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卷第5期
024年9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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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1ꢁN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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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emberꢁ2024
初创与调适:中共五大至六大期间的
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
梁君思
ꢄꢄ摘要: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具
有重要影响。中央政治局于党的五届一中全会正式选举产生,并在六大召开之前的总体性设计、适应性变革、结构
性调适、自觉性纠错中逐步规范化常态化制度化。因此,厘清党的五大至六大召开之前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初创
及其调适的历史脉络,对理解其后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的功能定位及其科学运行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中共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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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734ꢅjcnki1000-531520240112
收稿日期:2020-11-10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研究”(20ZDA01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梁君思,男,山东泰安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统战理论研究基地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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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史基本问题,E-mailꢆliangjunsi@163com。
作为连续存在几千年的政治文明体,“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
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①。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的制度性资源,中央
政治局会议制度的科学运行已经成为衡量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
从组织层次上看,中央政治局产生于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服从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从功能
作用上看,作为中央领导机构的核心层,中央政治局既执行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又对党的代
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产生直接影响;从运行机理上看,中央政治局在贯彻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的决议过
程中,特别是在处理政党国家治理问题上,更具有经常性、灵活性、应急性特征。当前,学术界以中央政治局
为对象的研究虽有呈现,但大多聚焦于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②,以党的五大为对象的研究日益丰富③,但较少
涉及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的源起与调适。因此,以1927年5月党的五大至1928年5月党的六大之前中央
政治局会议制度的初创及其运行为研究对象,具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一ꢄ中央政治局的初创及其会议制度的总体性设计
作为党的中央组织和中央领导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政治局及其会议制度的创立和发展是中国共
①
②
习近平《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2014年2月17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
第2版,第105页。
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有:张新华《从政治局集体学习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途径》,《探索》2005年第1期;曹应旺《十六届中共中央政
治局集体学习综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丁俊萍、杨欢《中国共产党学习型政党建设的百年成就和基本经验》,《四川师
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杜琳琳《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
从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初创及其调适的维度来看,党的五大的研究的学术意义存在着被低估的情况。近年来,学界有关党的五大的研究日
③
益丰富。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有:武汉革命博物馆《共产国际与中共五大》,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年版;李蓉《中共五大轶事》,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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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13年版;方城《烟雨莽苍苍中共五大全景录》,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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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君思ꢄ初创与调适:中共五大至六大期间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
产党长期探索、内生演化的结果。党的一大时,中央只设由3人组成的中央局①。党的二大、三大、四大虽然
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但有关中央领导机构的称谓及其分工尚未在制度上予以明晰②。党的五大召开时,
正值大革命局部失败、武汉政府摇摆、阶级关系重组的危机时刻,为避免加重武汉政府“赤化”色彩和防备反
革命力量的攻击,党的五大秘密召开。尽管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已拥有近5.8万名党员,亟须建立健全强有力
的中央领导机构,但在五大召开时仍处于缺乏独立解决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能力的幼年时期,故在会议的时
间、议程、人数乃至选举事宜上均受到共产国际的干预和影响。
927年5月10日,中共五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政治局,初步呈现出党中央领导机构的基本框
1
架,即“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总书记”③。其后,中央政治局会议
制度正式运行。从总体上来看,新成立的中央政治局及其会议制度在革命处于危机的形势下呈现出极其复
杂的运行面向。从人事构成来看,五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的中央政治局成员任期不及两月就发生了调整,而
且其后的人员变动较大,包括党的总书记亦有所调整。从权力运行来看,当时缺乏独立思考且过分依赖和忠
实于共产国际的中央政治局,始终在共产国际领导、干预下开展工作。从组织制度来看,中央政治局及其会
议制度因其初创尚存在着诸多权责笼统和边界模糊之处。从会议内容来看,中央政治局会议大致呈现出初
期聚焦于纠正右倾错误,但后续却走向“左”倾的方向。
在中央政治局成立之初,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的运行大多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以“联席会议”的形
式开展。五大时,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寄予厚望④。为争取汪精卫,中央政治
局多次召开会议进行讨论。1927年5月12至1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联席会
议上,陈独秀通报了与汪精卫谈话的要点。会议主要讨论了“关于与国民党左派在同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关
系的基础上建立相互关系的问题”⑤,并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共产国际既要求中国共产党立即实行土地革
命,又要中国共产党维护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两项政策指示的内在矛盾及其张力,使得诸多会议陷入众声
喧哗的境地,诸多决议并未付诸实施。联席会议之后,革命形势迅速变化。在应对瞬息万变复杂局面过程
中,中共中央又召开了数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形势。5月17日,武汉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
在宜昌叛变,进攻武汉。这一突发事件,打乱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定的战略部署与行动安排。无论是当
时的共产国际,还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都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已开始走向低潮。5月21日,在蒋介
石、汪精卫的怂恿下,湖南国民党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的“马日事变”。面对
危局,中央政治局迅速召开会议,形成决议,声明立场,试图挽救中国革命。5月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
①
在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及中共一大代表的文件报告、信件往复、回忆自述等史料中,有关党的一大时党中央领导机构的提法,存在着“临时中央
委员会”、“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委员会”、“中央局”、“临时中央局”等差异。学术界有关党的一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设
置问题亦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党的一大“会议决定暂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先组成中央局,负责领导全党的工作”(参见:中
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著《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4页);另一种观点认
为,党的一大已经选出了“临时中央委员会”,之后成立了“中央局”(参见: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
录》,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第3页)。
②
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中央局”提法、用法的差异,可以从党的一大之后诸多宣言、文件、主张、通告的落款处得到印证。在对党内发布公
告时,涉及到具体工作时,一般使用“中共中央局”;在发布全国政治主张,涉及到政党形象及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时,通常采用“中央执行委
员会”。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党中央机关”与“党中央委员会”可以视为同义语。例如,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第六条“党与第三
国际的联系”部分,有“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的规定;1924年1月,陈公博用英文写作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论文的附
录文件,则有“党中央机关每月应向第三国际提出报告”的表述。分别参见:《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关于(奋
斗)目标的第一个决议(英文译稿)》(192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中共
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8、10页。
③
④
陈丽凤《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的历史考察:1921ꢇ2006》,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郑超麟回忆道:“武昌开幕式那天,汪精卫没有来。汉口开了几日会议,忽然传说明日汪精卫要来‘演说’。于是原定的议事日程都丢开了。”
“瞿秋白穿一套簇新的中山装,笑容满面迎到他面前去,陪了他走进会场。与国民党左派领袖相较,共产党新领袖好像是国民党衙门内一小
科员。汪精卫上台时,台上台下拍掌欢呼声音是我们中国未曾听过的。我们自己的领袖陈独秀第一日上台也得到欢呼,但那怎么能同这日
相比哩!至于汪精卫的演说本身,则我一点也想不起来。”参见:范用编《郑超麟回忆录》上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55页。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联席会议记录》(1927年5月12ꢇ13日于汉口),《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⑤
(1926ꢇ1927)》下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年版,第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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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了《工人政治行动议决案》、《对于湖南工农运动的态度》,次日又通过了《关于湖南事变以后的当前策略的决
议》①。此时,共产国际的指示已严重落后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于5月18日
至30日召开的第八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仍然对汪精卫寄予厚望,并指示中国共产
党要依靠汪精卫挽救中国革命。这一时期国内革命形势处在迅速演变中,各方政治力量的众声喧哗与共产
国际领导指示的隔空对话,使得“争论不休”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无法承担起挽救中国革命的重任,进一步
加剧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危机。
虽然当时制定的政策方针无法达到挽救中国革命的目的,但党的五大在试图建立强有力领导体制上所
作出的努力仍然是颇见成效的。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体系的顶层设计来看,1927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
会议通过的“五大党章”,实现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的总体性设计。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
一,在“中央委员会”内设立“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务委员会”,“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一人为总书记及中央正
式委员若干人组织中央政治局,指导全国一切政治工作”,“中央政治局互推若干人组织中央常务委员会”②。
从组织层次上看,中央政治局产生于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服从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第二,
在组织层面明确“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③,将“集体领导”的原则写入党章。从机构规模上看,党的
一大到四大选举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人数很少,党的五大选举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人数大幅增加。第三,将
中央日常工作机构与决策机构分开,确立了党的领导体制。从功能地位上看,党章规定,“中央常务委员会
(Secretariat)处理党的日常事务”④;作为党中央领导机构的核心层,中央政治局既执行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
委员会的决议,又对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产生直接影响。中央政治局在贯彻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
会决议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处理具体问题上,具有经常性、灵活性、应急性特征。虽然这些组织制度和领导体
制的规定在其后运行中尚存在一定偏差,但中央政治局及其会议制度已然有了一个总体性的框架设计。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演进的百年探索中,除局部微调外,一直沿用至今。
二ꢄ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的初创及其适应性变革
自“四一二”蒋介石“分共”至“七一五”汪精卫“分共”之间的三个月,中国共产党在北洋政府、南京政府、
武汉政府三方力量演变格局中的选择与行动,极为复杂。围绕着共产国际1927年5月30日的“紧急电令”,
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在复杂局面下的初创运行中进行着适应性变革。面对瞬息万变的革命形势,中共中央
多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革命形势。在这一复杂局势下,共产国际与中共组织关系的处理,既夹杂在中
央政治局成员的认识分歧及其人事嬗变过程之中,又体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的适应性变革之中。
共产国际1927年5月30日的“紧急电令”(又称“五月指示”),成为组织上处理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的
重要拐点。需要注意的是,“紧急电令”的贯彻执行,是以中国共产党必须与国民党保持党内合作为前提的。
这种过分强调国民党作用,过分强调武汉政府作用的指示,使得党的五大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应当在斗争中
取得领导权的观点在事实上成为一句空话。此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盲目乐观下发出的脱离实际、一厢
情愿的“紧急电令”,遭到了鲍罗廷和中共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的拒绝和抵制,而鲍罗廷、罗易、陈独秀及其他
中国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微妙⑤。当时汪精卫集团的“反共”倾向已经非常明显,“紧急电令”实施的前
提和基础已不复存在。6月1日,中共中央在接到“紧急电令”之后,迅速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予以讨论。
①
《工人政治行动议决案》(1927年5月21日鄂省委拟,5月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对于湖南工农运动的态度》(1927年5月25日中央
政治局议决)、《关于湖南事变以后的当前策略的决议》(1927年5月26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
(
192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34、136、138页。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1927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第146、
47页。
②
1
③
④
⑤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1927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第141页。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1927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第147页。
党的五大召开之前,陈独秀与共产国际、部分中国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已趋于微妙,在“中央委员会和全党”已然形成了“针对陈独秀的反对
派”[参见:《关于中国共产党在1925ꢇ1927年革命中的错误问题(1930年)》,《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版,第186、163页]。五大期间,罗亦农曾对郑超麟讲,“莫斯科有个决议,要撤换陈独秀,找一个与国民党接近的人做领袖”(参见:范用编《郑
超麟回忆录》上册,第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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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君思ꢄ初创与调适:中共五大至六大期间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
在对待共产国际“紧急电令”的问题上,罗易与鲍罗廷产生了巨大分歧。鲍罗廷在收到“紧急电令”后认
为,这个指示是“荒唐可笑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暂缓执行;但是,罗易的态度截然相反。他在1927年6月2
日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电报中指出:“收到你们的电报后,我还没有看,鲍就立即让陈发电报,也未同政
治局和我商量。”鲍罗廷不告知罗易、不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作出决策的做法引起了罗易的极度不
满,罗易在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电报中毫不客气地指出:“中国共产党现阶段的领导很软弱,共产国际实
行直接领导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实际上是由鲍领导的,没有认真对待共产国际代表。我本着你们电报中
的指示精神提出的建议常常遭到拒绝或抵制。”①6月3日,斯大林和布哈林在看到罗易电报后再次致电中共
中央,并作出“四条指示”,对“紧急电令”予以补充和强调。
为了讨论如何答复共产国际的“紧急电令”,中共中央亟须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以解决观点分歧,凝聚
共识。1927年6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汉口召开,参加会议的有陈独秀、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
蔡和森、任弼时、谭平山、罗易。在这次会议上,以陈独秀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参会人员,从中国实际出发,
认为共产国际“紧急电令”表明莫斯科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会议承认,“紧急电令”有一定的进步之处,不加
区别地对其采取拒绝态度是不可取的。当然,认识的偏差与观点的分歧,并未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召开
而彻底解决。
中共中央拒绝执行共产国际“紧急电令”之后,不同观点之间的分歧逐渐浮出水面,罗易、鲍罗廷、谭平山
等人之间的分歧日益表面化。鲍罗廷与罗易依据共产国际路线,对同一问题产生的不同观点,让陈独秀左右
为难。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坚持执行该指示,陈独秀并没有心悦诚服地接受共产国际和罗易的主张。1927年
6月16日,罗易在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电报中指出:“尽管有陈和谭的发言(我已电告),在第二天的会
议上,政治局还是采纳了我关于执行你们指示的建议。答复与上次决议相矛盾,表明只是表面上接受。共产
党答复中的一些说法是不对的。”他还汇报道:“鲍认为,若是共产党不对这些要求作出让步,同国民党的决裂
就不可避免。尽管有你们不止一次的指示和我努力根据你们的方针领导党,党还是在奉行这种取消主义方
针。共产党人部长的政策不受党的控制,谭平山的错误仍未得到纠正,照旧在犯。”②虽然鲍罗廷表示,待时
机成熟时执行“紧急电令”,但罗易仍然坚持。
为进一步讨论共产国际“紧急电令”,解决罗易所言中国共产党“表面上接受”、消极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
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6月17日再次召开会议,讨论国共关系和对待国民党方针策略问题。参加
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有罗易、鲍罗廷、陈独秀等,但会议并未按照共产国际和罗易的预期推进。6月17
日,罗易在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电报中全面汇报了这一时期的争议。他指出,“这个月我通过鲍的机构发出
五份有关政治形势和党内状况的电报”,“这些电报都没有得到答复。局势在恶化。鲍不同意你们的指示,并
且公然对抗这些指示。他的态度和行为使我无法根据正确的方针领导党”③。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精神和罗
易的主张,土地革命是依靠国民政府“自上而下”进行的。罗易在电报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现在还在违背你
们的指示进行两党共同纲领的谈判。我根据政治局的请求起草了国民革命纲领草案。鲍在共产党政治局中
表示反对没收大地主的土地。昨天政治局一致反对共青团代表,拒绝我关于没收土地的建议,并表示赞成联
合委员会关于根据国民党没收土地的决议解决问题的建议”④。由于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内
部的分歧和争议迟迟得不到解决,各执己见的争论不休,导致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的逆向运行与制度
空转。同样,联席会议召开的初衷也未能如愿以偿。罗易在电报中毫不客气地指出:“由于鲍的反对,我没有
参加讨论并决定重大政治问题的两党联席会议。昨天,我向政治局提出我参加会议的问题,陈说,他认为这
①
②
《罗易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电报》(1927年6月2日于汉口),《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ꢇ1927)》下册,第300、301
ꢇ302页。
《罗易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电报》(1927年6月16日于汉口),《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ꢇ1927)》下册,第318、
3
19页。
③
④
《罗易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电报》(1927年6月17日于汉口),《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ꢇ1927)》下册,第320页。
《罗易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电报》(1927年6月17日于汉口),《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ꢇ1927)》下册,第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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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是必要的,但鲍表示反对,因此政治局未能作出决定,需要征询莫斯科的意见。”①
当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收到电报并得知陈独秀、鲍罗廷不执行共产国际5月30日“紧急电令”后,共
产国际于1927年6月20日再次致电鲍罗廷、罗易、加伦、陈独秀,重申“紧急电令”。为统一思想、化解分歧、
明确任务、挽救危局,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代表在汉口召开联席会议②。然而,事态的发展
并未向共产国际和罗易所期待的方向前进。6月28日,罗易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的电报中
指出:“26日,共产党政治局公开反对共产国际的指示,陈声称,莫斯科不了解情况,发出了不可能执行的指
示。我不再出席政治机关的会议。”③
在没有得到鲍罗廷和陈独秀支持的情况下,当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拒绝执行莫斯科“紧急电令”之时,在
国共关系濒临破裂的关键时刻,罗易竟于1927年6月5日私自将“紧急电令”副本送给“国民党左派领袖”汪
精卫,试图争取汪精卫的支持,并对汪寄予厚望。罗易的行为选择,虽有其自洽之理,但却因泄密,违背了中
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组织纪律。事实证明,罗易对汪精卫的个人判断是一厢情愿的想象,事态的发展也远
远超出了罗易最初的预估。罗易这一错误的决定,为汪精卫“分共”提供了“借口”,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
影响,带来了严重的损失。罗易的泄密行为,也触碰了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底线。6月2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
员会政治书记处召开秘密会议,决定立即召回罗易。6月3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再次重申召回罗易的
决定。在联共(布)、共产国际的坚决督促下,罗易于7月2日动身离开中国。
927年7月3日,陈独秀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决议案的诸多
1
条款对国民党作出种种让步,引起了党内许多同志的极大不满。在7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上,
被紧急从湖南召回的毛泽东,提出了“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④的策略,但遭到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
共中央的否定。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的一再妥协退让,引起了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强烈不满。7月8日,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通过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并指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示威性地退出国民
政府,同时还强调要在政治上健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构。7月10日,布哈林在苏联《真理报》公开点名批
评陈独秀。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改组中共中央领导的训令,在鲍罗廷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成立了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史称“五人临时中央”)⑤。这次中共中央的改组,
实际上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全党的统治。之后,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从7月13日至26日
连续召开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这次会议决定了三件大事,为八七会议的召开作了必要的准备。
三ꢄ中央政治局的改组及其会议制度的结构性调适
党的五大以后,国民党反革命活动的表面化与革命危机的严重化,使得党内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消极情
绪。面对中国革命的危机,共产国际多次指示中国共产党召开紧急代表会议,对照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纠正自
①
②
《罗易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电报》(1927年6月17日于汉口),《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ꢇ1927)》下册,第322页。
这次会议中心议题有二,一为政治形势,二为共产党任务。会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论。陈独秀指出:“莫斯科的指示我弄不明白,我不能同意。
莫斯科根本不了解这里发生的事情。鲍罗廷所说的土地革命(不没收土地),不是莫斯科所希望的。因为我们确切地知道,莫斯科的所谓土
地革命指的是什么。莫斯科要求没收土地,我们不能这样做。因此,鲍罗廷的整个纲领是无稽之谈。”谭平山指出:“我不同意陈独秀的意见。
我认为,应当接受鲍罗廷的这五点。应当从这个意义上再次致电莫斯科。不应退出政府。首先我们中国人应该找到自己的立场,然后再通
报莫斯科。”张国焘指出:“我也认为,莫斯科的指示是不能接受的。应当加以拒绝并通知莫斯科。如果莫斯科还坚持自己的意见,那就应当
再次回电反对莫斯科。”瞿秋白则是回避明确提出问题。周恩来指出:“在上海我们收到了莫斯科关于建立民主政府的指示。后来当我们这
样做了时,他们却对我们说,这是不对的。莫斯科经常这样做。应当弄清楚,莫斯科到底想怎么办。”参见:《希塔罗夫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与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联席会议的报告》(1927年6月26日于汉口),《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ꢇ1927)》下册,第
3
61页。
③
《罗易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的电报》(1927年6月28日于汉口),《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ꢇ1927)》下
册,第372页。
④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ꢇ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3页。
会议决定让陈独秀去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但是,陈独秀不服从这一决定,并向党中央提出辞职。“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
示,中共中央实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张太雷、李立三5人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从此离开中央领导岗
位。”(参见: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1卷《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1921.7ꢇ
1
927.7)》,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3ꢇ36页。)之后,“五人临时中央”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在汪精卫“分共”造成的白色恐怖下,进行
了大量的应变善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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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君思ꢄ初创与调适:中共五大至六大期间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
身根本性错误。1927年7月1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任拉斯科尔尼科夫提出《对中国共产党组织方
面建议》,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中央全会并选出能够无条件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新一届中央政治局。
7月23日,共产国际新的驻华“全权代表”罗明纳兹到达武汉,并于当天与即将离任召回的鲍罗廷交接工作。
之后,这位既不会讲汉语,又看不懂中文,且不满三十岁的“全权代表”①,一再催促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尽
快召开中央全会。7月26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同罗明纳
兹一起筹备中央全会召开工作。由于形势紧张、交通困难,原本定于7月28日召开的中央全会一再延迟会
期。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临时中央政
治局②。按照会议承担的任务,八七会议应该是一次中央全会,但因参加会议的五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
员及中央监察委员人数均不过半,因而称之为中央紧急会议。从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会议制度的形态演进来
看,自五届一中全会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到7月12日陈独秀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后成立的“五人临时中央”,再
到“八七会议”选举的中央临时政治局,这一时期是对中央政治局改组和对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结构性调适
的关键时期。作为党成功化解重大危机的一次会议,“八七会议”是对五届一中全会选举出仅运行2个月的
中央政治局进行组织调整的非常措施。这次会议对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具体说来,主
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对权力运行的制度设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五大党章规定,应召集中共中央委员会改选中央政
治局,但“八七会议”形成的五人常委会是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定组成的。由于时局紧张,到会中央委员
不到半数,“不能作全党正式的中央委员全体紧急会议”③,因而“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选举中央委员会之临
时政治局以正式委员九人候补委员七人组织之”④。共产国际曾对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作出过解释,并认为
改组前的中共领导机关“曾犯了一连串的重大的政治错误”,拒绝执行共产国际“革命指示”,这次改组是为了
“
纠正中国共产党中央底机会主义错误”⑤。共产国际试图通过召开中央全会对中央临时政治局予以法理上
确证的初衷,终因中央委员会参会人数不过半而抱憾。从制度设计的维度来看,这种权力来自共产国际意向
的方式却在中共党内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对党内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贯彻落实形成了一定的冲击。
另一方面,对权力设置的制度安排作出了结构性调适。在白色恐怖环境之下,精简党的组织、隐蔽党的
活动成为生存之所必需。为挽救处于革命危机之中的中国共产党,“八七会议”突出强调“现时秘密状态之
中,需要实行最大限度的集权”,并强调“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中央临时政治局执行中央委员会之一切
职权”⑥。会议认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当建立全国的秘密交通机关,与出版委员会的散布宣传品的工作
相联络,担任传达通告指令输送宣传品等等的职任,并兼办探听反革命线索及其他各种消息各地环境的特务
工作”⑦。“八七会议”之后,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往上海,转为地下秘密状态。
“八七会议”结束后,新选举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正式运行。1927年8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举行了第
①
②
当瞿秋白和张国焘提出需要紧急处理南昌暴动问题时,罗明纳兹显得十分茫然,声称要请示莫斯科。张国焘回忆时指出:“谈话结束后,瞿秋
白也颇感失望。他曾经向我表示,共产国际为甚么派这样一个少不更事的人来当代表,只会反对机会主义,提起南昌暴动就没有主意了。”参
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81页。
“会议选举产生中央临时政治局,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为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
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为候补委员。8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参见: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2卷上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7ꢇ1937.7)》,
第2页)。“八七会议”虽然只开了一天,但由于议题重大、准备充分,因而成果显著。在中共党史上,这次会议曾被称为“中央紧急会议”、“八
七紧急会议”、“八七会议”,1928年7月9日中共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将此次会议简称为“八七会议”之后,党的各类文件、会议、讲话中
开始统一将此次会议简称为“八七会议”(参见:《政治议决案》(1927年7月9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1928),中共中
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06页)。
③
④
⑤
《小引》(1927年8月1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第248页。
《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第302页。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1927年7月),《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编辑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
辑(1925ꢇ1927)》,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4ꢇ535页。
⑥
⑦
《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第305、302页。
《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第302页。
2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讨论了政治局的分工,瞿秋白成为中共中央
最高领导人。为更好地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和加强对地方工作的领导,这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央派出机
构———南方局和北方局,还研究并通过了《中央致湖南省委信———临时中央政治局对于湘省工作的决议》①。
8月12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开始在《中央通讯》上发表“八七会议”文件,指出这次会议“改选了中央临时政治
局”,会议的重要意义“在于纠正党的指导机关之机会主义倾向”②。8月1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发出第二号
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立即遵照“八七会议”精神整顿组织。8月21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通过了《中国
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中央通告第五号———最近妇女运动的决议案》、《中央通告第六号———
今后学生运动方针议决案》③。9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
议案》④,决定彻底放弃国民党的旗帜,成立苏维埃。此时的中央政治局一方面竭力纠正此前党的右倾错误,
开始探索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途径,但另一方面“左”的情绪也日益滋长。
四ꢄ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的赋能及其自觉性纠错
“八七会议”之后,中央临时政治局反复强调和阐明会议的重大意义,要求各地党组织将会议精神传达到
全体党员。但由于形势复杂、交通困难,会议精神在各地传达过程中存在着差异。例如,南昌起义之后,李立
三在回顾《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在前敌的同志,直到了汕头后,才知道有八七紧急会
议的这回事。行军两月,简直成了野人,不单是不知道党的情形,并且连全国大的政治状况都不知道。”⑤10
月9日,张国焘在报告中也曾经指出:“对于八月七日之决议及告同志书已略知一二。”⑥
自1927年11月至1928年6月中共六大正式召开之前,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在中央领导机构的调整中
不断集权赋能并进行自觉性纠错。在持续推进八七会议以来“常委集权”的基础上,中央临时政治局进一步
精简机构,废止设部制度。在11月9日至10日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以城市
为中心举行全国武装暴动的策略。这次会议简称“十一月扩大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瞿秋白主持。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作用巨大,集中体现了党的六大以前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的集权
赋能。具体说来,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其一,在机构设置上,进一步推进权力集中,废止设部制度。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最近组织
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指出:党组织弱点在于各部系统独立、各自为政、缺乏集权,“致使各地党部时有工
党、农党、军党之称”⑦。为最大限度整合革命力量,解决各自为政的涣散状态,1927年11月14日,中央决定
撤销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妇女部和农民运动委员会,并在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之下建立职工运动委员
会、党报委员会、秘书处、组织局。
其二,在讨论议题上,进一步确定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的路线。“本次会议命令各级党部立刻用最坚决的
方法,使指导干部工人化”⑧。大革命的失败表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负责人已然犯了右倾错误;而大革命失
败后,中国共产党在纠正已经发生的右倾错误、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时候,不仅缺乏明确的前进方向,而且又
开始犯“左”的错误。这些问题的产生要求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动力
①
《中央致湖南省委信———临时中央政治局对于湘省工作的决议》(1927年8月9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第
07页。
《中央通告第一号———八七会议的意义及组织党员讨论该会决议问题》(1927年8月12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
1927),第311页。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1927年8月21日中央常委通过)、《中央通告第五号———最近妇女运动的决议案》(1927年8月
1日中央常委通过)、《中央通告第六号———今后学生运动方针议决案》(1927年8月21日中央常委通过),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
3
②
(
③
2
集》第3册(1927),第327、343、346页。
④
《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1927年9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
第369页。
⑤
⑥
⑦
⑧
《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第419页。
《张国焘报告》(1927年10月9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第429页。
《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决议案》(1927年11月1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第471页。
《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第4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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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君思ꢄ初创与调适:中共五大至六大期间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
以及中国革命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等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进行回答①。此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的运
行及其权威,在再造政党组织、肃清机会主义、整顿政治纪律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强化。
其三,在人事安排上,进一步吸收新的成员加入中央政治局。从党的五大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开始注重
从全党选拔精英。五大时,周恩来首次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八七会议时,瞿秋白成
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此次十一月扩大会议又增选了周恩来、罗亦农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虽然这一时期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的召开时间、地点、人数、议题等在文本规定与实践运行上尚存在一定的
距离,但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却在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原则下的运行中逐步规范化,这为之后中央领导体
制的发展与完善准备了组织机构与制度基础。
从整体上来看,十一月扩大会议既有正确的思想和主张,又有八七会议以来党内滋长的“左”倾情绪。随
着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逐步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运行中“左”的错误的影响日
益扩大。正如中共六大在总结这次会议时所言:“十一月会议继续布尔塞维克化但对于盲动主义未能充分预
防”,“在议决案上,对于中国革命的估量,不正确的采用了‘无间断革命’的名词,于是解释革命为不断高涨之
可能,就可以发生由此而得到不正确的策略”②。当然,此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运行中的一些错误的方面,
因在实际工作中造成重大损失而遭受到党内部分同志的批评与抵制。
随着八七会议、十一月扩大会议在权力设置上的集中倾向日益明显,特别是十一月扩大会议之后撤销部
的工作机构、限制各委员会权限制度安排的推进,中央领导机构在运行中开始暴露出一些问题。从主观设想
上来看,大革命失败之后的白色恐怖环境之下,有必要集中权力,强化领导;从机构运行上来看,由于撤部之
后无明确分工负责,部分基层党的机关在有意无意之中不尽职地将中央决议搁置起来不传布到党员群众中
去。基于此,带来了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由于职责分工上的不明确,影响到党的会议精神在全党的贯彻落实。这一点可以从中共中央的
多次发文中得到印证。例如,1927年12月10日中央通告第二十号指出:“现在这个决议案便要把我们党组
织上缺陷的根源和改造的出路告诉了我们,同时扩大会议从中央通告第十七号又已定出适合扩大会议改造
原则的各级党部新的组织法。在这里中央再通告实现这一改造的五项具体办法,各级党部务必严格遵守,否
则以故意反抗党的改造论。”③又如,1928年1月3日,中央临时政治局指出,党应“努力执行八七会议与十一
月会议的决议”④。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然认识到在权力集中下仍需要适当的分工,以利于工作之发展与执
行。3月10日,中央通告第三十七号再次强调指出,“中央于八七会议提出没收土地,于秋收暴动后提出苏
维埃政权”,“扩大会议以后,中央更曾给各地以不断的指导和督促”⑤,但各地党部对此种根本任务执行缓慢
且没有决心。
另一方面,“左”倾路线迟迟得不到纠正,给党的工作和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1928年2月,共产国际
执委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批评了中国共产党“左”倾主张。4月30日,中央政治
局讨论并接受这一决议案:“中央政治局认为自己过去的工作,正是一面与机会主义余毒奋斗,一面即尽自己
的力量指正党内各地所表现出来的盲动主义。”⑥至此,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基本结束,并在中央政治
局会议上得到制度性确认。当然,“左”的影响并未因盲动主义错误的结束而终止,而是改头换面以其他样态
①
“此次中央会议的主要任务,因此不但要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前途,指出我党今后斗争的策略,并且要指出根本上重造我们的党,强健我们
的党,澈底肃清机会主义,严厉的整顿政治纪律。此次大会的主要精神可以说是继续完成八七会议扫除机会主义的任务,澈底重造我们的
党,并更加确定革命的布尔塞维克的斗争的路线。”参见:《中央通告第十六号———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内容与意义》(1927年11月18
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第527页。
②
③
④
《政治议决案》(1928年7月9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1928),第307页。
《中央通告第二十号———关于组织工作》(1927年12月1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第559页。
《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1928年1月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的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
(1928),第37页。
⑤
⑥
《中央通告第三十七号———关于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1928年3月1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1928),第149页。
《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二月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1928年4月3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
(1928),第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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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呈现。由于此时的党尚未完全适应地下工作的环境,“左”倾路线致使党遭受到严重的损失①。
经历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多次挫折之后,共产国际、中共中央日益认识到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必要
性。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国内正处在极为严重的白色恐怖中,没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条件。由
于1928年春夏间将相继在莫斯科召开赤色职工第四次大会、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大会,
考虑到届时中国共产党都将派代表出席这几个大会,中共中央迫切希望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1928年
月
,共产国际来电同意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4月2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开会研究召开六
3
大的问题,下旬起,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100多位参加六大的代表相继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
月18日至7月11日,党的六大在莫斯科近郊五一村秘密召开,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
会议制度的运行开始呈现出新的特征。
6
五ꢄ结语
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在中国共产党百年探索中具有重要影响,这既与党章所赋予的地位有关,又与其产
生的历史影响有关。从连续性视角来看,党的五大至六大期间,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的文本规定与实践运行
具有典型意义。由于这一时期党的中央领导体制的探索正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无论是文本规定的全面性、
适用性、操作性方面,还是实践运行的有效性、灵活性、科学性方面,都呈现出不成熟性。但这一时期中央政
治局会议制度的初创及其运行已具雏形,并搭建了其后中央领导体制的基本框架。
客观而言,党的五大关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不仅有所前进,而且很全面,只是还不具备应对危机
和及时调整斗争策略的能力。由于缺乏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问题的意识,最终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
深陷危机。当然,在此背景下所产生的中央政治局及其会议制度的运行,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不成熟的特征。
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夕的危机形势,要求党对革命形势有清醒认识并采取果断措施,从危机中挽救革命。
面对国民党右派分裂统一战线、背叛革命的危机,中央政治局始终未能突破共产国际的干预,果断实施战略
的转变,对于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虽然进行了批评,但没有采取有效的决策和应对措施,诸多决策也未落地
执行。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的科学运行已然成为衡量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和国家
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因此,厘清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的历史起点,对我们理解和探寻中国共产
党长期执政的奥秘具有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何ꢄ毅]
①
“在最近几月严重白色恐怖之下,本党组织曾遭几次重大的破获,尤以两湖省市县委干部的损失非常重大! 江苏河南相继破获,中央政治局
委员罗亦农同志亦于上海被捕枪毙!过去遭遇这些重大破获的原因,固然是因为反动统治向我们猛烈的进攻,但是本党组织不适用于秘密
工作的环境,以及党内同志的反动告密,实为破获的重大关键!”参见:《中央通告第四十七号———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
密工作》(1928年5月18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1928),第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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