作为  
维氏哲学连续性论证的核心论据,“治疗型”哲学在整个维氏哲学生涯中并不是一以贯之的。本文从维氏中期  
哲学②文本出发考察他的元哲学思想,进而反驳李国山的立场③。  
一ꢄ李国山对维氏哲学连续性的阐明  
在李国山看来,维氏哲学的连续性问题源于维氏哲学分期的张力。维氏哲学的分期是人为的,它来自于后  
世学者对分析哲学史的反思。他们认为,维氏前期和后期分别完成了分析哲学的“语言转向”和“语用转向”,因  
此维氏哲学可分为两个阶段④。但是,维氏哲学二分法存在着许多弊端。自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维特根斯  
坦学派,目前该学派的成员俨然成为国际维氏学界的中流砥柱,该学派其中的一个观点就是强调维氏前后哲学  
实质的连续性⑤。李国山的目的就在于为新维特根斯坦学派的维氏哲学的连续性辩护,他的主要论据就是维氏  
的元哲学观念:维氏在整个哲学生涯中有关哲学本质的看法是一样的,都是“治疗型”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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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山《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分期及其弊端》,《河北学刊》2019年第1期,第21页。  
国内学者多以“中期维特根斯坦”表述维氏中期的哲学,本文则统一为“维特根斯坦中期哲学”或“维氏中期哲学”,或“维氏哲学中期”。  
限于篇幅,本文只把维氏哲学分为三个部分来考察。笔者跟李国山一样,坚持认为只存在着一个维氏,维氏哲学是一个整体。  
李国山《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分期及其弊端》,《河北学刊》2019年第1期,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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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李国山的维氏哲学连续性内涵可以归纳为四点:(1)《哲学研究》在序言中指出,要把《逻辑哲学论》和《哲学  
研究》参照思考,才能更好理解维氏的哲学思想,“这说明,维特根斯坦前后期的语言哲学思想具有内在的关联  
性,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作一个整体”;(2)就语言哲学而言,维氏哲学连续体现在他从年轻时期的理想主义情怀  
到后期现实主义关切的发展历程;(3)中期维氏包括六年小学教师生涯,这让维氏有机会密切关注语言的日常  
用法,进而影响了维氏后期的哲学研究;(4)前期维氏关于语言的静态理想图画转变为后期动态的生活图景①。  
李国山对维氏的“治疗型”哲学作了定义。在他看来,维氏“治疗型”哲学包括两部分:哲学疾病的诊断和治  
疗。第一部分是对传统哲学的批评和反思;第二部分是在批判的基础上所作的正面考察。具体而言,“治疗型”  
哲学共有五方面内容,前四方面属于“诊断”,第五方面属于“治疗措施”。在“治疗型”哲学的意义上,维氏“诊  
断”出了不同的“症状”,比如哲学家没有成功地按照语言自身的逻辑来使用语言,从而提出了一些“哲学问题”。  
维氏给出的“治疗措施”,就在于让哲学家完全抛弃原有的哲学研究方式,转而关注语言的用法,搞清楚语言自  
身的逻辑,由此哲学问题与哲学困惑便会随之解除②。  
二ꢄ李国山对中期维氏哲学的理解  
如果李国山的观点成立,那么,他必须要论证维氏中期的元哲学观点也是“治疗型”的。这样一来,李国山  
就要涉及到维氏中期的哲学文本,他在不同地方提出了他对中期维氏哲学的认识。他的观点可总结为如下三  
点。(1)维氏在20世纪20年代在奥地利乡村任小学教师,这种经历让维氏有机会密切关注语言的日常用法,  
进而影响了后期维氏哲学③。(2)维氏在《逻辑哲学论》中指出哲学和科学属于不同层次,目的在于极力强调哲  
学的自主性。维氏自1929年重返剑桥后逐渐淡化哲学和科学的对照,更为强烈地强调哲学的独特性和自主  
性。他指出,“在语法命题和经验命题之间存在着严格的区分,哲学上的许多混乱和迷惑都源自于对二者的混  
淆。他在《哲学研究》中把这种混淆视作需要医治的哲学病症之一”。(3)在“治疗型”哲学中,“一旦消除了传统  
哲学问题,哲学家就不再为这些似是而非的问题所困扰,哲学便可回归平静了。维特根斯坦在时隔10年重新  
开始哲学探究之后,一直还在为他早年所定下来的哲学目标作着持续而艰苦的努力”④。上述观点可以得出两  
个推论:(1)李国山认为维氏中期时间段似乎是在1919年到1929年之间;(2)维氏在上述阶段没有从事任何实  
质的哲学研究⑤。  
(一)从1919年到1929年是否是维氏哲学“消失的十年”?  
在《逻辑哲学论》的序言中,维氏坚信他已经解决了所有哲学问题。因此,正如一般阐释者认为的那样,维  
氏放弃了哲学研究,转而从事其他工作。绝大部分阐释者在谈到维氏后期哲学时通常都说,维氏自1929年重  
返剑桥从事哲学研究。那么,从1919年到1929年是否是维氏哲学“消失的十年”呢?  
李国山认为,那十年属于维氏哲学的“休整期”或“沉寂期”。他指出:“这一时期内,他(维氏)确实没有专心  
从事哲学探讨,而是做了像教书、雕刻、建房等等这样的实际的事情;也没有坚持记哲学笔记,只是保持着与哲  
学界的偶尔接触。但是,我们不能由此断言,他完全停止了哲学思考。相反,更有可能的是,正是在从事具体工  
作的过程中才有了更多的机会让他反思自己早年的哲学思想。比如,他在教孩子们学习德语的过程中,一定深  
切感受到了语言用法的多样性和变动性……这种休整,大大缓解了他曾经紧绷的理智神经,使之得到治疗和平  
复,为他后来的思想爆发蕴积了巨大的能量。所以,他这段沉寂时期的客观存在恰恰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一回  
到剑桥很快便迸发出源源不绝的思想熔浆。”⑥李国山这种论述中具有实质意义的地方在于,中期的维氏在从事  
具体工作如雕刻、小学教师、建筑师等的时候,他有更多机会反思自己早期的哲学。具体而言,他在教小学生学  
习母语的时候,很有可能切身地感受到了日常语言用法的多样性和变动不居的特征。在笔者看来,即使这些方  
面是实质的,李国山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文本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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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山《语言哲学的困局与出路———以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及其解读为例》,《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第16页。  
李国山《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分期及其弊端》,《河北学刊》2019年第1期,第24、23页。  
李国山《语言哲学的困局与出路———以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及其解读为例》,《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第16页。  
李国山《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分期及其弊端》,《河北学刊》2019年第1期,第21、22页。  
为了最大程度地降低他的立场所可能带来的反驳,李国山还指出,维氏的“治疗型”哲学观念在维氏不同哲学阶段体现出不同特质。参见:李  
国山《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分期及其弊端》,《河北学刊》2019年第1期,第27页。  
⑥
李国山《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分期及其弊端》,《河北学刊》2019年第1期,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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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强ꢄ维特根斯坦中期的元哲学是“治疗型”的吗?———对李国山立场的回应  
(二)李国山基于《大打字稿》有关文本,提出维氏中期“治疗型”元哲学观  
李国山尝试考察维氏中期哲学,以此来构筑维氏哲学的连续性。李国山的论据主要来自后来编辑出版的  
维氏中期遗作《大打字稿》。李国山认为,《大打字稿》中的元哲学讨论跟《哲学研究》中的元哲学讨论是一脉相  
承的。《大打字稿》中的“哲学”一章,“可视作他重新开始哲学工作后关于哲学研究的性质、目标与方法的一系  
列思考的结晶”①。这部分的内容很多被纳入到了《哲学研究》中的有关讨论中,“其中的很多评论被直接纳入  
《哲学研究》集中表达‘治疗型哲学’观的第89ꢊ133节之中。这表明,维特根斯坦后来的哲学观很早便接近成  
型了。此外,只要仔细加以解读,便不难发现,尽管他此时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和表述方式,但从总体上看,他仍  
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早年关于哲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探究活动的基本认识”②。  
《大打字稿》中有关哲学本质的考察,到底哪些地方体现出了“治疗型”哲学呢?李国山只给出了一个例证,  
《大打字稿》中的一句话后来被完全保留在了《哲学研究》第119节,这句话就是:“哲学的成果就是揭示出某些  
清楚明白的胡话,揭示出理智顶撞语言的界限时产生的肿块。它们,这些肿块,让我们认识到这种揭示的价  
值。”③李国山认为,这句话所要表达的意思跟《逻辑哲学论》中的哲学观几乎相同,“因为在那里他为可说者和不  
可说者划定了严格的界限,而在他看来,哲学问题的提出和回答所反映出的正是哲学家试图越过语言的界限去  
言说不可说者的冲动”,冲动的结果就是哲学家的头部冲撞语言界限时所产生的“肿块”。  
三ꢄ对李国山有关维氏中期哲学理解的初步回应  
④
(一)六年小学教师生涯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维氏的哲学思想?  
维氏在农村从教的六年经历到底在哪些方面、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到了维氏的哲学?李国山只是说,从教经  
历让维氏有机会密切关注语言的日常用法。范光棣指出,维氏的小学教师经历对他哲学研究的影响是中期的  
维氏逐渐萌发了作为“对话”的哲学观。首先,六年小学教师经历塑造了后期维氏哲学。“维(特)根斯坦教小学  
的那几年,可能是塑造他后期哲学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教导儿童如何读、写、算等等实际工作,以及为小学生编  
撰字典的经验,一定有助于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实用观……他的教学经验对他的后期哲学之影响,在他讲  
课和写作中都表现得很明显”⑤。其次,中期的维氏逐渐发展了一种以讨论形式展开的“对话”哲学。“早期维  
(特)根斯坦的哲学思考是孤独地进行,结果是发表独白。读《简论》(《逻辑哲学论》)可获得此一印象:其中的命  
题都是要人接受的,而不是要人疑问的。他的语气像一个为真理支配的人在发言……另一方面,他的后期哲学  
是在讨论和讲课中发生的,他所使用的是苏格拉底式方法。维(特)根斯坦经常强调:光听他讲课学不到他的方  
法:讨论才最重要。结果,《探讨》(《哲学研究》)的写作方式是一种对话体”⑥。  
(二)929年维氏是如何看待哲学和科学的关系的?  
1
李国山有关维氏在1929年对哲学和科学关系的说法是矛盾的。《逻辑哲学论》提出哲学和科学属于不同  
领域和层次。然而,李国山指出,“如果说维特根斯坦早年还有意识地参照科学来理解哲学的任务的话,那么,  
他自1929年重返剑桥之后便逐步淡化哲学与科学的对照,直至完全从哲学本身理解哲学,并不时提醒人们将  
哲学探究与科学研究(如语言学、心理学等)严格区分开来,从而愈益彰显哲学的独特性与自主性。他提出,在  
语法命题和经验命题之间存在着严格的区分,哲学上的许多混乱和迷惑都源自对二者的混淆。他在《哲学研  
究》中把这种混淆视作需要医治的哲学病症之一”⑦。维氏在《逻辑哲学论》中严格地区分了科学和哲学,但他并  
不是参照科学来理解哲学的任务。在下面将谈到的“维特根斯坦式”阐释视角中,笔者将阐明维氏之所以要严  
格区分哲学和科学,那就是:维氏认为,全部可以说的东西构成了自然科学;其他不可说的比如美学、伦理学等  
这些东西具有重要价值;哲学研究的内容在《逻辑哲学论》中主要是命题的本质,因此,哲学跟科学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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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山《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分期及其弊端》,《河北学刊》2019年第1期,第22页。  
李国山《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分期及其弊端》,《河北学刊》2019年第1期,第23页。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楼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65页。  
李国山《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分期及其弊端》,《河北学刊》2019年第1期,第23页。  
范光棣《维根斯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年版,第65页。范光棣对于维氏哲学有独到的理解,他的阐释也在国际学界享有盛誉。参  
见:江怡《范光棣编著<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及其他论文》,《中国分析哲学2023》,浙江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152ꢊ167页。  
范光棣《维根斯坦》,第74ꢊ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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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山《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分期及其弊端》,《河北学刊》2019年第1期,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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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显然,维氏在《逻辑哲学论》中并没有从科学的角度来理解哲学。  
李国山认为,1929年维氏重回哲学研究时,所致力的方向还是他早期所定下来的哲学目标。早期维氏的哲  
学研究的目标是“治疗型”的,即“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探究语言何以能图示世界,进而指明哲学语言何以无  
法对世界作出有意义的言说,从而消除哲学问题”①。在这里,李国山的论点和论据出现了错位:他并没有从  
929年的遗作中找出直接文本证据,相反,他使用的文本来自《逻辑哲学论》②。当然,不可否认,《哲学研究》的  
1
序言也曾表明该书内容起源于1929年。  
(三)中期的维氏仍在思考命题的本质  
维氏在1929年从事的哲学活动到底是不是继续沿着《逻辑哲学论》中的“治疗型”哲学所制定的方向作努  
力呢?本文的回答是否定的。本文以《大打字稿》开篇的有关讨论为例。维氏在《大打字稿》中的工作实际上始  
于1929年③。《大打字稿》讨论的主题涵盖了理解  
“ ”、“逻辑”、“命题”、“意义”、“语言的本质”等。维氏在“语言  
的本质”的主题讨论之后,紧接着就讨论了“哲学”。  
大打字稿》开篇讨论的是“理解”(understanding)过程。就作为过程的“理解”而言,是不是“理解”只能是  
《
对“命题”的理解,而不是其他东西的理解呢?也就是说,是不是只有等到那些理解的对象被表述为命题的时  
候,我们才能谈论“理解”呢?维氏的回答是模棱两可的。但是,有一点则是明确的:维氏提醒我们,他对作为心  
理过程的“理解”不感兴趣。他所谓的“理解”,就是对命题的理解,“正如并不存在形而上学,也不存在元逻辑;  
因此,词语‘理解’、表达式‘理解一个命题’也不是元逻辑的。它们跟别的表达式一样,都是语言的表达式”④。  
929年,维氏指出,那种认为“理解”过程是核心,记号是偶然的观点,具有诸多缺憾。比如,它会产生心理  
1
主义的理解观,它会认为存在着某种“实体”般的“理解”对象。维氏给出的论点包括:“理解”是对命题的理解;  
对命题的“理解”,就是对命题意义的理解;我们理解了命题的意义,就可以解释命题的意义;理解命题的标准,  
就在于我们可以按照命题所描绘的情况行事;“理解”和“解释”存在密切联系;理解了一个词,就是知道如何使  
用这个词语⑤。《大打字稿》后续章节就是沿着命题 意义等主题展开的。就此而言,《大打字稿》中开篇的  
“ ”、“ ”  
讨论,并不支持“治疗型”哲学解读视角。《大打字稿》中的主要任务是考察命题的本质,这一主题继续地展现在  
维氏中期的哲学探索中。维氏在《逻辑哲学论》中研究的问题是命题的本质,他在那里基于以逻辑哲学为方法  
的解说系统来考察命题的本质。在1929年,维氏思考的仍是命题的本质,只不过他那时候的着眼点是命题之  
理解过程的本质。《逻辑哲学论》考察的问题是:什么是命题?“命题”的构成部分是什么?而《大打字稿》开篇  
考察的问题是:我们是如何理解命题的意义的?  
(四)维氏中期的时间划分  
李国山认为,维氏中期时间段似乎介于1919年到1929年间;但他几乎认为维氏在上述阶段没有从事实质  
的哲学研究。本文认为,他的这两个推论并不完全成立。  
首先,李国山对维氏中期的理解还有许多后续需要推进的地方。据以色列学者比列斯基的看法,维氏中期  
哲学研究目前急需解决两个问题,其一是如何界定维氏中期的具体时间范围。目前虽然有很多学者尝试从不  
同视角来论证维氏哲学的连续性,但这种建构或多或少地忽略了维氏中期哲学。换言之,我们需要具体地考察  
维氏中期的哲学文本,挖掘出中期和早期、后期三个时期之间具体的哲学联系,这样才能更具有说服力地论证  
维氏哲学发展的实质连续性⑥。  
其次,如果我没有误解的话,李国山隐约地认为维氏中期指的是从1919年到1929年⑦。李国山对上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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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山《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分期及其弊端》,《河北学刊》2019年第1期,第21页。  
李国山《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分期及其弊端》,《河北学刊》2019年第1期,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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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实际上,李国山没有思考这个问题,可能认为这个问题不重要,也可能认为这已是学界的共识。  
54  
徐强ꢄ维特根斯坦中期的元哲学是“治疗型”的吗?———对李国山立场的回应  
间段的界定并没有给出解释。他可能会认为:1919年维氏完成了《逻辑哲学论》,觉得已经解决了所有哲学问  
题,于是不再从事哲学研究;1929年维氏重返剑桥,重启了哲学研究。这样一来,1919年至1929年自然而然就  
被界定为维氏中期。如果是这样,那么,上述看法是值得商榷的。目前,国内外学界对维氏中期哲学具体时间  
段的界定仍然是悬而未决,存在着多种版本。比列斯基列举了一些代表性观点,如1929年(更早)到1944年(维  
氏开始对《哲学研究》作最后的校对)、1929ꢊ1935年、1930ꢊ1935年、19世纪20年代末期到30年代早期①。上  
述每一种分期都有具体的论据和详细的阐明。李国山似乎认为,1929年以后的时间段都属于维氏后期。在这  
一点上,他的观点迥异于大部分国外学者的观点。  
最后,李国山的理解或许是因为他还没有来得及参阅大量的维氏中期一手和二手文献。比如,卑尔根大学  
维氏档案馆的研究人员已经翻译、整理和出版了大量维氏中期遗作②;许多重要的维氏中期著作已经出版了,如  
《
维特根斯坦之声》③;国内外已经出版了许多关于中期维氏哲学研究的专著和论文集,比如恩格尔曼、斯特恩、  
菲格雷多、徐英瑾以及徐强等④。  
五)维氏于1919至1929年间仍在从事实质的哲学研究工作  
919至1929年间,维氏哲学没有“消失”,他仍在从事实质的哲学研究。巴特利(WilliamBartley,III)通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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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维氏当时任教的奥地利乡村的村民的大量采访调查,尝试描绘出维氏“消失”的十年。尽管巴特利的一些结  
论充满争议,然而,无论如何,他发现维氏在那十年仍然在艰苦卓绝地从事着实质的哲学研究。他说,“我掌握  
了他(维氏)在下奥地利三个小山村做小学教师期间的生活、人格和文化背景的详细情况……他在第一次世界  
大战结束以及出版了《逻辑哲学论》之后,根本没有放弃哲学,相反,他试图把自己早期哲学的伦理学部分付诸  
实践,与此同时,开始构思他后期哲学的主要思想”⑤。  
维氏“消失”的十年,实际上包含着两个重要方面的哲学贡献:(1)维氏一直尝试不断地修正他在《逻辑哲学  
论》中的逻辑哲学;(2)维氏亲自参与了当时盛行于奥地利的学校教育改革运动⑥。前者衍生出了后期维氏哲学  
的一些核心观念,比如“哲学语法”、“语言游戏”;后者则衍生出了维氏的教育哲学⑦。  
四ꢄ本文对维氏哲学中期的理解  
前面已提过,比列斯基已经指出维氏中期哲学研究需要处理两个重要的问题。在此,笔者初步给出回答。  
第一个问题是维氏中期的时间界定。江怡曾指出,的确存在一个独立的维氏中期哲学⑧。本文认为,存在  
着对中期维氏哲学时间段的“广义”和“狭义”界定:维氏1919年完成《逻辑哲学论》之后就去从事别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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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他重回剑桥大学,自此他和维也纳小组主要成员魏斯曼(FriedrichWaismann)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哲学  
合作,这一合作结束于1936年⑨。因此,从“广义”上说,维氏中期始于1919年,终于1936年。按照绝大部分学  
者的观点,维氏于1929年年底重回剑桥大学,正式系统地从事哲学研究工作,于1933年以后在各种场合所讨  
论的哲学主题、哲学风格已经趋于成熟,因此,从“狭义”上说,维氏中期指的是从1929年到1933年。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从散乱的维氏中期遗作中挖掘出维氏有关哲学主题之连续性的脉络,从而论证  
维氏哲学的实质的连续性。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才是维氏中期研究最为核心的问题。正如李国山所作的那样,  
①
②
③
徐强《论魏斯曼对“中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阐释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62ꢊ64页。  
徐强《卑尔根大学维氏档案馆的研究:历程及影响》,《自然辩证法研究》2017年第6期,第27ꢊ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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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donꢆRouteledgeꢁ2023ꢃ;徐英瑾《维特根斯坦哲学转型期中的“现象学”之谜》,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徐强《论魏斯曼对“中期”维特  
根斯坦语言哲学的阐释与发展》。  
⑤
⑥
巴特利《维特根斯坦传》,杜丽燕译,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第4ꢊ5页。  
“维特根斯坦还是个参与者,在6年的时间里,他不是重复,而是以某种方式积极参与奥地利的学校改革计划。在这个问题上,他不是单纯地  
追随;而是在教育上改革了一种个人的方法,必将影响他的技术哲学。”参见:巴特利《维特根斯坦传》,第61页。  
樊岳红《维特根斯坦教育哲学思想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2年版。  
⑦
⑧
⑨
江怡《哲学就是对语言的误用———试论中期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消解》,《自然辩证法通讯》1999年第5期,第14ꢊ20页。  
徐强《论魏斯曼对“中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阐释与发展》,第62ꢊ64页。  
5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我们可以从元哲学角度来尝试论证维氏早期、中期和后期哲学发展的连续性。上述论证的主题是多元的,我们  
可以尝试考察维氏哲学中的一些枢纽观念,尝试从不同时期的维氏文本中挖掘出维氏对那个观念的具体发展  
和演变过程。这种工作实际上是证明维氏哲学连续性的重要途径。  
我们并不反对单独研究维氏中期哲学。如果从维氏哲学发展连续性之构筑的角度出发,我们可能会对维  
氏中期哲学获得更为深刻的理解。研究维氏中期哲学思想和文本是有必要的。维氏中期的研究价值就在于它  
能够为维氏前期、后期哲学的关联提供线索。维氏中期哲学是维氏哲学大厦不可或缺的部分,是连接维氏前期  
和后期哲学的纽带和桥梁。通过深入考察中期文本,或许就可以将维氏早期和后期哲学思想衔接起来,从而阐  
ꢀ
明维氏哲学发展的连续性。笔者曾从魏斯曼(FridrichWaismann)的视角和语义学视角,分别阐明了维氏中期  
语言哲学发展的连续性①。  
我们能够在20世纪30年代的维氏遗作中发现其后期哲学的开端,包括他深刻地反思和批判《逻辑哲学  
论》中的有关思想,提出了诸如“语言游戏”、“哲学语法”等后期哲学的核心观念。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维氏  
中期哲学文本只能被当作维氏后期哲学研究的“背景”和“语料库”。维氏中期文本中大量地涉及到了心灵哲学  
和数学哲学,维氏在这些研究主题中提出的观点,不仅跟《逻辑哲学论》中的观点存在联系,而且他还提出了很  
多复杂难懂的观点,譬如唯我论和现象学语言。《大打字稿》的内容虽然更接近于《哲学研究》,但还是跟《哲学  
研究》存在诸多差异。韩林合曾客观地指出,对维氏前期哲学而言,中期哲学是对前期哲学的修正,但本质上是  
连续性的,维氏仍然是沿着《逻辑哲学论》所描绘的哲学道路往前发展的;对后期哲学而言,中期哲学是对后期  
哲学研究道路的初步铺设,后期的元哲学观点在中期哲学那里的表述和见解就非常成熟了。但是,在语言和世  
界的结构以及语言的界限方面,维氏中期哲学跟后期哲学存在着本质差异,跟维氏前期哲学存在着很多连续  
性②  
。
五ꢄ维氏中期元哲学的两个“面相”  
维氏后期反复提到我们应该从不同的视角来考察同一个哲学问题、哲学观念。我们可以从不同视角去  
“看”。维氏中期哲学可以分为不同“面相”:维氏本人所记录的哲学文本所体现出来的“面相”;维氏的学生、友  
人等所记录下来的维氏哲学“面相”,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魏斯曼所刻画的“面相” 并且在魏斯曼保  
留的记录中还存在着维氏中期有关哲学本质的讨论④。把上述不同“面相”综合起来考察,或许会更为深刻地理  
解中期维氏哲学。  
③
,
(一)面相之一:“我们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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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方法”综合了石里克(MoritzSchlick)、魏斯曼和维氏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分别所持有的元哲学  
观点。这种哲学方法的核心在于两点:对哲学问题采取综览视角;哲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语法研究。  
“‘我们的方法’的落脚点在语言,目的在于通过建构不同的例子来获得对语言的语法图像的综览视角:综览就  
是一种哲学视野……魏斯曼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对语言具体使用的规则的描述来获得。问题的核心在于关注语  
词具体使用的多样性:语词具体使用的多样性就是语词的语法规则的多样性”⑤。  
综览视角为什么对哲学问题至关重要呢?因为“综览可以消除不安”⑥。哲学家为什么会对某个哲学问题、  
哲学概念感到不安呢?维氏中期哲学指出,在考察命题的理解的时候,哲学家常常假定存在着一个类似实体的  
命题意义、有关命题意义的心理图像、对命题意义的理解的神秘过程、对命题意义的瞬间理解以及意义是一种  
“无定形”之物。于是,哲学家便想方设法去搞清楚那些“以太物”,然而他们又无法把握那些东西,于是他们心  
中充满着不安的情绪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徐强《论维特根斯坦语义思想发展的连续性》,《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22年第5期,第74ꢊ79页。  
韩林合《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解读》下册,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604页。  
徐强《魏斯曼论“实指定义”》,《自然辩证法研究》2016年第4期,第3ꢊ8页。  
徐强《论“中期”维特根斯坦“治疗型”哲学的两种解读》,《清华西方哲学研究》2022年第1期,第51ꢊ70页。  
徐强《论“中期”维特根斯坦“治疗型”哲学的两种解读》,《清华西方哲学研究》2022年第1期,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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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donPBakerꢁTheVoicesofWittgensteinTheViennaCircleLudwigWittgensteinandFriedrichWaismannꢁ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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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dwigWittgensteinꢁTheBigTypescriptsTS213ꢁ5-8;徐强《“无物隐藏”———论“中期”维特根斯坦“意义体”隐喻的第四种阐释路径》,  
《外国哲学》2023年第45辑,第102ꢊ138页。  
56  
徐强ꢄ维特根斯坦中期的元哲学是“治疗型”的吗?———对李国山立场的回应  
在此面相中,哲学研究是对语法的考察。“‘我们的方法’突出了语法研究的重要性。语法研究要求我们更  
多地从不同侧面考察哲学问题以及表达哲学问题的语言。多角度考察语言游戏的视角就是综览。综览的目的  
在于加深哲学家对哲学问题的理解,从而消除哲学家内心的不安”①。  
(二)面相之二:《大打字稿》中的“哲学”部分  
《
大打字稿》中的“哲学”一章,指出哲学问题源自哲学家自身。类比地说,就是“哲学家有病,需要治疗”②。  
从疾病框架出发,维氏所思考的问题包括:那些患了哲学病的哲学家到底表现出了哪些“症状”?如何“治疗”那  
些有病的哲学家?最后,如何正确地做哲学?  
《大打字稿》指出,有病的哲学家在做哲学的过程中表现出了诸多“症状”,比如内心总是充满不安与困惑、  
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等③。针对上述“症状”,维氏给出了三种“疗法”:(1)我们需要指出有病的哲学家在做哲学  
的过程中运用了错误类比,而最终抉择只能来自于有病的哲学家④;(2)“治疗型哲学”要让“有病的哲学家”对他  
所思考的问题获得综览式理解⑤,“综览式”理解的目的在于看到语言不同意义与哲学问题不同视角之间的关  
联⑥;(3)哲学目的在于清楚地描绘语言,展示出语言具体的用法和终结之处,对语言的具体描绘就是对语言具  
体用法的考察,也就是语法考察,因此,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语法考察⑦。维氏认为,通过上述“疗法”使“有  
病的哲学家”变成为“健康的哲学家”。也就是,纠正“有病的哲学家”对语言的误用,让语言回到它原初使用语  
境中,并最终转变他们看待哲学问题的视角和态度⑧。  
最后,哲学研究有如下本质特征:(1)哲学问题源于我们对日常语言的误用和错误的类比;(2)维氏要求我  
们对表达哲学问题的具体语词的语法进行研究,包括关注具体语词的不同用法、不同语境等;(3)语法的重要性  
跟语言的重要性是不相上下的;(4)哲学研究的方法是对语法所做的综观性再现,哲学研究的目标在于获得清  
晰的论证和不偏不倚的态度⑨。  
六ꢄ讨论  
(一)维氏中期的元哲学是不是“治疗型”的?  
维氏中期元哲学思想展现出了两个“面相”,二者既有差别也有共性。维氏中期的元哲学观点的核心在于  
提倡把语法研究当作哲学研究。而语法研究的具体展开方式,就是仔细地考察语言的不同使用情形,从而为哲  
学家就某个哲学观念或者词语提供综览的视角。  
从连续性视角来看,维氏中期的元哲学观点跟其早期的元哲学观点存在着实质的连续性和一致性。维氏  
早期认为,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考察命题的本质。他在《逻辑哲学论》中所使用的方法是逻辑主义,通过他所  
提出的解说系统,从而阐明命题的本质。维氏中期仍然认为,哲学研究的核心在于考察命题的本质,只不过他  
所使用的方法和视角有所转变,即把语法研究作为方法、把考察命题的各种各样的具体的用法作为主要内容。  
就此而言,维氏中期的元哲学不是“治疗型”的。李国山对维氏中期的元哲学的解读只是抓住了其中一个  
面相。在《大打字稿》所提供的“面相”中,诚然,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治疗型”哲学,然而这只是一种隐喻,其实  
质跟魏斯曼所描绘的“面相”是一样的,哲学研究作为语法研究才是维氏中期元哲学的根本观点。  
(二)李国山对维氏中期元哲学的“治疗型”解读是受到了其他阐释者解读的影响  
李国山通过对维氏中期哲学文本的阐释和分析,从而得出了“治疗型”解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国山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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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GordonBaker)一样,都认为维氏的“治疗型”哲学跟精神分析联系紧密。贝克认为,维氏的“治疗型”哲学  
可以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模式中得到完满的解释ꢇꢈꢉ。李国山也有类似看法。他说,维氏的元哲学“其前期是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徐强《论“中期”维特根斯坦“治疗型”哲学的两种解读》,《清华西方哲学研究》2022年第1期,第60页。  
徐强《论“中期”维特根斯坦“治疗型”哲学的两种解读》,《清华西方哲学研究》2022年第1期,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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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dwigWittgensteinꢁTheBigTypescriptsTS213ꢁ303;韩林合《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解读》下册,第14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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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dwigWittgensteinꢁTheBigTypescriptsTS213ꢁ307;韩林合《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解读》下册,第14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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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dwigWittgensteinꢁTheBigTypescriptsTS213ꢁ308;韩林合《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解读》下册,第14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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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dwigWittgensteinꢁTheBigTypescriptsTS213ꢁ300;韩林合《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解读》下册,第15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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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dwigWittgensteinꢁTheBigTypescriptsTS213ꢁ302-306;徐英瑾《维特根斯坦哲学转型期中的“现象学”之谜》,第288页。  
ꢇꢉꢈ徐强《论戈登·贝克对“中期”维特根斯坦“治疗型”哲学观念的“精神分析式”阐释》,《理论界》2022年第7期,第37ꢊ43页。  
5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外科手术般的……而后期则是精神分析般的,即通过引导人们密切关注语言的用法而从哲学困惑中摆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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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①。后来,哈克(PeterHacker)对贝克的解读给予了激烈批评,认为贝克误解了维氏②。  
笔者在别处讨论了哈克和贝克的争论③,此处不再赘述。笔者只是指出了如下事实:阐释者对维氏的“治疗  
型”哲学的有关解读,基本都是源自维氏的中后期文本,可以说最早源于《哲学研究》。后来,随着《大打字稿》等  
维氏中期哲学遗作的出版,阐释者对维氏元哲学观点之“治疗型”哲学解读才回溯到了维氏中期。之后,随着新  
维特根斯坦学派的兴起,“治疗型”哲学的解读才被推到《逻辑哲学论》。  
在笔者看来,“治疗型”哲学的说法,很大程度上是维氏在中期尝试将自己的元哲学观点通过弗洛伊德精神  
分析的类比,以此来更好地表达自己当时所具有的元哲学观点。但是,就连维氏本人也没有直接说过,他的元  
哲学思想就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不但如此,维氏还激烈地批判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④。 ,  
因此本文认为,  
李国山跟贝克类似,他们所理解的维氏的元哲学是“治疗型”哲学,是源于他们自己的阐释视角。  
三)如何理解维氏的“治疗型”哲学观念?  
维氏所谓的“治疗型”哲学观念只是类比,这只是维氏对哲学研究本质的思考所作出的众多类比中的一个。  
(
“治疗型”哲学主要策略在于让“健康的哲学家”跟“有病的哲学家”进行理性“谈话”,是一种“谈话疗法”。维氏  
的这种元哲学观点主要分布在《大打字稿》中。在《哲学研究》中,他的说法就很理性了。或者说,“健康的哲学  
ꢀ
家”、“有病的哲学家”这些人物最后都进入了维氏的“对话”世界中。  
“治疗型”哲学的方法类似于“谈话疗法”,目的在于通过哲学讨论,让那些陷入某些哲学“偏见”中的哲学家  
对自己所处的情况有清晰了解。这种哲学的讨论是理性对话,其目的在于让对方对己方所提出的观点的自由  
的接受。为了更好地理解“治疗型”哲学,维氏主张两种类比:“治疗型”哲学可以类比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  
(这是维氏提到的);“治疗型”哲学可以类比于苏格拉底的辩证式谈话(维氏虽然没有提到,但他实际上是这样  
做的)。“治疗型”哲学的本意是通过哲学对话,并以此来给对话者对他所思考的(哲学)问题提供一种综观视  
角,让对话者加深他对他所思考的那个哲学问题的本质的理解。进一步说,“治疗型”哲学本身也是类比。唯一  
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是,这种“哲学对话”到底是否需要真的在实际生活中践行,或者只是一种思想实验?  
综上,维氏中期的元哲学不是“治疗型”的。维氏在早期和中期的元哲学中一以贯之的方面在于,维氏哲学  
研究的主要问题始终是关于命题的本质的问题,只是他在不同阶段所采取的研究视角不同而已。  
[责任编辑:何ꢄ毅]  
①
②
③
④
李国山《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分期及其弊端》,《河北学刊》2019年第1期,第26页。  
徐强《论“中期”维特根斯坦“治疗型”哲学的两种解读》,《清华西方哲学研究》2022年第1期,第57ꢊ58页。  
徐强《论“中期”维特根斯坦“治疗型”哲学的两种解读》,《清华西方哲学研究》2022年第1期,第53ꢊ69页。  
张巧《论维特根斯坦对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的批判》,《心理学探新》2016年第6期,第483ꢊ4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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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卷第5期  
024年9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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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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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1ꢁN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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ꢂSocialSciencesEditionꢃ  
Septemberꢁ2024  
外国数据法效力的域外扩张  
与中国范式研究  
林福辰  
ꢄꢄ摘要:数据已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但目前全球尚未形成统一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在此背景下,美  
国与欧盟相继构建起“外向干涉型”和“内向保护型”数据法域外适用体系,以加强对网络空间的规制力。此举存在  
滥用数据法域外效力的隐忧,增加了各国数据的被动开放风险,也抬高了企业全球经营的合规门槛。作为数字产  
业大国,我国亦应加强数据立法,构建“能动回应型”数据法域外适用体系,既要顺应国内数字市场发展的内向性要  
求,也应兼顾互联网企业走出去的外向性需要,推动我国数据法域外效力的合理适度延伸,并完善外国数据法不当  
域外适用的阻断机制,以此探索全球数据治理的中国范式。  
关键词:涉外法治;数据法;域外适用;数据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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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734ꢅjcnki1000-531520240315  
收稿日期:2024-05-02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大学博士后研发基金“外国数据立法不当域外适用的中国涉外法治应对”(skbsh2023-16)、教  
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加快推进自由贸易港建设研究”(23JZD27)、2023年四川大  
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法学)研究课题(2023fxzy-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林福辰,男,辽宁大连人,法学博士,四川大学法学院助理研究员、专职博士后,四川大学“自贸区暨‘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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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法律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E-mailꢆLinfc_SCU@163com。  
当前,数字革命几乎渗透到了社会经济关系的各个方面,数据经济成为重组全球经济要素资源、重塑全  
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性力量①。大变局之下的当今世界,全球治理体系亟待改革与完善,  
国际竞争越来越体现为制度、规则、法律的竞争②。确保数字经济的供应链安全对提升国家竞争优势至关重  
要,因此,数据立法成为各国在国际社会争夺数据治理话语权、输出本国数据治理规则、扩大本国数据优势的  
主要路径③。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争相制定具有域外适用效力的数据法律法规,以期维护本国数据产  
业的竞争优势,争夺国际数据治理话语权。近年来,我国数据法律体系虽初具轮廓,国内数字经济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显著提高,但尚未形成数据法域外适用体系,难以防控域外数据行为对国家安全、公  
共利益与个人权益的潜在危害,运用法治手段应对外国数据法不当域外适用的能力亟待提升。有鉴于此,本  
文拟在梳理美欧数据法域外效力规则体系的基础上,探究数据法域外适用体系的中国范式,并就外国数据法  
不当域外适用的中国应对方案进行探讨。  
一ꢄ国家数据法效力域外扩张的理论归因  
(一)规制数据跨境流动目标的合理性  
①
②
③
梅宏《大数据与数字经济》,《求是》2022年第2期,第28页。  
ꢀ
周强《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奋力推进新时代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求是》2022年第4期,第22页。  
王燕《数据法域外适用及其冲突与应对———以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与美国<澄清域外合法使用数据法>为例》,《比较法研究》2023年第1  
期,第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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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据统计,在2010至2019年间,全球数据跨境流量以每年45%的惊人速度增长,从45Tbps增长到  
1
500Tbps①。  
数据作为新兴的生产要素,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新动能的同时,也改变了社会的责任配比②。  
首先,大型互联网企业对用户数据的商业化利用,致使个人隐私保护问题尤为突出。当前,个体的社会  
生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数字化”,在网络空间和存储设备中留下自身的“数字痕迹”,随之而来则是个人数  
据跨境流动存在的隐私泄漏风险。例如,Facebook曾在用户不知情或“非自由”同意的情况下从第三方网站  
或应用搜集用户信息,对此,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曾于2020年6月裁定Facebook构成对公民隐私的侵犯,责  
令其调整服务条款和数据处理活动③。不仅如此,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数据处理者对个人信息的大规模、  
自动化搜集弱化了传统匿名化技术的实际效果,进而加剧了个人数据被过度商业化利用的风险。因此,基于  
个人隐私信息保护的目的,规制数据流动是各国政府当前的重要责任。  
其次,数据跨境流动,对公共安全利益带来挑战。公众在享受互联网便利性的同时,也面临着虚假信息  
泛滥、有害信息传播、网络犯罪发生等诸多危害。立足国家治理层面,各国往往基于一定的保护义务,推动网  
络空间规制的变革,强化网络空间架构的控制性。一般而言,网络空间的规制程度取决于网络空间的架构,  
而该架构的属性由价值观决定④。例如,德国通过限制数据跨境流动,禁止公民通过互联网平台售卖与纳粹  
有关的纪念品⑤;越南亦曾颁布立法,限制危及越南公共秩序的信息在网络空间中传播⑥。所以,各国对公共  
安全的维护,使规制数据流动有了天然的合理性。  
最后,利用大数据分析等数据手段,一国可能有针对性地开展对他国信息情报的收集和处理工作,从而  
威胁到他国国家安全。例如,美国自2007年起启动了代号为“棱镜”的秘密监控项目,直接进入美国网际网  
络公司的中心服务器里挖掘数据、收集情报,微软、雅虎、谷歌、苹果等在内的9家国际网络巨头参与其中⑦。  
可见,数据的自由流动对国家安全构成了新的挑战,各国对数据行为的监管需求更为迫切。  
综上,放任国家数据的自由流动,会触及到该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核心部分,这与该国特定公共政策目  
标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面对数据跨境流动对个人信息、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冲击,各国近年来愈  
发重视数据安全风险的法律防范,并通过完善国内立法、参与国际合作等方式,强化对数据流动的规制,以此  
落实网络空间中的国家保护义务、满足规制数据跨境流动的合理性国家要求。  
(二)数据法效力域外扩张的现实必要性与国际合法性  
数据法效力域外扩张具有现实必要性。面对因数据跨境流动而产生的全球性威胁,各国目前难以在短  
期内形成具有统一性、全球性的数据跨境传输规则⑧。网络空间的出现,使法律属地主义被不断削弱,传统  
的国家界限变得愈加模糊,这使国际法成为应对数据跨境流动诸多现实挑战的理想平台。2003年,联合国  
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在《日内瓦原则宣言》中指出,“与互联网有关的公共政策的决策权是各国的主权”⑨。联  
合国相关专家组的报告亦明确了《联合国宪章》对网络空间的适用性ꢇꢈꢉ。据此,既有国际法体系重申了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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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成政珉、华强森、SvenSmit等《全球流动:世界互联互通的纽带》,2023年1月发布,2024年3月18日访问,httpsꢆꢅꢅwwwmckinseycom  
cnꢅwp-contentꢅuploadsꢅ2023ꢅ02ꢅMGI_Global-Flows_Dicsussion-paper-CN-20230215pdf。  
劳伦斯·莱斯格《代码2.0:网络空间中的法律》,李旭、沈伟伟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版,第95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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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TheGermanFederalSupremeCourtꢁBundesgerichtshofbestätigtvorläufigdenVorwurfdermissbräuchlichenAusnutzungeinermarktbe-  
ꢀ ꢀ ꢀ ꢀ ꢀ ꢀ ꢀ  
herrschendenStellungdurchFacebookꢁJuni23ꢁ2020ꢁhttpsꢆꢅꢅwwwbundesgerichtshofdeꢅSharedDocsꢅPressemitteilungenꢅDEꢅ2020ꢅ  
020080html  
劳伦斯·莱斯格《代码2.0:网络空间中的法律》,第36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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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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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manyꢁStrafgesetzbuchꢓPenalCodeꢔ§86aꢂ2021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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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tnamꢁDecreeNo72ꢅ2013ꢅND-CP§4ꢂ4ꢃꢂ2013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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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tonGellmanꢁLauraPoitrasꢁꢌUSꢁBritishIntelligenceMiningDatefromNineUSInternetCopmaniesinBroadSecretProgramꢁ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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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PostꢁJune7ꢁ2013ꢁhttpsꢆꢅꢅwwwwashingtonpostcomꢅinvestigationsꢅus-intelligence-mining-data-from-nine-us-internet-com-  
panies-in-broad-secret-programꢅ2013ꢅ06ꢅ06ꢅ3a0c0da8-cebf-11e2-8845-d970ccb04497_storyhtml  
⑧
徐峰《网络空间国际法体系的新发展》,《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2017年第1期,第75页。  
⑨
《日内瓦原则宣言》,《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成果文件》,国际电信联盟2005年,日内瓦,第19页,httpsꢆꢅꢅwwwituintꢅnetꢅwsisꢅoutcomeꢅ  
booklet-zhpdf。  
ꢈꢇꢉ从国际安全角度促进网络空间负责任国家行为政府专家组《从国际安全角度促进网络空间负责任国家行为政府专家组的报告(A/76/  
1
35)》,联合国大会,2021年7月14日,中文版第16页。  
60  
林福辰ꢄ外国数据法效力的域外扩张与中国范式研究  
原则对网络空间的适用性,各国享有对境内网络设施的管辖权。除此之外,国际法拓展有限,且多停留于倡  
议的层面,实践中可操作性欠佳。同样的叙事也体现在数字贸易的国际规制层面,CPTPP、RCEP等协定确  
立了以数据跨境自由流动为原则、本地化为例外的规制进路①,但就数据跨境流动例外条款的具体适用,各  
区域一体化协定缺乏明确指引。传统的国内立法管辖权是以属地管辖为基础,以属人管辖、保护性管辖和普  
遍性管辖等为补充。然而,互联网具有虚拟性、开放性和无边界的特征,大规模的数据跨境流动对以属地为  
基础的国际管辖秩序形成了严重挑战。同时,一个借助互联网实施的行为不仅在地理空间上难以界定行为  
发生地,其影响范围也非地理意义上的领土边界所能阻隔,这进一步削弱了属地管辖的规范意义。对此,以  
美国和欧盟为代表的国家或实体探索创新立法管辖模式,延伸数据法域外效力,希冀提升其对数据跨境流动  
的规制力。由此,各国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国内,尝试通过强化涉外立法以监管数据跨境流动。  
数据法效力域外扩张具有国际合法性。一般认为,法律属地主义式微是社会、技术等一系列因素叠加的  
结果②。1927年,国际常设法院在“荷花号”案中对国家实施域外管辖的行为进行了阐明,认为:“国际法非但  
远没有设立一般禁止性规定以要求各国不得将其法律的适用及其法院的管辖权扩展至领土外的人、财产和  
行为,反而在这方面为各国留下了广泛的自由权利,仅在特定情形中以禁止性规则限制之;除特定情形,各国  
皆得自由采取其认为最好与最适合的原则”③。据此,国际常设法院确立了“国际法不禁止即为允许”的原  
则,奠定了国内法域外适用的合法性基础。目前,全球并未形成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数据保护国际规则,没有  
对国家管辖权向域外延伸进行过多限制,宽松的国际环境为各国扩张数据法域外效力奠定了合法性基础④。  
二ꢄ美欧数据法域外适用体系的范式考察  
(一)美国“外向干涉型”数据法域外适用体系  
美国在全球互联网产业拥有近乎垄断的市场地位,凭借数字技术与产业规模的巨大优势,美国数据法域  
外适用体系秉持“外向性”姿态,致力于获得调取全球数据的能力。以2018年《澄清域外合法使用数据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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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rifyingLawfulOverseasUseofDataAct,以下简称CLOUD法案)为代表的数据立法就试图突破美国  
域外取证瓶颈,赋权政府可以调取本国企业在境外存储的数据信息。  
1.依托全球数字市场垄断地位的“外向性”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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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美国数据立法的基础性法案,1986年《存储通信法案》(StoredCommunicationsAct,以下简称  
SCA)主要关注发生在其国内的数据行为,但未明确美国政府是否有权要求通信服务商提交存储在境外的数  
据。在微软案中,美国当局试图获取存储于境外的数据。对此,微软公司认为涉案数据存储在爱尔兰境内,  
基于属地管辖的限制,美国当局搜查令的效力不能及于该数据。区别于微软所主张的“数据存储地标准”,美  
国政府认为微软是数据的实际控制者,其在本土通过互联网即可完成数据的调取;作为美国境内企业,微软  
公司应当执行美国当局依据SCA签发的搜查令。美国法院最终裁判,搜查令的实施地点是决定该案能否援  
引SCA的重要因素,微软公司在美国境内的情况不足以替代对数据位置的关注⑤。  
为破解域外数据的可及性限制,美国出台了CLOUD法案,引入“数据控制者标准”来弱化数据与物理  
空间的关联性。CLOUD法案规定,只要互联网企业拥有、监控或控制用户数据,那么无论该数据是否存储  
在美国境内,相关企业作为数据控制者都应承担向美国政府披露数据的义务⑥。在实践中,微软、谷歌、苹果  
等美国科技企业占据着全球绝大多数数字市场的份额,获得了海量数据资源,这让它们成为美国获取域外数  
据的关键桥梁。尽管这些公司仍必须服从所在国的数据监管规则,但是借助“数据控制者标准”,CLOUD法  
案可以让美国在事实上具备获取全球数据的能力,并且不需要考虑数据的实际存储地。  
为进一步提升调取全球数据的有效性,CLOUD法案还设置了严格的责任豁免条件。CLOUD法案规  
①
②
杜玉琼、罗新雨《RCEP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例外条款的适用及中国应对》,《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第75页。  
蒋小红《欧盟法的域外适用:价值目标、生成路径和自我限制》,《国际法研究》2022年第6期,第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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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SSLotusꢂFrV Turkꢃꢁ1927PCIJꢂserAꢃNo10ꢂSept7ꢃ  
④
⑤
⑥
孔庆江、于华溢《数据立法域外适用现象及中国因应策略》,《法学杂志》2020年第8期,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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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Statesv MicrosoftCorpꢁ138SCt1186ꢂ2018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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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rifyingLawfulOverseasUseofDataAct§103  
6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定域外数据控制者如欲免除数据披露义务,需同时满足三个条件:第一,法案对域外数据控制者施加的数据  
披露义务违反了“适格外国政府”法律;第二,美国法院根据案件情况和公平理念,依国际礼让原则主动放弃  
CLOUD法案的域外适用;第三,数据控制者所服务的用户不是美国人且不在美国居住①。然而,美国法院  
在实践中认定的“适格外国政府”相当有限,目前,仅英国和澳大利亚获得了认定并签订了数据调取协议②,  
也缺乏明确的国际礼让分析思路③。同时,作为法律概念的“美国人”的涵盖范围相当宽泛。在美国对外制  
裁中,“美国人”不仅包括美国公民、合法获得永久居住的外国人以及在美注册的公司等主体④,甚至还覆盖  
了美国公司的外国子公司和美国人管理的外国公司⑤。对此,美国政府曾毫不掩饰地表示,CLOUD法案代  
表着一种新的范式,一种高效获取电子数据的保护办法⑥。  
2.致力于获得调取全球数据能力的“  
干涉性”追求  
作为美国行使域外管辖的合法性依据,CLOUD法案的“数据控制者标准”虽具有客观属地原则或效果  
原则的特征⑦,但是,法案的调整对象十分宽泛,适用也具有相当程度的灵活性,这对干涉他国数据监管权的  
正常行使以及削减其他国家保护公民隐私、国家安全的能力造成了影响。例如,CLOUD法案规定的数据控  
制者涵盖了电子通信服务和远距离计算服务提供者⑧,这意味着提供电子邮件、社交媒体、云存储等服务的  
相关企业,甚至电商平台都是数据披露义务的承担者。不仅如此,美国司法部认为,域外的数据控制者如与  
美国有足够的联系也可触发CLOUD法案的适用⑨,此种联系包含了拥有、监控和控制等数据处理活动的全  
周期ꢇꢈꢉ。这进一步扩大了法案的潜在适用范围,体现了美国对数据法域外效力的极致追求。  
同时,美国与其他国家间的数据调取具有非互惠性。SCA规定通信服务商不得向外国政府提供有关通  
信内容的数据,导致他国在侦查打击犯罪时,难以通过双边司法协助请求而从美国当局获得涉案数据。相比  
之下,CLOUD法案虽规定“适格外国政府”也可通过数据控制者获取存储于美国境内的数据ꢇꢈꢎ,但是,“适格  
外国政府”的构成标准非常严苛,相关国家不仅被要求与美国签订数据调取协定,同时还要为数据控制者免  
除数据披露义务提供实质性或程序性的救济途径,这让外国在实践中近乎无法获取美国境内存储的数据。  
不仅如此,“适格外国政府”还要给予美国同等的数据访问权,并面临美国定期的单边审核与“随时开除”的压  
力。非互惠性的标准,加上调取全球数据的干涉性追求,会在客观层面几乎造成“全球→美国”的数据单向流  
动,折射出“美国优先”的立法思路和主导全球数据流动秩序的野心。  
(二)欧盟“内向保护型”数据法域外适用体系  
1.服从于欧洲数字市场统一需要的“  
内向性”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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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ClarifyLawfulOverseasUseofDataAct§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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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USDepartmentofJusticeꢁUS AndUKSignLandmarkCross-BorderDataAccessAgreementtoCombatCriminalsandTerror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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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October3ꢁ2019ꢁhttpsꢆꢅꢅwwwjusticegovꢅopaꢅprꢅus-and-uk-sign-landmark-cross-border-data-access-agreement-combat-crimi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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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terroristsꢒUSDepartmentofJusticeꢁUnitedStatesandAustraliaEnterCLOUDActAgreementtoFacilitateInvestigationsofSer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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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meꢁDecember15ꢁ2021ꢁhttpsꢆꢅꢅwwwjusticegovꢅopaꢅprꢅunited-states-and-australia-enter-cloud-act-agreement-facilitate-investiga-  
tions-serious-crime  
③
郭烁《云存储的数据主权维护———以阻断法案规制“长臂管辖”为例》,《中国法律评论》2022年第6期,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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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18USC §2523ꢂ2018ꢃ  
⑤
⑥
覃俊豪《国内法域外适用:研究路径、美国实践与中国应对》,《学术论坛》2024年第2期,第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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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ActꢁꢂAprilꢁ2019ꢃhttpsꢆꢅꢅwwwjusticegovꢅopaꢅpress-releaseꢅfileꢅ1153446ꢅdl  
⑦
客观属地原则是指当试图管辖之行为的构成因素出现在领土国境内时,一国可对其领土外的人、财产或行为行使管辖权;效果原则是指一国  
可以根据外国国民于一国领土外发生的行为,却在该领土上产生重大影响而主张管辖权。参见: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报告———第五十八届  
会议》(2006年5月1日至6月9日和7月3日至8月11日),联合国2006年版,第3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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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18USC §2510ꢂ15ꢃꢂ2018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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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USDepartmentofJusticeꢁPromotingPublicSafetyꢁPrivacyꢁandtheRuleofLawAroundtheWorldꢆThePurposeandImpactof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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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ActꢁꢂAprilꢁ2019ꢃhttpsꢆꢅꢅdocumentsunorgꢅdocꢅundocꢅgenꢅg06ꢅ636ꢅ19ꢅpdfꢅg0663619pdfꢕtoken=QziVvJEmXouUsyVOJd  
&fe=true.  
ꢈꢇꢉ数据全生命周期包括数据处理者进行数据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删除等环节。参见:王玎《论数据处理者的数据安全保护  
义务》,《当代法学》2023年第2期,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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ꢎꢈꢇ18USC §2523ꢂ2018ꢃ  
62  
林福辰ꢄ外国数据法效力的域外扩张与中国范式研究  
不同于美国庞大数字产业对CLOUD法案实施的支撑,欧盟数字市场的发展整体滞后,对外国技术的  
依存度较高,因而加剧了欧盟加强内部数据保护的现实紧迫性。欧盟内部几乎没有大型数字平台,数字产业  
规模仅占全球70个大型数字平台市值的4%①。谷歌、脸书和微软等美国互联网企业几乎垄断了欧盟数据  
市场,收集大量用户数据,并通过精准推送创造了海量广告收入。不仅如此,上述企业还可能妨碍欧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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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开展工作。如在新型冠状病毒流行期间,法国当局曾开发出“StopCovid”的病毒密接者追踪程序,但遭  
到苹果和谷歌公司的技术阻拦,致使软件无法实际投入应用。在此背景下,欧盟数据监管的自主性面临严峻  
挑战,欧盟公民对个人数据和隐私保护的担忧与日俱增。  
针对由外国互联网企业主导的在线环境,欧盟试图通过数据法的域外适用,强化内部市场监管,调整数  
据主体和数据控制者之间的力量对比。欧盟早在1995年便颁布了数据相关立法,即《关于个人数据处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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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自由流动的个人保护第95/46/EC号指令》(Directive95ꢅ46ꢅECoftheEnropenanParlianmentandof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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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cilꢆontheprotectionofindividualswithregardtotheprocessingofpersonaldataandonthe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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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ementofsuchdata,以下简称《数据保护指令》)。但遗憾的是,《数据保护指令》需经欧盟成员国转化为  
国内法后方可实施,这导致了欧盟内部数据保护水平的差异。因此,欧盟于2016年通过了《一般数据保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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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GeneralDataProtectionRegulation,以下简称GDPR),并将其作为一项直接适用的数据基础性立法。  
与《数据保护指令》相比,GDPR加重了数据控制者义务,力求切实落实数据主体权利的保护。  
在域外管辖权方面,GDPR首先承继了《数据保护指令》的“设立机构标准”。其第3.1条规定,不论数据  
处理行为实际是否在欧盟内进行,GDPR都适用于在欧盟内部设立机构的数据控制者。这虽未明确GDPR  
能否进行域外适用,但实际上保证了GDPR规制域外数据处理行为的可能。在此基础上,欧盟通过“目标指  
向标准”拓宽了数据法的域外效力。得益于数据的无边界属性,现实中数据控制者在境外亦可完成对欧盟用  
户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处理。因此GDPR第3.2条规定,即使数据控制者未在欧盟设立机构,GDPR依然适  
用于为欧盟内的数据主体提供商品或服务的数据控制者,以及对发生在欧盟内部的数据主体活动进行监控  
的数据控制者。这就是“目标指向标准”。可见,相较于“设立机构标准”,“目标指向标准”在事实上更具有域  
外效力扩张的色彩。  
晚近以来,“设立机构标准+目标指向标准”的管辖权模式也被吸收到欧盟新近颁布的数据立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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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7月,欧盟委员会颁布的《数字服务法》(DigitalServicesAct,以下简称 )第  
条规定,该法案  
适用于向拥有其设立地或位于欧盟的服务接受者提供的中介服务,而服务提供者的设立地点不受限制。欧  
DSA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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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2023年5月生效的《数字市场法》(DigitalMarketsAct,以下简称DMA)也遵循相似进路,其第1.2条规  
定,面向欧盟境内用户或平台提供服务的互联网企业,都是该法案的调整对象,至于企业的设立地或营业地  
并非该法案是否适用的因素。  
2.致力于强化保障数据主体权利的“  
保护性”追求  
就数据权利保护的限度而言,欧盟始终围绕《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展开,将个人数据权利理解为一项基  
本人权,认为数字技术的发展并不能影响对个人隐私权利的保护。在此观念指导下,GDPR创设了用户删除  
权、被遗忘权等新型数据权利,强化个人信息保护水平。同时,为确保相关规则能够在实践中发挥实效,欧盟  
通过扩大解释延伸“设立机构标准”和“目标指向标准”的涵盖范围,拓宽数据法域外适用的场景。  
关于“设立机构标准”,欧盟数据保护委员会曾指出,只要域外的数据控制者与其在欧盟境内的“设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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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联系即可认定为满足该标准②。在GoogleSpain案中,位于美国的谷歌公司负责处  
理西班牙的用户数据,而位于西班牙的谷歌分公司仅负责当地的搜索引擎业务。针对此种情况的法律适用  
问题,欧盟法院认为,分公司的创设为总公司的广告业务提供了盈利空间,谷歌公司也与分公司之间存在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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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ꢌCommunicationonOnlinePlatformsandtheDigitalSingleMarketꢖSWDꢂ2016ꢃ172finalꢗꢁꢍaccessedMarch18ꢁ2024ꢁhttpsꢆꢅꢅeur-lex  
europaeuꢅlegal-contentꢅENꢅTXTꢅꢕuri=CELEXꢆ52016DC0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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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Article29DataProtectionWorkingPartyꢁꢌOpinion8ꢅ2010onApplicableLawꢂ0836-02ꢅ10ꢅENWP179ꢃꢁꢍaccessedMarch18ꢁ2024ꢁ  
httpsꢆꢅꢅeceuropaeuꢅjusticeꢅarticle-29ꢅdocumentationꢅopinion-recommendationꢅfilesꢅ2010ꢅwp179_enpdf  
6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实有效的联系,进而认定谷歌公司的域外个人数据处理行为应适用《数据保护指令》①。可见,欧盟对“设立  
机构标准”的理解十分宽泛,域外的数据控制者可能因为域外的个人数据处理活动而适用欧盟的数据法。  
在“目标指向标准”中,GDPR着眼于欧盟范围内数据的保护,而不仅停留在欧盟公民数据保护的层面。  
关于GDPR第3.2条中“数据主体”的界定,欧盟采用了与美国CLOUD法案相近的规制方式,指出“GDPR  
提供的保护应适用于个人数据受到处理的自然人,无论其国籍或居住地如何”。同时,欧盟力图保持数据处  
理行为定义的宽泛性,GDPR在序言中规定,该法中的“监控”是指在互联网对自然人进行的追踪,包括后续  
个人数据处理技术的潜在使用,此类个人数据的技术处理包括对个人进行特征分析,并预测个人的偏好、行  
为和态度。由此表明,实践中域外数据控制者若以欧盟为对象进行相关的数据处理活动,那么其行为很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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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构成GDPR第3.2条中“对欧盟内数据主体进行监控”,从而触发欧盟数据法的域外适用。例如,在Jud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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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al-HallꢁRobertHannꢁMarcBradshawvGoogleInc案中,  
用户数据并推送个性化广告的行为构成对用户的监控追踪②。  
三ꢄ美欧滥用数据法域外效力规则的消极影响  
欧盟法院曾认定谷歌公司通过Cookie存储  
数据法域外效力的扩张有其内在合理性,但未经来源国允许的数据跨境调取,将被视为对一国数据主权  
的侵犯,而被界定为外国数据法的不当域外适用。美国意欲绕过各国监管实现对全球数据的调取,其数据法  
的域外适用呈现恣意扩张的态势,各国亟须重视并加以应对。相较之下,欧盟的数据法域外适用体系虽呈现  
“
内向性”姿态,但设立高标准权利保护机制的原因是欧盟对外输出数据监管模式的政策需求,以此寻求影响  
全球数据流动规则的话语权。  
一)增加各国数据被动开放的风险  
(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活动呈现远程化、全球化和虚拟化的特点,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立法的  
管辖模式。然而,数据的存储仍要依托计算机实体,这为国家主权原则向网络空间治理领域拓展提供了基  
础。在2023年11月召开的首届全球人工智能安全峰会上,中国、欧盟等多个国家代表共同签署《布莱切利  
宣言》,在宣言中表示要携手合作应对人工智能所引发的相关风险,并尊重各国规制数据活动的自主权和灵  
活性③。可见,数据主权是国家主权在网络空间的自然延伸和表现,国家主权原则依然是全球数据规则治理  
的基础。在数据主权原则的指引下,各国普遍主张不能以严格的自由流动义务或完全禁止本地化的要求来  
限制主权国家出于正当理由治理互联网的能力。截至目前,已涉及32个国家的27项自贸协定包含了有关  
数据本地化的条款④。  
然而,数据的本地化存储并不能削减互联网企业对数据的现实支配力。鉴于微软、谷歌、苹果等美国企  
业近乎掌控了全球数据设备终端和传输通道,美国倾向于将数据支配力作为数据监管权力行使的边界。美  
国司法部认为,只要可以从美国领土访问到有关数据,这些数据就属于美国法律可以轻松“领土化”的地  
区⑤。这无疑是对他国数据主权的否定,并为自身数据霸权的行使提供依据。  
数字产业的强大竞争力叠加CLOUD法案的“数据控制者标准”,致使美国政府的数据调取之手可方便  
地延伸到国境之外,实现了“境内外一盘棋”。从寻求国家间司法协助到要求企业提供数据,数据提供主体的  
转变极大地减少了美国获取域外数据的阻力。加之调取全球数据的干涉性追求,美国数据法存在恣意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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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oogleSpainSLꢁGoogleIncvAgenciaEspañoladeProtecciꢋndeDatosꢂAEPDꢃꢁMarioCostejaGonzꢘlezꢁCaseC-131ꢅ12Courtof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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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theEuropeonUnionꢂ2014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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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JudithVidal-HallꢁRobertHannꢁMarcBradshawvGoogleIncꢁCaseNoꢆA2ꢅ2014ꢅ0403CourtofAppealꢂ2014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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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GOVUKꢁTheBletchleyDeclarationbyCountriesAttendingtheAISafetySummitꢁNovember1ꢁ2023ꢁhttpsꢆꢅꢅwwwgovukꢅ  
governmentꢅpublicationsꢅai-safety-summit-2023-the-bletchley-declarationꢅthe-bletchley-declaration-by-countries-attending-the-ai-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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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it-1-2-november-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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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ChiaraDelGiovaneꢁJanosFcrenczꢁJavierLópez-GonzálezꢁꢌTheNatureꢁEvolutionandPotentialImplicationsofDataLocali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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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sꢁꢍOECDTradePolicyPapersꢁno278ꢂNovember10ꢁ2023ꢃ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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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USDepartmentofJusticeꢁꢌPromotingPublicSafetyꢁPrivacyꢁandtheRuleofLawAroundtheWorldꢆThePurposeandImpactof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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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ActꢍꢁaccessedMarch18ꢁ2024ꢁhttpsꢆꢅꢅwwwjusticegovꢅd9ꢅpagesꢅattachmentsꢅ2019ꢅ04ꢅ10ꢅdoj_cloud_act_white_paper_2019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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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10pdf  
64  
林福辰ꢄ外国数据法效力的域外扩张与中国范式研究  
的趋向,这势必会加剧美国与他国数据管辖权的冲突,增加他国境内存储数据被动开放的风险。在此背景  
下,由于缺乏与美国数字产业相抗衡的经济实力,大部分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难以通过双边谈判达成双  
向数据流动安排,只能被迫遵循CLOUD法案的“适格外国政府”标准和美国政府的审查。  
欧盟数据法虽致力于内部市场的统一化建设,但也存在侵犯他国数据主权的隐忧问题。例如,欧盟在  
《电子证据条例(草案)》中规定了与美国CLOUD法案相似的“数据控制者义务”,以期单方面获取域外数  
据①。另外,GDPR的域外适用以数据行为构成“设立机构标准”或“目标指向标准”为要件,但面对纷繁复杂  
且日新月异的网络空间,从事实要件到构成要件的投射过程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例如,针对域外数据控制  
者提供商品或服务的行为,GDPR还要求判断域外数据处理者是否有向欧盟数据主体提供商品、服务的主观  
目的。对此,欧盟数据保护委员会认为,应结合具体的案件事实加以判断,并综合考虑其他因素②。由于立  
法措辞的模糊性,欧盟执法机关或法院可以在实践中放宽境内主体与域外数据处理行为的实际联系要求,采  
取相关措施,进而影响他国的监管自主性。  
(二)抬高企业全球经营的合规门槛  
近年来,欧盟数据立法不断更新迭代,对公民数据权利的保护力度渐次加大。通过数据法域外适用,欧  
盟能够塑造其他国家及市场行为主体的议程设置和偏好界定,进而重塑各国的相对优势与国际竞争格局。  
例如,高标准的权利保护搭配数据法的域外适用,容易在事实上造成数据本地化的效果,即造成间接型数据  
本地化③,大幅增加企业的合规成本。2023年4月,欧盟依据DSA要求17个超大在线平台和两个超大型在  
线搜索引擎承担更严格的平台义务,否则相关企业将面临全球年营业额6%的罚款④。迫于巨大的监管压  
力,许多大型在线平台开始有针对性地调整其数据合规政策。例如,TikTok推出“三叶草项目”,花费12亿  
欧元在爱尔兰和挪威新建三个数据中心,用于存储1.5亿欧洲用户的个人数据,以满足欧盟的合规要求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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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欧盟数据法的域外适用可能加重境外企业的法律责任。在GoogleSpain案后,谷歌公司遵循判  
决结果,有针对性地调整了在欧盟境内的搜索程序,但欧盟数据保护机构认为,谷歌公司应在全球范围内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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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链接,实现用户的被遗忘权。在SchremsII案中,欧盟法院同样认为,无论是否在欧盟境内,欧盟用户的  
个人数据保护水平应实质等同⑥。为了强化与欧盟的实际联系,GDPR还要求域外互联网企业在欧盟境内  
设立代表处⑦。相关代表处即便不进行具体的经营活动,也可以作为欧盟数据保护机构调查执法的对象。  
如此一来,欧盟数据保护机构在依据GDPR域外效力规则认定域外数据控制者违反欧盟数据保护标准时,  
可以通过代表机构提高执法的有效性。  
不仅如此,域外企业始终在被动适应欧盟的数据保护标准。随着数据立法的完善,欧盟数据保护标准不  
断提高。为实现“保护性”追求,欧盟强势地将其数据保护标准全球化,从而导致欧盟与其他国家的数据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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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合作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以欧盟与美国间的数据传输合作为例,安全港协议(SafeHarbor)、隐私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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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PrivacyShield)曾于2015年和2020年被欧盟相继宣告无效,此种反复给美国企业带来了极大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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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压力。更值得关注的是,美欧前两次合作的失效源自欧盟法院MaximillianSchremsv.Data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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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ssioner案和SchremsII案的判决,这意味着欧盟法院是通过司法审查的方式实现对数据流动的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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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uropeanCommissionꢁꢌProposalforaRegulationoftheEuropeanParliamentandoftheCouncilonEuropeanProductionandPre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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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sforelectronicevidenceincriminalmattersꢁꢍaccessedMarch18ꢁ2024ꢁhttpsꢆꢅꢅeur-lexeuropaeuꢅlegal-contentꢅENꢅTXTꢅꢕqid=  
524129181403&uri=COMꢆ2018ꢆ225ꢆ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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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EuropeanDataProtectionBoardꢁGuidelines3ꢅ2018ontheterritorialscopeoftheGDPRꢂArticle3ꢃꢁhttpsꢆꢅꢅwwwedpbeuropaeuꢅour-  
ꢀ ꢀ ꢀ ꢀ  
work-toolsꢅour-documentsꢅguidelinesꢅguidelines-32018-territorial-scope-gdpr-article-3-version_enꢁNovember12ꢁ2019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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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Organiz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DatalocalisationtrendsandchallengesꢁDecember22ꢁ2020ꢁhttpsꢆꢅꢅwwwoecd  
orgꢅstiꢅdata-localisation-trends-and-challenges-7fbaed62-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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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uropeanCommissionQuestionsandanswersontheDigitalServicesActꢁFebruary23ꢁ2024ꢁhttpsꢆꢅꢅeceuropaeuꢅcommissionꢅ  
20_2348  
presscornerꢅdetailꢅenꢅQ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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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BethMaundrillꢁꢌTikTokInitiatesProjectCloverAmidEuropeanDataSecurityConcernsꢍꢁaccessedFebruary23ꢁ2024ꢁhttpsꢆꢅꢅwww  
infosecurity-magazinecomꢅnewsꢅtiktok-initiates-project-clover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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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DataProtectionCommissionervFacebookIrelandLtdꢁMaximillianSchremsꢁCaseC-311ꢅ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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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DataProtectionRegulationꢁChapter4ꢁArticle27  
6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监管①。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更多的是在被动地面对欧盟数据保护标准的变化。2023年,新达成的“欧盟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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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数据隐私框架”(EU-USDataPrivacyFramework,以下简称EU-USDPF)协议生效,该协议是美  
欧第三次尝试建立稳定的跨大西洋数据流动安排所作的努力。美国企业的数据合规责任再次加码,在个人  
权利保护方面,框架内企业应向欧盟用户告知收集数据的类型与使用的目的,给予个人访问其数据的权利,  
为个人提供限制其个人数据的使用和披露的选择和手段。与此同时,为满足国家安全的需要,企业仍要承担  
向当局披露用户信息或转移给第三方的责任,相关企业还需每年向美国主管部门提供材料以证明其合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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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将受到美国商务部、联邦贸易委员会(FTC)等机构的制裁。根据附件的规定,EU-USDPF还构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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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纠纷解决程序,允许欧盟个人提起仲裁,以解决“任何EU-USDPF其他机制未解决的违反该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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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②。值得注意的是,EU-USDPF的实施也不影响GDPR对欧盟成员国个人数据处理行为的适用  
性。可见,欧盟对外开展数据跨境流动合作的前提,是域外企业充分遵守欧盟的数据保护标准,并以此作为  
域外企业进入欧盟市场的条件。而随着欧盟数据保护标准的提升,强调数据自由流动的美国公司不得不调  
整原有的数据运营模式③。  
四ꢄ数据法域外适用的中国范式及其建构路径  
,
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占GDP比重提升至41.5%④,数字经  
2
022年  
济已成为实现创新发展、重塑国民生活的重要力量。为规范引导数字产业发展,我国现已出台《网络安全  
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基础性法律,国内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显著提  
升。然而,相较于欧美的数据立法,我国数据法仅有个别条款涉及域外适用,规则的体系性不足,可适用性有  
待提高。我国《数据安全法》第二条规定,在我国境外开展数据处理活动,损害我国国家安全、公共利益或个  
体合法权益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在境外处理我国境内自然人个人信息的活动应受《个人信息保护法》调  
整。同时,针对欧美数据法的不当域外适用,我国也缺乏必要的应对措施。对此,我国亟须在现有分散式立  
法的基础上,省思数据法域外适用体系的中国范式。  
(一)构建我国“能动回应型”数据法域外适用体系  
1
.秉持  
“能动性”姿态  
美国数据法域外适用体系的“外向性”姿态与其互联网企业在全球的产业优势密切相关,欧盟的“内向  
性”姿态则是其加强内部数字市场统一化监管的结果。相比之下,我国数字产业的发展兼具欧美的特点。一  
方面,我国数字市场日新月异,但互联网企业的经营行为仍需加强规范引导。2021年,在对滴滴公司的网络  
安全审查中,国家网信办查明滴滴公司存在违法收集用户手机相册中的信息、人脸识别信息、乘客地址信息  
等16项违法事实⑤。在国家安全领域,2023年,我国在对美光公司进行网络安全审查时发现,该公司在华销  
售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涉及对我国基础设施相关关键信息数据的收集,存在严重涉外网络安全隐患⑥。另  
一方面,自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数字丝绸之路”倡议以来,我国持续加强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数  
字经济前沿领域的合作,国内数字产业的发展成果正惠及全球。当前,我国已与17个国家签署“数字丝绸之  
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与23个国家建立“丝路电商”双边合作机制,与周边国家累计建设34条跨境陆缆和多  
条国际海缆⑦。“在尼日利亚,中尼两国企业合作成立的电子商务及支付企业OPay,已成为该国最大的移动  
①
金晶《个人数据跨境传输的欧盟标准———规则建构、司法推动与范式扩张》,《欧洲研究》2021年第4期,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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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InternationalTradeAdministrationandUS DepartmentofCommerceTheUS DepartmentofCommerceꢁEU-US DataPriv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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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workꢁhttpsꢆꢅꢅprivacyshielddevblobcorewindowsnetꢅpublicsiteassetsꢅFull%20Text_EU-US%20DPFpdfꢁApril2024ꢁ25  
安怡宁、田野《数字经济多赛道竞争的权力机制———以美国和欧盟数字经济政策为例》,《国际关系研究》2023年第6期,第34页。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年)>》,中国网信网,2023年5月23日发布,2024年1月30日访问,httpꢆꢅꢅwww  
③
④
cacgovcnꢅ2023-05ꢅ22ꢅc_1686402318492248htmꢕeqid=e964285800089bd4000。  
⑤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有关负责人就对滴滴全球股份有限公司依法作出网络安全审查相关行政处罚的决定答记者问》,中国网信网,2022  
年7月21日发布,2023年12月24日访问,httpꢆꢅꢅwwwcacgovcnꢅ2022-07ꢅ21ꢅc_16600215343064976htm。  
⑥
《美光公司在华销售的产品未通过网络安全审查》,中国网信网2023年5月21日发布,2023年12月24日访问,httpꢆꢅꢅwwwcacgovcnꢅ  
2
023-05ꢅ21ꢅc_1686348043518073htm。  
⑦
林子涵《中国“数字丝绸之路”创造新机遇》,《人民日报海外版》2022年10月10日,第10版。  
66  
林福辰ꢄ外国数据法效力的域外扩张与中国范式研究  
支付网络之一,拥有700万用户和30万家合作商户,每月交易额达30亿美元”①。因此,我国数据法域外适  
用体系的建构应秉承兼收并蓄的理念,积极参与全球数据治理,既要顺应引导本国数字市场发展的内向性要  
求,也应兼顾保障互联网企业走出去的外向性需要,保护企业的海外合法权益,推动“数字丝绸之路”的高质  
量发展。  
2
.致力  
“应对性”追求  
一方面,应对域外数据控制者的不当行为影响,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利益与公民权益。在实践中,以逐利  
为目的的数据控制者存在过度收集、使用和处理数据的倾向。对此,我国近年来不断完善数据法律体系,总  
结数据治理的中国经验。不同于欧盟以人格与身份为核心的“保护性”数据立法,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更  
加具有实用主义的特点,其保护的法益涵盖了人格与人身财产安全等多项权益②。同时,作为发展中国家,  
我国强调数据的跨境流动不能有损国家安全。在此基础上,我国应协调内外部数据市场,探寻中国特色数据  
法域外效力的系统性延伸方案。不仅如此,通过完善数据法域外适用体系,我国亦可与全球数据治理建立内  
外联动模式,推动数据流动国际规则的形成,为全球数据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另一方面,主动解决外国数据法域外效力规则的滥用问题,积极有效地应对外部风险挑战。习近平指  
出,在信息领域没有双重标准,各国都有权维护自己的信息安全,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  
全③。我国于2020年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呼吁“各国应尊重他国主权、司法管辖权和对数据的安全管  
理权,未经他国法律允许不得直接向企业或个人获取位于他国的数据”④。然而,以美国CLOUD法案为代  
表的“干涉性”数据域外适用体系存在较高的滥用风险,我国应充实数据法律工具箱,建立完善阻断制度,赋  
予企业国内救济途径,以避免我国境内数据的被动开放风险。  
(二)推动我国数据法域外效力的合理适度延伸  
目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与《数据安全法》采用数据处理的“行为发生地标准”,即无论数据处理者是  
否在中国境内,只要其数据处理行为发生在我国,就应受我国数据法的调整。“行为发生地标准”看似适用范  
围广泛,但数据在传输过程中,可能会涉及多个位于不同位置的服务器以及遍布全球的网络线路,致使在实  
践中数据处理行为地难以被准确认定。同时,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三条规定的具有域外效力的条件,包  
括“以向境内自然人提供产品或服务为目的”或“分析、评估境内自然人的行为”等情形,在表达上具有模糊  
性,在实践中较难界定。对此,我国可借鉴域外立法模式,完善数据法域外效力规则。  
首先,采用“设立机构标准”的域外适用模式。相较“行为发生地标准”,欧盟数据法的“设立机构标准”作  
为客观的连接点,在实践中更容易聚焦物理地点的关联性。为保障数据法调整范围的周延性,“设立机构标  
准”应包含域外企业在我国境内设立的分支机构或具有法人资格的子公司。  
其次,吸纳“目标指向标准”作为补充。当前中国网络用户人数已位居世界首位,数字经济规模位列全球  
第二,这既反映出我国数据产业的强大实力,也对数据保护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以效果原则为连接点,对  
拥有巨型数据市场的我国尤为重要。在此基础上,发挥我国司法的能动作用,也有助于提高数据法域外适用  
的灵活性。作为技术日新月异的新兴领域,与数据相关纠纷的产生,往往也会创设一个部分或者全部不受规  
范所约束的新场域,冲突成为促使新规范建立的催化剂,致使新规则不断地被创造、旧规则不断地被改进⑤。  
因此,我国法院应秉持能动司法的姿态,将行为对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影响作为连接点,探寻域外数据处理行  
为与我国的实际联系方案。同时,不仅应关注个案的审理,更应积极评估纠纷所涉及的各方利益与多元价  
值,分析阐释数据跨境流动治理的中国立场。  
再次,我国数据法域外适用体系的建构应坚守国际法治轨道。美国“外向干涉型”数据法域外适用体系  
①
②
③
④
⑤
科菲·库阿库《携手共建“数字丝绸之路”(观点)》,《人民日报》2023年5月29日,第17版。  
丁晓东《<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比较法重思:中国道路与解释原理》,《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第73页。  
ꢀ
习近平《弘扬传统友好共谱合作新篇———在巴西国会的演讲》(2014年7月16日,巴西利亚),《人民日报》2014年7月18日,第3版。  
《全球数据安全倡议》,《人民日报》2020年9月9日,第16版。  
林福辰《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视域下的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功能承载与发展展望》,《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第196  
页。  
6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是“美国优先”理念下的产物,存在滥用倾向。因此,我国应防范美国CLOUD法案不当适用所引发的消极  
影响,而不是将“数据控制者标准”作为借鉴模板。构建我国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应以得到国际法认可的管  
辖原则或与相关国家缔结的国际条约作为依据,从而与美式“长臂管辖”划清界限。如出现法律冲突,应秉持  
多边主义,考虑其他国家的合理利益与关切,通过协商谈判予以妥善解决。  
(三)完善外国数据法不当域外适用的阻断机制  
我国《数据安全法》第三十六条规定,非经我国主管机关批准,境内主体不得向外国司法或执法机构提供  
存储于我国境内的数据。然而,在外国强制数据调取的证据开示要求和我国数据监管的双重压力下,企业履  
行任何一方的义务都会遭到另一方的惩罚,进而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为避免给企业带来不必要的合规义  
务,衡平关键数据本地化监管与外国数据披露要求的内在张力,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针对外国数据法的不当域外适用,我国应完善阻断立法,丰富企业救济途径。通常而言,阻断法是指在  
管辖权冲突的情况下,禁止在本国管辖范围内适用外国具有域外效力的法律并消除其影响的一类国内法的  
统称①。广义的阻断法包含了应对不当域外证据开示的法律,以及应对次级经济制裁的法律②。目前,我国  
《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以下简称《阻断办法》)的适用前提仅限于在“违反国际法和国际  
关系基本准则”的条件下,不当禁止或者限制我国主体与第三国(地区)进行正常的经贸及相关活动的情形,  
即针对次级制裁的阻断,无法涵盖外国滥用数据法域外效力规则要求数据控制者开示证据的情形。因此,在  
《阻断办法》基础上,我国可从公力阻断与私人救济两方面建构数据法阻断规则。其一,以美国CLOUD法  
案为代表的数据法域外效力规则,本质上是借助单边手段获取电子化的司法证据,符合广义阻断语境下的损  
害他国司法主权的取证情形。对此,法国2022年修订的《阻断法》,明确企业在面对外国数据披露要求时,有  
向法国政府报告的义务③。目前我国《阻断办法》的法律位阶偏低,考虑到外国数据法不当域外适用的现实  
威胁,应打破《阻断办法》规则供给不足及法律位阶低的掣肘,推动制定《阻断法》④,并将外国数据法不当域  
外适用所涉及的证据开示纳入阻断范围。同时,考虑到数据无边界的属性,数据传输阻断禁令的申请主体可  
由“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扩展为“在中国有经常居所地的公民和在中国有营业地的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其二,拓展私人救济途径,突破企业的“两难困境”。《阻断办法》第十一条规定,我国企业因未遵守外  
国法律受到重大损失的,我国政府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给予必要的支持。针对数据产业的特殊性和敏感性,我  
国应细化企业申请政府支持的标准以及政府提供补偿的形式。2023年9月,我国颁布《外国国家豁免法》,  
其第四条授权我国法院在特定情形下管辖以外国国家为被告的民事案件。在此背景下,我国应完善追偿程  
序,明确追索求偿诉讼的请求权基础和案件的管辖范围,准许因外国滥用数据法域外效力规则而遭受损失的  
我国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国内法院起诉并要求赔偿。  
[责任编辑:苏雪梅]  
①
②
③
④
叶研《欧盟<阻断法案>述评与启示》,《太平洋学报》2020年第3期,第53页。  
徐伟功《论次级经济制裁之阻断立法》,《法商研究》2021年第2期,第18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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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nchLawNo2022-207  
王淑敏、李倩雨《中国阻断美国次级制裁的最新立法及其完善》,《国际商务研究》2021年第4期,第27页;郭烁《云存储的数据主权维护———  
以阻断法案规制“长臂管辖”为例》,《中国法律评论》2022年第6期,第81页。  
68  
第51卷第5期  
024年9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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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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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1ꢁN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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ꢂSocialSciencesEditionꢃ  
Septemberꢁ2024  
去中心化背景下数字身份识别的  
法律风险及其应对  
靳梦戈  
ꢄꢄ摘要:数字身份是数字化时代对个体传统身份的突破和超越的产物,是以数字化方式呈现的身份样态,具有唯  
一性与可验证性、动态性与跨界性、私有性与匿名性的特征。以用户自主控制身份数据为核心理念的去中心化身  
份识别技术已成为当下数字身份管理识别的主流。然而,去中心化背景下数字身份识别存在隐私与数据安全、身  
份盗用与身份欺诈、法律监管以及跨境数据流动等风险。构建安全、可靠、高效、公平的数字身份识别体系,应当注  
重激励隐私保护并强化数据安全规定,建立数字身份的法定技术标准,构建法律与技术相均衡的协调机制,推进数  
字身份国际合作的法律协调。  
关键词:数字身份;去中心化;身份识别;数据安全;隐私保护  
ꢀ
DOI1013734ꢅjcnki1000-531520240313  
收稿日期:2024-04-25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纵向治理体系化和法治化若干重大问题研究”(20&ZD159)的  
阶段性成果。  
ꢀ
作者简介:靳梦戈,女,山西晋城人,山东大学法学院(威海)博士研究生,E-mailꢆ912592283@qqcom。  
在传统熟人社会中,人的身份依靠社会交往的人际关系予以证明;在计算机时代,人的身份依靠公权力  
机构提供的身份证、护照等法定证件予以证明①。随着人类迈入“万物数字化、一切可计算”的信息新时代②,  
这种数字化浪潮剧烈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存在样态,并对建立在传统物理世界基础上的身份识别观  
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③,传统的身份识别方式(如身份证、驾驶执照等)在数字世界中面临诸多限制,  
促使了数字身份识别技术的快速发展。虽然数字身份识别技术及其相关应用已经得到了较为广泛的研究,  
但学界多数研究都集中在如何提高识别准确性或如何保护用户隐私等方面。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  
法律法规的逐步完善,数字身份识别将在保护个人隐私、提高交易效率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对于这一技术  
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及其应对措施,学界还缺乏比较系统和全面的研究。本文将在去中心化的背景下,以全  
新的视角探讨去中心化技术在数字身份识别中的应用,分析其法律风险,并提出针对性的应对措施。  
一ꢄ数字身份的内涵及其可识别性  
数字身份是对传统物理身份的迭代。在数字化时代,数字身份作为在数字社会中生存主体的重要表征,  
是了解个体与数字世界互动的关键,同时也是主体进入网络社交的基本门槛和准入凭证④。因此,理解数字  
身份的内涵、识别特征、发展演变以及识别技术,对于把握其在当代社会中的角色至关重要。  
(一)数字身份的内涵  
①
②
③
④
金鸿浩《非法获取型数据犯罪的实务反思与规则重塑》,《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3年第4期,第133页。  
马长山《算法治理的正义尺度》,《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年第10期,第68页。  
郑智航《数字人权的理论证成与自主性内涵》,《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3年第1期,第35页。  
董兴彬、吴满意《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数字身份:构成、认同及其价值》,《理论导刊》2024年第2期,第114ꢊ115页。  
6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身份是识别自我和其他主体的特定标识①。数字身份是指以数字化方式呈现的身份,是个体在数字空  
间中的唯一标识,通过一组电子数据涵盖了个人的基本信息、在线行为、社交网络互动等多维度信息。基于  
身份观念的复杂性,数字身份具有身份识别、身份认同和数字化身的多元面向②。它不仅是网络空间进行交  
易、社交、学习和工作的虚拟凭证,也是现代数字经济和社会运作的基石。与传统身份相比,数字身份具有明  
显的动态性和选择性特征,能够反映个体在数字空间中的行为变化和社交互动,具有更强的时效性和个性化  
特点。而传统身份通常依赖于静态的、非选择性的要素,如姓名、籍贯、性别等,这些要素大多在个人出生或  
成年早期确定,难以改变。  
数字身份与传统身份的核心区别在于其构成元素的动态性和复杂性。数字身份的崛起意味着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不再局限于特定的物理空间,在数字世界里,个体的身份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基本属性,还扩展  
到了个人的在线活动、偏好设置、交互数据等。这些数据是可变的,可以根据个人的活动和环境的变化而更  
新,从而使数字身份能够更准确地反映个体当前的状态和行为模式。此外,与传统身份依赖于政府或权威机  
构的颁发和认证不同,数字身份的建立和认证通常依赖于数字技术,如密码学、区块链和生物识别技术等,其  
认证过程和管理机制需要新的法律规范和技术标准来保障。总之,数字身份是对传统物理身份的重要补充  
和扩展,它通过整合个体在数字空间的多维度信息,提供了一种更为灵活且动态的身份识别方式。这种转变  
不仅影响了个人的社交互动和经济活动,也对法律制度和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二)数字身份的可识别性特征  
随着数字化生活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社会关系均已迁移到网络场域,各种性质、功能和形态各  
异的网络场域是维系数字化生存的基本载体③,数字身份的应用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与传统身份识  
别方式相比,数字身份具备了多样化的特征和功能,不仅体现了数字技术的进步,也代表了社会治理和个人  
隐私保护方法的变革。特别是在去中心化环境下,数字身份的可识别性特征变得更为复杂和多维,具有唯一  
性与可验证性、动态性与跨界性以及私有性与匿名性等属性,这些属性共同构成了数字身份的核心特征,并  
且在确保个人数据的安全性、促进跨域服务的整合以及保障用户隐私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唯一性与可验证性  
数字身份的唯一性,是指在数字环境中,每个身份标识符都是独一无二的,确保了每个主体在网络空间  
的独立性和不可替代性。这种唯一性的建立基于复杂的算法和加密技术,以确保每个数字身份的独特性不  
能被复制或重复使用。在去中心化的身份系统中,唯一性不仅是身份验证的前提,也是维护系统完整性和防  
止身份被盗用的关键。数字身份的可验证性,指其真实性和合法性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进行验证。在传统的  
中心化系统中,这种验证通常依赖于中心服务器或认证中心的确认。而在去中心化系统中,可验证性通过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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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公钥基础设施(PublicKeyInfrastructure,PKI)④、数字签名等加密技术实现,任何人都可以验证数字身份  
的真实性而无须依赖第三方机构。这种机制大大增强了系统的安全性和透明度,但同时也对加密技术和算  
法安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动态性与跨界性  
数字身份的动态性,体现在其能够反映和适应主体在数字空间中的行为和属性的变化。这不仅包括基  
本信息的更新,如地址变更、职务变动等,还涉及到信誉评分、交易历史、行为习惯等更为复杂的维度。动态  
性要求数字身份管理系统具备高度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能够实时更新和维护身份信息,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  
时效性。数字身份的跨界性,则指其可以跨越不同的平台、网络和应用进行识别和验证。这种特性在促进信  
息共享和服务整合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但同时也带来了安全性、隐私保护和数据一致性的挑战。在去中心化  
的身份系统中,跨界性的实现依赖于标准化的协议和互操作性机制,从而使得不同系统间的身份信息可以安  
①
②
③
武文颖、王鑫《数字身份构建的伦理困境及其超越》,《学习与实践》2023年第6期,第30页。  
陆青《数字身份的多元面向及其法律保护》,《社会科学辑刊》2022年第6期,第77页。  
管其平《数字化生存中的时空逻辑、时空剥夺及其时空权利》,《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第133页。  
④
PKI使用公钥理论和技术为用户提供安全服务,将用户公钥与身份信息绑定在数字证书中,实现了大规模网络环境中可靠的信息交换与身  
份认证。参见:黄保华等《基于MPT索引的高效链上PKI模型》,《信息网络安全》2022年第8期,第73页。  
70  
靳梦戈ꢄ去中心化背景下数字身份识别的法律风险及其应对  
全、高效地共享和验证。  
.私有性与匿名性  
3
数字身份的私有性或称隐私性,是指个体具有在数字环境中控制自己的个人信息并决定这些信息如何  
被收集、使用和分享的属性。它涉及到个人数据的各个方面,包括但不限于个人身份信息、位置数据、通信记  
录、在线行为习惯等。私有性保护的核心是赋予个体对自己信息的控制权,确保个人信息只在用户明确同意  
的情况下才能被访问和使用,采取适当的安全措施保护个人信息不被未授权访问、泄露或滥用。数字身份的  
匿名性,是指在进行数字活动时,个体的身份不被揭露或不与其真实身份直接关联。匿名身份认证是指用户  
在注册过程中无须提供身份信息便可以获得身份标识并用于系统认证①。通过匿名性机制,用户可以在网  
络上发表意见、进行交易或参与活动,而不必担心个人身份信息的泄露。匿名性的关键在于隐藏或掩盖个人  
身份的标识符,利用加密技术和匿名通信协议(如Tor网络②)保护用户在网络上的活动不被追踪,使得个人  
行为不能轻易地被追溯到特定的个体。因此,对于某些网络安全事件而言,用户身份匿名性阻碍了对该事件  
的追踪溯源③。  
(三)数字身份识别方式的演变  
数字身份识别是指通过数字化手段验证和管理个体在数字空间中的身份标识过程。随着数字化时代的  
深入推进,数字身份识别方式也在不断演变与革新。这一变革不仅反映了技术的飞速发展,更彰显了社会对  
身份识别安全性、便捷性、隐私保护的多重需求。数字身份作为个体在数字空间中的标识与表征,其产生及  
发展与数字技术密切相关,经历了较为长期的演化过程,其识别方式经历了从简单认证到复杂验证、从中心  
化到去中心化的转变。  
1
.简单认证的初始阶段  
在早期的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应用中,数字身份通常为用户名和密码的组合,这种识别机制易于实现,但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数字交易的增加,其安全性和功能性的局限逐渐显现。简单的认证识别机制无法有效  
地防止身份盗窃、欺诈等问题,黑客通过各种手段获取用户的登录信息,从而进行未经授权的访问和操作,这  
不仅威胁到用户的隐私和数据安全,还可能导致严重的经济损失。而且,简单认证机制缺乏对用户行为的跟  
踪和分析能力,无法提供个性化的服务。用户必须在每个平台上重复输入凭证,增加了操作的复杂性和不便  
性。这种认证机制也无法有效区分合法用户和恶意行为者,限制了用户高级安全需求的实现。  
2
.多因素认证与整合身份管理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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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安全性和功能性的问题,数字身份管理引入了多因素认证(Mult-FactorAuthenticationꢁ  
MFA)机制,如短信验证码、电子邮件确认、生物识别等,与单一的用户名和密码不同,MFA要求用户在登录  
时提供多个独立的凭证,大大增加了黑客破解的难度。同时,随着互联网服务的增多,用户需要在多个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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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服务中认证自己的身份,这促进了整合身份管理(IdentityandAccessManagementꢁIAM)系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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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M系统通过提供单一登录(SingleSign-OnꢁSSO)等功能,使用户能够使用一组凭据访问多个系统和服  
务;通过集中管理和监控用户访问权限,能够及时检测和处理潜在的安全威胁,并确保用户数据的安全。  
3
.区块链与去中心化身份识别技术的转型阶段  
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兴起,数字身份识别迎来了转型。与传统分布式网络相比,区块链更多关注如何自  
治、平等、安全地实现网络服务④,通过提供去中心化的数据管理框架,使得数字身份能够在去中心化、不可  
ꢀ
篡改的分布式账本上进行注册和验证。这种去中心化身份(DecentralizedIdentity,DID)识别技术,不仅提  
①
②
参见:李馥娟、马卓、王群《区块链系统身份管理机制研究综述》,《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24年第1期,第64页。  
ꢀ ꢀ  
Tor(Theonionroute)是指通过采用不定数量节点、不定路由建立通信链路,并且在通信过程对通信数据进行层层加密,从而保证数据通信  
过程的隐蔽、匿名和防溯源性。参见:龙军、王轶骏、薛质《重要Tor暗网站点的验证码快速识别和数据采集》,《计算机应用与软件》2022年  
第7期,第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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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GautamiTripathiꢁAbdulAMꢁandSathiyarayananMꢁꢌTheRoleofBlockchaininInternetofVehicleꢂIoVꢃꢆIssuesꢁChallengesꢁand  
ꢀ ꢀ ꢀ ꢀ ꢀ ꢀ ꢀ ꢀ ꢀ ꢀ ꢀ ꢀ ꢀ  
OpportunitiesꢁꢍIn2019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ContemporaryComputingandInformaticsꢂIC3IꢁSingaporeꢁ2019ꢃꢁ26-31  
斯雪明、潘恒、刘建美、祝卫华、姚中原《Web3.0下的区块链相关技术进展》,《科技导报》2023年第15期,第37页。  
7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高了身份管理的安全性和透明度,而且赋予了用户对自己身份数据的控制权。在这种模式下,用户可以自主  
管理自己的身份信息,选择性地与服务提供者共享必要的数据,有效地保护了个人隐私。  
4
.人工智能与智能合约的未来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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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数字身份的发展将更加依赖于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AI)和智能合约技术。AI能够通  
过分析用户行为、交易模式等数据,提供更为精准的身份验证和个性化服务。智能合约则可以在满足预设条  
件时自动执行合约条款,为数字身份的使用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比如自动化的信用评估、权限管理等。此外,  
在区块链的PKI中,每个存储的证书都不能被丢弃或卸载,但智能合约允许用户替换自己的证书或存储的  
信息,而不会影响以前存储的数据①。  
(四)数字身份监管技术的发展  
探讨去中心化背景下数字身份识别的法律风险及其应对策略,关键在于理解中心化身份识别技术与去  
中心化身份识别技术在核心理念、管理架构及其安全性能上的根本差异。这些差异不仅影响着技术实施的  
可行性和效率,也涉及到隐私保护、数据安全、法律责任等多个方面。  
首先,在核心理念层面,中心化身份识别技术依靠一个受信任的中心机构去维护一个全面的、可靠的身  
份数据库的支持,个人或实体必须通过这个中心机构来验证他们的身份信息。例如,银行可能需要通过政府  
数据库来验证个人的社会保障号码,或者在线平台可能要求用户通过电子邮件验证来确认其身份。而去中  
心化身份识别技术则是对数字身份管理的一次重大革命,其核心理念是赋予用户对自己身份数据的完全控  
制权②,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中心化身份验证机制。  
其次,在管理架构层面,传统的中心化身份识别技术建立在一个核心的权威机构或机构集群上,这些机  
构负责管理和存储个人身份信息。这种机制在许多国家的政府机构、金融服务和在线服务提供商中被广泛  
采用。与之不同的是,去中心化身份识别技术不再存储于任何单一的中心化数据库中,而是分布式地存储在  
区块链上,赋予每个用户独立控制和使用数字身份的能力,确保了数据的不可篡改性和持久性。去中心化身  
份识别技术没有单一的管理主体,由网络的多个节点共同地维护和验证,从而实现身份信息的去中心化管  
理。  
最后,在安全性能方面,中心化身份识别技术将用户的身份信息集中地存储于单一的数据库中,这种方  
式虽然便于管理,但同时也集中了风险。例如,中心化身份识别技术的隐私保护依赖于中心机构的安全措  
施,这种依赖关系使得用户隐私保护存在潜在风险。此外,在应对法律风险的能力上,中心化身份识别技术  
将风险集中于中心机构,使得责任更为明确,但这也可能导致在遇到法律问题时整个系统陷于被动停滞。而  
去中心化身份识别技术通过在网络的多个节点上分散地存储身份信息,极大地增强了数据的安全性和可靠  
性。具体而言,去中心化身份识别技术使得个人身份信息的存储变得透明而安全,同时也提高了数据的抗审  
查性。用户通过持有与其数字身份关联的一对密钥(公钥和私钥)来管理自己的身份信息。公钥广泛分布,  
而私钥则由用户安全保管,未经用户授权,任何人都无法访问或更改用户的身份信息。例如,去中心化身份  
识别技术通过加密和匿名机制,让用户能够更好地控制自己的身份信息,从而有效地减少了隐私泄露的风  
险。此外,去中心化身份识别技术的法律风险则分散于网络的多个节点,虽然这使得法律责任的界定更为复  
杂,但同时也保证了单一节点问题不会影响到整个系统的运行。  
综合而言,中心化身份识别技术与去中心化身份识别技术从生成理念到实践运用等多个维度存在着本  
质区别。这些差异不仅对技术选择有着重要影响,也对确保数字身份识别的法律风险得到有效应对提出了  
挑战。  
二ꢄ数字身份识别面临的法律风险  
数字技术与现实社会的深度融合,在传统的物理空间之外发展出无限延展的虚拟空间,由此形成虚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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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BK MohantaꢁSSPanꢁDJenaꢁꢌAnOverviewofSmartContractandUseCasesinBlockchainTechnologyꢁꢍIn20189th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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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erenceonComputingꢁCommunicationandNetworkingTechnologiesꢂICCCNTꢁBengaluruꢁIndiaꢁ2018ꢃꢁ1-4  
李馥娟、马卓、王群《区块链系统身份管理机制研究综述》,《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24年第1期,第62页。  
②
72  
靳梦戈ꢄ去中心化背景下数字身份识别的法律风险及其应对  
构的双层社会架构①。数字身份识别技术作为现代信息社会的核心技术,既是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推动  
力,也随之产生了一系列复杂的法律与伦理问题。去中心化作为一种技术和管理理念,虽然在提升系统透明  
度、增强用户自治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法律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去中心化背景下的数  
字身份识别,面临着用户隐私权和数据安全、身份盗用与身份欺诈、法律监管及跨境数据流动等风险。  
(一)隐私泄露与数据安全的挑战  
大数据的追溯功能创造了空间和时间“圆形监狱”的幽灵②,使每个人都深陷在这个由大数据构成的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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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受到抽丝剥茧般的严密监控,任何一点隐私的信息,都会成为大数据的一个片段,最后被整合成人  
们的数字身份③。去中心化系统尽管以其较高的安全性获得推崇,但并非绝对安全,其中技术漏洞的存在为  
黑客攻击提供了机会,使他们取得存储在去中心化网络中的敏感信息。这些漏洞可能出现在智能合约的编  
码中,或因区块链平台本身的安全缺陷而产生。尽管去中心化网络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匿名性,但通过交易行  
为和模式的分析,恶意分子可能追踪到特定用户的身份及其进行中或已完成的活动。去中心化的特性使得  
一旦信息被上传至区块链,就很难被删除或撤回,这也会对用户的数据删除权带来挑战。  
去中心化系统的数据保护面临的挑战主要源自传统法律框架与去中心化技术之间的适应性差异。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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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当前大多数数据保护法律,如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DataProtectionRegulation,GDPR),  
是基于中心化数据处理模式设计的,使得这些法律难以直接适用于去中心化的数据处理环境。例如,GDPR  
规定了数据处理者和数据控制者的责任和义务,但在去中心化系统中,由于缺乏明确的数据控制者,这些规  
定难以实施。而且,从全国性立法层面来看,我国也并未对数据确权作出回应④。其次,区块链网络所有用  
户共享一个公共区块链,不会存在因为单点失效而导致系统故障的情况,因此,除掌握区块链网络51%的算  
力能够进行信息修改外,区块链网络可以被视为是绝对安全的⑤。这表明,数据安全可能面临51%攻击,这  
种攻击虽在大型网络中难以实施,但理论上是能够篡改区块链信息、影响数据完整性的。最后,中间人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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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inTheMiddleAttack,MiTM)⑥可能在数据传输过程中发生,尤其是当通信未充分加密时,中间人可  
截获并篡改数据。重放攻击和时间戳攻击则分别通过重新发送交易信息和操纵时间戳来欺骗网络和影响交  
易顺序,威胁网络的完整性。  
(二)身份盗用与身份欺诈的风险  
去中心化背景下,个人身份盗用和欺诈的具体情形及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展现出了明显的多样性和复  
杂性。身份盗用指的是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他人的身份信息,并在未经他人同意的情况下,冒充他人  
进行各种活动。在去中心化的数字身份系统中,身份盗用包括但不限于私钥的窃取、身份证明文件的伪造等  
行为,其动机主要包括经济利益的获取、逃避法律制裁、破坏和干扰系统正常运行等。因此,设计新颖、安全  
的身份认证方案至关重要⑦。  
首先,私钥的安全问题是去中心化系统中身份安全的核心。用户的数字身份和访问权限几乎完全依赖  
于私钥,其安全性直接关系到身份安全。私钥一旦被盗或丢失,攻击者便能轻易冒充身份主体,获得对其数  
字资产、个人信息和服务的无限制访问权。这使得个人身份被盗用的风险极高,攻击者可能利用被盗身份进  
行各种欺诈活动,如非法转移资产、发布虚假信息等。  
其次,智能合约的安全问题日益凸显,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智能合约是一种执行合约条款的计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马长山《智能互联网时代的法律变革》,《法学研究》2018年第4期,第21页。  
ꢀ
维克托·迈尔ꢊ舍恩伯格《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7页。  
董军、程昊《大数据时代个人的数字身份及其伦理问题》,《自然辩证法研究》2018年第12期,第77页。  
王利明《数据何以确权》,《法学研究》2023年第4期,第56页。  
何沛军、郭志远《有机融合与双向升级:区块链技术下的个人信息保护研究》,《广西社会科学》2023年第9期,第139页。  
中间人攻击是一种间接的入侵攻击,攻击者通常窃取合法用户拥有的唯一身份证、密码、密钥和其他敏感数据。参见:闫青乐、朱慧君《基于  
区块链智能合约的大数据安全》,《计算机应用与软件》2023年第12期,第3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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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M HussainꢁA MehmoodꢁS KhanꢁetalꢁꢌAuthenticationTechniquesandMethodologiesUsedinWirelessBodyAreaNetworksꢁꢍ  
ꢀ ꢀ ꢀ ꢀ ꢀ ꢀ ꢀ  
JournalofSystemsArchitecture101ꢂOctober2019ꢃꢆ1-28  
7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机交易协议,它是区块链2.0的代表性技术,允许无第三方的可信交易,交易可追溯且不可逆①。去中心化  
应用和服务的运作依赖于智能合约的自动化操作,但这些合约可能存在编码漏洞或设计缺陷。这为攻击者  
提供了机会,他们可以通过这些漏洞修改合约中的身份验证逻辑,获得未经授权的访问或操作权限,从而进  
行身份欺诈或其他恶意活动。  
再次,随着人工智能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大,社会工程学攻击的智能化和高仿真特征不断增强,其威胁不  
容小觑②。尽管去中心化技术本身具备较高的安全性,但用户可能会成为钓鱼攻击、欺骗或其他形式操纵的  
目标。攻击者通过诱导用户泄露个人密钥或点击恶意链接,实现对用户身份的控制,自动学习并构造虚假信  
息,使用户自愿上钩,进而对其实施身份盗用和欺诈。  
最后,跨境身份欺诈问题因其复杂性和跨国界的特点使得治理更加困难,同样需要高度关注。去中心化  
身份技术的跨境特性,意味着身份验证和使用不再受地理限制。这一特点虽然带来了便利性,但同时也为跨  
境身份欺诈提供了可能。攻击者可以利用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法律和监管差异,进行身份盗用,实施跨境  
诈骗或其他非法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受害者往往面临着追踪攻击者和对其进行法律追责的双重困难,尤其  
是当涉及到多个司法管辖区时。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信息数据技术的进步相辅相成,其风险与问题也同根而生③。面对这些挑战,法  
律责任的界定难度显著增加。由于去中心化环境缺乏中心化的身份管理和验证机构,当发生身份盗用或欺  
诈事件时,责任归属的确定变得异常复杂。去中心化的匿名性和伪匿名性特征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治理  
的难度,使得追踪攻击者和实施法律制裁变得更加困难。  
(三)数字身份引发的法律监管难题  
去中心化技术的发展,使得数字身份引发的法律监管难题变得日益复杂。这种技术转变推动了对传统  
法律概念的重新审视,特别是在隐私权、数据安全和身份认证领域。去中心化的特性虽然强化了个人隐私保  
护和数据主权,却也带来了监管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在确保合规、防止身份盗用和明确法律责任方面。此外,  
去中心化系统的跨境特性和国际法律差异进一步增加了监管的复杂度,因此,国内外层面均需加强法律协调  
和合作。  
1
.监管框架与去中心化技术的冲突  
去中心化技术,特别是基于区块链的应用,通过分布式账本技术提供了一种无需信任中介即可实现信息  
和价值传递的方式。这种技术架构的核心优势在于其匿名性或至少是伪匿名性,以及确保数据的不可篡改  
性。这些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用户隐私保护,但同时也为传统监管技术的应用带来了挑战。  
一方面,匿名性与监管透明性的矛盾。去中心化技术中的匿名性或伪匿名性特征,意味着用户可以在网  
络上进行交易而无需透露其真实身份。这种匿名性虽然保护了用户的隐私权,但也为非法活动提供了可乘  
之机,如洗钱、资金逃避监管等。因此,如何在不破坏去中心化本质的前提下,实现对于非法活动的有效监  
管,成为监管科技(RegTech)④面临的一大挑战。  
另一方面,分布式技术与集中式监管的冲突。去中心化技术的另一大特点是其分布式特性,这意味着没  
有中央控制点或单一的故障点。这种分布式的特性虽然提高了系统的稳定性和抗攻击能力,但也使得传统  
基于中心化的监管机制难以奏效。监管机构通常习惯于通过监管中心化的机构来间接监管整个市场,但在  
去中心化的环境下,这种方法不再适用。  
2
.法律跟进与技术发展的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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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法律制定与更新的滞后性。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以《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和《网络  
安全法》三法为核心的网络法律体系,为保障数字时代良好的网络环境提供了较为完善的法律基础。然而,  
①
②
③
④
王苗苗、芮兰兰、徐思雅《面向文化资源可信共享的多因子身份认证方案》,《通信学报》2023年第10期,第36页。  
方滨兴等《人工智能赋能网络攻击的安全威胁及应对策略》,《中国工程科学》2021年第3期,第63页。  
邱遥堃《走出虚拟世界:元宇宙热的批判性解释》,《中外法学》2023年第4期,第1081页。  
监管科技是指一种搭载科技创新的监管新方法,主张融合法律和技术来共同提高政府的监管能力。参见:许多奇《论监管科技的双层容错机  
制》,《政治与法律》2024年第1期,第139页。  
74  
靳梦戈ꢄ去中心化背景下数字身份识别的法律风险及其应对  
当前的三法体系中涉及数字身份权利的内容较少①。相对于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新兴、  
复杂的去中心化数字身份识别技术的不断涌现,法律的制定和更新通常需要经过长时间的立法调研、讨论和  
审议过程,这种时间差导致了法律对新兴技术的规制往往处于滞后状态。例如,当前的法律体系可能还在讨  
论如何针对传统的中心化数字身份识别技术进行规制,而去中心化身份识别技术等新兴技术已经广泛应用,  
法律的滞后性使得新兴技术引发的风险得不到及时的控制和应对处理。  
其次,法律条款的泛化与模糊性。为了应对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法律往往采取泛化和抽象的表述方  
式,试图覆盖尽可能多的情况和技术形态。然而,这种做法在实践中往往导致法律条款的模糊性,使其在法  
律适用和执行过程中出现诸多困境。例如,在去中心化数字身份识别技术的法律规制中,如何界定“去中心  
化”的标准、如何判断数据处理行为是否符合“最小必要性原则”,这些都是在实际操作中难以准确把握的问  
题。模糊的法律规定不仅增加了执法的难度,也给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带来了不确定性。  
再次,跨界性技术的法律适用问题。去中心化背景下的数字身份识别技术具有强烈的跨界性,既涉及信  
息技术领域,也涉及金融、医疗、教育等多个行业领域。这种跨界性给法律适用带来了挑战,不同领域的法律  
规定可能存在差异甚至冲突,如何在去中心化技术应用中统一法律规范、协调不同领域法律之间的关系成为  
棘手难题。此外,去中心化技术的应用往往跨越国界,而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监管标准不一,如何建设具有  
整体性、协同性的跨界治理体系②,处理跨国法律适用和冲突,也是法律跟进与技术发展脱节中的一个重要  
问题。  
最后,技术特性与法律规制的矛盾。去中心化数字身份识别技术的一些核心特性,如匿名性、不可篡改  
性等,与当前的法律规制存在天然的矛盾。例如,匿名性虽然可以保护用户隐私,促进社会平等③,但同时也  
给身份验证、数据追溯等带来了难度,这与法律对于身份明确性、数据可追溯性的要求相冲突。如何在保障  
技术发展和创新的同时,确保数据安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是法律规制需要解决的矛盾。  
(四)跨境数据流动面临的法律障碍  
在去中心化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全球数字身份认证领域的复杂性不仅涉及技术层面的创新,也涉及  
法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个维度的相互作用。  
1
.去中心化身份识别技术对现有国际法律框架的挑战  
去中心化身份识别技术的核心优势在于提供了一种去中心化、不依赖于单一权威机构的身份验证方式。  
然而,这种去中心化的特性在跨国应用时却遇到了重大的法律障碍。不同国家对于个人数据的保护、网络安  
全、身份认证等方面有着截然不同的法律规定和实施标准。例如,欧盟的GDPR与美国的信息隐私法律在  
许多方面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保障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的同时,实现一种全球通用的  
去中心化身份认证系统,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国际性问题。  
2
.国际合作与法律协调面临着国际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复杂影响  
不同国家和地区在政治体系、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实力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它们在面对数字身份识别及  
其法律规制时持不同的立场。这不仅使国际标准的制定变得困难,而且即使达成了一定的国际共识,其执行  
和监督也充满挑战。例如,在去中心化身份认证技术的应用中,发达国家可能更加重视个人隐私保护和数据  
安全,而发展中国家则可能更加关注技术的普及和经济效益。这种差异在试图建立一个全球统一的法律和  
技术标准时会产生显著的分歧。  
3
.技术的快速发展变化也为国际法律协调带来了巨大挑战  
区块链的身份认证技术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和演变,然而,法律制度的建立和修改通常需要较长的时  
间,这种滞后性使得现有的法律难以有效应对快速发展的技术需求。例如,去中心化身份认证系统在提供高  
度安全和匿名性的同时,也可能被用于国际非法活动,如跨国洗钱或国际恐怖主义融资。这就要求国际社会  
①
②
③
张峰、杨丽《数字身份的泛在形态及其伦理风险治理研究》,《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第15页。  
刘祺《跨界治理理论与数字政府建设》,《理论与改革》2020年第4期,第117页。  
ꢀ
张富利《智慧治理抑或数字规训?———智慧城市如何消解匿名性》,《宁夏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第151页。  
7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不仅要制定适应新技术的法律规范,还要建立有效的监管和执法机制。  
4
.跨境数据流动所引发的法律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讨论点  
在全球化的今天,数据的跨境流动已成为常态,但这也带来了复杂的法律问题。不同国家对数据的存  
储、处理和传输有着不同的法律要求。在去中心化身份认证系统中,数据需要在全球范围内传输和存储,这  
就会触及到多国的数据保护法律。如何保证数据在多规则框架下自由流动,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①。  
三ꢄ数字身份识别法律风险的应对措施  
数字时代需要有前瞻性的立法,立法者要深刻理解数字技术背后的多重道德缺失与资本逐利的陷阱,平  
衡好技术发展与人类发展的法律和伦理的天秤②。技术日新月异,法律也需要随之调整,不能拘泥于传统的  
法律框架,而应当在保障基本权益的前提下,确保法律与技术的同步发展。  
(一)激励隐私保护并强化数据安全规定  
1
.创新隐私保护技术的激励措施  
创新隐私保护技术的激励措施,应当以稳定为导向③。政府可以设立专门的技术创新基金,支持开发和  
应用新的隐私保护技术,如区块链和AI在数据保护中的应用。此外,政府可以为采用先进隐私保护技术的  
企业或研究机构提供税收减免或财政补贴,以鼓励他们在隐私保护方面的投入和创新。同时,政府应积极与  
高校、企业之间加强合作,建立伙伴关系和协作平台,共同开发和推广隐私保护技术,从而分享最佳实践研究  
成果和技术解决方案。在隐私保护技术的发展上,我国还应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的标准制定,与其他国家和国  
际组织合作,共同推动全球隐私保护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2
.强化个人数据保护的法律规定  
数据是数字社会的基本物理要素,数字社会的权利义务分配均围绕数据展开④。在强化个人数据保护  
的法律规定方面,首要任务是制定一套全面的数据保护法律体系。参考欧盟的GDPR及《人工智能法案》,  
覆盖个人数据的整个处理周期,包括收集、处理、存储、传输和销毁。在此基础上,法律规定还应当明确数据  
主体的权利,如访问权、更正权、删除权和反对处理权。此外,处理大量个人数据的企业或机构,应被强制要  
求设立数据保护官(DPO)⑤,以监督数据处理活动的合法性,并将其作为监管机构和数据主体之间的桥梁。  
对于敏感信息,如种族、宗教信仰、生物特征等,数据企业或机构应实施更严格的保护措施,只在绝对必要时  
才能收集和使用这类数据。  
(二)建立数字身份识别的法定技术标准  
建立数字身份识别的法定技术标准,重点在于三个方面:去中心化数字身份识别合法性认定,建立数据  
加密及匿名化处理标准,监管沙箱和风险评估机制的建立。合法性认定关注技术与法规的一致性,确保用户  
权利不受侵犯;制定并实施统一的数据加密标准至关重要,以降低数据泄露的风险;监管沙箱与风险评估则  
为新技术提供测试环境,同时确保其应用的安全性和合规性。从整体上讲,这些措施共同建立起确保技术进  
步与个人权益保护相均衡的法律技术标准,以促进数字技术的健康发展和广泛应用。  
1
.去中心化数字身份识别合法性认定  
在去中心化身份(DID)识别的合法性认定方面,首先需要制定一套明确的、符合法律要求的技术标准,  
这些标准和要求应详细规定DID识别系统必须遵循的安全性、透明性和可靠性原则。例如,可以要求DID  
识别系统必须具备高级别的加密技术,确保数据的安全传输和存储,同时还需明确用户身份信息的采集、存  
储和使用必须基于用户的明确同意,并赋予用户随时撤回同意的权利。此外,合法性认定还应涵盖数据保护  
和隐私法规的整合,确保去中心化身份识别技术的实施不会侵犯用户的隐私权和数据安全。去中心化身份  
①
②
③
④
⑤
梁燕妮《企业数据合规治理:从个人数据保护到跨境数据流动》,《社会科学家》2023年第12期,第81页。  
李建新《数字社会人权保护的伦理进路》,《河北法学》2022年第12期,第145页。  
唐林垚《Web3.0治理:制度机理与本土构建》,《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3年第6期,第61页。  
彭诚信《数字法学的前提性命题与核心范式》,《中国法学》2023年第1期,第87页。  
数据保护官制度起源于欧洲,是GDPR规定的在特定条件下强制要求企业或组织应聘任的保护个人数据的专职岗位。参见:刘江山《欧盟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中的数据保护官制度》,《中国科技论坛》2019年第12期,第173ꢊ174页。  
76  
靳梦戈ꢄ去中心化背景下数字身份识别的法律风险及其应对  
识别应用应当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如实现对个人数据的最小化收集,提供数据主体访问、更正和  
删除其信息的权利等。考虑到技术的快速发展,制定合法性认定的技术标准时,应预留足够的灵活性,以适  
应未来技术的发展,同时定期评估和修订法律规定,以保持其适应性和时效性。  
2
.建立数据加密与匿名化处理标准  
在建立数据加密与匿名化处理标准方面,制定并实施统一的数据加密标准,以确保所有个人数据在传输  
和存储过程中都经过加密处理,从而降低数据泄露的风险。推广匿名化和假名化技术在个人数据处理中的  
应用,可以有效保护数据主体的隐私。将传统云中心身份技术与区块链技术相结合,能够有效提高互联网建  
立信任关系的能力和效率①,并增强数据库的抗攻击性②。例如,将真实身份信息转换为不可逆的代码,在不  
暴露个人身份的情况下使数据分析成为可能。  
为确保法律规定的必须使用加密和匿名化技术的正确实施,首先应确定关键数据类别,如身份信息、财  
务信息和健康记录等,需要通过加密和匿名化技术进行保护。同时,制定加密和匿名化的使用标准,特别是  
在数据传输和存储过程中,应当明确指出在哪些业务操作或数据处理过程中必须使用这些技术。此外,强制  
执行对企业和组织的数据处理活动进行数据安全评估定期检查,确保符合法定要求。政府或监管机构应在  
数字法律制度建设方面做出前瞻性的投入和努力,包括推荐的加密算法、匿名化技术和最佳实践,并建立一  
个有效的监督机制,通过定期的合规性审查和对违规行为的处罚,确保企业和组织遵守相关法律规定。同  
时,政府应支持培训和资源开发,帮助企业和组织理解和实施这些技术。最后,考虑到技术的快速发展,相关  
法律和标准应定期审查并更新,以保持与最新数据保护技术的同步。通过这些综合措施,可以确保在必要的  
情况下正确应用数据加密和匿名化技术,有效保护个人隐私与数据安全。  
3
.设立监管沙箱与风险评估机制  
数据要素只有在安全可控、合规有序的流通环境中才能充分实现其价值③。起源于英国的“监管沙箱”  
为新兴技术提供了可控制的试验环境,以便在现实世界条件下测试其应用并评估其潜在影响④。在设立实  
验区域时,首先,需要明确实验的目标和范围,例如可以将目标设定为测试去中心化身份识别技术在提高金  
融服务效率方面的潜力。其次,制定严格的参与资格条件,如只允许那些具备一定技术实力和合规记录的企  
业参与试验。对于参与实验区的实体,应明确其在实验期间的责任和义务,确保用户数据的安全性,并遵守  
临时的监管要求。再次,实施有效的风险评估和管理机制,包括对参与实验的技术和服务进行全面的安全评  
估,以及时识别和处理潜在风险。最后,建立透明的监管反馈和调整机制,根据实验结果适时调整和完善相  
关的法律和政策。  
(三)构建技术与法律相均衡的协调机制  
构建技术与法律相均衡的协调机制,关键在于平衡技术创新与法律监管的需求,确保法律体系能够适应  
快速发展的去中心化技术。这要求立法不仅要中立,避免偏向特定技术形式,还要具备前瞻性,能够预见技  
术趋势并据此更新法律规范。通过构建一个包含灵活性原则、技术中立规制、进行专门立法及分层次监管体  
系的框架,能够有效应对数字身份识别技术所带来的复杂挑战,促进其健康发展,并确保社会秩序和个人权  
益得到妥善保护。  
1
.确立灵活性与适应性原则  
数字技术正处于根本性的社会形态变革之中,法学知识有可能获得全面、彻底而不是局部、浅层的更新。  
因此,法律体系内部应做好充足准备以应对数字化、智能化等重大变革的冲击⑤。在构建适应性强的法律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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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gquanZhangetalꢁꢌ6GWirelessNetworksꢆVisionꢁRequirementsꢁArchitectureꢁandKeyTechnologiesꢁꢍIEEEVehic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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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Magazine14ꢁno3ꢂSeptember2019ꢃꢆ28-41  
②
李川、王智《大数据环境下用户隐私数据多级加密仿真研究》,《计算机仿真》2019年第11期,第159页。  
刘艳红《数据要素全生命周期安全风险的刑事保障制度研究———以数字经济安全法益观为视角》,《法学论坛》2024年第1期,第40页。  
张永亮《金融科技监管的原则立场、模式选择与法制革新》,《法学评论》2020年第5期,第117页。  
③
④
⑤
胡铭《数字法学:定位、范畴与方法———兼论面向数智未来的法学教育》,《政法论坛》2022年第3期,第121页。  
7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架中,首要任务是制定灵活性与适应性原则。动态立法机制是此原则的核心,其中“日落条款”①和“自动更  
新机制”可以确保法律随技术的快速发展而适时调整。同时,可以建立技术评估机构,以监测数字身份技术  
的发展并评估其对法律体系的影响,这一机构可以收集公众和企业的反馈,向立法机构提供改进建议。立法  
时还应当考虑不同利益相关者(如技术提供者、用户、监管机构)的需求,以实现多元利益的平衡。  
2
.基于技术中立的法律规制措施  
不必过分担忧智能科技的负面影响,以免误用规则阻碍其发展进步②。有学者指出,“法律系统对自动  
决策算法的规范,就应克服科技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弊端,将风险识别与防范内化于算法的研发和应用之  
中”③。这种将技术研发和风险识别结合起来的深刻见解,应当引起规范研究者的重视。基于技术中立的法  
律规制,意味着法律应专注于规制技术的使用和影响,而非特定技术形态。为实现这一目标,法律条文应采  
用功能性定义,关注技术的功能和使用结果。这样能够确保法律适用于各种技术,即使在技术迅速发展变化  
的情况下也能保持法律的适应性。同时,法律应具备预见性,能考虑技术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这要求立法  
者与技术专家进行持续对话,以防范技术发展的潜在风险。  
3.制定专门的《数字身份法》  
为适应去中心化技术背景下数字身份识别的发展,特别是应对其带来的法律风险及挑战,制定一部专门  
的“数字身份法”显得尤为必要。该法律应当全面覆盖数字身份的生成、使用、管理、保护及责任追究等方面,  
为数字身份的健康发展提供法律保障。第一,确立“数字身份法”的法律地位和作用范围。“数字身份法”应  
作为数字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形成  
有效衔接,共同构建一个综合的、多层次的数字法律体系。第二,明确数字身份的法律定义及分类。“数字身  
份法”需明确给出数字身份的法律定义,区分不同类型的数字身份④,并明确各类型身份的适用范围和基本  
规范,以便于法律的具体适用和执行。第三,规定数字身份的生成、使用和管理规则。包括但不限于身份信  
息的收集、处理和存储标准,用户身份验证的方法和流程,数字身份的更新、注销及其安全保护措施等,以确  
保数字身份的合法性、安全性和可靠性。第四,强化数字身份的保护措施。该法律需明确个人数字身份信息  
的保护范围,包括个人隐私权、数据所有权等方面的保护,禁止未经授权收集、使用、泄露个人数字身份信息  
的行为,以及相关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第五,明确责任主体、法律责任和救济渠道。应明确数字身份管理  
的责任主体,包括数字身份的提供者、使用者以及监管机构等,分别规定各自的权利义务,以及在数字身份被  
滥用、泄露等情况下的法律责任,确保违法行为可以得到制裁,被侵权的主体可以得到救济。第六,推动国际  
合作。考虑到数字身份的全球性特点,该法律还应鼓励和促进国际合作,推动跨境数据流动和数字身份互认  
的法律框架建设,以适应全球化背景下的法律挑战和需求。  
4
.构建分层次法律监管体系  
推动完善数据保护法治框架,应当将构建分层次的法律监管体系作为应对数字身份法律风险的另一关  
键环节⑤。这要求立法者根据技术的复杂度、使用范围和潜在风险,制定不同层次的法律规制标准。例如,  
对涉及高隐私或安全风险的技术应用,实施更严格的监管。监管方法应根据技术特性和应用场景的不同而  
灵活多变,对快速发展的技术采取更灵活的监管策略,包括实施临时许可或试点项目。同时,建立国家级、地  
区级和行业级等多层次监管机构至关重要。这些机构的协调和合作,能够更有效地应对跨区域和跨行业的  
技术应用挑战,确保监管的有效性和及时性。通过这种分层次的监管体系,可以确保法律既能促进技术创  
新,又能有效应对和减轻新技术带来的风险和挑战。  
(四)推动数字身份国际合作的法律协调  
①
日落条款的功能在于,虽然市场环境已经发生变化,但是东道国仍然可以根据需求,灵活地通过赋予适当的剩余权利,确保投资法律环境的  
稳定,使投资者在新形势下平稳过渡。参见:魏艳茹《国际投资协议日落条款研究》,《法商研究》2022年第3期,第43页。  
张文显《构建智能社会的法律秩序》,《东方法学》2020年第5期,第9页。  
②
③
④
⑤
林洹民《自动决策算法的风险识别与区分规制》,《比较法研究》2022年第2期,第199页。  
如基于区块链的去中心化身份、基于中心化管理的数字身份等。  
陈统《欧盟数据治理中的“一站式”监管:运行机制、实施困境及启示》,《学术探索》2024年第1期,第60页。  
78  
靳梦戈ꢄ去中心化背景下数字身份识别的法律风险及其应对  
随着数字全球化加速,跨境数据流动和去中心化技术的普及,要求各国超越单一法域,共同建立统一的  
认证标准和法律框架。这不仅涉及技术标准的协同,更触及全球范围内对隐私保护、数据安全等关键法律问  
题共识的形成。有效的国际法律协调,能够促进技术互通,保障用户权益,并为打击跨国犯罪、维护网络安全  
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撑,是推进数字社会健康发展的关键。  
1
.建立统一的国际数字身份认证标准  
统一的国际数字身份认证标准的建立,首先需要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①。保护隐私权、确保数据  
安全、维护用户权益,应当成为这些标准制定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技术规范与交互操作性成为关键。不  
同国家和地区的数字身份系统需要能够互相认证和交互,这要求建立标准化技术协议和数据格式,支持包括  
区块链等去中心化技术在内的多种技术路径。此外,认证流程与标准的统一是保障系统安全性和效率的前  
提。包括用户身份验证、数据加密、信息交换等环节都需要明确的国际标准来指导,以防止出现数据泄露和  
身份盗用等问题。  
国际组织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可以提供  
一个平台,领导和协调数字身份认证标准的制定和推广。通过这些机构的共同努力,可以建立多边合作机  
制,促进政府间及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各国政府也需要在本国法律框架内引入和完善国际数字身份认  
证标准,确保法律政策的一致性和连续性。通过政策激励措施,如税收优惠、资金支持等,可以鼓励企业和机  
构采用和推广这些国际标准。  
2
.完善数字身份跨境流动的协调与合作  
在数字身份认证领域,跨境法律协调与合作的完善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建立数字身份认证法律体系与监  
管机制的互认是基础。这意味着各国需要通过双边或多边协议,相互认可彼此的数字身份认证系统和监管  
框架,简化跨境交易和合作的法律程序。同时,还应当制定统一的跨境数据流动法律框架。这一框架应当能  
够平衡数据流动的自由与个人隐私的保护,为数据跨境传输提供法律依据和保障。  
国家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频繁并难以被物理边界所阻隔②,因此,建立国际法律协调机制也是推进跨境  
合作的关键。这包括通过双边和多边协议来明确各方在数字身份认证和数据保护方面的权利与义务,以及  
建立有效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为数字身份相关的跨境问题提供法律途径和解决方案。跨国合作与信息共  
享是促进国际合作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建立国际信息共享平台,促进关于数字身份认证的技术、政策、法律  
等信息的交流和共享,对于提高全球数字身份认证体系的透明度和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此外,鼓励国际联合  
研究与开发项目,共同探索数字身份认证的新技术、新方法,可以加快技术进步和应用普及。  
考虑到各国法律文化和实践的差异,在推进国际合作的过程中应当采取灵活的方法和策略。尊重各国  
的法律文化差异,通过逐步推进和试点项目,逐渐解决合作中的技术、法律和政策问题,积累经验和信任,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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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构建一个全球化的、高效的、安全的数字身份识别体系。  
[责任编辑:苏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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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holasEpleyꢁDavidTannenbaum ꢁꢌTreatingethicsasadesignprobleꢁꢍBehavioralScience&Policy3ꢁno2ꢂNovember2017ꢃꢆ73-84  
绍莉莉《绿色元宇宙的法律规制———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协同发展》,《东方法学》2023年第1期,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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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卷第5期  
024年9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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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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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1ꢁN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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ꢂSocialSciencesEditionꢃ  
Septemberꢁ2024  
Sora使用者的著作权侵权风险  
与治理因应路径  
刘祖兵  
ꢄꢄ摘要:Sora生成的视听作品在思想与表达上分属于不同的权利主体,其使用者的著作权侵权风险具有高度隐  
蔽性。Sora是基于海量视频素材的场景“复现”,在场景与时间的交叉融合中生成,是思维与表达分离的创作过程。  
Sora使用者的行为存在侵犯复制权、改编权和传播权(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风险,且具有高度隐蔽性。“接  
触+实质性相似”的侵权判定规则和“过错原则”在适用上均存在障碍,甚至导致举证不能。应将Sora使用者纳入  
披露主体范畴,将Sora生成视听作品作为披露内容,同时引入在先作品使用背书制度,以此强化事前的算法风险  
防范机制,同时适度探索“举证缓和”制度和灵活使用“举证责任倒置”,以融合事前防范与事后治理。  
关键词:Sora;Sora使用者;著作权;侵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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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734ꢅjcnki1000-531520240316  
收稿日期:2024-05-27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智能汽车的数据商业化利用法律问题研究”(21YJA820032)、上  
海市软科学研究项目“智能网联汽车数据出境的法律风险及防控研究”(2269210440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祖兵,男,江西南昌人,同济大学法学院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智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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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知识产权法学,E-mailꢆncliuzb@126com。  
OpenAI于美国当地时间2024年2月15日发布大型视频模拟模型Sora①。Sora是基于对真实世界的  
深度理解和强大的模拟能力,根据使用者文本指令生成的连贯、一镜到底的高清视频。Sora的问世,标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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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在跨域生成领域取得了新突破。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rtificial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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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tedContent,AIGC)成为继专业生产内容(ProfessionallyGeneratedContent  
)和用户生产内容(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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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tedContent)之后的又一新型创作模式②,开启了“人机”协同创作视频新纪元。无论是专业人士,还  
是影视爱好者,甚至是普通使用者都能轻松“烹饪”高质量的“视听盛宴”。Sora不仅大大降低了视听作品的  
创作成本,而且提升了影视制作效率,更迎合了普通公众对生成高质量视频内容的强烈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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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以Sora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ArtificialIntelligence,GenAI)在助力人类实现视  
听成果极大丰富的同时,也将公众带入了对著作权侵权风险的深刻忧虑之中。一方面,Sora训练时可能侵  
害他人著作权,因为Sora是基于海量视频数据实现深度学习和强化训练的结果,但用于训练算法的视频数  
据,不乏处于权利保护期的视听作品;另一方面,使用者在使用文本指令驱动Sora跨域生成视听作品时,亦  
可能诱发侵害在先权利的巨大风险,或扰乱人类现有的知识产权秩序。本文通过剖析使用者在使用Sora过  
程中的著作权侵权风险及规制困境,建议完善披露制度和举证制度,以实现视听作品在先权利人权益保护与  
①
②
“Sora”,即日文中的“そら”,寓意“天空”,表达的是该款生成模型具有无限的创造潜力之意。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京东探索研究院《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白皮书》,2022年9月1日发布,2024年3月25日访问,httpꢆꢅꢅwww  
caictaccnꢅsytjꢅ202209ꢅP02022091358075291029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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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祖兵ꢄSora使用者的著作权侵权风险与治理因应路径  
技术发展并重的目的。  
一ꢄ行为解构:一种由Sora表达的文本思想  
Sora与使用者融合创作,生成物是由Sora表达的文本思想,其思想与表达所属主体分野。Sora在海量  
视频素材的“浸润”和强化训练下获得物理识别能力,基于使用者文本指令“复现”视频数据库中的场景,实现  
场景和时间的交叉融合而生成视听作品并反馈人类文本指令。  
(一)基于海量视频素材的场景“复现”  
Sora基于海量的视频数据实现强化训练。Sora在强化训练时需要大量的视频数据,对视听作品表现出  
较强的依赖性。人工智能将海量作品转化为可识别的代码数据供机器学习和训练使用,由算法自主生成在  
外观上与人类独创水平相似的作品。“无数据,则无算法”,GenAI与人类创作时参考已有文献一样,它也需  
要得到视频素材的“喂养”,这些素材即是以数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各种数字化作品①。GenAI基于海量的  
数据“投喂”,通过强化训练和深度学习使算法获得类似人类神经网络的思辨机制,继而依据使用者指令生成  
预期结果。GenAI是基于机器学习算法实现自动生成多类型数据的大模型,不仅能生成诸如文本、图像等  
静态数据,还可以制作音频和视频等动态信息,是建立在大模型和大数据基础之上的、对已有数据进行创作  
的前沿性人工智能技术②。Sora是GenAI的最新技术成果,它对视频数据具有强烈的依赖性。作为大型视  
频模拟模型,Sora的生成能力是在接受海量视频数据的持续“浸润”过程中不断完善的。它依赖于丰富的视  
频数据展开训练并理解物理变量之间的关系,依据使用者指令模拟现实世界的场景,以视频的形式反馈使用  
者文本指令③。  
Sora基于对视频素材的理解、复制和转换性使用,从而生成视听作品。GenAI归纳、分类、整理和分析  
大量已有作品数据,从中抽取和提炼作品的规则、模式、结构和趋势,将它们应用到具体的创作场景之中进行  
独立观察、持续改进和优化数据的分析与处理。每一部用于训练Sora的视频素材都是由有限数量的帧构成  
的,每个帧即是一张二维图片。Sora能进行字幕语句整合,在每个帧中标注物理矢量,通过该方法“理解”不  
同事物的物理矢量,通过学习视频素材中时间和空间的变化来“感知”事物之间的相对位置。经过强化训练,  
Sora逐渐获得“涌现”能力,即它能够自发性地学习物理世界的基本规律并模拟物理现象,冲破人为参数的  
束缚,即通过对视频素材中的物理矢量关系的理解,复制、转换使用和再现类似场景的表达。  
然而,Sora生成视频的现实基础是视频素材中有限的物理矢量,Sora基于视频素材标的之间的相对关  
系来理解使用者指令所关联的视频场景,它并不具备创造能力。换言之,Sora是在海量视频中选择有限数  
量的帧,基于对帧的理解来学习视频素材提供的表达。也就是说,Sora主要是对视频数据进行复制、组合和  
再加工,用独特的表达形式反馈使用者文本指令。因此,在OpenAI提供的官方DEMO中出现行人在行走  
时左右脚步调不协调、画面扭曲和动物数量失控等肉眼可见的缺陷,这即是Sora在将多个视频复制、组合和  
再现过程中产生的单独帧错位的原因所致。然而,当可供训练的视频数据足够丰富时,Sora的理解能力会  
得到极大的增强。例如,《行走在东京街头》的视频虽然存在瑕疵,但是这部长达60秒的视频从动作效果、头  
发、服装等细节方面都实现了十分连贯的场景转换,已基本达到以假乱真的水平。  
(二)基于场景与时空交叉融合的视频生成  
与其他视频生成模型相比,Sora显现出明显的场景与时空相融合的生成特征。此前上市的文生视频模  
型也普遍存在因循环网络、生成对抗网络、自回归变压器等技术导致的狭隘视觉和视频时限的局限问题④。  
Sora就此类问题进行了模型改进,它能深度理解使用者的文本语义,在此基础上迅速匹配视频数据库中的  
字幕信息,实现复杂场景下跨时空融合视频的生成。  
①
②
焦和平《人工智能创作中数据获取与利用的著作权风险及化解路径》,《当代法学》2022年第4期,第128页。  
邹开亮、刘祖兵《生成式人工智能个人信息安全挑战及敏捷治理》,《征信》2024年第1期,第41ꢊ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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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ꢌVideogenerationmodelsasworldsimulatorsꢁꢍOpenAIꢁlastmodifiedFeburary15ꢁ2024ꢁhttpsꢆꢅꢅopenaicomꢅresearchꢅvideo-generation-  
models-as-world-simul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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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50ꢅarXiv210410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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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Sora依据文本指令精准生成视听作品①,实现跨时空的连续表达。Transformer②能强化算法长距离语  
境理解能力和泛化能力,从而使Sora能够准确捕捉到与文本指令高度匹配的上下文字幕语境,提高调用视  
频语料的精准度。同时,为了给多机位的视频生成提供多视角,它将不同的场景、动作和灯光条件等融合为  
所要生成视频的素材,保证生成内容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连续性,也能使表达形式之间具有高贴合度、连贯  
性和准确性。Sora的强化学习和多模态处理能力,使其能够全面、多维度地理解文本指令中包含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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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得益于Transformer,自然语言处理模型(NaturalLanguageProcessing,NLP)能与字幕模型配合将处  
理的所有字幕和文本指令矢量化,以此提高算法匹配的精准度。Sora的字幕语句整合功能可以多角度理解  
和分析视频语料库的外在表现与内在联系,为实现高质量视频生成提供精度上的支持,也为视频表达提供了  
多种可理解的形式。  
Sora对真实世界展开高度仿真。Sora通过理解视频素材中的物理矢量关系,对变量“块”( )展开  
patches  
多样化的复制、模拟和组合应用③,它将二维帧拓展至“三维空间”。“块”记录帧的物理矢量,即它们在时间  
和空间上的相对关系。换言之,Sora应用“时空块”理解视频物理素材。它在该过程中能精确地处理视频物  
理要素之间的衔接,从而摆脱存在于二维帧之间松散的关联关系,在表达上实现视频之间的精准衔接,使同  
一物理素材在不同场景下具有很好的应景感。使用者使用文本指令命令Sora将视频素材扩展至其他场景,  
并进行自动调整、变换机位等多类型操作。基于这些技术优势,Sora已基本实现对现实世界的高度仿真,最  
后生成的视听作品能够反馈文本指令所提供的创作思想。  
Sora基于高效率和低成本优势加速了人类视听作品的创作过程。当下,个人创作面临着单机位、内容  
重复且后期处理成本高的问题,同时,专业的视频制作从业者凭借主观经验布置拍摄场景面临较大的成本负  
担与失败风险,特别是对一些需要特别处理的题材,如科幻类的、二次元等类似题材。Sora基于使用者的简  
短文本指令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即能生成高度逼真的、多机位的视频视觉效果预览,极大地赋能创作灵感,  
降低创作成本,在提高创作灵活性和创作效率等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也能对公众视频创作技术的提  
升和视频表达形式的多样化提供有效借鉴。Sora对创作者的事实偏好和行为数据具有依赖性,会在理解私  
人订制的亲密关系中生成个性化的表达。这种激荡着“数字生命感”的叙事方式,不仅能精准地满足作者与  
观众的需求,亦能推动实现文本内容的多样化表达,使受众高效地找到与自己兴趣相符的独特内容。  
(三)基于思维与表达分离的创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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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ra生成模型有着区别于传统人工智能算法(ArtificialIntelligenceAlgorithm)的工作模式。传统人工  
智能算法的工作模式是通过接受强化训练获得泛化能力,在海量离散数据之间建立相关联逻辑关系,推导或  
预测类似场景下的规律,即其主要运行基础是大数据支撑下的机器学习。人类在熟知其运行逻辑的基础之  
上,通过输入待执行文本指令和设置运行参数,得出目标作品。易言之,在应用传统人工智能算法进行创作  
时,其创作思想和表达均反映的是使用者的真实意志。反观Sora,使用者在生成视频的过程中参与度要低  
很多,作品的表达形式也已经超越人类的预期。  
一方面,视听作品的思想内容源于人类文本指令。使用者使用文本指令启动“创作”进程,Sora依据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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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调用视频语料库中的素材后展开创作。得益于字幕生成模型(VideoReCapModel),Sora对视频语料  
库的素材进行字幕标识。Sora创作的过程始于使用者下达的文本指令,即根据使用者指令要求标识、调用  
视频库中的字幕,从而对视听作品的物理矢量进行复制、组合、模仿和转换性使用。虽然使用者文本指令的  
来源多样,但从性质上看可归纳为两类:第一类,是使用者即兴创作的写实文字,或者受著作权保护的自有作  
①
②
关于AIGC是否构成作品,学界已展开了较多讨论。本文支持AIGC作品“肯定说”,即认为在符合最低独创性的标准之上,AIGC是著作权  
法上的适格作品,且其权利归属于实际使用GenAI创作的个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该观点也得到实务案件支持,例如北京互联网法院  
审理的“全国第一例AI生成图片著作权案”,案号:(2023)京0491民初11279号。  
Transformer是谷歌于2017年首次发布的一款算法强化训练模型,它采用注意力机制的深度学习,按输入数据的重要性分配训练强度并分  
配不同的算力资源,从而提高模型生成的精度。该模型在ChatGPT模型训练时已被使用,是一种比较成熟的训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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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刘祖兵ꢄSora使用者的著作权侵权风险与治理因应路径  
品内容,这种文本指令是使用者创作的,它们可以是对世界事实状态的描述,也可以是使用者表达心理感受  
的词句等;第二类,则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文字作品的全文或者摘选其中的部分篇章,使用者从文字作品中  
节选部分内容或者全部用于指示Sora创作,其中不乏仍然处于权利保护期内的作品,当然,也有因超过保护  
期不再受著作权保护的文字作品。文本指令是开启Sora视频创作的钥匙,Sora在使用者指令的驱使下调  
用视频素材库中的物理矢量展开生成程序。  
另一方面,Sora为作品思想提供多样化的表达。使用者将创作文本指令传达给Sora,其创作思想和创  
作意图通过有限的文字传达给GenAI大模型,寄希望于通过Sora高效、多样和精准的表达方式将文本思想  
表达出来。使用者用有限的文本指令(写实文字或作品内容)驱使Sora进行视频创作时,思想和表达是绝对  
二分的,即独特且个性的思想、情感归于使用者,而生动、绚丽的表达由Sora负责实现。也即,Sora通过读  
取使用者文本指令中包含的思想,关联视频数据库中与之匹配的字幕标签,然后调用视频物理矢量加以改  
造,生成符合使用者指令所期望的视听作品。人类创作的作品与算法生成的作品在形式上的最大区别,就在  
于人类先有思想后有表达,而算法则是先有表达然后基于理解使表达具有思想、情感或艺术价值①。Sora的  
创作过程正是基于此逻辑,它在符合文本指令的思想下套用多种物理矢量的表达形式,满足使用者对视听作  
品的创作需求。  
二ꢄ风险表征:Sora使用者侵权的多重体现  
一般认为,当下的人工智能算法不具备著作权主体资格,它并非法律关系的实施者②。因此,直接表达  
人工智能算法侵权的观点存在欠妥之处。也有学者从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法律属性出发,倒推其主体身份,继  
而阐明侵权表述的合理性③。这种观点虽然未直接明确人工智能是侵权主体,它或许为人工智能算法成为  
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者身份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但并不符合人类现行法律关于主体性的规定。因为,依据  
现行法律规定,仅有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才是适格作者④。事实上,使用者借助Sora创作的表达与思  
想是绝对二分的,使用者应该对使用Sora的生成行为负责,即Sora使用者应当对输入文本指令至生成视听  
作品,再到该作品在信息网络上传播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  
(一)侵犯复制权的风险  
GenAI侵权行为主要发生在数据训练环节和生成内容环节⑤,Sora对在先视听作品复制权的侵犯也出  
现在模型训练和视听作品输出的环节。《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复制行为要求将作品从一个有形载体转移到另  
一个有形载体,且作品能在该载体上相对稳定、持久地固定⑥。该权利规制的是在未经权利人许可且无法定  
抗辩事由的前提下,在有形载体上再现作品的行为,即增加作品复印件的行为。Sora进行模型训练环节和  
作品输出环节,不仅涉及临时复制,还永久性地复制在先作品,应当分阶段讨论其行为。  
1
.模型训练阶段  
在进行深度学习之前,大模型需要对视频素材展开字幕标签化处理(数字化转换),以供Sora创作时调  
用。虽然该过程涉及对在先视听作品的临时复制,但并未实质性地增加其复印件数量。因此,使用在先视听  
作品训练Sora阶段并未侵犯复制权。尽管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将“复制”限定为以“印刷、复印、拓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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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录像、翻录、翻拍、数字化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行为,然而,《伯尔尼公约》(Bern  
Convention)第九条规定的复制行为范围明显较为宽泛,其将复制行为扩大为以“任何形式、任何方式复制”,  
认为对视听作品的特定复制不限于有形复制载体。域外其他国家的法律规定也不尽相同。例如,《英国版权  
法》第十七条并未就“复制”行为作实质性规定,而是认定复制的在先作品的全部内容或者其中的实质内容;  
①
②
③
④
黄姗姗《论人工智能对著作权制度的冲击与应对》,《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163页。  
邹开亮、刘祖兵《试论智能算法主体化》,《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第67、71页。  
王迁《三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著作权法中的定位》,《法商研究》2024年第3期,第196ꢊ197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创作作品的自然人是作者。”“由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主持,代表法人或者非法人  
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视为作者。”  
王利明《生成式人工智能侵权的法律应对》,《中国应用法学》2023年第5期,第28页。  
⑤
⑥
王迁《著作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4ꢊ165页。  
8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美国版权法》虽然也未明确复制行为的构成要件,但在实务中偏向于对《伯尔尼公约》作扩大性解释。由此  
可见,人类现行著作权法对应用视频数据训练Sora的行为是否侵犯在先权利人的复制权的认定标准不一,  
至少当下我国法律是持否定态度的。在实际使用Sora的过程中,鉴于使用者并未实际参与Sora的训练过  
程,他们不应对其训练行为负责。因此,Sora在训练过程中是否存在侵权行为与使用者并不相关,Sora使用  
者并不对GenAI大模型在训练中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  
2
.视频生成阶段  
Sora在输出视听作品的环节存在侵犯复制权的巨大风险。如果经由Sora创作的视频与在先视听作品  
存在实质性相似,即构成对在先视听作品复制权的侵犯。应当根据现行“接触+实质性相似”规则,分别评析  
“接触”和“实质性相似”要件。  
应当从Sora与使用者融合创作的视角适用“接触”要件,而非单独分析Sora与使用者的行为。当使用  
者的文本指令不由其创作产生,而是来自在先作品的时候,使用者将文本指令传达给Sora之前即已实质性  
地接触在先作品,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Sora在接受视频数据展开训练时,出于对理解视频物理矢量的目  
的而进行的分类、汇编等接触作品的行为,能否成为使用者侵权的要件呢?鉴于使用Sora的目的是实现创  
作,该创作是由使用者提供“思想”和Sora提供“表达”的融合行为完成的,因此,并不能将使用者创作目的和  
Sora创作意图视为一个共同的创作意愿,  
即使用者和Sora并不存在共同侵权的直接故意。换言之,Sora对  
在先视听作品的分类、汇编等行为,属于使用者实施间接接触在先作品的行为,不能将使用者纳入共同侵权  
的主体范围之内。  
复制权侵权是以作品中存在相似的表达为构成要件,而非仅仅内容的实质性相似。它是以使用者的文  
本指令指向的作品表达与Sora复制、组合和转换性使用视频矢量生成的视听作品与在先作品之间存在高度  
的相似性为要件,即Sora在理解在先视频的基础上,对在先视听作品进行转换性使用的程度较低,人们仅凭  
肉眼可见的方式足以察觉二者之间存在高度相似性,即判定为复制权侵权。也就是说,倘若Sora生成的视  
听作品与用于训练算法模型的在先视听作品之间存在实质性相似,那么即存在复制权侵权的盖然性。然而,  
我们还需要看到“实质性相似”并非构成侵权的充分条件,而仅仅是必要条件。对于生成视频的表达风格是  
否能成为判定实质相同的因素,目前学界基本持否定态度。即使创作结果与该文字作品的“风格”构成实质  
性相似,也并非必然构成侵犯复制权。  
(二)侵犯改编权的风险  
改编权侵权发生在使用者选择文本指令和Sora依据该指令进行视频生成的环节当中。著作权法中的  
改编是指改变作品的表达形式,创作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行为。也有部分域外法律规范并不禁止改编行  
为本身,而仅仅把改编作品后的使用行为作为规制对象。例如,《德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只有在作  
品权利人允许的情况下,才能使用改编后的作品。一般认为,通过解构使用者使用Sora创作的具体行为可  
以发现,其生成的视听内容在达到最低独创性要求之后即完成作品的创作,形成改编作品,这种根据文字作  
品的思想改变在先视听作品表达的行为存在侵害改编权的风险。  
当文本指令属于第一种类型,即来源于使用者自己创作的作品时,因文本指令是Sora使用者的智力成  
果,所以并不涉及侵犯改编权。如果涉及修改权,使用者实施的亦仅仅是对自己享有著作权作品的改编行  
为,并不满足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但是,当文本指令是从他人作品中节选的片段或者是作品的全部时,正  
好该作品又处于权利保护期内时则可能落入改编权的“禁区”之内。如果Sora生成的内容符合最低独创性  
标准,该视频是对文本指令蕴含思想的一种表达,证明其已完成改编。如果生成作品仅仅是对在先作品增加  
了部分情节、生动画面和绚丽色彩,使在先作品中的思想具有更加具体的表达形式,那么,这种改编作品就存  
在侵犯改编权的风险。因此,使用他人处于权利保护期内的在先作品作为文本指令,要求Sora展开视频创  
作的行为,就涉嫌侵犯他人改编权。  
Sora对文本指令创作的内部过程亦涉及对视听作品的改编。Sora基于对海量视频数据的理解,学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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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祖兵ꢄSora使用者的著作权侵权风险与治理因应路径  
物之间物理关系的表达。GenAI并非实质性地以某单部作品为基础进行再创作①。Sora在算法生成逻辑上  
具有融合性,即它对事物物理性质的理解不是基于单一作品,而是综合多部作品的结果。有观点认为,  
GenAI生成内容是软件设计版权的演绎作品②。虽然这种观点在文字作品生成时期存在合理性,但随着  
GenAI技术的持续进步,逐渐显现出局限性。特别是文生图大模型的出现使这种观点难以自圆其说。大模  
型对物理矢量的理解已经摆脱了版式设计的固定性要求,如果将视频的表达形式视为软件设计的版式,而版  
式是相对固定的,这即与GenAI生成形式的多样性与可变性相悖。另外,演绎行为不仅需要忠实在先作品  
的表达,还需要发展该表达,使两种相似又具有区别的表达形式融为一体。Sora训练的目的是形成对世界  
物理矢量的理解能力,在理解的基础上对在先视听作品的表达风格进行转换性使用。可见,只是符合“事前  
授权、事后付酬”的前置条件之下,并不能完全排除经由Sora生成的作品成为演绎作品的可能性。然而,这  
种传统的授权使用方式对于Sora提供者而言又会是一种巨大的挑战,不仅仅表现在经济成本上,还会徒增  
沟通成本。因此,在实务中意图套用演绎作品的生成规则并不能有效抗辩Sora对侵犯改编权的嫌疑。  
(三)侵犯传播权的风险  
Sora使用者的传播权侵权风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和广播权。传播权并非一  
项具体的权利,而是一个权利体系,它由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构成,是不依赖于有形载  
体将作品从一方向另一方传播而产生的权利。在信息网络环境下,使用者使用Sora生成的视听作品诱发的  
侵权风险,主要涉及对信息网络传播权和广播权的侵犯。  
使用者将由Sora生成的视听作品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延时发布),可能诱发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  
风险。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信息传播多是通过互联网进行的,AIGC中包含受著作权保护的客体内容,它  
们通过有线或是无线的形式传播,存在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风险③。一旦将Sora生成的视频作品在信息  
网络向公众延时传播,公众在其选取的时间和地点内能获取到该作品(按需获取),即构成信息网络传播权侵  
权。无论是使用有线还是无线的方式传播该视听作品,都是信息网络传播权控制的行为。信息网络传播权  
是著作权中的经济性权利,它是为作者提供经济价值回报的途径④。当下,信息网络发布业已是使用者将生  
成后的视听作品传播并实现其经济价值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作品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Sora使用者在网  
络上传播存在无法规避的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风险⑤。  
使用者将经由Sora生成的视听作品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公开发布,还涉嫌侵犯广播权。我国《著作权  
法》第十条将《伯尔尼公约》第十一条之二的“广播和相关权”的规定确定为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公开传播或  
者转播作品,以及通过扩音器或者其他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的权利”。虽  
然从法条上看,广播权的三项中并未包含使用信息网络传播作品的情形,但是考虑到《伯尔尼公约》订立时并  
未出现信息网络这一传播方式,根据当时的立法背景,应当对其作扩大解释,推定广播权的传播方式应当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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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信息网络,这点也在1996年缔结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orldIntellectual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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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CopyrightTreaty,WCT)第八条得以确认,即“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可  
获得这些作品”。因此,使用者将Sora生成的视听作品在信息网络上传播存在侵犯广播权的风险。  
三ꢄ治理障碍:Sora使用者侵权风险治理难题  
(一)“接触+实质性相似”规则适用困难  
通说认为,使用者使用他人在先作品指令Sora融合创作即已构成对该作品的实际接触。因此,对于“接  
触”要件而言并不存在适用障碍。但“实质性相似”要件则不然,在传统知识产权侵权场景下,“实质性相似”  
规则可以防止行为人滥用知识产权法中的公众接触权⑥。然而,在使用者与Sora融合生成的创作模式中,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陶乾《论著作权法对人工智能生成成果的保护———作为邻接权的数据处理者权之证立》,《法学》2018年第4期,第9页。  
熊琦《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认定》,《知识产权》2017年第3期,第6页。  
马治国、赵龙《文本与数据挖掘对著作权例外体系的冲击与应对》,《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第108页。  
王迁《<著作权法>修改:关键条款的解读与分析(上)》,《知识产权》2021年第1期,第35页。  
林秀芹《人工智能时代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重塑》,《法学研究》2021年第6期,第178页。  
吴汉东《试论“实质性相似+接触”的侵权认定规则》,《法学》2015年第8期,第65页。  
8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使用“接触+实质性相似”规则判定侵权时常常发生适用障碍。无论是使用者文本指令包含的在先作品思  
想,还是算法服务提供者收集的用于生成视听作品的作品表达,它们经由Sora融合创作后,在先作品中的实  
质性表达部分常常难以为一般公众所觉察。因此,在思维与表达分属于使用者和Sora的融合创作过程中,  
用于事后判定侵权的“接触+实质性相似”规则或将难以适用。一方面,“实质性相似”主要是应对单个侵权  
客体而设计的原则。GenAI特别是Sora在使用在先视听作品素材时,其数据并非单一视频素材,其对素材  
的使用也并非对表达进行简单挪用,更非完整照搬。Sora使用视频素材中的物理矢量是经其理解后的再应  
用。例如,人物衣服的大小、颜色及其他附件常常是经过重新搭配后的组合应用。又如,人物行走动作和肢  
体外观都是经理解后的矢量转换。因此,无论是采用整体观察法,还是显著部位观察法,在不公开算法后台  
参数的情况下是难以认定其生成内容是否达到实质性相似的标准的。另一方面,在使用者文本指令思想与  
视听作品表达融合生成的场景下,在先作品描述的场景并不能完全受到“实质性相似”规则的约束。使用者  
将创作的思想通过文本指令传达给Sora,它再将这种思想以场景化的表达形式融合进入视听作品当中,即  
在融合创作的过程中,Sora复制在先视听作品的表达行为具有高隐蔽性,在表象上即已脱离“实质性相似”  
标准可规制的对象范畴,这无疑给司法适用带来障碍。  
鉴于此,依赖事后的“接触+实质性相似”标准,已难以有效应对使用者与Sora共同参与下的新型侵权  
判定。因此,应当着力于强化事前风险防范机制,希冀融合事前防范措施与事后“接触+实质性相似”规则,  
有效化解侵权认定的障碍。  
(二)在先权利人维权举证困难  
当事人诉讼地位的不平等和Sora侵权的隐蔽性使在先权利人(受害人)举证困难,甚至常常发生举证不  
能。归责标准取决于应用场景,在AIGC侵权案例中,在先权利人负担的举证责任较高,而且他们往往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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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弱势的地位,很难掌握强有力的侵权证据①。美国SarahAndersenvStabilityAI案正是因为原告(个  
人联合诉讼)提供的证据不足,致使一审法院驳回艺术家们的大部分请求,原告不得不撤回损害赔偿的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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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②。无独有偶,正在审理的TheNewYorkTimesCompanyvMicrosoftCorporationꢁOpenAIꢁINC案也  
涉及举证困难的问题,致使《纽约时报》陷入维权窘境之中。  
知识产权法系私法,它以“过错原则”为首要举证原则,即在先权利人有义务证明Sora使用者的行为与  
侵权结果之间存在直接联系(因果关系)。换言之,只有Sora使用者存在过错,才会导致其承担侵权责任的  
可能性。然而,只有当被告因直接故意(明知+希望)实施侵权行为时,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因为AIGC的  
出现具有随机性与不可预见性,且发明Sora的目的并非希望实施侵权行为而受益。可见,无论是Sora服务  
提供者,还是使用者,构成直接故意的主观心理态度的可能性较小③。因此,对于服务提供者而言,其承担侵  
权责任的可能性相对较小。以复制权为例,对于在训练Sora时被临时复制在算法逻辑当中用来理解视频要  
素的物理矢量而言,因被Sora提供者掌握,在先权利人取得相关证据的难度很大,更不用说证明他们与生成  
视听作品存在关联性。  
引证视听作品与生成的视听作品之间的关联关系隐蔽,致使在先权利人常常举证不能。在先权利人或  
主张Sora使用者侵权,即认为使用者在从文本指令输入直至视听作品生成和传播这个过程中承担侵权责  
任。然而,著作权法保护表达而不保护思想。引证作品所内含的思想经Sora转换性处理后,常常被多部视  
听作品的融合物理矢量表达出来,尽管引证作品中的部分场景仍然会被争议为在先视听作品的保留,但在缺  
少必要的后台技术支撑的情况下,仅凭在先权利人的智慧仍然难以有效辨别其与在先作品之间的实质联系。  
因此,即使被诉视听作品被用于信息网络传播,权利人也难以举证其思想源于引证作品,更不用说该作品已  
经获得复合性的表达形式。由此可见,思想与表达主体分离带来的关联性弱化,无疑给权利人的维权诉请带  
来了较重的举证负担。  
①
②
臧志彭、丁悦琪《中国AIGC著作权侵权法律规制的优化路径》,《出版广角》2023年第24期,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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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SarahAndersenvStabilityAI案,即KellyMcKernanꢁKarlaOrtiz和SarahAndersen代表其他艺术家向美国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诉  
AI公司(Stability)、DeviantArt公司(DeviantArt)及Midjourney公司(Midjourney)等侵害其著作权的案件。  
朱振《归责何以可能:人工智能时代的自由意志与法律责任》,《比较法研究》2022年第1期,第53页。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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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祖兵ꢄSora使用者的著作权侵权风险与治理因应路径  
法律不能强人所难,要求在先权利人举证这种隐藏于AIGC背后的侵权行为或已失去合理性。较重的  
举证义务将导致权利人丧失获得司法救济的权利,这也变相助长了Sora使用者滥用他人在先作品的行为,  
破坏了人类知识产权秩序。  
四ꢄ风险纾解:Sora使用者侵权治理的因应路径  
鉴于事后的“接触+实质性相似”标准和“过错责任”原则带来的Sora使用者侵权治理障碍,不仅应当从  
披露主体、披露内容层面完善我国算法披露制度,同时引入在先作品使用背书制度,以此强化我国GenAI治  
理的事前风险防范机制。此外,还应当适度探索“举证缓和”制度和灵活使用“过错推定”原则,融合事前防范  
与事后治理的综合应对。  
(一)完善披露制度以期健全事前防范机制  
Sora与使用者融合生成场景表现出新的侵权特点,  
仅凭“接触+实质性相似”判定标准已无力应对。因  
此,需要完善和巩固算法披露制度,以此健全我国应对GenAI侵权风险的事前防范机制。当下,我国业已初  
步建立由《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算  
法推荐管理规定》、《网络音视频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行政法规构成的算法披露制度体系,但是仍然存在披  
露主体单一、披露内容片面等问题。为此,建议将使用者纳入披露主体范畴,将生成的视听作品纳入披露内  
容之列。此外,还应建立文本指令使用背书制度,以规范Sora使用者的行为。  
1
.将Sora使用者纳入披露主体的范畴  
当前,在我国主要由GenAI服务提供者承担算法披露义务。例如,《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  
定》将Sora提供者(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含技术服务支持者)作为主要的披露义务主体,从信息标识内容上  
明确了具体的披露义务。又如,《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将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作为主要规制  
对象,使之担负在算法推荐中有关信息合成内容的披露义务①。可见,当下我国与著作权制度相关的算法披  
露义务主要由算法服务提供者承担。鉴于使用者的文本指令来源具有强隐秘性,在先权利人往往难以举证  
生成后的视听作品源于引证作品,同时,在司法实践中“接触+实质性相似”规则应用存在前述障碍,这些因  
素往往使在先权利人无法通过一般诉讼程序维护其合法权益,给我国著作权制度的正常运行带来障碍,因  
此,建议将Sora使用者纳入披露主体范围,以此完善我国算法披露主体制度。  
2
.将Sora生成物纳入披露内容之列  
建议将经由Sora生成的内容作为算法披露对象,对生成的视听作品作必要的权利标识。披露制度的目  
的之一即是消除在先权利人与Sora使用者之间的信息差。为了在生成后的视听作品和在先作品之间建立  
易于察觉的关联关系,维护在先权利人的合法利益,增强作者的创作热情,Sora使用者不仅应当对被选择的  
文本指令负责,也需要对生成的视听作品负责。同时,公众可以借此机制对争议视听作品在传播过程中的权  
利风险作出预判,减轻事后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负担。具体而言,一方面,生成后的视听作品应当在显著部位  
注明经由人工智能生成(如水印),以防止该作品在信息网络传播中发生二次权利侵害。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标识义务已经逐渐成为业界之共识②,对治理虚假新闻和深度伪造等具有重要意义③。另一方面,生成后的  
视听作品还应在明显部位标注权利管理信息,将使用者的署名、文本指令涉及的权利信息,例如作品名称、作  
ꢀ
者姓名等在明显部位标注。此外,GenAI开发者应将AIGC归属方案嵌入AIGC信息框架之中,确保公众  
可以及时确定生成内容的权利归属④。  
3
.引入在先作品使用背书制度  
作为一种强制性的行政监管制度,在先作品使用背书机制的核心任务在于记录GenAI算法在训练过程  
中使用在先视听作品的明细,如作品名称、作者、使用章节和使用者信息、使用目的以及作品上下文语义等,  
①
《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发现未作显著标识的算法生成合成信息的,应当作出显  
著标识后,方可继续传输。”  
②
③
④
刘晓春、夏杰《人工智能标识义务的功能与实践》,《中国对外贸易》2023年第11期,第52页。  
张惠彬、王怀宾《版权优先还是技术优先?———法国应对AIGC版权风险的趋势及启示》,《编辑之友》2024年第5期,第108页。  
陈俊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信息披露机制构建研究》,《中国科技论坛》2024年第3期,第164页。  
8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旨在记录Sora提供者、使用者及其他相关主体进行GenAI视听作品创作的行为。引入背书制度的目的在  
于记录Sora生成视听作品的文本指令的来源和内容,而非仅仅是训练Sora的视频数据权利信息。在使用  
者使用端,背书制度能很好地记录使用者用于指令Sora进行整合创作的文本作品指令的权利信息。在制度  
设计上,背书机制是一种弱公示制度,背书信息公开的对象不仅仅是在先权利人,还应当包括接触Sora生成  
内容的一般公众。背书制度的基础运行逻辑是算法设计者设计背书功能、Sora实时执行背书任务、在先作  
品权利人和相关使用者了解背书内容、使用者和其他公众知悉Sora使用在先作品训练的情况。该制度一方  
面能有效回应合理使用制度在Sora训练中的应用要求,缓和Sora训练过程中涉及的在先视听作品权利冲  
突,平衡技术发展与权利保护的双重要求;另一方面能从技术层面为在先权利人在权利争议诉讼中提供充足  
的证据支持,减少不必要的举证压力,是一项融合事前防范与事后救济的重要权利保障措施。  
(二)使用“过错推定”原则应对在先权利人举证难题  
因Sora表达与使用者文本指令融合生成过程具有黑箱特性(隐蔽性),与案件有关的绝大多数证据都被  
算法服务提供者和使用者控制,在先权利人难以取得作品使用情况和对方心理状态,这些给在先权利人带来  
较重的举证压力,使在先权利人承担了不合理的举证义务,常常发生举证不能的障碍。为实现个案公平和提  
高司法效率,可以尝试探索如下两条路径。  
1.适度探索“举证缓和”制度  
“举证缓和”制度即应用柔性的方法在个案中调整弱势一方当事人的举证义务。“举证缓和”是在尊重  
“过错原则”的基础上,适当调整在先权利人的举证义务范围。该制度应用的前置条件是在先权利人已经穷  
尽必要的举证手段,履行了最大限度地收集并提出证据的义务,在此基础上赋予法官相对较大的自由裁量  
权,减轻诉讼弱势方即在先权利人在案件中的举证义务。然而,Sora提供者和使用者凭借技术优势,往往会  
故意地损毁、隐匿有关侵权参数、材料以及使用记录等重要的证据材料,发生“举证妨碍”。“举证缓和”的实  
质是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以推动实现个案公平,该制度是化解举证障碍的首选路径。  
2.尝试灵活应用“举证责任倒置”  
由在先权利人承担必要举证义务的基础上,灵活应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人工智能技术的专业性及  
黑箱属性使受害人面临举证困难,他们无力识别风险、证明产品缺陷以及其因果关系。反观Sora提供者,他  
的风险预见和控制能力更强①,故可以尝试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现实中,Sora具有很高的技术壁垒,  
其技术相对封闭,“过错推定”原则要求证明被诉方无过错,这对他们而言并非难事。因此,建议尝试灵活应  
用“举证责任倒置”。但是,并非绝对由Sora提供者和使用者承担证明其行为与侵权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  
系的义务,而是先由在先权利人承担必要的举证义务。例如,要求在先权利人证明由Sora提供者和使用者  
具有侵权的明显表征和较大可能,但又无力提供实际侵权的证据时,再由法官将举证义务转至Sora提供者  
和使用者,由他们证明自己未实际实施侵权行为,或者证明他们的行为与侵权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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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已经尝试该制度,如欧盟在《人工智能责任指令》(AILiabilityDirective)中对可反驳的因果关系进行推  
定,对于人工智能算法产品侵权案件,原告进行了必要的举证义务后,可要求相对方披露相关证据以帮助确  
定潜在的责任方,若被告未按法院要求披露,法院会推定被告违反了规定的证据披露义务②。可见,该制度  
可为应对我国当下或者将来可能面临的治理困局提供必要的借鉴。  
[责任编辑:苏雪梅]  
①
王利明《论我国侵权责任法分则的体系及其完善》,《清华法学》2016年第10期,第119页。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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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ꢌArtificialintelligenceꢆMEPswanttoensureafairandsafeuseforconsumersꢁꢍEuropeanParliamentꢁlastmodifiedFeburaty12ꢁ2020ꢁ  
httpsꢆꢅꢅwwweuroparleuropaeuꢅnewsꢅenꢅpress-roomꢅ20200206IPR72015ꢅartificial-intelligence-meps-want-to-ensure-a-fair-and-safe-use-  
for-consumers  
88  
第51卷第5期  
024年9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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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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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1ꢁN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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ꢂSocialSciencesEditionꢃ  
Septemberꢁ2024  
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的  
逻辑转换与制度优化  
王艳西  
ꢄꢄ摘要:从制度变迁过程考察,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的制度逻辑经历了以“土地权换市民权”为特征的  
权力逻辑向以“自愿退出”为特征的治理逻辑的转换。实践表明,在以自愿退出为特征的治理逻辑下,宅基地有偿  
转让无法发挥宅基地财产价值对进城落户人员市民化成本的支撑作用,因而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的制度  
逻辑应从治理逻辑向市场逻辑转换。但宅基地有偿转让市场化面临权能受限下的产权交易困境、有限市场空间下  
的价值实现困境和“失宅”风险下的生计保障困境。为突破困境,顺利实现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的逻辑转  
换,应以“三权分置”为契机,夯实宅基地使用权的用益物权法律地位,突破身份限制、用途限制和空间限制,拓展宅  
基地有偿转让市场空间,以渐进市场化路径保障进城落户人员生计稳定。  
关键词: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市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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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734ꢅjcnki1000-531520240416  
收稿日期:2024-01-18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青年项目“四川省进城落户农民宅基地有偿转让的逻辑转向与制  
度优化研究”(SCJJ23ND434)、成都理工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项  
目“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的逻辑转向与制度优化研究”(YJ2023-ML005)、成都理工大学“双一  
流”建设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建设项目“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研究”(ZDJS20220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艳西,男,河南濮阳人,经济学博士,成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政  
ꢀ
治经济学、土地经济,E-mailꢆwyx@cduteducn。  
农村常住人口大幅减少与城镇户籍人口上涨、住宅用地面积增加并存。盘活农村闲置宅基地、促进进城  
农民落户城镇,成为当前阶段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和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均  
强调,“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合法土地权益,鼓励依法自愿有偿转让”①。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整合盘活  
农村零散闲置土地,保障乡村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用地”②。宅基地有偿转让成为保障进城落户人员合法土  
地权益、盘活闲置宅基地的重要路径。但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的理论基础是什么?进城落户人员  
宅基地有偿转让的方式如何选择?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的风险何在以及如何规避?要进一步推动  
进城落户人员自愿有偿转让宅基地的政策落实,必须回答上述关键问题。  
围绕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学界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了研究。一是“宅基地换城镇住房”的  
正当性及其理据。城镇化要以人为本,“宅基地换城镇住房”是以农民私人收益交换市民权,农民获得的补偿  
ꢀ
ꢀ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1页;《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二〇二三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2023年  
月2日),《人民日报》2023年2月14日,第1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2024年1月1日),《人民日报》2024年  
月4日,第1版。  
(
1
②
2
8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低于宅基地市场价格,其虽获得一定收益但未得到获得收益的权利,因而不具有正当性①。二是进城落户人  
员宅基地有偿转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从必要性来看,宅基地具备生产资料属性,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财产  
权益的保护应从消极的权利维护向积极的权利转让转变,以宅基地的财产收益为市民化提供成本支持②。  
从可行性来看,在传统“两权分离”结构下,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保障功能和资产功能相冲突,但在“三权分  
置”的情况下,进城落户人员可在保留宅基地农户资格权的同时自由流转其宅基地使用权③。三是进城落户  
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的对策。包括打破村组界限允许城市居民转入宅基地④、建立全国性转让程序⑤、按发  
展的不同战略阶段采取不同转让策略⑥、建立多样化流转机制⑦以及探索宅基地价值实现路径⑧等。  
现有研究大多从“三权”(宅基地集体所有权、农户资格权、宅基地使用权)整体视角探讨进城落户人员宅  
基地转让,专门对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进行研究的文献较少。同时,现有研究大多停留在对策层  
面,对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的内在逻辑关注不够。基于此,本文从制度变迁角度分析进城落户人员  
宅基地有偿转让的内在逻辑以及市场化改革面临的困境,提出基于市场机制的优化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  
偿转让的政策建议,以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为宅基地制度改革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引,为有效控制改革  
风险提供参考。  
一ꢄ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应从权力逻辑向市场逻辑转换  
进入21世纪,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转让问题逐渐成为政策热点。2001ꢊ2011年,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  
转让的通常做法是以“宅基地换城镇住房”,实质是“土地权换市民权”。2011年后,政策更加注重促进进城  
落户人员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实质是赋予进城落户人员有限自主选择权。但近年的实践证明,宅基地自愿  
有偿退出政策已无法有效保障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财产权益的实现。因而,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  
政策应再次进行调整,即在政府领导下发挥市场机制对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
一)“土地城镇化”下宅基地有偿转让的实践:权力逻辑  
.过高的城乡土地“价差”推动地方政府独占建设用地供应权  
1世纪以来的前十年,我国城镇化进入加速推进期,城镇化率年均提高  
度更快,2002ꢊ2009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提高了47%,城镇人口(包括户籍不在城市的农民工)只提高了  
18%⑨。  
快速的城镇化带来城镇建设用地的增值,在“招拍挂”的市场机制下,城镇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直线  
1
1.2个百分点,但土地城镇化速  
2
上升,城乡土地“价差”日渐扩大。分税制改革后,相较于快速城镇化所需各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开支,地  
方财政“捉襟见肘”。巨大的城乡土地“价差”给地方政府“以地生财”创造了利益空间。2004年修订的《土地  
管理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的“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以及  
“前款所称依法申请使用的国有土地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收的原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等,在  
实质上赋予了地方政府独家供应建设用地[兴办乡镇企业、村民建设住宅、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  
设除外]的权利,这为地方政府“以地生财”提供了制度工具。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偏好又强化了其逐利动  
机,构成了地方政府急剧扩张土地城镇化的基本动力ꢇꢈꢉ。基于公共利益和公权力,地方政府在农村土地能否  
转变为建设用地、能否入市、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等方面处于主导地位。由此可以看出,农村集体土地资源配  
①
②
周飞舟、王绍琛《农民上楼与资本下乡:城镇化的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第76ꢊ77页。  
叶兴庆、李荣耀《进城落户农民“三权”转让的总体思路》,《农业经济问题》2017年第2期,第7页;张勇、周丽《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农村宅基地  
财产权的实现路径》,《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第69页;张清勇、刘守英《宅基地的生产资料属性及其政策意  
义———兼论宅基地制度变迁的过程和逻辑》,《中国农村经济》2021年第8期,第21页。  
③
④
⑤
⑥
夏沁《完善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权益保障的法治机制》,《法学家》2023年第4期,第17页。  
任常青《进城落户农民“三权”问题研究》,《河北学刊》2017年第1期,第112页。  
杨青贵《进城落户农民宅基地权益保护的现实表达与法治回应》,《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第155页。  
靳相木、王永梅《新时代进城落户农民“三权”问题的战略解构及其路线图》,《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第161ꢊ162  
页。  
⑦
⑧
⑨
张勇、周丽《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农村宅基地财产权的实现路径》,《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第69页。  
孙晓勇《宅基地改革:制度逻辑、价值发现与价值实现》,《管理世界》2023年第1期,第120ꢊ121页。  
范进、赵定涛《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性测定及其影响因素》,《经济学家》2012年第5期,第62页。  
ꢈꢇꢉ李子联《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之谜———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解释》,《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11期,第94页。  
90  
王艳西ꢄ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的逻辑转换与制度优化  
置尤其是集体建设用地资源配置的基本逻辑是地方政府的权力逻辑。  
2.权力逻辑下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使用权的合法配置:  
“土地权换市民权”  
在集体建设用地无法直接入市交易背景下,土地城镇化必须以农村土地通过土地征收转变为城镇国有  
土地为前提和保障①。在宅基地无法直接以集体建设用地身份入市交易的情况下,进城落户人员所占有的  
宅基地缺乏“变现”的合法渠道。这既阻碍了进城人员落户,又导致了大量宅基地闲置。在严格用途管制和  
建设用地总量管控下,为了满足城镇发展对建设用地指标的需求,地方政府会积极推动进城人员退出宅基  
地。农村土地资源配置的权力逻辑就显化为地方政府利用公权力推动进城落户人员退出宅基地———“土地  
权换市民权”,即将农村进城人员落户获得城镇户籍并享受市民待遇与退出所占有的农村宅基地挂钩。具体  
做法为宅基地换房,即地方政府用城镇商品房或安置房置换进城农民宅基地(包括房屋),节余的建设用地或  
建设用地面积指标用于城镇建设。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体现为农村进城人员必须以宅基地使用权  
交换市民待遇。这是地方政府利用公权力对进城农民落户城镇、享受市民待遇的不当干预。  
3.以权力逻辑为基础的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既缺乏法理正当性又存在诸多弊端  
公权力干预、限制乃至损害私人权利的法理正当性在于公共利益。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是进城  
农民平等享受市民待遇,土地城镇化不应作为城镇化的核心,也不应成为超越进城农民财产权利的公共利  
益。以宅基地换取市民待遇的做法,将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市民化成本转嫁给进城落户人员,是以牺牲进城落  
户人员宅基地合法权益为代价推进土地城镇化。以权力逻辑为基础的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在客  
观上对于促进闲置宅基地退出、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满足城镇化需要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弊端同样  
不可忽视。一是在就地城镇化过程中,地方政府为追求土地指标,盲目提升进城落户人员集中居住区容积率  
(农民“被上楼”),损害了进城落户人员的合法权益;二是对于异地城镇化的进城农民而言,政府主导的宅基  
地转让或采取无偿或采取低标准货币补偿方式,侵害了进城农民土地财产权益,降低了进城农民落户城镇的  
意愿;三是将落户城镇与退出农村宅基地“绑定”,在宅基地财产价值不足以支撑进城落户人员市民化成本的  
前提下,市民化失败的进城人员将成为脆弱群体,影响社会的长期稳定②。  
(
二)“退有所居”下宅基地有偿转让实践的调整:治理逻辑  
.新型城镇化倒逼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由权力逻辑向治理逻辑转换  
014年以来,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指征的新型城镇化制度实施,标志着我国城镇化进程进入新阶段。  
1
2
以权力逻辑为基础、以“土地权换市民权”为特征的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政策实践,降低了进城人员  
落户城镇的意愿,阻碍了人口城镇化的进程,导致人口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城镇化的这一现实特  
征与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指征的新型城镇化的顶层制度设计不相适应。取消对进城农民落户城镇的诸多制  
度限制,成为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内在要求。宅基地是进城务工农民“退有所居”的保障,放弃农村宅基地  
必须建立在稳定、可预期的城市生活基础上③。既有研究表明,即使给予相应补偿,进城农民中仍有高达  
50.63%的人不愿放弃农村宅基地和住房④。  
对进城农民而言,宅基地承担着“进城失败”情景下“返乡”居住  
保障的功能。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不具备完全保障进城人员安居乐业的财政基础。在无法提  
供足够的补偿、无法确保进城农民在城镇“安居乐业”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不应继续将退出宅基地与落户城镇  
“绑定”。此外,随着进城务工农民的市场意识的增强,城乡土地巨大的“价差”也为进城农民所感知。作为理  
性经济人的进城务工农民,不会轻易参与地方政府的“宅基地换房”,而是在综合权衡宅基地换房、土地征收、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直接入市等诸多方式的成本收益后作出选择。这些客观因素导致以权力逻辑为基  
ꢀ
础的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向更加尊重进城落户人员主体地位的治理逻辑转换。  
2
.以治理逻辑为基础的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实践  
作为政治学概念,治理“主张政府放权和向社会授权,实现多主体、多中心治理等政治和治理多元化,强  
①
②
③
④
程晓波、郁建兴《城镇化进程中地方政府的征地机制完善与制度创新》,《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第62页。  
张翼《农民工“进城落户”意愿与中国近期城镇化道路的选择》,《中国人口科学》2011年第2期,第26页。  
刘涛、陈思创、曹广忠《流动人口的居留和落户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中国人口科学》2019年第3期,第87页。  
廖柳文、刘沛林《外来务工人员进城落户意愿调查分析———以湖南省长沙县为例》,《经济地理》2011年第12期,第2010页。  
9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调弱化政治权力,甚至去除政治权威,企望实现政府与社会多元共治、社会的多元自我治理”①。这一理念具  
象到政府管理体制上表现为:从一元化政府管理体制转向政府与各类社会主体多元化协同治理体制,政府治  
理与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由此反观以权力逻辑为基础的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政策,  
显然是政府权威的产物。2011年以来,为推动人口城镇化,中央以及地方政府开始以治理理念为指导,完善  
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政策上不再将退出宅基地作为进城农民落户城镇的前置条件,开始探索并  
实行引导进城落户人员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的政策,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由权力逻辑向治理逻辑  
转换。但这种转换是不彻底的。进城落户人员开始享有退出或不退出宅基地的选择权,但退出方式仍受到  
严格限制———进城农民必须在产权层次上彻底退出宅基地、受让人必须为所在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②。  
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仍然是政府主导,只不过政府公权力对进城农民私人权力作了一定让步,进城  
落户人员无须再以“土地权换市民权”。公权力的退让以保障进城落户人员“进城失败”的后顾之忧为限,希  
图通过保障“退有所居”,促进进城农民积极落户城镇,提升人口城镇化水平。  
3
.以治理逻辑为基础的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的弊端  
以治理逻辑为基础的宅基地有偿转让,在事实上仅是对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权益的消极保护———尊重  
农民意愿的程序性保护。进城落户人员选择继续持有宅基地时,人地分离状态下的宅基地呈现两种状态:一  
是进城农民长期居住在城镇,宅基地处于闲置状态,资源浪费与乡村空心化由此产生;二是宅基地和房屋进  
入“隐形市场”,易突破用途管制和受让人身份限制,违背现行政策,宅基地财产价值得不到充分实现。进城  
落户人员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时,按政策只能将宅基地转让给集体经济组织或本集体其他成员。买方市场  
下的宅基地转让价格必然显著低于进城落户人员预期价格或宅基地市场价值,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权益得  
ꢀ
不到充分实现。对不愿意回到农村的进城农民而言,宅基地无法变“权”为“利”③。进城落户人员融入城  
镇,实现市民化,从而享受市民待遇和现代化生活,这是一个过程,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据测算,2017ꢊ  
万元④。市民化成本不能仅由政府负担,进  
020年,全国层面平均每个农业转移人口的进城落户成本为13  
2
城落户人员亦要承担一部分。最大程度发挥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财产价值对市民化成本的支撑作用,是对  
进城落户人员合法权益的积极保护。在以治理逻辑为基础的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的政策影响下,  
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或因闲置成为“沉睡的资产”,或因财产价值得不到充分实现而无法对进城落户人员市  
民化过程提供有效支撑。缺乏财产性收入,降低了进城落户人员负担市民化过程中个人成本的能力⑤。因  
此,以治理逻辑为基础的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政策,只能是一种过渡性质的政策选择。  
(三)“权益保障”下宅基地有偿转让的应然逻辑:市场逻辑  
1
.城乡经济发展对建设用地的需求形成宅基地入市交易的拉力  
建设用地是城乡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近年来,伴随着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城乡经  
济发展对建设用地的需求不断提升,具备产业发展潜力的乡村和城镇更是如此。在国家严控建设用地增量  
的背景下,盘活闲置宅基地成为满足城乡经济发展对建设用地需求的有效方式,而市场机制是盘活闲置宅基  
地的重要路径⑥。一是乡村振兴必将重塑乡村产业结构,康养旅游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集体经营性  
①
②
王浦劬《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第12页。  
《关于建立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的实施意见》(国土资发〔2016〕123号)指出,“结合农村宅基地制  
度改革,允许进城落户人员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自愿有偿退出或转让宅基地,鼓励农村土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参见:《国土资源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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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关于建立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  
ꢀ
制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7年第18号,第58页。  
③
张波《农村集体土地权利“鸡肋”化的解决路径探析———以进城农民市民化成本障碍及其解决为视角》,《政治与法律》2013年第12期,第71  
页。  
④
⑤
马晓河、胡拥军《一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难题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18年第4期,第7页。  
张永奇、庄天慧《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与财产性收入———基于新型城镇化与共同富裕交汇处的微观映射》,《农村经济》2023年第10期,第  
1
01ꢊ102页。  
⑥
陈胜祥、李洪义《农村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的嵌入性市场机制研究》,《中国土地科学》2021年第6期,第85ꢊ94页。  
92  
王艳西ꢄ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的逻辑转换与制度优化  
建设用地入市交易存在巨大潜在市场空间,宅基地作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后备资源拥有较大的市场需  
求①;二是城乡融合发展促进人才、技术、资金等资源要素流向广大乡村和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农人、游  
客、返乡创业者、外来就业者等对民宿、酒店、农宅等具有刚性需求,宅基地在不改变居住用途下亦存在较大  
的市场需求;三是经济发达地区对建设用地需求量较大,经济欠发达地区宅基地可通过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地票交易、集体建设用地指标交易等方式,以“指标”形式转让到经济发达地区,突破传统土地市场的空间限  
制。这表明,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城乡经济发展在客观上将不断拉动宅基地入市交易。  
2
.乡村人口持续减少背景下盘活闲置宅基地形成宅基地入市交易的推力  
从客观经济发展规律来看,我国现阶段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②。根据《国  
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ꢊ2030年)》,到203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预期达到70%③。在较长时期内,因  
人口流向城镇而导致的乡村人口持续减少将是常态。基于巨大的乡村人口基数,已进城未退出宅基地或未  
来将进城落户的人员,将是一个庞大群体,该群体所占有的宅基地也必然成为有待重新盘活利用、规模惊人  
的闲置土地资源。尽管现阶段受制于乡土情结、“兜底”保障、补偿标准低等因素,进城落户人员完全转让宅  
基地的意愿较低,但进城落户人员社会融合程度的稳步提升、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完善、市场机制下宅基地  
财产价值的充分显化、有偿转让方式日趋多样化等因素,将会有效提升进城落户人员有偿转让宅基地的意  
愿④。这表明,在乡村人口持续减少背景下,日益增多的闲置宅基地需要寻求重新开发利用的出路,在客观  
上推动闲置宅基地转换用途,成为宅基地入市交易的推力。  
3
.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改革应由治理逻辑向市场逻辑转换  
在以治理逻辑为基础的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制度下,进城落户人员有偿转让的方式、范围等受  
到诸多限制。但在宅基地入市拉力和推力的共同作用下,有效的宅基地有偿转让市场将逐步形成(事实上,  
宅基地入市交易的“隐形市场”早已存在),市场机制资源配置、价值发现、价值实现等功能将得到充分发挥。  
由政府推动的制度改革应顺应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响应进城落户人员自由处置宅基地使用权,显化并实现  
宅基地财产权利的利益诉求,即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改革应从治理逻辑向市场逻辑转换。政府应  
积极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并将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纳入城乡统一建设用地  
市场。但以市场逻辑为基础的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亦不可操之过急,一蹴而就。在中国特殊国情  
下,内嵌于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的宅基地,承载了保障农户“住有所居”等功能。宅基地完全市场化配置潜在的  
私有制风险、农户“失宅”风险、食利阶层形成风险等,使宅基地制度改革一直“谨小慎微”,在“改革”与“稳定”  
之间摇摆不定⑤。这是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转让改革未取得实质进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进城落户人  
员宅基地的市场化有偿转让须有侧重、有次序地推进,通过渐进市场化的有偿转让,实现进城落户人员宅基  
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  
二ꢄ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市场化面临的困境  
尽管市场化的宅基地有偿转让有利于保障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的合法权益,但也必须考虑化解进城落  
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市场化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一是宅基地使用权权能的不完整,使宅基地作为市场化有  
偿转让的标的物缺乏坚实的产权基础;二是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的客观特征及相关限制性制度规定,使宅基  
地有偿转让市场供需失衡,有限的市场空间制约宅基地财产价值的实现;三是宅基地市场化转让潜在的“失  
宅”风险,增加了保障进城落户人员生计稳定的难度。  
(一)权能受限下的宅基地产权交易困境  
①
翁贞林、唐文苏、谌洁《乡村振兴视野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入市:演进逻辑、现实挑战与未来展望》,《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22年第3期,第192ꢊ194页。  
②
③
④
《逾60%:城镇化仍有巨大潜力》,《经济日报》2020年6月18日,第6版。  
《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ꢊ2030年)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7年第6号,第30页。  
严金海、王彬、郑文博《乡土依恋、城市融入与乡城移民宅基地退出意愿———基于福建厦门的调查》,《中国土地科学》2022年第1期,第25ꢊ  
2
7页。  
⑤
王艳西《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渐进市场化路径构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第68页。  
9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
.现行法律制度下进城落户人员的宅基地使用权是一种消极的用益物权  
从《民法典》、《物权法》等现有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考察,进城落户人员所拥有的宅基地使用权是用  
益物权。作为权属主体,进城落户人员可以无偿、无限期占有、使用宅基地,也不会因为落户城镇而被强制要  
求放弃宅基地。政策上,其宅基地使用权受到了较为严格的保护。但事实上,这种保护是与进城落户人员实  
现宅基地财产价值利益诉求相悖的消极保护。作为财产权意义上的用益物权,进城落户人员的宅基地使用  
权不具备完整的权能,尤其是最为核心的收益权能。一方面,现行法律未对作为用益物权的宅基地使用权本  
应具备的收益权能进行规定。《民法典》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用益物权人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  
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而在宅基地使用权中却规定宅基地使用权包含占有和使用权能,但未规  
定收益权能①。另一方面,严格限制进城落户人员转让宅基地及房屋的方式和范围,从而在事实上限制了收  
益权的实现。《民法典》第三百六十三条规定:“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和转让,适用土地管理的法律和国  
家有关规定。”现行《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农村村民出卖、出租、赠与住宅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  
批准”,“国家允许进城落户的农村村民依法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盘活利用  
ꢀ
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但是,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严禁进城落户人员将农村住宅出售给城市居民,  
也严禁城市居民购买宅基地②,进城落户人员只能将宅基地使用权在集体内部进行转让,或通过住宅交易的  
“迂回”方式实现宅基地的间接转让。但基于住宅转让所实现的宅基地转让,也因受让人的限制而难以有效  
实现。农村宅基地及其上建设的房屋无法获得合法且可交易的产权③,进城落户人员只能通过将住宅转让  
给其他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村居民,来突破宅基地只能在本集体内部转让的法律限制。宅基地使用权所包含  
的收益权能的缺失,导致进城落户人员转让宅基地的范围受到严格限制。从相关政策来看,进城落户人员宅  
基地使用权缺失的收益权能,在某种程度上被赋予了农村集体。《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  
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允许村集体在农民自愿前提下,依法把有偿收回的闲置宅基地、废弃的集体  
公益性建设用地转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④。村集体对于宅基地转变用途后入市有着绝对的支配权  
和收益权⑤。  
2.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使用权陷入转让困难、宅基地财产价值难以实现的困境  
宅基地使用权权能的不完整以及现行法律法规对宅基地转让的诸多限制,使得进城落户人员采用市场  
化方式转让宅基地难以实现。进城落户人员直接转让宅基地使用权的唯一合法途径为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转  
让。而集体经济组织经济实力的有限性、“一户一宅”与宅基地无偿分配、用途管制等进一步限制了集体经济  
组织及其成员对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的需求,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市场化转让面临“有价无市”的困境。尽  
管进城落户人员可将住宅以市场化方式转让给其他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但受让人因不具备宅基地所属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而无法获得法律意义上的宅基地使用权,无疑会增加交易风险,降低其他集体经济组织  
农民受让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的意愿。因此,现行法律法规的限制使得有转入宅基地需求的部分城市居民  
无法通过合法途径转入进城落户人员拟转出的宅基地。从实践出发,市场机制能够“发现”宅基地合理价格  
的前提是产权的明晰和充分的市场竞争,但现行法律法规对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使用权权能的限制,却使得  
宅基地使用权产权模糊、缺乏市场竞争,实践中发生的宅基地转让交易大多违规甚至不合法,如“小产权房”。  
在违规甚至不合法的宅基地转让交易中,交易价格也明显低于正常土地市场价格。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使  
①
②
《民法典》第三百六十二条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有权依法利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  
施。”  
《关于加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的通知》(国办发[1999]39号)规定,“农民的住宅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也不得批准城市居民占用农  
民集体土地建住宅,有关部门不得为违法建造和购买的住宅发放土地使用证和房产证”(参见:《关于加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的通  
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99年第17号,第681页)。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严格执行有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法律和  
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07]71号)强调,“农村住宅用地只能分配给本村村民,城镇居民不得到农村购买宅基地、农民住宅或‘小产权房’”  
(参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执行有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法律和政策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08年第4号,第12页)。  
③
④
⑤
熊柴、蔡继明、刘媛《城乡融合发展与土地制度改革》,《政治经济学评论》2021年第5期,第131页。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2019年4月15日),《人民日报》2019年5月6日,第1版。  
曹红《中国宅基地制度:现状、挑战与变革》,《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第84ꢊ85页。  
94  
王艳西ꢄ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的逻辑转换与制度优化  
用权财产价值要么无法实现,要么只能实现一部分。  
.困境的根源在于宅基地产权结构与宅基地功能之间的不协调  
3
现行的宅基地产权结构是集体所有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二权分置”,这是与传统宅基地所承担的住房保  
障功能相适应的。宅基地集体所有权存在的意义,一方面是维系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地位,另一方面是维系分  
散的农民集体成员对农民集体的依赖关系,维持乡村社会秩序的稳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村  
民小组)基于宅基地集体所有权将宅基地无偿分配给集体成员,满足集体成员居住需求,保障“住有所宅”。  
这种无偿获得的居住保障在法律上体现为无偿获得宅基地使用权。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宅基地功能从  
单纯的“居住保障”向“居住保障”和“资产”转变。越来越多的农民尤其是进城落户人员希望宅基地使用权能  
发挥资产功能以实现财产价值。传统的宅基地使用权显然不能同时承担“居住保障”和“资产”两种功能。由  
此,出现了宅基地产权结构与宅基地功能之间的不协调。突破这一困境的出路在于重塑宅基地产权结构,以  
与当前阶段宅基地双重功能相协调。  
(二)有限市场空间下的宅基地财产价值实现困境  
1
.宅基地有偿转让市场整体呈现供大于求的状态  
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人口向城镇流动的整体趋势尚未改变,城市居民回流农村规模较  
小。进城落户人员需转让的宅基地,整体而言远超农村常住人口或康养旅游等流动人口对住宅用地的需求。  
在用途不变的前提下,宅基地转让市场整体处于供大于求状态,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均衡价格偏  
低,宅基地财产价值得不到充分实现。  
2
.市场分割下宅基地难以转换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交易  
在宅基地入市转让供大于求的情况下,转变宅基地用途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后再入市交易,成为拓展  
宅基地转让市场需求的应然选择①。在实践中,已有地方将宅基地转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交易。  
如贵州湄潭县探索宅基地用途调整,分割登记入市模式,即由原使用权人按土地评估价一定比例缴纳土地收  
益金后,对宅基地经营性用途部分进行分割登记,作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由集体经济组织实施入市②。  
但可惜的是,入市主体严格限定为集体经济组织,进城落户人员无法将宅基地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用途入  
市转让,这也就人为地造成了宅基地市场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市场的分割:一方面宅基地有偿转让供大于  
求;另一方面,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市场供不应求。  
3
.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受到市场半径的影响  
土地竞租曲线表明,城镇发展对建设用地的需求必然集中在一定的空间半径内③。从城镇化实践考察,  
大量进城落户人员的宅基地分布在偏远地区或区位条件较差的地段,距离城镇尤其是中大城市较远,而真正  
对宅基地或经营性建设用地有较大需求的往往是城镇尤其是中大城市。宅基地转让市场的供给在空间上往  
往超越了城镇土地市场需求的半径。宅基地的不可移动性,使得部分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难以满足城镇尤  
其是中大城市对宅基地或建设用地的需求。  
4.宅基地有偿转让市场发育程度较低,限制了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的规模化开发  
一方面,进城农民群体的异质性,决定了进城农民落户城镇必然是一个空间上分散、时间上异步的过程。  
进城落户人员拟转让的宅基地,在时间和空间上呈现“碎片化”特征,这使得宅基地资源难以整合,无法被充  
分利用。另一方面,宅基地有偿转让市场发育程度较低,交易方式单一,规范化、多样化的宅基地转让市场尚  
未形成,导致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的规模化开发利用由于存在较高的交易费用而难以实现,进一步导致了进  
城落户人员宅基地市场化有偿转让受让人只能以自然人、小规模企业为主,而具备更大市场竞争优势和土地  
开发经营能力的大企业则难以介入。  
5
.有限市场空间制约市场机制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发挥  
①
翁贞林、唐文苏、谌洁《乡村振兴视野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入市:演进逻辑、现实挑战与未来展望》,《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22年第3期,第194页。  
②
③
吴宇哲、于浩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住宅用途入市的现实约束与赋能探索》,《中国土地科学》2021年第5期,第96页。  
赵楠琦、仝德、李贵才《政府收益驱动下城市土地开发结构性差异的理论分析》,《城市发展研究》2014年第12期,第78页。  
9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市场机制价值发现、价值实现功能的实现以充分的市场竞争为基础。受制于有限的市场空间,进城落户  
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市场的竞争性显然不足。农民的异质性、市场空间的有限性使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转  
让市场整体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的买方市场,宅基地价格低于价值。买方垄断下的市场机制,既无法通过买  
方之间的竞争提高宅基地转让价格,也无法通过作为卖方的进城落户人员的据理力争提高宅基地转让价格,  
结果往往是进城落户人员或选择继续持有宅基地,或选择以较低交易价格转让宅基地。宅基地使用权的价  
值无法通过市场机制得到显现,并为进城落户人员市民化提供资本支持①,宅基地有偿转让对进城落户人员  
融入城镇实现安居乐业的保障作用难以有效发挥。  
(三)“失宅”风险下进城落户人员的生计保障困境  
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的通常含义是进城落户人员在获得一次性补偿后彻底放弃宅基地使用权  
(
包括丧失再次申请分配宅基地的权利)。这在法理上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一是宅基地分配是无偿的,具备  
福利性和身份性,进城落户人员有偿转让宅基地相当于把集体福利“变现”,落户城镇也意味着集体成员身份  
的丧失,也就不应享有再次申请分配宅基地的权利。二是市场交易要求产权的清晰分割,稳定的产权预期、  
不受进城落户人员干预地开发利用宅基地是受让人的利益诉求和基本权利,“藕断丝连”的产权关系易导致  
进城落户人员损害受让人的合法权益。但简单地要求进城落户人员彻底转让宅基地,会影响进城落户人员  
的生计保障。一般而言,选择落户城市的农民往往具备较好的经济条件,相对容易在城市落地生根。但进城  
落户人员还有其弱质性。一是落户决策的有限理性乃至非理性,城市价值导向、村庄无序过度竞争等因素会  
导致部分农户在不具备足够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下非理性落户城镇②。二是抵抗市场风险能力较弱。  
进城落户人员生计模式由家庭经济下的自我雇佣转型为社会化大生产下的雇佣劳动,将会面对更多不确定  
性风险,如失业风险、健康风险、养老风险等③。进城落户人员受知识水平、社会资本等限制,抗风险能力偏  
弱,落户城镇后又失去了既往熟人社会下的风险分担网络,在市场不确定性下可能会面临“进城失败”风险。  
在很多乡村地区,农民进城具有多次性和反复性,宅基地基本属于季节性闲置④。彻底放弃宅基地使用权的  
宅基地有偿转让的惯常做法,显然无助于进城落户人员“进城失败”后生计的保障。保障进城落户人员的可  
持续生计,既要更好地促进进城落户人员在城市安居乐业,又要保障进城落户人员“进城失败”后的生计。至  
少在一定时期内,不宜“一刀切”式强调进城落户人员在宅基地有偿转让中彻底放弃宅基地使用权,而应通过  
宅基地有偿转让机制和方式的创新,平衡兼顾受让人对独立宅基地使用权的诉求和进城落户人员生计的可  
持续保障诉求。  
三ꢄ优化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的政策建议  
为切实发挥市场机制对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突破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市场化  
有偿转让的困境,可从以下三个方面优化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制度设计。  
(一)以“三权分置”为契机,夯实宅基地使用权法律地位  
现行法律法规限制宅基地使用权转让的逻辑基础在于宅基地使用权的居住保障功能,体现了公法逻辑  
中的政治因素考量⑤。但对于进城落户人员而言,宅基地使用权的居住保障功能在事实上已难以发挥作用。  
在通过一定形式兜底保障居住需求的前提下,进城落户人员有通过转让宅基地变现宅基地使用权的客观需  
要。始于2018年的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为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入法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  
的路径。在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下,农户资格权与农民集体成员身份挂钩,承载对集体成员居住保障的功  
①
②
张勇《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内在逻辑、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基于农民市民化与乡村振兴协同视角》,《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18年第6期,第120ꢊ121页。  
周娟、舒丽瑰《阶层分化、村庄竞争与“拟态进阶”———农民进城定居的村庄视角》,《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第35  
页。  
③
④
李飞、杜云素《“弃地”进城到“带地”进城:农民城镇化的思考》,《中国农村观察》2013年第6期,第20页。  
黄敏、杜伟《坚守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底线:风险问题与优化思路》,《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第108页。按:此为  
本文修订时补充材料。  
⑤
董新辉《新中国70年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变迁、现实困境、改革方向》,《中国农村经济》2019年第6期,第5ꢊ6页。  
96  
王艳西ꢄ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的逻辑转换与制度优化  
能,而分置后的宅基地使用权因剥离身份属性而成为独立的用益物权,具备完整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权  
能①。基于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思路,将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市场化有偿转让予以立法,将有利于保障进  
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权益,促进闲置宅基地的盘活利用。  
《民法典》应进一步明确宅基地使用权的权能  
1.  
《民法典》第三百六十二条、第三百六十三条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和  
使用的权利,有权依法利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和转让,适用土地管  
理的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上述规定充分体现了宅基地使用权的居住保障功能和福利属性,但未体现宅基  
地使用权的资产属性,而产权的模糊性不利于产权交易的完成。因此,《民法典》可进一步赋予宅基地使用权  
更完整的权能,在兼顾宅基地居住保障功能的同时,更好地促进宅基地资产属性的实现,为进城落户人员市  
场化有偿转让宅基地奠定产权基础。如,可在《民法典》中明确规定,宅基地使用权同其他用益物权一样包含  
占有、使用和收益权能。  
《土地管理法》应为进城落户人员市场化有偿转让宅基地预留空间  
2.  
现行《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国家允许进城落户的农村村民依法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鼓励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但条文表述层面仍将受让人局限为集体经济组  
织及其成员。这在客观上限制了进城落户人员有偿转让宅基地行为的实现(无法找到受让人或因缺乏竞争  
导致转让价格过低)。建议在后续修订《土地管理法》时对该条款进行完善:一是在“自愿有偿退出”之外,增  
加“自愿有偿转让”;二是通过枚举+概括的方式,拓展宅基地受让人范围。对相关条款在不作大的修改前提  
下,为进城落户人员市场化有偿转让宅基地预留一定的制度创新空间。  
3
.修订相关法律法规,赋予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的权利  
要从法律层面明确进城落户人员享有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可自主选择退出权利的类型  
和程度。具体而言,进城落户人员可选择彻底退出宅基地,即完全将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有偿  
退回集体经济组织或转让给其他集体成员;亦可选择单独将宅基地使用权转让给集体经济组织而保留农户  
资格权,在一定年限或满足一定条件可重新向集体申请有偿分配使用宅基地;或选择单独将宅基地使用权在  
一定年限内(如商业用地40年,住宅用地70年等)转让给法人或自然人,农户资格权自然回归集体经济组  
织。  
(二)突破身份限制、用途限制和空间限制,拓展宅基地有偿转让市场空间  
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进城落户人员规模将进一步扩大,随之而来的是进城落户人员拟转让的宅基地  
规模的快速增长,但宅基地的供给与农村和城镇经济社会发展对住宅用地或建设用地的需求不匹配。这种  
供需的不匹配,严重压缩了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的市场空间,制约了宅基地财产价值的实现。为了  
更好地保障进城落户人员的宅基地权益,应通过制度和机制的创新,拓展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的市  
场空间,更好地满足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对住宅等建设用地的需求。  
1
.突破受让人必须为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身份限制  
现行政策将宅基地有偿转让限制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主要在于防止农民“失宅”以及防止城市资本下  
乡“圈地”。但对于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更多体现为一种财产,而不是居住保障。允许进城落户人员将宅基  
地有偿转让给其他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不仅有助于实现宅基地财产价值,还能更好地保障无地少地村庄农民  
的住宅用地需求,更好地实现广大农民“住有所居”。至于城市资本下乡“圈地”问题,只需在政策上对通过有  
偿转让获得宅基地的城市居民进行一定限制即可。如,可规定,只有在本人或共同居住直系亲属名下无住房  
且实际在乡村生产生活的城市居民,才可通过有偿转让,获得进城落户人员转出的一定年限(如70年)的宅  
基地使用权。  
2
.允许进城落户人员将宅基地转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现行政策仅允许集体经济组织将宅基地转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并入市交易。这显然没有体现进  
①
韩立达、王艳西、韩冬《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内在要求、权利性质与实现形式》,《农业经济问题》2018年第7期,第40ꢊ41页。  
9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城落户人员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中的主导地位,也不利于提高进城落户人员从宅基地有偿转让中获  
得的财产性收入。建议放宽对宅基地转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在程序、主体等方面的限制,允许进城落户  
人员依据土地利用规划将宅基地转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并入市交易。当然,还要配套建立收益分配机  
制,保障宅基地集体所有权在经济上得到实现。  
3
.探索建立土地银行、宅基地指标交易等多样化宅基地有偿转让机制  
探索建立土地银行、宅基地(建设用地)指标交易机制等多样化宅基地有偿转让机制,突破进城落户人员  
宅基地有偿转让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建议由政府出资或引导社会资本成立商业化运作的土地银行,负  
责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的收储和再利用。基于科学合理的土地价格评估方法,由土地银行评估进城落户人  
员宅基地的合理市场价格并进行收储,有用地需求的个人或企业可向土地银行申请相应的宅基地。为保障  
土地银行的持续运行,应允许土地银行将不具备开发条件的宅基地通过复垦等程序转变为建设用地或建设  
用地指标,该类建设用地或建设用地指标与现行政府主导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等建设用地指标均  
可同等入市交易。  
(三)以渐进市场化路径保障进城落户人员生计稳定  
完全市场化的宅基地有偿转让存在的潜在“失宅”风险,不利于保障进城落户人员生计的稳定。为从长  
远保障进城落户人员的生计,宅基地有偿转让应采取渐进市场化路径。在时间维度上,应适当延长进城落户  
人员有偿转让宅基地的过程,更加积极、有差异性地发挥宅基地权益对进城落户人员生计的保障作用。具体  
而言,依据进城落户人员的不同类型,在政策上给予其更加多样化的选择。  
对于自身发展能力较强、已完全融入城镇的进城落户人员而言,“进城失败”可能性较低,应鼓励其完全  
转让宅基地使用权,使宅基地财产价值完全“变现”,切实发挥宅基地财产价值对进城落户人员市民化成本的  
支撑作用。对于自身发展能力一般但基本能够在城镇“立足”的进城落户人员而言,在相对长的时间内有一  
定“进城失败”的可能性,在转让宅基地时,应在宅基地“三权分置”下允许其在一定时期内保留农户资格权。  
如仅将一定期限(如20年)的宅基地使用权转让或者将宅基地有偿转让给集体经济组织但保留农户资格权,  
在此期间,若“进城失败”,可重新获得宅基地。对于迫切希望融入城镇但资源禀赋等条件较差的进城落户人  
员而言,其就业、收入等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同时宅基地财产价值往往较低,彻底转让宅基地所获得的一次性  
财产收入,不足以使其在城镇“安居乐业”,因此,对他们应在保留宅基地权利的基础上,鼓励其转让部分宅基  
地使用权权能以持续性获得财产性收入,提升其城镇生产生活的稳定性。如,可采用“托管”形式有偿转让宅  
基地经营管理权以按期获得稳定托管收入,可采用“入股”形式有偿转让宅基地使用权实现“地权”变“股权”  
以获得股息分红等收入,也可采取“共建”形式有偿转让一定期限宅基地使用权以实现房屋的更新等。对于  
偏远地区进城落户人员而言,宅基地自身财产价值非常低,宅基地市场几乎不存在,市场化的宅基地有偿转  
让完全不可行,其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应继续采取政府主导的方式,通过复垦、指标交易等方式实  
现宅基地的间接转让和“变现”。  
[责任编辑:钟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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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卷第5期  
024年9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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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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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1ꢁN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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ꢂSocialSciencesEditionꢃ  
Septemberꢁ2024  
脱贫地区紧密型农业产业  
利益联结机制的构建与运行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分析  
甘宇ꢄ王璐  
ꢄꢄ摘要:推进脱贫农户与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成紧密型利益联结,是实现脱贫农户与现代农  
业有效衔接,进而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探索。以渝东南脱贫地区Y村为例,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分析发现,  
以合作社为核心行动者的行动者联盟,在转译过程中形成了使各行动者“能够联结”的产业链延长、制度嵌入与分  
类施策三重基础机制,使利益联结网络中的异质性主体实现了互利共赢。因此,脱贫地区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  
结机制的构建与运行,应重视发挥异质行动者各自的资源优势,激发各主体参与联结的内生动力,构建稳定、紧密  
的行动者网络,促进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机制平稳运行。  
关键词:乡村振兴;农业产业;利益联结;脱贫地区;行动者网络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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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734ꢅjcnki1000-531520240418  
收稿日期:2024-05-13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部地区脱贫县返乡农民工创业风险识别及防控研究”(21BJY140)的阶  
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甘宇,男,广西横县人,经济学博士,重庆工商大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
研究方向为乡村创业与产业发展,E-mailꢆganyu@ctbueducn;  
王璐,女,四川三台人,重庆工商大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一ꢄ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推动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关键在于完善农业企业、专业大户、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  
农户参与的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机制①。习近平多次强调,尽可能让农户以“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  
股东”的形式参与农村产业发展,实现“有活干、有钱赚”,合理共享增值收益②。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  
要“强化产业发展联农带农,健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涉农企业扶持政策与带动农户增收挂钩机制”③。然  
而,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细碎、资金与技能有限、经济地位低等现实困境,导致其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能联  
结”、“不愿联结”。农户高违约率带来的交易成本过高、利益分配机制不完善损害农户利益等弊端,进一步使  
农业产业化主体间联结关系趋于松散④。乡村特色产业是推进脱贫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而脱贫地区产  
业同质化、农产品滞销和产业主体过度依赖政策支持而市场化不足,导致产业链条短、抗风险能力弱⑤。这  
①
②
③
王乐君、寇广增、王斯烈《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利益联结机制》,《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第95页。  
ꢀ
习近平《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创造》2022年第5期,第5页。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2024年1月1日),《人民日报》2024年  
2
月4日,第1版。  
④
⑤
钟真、涂圣伟、张照新《紧密型农业产业化利益联结机制的构建》,《改革》2021年第4期,第107ꢊ108页。  
涂圣伟《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目标导向、重点领域与关键举措》,《中国农村经济》2020年第8期,第8页。  
9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就亟须挖掘与利用“姓农、立农、兴农”的乡村特色产业,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户等多元主体参与的紧  
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机制,走内源式发展道路。  
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机制是指在农业产业化经营过程中,以市场为导向形成的关于农户与其他经营主体  
间利益创造、利益分配、利益调节和利益保障的内在机制①。通过利益激励与约束,使农业产业链上的各经  
营主体紧密合作并共享增值收益,本质上是产业链、价值链与利益链的统一。根据联结的紧密程度,利益联  
结可分为松散型、半紧密型与紧密型三种。紧密型利益联结,指市场主体基于产权签订严格的合作契约,农  
户以土地、农具和劳动力等入股农业企业或合作社②,农户在其中享有参与管理的权利,各联结主体形成利  
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联结方式包括股份合作式与二次分红等。  
现有文献主要围绕各农业经营主体参与利益联结的动机、现存问题与组织模式展开讨论。对于农户而  
言,农业企业与合作社能提供可靠的资金与技术支持,畅通农产品销售渠道,增强农户抗风险能力③。对于  
农业企业而言,连片的土地资源满足农产品生产需要,可降低交易成本,实现农业企业绩效的提升④。农业  
企业与农户都对利益联结有着较高的期待,然而在联结过程中,农户因规模小、议价能力弱,在利益分配时经  
常遭到不公平对待;农业企业时常遭遇生产专用性资产被农户侵占,或因农户参与联结积极性低引致订单违  
约频发,导致企业承担高交易成本⑤。在此情况下,合作社等中介组织被寄予厚望。研究表明,合作社在农  
户与农业企业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合作社能够改善农户在利益分配中的不利处境,调和矛盾,使  
农户获得合理利益⑥;另一方面,合作社可以提升农户的组织化程度,降低农业企业的交易成本,巩固兼顾效  
率与公平的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机制。因此,随着农业产业化模式的创新,利益联结主体由简单的“公司+农  
户”转变为“公司+中介(专业大户、合作社、村集体等)+农户”,联结模式呈现多样化,不仅涉及产权、经营层  
面的结合,还涉及购销层面生产要素与服务的适配,推动农业产业利益联结逐步趋于紧密。  
学界关于农业产业利益联结的研究成果较丰富,但鲜有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展开研究。农业产业利  
益联结涉及多主体的利益交叉与博弈,各异质性主体如何形成紧密型利益联结网络?利益联结网络能够有  
效运行的内在逻辑与各主体的联结动机是什么?为此,本研究基于渝东南脱贫地区Y村的实地调研与半结  
构式访谈获得的一手资料,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指导下搭建分析框架,阐释多主体、多形式、多要素与服务的  
农业产业利益联结网络的构建过程,并剖析农业企业、合作社与农户愿意且能够联结的内在机制,为形成紧  
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网络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以期有效赋能脱贫地区的乡村产业振兴。  
二ꢄ理论与研究方法  
(一)行动者网络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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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法国社会学家卡龙(MichelCallon)、拉图尔(BrunoLatour)等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行动者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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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Actor-NetworkTheoryꢁANT),旨在阐释同一项活动中被赋予不同利益的多元主体如何进行利益博  
弈,组建彼此依赖的网络联盟,进而实现共同目标⑦。该理论涉及行动者(Actor)、转译(Translation)和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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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网络(HeterogeneousNetwork)三个核心概念。行动者网络理论强调在特定的情境与网络中,具备平等地  
位的人类(个人与组织)与非人类(土地、技术和观念等)共同构成活动的行动者⑧,这是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基  
①
郭芸芸、杨久栋、陈威《企农利益联结机制如何改善农业企业发展绩效?———基于农业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农村经济》2023年第4  
期,第127页。  
②
③
④
高圆圆、陈哲《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模式演化逻辑、效益比较与未来发展取向》,《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22年第5期,第109页。  
吴连翠、任欣、范丹《乡村振兴背景下小农户与新农人合作的利益联结模式选择研究》,《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24年第2期,第142ꢊ150页。  
郭芸芸、杨久栋、陈威《企农利益联结机制如何改善农业企业发展绩效?———基于农业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农村经济》2023年第4  
期,第135页。  
⑤
⑥
⑦
刘源、王斌、朱炜《纵向一体化模式与农业龙头企业价值实现———基于圣农和温氏的双案例研究》,《农业技术经济》2019年第10期,第115  
页。  
李明贤、刘宸璠《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农民增收研究———以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型产业融合为例》,《湖南社会科学》2019  
年第3期,第109ꢊ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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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elCallonꢁꢌSomeElementsofaSociologyofTranslationꢆDomesticationoftheScallopsandtheFishermenofStBrieucBayꢁꢍ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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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ologicalReview32ꢁnoS1ꢂMay1984ꢃꢆ205-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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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BrunoLatourꢁReassemblingtheSocialAnIntroductiontoActor-Network-TheoryꢂOxfordꢆOxfordUniversityPressꢁ2005ꢃꢁ76-92  
100  
甘宇ꢄ王璐ꢄ脱贫地区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机制的构建与运行———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分析  
本内涵。这一理论下的各行动者具有利益相关性,既互相激励又彼此约束,此为其核心特征。转译是行动者  
网络的建构过程,也是理论的关键,它将社会与自然纳入统一分析框架中,包括问题呈现、利益赋予、征召和  
动员四个环节。首先,核心行动者将其他行动者的问题对象化呈现,并聚焦形成能够达成所有行动者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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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强制通行点”(  
obligatorypassagepoint,OPP)。其次,各行动者基于自身角色采取不同策略,通过“共  
同强制通行点”以实现共同目标,达成征召和动员,结成行动者联盟。在此期间,核心行动者发挥主导作用,  
密切关注并协调各行动者间的矛盾冲突,克服转译过程中出现的异议,与网络成员一同维护行动者联盟的稳  
定。异质性网络是行动者使用转译后形成的信息节点与链条搭建而成的相关利益主体彼此激励与约束的场  
域。各行动者在此网络中发挥资源优势以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同时,伴随着新旧行动者的加入和退出,异  
质性网络呈现出系统、动态的稳定状态。近年来,行动者网络理论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如乡  
村转型发展、农地整合、乡村数字化治理和旅游地生计路径演化等。作为农业产业实现价值提升与利益互嵌  
联结的重要载体,行动者网络通过挖掘利益共同点实现各主体良性互动,为阐释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机  
制的运行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行动者网络理论适用性分析  
行动者网络与脱贫地区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机制的构建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其适用逻辑如下。第  
一,行动者网络注重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的对称原则,强调将这些异质性主体置于平等的地位进行分析。紧  
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机制构建涉及多元行动主体的协同合作,包括人类行动者(如农业企业、合作社与农  
户)与非人类行动者(土地、制度与文化等),在关注人类行动者主观能动性的同时,还重视非人类行动者的作  
用。从这一层面来看,利益联结满足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基本内涵。第二,行动者网络理论常用于分析不稳定  
且充满冲突的网络。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机制的构建是土地、资金与劳动力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各行  
动者不断博弈,彼此间充斥着矛盾,且伴随着新的行动者加入与旧行动者退出,导致行动主体间形成的网络  
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从这一层面上看,利益联结契合行动者网络理论应用过程中的动态场景。第三,行动者  
网络理论的转译过程通过对多元主体的地位、行为的采纳进行界定与商榷,能直观描绘出利益联结网络构建  
中异质性主体及其相互影响所形成的网络。从这一层面上看,利益联结满足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核心特征。  
(三)研究方法  
地处渝东南的Y村是该县65个国家级脱贫村之一,距离县城大约20公里,是农村与集镇结合村。该  
村拥有户籍人口3952人,地处丘陵山区,有耕地面积3633亩,林地面积1300亩,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村。随  
着大批农民工返乡创业,该村逐渐形成了猫耳石脆红李和白茶等特色农产品的种植加工产业。通过创立基  
地、组建农业专业合作社、开办农业企业,新型经营主体发挥联农带农作用,促进当地农户增收。2019年,Y  
村成立了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合作社”),开展村民集体资产经营与管理、农业社会化服务和集体  
资源开发与利用等业务。2021年,浙江投资商创办的农业企业在此“落地”,为农户的农产品销售与加工提  
供保障,延长了农业产业链。近年来,Y村又大力推动以特色产业带动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创新生产生  
活方式,“山区”变“景区”,成为了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引擎。2022年,Y村获得“重庆市美丽宜居乡村”荣誉。  
本研究所使用的资料和数据主要源自实地调研、半结构化访谈、当地政府政务公开官网及通过互联网查  
询获得的相关信息。为切实了解Y村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机制构建中各行动者相互博弈形成异质性  
网络的过程,课题组对Y村村委会干部(编码Z1ꢊZ4)、合作社管理人员(编码H1ꢊH3)、农业公司负责人  
(编码N1ꢊN2)、返乡创业农民工(编码F1ꢊF6)、加入合作社的农户(编码J1ꢊJ5)进行了人均半个小时左  
右的访谈。访谈内容包括Y村产业发展历程、合作社经营状况、农业公司初始投资意向、农户生计方式转变  
与生活变化等,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Y村属于丘陵山区,农业的经济附加值较低,在过去,近一半的户籍人口以外出务工为家庭主要生计。  
该村由于种植养殖规模小、缺乏现代农业技术与农产品销路无法保证等原因,农户收入低下。近年来,随着  
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与返乡创业政策的实施,大批“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专业大  
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等)不断涌现,提升了该地区农户的组织化程度和土地的规模化利用程  
度。依托当地特色产业,农业企业、合作社与专业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充分发挥联农带农作用,并通过  
10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主体间的相互博弈形成了紧密的利益联结网络。  
三ꢄ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机制的构建  
一)行动者构成与核心行动者识别  
(
行动者体系包括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是行动者网络构建的基础。在Y村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  
联结机制构建过程中,人类行动者主要有地方政府、农业企业、合作社、村委会和农户。其中,合作社是核心  
行动者。原因在于:一方面,合作社内生于村庄,拥有政治权威性与议价能力,能很好地代表农户集体利益,  
与外来投资者进行平等博弈;另一方面,合作社提高了农户的组织化程度,具备较高的话语权,能及时化解利  
益联结过程中各行动者之间的矛盾,降低了农户个体因缺乏诚信而引致的高交易成本,增强了外来投资者的  
投资意愿。非人类行动者包括土地、房屋、政策和互联网平台等。  
(二)转译过程  
1.问题呈现:“共同强制通行点”的提出  
在Y村紧密型利益联结网络建构前,各行动者面临不同的困境。即使Y村拥有种植茶叶的天然地理优  
势,但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居民在经济与生活质量上的差距明显。村委会缺乏资金与技术支持,村中基础  
设施建设落后,亟需完善。农业企业与农户的合作并非单纯的经济问题,更是嵌入村庄的社会网络问题,在  
没有“中介”的协调下,难以引进茶叶种植,延长产业链。合作社资产薄弱,管理水平低下,缺乏对农户的技能  
培训。闲散土地与闲置房屋利用率低,未能实施规模化种植和合理利用。乡村产业结构单一,发展机会少,  
村民收入来源渠道窄。种种原因导致Y村农户以传统的小规模种植或者外出务工为生,劳动力与土地等生  
产要素无法得到高效配置,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为解决多元主体面临的问题,实现其差异化利益诉求,  
合作社作为核心行动者,提出“构建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机制”这一核心议题作为“共同强制通行点”。  
2.利益赋予:异质性主体利益的展现  
核心行动者锚定各利益主体角色,以利益呈现的方式,使其他行动者坚信只要加入行动者网络并通过  
“
共同强制通行点”,就能实现共同目标,为后续征召与动员提供强有力的基础①。Y村各异质性主体围绕  
“构建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机制”这一“共同强制通行点”,能够实现自身预期利益。  
地方政府通过“共同强制通行点”,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依托特色产业吸引并留住人才,打造新的经  
济增长点,缩小地区间、城乡间差距,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农业企业通过“共同强制通行点”,实现以低成本获  
得高回报的诉求。一方面,相对优质的种植条件、丰富的土地与劳动力资源为农业企业提供了良好的生产条  
件,有助于延长产业链;另一方面,合作社的介入能降低农业企业因农户诚信意识不足与法律意识淡薄等引  
致的高交易成本。合作社通过“共同强制通行点”,获得农业企业规范的现代农业技术培训和指导,实现土  
地、房屋等有效整合,跨越技术与资金受限的“门槛”。村委会依托“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机制”这一议  
题,得到来自农业企业的投资与政府政策的倾斜,不断建设与完善基础设施,提升自身的治理能力。种子统  
发、产品统收与专人技术指导,使农户的种植效率大幅度提高,产品销路得到保障,实现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原本碎片化的土地入股合作社,破败失修的房屋通过修缮,均提高了利用率。  
3
.征召与动员:核心行动者主导作用的发挥与行动者网络的确立  
征召是指异质性主体基于自身利益,被核心行动者以不同方式吸纳加入行动者网络的过程②。动员是  
指核心行动者将其他行动者调动起来,推动异质性主体间形成紧密联结、高效互动的行动者网络③。在本案  
例中,合作社作为核心行动者,通过行政征召、市场征召、村委会征召、家土情怀征召、带动征召和土地与房屋  
征召等多种形式,征召镇政府、农业企业、村委会、务工返乡人员、农户以及土地与房屋等异质性主体加入。  
合作社通过引入浙江投资商在本地注册成立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建立现代高标准茶叶基地和配套茶叶加工  
①
王雪丽、彭怀雪《非遗扶贫项目合作网络的创建过程与运行机理探究———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分析》,《江淮论坛》2020年第3期,第21  
页。  
②
③
文军、陈雪婧《社区协同治理中的转译实践:模式、困境及其超越———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分析》,《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第145页。  
刘义兵、李月《高素质农民“多元一体化”培育体系的建构与优化路径———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域和X省的个案分析》,《湖南农业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第59页。  
102  
甘宇ꢄ王璐ꢄ脱贫地区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机制的构建与运行———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分析  
厂,组织农户前往浙江省考察茶叶产业的成功经验等来进行动员。在这期间,合作社多次与县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县交通局、镇农业服务中心等部门协调对接,对相关的产业扶持、耕地保护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政策  
予以确认。同时,合作社还积极争取到镇党委书记等领导的支持,使其多次到村里主持召开群众会、院坝会  
进行动员。农户将土地以承包地作价入股合作社,与合作社签订土地入股合同,再由合作社与农业企业签订  
土地流转合同。最终Y村形成稳定的“农业公司+合作社+农户”的产销方式,带动该村45户200多人在  
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其中脱贫户与低保户15户40人(见图1)。  
图1ꢄY村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机制的构建  
4.异议与排除异议:行动者网络动态变化与稳定  
行动者网络作为多元主体关系的呈现,在联结过程中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伴随着各行动者利益的转化而  
产生诸多异议①。在Y村构建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机制的初期,因茶叶生产周期长,短时间内无法获得  
可视化收益,村民持犹豫态度。为了消除村民的顾虑,驻村第一书记率领村民到外地考察,使村民直观地感  
受种植茶叶获得的成功。同时,政府也对农户发放1000元/亩的一次性种苗补贴。“最开始不相信这个事情  
能做成,一两年都看不见收益,但村里有人带头干,政府也给我们补贴,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现在证明我们  
的生活确实变好了,也能拿到部分分红”(合作社成员,访谈编号:J3)。面对农业公司、合作社与农户间的利  
益分配等其他异议,各行动者也通过平等协商与良好沟通,共同维护利益联结网络的稳定。  
(三)行动者网络构建  
综上所述,Y村以茶叶产业为基础,各异质性主体围绕“构建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机制”这一共同强  
制通行点,不断锚定自身角色定位与调整利益诉求。合作社作为核心行动者,通过行政征召、市场征召、村委  
会征召、家土情怀征召、带动征召和土地与房屋征召等多种方式,自上而下对镇政府、农业企业、村委会、务工  
返乡人员、农户以及土地与房屋等进行征召与动员。面对转译过程中的异议,各行动者通过协商与共同沟通  
进行排除,他们利益相嵌,互相激励与约束,最终形成一个复杂又稳定的行动者网络。  
①
范振杰、何丹、李小云《行动者网络视角下精准扶贫中的关系空间转化———来自云南省勐腊县河边村的观察》,《地理科学进展》2023年第4  
期,第756页。  
10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四ꢄ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机制的运行  
Y村的实践经验表明,利益是紧密农业产业联结的链条,行动者网络需要兼顾利益主体的诉求,唯有牢  
牢把握利益共享这一“密钥”,加强多元主体之间的联系,才能使行动者网络紧密、高效运作。在Y村茶叶产  
业发展过程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联农带农的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机制不断优化,各利益主体充分发挥  
资源优势,在利益创造、利益分配、利益协调与利益保障全过程形成产业链延长、制度嵌入与分类施策三重机  
制(见表1),并在联结中最大化自身利益,真正实现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户之间愿意联结、能够联结的  
统一。  
(一)何以可能:各利益主体能够紧密联结的三重机制  
1.引企入村:延长农业产业链,带动利益创造  
作为全县65个国家级脱贫村之一的Y村,人多地少,产业基础薄弱,土地零散,投入成本高而收益低,  
缺乏农业创新主体,加之外来农业企业难以有效融入农户,产业振兴之路困难重重。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当  
地关注内生型村企关系,Y村与浙江投资商合办农业企业,引企入村,延长当地农业产业链,为异质性主体创  
造利益,驱动利益协调与分配。  
第一,茶叶产业与非人类行动者的资源价值是Y村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机制的基础。促进特色产  
业振兴、增强产业链的扎根性,是改善脱贫地区经济韧性整体偏低局面的关键①。Y村位于武陵山区腹地,  
茶叶生长所需的水分、土壤和气候等条件优越,种植出来的茶叶品质良好,售价每斤几百至上千元不等,给相  
关利益主体带来明显的增收效益。因此,茶叶产业成为Y村发展特色农业的最佳选择。Y村所在地区独特  
的气候资源、海拔高度与乡村文化也为发展茶叶产业与乡村旅游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土地和技术是生产必  
不可少的要素,Y村要发展特色农业,必须解决土地碎片化等瓶颈问题。农户把家中撂荒一年以上的土地以  
入股的方式交予合作社,再由农业企业流转土地,租赁闲置农房,兴建茶叶种植基地与加工厂,有效提高了土  
地的使用效率。做大做强的Y村茶旅融合观光农业,打造具有地区特色和亮点的现代田园综合体,显著增  
加了村集体与农户的收入,为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网络提质增效。此外,乡村振兴、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等国家政策总体部署,持续推进全县“四好农村路”建设,为当地茶叶产业发展提供了基础设施保障。  
第二,优势互补的多元主体参与是Y村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的核心动力。土地、资金、技术与劳动  
力是实现现代农业持续发展的基本要素,利益主体的多元性决定了各主体所持资源的异质性。在Y村农业  
产业利益联结网络中,异质性主体通过资源互补、要素与服务适配的方式,延长茶叶产业链,打通农户联系大  
市场的难点与堵点,形成利益共同体。各主体通过相互博弈与制衡,确保利益分配机制有效运行。例如,农  
业企业发挥自身资本资源优势,先是在茶叶种植初始阶段投资500万元,用于流转土地、购入种苗与雇用工  
人等,后又投资300万元在Y村建设符合卫生标准的初加工基地,以便茶叶外运。在这期间,农业企业还利  
用自身在农业现代技术方面的优势为合作社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农户以土地经营权入股合作社,为修建  
茶叶生产基地提供连片的土地,通过精耕细作为农业企业保量保质提供茶叶。合作社则发挥中介作用,为农  
户提供农业技术服务,通过开展培训、技术上门等方式帮助农户解决生产技术难题,同时“扬”入股社员与农  
业企业资源优势的长,“避”入股社员与农业企业资源劣势的短,有效整合资源,优化资源配置。  
第三,稳定的行动者网络是Y村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的保障。Y村通过发展茶叶产业完成从原国  
家级贫困村到市美丽宜居乡村的蜕变,离不开行动者网络的稳定与高效运作。作为投资方,农业企业流转Y  
村连片的土地,以低成本带来高收益,为合作社与农户提供技术指导与就业机会,采用统收统销的方式保证  
了农户的短期利益实现。合作社向农户承诺,7年后农户可将带茶树的耕地收回自行管理,保障了农户的长  
期利益。茶叶生产及加工产生的经济利润优先以分红的形式流向Y村农户,政府在初期对茶园基础建设的  
补贴、茶叶生长期的一次性种苗补贴与对达到宜机化水平的土地平整补贴也提供了额外保证,成为构建Y  
村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机制的重要物质支撑。  
2.制度嵌入:规范利益协调与分配  
①
陈勤昌、王兆峰《武陵山片区国土开发强度与经济韧性时空耦合特征及互动效应》,《经济地理》2023年第4期,第49页。  
104  
甘宇ꢄ王璐ꢄ脱贫地区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机制的构建与运行———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分析  
以合作社为核心行动者的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机制,必须要遵循适应与市场经济体制接轨的“外  
圆”,与不用市场逻辑处理村庄内部问题的“里方”相结合的发展模式。通过落实以下制度来规范利益协调与  
分配过程。  
第一,界定清晰的利益分配方式。为避免农户产生“异己”心理与投机行为,Y村制定了清晰的利益分配  
模式,即农户以土地入股合作社,以茶叶产业产生的收益作为利益分配的基数,农业企业、合作社、农户共同  
按照“433”模式核算利益,即农业企业占40%,合作社占30%,余下30%归入股的农户所有。2021年Y村  
农户在每年每亩750元土地流转费的基础上,还额外获得5万元左右的分红。这种以股权分配为主,土地流  
转地租为辅的利益分配方式,保障了农户的“第二重收入”。  
第二,建立契约化管理与信用机制,防范化解信息不对称而引致的风险。紧密型农业产业化联结机制的  
构建需以切实保障相关主体利益为根本。然而,在现实中,信息不对称常使农业企业、合作社与农户因利益  
而不惜违约。Y村曾有外来投资者流转项目用地,默许农户签订合同时虚报亩数以获得补贴,其破产后却无  
法按照合同归还相应规模的土地,给政府留下棘手的问题。此后,Y村吸取教训实施契约化管理,根据农业  
企业与合作社签订的土地规范化流转、残次品控制与保险理赔等合同,建立违约黑名单,鼓励参与主体相互  
监督,大幅度减少因违约而导致的经济损失风险,维护利益联结网络的稳定运行。  
第三,实施民主管理、绿色管理模式,实现可持续发展。农户参与合作社的日常管理决策,有利于增强农  
户对自身价值的认同与合作社的满意度①,减少对农业企业等“居高临下者”的排斥。Y村实行了“农户代表  
制”,每季度定期召开农户代表大会,由农户代表汇集普通农户在生产技术、日常维护与茶叶采摘等方面的问  
题,与合作社、农业企业面谈,共同商讨对策。这既弥补了农户缺乏市场意识的短板,又节省了合作社对社员  
的监督成本,深化农业企业对茶叶种采环节的信息掌握程度。此外,Y村实施了系列贯穿茶叶生产、管理与  
加工过程的绿色管理措施,推动了茶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在茶树种植环节,使用有机肥料替代化肥以保持  
生产基地的土壤质量、提高茶叶产量;在日常管护环节,雇请专人对茶叶基地进行日常管理与维护,完善管理  
记录与责任追究制度;在采后加工环节,按高标准对茶叶进行初加工,晾晒时避免阳光暴晒导致提前氧化等。  
以上举措保障了茶叶产业的相关主体利益协调一致,使行动者网络趋于稳定。  
3.分类施策:切实加强利益保障  
制定茶叶保护性收购价,稳定茶叶产能。在该产业利益联结过程中,农业企业保证不低于市场价格收购  
茶叶,保障当地农户的种植利益,使Y村农户茶叶年收入保持在亩均6000元及以上。同时,农业企业严格  
按照食品卫生标准与茶叶基地建设标准对合作社、农户的种植过程进行监督。政府则通过向合作社与农户  
提供财政支撑、供给公共产品等缓解各方资金约束,增强多方合作意愿。如Y村所在的各级政府不仅对种  
植基地初期的基础设施如水、电、道路等工程建设进行资助,还适时给予化肥、树苗等专项补贴。  
表1ꢄY村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的三重机制  
三重机制  
作用路径  
访谈资料佐证  
非人类行动者大部分农户家里拥有15亩左右土地,且基本没有流转出租,可以用来种植茶叶。(Z1)  
的价值基础  
将村里的土地化零为整,共计500亩,荒废的房屋也重新修建用作生产基地。(Z2)  
农业企业先后投资了800万元,为我们解决资金和技术问题。(H1)  
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是由政府资助完成的,大概50余万元。(Z3)  
现在强调利益联结,不仅要有核心领导者,也要大家积极参与,我们村70%以上的农  
户都参与了合作社。(Z2)  
延长农业  
产业链  
多元主体参与  
稳定的行动者不仅有政府为我们提供补贴,公司和合作社还教我们技术,经常派人上门指导,收入也  
网络  
稳定。(J4)  
①
张超、吴春梅《合作社公共服务满意度实证研究———基于290户中小社员的调查证据》,《经济学家》2015年第3期,第21页。  
10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清晰的利益分公司、合作社和村民按照一定模式分钱,2021年我额外拿到了5万元左右的分红。  
配方式  
(F1)  
无论是将土地流转给农业企业,还是农户入股合作社,我们都严格签订合同。(H1)  
农户不能违背合同私自将茶叶从其他渠道卖出去。(H2)  
契约化管理  
制度嵌入  
农户代表将我们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汇总后,反映给合作社或者公司,统一  
为大家解决问题。(J2)  
民主管理、绿色  
管理  
按高标准对茶叶进行初加工,晾晒时避免阳光暴晒导致提前氧化。(N1)  
公司不低于市场价格100元/斤收购茶叶。(H1)  
我们都是严格按照食品卫生标准与茶叶基地建设标准对合作社、农户的种植过程进行  
监督。(N1)  
保护性收价、标  
分类施策  
准化监督  
ꢄꢄ(二)何以愿为:农业企业、合作社与农户三方利益实现  
.农业企业联结效益实现  
1
浙江投资商在本地成立农业企业,从提高收益与降低成本两方面提升了经济效益。第一,获得优质的茶  
叶生产基地,提升市场效益。投资商通过对Y村的土地现状和土壤监测情况进行实地考察后发现,Y村种  
植出来的茶叶品质优于原产地(浙江)。依托于Y村的自然条件、劳动力与土地资源,农业企业获得优质的  
茶叶生产基地,保障茶叶的质量,扩大茶叶品牌在西南片区的知名度,提升市场经济效益,实现增收。第二,  
农户再组织化与土地规模化,降低生产成本。农户的分散经营与土地碎片化是妨碍农业企业“蓄水”能力提  
升的障碍。合作社作为农户再组织化的载体,在降低农业企业生产成本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农户  
认知有限、生产经营规模小,缺乏对合同和法律的规范意识,存在较高的违约风险,农业企业与农户直接交易  
成本较高。合作社内生于Y村,是内在于农户的利益共同体和发展共同体,获农户高度信任,其通过制定多  
样化的入股方式与管理模式,实现农户的有序化、组织化管理,大幅度降低农业企业与农户直接交易的潜在  
高成本,同时还为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提供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另一方面,基于土地“三权分置”,Y村的农户  
将承包地入股合作社,合作社再将土地经营权集中流转给农业企业,增强了农业企业与农户合作的黏性,进  
一步降低了农业企业的交易成本。  
2
.农户联结效益实现  
与合作社、农业企业形成紧密利益联结可以满足农户的多方面诉求。第一,拓宽收入来源,实现本地就  
业增收。农业企业为Y村提供大量就业岗位,拓宽农户的就业渠道,使他们实现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此外,  
农户经营规模小,与农业企业间的市场地位不平等,议价能力弱。合作社作为农户利益的现实载体,能有效  
弥补农户的这一短板,实现农户与大市场的平等对接。Y村农户将闲置的零散土地以入股的形式加入合作  
社,在保障基本流转租金的同时,还获得二次分红,收入显著提升。第二,多样化服务降低风险。农户通过合  
作社提供的农资购买服务、土地托管服务、田间管理服务等生产技术服务以及决策指导,不仅降低生产成本,  
同时还显著分散生产过程中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第三,多元化的销售渠道解决“好货难卖”的问题。农  
业企业为合作社与农户提供资金、技术支持,极大地提高了农户的联结积极性;农业企业通过自身成熟的常  
规销售渠道以及“互联网+”渠道,推行线上、线下结合的销售模式,将茶叶销往全国各地,解决了农户与合作  
社“好货难卖”的难题。  
3
.合作社效益实现  
作为利益联结网络的核心行动者,合作社在促进各主体紧密联结的基础上,通过双向借力,形成节本增  
效的长效机制,促进自身发展。首先,合作社将资源“内外”整合,即推动外部农业企业的资金、技术与内部农  
户的土地、劳动力有机结合,带动本村农户增收,破解发展困境。如,合作社将碎片化的农户耕地整合成较大  
规模的可利用现代化农业技术和机械化设备耕作的耕地,实现规模化经营,提高了生产效率和土地利用效  
率。Y村引入农业企业后,由其投资兴建生产基地,统一收购茶叶,减少合作社的资金压力与产品市场风险。  
106  
甘宇ꢄ王璐ꢄ脱贫地区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机制的构建与运行———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分析  
其次,农业企业将茶树苗从浙江运到Y村,农田统用、农资统购、技术统一,减少了合作社的中间投入成本。  
合作社通过实施规范的管理章程,如实行的茶叶生产黑名单制度①,减少了农户的违约倾向,使农业企业与  
合作社的合作关系更加牢固,为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表2ꢄ农业企业、合作社与农户三方利益实现  
对象类别  
利益实现  
访谈资料佐证  
获得优质的茶叶生这里的土壤与气候条件等与浙江相似,种植出来的茶叶品质好,农户的精细化管理  
产基地  
也使得产量显著提升。(N1)  
农业企业  
合作社帮忙对接农户,帮我们节约了时间,提高了整体交易效率。综合来看,降低  
了不少成本。(N1)  
降低交易成本  
我们村45户200多人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其中脱贫户与低保户共15户40  
人。(Z2)  
实现本地就业增收  
现在比之前在外务工时好多了,2021年我的收入大概在10万元左右,我感觉比较  
幸福。(F2)  
农户  
我们村80%以上的农户都对合作社与公司提供的服务表示满意,生产风险降低  
了,收入自然也提高了。(F1)  
分散生产风险  
解决销售难题  
现在超过50%的农产品都通过网络销往外地,比较方便(J2)  
减少资金、技术压公司投资了300万元建立初加工基地,还为我们日常生产经营提供技术指导。  
力
(H1)  
合作社  
我们将农户和公司的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不仅得到了农户的信任,而且与公司也建  
立了长期合作。(H2)  
实现可持续发展  
ꢄꢄ五ꢄ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
农业产业发展需要统筹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建立公开、公平、民主的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机制。  
本研究基于Y村的调研资料,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切入点,搭建脱贫地区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机制构  
建的分析框架,进而阐述多元主体的利益互动过程。  
首先,在Y村农业产业利益联结的行动者网络中,合作社作为核心行动者,以行政征召、市场征召、村委  
会征召、家土情怀征召、带动征召和土地与房屋征召等多样化形式凝聚各利益诉求不同的行动者,通过“构建  
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机制”这一共同强制通行点,改善Y村产业基础薄弱、农户内生发展动力长期不足  
的状况,实现利益联结网络中异质性主体的互利共赢。  
其次,在转译过程中形成了使各行动者“能够联结”的三重基础机制,即产业链延长、制度嵌入与分类施  
策。这三重机制有效贯穿于利益创造、利益分配、利益协调与利益保障的全过程,弥合了异质性主体间的利  
益冲突和分歧等问题,保障了利益联结网络的稳定运行。  
最后,对利益联结网络中具有代表性的行动者,包括农业企业、合作社与农户的联结效益进行剖析后发  
现,通过构建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机制,农业企业可获得优质的茶叶生产基地,降低与农户打交道时的  
高交易成本,为实现市场经济效益节本增效;农户能拓宽收入来源,实现本地就业增收;合作社能提升内部治  
理水平,建立双向借力促发展的长效机制。  
(二)讨论  
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中之重。脱贫地区紧抓特色产业挖掘这一牛鼻子,将产业发展与脱贫户  
利益紧密联结是激活内生动力、实现地区可持续发展,进而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在实践中,脱贫户在  
①
若农户不通过合作社,私自将茶叶卖给其他商家,损害农业企业合法利益,将被列入黑名单,由合作社按照规定对该农户进行经济追偿,并作  
出退社处理。  
10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资金与技术方面处于劣势,农产品经常陷入滞销困境。从这一角度上看,推进脱贫农户与合作社、农业企业  
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成紧密型利益联结,是实现脱贫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进而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  
重要探索。本研究为深化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推动乡村振兴提供有益参考。  
第一,重视发挥异质性行动者各自的资源优势,激发各主体参与联结的内生动力。农业生产、生态效率  
的提高离不开劳动力、资金、土地与先进的技术等生产要素。其中,农户拥有土地、劳动力与精细化的农业生  
产优势;农业企业拥有丰厚的资本、现代化的机械设备与专业化的生产技术,在农产品深加工、流通、销售与  
品牌打造方面具备天然的优势;合作社既是农户利益的现实载体,也是农业企业嵌入乡村的桥梁,在征召与  
动员农户层面具有显著优势,发挥着资源“内外”整合的核心行动者作用。要正视农业产业利益联结中各行  
动者所拥有的资源优势,重视以资源优势弥补资源劣势,激发多元主体参与联结的内生动力。  
第二,创新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机制,构建稳定、紧密的行动者网络。依托一系列农村地区的制度  
改革,不断推出新颖的利益联结形式,如大力促进农户与其他农业经营主体紧密合作,共享来自生产、加工、  
流通与销售环节创造的增值收益,因地制宜发展休闲农业等农旅融合项目,为相关主体的利益创造拓宽渠  
道。鼓励农户以土地经营权以外的资源(劳动力、农具、房屋)入股合作社,为其统一发放“入股经营凭证”,并  
按规范化的合约享受股权分红,增强紧密型利益分配的合法性。加强对股份制合作社的督导,规范其内部治  
理,严格落实联结机制黑白清单,将农业企业与合作社所获得的政策倾斜与其带动农户增收的效果挂钩。金  
融机构优先为紧密型农业产业相关主体提供服务,政府根据当地产业基础制定发展政策,积极引导农科院专  
家、大学生与致富能人协助各经营主体开展联结,切实保障他们的利益。  
第三,保障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机制的运行。将产业链延长、制度嵌入与分类施策等三重紧密型联  
结的基础机制贯穿于利益创造、利益分配、利益协调与利益保障全过程,明确各行动者“愿意联结”的具体利  
益点。通过延长农业产业链促进深度合作,增加利益创造空间,提升整体价值链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如建  
立和完善农产品加工企业,引进和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与物流体系,拓展农产品的市场渠道,发展农业服务  
业等。合理的制度嵌入可以确保各利益相关者公平、公正地分享利益,避免因利益分配不均而产生冲突。  
如,制定详细的分配规则与监督机制,确保各方合理分享产业链延伸带来的收益,激励各方积极参与利益联  
结等。根据不同地区、不同主体、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情况,制定差异化政策与措施,促进各方的有效沟通与  
协作。此外,应明确各行动者“愿意联结”的具体利益点,增强联结动力,从而实现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  
机制的整体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责任编辑:钟秋波]  
108  
第51卷第5期  
024年9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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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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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1ꢁN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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ꢂSocialSciencesEditionꢃ  
Septemberꢁ2024  
“先学后教”论可以休矣  
周序ꢄ高睿婧  
ꢄꢄ摘要:“先学后教”是近年来一种流行的教育主张。“先学”的思想早已有之,在今天“学生中心”、“以人为本”等  
理念的加持下,“先学”被提升到与“教”并列甚至更高的位置。但中小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有限,在强调“学”的同  
时又忽视教师指导的情况下,“先学”的效果难言乐观。同时,“教”必须伴随着“学”同时发生,不存在单独的“教”,  
自然也就不存在“后教”,且很多知识的“教”,并不需要有“先学”作为铺垫。教和学应该是统一活动,这种统一对于  
那些基础性、技能性的知识教学来说显得尤为困难。要实现这种统一,需要教师艺术化地引领学生的思维,让学生  
摆脱死记硬背、机械刷题的困境,做到以教促学。  
关键词:教学;自学;先学后教;教和学的统一  
ꢀ
DOI1013734ꢅjcnki1000-531520240516  
收稿日期:2024-04-05  
作者简介:周序,男,四川泸州人,教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课程与教学  
ꢀ
论、教育社会学,E-mailꢆdavid_bnu@163com;  
高睿婧,女,河北张家口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  
近年来,“先学后教”成为一个流行的主张,甚至被看作是“中国本土的”教学理念①。有人认为,采取“先  
学后教”的方式,可以培养学生的自主意识和自主学习能力,“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基础教育向纵深方向改  
革”②,因而值得肯定并大力推广。在学术界的呼吁下,“先学后教”在教学实践中也颇受重视,在各级各类的  
磨课、研课过程中,“先学后教”的身影随处可见,不少一线教师也认为这是一种积极的教学创新。可以说,  
“先学后教”不仅在理念上被广为认可,实践中也得到了普遍的应用。  
但是,“先学后教”在理论上却也面临着质疑。王策三认为,“这一提法不合事实,不合逻辑,概念混乱,不  
科学”③;也有人担心,这一教学模式容易导致教师“不同程度地游离于课堂之外,成为‘存在着’的局外人”④。  
那么,“先学后教”的理念究竟能否经受住这些质疑,其学理价值如何,需要进行一番审慎的分析。  
一ꢄ“先学”的意义及其限度  
主张让学生在课前“先学”,其实并不是什么新的理念。长期以来,中小学老师大都强调学生在课前要先  
预习,这样课堂上的学习才能更轻松、更愉快。课前先预习的思想,往前还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老一辈的  
教育家俞子夷介绍说,约在1910ꢊ1914年间,他先后从日本购得了《自习主义》和《自学辅导的教授法》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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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后来又接触过马克马利(McMurry)所著的《怎样自学与怎样教自学》(HowtoStudyandTeaching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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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Study)一书⑤。这是我国对“自学”的早期接触。只不过这期间的“自学”并不是完完全全交给学生、教师  
放任不管的“自学”,而是通常都作为课堂教学的铺垫。1917年,浙江省立第十师范附属高等小学校的教授  
①
②
③
④
⑤
余文森《先学后教:中国本土的教育学》,《课程·教材·教法》2015年第2期,第17ꢊ25页。  
于洋、傅海伦、晁冉冉等《“先学后教”的多重解读和理性审视》,《教育科学研究》2015年第11期,第57页。  
王策三《关于指导自学实验———兼评“先学后教”改革》,《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88页。  
屠锦红、李如密《“先学后教”教学模式:学理分析、价值透视及实践反思》,《课程·教材·教法》2013年第3期,第28页。  
俞子夷《现代我国小学教学法演变一斑———一个回忆简录(三)(四)》,《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8年第1期,第75ꢊ76页。  
10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状况报告称:“各科一(律)以儿童自动为主,教师处于指导之地位。其实施之状况,教授前重预习,教授时重  
启发,用问答式,教授后重整理”①。这无疑就是典型的“先学后教”。而当时的“先学”,其实就是依据学习材  
料进行预习的意思。然而,受当时国内形势的影响,“先学”也好,“自学”也罢,都远未形成规模效应。20世  
纪60年代之后,卢仲衡开展的“自学辅导教学实验”影响颇大,让学生在课前进行“自学”的做法才真正受到  
了重视。到了80年代,随着“学生主体”理念的提出,“自学辅导教学实验”更有着特别的意义———让学生在  
课前先自学,正是发挥学生主体性、自主性的体现。北京和上海的“自学辅导教学实验”数据表明,接受了自  
学辅导,在课前“先学”的实验班学生,在学习的习惯、兴趣和成绩上都优于对照班的学生②。这一系列的实  
验结果为学生主体地位的奠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先学”的价值也得到了普遍的认可。  
可见,让学生在课前“先学”,并非什么新主张、新理念,而是早已有之。只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先  
学”都是从属于课堂教学的,学生的课前预习往往也是在教师的安排下进行。课前的“先学”和之后课堂上的  
“教学”之间并不是并列的关系,“先学”的目的是帮助教师更好地进行课堂教学,也就是通过学生的课前预习  
来为课堂教学的更好开展提供铺垫。从来没有老师认为学生在课前“预习”了,“先学”了,自己就可以少教乃  
至不教,更不至于将自己的“教学”作为“先学”的附属品。但是,今天所说的“先学后教”理念,远不同于卢仲  
衡倡导的“自学辅导教学”,而是伴随着学生中心、学习中心、以人为本、学重于教等理念而流行开来的。今天  
我们在谈及“先学后教”的时候,“学”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服务于“教”的“预习”,而是被放到了一个和“教”并  
列,甚至是比“教”更加重要的位置了,正如有学者所说,“教育(教学)是学重于教,是以学定教的活动”③。  
“
不学不教”甚至还被看成是核心素养时代需要秉持的一种教学立场,是一条需要遵循的学习规律④。这意  
味着“学”是一种可以脱离“教”的“优先级”的存在。似乎只有不断地强调“学”的价值,才能体现从“教师中  
心”转向“学生中心”、从“讲授中心”转向“学习中心”的变化,才符合“以生为本”的意蕴。风靡一时的“翻转课  
堂”,就是因为符合“先学后教”的理念,而被认为能够促进学生中心、主动学习、自主学习和合作探究⑤,因而  
广受追捧。  
但“学习中心”、“学重于教”等说法,都建立在学生是理想化的个体的基础之上。当学生想学、愿学且掌  
握了学习方法,无需教师的“传道授业解惑”,也能自行掌握大部分教学内容时,“学习中心”的主张就显得理  
直气壮,“学重于教”也显得顺理成章。然而,现实情况却远非如此。一方面,我国的中小学生普遍存在着厌  
学情绪。202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高一、高二的学生群体中,中等厌学程度的比例高达63.6%;高等厌学  
程度的比例也达到了10.7%⑥。甚至在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当中,也已经有不少人恐学、厌学⑦。当学生根本  
就不想学、厌学的时候,还一味要求其“先学”,效果只能是适得其反。另一方面,很多学生在学习方法上也存  
在着对成年人的依赖。“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变‘学会’为‘会学’”等说法的流行,恰恰说明很多中小  
学生还不会学,还无法自己去“渔”。在这种情况下,“自学”就不应该是教师彻底放手、放任自流的“自学”,而  
是需要对学生的“自学”过程予以精心的辅导。然而,当“教”被放到“学”的后面进行,则先学的环节必然就缺  
乏教师辅导的参与,那么出现学生学不会、学不明白,甚至越学越糊涂、越学越不想学的局面,也就不足为奇  
了。杨启亮认为:“在人的成长过程中,直到研究生,他才真正发生了一种位置上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在逐  
步接近不教的‘学会’……有许多东西,不需要教了,可以通过看书,自己学了……什么情况下可以实质上发  
展成不用教,自学也会呢?是博士后阶段。”⑧可见,将还处在中小学阶段的学生均视作有意愿先学、有能力  
自学的个体,是一种罔顾事实、不符合客观规律的“乌托邦”般的幻想。在基础教育阶段,自学而通、不教而会  
①
②
教育部普通司编《优良小学事汇第一辑》,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第263页。  
北京市数学自学辅导教学实验协作组《初中一年级数学自学辅导教学协作实验研究结果———北京市五个实验班的初步总结》,《心理学报》  
1
981年第3期,第257ꢊ265页;邓越兰、张孟钧《初一代数自学辅导程序教学实验报告》,《教育科研情况交流》1983年第5期,第17ꢊ22页。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刘次林《以学定教———道德教育的另一种思路》,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  
褚清源《开启以学习为中心的“学改”之门》,《中国教师报》2022年9月7日,第6版。  
ꢀ
张萍、DingLin、张文硕《翻转课堂的理念、演变与有效性研究》,《教育学报》2017年第1期,第46ꢊ55页。  
黄佳雨、陈香莲、何赛等《青少年厌学程度及原因的调查》,《心理咨询理论与实践》2023年第5期,第360页。  
金晓芳《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一年级孩子恐学、厌学》,《人民教育》2018年第22期,第6页。  
杨启亮《教学有法,法无定法》,《上海教育科研》2016年第7期,第7页。  
110  
周序ꢄ高睿婧ꢄ“先学后教”论可以休矣  
的情况,只能是个别天才学生的偶然案例;若将其作为对中小学生的普遍要求,非但不能称为理念上的创新,  
反而会带来实践中的搁浅。  
二ꢄ“后教”的说法在逻辑上难以自洽  
即便是在完全理想的情况下,大多数中小学生都可以通过自学掌握大部分教学内容,“先学后教”的说法  
也是有问题的。将教学活动作“先”“后”两个阶段的划分,意味着在“先学”的环节无需“教”的参与,而在“后  
教”的阶段也没有“学”的因素,二者彼此独立。倘若二者有所交叉、重叠,那就没有先后之分,“先学后教”自  
然也就无从谈起了。  
撇开教的“学”是存在的。教学实践中普遍存在的“自习课”、“研讨课”,就是让学生自行学习。学生的自  
主性越强,对学习方法的掌握越牢,则“自学”的质量就越高。学生独立自主的学习,甚至还可以离开学校、脱  
离课堂,在校外进行。倘若学生的学习发生在授课活动之前,例如前文所说的预习,则无疑就是“先学”。学  
生“先学”的内容越多,效果越好,教师授课的进度就可以越快,深度亦可拓展。  
但是,脱离“学”的“教”便令人费解。陶行知早在1919年就提出了“教学合一”的主张①,目的就是抨击  
教与学相割裂的情况;王策三也主张,“教学永远是教和学统一的活动”②。然而,我们对这类观点的认识长  
期都只是停留在纸面上。在实践当中,“人们习惯于把教学理解为:教是学的基础和前提,教学即先教后  
学”③。因此,课堂上的知识授受过程被看作“教”,而课后的作业则被当成是“学”。大家并没有意识到,课堂  
上教师在“教”的同时,也伴随着学生的聆听、思考、理解、分析等活动,这些如果不是“学”,又是什么呢? 可  
见,“学”并不等同于“自学”,“跟着老师学”才是课堂中的常态。  
为了解释清楚教和学的统一关系,郭华曾以“买卖”作类比来进行解释:  
“教学”与“买卖”极其相似,都由两个相对独立、不能相互替代的活动结合而成,一旦结合成功,  
便相互支持、相互成就。如若没有“卖”,就没有“买”;没有“买”,“卖”就不会发生。所谓的“卖”,最  
多只是“摆摊”“展览”“吆喝”,只有“买”“卖”同时发生,才成了“买卖”。“教学”也是这样。没有“教”  
的“学”,只是“自学”而非“教学”,没有“学”,则“教”就不能称为“教”,可能是“自说自话”“独角戏”或  
是其他什么,但唯独不能叫作“教”。应该说,“教”的存在必有赖于“学”的发生,“教”是不能独立存  
在的。④  
如何理解郭华所说的教学如买卖、“教”是不能独立存在的?“我教”其实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若从句子  
成分划分来看,这个句子缺少宾语。当然,在日常的表述当中,我们也常有“教书”、“教知识”的说法,似乎只  
要有书、有知识,教师就可以“教”了。但事实上,书也好,知识也罢,都只能说是教学的内容,教学还需要有专  
门的对象。有对象而无内容,则教之无物;有内容而无对象,则内容便无法被传递、理解和吸收。只有讲清楚  
老师是在“教学生学知识”、“教后辈学文化”,才能表达出一个清晰的意思。而当学生、后辈在教师“教”的帮  
助下学知识、学文化的时候,那么“学”与“教”自然就融为一体、不可分割了。在日常生活当中,一些说法不太  
严谨,或许无伤大雅;但教育思想、教学理念的表述需要严谨,需要便于理解和操作。“先学后教”作为一个需  
要广大教师去理解、去落实的教学理念,若也用日常生活当中简化的、不甚严谨的说法来表述,难免引起误  
解,甚至造成误导。既然不存在脱离“学”的“教”,那自然也就无所谓“后教”了。如果我们承认有单独的“教”  
存在而不需要“学”的伴随,那就意味着“教”的活动不需要学生的参与,那才是真正的“目中无人”的、只见教  
师不见学生的“教”,这反而和“先学后教”所秉持的“学生中心”、“以生为本”的理念相矛盾。  
“后教”的说法,除了在逻辑上存在疏漏之外,在效果上也不能一刀切地看待。一般认为,预习可以促进  
课堂教学质量的提升,但并不是所有的教学都需要建立在“先学”的基础之上。“过犹不及”的说法表明,有时  
候预习过度,反而不利于教学质量的提升。而且,还有大量的教学内容,是无需预习,或者没法预习的。例如  
事实性的知识,像唐太宗姓李、菜字是草字头加一个采、圆周率约等于3.14之类,学生需要做的是记忆而非  
①
②
③
④
陶知行(陶行知)《教学合一》,《时报·教育周刊·世界教育新思潮》1919年第1号,第1页。  
王策三《教学论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版,第87页。  
余文森《先学后教:中国本土的教育学》,《课程·教材·教法》2015年第2期,第17页。  
郭华《“教与学永远统一”再认识———教学认识论的视角》,《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第76页。  
11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理解,因而“教学”是否建立在“先学”的基础之上,对效果的区别不大。无论是学生自己从书上看到的3.14,  
还是在课堂上听老师讲的3.14,并无本质区别。只有对那些理解起来有一定难度的、学生未必能够在课堂  
上“一听就懂”的知识,“先学”的价值才可能体现出来:学生在课前先铺垫一点,自己尝试是否能够理解,如果  
不能,则记录下来哪些地方存在困难,哪些地方存在阻碍,这就是后面课堂上要重点听的地方。到了课中,教  
师对关键环节进行解释和点拨,学生有了课前铺垫的基础,有了对所标记的难点的针对性聆听,便更容易理  
解和吃透这堂课的知识内容。  
但即便是学生理解起来存在一定障碍的知识,也并不是全都得在课前进行预习之后才可以“教”。有一  
线教师总结经验说,课前的预习是否有意义、有价值,需要“辩证看待”,因为预习也会带来认知的鲜明性减  
弱、学生在课堂上过于放松、学习过程无新鲜感等问题①。如果教师通过自己巧妙的教学设计,能够让学生  
在课堂上就能理解、吃透相对较难的知识,那么“先学”就没有必要,直接“教”反而更加节约时间。例如数学  
中的线为什么没有粗细之分,要让学生在课前“先学”,他们最多也只是“记住”、“背下”这个结论,而无法达到  
“理解”。但俞正强老师设计了让学生画出粗细不同的同一条线的活动,让学生亲自体验到了有粗细之分的  
其实是笔而不是线,从而理解了线无粗细这一抽象结论②。这其实就是通过巧妙的教学设计,将知识的理解  
完全放到了课堂当中来完成,避免了学生在课前“先学”了半天也无法真正理解,甚至因此对知识感到厌倦的  
局面。任为新老师执教的《外貌描写》一课也是如此。任老师在课上不断地提出“我要拿这些文字去征婚”,  
“
别人可以拿你们写的做‘寻人启事’”等要求③,从而带领着学生在不同的场景中进行切换,让学生的写作过  
程始终带有新鲜感,还掌握了面对不同读者对象的写作要领,这同样也是在课堂上直接“教”出来的,而非基  
于课前预习的教学效果。但如果学生有了“先学”环节,已经提前了解了今天这堂课就是要写相亲的广告和  
寻人启事,则教师无法在课堂上给学生设置悬念,无法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学生对这堂课的热情必然大为降  
低,教学质量也就不见得能好到哪里去了。  
这样看来,预习环节并非必不可少,“先学”自然也不该是“教学”的必要前提。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课后作  
业几乎天天都有,但课前预习教师却不是每日布置。因此,认为“教学”必须建立在“先学”的基础上,甚至将  
“先学后教”作为一种套路化、模式化的操作方式,就显得不太明智了。  
三ꢄ教与学的统一:教师对学生思维的艺术化引领  
如何在彰显“学”的同时不至于把“教”置于虚无地位,是教学论研究中一个值得关心的问题。当杜威号  
召“做中学”时,他也提醒说,“认为自由的原则使学生具有特权,而教师被划在圈外,必须放弃他所有的领导  
权力,这不过是一种愚蠢的念头”④;布鲁纳主张的“发现学习”,也并不是放手让学生自己去独立发现,而是  
需要考虑“怎样取得我们能力最卓越的学者和科学家的帮助”⑤;莱夫和温格倡导的“情境学习理论”同样认  
为,学生作为“新手”,在课堂中应当持一种“合法性的边缘参与”的身份,教师作为“老资格的前辈”,对学生充  
分参与学校这一实践共同体中的活动具有重要意义⑥;李吉林虽然也非常强调学生在情境中进行学习,但她  
同时也认为,情境的营造需要与教师的语言描绘相结合,通过教师的语言来“对学生的认知、情感起到调节、  
支配、暗示的作用,引领他们感受情境的美,体验情境中的情”⑦。诸如此类,都是从事教学论研究的前人先  
辈在教学模式、操作方式上促进教与学相统一的尝试。郭华更提出了“两次倒转”的主张,试图建立教与学相  
统一的机制。所谓“两次倒转”,即首先根据教学内容去选择并唤醒学生的相关经验,但并不让学生独自去经  
历从经验到知识的建构过程,因为这个过程太过于漫长繁琐,而是由教师对前人先辈的探索进行“去粗取精”  
的筛选,将一个经过筛选提炼的知识发展过程呈现给学生,并让学生简约地经历一番,同时教师还要对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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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唐绍友《也谈预习———论预习教学功能的辩证观》,《数学通报》2003年第8期,第10页。  
俞正强《如何让学生认识“线无粗细”》,《中国教师》2015年第2期上半月刊,第59ꢊ60页。  
任为新执教,郑桂华、严英俊点评《<外貌描写>习作课教学实录》,《语文教学通讯》2017年第3C期,第28页。  
杜威《我们怎样思维———再论反省思维与教学的关系》,姜文闵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版,第223页。  
布鲁纳《教育过程》,邵瑞珍译,文化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第38页。  
⑥
J·莱夫、E·温格《情景学习:合法的边缘性参与》,王文静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页。  
⑦
李吉林《为儿童快乐学习的情境教学》,《课程·教材·教法》2013年第2期,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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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序ꢄ高睿婧ꢄ“先学后教”论可以休矣  
的关键环节、重要节点进行点拨、指导。这样,学生就被教师带领进入了知识发展的“简化版”历史,既保障了  
教学的效率,也能够让学生对知识不但知其然,还能知其所以然①,从而实现“教”与“学”的统一。  
“做中学”与“发现学习”虽然肯定了教师的作用,但更强调学生的经验和探索,以至于降低了知识的地  
位,因而从来没有成为课堂教学的主流;情境学习则因为操作上的难度较大而在实践中经常表现出形式化、  
肤浅化和片面化的问题②。“两次倒转”的机制能够解释如何通过教与学相统一来帮助学生理解那些难度较  
大、需要由教师帮助搭建“脚手架”的知识;但我们还需要关注那些需要“识记”而不是“理解”的知识,以及那  
些难以“熟练掌握”而非“理解吃透”的知识。例如中文汉字和英语单词的书写、加减乘除的运算法则、地球围  
绕太阳转等科学常识、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等,这类知识好像只需要学生自己背下来、记在心里就可以了,  
教师既无法跟学生解释清楚1+1为什么等于2,也说不明白隋朝后面那个朝代为什么叫作唐朝。再比如加  
法结合律的运用、最大公约数的寻求之类,除了题海战术、反复操练之外,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教”的方  
法———教师无法通过一次性的“讲清楚了”,就能让学生“不熟也能生巧”。但这样的一些知识偏偏是基础教  
育阶段最基础、量也最大的教学内容。十多年前,笔者在拜访王策三先生的时候谈到了这个话题,当时王老  
先生就说:“基础性的知识,就是需要‘灌’给学生的,不灌学生就没法进行后续的学习。”“灌”的说法似显刺  
眼,却朴实地反映出,中小学生普遍对这些基础性的知识缺乏了解和操练的兴趣,懒得背、不想练一直都是令  
老师们颇为头疼的问题。因此,这样的一些知识究竟该如何“教”,才能激发出学生“学”的热情,应该成为我  
们关注的重点。  
例如,《论语》的学习一直是中小学教育中的一个难点。虽然众多中小学语文老师在改进教学质量方面  
作出了持续努力,但让学生通过课堂上对《论语》的学习来领会“治理天下”的智慧则非常困难,甚至是让学生  
背诵一些经典的句子,或者记住一些重要的实词虚词的用法,也颇为吃力。然而,当于丹讲解她的“论语心  
得”的时候,却掀起了一股国学热潮,众多大中小学生不再像课堂中那样对《论语》避之不及,而是听得津津有  
味、回味无穷:因为于丹在讲《论语》的时候,旁征博引,娓娓道来,不但让学生觉得听课的时候如沐春风,而且  
调动起了他们研读《论语》的热情,甚至因此还发现了于丹的讲解中肤浅的、存在疏漏的地方。为了确认于丹  
确实讲错了,学生们需要对《论语》的一些句子和观点谙熟于胸,需要熟知文言文中实词虚词的各种用法:这  
个时候,那些需要记忆、需要背诵的知识看起来就不是那么碍眼,不再显得毫无意义,而是成为学生们对于丹  
的观点进行反思乃至商榷的工具。可见,当老师讲得好,让学生爱听、想听的时候,教师的语言就可以引领学  
生的思维前进:不再是被动聆听,而是可以边听边想。在思维的参与下,学生还可以给那些原本只要求“识  
记”的知识赋予额外的意义:不是为了记住而记住,而是为了运用而记住,甚至可能因为运用得多便不再需要  
刻意地记了。总而言之,课程标准或许只要求学生记住、背下某些知识点,但教师却可以引导学生在这些知  
识的基础上进行发散性的思考,使记忆的任务在思考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完成,而精心设计的、富有艺术感  
染力的教学语言正是引领学生思维的重要工具。当“学”的过程有了思考的参与,“学”便不再枯燥,而是焕发  
出生机和活力。而要达到这一效果,教师的“教”则功不可没。  
除了新授课,习题课也是中小学阶段的一种常见课型。中小学生不愿做题,成为“刷题机器”的现象长期  
为人诟病,而诸如“小镇做题家”的说法其实也表达出人们对“做那么多题除了会考试还有什么用”的不满。  
但事实上,做题是学生不断熟悉所学知识的必要手段。数学中的计算题可以让学生将加法交换律、结合律、  
竖式运算规则、括号分号的意义等烂熟于胸,语文课里的造句、写作等题目则能检验学生是否真正掌握了修  
辞、语法和描写策略等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但长时间的、过量的讲题、练题却令广大中小学生陷入“题海战  
术”的深渊,成为他们痛苦的源泉。习题课上普遍存在的学生们分心走神、应付了事的现象,其实都是他们不  
愿动脑思考、缺乏思维参与的表现。因此,如何让学生的思维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对题目的分析思考当中,就  
成为习题课当中老师们普遍面临的一个难题。  
012年4月,在郑州高兴区三十七中的一堂示范课上,授课教师给学生呈现了以春秋时期诸侯争霸为  
2
①
②
郭华《带领学生进入历史:“两次倒转”教学机制的理论意义》,《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6年第2期,第8ꢊ26页。  
郭艳芳《情境的二重性与中介作用———探讨促进学生发展的情境教学路径》,《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第126页。  
11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背景的一道题目:  
敌军侵扰齐国边境,齐桓公采取围魏救赵的策略,命令将领带兵一万攻击距离齐国边境1000  
里远的敌军国都。根据《汉书·陈汤传》记载:“重装日行三十里,轻装日行五十里。”《武经总要》记  
载:“平常日行三十里,快速时行六十里。”据此可以推知军人一天行军约50里。如果每人每天消耗  
掉一斤粮食,每个人可负重60斤,军人负重包含作战装备50斤,民夫则不用背负作战装备,那么假  
如军人自己携带粮食,最多可攻击多少里之外的敌军?假如每个军人携带一个民夫,则最多可以攻  
击多少里之外的敌军?携带两个民夫呢?如果不限制民夫数量,攻击距离有极限吗?到底雇佣多  
少个民夫,携带多少粮食,对于完成作战任务来说最经济、最合算?①  
不同于教科书上常见的工业生产、物流运输、作物种植等虽然真实但却无法引起学生兴趣的话题,这一  
题目将学生带入到一个“历史战争场景”当中,学生们并不是在“刷”一道与我无关的题目,而是以齐桓公的  
“谋士”的身份来进行作战方案的制定———齐桓公这场仗到底该怎么打,是由我说了算。当然,不同的学生可  
能会提出不同的作战方案,例如:军人与民夫同去同回,需要带多少民夫和多少粮食?军人与民夫同去,民夫  
把粮食送到前线就先回,军人打完仗再回去,需要带多少民夫和多少粮食?军人和民夫一起出发,每走一天  
吃掉一部分粮食,就回去一部分民夫,这又需要带多少民夫和多少粮食?当学生们都希望自己提出来的是最  
佳作战方案的时候,就不但需要把自己的方案计算清楚,还需要把别人的方案也研究明白———无论是作战方  
案的设计还是对不同方案孰优孰劣的比较,都伴随着学生积极思维、主动参与。在这堂课中,教师并不是用  
语言来告诫学生“你们要认真思考”,而是通过题目场景的设置,让学生进入了一个符合他们喜好的、让他们  
觉得有意思的情境之中。可见,即便是运用同样的知识来解题,题目营造的情境不同也会导致学生思维的参  
与程度迥异。因此,教师需要根据所教学生的兴趣、喜好来对题目情境进行个性化的设置,从而带领学生“进  
入”到题目之中,而不是仅仅作为一个“旁观”和“解答”题目的工具人。  
教师对学生思维的引领,这当然是在“教”,而当学生的思维在积极地参与,这无疑也是“学”的体现。其  
实,越是简单枯燥、学生越不感兴趣的知识,越依赖于教师对学生思维的艺术化引领。当学生在教师的启发  
和引导之下,发现原本需要死记硬背的知识,也能散发出无尽的魅力;原本令自己感到“压力山大”的习题作  
业,竟然也颇有趣味,则主动的“学”便在“教”的带领之下发生。如此,“教”与“学”自然统一。  
[责任编辑:罗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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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序《“深度学习”与知识的深度认识》,《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第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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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卷第5期  
024年9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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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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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1ꢁN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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ꢂSocialSciencesEditionꢃ  
Septemberꢁ2024  
成仿吾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观探析  
黄书光  
ꢄꢄ摘要:作为新民主主义教育革命和社会主义教育建设的亲历者,成仿吾通过长期不懈的多样化办学实践,形成  
了自己独特而鲜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观。他坚持以革命信念、务实精神推进“战火中”的教育实践,注重“结合  
中国情况”学习苏联高校的办学经验,强调在时代变迁中把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本质内涵,倡导用唯物辩  
证法引领学校教育系统的多维变革,努力探寻现代化的人才支撑和教育现代化的高水平发展。置身于中国社会剧  
变,长期倾情于教育实践变革的深层理论求索,彰显出教育家成仿吾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发展所作出的  
重要贡献。  
关键词:成仿吾;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  
ꢀ
DOI1013734ꢅjcnki1000-531520240514  
收稿日期:2023-12-12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2022年度重大项  
目“中国基础教育迈向高质量历史变革中‘典型经验’的传承与发展研究”(22JJD88002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黄书光,男,福建福清人,教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教育学部教授、  
ꢀ
博士生导师,上海终身教育研究院特聘研究员,E-mailꢆsghuang@deduecnueducn。  
成仿吾,1897年8月24日出生在湖南新化县琅塘乡澧溪村的一个乡绅家庭。从小接受良好的家风家教、  
传统的私塾熏染和新式的高等小学堂洗礼,一度跟随大哥成邵吾东渡日本,先后在名古屋第五中学、冈上第六  
高等学校二部(工科)、东京帝国大学造兵科学习。除自觉学习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外,还广泛涉猎  
文学、哲学等人文社科知识。“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和郭沫若等人发起成立“创造社”,投身文学革命事业。  
1924年后,曾受聘为广东大学理学院物理、德语教授。之后,他实现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身份转变,  
并留学法国、德国,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1931年夏回国后,担任革命根据地鄂  
豫皖省委宣传部长等职务;1934年4月,调任江西瑞金中央党校工作;同年10月,跟随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  
1
1月  
,到达陕北瓦窑堡后,任中央党校教务主任。1937年“七七事变”后,受命为陕北公学校长,此后又相继参  
与华北联合大学的实际办学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和校长、东北师范大学  
校长和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1984年5月17日辞世。  
在新民主主义教育革命到社会主义教育建设的漫长过程中,成仿吾通过多样化本土办学实践,形成了自己  
独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观。他审时度势,坚持以崇高的革命信念、坚定的务实精神推进“战火中”的多  
维教育实践,注重“结合中国实际”学习苏联高校的教育经验,强调在时代变迁中把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的本质内涵,倡导用唯物辩证法引领学校教育系统的多维变革,并积极探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脉动与育人  
方向。他一生穿梭于“文学”、“革命”和“教育”的三重世界,不仅是坚定的无产阶级文学家和革命家,更是卓越  
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对特定时期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中国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ꢄ坚持以革命信念、务实精神推进“战火中”的多维教育实践  
与文学上的“革命文学”观相呼应,成仿吾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逐渐成长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无  
论身处何等艰难的战时环境,他始终以革命信念、务实精神参与和推进各种类型的多维教育实践,注重“遵循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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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克思主义的教育理论,分析、解决教育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指导自己的工作”①。  
1931年11月,成仿吾受命来到鄂豫皖苏区,担任省委宣传部长兼省苏维埃文化委员会主席。在任期间,他  
主持起草了《鄂豫皖省苏维埃文化委员会决议案(草案)》。该《决议案(草案)》呼吁工农劳苦群众要拿起文化教  
育“这个武器”,“来加强我们自己的战斗力”,强调劳苦群众在得到经济政治解放之后,“必须要实现文化上的完  
全解放。我们必须从地主、豪绅、资本家的奴隶文化中解放出来,首先要读书识字,提高我们的思想和文化,增  
加我们斗争的力量,来完成建立新社会的伟大使命”②。  
针对既往文化工作的错误做法,“把全部的力量都集中在学校教育方面(学校教育工作也做得不很好),而  
放弃了对于红军、赤卫军、工会、贫农团、少先队、童子团、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等基本群众普遍地施行社会教  
育,特别是没有广泛地发展工农群众的识字运动”,该《决议案(草案)》要求,苏维埃文化工作要加紧重心转变,  
“应由以学校教育为中心转变为以社会教育为中心……学校教育……是社会教育有力的推动者”,强调“要用宣  
传教育的方法去打破群众中的‘不识字便是真正工农分子了’的不正确的观念,要使每一个工农分子自动来参  
加识字运动……要一村一村地建立识字班”,并在识字的基础上,加大工农演讲所的工作力度,“要不断改变每  
次演讲的材料和内容,要按时间性将各种政治问题和苏维埃的策略和各种决议,输入他们的头脑,特别是要将  
红军胜利和其他革命消息告诉他们,提高他们的精神与战斗的勇气”,以提高广大群众的思想觉悟和革命情操;  
在识字课程初步完成以后,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适当增加新的课程,“将识字较多的(一二百字的)识字班的学生  
转入工余学校,这就是说在识字课程外新添别的课程,可以增加算术、政治常识、写字、唱歌等几门功课”。与社  
会文化教育相呼应,该《决议案(草案)》要求,学校教育“并不是说可以放松……相反地,更应加紧工作”,并且还  
要聚焦中心问题,不仅要每村设立列宁小学,“普遍地发展乡学,使我们苏区里每个工农劳苦儿童、红军子弟有  
读书的机会”;而且要通过列宁模范小学和列宁高小,“培养苏维埃政府各部门所需要的干部”。针对当时鄂豫  
皖苏区所处的特殊环境,无论是社会文化教育,还是学校教育,都要服从和服务于“战火中”的革命信念和政治  
需要,该《决议案(草案)》强调指出:“学校是推动社会文化教育工作一个最有力的支柱,在目前学校对于社会文  
化教育更要特别注意,学生公社要以发动社会文化教育为他们的中心工作,最低限度要组织识字班、新剧小组  
和化装演讲队,并要经常组织宣传队,担任各种文化上政治上的宣传工作。”③  
1934年4月,成仿吾奉命来到江西瑞金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中共中央党校的前身,担任专职教员和  
高级班班主任。在从事教学工作的3年多时间里,成仿吾见证了“中央党校在战火纷飞中坚持办学”的艰难困  
苦。党校开班初期,张闻天、刘少奇、陈云等同志都来讲过课,后来战势紧张就很难做到。成仿吾回忆道,“我到  
党校时,第五次反‘围剿’正紧张进行,中央领导已不能来讲课了。教员只有我一个人……学员没有课本,学习  
全靠听、记和讨论。形势好,就在教室里讲课;形势一紧张,就要上山钻树林子,头上戴着草编的伪装帽,随时准  
备转移,一边还要听课记笔记”。在瓦窑堡恢复党校时,“课程安排得多了些”;中央党校还一度从瓦窑堡迁到保  
安,由于众多学员分居陕北各村庄,间隔较远,难于集中,党校教学工作就因地制宜地调整教学方式,“采取‘小  
先生制’,把班主任们集中起来,先给他们讲;他们作详细记录,然后再回去给学员讲”④。不难看出,战火中的中  
央党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流动教育智库和革命大熔炉。它不仅形成了“理论学习和实际斗争相联系”的光  
荣传统,突显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的独特探索,而且切实为党和人民培养了大批优秀学员,为无产阶  
级革命工作和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激起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怒潮,许多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更是奔向延安,寻找救  
1
国之道。党中央因势利导,决定成立陕北公学,任命成仿吾为陕北公学校长兼党组书记,邵式平为教务长、周纯  
全为生活指导委员会主任、袁福清为总务长,实行党组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边区政府拨款一千八百元开办费。  
早在陕北公学开学典礼之前的一周,毛泽东即为该校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  
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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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仿吾《马克思、恩格斯教育论述辑录》,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鄂豫皖苏维埃文化委员会决议案(草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6页。  
《鄂豫皖苏维埃文化委员会决议案(草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6、9、10、11、13页。  
成仿吾《战火中的中央党校———从瑞金到延安中央党校教学生活片断》,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270ꢊ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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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书光ꢄ成仿吾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观探析  
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  
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①1937年11月1日,毛  
泽东在陕北公学开学典礼上对上述“题词”内容作了更加深入的阐述。诚如成仿吾所言,“毛主席的报告,给陕  
北公学指明了办学方向和培养干部的目标。陕北公学一开始就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导下,坚持教育为持久  
抗战服务,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正确方针”②。  
其后,陕北公学的任务即被明确锁定为“培养抗日救国的革命干部”,与抗大任务有所不同。成仿吾指出:  
“抗大主要培训军事干部,教学计划的安排原则是七分军事、三分政治;陕公主要培训政治干部,教学计划的安  
排原则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因此陕北公学是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为主……教育内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  
是抗战的基本理论;二是抗战的政策和方法;三是指挥民众进行武装斗争的基本知识;四是对目前时局的认  
识。”③  
具体而言,陕北公学的学制有两种,普通班学习四个月,高级研究班学习一年。普通班主要学习“社会科学  
概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争”、“民众运动”;高级研究班比普通班所学课程要多一些、深一些,主要  
有“中国革命运动史”、“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后来又增加“世界革命运动史”、“科  
学社会主义”、“三民主义研究”、“世界政治和战区政治工作”等课程。这些课程,“完全由教员总结自己在过去  
革命时期的工作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根据党的文件和政策,结合抗日战争中的新鲜经验进行备课和组织教  
材。这些课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密切结合,使学员们不仅提高了理论水平、政策水平,树立  
起革命的人生观,而且学会了做抗日工作的本领”④。事实上,陕北公学的学员们除学习理论外,学校“还组织学  
员参加抗日救亡的实际工作。每星期三规定为救亡日,有计划地进行各种救亡活动,走出学校到地方政府和民  
众组织中去做政权工作、统一战线工作和群众工作。把理论学习和实际工作结合起来,把学校和社会结合起  
来,个人和集体结合起来”⑤。  
陕北公学取得了显著的办学成效。有的学员在学校中只训练短暂的两三个月,甚至一个月,但“它能够及  
时地配合抗战形势的每一个重要变动而变动自己的教育计划。比如敌后方民众运动需要大批干部的时候,它  
立即把培养敌后方民运干部的任务提高到头等重要的地位,变动了教育计划,并且动员了成千的毕业同学到敌  
人后方去”。1938年10月,成仿吾在《毕业上前线》的歌词中写道:“这是时候了同学们,该我们走上前线……  
我们要去打击侵略者,怕什么千难万险,我们的血沸腾了,不除日寇不回来相见。快跟上来吧我们手牵手,去同  
我们的敌人血战。别了,别了,同学们,我们再见在前线。”⑦正是这昂扬的歌声牵引着每一个学员的赤子报国之  
心,激荡着全面抗战时期中华夏儿女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操。1939年5月,成仿吾写道,在这短短的一年半时间  
里,陕北公学“培养了约六千多个抗战干部,分发在全国的各方面,特别敌人的后方”⑧。陕北公学的办学事迹,  
确实印证了毛泽东的殷切期望:“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⑨  
⑥
1939年春夏之交,党中央根据抗战需要,决定将陕甘宁边区的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  
练班、延安工人学校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任命成仿吾担任校长,开赴敌人后方,开展国防教育和抗战活  
动。学校下设社会科学部、文艺部、工人部和青年部,原陕北公学被改编为社会科学部,其他各部也是由原学校  
改编而成。1939年7月7日,毛泽东在华北联合大学成立典礼上勉励大家,“你们到前方去创造根据地,不但要  
争取民族的解放,而且要争取社会的解放”ꢇꢈꢉ。由于是到敌后办学,华北联合大学的军事化作风十分明显,“团  
结、前进、刻苦、坚定”就是其校风,“上课多数是在老乡的打麦场上或其他空场地,或者河滩上,树林里,山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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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3页。  
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人民教育出版社2023年版,第18页。  
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第19ꢊ20页。  
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第22页。  
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第27页。  
成仿吾《陕北公学的新阶段》,《解放》1939年第72期,第17ꢊ18页。  
成仿吾作词、吕骥作曲《毕业上前线》,《自由中国》1938年创刊号,第2页。  
成仿吾《陕北公学的新阶段》,《解放》1939年第72期,第17页。  
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第77页。  
ꢇꢉꢈ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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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课代表把一块小黑板挂在树上,教师站着就讲。学生则是以背包为凳子,膝盖上放一个硬书夹或小木板为桌  
子,席地而坐,聚精会神地听讲,勤奋地记笔记。学习方法是自学为主,一般是上午上课,下午自学和开展生动  
活泼的讨论”①。  
华北联合大学的教学环境非常艰苦,但其教育目标明确,特点鲜明,效果显著。其目标是“为革命实际斗争  
需要而培养革命干部”,教学过程中“注意理论同实际相结合”,突出“少而精和通俗化的原则”,所培养出来的学  
生“能掌握马列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懂得党和毛主席制定的许多方针、政策,能够解决斗争中的实际  
问题,能扎根群众之中,成为革命斗争中的骨干力量”②。仅抗战时期的华北联合大学,在六年的时间里就毕业  
了学生8000余人,“培养了文艺干部一千多人,教育工作干部二千人,政府行政干部三四千人,其他群众工作、  
党政工作、生产建设干部几千人。本校各院的研究室也培养出了几百名政治理论、文艺、教育、政法、财经方面  
的骨干教师。华北联合大学在敌后解放区,对坚持华北抗战,对开展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文艺等各条  
战线的工作都作出了贡献”③。  
二ꢄ注重“结合中国情况”学习苏联高校的办学经验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了培养新中国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的专门人才,中央人民  
政府政务院于该年12月16日“决定设立中国人民大学,接受苏联先进的建设经验,并聘请苏联教授,有计划、  
有步骤地培养新国家的各种建设干部”,任命吴玉章为校长,成仿吾、胡锡奎为副校长。在次年10月3日的开  
学典礼上,刘少奇殷切希望这所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新型大学,能够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观点”,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更快地办好学校。  
④
成仿吾赞成学习“苏联建设经验”的国策,特别强调学习时要“结合中国情况”。1952年6月,他在《中国人  
民大学两年工作基本总结》中说:“苏联的建设经验是带有普遍的指导作用的,我们要结合我国情况学习苏联经  
验。这已经再一次为我们的毕业学生的实践所证明了……我们必须很好地学会苏联的经验,使它与中国情况  
恰当地结合,才能够办好学校,培养出优秀的干部。为了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必须加强人民大学与各企业部  
门的联系。使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密切地结合起来。”⑤  
为了使“学习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更好地结合起来,成仿吾认为,要大量翻译苏联名著,也要让来华的  
苏联专家更多地了解中国,主张学校教育要聚焦新中国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他说:“必须大量翻译苏联名著,必  
须有计划地向苏联教授介绍中国情况,以便他们讲授苏联先进经验能够更好地注意到中国实际情况。必须有  
计划地组织教员与研究生的生产实习和其他的实际活动……要引导学生分析中国情况,解决中国的实际问  
题。”⑥同时他还提出,要突显教材讲义中的中国元素,加快建设“中国化的讲义”。他说:“目前编写中国部分讲  
义的工作(当前科学研究工作的中心工作)应大力进行,因为必须如此才能够逐渐把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真正  
结合起来,并使学生领会如何实现这一结合。同时这样把中国情况加以概括,才能够替将来中国化的讲义———  
真正自己的各种专门科学著作,打下巩固的基础……应进一步充实中国情况的知识,争取讲义中的中国部分逐  
渐地占更多的时数,并提高其质量。”⑦  
1952年10月,成仿吾受命担任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他上任伊始,即发现学校在如何有效学习  
苏联先进经验问题上存在一定的问题。成仿吾说:“我一来到学校就感到对于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理解是片面  
的。学习苏联先进的教学组织、教学方法不够……政治教育的比重还不到百分之十,这是不妥当的。政治思想  
教育是很重要的问题,重视系统的政治理论教育,这是新型大学的特点,中国人民大学很早就讲马列主义了。”  
为此,他提出了多条切实可行的办学建议。其中第一条是:“结合中国实际,积极地学习苏联先进的教育理论和  
实践经验。不只学习他们先进的科学成果,教学组织和教学方法,特别要学习他们教育工作的总精神。”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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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第110页。  
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第109页。  
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第142ꢊ143页。  
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第202页。  
成仿吾《中国人民大学两年工作基本总结(在全校师生员工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57页。  
成仿吾《中国人民大学两年工作基本总结(在全校师生员工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58ꢊ59页。  
成仿吾《中国人民大学两年工作基本总结(在全校师生员工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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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书光ꢄ成仿吾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观探析  
师范教育作为“整个国民教育的基础”,他强调要结合中国“师范大学的特点”而办学。他说:“什么是师范大学  
的特点……我理解至少包括:联系中学实际,研究教育科学,一切按教育科学办事。所以我们师范大学一定要  
加强教育实习,一次不行,要搞两次,时间短了也不行,要成立实习委员会,专门研究和领导这件工作。不仅要  
开共同教育学、心理学,还要开共同教育史课。各系还要成立教学法教研室,要学习和研究教学法。要在教师  
和学生中广泛开展教育科学研究活动。”在成仿吾看来,学校办学还要加强教育科学研究和人才自主培养,不能  
坐等外来专家名流的恩赐。他说:“有些人认为我校目前没有条件培养研究生,这是不对的。我校没有苏联专  
家和名流学者,也可以培养研究生。我们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要自力更生,不能坐等。我们一方面要自己培养,  
一方面还要帮助别人培养……研究部要马上成立,要设研究生科、科学研究科和翻译科。”①  
东北师范大学在成仿吾校长领导下,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其“结合中国情况”学习苏联办学经验取得了明  
显成效。自1952年9月以来的三年中,全校共翻译苏联教材共69种,自编讲义有133种。成仿吾肯定道:教师  
们“在教科书采用及讲义编写工作上一般能注意学习苏联,主动吸取先进科学成果,注意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  
义观点,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体系;并一般能注意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加强对学生  
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有些能结合学生实际知识水平适当配置教材分量”②。同时他也尖锐指出:“采用苏联  
教科书有照本宣读现象;自编讲义的科学性、思想性有待提高。这些讲义对科学知识阐明不深不透,尚未能全  
面贯彻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思想,在联系中国实际、中学实际及适应学生现有知识水平等方面  
还存在问题。”③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成仿吾强调除了要创造性地学习苏联教材外,还应该进一步扩大学术视野和恪守文化  
自信,注意吸收各先进国家的最新科学成就和祖国的优秀科学遗产;只有这样,才能编出切合中国实际的好教  
材。他说:“在学习使用苏联教材中间,应强调深入体会其精神实质,并随时增加最新科学成就的内容及祖国科  
学的成就,做到创造性的学习与使用。如条件允许,应在使用苏联教材的基础上,吸收各先进国家的最新科学  
成就及祖国的科学遗产,编写切合中国实际的教材。”④  
三ꢄ强调在时代变迁中把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本质内涵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  
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  
唯一方法。”⑤成仿吾对此深信不疑,引为至理。他说:“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基本  
原则之一。马克思很早就认为,这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类的唯一方法’。”⑥在成仿吾看来,“教育与生产劳动本  
来是结合的,有了阶级以后,教育同生产劳动逐渐分了家……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阶级要被消灭,进入社会主  
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教育与生产劳动又必须结合起来”⑦。  
但在未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生存条件还十分艰苦的革命根据地,应该如何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马  
克思并没有给予现成的答案,需要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提出自己的时代化回应。成仿吾认为,教育理论问题  
的求索,还是要回到社会存在的实际境遇中进行考察。他说:“人民生活既然非常困难,就不仅成年人终日忙生  
产,就连儿童也必须参加生产,教育如果不同生产结合,事实上也很难坚持。人民是需要教育的,他们需要学习  
革命道理与文化知识,但他们既没有教师,又忙于生产。所以,老解放区自开始恢复教育的时候起,就动员与组  
织儿童参加生产劳动,提倡生产教育,这对于打破旧型正规化思想也起了好的作用。”⑧  
早在1931年,成仿吾主持起草《鄂豫皖苏维埃文化委员会决议案(草案)》中就特别论及“教育生产化”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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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成仿吾《关于改进学校工作的意见(在东北师范大学党员大会上的讲话摘要)》,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69ꢊ72页。  
成仿吾《关于加强教材编译及使用工作的意见》,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84ꢊ85页。  
成仿吾《关于加强教材编译及使用工作的意见》,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84页。  
成仿吾《关于加强教材编译及使用工作的意见》,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85页。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第556ꢊ557页。  
⑥
⑦
⑧
成仿吾《高等教育十年的辉煌成就》,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137页。  
成仿吾《关于教育革命和学风问题(在山东大学师生员工大会上的报告)》,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125ꢊ126页。  
成仿吾《老解放区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若干经验》,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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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题。该《决议案(草案)》指出:“教育生产化是我们列宁小学的主要问题之一。这一问题很重要,特别是在乡学,  
我们为得发展乡村的生产,解决劳苦农民的生活以及代耕问题,对于学生每天拿出一部分时间参加生产,是不  
应阻止的。我们不但不应阻止,而且还要加紧对于学生参加生产的训练,每天得拿出一两点钟使学生学习养猪  
养鸡、种瓜种菜等。”①后来,成仿吾在创办陕北公学时,更突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要价值。他指出:  
“陕公培养的学生为抗战服务,将来到敌后去工作,主要是农村环境、战争环境,不仅要能文能武,还要会劳动,  
和劳动人民(主要是农民)打成一片。而我们的学员,绝大多数来自国统区大城市,缺乏劳动的锻炼,更缺乏劳  
动人民的气质。因此劳动教育是必不可少的。我们有计划地组织学员参加建校劳动和农业生产劳动,通过劳  
动学习生产知识,培养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改掉了学生腔。”②陕北公学建校初期,给新学员每人发一把镢头,  
让他们自己解决自己的住宿,挖窑洞就是新学员的第一课。1939年春,成仿吾曾带领全校师生在何家山劳动  
2
0多天开荒21  
,
亩,种粮1000多亩,种菜400多亩。一时间,延安青年学生的“大生产运动”被传为佳话,《生产  
大合唱》也一度成为当时最时尚的流行歌曲。  
不仅普通教育、干部教育注重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老解放区的成人教育同样十分重视教育与生产劳动  
相结合。成仿吾说:“在成人教育方面,老解放区曾经普遍流行过识字班、冬学与民校等形式,都是用各种方式  
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许多识字班曾经是直接由生产组织带起来的。如做鞋组识字班、纺织组识字班、拨工组  
识字班、运输队识字班等。”③  
老解放区在普通教育、干部教育和成人教育等不同领域所开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践经验,使成  
仿吾确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可能的”,同时也让他相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必要的”。因为“这样  
做的结果,既发展了生产,也发展了教育,既使生产有了一定的提高,也使教育有了更好的效果。老解放区生产  
发展,人民觉悟高,成为全国的模范,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分不开的”④。  
如果说老解放区所倡行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彰显的是教育要无条件地服从革命战争环境中实际的  
经济需要和政治追求,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从新民主主义教育迈向社会主义教育的建设过程中,我  
们更应该秉承初心,将马克思对未来教育中“人的全面发展”理念进行更加具体化的时代表达,并付诸火热的新  
社会实践。成仿吾指出:“马克思与恩格斯提出的教育方针,把生产劳动同教学与体操结合起来,培养全面发展  
的人,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要把它实行起来,还需要根据具体条件加以具体化,并且应该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基本原则,加以正确的发展。”⑤  
毛泽东在1957年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  
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⑥1958年,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  
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⑦很显然,这些更具体的表述突显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  
结合”的新的时代内涵和价值意义,“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原理的辉煌的创造性发展,是毛泽东  
同志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⑧。成仿吾阐述道:“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马克思列宁对于‘未来的教  
育’的主要要求。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是新的更明确的提法,它对于我  
们今天的教育工作者再一次指出了生产劳动的决定性的意义。”在他看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仅密切了  
理论与实际的联系,纾解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对立,更有利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早日实现,他说:“可以断言,  
把教育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我国将会提前实现共产主义。”⑨  
如何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对学生而言,就是要正确处理好学习、科研和劳动的关系。成仿吾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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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豫皖苏维埃文化委员会决议案(草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13页。  
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第36ꢊ37页。  
成仿吾《老解放区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若干经验》,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114页。  
成仿吾《老解放区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若干经验》,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115页。  
成仿吾《论教育方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225ꢊ226页。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日报》1957年6月19日,第3版。  
《毛主席论教育革命》,第11页。  
成仿吾《论教育方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231页。  
成仿吾《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光明日报》1958年9月10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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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书光ꢄ成仿吾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观探析  
“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做工作要有节奏,就象奏乐一样。我们要有学习、研究、劳动,也要有文娱、体育、卫生  
…
…学习是学生的主要任务,应该以学习为中心,把劳动与科学研究适当安排。还要有体育、文娱和卫生,不要  
忽视体育,体育要经常化、文化娱乐也要搞,做到身心愉快。”①同时,他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就是要培  
养劳动习惯与劳动观点,学习一些生产技能,逐渐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本质差别”②。  
四ꢄ倡行用唯物辩证法引领学校教育系统的多维变革  
成仿吾通过长期的办学实践,颇能自觉地以唯物辩证法引领学校教育系统的多维变革,形成了别具一格的  
学校变革观。  
其一,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维护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学校变革发展中的指导地位。  
为抗日救国而创立的陕北公学即是“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为主”,不仅其普通班课程安排有“社会科学概论”、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主运动”,其高级班更直接开设“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中国革命运动史”等  
政治课程。革命根据地突出政治课程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培养大批的革命干部。在《华北联大的任务与工  
作》中,成仿吾主张“用革命的理论把他们的头脑武装起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工作能力”③。  
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期间,成仿吾非常重视“政治理论课”在整个教学工作中的重要  
地位,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素养是新中国大学生不可缺少的必备品格,并为此设立了四门政治理论课———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对于其中的“辩证唯物主  
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课程,他特别指出:“由于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目的是掌握正确的立场、观  
点、方法,而不是寻章摘句和咬文嚼字,因此必须引导学生会正确地运用这个立场、观点、方法去解释和解决现  
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这固然是困难的,却是十分重要的。否则,它便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教条主义或经验  
主义。”④他反对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指出:“我们对待工作不应该持主观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态度,而应该辩  
证地对待工作。”⑤成仿吾后来调任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同样十分重视此四门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其二,注重基层组织创新,夯实学校制度建构中的“教研室”堡垒。  
成仿吾在参与创建中国人民大学的过程中注意到苏联教育系统中的一个基层组织,他说:“苏联先进的教  
育科学创造了一套这样的组织,一个完整的机构,我们把他翻译为教研室。他把教师们按课程组织起来直接进  
行有关的教学与研究工作。”⑥这一基层组织的独特魅力就在于它突破了散漫的个人主义,凸显了有组织的集体  
合作智慧,有助于推进新中国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提升。他指出:“教研室组织的重要作用及其巨大优越性就  
在于它是具有高度组织性与纪律性、高度的思想性与创造性的集体。它使高等学校的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有  
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使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与国家建设的实际紧密地结合,使之完全适合于国家政策  
与国家建设实际的要求,从而保证教学质量不断地提高。”⑦  
经过一年的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先后建立了41个教研室,在教学、科研和师资能力提升等方面取得了明显  
成效。成仿吾说:“我们一年来的体验证明了,教研室这样的组织是新式高等教育的强有力的武器。”⑧为了更好  
地发挥教研室工作效能,他还特别建议“作为前线指挥员”的教研室主任务必全面、经常和主动地抓好工作,强  
调在工作进行中“要有独创性,有独创精神。因为在工作中会不断发生新的事物、新的需要,就要创造性地进行  
工作”⑨。  
其三,强化学风和师德建设,推进学校管理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成仿吾认为,学风问题不只是一般的思想方法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培养什么样人才的重大问题。他说: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成仿吾《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在山东大学学生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108页。  
成仿吾《论教育方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229ꢊ230页。  
成仿吾《华北联大的任务与工作》,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26页。  
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第209页。  
成仿吾《了解情况,钻研工作》,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81页。  
成仿吾《中国人民大学的教研室工作》,《人民教育》1951年第6期,第11页。  
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第209ꢊ210页。  
成仿吾《中国人民大学的教研室工作》,《人民教育》1951年第6期,第12页。  
成仿吾《努力做好教研室工作(在山东大学教研室主任会上的讲话)》,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186页。  
12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学风问题是思想方法问题,是治学态度问题,是工作态度问题,是培养什么样的人材的问题。”①在他看来,一所  
学校拥有什么样的学风,直接决定了其能否办好学校的关键。首先,要突出理论联系实际。成仿吾说:“我们马  
克思主义者主张理论必须联系实际,反对理论脱离实际,这是我们树立新学风最主要的方面……苏联十月革命  
是从城市开始,我们却是从农村包围城市,如果按照教条主义的做法,机械搬运外国经验,中国的革命就不可能  
胜利。”②那么,理论应该如何联系实际呢?他指出,毛泽东所说的“有的放矢”和“实事求是”尤为传神,关键就是  
要注重实际、从实际出发。他说:“对今天来说,我们的教师和学生都不要忘记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不能关起  
门来不管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要时刻不忘记把我们所学的东西用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中去。同  
时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抓住事物的规律性,来提高和发展我们所学的理论,使这些理论对社会主义建设更加  
有用。”③其次,要注重独创精神和独立思考。成仿吾说:“毛泽东同志提倡敢想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就是这种  
独创精神……当然,我们所说的敢想敢干,不是唯心主义的胡思乱想和不顾客观实际的盲目蛮干,而是按照事  
物本身的面目去认识客观世界,去改造客观世界。这样才是正确的独立思考,才是真正的独创精神。”④在这里,  
他特别反对片面的形而上学,强调要以辩证统一的思维直面客观事物。他说:“我们不能片面地对待事物,应该  
掌握各种事物的矛盾统一,做认真地分析,不能看到这一面就忘了那一面,一定要反对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摆  
脱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⑤第三,要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仿吾认为,批评和自我批评不仅有助于思想解放、  
社会改良和个人进步,而且有助于摒弃“庸俗的师生关系”,建立真正同志式的“革命的师生关系”。1959年7  
月,他在山东大学师生员工大会上说道:“在我们学校里面,这种批评也应该是同志式的、平等的、民主的批评,  
是与人为善的批评。我们提倡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要建立一种正确的同志式的师生关系,而不是庸俗的师生关  
系……只有这样才能够建立真正的革命的师生关系。”⑥此外,成仿吾还强调,我们要“学到真正的本领”,“要在  
科学上赶上世界先进国家,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要刻苦钻研”⑦。  
与注重学风问题相契合,成仿吾亦十分重视师德师风建设。他指出,教师就是要“为人师表”,不只是教书  
匠,要又红又专,要善于弘扬中国道德教育的优秀传统。他说:“我们要培养人民教师,不是教书匠,只是专,教  
教课,不能称为人民教师,只能是教书匠……教师首先要为人师表,在学生面前起表率作用;还应在红的方面,  
帮助学生提高,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中国教育有好传统,重视道德教育,教师教给学生一些知识,同时使他懂  
得道德,应把这个传统继承发扬。”⑧在他看来,教师是以育人为志业,教师要想让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得到生动  
活泼的主动发展,就要对自己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并作出努力。他强调,教师不仅要树立“为祖国、为人民、为革  
命而努力教好”的崇高精神,而且要具备几个条件:“一是又红又专,培养学生又红又专,教师也要又红又专。二  
是要善于联系实际,反对教条主义。三是会做学生工作,这就要深入调查,分析情况。要教学民主,向学生学习  
…
…要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并以身作则,带动学生”⑨。作为负责任的优秀教师和校长,成仿吾备受学生们的爱  
戴,被他们亲切地称作“成妈妈”。曾在陕北公学学习的戈华学生回忆说:1939年初,成仿吾校长“亲自给我们十  
一队讲解《共产党宣言》,不论同学们提出什么疑难问题,他都非常耐心的给予解答,直到弄懂为止,真正做到了  
循循善诱诲人不倦”ꢇꢈꢉ。  
五ꢄ探寻现代化的人才支撑和教育现代化的高水平发展  
1978年7月,成仿吾被国务院任命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与副校长郭影秋一起负责中国人民大  
学被停办八年后的复校工作。在复校大会上,他明确表示,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培养一支又红又专的工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成仿吾《毛泽东教育思想简述》,《新论语》1960年第4期,第11页。  
成仿吾《关于教育革命和学风问题(在山东大学师生员工大会上的报告)》,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127ꢊ128页。  
成仿吾《关于教育革命和学风问题(在山东大学师生员工大会上的报告)》,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128ꢊ129页。  
成仿吾《关于教育革命和学风问题(在山东大学师生员工大会上的报告)》,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129页。  
成仿吾《关于教育革命和学风问题(在山东大学师生员工大会上的报告)》,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130页。  
成仿吾《关于教育革命和学风问题(在山东大学师生员工大会上的报告)》,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131页。  
成仿吾《关于教育革命和学风问题(在山东大学师生员工大会上的报告)》,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132页。  
成仿吾《关于教师的培养和提高问题(在山东大学教师会上的讲话)》,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179页。  
成仿吾《要使学生生动活泼主动地学习(在山东大学教师和干部会上的讲话)》,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236页。  
ꢉꢈꢇ戈华《敬爱的成校长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成仿吾校长纪念文集》编辑组编《成仿吾校长纪念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7  
页。  
122  
黄书光ꢄ成仿吾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观探析  
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为培养能适应四个现代化需要的各方面的人才,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贡献我们的全部力  
量”①。  
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相适应,成仿吾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光荣任务,是如何使我们的  
教学和科学研究更好地为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  
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②具体而言,他强调中国人  
民大学“是在老解放区革命学校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建设起来的”,理应继承和弘扬本校源远流长的优良办学  
传统,务必“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教学和科研都要更紧密地结合实际,对我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  
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进行调查研究,深入探讨,以新的材料、  
新的思想充实教学与科研内容,提高质量,以培养高质量的建设人才,做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④。  
成仿吾深知,现代化发展需要相应的人才参与和支撑,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推进与优秀人才的获得都离不  
开教育现代化变革的坚实基础。他说:“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国防,不管哪条战线,要搞现代化,都必须有现代  
化的人才。而人才从哪里来?毫无疑问,都需要教育(包括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部门来培养。因此,教育和四  
个现代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没有教育的现代化,也就不可能有其他部门的现代化。”⑤  
在这里,成仿吾对现代化、教育与人才的关系作了深刻的反思,揭示了其中的内在关联,并突出“人”在教育  
现代化变革中的核心价值。  
③
办怎样的“教育”和学校,才能培养出真正的人才和推进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成仿吾指出,在革命战争时  
期,我们要激发革命精神,采取革命措施,善于“依靠群众力量,创造性地建立起各种新型学校,培养出大批人  
才”⑥。在和平建设年代,则要求通过创办“高水平的教育”,以推进现代化事业的实质发展和各类人才的不断涌  
现。他说:“为了现代化,我们不仅需要大量的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技术人才,而且也需要大量的具有现代科学  
知识的经济管理人才,而一切参加现代化建设的干部又都必须懂得科学社会主义,懂得新时期的政治学、法律  
学、人才学,等等。所有这一切,没有高水平的教育,都是不可能实现的。”⑦  
而要实现“高水平的教育”,则必须解放思想,打破固化思维,才有可能实现教育现代化变革的高水平发展。  
他说:“思想要不断解放,教育才能不断提高。思想解放没有止境,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教育的提高也是没有  
止境的。”⑧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⑨没有教  
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系统性战略构建,就不可能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没有高质量的教育现  
代化体系,同样无法培养出大批创造性人才,更谈不上建成创新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成仿吾所聚力阐发  
的“高水平教育”、“现代科学知识”以及相应的“技术人才和经济管理人才”之间的内在关联和相互支持,以及  
“高水平教育”对现代化发展的方向引领,这些透析出真知灼见的理论思考与党的二十大报告所论“教育、科技、  
人才”之整体建构确有相合之处,对中国式现代化和教育现代化事业的后继者不乏启迪之功。  
[责任编辑:罗银科]  
①
②
成仿吾《在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大会上的讲话》,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243页。  
成仿吾《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中国人民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的开幕词)》,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成仿吾教育文选》,第251ꢊ252页。  
《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成仿吾《在庆祝中国人民大学建校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致词》,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261页。  
成仿吾《在庆祝中国人民大学建校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致词》,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263页。  
成仿吾《为教育现代化而奋斗———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六十周年》,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266页。  
成仿吾《为教育现代化而奋斗———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六十周年》,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267页。  
成仿吾《为教育现代化而奋斗———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六十周年》,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268页。  
成仿吾《为教育现代化而奋斗———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六十周年》,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268页。  
ꢀ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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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卷第5期  
024年9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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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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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1ꢁN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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ꢂSocialSciencesEditionꢃ  
Septemberꢁ2024  
论社会学视域中的道德内化  
罗银科ꢄ郑方菊  
ꢄꢄ摘要:从社会学的视域,能够更加全面、清晰地了解道德内化,更深层次理解道德内化对于个体的深刻意蕴,对  
于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重要意义。一方面,社会给予个体身份,使其必须进行群体认同的道德内化;另一方面,个体  
需要道德内化,并进而最终获得社会系统的归属感。对于个体来说,道德内化能够深化个体道德认同,激发主体道  
德行为;统整道德知情意行,提升个体道德素养;协助个体自我反思,促进个体自我调节。对于社会来说,道德内化  
可以建立社会归属纽带,加强个体与社会联结;维持社会运转秩序,形塑社会道德氛围;形成良好道德风尚,促进社  
会正向发展。对于整个社会形成共同的价值观来说,道德内化是完全必要的,其帮助人们基于共同的行为准则,界  
定属于自身的、符合社会规范的道德认知,从而涵养自身道德情感,锤炼道德意志,最终转化为道德行为,实现道德  
内化质的飞跃。  
关键词:道德内化;社会学视域;个体;社会  
ꢀ
DOI1013734ꢅjcnki1000-531520240515  
收稿日期:2024-02-20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3年度四川省教育科研项目重点课题“教师培训者核心素养模型构建研究”(SCJG23A025)的  
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罗银科,男,四川峨眉人,教育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编审、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生导师,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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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向为教师教育学,E-mailꢆ106972184@qqcom;  
郑方菊,女,云南昭通人,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道德可谓人的立身之本,众多外在规约,最后都指向人的内在。个体作为社会中的道德主体,必然要将  
社会所既定的道德规范内化于心,提升个体道德素养,增强社会凝聚力。本文基于社会学视域,试图厘清社  
会与道德的关系,诠释道德内化对于社会和个体的深刻意蕴。  
一ꢄ道德内化之始———人在于社会  
在错综复杂的历史长河中,道德内化似乎是个永恒的话题。如若给永恒一个更确切的范围,那就是在社  
会场域之下的永恒。极端一些去思考,如果世界上只存在一个独立的个体,道德对于他来说,有何用?道德  
内化有何必要?道德内化虽发端于个体,但其关涉的是个体及其与他人接触而产生的巨大关系网———社会。  
(一)社会是道德存续的基础  
道德内化的实现,在于个体的切身体验,在于其所接触的社会情境,更在于其所追求的价值观。“只有建  
构完整的社会才能拥有道德和物质的最高地位”①。道德的形塑与完善,无法脱离于社会的影响和塑造。社  
会为个体提供实践道德的场所,而道德又反过来服务于社会。“道德却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它一定  
是人们所必需的,就像是一块面包,每天少了它,社会也会活不下去的”②。道德是一体两面的特殊存在物,  
既包含社会价值观,又包含个体主观特征;既规制了合理的行为规范,又传达了特定的社会价值观。“广义的  
①
②
《第二版序言》,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2版,第17页。  
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第15页。  
124  
罗银科ꢄ郑方菊ꢄ论社会学视域中的道德内化  
道德因之也可分为两个方面:行为规范(正当right)与价值欲求(好good)”①。站在社会学的视域,能够更加  
全面、清晰地了解道德,更深层次地理解道德内化对于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重要意义。“社会学令人神往的一  
面是:其视角使我们用新的目光去审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非常熟悉的世界”②。不同国家、社会、民族、团体,  
其主流的价值观可能是复杂多样的,个体之间的价值观也存在显著差异。在巨大的社会关系网中,随时可能  
发生争执或冲突,一旦有了冲突就需要各方的协调,而人则处于矛盾的中心地位。“人置身于社会中意味着  
处于许多力量的拘束和控制之下”③。法律和政治是约束、压制人的一大压力系统,道德、风俗、礼节又是另  
一大压力系统。在解决这一系列争执或冲突的过程中,会消耗人力、物力、财力。如在冲突发生前,已将既有  
的道德传授、内化于心,是否可以避免大多数不必要冲突的发生?内化是个体对道德的整体认知和自身特质  
的融合,这种融合是构建完整的自我身份认同的关键部分。  
(二)道德与社会相互依存  
“长久以来,道德价值判断中盛行的有用性仅仅是对于群盲的有用性,长久以来,人们的眼光仅止于关注  
集体的维持”④。正如在战争时期的国家,对于不同阵营的人来说,同情并不算一个美德,相反,好战、残暴或  
许更被视为战争时期的“美德”。因为社会需要,所以才会有相应的道德,而只有社会需要的道德,才会被提  
倡,这也体现了道德的可变性。“个体必然将自身置于群体的文化体系之中,以获取价值和意义”⑤。个体与  
社会是非对立的,是相互融合的。“被思考为自身独立存在的个人的道德是毫无内容的虚构。在我之外没有  
任何你,亦即没有其他人的地方,是谈不上什么道德的;只有社会的人才是人”⑥。道德与社会虽然在短暂的  
时期会处于对立的异化状态,但这种状态无法持续,因为道德与社会是需要和被需要的关系。道德从属于社  
会,而社会亦需要道德,道德是社会和个体的无形纽带。  
首先,社会给予个体身份,使其必须进行群体认同的道德内化。身份背后代表的是个体在长期的社会活  
动中形成的知识体系、价值观、性格特征、语言和行为固化的图式等。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中,身份会凸显其核  
心作用。社会已然为各种各样的角色作了划分。每一个社会角色都有其固定的身份,不仅是被自我所认同  
的身份,又是社会“给予”的身份。“身份是一个人在系统中所占据的结构位置,而我们‘参与’一个系统的意  
思就是我们在此系统中占据了一个以上的身份地位”⑦。个体的行为作为符号存在于社会共同体,其一举一  
动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其道德内化如何作用于社会这一更高场域。当个体拥有了身份,即意味着需要做特定  
的事,需要完成特定的使命。每一个个体都无法离开其所生存的客观的社会环境,要在社会中生存、发展,只  
有遵从其所规制、预设好的价值观,否则将难以适应社会。社会在发展变迁中赋予、支持、转变个体的身份。  
个体需要社会来维持身份,将社会所规定的道德规范内化于心,并以社会道德规范为准,使自我所期待的与  
社会需要的道德合而为一。  
其次,个体通过道德内化最终获得社会系统的归属感。群体动力学认为,“人极其渴望被群体接受,无论  
周围的群体是什么样的群体”⑧。不论个体处于何种身份、地位、人际圈层中,都有其特殊的归属感。各个圈  
层的重叠与组合,形成整个社会的归属感,并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将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紧密相连。其  
中,“道德是界定一个群体或社会的基础,也是界定人们是否被其接受为一员的基础”⑨。道德在绝大多数情  
境中为个体提供明晰的价值观、行为准则,帮助个体衡量选择,而如何选择则取决于个体的内化程度。道德  
和价值观密切相关,但二者之间无法画等号。道德是普遍认可的,具有普遍性和规范性;而价值观则是相对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何怀宏《道德·上帝与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2页。  
彼得·L.伯格《与社会学同游:人文主义的视角》,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4页。  
彼得·L.伯格《与社会学同游:人文主义的视角》,第90页。  
尼采《善恶的彼岸》,赵千帆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52页。  
张意《文化与符号权力: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幸福论》,汪耀三译,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李金山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第571页。  
⑦
⑧
⑨
艾伦·G·约翰逊《见树又见林———社会学与生活》,喻东、金梓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90页。  
彼得·L.伯格《与社会学同游:人文主义的视角》,第85页。  
艾伦·G·约翰逊《见树又见林———社会学与生活》,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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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主观的,具有主观性和选择性;它们在社会运转系统中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在社会实践中,道德标准往往建  
立在社会普遍认可的价值基础上。例如,诚信友善是一种道德行为,这是因为诚信友善代表了人与人之间和  
谐相处的价值观。价值观影响个人的道德选择和行为。例如,一个人重视自由和平等的价值观,在其生活中  
则倾向于维护自由、个人权利等的道德规范。道德以价值观为基础,价值观通过道德来实现。在道德与价值  
观的动态发展中,道德使个体与社会联系更加紧密。“道德最重要之处不在于行为,而在于把人们和群体、社  
会连接起来的感觉,而后者源自人们对某些群体或社会的道德规则的支持”①。而个体支持群体或社会的道  
德规则,最有效、最直接的途径就是道德内化。  
二ꢄ道德内化之要———社会在于人  
(一)道德内化———社会化过程  
内化,实际上是社会化的过程。无论是主观的理解、选择、行动,还是社会的评价与反馈,法律的惩罚机  
制都是道德内化的题中之义。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将“内化”一词解释为“外在的东西转化为内在的东  
西”②。《辞海》对“内化”一词的定义是“人对外部事物通过认知转化为内部思维的过程。也是个人接受群体  
或社会的规范并使之成为其人格一部分的过程”③。《辞海》对“内化”一词的定义,强调了个人所接受、所内  
化的是群体或社会的规范。布尔迪厄认为,内化后的结果即形成心智图式,而心智图式正是社会划分的体  
现,即“随着个人不断接触某些社会状况……也就逐渐被灌输进一整套性情倾向。这种性情倾向较为持久,  
也可转换,将现存社会环境的必然性予以内化,并在有机体内部打上经过调整定型的惯性及外在现实的约束  
的烙印”④。他将内化后形成的稳定的性情倾向称之为“惯习”,个体通过社会化过程,将社会结构和权力关  
系内化为一种长期的倾向性和行动方式⑤。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埃利奥特·阿伦森认为,“内化是我们接受他  
人所倡导的信仰,并将其融入我们的价值体系。一旦它成为我们自己系统的一部分,它就独立于它的来源,  
并将变得难以改变。内化是对社会最根深蒂固的反应,植根于正确意愿的特定信念和动机”⑥。乔治·赫伯  
特·米德认为,思维形成的过程即内化的过程,“所谓的真正思考,指的是将椅子作为对象与‘椅子’这个词关  
联起来的过程,这是人类在社会中进行并内化的一个过程”⑦。以上概念界定无一不在强调社会这一要素,  
可见内化在一定程度上已然包含了社会化,社会化更加强调个体处于社会环境之中。“社会化过程将各种社  
会规则雕刻、内化进个人身体,从而实现世界和行动者先于表述判断的统一”⑧。同样,个体在社会化的过程  
中,将社会既定的道德规范内化于心,实现道德内化。  
道德内化强调内化社会规范的权威性,通过内化约束个体。“道德思考和话语的一个重大益处是,它们  
通过内化规范来使个体内部产生这些压力”⑨。涂尔干认为,“当我们由于承认某人所具有的道德权威而服  
从他的时候,我们追随他的主张,不是因为他似乎较为明智,而是因为在我们对他所形成的观念中内在地具  
有一种物质能量,这能量征服了我们的意志并使之遵循它所指出的方向”ꢇꢈꢉ。道德规范通过社会化的方式,  
进入人的内心,作为道德良心而存在。“我们通常就把它想象为一种道德力量,这力量虽然内在于我们,但却  
将我们内部的某种不属于我们的东西表现出来:这就是道德良心”ꢇꢈꢎ,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论中,超我  
(superego)形成的关键是内化,外部的道德需要内化,才能形成内部道德的存在。“紧跟着人类的发展历程,  
①
②
③
④
艾伦·G·约翰逊《见树又见林———社会学与生活》,第59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7版,第944页。  
陈至立主编《辞海(第7版彩图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20年版,第3175页。  
布尔迪厄、华康德《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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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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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erreBourdieuꢁOutlineofATheoryofPracticeꢁtransRichardNiceꢂCambridgeꢆ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7ꢃꢁ72ꢁ7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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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iotAronsonꢁJoshuaAronsonꢁTheSocialAnimalꢁ11thedꢂNewYorkꢆWorthPublishersꢁ2012ꢃꢁ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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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eHerbertMeadꢁMindꢁSelf&SocietyTheDefinitiveEditionꢁedCharlesW MorrisꢂChicagoꢆ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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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ꢃꢁ105-106  
⑧
⑨
张意《文化与符号权力: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导论》,第50页。  
约纳斯·奥尔松《道德错误论:历史、批判、辩护》,周奕李译,译林出版社2022年版,第164页。  
ꢈꢇꢉ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88页。  
ꢇꢈꢎ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第292页。  
126  
罗银科ꢄ郑方菊ꢄ论社会学视域中的道德内化  
外部的强制逐渐变成内化的因素;因为一种特殊的心理能力,人的超我,接管了外部强制,并将其纳入自己的  
戒律中……仅仅通过那种方式,外部强制才能变成一种道德和社会的存在”①。道德内化是化天性为德性的  
过程。胡林英认为,“道德内化就是指人们的精神被提升到普遍状态,化天性为德性,从而实现完善的道德自  
我的过程”②。杨国荣认为,“通过社会生活的参与以及教育、学习等等,社会的普遍规范(包括道德规范)逐  
渐为个体所接受,并内化和融合于个体意识,这一过程同时以天性向德性的转换为其内容”③。道德内化综  
合了内化与社会化的意蕴④。基于道德内化的社会学视域,道德社会化是道德内化的主要形式。道德内化  
是内化与社会化含义的交叉衍生,因其与社会和个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是由社会和个体的相互作用而  
产生的,因此,道德内化即社会道德内化为个体思维,并外显为持久的道德行为。“内化”一词的含义,用于此  
处包含了对社会道德的认同;而“持久”一词体现了个体在道德内化中坚定的道德意志、丰富的道德情感。  
在不同阶段,个体道德内化的侧重点均有所不同。“从发展的角度看,在所有社会中,家庭最重要的功能  
是照顾和培养孩子。社会化指儿童获得社会中年长者认为重要和适当的信仰、动机、价值观及行为”⑤。因  
此,儿童时期通常内化的是家庭已形成的潜在的道德观念,或者是学校道德教育所要求其内化的道德观念,  
“道德教育的内容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人际关系,个体与社区的关系,个体在所属社会群体中的  
定位和角色认知,以及个体与自身的联系”⑥。儿童通常不具备甄别道德规范的能力,或对道德规范不具有  
独到的理解。从发展的观点来看,道德内化需要个体感性能力和理性能力的成熟与平衡,“一旦人们开始承  
认他们社会中的地位并能够考虑他人的观点,他们就能够正确评价订立公平的社会合作条件的互利性”⑦。  
成年人对个体、社会已有基本的自我理解和判断,此阶段的道德内化包含从儿童时期到青少年再到成年所接  
受的道德观念,甚至可以颠覆以往在家庭、学校、社会的道德理解,真正形成内化后的自我的道德观念。“成  
年早期的青年正处在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稳固时期,他们最为迫切、最为认真地关心人生态度、生活方  
式、生存价值等一系列问题”,“与此同时,他们又表现出对人生的探求和摸索,以及为扩大和深化自我的精神  
世界并确立人生观所做出的各种努力”⑧。  
成年人在社会中有很大的参与度,因此更易在社团的道德中实现道德社会化。约翰·罗尔斯将道德分  
为三个阶段,即权威的道德、社团的道德和原则的道德。其中,“道德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社团的道德。这个  
阶段的道德涉及基于交往的范围广泛的各种实体,甚至包括了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共同体”⑨。对于个体内  
化来说,社团的道德无疑是道德社会化的关键节点。个体需要依赖于社团的认可和赞赏,从而得到发展。首  
先,个体在社会的场域中“占领”相应的位置和可用的资源;其次,个体通过道德内化,使其在共同体中相互获  
益;最后,个体进入道德内化新阶段,并完成社会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的评价和反馈是个体道德内  
化与否、程度深浅的调节机理,法律是道德内化的最低限度保障,但不能仅靠这一底线来形塑整个社会的风  
貌,“当然法律解决不了所有的社会问题,法律只是对人最低的道德要求,更为重要的是人内心的道德准  
则”ꢇꢈꢉ。敬畏法则的同时,个体的内心更需要受到审判,在无数个需要作出道德选择时拷问自己,问心无愧。  
(二)道德内化的阻隔———道德异化  
道德异化是道德由人类社会共同创造确立时,产生了自己的对立面并与之相矛盾,而这种力量逐渐发  
①
②
③
④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严志军、张沫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108页。  
胡林英《道德内化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4页。  
杨国荣《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0页。  
参见:燕国材《谈谈道德内化问题》,《中学教育》1997年第6期,第3页;顾海根《道德内化的心理分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版)》1999  
年第2期,第94页;刘春琼《“道德内化”究竟内化什么?———道德心理学的争鸣、转向及其教育思考》,《上海教育科研》2010年第9期,第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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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DavidRShafferꢁKatherineKippꢁDevelopmentalPsychologyChildhoodandAdolescenceꢁ9thedꢂBelmontꢁCAꢆWadsworthꢁ2014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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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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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⑧
⑨
EmilijaPetrova-GjorgjevaꢁꢌDemocraticSocietyandMoralEducationꢁꢍProcedia-SocialandBehavioralSciences2ꢁno2ꢂ2010ꢃꢆ5636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修订版)》,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63页。  
林崇德主编《发展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3版,第419ꢊ420页。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修订版)》,第369页。  
ꢈꢇꢉ罗翔《法治的细节》,云南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41页。  
12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展,最终成为凌驾于个体并支配着人类的极端力量。道德异化在一定时期会发展为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对  
个体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如互联网占据公众大量时间的“快速消费”时代,信息在瞬时即可进入人  
的大脑,主宰个体的思维和行动,个体的价值观无时无刻不受到影响,甚至在顷刻间就会发生转变。处于这  
样的时代,道德异化早已崭露头角。“他们不能理解自己所置身的时代对自身的生活意味着什么;为了维护  
自我,努力使自己仍是完全独立的个人,他们在道德上变得麻木,这些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他们开始为一种  
滑入陷阱的感觉所笼罩,这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①信息似乎在一定程度上主宰了人的思维,使个体的独立  
思考和判断能力被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将道德极端化、功利化、异化或道德形式主义、道德伪善等。  
“一般的道德观念是很淡薄的。只有那些最基本的准则才以某种力量铭刻在他们的心目中,而且这些准  
则也远不像在集体类型即整个社会中那么明确和有权威性”②。正是由于个体的道德观念在一般情况下趋  
于淡薄,道德内化能够在个体的道德雏形中重新塑造或是改变个体内部的道德观念。“道德不是来自经验世  
界中的什么东西,就是来自社会。它只能存在于某种意识中;如果不是存在于个人的意识中,就是存在于群  
体的意识中。但是应该承认,群体的意识远远不会和一般的意识相混淆,而且从各方面超出一般的意识”③。  
当个体意识超脱于社会,暂且不探讨其意识是先于社会的群体意识或落后于社会的群体意识,无论是其中哪  
种情况都可以通过道德社会化来补充调节,但当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相悖时,将会产生一系列的道德异化情  
况。“在人和动物的身上,首要和根本的推动力就是利己心(egoismus),亦即对生存、健康、舒服的渴望和争  
取”④。在理智的引导下,个体首先要关切到自身或周围与其相关的一切,为自己争取更好的生存条件,因  
此,适当的功利是个体行为目的的体现。“由于人的行动都是有目的的,因此自然可以认为,行为规则所具有  
的特性和色彩必定得自其从属的目的”⑤。过分看重眼前的利益,不顾道德谴责,不顾他人及社会的利益,是  
道德极端功利主义的体现。  
“
在这世界上,全无私利的人是绝对没有的”⑥。权衡道德与利益时,只有当二者的结合能够体现出相关  
的道德规范所涉及的每一个人都能同等程度地获益时,才是可以得到支持的。简言之,道德建立在群体共同  
利益的基础上。人们既有各不相同的利益,也有相同指向的利益。也就是说,道德规范服务于社会认可的理  
性的利益,但其中的界限如何划分却是困难的,并且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道德异化问题。比如,那些从道德规  
范中获得好处却没有遵守道德规范的人,即“搭顺风车”行为如何危害道德?“搭顺风车者特别是指那些从某  
条道德规范的社会效用中获得了益处,而他自己却不遵守这条道德规范的人”⑦。大家都希望能生活在道德  
环境良好的社会,但“搭顺风车”这一行为破坏了道德的两面性,即“搭顺风车”者只享受了道德权利,没有尽  
到道德义务。例如,当个体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其强烈要求一个好的道德环境;而当其有机会侵犯他人利益,  
则将所有的道德规范抛于脑后竞相作恶;久而久之,就会助长社会不良风气,提高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成本,浪  
费社会资源。因此,道德内化是否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这样的“搭顺风车”者,达到一种在没有外在惩罚威胁  
的情况下,即使破坏道德规范能够为自身带来好处,但个体仍然选择遵从内心的规范和秩序的良性状态。在  
道德内化中,法律与道德孰轻孰重?法律并不要求对弱势群体有同理心、同情心,而道德在这方面却对个体  
的内心和行为有更强的约束力。费尔巴哈认为,“法律也同样是道德,但是这种道德的范围是非常明确和有  
一定界限的,它的各种义务是必须遵守的,不遵守这些义务,就会引起刑事上和民事上的惩罚”⑧。法律作为  
有惩罚的道德,更强调外在的约束,而内化后的道德更强调内心的自我约束,这种内在的约束,是法律无法替  
代的。  
三ꢄ道德内化的个体意蕴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4版,第5页。  
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冯韵文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42页。  
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第343页。  
叔本华《叔本华论道德与自由》,韦启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版,第131页。  
约翰·穆勒《功利主义》,徐大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上卷,管士滨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61页。  
诺博托·霍尔斯特《何为道德:一本哲学导论》,董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7页。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幸福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573页。  
128  
罗银科ꢄ郑方菊ꢄ论社会学视域中的道德内化  
(一)深化个体道德认同,激发个体道德行为  
道德认同是指个体对社会的价值观或道德规范的接受和认可。道德认同对于道德内化具有重要作用。  
当一个人认同某种道德规范时,就能够照见自我内在的道德,意识到这是社会所推崇的行为规范,并且自愿  
遵守这些规范。“归根到底,行为的道德的特性和社会的特性彼此是相同的”①。道德认同通常是通过社会  
化过程获得的。个体生存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会受到家庭、教育、文化等的影响,其观念、行为也会随着社会  
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个体的道德认同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道德观念的一致性、道德知识吸收程  
度、道德情感、道德意志、他者认同、社会期望等。在道德内化的过程中,真正的内化代表着个体不是被迫遵  
守道德规范,而是真正理解并接受这些准则,并在行为中自觉地遵循它们。  
个体的道德认同和道德内化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道德认同虽然在方向性和过程性上与道德内化有  
相似的地方,甚至可以把道德认同看成是广义的道德内化的一部分,但道德认同因其主体性的充分参与和认  
同结果的强行为指向性而区别于道德内化”②。一方面,道德认同是道德内化的前提和基础,个体只有在认  
同某种道德规范的基础上,才能逐渐将道德规范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另一方面,道德内化是对道德认同  
的深化和保障,它表明个体已经通过判断、思考和理解,将道德规范、准则、符合社会发展的价值观融入自己  
的内心,并在日常行为中自觉实践。总之,道德内化能够深化个体的道德认同,实现道德的“飞跃”。“社会道  
德的内化有两个过程,一是个体接受、体悟、认同和内化外在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过程,一是将内在观念、  
内在规范外化为自主自觉的行为实践的过程”③。道德认同是个体实现道德内化的先天吸引力,不断“吸引”  
个体自发地进行道德内化。比起法律规范、制度等一系列硬性措施,道德内化能够激发个体由内而外的行为  
自觉。社会道德的实现,需要个体主动进行道德内化,并落实在个体实践中,离开了个体的道德内化,社会道  
德就会沦为空泛、抽象的概念。道德内化整个过程,依赖个体发挥主体实践性才能完满实现。这种主体实践  
性,是指个体在道德内化中积极主动地实践的能力和倾向。它要求个体能够积极思考和判断,自觉地采取符  
合道德规范的行动。这需要个体具备自主行动和自我控制的能力,能够理性地进行思考和决策。  
首先,道德内化能够激发个体道德实践。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的自律和主观能动性是道德内化的关键所  
在。“社团与道德之树上最成熟的果实就是独立自主的个体,那个只与其自身相等同的个体,那个重新摆脱  
了习俗的道德性束缚的个体,那个超越习俗的自律个体”④。个体能动地选择适宜的价值观,内化于心,遵守  
符合社会发展的道德规范,在实践中实现道德内化,“对任何一个有某种活动或实践的人来说,他们的善或出  
色就在于那种活动的完善。同样,如果人有一种活动,他的善也就在于这种活动的完善”⑤。道德规范内化  
如何“出色”,必然要体现在实践中。其次,道德内化是个体参与社会生活并接受社会教育的过程。个体通过  
参与社会交往和接受道德教育,逐渐领悟和接纳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将其内化于心,最终转化为日常行  
为和决策的指导原则。最后,道德内化促进个体对自身价值观和道德信念的认知和反思。个体需要思考和  
反思自己的行为和决策是否符合道德规范和自身的价值观,从而不断完善和调整自己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  
则。道德内化的主体实践性,要求个体主动地实践,积极地参与社会活动,自觉地按照道德标准行动,并不断  
反思和完善自己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  
道德内化帮助人们在没有外界约束的情况下,仍然按照道德规范行动。“当我遵从规范n,当这种遵从  
行为并不能为我带来直接的利益时,我通常也同样会遵从规范n。也就是说,我通常完全不会问自己遵从规  
范n对我来说有什么好处,而只是因为我的内在态度是根据规范n来设置的,所以我只是简单地遵从规范  
”
⑥。道德内化可以帮助个体成长和发展,同时也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进步。  
n
(二)统整道德知情意行,提升个体道德素养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王承绪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版,第376页。  
刘仁贵《道德认同概念辨析》,《伦理学研究》2014年第6期,第19页。  
龙静云《试论道德内化的主客观条件》,《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9年第6期,第56页。  
尼采《道德的谱系》,梁锡江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7页。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9页。  
诺博托·霍尔斯特《何为道德:一本哲学导论》,第102页。  
12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首先,道德内化能够深化个体对道德知识的理解。“道德知识也许是认识和理解道德事实的线索”①。  
道德内化要求个体真正理解道德规范深刻的内涵和背后蕴藏的价值观,而不仅仅是停留于表面上的奉行或  
模仿。一方面,个体在日常生活中不断思考、反省和纠正自己的道德行为,从经验中学习并提升道德判断力  
和道德自制力,提高道德行为水平,拓宽道德知识的范围。另一方面,在道德知识与内化过程并驾齐驱的过  
程中,个体不断地完成道德知识获取、转化、吸收、应用,逐渐形成更为完善和成熟的道德观念,在现实生活中  
更准确地识别道德问题,并根据内在的道德规范进行判断和决策。  
其次,道德内化可以加强和塑造个体的道德情感,使个体获得深层次的道德意识和情感反应,对特定的  
道德情境和道德问题更加敏感。这种敏感性使得个体更容易察觉到道德问题的存在。“无论在我们看来某  
人如何自私刻薄,他却可能对别人的某些遭遇十分关心,对那些与他完全无关的事情非常热心,即使他自己  
从中捞不到什么好处,却也由衷地为别人的幸福感到高兴”②。诸如愧疚感、羞耻心、同情心、怜悯心、责任感  
等都不失为道德情感的体现。个体会意识到自己作为有道德意识的人,在行动中具有责任和义务去作出符  
合道德要求的选择。这些丰富的情感使得个体对道德问题产生情感上的关注和回应,他们会感到有责任去  
维护道德规范,并为他人和社会的“福祉”作出贡献。  
再次,道德内化可以加强和塑造个体的道德意志,培养社会责任感,使个体在道德决策和行为中表现出  
更坚定和自律的态度。这种自律意识使得个体在面对道德冲突和诱惑时更加坚定,能够自我约束和管理,抵  
制不道德的行为诱惑。“如果一个人具有个人道德意志,那么,他便必定具有个人道德认识和道德感情,因而  
也就具有了品德构成的全部因素”③。道德意志使个体无论处于何种利害关系中,或何种道德两难境地之  
下,都能作出符合道德要求的选择。道德内化促使个体道德意志更加坚定,在实践中对自己的道德行为承担  
责任,在道德决策和行为中表现出自觉性和主动性,以履行相应的道德责任。  
最后,道德内化使个体在行为中自觉地遵循这些规范。通过道德内化,道德行为变得更加持久和一致。  
个体不仅在特定时刻或特定环境下表现出道德行为,更是将其视为一种长期的行为准则。“道德行为,不论  
是目的论的伦理行为还是道义论的伦理行为,都要贯穿一定的道德原则或规范。没有道德准则的行为是不  
可思议的”④。道德规范内化于心后,个体在道德行为中自觉整合道德知情意,根据道德需要,做出符合相应  
道德情境的行为。“人的善就是灵魂的合德性的实现活动,如果有不止一种的德性,就是合乎那种最好、最完  
善的德性的实现活动。不过,还要加上‘在一生中’。一只燕子或一个好天气造不成春天,一天的或短时间的  
善也不能使一个人享得福祉”⑤。无论处于何种状况,个体都会保持一致地遵循道德规范,不受外界因素的  
干扰。  
(三)协助个体自我反思,促进个体自我调节  
“
由于有了道德的需要,人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⑥。道德内化是个体出于内在的需要,而不是由外部  
奖励或惩罚来驱动。“虽然一个完全整合、连贯和统一的道德自我可能是描述高尚人士的理想最终状态,但  
在达到这样的理想状态之前(如果有可能的话),个体内部可能存在着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道德观念”⑦。随  
着道德需要的产生,个体会在矛盾和冲突的道德观念中自我调节,达成一致。个体会主动地进行道德判断,  
在特定的道德情境中识别所需要的道德规范,主动选择合理的道德规范内化于心,最终形成个体的道德信  
念。个体的行为是基于内心认同的价值观和道德信念,出于自愿和责任感去行动,而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外在  
的回报。一方面,道德内化协助个体自我反思。个体在道德内化时会对自身的行为进行反思和评估,判断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王奇琦《道德知识论的核心问题及争议》,《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163页。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郑红峰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5页。  
孙英《论躬行———培养个人道德意志的道德修养方法》,《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第25页。  
魏英敏《试论道德行为与道德品质》,《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5期,第43页。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20页。  
王平《走向“整全人”的价值教育———兼论道德情感与价值的统一关系》,《教育研究》2018年第9期,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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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银科ꢄ郑方菊ꢄ论社会学视域中的道德内化  
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规范。个体会思考自己的行为是否有利于他人或社会,并在行为中不断纠正和调整。个  
体不仅会反思自己的行为,还会不断努力优化、整合正确的道德观念,提升道德行为水平,并从自身经验和他  
人的反馈中吸取教训,积极改进自己的道德行为,不断追求更高的道德境界。另一方面,道德内化帮助个体  
自我约束。道德内化中的个体具备自我约束的能力,能够控制自己的冲动和欲望。即使在没有外部监督或  
奖惩的情况下,个体也能够根据不同的社会情境和社会规范要求,调整自身的行为和决策,根据具体情况作  
出恰当的选择,遵循内心认同的道德标准,自觉抑制不恰当行为,以符合道德要求,遵循道德规范。“在伦理  
的秩序上,道德不再依据对各种戒律的奉行和对各利益及激情的克服来界定,而是根据肯定和选择自身的意  
愿”①。总之,道德内化的自我调节性能够帮助个体自我反思、自我约束、自我完善。这种自我调节性使得个  
体能够持续地遵守道德规范,并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行为水平。  
此外,道德内化的过程还具有隐匿性、统一性、持久性。道德内化从发生到完成,不易被察觉,也不易被  
检验,在表现为行为之前,道德作为我们所获得的潜能形式,具有隐匿性。道德内化不是单纯地、机械地整合  
与内化,而是社会外部的要求和自我发展需要的统一,因此其过程具有统一性。道德内化贯穿人的一生。每  
一阶段的道德内化,都会形成我们内在的认知、情感、意志相互贯通、融合、浑然一体的有机整体,具有持久  
性。  
四ꢄ道德内化的社会意蕴  
(一)建立社会归属纽带,加强个体与社会联结  
人类是社会性动物,渴望与他人建立联系。在这一过程中,个体需要道德内化以获得社会归属感。社会  
归属感是一种情感和认同,获得社会归属感会让个体感受到其身处于社会中的角色和位置。无论是在物质  
上,还是在情感上,个体都需要与他人合作、相互联系、相互支持来满足自身的需求。“每个人都要适应他身  
处其中的特有的社会。每个人都在适应社会的过程中成长。只有在分享这个具体的社会里那些认知的和规  
范的预设时,人才能够成为健全的人”②。通过与他人建立联系,个体能够获得安全感和支持,从而感到融入  
了社会。首先,道德内化能够强化共同价值观和兴趣,从而使个体获得社会归属感。当个体与他人分享相似  
的价值观、兴趣和目标时,他们会感到归属于一个共同体。这种共同的认可和共享的经验增强了归属感,使  
人们感到被理解和被接纳。其次,道德内化能够强化身份认同,从而使个体与社会紧密相连。个体的身份认  
同是社会归属感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归属的需要,个体会积极主动采纳一种或一系列他所依恋的对象所  
认同的意义价值”③。个体会将自身与某个团体或社区联系起来,将自己视为其中的一部分。这种身份认同  
可以基于种族、国籍、宗教、职业等因素,也可以是更小范围的群体,如家庭或朋友圈。再次,道德内化提高个  
体影响力和地位。在社会中获得一定的影响力和地位,也会增强人们的社会归属感。“因为要别人尊重你,  
相信你,你就必须用行动来回答,通过不断进取,进一步改善自我形象,获取社会承认”④。当个体在某个领  
域或社群中被认可和尊重时,他们会感到自己属于这个群体,并在其中发挥作用。社会归属感是人类天生的  
需求,它使人们感到与社会联结和被社会接纳。通过道德内化,强化共同价值观和兴趣、身份认同以及获得  
影响力和地位,个体可以满足自身这种归属感的需求。  
(二)维持社会运转秩序,形塑社会道德氛围  
“
‘外在’地保障的秩序,仍然可以另外得到‘内在的’保障”⑤。道德内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稳定社会风  
向,维持社会运转秩序,形塑良好的社会道德氛围。“一个良序社会是一个被设计来发展它的成员们的善,并  
由一个公共的正义观念有效地调节着的社会”⑥。制度化是个体道德外在的、相对独立的、客观存在的条理  
和框架,而社会化是个体道德内在的变化,但并不是说社会化是完全自发的,家庭环境、学校教育、社会风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阿兰·图海纳《行动者的归来》,舒诗伟、许甘霖、蔡宜刚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9页。  
彼得·L.伯格《与社会学同游:人文主义的视角》,第74页。  
沈嘉祺《基础性道德情感的教育价值及其培育》,《中国教育学刊》2002年第2期,第17页。  
沈嘉祺《基础性道德情感的教育价值及其培育》,《中国教育学刊》2002年第2期,第18页。  
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胡景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72页。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修订版)》,第358页。  
13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都对个体社会化产生或深或浅的干预。当个体通过道德内化高度自觉遵守社会道德规范时,社会秩序也就  
得以维护。  
道德内化通过道德社会化的方式,培养个体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一个人从小所受的教育把他往哪  
里引导,却能决定他后来往哪里走”①。其中三方主体予以个体道德内化的保障。首先,学校应时刻注重道  
德教育,在长期的教育过程中,将社会所赋予的核心价值观教授于学生,使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形成正确  
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其次,在社会各界的监督影响下,利用舆论影响力让公众认识到道德的重要性,激  
发公众群体的道德自觉性。社会各界应该发挥监督作用,批评和谴责不道德行为,让人们意识到自身的过  
错,并改正错误。道德内化通过个体,作用于小范围群体,再作用于社会,营造良好的道德氛围。“分散的群  
众可以同时或者持续地用自己的行为,(例如通过新闻的传播)对个人发生影响,并使个人感受到这一影响,  
从而把个人的行为变成受群众制约的行为”②。榜样的力量亦是道德内化的催化剂,社会上的榜样对个体和  
群体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政府和社会组织应有效利用榜样效应,表彰有道德的人,惩罚那些违反道德规范  
的人。最后,法律通常是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权益的重要手段也是最低底线。通过学校、社会、法律三方  
保障,形成道德内化合力,趋于同心同向,共同维持社会运转秩序,形塑社会良好道德氛围。  
(三)形成良好道德风尚,促进社会正向发展  
道德内化是个体对道德规范的真正理解和自觉接受,代表着个体能在行为上自觉地践行这些准则,从而  
由此及彼地延伸到社会,有助于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促进社会的发展。第一,当个体将道德规范内化为自  
己的行为准则后,他们会自觉地遵守这些准则,而不是出于外部压力或者违背意愿。个体对道德规范的自觉  
遵守,使得道德规范不仅仅是一种强加于人的规定,而是内心自发产生的行为动机,从而更容易形成持久的  
道德风尚。第二,通过道德内化,个体会在行为上成为道德规范的榜样和示范者。当个体在日常行为中展现  
出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会对周围的他人产生积极的示范效应,从而促进整个社会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第  
三,道德内化的个体往往会得到社会的认可和赞许,因为其行为符合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这种社  
会认同会强化个体对良好道德风尚的发扬和传播,从而形成更为稳固的道德秩序。第四,内化的道德规范使  
个体在行为中更多地进行道德反思和自我约束,从而减少违背道德规范的可能性,进一步维护了道德风尚的  
稳定和良好。  
因此,道德内化作为道德发展的高级阶段,对于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具有重要的作用,它将道德规范内  
化为个体的行为准则,并使个体在行为中自觉地践行,从而对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个  
体的道德内化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整个社会的风气,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氛围,陶冶社会文化环境;良好的  
道德风尚,反过来又会促进个体的道德内化。  
五ꢄ结语  
在整个道德内化的过程中,道德知识清晰地呈现于个体脑海中,并通过道德意志、道德情感促成个体道  
德内化的发生,最终落实到道德行为上,在此一过程中没有固定的道德内化的完成节点。“如果某个人受不  
正确的观念影响,而做出某个行为,那么他肯定不是遵循德行而为。只有当他理解后采取的行为,才能说是  
遵循了德行”③。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实现活动不可能是不行动的,它必定是要去做,并且要做得好”④。  
内化后的道德若不体现于实在的行为活动,我们就无法说是实现了道德内化。  
[责任编辑:凌兴珍]  
①
②
③
④
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143页。  
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第41页。  
斯宾诺莎《伦理学》,陈丽霞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164页。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23页。  
132  
第51卷第5期  
024年9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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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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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1ꢁN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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ꢂSocialSciencesEditionꢃ  
Septemberꢁ2024  
儿童阅读 的互动性叙事  
A
pp  
与儿童主体性建构  
彭ꢄ雨  
ꢄꢄ摘要:儿童文学存在成人作者与儿童读者的身份错位,互动性叙事召唤儿童参与,被认为是实现儿童主体表达  
的途径。当前儿童阅读App中的互动性叙事显示,其既可以给予儿童发声机会,也可能成为强化作者控制儿童读  
者的工具。互动性叙事需要联合作者儿童本位观、读者主观能动性和媒介素养,实现儿童主体性建构。主体性教  
育是至关重要的教育共识,是培养自为的人的教育基础,互动性叙事的有效使用能够成为主体性教育工具。  
关键词:儿童文学;儿童移动出版物;儿童阅读App;互动性叙事;儿童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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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734ꢅjcnki1000-531520240614  
收稿日期:2024-02-21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与数据库建设”(22&ZD275)的  
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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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彭雨,女,四川眉山人,兰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E-mailꢆcnscpeng@163com。  
数字化阅读是数字媒介时代儿童阅读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部等部门印发的《全民青少年学生读书行  
动实施方案》提出,“加强数字资源建设。充分发挥数字化支撑作用……提供优质数字阅读资源”①。《第十  
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2021年,我国未成年人数字化阅读接触率达72.5%②。其中,移动阅读逐渐  
成为数字化阅读主流。《第5次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指出,未成年网民手机上网比例达  
,
平板电脑上网比例为45.5%,台式电脑和笔记本电脑上网比例分别为 、 ③。目前,儿  
91.3% 33.2%31.7%  
童移动出版物阅读已成为儿童阅读常态,并且成为阅读教学工具,但对其叙事形式效果的研究较少。儿童移  
动出版物将传统儿童出版物静态表现形式动态化,将单一的传统儿童出版物转换成动态展现平台④。与传  
统儿童出版物以及使用Web1.0技术的数字出版物相比,移动出版物具有更多样态的互动性叙事。现代儿  
童文学以“儿童本位”为核心价值。“儿童本位”尊重儿童发展规律和个体化发展,让儿童能够发声。然而,成  
人作者与儿童读者的身份差异让儿童文学无法摆脱“隐藏的成人”。儿童移动出版物的互动性叙事使用多样  
态的互动行为,向读者转移部分叙事权力,儿童读者和成人作者共同建构叙事。以“儿童本位”为目标的儿童  
主体性建构似乎借此找到了有效实践路径。为了更好地了解互动性叙事的形式和效果、探寻“儿童本位”实  
①
②
③
《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印发<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教基〔2023〕1号),教育部网站,2023年3月27日发布,2023年12  
月1日访问,httpsꢆꢅꢅwwwgovcnꢅzhengceꢅzhengcekuꢅ2023-03ꢅ29ꢅcontent_5748940htm。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第十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书香中国”微信公众号,2022年4月23日发布,2023年9月10日访问,httpsꢆꢅꢅ  
mpweixinqqcomꢅsꢅqwPr_OrGZ0bVPUEWaDCiAA。  
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次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3年  
1
2月25日发布,2023年12月26日访问,httpsꢆꢅꢅwwwcnniccnꢅNMediaFileꢅ2023ꢅ1225ꢅMAIN1703484375296SPBHV29S0Vpdf,第2  
页。  
④
戴雪梅、关琰《依托智能移动终端的儿童出版物发展研究》,《包装工程》2019年第4期,第259页。  
13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现路径,本文聚焦于互动行为样态繁复的儿童阅读App,探究互动性叙事的具体表现形式,分析儿童主体性  
建构效果,以期为互动性叙事发展、儿童主体性彰显和阅读教育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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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pp商城中,App标有目标用户年龄。AppleAppStore设置4个年龄等级,分别为4+(4岁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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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9+(9岁及以上),12+(12岁及以上),17+(17岁及以上);GooglePlay分为5级,分别为3+(3岁及  
以上),7+(7岁及以上),12+(12岁及以上),16+(16岁及以上),18+(18岁及以上)。儿童阅读App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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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段目标读者表现出不同的叙事形式。目前,儿童阅读App主要包括A leA Store4+分级、  
pp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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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Play3+分级的数字绘本App以及AppleAppStore9+、12+分级,GooglePlay7+、12+、16+分  
级的非绘本类阅读App。不具备互动性叙事形式的阅读App,不纳入本文考量。  
一ꢄ儿童阅读App的互动性叙事形式  
传统儿童文学叙事是已完成叙事,图书实体承载作者单方面输出的固定图画和文字,图书实体隐藏在故  
事之后。儿童阅读App则借助数字技术,提供可变化的数字页面。读者能够向App输入内容,并得到App  
及其所承载的数字文本回应。马库斯·弗里德里依据在线游戏互动性经验,把在线游戏互动性归纳为玩家  
与计算机、玩家与游戏之间的互动性①。儿童阅读App互动性与在线游戏互动性类似,儿童阅读App、App  
中的数字文本和儿童读者三者参与互动,儿童读者所获得的最终叙事由三者互动产生的叙事叠加而成。认  
知叙事学认为,叙事“提供了一种宽容、灵活的认识框架来构建、交流和重构我们心中投射的世界”②。在互  
动性叙事中,一部分互动性叙事构成传统叙事学的叙事线,另一部分互动性叙事建构认识叙事学的故事世界  
认知框架。  
(一)形成叙事线的互动性叙事  
儿童阅读A  
pp的互动性叙事让数字文本叙事跳脱出传统的线性叙事结构,呈现出多变的非线性叙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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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App能够提供叙事节点选择和人物视角选择,读者可以经由自主选择,组建个人化的叙事线。玛丽·劳  
尔·瑞安总结出七种非线性的互动性叙事结构,儿童阅读App出现其中五种结构类型———侧枝结构、树状  
结构、流程图结构、轨道切换结构和迷宫结构③。  
图1ꢄ侧枝结构④  
侧枝结构是最普遍的一种互动性叙事结构(见图1)。结构图圆点代表情节事件节点,水平轴代表时间、  
移动距离等节点关系,纵轴代表节点个体状态。侧枝结构具有一条线性主线,在叙事过程中,App会提供分  
叉剧情或选择性活动。采用这种叙事结构的App大多为数字绘本App。数字绘本App图像加入多媒体材  
料,设计待读者触发的侧枝事件。例如,在咿啦看书App⑤《跟着姥姥去遛弯儿》中,胖妞和姥姥的遛弯儿行  
程构成叙事主线,呈线性,读者通过点击右下角箭头或滑动页面推进故事,同时,每个页面内设有互动性选  
项,读者可以点击群像人物,获得属于群众的侧枝叙事。侧枝叙事不影响或改变叙事主线,亦不形成长链故  
事。  
树状结构是另一种常见的互动性叙事结构(见图2)。树状结构无确定叙事主线,而是在叙事节点为读  
者提供叙事路径选择,叙事节点可以是判断性节点、状态节点或位置节点,读者的选择决定叙事走向。树状  
结构常出现在面向较高年龄儿童读者的非绘本类阅读App。叙事节点和节点选项数目与读者叙事权力挂  
钩,叙事节点和节点选项数目越多,读者的叙事权力越大,叙事结构越偏离线性。其叙事节点和节点选项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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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马库斯·弗里德里《在线游戏互动性理论》,陈宗斌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8、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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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HermanꢁStoryLogicProblemsandPossibilitiesofNarrativeꢂLincolnꢆUniversityofNebraskaPressꢁ2002ꢃꢁ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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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劳尔·瑞安《故事的变身》,张新军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97ꢊ100页。  
本文的非线性叙事结构图均由作者绘制,并未直接使用《故事的变身》中的非线性叙事结构图。  
咿啦看书App,由郑州点读电子科技有限公司2016年出品,年龄分级为4+。  
134  
彭雨ꢄ儿童阅读App的互动性叙事与儿童主体性建构  
常有限,树状结构封闭,但树状结构的几何式分岔有时亦会让叙事过于复杂,部分数字文本会采用流程图结  
构收敛分岔结构(流程图结构见图3,流程图结构与树状结构结合见图4a、4b)。收敛可以发生在故事结尾,  
例如,易次元App①《兔子逃生手记》的多条叙事线收敛于“兔子被抓住”的结局;也可以发生在叙事过程中,  
例如,易次元App《三七进京记》上京前的任何选项都会收敛于上京。  
图2ꢄ树状结构  
ꢄꢄꢄꢄ图3ꢄ流程图结构  
ꢄꢄ  
图4aꢄ收敛于结尾的树状结构与流程图结构结合  
图4bꢄ中途收敛的树状结构与流程图结构结合  
ꢄꢄ  
儿童阅读App还存在迷宫状叙事结构(见图5),该结构多出现在面向较高年龄儿童读者的非绘本类阅  
读App中。数字文本提供空间探索地图,读者选择探索不同区域,形成叙事线,通往不同终点。例如,易次  
元App《我在古代当修勾》提供了小狗生存环境地图,小狗可自由进入跑马场、湖光榭、云端楼等多个地点,  
发生“个人化”故事,度过各异的一生。迷宫状叙事结构自由度较高,读者能够选择不同路径抵达迷宫出口,  
亦可以选择留在迷宫内,不去往结局。例如,易次元App《小店开张》提供了村落和山野地图,读者可以选择  
与不同人物和事物建立联系,成功经营饭店,抵达文本结局,也可以徜徉在地图各地点间,将阅读当作没有目  
的的旅程。  
此外,儿童阅读App纳入了轨道切换叙事结构(见图6)。轨道切换结构表征多视角叙事形式,每条轨道  
代表一条人物故事线,人物间可以共享某些叙事节点或某段叙事线。叙事视角选择可能局限于主角的视角,  
例如白熊互动绘本App②《龟兔赛跑》允许读者选择乌龟或兔子视角;也可以拓展至各类人物视角,例如,话  
本小说App③提供了角色扮演菜单,读者可以选择代入文本中出现的任何人物视角,甚至是仅出现过一次  
的路人。迷宫状结构和轨道切换结构增加了互动性叙事的叙事层次,其结构不一定独立存在,迷宫某地点或  
某视角叙事线内可以叠加侧枝结构、树状结构、流程图结构或迷宫状结构,生成复杂的多层非线性叙事。  
图5ꢄ迷宫状结构  
图6ꢄ轨道切换结构  
ꢄꢄꢄꢄꢄꢄꢄꢄꢄꢄ  
(二)建构认知框架的互动性叙事  
不作用于叙事线的互动性叙事可以形成由儿童阅读App与读者以及数字文本与读者建构的两层认知  
①
②
③
易次元App,由广州网易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2018年出品,年龄分级为12+。  
白熊互动绘本App,由厦门百熊互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于2020年出品,年龄分级为4+。  
话本小说App,由天津量子时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2016年出品,年龄分级为12+。  
13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框架。这并非表示叙事线上的互动性叙事不提供认知框架,而是本部分聚焦讨论不影响叙事线的互动性叙  
事的叙事功能。  
首先,儿童阅读App实体与读者互动,构成解读数字文本的副文本认知框架。儿童阅读App实体不同  
于传统纸质图书,其在承载文本功能之外,兼具阅读助理职能,能够独立于数字文本存在。例如,儿童阅读  
App设有菜单栏,允许读者调节App音乐、语音音量、播放和对话速度。部分阅读App可以生成读者图书  
阅读报告,汇总读者阅读时间、阅读图书数量,鼓励读者阅读。此外,阅读App还会推出可直接互动的具象  
化卡通形象,同儿童读者交互并引导儿童阅读行为。例如,小伴龙App  
①设计了小龙形象,小龙在每个阅读  
窗口出现,它可以与读者聊天,向读者推荐图书,并指引读者在文本中的互动行为。儿童阅读App与读者的  
互动行为没有直接作用于数字文本,但是互动行为会影响读者阅读文本的行为和感受,并且互动行为形成的  
叙事会影响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儿童阅读App实体类似于可影响受众的、可互动的说书人。  
其次,儿童阅读App中的数字文本和读者的互动可以形成解读文本的阐释情境。戴维·赫尔曼曾对情  
境和叙事的关系做过概述:“叙事是一种再现模式,这一模式不仅存在于具体的话语语境或讲述情景中,而且  
必须依据具体的话语语境或讲述情景来加以阐释。”②传统儿童文学的阐释情境是固定的。数字文本允许读  
者与人物、环境元素以及场景空间互动,生成可变的阐释情境。这一阐释情境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激活型  
阐释情境。数字文本人物、环境元素和场景空间被作者设定,读者通过互动行为,激活文本元素或空间,获得  
情境感知。例如,咿啦看书App《妈妈———有怪兽!》提供可互动的人物和环境元素,读者能够通过点击元  
素,激活元素发出声响、动作,激发人物对话,感知人类和怪兽不同的生活场景,由此产生情境代入感和虚拟  
的存在感。读者的激活行为不可控,不同读者可能激活不同元素,产生各异的阐释情境。另一种是创造型的  
阐释情境。数字文本允许读者参与情境创建,生成个人化的故事情境。例如,七色花App③、糖果屋历险记  
App④允许读者移动人物、动物、物品位置,创造独特的物与物、物与场景关系。贝贝绘本App⑤任由读者根  
据喜好,填涂背景颜色。颜色承担引导读者情感介入,烘托氛围的作用⑥。明亮的颜色让人感到愉快,灰暗  
的颜色让人感到消沉,不同色调会影响读者对数字文本的解读。  
儿童阅读App的互动性叙事与传统儿童文学的叙事形式存在本质差异,其叙事线和文本提供的认知框  
架均呈不稳定结构,读者能够参与每一层互动性叙事。儿童读者获得的最终叙事是多层互动性叙事共同构  
成的结果。这一特征显示出互动性叙事具有赋予儿童读者自主性的结构属性。  
二ꢄ数字绘本App与被压制的低龄儿童主体  
数字绘本App⑦面对的读者群年龄偏低,互动性叙事中影响叙事线的互动性叙事较少,建构认知框架  
的互动性叙事较多。两种互动性叙事都允许读者参与叙事,但当前的数字绘本App并未明确彰显儿童主体  
性,互动性叙事反而成为作者控制儿童的工具。  
(一)限制的非线性叙事结构与被教育的儿童  
影响叙事线的互动性叙事决定叙事走向,能够直接表现叙事者意图。读者可以通过选择叙事路径,成为  
表述自我的叙事者,然而,数字绘本App的读者并未由此掌控话语权,反而因此被作者输入价值观和意识形  
态。  
首先,数字绘本App借用非线性叙事互动形式,设计具有类似形态的线性指令型互动,引导读者跟从作  
者思想。数字绘本App中有大量直接指令型互动,要求读者作出指定行为,推动故事发展。例如,白熊互动  
绘本App《后羿射日》要求读者帮助后羿拿取射日的寒冰神箭。指令式互动行为不让读者向数字文本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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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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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伴龙App,由深圳有伴科技有限公司2012年出品,年龄分级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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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HermanꢁBasicElementsofNarrativeꢂNewJerseyꢆWiley-Blackwellpressꢁ2009ꢃꢁ14  
七色花App,由iBigToy公司2011年出品,年龄分级为4+。  
糖果屋历险记App,由iBigToy公司2011年出品,年龄分级为4+。  
贝贝绘本App,由宝宝智慧早教2020年出品,年龄分级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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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rePainterꢁJR MartinꢁLenUnsworthꢁReadingVisualNarrativesImageAnalysisinChildrenꢀsPictureBooksꢂSheffieldꢆEquin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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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ingꢁ2012ꢃꢁ35-36  
本文所指的绘本类阅读App均为具有互动性叙事的阅读App,无互动性叙事的阅读App不纳入考量。  
⑦
136  
彭雨ꢄ儿童阅读App的互动性叙事与儿童主体性建构  
主观思想,而是强化作者思想输出。通过互动行为,读者被导向既定的后羿射日路径,同化作者选择,感受后  
羿射日旅途的艰苦。此外,数字绘本App还通过设置假性选项,经由选项对比,强调作者选择的正确性。例  
如,蜜莉与魔法森林2App①在分岔路口询问读者向左还是向右走,但若读者选择向右,数字文本会提示:  
“我觉得应该坚持走左边啊!”读者看似拥有选择,但可选项只有一个。假性选择一方面通过互动行为肯定作  
者选择,读者只能选择既定路线,另一方面,通过互动行为发生后的判断语,再次强调作者选择的正确性。例  
如,蜜莉与魔法森林2App的判断语“我觉得应该坚持走左边啊”,使用“应该”二字否定了读者不同于作者的  
选择,使用“坚持”二字表现出对读者的批判,并使用语气词加强了对读者的不认可。假性选择借用互动形  
式,给读者设置测试题,引导读者跟从并强调作者给出的“正确答案”。  
其次,数字绘本App会使用非线性叙事结构作为教育读者的工具。数字绘本App非线性叙事大多采  
用侧枝结构,叙事主线掌控在作者手中,作者不将叙事权力分享给儿童,儿童读者受成人作者指引,跟从成人  
逻辑因果关系。数字绘本App偶尔出现无主线型非线性叙事结构,但通常选择路径简单并附带教育话语,  
作为作者输出教育思想的一环。例如,白熊互动绘本App《龟兔赛跑》采用轨道切换式结构,读者选择仅有  
两次:一次选择乌龟或兔子视角,一次选择休息或继续跑。在读者选择后,文本对读者选择作出评判,形成  
“骄傲使人落后”、“谦虚保持进步”、“摆烂持续落后”三个教育主题。作为评判者的棕熊,具有与成人类似的  
高大体型,其评判话语是教导者的总结式、训导式话语。作者虽然给予读者选择,但不是赋予读者叙事权力,  
而是通过审判读者的选择,达到教育儿童的目的。非线性叙事结构是教育行为的附加结果。  
从目前数字绘本App的非线性叙事来看,儿童暂时没有得到掌控叙事的话语权。  
(二)引导性的副文本认知框架与矮化的儿童  
数字绘本App实体在与儿童读者的互动中同样表现出引导者和教育者的行为特征,以俯视态度建构引  
导性的认知框架。首先,数字绘本App实体常将读者定义为理解能力不完全者,通篇指引儿童读者的互动  
行为。阅读App引入了纸质图书没有的数字技术,阅读行为变得复杂,其为了明晰操作行为,通常会在文本  
开头给予操作提示,作为学习手册,然而数字绘本App的操作提示时常会贯穿整个文本。例如,白熊互动绘  
本App、洪恩阅读App②在每个互动元素上添加提示符号,指示读者互动。小伴龙App的虚拟小龙形象在  
每个互动节点,告知读者互动流程。作者心目中隐含着读者理解能力低下,没有使用学习手册的能力,在每  
一个互动点都需要被提醒。受数字绘本App指引的读者互动行为不自由,无法体现自身主体性。  
其次,部分数字绘本App暗示读者为认知能力不完全者,其引导读者解读文本并控制读者认知。部分  
数字绘本App会在故事文本之外,设置辅助阅读板块。例如,洪恩阅读App在承载故事文本的“读一读”板  
块之外,还设置“看一看”、“想一想”板块。“看一看”板块先于“读一读”板块,推出文本主题相关的故事或游  
戏;“想一想”板块置于“读一读”之后,以文本主题为原点,提出可延伸探讨话题;“读一读”板块则在文本故事  
结束后,根据文本内容,给出阅读理解题。App的具象化卡通形象小松鼠引导读者全程参与解答各板块设  
定题目。互动性叙事是片段化内容的组成过程,读者接受的叙事是三个板块互动性叙事的总和。作者认知  
框架通过三个板块的题目设计与互动传递给读者:“看一看”板块提前种下心锚,让读者在文本阅读中聚焦作  
者提取的重要内容或思想;“读一读”的阅读理解题和“想一想”的延展话题在文本阅读后强化作者观点。作  
者通过互动行为,引导读者认知文本的方式,阅读活动变成一堂模块化的语文课。与此同时,大多数数字绘  
本App设置阅读报告功能,标示读者阅读种类和时间,监控读者阅读行为,以便家长查阅。儿童的认知能力  
和行为能力被数字绘本App质疑,数字绘本App担任起辅助家长监督和教导儿童阅读的责任。  
传统儿童文学阅读活动属于儿童读者个人,儿童拥有理解和想象文本的自由,“一千个读者眼中就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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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个哈姆雷特”,然而,数字绘本App实体的引导性认知框架侵入儿童阅读空间,限制了儿童的个性化阅  
读。互动性叙事成为强化作者意识形态的工具,读者通过互动行为的具身参与,进入作者设定框架。  
(三)自主的阐释情境与受限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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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莉与魔法森林2App,由北京炫目红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出品,年龄分级为4+。  
洪恩阅读App,由北京洪恩iHuman有限公司2021年出品,年龄分级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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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数字绘本App的非线性叙事结构和副文本认知框架控制了儿童的阅读和理解自由,但在App的控制  
框架下,可互动的人物和环境元素以及场景空间,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儿童读者设置阐释情境的权力。数字  
绘本A  
pp的图画提供了多种建构阐释情境的可能,读者可以选择激活不同元素、建构元素间关系,自主探索  
空间场域。数字绘本App无法控制读者与情境元素、空间场域的互动,读者能够获得不同维度和不同样态  
的情境感知信息,构成个人化的阐释情境。侧枝结构中待读者激活的侧枝叙事亦构成个人化阐释情境的一  
部分。从认知叙事视角来看,叙事是“体验性”①。体验性越强,叙事性越强。个人化的阐释情境赋予读者不  
同的文本感知基础,与此同时,个人化的元素互动给予读者不同的互动体验。通过阐释情境的建构,读者能  
够一定程度跳脱作者限制,创造个人化的叙事体验,注入读者主体性。  
但是,数字绘本App不记录读者与情境元素以及空间场域的互动,读者的阐释情境建构与体验只存在  
于读者的个人阅读行为中,不影响数字文本叙事,也无法向他人展示。在传统儿童文学阅读中,读者通过脑  
内幻想,形成个人化的“第二文本世界”。数字绘本App仍旧让读者的“第二文本世界”局限于个体阅读活动  
内部,并且当数字文本中存在引导性的非线性叙事结构和副文本认知框架时,个人化的阐释情境服从于作者  
的宏观引导。这一受限制的阐释活动显示出读者主体建构的乏力。  
综上来看,数字绘本App的互动性叙事并未使儿童读者摆脱“隐藏的成人”,互动行为反而让成人从幕  
后走到了台前。限制的非线性叙事和引导性的副文本认知框架中直接出现教育性的成人话语,甚至在叙事  
之外引导读者认知,儿童读者大多数时候依旧只能获得限制在个人阅读活动内部的有限自由。  
三ꢄ非绘本类阅读App与自主的高龄儿童主体  
面向较高年龄儿童读者的非绘本类阅读App与数字绘本App的互动性叙事形式不同。非绘本类阅读  
App中影响叙事线的互动性叙事较多,建构认知框架的互动性叙事较少,作者具有向读者转移叙事权的倾  
向。  
(一)非线性叙事与儿童主体性彰显  
非绘本类阅读App大多采用复杂的无主线型非线性叙事结构,主要包括树状结构、流程图结构、轨道切  
换结构和迷宫状结构。在非绘本类阅读App的无主线型非线性叙事结构中,作者通常不在选项后附带教育  
性话语,而是降低对叙事的控制,邀请读者参与叙事。数字文学作家和理论家斯图尔特·莫斯罗普曾指出,  
读者随意挑选阅读路径,就像漫步在“小径分岔的花园”中,超文本形式唤起的不是通过花园的单一路径,而  
是一个平行的漫游空间②。非绘本类阅读A  
pp的非线性叙事结构不以教育为目的设置选项,而是提供给儿  
童读者一个充满小径的可漫游空间,读者能够通过自主选择漫游路径,彰显自我意识。数字文本设置选择节  
点越多、给予读者选项越多,读者可注入的主体性表述就越丰富。复杂交错的叙事路径能够让读者建构个人  
化叙事线,获得个性化的阅读体验。  
与此同时,非绘本类阅读App还允许读者设置场景、设定人物。儿童读者除了能够参与建构阐释情境,  
在设定人物时,读者在选择人物视角之外,还能够直接设置人物属性。例如,易次元App《仙门逸事》、《我在  
古代当修勾》等数字文本允许读者直接给角色命名,选择人物性别、服饰,设置人物个体属性,如智慧、力量、  
外貌等。经过读者设置,文本世界人物拥有与现实世界人物类似的个性。佩里·诺德曼将主体看作“置身于  
意义的网络之中———学习语言,并学着用语言来看待自我”③。读者依凭从现实世界和文本世界中所学到的  
意义来设置和定义人物,并代入人物位置,将其作为读者在文本中的代理。读者对代理的设置映射读者的主  
观意识和价值取向,并且通过设置和操控代理,读者获得表述自我的权力,从而使读者本质力量对象化。  
此外,非绘本类阅读App实体鲜少引导读者,App实体不指示读者互动,不指引或检测读者对文本的理  
解。从技术层面来看,数字绘本App和非绘本类阅读App具备同样的非线性叙事结构打造能力和认知框  
架建构能力,两类App的互动性叙事效果差异显示,作者可以通过设置技术使用形式,决定读者发声权。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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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DavidHermanꢁBasicElementsofNarrativeꢁ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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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StuartMoulthropꢁꢌNoWarMachineꢁꢍinReadingMattersNarrativeintheNewMediaEcologyofMediaꢁedJosephTabbiꢁMichael  
ꢀ ꢀ ꢀ ꢀ ꢀ ꢀ ꢀ  
WutzꢂIthacaꢆ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7ꢃꢁ274-275  
佩里·诺德曼、梅维丝·雷默《儿童文学的乐趣(第三版)》,陈中美译,少年儿童出版社2008年版,第285页。  
③
138  
彭雨ꢄ儿童阅读App的互动性叙事与儿童主体性建构  
动性叙事既能够成为作者控制读者的工具,也能够成为赋予读者叙事权的途径。  
(二)作者意义场域的建构与儿童自主性限制  
非绘本类阅读App的互动性叙事展示了让渡作者叙事权、彰显儿童主体性的实践形式,与此同时,其显  
示读者自主行动能够被限制在可控范围内,从而表明互动性叙事能够为主体性教育服务。诺德曼指出,主体  
形成于“意义的网络之中”①。非绘本类阅读App提供儿童读者可漫游空间,但构成空间意义场域的文本世  
界规则和背景由作者设定。作者设计文本世界规则和背景,决定读者可互动权限,读者置身于作者建构的意  
义空间,其在进行互动时,会不自觉遵循文本世界的规则和背景。例如,《仙门逸事》以修仙为文本世界背景,  
读者只能从福缘、灵根、力道、体魄、根骨等仙侠世界属性维度设置人物,而《我在古代当修勾》以狗的生活为  
文本世界背景,人物属性则划分为智力、魅力、体质、清洁度等维度。读者以文本给定维度为基准,建构自我  
代理形象,并借此判断、认知故事人物。在节点选择时,读者也会考虑文本世界价值取向。文本世界的思想  
通过意义网络,进入读者思维,读者设置代理和选择路径受到文本世界的思想影响。  
意义场域对主体的影响和塑造出现在任何文化情境中。拉康用于解析主体性形成的三界学说表示,象  
征界中的能指对主体进行统治、塑造,个体在象征界中必须认同、服从某种意识形态,从而才能够在能指统治  
的象征界中作为“社会人”继续前行②。文本世界创造出一个象征界,冲击读者在现实世界中形成的符号系  
统,读者在原有符号系统和文本世界符号系统之间比较、取舍,最后部分或全部接受文本世界符号系统,成为  
文本世界象征界中的一员。读者接受文本世界符号系统是必然结果,如果读者不接受文本世界符号,则无法  
在文本世界中存在,只能退出阅读。这一主体形成路径暗示着,给予读者叙事权的互动性叙事,也无法让儿  
童读者完全摆脱“隐藏的成人”,但同时也意味着儿童主体性建构的意义场域能够被设置和审视。教育需要  
为儿童打下良好的人性基础,可设置和审视的意义场域能够给予儿童受保护的自由。  
成人作者和儿童读者的身份差异具有原生性的主客体性。作者在创作数字文本时,面对的是隐含读者。  
这一创作情况与传统纸质儿童文学创作是一致的,作者依靠自认为的“儿童本位观”来想象儿童。成人身份  
使作者不可避免地将隐含读者设定为成人视角中的儿童,而使隐含读者带有他者性。非绘本类阅读App  
建
构的文本世界,依旧是成人想象的儿童世界,与现实儿童世界存在错位。错位的文本世界符号系统,会通过  
阅读和互动,作用于现实儿童,让其向文本世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靠近。作者既可以借此建构略高于儿童  
认知的探索空间,让他们“跳一跳摘苹果”,也可能生产出不符合儿童心理或对儿童产生负面影响的作品。因  
此,作者的儿童观对互动性叙事创作效果仍有重要影响。此外,读者具有主观能动性,其虽然接收文本世界  
传递的思想,但也会经过自我理解、判断,选择性接收,读者最后内化的信息是作者和读者双方思想博弈的结  
果。与此同时,读者能够通过互动性叙事赋予的信息输入权力,在一定程度上驳斥作者思想。虽然儿童读者  
主体受作者建构的象征界影响,但儿童读者仍然具有借助互动性叙事与作者形成对话的潜力。  
四ꢄ打造助力儿童主体性教育的互动性叙事  
数字绘本App和非绘本类阅读App的互动性叙事实践显示,互动性叙事具有赋予儿童发声权的能力,  
但效果受到作者观念影响。作者能够决定让互动性叙事成为成人控制儿童读者的工具或赋予儿童自主性的  
途径。数字文本依然没有摆脱“隐藏的成人”,互动性叙事受到成人作者、儿童读者和数字技术物质性属性三  
方影响。若要使互动性叙事有效助力于儿童自主性彰显和主体性教育,创作者和使用者需要考虑三方的综  
合影响和作用。  
(
一)树立以现实儿童为本的儿童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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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阅读App没有使读者逃离成人作者价值框架,作者的儿童观决定互动性叙事的使用形式和效果以  
及意义场域设置。因此,作者需要具有儿童本位的儿童观。《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ꢊ2030)》将“以儿童为  
本,尊重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和特点”作为策略措施③。“以儿童为本”需要作者看到现实的儿童而非想象的儿  
①
②
③
佩里·诺德曼、梅维丝·雷默《儿童文学的乐趣(第三版)》,第285页。  
崔健、舒练《拉康“三界学说”对意识形态理论的启示及其局限》,《世界哲学》2021年第1期,第106ꢊ107页。  
国务院《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ꢊ203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21年9月8日发布,2023年12月3日访问,httpsꢆꢅꢅ  
wwwgovcnꢅgongbaoꢅcontentꢅ2021ꢅcontent_5643262htm。  
13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童,看到处于当下数字媒介时代的儿童。成人主体和儿童主体的身份错位使得成人作者需要同时具备“儿童  
本位”的理论思想和实践能力,来实现成人作者与儿童读者的平等对话。成人作者既需要加强理论准备,又  
需要将理论转换为实践。从理论到实践具有实现难度,互动性叙事具有协助成人作者进入儿童视角的能力,  
能够协助成人作者实现理论到实践的落地。例如,互动行为可以提示作者关注儿童读者的存在;互动性的人  
物直接话语能够提醒作者进入人物视角,以儿童身份发展对话,以防作者不自觉回到成人视角。譬如,咿啦  
看书A  
pp将纸质绘本《桃花鱼婆婆》改编成数字绘本,纸质文本文字内容有时会脱离主人公男孩身份,让男  
孩说出注解式和设问式的成人话语,如男孩说:“传说阿秀婆是巫婆,我们那里叫草鬼婆。放蛊就是施魔法,  
她会把我们变成什么呢?小动物?还是小妖怪?”数字绘本在同一场景设置互动性的人物直接话语(读者点  
击图画中人物,激活人物直接话语),显示人物回到儿童身份,人物直接话语变成孩子气话语:“不会把我变成  
蛇吧?”“千万不要把我变成老鼠。”然而,互动性叙事只是协助作者进入儿童视角,数字文本的表达依然仰赖  
作者本身的儿童观。如果作者没有儿童本位意识或儿童本位意识存在偏差,人物直接话语依旧可能是成人  
假想的儿童话语,作者可以直接将原文字文本复制为人物直接话语。因此,作者需要同时提升“儿童本位”理  
论基础和实践能力,并有意识地将两者有机融合。  
此外,作者需要聚焦当下儿童,站在数字媒介时代的儿童立场创作。作者常将自身生活经验作为创作资  
源。儿童主体包括作家心中“永远的儿童”,童年内容包括作家的童年情结①。作为基本人性的童年性具有  
共通之处,然而,儿童和童年是社会建构产物,数字媒介时代的童年生境与以往的童年生境存在较大差异,作  
者在书写普遍人性的同时,需要将目光投向现实儿童,关注当下儿童的成长和审美需求。  
目前的儿童阅读App显示,数字文本并未有效贯彻儿童本位的儿童观。数字绘本App的互动性叙事  
强化了成人对儿童的控制和单向传播,非绘本类阅读App给予儿童叙事权,但App中许多数字文本并未显  
示出区别于成人作品的独特儿童性。儿童阅读App的数字文本作者的儿童观尚有提升空间。  
(二)激活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积极读者  
童年社会学指出,“儿童并不是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的被动对象”②。儿童具有主观能动性,在阅读中,  
儿童并非完全单方面接受作者思想,他们会使用基于自我水平的认知和理解能力,辩证性地接受数字文本信  
息,参与互动性叙事。儿童读者在社交平台、线上线下出版平台发表的数字文本相关评价和衍生创作,证明  
儿童具备评判接受的能力。儿童阅读App的作者来源广泛,认知水平和文学水准参差不齐,具有主观能动  
性的积极读者能够一定程度跳脱出作者的思想钳制,与作者形成对话或进行博弈。虽然儿童的认知能力有  
限,但“实践是心理发展的现实条件”③,主动性的、参与性的、辩证性的阅读活动给予儿童通过实践来认知和  
发展自我的机会,并且锻炼和提升儿童自为的学习与辨析能力。成人对儿童能力的低估以及成人作者对数  
字文本的过度控制,反而会让儿童陷入同一的固化思维,妨碍其个性化发展。  
因此,成人作者可以减少单向的教育性输出,利用互动性叙事给予儿童读者验证自我的机会,鼓励儿童  
去思考、去犯错、去修正,与此同时,在数字文本和副文本中,激励儿童发挥主观能动性,辩证性地接受文本信  
息,并且在儿童阅读App内,向儿童读者提供评价和批判数字文本的平台。以儿童为本的教育,“要培养和  
利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而不是控制他们的行为,剥夺他们做决定的机会”④。阅读要赋予儿童辩证思维,而  
非决定儿童思想,互动性叙事需要协助并鼓励儿童进行思想实践。  
此外,数字文本阅读可以联合其他阅读活动协同培养儿童读者的主观能动性。培养积极的阅读者是不  
局限于App阅读的普遍性儿童阅读培养目标,儿童生活在立体的文化空间中,受多维阅读环境和多种阅读  
形式的影响,儿童在不同阅读环境和阅读形式中习得的认知和习惯模式共同建构儿童阅读能力。儿童阅读  
App的互动性叙事让儿童的身体和心理同时参与阅读,可以成为阅读协同培养中的“做中学”环节,而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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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汤锐《现代儿童文学本体论》,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1995年版,第33、37、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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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isonJamesꢁAlanProutꢁedsꢁConstructingandRe-constructingChildhood ContemporaryIssuesintheSociologicalStudy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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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hoodꢂLondonꢆRoutledgeFalmerꢁ1997ꢃꢁ8  
③
④
杨再勇《心灵的教育:培养“完整的人”的内在向度》,苏州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7页。  
杨再勇《心灵的教育:培养“完整的人”的内在向度》,第44页。  
140  
彭雨ꢄ儿童阅读App的互动性叙事与儿童主体性建构  
协同培养能够综合训练儿童的阅读能力,让儿童跳出数字文本,站在宏观角度审视数字文本,拥有不受困于  
单一文本形式的宏大眼光。  
(三)以媒介素养作为阅读保障  
数字技术在改变数字文本的叙事形式之外,也改变了数字文本的阅读环境。不同于纸质儿童文学创造  
的静止、封闭的阅读空间,儿童阅读App能够让读者通过超链接弹幕或超链接平台与其他读者互动,形成开  
放的、群体互动的阅读空间。儿童可以通过App的超链接平台获得数字文本之外的互联网信息,还可以隐  
去儿童身份参与群体讨论。儿童阅读App与广阔互联网世界的连通,意味着儿童读者不仅要处理数字文本  
信息,还需要面对从互联网涌入的纷杂媒介信息。此外,因为“网络出版服务行为的概念、网络出版许可的条  
件以及网络出版的编辑责任制等基本问题解决不彻底”①,移动出版物还没有系统的审核标准,相较传统儿  
童文学,其文学审核标准降低,繁杂的媒介内容也可以借此流入数字文本。这一阅读环境的变化,一方面赋  
予儿童更多自由,成年把关人对儿童阅读的控制减弱,但另一方面让儿童直面充满危机的互联网旷野,没有  
防备的儿童可能会被负面信息吞没,形成不利于儿童自我建构的负面认知。面对这一潜在危机,儿童阅读  
App需要设置符合时代审美和儿童本位的数字儿童文学审核标准,给予成长中的儿童基本保护;同时,儿童  
需要培养审视与鉴别媒介信息的素养。  
儿童媒介素养教育的目的是让儿童“对媒介信息文本、运作机制、媒介生态有批判性的理解,具备利用多  
种技术制作媒介信息表达自己思想、应对各种议题、与外界进行对话的能力”②,即具备“读媒介”和“写媒介”  
能力。“读媒介”的能力,让儿童能够自主审视媒介信息,辨析垃圾内容和错误导向信息;“写媒介”的能力,使  
儿童可以借助数字技术发声,彰显自我主体性。电子媒介破坏了成人与儿童间的信息屏障③。数字媒介进  
一步破坏了传统童年世界的信息壁垒,新的信息壁垒暂未形成。媒介素养能够协助儿童在开放的互联网世  
界中,辩证地猎取阅读内容,有效地表达主体需求。与传统儿童文学相比,儿童阅读App的阅读充斥危机,  
但其也将儿童引向更广阔的世界。如果儿童能够把媒介素养作为阅读武器,则可以在危机处理中获得选择  
的自由和自主性,儿童能够依仗自我力量与数字媒介博弈,建构适应数字媒介时代的主体性。  
五ꢄ结语  
主体性教育是至关重要的教育理论、教育共识,是培养真正的人性、自为的人的教育基础。互动性叙事  
阅读能够在可控范围内给予儿童自主性,可以成为主体性教育工具,但是互动性叙事的效果取决于使用者的  
儿童观,并且受到儿童读者和数字技术物质性属性影响。数字媒介带来文化要素流变,互动性叙事使用者需  
要考虑当下儿童的主体性建构条件。作者可以尝试给予儿童更多表达自我的发声机会,与此同时,作者和教  
育者可以鼓励并激发儿童发挥主观能动性,培养儿童审视和利用数字媒介的能力,积极参与自我建构和表  
达。数字阅读既隐含危机也潜藏机会,儿童有希望借此提升其自主性。  
[责任编辑:唐ꢄ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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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童晓雯、康琪瑶、袁小群《基于文本挖掘的我国数字出版政策分析评估研究》,《中国数字出版》2024年第2期,第45页。  
李树培《儿童媒介素养教育问题辨析》,《教育发展研究》2012年第2期,第29页。  
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吴燕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页。  
141  
第51卷第5期  
024年9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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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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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1ꢁN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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ꢂSocialSciencesEditionꢃ  
Septemberꢁ2024  
中国史学话语权与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尤学工ꢄ刘明慧  
ꢄꢄ摘要:近代中国史学的自主意识是随着西方史学涌入中国的刺激而逐步觉醒的,中国史学对话语权的追求也  
日趋强烈。当前中国史学话语权面临着唯物史观主导地位削弱、国际史学话语权不足、周边国家和地区对传统历  
史观念的冲击、社会历史教育乱象丛生等诸多挑战,其主因是对教条化唯物史观的反感和史学求新的心态,西方的  
话语霸权,学术思想、学术主体、传播方式多元化等。要应对挑战,就要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其路径包  
括深化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中国化与时代化,加强历史本体论研究,增强解释力和包容性;以史学“三大体系”建  
设瓦解西方话语霸权,在开放中增强主体性;史料基础和历史解释并重,事实与雄辩兼顾;确立历史教育作为国家  
基本战略的地位,制订《国家历史教育发展规划》。总之,只有回归中国历史本身,才能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  
体系。  
关键词:唯物史观;史学话语权;自主知识体系;中国历史本体  
ꢀ
DOI1013734ꢅjcnki1000-531520240710  
收稿日期:2024-06-06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2023年度重大项目“百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建构研究”  
(23&ZD242)、国家社科基金2018年度重大委托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18VXK00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尤学工,男,河南周口人,历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
E-mailꢆyouxuegongcn@163com;  
刘明慧,女,山西大同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中国史学有着两千多年的发展史,形成了丰厚的史学遗产和优良的史学传统,也造就了富有中国文化和  
史学特色的话语体系。这一话语体系长期以来在古代东亚文化圈占据着主导地位,朝鲜、日本、越南等地的  
历史书写或多或少地映射着这一话语体系的影响。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史学理论大举引入,包括中国在内的  
东亚文化圈,史学话语体系发生了根本性转换,西方史学话语体系逐渐代替中国传统史学话语体系而占据主  
流地位,科学史学话语和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先后兴起,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知识和话语体系的中坚。  
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中国史学的自主意识是随着西方史学涌入中国的刺激而逐步觉醒的。如何对待中  
学与西学、旧学与新学,就成为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一道世纪难题。“中体西用”之说可以视为中国学人在认真  
思考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之后对两者所作出的价值定位,蕴含着对中学包括传统史学价值的肯定,是自主意识  
的一种反映。国粹派学人对待“国粹”的立场,是史学自主意识的直接反映。学衡派等通过对唯科学主义的  
纠偏,凸显了自身的史学自主意识。“九一八”事变后,史学界出现了“中国本位文化”和“学术中国化”的讨  
论,这是在史学科学化背景下对中国传统史学及其“中国本位”的重新审视,也是中国史学自主意识深化的表  
现。近代中国史学自主意识的觉醒伴随着对传统史学与西方史学的比较与审视,其任务是为巨变下的中国  
文化重新寻找方向,找到适用于解释和说明中国巨变之由来与前途的中国史学体系。  
一ꢄ当前中国史学话语权面临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后,大量西方史学理论和论著涌入国内,日渐渗透国内学界,加之国际环境和地缘政治变化  
142  
尤学工ꢄ刘明慧ꢄ中国史学话语权与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的影响,使得历史研究的学术取向和话语体系呈现出多元化倾向,也对中国史学话语权提出了多重挑战。  
第一,唯物史观主导地位的削弱。作为一种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唯物史观曾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的发展中发挥过关键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但是,经过  
0世纪80年代的反思与批判,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固然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纠正,唯物史观却也在批判  
2
的浪潮中受到了冷落。学界热衷于运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理论方法探索历史研究的新路径,运用唯  
物史观作为分析工具者日渐减少。相应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关注的主题也发生了变化,以“五朵金花”为  
代表的历史理论问题在短暂的回光后沉沦无闻或者转换了研究的进路,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则掀起了研究  
的热潮。新的思潮与问题要求与之适应的研究方法和话语体系,唯物史观提供的方法论和话语被视为守旧  
的象征而受到冷落。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通史编纂的基本框架已经由五种社会形态普遍转为王朝更  
迭的历史叙事。阶级话语、革命话语等出现的频率在降低,代之以各种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学等术  
语。这说明学界虽然并未否认唯物史观的科学性,但却日益把唯物史观视为诸多社会科学理论中的一种,有  
意无意地忽视了唯物史观的主导地位。  
唯物史观主导地位的削弱,必然会带来史学价值观与学术取向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固然可以为史学  
发展带来活力,但也难以避免泥沙俱下,造成部分的思想与价值观念的混乱。于是,有人否定革命,有人大搞  
虚无,有人污蔑英雄,有人美化汉奸,有人质疑道路,有人翻案侵略,还有人将史学庸俗化,将史学作为其谋利  
的工具。凡此种种,都从反面说明了维护唯物史观主导地位的重要性。  
第二,国际史学话语权不足,难以突破西方话语霸权。西方的话语霸权是在现代化和殖民化过程中形成  
的,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文明在其中处于受压抑的失语状态。西方话语霸权在史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表现  
就是西方中心论。“西方中心论”是以“文明优越”为价值内核,以“种族优越论”、“制度优越论”、“文化优越  
论”为形式表达的一种文明观话语①。有人说,西方中心论与历史虚无主义其实是一体两面,西方中心论是  
西方对待自己的方式,历史虚无主义是西方对待他人的方式,是西方为自己的野蛮行为辩护的战略工具;西  
方中心论是西方国家自我标榜、美化,表明自己才是人类文明的最大功臣的文化殖民话语,历史虚无主义则  
把非西方民族描绘成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毫无建树、可有可无甚至是有害的,于是,西方人侵略、奴役非西方  
民族就变得天经地义,正当合理;西方中心论构建了“西方在人类文明中绝对领先”的教条,“文化种族主义”  
则把人种分为高贵、低贱并转化为文化上的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西方文化的价值标准成为绝对真理,强  
行改变着世界上与之不同的任何事物,而非西方国家则丧失了话语权,长期处于被批判的状态②。虽然后来  
西方部分史家对西方中心论进行了反思,比如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提出了文化形态史观,柯文提出了中国中心  
论,沃勒斯坦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等,但西方中心论仍然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历史文化观念,深刻影响着西方  
对世界历史的认知。而非西方世界在现代化过程中往往很难挣脱西方的文化殖民,不自觉地按照西方中心  
论的逻辑去认识自我和世界。  
国际史学话语权不足的另一个表现,是中国史家很难提出和引领国际史学的重大问题,在史学理论和历  
史理论方面鲜有足以抗衡西方的创造性历史叙事。近代以来中国史家信奉的理论体系,无论是梁启超等倡  
导的新史学,还是胡适、傅斯年等推崇的科学史学,抑或是李大钊、郭沫若等力行的唯物史观,皆是西方文化  
的产物。虽然他们在运用这些理论和话语阐释中国历史时,力图将其与中国历史的实际结合起来,但这些理  
论体系本身已经规范了所能提出的问题和思考的方向。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的国际化进程大大  
加快,但这种国际化其实主要还是西方化。西方史学进入中国的成果与中国史学传入西方的成果是不成比  
例的,这造成了史学文化输入与输出的严重“逆差”,也使得中国史学在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上深受西方影  
响、缺乏可以与西方史学对话的问题与成果的基本格局并未获得根本性的改变,中国史学在国际史学话语中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处在失语状态。  
这种失语状态使中国史学在国际史学格局中处于不利位置,尤其体现在关于世界历史重大问题的话语  
①
②
赵坤、刘同舫《从“文明优越”到“文明共生”———破解“西方中心论”》,《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2期,第100页。  
刘仰《历史虚无主义与文化种族主义》,《经济导刊》2014年第4期,第85ꢊ89页。  
14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权缺失。比如,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为  
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长期以来,中国抗战史在二战史书写中被置于边缘地  
位,中国史学家对抗战史的认识未能获得国际史学界的充分认同,缺乏国际话语权,中国抗战因此也未能在  
国际史学界和国际社会获得应有的、足以比肩欧美的地位和尊重,甚至被某些国家选择性压制、遗忘甚至篡  
改,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日本就利用了这种史学态势,肆意歪曲、篡改甚至美化侵华史,  
否认南京大屠杀等重大历史事实,向国际社会和日本国民传播错误的历史信息,借以抢夺侵华史和二战史的  
史学话语权,推卸日本对华侵略的战争责任,重塑国际社会的侵华史和二战史记忆,为日本的崛起提供历史  
理念支撑。就此而言,日本的历史教育导向已经对中国构成了重大挑战,使得历史问题成为中日关系需要克  
服的重大障碍。  
还有一些问题,如对中华文明起源和西来说的认识、对中国历史前途的认识等,都是当前历史研究需要  
作出积极回应的重大历史问题。对这些重大历史问题的认知和回应,既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历史研  
究的重要任务。如果中国历史研究能够对这些重大历史问题作出有效回应,则可以有力提升中国的史学话  
语权,增强中国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软实力;若中国史学界对这些重大历史问题失语,失去的不仅是史学话语  
权,而且是国家的重大战略损失。  
第三,周边国家和地区对传统历史观念争辩的冲击。这主要表现在对边疆史、民族史、台湾史、高句丽史  
等的争辩上。这些争辩既是基于历史的讨论,更是基于现实动机的讨论,历史成为现实动机的表达渠道。  
边疆史与民族史的讨论是紧密相连的,其核心是如何认识中国历史上的边疆,如何认识和评价活动在边  
疆地区的各个民族及其与中央的关系。传统历史观念立足于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立场,提出了朝  
贡体系、汉化同化、华夷交融等问题。新清史等源自国外的理论强调满洲的民族主体性,主张站在满族的立  
场来认识清代历史,有些研究者也提出注意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边疆民族的主体性问题。在这些研究中,民  
族界定、民族关系、汉化、同化、央地关系等问题都成为争论焦点,学者借此提出了不同于传统历史观念的新  
看法,比如将中国古代中央政权与周边各族的关系视为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等。这些观点虽然有其学术逻  
辑,但基本上是以后起的理论来审视历史,并且夹杂着现实的政治意图,难免有“以今律古”之嫌。这些观念  
若大行其道,将对中国边疆各族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产生不利影响。这或许正是他们的现实意图。  
“台独”史观是当前中国史学界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台独”史观与“台独”运动相共生,并在“台独”势  
力操控下成为台湾岛内台湾史研究的主流学术话语。“台独”史观有三个发展路向:一是郑钦仁、陈芳明、张  
炎宪的“台湾主体性”论述与“台独”史观的政治化;二是曹永和的“台湾岛史”概念与“台独”史观的学术化;三  
是杜正胜的同心圆史观与“台独”史观的社会化。“台独”史观严重影响了台湾岛内各阶层的主流思想意识,  
不仅促使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等“台独”政客在背弃一个中国原则、分裂国家的“台独”道路上越走越远,而  
①
且通过教改与历史教育向台湾社会渗透,严重毒害了台湾青少年。 “台独”史观的实质是割断台湾与大陆  
的历史文化联系,淡化、模糊历史文化认同,改变历史记忆,培育地方意识和分离意识。这种历史观念的潜移  
默化所起的作用虽然不是显性的,但一旦成为主流意识,则会直接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很难逆转。如何应  
对台湾历史教育对中国统一大业的挑战,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和应对的重大问题。  
高句丽史是涉及东北亚关系的一个重要历史和现实问题。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高句丽历史的归属,高  
句丽起源及其建国时间与方式,高句丽迁都及其发展,高句丽王系传承,高句丽的统治区域,高句丽在古代文  
献记载中的差异,高句丽与中原政权的关系,高句丽与新罗、百济、倭的关系,高句丽灭国及其遗民,高句丽古  
城、古墓、壁画的研究,高句丽出土文物的研究等问题。中国学者按照传统历史观念,从传统的中央ꢊ地方互  
动视角来审视高句丽史,将其视为中国东北“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②。这激起了韩国学者的不满。韩国  
的高句丽史研究者以“在野学者”为主,他们提出的“大陆支配说”建立在民族主义需求基础之上,具有强烈的  
现实需求,但缺乏历史事实的支撑。中韩双方关于高句丽史认识上的冲突在高句丽申遗问题上爆发,甚至影  
①
②
李细珠《“台独”史观平议》,《台湾历史研究》2023年第1期,第5ꢊ22页。  
边众《试论高句丽历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光明日报》2003年6月24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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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学工ꢄ刘明慧ꢄ中国史学话语权与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响到两国的外交关系。  
第四,职业历史学家让位社会历史教育,社会历史教育乱象丛生。社会历史教育的主要对象是社会公  
众,关键问题是历史知识如何传播并为公众接受,普及化和大众化是其主要目标。社会历史教育本来应当受  
到职业历史学家的重视,但事实上它却经常被忽略。只有到了社会剧变之时,出现了经世致用的呼声,社会  
历史教育才会被提上历史学家的日程。这使得职业历史学家经常缺席社会历史教育,拱手将社会历史教育  
的主导权让给了其他社会力量。这些社会力量良莠不齐,既有文化和史学素养高、富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组  
织和个人,也有打着历史教育的名号逐利的企业和商人。利益诉求的多元化,造成了历史教育目标和产品的  
多样化,出现了学术娱乐化、学者明星化趋势。以央视《百家讲坛》栏目为平台,造就了易中天等一批学术明  
星,在整个社会上掀起了一阵阵热潮。对这股热潮,有人歌颂,说它为历史文化的普及与启蒙发挥了专业人  
士无法企及的巨大作用;有人批判,说它的媚俗降低了历史文化的品格,将历史文化低俗化了,损害了学术的  
神圣与尊严。其实,走学术娱乐化道路的绝非央视一家,也绝非传媒一个领域,它已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  
004年,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一书在中国出版,被认为是分析“娱乐化”问题的经典论著。  
他认为,后现代社会是一个娱乐化的时代,电视和电脑正在代替印刷机,图书所造就的“阐释年代”正在成为  
过去,文化的严谨性、思想性和深刻性正让位于娱乐和简单快感。对于这种新的文化现象,中国学界的讨论  
也日益增多,大多数讨论者对学术娱乐化持批评和否定态度,甚至有人将其视为“文化病毒”,将学术娱乐化  
的制造者与消费者视为具有共生关系的“垃圾制造者和垃圾消费者”,认为是他们共同制造了文化生态圈的  
劣质化和粗陋化现状。而一般民众长期处于垃圾文化的浸润中,也会产生一种严重的精神依赖,进而精神空  
洞化。这说明社会历史教育的发展方向与质量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令人忧虑。  
2
二ꢄ挑战形成的原因  
对于中国史学话语权所面临的挑战形成的原因,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认识。  
首先是对教条化唯物史观的反感与史学求新的心态。唯物史观主导地位的削弱,既有政治和社会的原  
因,也有史学自身的原因,长期以来对唯物史观的教条化理解和运用,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唯物史观本身  
是一种科学的历史观,但是在运用过程当中将其神圣化与教条化,有时又将其与政治紧密结合,造成了对唯  
物史观的误读与误用,引起了一系列恶果。所以,“文革”结束以后,才有人提出了“回到马克思”的口号,其实  
就是要回到科学的唯物史观。这说明史学界对教条化唯物史观的反感和对科学的唯物史观的渴求。但是,  
仅仅“回到马克思”是不够的,马克思创造的唯物史观是其所处时代的产物,建基于他对所处时代历史与现实  
的思考。时代在前进,唯物史观唯有保持其开放性,才能增强其解释力,从而获得学术活力,为学者所乐意接  
受。另外,求新是学术的常态。当人们长期被教条化的唯物史观所笼罩时,不免渴望寻求具有新气象的史学  
理论。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理论广受中国学界欢迎的原因。  
其次是西方话语霸权的强大影响。近代以来,中国学人仿照西方的学术模式和教育体系建立了中国自  
己的学科体系,包括历史学。在探索和建构中国的现代历史学体系之时,既然以西方为模仿对象,自然难以  
脱离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于是,在学科建制、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中国学界都深受西方的影响。无论  
是进化史观,还是科学方法,无论是问题选择,还是历史解释,都能看到西方文化的影子。中国史学界把自己  
放在学生的位置上,学习赫胥黎的社会进化论、兰克的实证主义史学、杜威的实验主义、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  
史学等,努力将中国历史的发展纳入西方模式中认识,使中国史学一直笼罩在西方话语霸权的阴影之下。  
这种格局至今仍未有根本性改变。从世界范围来看,西方仍然掌握着话语霸权,西方的历史叙事仍然占  
据着主流地位。虽然政治与军事殖民被二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瓦解了,但文化殖民一直延续至今。尤其是  
当今世界的政治格局,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大国竞争更为激烈,西方进一步强化了自己的文化强势地位,并把  
文化作为“软实力”加以运用。要冲破这种话语霸权,发出自己的声音,是很困难的。  
再次是学术思想、学术主体、传播方式的多元化造成的挑战。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一枝  
独秀的局面被打破,各种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涌入中国,为史学界提供了更多的理论资源和选择,实现了学  
术思想的多元化。面对多元化的理论资源,史学界尤其是青年史学工作者可以选择不同的研究课题和研究  
范式,形成不同的史学价值观和学术风格,造就了多元化的学术主体。多元化的学术主体,会采用不同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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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术话语,形成不同的历史解释,使历史观的统一变得更加困难。信息化时代的多元化传播方式,打破了职业  
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垄断,使普通人有机会参与历史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使“人人成为他自  
己的历史学家”变为可能。这种广泛的史学参与是前所未有的。但是,普通人一般并不具备历史学的专业知  
识和技能,当他们投入知识生产与传播时,很难保证知识生产的质量,因为他们的知识生产与传播,往往为他  
们的利益导向所左右。这是社会历史教育乱象频发的根源。多元化会带来活力,也会带来混乱,这犹如一个  
硬币的两面。  
最后是地缘政治斗争对史学的利用。按照西方民族国家的历史理论,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是其得以成  
立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所以民族意识的建构就成为国家建构的一个基点。普鲁士的统一就部分归功于当  
时史学家对德意志民族意识的建构和德意志民族历史的书写,晚清和民国的中国史家也主张向普鲁士史家  
学习,建构中国自己的民族意识,这是中华民族概念提出的一个重要背景。同理,地缘政治斗争要求强化民  
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增强历史文化认同。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台独”史观,还是高句丽史研究,都是以民族  
意识的建构为目标。  
ꢀ
有人将“台独”史观的基本内涵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虚构所谓“台湾民族”。史明、王育德的“台独”史  
观的核心观点是虚构一个与中华民族不同的“台湾民族”,从而把“台湾人”与“中国人”分开,认为“台湾人”不  
是“中国人”,妄图从血缘上切断台湾与中国的联系。二是割裂台湾历史与中国历史的关系。从强调世界史  
视角否认台湾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用所谓“世界性”来稀释、淡化台湾历史的“中国性”特征。三是抹黑  
中国是“外来政权”。四是建构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台湾主体性”。他们要解构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中国史  
观”,建构独立于中国历史之外的“台湾史”。① 这四个方面,所谓“台湾民族”意识是重要前提。当然,如此歪  
曲甚至伪造所谓“台湾民族”,无非是为其“台独”思想提供历史观念基础。  
在高句丽史研究中,韩国“在野史学”的历史认识,带有朝鲜近代大倧教一系的历史观以及20世纪初民  
族主义史学家们的历史认识,即基于以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朝鲜)民族的范畴及其领域,对外征服,特别是在  
“满洲”开拓大帝国的“光辉历史”,以此来强调民族优越性。但是,民族主义史学家们高举的“反殖民、反帝国  
主义”旗帜则被“反共产主义”所替代,历史考证水平更是远不及前人,而民族主义情绪表现得更为狭隘、激  
进。②  
这些情况说明,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研究从来不是单纯的学术活动,而是以学术为幌子的政治活  
动,史学话语权的争夺其实就是地缘政治斗争的文化形式。他们利用史学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甚至不惜歪曲  
与伪造历史。他们对史学的利用值得警惕。  
三ꢄ建构中国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  
要应对这些严峻的挑战,就要建构中国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其路径可从以下四个方面考虑。  
第一,深化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中国化与时代化,增强其解释力和包容性。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  
点是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科学性保证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价值,革命性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现  
实价值,而其实现路径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中国化与时代化。郭沫若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用唯物  
史观解释中国历史,既坚持了科学原理和科学方法,又通过社会形态的分析,指明了当时中国的历史前途,很  
好地体现了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的特点,开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良传统。此后,中国马克思主义  
史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一方面促进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的结合,推动其中国化,另一方面用科学的历史认  
识来指导中国革命,推动其时代化,二者结合,使史学成为中国革命成功的重要保障。这说明,我们只有运用  
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去认识和回应新时代中国的现实需求,才能更好地推进唯物史观的中国化与时代化,也  
才能增强其解释力。只有具备了对历史和现实的强大解释力,人们才愿意接受它、运用它、发展它。  
唯物史观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应当把中国化和时代化的成果纳入新体系,增强其包容性。在历史研究的  
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之中,尤其需要重视历史本体论研究。本体论决定了人们对历史的基本认识,而历史  
①
②
李细珠《“台独”史观平议》,《台湾历史研究》2023年第1期,第14ꢊ15页。  
赵宇然、朴灿奎《韩国非主流“研究者”群体的高句丽史认识倾向》,《东疆学刊》2017年第4期,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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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学工ꢄ刘明慧ꢄ中国史学话语权与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理论在郭沫若等老一辈史学家之后基本没有根本性的突破。这种突破需要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的深度融  
合,方可形成包含中国历史密码的历史本体论。这将极大增强唯物史观的解释力和吸引力,使其获得史学话  
语权。  
归根结底,中国史学的自主性体现在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解释力上。当它能够有效地解释中国的历史,  
说明中国的现实和前途,这种学术体系就是有生命力的。任何学术和话语体系都是对特定历史与现实问题  
思考的结果,是特定区域的历史与现实为知识的形成提供了基础,而不是相反。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知识  
都是地域性知识,它的解释力是有边界的。当它超越了知识所产生的历史基础时,解释的有效性就会受到质  
疑。我们要反思晚清民国以来用中国历史和史料来证明西方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现象,回归中国的历史  
与现实本身进行学术研究,不必为新旧、中西之名所惑,因为问题产生于对历史与现实的观察,知识产生于对  
问题的思考,不必以名惑实。只有把知识体系建基于自己的历史和现实,以实求名,其自主性才能得到保障。  
第二,以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瓦解西方话语霸权,在开放中增强主体性。张光直在谈及西方社会科学的  
局限性和中国历史(以及其他非西方史)在社会科学上的伟大前途问题时指出,由于既存社会科学上所谓原  
理原则都是从西方文明史的发展规律里面归纳出来的,如果不经过广大非西方世界的历史考验,特别是拥有  
极其丰富史料的中国史的考验,就不能说具有世界的通用性①。这种思考是深刻而富有启示意义的。  
中国史学要建设自己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核心是建构中国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自主知  
识体系是“三大体系”的内在支撑。其中的关键是要能立足于中国历史,能有效解释中国历史,能为中国现实  
发展提供支撑,中国元素是基础。这样的中国元素可以到中国古代历史和史学中去寻找,这就要求我们重视  
发掘中国古代的历史遗产和史学遗产。白寿彝先生提出,要重视中国史学在历史观点、历史文献学、历史编  
纂学、历史文学等方面的优秀遗产,分别加以研究,从而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史学在社会中的作用,推进中国史  
学的发展。瞿林东先生特别重视中国史学的优秀遗产与传统,认为“优秀史学遗产和优良史学传统是建构中  
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的基本资源”,进而指出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的四个基本路径:第一是  
以丰富史学遗产为依托,以重大历史问题和史学问题为研究主干,立足新时代,提出新认识;第二是以中国史  
学优良传统为参照,培育知古鉴今、资政育人的史学新风貌;第三是“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  
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史学传承创新的必由之路;第四是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为使命的新时代史学作为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的目标②。白寿彝先生撰写的《中国通史纲  
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把科学性与通俗性结合起来,清晰地勾勒出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揭示其内在  
特点和规律,是一部具有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特点的优秀作品,发行上百万册,出版8种外译本,很好地向世  
界读者展示了中国的历史风貌。他主编的《中国通史》,更是借鉴了中国古代多种史书体裁,创立了新综合  
体,以12卷22册的巨著成为20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的压轴之作。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史家和著作来向世界  
传达中国历史文化的话语。  
史学“三大体系”建设追求中国特色,但并不排斥对其他文化成果的吸收。我们要在兼容并蓄的同时,把  
中国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逆差”变为“顺差”,让世界认识中国的特色,听到中国的声音。这是因为,西方现  
代史学理论和社会科学理论是建设中国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中国近代的学科体系包括  
史学体系是西化的产物,它建立在西方现代史学理论和社会科学理论基础之上,西方史学的知识话语体系占  
据主导地位,这是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在建构中国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对其视而不见,非但不  
可能,也不会成功。从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看,对待西方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中国史家采取了三种态度:一  
是以经世致用为旨趣,以中学为根基而灌注新知,以应对日益严峻的社会危机;二是以西学构建科学史学,以  
史学转型为社会转型奠定历史观念基础;三是融合中西,在史学与现实的互动中持续推进中国现代转型。无  
论采取哪种态度,核心问题是历史知识的普世性与中国的民族性能否有机融合。历史学具有一些普遍适用  
①
②
张光直《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中国青铜时代》第2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131ꢊ143页;徐苹方、张光直《中  
国文明的形成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燕京学报》新第6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ꢊ16页。  
瞿林东《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的思考》,《历史研究》2024年第3期,第4ꢊ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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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的理论与方法,这是科学化的历史学能够成立的基础,也是中西史学能够沟通的前提。但是,在历史观、史学  
价值观等方面,历史学具有鲜明的民族性。这种民族性恰恰是史学自主性的一个表现,它与史学的普世性并  
不矛盾。因此,我们应当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充分吸取西方现代史学理论和社会科学理论提供的学术营  
养,力争普世性与民族性的有机融合。  
我们还应当逐步建立中国自己的世界史观,增强世界史学话语中的中国主体性。事实上,很多前辈学者  
都有此宏愿并做了可贵的探索。吴于廑就试图打破苏联和西方关于世界历史形成和发展的固有观点,提出  
人类历史除了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外,也是从分散到整体的过程,《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就是其长期思考的  
成果。钱乘旦指出,长期以来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形成”的理论被忽视了,不仅西方历史学界不接受它,连  
自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苏联历史学界也忽视它,甚至忘记它。马克思认为,随着人类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各  
地区分散的状态逐步消失,地域限制被打破,带来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最终全世界成为一个共同体,世界历史  
才得以形成。这个理论就是他撰写《新世界史纲要》的指导思想,他希望以这个理论为基础,把历史的纵向发  
展和横向发展用历史的事实勾画出来,写一个立体的历史发展过程,构建中国自己的世界史知识体系①。  
第三,史料基础和历史解释并重,事实与雄辩兼顾。史料是一切史学话语体系的基础,没有坚实的史料  
支撑,话语要么是谎言,要么是曲解。我们看到,无论是边疆民族问题,还是“台独”史观,抑或是日本侵华问  
题和高句丽史研究,史实的争议虽然有,但争辩其实主要集中在历史解释上。不同的历史观、不同的政治立  
场、不同的地缘政治需求,会使人们面对同一史实作出截然不同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话语权的大小取决  
于史料基础的厚度。在厚实的史料和客观的事实面前,一切强辩都是徒劳的,只能显示其虚伪和狡猾。但  
是,只靠史料和史实自身是不够的,对于那些心怀不善之辈,必须兼顾事实与雄辩。这就要求我们做好基础  
史料扩张、梳理和研究,深化对相关领域和问题的研究,科学合理地解释历史,并与国家有关部门联合行动,  
反击错误的历史解释和政治诉求,坚决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这一点,在对周边势力的地缘政治斗争中尤  
为重要。  
第四,确立历史教育作为国家基本战略的地位,制订《国家历史教育发展规划》。切实推进历史教育的系  
统发展,增强对重大历史问题的国际话语权,有效应对来自国内外的挑战,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职业历史  
学家要树立历史教育的自觉意识,推动史学的社会化与大众化,提升历史教育的质量。同时,改革历史知识  
的生产与评价机制,使历史教育获得应有的学术地位和文化地位。社会历史教育要注重引导和规范,教育主  
体应多元化,加强不同主体之间的交流,历史教育题材要多样化,在运用传统传播方式的同时,要运用影视、  
网络等现代技术,提高社会历史教育的传播效率,扩大受众范围。要注意受众的层次性,针对不同层次、不同  
需求的受众群体,采用不同的教育内容与方式,协调国家与学术、专业化与大众化的关系,保证社会历史教育  
的质量与活力,有效提升国民的历史素质。  
历史教育应以科学性为前提,以多元化和包容性为保障,以大众化为方向。求真是历史学的基本原则,  
真实的历史最有力量,也才具有教育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历史的绝对真实并不存在,任何历史事实都是史  
料与解释的结合物。所以,只有保证史料与解释的科学结合,才能得到科学的历史知识,历史教育才能顺利  
开展。就此而言,科学性是历史教育的前提。那么,如何将科学的历史知识推向社会呢?必须依赖多元化的  
主体。客体的层次与需求是多样的,单一的主体必然有自身的局限性而无法完全满足客体的需求,这就需要  
以主体的多元化应对客体的多样化。主体的多元化会带来思想与观念的多元化,具体表现为各种不同的思  
潮与流派。有异同才会有竞争,有竞争才会有发展,这是学术进步的自然规律,也是历史教育发展的必由之  
路。面对多元化的主体,理应采取包容而非排斥打击的态度,这是历史教育顺利进行的基本保障。当民众能  
有效接受科学的历史教育时,史学的话语权将不再旁落。  
[责任编辑:凌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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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菁霞《钱乘旦:破除西方中心论,构建中国自己的世界史理论体系》,《中华读书报》2023年7月12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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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卷第5期  
024年9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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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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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1ꢁN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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ꢂSocialSciencesEditionꢃ  
Septemberꢁ2024  
《
春秋》经传对世卿阶层史事的  
历史书写与解释  
唐明亮  
ꢄꢄ摘要:有关世卿阶层的史事是《春秋》经传历史书写的主体,但经传对于史料的编纂与解释存在明显差异。《左  
传》预设了一种对世卿之“世”与“不世”原因的解释,并在历史书写中力图通过史事之间的联系来揭示这种因果关  
系;《公羊传》则是在构建历史解释时就抛弃了《左传》所提供的史料,转而通过对《春秋》叙述的模糊化解读来构建  
一组信息因果链,进而提出“世卿,非礼”的历史认识。西汉以后的史家多继承了《公羊传》的历史观,在历史书写的  
证据选择上,则是通过从《左传》的整体叙述中抽取部分例证来验证《公羊传》“世卿,非礼”的合理性,《左传》、《公羊  
传》皆以各自预设的历史解释来完成对世卿的书写。这些书写方式上的不同,不仅反映了中国古代经学与史学在  
历史解释方面的差异性,而且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古代经学与史学在认识论形成路径上的差异提供了一个视角。  
关键词:《春秋》;《左传》;《公羊传》;世卿阶层;历史书写;历史解释  
ꢀ
DOI1013734ꢅjcnki1000-531520240712  
收稿日期:2023-07-13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春秋世卿政权结构演变研究”(20BZS01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唐明亮,男,安徽和县人,历史学博士,南通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先秦史、中外古史比较  
ꢀ
研究,E-mailꢆtml1984@163com。  
《春秋》经传历史书写的主体部分,就是对世卿阶层的史事叙述,这一点中外史家基本认同。何怀宏说:  
“
离开了世族,一部春秋史几乎无从说起,而抓住了世族,春秋时代的历史方由纷纭变得分明。”①日本学者吉  
本道雅不仅认为“《左传》所记的具体个人,基本是世族。下层大夫与士虽然偶有出现,但原则上被视为匿名  
的社会集团。至于庶人以下,索性连记载的可能也没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左传》的视点在世族。对下层  
大夫只是出于对世族的关心才偶有言及”,而且将“世族”界定为“作为宗主的卿及上层大夫”②。《春秋》经对  
世卿的记载有简略的事实而无解释,三传对世卿之史事既有记载又有解释,其中尤以《左传》、《公羊传》内容  
较多,但二传在文字表达上则又各有侧重。《左传》对世卿阶层的史事叙述最为详备,其历史解释则较为隐  
晦;《公羊传》对世卿相关的史事记载较少,在历史解释上却得出了与《左传》迥异的“讥世卿”的历史观,并对  
后世关于中国古史的书写产生了深远影响。《公羊传》这种证据与判断相分离而产生的历史观是怎样生发并  
产生影响的?《左传》、《公羊传》两者认识差异的比较,对于认识中国古代经学、史学两种历史解释又有着怎  
样的理论意义?为回答以上两个问题,本文以“世卿”为例,略谈个人的看法,敬请方家指正!  
一ꢄ《左传》:叙述客观性与预设历史解释之间的张力呈现  
《左传》关于世卿阶层的叙述最为详备,既记载了春秋社会的时代特征,又阐明了个人对历史的认识。具  
体来说,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的。  
①
②
何怀宏《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01页。  
吉本道雅《春秋国人考》,徐世虹译,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上古秦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90页。  
14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一)“世”的合“礼”性  
在周代社会,世袭制显然是合乎礼法的。金文中留有大量“子子孙孙万年永宝用”的记录,可证权力世袭  
不仅在观念上而且在现实政治中有着很深厚的社会基础。春秋时期贵族的世袭,使得各诸侯国内形成了若  
干以家族为单位的政治集团。他们拥有雄厚的实力,成为春秋社会治乱兴衰的主导因素。事实上,乱政并不  
意味着贵族世袭制在春秋社会是非“礼”的;恰恰相反,世卿的世袭守土正是符合周礼的。鲁襄公二十四年,  
鲁大夫叔孙穆叔对晋卿范宣子说:“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①  
即便是世卿家族的一代人或几代人与国君存在尖锐的矛盾,但其家族保姓受氏依然作为周礼的一种传  
统在延续。甚而对于因内乱、弑君被灭族或逃亡的家族,仍然可受再封之赏,而其再封也是直接源于国君的。  
这些传统在《左传》中多有记载。比如《左传》庄公十六年:“郑伯治与于雍纠之乱者。九月,杀公子阏,刖强  
钅且。公父定叔出奔卫。三年而复之,曰:‘不可使共叔无后于郑。’”②郑国之共叔段、公孙滑、公父定叔三世为  
乱于郑国,然而郑厉公仍旧复立他为贵族。可见,贵族存亡继绝的传统在春秋社会仍然根深蒂固。这是因为  
自周初就制定了将政治制度系于血缘关系的强有力措施,如“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大宗维翰,怀德维宁,  
宗子维城,无俾城坏,无独斯畏”③等,这样沿袭下来的血缘政治观念在春秋时期一直具有强大的支配作用。  
《
左传》在记载周代历史传统时,往往也加入个人的评论。其评论中所蕴含的历史解释,是通过两种方式  
来体现的。一是解读《春秋》书法。如《左传》宣公十一年:“乃复封陈。乡取一人焉以归,谓之夏州。故书曰  
楚子入陈。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书有礼也。”④二是直接评论。如《左传》成公十八年:“国弱来奔。王湫  
‘
奔莱。庆封为大夫,庆佐为司寇。既,齐侯反国弱,使嗣国氏,礼也。”⑤  
可见,《左传》在完成这一历史叙述时,并不是从维护君主地位和政治稳定立场出发来认识贵族世袭制的  
历史意义,而是就事件所发生的具体历史背景来探讨其存续的原因,反映了春秋时期社会全体对世袭制的认  
同,并且作者的历史认识也与春秋时人的认识相一致。  
(二)“不世”的合“理”性  
《左传》在记述周礼的传承时,也注意到了春秋时代的变革。这个变革就是有世卿亡家灭族。既然权力  
世袭是合乎周礼的,且得到作者的肯定,那么对于忽焉不世之卿,作者又持怎样的态度呢?  
以对晋国郤氏的记述为例。郤氏是晋国实力雄厚的世卿,及至灭亡前夕,其家在晋国已立三族,称为“三  
郤”,势力不可谓不大。而且,郤缺被举用后,郤氏家族对晋国霸业也是有巨大贡献的,同时该家族也在晋国  
霸业的发展中壮大起来。兹列表予以说明,见表1。  
表1ꢄ郤氏家族对晋国霸业的贡献  
人物  
郤缺  
郤缺  
郤缺  
郤缺  
郤克  
郤克  
郤克  
郤克  
郤至  
年代  
事件  
对狄人的战争  
对秦战争  
伐蔡  
结果  
鲁僖公三十三年  
鲁文公十二年  
鲁文公十五年  
鲁宣公八年  
获白狄子。晋侯“以一命命郤缺为卿,复与之冀”  
郤缺为执政  
邲之战  
鲁宣公十二年  
鲁宣公十七年  
鲁成公二年  
大败,郤克不为主帅  
郤克为执政  
鞍之战  
败齐,郤克为中军主帅  
鲁成公三年  
伐啬咎如  
鄢陵之战  
大胜  
大胜  
鲁成公十六年  
ꢄꢄ五十余年间,郤氏家族共有两位执政,参加九次对外战争,在晋国的地位蒸蒸日上。鄢陵之战后,郤锜、  
①
②
③
④
⑤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4册,中华书局2016年第4版,第1199页。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1册,第220页。  
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08、550页。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3册,第781页。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3册,第994页。  
150  
唐明亮ꢄ《春秋》经传对世卿阶层史事的历史书写与解释  
郤犨、郤至各立一族,皆为晋卿,郤氏家族在诸卿中势力最大。郤氏家族的壮大,自然与其对晋国所建立的功  
勋密不可分。但是,《左传》在对这一家族作记述时,显然淡化对其功勋的描写,并不侧重于探讨其家族发展  
壮大的原因,而是从多个方面揭示其家族之亡征。这一叙述是从鲁宣公十七年开始的。此年,郤献子因使齐  
蒙羞而怒,意欲武力报复齐国。《左传》认为,如此恣意妄为,是灭亡之端绪,并以时人评论为证:  
(宣公十七年)范武子将老,召文子曰:“燮乎!吾闻之,喜怒以类者鲜,易者实多。《诗》曰:‘君  
子如怒,乱庶遄沮。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乱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  
已乱于齐乎。不然,余惧其益之也……”①  
此后,《左传》又记载了关于郤氏将灭的数次预言:  
成公十三年春,晋侯使郤锜来乞师,将事不敬。孟献子曰:“郤氏其亡乎!礼,身之干也;敬,身  
之基也。郤子无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师,将社稷是卫,而惰,弃君命也,不亡,何为?”②  
(
成公十五年)晋三郤害伯宗,谮而杀之,及栾弗忌。伯州犁奔楚。韩献子曰:“郤氏其不免乎!  
善人,天地之纪也,而骤绝之,不亡,何待?”③  
成公十六年)晋侯使郤至献楚捷于周,与单襄公语,骤称其伐。单子语诸大夫曰:“温季其亡  
(
乎!位于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乱之本也。多怨而阶乱,何以在位?”④  
在这三次预言中,时人分析郤氏灭亡的原因有三点:一是不能贯彻“礼”与“敬”;二是虐杀“善人”;三是多  
怨而阶乱,即没有把握好自己在国内的地位。  
《左传》对郤氏家族灭亡原因的几种解释,除了“礼”以外,还涉及到个人道德等问题,我们可以将这些原  
因概括为“理”。这里所说的“理”,就是人类社会秩序得以存在延续的基本规则。《左传》认为,正是因为郤氏  
之所作所为不合“理”,才导致了最终的灭亡。郤氏家族不合“理”的诸多劣迹,是否构成其灭亡的充分条件?  
从春秋时代诸多事实来看,这一因果关系并非绝对的。如宋国华督杀孔父、弑殇公,亦是违礼、虐杀善人之  
举,但华氏世世相传,终春秋一世皆为宋之大族;而一心为公的宋国世卿孔父,其后嗣却流亡他国。这一事  
实,恰好与作者对郤氏家族灭亡的解释完全相悖。  
因此,从事实来看,如何对待礼、善人等因素,与家族成败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世卿个人做出一些违背  
“理”的事来,或者说,世卿个人做出违“理”之事,只要限定在一定的程度内,并不一定导致家族的灭亡。在一  
些偶发事件中,世卿违“理”与否,并不构成一个世卿家族灭亡的充分条件,但《左传》在解释郤氏家族灭亡时,  
ꢀ
的确是有意在二者之间建立一种必然联系。美国学者RonaldC.Egan在分析《左传》的叙事时就说:“像所  
有优秀的历史著作一样,《左传》除了记录一系列事件之外,还揭示了事件之间的联系。虽然《左传》在叙事方  
面还确实存在着许多局限性,但它一直在向读者揭示特定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⑤  
导致郤氏灭亡的直接原因,是晋国内部的君臣矛盾以及新旧贵族势力之间的斗争。这是分封制在诸侯  
国内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而郤氏的灭亡只是这种历史必然性中的偶然现象。因此,可以说,预言中  
所体现出的郤氏家族灭亡的“信息因果链条”⑥,乃是作者在叙述之前即已预设的历史解释。这一结论,在  
《左传》中还可以找到类似的证据。例如,对于秦穆公不复东征的原因的解释,《左传》归之于子车氏三兄弟被  
殉葬,这与郤氏虐杀善人而致灭族的因果关系在逻辑的构建上是一致的。  
由此可见,《左传》在完成这一历史叙述时,反复记载郤氏灭亡的预言,反映了作者在叙述中努力表达自  
己的历史解释,意欲将历史进程中的偶然性解释为必然,而时人的预言恰好给作者提供了这样的例证。这正  
如柯林伍德所说的那样,历史学家在记述过往的历史事件时,并不能观察到事件发生的场景,而只能借助于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3册,第846页。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3册,第939ꢊ940页。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3册,第958页。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3册,第979ꢊ9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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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naldCEganꢁꢌNarrativesinTsoChuanꢁꢍ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37ꢁno2ꢂDecember1977ꢃꢆ324  
所谓“信息因果链条”,指的是“把证据和猜想的事件联系起来,或者把后来文本的共同原因和联结点得以发现的证据联系起来”。参见:塔克  
尔(Tuker)《我们关于过去的知识:史学哲学》,徐陶、于晓凤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2页。  
15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另外某种为我们的观察所及的事物来论证它们,而这某种事物,历史学家就称之为他所感兴趣的那些事件  
的‘证据’”①。《左传》正是利用了郤氏家族的相关证据来证明其预设历史解释的正确性,同时回避了对那些  
与其预设历史解释相抵牾的证据的解释。比如,《左传》并不解释郤氏家族是如何壮大的,也并不解释宋国华  
氏家族为什么没有灭亡。  
综上,对于《左传》的历史书写与历史解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其一,作者对于某些历史事件作出的解释,  
并不是基于对史事的归纳而得出的,而是源自作者自身本来的价值判断,而这样的价值判断在作者准备历史  
书写之前即已存在;其二,作者在历史书写时,将自己的价值判断作为预设的目标来开展对史料的编纂,是在  
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意识,其历史解释的形成必求有事实为依据,体现了史家的职业  
素养;其三,作者以叙述客观事实(虽然这个“客观”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但作者不会因个人的主观意志而篡  
改)的方法,来探究世卿存亡的原因,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对世卿阶层相关史料的详略处理,向读者传递其价  
值观,表达历史认识,形成历史解释。  
二ꢄ《公羊传》:对《春秋》模糊叙述的历史解释  
与《左传》相比,《公羊传》对世卿的历史书写较少,并且其历史解释的方式也并不依托史料,而是以解经  
方式形成的。从以下两个方面,可以看出其历史解释的特点。  
(
一)对《春秋》经“尹氏”“崔氏”的解释  
春秋》隐公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公羊传》曰:“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称尹氏  
何?贬。曷为贬?讥世卿。世卿,非礼也。”②  
春秋》宣公十年,“夏四月……己巳……齐崔氏出奔卫。”《公羊传》曰:“崔氏者何?齐大夫也。  
其称崔氏何?贬。曷为贬?讥世卿。世卿,非礼也。”③  
公羊传》对“世卿”这一概念的理解,不可能脱离《左传》或者各国史书所提供的史料而臆想。但在历史  
《
《
《
解释上,则与《左传》作者迥然不同,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将“世卿”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而不讨论这一阶  
层中各个个体的差异性;第二,所谓“《春秋》讥世卿”的解释,并不是依据客观事实进行推理,而是脱离了史料  
构建成的“信息因果链条”,也就是说,“讥世卿”是《公羊传》作者的思想,而非《春秋》的思想。《春秋》的历史  
书写,不过是《公羊传》作者为阐发个人观点而任意选择的一个依托,而非切实可靠的凭证。  
以上认识的不合理处在于,春秋时期的世卿人物,既有华督、庆父这类弑君作乱者,又有子产、叔向这些  
国之贤良,许多世卿人物并不能简单地从道德上定义为“君子”或“小人”。因此,用绝对的“善”或“恶”、“讥”  
或“褒”给这一阶层作出总体评价,都是不合常理的。但《公羊传》何以得出《春秋》“讥世卿”以及“世卿,非礼  
也”的结论呢?何休的注释作了说明:“礼,公卿、大夫、士,皆选贤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职大,不当世。为其  
秉政久,恩德广大,小人居之,必夺君之威权。故尹氏世,立王子朝。齐崔氏世,弑其君光。”④结合《公羊传》  
的全部书写来看,何休的注解无疑道出了《公羊传》作者真实的创作意图。  
作者认为,世卿是春秋时代政治分裂的根源,正是由于卿大夫世袭破坏了政治的统一,削弱了君主的权  
威,因此对贵族世袭制提出了批判。并且,作者将“世卿,非礼也”这一认识作为解经的原则,这同样是一种预  
设的历史解释。作者阐明这一历史解释的方法,是利用了《春秋》叙述的模糊性,将认识主体的个人意志强加  
到对经文的解读中,从而制造了一种看似能够证明自己所预设的那个历史解释的一组证据链。因此,所谓  
“讥世卿”与“世卿,非礼”,都是《公羊传》的历史观,而非《春秋》的历史观。  
当然,《公羊传》及其注家“讥世卿”历史观的形成,从形式上看并不是无根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在对《左  
传》中弑君者“崔氏”这类世卿的同类事实归纳中得出的,似乎是合理的。但是,这种归纳是有选择性的、片面  
的,忽略了世卿阶层中在政治上有积极作为的那一群人,其意图是阐明具有时代特征的君臣大义,也就是《公  
羊传》作者所预设的那个历史解释。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春秋》的作者,在作“尹氏卒”、“齐崔氏出奔卫”这  
①
②
③
④
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何兆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9页。  
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204页。  
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283页。  
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204页。  
152  
唐明亮ꢄ《春秋》经传对世卿阶层史事的历史书写与解释  
样的叙述时,并不认为这是模糊的。至少,我们不能确定《春秋》的作者是否有意要作这样模糊的叙述,从而  
制造微言大义。而《公羊传》作者在作解释时,则是有意从《春秋》的这一历史叙述方式中提炼出一种价值判  
断并加以肯定。如果参照《公羊传》作者对“氏”的另外解释,则更可以印证这一推论。  
《春秋》隐公二年,“无骇帅师入极。”《公羊传》曰:“无骇者何?展无骇也。何以不氏?贬。曷为  
贬?疾始灭也。”①  
前引《公羊传·隐公三年》之说,曰:“其称尹氏何?贬。”而此处又说:“何以不氏?贬。”则《春秋》对于世  
卿,称“氏”亦贬,不称“氏”亦贬,这在逻辑上就自相矛盾了。这不是《春秋》经自身的矛盾,而是《公羊传》作者  
在利用《春秋》作为证据时而产生的矛盾。因此,《春秋》称“氏”与否,对于《公羊传》作出历史解释并无任何影  
响。无论《春秋》用怎样的措辞,《公羊传》都可以通过将《春秋》历史叙述模糊化,来完成自己最初预设的历史  
解释。作者在构建证据的因果信息链时,并不是要复原《春秋》经的本义,而只是借助《春秋》来完成对自己预  
设的历史解释的论证。  
正如朱熹所质问的那样:“人道《春秋》难晓,据某理会来,无难晓处。只是据他有这个事在,据他载得恁  
地。但是看今年有甚么事,明年有甚么事……只是恁地。而今却要去一字半字上理会褒贬,却要去求圣人之  
意,你如何知得他肚里事!”②  
(
二)关于“大夫之义不得世”的解释  
公羊传》认为世袭是当讥贬的,在其另外一段的历史解释中也体现出这一思想,这就是“大夫之义不得  
世”。鲁昭公三十一年,邾娄国大夫黑弓带着封邑滥(邑名)叛逃至鲁国。  
春秋》昭公三十一年,“冬,黑弓以滥来奔。”《公羊传》曰:“文何以无邾娄?通滥也。曷为通滥?  
《
《
贤者子孙,宜有地也。贤者孰谓? 谓叔术也。何贤乎叔术? 让国也。……通滥则文何以无邾娄?  
天下未有滥也。天下未有滥,则其言以滥来奔何?叔术者,贤大夫也。绝之则为叔术。不欲绝,不  
绝,则世大夫也。大夫之义不得世,故于是推而通之也。”何休注曰:“叔术者,贤大夫也。如不口系  
邾娄,文言‘滥黑弓来奔’,则为叔术贤心,不欲自绝于国。……如口不绝邾娄,文言‘滥黑弓来奔’,  
则嫌氏邑,起本邾娄世大夫。”③  
黑弓为邾娄贤大夫叔术之后裔,其家族存在事实上的世袭。但至于何休何以由“黑弓以滥来奔”看出《春  
秋》有“大夫之义不得世”之意,传、注文字颇难读通。近有学者解云:“何氏之意,经书‘黑弓以滥来奔’,传家  
读作‘邾娄黑弓以滥来奔’,文无‘邾娄’二字,口读却有之。何以如此?案《春秋》新通滥为国。不得直言‘滥  
黑弓来奔’,若直言‘滥黑弓来奔’,则滥之为国,与邾娄相绝,此非叔术本意,叔术贤,其本意不欲自绝于国也。  
若言‘滥黑弓来奔’,且口系于邾娄,读作‘邾娄滥黑弓来奔’,则滥是邾娄之邑,‘滥黑弓’乃以邑为氏,如齐崔  
杼例,然大夫以邑为氏,又有世大夫之嫌,此亦非叔术之意。是知文言‘滥黑弓来奔’,不论口系邾娄以否,皆  
不得叔术本意,注云‘文不可施’,谓此也。”④也就是说,《春秋》将邾娄国的滥邑视为独立一国,因此不书“邾  
娄黑弓以滥来奔”,传《春秋》的经师为了让学生明白经义,在诵读时加上“邾娄”二字。既然将滥视为一国,为  
何不直说“滥黑弓来奔”呢?是因为如果加上“滥”字,要么意味着与邾娄国断绝关系,要么意味着大夫以邑为  
氏,世袭封地,这是不符合“大夫之义”的,因为大夫之义不得世袭。因此,如果说“滥黑弓来奔”,就“文不可  
施”了。结合《公羊传》上下文,这一解释最为恰当。  
“黑弓以滥来奔”,本是寻常的历史叙述语句。《公羊传》同样是通过对“滥”的模糊化解读,使这一叙述成  
为“大夫之义不得世”的证据。事实上,春秋时代之卿大夫,无论是政治伦理上,还是思想观念上,其封邑皆可  
世袭。而《公羊传》对《春秋》历史叙述的解释,是有违春秋时代历史事实的。赵光贤就曾指出:“(世卿)世袭  
地享有卿的政治地位,执掌政权。本来封建政治是封建贵族的专政,当然他们的卿士地位是会世袭下去的,  
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可是《公羊传》却提出《春秋》‘讥世卿’的说法,说:‘世卿,非礼也’。他不懂得世卿正  
①
②
③
④
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202页。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6册,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44页。  
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331ꢊ2332页。  
郜积意《徐彦<公羊疏>补正》,《中国典籍与文化》2018年第2期,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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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是周礼的根本。”①但《公羊传》的解释对后世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如《谷梁传》隐公三年:“尹氏者,何也? 天  
子之大夫也。”范宁《集解》曰:“尹氏时在职而诏鲁人之吊者,不书官名,疑其讥世卿。”②  
宋代孙复作《春秋尊王发微》,则将“讥世卿”发挥到极致。《春秋》隐公元年:“公子益师卒。”《公羊传》解  
释为:“何以不日?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③《谷梁传》解释为:“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  
恶也。”④《左传》解释为:“众父(益师)卒,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⑤三传都是从日期上去解释《春秋》这句话,  
但孙复的解释却与三传全不同:“益师,孝公子,内大夫也。内大夫生死皆曰公子、公孙与氏,不以大夫目之  
者,恶世禄也。古者诸侯之大夫皆命于天子,周室既微,其制遂废。故鲁之臧氏、仲孙氏、叔孙氏、季孙氏……  
皆世执其政,莫有命于天子者。此可谓世禄者矣。”⑥孙复舍传求经,同样是通过对《春秋》历史叙述的模糊化  
解释,得出所谓“恶世禄”,实属“讥世卿”之旧调新词,只是为了合其尊王之意,在思想和方法上是与《公羊传》  
一脉相承的。  
以上观点,显然是受到《公羊传》的影响,其用意在于强调君臣关系的绝对性。《公羊传》的历史解释,舍  
《左传》而祖《春秋》,通过对《春秋》叙述的模糊化解释,来为其“讥世卿”的历史观寻找证据链,其影响不仅及  
于经学,而且波及后世的历史书写。  
三ꢄ作为乱臣贼子的世卿:一种割裂整体叙述的历史解释  
秦汉以后,由于中央集权体制的巩固,多层级的君臣关系变成了单一的君臣关系,因此君臣大义成了思  
想家永恒的主题。为了凸显君臣之义,学者有关世卿阶层的书写与解释,往往又舍《左传》而宗《公羊》。  
汉代公羊学的兴盛,使“大一统”思想达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而“讥世卿”一说正是与“大一统”相呼应  
的。故汉代学者特别强调君臣之分,贬斥春秋世卿对君权的削弱。董仲舒说:“观乎世卿,知移权之败。”⑦司  
马迁作《史记》,最受董仲舒影响,故曰:“《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  
可胜数……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  
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  
《
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⑧太史公之论,亦并不从历史的进步性看待世卿,其公羊学色彩是  
很明显的,并成为汉代的主流认识。张敞治《春秋》认为:“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讥世卿最甚。”⑨魏相又说:  
《春秋》讥世卿,恶宋三世为大夫,及鲁季孙之专权,皆危乱国家。”ꢇꢈꢉ汉人所持议论,其论据源于《左传》,而论  
点则有悖于《左传》,同于《公羊传》。且看《左传》两段文字,以见作者对世卿的态度。  
文公七年)(宋)昭公将去群公子,乐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本根无所庇  
“
(
荫矣。葛藟犹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为比,况国君乎?此谚所谓‘庇焉而纵寻斧焉’者也。必不可。  
君其图之!亲之以德,皆股肱也,谁敢携贰?若之何去之?”ꢇꢎꢈ  
(襄公五年)季文子卒。大夫入敛(殓),公在位。宰庀家器为葬备,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无  
藏金玉,无重器备,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ꢇꢏꢈ  
从以上《左传》作者所引和所叙述的文字来看,他并不因世卿专政而否定其在历史上的积极意义。宋国  
群公子之为大夫,鲁国季氏之为宰辅,始终是维持君主统治的重要倚靠力量,是维持国内政治稳定的重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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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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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1页。  
范宁集解、杨士勋疏《春秋谷梁传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368页。  
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200页。  
范宁集解、杨士勋疏《春秋谷梁传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366页。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1册,第20页。  
孙复《春秋尊王发微》,段志强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117页。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31页。  
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第3297ꢊ3298页。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217页。  
ꢇꢈꢉ班固《汉书》,第3134ꢊ3135页。  
ꢇꢈꢎ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2册,第608ꢊ609页。  
ꢇꢈꢏ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4册,第1036页。  
154  
唐明亮ꢄ《春秋》经传对世卿阶层史事的历史书写与解释  
素,是春秋社会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一旦国内世卿共政的局面遭到破坏,必将带来更大的内乱。这一点  
是得到《左传》作者肯定的。  
然自汉以后历代学者无论对三传持怎样态度,在“讥世卿”的认识上始终承袭《公羊传》的观点。有清一  
代则是对公羊学历史观的总结阶段。清代学者对于世卿的批判与其《春秋》学研究相始终,无论是史书编写,  
还是经学论战,世卿总是各家矛头所指。例如对于鲁国世卿季孙氏,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说:“故鲁之削,  
成于三桓,而季为之魁,宿(季武子)及意如(季平子)不容诛。”①朱骏声《春秋乱贼考》则将季氏归为“乱贼”②。  
但《左传》昭公二十七年却是这样评价鲁国季氏的:“鲁君守齐,三年而无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与之,有十  
年之备,有齐、楚之援,有天之赞,有民之助,有坚守之心,有列国之权,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国。”③可见,清  
人的这些说法与《左传》所记载的春秋时代观念大相径庭。  
自汉至清的经、史学者,无不从《左传》中认识历史上的世卿,但受“讥世卿”一说影响,产生了两种不同于  
《左传》的认识。  
其一,对春秋时期君臣关系的非历史主义解读。与秦汉以后中央集权制下单一的君臣关系不同,春秋时  
期的君臣关系是多层次的,不同层级的封君与封臣构成不同层级的君臣关系。天子与诸侯、诸侯与世卿、世  
卿与家臣皆可称君臣。如果说世卿对于诸侯为乱臣贼子,那么诸侯之于天子,家臣之于世卿,又何尝不是呢?  
且从“尊王”之义出发,世卿对国君的绝对忠诚,恰恰是对天子的一种分权,公羊家仅就诸侯与世卿这一组君  
臣关系来讨论“讥世卿”的历史价值,显然是片面的。且世卿叛诸侯,恰恰削弱了诸侯对天子的分权,客观上  
是有利于周王室的。因此,就“讥世卿”这一观点论证的整体过程来看,反而是与其“尊王”之义相背离的。在  
君臣关系中,周礼也并不只强调臣的义务与责任,而是君臣对等地履行职责和义务,这也是周人的观念。《左  
传》隐公六年:“郑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礼焉。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善郑以劝来  
者,犹惧不蔇,况不礼焉?郑不来矣!’”④故《论语》云:“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⑤《左传》作者是能够以历  
史的态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故《左传》宣公四年有“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⑥的评述,而  
“讥世卿”一说不仅脱离了《左传》的叙述,更违背了客观历史事实。  
其二,片面强调世卿阶层在历史上的消极意义。公羊家论证“讥世卿”一说,仅从《左传》的历史书写中抽  
取世卿独立分权、擅行废立的事件作归纳,以证世卿之“世”对政治的分裂。这样的经学历史观蔓延到史学领  
域,其影响不可谓小。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即说,国家大患,莫乎世卿,“世卿之祸小者,淫侈越法,陨世丧宗。  
或族大宠多,权逼主上,甚者厚施窃国,陈氏篡齐,三家分晋。故世卿之祸,几与封建等。”⑦但对于郑国子产、  
宋国向戌等世卿人物,在政治改革、弭兵等方面的积极意义则是有选择地回避了。实际上,在重视血缘关系、  
推崇亲亲以相及的周代社会,作为各个家族领袖、受过良好教育的世卿,不仅是维护周代社会政治秩序的中  
坚力量,而且也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齐国田氏、鲁国季氏、晋国三卿之统治策略较旧式君主更有历史的  
进步意义,这是作为记录世卿最早且最完备的史料《左传》所呈现的客观史事;但在“讥世卿”经学历史观的支  
配下,汉代以后学者对世卿均以乱臣贼子视之,这是在《左传》的整体叙述中抽取部分构成历史解释的证据,  
与《左传》的历史叙述并不是在同一个维度上的对话与阐释。  
四ꢄ结语  
春秋战国之际,由分封制走向中央集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政治变动,  
乃是由分封制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各个阶层在社会剧变中所担当的角色皆是历史的选择,世卿作为政治  
变革的中坚力量,在打破旧制度的过程中被记录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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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第1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4页。  
朱骏声《春秋乱贼考》,《续修四库全书》第1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25页。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5册,第1654页。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1册,第55ꢊ56页。  
刘宝楠《论语正义》,高流水点校,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6页。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3册,第741页。  
顾栋高辑《春秋大事表》,吴树平、李解民点校,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203页。  
15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左传》、《公羊传》作者以及秦汉以后的儒者,都是在预设的一种历史解释下对世卿阶层展开叙述,并且  
都按照各自预设的历史解释编排史料,形成证据,只是在如何建立证据链的问题上存在差异。《左传》作者并  
非将世卿阶层作为一个整体来评价,而是在具体的历史事件中认识每一个人物,是从历史事件的特殊性中来  
阐释自己的历史认识。从形式上看,《左传》作者的历史解释是完全遵循客观事实的。但关于世卿在文献中  
所呈现出的史料,也是由《左传》作者来完成书写的。当历史书写与历史解释由同一认识主体完成时,叙述的  
客观性必然也会受到认识主体所预设的历史解释的影响。因此,在史料的编纂上,作者朝着自己所预设的历  
史解释方向进行详略书写的主观性是很明显的。《公羊传》与汉代以后的学者对于世卿阶层的认识,不可能  
脱离《左传》所提供的史料而凭空想象,但在历史解释时又都脱离了《左传》的叙述而另立新论,即“《春秋》讥  
世卿”和“世卿非礼”。新认识的论据,《公羊传》是通过对《春秋》叙述的模糊化解释来完成的,而汉以后的学  
者则是通过从《左传》的整体叙述中抽取部分(主要是世卿违礼、弑君、道德败坏等方面的例子)来完成的。  
由此可以看出,在《左传》和《公羊传》历史解释的形成过程中,认识主体的个人意识才是历史解释的原  
点。文献记载乃至最客观的历史事实,只有在认识主体完成预设历史解释的过程中,才被按照一定方式编  
纂,成为证据。不过,史学的解释是史家意识与客观事实之间的张力呈现,是在历史书写的叙述中完成的,出  
于职业规范,其主观性的发挥不得不受到事实客观性的制约。而经学的历史解释主观色彩更浓,其指向论点  
的各种论据,不过只是在史学作品中片面地摘录部分例证来构建在逻辑上看似成立、实际上完全不顾史料原  
貌的一组证据链而已。然而,经学的历史解释方法,可以给后来者提供更广阔的发挥空间。并且,“讥世卿”  
的历史观更能契合后世大一统时代的政治需要,因而更容易被接受且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左传》与《公羊  
传》对世卿阶层的历史书写与解释,为理解中国古代经学与史学在认识论形成路径上的差异提供了一个视  
角。  
[责任编辑:凌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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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卷第5期  
024年9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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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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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1ꢁN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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ꢂSocialSciencesEditionꢃ  
Septemberꢁ2024  
汉晋服妖叙事中的社会风俗变迁  
胡祥琴  
ꢄꢄ摘要:从《汉书》、《后汉书》到《晋书》,其《五行志》所述服妖条下的内容表现出明显的不同:《汉书》所载均与重  
大的政治事件有关,其中的关键人物皆因服饰的错穿、误穿,影响了政治生涯并终致失败;《后汉书》所载服妖,表现  
出某些新现象,透视出服饰妆容方面的新变化,出现某些传统服饰未见的新元素,如木屐的流行,胡物、奇装的出现  
等;《晋书》所载服妖传递出其时服饰不仅种类繁杂,而且出现尚新、求美以及追求松弛自由的个性做派。这些新变  
化既是社会变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上的表现,也是曾经占据统治地位的两汉经学逐渐式微的反映,同时也说  
明一种新的观念体系正在形成。汉晋三部正史《五行志》服妖叙事表明,作为维持社会秩序工具之一的服妖,本质  
上是以批判社会上异质服饰为目的,客观上却成为社会风俗变迁的晴雨表。  
关键词:汉晋《五行志》;服妖叙事;社会风俗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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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734ꢅjcnki1000-531520240713  
收稿日期:2024-03-01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正史《五行志》怪异书写研究”(20YJA770004)的阶段性  
成果。  
作者简介:胡祥琴,女,宁夏固原人,北方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历史系教授,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及史学  
ꢀ
史、魏晋南北朝史,E-mailꢆhuxiangqin@126com。  
服妖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大量出现在各类《五行志》中,其中以反映汉晋时期灾异的三部正史《五行  
志》最为典型。《汉书·五行志》(以下简称《汉志》)是通志,《后汉书·五行志》(以下简称《后汉志》)与《晋  
书·五行志》(以下简称《晋志》)从撰述内容上讲又是相互延续的,因此,这三部志书组合在一起,就可以观察  
先秦至两晋人们的服妖观念以及蕴含其中的社会风俗变迁(以下统称汉晋《五行志》服妖)。从历史内容上  
讲,作为特定历史时期产物的服妖,不仅是五行解释系统中阐释服饰风尚与天之灾祸关系的纽带,也是政治  
生活领域与社会变迁大方向下,各种政治意识、权力争夺、思想文化、人文心态、民族融合现象的综合体现,因  
此具有影射复杂却又目标鲜明的特点。有关汉晋社会风俗和服妖的研究分别散见于各类论著中,目前尚未  
发现将二者联系起来,以观察该时期服饰妆容变化如何反映和促进社会风俗的变迁的研究成果①。由于服  
妖叙事的复杂局面,为清晰了解其中的变化,有必要将三部正史《五行志》之服妖进行分别叙述与讨论。  
一ꢄ《汉志》服妖叙事中的失序、驳正与失败  
《汉志》记录的四则服妖,上起晋献公年间的“偏衣金玦”事件,下至汉成帝鸿嘉、永始年间的“乱服共坐”  
事实,内容涉及政治斗争、权谋算计、礼仪失洽等方面。从时间上讲,两则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两则发生在  
汉代,前者为“偏衣金玦”和“好聚鹬冠”事件,后者为海昏侯刘贺服妖事件和汉成帝与卑贱之人“乱服共坐”事  
实。《汉志》的这四则服妖均和重大的政治事件相关,传递出时人天人感应思想下严格的服饰等级观念。关  
①
代表性论著可参阅:张亮采《中国风俗史》,中国书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105ꢊ117页;朱大渭等《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98年版,第66ꢊ112页;秦永洲《中国社会风俗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5ꢊ47页;刘复生《宋代“衣服变古”及其时代特  
征———兼论“服妖”现象的社会意义》,《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85ꢊ93页;宁稼雨《<世说新语>与<晋书>中“服妖”现象解析》,《山西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第12ꢊ18页;等等。  
15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于这四则服妖事件始末现分述如下。  
汉志》曰:“《左氏传》愍公二年,晋献公使太子申生帅师,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后四年,申生以谗  
《
自杀。近服妖也。”①晋献公为春秋鲁闵公时期晋国国君,他听从宠妃骊姬的谗言,试图改立骊姬所生之子奚  
齐为太子,开始排斥有贤行的太子申生,于是上演了一场太子出征却予其“偏衣”和“金玦”的历史奇闻。这件  
事情当时就激起群臣的愤懑,如狐突愤慨地说:“时,事之征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则命  
以始;服其身,则衣之纯;用其衷,则佩之度。今命以时卒,閟其事也;衣以尨服,远其躬也;佩以金玦,弃其衷  
也。服以远之,时以閟之,尨凉冬杀,金寒玦离,胡可恃也!”②非常明显,狐突认为,衣服是身份的标志,贵在  
纯色;佩饰是君权的象征,贵在合适。这一政治事件在《左传》、《史记》等历史文献中常常透露出谴责晋献公  
和骊姬的口气,可是班固在《汉志》的记载中,却将罪魁祸首变为衣服的不合适,似乎是因为错穿服饰而遭受  
ꢀ
到天谴,而不是因复杂的政治阴谋而使得太子申生轻生③。  
关于好聚鹬冠服妖事件,《汉志》曰:“《左氏传》曰,郑子臧好聚鹬冠,郑文公恶之,使盗杀之。刘向以为近  
服妖者也。一曰,非独为子臧之身,亦文公之戒也。初,文公不礼晋文,又犯天子命而伐滑,不尊尊敬上。其  
后晋文伐郑,几亡国。”④故事是说逃亡他国的郑公子子臧不思进取,却喜欢戴上插有鹬鸟羽毛的冠帽,而这  
一服饰是当时观测天文者的特殊冠帽,子臧贵为公子,却不顾自身身份,穿戴如此不讲究,惹恼其父郑文公,  
将其诱而杀之。对这一悲剧色彩浓厚的历史事件,班固采用了刘向的解释,认为其与服妖相近。因服妖作为  
汉代盛行的五行、五事系统中“貌之不恭”的重要表现,必然伴随天谴的来临,因此《汉志》进一步引用时人的  
话解释说,此次服妖事件不仅预示公子臧的悲剧,也是上天警戒其父郑文公的重要证据———郑文公多行不  
义,其子好聚鹬冠,此乃报应的现实反映。实际上,关于子臧被杀原因,历史上形成两种认识:一种是刘向、郑  
玄等持礼制者的解释,认为“鹬冠”是不合礼制的服饰,子臧因有违礼制而被杀;一种是唐人颜师古认为子臧  
好聚鹬冠另有所图,实际上是“与知天文者游聚,有所图议”,因此子臧被杀是因为谋逆。结合当时历史背景,  
子臧被杀的真正原因,其实是父子相残的政治斗争,“好聚鹬冠”只是借口而已⑤。  
另两则分别是汉昭帝和汉成帝时期的服妖事件,其中汉昭帝时期的海昏侯刘贺服妖事件记载完整,是从  
侧面了解刘贺为帝失败的重要依据。据《汉志》记载:  
昭帝时,昌邑王贺遣中大夫之长安,多治仄注冠,以赐大臣,又以冠奴。刘向以为近服妖也。时  
王贺狂悖,闻天子不豫,弋猎驰骋如故,与驺奴宰人游居娱戏,骄嫚不敬。冠者尊服,奴者贱人,贺无  
故好作非常之冠,暴尊象也。以冠奴者,当自至尊坠至贱也。其后帝崩,无子,汉大臣征贺为嗣。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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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狂乱无道,缚戮谏者夏侯胜等。于是大臣白皇太后,废贺为庶人。贺为王时,又见大白狗冠方  
山冠而无尾,此服妖,亦犬祸也。贺以问郎中令龚遂,遂曰:“此天戒,言在仄者尽冠狗也。去之则  
存,不去则亡矣。”贺既废数年,宣帝封之为列侯,复有罪,死不得置后,又犬祸无尾之效也。京房《易  
传》曰:“行不顺,厥咎人奴冠,天下乱,辟无适,妾子拜。”又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朝  
门。”⑥  
当年汉昭帝病逝无嗣,刘贺被众臣迎接为帝,但不到一月即废。上述服妖事件即是其不懂礼数、行事荒  
唐的证明。然而,随着海昏侯刘贺墓的挖掘,大量文物的出土,又使我们感受到教育良好、行事严谨的刘贺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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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班固《汉书》卷27《五行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65页。  
班固《汉书》卷27《五行志》,第1365页。  
胡祥琴《从“偏衣金玦”叙事看<汉书·五行志>的性质》,《中原文化研究》2022年第3期,第113页。  
班固《汉书》卷27《五行志》,第1366页。  
赵琪《从“好聚鹬冠”看<左传>的历史叙事特点》,《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第94页。  
班固《汉书》卷27《五行志》,第1366ꢊ1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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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祥琴ꢄ汉晋服妖叙事中的社会风俗变迁  
象。其中变换悬殊的原因,在于其特殊的政治身份和深陷政治漩涡又无力回旋的历史事实①。班固《汉志》  
中的刘贺服妖记载,正是当时政治宣传影响在历史文献中的反映。《汉志》史料首先指出刘贺为昌邑王时,即  
指示其手下中大夫到长安,以“治仄注冠”赐大臣,不仅如此,还将其赐予下人,这件事情被刘向等人解释为服  
妖。关于“仄注冠”,颜师古集应劭注云:“今法冠是也。”法冠应当是当时中央约定俗成的冠帽。而蔡邕则说:  
“非法冠及高山也。”那么,什么是“仄注冠”?刘贺作为昌邑王,首先对其封地的服饰较为熟悉和认同,据此可  
知李奇的解释比较可信,即“曰高山冠,本齐冠也,谒者服之”②。纵观各家解释,可知“仄注冠”是一种在齐地  
流行的头冠,而非汉代官方法定的头冠。不仅如此,刘贺制作这种冠,不是自己穿戴,而是赐给大臣,甚至让  
奴穿戴。冠本来是尊者的头饰,但却被卑贱的奴穿戴,这显然是一种有悖礼制的行为。在儒家礼乐文化占据  
话语权的汉代,官员的冠带服饰有着参照的标准,以齐地之冠赐大臣,又让身份下贱之人佩戴,这在恪守礼制  
的统治阶级看来是大逆不道的,因此被冠以服妖的解释,预示着刘贺将会“自至尊坠至贱”的境地。当然,这  
样的解释是后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附会的结果。  
附在《汉志》服妖条的最后一则是关于汉成帝的。成帝好微行出游,且带领多名身份低贱的私人护卫,他  
们皆“白衣袒帻”,或乘小车,出入市里郊野,或置私田,畜私奴,与小人晨夜相随,乱服共坐等。关于“白衣袒  
帻”,颜师古解释说:“袒帻,不加上冠。”③也就是没有加冠的便帽。在汉代,“冠主要从属于服制,是身份、官  
阶以至官职的表征。而‘卑贱执事’即身分低微的人,却只能戴帻而不能戴冠”④。换句话说,汉成帝作为国  
家最高首领,却和身份低微的人戴相同的帻帽,穿随便的衣服并一起共坐,在讲究秩序的儒家文化场景下,是  
不可思议和荒唐的行为举止。  
《汉志》中的四则服妖均涉及重大的政治事件,其中的不少人物因所谓的服妖终至落得悲惨的命运。纵  
观《汉志》服妖解释者的措辞,造成这些政治人物悲剧的原因是他们或被迫或自愿穿戴了有违礼制的服饰。  
二ꢄ《后汉志》服妖叙事中的保守、变化与颓败  
如果说《汉志》服妖是传统礼制范畴内的服饰错穿、乱穿而导致的灾祸的话,那么《后汉志》涉及的服妖问  
题则不仅仅是服饰穿戴的不合礼法,而是新的历史情境下社会风俗新现象的表现。纵观《后汉志》服妖的产  
生,不难发现,历史的叙事者不仅将不遵礼法随性穿衣的行为归为此类,而且将其时大量的奇装异服也归为  
服妖,而这些奇装异服或许是风俗变迁影响下的新时尚。《后汉志》服妖叙事传递出丰富的历史内容,一是该  
时期服饰领域内的新妆容、新衣服式样的不断涌现,二是体现了汉魏以来社会风俗的深刻变化,这些变化通  
过服妖的内容、人们的认识观念等反映出来。  
《后汉志》共有十则服妖叙事,从时间上讲,起于更始帝刘玄,终于汉献帝建安年中,前后涉及时间大概二  
百年。关于记载缘由,《后汉志》讲道:“《五行传》说及其占应,《汉书·五行志》录之详矣。故泰山太守应劭、  
给事中董巴、散骑常侍谯周并撰建武以来灾异。今合而论之,以续《前志》云。”⑤这段材料至少说明两个问  
题:一是说《后汉志》是对《汉志》的继承,在时间上是衔接的;二是《后汉志》的史料,出自不同学者之手,分别  
是应劭、董巴和谯周,这三人均撰写过建武(光武帝刘秀)以来灾异。应劭、董巴和谯周三人生活在汉末三国  
时期,从生卒年判断,应劭生活于汉末,董巴、谯周生活于汉末曹魏年间,其中谯周在晋初去世,这三人在当时  
①
在《汉书》中,刘贺是个劣迹斑斑、行事荒唐的不肖贵族子弟。然而,刘贺墓出土的大量文物,却从多角度真实再现了刘贺起伏跌宕、命运多舛  
的一生,从中使人看到与文献记述不相符合的另一形象。有学者研究指出,“西藏椁出土的《论语》《礼记》等儒家经典简书,证明了刘贺自小  
就受过良好而系统的儒学教育。……这说明,刘贺自幼就受过儒家六艺中‘书艺’的严格训练,深谙书道真谛,并终身研习不辍。这些文物,  
无可辩驳地说明了刘贺绝非是一个粗犷少文的纨绔子弟,而是一个受过系统儒家文化教育的宗室贵胄。”参见:朱凤瀚主编《海昏简牍初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6ꢊ37页。  
②
③
④
班固《汉书》卷27《五行志》,第1367页。  
班固《汉书》卷27《五行志》,第1368页。  
孙机认为,“冠本是‘贯韬发’之具,即加在髻上的一个发罩,并不覆盖整个头顶。帻则像一顶便帽。冠和帻原来互不相关。到了王莽时……  
先戴帻,帻上再加冠。以后这种戴法普及开来,在东汉画像石上刻的当代人物所戴的冠,都在下面衬着帻;而其中出现的古代人的冠下则无  
帻,以示区别。不过冠和帻并不能随便搭配,文官戴的进贤冠要配上屋顶状的介帻,武官戴的武弁大冠则要配平顶的平上帻。进贤冠前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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耸,后部倾侧,外观若斜俎形。冠前有‘梁’,可根据梁数的多寡来区别身分的高低。”参见: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  
9
9ꢊ100页。  
⑤
司马彪《续汉书》卷13《五行志》,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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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都参与政治,并且均有著述传世①。纵观他们留存于现今的著述,没有发现灾异言说,可见《后汉志》是保存  
其灾异说的重要载体。  
《
后汉书》本无志,今所见志是南朝梁人刘昭将晋人司马彪所著《续汉书》八志补入而成②。从史料来源  
及撰写目的来讲,司马彪是将应劭、董巴和谯周不同时期撰写的灾异合于一处,以承续《汉志》。由此可见,服  
妖作为《后汉志》中重要的表现,也应出自众手。  
由于社会条件的变化,《后汉志》中的“服妖”,表现出前述文化所未见的新现象。这一时期服妖内容丰  
富,既有男扮女装、愁眉啼妆、冠狗带绶等现象,又有木屐流行、王公贵族喜好胡物、男女服制上长下短和上短  
下长之流行情况。从性质上讲,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种是与《汉志》同类的,因违背传统服饰等级秩序而被  
冠以服妖色彩的;一种则是新情况,即因新时代、新妆容、新服饰现象出现,而被冠以服妖名号的。《后汉志》  
中的服妖反映的事实复杂,包括政治斗争、服饰观念、民族融合等多个层面,然而却是有迹可循的,即编纂者  
是以重要人物,也就是当朝皇帝为主线的。纵观《后汉志》几十条服妖,实际上集中于几代皇帝身上,其中更  
始帝刘玄1条,汉桓帝3条,汉灵帝5条,汉献帝1条。为表达方便,我们或以服妖的性质或以服妖出现时代  
的先后来陈述,通过考察,以发现其中蕴含的风俗变化趋势。  
首先,《后汉志》服妖条中,反映传统服饰、妆容变化以及影射历史现实的服妖事件,分散分布在几个皇帝  
之间,它们以曲折的方式表达了时人或后人对这种变化的认识。其中,有两条讲“帻”的变化,即更始帝刘玄  
髟
时期“诸将军过雒阳者数十辈,皆帻而衣妇人衣绣拥  
屈
”③。这条服妖叙事旨在谴责刘玄的诸将军,不仅戴着  
帻,还穿着妇人衣服。这类不伦不类的装扮,在汉桓帝执政时也出现过。汉桓帝延熹年间,京都流行“帻颜短  
耳长,短上长下”,显然这是帽子之类服饰变化的结果,然而历史的解释者却认为,这是梁冀被诛杀后“中常侍  
单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等宦官“在帝左右,纵其奸慝”④等不正常现象的体现。时人认为,死了一个梁  
冀,却出来五个,他们权势很大,盘根错节,如同流行的上短下长的帻。这一现象被占验者认为,他们与梁冀  
同样命运,最终落得被诛下场。“帻”为什么会引起时人如此重大的心理反应?这是因为古人对于冠帽十分  
讲究。所谓“帻者”,“常在冠下,或但单著之”⑤。前面已引述过孙机“汉代的冠主要从属于服制,是身份、官  
阶以至官职的表征。而‘卑贱执事’即身份低微的人,却只能戴帻而不能戴冠”的观点,他继而指出,“冠本是  
‘
贯韬发’之具,即加在髻上的一个发罩,并不覆盖整个头顶。帻则像一顶便帽”⑥。可见,帻是身份卑微之人  
戴的帽子,或者是垫在冠下面的发具。更始帝刘玄不仅戴帻,还穿妇人衣服,这显然是十分不恰当的。在今  
人看来,帻的形制变化无关紧要,但在固守传统的时人看来,却是政治灾祸的预兆。汉桓帝时期,京都流行  
“上短下长”的帻,被记载在史书中,以昭示宦官为非作歹的最终命运,显示了人们对弄权者的厌恶和仇恨。  
历史上有名的“愁眉啼妆”,就在汉桓帝时期的京都流行。据记载,“愁眉啼妆”始自梁冀家,流行于京都,  
诸夏皆效仿,以致成为时尚⑦。在灾异论者看来,梁冀跋扈专权,婚媾王室,危及社稷,以致府中出现愁苦状  
态的妆容,该现象预示着梁冀即将被举宗诛夷的结局。从审美的角度讲,“愁眉啼妆”并非与国家大事有关,  
①
《后汉书·应劭传》有“著《汉官礼仪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撰《风俗通》,以辩物类名号,释时俗嫌疑”(参见:范晔《后  
汉书》卷48《应劭传》,第1614页)。关于董巴,正史无传记,《三国志》、《后汉书》相关文献显示他很活跃,不仅参与劝说曹丕禅让事宜,而且  
著有《舆服志》等书(参见:陈寿《三国志》卷2《魏书·文帝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0页;司马彪《续汉书》卷30《舆服志》下,范晔《后汉  
书》,第3671页)。谯周著作较多,“凡所著述,撰定《法训》、《五经论》、《古史考》之属百余篇”(参见:陈寿《三国志》卷42《谯周传》,第1027、  
1
033页)。  
②
刘节指出,“现在范晔《后汉书》中的八志,就是宋朝人根据司马彪《续汉书》八志刊入的。八志的底本,大概是《东观汉记》的志,其源出于蔡邕  
十意。”参见:刘节《中国史学史稿》,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80页。  
③
④
⑤
⑥
⑦
司马彪《续汉书》卷13《五行志》,范晔《后汉书》,第3270页。  
司马彪《续汉书》卷13《五行志》,范晔《后汉书》,第3271页。  
张传官《急就篇校理》,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279页。  
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第99页。  
如《后汉志》记载:“桓帝元嘉中,京都妇女作愁眉、啼妆、堕马髻、折要步、龋齿笑。所谓愁眉者,细而曲折。啼妆者,薄拭目下,若啼处。堕马  
髻者,作一边。折要步者,足不在体下。龋齿笑者,若齿痛,乐不欣欣。始自大将军梁冀家所为,京都歙然,诸夏皆放效。此近服妖也。梁冀  
二世上将,婚媾王室,大作威福,将危社稷。天诫若曰:兵马将往收捕,妇女忧愁,踧眉啼泣,吏卒掣顿,折其要脊,令髻倾邪,虽强语笑,无复气  
味也。到延熹二年,举宗诛夷。”参见:司马彪《续汉书》卷13《五行志》,范晔《后汉书》,第3270ꢊ3271页。  
160  
胡祥琴ꢄ汉晋服妖叙事中的社会风俗变迁  
只是时人的审美体验。等到梁冀集团被诛杀后,却出现以单超、左悺等人为代表的五中常侍,时常围绕在桓  
帝身边,为非作歹,纵帝奸慝。上文所讲的帻事件,便是其败亡的征兆。另外,汉桓帝时期还有木屐服妖。史  
料记载:“京都长者皆著木屐;妇女始嫁,至作漆画五采为系。此服妖也。”①中国服饰史上关于木屐的记载并  
不多。据沈从文研究,这种漆画木屐在晋代流行一时②。这说明漆画木屐萌发于此时,在晋代成为时尚。  
其次,汉代末年,民族交往加剧,胡物大量涌入内地,深得以汉灵帝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喜爱。《后汉志》服  
妖条不仅详细记载了这一事实,并对其即将产生的结果进行过预判。如灵帝喜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  
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从而导致“京都贵戚皆竞为之”③。纵观这些服妖内容,究其本质,既是灵帝个人偏  
好及荒唐行为的体现,也是各少数民族渐趋内迁、与汉人交往加剧的反映。这一方面说明当时胡人的东西在  
中原广泛流行,另一方面说明汉灵帝非常喜爱这些东西。至于汉灵帝为何对胡物如此有兴趣,大概和他个人  
素养有关。据史料记载,汉灵帝虽然昏庸无能,却在辞赋、歌舞方面有喜好。可见,他爱好胡人的各种东西,  
纯属个人情趣。据《后汉志》语气,汉灵帝这种爱好超出了一个帝王的操守,置国家安危于不顾,以致后来董  
卓叛乱,“多拥胡兵,填塞街衢,虏掠宫掖,发掘园陵”④。显然,以汉灵帝为首的统治阶级,缺少对胡人的警  
惕,既为此后“五胡入华”乱事埋下祸根,又客观上助推了胡汉民族的文化融合以及原有风俗的渐次改变。  
再次,《后汉志》服妖条反映出汉代末年世风日下。以汉灵帝为代表的王公贵族不务正业、专事娱乐,好  
新鲜、寻刺激成为一时风尚,这些在《后汉志》中表现明显。著名的汉灵帝驾驴车事件,就是典型的此类服妖  
现象。史载,汉灵帝于“宫中西园驾四白驴,躬自操辔,驱驰周旋,以为大乐”,可笑的是汉灵帝驾驴车的消息  
传出宫外,王公贵戚不但没有为国担忧或者劝谏,反而竞相仿效以为时尚,一时之间驴价陡涨,“公卿贵戚转  
相放效,至乘辎軿以为骑从,互相侵夺,贾与马齐”,反映出汉代末期世风日下、本末倒置的事实;该服妖条后  
引《易》和《诗》指出,驴是粗俗野人所使用的,属于“迟钝之畜”;历史的清醒者更无法接受这样的颓废,他们借  
“
天意”严厉警告执政者愚蠢行为所可能导致的灾难性后果:“天意若曰:国且大乱,贤愚倒植,凡执政者皆如  
驴也。其后董卓陵虐王室,多援边人以充本朝,胡夷异种,跨蹈中国”⑤。不仅如此,据《后汉志》记载,汉灵帝  
数游戏于西园中,令后宫采女为客舍主人,身为商贾服”,以致不久“天下大乱”⑥。显而易见,上述服妖是以  
“
违背儒家礼制为前提的。总而言之,《后汉志》服妖皆是以帝王行为失衡为起因,以国家出现动乱为结果,这  
些历史轨迹均蕴含着深刻的社会风俗变迁背景。  
三ꢄ《晋志》服妖叙事中的变革、尚新与求美  
关于《晋志》的修撰,作者指出,司马彪在《续汉书》中纂录光武帝及之后的汉代灾异,《晋志》则采取黄初  
(
魏文帝曹丕年号)以来讲祥异的言论,大有承续之义⑦。根据《晋志》序及服妖表现推知,《晋志》所载从黄初  
到晋末将近二百年人们的服饰观念、追求的时尚以及胡汉服饰融合下人们的认识,其中曹魏4条、孙吴2条、  
西晋9条、东晋8条。《晋志》所列的服妖,同样附在《五行》之“貌之不恭”条。《晋志》这样讲服妖出现的原  
因:“风俗狂慢,变节易度,则为剽轻奇怪之服,故有服妖。”⑧魏晋时期,风气大变,这在《晋志》中表现突出。  
典型的,如时任尚书的邓飏,“行步弛纵,筋不束体,坐起倾倚,若无手足”,这样不堪的情形在晋惠帝时进一步  
发展,演为“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倮身之饮,对弄婢妾”⑨的丑态。《晋志》共有23条服妖,居于汉晋《五行志》  
服妖数量之首,其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传递出生动的社会风俗变迁信息。  
首先,《晋志》服妖之所以数量众多,主要是魏晋之际服饰方面出现诸多变化。根据《晋志》服妖条,这些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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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彪《续汉书》卷13《五行志》,范晔《后汉书》,第3271页。  
沈从文、王予予《中国服饰史》,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第72页。  
司马彪《续汉书》卷13《五行志》,范晔《后汉书》,第3272页。  
司马彪《续汉书》卷13《五行志》,范晔《后汉书》,第3272页。  
司马彪《续汉书》卷13《五行志》,范晔《后汉书》,第3272页。  
司马彪《续汉书》卷13《五行志》,范晔《后汉书》,第3273页。  
在阐述史料来源时,《晋志》讲道:“及司马彪纂光武之后以究汉事,灾眚之说不越前规。今采黄初以降言祥异者,著于此篇。”参见:房玄龄等  
《晋书》卷27《五行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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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房玄龄等《晋书》卷27《五行志》,第819页。  
房玄龄等《晋书》卷27《五行志》,第8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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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变化的缘由,一是统治阶级的改革,二是新式流行服饰的出现。因曹操重视民生,重视节俭,他对冠帽曾进行  
过改造。《晋志》曰:“魏武帝以天下凶荒,资财乏匮,始拟古皮弁,裁缣帛为白帢,以易旧服。”①曹操根据当时  
社会环境,曾命人仿照古皮弁,将缣帛裁制成帢,以代替旧的帽子。曹操为什么要仿照古皮弁而制造帢,为何  
在时人看来是“妖”?关于帢,《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指出,帢是一种帽子,即“弁缺四隅谓之帢”②。显然,帢是  
一种根据弁的样子裁剪,但为了节省材料而缺四角的帽子,一般为武士所戴。这种帢,因是白色,而白象征军  
容,有凶丧之义,而被傅玄、干宝等解释为“妖”。尚节俭的魏武帝曹操,根据实情调整武士帽子,原本是再正  
常不过的事情,然而在五行解说者看来,这预示着“革代之后,劫杀之妖”政治局面的出现③。一种帽子的变  
革,影响到多年后的政治局势,是无根据的刻意附会。《晋志》还记载了这种帢的演变过程:“魏造白帢,横缝  
其前以别后,名之曰颜帢,传行之。至永嘉之间,稍去其缝,名无颜帢,而妇人束发,其缓弥甚,紒之坚不能自  
立,发被于额,目出而已。”④永嘉年间,白帢演变为“无颜帢”,不仅流行于民间,女子束发也是头发披于额前,  
与之类似。这种帽子和束发装饰极易引起人们想象,因此被冠以“无颜者,愧之言也。覆额者,惭之貌也”⑤  
的解释。这些发帽形式的改变,虽然是与传统礼仪违背的,但说明随着时代的进步发展,传统礼乐文化走向  
式微的历史事实。  
再如,魏明帝“着绣帽,披缥纨半袖”⑥。皇帝戴着绣帽,穿着青白色衣服,经常召见杨阜,杨阜以直谏著  
称,因此直接问道:“此礼何法服邪!”因缥是淡青色,与传统文化中帝王着衣颜色相去甚远,被认为是“非礼之  
色”,后人以此推衍,认为魏明帝“御非法之章,所谓自作孽不可禳也”,后来明帝“不享永年,身没而禄去王室,  
后嗣不终,遂亡天下”⑦,成为穿衣戴帽不合法而致身亡国亡灾祸的最好诠释。君衣不正,遂致亡国,虽言过  
其实,但从侧面说明魏明帝不讲究礼法秩序、生活混乱的事实。这是在多种因素影响下魏晋传统服饰样式逐  
渐改进的表现。因王公名士以礼冠为累赘,而代之以幅巾扎发、戴轻快舒适帽子,就是其体现⑧。沈从文指  
出:“魏晋之际,频仍战争使社会财力日显艰困,两汉冠服制度已难维持。以往的冠帽,这时已多以文人沿用  
的幅巾代替,不仅文人使用巾子,表示名士风流,身为将帅亦头着缣巾,诸葛亮纶巾羽扇指挥战事的故事遂流  
传千古。当时有折角巾、菱角巾、紫纶巾、白纶巾,不一而足。东汉末年张角起义即着黄巾而被史称‘黄巾起  
义’”⑨。这说明人们根据时势变化,突破传统观念,走出传统礼乐服饰的限制而大胆创新,在某种程度上推  
动了社会风俗的变化。  
其次,传统服饰渐趋衰微,受“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魏晋名士追求的影响,服饰方面出现了打破传统、任性  
自然甚至放荡不羁的现象。如男好女装、女好男装,《晋志》服妖条多次讲到这一现象。众所周知的何晏“好  
服妇人之服”,即是证明。史载,“尚书何晏好服妇人之服”,傅玄曰:“此妖服也。夫衣裳之制,所以定上下殊  
内外也。”ꢇꢈꢉ历史上,好戴男子之冠的妹嬉,曾使“桀亡天下”。站在维护礼制者角度来看,何晏好服妇人之服  
与之结局相同。何晏作为曹魏历史上颇有影响的人物,年少时就“才秀知名,好老庄言”ꢇꢈꢎ。古代对衣冠发肤  
都有一定界定,并成为古人区别身份贵贱的标志之一。何晏是魏晋玄学贵无派的创始人,主张儒道合一,“天  
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ꢇꢈꢏ。司马光曾评价何晏:“性自喜,粉白  
不去手,行步顾影。尤好老、庄之书,与夏侯玄、荀粲及山阳王弼之徒,竞为清谈,祖尚虚无,谓六经为圣人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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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玄龄等《晋书》卷27《五行志》,第822页。  
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85《晋纪》,惠帝太安二年条,中华书局2012年第2版,第2734页。  
房玄龄等《晋书》卷27《五行志》,第822页。  
房玄龄等《晋书》卷27《五行志》,第825页。  
房玄龄等《晋书》卷27《五行志》,第825页。  
房玄龄等《晋书》卷27《五行志》,第822页。  
房玄龄等《晋书》卷27《五行志》,第822页。  
黄强《服饰礼仪》,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9页。  
沈从文、王予予《中国服饰史》,第66页。  
ꢇꢉꢈ房玄龄等《晋书》卷27《五行志》,第822页。  
ꢈꢇꢎ陈寿《三国志·魏志》卷9《诸夏侯曹传》,第292页。  
ꢇꢏꢈ房玄龄等《晋书》卷43《王衍传》,第1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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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祥琴ꢄ汉晋服妖叙事中的社会风俗变迁  
粕。”①在曹爽权势强大时,他和邓飏、丁谧被称为“台中三狗”②。关于何晏的评价很复杂,这牵涉到古代史家  
的立场问题。方诗铭从史学书写角度揭示了何晏何以成为后人诟病的对象及原因,他通过对高平陵事件前  
后何晏不同处境的分析,认为造成何晏之死的原因主要在于司马师的怀恨③。《晋志》所讲何晏好穿妇人之  
服,应是历史事实,然而将此事上升为国家层面的败亡,则是史家带有政治立场的刻意附会。魏晋时期,受社  
会环境影响,人们或轻蔑礼法,或追求时尚,文人阶层随性处理衣着一时成为风气,好老庄言的何晏好服妇人  
之服或许只是追求某种精神寄托。“台中三狗”之一的邓飏,更是放荡不羁。据《晋志》记载:“魏尚书邓飏行  
步弛纵,筋不束体,坐起倾倚,若无手足”,“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倮身之饮,对弄婢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  
讥,希世之士耻不与焉”④。这些史料虽在描述人物的品行,但从侧面反映出“台中三狗”的张狂、无羁与当时  
世风的颓败。沈从文指出:“由魏而晋,或因为经济贫乏,或出于礼制难行,人们就便处理衣着,终于转成风  
气,‘褒衣博带’,成为魏晋世俗之尚。部分文人甚至轻蔑礼法,如南京西善桥出土砖刻所反映的竹林七贤饰  
着,宽衫大袖、散发袒胸,就是对礼教束缚的突破。”⑤《晋志》还记录了晋末流行的一种衣服形态,即“晋末皆  
冠小而衣裳博大,风流相放,舆台成俗”⑥。由此可见,崇尚宽衣大袖已成为晋末流行的服饰趋向。  
再次,传统服饰与胡服相遇融合,逐渐成为社会上普遍的装束。随着两晋时代五胡进入中原,伴之而来  
的各种衣饰,一时被汉人接受与吹捧,如“武帝泰始初,衣服上俭下丰,着衣者皆厌衤要,此君衰弱,臣放纵,下掩  
上之象也。至元康末,妇人出两裆,加乎交领之上,此内出外也”⑦。妇人间出现加在交领之上“两裆”衣。这  
个两裆衣起初是由北方少数民族的两档甲演变而来的。这种衣服不用衣袖,只有两片衣襟,其一当胸,其一  
当背,后来称为“背心”或“坎肩”。这样的衣服经济实用,是男女都可穿的服饰。泰始年,从北方到南方的吴  
越,均出现衣制方面的“上长下短”或“上俭下丰”,还出现男女穿木屐现象⑧。据考察,这是魏晋时期中原地  
区吸纳了北方民族服饰特点的衣服,更加紧身,更加合体⑨。又如晋武帝泰始之后,中原出现富贵人家“相尚  
用胡床貊槃,及为羌煮貊炙,贵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会,皆以为先”ꢇꢈꢉ的局面。泰始是晋武帝司马炎的第  
一个年号,这个时期胡人的东西在中原的富贵人家竞相使用。东晋孝武时期,“公主妇女必缓鬓倾髻,以为盛  
饰”ꢇꢈꢎ。这种发式用发较多,需要假发补充。时人为了方便,就用假发做成假髻,然后佩戴。这种发式是东晋  
流行发式,现今所见晋仕女图,大多即是此种发型。总之,《晋志》所记载的23条服妖,展现出这一时期多层  
面的服饰变化情况,这些服妖既反映出特定时代服饰流行的现状,又表现出守旧者对其嗤之以鼻,以灾异附  
会人事,试图遏制其发展,或以之警戒统治者的意图,展现出创新与守旧、变化与固守之间的博弈。  
四ꢄ结论  
汉晋时期存在的大量形式复杂而又有规律可循的服妖记述,或揭示因服饰的错乱穿戴而引发的人生挫  
败,或关注因新兴服饰取代传统服饰而导致的政治波动,或预言因外来胡服受国人追捧而可能产生的“五胡  
入华”乱事等。汉晋《五行志》的撰述者认为,“风俗狂慢,变节易度,则为剽轻奇怪之服,故有服妖”ꢇꢈꢏ,可见服  
妖的出现和风俗的变迁紧密相关。从上述对汉晋《五行志》不同时期服妖素材的追溯中可以发现,《汉志》服  
妖是基于传统服饰观念而对其中溢出常规的部分进行鞭挞与反思,《后汉志》服妖则表现出很大不同,出现了  
男扮女装、愁眉啼妆、王公贵族喜好胡物等新装扮、新现象,《晋志》服妖则更深入地反映了这种变化,折射出  
①
②
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75《魏纪》,卲陵厉公嘉平元年,第2427页。  
《三国志·魏志·诸夏侯曹传》裴松之注引《魏略》曰:“故于时谤书,谓‘台中有三狗,二狗崖柴不可当,一狗凭默作疽囊。’”三狗就是指何晏、  
邓飏和丁谧,默是曹爽的小字。意思是三狗都咬人,而丁谧最凶恶。参见:陈寿《三国志·魏志》卷9《诸夏侯曹传》,第289页。  
方诗铭《何晏在曹魏高平陵政变前后》,《史林》1998年第3期,第18ꢊ19页。  
房玄龄等《晋书》卷27《五行志》,第8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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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沈从文、王予予《中国服饰史》,第66ꢊ67页。  
房玄龄等《晋书》卷27《五行志》,第826页。  
房玄龄等《晋书》卷27《五行志》,第823页。  
房玄龄等《晋书》卷27《五行志》,第823页。  
黄强《服饰礼仪》,第69页。  
ꢇꢉꢈ房玄龄等《晋书》卷17《五行志》,第823页。  
ꢇꢎꢈ房玄龄等《晋书》卷27《五行志》,第826页。  
ꢈꢇꢏ班固《汉书》卷27《五行志》,第1353页;房玄龄等《晋书》卷27《五行志》,第8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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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深刻的社会风俗变迁。通过对汉晋服妖现象的追溯与分析,不难发现自汉到晋服饰文化出现的诸多变化,其  
背后蕴含的则是传统礼乐文化的衰败和社会风俗的变迁。  
服妖的出现,和先秦时期就已形成的人们对于服饰礼仪的认识有关。先秦以来,服饰与政治生活密切相  
关,统治阶级有着较为严格的服饰礼仪制度。《礼记·玉藻》篇记载了先秦时期天子与诸侯的衣服、饮食以及  
王后、夫人、命妇等的服制,对天子在不同场合的穿衣戴冠也有详细的规定,对一般士大夫的服饰也有仔细的  
说明。如《礼记·玉藻》曰:“士不衣织。无君者不贰采。衣正色。裳间色。非列采不入公门。振絺绤不入公  
门。表裘不入公门。袭裘不入公门。”①指出士大夫阶层办公时衣服的形制、颜色等都要遵循规章制度。《礼  
记·深衣》指出:“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②第一部反映舆服的正史《后汉书·舆服志》这  
样写道:“夫礼服之兴也,所以报功章德,尊仁尚贤。故礼尊尊贵贵,不得相逾,所以为礼也。非其人不得服其  
服,所以顺礼也。”③在编撰者看来,礼服之兴是表功德、尊仁贤,其为礼的意义在于能够通过它体现身份之高  
低。服妖的出现正是基于人们已有的关于服饰制度的思想体系,在坚守传统礼仪经验的守旧者看来,那些富  
于变化的、有违传统的穿戴或者服饰形制的变化是不正常的,预示着某些政治的衰败或者军事斗争,以致被  
灾异论者冠以“服妖”④。汉晋《五行志》服妖条的解释者站在维护传统服饰秩序的立场上,以批判的眼光看  
待这些不合礼节的服饰新现象,然服妖内容本身所传递出的历史信息,又从侧面反映了传统礼乐文化支撑下  
的服饰秩序难以维持。  
在这场新旧思想领域的博弈中,社会风俗的变迁已然出现。葛洪在《抱朴子·饥惑篇》中总结道:“丧乱  
以来,事物屡变,冠履衣服,袖袂财制,日、月改易,无复一定,乍长乍短,一广一狭,忽高忽卑,或粗或细;所饰  
无常,以同为快。其好事者,朝夕放效,所谓京辇贵大眉,远方皆半额也。”⑤葛洪所讲的现象在汉晋《五行志》  
中多有体现,这是汉末三国两晋时代风俗变迁的历史事实。与汉晋《五行志》以“妖”冠名服饰风尚不同,《世  
说新语》对魏晋服饰领域的新变化持肯定甚至赞美的态度。面对同样的事情,如经曹操时期改良的“帢”,《晋  
志》斥责其为“凶丧之象也”⑥;《世说新语·方正》则持肯定态度:对山涛的儿子“着短帢”,“武帝欲见之,山公  
不敢辞,问儿,儿不肯行”,时人夸赞其“胜山公”,意思是山涛的儿子比山涛有骨气⑦。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  
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传统的礼乐文化逐渐衰微,新的文化现象不断出现。两汉时期的天命鬼神思想与儒术独  
尊的局面,到汉末三国时代已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新思想层出不穷,旧思想顽固抵制⑧。然而,历史发展的  
脚步不停向前,任何主观的设想和顽固的抵制都是徒劳的。  
[责任编辑:凌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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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29,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77页。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58,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664页。  
司马彪《续汉书》卷30《舆服志》,范晔《后汉书》,第3640页。  
胡祥琴《略论魏晋南北朝正史<五行志>中的“服妖”》,《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9期,第89页。  
葛洪《抱朴子外篇》下《讥惑》卷26,张松辉、张景译注,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568页。  
房玄龄等《晋书》卷27《五行志》,第822页。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周祖谟、余淑宜整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95页。  
万绳楠《魏晋南北朝文化史》,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版,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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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卷第5期  
024年9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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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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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1ꢁN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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ꢂSocialSciencesEditionꢃ  
Septemberꢁ2024  
20世纪上半叶  
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的形与神  
刘开军  
ꢄꢄ摘要:20世纪上半叶,经过清季“史界革命”洗礼的中国传统史学快速转向现代史学。伴随域外史学理论与方  
法迅猛地传入国内,中国史学界积极接纳新说,并提出了不少新理论与新观念,此举可视为域外学说的中国回响。  
与主要依靠吸收外来思想而构建的新史学理论形态不同,陈垣、柳诒徵、刘咸炘、宋慈抱等人立足中国,从传统出  
发,亦曾在史学理论建设上有所作为。中国本位史学理论是指凭借中国本土学术资源,在学术立场、史学观点、著  
述形式和话语系统诸方面,自觉地传承传统,回应时代,具有浓郁中国传统学术风格与神韵的史学理论形态。它虽  
不曾主导史学潮流,却是今人绘制中国现代史学理论版图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近现代史学大致经历了一个  
求新求变求用的演进过程,若在古今关系的角度下观察,往往给人一种抛弃传统、跨越传统的印象。然而,他们构  
建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的灵感仍源于传统史学,他们探讨的许多问题也能在传统史学那里找到源头,他们撰写的史  
学论著亦大体沿用旧有体例、语汇、文风,这些均表现出他们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赓续与认同。他们对域外学术,并  
非闭目塞听;对旧史学,抱持一种自信与敬意。学界惯以“文化保守派”指称上述学者。在某些语境中,“保守”总被  
涂抹上消极、落伍的色调,同时对立着一个“先进”的他者标准。需要强调的是,刘咸炘、宋慈抱等人并非一味赞美  
旧史学,中国本位史学理论不是传统史学理论的现代复制品。他们不是在旧史学的王国里徘徊不前,迷失自我,而  
是对旧史学也执行着自觉的检讨。只有中国本位,才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化。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的提出,不是要  
刻意拔高它的学术地位,否定在域外学术刺激下中国现代史学理论取得的成就,也不是要简单粗暴地强行回到传  
统中去。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的成绩,从一个方面昭示着传统史学在史学近代化进程中顽强的生命力,说明旧史学  
与新史学之间从未截然断裂,而是始终血肉相连。如果说外部的推动是催生中国现代史学的重要力量,那么本土  
史学气韵的内在延续则是中国现代史学之所以为“中国”的关键因素。新时代的中国史学工作者,仍在摸索,在建  
设,并将在这样的学术回眸中找寻未来前行的方向与路径,自本土构建本位,由本位走向自主。  
关键词:中国本位史学理论;形与神;陈垣;柳诒徵;刘咸炘;宋慈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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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734ꢅjcnki1000-531520240711  
收稿日期:2024-05-29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重大项目“中国近  
代史学与中华民族精神研究”(19JJD7700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开军,男,安徽宿州人,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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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史,E-mailꢆlkjunshixue@163com。  
0世纪上半叶,经过清季“史界革命”洗礼的中国传统史学,虽然快速转向现代史学,但中国史学理论领域的  
2
发展样态却并非单纯划一。一方面,伴随着清末民初“东洋风与西洋潮的两面纠缠和夹击”①以及随之而来的“‘欧  
风美雨’的一卷天下”②,域外史学理论与方法迅猛地传入国内,中国史学界积极接纳新说,也由此提出了不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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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自序》,葛兆光《西潮又东风:晚清民初思想、宗教与学术十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张广智《域外史学在20世纪前期的中国回响》,《历史教学问题》2012年第1期,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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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理论与新观念,此举可视为域外学说的中国回响。这些理论大多比较新颖,得学术新锐之接纳,引领一时之风尚,  
影响甚大。另一方面,与主要依靠吸收外来思想而构建的新史学理论形态不同,陈垣、柳诒徵、刘咸炘、宋慈抱等  
人立足中国,汲取本土资源,从传统出发,亦曾在史学理论建设上有所作为。只是这些史家的声音曾被遮蔽,甚至  
被覆盖和遗忘,直到近年随着当代中国史学主体性的崛起①,非主流史家研究的深入,才逐渐被发现与关注。中  
国本位史学理论在20世纪上半叶虽不曾主导史学潮流,但它在某些区域或学术共同体中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也  
参与了当时的学术论辩,是今人绘制中国现代史学理论版图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ꢄ中国本位史学理论举隅  
中国本位史学理论是指凭借中国本土学术资源,在学术立场、史学观点、著述形式和话语系统诸方面,自觉地  
传承传统,回应时代,具有浓郁中国传统学术风格与神韵的史学理论形态。它不同于域外学术对中国史学的强力  
形塑,是中国传统史学理论在社会与文化转型期的自我更新与嬗变。中国本位史学理论似乎还是一个不太常见  
的提法。因此,择要举出几位代表人物及其理论概要,借此呈现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本位史学理论之一隅,当是必  
要的。  
众所周知,陈垣以考据闻名于世。高明的考据家往往不止于埋首故纸堆中,而是常有理论创获,陈垣即是如  
此。他提出的“校法四例”(对校法、他校法、本校法、理校法)、史讳学和史源学,均经由具体的考证而上升到某  
“
学”或某“法”,不限于考据技艺,而具有了理论品格。通观陈垣的史学,从实证出发,或得学术之类例,或究史料  
之源头,几乎见不到域外学术的印迹。“校法四例”是陈垣凭借整理《元典章》所发现的1.2万多条谬误衍脱,对  
古籍窜乱通弊”作了一番探究,比一般文献辨证“更进一层”②提炼出来的。史讳学也是如此。避讳是中国古代特  
“
有的政治文化现象。陈垣却变避讳之流弊为研究古代历史文化之工具,提出史讳学概念:“研究避讳而能应用之  
于校勘学及考古学者,谓之避讳学。避讳学亦史学中一辅助科学也。”③《史讳举例》8卷82例,虽以“举例”为名,  
却不以“举例”自限,是通过举例表现理论。书中如“避讳所用之方法”、“避讳学应注意之事项”、“避讳学之利用”  
诸卷多有理论色彩,“因避讳断定时代例”、“因避讳断定二人为一人例”、“因犯讳断定讹谬例”以及“因犯讳或避讳  
断为伪撰例”诸条,若去掉“例”字,几与理论无异。  
关于史源学是否可称为理论,1946年6月23日,陈垣在致陈乐素的家书中已有定说,“史源学一名,系理  
论”④。他进而指出,史源学背后的学术支撑,是“择近代史学名著一二种,一一追寻其史源,考正其讹误,以练习读  
史之能力,儆惕著论之轻心。历史研究法的史源学大概分四项:一见闻,二传说,三记载,四遗迹。今之所谓史源  
学实习,专指记载一项。考寻史源,有二句金言: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⑤。史源学的核心,是对文献始终保持一  
种审慎精神,凡事必究其源,并在文献探源和史料批判的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陈垣撰写的一系列史源学  
杂文,经得起考验,证明了这一理论的价值。  
与陈垣同辈的史家中,在中国本位史学理论发展史上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当推柳诒徵。柳诒徵围绕史学基本  
问题撰成的《国史要义》,是20世纪上半叶史学理论史上的一部杰作。《国史要义》共10篇。其中,《史原》篇究史  
之起源,以礼论史,释传统史学重褒贬、讲笔法之因由,驳“就史言史者之失”,申明“吾史之原,迄今日未失其功用  
也”⑥,实为柳诒徵构建史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史权》篇阐发古史之权高于一切以及史权隆替之迹;《史统》篇  
言说正统之义;《史联》篇论史家剪裁与编纂之匠心,于纪传体史书体裁的优越性辨析深刻;《史德》、《史识》、《史  
义》三篇畅谈子玄、实斋未竟之意,成一家言;《史例》篇表彰历代史家以例修史、论史之幽隐;《史术》篇论史学功  
能,认为中国史学“以儒术为之主宰,乃以开发建树此东亚数千年之世界”⑦;末篇《史化》最为切近时务,体现了柳  
氏以史经世的精神。总之,《国史要义》包蕴史之起源、历史编纂、古史家法、史家修养、史学与政治诸方面,出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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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震旦《根植本土:当代中国史学主体性的崛起》,《文史哲》2019年第4期,第142ꢊ154页。  
陈垣《序》,陈垣《校勘学释例》,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页。  
陈垣《序》,陈垣《史讳举例》,陈智超主编《陈垣全集》第7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146页。  
陈垣《史源学实习课程说明》,陈智超编《史源学实习及清代史学考证法》,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ꢊ2页。  
柳诒徵《国史要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6页。  
柳诒徵《国史要义》,第298ꢊ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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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开军ꢄ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的形与神  
史诸子,又贴近时代思潮,张扬“史为政宗”之意①,“言史一本之礼”②,是一部自成体系的中国本位史学理论著作。  
陈垣、柳诒徵之外,刘咸炘在构建具有民族风格的史学理论方面成就突出。刘咸炘在行辈上虽晚于柳诒徵,  
但二人实为史学同道。柳诒徵在《国史要义》中屡屡援引刘咸炘的观点,多表赞同之意,即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刘  
咸炘在中国本位史学理论方面提出了八字真言“察势观风”、“史有子意”。王汎森指出,“‘风’是一个在近代经新  
史学洗礼之后长期被忽视的史学观念”③。在文明演进中,最具标识性的往往便是一时一地之“风”与“势”,而要观  
察“风”“势”,则需凭借史识,这构成了刘咸炘史学理论的重心。刘咸炘还认为,古今典籍不外史、子两类,因为“世  
间不过事与理。载事之书曰史,载理之书曰子。……事必求其理,理必著于事,子史亦不能划断也。史先而子后  
者,先实而后虚也。不论其世,必不能知其言也。荀卿长于礼,道家出于史,墨翟亦广征百国春秋,未有不由经、史  
而成子者”④,甚至诸子亦是史,“子之言理,乃从史出,周秦诸子,亦无非史学而已”⑤。此即“史有子意”。可见,刘  
咸炘重事理,以史统摄四部之学。他进而强调史书要有诸子之意,“即事见风,即实求虚,所谓史而有子意也”⑥。  
在他眼中,《史记》就是一部有子意的史书。他曾指出,《史记》虽多“以人题篇”,实则“以事义统人”,“吾疏《伯夷  
传》,所谓先将一代事罗于胸中而分篇说之,一事为一篇,或数事为一篇,旁见侧出,数十篇书如一篇,非拘拘为一  
人立一传,非拘拘为一人备始末,此其所以上承二经(指《尚书》、《春秋》———引者),貌异心同,而有诸子之意”⑦。  
可见,他所谓的“史有子意”,是将子学引入史学,强调史学研究的思想性,发展了古代的“史意”论。这层意思,在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理论史上,  
刘咸炘之外似无人论及。  
刘咸炘的史学在20世纪上半叶已得到蒙文通、唐迪风(唐君毅之父)、彭云生等人的高度评价,连平生不曾谋  
面的陈寅恪、钱穆、梁漱溟也对他颇为推重,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本位史学理论其时已形成一股不可小觑的力  
量。  
尤当强调的是,陈垣、柳诒徵、刘咸炘三家并非孤立无援的学术个体,他们皆具有学派之规模与气象。明乎  
此,对于评估中国本位史学理论在20世纪上半叶史学界的影响至关重要。在这一时期,陈垣执教于辅仁大学、北  
平师范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诸名校,开设“史源学实习”、“史学名著评论”等课程,柳诒徵则在南京高等师范  
学校、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传道授业,学界素有“北陈”、“陈门四翰林”、“南高学派”、“南柳北陈”等说法。陈、柳二  
氏弟子广布,他们的史学理论与观念自然随之播撒,自不待言。倒是名气不如陈垣和柳诒徵的刘咸炘,其学说传  
布情形尚需略述。无论是地域位置,还是学术宗尚,刘咸炘都很符合“边缘”的标准,但“边缘人群并非是完全沉默  
无声,他们以各种形式的‘语言’宣称‘我存在’”⑧。  
刘咸炘终生不曾出川,其学说影响范围固不及陈、柳,但双流刘氏一脉自清代中期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蜀  
地学术望族,门生故交遍及蜀中。刘咸炘不仅在敬业书院、成都大学、四川大学任教,而且在家族开办的尚友书塾  
中指导弟子长达16年。尚友书塾是传统的书院式讲学授徒之地,“学子大都为刘氏历代门人之子弟、亲友、故旧,  
或仰慕刘氏三代孝廉风范之士林子弟。其学生来源,不仅为成都附近郊县,更有远至省内边远州县”⑨。书塾中的  
学问传授以经史为本,史部除“前四史”、《资治通鉴》外,还推荐阅读《史通》、《文史通义》。书塾中的一部重要教材  
便是刘咸炘撰写的《浅书》,书中多谈“察势观风”、“史有子意”一类主张。刘门弟子多奉“察势观风”、“史有子意”  
为治史圭臬,尤以罗体基、李泽仁、陈华鑫、李克奇、赖天锡、刘开柳、杨致远等能传其学ꢈꢇꢉ,“请业诸生,论学诸友  
……皆文章相与倾慕而性道相与厚期”ꢇꢎꢈ,在2  
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隐约形成一个学有宗旨的学术门派。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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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诒徵《弁言》,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柳诒徵《国史要义·题辞·附熊十力函》,第1页。  
王汎森《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139页。  
刘咸炘《浅书》,《推十书》(增补全本)己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5页。  
刘咸炘《中书》卷2《认经论》附录《道家史观说》,《推十书》(增补全本)甲辑,第43页。  
刘咸炘《治史绪论》,《推十书》(增补全本)己辑,第238页。  
刘咸炘《治史绪论》,《推十书》(增补全本)己辑,第236页。  
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6页。  
刘伯穀、刘器仲《成都尚友书塾史述》,《蜀学》第2辑,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26页。  
ꢈꢇꢉ关于刘咸炘的弟子传承刘氏学术,以“察势观风”之眼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化,可参见:刘开军《衣钵相授:刘咸炘与弟子们的学术养成》,《史学  
史研究》2022年第3期,第49ꢊ56页。  
ꢇꢎꢈ刘咸焌《祭鉴泉二十四弟文》,刘咸燡代拟,手抄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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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在尚友书塾内,刘咸炘构建起了一个完备的中国本位史学理论传习系统。刘咸炘还以书塾为基础,于1925年创  
办了《尚友书塾季报》,“仿书院总集、学校杂志之例,印行季报,以发表一堂师弟研究之所得,期与当代学者共商榷  
之”①。由此而论,尚友书塾和《尚友书塾季报》就是一个传播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的重要阵地。  
以上所述,只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本位史学理论史上的荦荦大者,虽仅及陈垣、柳诒徵、刘咸炘三家,但借此  
亦可略知中国本位史学理论之所指。至于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的深层意蕴,则尚需探究其思想渊源、著述形态与话  
语系统。  
二ꢄ思想渊源、著述形态与话语系统  
由于时代原因,中国近现代史学大致经历了一个求新求变求用的演进过程,若在古今关系的角度下观察,往  
往给人一种抛弃传统、跨越传统的印象。然而,20世纪上半叶史家构建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的灵感仍源于传统史  
学。他们探讨的许多问题,也能在传统史学那里找到源头,表现出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赓续与认同。  
柳诒徵对《国史要义》的学术渊源已有自评,“根核六艺,渊源《官》、《礼》。发皇迁、固,踵蹑刘、章”②,表明他的  
史学理论根在六艺,源于《周礼》、《仪礼》,既要阐明司马迁、班固的史学,又要追随刘知幾和章学诚。从《国史要  
义》的内容和主张来看,柳氏所言不虚。陈垣从事史讳学的研究,深受以钱大昕为代表的乾嘉考据派的影响。正  
如他在《史讳举例》序言中所追溯的:有清一代的史家,如顾炎武、钱大昕、王鸣盛、王昶、赵翼等人,“对于避讳,亦  
皆有特别著录之条。钱氏《廿二史考异》中,以避讳解释疑难者尤多,徒因散在诸书,未能为有系统之董理”,于是,  
他“为避讳史作一总结束,而使考史者多一门路一钥匙也”,在自序末尾,他还特别注明“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六日,  
钱竹汀先生诞生二百周年纪念日”③。他对钱大昕再三致意,表明他的学术尊奉。若再追踪陈垣史源学的渊源,会  
发现这原本也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降至清代,史学家不仅史源意识非常明确,探索史源的学术实践也相  
当丰富。浦起龙为《史通》作注,即声称“一依文返本,庶免举事不原所出之诮”④。邵晋涵评论《宋史》,“大率以宋  
人所修国史为稿本,匆遽成编,无暇参考。宋人好述东都之事,故史文较详,建炎以后稍略。理、度两朝,宋人罕所  
纪载,史传亦不具首尾,遂至《文苑传》止详北宋,而南宋仅载周邦彦等寥寥数人”⑤。章学诚则称:“一字片言,必标  
所出。所出之书,或不一二而足,则必标最初者。(譬如马、班并有,用马而不用班。)最初之书既亡,则必标所引  
者。……书有并见,而不数其初,陋矣。引用逸书而不标所出,(使人观其所引,一似逸书犹存。)罔矣。”⑥赵翼在  
《
廿二史札记》中娴熟地运用追查史源的方法,考辨历代正史⑦。陈垣颇重赵翼之史学,早在1903年,已将《廿二史  
札记》分作“史法之属”与“史事之属”,从中揣摩治史之道⑧,留下了《廿二史札记校注》、《廿二史札记考正》两部专  
书。不仅如此,陈垣讲授史源学实习课程,使用的教材之一就是《廿二史札记》。由此而论,《廿二史札记》对陈垣  
史源学思想的提出无疑具有导引之力。  
与陈垣的史讳学、史源学一样,刘咸炘的“史有子意”也有迹可循。中国古代史家从司马迁的“稽其成败兴坏  
之理”⑨开始,形成了言理的传统。刘咸炘“史有子意”更为直接的灵感,当来自章学诚评价郑樵的话:“诸子之意,  
寓于史裁,终为不朽之业矣。”ꢉꢈꢇ要知道,刘咸炘在学术上服膺的正是章学诚,所谓“吾族世传文史业,导师东浙一章  
君”ꢇꢈꢎ。此外,刘咸炘撰写《史体论》也渊源有自,用他的话来说,“言史体者,莫精于会稽章君”ꢇꢈꢏ。可见,实斋之学  
正是刘咸炘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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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友书塾季报略例》,《尚友书塾季报》1925年第1卷第1期,第1页。  
柳诒徵《国史要义·题辞》,第1页。  
陈垣《序》,陈垣《史讳举例》,陈智超主编《陈垣全集》第7册,第3、4页。按:钱竹汀,即钱大昕。  
浦起龙《史通通释》卷19《<汉书五行志>错误》按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517页。  
邵晋涵《南江文钞》卷12《宋史提要》,《邵晋涵集》第7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2065页。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49ꢊ350页。  
参见:赵翼《廿二史札记》(王树民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卷9“《宋书》多徐爰旧本”条、“《齐书》旧本”条、“《梁书》悉据国史立传”条,卷13  
“《北史》魏书多以魏收书为本”条,卷16“《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条,卷21“薛史全采各朝实录”条、“欧史不专据薛史旧本”条,卷  
2
3“《宋史》多国史原本”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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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垣《廿二史札记批注·题记》,陈智超主编《陈垣全集》第13册,第8页。  
班固《汉书》卷62《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5页。  
ꢇꢉꢈ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第376页。  
ꢇꢈꢎ刘咸炘《论学韵语》,《推十书》(增补全本)己辑,第106页。  
ꢇꢏꢈ刘咸炘《史学述林》卷1《史体论》,《推十书》(增补全本)丙辑,第3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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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开军ꢄ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的形与神  
这一时期,为学风格与刘咸炘有几分相似者,有浙籍史家宋慈抱。宋慈抱在学术上推尊晚清乡贤孙诒让(号  
籀庼),曾与梅冷生、周予同、戴家祥等人发起籀庼学会。宋慈抱熟知浙东史学,学兼文史,治史重义理。青年时  
代,他受冒广生、刘绍宽等人赏识,与夏承焘、李笠、薛钟斗等并称“永嘉七子”。宋慈抱的史学代表作是《续史通》。  
顾名思义,宋慈抱的志向是要承继《史通》,在史学上有一番作为。宋慈抱19岁时,王景羲指点他研读《史通》等  
书,“如婴孩得乳,乐而忘疲”①。宋慈抱赞誉刘知幾,“以耿介拔俗之操,为博雅传世之文,其行其学俱足称也”②。  
不论是“我欲《史通》置座右,续伸高义日星垂”③,还是“考史家之献,刘子玄《史官》及《正史》篇讨核详矣。今自《唐  
书》以后至《明史》之成,略述诸贤,用示多士”④,都明确表达了他要“续伸”《史通》之义。  
史学论著的表现手法虽属外在形式,但当旧式体例逐步被其时流行的章节体取代之时,仍然选择用旧有的方  
式呈现自己对于史学的思考,则不能不说暗含着某种学术上的取舍。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刘咸炘与宋慈抱的史学  
理论著作均不采用章节体,就是这样的一种学术表达。  
刘咸炘的《史学述林》、《文史通义识语》、《四史知意》三本论著均沿用传统的编纂方式。《史学述林》共5卷25  
篇。为了说明问题,兹罗列篇目如下:卷1有《史体论》、《史目论》、《史体史目二论补》3篇;卷2有《记注论》、《春  
秋》《<国语>论》、《<唐史记序>驳》、《<南北史>家传释非》、《通志私议》、《考信论》6篇;卷3有《<史通>驳议》、《刘知  
幾家学考》、《宋史学论》3篇;卷4有《考石文论》、《史学杂论》、《曾南丰<杂识>辑》、《<八朝名臣言行录>评》、《编年  
二家论评》、《浦阳人物记》、《稗史》评6篇;卷5有《别史考遗》、《唐宋杂记论》、《唐语林》、《唐杂记目》、《史病论》、  
《
<华阳国志>论》、《重修<宋史>述意》7篇,诸篇体例颇合章学诚“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之说⑤。以上25篇文  
章辑为1册,名曰《史学述林》,可见刘咸炘对“史学”的理解。《文史通义识语》共3卷,前2卷抄录《文史通义》原  
文,缀以按语,类似于旧时学人的读史札记,末卷4篇为《提要》、《辨惑》、《别嫌》、《较新》,附录有《章实斋先生传》、  
《章氏遗书目录》两篇。《四史知意》一书是刘咸炘研读“前四史”的札记,每篇先录原文,继而摘录诸家之说,以按  
语为断,这样的体例安排比章节体更为灵活和随性。  
宋慈抱《续史通》,原在《瓯风杂志》⑥上连载,虽属报刊文章,但亦效仿《史通》框架,分作内、外两篇。内篇有  
《惜马》、《斥班》、《尊欧》、《恨李》、《国志》、《晋纪》、《唐书》、《宋史》、《四通》、《学案》、《曲笔》、《浮词》、《表志》、《纪  
传》、《补述》、《方乘》、《载记》、《论赞》、《沿革》、《体例》20篇,外篇有《考献》、《监修》、《模拟》、《创造》、《因时》、《度  
德》、《损益》、《毁誉》、《注释》、《评断》、《问刘》、《诘章》、《点烦》、《辨惑》、《政治》、《人物》、《疑信》17篇。通观全书,  
《曲笔》、《浮词》、《论赞》、《点烦》4篇篇名直接取自《史通》,《表志》、《纪传》2篇篇名则是合并《史通》之《表历》、《书  
志》与《本纪》、《列传》篇名而成,其余诸篇之命名也沾染了《史通》之风。  
以上不厌其烦地罗列诸书之篇名体例,虽显琐碎,但从中亦可见作者之意趣。只需将上述论著的形式、篇名,  
与20世纪上半叶流行的新式史学通论、史学概论类著作,如罗元鲲的《史学概要》、胡哲敷的《史学概论》、李则纲  
的《史学通论》等稍作比较,便能感受到它们的确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史学理论谱系。  
话语既是学术的外衣,也折射学者的述学之道。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本位史学理论著述使用的语汇、文风,基  
本上延续了旧史学的概念与风格,同时也有一些发展。《国史要义》中的篇名,如《史权》、《史德》、《史识》、《史义》、  
《史例》都是传统史学的常见范畴;《史联》、《史化》则是根据旧史学而有所创新。柳诒徵还是一位以民族固有语言  
文字阐发史学理论的高手。他论道家与史学之关系,这样写道:“夫黄老之术何自而来? 由古史而来也。其术之  
大,可以君人南面。即为将相,亦可临民柄国,名遂身安。观《汉志》之言,可以知黄老之术即史术矣。”⑦1923年,  
柳诒徵的弟子刘掞藜在《史地学报》上连载《史法通论:我国史法整理》一文,分为《弁言》、《史学》、《史识》、《史体》、  
《通史》、《史限》、《详略》、《史才》、《史文》、《史德》、《自注》、《史论》、《史称》、《阙访》、《史表》、《史图》、《纪元》、《叙  
源》、《句读》19目,语汇也多源于传统史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宋慈抱《王子祥先生墓表》,《瓯风杂志》1934年第10期,“文苑”第6页。  
宋慈抱《续史通·问刘》,《瓯风杂志》1935年第21、22期合刊,“专载”第21页。  
宋慈抱《秋兴》,宋慈抱《寥天庐诗续钞》卷上,民国年间印本,第17页。  
宋慈抱《续史通·考献》,《瓯风杂志》1935年第15、16期合刊,“专载”第1页。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1《书教下》,第52页。  
《瓯风杂志》1934年1月创刊,陈谧任总编辑,宋慈抱、孙延钊、梅冷生等任编辑,其办刊宗旨为“阐扬先贤遗著,昌明故有永嘉学术,正俗解蔽  
而止于至善”(见创刊号“凡例”)。  
⑦
柳诒徵《国史要义》,第311页。  
16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935年,宋慈抱作诗自述文章之道:“秉笔为文章,浑忘好与丑。骈也追庾徐,散乎宗韩柳。”①原来,宋慈抱欣  
赏的是庾信和徐陵的骈文,韩愈和柳宗元的散文。此时,他正全力撰写《续史通》。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续史通》  
表现出浓郁的旧体文章格调了。宋慈抱指摘前史,笔端不加掩饰,颇似刘知幾,如批评《汉书》,“取材比迁史为多,  
得书比迁史较易,而剪裁删削非其所长。其有军国大事、帷幄密谋、乱臣贼子之所为、艳妇娇妻之所误,当时曲笔,  
异代可以昭彰;公庭微文,私家不妨显豁。兰台反是,故遗恨尤多也”②。《续史通》行文辛辣尖刻,若谓“休文《宋  
1
书》,数盈百卷。夷考宋自刘裕践祚,刘准逊位,仅六十年。礼乐不足观,政治无可录。臣皆吠尧之杰,士多帝秦之  
雄。而百卷告成,成于一手者,何哉?盖实事非多,浮词尽录”③。经历白话文运动之后,这类文章还基本保持着一  
种传统史学的古雅之风。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本位史学理论家们有意守旧,只是他们警惕于有朝一日白话文取  
代文言文,国人可能陷入“难通古书,自失先人遗产,学何以进”④的境地。由此看来,话语既是形式,也关联本体。  
这里说到对待“先人遗产”,则又关涉到如何看待域外学术与本国史学的态度问题。  
三ꢄ立场与态度  
一般来说,思想立场往往决定学术态度,但学术问题繁赜曲折,有时又未必非此即彼、黑白分明,能够简单对  
应。在如何看待本国史学与域外史学方面,中国本位史学理论家群体内部虽存在个体差异,不尽相同,但总体基  
调尚属明晰。  
第一,对域外学术,并非漠不关心,闭目塞听。  
西学东渐,风潮强劲,在此情此景下强调本位、言说传统,似有自封之意和自大之嫌。然而,在中国史学史上  
从来不乏颠覆人们初步观感的事例。最近两百年间历史的发展也一再证明,古与今的对话、中与外的交融才是文  
化与学术演进的常态,生活于新旧交织时代的史学家,对域外的思想与学术自有一种会通中外的气度。  
中国本位史学理论也吸纳新学。柳诒徵曾自述“旁览域外”,呼吁“今人论史,尤宜比勘外史”,他还认可进化  
论,认为“近人治史,多本进化论,盖缘西哲就生物之演变测人群之进步,而得此基本观念。治吾史者,准此以求,  
亦可以益人神智”,面对国内史学界对旧史的怀疑,他曾援引斯宾塞《群学肄言》中的话说:“斯宾塞尔既深讥爱国  
之偏,又历陈贬国之失,学者倘研阅其说,或亦可补刘、章、梁氏诸说所未备欤。”⑤可见,他不是墨守成规、拒绝西学  
新知之人。刘咸炘治学也注意吸收新学营养,他不仅购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量新学书籍,还托蒙文通、姚名达  
从北京代购新书⑥;在他的阅读书目里,不仅有经史子集,还有《新史学》、《历史哲学概论》,不只有孔、孟、马、班,还  
有达尔文、甄克思、詹姆士、杜威、杜里舒、柏格森、克鲁泡特金、稻叶君山;在他的藏书中,就有《东洋史》、《世界文  
化史》、《罗马社会史》、《西洋史学史》、《欧洲思想大观》、《西洋科学史》、《近世资本主义发展史》以及《布尔什维主  
义底心理》等书籍;读他的文章,丝毫不会觉得他是因为不了解外部世界才坚守中国本位的学术观念。  
第二,对旧史学,抱持一种自信与敬意。  
对本国学术的自信与敬爱是中国本位史学家的精神底色。近年整理出版的陈垣《中国历史研究法批注》,为  
我们透视20世纪20年代初陈垣对待旧史学的态度提供了珍贵史料。当读到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的“近  
百年来欧美史学之进步,则彼辈能用科学的方法以审查史料,实其发轫也。而吾国宋明以降学术之日流于诞渺,  
皆由其思想与批评非根据于实事,故言愈辩而误学者亦愈甚也”⑦,“旧史既不可得遍读,即遍读之亦不能养吾欲  
而给吾求,则惟有相率于不读而已。信如是也,吾恐不及十年而中国史学将完全被驱出于学问圈外”的两句话时,  
陈垣对前一句批下了“此何等语”四字,对后一句则以“久已十年”相回应⑧。如果说“此何等语”是委婉的诘问,那  
么“久已十年”则是明确的反驳,终归是无法认同那些对传统史学无情且缺乏学理的讥讽。  
陈垣的认识在当时并非个例。柳诒徵也称:“近人谓吾史都似聚若干篇墓志铭而成,盖以《名臣碑传琬琰集》、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宋慈抱《乙亥三月晋郡承陈仲陶梅冷生招饮以诗答之》,宋慈抱《寥天庐诗续钞》卷下,第26页。  
宋慈抱《续史通·斥班》,《瓯风杂志》1934年第2期,“专载”第6页。  
宋慈抱《续史通·浮词》,《瓯风杂志》1934年第9期,“专载”第29页。  
刘咸炘《语文平议》,《尚友书塾季报》1929年第7期,第99页。  
以上引文,参见:柳诒徵《国史要义》,“题辞”第1页及第113、193、161页。  
关于刘咸炘请姚名达代购新书事,由刘咸炘哲嗣刘伯榖先生告知。1932年,刘咸炘病逝后,姚名达写信给刘咸炘遗孀,并寄回刘咸炘放在姚  
名达处的购书款,姚名达的信函后因时势动荡而下落不明。  
⑦
⑧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9、27ꢊ28页。  
陈垣《中国历史研究法批注》,陈智超主编《陈垣全集》第22册,第168、140页。  
170  
刘开军ꢄ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的形与神  
《
耆献类征》之类视史。若知史之镕裁辉映,迥与集录碑传殊科,不致发此论矣。”①柳诒徵的这番批评显然也是针  
对梁启超《新史学》里“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  
成者耳”②,有感而发。柳诒徵比较中外史学之后,不是看到中国史学的不合时宜,而是发现了“吾史之美”,认为那  
些轻视传统史学的人,不过是“徒以近百年间,国力不振,遂若吾之窳敝,皆受前人遗祸,而不知表章国光”③,是“拾  
其新说,病吾往史,则论世之未得其平也”④。类似的言论,在《国史要义》中还有不少,足证柳诒徵对传统史学的敬  
意。1947年,年近古稀的柳诒徵在重版他的名作《中国文化史》时仍壮志满怀地写道,“吾往史之宗主,虽在此广宇  
长宙中,若仅仅占有东亚之一方,数千祀之短晷,要其磊磊轩天地者,固积若干圣哲贤智创垂赓续以迄今兹,吾人  
继往开来,所宜择精语详,以诏来学,以贡世界”⑤,字里行间洋溢着对旧史学的自信,对自我学术使命的期许。  
生活于学术中心,与主流史学界交流频繁的陈垣、柳诒徵尚且持这样的态度,长期居于非主流史学圈层的史  
家,面临旧史学被域外学说挤压的局面,反应自然更为激烈。1917年,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22岁的瑞安青年宋  
慈抱,发出了“欧化东渐,国粹中坠,莘莘学子,视旧法如弁髦”⑥的哀叹。这种文化的焦灼感在他的诗文里亦有反  
映:“经史湮沦脉望丛,不堪欧化异端攻。”⑦在与浙东遥遥相对的西南,尽管此时蜀地还相对闭塞,但刘咸炘也与宋  
慈抱有着相同的感受。面对“西来之风,侵削华化”⑧,目睹鲁滨逊《新史学》的风行海内,刘咸炘感慨不已:“吾国人  
轻其家业,好学而不深思,遂以为新耳。”⑨宋、刘二人并不相识,也从无沟通,但他们不约而同地诉说了域外文化冲  
击下传统史学式微带来的阵痛。凡此,皆可与钱穆“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  
历史之温情与敬意”ꢇꢈꢉ的名言相互发明,互为注脚。  
学界惯以“文化保守派”之名指称上述学者。在某些语境中,“保守”总被涂抹上消极、落伍的色调,同时对立  
着一个“先进”的他者标准。需要强调的是,刘咸炘、宋慈抱等人并非一味赞美旧史学,中国本位史学理论也并不  
是传统史学理论的现代复制品。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种景象,即他们不是在旧史学的王国里徘徊不前,迷  
失自我,而是对旧史学也执行着自觉的检讨。刘咸炘作《<史通>驳议》“以纠其违”ꢈꢇꢎ。即便是对章学诚,刘咸炘也  
撰写《通志私议》以“补章先生之未足”ꢇꢈꢏ,并在《续校雠通义》著作中设《匡章》篇,“举五条而匡正之”ꢈꢇꢑ。宋慈抱《续  
史通》中的《问刘》、《诘章》二篇,专门检讨刘知幾与章学诚之不足,并指出《史通》“尚多遗恨”ꢈꢇꢙ,章学诚“顾名忽实,  
舍近图远”ꢇꢈꢚ。这些批评,既是中国本位史学理论家对于本国史学的深刻自省,也是对时代丕变下中国史学如何  
前行的有益思考。  
四ꢄ中国本位与中国化  
只有中国本位,才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化。换言之,中国本位是中国化的思想基点与学术前提。如果这个看  
法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中国本位史学理论”就具有丰富的时代意涵。这一研究取向与学者提出的重访近现代学  
①
②
柳诒徵《国史要义》,第119页。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页。按,梁启超并不是依据《名臣碑传琬琰集》等书作出旧史学是墓志铭  
这一判断的,但这不妨碍柳诒徵反驳梁启超的主张。  
柳诒徵《国史要义》,第113页。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柳诒徵《国史要义》,第161页。  
柳诒徵《弁言》,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第3页。  
ꢀ
宋慈抱《墨庵骈文甲集·孙氏遗书总序》,1921年印本,第24页。  
宋慈抱《答张震轩丈》,宋慈抱《寥天庐诗钞》卷四,民国年间印本,第6页。  
刘咸炘《史学述林》卷5《重修<宋史>述意》,《推十书》(增补全本)丙辑,第574页。  
刘咸炘《文史通义识语》卷下《较新》,《推十书》(增补全本)甲辑,第1119页。  
ꢈꢇꢉ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书首语》第1页。  
ꢈꢇꢎ刘咸炘《史学述林》卷3《<史通>驳议》,《推十书》(增补全本)丙辑,第459页。  
ꢇꢏꢈ刘咸炘《史学述林》卷2《通志私议》,《推十书》(增补全本)丙辑,第444页。  
ꢇꢑꢈ刘咸炘《续校雠通义·匡章》,《推十书》(增补全本)丁辑,第93页。  
ꢇꢈꢙ宋慈抱《续史通·问刘》,《瓯风杂志》1935年第21、22期合刊,“专载”第22页。  
ꢇꢈꢚ宋慈抱《续史通·诘章》,《瓯风杂志》1935年第21、22期合刊,“专载”第24页。  
17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术史上“执拗的低音”有几分暗合,但也不尽相同①。  
除了本文重点分析的陈垣、柳诒徵、刘咸炘、宋慈抱数人外,可归入这一史家群体的还有张尔田、陈汉章、钱  
穆、刘掞藜等人。他们提出的“察势观风”、“史源学”等观念与方法论,对今日之历史学研究仍有或隐或显的影响  
与启迪,足以证明理论不曾过时,只是研究者更换了门庭。常言道“与时俱进”,但需明白“时”中有“势”,而“势”又  
赓续传统,哪怕是一度式微的传统。唯有如此,“进”才有路。  
“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的提出,不是要刻意拔高它的学术地位,也无意于将域外回响与本土延续对立起来、势  
同水火,这既不符合学术史的事实,也不合乎笔者对于20世纪上半叶史学理论史的观察。同理,研究中国本位史  
学理论,绝非否定在域外学术刺激下中国现代史学理论取得的成就,也不是要简单粗暴地强行回到传统中去(须  
知中国本位史学理论家不是复古主义者)。它只是表明从传统史学的土壤中可以生长出新的史学理论之花,并结  
出历史学的累累硕果。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的成绩,从一个方面昭示着传统史学在史学近代化进程中顽强的生命  
力,说明旧史学与新史学之间从未截然断裂,而是始终血肉相连。如果说外部的推动是催生中国现代史学的重要  
力量,那么本土史学气韵的内在延续则是中国现代史学之所以为“中国”的关键因素。  
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的构建者走的是温“故”知“新”的治学路数。刘咸炘、宋慈抱甚至没有接受过新式高等教  
育,是在非常传统的学术氛围中靠研读古代典籍成长起来的一代学者。这固然不能说是他们的优长,但也不宜视  
为缺憾,或可算作这一史家群体的特点。毕竟,在20世纪上半叶留学生史家及其追随者占据着大半壁江山的史  
学界,这些土生土长的史学家们保持了传统史学的原汁原味。即便在国力衰弱、外有强敌的时代,他们仍不忘坚  
守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从传统中汲取理论资源,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论,坚信本土史学可以浴火重  
生;同时,他们还在中国本位史学理论指导下,撰著了一批达到一流史学水准的学术成果。因此,他们是20世纪  
中国史学史上不可回避的存在。  
如果说梁启超、胡适、傅斯年等人是取域外之火种,点亮了中国史学的殿堂,察觉到了旧史学的诸多缺憾,并  
努力以域外学说改造中国史学的话,那么陈垣、柳诒徵、刘咸炘等人则是取法旧史,旁观新论,延伸着传统史学的  
轨迹。这提示着研究者注意这样一个事实:20世纪上半叶,在古与今、中与外、新与旧的史学思潮竞争中,史家的  
选择并非唯一,而是在滚滚洪流中出现了明显的分流。中国传统史学的现代转换之路是多元并进的,除了向西方  
看齐,还有继承传统和创新传统。在激进与保守、中学与西学相互纠缠的史学景观中,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本位史  
学理论家群体的肖像,在近代史学史研究者视野中,曾一度变得模糊不清,但时至今日,又成了一抹挥之不去的光  
影。如今的研究者已意识到,正是因为立足中国,取法传统,借鉴域外,中国史学才得以生生不息,延绵不绝。  
行文至此,想到1935年。这一年或可算作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文化建设方略大讨论的重要年份。是年初,曾  
因翻译和介绍鲁滨逊《新史学》而知名的何炳松,联合陶希圣、萨孟武、孙寒冰等九人,发表了著名的《中国本位的  
文化建设宣言》,开篇就疾呼:“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中国在对面不见人形的浓雾中,在万  
象蜷伏的严寒中;没有光,也没有热。为着寻觅光与热,中国人正在苦闷,正在摸索,正在挣扎。”他们提出的文化  
建设方略是“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②。  
近90年过去了,今时早已不同于往日。但那一代学人的宣言及其引发的争辩,分明还残留着历史的余温。新时  
代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仍在摸索,在建设,并在这样的学术回眸中确立了中国文化建设与振兴的方向与路  
径:自本土构建本位,由本位走向自主。  
[责任编辑:凌兴珍]  
①
②
王汎森所言“低音”,指“被新派论述所压抑下去的声音”,“被忽略而仍具有重要性的思维方式、观念等”,提倡“省视被近代学术及思潮一层又  
一层复写、掩蔽、遮盖、边缘化,或属于潜流的质素”(《序》,王汎森《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第1ꢊ2页)。这是富有学术启发  
性的论断。笔者和王汎森都把刘咸炘作为一个重要的典型性人物加以分析,并有不谋而合之见,但“中国本位史学理论”与“低音”的意旨仍  
有差别。  
王新命、何炳松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文化建设》1935年第1卷第4期,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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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卷第5期  
024年9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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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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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1ꢁN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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ꢂSocialSciencesEditionꢃ  
Septemberꢁ2024  
借石他山:司马相如文学史地位再思考  
卢ꢄ婕  
ꢄꢄ摘要:因为“文质彬彬”和“知人论世”的批评传统,国内学界对司马相如其人其作的评价一直以来毁誉参半。  
然而,西方汉学家提出了与国内学界不同的观点:首先,中国学界关于司马相如的“文质之争”在实质上是“文儒之  
争”,因此,尽管司马相如赋作中的内容和写作意图并不典型地体现儒家思想,但这不能成为否定其文学审美价值、  
想象力和创造性,低估司马相如文学史地位的合理理由;其次,中国学界以“知人论世”的方法对司马相如进行的伦  
理批评实际上陷入了“意图谬误”的陷阱。司马相如的文学史地位不应因其本人的道德瑕疵或者作品中的伦理问  
题受到影响。总的来说,在“世界文学”理念关照下,对司马相如文学史地位的认识需要以其在“民族文学”和“世界  
文学”双轴的位置来确定他在“文学经典”这一坐标系中的定位。  
关键词:司马相如;文学史地位;海外汉学  
ꢀ
DOI1013734ꢅjcnki1000-531520240615  
收稿日期:2023-12-04  
基金项目:本文系成都大学文明互鉴与“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一般项目“英美汉学界对‘蜀中汉赋三大家’的跨文明  
阐释研究”(WMHJ2024C0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比较文学方法论与话语建构研究(1978ꢊ  
020 21BWW021)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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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者简介:卢婕,女,四川广安人,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省社会  
ꢀ
科学院文学所联合培养博士后,E-mailꢆ81740948@qqcom。  
赋是我国文学史上不容忽视的重要文体,作为“赋圣”的司马相如自然会引发文学批评家的广泛关注。但  
是,古往今来,中国学者对司马相如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却一直争论不休,看法不一。扬雄、班固、刘勰、李  
白、杜甫都曾大力推崇司马相如作赋的成就。扬雄感叹司马相如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耶”①?班固评  
司马相如“蔚为词宗,赋颂之首”②。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中说:“相如赋仙,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  
遒也。”③李白和杜甫也分别写下“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④和“相如才调逸,银汉会双星”⑤等诗句来传扬他的  
美名。除了古代文人,现当代推崇司马相如赋学成就的学者也不乏其人。鲁迅曾说,“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  
相如,文莫若司马迁”,把司马相如与司马迁作为汉武帝时期文学和史学的巅峰人物。李大明总结司马相如的  
成就道:“一代赋圣、文宗,文脉绵赓,沾溉百世。”⑦刘跃进评价司马相如的辞赋是“体制宏伟,尤长夸饰,组织严  
密而音调富有变化,奠定了汉大赋的基本格局”⑧。但是,尽管有以上学者极力推崇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他在  
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却并不确定。一方面,扬雄、司马迁、班固、刘勰在褒扬司马相如辞赋的同时,也直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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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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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⑧
扬雄《答桓谭书》,《扬雄集校注》,林贞爱校注,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6页。  
班固《汉书·叙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255页。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13页。  
李白《大雅久不作(古风其一)》,安旗等笺注《李白全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885页。  
杜甫《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见赠》,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787页。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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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梦琳、吴晓玲《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出炉他们开创多个“第一”》,《四川日报》2020年6月8日,第5版。  
刘跃进《司马相如创作的时代意义》,《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第1ꢊ10页。  
17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陈其大量弊病;另一方面,还有苏轼、魏庆之、方孝孺等人因否定司马相如人格而贬低其辞赋的价值。  
总的来说,由于中国文学批评家对司马相如及其赋作的评论大相径庭,甚至是同一评论家对他的评价也充  
满矛盾,因此,司马相如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难以锚定。本文采用跨文明视野分析海外汉学家对司马相如的  
研究成果,以期引发国内学界对司马相如文学史地位的再思考。  
一ꢄ中西学界司马相如辞赋批评的观点分野  
中国本土文学批评家以“文质彬彬”的标准衡量司马相如辞赋,多认为其作品是“文胜于质”。然而,西方汉  
学家一方面认同中国学界对司马相如赋作的“文”的评价,还挖掘其“文”中彰显的想象力和创新性;另一方面又  
否定中国学界对司马相如赋作的“质”的批判,认为中国学界只以儒家文学观评价司马相如赋作的“质”缺乏客  
观性。在他们眼中,司马相如赋作是“文”与“质”和谐统一的典范,司马相如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应受到质  
疑。  
(一)国内学者司马相如辞赋批评:“文质之争”  
“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①。孔子对君子人格养成的论述常被借用来讨论优秀文  
学作品的生成标准。在进行文学批评时,“文”指文学形式,“质”则指文学内容。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应该在形  
式和内容二者中做到平衡和谐,亦即“文质彬彬”。自古以来,中国文学批评家关于司马相如赋作争论得最激烈  
的问题便是“文”与“质”的关系问题。  
大量中国文学批评家认为司马相如的赋作是“文胜于质”的。这种观点最早出现在扬雄的赋论中。作为与  
司马相如齐名,并且早期乐于模仿司马相如的汉赋大家扬雄,在晚年否定了司马相如所开创的大赋的价值,认  
为大赋是“童子雕虫篆刻”②。在此之后,班固说司马相如赋是“虚辞滥说”③。王充则认为其赋“文丽而务巨,言  
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④。在王充看来,司马相如的赋作虽文如锦绣,但却无益于明辨是非  
真伪,不过是徒有其表罢了。刘勰进一步巩固了人们对扬雄赋论的认可。他在《文心雕龙·物色》篇肯定了扬  
雄关于“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⑤的论断,说道:“及长卿之徒,诡势瑰声,模山范水,字必鱼贯,所谓  
诗人丽则而约言,辞人丽淫而繁句也。”⑥在《才略》篇中,刘勰更是直言支持扬雄的观点:“相如好书,师范屈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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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入夸艳,致名辞宗;然覆取精意,理不胜辞,故扬子以为文丽用寡者长卿,诚哉是言也!”⑦方孝孺《答王秀才》  
在比较汉代文学家成就之时也说:“汉儒之文,有益于世,得圣人之意者,惟董仲舒、贾谊。攻浮靡绮丽之辞,不  
根据于道理者,莫陋于司马相如。”⑧在扬雄、王充、刘勰、方孝孺看来,司马相如的赋作过于关注词语的华丽和句  
式的繁复等形式技巧,忽视了“意”和“理”等内容的表达,没有做到艺术形式和思想内容的有机结合,没有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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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艺术要衔华佩实、文质彬彬的至高境界。直到近现代,大量中国学者仍是沿袭了扬雄“文是质非”和刘勰  
“
理侈而辞溢”⑨的评价,否定司马相如赋作的思想价值。比如,马积高认为,汉人对文章概念的提出及其认识对  
汉赋创作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赋作者力求在有一定的讽谕意义,在言志的基础上把赋写得美些,有文彩  
些,这是积极的;二是他们所认识的美,主要局限在文字的华丽上,这又往往走到邪路上去,因而是消极的。”ꢇꢈꢉ在  
他看来,汉赋中的美与刺之间的紧张未能纾解,辞藻的过度铺排没有增强,反倒是削弱了部分篇章的思想价值。  
司马相如的赋作虽然也希望能像《诗经》一样起到“以风刺上”的目的,但是其赋作尽管做到了“主文而谲谏,言  
之者无罪”,却显然没有达到“闻之者足以戒”ꢇꢈꢎ的效果  
神女赋已经出现“不免于劝”的弊  
。宋玉的《高唐赋》、《 》  
端,枚乘的《七发》有所发展,而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则更加突出地体现了“美”与“刺”即“文”与“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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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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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⑧
⑨
《论语·雍也》,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79页。  
扬雄撰、李轨等注《宋本扬子法言》,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版,第52页。  
班固《汉书·司马相如传》,第2609页。  
王充《论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20页。  
扬雄撰、李轨等注《宋本扬子法言》,第54页。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694页。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698页。  
方孝孺《逊志斋集》,徐光大校点,宁波出版社2000年版,第357页。按:引用时标点略有改动。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506页。  
ꢈꢇꢉ马积高《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36页。  
ꢇꢈꢎ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正义《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71页。  
174  
卢婕ꢄ借石他山:司马相如文学史地位再思考  
的矛盾。又如,姜书阁认为,司马相如的汉赋“只务赋文之闳丽”,“不出于情志”①。他所言的“闳丽”属于形式技  
巧层面,而“情志”则属于思想内容层面,因而该评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批判了司马相如赋作重文轻质的缺憾。另  
外,尽管龚克昌高度赞扬司马相如赋作的浪漫主义特色和华丽文辞,但他也明确地指出了其缺点:反映的生活  
面较窄、较浅;形式比较呆板,有的公式化;取材也比较芜杂,给人以堆砌材料之感,遣词造句也有艰深堆砌之  
嫌②。从他的论述来看,司马相如在形式上的过度追求,不仅使得其赋作在思想性上打了折扣,而且在审美性上  
也显得过犹不及。  
郭绍虞曾经指出,儒家的文学观最重要者有两点:一是尚文,一是尚用。孔子本人希望二者能折中调剂,恰  
到好处,但后儒却各执一说,互趋极端,尤其是尚用轻文,重道轻艺,因此,他甚至说,“论其影响所及,则非惟不  
足助文学之发展,有时且足摧残文学之生命”③。易言之,尽管孔子推崇文质并重,但后儒却走上了重质轻文的  
极端,这一点在国内的司马相如辞赋评论上体现得尤其明显。钱穆就曾说:“赋后来变成皇室的消遣文学,作为  
供奉之用,即成为御用的、帮闲的文学,如司马相如作的赋,便是这一类作品。”他指出,扬雄反对和看不起赋的  
原因是“孔门并不重视帮闲的、御用的文学”④。  
不过,在中国批评家对司马相如赋作的文质之争中,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司马相如赋作的华丽文采和主题表  
达相得益彰。因其赋作“文质彬彬”,司马相如理应在中国文学经典的殿堂中稳占一席之地。比如,司马迁在  
《史记》中的《司马相如列传》和《太史公自序》中论及司马相如时分别说过:“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  
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⑤在他看来,司马相  
如写作的目的是要劝谏君主节俭和无为而治,其文辞的浮夸并没有弱化主题的表达,也没有妨碍作者达成写作  
意图。明代王世贞把司马相如与屈原相提并论:“屈氏之《骚》,骚之圣也;长卿之赋,赋之圣也。一以风,一以  
颂,造体极玄,故自作者,毋轻优劣。”⑥在他看来,司马相如赋作在“造体”(形式)上极尽玄妙,在内容上也并不贫  
弱。前人总是诟病其形式大于内容,厚屈原而薄相如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将司马相如赋作的创作目的等同于屈  
原辞赋的创作目的,然而,如果认识到司马相如作赋不是讽谏君王,而是颂赞国家之大一统和君王的文治武功,  
那么,他的“造体”就可以被看成能很好服务于“颂”的内容的。从司马迁和王世贞的论述来看,他们为司马相如  
正名的方式都是通过对其赋作的“质”或“用”进行别样解读,回避或消解他人采用“文质彬彬”的标准来质疑司  
马相如文学和思想价值。  
(二)西方汉学家司马相如辞赋批评:“文儒之争”  
无论是推崇还是贬抑,中国文学批评家关于司马相如文学史地位的讨论都是以孔子提出的“文质彬彬”标  
准为基础。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学者就司马相如赋作中的文质关系争鸣不断。这一文学现象也引发了西方  
汉学家的关注,他们以“他者”的眼光观察中国学界对司马相如赋作的“文质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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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汉学家对司马相如辞赋之  
“文”的新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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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年  
,阿瑟·韦利(ArthurWaley)在《古今诗赋》(TheTempleandOtherPoems)中只节译了《子虚赋》  
部分内容。他解释了自己没有将司马相如赋作完全翻译为英文的原因:“我想凡是读过司马相如赋的人,一定  
不会责怪我未能将他的赋完全翻译出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作家的笔下能写出这样滔滔不绝的富丽辞藻……他  
能与文字语言嬉戏,正如海豚能与海洋嬉戏一般,像这般富丽的辞藻是不能形容的,更遑论翻译了。”⑦由此可  
见,韦利非常清楚司马相如赋作文采粲然、华丽至极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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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年  
,华兹生(BurtonWatson)在其著作中说,和很多早期的天才艺术创作者一样,司马相如对他的赋作  
形式并不加以约束,也不考虑他的作品是遵守还是偏离了早先作家们确立下的既有模式,司马相如的作品尤其  
1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姜书阁《汉赋通义》,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288、290页。  
龚克昌《汉赋研究》,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367页。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2ꢊ25页。  
钱穆《中国文学史》,叶龙记录整理,天地出版社2018年版,第66ꢊ67页。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第3698、3997页。  
王世贞著、罗仲鼎校注《艺苑卮言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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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hurWaleyꢁtransꢁTheTempleandOtherPoemsꢂNewYorkꢆGeorgeAllen&UnwinLtdꢁ1923ꢃꢁ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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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能够通过节奏和语言令人着迷,汉武帝在读完他的一首赋作时宣称他觉得飘飘有凌云之气,这一点也不足为  
奇①。从华兹生的论述来看,他十分欣赏司马相如赋作形式自由以及节奏和语言令人着迷(bewitching)的特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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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年  
,美国最著名的汉赋研究者康达维(DavidR Knechtges)在《司马相如的<长门赋>》中向西方读者  
介绍了司马相如在中国的文学声誉,他说:“司马相如赋家之名声主要建立在《子虚》、《上林》二赋之上。此二赋  
均以精雕细琢的技巧,美辞丽藻的堆砌来描绘汉朝天子及齐楚诸侯共同拥有、供其校猎的苑囿。”②除此之外,他  
还在为龚克昌《汉赋讲稿》英译本所作的序言中,表达了赋体文学曾在中国被贬低为空洞的形式主义和无谓的  
冗繁辞藻的惋惜③。尤其是当他发现扬雄和司马相如的赋作也因为夸张和缺乏真实性的描写而受人诟病后,他  
不禁辩护道:“尽管赋家如扬雄、司马相如等,在描写上缺乏真实性是不争的事实,但也不可因为他们的作品多  
是虚构的,就仓促地将之贬为劣等。其实,正是他们作品中奇幻、丰富的想像力,方使得他们的赋作非常具有吸  
引力。”④在他看来,因汉赋而闻名的扬马二人均是汉代的文学翘楚,后人对此二人的贬低是站不住脚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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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年,康纳瑞(ChristopherLeighConnery)在论及康达维将“赋”称之为“epideicticrhapsody”(辞藻华美  
2
的狂想曲)时指出,“赋的主要美学原则是完整性和穷尽性,而并非具体性或精准性”⑤。在他看来,司马相如《上  
林赋》中“铺采摛文”,列出二十余种植物名称的写法是完全符合赋的美学特征的。而且他还提出,司马相如的  
赋突破了以楚辞为圭臬的传统,打破了汉赋写作以“序”、“正文”和“乱”构成的三段式文章结构,并不严格遵循  
中国传统的文学形式。因此,判断一首汉赋是否出类拔萃的评价标准,“并非以是否遵循形式规范为准,而是通  
过整体效果和具体某一精彩段落而进行判断的”⑥。  
从韦利到华兹生,再到康达维以及康纳瑞,总的来说,西方汉学家对司马相如辞赋的“文”的认识与中国文  
学批评家看法差别不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汉学家除了承认司马相如辞赋辞藻华丽和铺排夸张等特点  
之外,还通过挖掘司马相如作品中丰富的想象力以及形式的自由来突显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解释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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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迁把他作为“原型式”作家(ꢌprototypicalꢍwriter)为他立传的原因。易言之,司马相如赋作的“文”是确认无  
疑的,只不过在西方汉学家看来,司马相如的文学史地位不能仅仅奠定在其华美的辞藻和铺排夸张等修辞特点  
的基础上,更应奠定在其赋作无与伦比的想象力与他对汉赋形式的开拓之功上。因为,在西方汉学家看来,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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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相如赋作的铺排特点无非就是中国早期诗歌平行句式的延续。比如,傅汉思(HansH Frankel)就认为,司  
马相如在《上林赋》写皇帝“游于六艺之囿,驰骛乎仁义之涂,览观《春秋》之林”,其句式就是把二元的平行发展  
为三元的平行。而三元平行的诗句除了在散曲中较为常见之外,在其他的中国诗歌体式中并非普遍⑦。笔者认  
为,傅汉思之所以不甚看重司马相如赋作“铺采摛文”的特点,其主要原因在于西方的文学艺术创作者承受着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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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影响的焦虑”。布鲁姆(HaroldBloom)曾把那些在文学史中留名的作家称为“强者”。他认为,“所谓的诗  
人中的强者,就是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向威名显赫的前代巨擘进行至死方休的挑战的诗坛主将们”,“一部诗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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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tonWatsonꢁtransꢁIntroductiontoChineseRhyme-ProsePoemsintheFuFormfromtheHanandSixDynastyPeriodsꢁR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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ꢂNewYorkꢆ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71ꢃꢁ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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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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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参见:DavidR KnechtgesꢁꢌSsu-maHsiang-juꢐsꢛTallGatePalaceRhapsodyꢐꢁꢍ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41ꢁno1ꢂJ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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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81ꢃꢆ47-64译文参见:康达维《汉代宫廷文选与文化之探微:康达维自选集》,苏瑞隆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3ꢊ4页。  
康达维《龚教授<汉赋讲稿>英译本序》,苏瑞隆、龚航译,《学者论赋———龚克昌教授治赋五十周年纪念文集》,齐鲁书社2010年版,第50ꢊ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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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参见:DavidR KnechtgesꢁꢌNarrationꢁDescriptionꢁandRhetoricinYangShyongꢐsYeu-liehFuꢆAnEssayinRormandFunction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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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HannFuhꢁꢍinTransitionandPermanenceChineseHistoryandCultureꢁAFestschriftinHonorofDrꢄHsiaoKung-chꢀüa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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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BuxbaumandFredrickW MoteꢂHongKongꢆCathayPressꢁ1972ꢃꢁ359-377译文参见:康达维《汉代宫廷文选与文化之探微:康达维  
自选集》,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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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原文参见:ChristopherLeighConneryꢁꢌSaoꢁFuꢁParalleledProseꢁandRelatedGenresꢁꢍinTheColumbiaHistoryofChinese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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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VictorH MairꢂNewYorkꢆColumbiaUniversityPressꢁ2001ꢃꢁ231译文参见:梅维恒《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马小悟、张治、刘文楠译,  
新星出版社2016年版,第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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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参见:ChristopherLeighConneryꢁꢌSaoꢁFuꢁParalleledProseꢁandRelatedGenresꢁꢍ231译文参见:梅维恒《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第  
2
52页。  
⑦
傅汉思《梅花与宫闱佳丽:中国诗选译随谈》,王蓓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320ꢊ321页。  
176  
卢婕ꢄ借石他山:司马相如文学史地位再思考  
史就是诗人中的强者为了廓清自己的想象空间而相互‘误读’对方的诗的历史”①。由此可见,在西方文化语境  
中,作者的文学史地位主要是由其想象空间和创新性来决定的。在西方汉学家看来,依据西方的诗学传统,即  
便抛去司马相如赋作“铺采摛文”的特点,他丰富的想象力和对汉大赋体式的开拓也足以令他成为“诗人中的强  
者”,在中国文学史中稳占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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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汉学家对司马相如辞赋之“质”的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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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学界对司马相如赋作的“质”的批判,西方汉学家提出了一个值得国内学界深思的看法,即在一些  
西方汉学家眼中,中国学者关于司马相如的争鸣从本质上来说其实是“文儒之争”而非“文质之争”。在他们看  
来,无论司马相如赋作是旨在劝谏君主节俭或无为而治,或是歌颂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中国学者都无法反驳其  
作品中“质”的存在,大家争论的焦点其实并非司马相如赋作中的“质”存在与否,或“文”与“质”孰轻孰重,而是  
其“文”与“质”是否符合儒家文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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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7年  
,霍克思(DavidHawkes)在论文《女神的求索》(ꢌTheQuestoftheGoddessꢍ)中探讨了中国文学从  
楚辞向汉赋过渡的问题。他认为,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和《大人赋》与楚辞中的《湘君》都以巫术性的巡游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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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题材,写的都是帝王在众多神灵与灵物的护卫下的巡游,显示和证明了巫术法力②。施寒微(Helwig  
Schmidt-Glintzer)认为,由于汉人相信巫术,相信语言不仅可以对听众施加魔力,还常常直接对宇宙或宇宙的元  
素施加影响,因此,“赋虽然也具有娱乐和描述事物的功能,但它同时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赋予召神之责”③。  
司马相如见汉武帝“好仙道”,于是就上奏了《大人赋》,赋中极言仙人遨游四海之盛况,但最后却劝谏汉武帝求  
仙不足为喜。司马迁对此记载道:“相如既奏《大人之颂》,天子大说,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④由此  
看来,司马相如此赋的本意虽是劝退皇帝求道慕仙,但在实际效果上,却因赋作瑰丽的想象、华美的语言、娴熟  
的修辞,仿佛使他具有了驱驰灵娲、河伯、风伯、火神、雨师的能力,令皇帝感到如身临仙界,对仙道兴趣更浓。  
邢昺在《论语注疏》中对“子不语怪力乱神”的疏义是“记夫子为教,不道无益之事”,其中的“神”就是“鬼神之  
事”⑤。由此可见,儒家并不推崇神仙,而更注重祖先崇拜。《礼记》中“尊祖敬宗”的思想不仅被用来进行道德教  
育,还被用来维系宗法系统,推广到君臣之义,用作社会治理。而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尽管文辞华美,但其“质”  
却是关于“与真人乎相求”、“部署众神”、“使五帝先导”、“目睹西王母”等内容。扬雄在《法言》中虽说“如孔氏之  
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但他又讲道:“或曰:‘有人焉,自云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门,升其堂,伏其  
几,袭其裳,则可谓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质非也。’”⑥扬雄从早年以司马相如为偶像到后期对其开创的大  
赋传统嗤之以鼻,继而从文学转向经学,原因之一就是他逐渐认识到赋中的“质”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儒家思想的  
阳奉阴违,因此只能是“壮夫不为”的“童子雕虫篆刻”之技。以儒家的文艺观来看,司马相如的赋作是典型的  
“文是质非”,因而在儒家文艺观在中国具有绝对话语权的时代,其文学史地位自然会受到质疑和挑战。扬雄从  
早年推崇而后转为批判司马相如,其态度转变与后世儒家文艺观话语权力影响力变强是有紧密关联的。  
在不受到儒家文艺观影响的海外汉学家来看,“质”的内涵显然要大于而非等同于“儒家思想”。从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到西塞罗和朗基弩斯发轫,西方古代文论也注重文质关系。西塞罗指出:“任何人对他不知道的事  
情都不可能善于言说;甚至有人尽管对事情非常通晓,但他不善于对语言进行组织和加工,他仍不可能对他所  
通晓的事情很好地言说。”⑦在他看来,形式对于内容的传达至关重要。朗基弩斯说:“精巧词汇的使用反映的正  
是思想的光芒。”⑧他认为美的文词和形式本身即有意味。在深受西方诗学传统影响的汉学家们看来,首先,内  
容与形式几乎同等重要,甚至因为形式本身就是有意味的,他们更加看重“文”对“质”的表达,而不是一味重质  
①
②
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徐文博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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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HawkesꢁꢌTheQuestoftheGoddessꢁꢍinStudiesinChineseLiteraryGenresꢁedCyrilBirchꢂBerkeleyandLosAngelesꢆ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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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CaliforniaPressꢁ1974ꢃꢁ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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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施寒微《德国人写的中国文学史》,顾牧、李春秋译,河南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117页。  
司马迁《史记》,第3678页。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483页。  
扬雄撰、李轨等注《宋本扬子法言》,第54、61ꢊ62页。  
西塞罗《论演说家》,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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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inusꢁLonginusOntheSublimeꢁtransH L HavellꢂLondonꢆMacmillanandcoꢁ1890ꢃꢁ57  
17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轻文。其次,由于“文质彬彬”最先被孔子提出,中国学界在很大程度上将“质”等同于符合儒家思想的写作内容  
和目的,但脱离了儒家思想影响的海外汉学家们却认为文学的“质”并不只是包括儒家所推崇的观念,还有更丰  
富的思想,因此,对司马相如赋作的“质”的批判不是纯粹的文学审美批评,而是受到其他外部因素影响的结果。  
鉴于以上两点原因,海外汉学家大多认为,中国学界对司马相如赋作“文是质非”的指责,其实并非“文质之争”,  
而是“文儒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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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年,  
卜松山(  
)在《中国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从传统到现代》(Ästhetik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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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l-HeinzPo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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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theorieinChinavonderTraditionbiszurModerne)中分析了扬雄关于“辞”与“事”的关系的论述。  
①
他认为,扬雄所言的“事胜辞则伉,事[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让人联想起孔子关于文质关系的论述。在  
他看来,扬雄悔赋,或者扬雄对司马相如的批判,在实质上是用儒家道德的“质”(内容)来驳斥语言,即形式之  
美②  
。
刘勰在《文心雕龙·哀吊》篇中写道,桓谭对司马相如的评价是“及相如之吊二世,全为赋体,桓谭以为其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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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恻怆,读者叹息”。1971年,鲍格洛(TimoteusPokora)通过将这段评价与扬雄《答桓谭书》以及桓谭《新论》结  
合起来考察后,得到两点发现:一是桓谭评价文学和音乐的标准是作品是否能令读者和听者伤怀;二是桓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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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相如的评价深受扬雄的影响④。在此以后,柯马丁(MartinKern)以扬雄赋论为起点,分析了中国后世对司  
马相如文学史地位的认识。他认为,中国学界对汉赋的批判并不公允,“现有的西汉赋史及其评价,即使不是完  
全扭曲的,也可能是相当程度上受到其他因素影响的妥协的结果”⑤。他在文中虽未明言“其他因素”究竟为何  
物,但却指出扬雄在充满意识形态争论和变革的西汉后五十年时期提出对以司马相如为首的汉大赋的批判,实  
际上并不单是文学问题的论争,作为在文化巨变时期投身帝国文化批评及变革的重要人物,扬雄的立场很难客  
观中立。事实上,柯马丁对扬雄悔赋言论的质疑,涉及到了汉代儒家思想对于赋体文学的影响这一要害问题。  
在国内也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一问题。比如,钱穆认为:“汉武之殁,学术随世运而变,而儒术遂一枝独秀。辞赋  
家言,其在诸王国,则为纵横煽动;其转而至中央,则为浮夸颂扬。社会中衰,人心已倦,而辞赋铺张,乃不复为  
时好所趋。”⑥在他看来,独尊儒术的时代风气压缩了不符合儒家文学观的大赋的生存空间。“人心已倦”不仅指  
统治阶级对赋的重视大不如前,还包括普通读者的审美疲劳以及随之而来辞赋家们对作赋热情的消退。又如,  
李绪武认为:“作为一种新的文学体式,赋之所以能够自由地在文学史上一度大骋其势,与儒家伦理哲学体系创  
立伊始,思想文化环境相对宽松有很大关系。”⑦在他看来,司马相如在汉初开创的大赋那种铺采摛文的唯美倾  
向,还没有受到儒家重理性实用的文学观的钳制,因而可以发展为一代之文学。柯马丁的观点,实际上是对钱  
穆和李绪武等人的观点的延续,只不过由于他以海外汉学家的身份,以更为直接和猛烈的批判的方式,质疑了  
肇始于扬雄的中国汉赋批评。在他看来,扬雄在反思司马相如开创的汉大赋传统时所说的那些“悔赋”言论,为  
的是紧随时代学术发展大势,因而,扬雄弃赋从经,批评创作大赋者“颇似俳优”的观点并不客观,而是被独尊儒  
术的时代风气所左右。柯马丁通过分析扬雄对司马相如从仰慕到批判的态度转变,说明扬雄关注的焦点并非  
司马相如赋作是否具备文学性和思想性,而是其文学性和思想性是否符合儒家思想规范。由于中国学界对司  
马相如赋作的批评肇始于扬雄,后世的批评家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扬雄观点的影响,柯马丁采用沿波讨源的  
方式,论证扬雄关于司马相如的批判在本质上是“文儒之争”而非“文质之争”,以此来说明司马相如文学声誉的  
起伏,乃至赋体文学的兴起和式微,都与儒家思想影响力的强弱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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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儒之争”视野下的司马相如文学史地位  
3.  
西方汉学界将中国学界就司马相如赋作的争论归结为“文儒之争”,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在研究视角  
①
②
③
④
扬雄撰、李轨等注《宋本扬子法言》,第58页。  
卜松山《中国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从传统到现代》,向开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6页。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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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oteusPokoraꢁꢌHuanTꢐanandYangHsiungonSsu-maHsiang-juꢆSomeDesultoryRemarksonHistoryandTraditionꢁꢍJournalof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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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OrientalSociety91ꢁno3ꢂ1971ꢃꢆ431-438  
⑤
⑥
⑦
柯马丁《表演与阐释:早期中国诗学研究》,郭西安编,杨治宜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版,第141页。  
钱穆《秦汉史》,九州出版社2015年版,第222页。  
李绪武《赋体文学的创作与批评》,《临沂师专学报》1991年第1期,第24ꢊ25页。  
178  
卢婕ꢄ借石他山:司马相如文学史地位再思考  
上,他们是以“他者”的眼光,站在庐山之外看庐山,打破了大部分中国学者以儒家文艺观为正统典范的思维定  
式。国内学者往往因自身的思维定式而对儒家文学观对作家文学史地位的影响习而不察,但汉学家们置身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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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却有可能探骊得珠。其次,在研究方法上,他们除了以传统的文本细读(closereadin)方式对汉赋进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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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之外,还采用了“远读”(distantreading)的研究方法。弗兰科·莫莱蒂(FrancoMoretti)认为:“距离是  
一个知识的条件,它允许你关注的单位比文本更小或更大:技巧、主题、修辞或文类和体系。”①“远读”研究方法  
的优势是通过鸟瞰式的宏观视野,可以让文学呈现出“更长的历史、更大的空间和更深的形态”②。“ ”  
细读固然  
是文学研究的重要基本功,而“远读”则可以“避免大多数文学文本在文学的屠宰场中被遗忘”③。 ,  
因此就需要  
开放和宏观历史观的文学史研究而言,“远读”甚至比“细读”更为重要。由于西方汉学家采用“细读”与“远读”  
结合的方式,拒绝从儒家文学观的“文质之争”,而更多地从“文儒之争”的角度来研究司马相如的赋作,他们对  
司马相如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定位是中国秦汉时期名副其实的文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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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威仪(MarkEdwardLewis)在“哈佛中国史”系列丛书中介绍秦汉时期的中国文学时说:“在西汉的大多  
数时间里,诗赋被视为朝廷最重要的作品,司马相如被认为是最伟大的作家———诗人眼中的典范。然而,随着  
儒家经学地位的上升,其艺术风格中的很多方面都被抛弃了,一种以扬雄(前53ꢊ18年)为代表的流行趋势开  
始出现。”他不仅肯定了司马相如赋作作为文学经典的地位,还分析出由司马相如开创的大赋文学形式被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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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是“其梦幻般的人物形象和浪漫语言不符合儒家的写作理念”④。宇文所安(StephenOwen)在《剑桥中  
国文学史》中认为,“赋的发展,是汉武帝新的宫廷文化的组成部分;而扬雄、刘歆对赋的批评,则属于一个更大  
的、保守的文化重整思潮的组成部分”⑤。在他看来,司马相如的那些感官性极强的赋作,与当时的一些活泼的  
音乐、装饰富丽堂皇的郊祀坛一样,都是“现代派”的艺术,只是到了西汉后期,由于复古的、保守的思潮占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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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包括司马相如大赋在内的汉武帝整个宫廷文化都遭到了全面否定。桑禀华(SabinaKnight)认为:“虽然在  
相信文如其人的评论者看来,偏好华丽的赋是可笑的雕虫小技,但是赋在整个中古阶段(直至9世纪)都是最受  
人尊崇的韵文形式。”⑥尽管她在《中国文学》中对司马相如其人其作只字未提,但她对扬雄悔赋的否定,从侧面  
肯定了司马相如及其开拓的汉大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二ꢄ中西学界司马相如辞赋批评之方法论分歧  
大部分西方汉学家不仅以英美“新批评”的文本细读研究方法发掘司马相如赋作的审美价值,还以“意图谬  
误”理论否定中国学界因“知人论世”研究方法引发的关于司马相如其人其作的伦理批判。在西方汉学界,司马  
相如的文学史地位并不因其本人的道德瑕疵或者作品中的伦理问题受到影响,他的文学“经典”地位只与其作  
品的巨大审美价值和创造性相关。  
(一)国内学者的“知人论世”批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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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⑦刘明今认为“知人论世”的传统文学批评方  
法就是“要结合作者的立身、为人、处世来理解作品”⑧。由此来看,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在很多时候是将文学文本  
批评与对作者的伦理批评合二为一。在此传统影响下,扬雄不仅批评司马相如赋作“丽以淫”,还在《解嘲》中  
说:“司马长卿窃訾于卓氏,东方朔割炙于细君。仆诚不能与此数公者并,故默然独守吾《太玄》。”⑨他将司马相  
如“窃赀于卓氏”作为道德污点,进一步贬低其赋作的价值。同理,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不仅批评司马相  
如赋作“丽淫而繁句”,还在《程器》中说“略观文士之疵:相如窃妻而受金”ꢇꢈꢉ。除此之外,班固在《典引》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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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oMorettiꢁꢌConjecturesonWorldLiteratureꢁꢍNewLeftReviewꢁno1ꢂJanuaryꢅFebruary2000ꢃꢆ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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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oMorettiꢁꢌHistoryoftheNovelꢁTheoryoftheNovelꢁꢍNovelAForumonFiction43ꢁno1ꢂSpring2010ꢃꢆ1  
都岚岚《论莫莱蒂的远读及其影响》,《中国比较文学》2020年第3期,第191页。  
陆威仪《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王兴亮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221、221ꢊ222页。  
孙康宜、宇文所安《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刘倩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27页。  
桑禀华《中国文学》,李永毅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33页。  
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7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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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明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方法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4页。  
班固《汉书·扬雄传》,第3573页。  
ꢈꢇꢉ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694、719页。  
17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马相如污行无节,但有浮华之词,不周于用。”①颜之推说,“司马长卿,窃赀无操”②。刘知幾在《史通·序传》中  
说:“而相如自序,乃记其客游临邛,窃妻卓氏,以《春秋》所讳,持为美谈。”③魏天应在《论学绳尺》中说:“司马相  
如、王褒皆蜀产也,‘雍容闲雅’者,不足覆窃赀之丑。”④魏庆之说:“司马相如之文,能侈而不能约,能谄而不谅。  
其《上林》、《子虚》之作,既以夸丽而不得入于《楚词》;《大人》之于《远游》,其渔猎又泰甚,然亦终归于谀也。”⑤他  
们都通过贬低作者人品,揭露其道德瑕疵,来否定其人其作的价值,认为司马相如“窃妻”、“窃赀”、“谄媚”,实为  
人所不齿。  
究其根源,中国儒家推崇“发乎情,止乎礼”和“安贫乐道”等思想,但司马相如不仅在没有“父母之命,媒妁  
之言”的情况下与卓文君私订终身,还在卓王孙那里获取了大笔财产,显然走向了儒家“君子”人格的反面。在  
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声誉的宋代大文豪苏轼在评价司马相如时,更是从司马相如人品出发,继而判断其文章  
价值,然后再回到否定其人品,最后形成牢不可破的“闭合型”评价。他在《司马相如之谄死而不已》中评论司马  
相如“窃妻”道:“司马相如归临邛,令王吉谬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称病,使使谢吉。及卓氏为具,相如又称  
病不往。吉自往迎相如。观吉意,欲与相如为率钱之会耳。而相如遂窃妻以逃,大可笑。其《谕蜀父老》,云以  
讽天子。以今观之,不独不能讽,殆几于劝矣。”⑥除此之外,他还在《臞仙帖》中批评其“谄事武帝”:“司马相如谄  
事武帝,开西南夷之隙,及病且死,犹草《封禅书》,此所谓死而不已者耶?列仙之隐居山泽间,形容甚臞,此殆得  
‘四果’人也。而相如鄙之,作《大人赋》,不过欲以侈言广武帝意耳。夫所谓大人者,相如孺子,何足以知之!若  
贾生《鵩鸟赋》,真大人者也。”⑦从他的批评逻辑来看,司马相如私德有亏———其文难免立意不高———《谕蜀父  
老》和《封禅书》等文印证其乃小人之实。“人品ꢊ作品ꢊ人品”的闭合使得其评价显得无懈可击。  
(二)西方汉学家的“文本细读”批评传统  
阎纯德曾说,“汉学是国学的有血有灵魂的‘影子’”⑧。事实上,早期的海外汉学很大程度地受到国学的影  
响,形枉影曲,形直影正。经过不断的积淀,海外汉学家们才开始在中国文化研究中加入自己文化的思维和智  
慧,使“影子”变得有血有灵魂。西方学者对于中国汉赋批评方法论的态度便体现了汉学的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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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世纪初:西方汉学家对“知人论世”的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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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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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理斯(HerbertAllenGiles)在英语世界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AHistoryofChinese  
Literature)中介绍司马相如时说:“曾与年轻寡妇私奔的好色之徒司马相如,以辞赋名重,被召往朝廷,皇帝亲  
授官职。”⑨翟理斯为司马相如扣上了“lothario”(轻狂浪子/好色之徒)的帽子,在他的《中国文学史》一书中,司  
马相如只被一笔带过,并未受到重视。然而,纵观西方的文学传统,歌德、大仲马、卢梭、亨利·米勒等西方作家  
的私生活虽备受争议,但世人很少因他们不羁的婚恋观而贬低其作品的价值。除此之外,西方文学作品中表现  
出的婚恋观也与中国传统婚恋观有着巨大差别。比如,在古希腊神话中,阿佛洛狄忒本是战神阿瑞斯的妻子,  
她却与凡间的美男子阿多尼斯私会,然而,当阿多尼斯死后,宙斯却怜悯阿佛洛狄忒的悲伤,答应阿多尼斯每年  
可以只在阴间待上半年,剩下半年时间在阳间陪伴阿佛洛狄忒。又如,在《荷马史诗》中,海伦(斯巴达国王墨涅  
拉奥斯的妻子)与帕里斯(特洛伊王子)私奔,但普里阿摩斯(特洛伊国王)却说:“在我看来,你没有过错,/只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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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咎于神,是他们给我引起/阿开奥斯人来打这场可泣的战争。”ꢇꢈꢉ而格劳顿(FJGroten)更是主张海伦能关爱  
他人,悔恨过往,因而值得同情  
另外中世纪的“破晓歌”主要吟咏骑士与已婚贵妇人共度良宵后在黎明时分  
ꢇꢈ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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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⑧
⑨
萧统编《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682页。  
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山东友谊出版社1989年版,第102页。  
刘知幾撰、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34页。  
魏天应《论学绳尺》,《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141册,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332页。  
魏庆之《诗人玉屑》,王仲闻校勘,中华书局1959年新1版,第271页。按:引用时标点略有改动。  
苏轼《苏轼全集》,傅成、穆俦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065页。  
苏轼《东坡志林》,王松龄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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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纯德《序二汉学历史和学术形态》,吴伏生《汉学视域———中西比较诗学要籍六讲》,学苑出版社2016年版,第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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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bertA GilesꢁAHistoryofChineseLiteratureꢂNewYorkꢆD AppletonandCompanyꢁ1901ꢃꢁ97  
ꢈꢇꢉ荷马《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罗念生、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卷第164ꢊ166诗行,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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ꢇꢈꢎFJGrotenꢁꢌHomerꢐsHelenꢁꢍGreece&Romeꢁno1ꢂApril1968ꢃꢆ38-39  
180  
卢婕ꢄ借石他山:司马相如文学史地位再思考  
别离的痛苦,但骑士与贵妇人的爱情却被认为是“超越封建婚姻关系的一种爱情理想,具有相当重要的进步意  
义”;在文艺复兴时期,《十日谈》中身为阿索侯爵情人的寡妇与青年男子私会,作者不仅没有对之进行道德的  
拷问,甚至在很多时候赞扬了他们的智慧和勇敢,以抨击宗教的腐朽和禁欲主义的愚昧②。在19世纪,福楼拜  
①
《包法利夫人》中的艾玛与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虽然背叛了婚姻,最后落得自杀殒命,但却都得到了  
作者的同情③。从以上的例子来看,在西方文学传统中,人们鲜少因为作品中主人公婚恋观的不道德而全盘否  
定作者的人品。因此,无论是从作者人品出发来评价作品,还是从作品出发评价作者人品,都不是西方诗学的  
主流。翟理斯对司马相如的评价,不是沿袭了西方文学批评传统,而是受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解读司马相如  
“琴挑文君”事件的影响,把司马相如的行为看作是违背公序良俗的大逆不道之行径,进而低估了其作品对中国  
文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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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世纪中期以后:西方汉学家以“文本细读”替代“知人论世”  
在20世纪初,翟理斯全盘接受了中国学者以传统的“知人论世”文学批评方法对司马相如的批评,但在20  
世纪中期,汉学家们在司马相如研究领域逐渐出现了一些新的进路,或隐或显地反对和瓦解以“知人论世”的批  
评方法去研究司马相如,开始重估司马相如在中国文学史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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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年,美国汉学家海陶玮(JamesRobertHightower)的《中国文学论题》(TopicsinChineseLiterature)  
是美国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海陶玮向西方读者介绍道,赋是一种大规模的描写性诗歌;它最早的意义应该是  
诵读”,这种文体之所以被称为“赋”,不仅在于其铺陈的特点,而且在其诵读的功用;汉赋的基本写作主题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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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模式就是由司马相如以《子虚赋》和《上林赋》建立起来的④。海陶玮在论著中并没谈及司马相如个人的道德  
问题,只言及他对赋体文学的开拓之功,无声地反对了将作者、文本、语境在阐释中循环互证的“知人论世”传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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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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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指导阿塞林( )撰写博士论文《一个意义重大的季节:朝代末世文学———蔡  
MarkLaurentAsse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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邕及其同代人》(ASiniicantSeasonꢆ LiteratureinaTimeo EndinsCaiYongandaF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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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mporaries)时,康达维指出,司马相如《美人赋》描述了美人试图引诱帅气男子,结果主人公拒绝了她的美  
意;而在蔡邕的《青衣赋》中,主人公却没能战胜自己的性冲动,但蔡邕的这篇赋让我们既惊讶又欢喜⑤。由此可  
见,在司马相如和蔡邕的对比中,康达维不再将作者本人或者作品主人公的道德水平高低作为评论作品优劣的  
标准,很大程度上回避了“知人论世”中作者(人)和语境(世)对文本阐释的影响。2003年,在论及《天子游猎赋》  
中的修辞与教化的关系时,柯马丁提出,无论是扬雄认为此赋的目的是讽谏天子,还是龚克昌认为此赋的目的  
是抨击诸王的穷奢极欲,以提高天子的地位都不够准确,因为如果司马相如要投天子所好,他还有其他更不费  
力,更少含糊,也更有效的方法,因此,“纯粹的政治教化解读将难以涵盖《天子游猎赋》中创造性的艺术奇观,这  
种奇观有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他更看重的是司马相如赋作中的“艺术奇观”而不是“政治教化”,易言之,他更  
重视的是文学本身的审美愉悦功能而不是其伦理价值,他解释道:“我认为,如果不考虑自我指涉的语言艺术这  
种主导性因素,以及与之相关的娱乐和快感效果,不可能成功(自圆其说)地分析作品。”⑥从他的论述来看,比起  
海陶玮和康达维,他更加明确地与“知人论世”的中国文学批评传统划清界限,采用了更加注重文本内部审美性  
的英美“新批评”研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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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9年,“新批评”的先驱艾略特(T S Eliot  
)率先在《传统与个人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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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entꢍ)一文中对“作家中心论”发难⑦。1946年,维姆萨特(W K Wimsatt)与比尔兹利(M C Beards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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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吴笛《“破晓歌”的历史变迁与现代变异》,《外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5期,第24页。  
何洁芳《人性的救赎:<十日谈>的情欲故事与反叛思想》,《小说评论》2013年S1期,第121页。  
汪火焰、田传茂《镜子与影子———略论福楼拜和他的<包法利夫人>》,《外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1期,第72ꢊ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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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JamesRobertHightowerꢁTopicsinChineseLiteratureOutlinesandBibliographiesꢂCambridgeꢆ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5ꢃꢁ27  
⑤
⑥
参见:王慧《美国汉学家康达维的辞赋翻译与研究》,湖北大学2016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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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KernꢁꢌWesternHanAestheticsandtheGenesisoftheFuꢁꢍ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63ꢁno2ꢂDecember2003ꢃꢆ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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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⑦
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文集·论文》,卞之琳、李赋宁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  
18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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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意图谬误”(intentionalfallacy)一说,认为以作者的意图来解读文本的意义既不可行也不足取①。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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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韦勒克(RenéWellek)和沃伦(AustinWarren)在《文学理论》(TheoryofLiterature)一书中指出:“一件艺  
术品的全部意义,是不能仅仅以其作者和作者的同代人的看法来界定的。它是一个累积过程的结果,亦即历代  
的无数读者对此作品批评过程的结果。”②由于“新批评”专注于文本内部研究的理念在20世纪的西方文学研究  
中影响深远,海外汉学家在研究中国文学时便也愈发质疑中国传统的“知人论世”研究方法,开始以自己的“文  
本细读”方式去发掘司马相如赋作本身的美学艺术和技巧。因此,当西方的汉赋研究演进到21世纪时,柯马丁  
对《天子游猎赋》的评价是:“通过无穷无尽的列举和排山倒海的音节,赋的修辞语法营造出的是一连串令人晕  
眩的感官印象,而非某种具体命题的信息。《天子游猎赋》的基本原则是在语言的层面模仿、重现皇家文化的强  
盛和壮丽。”③他的评价已经完全抛弃了对司马相如其人和其创作时代的探究。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通过对司马  
相如赋作文本来探讨其文学审美价值之外,柯马丁还通过对《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的文本细读,分析其文本的  
矛盾叙述和离奇情节,指出:“仅以单一的传统假定为基础,坚持某个文本的完整性和可靠性,这种做法本身是  
没有生产力的。这种单一假定实际上成了一种公然的意识形态,将受到一系列多样而且彼此独立的文献资料  
的挑战。《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正是如此。”④言外之意,中国传统文论“知人论世”所提倡的“论世”(返回作者  
创作的时代语境)会因为历史文献的真伪难辨而失去意义。如果《史记》中关于司马相如的记载本身并不完整  
和可靠,那么以此为依据的一切“知人论世”之说便很可能“谬以千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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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所安(StephenOwen)也不赞同以“知人论世”的方法探讨诗歌意义。他在回忆编辑《剑桥中国文学史》  
遇到的问题时就说过:“我们无法直接接触到文学的过去。我们与它的接触经过了前人的中介。当我们开始检  
视文学史中的历史,我们常常会看到前人留下的痕迹。”他指出,由于历史知识本身具有不确定性,但大量的文  
学史研究者却在本来没有确定性的情况下强求确定性,作出想当然的判断,这一点使得文学阐释困难重重,“我  
们一旦对以前认为是确定的东西表示怀疑并把它们置于不确定的领域,这个文本就会变得十分难读。一首诗  
可以一字未变,但是我们对它的感觉却不一样了”⑤。从他的分析来看,当一部文学作品被放置于不同的阐释背  
景中,读者对它的解读肯定有所不同,但阐释背景(经由前人中介加工的历史知识)本身的不确定性将会最终瓦  
解标准的文学文本解读和文学史叙事。从这个层面来看,通过“知人论世”来解读文学文本意义的方法本身,将  
会受到历史知识不确定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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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世纪以来:西方汉学家对“知人论世”和“文本细读”的再思考  
面对西方汉学界以“意图谬误”之名不断质疑“知人论世”在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的价值的倾向,同样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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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细读”的华裔汉学家孙康宜(Kang-IChang)和叶嘉莹(Chia-yingYeh)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2008年,在  
一次访谈中,孙康宜在回答关于“意图谬误”的看法时说:“我在研究中,总是努力捕捉作者各种不同的声音,尽  
管文学里的声音是非常难以捕捉的,有时远,有时近;有时是作者本人真实的声音,有时是寄托的声音。”⑥她以  
自己的研究实践委婉地否定了西方汉学界以“意图谬误”对“知人论世”的否定。2018年,叶嘉莹在《中西方关于  
形象与情意之关系的理论》一文中则更明确地说:“也有些西方批评理论对中国古典诗歌是并不完全适用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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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西方诗论中的‘作者原意谬论’(IntentionalFallacy)的观点就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⑦她的理由主要建立在  
中西方传统文学体裁的差异上。在她看来,西方诗歌包括史诗和戏剧,西方作者所表现的本来就不一定是作者  
自己的感受和情感,但在中国诗歌传统中,诗人不仅以抒情言志为主,而且他们的作品也就是他们的思想感情、  
人格品质的流露,因此,用“知人论世”来探讨西方诗歌或许不可行,但用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则是无可厚非的。  
除了华裔汉学家之外,非华裔美国学者桑禀华也反思了西方汉学研究以“意图谬误”批评“知人论世”的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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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K WimsattꢁMonroeCBeardsleyꢁꢌTheIntentionalFallacyꢁꢍSewaneeReview54ꢁno3ꢂ1946ꢃꢆ468-488  
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新修订版),刘象愚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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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KernꢁꢌTheꢛBiographyofSimaXiangruꢐandtheQuestionoftheFuinSimaQianꢐsShijiꢁꢍJournaloftheAmericanOri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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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ety123ꢁno2ꢂ2003ꢃꢆ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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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所安《史中有史(上):从编辑<剑桥中国文学史>谈起》,《读书》2008年第5期,第27ꢊ28、25页。  
宁一中、段江丽《跨越中西文学的边界———孙康宜教授访谈录(下)》,《文艺研究》2008年第10期,第68页。  
叶嘉莹《叶嘉莹说诗讲稿》,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39ꢊ40页。  
182  
卢婕ꢄ借石他山:司马相如文学史地位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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憾。在2012年《中国文学》(ChineseLiterature)一书中,她指出:“中国学者惯于用作者生平来解释作品,又反  
过来用作品来重构作者的生平。这种传记研究法虽然看似循环论证,却突出了文学的现实意义。现代评论家  
或许会指责此类求助于‘意图谬误’的不羁路数,然而将作品的主人公当作诗人自己的阅读习惯也表明,中国的  
文学传统敏锐地意识到,诗歌是一种类似戏剧的事件,是主人公对特定情境做出的回应。”①由此看来,在西方汉  
学界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上,注重作者和语境的“知人论世”研究方法与注重文本的“新批评”研究方法并  
无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具体到西方汉学家对司马相如赋作的研究而言,两种方法各有侧重,各有发现,但  
是,如果西方汉学家出于要摆脱国学的制约,不满足于“影子”的地位而故作惊人之语,以西方文论强制阐释司  
马相如赋作的思想内涵和审美价值的话,则会将海外汉学研究引入歧路,走向极端。  
三ꢄ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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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比较文学学者大卫·丹穆若什(DavidDamrosch)立足于全球化语境指出,世界文学不是一个无边无  
际、让人无从把握的经典系列,而是一种“流通和阅读的模式”,在他看来,文学作品要“从原有的语言和文化流  
通进入到更宽广的世界之中”才能成为世界文学②。易言之,能得到世界公认的文学经典的生成需要依靠多语  
言的翻译出版和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批评阐释。随着全球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和深入,作者或作品在文学史的  
“经典”地位并非只取决于其在本民族文学内部的影响力和口碑,还取决于其在世界多元文明交流中的异国影  
响力,因此,在全球化语境下,那些“影响力超出本土的文学作品”自然更加具备成为世界文学经典的潜能。在  
全球人文学者对“世界文学”的深入讨论中,作家和作品在他国语境中的接受境遇愈来愈被看作是衡量其是否  
有资格进入文学“经典”殿堂的准入条件。  
在新的“世界文学”理念观照下,“民族文学经典”与“世界文学经典”并非总是重合。在通常情况下,作者与  
作品是在成为了“民族文学经典”之后,再朝着“世界文学经典”攀升,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情形下,有些在本土争  
议很大,或者位于经典边缘的作者和作品,在海外却得到一致推崇,得以从边缘走向中心,甚至成为“世界文学  
经典”,然后,其世界性声誉又倒过来反哺其本土声誉,补救性地确立其作为“民族文学经典”的地位。比如,《一  
千零一夜》在被转换为欧洲语言,产生了世界性影响,成为“世界文学经典”后才得到本民族更高的认同,成为阿  
拉伯的“民族文学经典”;同样地,美国小说家爱伦坡因为得到法国象征主义者的极力推崇,才赢得了更多美国  
本土评论家的赞誉;中国唐代诗人寒山因为成为20世纪美国“垮掉一代”的文化偶像,才引发了更多本土学者  
的关注。  
如果说作者作品在本民族的文学声誉是纵轴,在海外的文学声誉是横轴,那么,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作者作  
品都需要依赖于其在双轴的交点来获得在“文学经典”这一坐标系的准确定位。如前所述,司马相如在中国文  
学批评传统这一纵轴上的位置并不确定,但是,如果将其置于“世界文学”理念的观照之下,通过研究海外汉学  
家对他的评价可知,他在横轴上的位置却非常明晰。本文通过研究司马相如的海外传播和影响,旨在以其在海  
外获得的文学声誉引发中国本土学者对其在本土文学史上地位的再思考,希望司马相如在海外稳固的文学声  
誉可以弥补其在本土文学声誉的不确定性;希望中国本土学者可以通过纵横两个向度的考量,进一步锚定其作  
为文学“经典”的地位。  
[责任编辑:唐ꢄ普]  
①
②
桑禀华《中国文学》,第31ꢊ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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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DamroschꢁWhatisWorldLiteratureꢇꢂPrincetonꢆ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3ꢃꢁ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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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卷第5期  
024年9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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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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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1ꢁN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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ꢂSocialSciencesEditionꢃ  
Septemberꢁ2024  
纤足、淑女与慧婢:  
明清戏曲对卓文君形象的品貌与人格呈现  
汪ꢄ泽  
ꢄꢄ摘要:卓文君形象于现存明清戏曲中有着独特的呈现方式,其形貌描写受纤足审美影响,品德上突显出封建淑  
女贞、孝、贤的操守,又普遍以慧婢角色为陪衬。缠足时俗之下文君角色的纤足特征关联着道德层面对女性的规约  
与期许,变异形象与固有情节之间的文本断裂又催生出人格互补的对象。戏曲对卓文君形象的重塑体现出社会文  
化的投影以及文化浸润下的接受旨趣,也借助了体裁自身的发展需求和艺术特质,文君形象乃至相如文君故事的  
演变是文化与文学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叙事现象剥夺了人物故事作为客观历史的真实属性,又赋予其作为文学  
创作对象的生命能量,最终使之获得在更广阔的时空范畴内延绵发展的无限可能。  
关键词:明清戏曲;卓文君形象;相如文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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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734ꢅjcnki1000-531520240616  
收稿日期:2024-02-21  
作者简介:汪泽,女,天津人,文学博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文化与健康传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叙事文学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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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E-mailꢆtgzzxy20@163com。  
卓文君及其夜奔故事最早见录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作为谱写司马相如人生传奇的浪漫符号,在后  
世流传过程中获得了无数文人的遐想与艳羡,也由于其存在失节、淫奔等非礼元素而遭到质疑和批评。在由  
汉至清的正反接受过程中,被史书、小说、诗文、戏曲等多种文本述评的文君故事实现了层累壮大。其中,戏  
曲作为问世较晚的故事载体,在较高起点上吸收了前代的叙事因子,又能够以较长的篇幅展现情节、人物,且  
具有“随意装点”①的艺术想象与虚构优势,对于文君形象的表现力度自非其他文本可及。现存主演相如文  
君婚恋故事的古代戏曲作品共计14种②,多以司马相如的得意人生为主线,卓文君作为女主角处于从属地  
位。对于戏曲中的文君形象,此前的研究者多从其处女身份和情理矛盾等方面挖掘出剧作家进步与保守相  
交织的思想走势,并结合时代文化背景阐述其因由③,无疑有其合理性。但围绕这一戏曲角色与其历史原型  
的差异演变问题,仍有某些共性的细节层面等待我们去开掘。本文在把握中国古代相如文君故事生成演变  
历程的前提下,从形貌描写、品德塑造及相关角色搭配诸方面深入观照卓文君形象于现存明清戏曲剧本中的  
①
②
“随意装点”作为对戏曲虚构特色的概括出自《阅微草堂笔记·姑妄听之》载录盛时彦跋文引纪昀语:“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  
目,随意装点。”参见: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72页。  
汤君《宋元以来小说戏文之相如文君故事叙略》〔《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辑录中国古代涉及相如文君故事的戏曲  
作品38种(含杂剧17种、散曲1种、南戏2种、传奇18种),13种以较完整形态存在。据笔者近年考稽,尚有清杂剧《卓女当垆》1部,汤文归  
于佚作的明杂剧《司马相如归西蜀》(又名《汉相如昼锦归西蜀》)亦被黄仕忠辑得。因此,现存涉及相如文君故事的古代戏曲作品有15种,集  
中创作于明清,除《长门宫》主演陈皇后事迹外,其余14种均以相如、文君为男女主角,分别为朱权《卓文君私奔相如》、佚名《司马相如题桥  
记》、许潮《汉相如昼锦归西蜀》、孙柚《琴心记》、叶宪祖《琴心雅调》、韩上桂《凌云记》、陈玉蟾《凤求凰》、袁于令《剑啸阁鹔鹴裘记》、舒位《卓女  
当垆》、朱瑞图《封禅书》、朱凤森《才人福》、黄燮清《当垆艳》、许树棠《鹔鹴裘》、椿轩居士《凤凰琴》。  
③
参见:张海霞《性别视野中的古代文君相如戏》,厦门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常凤媛《元曲中相如文君故事的接受特点及成因》,陕西师范  
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王艳梅《文君私奔与戏曲研究》,广西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连静《相如文君戏简论》,安徽大学2011年  
硕士学位论文;何煜婷《现存明清相如文君戏曲研究》,四川师范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  
184  
汪泽ꢄ纤足、淑女与慧婢:明清戏曲对卓文君形象的品貌与人格呈现  
独特呈现,并对其进行文化与文学层面的分析。  
一ꢄ纤足:缠足时风中的形貌认知  
清人吴见思《史记论文》评《司马相如列传》曰:“史公写文君一段,浓纤宛转,为唐人传奇小说之祖。”①广  
义的文体概念范畴内,“传奇”可以涵盖表现人世爱情题材的叙事文学作品②。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载  
录了一对仆婢夫妇疑似“离而复合”的故事:婢女连贵幼时被卖入纪府,除粗晓父母姓氏外,仅知“家在山东,  
门临驿路”,曾受邻人胡家之聘;因无亲族,纪氏主人将其许婚于马夫刘登。刘登自云原籍山东新泰(为驿路  
所经之地),本姓胡氏,父母殁后被刘家收养,早年曾闻双亲为其聘下一女,不知姓氏,与连贵所言皆符。纪氏  
又引述了其先叔纪粟甫和友人边连宝的观点。粟甫称此事可入传奇,只恨其婢粗蠢,“不称点缀”;边连宝则  
认为如有好事者按谱填词,蠢婢未尝不能“莺娇花媚”。③ 由此可见婚恋传奇留给世人的文体印象:在故事上  
以“奇”为宗,选择不同寻常的巧合性内容;人物形象亦需体现出高于生活的美化特质———尤其婚恋关系中的  
女性,多被塑造成情深颜丽的佳人。按照这一审美标准,《史记》中的相如婚恋故事具备了离经叛道之“奇”,  
“新寡,好音”且心悦相如的女主角卓文君亦可称知音多情,但形貌描写的缺失却是一大遗憾。  
《
史记》之后有关相如文君婚恋的叙事文本对此种遗憾进行了弥补,尤以东晋葛洪《西京杂记》④最为典  
型。其卷二曰:“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十七而寡,为人放诞风流,故悦长卿  
之才而越礼焉。长卿素有消渴疾,及还成都,悦文君之色,遂以发痼疾……卒以此疾至死。文君为诔,传于  
世。”卷三曰:“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⑤文君成为青春妙龄的绝艳少  
妇,“放诞风流”、“自绝”反映出逾越礼教的叛逆性格,以及对专一爱情的执着维护;她慧眼爱才,亦能以才华  
感化变心夫婿,夫死作诔并“传于世”,使其具有了才女作家的身份。继《史记》的原型记录之后,《西京杂记》  
对相如文君故事的增饰具有重要意义,在文言语体及文类范畴内使其故事形态趋近饱和。六朝以至唐宋,相  
如文君故事基本以转载、典故或韵文形式流传,于人物、情节各方面均未突破汉晋时期的故事规模。但相比  
司马相如,重述者于卓文君身上寄托的感情色彩更为复杂,体现出或赞美、或否定,或哀其不幸、或怒其失节  
的不同心理⑥。  
元明清时期,作为抒情或议论对象的相如文君故事同样承载着时人褒贬不一的态度,但通俗叙事文学的  
发展也为其故事形态演进提供了新的机遇。宋元时期搬演相如文君故事的杂剧、南戏散佚不存,以现存明清  
戏曲为考察范畴,作为主人公的相如、文君皆被塑造成正面形象。对于卓文君的形貌描写,明清剧作家一方  
面踵武前人,以“远山”、“芙蓉”、“凝脂”绘其容颜;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对其足部的特写。如孙柚《琴心记》演文  
君独自探望留宿卓府的司马相如,途中自云“苍苔路湿,湮透弓鞋”;婢女向卓王孙交代文君夜奔之事,亦有  
“
他那日呵……向苍苔屡试弓鞋底”之语⑦。韩上桂《凌云记》中相如以“印下香尘钩袜浅”形容罗幕后听琴的  
文君,待夜行则嘱之“你须要回睃,金莲缓步挪”,“金莲步稳踏,锦带腰轻扎”⑧;文君自述夜奔场景,又曰“弓  
①
②
③
④
吴见思《史记论文》,陆永品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70页。  
参见:陈文新《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1页。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第179ꢊ180页。  
《西京杂记》作者有西汉刘歆、东晋葛洪、南朝萧贲及吴均诸说,以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为代表,多数学者认为《西京杂记》为葛洪杂抄诸书、  
附增己意而伪托刘歆所撰。  
⑤
⑥
葛洪《西京杂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21页。  
六朝以至唐宋时期出现了大量咏写相如文君故事的诗赋作品。某些作品赞美、追怀其琴瑟姻缘,如唐卢照邻《相如琴台》、杜甫《琴台》、李贺  
《咏怀》、李商隐《寄蜀客》等,对二人流露出共同的正面情感。而在负面见解的表达上,唐宋文人对司马相如的否定主要集中在负心移情方  
面,亦有少数作品痛惜其不能以礼自持,如北宋杨天惠、郑少微分别所作《悯相如赋》。对于卓文君而言,《宋书·志·乐》之古词《白头吟》作  
为托名诗歌,表现出高洁刚烈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至隋唐两宋,哀其不幸者如李白《白头吟》二首,传达出对爱情变质的痛心与遗憾;又如宋  
人曹勋之同名诗歌,突出其作为弃妇的被动无助。怒其失节者如杨万里《白头吟》二首及陈普《烈女秋》、周南《卓文君》、萧澥《读文君白头吟》  
等。亦有如宋王铚《白头吟》、王炎《白头吟》,既写其爱弛见弃之悲,又通过羞惭悔恨之心表达对夜奔之行的否定。  
孙柚《琴心记》,毛晋编《六十种曲》第5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2ꢊ23、49页。  
⑦
⑧
韩上桂《凌云记》卷上,《古本戏曲丛刊五集》影印民国二十一年(1932)重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按:该抄本影印时未标页码,下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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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鞋袜窄约同赸”①。袁于令《剑啸阁鹔鹴裘记》写夜奔途中侍婢翩云谓“小姐鞋弓袜小,从不曾走这些路”②。  
朱瑞图《封禅书》之婢女流霞称“待我……和化彩妹妹扶小姐同行”,化彩亦云“我等与小姐这脚儿难行也”③。  
黄燮清《当垆艳》中卓文君与婢女红箫于夜奔时也合道“弓鞋怯露行”④。  
上述戏词或以“金莲”、“弓鞋”、“钩袜”等套语代指纤足,或以类于写实的方式演绎纤足导致的行动障碍,  
共同反映出缠足时俗下剧作者对于美女形体的固化认知和欣赏趣味。回顾明清之前,有关司马相如与卓文  
君故事的文献或图像材料并未表现出对文君之足的关注。即使在汉末,虽然也有“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  
双”⑤这样对女性形态的描写,但世人尚未建立起对纤足的偏执嗜恋。晚清虫天子《香艳丛书》录东晋佚名小  
说《汉宫春色》,内收《汉孝惠张皇后外传》,特写孝惠皇后张嫣年少而足长,几与惠帝足相等。此传所附序文  
称作者曾参阅汉高、惠、文、景四朝起居注并许负《相女经》、《相汉宫后妃记》等古籍。如其属实,可见汉初皇  
室尚无纤足之好,遑论民间?同时,此传作者融合史实与想象,本着嘉赞和挽怀的心态对张嫣进行形、德诸方  
⑥
面的美化与神化,并道出魏晋间人将其祀为蚕神或花神的情况。 可见,在汉人乃至晋人眼中,一双并不纤  
小的天足丝毫不会损害张嫣作为皇后和女神的完美形象。  
而汉晋两代恰好是相如文君故事的发生、发展时期。如果说汉初的开明礼教环境催化出二人的非礼婚  
姻,执着于妙赏深情的魏晋风度则为这一故事加以貌、情、才的装点,使之更为摇曳生姿。从礼法角度对故事  
主人公(尤其作为女方的文君)进行口诛笔伐的文字更多见于宋元明清,正是缠足习俗由诞生到普及并朝着  
自残方向演进的时期。  
据宋末元初周密《浩然斋雅谈》:“后主作金莲,高六尺……令窅娘以帛绕脚,令纤小屈上作新月状,素袜,  
舞云中曲……是后人皆效之,以弓纤为妙,盖亦有所自也。”⑦作为缠足创举的发明者,南唐后主李煜继位于  
北宋建隆二年(961),故而称缠足诞生于宋初亦可,但彼时仅属迎合帝王享乐的偶然行为。北宋苏轼曾作《菩  
萨蛮》咏写“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的小足,“只见舞回风”、“偷穿宫样稳”⑧等词句亦揭示出人物主体作为  
艺伎或宫女的特定身份。南宋张邦基《墨庄漫录》称“妇人之缠足,起于近世”⑨,对缠足女子的身份已无特殊  
说明;上引周密所谓“人皆效之”,应就其本人生活时代而言。至元末明初,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勾勒出这一  
行为的社会化发展轨迹:“札脚自五代以来方为之,如熙宁、元丰以前人犹为者少,近年则人人相效,以不为者  
为耻也。”ꢇꢈꢉ而明清时期,伴随着以小为美趋势的演进,缠法对足部损伤愈见严重,对于女性的意义却愈加重  
要,文人笔记、文集中更保留了关于女子鞋袜足形的种种讨论。尽管缠足意味着肉烂骨损的痛苦和终身行动  
的不便,但作为正统淑女家庭教养和个人品行的表征依然普及于主流社会。受此时俗影响,明清稗戏在表现  
女性(尤其美女)特质方面多有纤足书写,对于并无缠足习尚的前朝女性也不例外。除上述戏曲中的卓文君  
之外,如《四声猿》传唱北魏花木兰、“说唐”系列刻画隋唐宫妃与女将、《镜花缘》表现武周年间的百名才女,在  
有意无意间均以“金莲”、“弓鞋”等词汇状其形貌。  
柔弱的纤足维系着畸形的审美观念,与礼教环境对女性的压抑是几乎同步的。题名元代伊世珍的《琅嬛  
记》引《修竹阁女训》曰:“吾闻之,圣人重女而使之不轻举也,是以裹其足,故所居不过闺阈之中,欲出则有帷  
车之载,是无事于足者也。圣人如此防闲,而后世犹有《桑中》之行、临邛之奔。范雎曰‘裹足不入秦’,用女喻  
也。”ꢇꢈꢎ《四库全书总目》将《琅嬛记》列入杂家类存目,称其引书真伪参半,《修竹阁女训》是否确有其书,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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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上桂《凌云记》卷下,《古本戏曲丛刊五集》。  
袁于令《剑啸阁鹔鹴裘记》卷上,《古本戏曲丛刊二集》影印明末刊本,商务印书馆1955年版,第31ꢊ32页。  
朱瑞图《封禅书》卷4,《古本戏曲丛刊五集》影印清康熙秘奇楼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9页。  
黄燮清《当垆艳》卷上,碧梧山庄民国八年(1919)石印《玉生香传奇四种曲》本,第16页。  
《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徐陵编《玉台新咏笺注》,吴兆宜注,程琰删补,穆克宏点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6页。  
虫天子《香艳丛书》第3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版,第317ꢊ318、323、350页。  
周密《浩然斋雅谈》,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7页。  
朱靖华、饶学刚、王文龙、饶晓明《苏轼词新释辑评》,中国书店2007年版,第132页。  
张邦基《墨庄漫录》,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20页。  
ꢈꢇꢉ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7页。  
ꢇꢎꢈ伊世珍《琅嬛记》卷中,明《津逮秘书》本,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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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泽ꢄ纤足、淑女与慧婢:明清戏曲对卓文君形象的品貌与人格呈现  
而知;明末清初陈恂《余庵杂录》引其文,以“裹足不入秦”为女子缠足之证,也被四库馆臣斥之“不经”①。《琅  
嬛记》或其引书将缠足历史追溯至先秦的说法不足为信,但对缠足用意的解读却颇值得关注———将女子双足  
裹小使之不便行动,成为抑止淫奔的强制措施。耐人寻味的是,卓文君正是一个以“临邛之奔”驰名于世的叛  
逆女性,其戏曲角色的纤足作为不见于历史原型的细节特征,不仅关系到人物形貌的变异,也必然引发礼教  
禁锢与人性放纵之间的某种张力。  
二ꢄ淑女:礼教规约中的品德构建  
明清戏曲作家以贞姬节妇形象改造卓文君,几乎是前辈研究者共同关注到的焦点话题。在身份上,现存  
戏曲多将其塑造成未嫁而寡的处女,佚名《司马相如题桥记》及黄燮清《当垆艳》甚至将其改写为待字闺中。  
《凌云记》中文君由“不善择婚”的长兄许与一富人子,该子未娶而亡。父兄屡劝改聘,文君念及“古人从一之  
义”,唯愿贞节自守。后与相如私意结合,亦曰“非专为情好,特以先生千古人豪,故敢以身相托;若错认做私  
奔之女,则今日怜之,明日弃之,便辜负贱妾初心了”②。至贼人围城抢亲、父兄逼其改嫁,文君斥以“败义伤  
廉”,“何不道纲常莫玷”③,最终为全节救家,不惜引带自经。《琴心记》之文君曰:“忠臣不易主,烈女不更夫,  
此古圣之言也。岂有未嫁易节,以身殉欲者乎?”④后卓王孙谎称相如已死,逼其与权贵作续弦,文君则以削  
发入庵自保。  
在严格持守从一而终之贞节观念的同时,文君的戏曲角色还表现出作为人女、人妻的孝义与贤良,在各  
方面秉持着传统纲常秩序下封建淑女的品德操守。自《史记》以来,卓王孙之贪财慕势使其成为与相如文君  
之自由结合相对立的存在,文君与卓王孙之间亦缺乏亲情书写。明清戏曲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卓王孙的反  
派性格或行为,但也外化出文君对于父母的深情与尊重。《凌云记》中文君面对父亲逼婚,在投缳之际不仅无  
一怨语,反而劝其“须休留念,是孩儿自取折掂”⑤。《封禅书》写夜奔的文君难以割舍父母亲情,“想慈母不似  
奴心肠忍”,“苦被那瑶琴勾引,顿忘怀父母恩情”,“古虞东山下人”批点曰“步步不忘父母,是作者斡旋美人  
处”⑥。《当垆艳》中遭遇父亲悔婚而被迫私奔的文君,也站在孝义与礼法角度进行着自我否定与谴责:“私奔  
之耻,终身莫赎,正是一失足成千古恨”;“高堂上更番怒喜,多因我一念痴迷,算严君到底心慈,能宽恕不肖孩  
儿……一朝之失,节孝两亏”,“纵然是一星半子,何曾着来斑舞衣,还要那软心肠的爹爹怜惜”⑦。  
《卓文君私奔相如》写夜奔途中文君以“男尊女卑”、“夫唱妇随”为念,执意为相如驾车,以此得到卓王孙  
的谅解,称其“可谓贤矣”⑧。其他剧作书写文君的贤妻之德,主要体现在对相如的帮扶理解上。面对家徒四  
壁的生活困境,《史记》、《西京杂记》以“久之不乐”⑨、“抱颈而泣”ꢇꢈꢉ表现豪门千金由富转贫的心理落差,而戏  
曲中的文君却安贫无怨,且善解意疗愁,帮助夫君树立信心、锐意进取;至相如功成名就又不汲汲于富贵,而  
能欣然偕隐,遂其抽簪之志。《凌云记》中,为使相如消内顾之忧、奋功名之志,文君当垆酤酒而不以为耻;卓  
王孙送奁致富,相如渐耽安乐,文君为尽内助之责,不惜做“铁面朱颜”,教其进取;至求贤诏下,相如难舍娇  
妻,文君忍痛割爱,称“男儿志在四方,不宜株守故里”,并告之以旁人讥谤之言,终使相如慨然立志ꢇꢈꢎ。《琴心  
记》写文君早有“下机金印,伏跨登坛”的励夫之愿,后虑及连累婢女受苦,稍有悔意,但转念即思“长卿虽则贫  
困,决不久居人下”,“糟糠之妻,我也甘做”ꢇꢈꢏ。《鹔鹴裘记》中文君亦宽慰相如“不过暂时落莫,或者上天将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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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昀、陆锡熊、孙士毅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716页。  
韩上桂《凌云记》卷上,《古本戏曲丛刊五集》。  
韩上桂《凌云记》卷下,《古本戏曲丛刊五集》。  
孙柚《琴心记》,《六十种曲》第5册,第6页。  
韩上桂《凌云记》卷下,《古本戏曲丛刊五集》。  
朱瑞图《封禅书》卷4,《古本戏曲丛刊五集》,第30、40、28页。  
黄燮清《当垆艳》卷上,《玉生香传奇四种曲》本,第18、39页。  
朱权《卓文君私奔相如》,《古本戏曲丛刊四集》影印脉望馆钞校本,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10、11页。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00页。  
ꢇꢉꢈ葛洪《西京杂记》,第11页。  
ꢈꢇꢎ韩上桂《凌云记》卷下,《古本戏曲丛刊五集》。  
ꢇꢏꢈ孙柚《琴心记》,《六十种曲》第5册,第38、45、46页。  
18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大任,故使空乏其身,也未可知”,表示“便久蓬蒿,我也甘心学孟光”①。  
正如纤足描写诞生于缠足时俗之下,贞、孝、贤的淑女品德构建同样可与角色问世时期的社会文化环境  
相印证。汉唐以来礼教不兴、闺闱混乱的现象在北宋引起了理学家的关注,程颐意在端正男女双方对于婚姻  
的严肃态度,提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②的著名论断,南宋朱熹也大加提倡,但终宋一代全贞守节之说  
只是一种上层理想,对现实并无制约作用。清初王士祯《香祖笔记》称:“宋世士大夫最讲礼法,然有不可解者  
…
…阀阅名家,不以再嫁为耻。”③自元代起,程朱理学被奉为官方思想,元人编《宋史》于《儒林传》外另立《道  
学传》,尊二程、朱熹等为儒家道统的衣钵传人。时人偏激理解了宋儒“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说,使其作为  
对女性的单方面要求而被官方采纳、强调,并在民众之间产生了极大反响。  
董家遵曾根据《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闺媛典》统计周代以至清初的节烈妇女数量,其中元朝立国  
仅97年,却有节妇359人,烈女383人,远超此前历朝总和④。明朝政府亦多次下令,通过旌表门闾、免除差  
役、赏赐粮帛等措施鼓励寡妇守节,在此政策推动下,贞节牌坊树立成风,《闺媛典》中记录在册的明代节妇多  
达27141人⑤。清代统治者最初将夫死殉节视作逃避、懦弱之行,对此并不提倡,但对承担家庭责任而矢志  
不嫁的节妇却极尽肯定,并在明制基础上缩短考察年限、扩张采访区域、加大表彰力度,鼓励更多寡居妇女加  
入到守节的队伍中来。在贞节旌表措施上,清代以总坊、匾额代替个人专坊,也从客观上说明节妇人数的急  
剧膨胀。截止到《古今图书集成》印制成书的雍正年间,《闺媛典》载入本朝节妇9482人⑥。元明清三代所编  
《宋史》、《元史》、《明史》之《列女传》,改变了以往多元化的选录标准而以节烈为宗。然而,民间仍存在着诸多  
不利守节的主客观因素,载入史书、地志、笔记、文集的节烈妇女以灭绝人欲乃至偏离人道的残酷方式实践着  
道学教条,自虐、自残、自杀事件屡屡发生。夫死再适已经大悖礼教,更休提以“夜奔”的方式私意结合。  
现实伦理环境对节妇烈女的推崇超越了孝女、贤妻,但在道学礼教影响日深的大背景下,“孝”与“贤”作  
为普泛化道德标准,对于主流社会的引导力度同样不容小视。南宋理学家罗从彦在传统孝文化的基础上提  
出“天下无不是底父母”⑦的极端说法,得到明清蒙书、戏曲的广泛响应,《弟子规》有“亲爱我,孝何难? 亲恶  
我,孝方贤”⑧之训诫,诸多戏曲从正面传唱子女对不慈或施虐之父母保持敬顺之心的故事⑨。“贤”的内涵较  
为宽泛,但作为女性,除基本的贞、孝之外,对于夫婿的伦理职责和帮扶能力也被强调。如明人吕坤《闺范》将  
“
爱夫以正”作为贤妇的标准,具体说来,即“成其德、济其业、恤其患难”ꢇꢈꢉ。  
在礼教约束加强的同时,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思想的异动,解放自我、觉醒人性的启蒙思  
潮辐射到文化生活与文学创作领域。相如文君的婚恋选择经历着卫道者的严厉批评ꢇꢈꢎ,但其作为突破门第  
之别、父母之命自由结合的浪漫典型,也得到了肯定与颂扬。在风流与道学交织并行的复杂心理作用下,很  
多文人既认可二人之真情结合,又对其违礼失节之处深表惋惜。明胡应麟撰《诗薮·外编》称:“汉、魏间,夫  
妇俱有文词而最名显者:司马相如、卓文君……然文君改醮……立身大节,并无足取。”ꢇꢈꢏ谢肇淛《五杂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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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于令《剑啸阁鹔鹴裘记》卷上,《古本戏曲丛刊二集》,第34、35页。  
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01页。  
王士祯《香祖笔记》,湛之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10页。  
参见:董家遵《中国古代婚姻史研究》,卞恩才整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6页。  
参见:董家遵《中国古代婚姻史研究》,第246页。  
参见:董家遵《中国古代婚姻史研究》,第246页。  
罗从彦《豫章文集》卷14,《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62页。  
《弟子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千家诗》,李逸安、张立敏译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78页。  
参见:范红娟《明清顺孝戏曲和传统孝道的文化解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137页。  
ꢈꢇꢉ吕坤《闺范》卷3,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郑氏宝善堂刊本,第2页。  
ꢇꢈꢎ如元人刘履《风雅翼》之《白头吟》评注指责文君夜奔“失身背理”,被弃而不足恤(参见:刘履《风雅翼》卷10,《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70  
册,第178页);明代王圻从琴挑、夜奔等方面论证世人对相如无行的印象(参见:王圻《稗史汇编》卷85,《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41册,  
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100页);程允升说“可丑者相如之妻,夤夜私奔,但识丝桐有意”(参见:程允升《幼学琼林》卷2,《绘图重增幼学故事琼  
林》,上海会文堂1924年印行,第5页)。  
ꢇꢏꢈ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新1版,第133页。  
188  
汪泽ꢄ纤足、淑女与慧婢:明清戏曲对卓文君形象的品貌与人格呈现  
叹自古美人或流离颠沛,或匹偶非类,如卓文君得遇司马相如,可谓天作之合;然“以琴心点玉于初年”①,令  
人千古扼腕。清张永铨《题卓文君当垆图》写道:“两人之立身大节不无遗憾矣……王孙但见相如之贫,不见  
相如之富,令虽奏琴不知琴心,致怜才之女不免暮夜之奔,罪又岂独在文君哉!古来才子佳人动遭坎壈,丰其  
才、啬其遇,使之或失其节,不得为天壤之完人者,奚止两人也?”②他在同情理解的基础上将相如琴挑、文君  
夜奔之失归于客观时势,甚至生发才子不遇、佳人坎壈之悲,但对二人品节有亏之处也毫不讳言。抱着类似  
的遗憾心理,清代诗人何洯《题粤风四种后十首》其六曰:“生平爱读相如传,怪不求凰未嫁前。”③  
明初,高明《琵琶记》受到太祖高度评价,“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④的口号对戏曲创作活动产生了重  
要影响。以无伤风化的形式改良相如文君爱情故事,成为剧作家的必然选择。将卓文君真实存在的第一次  
婚姻淡化,在其与司马相如的结合中加入礼法因素,使角色向主流意识认可的节妇、孝女、贤妻靠拢,既是迎  
合正统舆论导向的需要,也化解了作为戏曲创作与接受主要群体的多情文人对其历史原型违礼失节之处的  
潜在遗憾。这种艺术改造的思想底蕴是复杂的,对于现实礼教环境既有被动的妥协,也有主动的服膺。与纤  
足的体貌特征相匹配,品德近乎完美的淑女文君成为其历史原型符合时代标准的艺术写照,也为时代文化浸  
润下的男性文人演绎出理想的红颜知己形象,满足了创作与接受双方的共情需求。  
三ꢄ慧婢:叙事困境中的人格投射  
作为明清戏曲角色的卓文君于身心两方面和原型人物产生了偏离,在满足观众审美与道德旨趣的同时,  
也制造出叙事上的困境。自《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以来,相如文君故事的主要看点即在于一种突破礼法常  
规却能收获圆满结局的传奇性,这种传奇性通过一系列离经叛道的情节得以呈现:琴挑求凰、夜亡私奔、当垆  
酤酒……因此,“琴心”、“求凰”、“私奔”、“当垆”等语汇作为相如文君浪漫爱情的表记往往被用于戏曲题名,  
相关的故事片段也是长演不衰的精彩桥段,卫道者的批评并未减弱它们在文艺领域的经典地位。就这些情  
节而言,“琴挑求凰”的行为主体是司马相如,“当垆酤酒”需男女主人公平分秋色,“夜亡私奔”的主动权则掌  
握在卓文君一方。以三寸金莲之柔弱体貌配合封建淑女之道德品性的文君,如何在行动与思想两方面冲破  
家门与礼教的束缚,演绎出“夜奔”之情节?多数剧作者选择从角色搭配上解决这一问题———为文君安排一  
贴身侍婢,对其夜奔起到关键的敦促作用。  
此前的研究成果多关注到侍婢传递消息的媒介功能,但若结合相如文君故事的流变历程观照其出没显  
隐,并于侍婢与文君角色的互动中对比二者差异,则会发现剧作家在有意无意间赋予了此类形象的独特价  
值。卓氏侍者并非由明清戏曲作家原创,早在司马迁笔下即已诞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曰:“相如乃使  
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⑤尽管作为沟通媒介导致了“夜奔”事件的  
发生,但此一“侍者”尚无形象意义。在史传之后,表现相如文君故事的笔记小说和诗赋作品多将这一人物忽  
略,直到宋代话本《风月瑞仙亭》中,侍者方有了具体的性别和姓名(“女使春儿”),但其在文君以赏月为名幽  
会相如的过程中仅仅奉命打点食器灯具,对男女主人公私合夜奔之事却毫不知情⑥。  
戏曲(尤其传奇)的篇幅规模、角色容量以及行当的细致化、唱白的灵活化,为作者设置角色、分配性格提  
供了必要性和可行性条件。命名各异的婢女由贴旦乃至丑旦扮演,作为与文君形影不离的陪侍,在“夜奔”路  
上与之相携随行,解决了缠足行路不便的现实困境,于有限的舞台空间内增加了生活的真实感和合理性。婢  
女多表现出机敏慧黠的个性特点,对于在情爱与礼教之间矛盾迟疑的文君而言发挥着类似导师的作用,能够  
影响其婚恋抉择,也代为传达出作者的进步思想,促使读者、观众对男女主人公的婚恋合法性产生理解认同。  
且看其念白:  
那婚姻大数也,夫妇大伦也。大数固不偶,大伦容可废乎?况凤管未逢萧史,蓝桥不识裴航,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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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肇淛撰《五杂组》,傅成校点,《明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8页。  
张永铨《闲存堂文集》卷14,《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5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04页。  
何洯《晴江阁集》卷8,《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08页。  
高明著、钱南扬校注《元本琵琶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  
司马迁《史记》,第3000页。  
洪楩辑、程毅中校注《清平山堂话本校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89ꢊ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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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无一夜之恩,安有百年之义?窦郎无缘,一旦捐馆。小姐芳姿绝世,妙韵可人,当有名贤为配,国士  
成双。乌得拘拘小节,遂缺陷半生。①  
两才相遇,今古以为胜谈。小姐志寄千秋,胸涵二酉,岂效龌龊女子拘牵常格者所为?②  
天下佳人才子自古难遇,常常有不得其偶而相思两亡者,亦有失身不肖而一生闷绝者……当日  
大舜为千古孝子,居然不告而娶,古今亦何尝不以为圣人?舜既可以不告其父,姐姐亦可以不告老  
爷。就使千秋万世,姐姐得与大舜并称,是亦足矣。失此良缘,日后所配,不过痴儿蠢子……岂不负  
天生姐姐一段美意乎?③  
小姐,你若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才叫做私奔,原是终身之玷;如今这头亲事,是老爷亲口  
应允,且有县令为媒、绮琴作聘,本是老爷变卦,小姐就权宜行事,也不算伤风败俗。④  
这四段文字依次由四部剧中的文君婢女孤红、紫玉、流霞、红箫道出,可见诸婢既是“夜奔”的护航者,又  
是作者的代言人,实被赋予了“戏内评家”的身份。但内中又存在细微差异。如紫玉、流霞之语,既可针对戏  
内角色而言,又可作为对历史上原型人物“夜奔”之举的评价;而孤红、红箫之言则需以各自戏内情节(未嫁而  
寡、媒聘在先等)为具体语境。但两种评论同样灌注了作者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念,代表了开明进步的人伦  
思想,甚至也传达出时人追求个性解放与婚恋自由的潜在愿望。  
在某些出目的主婢对话中,婢女之唱白对于文君之唱白具有承继阐发的作用。以《琴心记·文君新寡》  
为例:  
〔
旦〕〔二郎神〕云鬟乱,苦愁容,对菱花独看。恨倦倚纤腰春未半,使秋光先到。黄花瘦入朱颜。  
竟何事钿蝉零落遍,凤钗横一朝分散?镜儿,羡甚么团圆,怪人间到有孤单。  
孤红,你看我呵,绿鬓易销春思浅,青丝难掠晚妆残,真好苦也。  
〔贴〕小姐,你脸如芙蓉,眉如远山,肌肤柔滑如脂。这等芳容,难道终身孤另?  
〔
前腔〕幽闲,春山横黛,秋波蘸眼。那映水芙蓉凝嫩脸,奈泪珠抛尽。青丝一味萧闲怨,结发今  
ꢀ
松愁鬓宽。知甚日赤绳重绾?镜儿,少一个画眉郎官,使清光瘦减婵娟。⑤  
发展到明清传奇阶段的古典戏曲,于唱白意境上彰显出鲜明的文人旨趣。剧中盎然春意给文君带来的  
是好景不长、年华易逝的忧惧与苦闷,“恨倦倚纤腰春未半,使秋光先到”,颇有柳宗元《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  
题》所谓“春半如秋意转迷”⑥之意,尽管一属闺怨,一属羁思,情景反衬之下的落寞凄迷心境却有一致性。孤  
红的道白化用了《西京杂记》的经典语句,典雅秀媚的唱白风格亦与剧中文君无异。这样的安排诚然减弱了  
人物的个性化色彩,但考虑到孤红“从幼伴奴(文君)习些针黹、读些典籍,闷来闲话,颇似知音”⑦的剧情设  
定,及其为作者代言传意的角色功能,又颇有合宜之处。细析之,孤红的唱答,既是对文君的宽解安慰,也是  
文君心声的某种外化:如此妙龄芳容,堪寻佳偶良缘,方可圆满人生、不负华年。  
再如同剧《孤红窥宴》一出,孤红再次承继文君话题:  
〔薄幸〕〔旦上〕楚馆云空,秦楼月小。问玉箫清绝,何方声杳?翠帏孤梦,碧窗惊晓。〔贴上〕愁无  
了,奈眼底花残蝶懒,知甚日春风重到?  
〔旦〕容如露井桃,命似风堤絮。花落絮飘扬,共逐东流去。〔贴〕絮好不成绵,花开难结子。谁与问东君,毕竟  
春谁主?⑧  
表面抒发伤春之感喟,实则以一种空灵幽约的方式流露出深闺女性对自我命运归宿乃至人生价值的追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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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孙柚《琴心记》,《六十种曲》第5册,第6页。  
陈玉蟾《凤求凰》卷上,《古本戏曲丛刊二集》影印明末刊本,商务印书馆1955年版,第18页。  
朱瑞图《封禅书》卷4,《古本戏曲丛刊五集》,第25ꢊ26页。  
黄燮清《当垆艳》卷上,《玉生香传奇四种曲》本,第15页。瞿世瑛评曰“为名士美人洗心涤虑,非千古解事文人,那能道破”,足见红箫为作者  
之代言人。  
⑤
⑥
⑦
⑧
孙柚《琴心记》,《六十种曲》第5册,第7页。  
柳宗元著、王国安笺释《柳宗元诗笺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34页。  
孙柚《琴心记》,《六十种曲》第5册,第6页。  
孙柚《琴心记》,《六十种曲》第5册,第14ꢊ15页。  
190  
汪泽ꢄ纤足、淑女与慧婢:明清戏曲对卓文君形象的品貌与人格呈现  
诘求索。这同样是明清传奇经由文人旨趣的改造而骈俪化、诗词化的美学风格使然。在以含蓄唱白传达人  
物心声的层面,孤红与文君表现出一体化的关系。  
可见,在担当“情爱导师”和“戏内评家”的过程中,以孤红为代表的慧婢以其大胆果决弥补了文君的性格  
弱点,通过唱白支持、深化了文君未曾言明的曲衷,推动“夜奔”行为的发生,与文君共同构成了“夜奔”情节的  
行为主体。为男女主人公牵线搭桥的慧婢角色在元明清剧作中并不少见,如《西厢记》之红娘、《梅香》之樊  
素等,其原型或皆可追溯到《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通殷勤”的侍者;而红娘、樊素等艺术形象又以其经典  
意义对相如文君戏曲中的婢女角色起到反哺作用。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慧婢形象的成因。但笔者更倾  
向于将慧婢角色的设立归因于文本叙事的需要。从相如文君故事自身发展的纵向历程来看,婢女积极策划  
并正面理解“夜奔”一事的胆识与觉悟都应属于历史上的卓文君,她们承载着卓文君历史形象的人格质素,弥  
补了演变后的文君形象与“夜奔”情节原型之间的逻辑裂痕。  
当代学者陈洪指出,“把某个原型(或是作者自己)的人格之二元,分别投射到两个人物之中,形成一组既  
对立又互补、彼此映衬的形象,是小说创作中常见的手法……作者对此很可能并无自觉,但文本生成过程中  
的内驱力就自然产生了这样神奇的效果”①。此说是针对《西游记》而言的,他认为历史上玄奘的真实人格被  
一分为二———一方面是高尚虔诚、杜绝一切诱惑的佛教徒,另一方面是勇毅精进、蔑视世俗法度的西行  
者———二者各自投射在小说中的唐三藏和孙悟空身上,果敢刚毅的玄奘遂成为教条迂腐的唐僧。这迎合了  
塑造“道德领袖”的儒家政治理想,更进一步说,是程朱理学影响日炽的时代风气使然。  
“人格投射”作为人物塑造技巧广见于明清章回小说,移之于古代戏曲也未尝不可。上述相如文君戏曲  
同样诞生于理学文化背景中,为解决“守礼”人格与“越礼”行为的矛盾,剧中突出了正史略微提及、话本有名  
无实的侍者形象,令贴身鬟婢“分摊”卓文君原该具有的越礼人格,以其慧黠果敢在思想、行动各方面为“夜  
奔”助力,又能在联袂演出的过程中反衬文君之贞静幽娴。  
四ꢄ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对禁忌题材展现出排斥与包容的双重态度。在明清文人的认知范畴下,卓文君及  
其夜奔故事既是彰显才子多情的风流公案,也是包含礼教禁忌与伦理缺憾的争议话题。通过文学重述,使之  
以改良的面貌流行于各种雅俗视野之中,成为时人不约而同的选择。文君角色在审美时俗之下显露的共性  
形体特征关联着道德层面对女性的规约与期许,变异形象与固有情节之间的文本断裂又催生出人格互补的  
对象;“纤足”与“淑女”折射出现实文化对历史故事的影响,“慧婢”的设立则致力于从文学层面通融叙事逻  
辑。  
自中国古典戏曲诞生以来,历史故事即成为其重要的题材渊薮。历史剧的创作是审美再造的过程,剧作  
者往往会在自身及时下受众的期待视野中熔铸源文本的经典元素,为历史人物塑造新的形象,为历史故事注  
入新的意蕴内涵,在无形中表达出对历史的反思评判和对现实的某种诉求。明清戏曲中卓文君角色的呈现  
迎合了时人对其本事褒贬交织的复杂态度,体现出社会文化的投影以及文化浸润下的接受旨趣,也借助了戏  
曲体裁自身的发展需求和艺术特质。文君形象乃至相如文君故事的演变是文化与文学共同作用的结果,其  
意蕴在与历史原型的参照对比中得以突显。于相如文君主题戏曲的创作者及接受者而言,历史的真相已经  
不甚重要,他们更渴望借助历史的躯壳进行现实理想的寄托或自我欲望的投射,于其所处时代完成某种情感  
共同体的构建。戏曲作家以此剥夺了人物故事作为客观历史的真实属性,又赋予其作为文学创作对象的生  
命能量,最终使之获得在更广阔的时空范畴内延绵发展的无限可能。这种叙事现象推动了中国历史的通俗  
化传播进程,造就了文学题材的丰富多彩,也为我们考究社会文化变迁与文学体裁发展提供了独特视角。  
[责任编辑:唐ꢄ普]  
①
陈洪《“六大名著”导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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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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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有新见的李白研究著作  
——评王红霞、刘铠齐《孤本品诗仙:<瑶台风露>整理与研究》  
—
张瑞君  
王红霞与刘铠齐所著《孤本品诗仙———<瑶台风露>整理与研究》(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以下简称《孤本  
品诗仙》),前有詹福瑞序言论述此书线索及整理出版的意义①,要言不烦,对于研究者与读者阅读此书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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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指导意义;薛天纬则从李白古体为主的创作倾向指出了此书对李白研究的价值②。然而,笔者认为,此  
书不仅仅是一本李白五古诗集的整理著作,更是一部对于清代手抄孤本的研究著作,全书2/3的篇幅是研究  
文字,对于李白研究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故不避浅陋,陈说己见,以期抛砖引玉。  
一ꢄ考证扎实,不乏新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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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辈学者包括我的导师詹锳先生等虽然都曾对清代李白五言古诗选本《瑶台风露》加以关注③,但是均  
未做深入考索。王定璋最早注意到此选本,却没有确定此书的编校者④。王红霞、刘铠齐两位学者知难而  
进,通过收集《民国歙县志》、《民国安徽通志稿》、《民国山东通志》等方志资料,结合编选者鲍瑞骏的大量诗歌  
创作,经过耐心细致的考证,勾勒出鲍瑞骏的大概生平经历;同时,又根据《两浙輶轩续录》、《清画家诗史》的  
记载,联系鲍瑞骏的诗文序跋,梳理出另一位编选者王鸿朗的生平著述;进而考证了鲍、王二人的交游情况,  
指出鲍瑞骏擅长写诗、王鸿朗善于论诗的个人特点,为知人论世地研究选本价值打下了基础。  
关于《瑶台风露》的抄选底本,王定璋认为是两宋本和萧士赟本⑤。王红霞、刘铠齐通过逐一比对宋刻本  
《李太白文集三十卷》、元至大三年建安余氏勤友书堂萧士赟注本《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二十五卷》、明正德十五  
年刘氏安正书堂刻本《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二十五卷》、明嘉靖二十二年郭云鹏宝善堂刻本《分类补注李太白诗  
二十五卷》、明万历三十年长洲许自昌聚奎楼刻本《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二十五卷》、清康熙五十六年吴门缪日  
芑双泉草堂刻本《李太白文集三十卷》、清乾隆二十四年聚锦堂王琦注本《李太白文集三十六卷》、清光绪三十  
四年至宣统元年贵池刘氏覆刻《景宋咸淳本李翰林集三十卷》等通行版本与《瑶台风露》的异文情况,证实了  
《古风》其五《五鹤西北来》等十七首诗歌与上述版本不同而与《全唐诗》本相同。尽管选本中的某些异文现象  
或是鲍瑞骏的抄写习惯所致,但与通行版本均不同的异文多达三十余处并非偶然,足以证明《瑶台风露》的抄  
选底本并不是当时刊刻流行的李白集而是更为少见的版本,并与《全唐诗》本极为相似。王、刘两位研究者通  
过正反立论加以考证,得出的结论比较令人信服。  
相较郁贤皓认为李白《古风》组诗“非一时一地之作,亦非一人所编集”⑥的论断,《瑶台风露》的评点则具  
有更加独特的眼光,将《古风》五十九首视为一个首尾相连的整体。《孤本品诗仙》将鲍瑞骏、王鸿朗分布于各  
诗之中的零散评点整理起来,较为完整地呈现出了二人的论诗主张。同时,《孤本品诗仙》对于《去妇词》、《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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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瑞君,男,山西寿阳人,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二级教授,E-mailꢆtysyzrj2279206@163com。  
①
②
③
詹福瑞《序言》,王红霞、刘铠齐《孤本品诗仙———<瑶台风露>整理与研究》,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第1ꢊ4页。  
薛天纬《“李白是以写古诗为主的”———<瑶台风露>面世的学术意义》,《中华读书报》2024年3月20日,第10版。  
参见: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郁贤皓主编《李白大辞典》,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张忠纲主编  
《全唐诗大辞典》,语文出版社2000年版;陈伯海、朱易安《唐诗书目总录》(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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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王定璋《<瑶台风露>———新发现的李白五古精选精批手抄本》,《天府新论》1985年第3期。  
王定璋《<瑶台风露>———新发现的李白五古精选精批手抄本》,《天府新论》1985年第3期,第50页。  
郁贤皓《李白<古风>五十九首刍议》,《中国文学研究》1989年第4期,第3ꢊ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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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瑞君ꢄ一部有新见的李白研究著作———评王红霞、刘铠齐《孤本品诗仙:<瑶台风露>整理与研究》  
阳送客》二篇的考论也能言之成理,深入剖析了这些争议篇目选入的原因和意义。  
“无疑,文学研究和科学研究两者在方法论上有许多交叉和重叠的地方。诸如归纳、演绎、分析、综合和  
比较等基本方法。对于所有系统性的知识来说,都是通用的”①。《孤本品诗仙》采用对比论证,选取两种古  
人选本(朱谏《李诗选注》、曾国藩《十八家诗钞》),四种今人选本(詹锳《李白诗选》、葛景春《李白诗选》、赵昌  
平《李白诗选评》、复旦大学《李白诗选》),以及詹锳《李白诗文系年》、安旗《李白全集编年笺注》与《瑶台风露》  
进行对比研究,得出如下结论:《瑶台风露》选诗以李白五言古诗中成就最高的古风、乐府为主;对于“古诗”类  
的收选,则更侧重于“赠”、“寄”、“感遇”、“游宴”、“闲适”、“闺情”等类别。不难看出,《瑶台风露》在所选篇目  
的创作时间上,更侧重于收选李白中晚年时期创作的五言古诗作品,这也正是他的诗歌艺术渐趋成熟的阶  
段。而王红霞、刘铠齐对于创作地点、酬赠对象的梳理,也从不同视角诠释了此选本的价值。  
二ꢄ例证典型,切合实际  
与一般接受史个案研究的平面化孤立、简单化陈述不同,《孤本品诗仙》能从古今选本对照中,发现不同  
时代的选本在体裁认识和选诗风格上的差异。“只有当作品的连续性不仅通过生产主体,而且通过消费主  
体,即通过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调节时,文学艺术才能获得具有过程性特征的历史”②。  
此书最大的特点在于从材料出发,而不受前人思维定式左右。《瑶台风露》崇尚儒家诗教传统,在选诗的  
过程中更倾向于选择思想情旨较为“温柔敦厚”的篇目。《东海有勇妇》、《怨歌行》、《去妇词》等诗为大多数选  
本所遗漏,而《瑶台风露》偏偏选入。王红霞、刘铠齐指出,这也恰恰体现了选编者鲍瑞骏的诗学理论:李白诗  
歌的复古倾向也包括对儒家传统诗教的认可和恢复。此结论有论有据,不但言之成理,且很有创见。  
鲍瑞骏在《瑶台风露》的跋语中,从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里摘出了“雄浑”、“高古”、“洗练”、“绮丽”、“自  
然”、“豪放”、“精神”、“清奇”、“超诣”、“飘逸”十个品类来概括李白五言古诗的艺术风格。本书作者王红霞、  
刘铠齐最后根据鲍瑞骏题于《瑶台风露》扉页上的“太华夜碧,人闻清钟”八字(出自《二十四诗品》“高古”一  
品),推论出《瑶台风露》的选诗标准以“高古”一品为主,兼采以上九品;又以《古风》五十九首、《拟古》十二首、  
《送张舍人之江东》、《赠友人》三首、《丁都护歌》、《古意》、《早过漆林渡寄万巨》、《学古思边》等篇的主体风格  
来证明这一推论,基本可信。  
此外,《孤本品诗仙》作者还选用了《关山月》、《赠王判官时余归隐居庐山屏风叠》、《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  
屋》、《江汉寄汉阳辅录事》、《流夜郎至西塞驿寄裴隐》等诗来阐释“雄浑”的标准;用《江上寄元六林宗》、《大堤  
曲》、《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补阙范侍御》、《月夜江行寄崔员外宗之》等诗来阐释“洗练”的标准;用《相逢  
行》、《赠裴司马》、《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书情寄从弟邠州长史昭》等诗来阐释“绮丽”的标准;用《自  
金陵溯流过白璧山玩月达天门寄句容王主簿》、《春日醉起言志》、《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等诗来阐  
释“自然”的标准;用《侠客行》、《结客少年场行》、《拟古》其九等诗来阐释“豪放”的标准;用《赠崔郎中宗之》、  
《寄远》其三、《春日独酌》其一等诗来阐释“精神”的标准,也多言之成理。  
三ꢄ见解新颖,独具慧眼  
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谱系中,选诗与评点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选本本身就体现了选编者自身的审美  
标准,加之评点则更能全面系统地体现其文学主张。《瑶台风露》书眉上有朱批二百余条、墨批二十余条,诗  
行间有墨批近五百条;朱批为王鸿朗所加,墨批为鲍瑞骏所加,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孤本品诗仙》作者王红霞、刘铠齐主要着力于研究《瑶台风露》的评点,在细碎的材料信息中进行总结归  
纳、理论提升,不乏开创性的立论。长于讽兴是李白诗歌的一大特征,而这也体现出李白在文学创作中时时  
都标举着“风雅”的传统。基于《瑶台风露》的评点,可以看出,李白五言古诗对于屈骚的继承体现在忠爱思想  
和比兴手法两个方面。李白在游仙、闺怨等题材的五言古诗中,以仙人美人作比,寄寓君臣之道,抒发忠心见  
疑、怀才不遇的哀怨。《孤本品诗仙》作者通过对选本评点的研究指出:李白对于汉乐府的继承主要体现在乐  
府旧题、艺术风格和比兴手法三个方面,更在汉乐府基础上脱化而出,自成杰作,可将其视为继承乐府诗的集  
①
②
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原理》,刘象愚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  
姚斯《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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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者。作者在其他方面的总结,如李白五古由表及里学习了陶渊明,传承了陶渊明的精神品格,也影响了  
苏东坡的诗歌创作等,这些结论都较为可信。  
《瑶台风露》还较为深入地分析了李白五古的写作技巧。《孤本品诗仙》结合具体作品,条分缕析地剖析  
了选本评点中出现的“起法”、“接法”、“拓法”、“转法”、“提法”、“锁法”、“顿法”、“收法”、“接法”、“排宕法”等  
创作技法,这对于读者与研究者深入研读、分析和研究李白的五古诗无疑具有较大的指导意义。  
本书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对《瑶台风露》选本的阐释,对鲍瑞骏、王鸿朗论诗主张的归纳分析,还具有弥  
补李白选本研究尤其是清代李白选本研究相对薄弱的学术价值和学术意义。《孤本品诗仙》结合清人与今人  
研究的成果,彰显出《瑶台风露》从整体上解读李白五古组诗的独到见识,肯定了编选者继承桐城派“神气、音  
节、字句”理论的评点视角,并立足作品深入而详细地解读了具体评点的内涵及特色,体现了作者较为扎实细  
致的文献解读能力和理论功底。  
四ꢄ态度公允,令人信服  
《孤本品诗仙》有着深入细致的文本阅读,能够对照古今对于李白五言古诗的不同评价,挖掘《瑶台风露》  
选本的独特价值,又能审慎客观地指出其中的不足。  
作者指出,在选诗方面,《瑶台风露》不仅选录了大众熟知的李白五古名篇,还收录了《东海有勇妇》、《塞  
上曲》、《春日游罗敷潭》、《金陵白杨十字巷》等较为小众的篇目,能够在突出编选者个人偏向的同时,兼顾李  
白五古的整体风貌。在评点方面,鲍瑞骏、王鸿朗论诗重视李白五古的行文章法,很有自己的特色。尤其是  
《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一篇,夭矫难测,但是通过鲍瑞骏的评点,却可从那些  
看似不连贯、不相关的叙事片段中,梳理出一条清晰的行文线索来。本书作者总结道,尽管此诗篇幅甚长,但  
诗中叙事有节,起承转合皆是法度森然,看似笔如游龙,实则心细如发,为阅读李白诗歌提供了新的路径和方  
法。  
同时,《孤本品诗仙》也发现了鲍瑞骏与王鸿朗在选诗过程中,为了着重对李白五言古诗的写作技巧和章  
法结构进行讨论,会有意摘取章法特点较为明显的篇目,一些篇幅较短的名篇则未被纳入其中,如《静夜思》、  
《玉阶怨》、《怨情》、《越女词》、《子夜吴歌》等。这样的结论公允客观,令人信服。  
五ꢄ白璧微瑕,美中不足  
当然,如果要指出《孤本品诗仙》的不足之处的话,此书尚有可以提升的空间。白璧微瑕之处,如:将《经  
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一首诗为何同时出现在“清奇”、“自然”两个标准中进行讨论;关于李白五古与  
《古诗十九首》的关系未能以《瑶台风露》为切入点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若将李白五言古诗放在李白接受史  
与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长河中立论,将会获得更大的成就。此书的理论分析水平也还可以提高,如果通过个  
案研究,总结一些选本研究的思维方法,并进而为李白研究提供一些创新的路径,则此书的意义就更远大了。  
二位学者正值学术研究的黄金期,希望可以继往开来,超越自我,在李白研究上取得更大的突破。  
[责任编辑:唐ꢄ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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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司法数字化建设的深描与沉思  
———《数字司法的中国图景》介评  
郭松ꢄ刘璐  
新兴数字技术正以一种不可阻挡之势全面渗入司法领域,并深刻地改变着日常司法运作的样态。在这  
场剧烈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左卫民教授的新作《数字司法的中国图景》(法律出版社2023年出版,下文简称  
《数字司法》)基于客观审慎的立场,采取实证研究、比较研究等多种方法揭示了司法数字化探索初期的实践  
样貌,审视了基于司法大数据的法学研究现状,探讨了司法人工智能的现实应用与发展前景,并创造性地提  
出了“自科法学”的研究范式。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司法体制改革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在遵循司法规  
律的基础上,将司法体制改革和现代科技应用有效结合。此后,已经有了初步探索的数字化司法,开始步入  
发展的快车道,各种围绕司法领域产生的数字化应用产品便层出不穷,庭审直播、在线诉讼和司法人工智能  
建设更是呈如火如荼之势。这些数字化司法探索的实践效果如何?大数据时代下的中国司法数字化将走向  
何方?尤其是受其影响的法学理论研究又将如何应对? 诸如此类的问题,亟需理论研究给出全面的回答。  
在笔者看来,左卫民教授在《数字司法》中真切地回应了这些问题,并为司法数字化建设的未来发展贡献了富  
有洞见性的理论成果和对策建议。他在法学理论话语和数字技术原理之间往返穿梭,并将目光凝视于现实  
的司法实践,从而清晰地呈现了中国司法数字化的发展脉络,并为我们细致描绘出数字司法的中国图景。  
一ꢄ该书的基本内容与主要亮点  
作为一本围绕“中国司法数字化与人工智能化建设”话题展开的著作,该书三个篇章主题之间衔接紧凑,  
内在逻辑清晰可辨。上篇“司法数字化的探索与变革”主要讨论了庭审直播和在线诉讼这两种数字化司法应  
用形态的实践探索。左卫民教授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揭示了庭审直播和在线诉讼的兴起背景与具体样态,并  
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这两项数字司法具体运用形态在传统诉讼原理与诉讼框架中的定位和发展方向,最  
后还基于实践的发展探讨了“数字诉讼法”这一司法发展新趋势及其面临的诸多挑战和应对之道。中篇“司  
法数字化驱动的大数据研究”则将视角转向作为司法数字化建设重要理论基础的大数据法律研究,在分析了  
大数据法律研究的基本框架后,对国内日渐兴起的“计算法学”的概念、方法和发展前景进行了系统的讨论,  
并以此为基础创造性地提出并论证了“自科法学”的研究范式,强调法学研究在大数据时代需要“科学化”。  
司法数字化的实践探索产生了有关法律尤其是司法运作的海量数据,大数据法律研究则在一定程度上贡献  
了契合司法人工智能发展的知识范式,经验和理论的双重知识催生出下篇主题“大数据驱动的司法人工智  
能”。在这部分内容中,左卫民教授全面分析了中国司法人工智能实践应用的具体情景与现实困境及其背后  
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司法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建设性意见。  
《数字司法》一书系统检视了中国司法数字化、智能化探索的应用成效以及大数据时代法学研究的方法  
论景观,集中体现了左卫民教授近年来对数字时代法学研究与司法运作的思考。结合作者自身的学术研究  
旨趣以及当前数字司法的整体研究状况来看,《数字司法》一书既是作者有关数字司法与人工智能研究的代  
表作,也是这一领域相关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既有很强的知识增量意义,更有不可忽视的政策价值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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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郭松,男,湖北潜江人,法学博士,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ꢆtheguosong@126com;  
刘璐,女,河南信阳人,四川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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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首先,该书所持研究立场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但又不失对科技赋能司法的理想期许。  
近年来,有关“司法人工智能”与“数字诉讼法”的研究十分火热,各种形式的研究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但话题的前瞻性使得很多研究都建立在对实践的想象之上,热衷于价值讨论与理论建构①,不同研究之  
间缺乏对话的共识基础。该书打破了此前同类研究过度偏好理论分析的窠臼,而是致力于立足现实实践。  
在研究在线诉讼程序时,作者选取成都法院作为样本,并结合全国范围内的可视数据,细致分析了在线诉讼  
的实践特点和实质效果,并提出“在线诉讼是一种能够与传统诉讼方式并驾齐驱的独立的诉讼方式”②。由  
于这一判断是建立在丰富的经验素材之上,更加令人信服。在对司法人工智能的考察中,作者致力于从法律  
科技公司、司法一线人员等多方主体获取相关技术成果的真实应用情况,在整合多种来源的实证材料的基础  
上,对现阶段我国司法人工智能的运用图景和发展瓶颈作出了准确判断③。针对此前的很多研究未能积极  
掌握和运用经验性材料,相关分析难免缺乏一定的问题,本书在经验材料的选取上,既运用了实证调查所收  
集的各种数据,也借助了大量访谈资料和实地观察所获得的素材,还利用各种途径收集到多种形式的“二手”  
资料。难能可贵的是,面对实证分析揭示出来的现实落差和诸多发展障碍,作者并未消沉畏葸,而是冀望充  
分发挥我国在司法数据累积与披露方面的优势,设计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工智能司法体系。  
其次,该书对司法数字化探索与司法人工智能建设中的若干热点与难点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  
作者不仅深入考察了庭审直播、在线诉讼这两类司法数字化应用的实践现状,对未来发展进行前瞻性的  
思考,还对类案类判系统、AI法官等司法人工智能产品运行的司法逻辑和现实障碍进行了深刻剖析,理性预  
测了众多司法人工智能产品的应用前景。在笔者看来,这些鞭辟入里的分析得益于作者对数字司法原理的  
深刻认识和对现实状况的深度把握。比如,作者对司法人工智能预测裁判的相关算法和实践效果进行了细  
致观察,指出现有技术方法的成本风险和结果缺陷,在技术层面阐释了司法人工智能产品实践遇冷的原  
因④。作者并未浮于技术名词的简单列举,而是往返于算法技术原理与司法裁判规律之间,深入浅出地分析  
了建立准确司法裁判决策模型的障碍所在。又如,在“司法人工智能的未来展望”一章中,作者深刻阐释了类  
案推送技术的案件识别原理,强调类案系统中大量法律数据未能被准确“标签化”⑤,从而揭示出各地类案推  
送系统实践效果欠佳的深层原因。这种对技术实现要素的精细考察,在既往有关司法人工智能的研究中并  
不多见。不仅如此,作者对这些热点和难点问题在数字司法研究领域中的体系性地位有着清晰认知,他沿着  
数字司法建设的内在逻辑将这些问题依次串联起来,从而呈现出本书的逻辑主线。总而言之,该书不仅精准  
把握了数字司法与司法人工智能建设领域中的热点与核心问题,还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实证考察和深  
入的理论分析,不仅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有关司法人工智能实证研究的空白,还在数字司法研究领域建立起  
了比较系统的理论矩阵。  
最后,该书在理论层面上澄清了司法数字化探索的功能定位和司法人工智能产品的应用方向。  
作者对庭审直播、在线诉讼等司法数字化探索背后的诉讼法原理进行了抽丝剥茧般的论析,并由此厘清  
了上述探索在现有诉讼制度中的功能定位。此前,理论界多以线下诉讼为锚点,采取“功能等值论”对在线诉  
讼这一司法数字化实践进行定位⑥;疫情期间,在线诉讼又被作为传统诉讼方式的替代机制。这似乎意味着  
在线诉讼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传统线下诉讼的补充与替代机制。作者结合《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  
实施办法》出台的背景,在考察后疫情时代在线诉讼的整体面貌的基础上,强调在线诉讼现在是、将来也是  
“
一种能够与传统诉讼方式并驾齐驱的独立的诉讼方式”⑦。这一论断显示了作者对司法政策和诉讼规律的  
深刻把握,展现出作者敢于进行理论修正的学术气魄和洞见于未萌的学术敏感性。此外,作者在考察类案类  
①
代表性研究成果有:王福华《电子诉讼制度构建的法律基础》,《法学研究》2016年第6期;余成峰《法律的“死亡”:人工智能时代的法律功能  
危机》,《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马长山《司法人工智能的重塑效应及其限度》,《法学研究》2020年第4期;等等。  
左卫民《数字司法的中国图景》,第50页。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左卫民《数字司法的中国图景》,第163ꢊ191页。  
左卫民《数字司法的中国图景》,第178ꢊ181页。  
左卫民《数字司法的中国图景》,第223ꢊ224页。  
代表性论述可参见:张兴美《电子诉讼制度建设的观念基础与适用路径》,《政法论坛》2019年第5期,第121ꢊ122页。  
左卫民《数字司法的中国图景》,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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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ꢄ刘璐ꢄ中国司法数字化建设的深描与沉思———《数字司法的中国图景》介评  
判系统、裁判预测系统等司法人工智能产品实践效果的基础上,通过对产品背后司法逻辑的分析,指出了这  
些产品的应用方向与应用场景。例如,为了更好地实现类案类判,最高人民法院曾要求承办法官应结合相关  
类案检索系统制作检索报告。许多论者也主张,“对类案进行检索、判断和报告,从而实现类似案件类似审  
判,既是提高司法审判效率的重要手段,更是实现形式正义的最基本要求”①。但作者从类案的参考逻辑出  
发,在细致分析类案检索系统的使用效果后提出,“类案类判制度或许被不当赋予过高的地位与期望”②。该  
书认为,应当充分发挥司法解释、规范性法律文件、指导性案例和法官会议的作用,而不应对质量欠佳、指导  
意义有限的普通类案赋予过高的指导意义。这一主张不仅展示出作者的学术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关  
怀,还体现出作者直击问题肯綮的学术洞察力。  
二ꢄ该书的时代价值与学术贡献  
信息革命的深入开展,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重大调整,大数据、人工智能、神经网络等  
新技术正逐渐转变人类的认知范式和社会治理思路③。该书的问世,恰逢其时,清晰地呈现了数字技术对中  
国司法现实形态和法律研究范式的塑造过程。在笔者看来,此书的价值不仅在于作者力图在科技理性和价  
值理性之间实现一种功能上的平衡,更在于它系统地展示出我国司法数字化与智能化建设的独特路径,为世  
界提供了中国样本。在大数据司法这片沃野上,众多国家起点相似,而中国经验能够孕育出具备中国特色的  
数字司法理论,在世界范围内构建起具有引领和参照作用的话语体系。  
首先,该书从若干司法数字化的实践经验与司法人工智能应用产品入手,系统地检视了我国司法领域数  
字化和智能化建设的实践成果和不足之处,并提出了破解发展难题的对策建议。  
当前,以“智慧司法”、“数字司法”、“人工智能与法律”为主题的论著林林总总,不胜枚举,其中也不乏独  
到见解的成果。但既有研究成果大多将“司法数字化”、“大数据法律研究”、“司法人工智能”这三个主题分割  
开来单独论述,忽视了司法数字化和智能化建设的一体多面性。虽然这些研究能够对某个问题进行深入挖  
掘,还能提出一些真知灼见,但很少将这三个深度勾连的主题串联起来进行整体研究,研究的系统性和完整  
性不足。这使得我们很难清晰地理解和认识司法数字化与智能化发展的内在逻辑。有鉴于此,该书大胆地  
对这一研究领域内若干核心问题进行整合,尝试搭建认知司法数字化与智能化发展进程的完整框架,并完整  
呈现真实、全面的数字司法图景。由此,我们不仅能够从整体上充分了解中国司法数字化与智能化探索的实  
践效果,还能形成对中国数字法治实践的整体印象。正是这种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体系性考察,使得作者  
的研究深入到数字司法构成要素互动体系的内部,从而使提出的对策建议更能直击问题症结,实效性更强。  
当然,作者对相关核心问题并未泛泛而谈,而是觉察到既往研究中存在一些认识误区,并试图进行纠正。例  
如,作者通过比较法考察和诉讼法理的辨析指出,庭审直播“远非普遍乃至得到充分认可的司法现象”④,应  
当以更审慎的态度对待互联网时代的庭审直播。整体来看,本书产生的知识贡献不仅丰富了数字司法的理  
论内涵,还为司法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提供了可行性极高的对策建议,对未来数字法治建设大有裨益。  
其次,该书精准把握了大数据时代法律研究的脉搏,创造性地提出了“自科法学”的研究范式,这不仅能  
够促进学界对法学研究范式的反思,还能极大地拓宽法学研究的思路。  
在过去的20年,中国的法学研究基本上是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这两种研究范式分庭抗礼,各领风骚。  
近年来,以数据分析为基础的定量实证研究逐渐跳出社科法学的藩篱,开始凸显出自身独特的研究范式和学  
术旨趣。作为中国法学实证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作者将始于定量实证研究、发展于大数据时代的海量化数据  
分析的法学研究冠以“自科法学”之名。他指出,社科法学的开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研究者本身的理论拓展  
①
高尚《司法类案的判断标准及其运用》,《法律科学》2020年第1期,第26页。其他代表性论述可参见:陈琨《类案推送嵌入“智慧法院”办案  
场景的原理和路径》,《中国应用法学》2018年第4期,第89ꢊ90页;孙晓勇《司法大数据在中国法院的应用与前景展望》,《中国法学》2021年  
第4期,第127ꢊ128页。  
②
③
④
左卫民《数字司法的中国图景》,第227页。  
裴炜《数字正当程序———网络时代的刑事诉讼》,中国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第9页。  
左卫民《数字司法的中国图景》,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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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和学术直觉,带有“实而不证”、“论而不证”的特点,所得出的结论也只存在信服与否,而无正误之分①。因  
此,“如果说社科法学的出现是为了使法学研究‘经验化’,那么‘自科法学’则是在此基础上为了使法学研究  
‘
科学化’”②。这一论断与波斯纳对法学研究的看法不谋而合。波斯纳认为,“法律中缺乏有穿透力的和严  
格的理论、可证伪但尚未证伪的(因此至少是暂时得到支持的)且违反直觉的假说、精密的测试设备、精确的  
语言、对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的明确区分、资料的量化、可信的受控实验、严格的统计推论、有用的技术副产  
品以及有显著可测定的干预结果等等;而法律中缺乏的最重要并且包括了上述大多数要点的东西是,可客观  
测定并可以不断测定的假说”③。“自科法学”这一研究范式,也正如波斯纳所言,重视法学研究的证伪思维  
和实用色彩。不过,作者也强调,“自科法学”的提出,并不意味着对其他研究范式的偏废,将理论研究成果转  
化为现实的法治生产力,才是法学研究者的根本使命。由此来看,本书不仅能够引发法学研究者对自身研究  
方法的审视,还有助于减少法学理论与经验事实之间的隔阂,是一部致力于推动我国法学研究范式转型的重  
要著作。  
最后,该书使我们对数字司法发展的理想愿景和现实障碍之间的矛盾与悖异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对司法数字化、智能化建设投入大量资源,司法机关、高等院校和科技企业也积极参  
与其中,相关学术研究成果更是不断涌现,呈现出一幅欣欣向荣的面貌。作者通过实证考察和比较研究敏锐  
地觉察到,在司法人工智能领域存在话语讨论和实践效果的冷热差异,域内人工智能产品和域外也存在一定  
技术差距,司法一线人员更愿意选择传统办案方式,一些司法人工智能产品甚至被束之高阁④。这一应用情  
况与建设目标之间存在明显落差。作者指出,这种“冷热”悖论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原因。一方面,我国缺少充  
分优质的法律数据,影响了司法人工智能产品的用户体验感。作者还强调,由于“影响司法公开与法律信息  
记录的制度性因素与结构性条件将会长期存在”⑤,这一现状将维持较长时间。另一方面,尽管不乏有志之  
士投身于司法人工智能建设与研究,但整体来看,法律界与大数据算法领域之间的知识鸿沟仍然巨大,而人  
工智能界亦不愿参与性价比不高的法律人工智能的开发工作之中,加之目前技术水平的局限,数字司法建设  
在人工智能运用环节遇冷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提醒我们,仅有顶层设计的支持难以支撑一项要素复杂、工程  
浩大的司法创新活动;没有配套的技术条件、人才供给和基础资源,再完美的理论构想也很难转化为现实的  
实践。不过,作者并未因此否定数字司法的发展前景,而是提出应当结合我国现有技术水平和司法资源条  
件,及时调整未来司法人工智能的应用方向和效果期望。  
三ꢄ结语  
在技术深嵌于司法的背景下,司法数字化、智能化建设既是提升司法效率、推动法治进步的一项现实举  
措,也是对大数据时代技术发展的及时回应。在政策规划和学术研究一拥而上的热潮中,系统审视中国司法  
数字化建设实践与成效的该书,能够充分挤压这场繁荣景象的泡沫,使我们得以窥见其真实样貌,并深刻把  
握中国数字司法发展乃至数字法治建设的未来前景。囿于篇章结构设置,该书还是留下了一些值得继续思  
考和深入研究的问题,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挖掘与讨论。譬如,司法数字化建设、大数据法律研究、司法智能  
化建设三者之间的关系,就值得进一步分析和阐述。又如,数字司法建设对传统诉讼法理的冲击具体有哪  
些?在这种冲击下是否有必要修正与完善现有诉讼理论与司法原理?司法数字化建设不会停止,学术研究  
更没有止境,但无论如何,“技术万能论”的思想都值得警惕。面对当前及未来足以改变整个司法运行样态的  
技术革命,我们需要谨慎使用相关技术,清醒地认识到司法数字化、智能化的边界。如何在科技与司法的互  
动中生产出切实有效的法治产品,思考科技如何有效赋能司法,是当代法律学者的时代使命。  
[责任编辑:苏雪梅]  
①
②
③
④
⑤
左卫民《数字司法的中国图景》,第140ꢊ141页。  
左卫民《数字司法的中国图景》,第152页。  
理查德·A·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8页。  
左卫民《数字司法的中国图景》,第191ꢊ197页。  
左卫民《数字司法的中国图景》,第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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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卷第5期  
024年9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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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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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1ꢁN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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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emberꢁ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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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ABS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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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gXiaopingꢐsthoughtontheꢌtwoleapsꢍinagricultureprofoundlyrevealsthestagesandregula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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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TruthofPropositionsandtheTruthoftheSoulꢁAristotleꢀs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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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aoꢄ3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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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sinthoughtꢁandthetruthofpropositionsliesintheirresemblancetothings HoweverꢁAristotled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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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epropositionsarethemostfundamentalpartofscientificknowledgePropositionsarecomposed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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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sortermsꢁwhicharecombinedandseparatedTruepropositionsꢁwhencombinedꢁformreasoningꢁ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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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cessaryreasoningisproofScienceisakindofpossessionofproofꢁasystemofpro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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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hetruthofpropositionsꢁthesubjectorlocusoftruthisthepropositionInthetruthofthe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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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ubjectorlocusoftruthbecomesthesoulThetruthofthesoulrequirestransformingtheextern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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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entedtruepropositionsintoaninternalpossessionofthesoulꢁgeneratingapotentialafterthesouluses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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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epropositions Thetruthofthesoulcanbecategorizedintopracticaltruthandcontemplativetr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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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lyprudenceandwisdom Boththetruthofpropositionsandthetruthofthesoularetruthsofbeingꢁ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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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latteristhemoreprimarytruthof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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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truthofpropositionsresidesinpropositionsorsentencesꢁieꢁlogosꢁwhilethehighestbein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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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usDoesthedistinctionbetweenthetruthofpropositionsandthetruthofthesoulequatetothedisti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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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thetruthoflogosandthetruthofnousꢕThetwotruthsarenotequivalenttothedistinction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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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sandnousThetruthofpropositionsisalwaysakindoftruthoflogosꢁbutlogosalsoincludesnon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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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itionalrhetoricalsentencesEvenifthetruthofthesoulconvergesintothetwoformsofper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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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udenceandwisdomꢁintellectandwisdomarecloselyrelatedyetdistinctAsabeingwithlogosꢁ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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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iesareallwithintheoperationoflogosꢁbutthisdoesnotexcludethesharingandaspirationforn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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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oulꢁdetachedfromthelevelofpropositionaltruthandthepossessionofthetruthofthesoulꢁ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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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ieveaseparateꢁpurelifeofnousꢂthoughtꢃandbewiththedivinen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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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onceptionoftruthinancientGreekphilosophyiscloselyrelatedtoitstheoryofthesou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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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physicsꢁthusestablishingthedualconceptionofthetruthofpropositionsandthetruthofthesoul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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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anGodisnolongerathoughtthatonlyengagesintheactivityofselfꢜfulfillmentꢁunconcernedwit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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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gsTheessenceofGodisdefinedasinfinitepotentialAsbeingssimilartoGodꢁhumanscannolo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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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mbleGodthroughthoughtorreasonbutonlythroughinfinitewillThereforeꢁhumanascensioncan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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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errelyonscienceandthoughtbutonlyonanethicalrelationshipwithGodContemplativescience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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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totruthisdeniedꢁandthusꢁtheobjectadornedbytruthorthelocusoftruthcanonlybepropos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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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truthisnolongerassociatedwiththeascensionofthesoul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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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Abs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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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ceofVicoꢀsToicalMethodfortheRevivalofClassicalRheto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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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ndPhilosophicalHermeneu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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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Pengꢄ4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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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lassicalrhetoricofꢌspeakingtruthfullyandspeakingwellꢍgraduallyevolvedintoarhetoric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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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edsolelyonꢌspeakingwellꢍafterAristotle Recognizingthedeclineofclassicalrhetoricꢁrhetoric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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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ovanniBattistaVicorestoreditstruthorientationꢁcyclicalstructureꢁandrhetoricalrulesbydefending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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ꢌsecondtruthꢍthroughthetopicalmethodꢁwhichleadstotheꢌfirsttruthꢍ Thisapproachhighlighted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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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rtcomingsofthepurelyformalcriticalmethodofdeductionandanalysisFurthermoreꢁVicoreshaped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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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alprogressionfromthetopicalmethodtothecriticalmethodusingpoeticlogicꢁestablishingacom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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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eꢂsensuscommunisꢃthatservesasapremiseforphilosophicalhermeneuticsThusꢁthetopical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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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vedtheinherentjudgmentalauthorityofclassicalrhetoricoverprobabilisticmattersꢁuncoveringthetr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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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entsembeddedinclassicalrhetoricforthespiritsciencesconstrainedbythecriticalmethodꢁ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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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eningthekinshipbetweenrhetoricandhermeneuticsinthedimensionoftruth Vicoꢐsdiscovery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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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pathbacktotheclassicalrhetorictraditionalsosuggestsasecretroutetothetruthofphilosoph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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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meneuticsanditsꢌquestionꢜandꢜanswerlogic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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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theWittgensteinꢀsMiddleMetaphilosophyꢀTherapeuticꢁꢂꢁResponseto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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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oshanꢀs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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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Qiangꢄ5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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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onhisunderstandingoftheposthumousworksofMiddleWittgensteinꢁLiGuoshanarguedtha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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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philosophyisꢌtherapeuticꢍꢁencompassingbothdiagnosisandtreatmentHoweverꢁfromthe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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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continuityꢁexaminingthetwoꢌaspectsꢍofWittgensteinꢐsMiddlediscussiononthenatureof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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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ealssubstantialcontinuitybetweenhisearlyandmiddlemetaphilosophicalviewsInhisearly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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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tgensteinbelievedthatthemaincontentofphilosophicalresearchwastheexaminationofthenature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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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itionsInhismiddleperiodꢁhestillconsideredthecoreofphilosophicalresearchtobetheex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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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thenatureofpropositionsꢁalthoughhismethodsandperspectiveshadshifted Headoptedgramma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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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asamethodandfocusedonexaminingthevarioususesofpropositions Thereforeꢁ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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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philosophyofMiddleWittgensteinisnotꢌtherapeuticꢍLiGuoshanꢐsinterpretationofWittgensteinꢐ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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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dlemetaphilosophycapturesonlyoneꢌaspectꢍofhismiddlephilosophyandispartiallyinfluencedby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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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WittgensteinSchoolInfactꢁphilosophicalresearchasgrammaticalresearchisthefoundation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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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tgensteinꢐsmiddlemeta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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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aterritorialExpansionofForeignDataLawandStudyoftheChinese  
Paradi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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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Fuchenꢄ5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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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hasbecomeacrucialelementincontemporarysocialdevelopmentꢁyetthereiscurrentlynoun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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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ruleforcrossꢜborderdataflow AgainstthisbackdropꢁtheUnitedStatesandtheEuropeanUnion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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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essivelyestablishedꢌoutwardinterferenceꢍandꢌinwardprotectionꢍextraterritorialapplicationsystems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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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ꢂSocialSciencesEdition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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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datalawstostrengthentheirregulatorypowerovercyberspace Thismoveraisesconcernsabout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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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entialabuseoftheextraterritorialeffectofdatalawsꢁincreasingtheriskofpassivedataopenness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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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ouscountriesandraisingthecompliancethresholdforglobalbusinessoperations Asamajor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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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nationꢁChinashouldalsostrengthenitsdatalegislationandconstructaꢌproactiveresponse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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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aterritorialapplicationsystemfordatalawsThissystemshouldalignwiththeinwardrequirements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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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domesticdigitalmarketdevelopmentwhilealsoconsideringtheoutwardneedsofinternet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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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ingglobalItshouldpromotethereasonableandmoderateextensionoftheextraterritorialeffect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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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ꢐsdatalawsandimprovetheblockingmechanismsagainsttheimproperextraterritorialapplication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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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datalawsꢁaimingtoexploreaChineseparadigmforglobaldata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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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Risksand CountermeasuresofDigitalIdentity Recognition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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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entralized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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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Menggeꢄ6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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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identityisaproductofthedigitalagethattranscendsandsurpassestraditionalindivi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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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tiesꢁpresentedinadigitalformwithcharacteristicsofuniquenessandverifiabilityꢁdynamismandcr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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ꢜbordernatureꢁprivacyandanonymityDecentralizedidentityrecognitiontechnologyꢁwhichcenterson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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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ꢜcontrolofidentitydataꢁhasbecomethemainstreamincurrentdigitalidentitymanagemen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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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gnition Howeverꢁdigitalidentityrecognitioninadecentralizedcontextfacesriskssuchasprivacy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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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securityꢁidentitytheftandfraudꢁlegalregulationꢁandcrossꢜborderdataflow Tobuildasec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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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iableꢁefficientꢁandfairdigitalidentityrecognitionsystemꢁitisnecessarytofocusonincentivizingpriv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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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onandstrengtheningdatasecurityregulationsꢁestablishinglegaltechnicalstandardsfor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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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tyꢁconstructingacoordinationmechanismthatbalanceslawandtechnologyꢁandpromotingle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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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rdinationforinternationalcooperationindigital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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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InfringementRisksandGovernanceResponsesforSora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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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Zubingꢄ8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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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audiovisualworksgeneratedbySorainvolvedifferentrightsholdersintermsofideas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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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onsꢁmakingthecopyrightinfringementrisksforitsusershighlyconcealedSorageneratescontent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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ꢌreproducingꢍscenesbasedonavastamountofvideomaterialꢁcreatingaprocesswherethough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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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onareseparatedTheactionsofSorauserscarryrisksofinfringingreproductionrightsꢁadap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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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sꢁanddisseminationrightsꢂbroadcastingrightsandinformationnetworkdisseminationrightsꢃꢁ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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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risksarehighlyconcealed Theinfringementdeterminationrulesofꢌaccess+substantialsimilarity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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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theꢌfaultprincipleꢍfaceobstaclesinapplicationꢁevenleadingtotheinabilitytoprovideevidenceS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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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sshouldbeincludedinthedisclosuresubjectcategoryꢁandtheaudiovisualworksgeneratedbyS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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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bedisclosed Additionallyꢁapriorworksusageendorsementsystemshouldbeintroduced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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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enthepreꢜalgorithmriskpreventionmechanism Atthesametimeꢁitisnecessarytomoder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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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etheꢌevidencerelaxationꢍsystemandflexiblyusetheꢌreversaloftheburdenofproofꢍtointegratep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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ꢜpreventionandpostꢜgovernance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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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Abs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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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alTransformationandInstitutionalOptimizationofPaidTransfer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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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steadLandforUrbanSettl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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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Yanxiꢄ8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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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iningtheprocessofinstitutionalchangeꢁthelogicofthepaidtransferofhomesteadlandforur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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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tlershasshiftedfromapowerlogiccharacterizedbyꢌlandrightsforcitizenshiprightsꢍtoa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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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characterizedbyꢌvoluntaryexitꢍPracticeshowsthatunderthegovernancelogicofvoluntaryexitꢁ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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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idtransfersystemofhomesteadlandꢁwhilehighlightingthesubjectstatusofurbansettlersandens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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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rꢌresidenceuponexitꢍꢁfailstosupporttheurbanizationcostsofthesesettlersthroughtheproperty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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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homesteadlandOntheonehandꢁinthecontextofstrictnationalcontrolovertheincreaseof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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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revitalizingidlehomesteadlandhasbecomeaneffectivewaytomeettheinduceddemand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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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landinurbanandruraleconomicdevelopmentOntheotherhandꢁwiththecontinuousdecr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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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ruralpopulationꢁtheincreasingidlehomesteadlandneedstofindaꢌwayoutꢍforredevelopmen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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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ilizationꢁobjectivelypromotingtheconversionofidlehomesteadlandformarkettransactionsTher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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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logicofthepaidtransferofhomesteadlandforurbansettlersshouldshiftfromgovernancelogicto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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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Howeverꢁthemarketizationofpaidtransferofhomesteadlandfaceschallengessuchasproperty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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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actiondifficultiesunderlimitedrightsꢁvaluerealizationdifficultiesinalimitedmarketspaceꢁ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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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lihoodsecuritydifficultiesundertheriskofꢌlosinghomesteadꢍ Toovercomethesechallenges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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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oothlyachievethelogicaltransformationofthepaidtransferofhomesteadlandforurbansettlersꢁ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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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lowingthreeaspectscanbeoptimized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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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eningthelegalstatusoftheusufructuaryrightofhomesteadlandthroughtheꢌSeparation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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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RightsꢍꢆTheCivilCodecanfurtherenhancethefunctionsofthehomesteadlanduserightꢁ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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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ngtherealizationoftheassetattributesofhomesteadlandwhileconsideringitsresidential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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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TheLandManagementLawshouldreservespaceforthemarketꢜorientedpaidtransferofhomest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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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forurbansettlersOnthisbasisꢁrelevantlawsandregulationsshouldberevisedtogranturbansettl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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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ighttopaidtransferofhomestead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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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andingthemarketspaceforpaidtransferofhomesteadlandbybreakingidentityꢁpurposeꢁ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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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restrictionsꢆThisincludesbreakingtheidentityrestrictionthatthetransfereemustbeamemberof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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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iveeconomicorganizationꢁallowingurbansettlerstoconverthomesteadlandintocollectiveoper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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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landformarketentryꢁandexploringtheestablishmentofdiversifiedpaidtransfer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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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haslandbanksandhomesteadlandquotat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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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suringthelivelihoodstabilityofurbansettlersthroughagradualmarketizationpathꢆThisinvo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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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ingmorediversifiedchoicesbasedontheurbansettlersꢐowndevelopmentcapabilitiesandability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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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eintourbanareasꢁandextendingtheprocessoftransferringouthomesteadlandover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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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andOperationofCloseꢜKnitAriculturalIndustrBenefitLin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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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sinPovertyAlleviationAreasꢁAnAnalysisBasedonActorꢜNetwork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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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nYuWangLuꢄ99ꢀ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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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ngtheformationofcloseꢜknitbenefitlinkagesbetweenimpoverishedfarmersand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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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albusinessentitiessuchascooperativesandagriculturalenterprisesisanimportantexplorationfor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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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ꢂSocialSciencesEdition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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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ievingeffectiveintegrationbetweenimpoverishedfarmersandmodernagricultureꢁtherebypromotingr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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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revitalization TakingVillageYinthepovertyalleviationareaofsoutheasternChongqinga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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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ananalysisbasedonactorꢜnetworktheoryrevealsthatanallianceofactorsꢁwithcooperativesas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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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actorsꢁformsthreefundamentalmechanismsduringthetranslationprocessꢆtheextensionof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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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chainꢁinstitutionalembeddingꢁandtargeted measures These mechanismsenable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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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erogeneousactorsinthebenefitlinkagenetworktoachievemutualbenefitandwinꢜwinout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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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foreꢁtheconstructionandoperationofcloseꢜknitagriculturalindustrybenefitlinkagemechanism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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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vertyalleviationareasshouldfocusonleveragingtheresourceadvantagesofheterogeneous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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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mulatingtheintrinsicmotivationofeachentitytoparticipateinthelinkageꢁandbuildingastableand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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ꢜknitactornetworktoensurethesmoothoperationofthecloseꢜknitagriculturalindustrybenefitlinkage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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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riticalReviewoftheParadigmꢀLearningBeforeTeac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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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uXuGaoRuijingꢄ109ꢀ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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ꢌLearningbeforeteachingꢍhasbecomeapopulareducationalconceptinrecentyears Theidea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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ꢌlearningfirstꢍhaslongexistedꢁandwiththesupportofconceptslikeꢌstudentꢜcenteredꢍandꢌpeople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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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entedꢍꢁꢌlearningfirstꢍhasbeenelevatedtoapositionequaltoorevenhigherthanꢌteachingꢍ How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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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lfꢜlearningabilitiesof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studentsarelimitedEmphasizingꢌlearningꢍwh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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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glectingteacherguidancemakestheeffectivenessofꢌlearningfirstꢍquestionableAdditionallyꢁꢌteaching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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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toccursimultaneouslywithꢌlearningꢍꢒthereisnosuchthingasꢌteachinglaterꢍinisolation 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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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ectsofꢌteachingꢍdonotrequireꢌlearningfirstꢍasaprerequisiteTeachingandlearningshouldbeun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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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iesꢁwhichisparticularlychallengingforfoundationalandskillꢜbasedknowledgeinstructionToachi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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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unityꢁteachersneedtoartisticallyguidestudentsꢐthinkingꢁhelpingthemescapethepitfallsofr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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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izationandmechanicalproblemꢜsolvingꢁtherebypromotinglearningthrough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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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FangwuꢀsMarxistEducational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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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Shuguangꢄ11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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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anactiveparticipantintheNewDemocraticEducationRevolutionandtheconstructionofsocia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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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ChengFangwudevelopedhisuniqueandvibrantMarxisteducationalphilosophythroughpersis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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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diverseeducationalpractices Hepromotededucationalpracticesamidstrevolutionaryturmoil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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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olutionaryfaithandpragmaticspiritꢁemphasizingtheimportanceoflearningfromSoviethigher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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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swhileadaptingthemtoChineseconditionsChengstressedtheessentialintegrationof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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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productivelaboramidstchangingtimesꢁadvocatingfortheuseofdialecticalmaterialismto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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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facetedreformsintheschooleducationsystem Heendeavoredtoexplorehighꢜleveldevelopmen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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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talentsupportandeducationalmodernization Hisdeeptheoreticalexplorationꢁamidstthedram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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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changesinChinaandhislongꢜtermdedicationtoeducationalpracticereformꢁhighlights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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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wuꢐssignificantcontributionstothelocalizationandmodernizationofMarxisteducationaltheoryin  
China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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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Abs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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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lInternalizationfromaSociological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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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oYinkeZhengFangjuꢄ124ꢀ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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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asociologicalperspectiveꢁunderstandingmoralinternalizationbecomesmorecomprehensive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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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arerꢁallowingforadeepercomprehensionofitsprofoundimplicationsforindividualsandits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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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ceforsocialdevelopmentandprogress Ontheonehandꢁsocietygrantsindividualsident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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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llingthemtoundergomoralinternalizationforgroupidentificationOntheotherhandꢁindividualsn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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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linternalizationtoultimatelygainasenseofbelongingwithinthesocialsystem Moralintern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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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deepenindividualsꢐmoralidentificationꢁstimulatingmoralbehaviorꢒintegratemoral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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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otionsꢁintentionsꢁandactionsꢁenhancingindividualmoralcultivationꢒassistindividualsinselfꢜref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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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ngselfꢜregulationꢒestablishsocialbondsꢁstrengtheningindividualsocialconnectionsꢒmaintain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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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alorderꢁshapingthemoralatmosphereofsocietyꢒandfosterapositivemoralethosꢁpromoting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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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vedevelopmentofsocietyFortheformationofcommonvaluesacrosssocietyꢁmoralinternalizatio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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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cessaryIthelpspeopledefinetheirownmoralcognitionthatconformstosocialnormsbasedoncom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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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avioralguidelinesꢁthusnurturingtheirmoralemotionsꢁhoningtheirmoralwillꢁandultim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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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ingintomoralbehaviorꢁachievingaqualitativeleapinmoralintern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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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veNarrativesinChildrenꢀsReadingAppsandConstruction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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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sSubje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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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gYuꢄ133ꢀ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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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isamisalignmentbetweentheidentitiesofadultauthorsandchildrenreadersinchildrenꢐ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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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Interactivenarrativesinvitechildrenꢐsparticipationandareconsideredawaytopracticechildrenꢐ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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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iveexpression CurrentinteractivenarrativesinchildrenꢐsreadingAppsshowthattheycan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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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eopportunitiesforchildrentovoicetheirthoughtsandbecometoolsforauthorstocontrol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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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ersEffectiveinteractivenarrativesneedtocombinetheauthorꢐschildꢜcenteredperspectiveꢁthereaderꢐ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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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iveinitiativeꢁandmedialiteracytoachievetheconstructionofchildrenꢐssubjectivitySubje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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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isacrucialeducationalconsensusandthefoundationforcultivatingautonomousindividuals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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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useofinteractivenarrativescanbecomeatoolforsubjectivity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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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ofChinaꢀsHistoricalDiscoursePowerandIndependentKnowledg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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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XuegongLiuMinghuiꢄ14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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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lfꢜawarenessofmodernChinesehistoriographygraduallyawakenedwiththeinfluxofWes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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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ographyintoChinaꢁleadingtoanincreasingpursuitofdiscoursepowerinChinesehistor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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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lyꢁChinesehistoriographyfacesnumerouschallengesꢁincludingtheweakeningdominanceof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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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istconceptionofhistoryꢁinsufficientinternationalhistoriographicaldiscoursepowerꢁtheimpact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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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historicalviewsfromneighboringcountriesandregionsꢁandchaoticsocialhistoryeducation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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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reasonsforthesechallengesaretheaversiontodogmaticmaterialisthistoriographyꢁthedesire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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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inhistoriographyꢁWesterndiscoursehegemonyꢁandthediversificationofacademicthoughtꢁ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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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ꢂSocialSciencesEdition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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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subjectsꢁanddisseminationmethodsToaddressthesechallengesꢁitisnecessarytoconstruc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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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endenthistoricalknowledgesystemforChina ThisincludesdeepeningtheSinicization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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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izationofMarxistmaterialisthistoriographyꢁstrengtheningresearchonhistoricalontologytoenh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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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anatorypowerandinclusivenessꢁdismantlingWesterndiscoursehegemonythroughtheconstruction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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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ꢌthreemajorsystemsꢍofhistoriographyꢁenhancingsubjectivityinopennessꢁbalancingthefoundation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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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materialswithhistoricalinterpretationꢁandintegratingfactswithpersuasivearg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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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inghistoricaleducationasanationalstrategicpriorityandformulatingtheꢌNationalHistor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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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DevelopmentPlanꢍarealsocrucialInsummaryꢁonlybyreturningtotheessenceof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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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cananindependenthistoricalknowledgesystemforChinabeconstru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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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WritinandInterretationoftheAristocraticClassintheAnnals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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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ariesoftheSpringandAutumnAn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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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Mingliangꢄ149ꢀ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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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historicaleventsconcerningthearistocraticclassarethemainsubjectofthehistoricalwritingin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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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alsandCommentariesoftheSpringandAutumnAnnals Howeverꢁtherearesignificantdifference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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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ompilationandinterpretationofhistoricalmaterialsbetweentheAnnalsandtheCommentari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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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oftheCommentaryofZuopresupposedanexplanationforthereasonsbehindthecontinuity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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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ntinuityofthearistocraticclassandsoughttorevealthiscausalrelationshipthroughtheconn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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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historicalevents IncontrastꢁtheGongyangCommentaryabandonedthehistorical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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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edbytheCommentaryofZuowhenconstructingitshistoricalinterpretationInsteadꢁitbuiltachain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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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alcausalitythroughavagueinterpretationoftheSpringandAutumnAnnalsꢁtherebyprop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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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historicalunderstandingthatꢌthearistocraticclassisagainstproprietyꢍ HistoriansaftertheWes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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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ynastymostlyinheritedthehistoricalperspectiveoftheGongyangCommentaryIntheirselection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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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idenceforhistoricalwritingꢁtheyextractedexamplesfromtheoverallnarrativeoftheCommentaryofZ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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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validatethereasonablenessoftheGongyangCommentaryꢀsviewthatꢌthearistocraticclassisagain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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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rietyꢍBoththeCommentaryofZuoandtheGongyangCommentarycompletedtheirwritingon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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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stocraticclassbasedontheirrespectivepresupposedhistoricalinterpretations Thesedifferent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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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notonlyreflectthedifferencesinhistoricalinterpretationbetweenancientChineseConfucianclas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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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historiographybutalsoprovideaperspectiveforunderstandingtheepistemologicaldifferencesin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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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tionpathsofancientChineseConfucianclassicsandhistor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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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CustomsChangesintheNarrativesofClothingOmensfromtheHa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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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Dynas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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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Xiangqinꢄ157ꢀ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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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heChaptersꢌOntheFiveElementsꢍintheHistoryoftheHanDynastyꢁtheHistoryoftheL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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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ynastyꢁandtheHistoryoftheJinDynastyꢁthecontentundertheentriesofclothingomenssh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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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tdifferencesTheHistoryoftheHanDynastymainlyrelatetomajorpoliticaleventsꢁwhere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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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sꢐpoliticalcareerswereaffectedandultimatelyfailedduetoincorrectorinappropriateattir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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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oftheLaterHanDynastydisplaysnewphenomenaꢁreflectingchangesinclothingandmakeupꢁwith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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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Abs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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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elementsnotseenintraditionalattireꢁsuchasthepopularityofwoodenclogsandtheappearance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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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oticandpeculiarclothingTheHistoryoftheJinDynastyconveysthattheclothingofthetimewas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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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ydiversebutalsoexhibitedatrendtowardsnoveltyꢁbeautyꢁandapursuitofrelaxedandfreepers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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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ylesThesenewchangesreflectsocialtransformationsinideologyandculturalpsychologyꢁindicating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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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ualdeclineoftheConfucianclassicsthatoncedominatedduringtheHandynastyꢁandtheformationo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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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conceptualsystem ThenarrativesofclothingomensintheChaptersꢌOntheFiveElementsꢍintheth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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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alhistoryfromtheHantoJindynastiesshowthatꢁasatoolformaintainingsocialorderꢁclothingom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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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essentiallyaimedatcriticizingheterogeneousclothinginsocietybutobjectivelybecameabarometer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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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customs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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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ndSpiritofChineseꢂCenteredHistoriographyTheoryintheFirstHalf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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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20th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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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Kaijunꢄ165ꢀ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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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hefirsthalfofthe20thcenturyꢁChinesetraditionalhistoriographyꢁaftertheꢌHistoriograph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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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olutionꢍattheendoftheQingdynastyꢁrapidlytransitionedtomodernhistoriography Withtherap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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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xofforeignhistoriographicaltheoriesandmethodsꢁtheChinesehistoriographicalcommunitya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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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racednewideasandproposedmanynewtheoriesandconceptsꢁwhichcanbeseenastheChinese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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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foreigndoctrines Unlikethenewhistoriographicaltheoriesprimarilybuiltonabsorbingforeign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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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larslikeChenYuanꢁLiuYizhengꢁLiuXianxinꢁandSongCibaoꢁrootedinChinaandstarting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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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somadesignificantcontributionstotheconstructionofhistoriographicaltheoryChineseꢜcent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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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ographicaltheoryreferstoahistoriographicaltheoreticalformthatconsciouslyinheritstra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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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dstothetimesꢁandpossessesastrongChinesetraditionalacademicstyleandcharmꢁrelyingon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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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resourcesinacademicstanceꢁhistoriographicalviewpointsꢁwritingformsꢁanddiscourse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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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houghitneverdominatedthehistoriographicaltrendꢁitisanindispensablepartofthemod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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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ographicaltheoreticallandscapeinChina ModernChinesehistoriographyhasgenerallyundergon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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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ofseekinginnovationꢁchangeꢁandpracticalapplication Observedfromtheperspectiveof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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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betweenancientandmodernꢁitoftengivestheimpressionofabandoningandtransce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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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 HoweverꢁtheinspirationforconstructingChineseꢜcenteredhistoriographicaltheorystillorigin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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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traditionalhistoriography Manyoftheissuestheyexploredcanalsobetracedbacktotradi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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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ographyTheirhistoriographicalwritingslargelyfollowoldformatsꢁvocabularyꢁandstylesꢁreflec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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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rcontinuityandrecognitionofChinesetraditionalhistoriography Theywerenotblindtofore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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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larshipꢒtheyheldasenseofconfidenceandrespectforoldhistoriographyScholarsoftenrefertothe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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ꢌculturalconservativesꢍInsomecontextsꢁꢌconservativeꢍisoftenpaintedwithnegativeꢁoutdatedt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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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xtaposedagainstastandardofꢌadvancedꢍothersItisimportanttoemphasizethatLiuXianxinꢁ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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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baoꢁandothersdidnotsimplypraiseoldhistoriographyꢒChineseꢜcenteredhistoriographicaltheoryisno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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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replicaoftraditionalhistoriographicaltheory Theydidnotwanderaimlesslyinthekingdomof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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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ographyꢁlosingthemselvesꢁbutratherconductedconsciouscritiquesofoldhistoriographyOnlywit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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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ꢜcenteredapproachcantherebetrueSinicization TheproposalofChineseꢜcenteredhistoriograph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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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isnottodeliberatelyelevateitsacademicstatusꢁdenytheachievementsofmodern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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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ographicaltheoryunderthestimulusofforeignscholarshipꢁnortoforcefullyreturntotraditi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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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ievementsofChineseꢜcenteredhistoriographicaltheoryꢁinoneaspectꢁdemonstratethetenaciousvitality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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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ꢂSocialSciencesEdition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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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historiographyintheprocessofhistoriographicalmodernizationꢁindicatingthattherehasn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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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enacompletebreakbetweenoldandnewhistoriographyꢁbutratheracontinuousconnectionIfexte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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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etusisanimportantforceinthebirthofmodernChinesehistoriographyꢁthentheinternalcontinuation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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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historiographicalethosisthekeyfactorthatmakesmodernChinesehistoriographyꢌChinese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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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mporaryChinesehistoriographersarestillexploringandbuildingꢁandwillfindfuturedirections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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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sinsuchacademicretrospectionꢁconstructingaChineseꢜcenteredapproachfromthelocalandmo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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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ardsindepen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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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fromOthersꢁANewPerspectiveoftheLiteraryHistoricalStatus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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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aXiang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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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Jieꢄ173ꢀ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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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etothecriticaltraditionsofꢌrefinedandsubstantialꢍandꢌknowingpeopleanddiscussingtheworld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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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esticacademiahaslonghadmixedevaluationsofSimaXiangruandhisworks HoweverꢁWes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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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ologistshaveproposeddifferentviewpointsfromdomesticscholarsFirstlyꢁtheChineseacademicdeb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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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SimaꢐsꢌrefinementorsubstanceꢍisessentiallyadebateofbeingaꢌliteraryorConfucianꢍ Ther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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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houghthecontentandwritingintentionsofSimaꢐsfudonottypicallyreflectConfucianthoughtꢁthisd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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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negatetheirliteraryaestheticvalueꢁimaginationꢁandcreativityꢁnordoesitprovideareasonablebasis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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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valuingSimaꢐsliteraryhistoricalstatusSecondlyꢁtheethicalcriticismofSimabyChineseschol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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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themethodofꢌknowingpeopleanddiscussingtheworldꢍactuallyfallsintothetrapoftheꢌinten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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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lacyꢍSimaꢐsliteraryhistoricalstatusshouldnotbeaffectedbyhispersonalmoralflawsortheeth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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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sinhisworksTosumupꢁundertheconceptofꢌworldliteratureꢍꢁtheunderstandingofSimaꢐslite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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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statusneedstobedeterminedbyhispositioninbothꢌnationalliteratureꢍandꢌworldliterature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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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byestablishinghisplaceinthecoordinatesystemofꢌliteraryclassics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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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ndFeet Ladies and Clever MaidsꢁDeictionofZhuo Wenju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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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arance MoralityandPersonalityintheMinand in Dnast Oe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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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Zeꢄ184ꢀ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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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mageofZhuoWenjuninexistingMingandQingdynastyoperashasauniquepresentation 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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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calappearanceisinfluencedbytheaestheticofboundfeetꢁandhermoralitieshighlightthechas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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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ialpietyꢁandvirtueofafeudalladyInadditionꢁshewasoftenaccompaniedbytheroleofacleverm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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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thecustomoffootꢜbindingꢁZhuoꢐsboundfeetareassociatedwithmoralexpectationsand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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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women Thetextualdisjunctionbetweenheralteredimageandtheinherentplotgivesrise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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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mentarypersonalitiesThereshapingofZhuoꢐsimageinoperasreflectstheprojectionofsocial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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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theacceptanceinterestsunderculturalinfluenceItalsoleveragesthedevelopmentalneedsandart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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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ofthegenreitselfTheevolutionofZhuoꢐsimageandherstorywithSimaXiangruis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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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ofthecombinedeffectsofcultureandliterature Thisnarrativephenomenonstripsthecharacterꢐ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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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yofitsobjectivehistoricalauthenticityꢁyetendowsitwiththevitalityofaliterarycreationꢁultim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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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tingitthepotentialforcontinuousdevelopmentacrossbroadertemporalandspatialdimen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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