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卷第5期
2
015年9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42,No.5
September,2015
清末民初美学转型的语境分析
钟仕伦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成都610066)
摘要:清末民初美学转型在语境上表现出两个基本特征:一个是新民救国的需要,输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
化思想,在这种时代思潮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遭到近乎毁灭性的打击,“三传束阁,《论语》当薪”的民族虚无主
义使清末民初的美学转型失去“背景语境”,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根之木,受到西学冲击和旧学衰颓的双重挤压;第二
是美学概念上受到日本等外来词汇的制约,这些词汇中有些是中国古代传进日本,日本因自身语言的贫乏而借以
翻译西方美学术语时又赋予它们新的涵义,当中国学者将这些美学概念从日语翻译成现代汉语时,形成了“双重语
境”。无论是外来词还是非外来词的美学概念,惟有把它们放在历史语境和情景语境中,才能追问到它们的本源性
和特殊性,才能建成中国美学的“意义的逻辑”。
关键词:清末民初;美学转型;语境分析;双重语境
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5)05-0038-09
一
引言
际时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前者可谓内部语境,后
者可谓外部语境,相同的语言符号在不同的语境条
件下有可能形成不同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语
言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也可以说就是语言交际的
时空关系,研究语言时间关系的是历史语言学,研究
语言空间关系的是地域语言学。
“语境”( )一词,是英国美学家和诗人、
context
剑桥大学教授瑞恰慈(I.A.Richards,1893—1980)
创立的语义学中常用的一个概念。1923年,瑞恰慈
在与奥格登(C.K.Ogden,1889—1957)合著的《意义
的意义》中将语言分为“情感语言”和“符号语言”两
个部分,他们认为,情感语言的意义有一个心理语境
的问题,符号语言的意义则由上下文的结构语境决
定。1936年,瑞恰慈在他的《修辞哲学》中将“语境”
的概念扩大至由语言所指称的对象的历史环境。之
后,专门从事意义的语境理论和韵律分析的英国语
言学家、伦敦语言学派的创立者弗思(Firth,1890—
20世纪30年代,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李安宅将
瑞恰慈的语义学和语境理论运用于他的《美学》专著
中,开启了中国运用语境理论进行美学研究的先
①
河。李安宅说,作科学研究,“必在语言文字上发
生自觉。有了自觉———即使不是充分的自觉,沉疴
已去大半。所谓自觉,在消极方面,要觉到语言文字
的障碍;在积极方面,要分析语言文字的运用。积极
的功夫,可以建设意义的逻辑;消极的觉醒,可作这
门学问的先驱———是一切清明思路的门限,是任何
1
960)发展了瑞恰慈等人的理论,他提出从语言的内
部结构和形式结构来反映外部语言环境的一般理
论,把语境分为来自内部的“语言语境”和来自外部
的“情景语境”。根据已有的研究,语境既指语言内
部特定的言语片段和词语之间的关系,也指进行交
[1]3
科学的始基” 。而一个学科的转型必然受到语境
的“规范性”制约。例如“美”的概念,先秦时期以“羊
收稿日期:2015-03-09
基金项目: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规划项目“中国美学现代转型研究”(批准时间:2013年)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钟仕伦(1953—),男,四川成都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美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38
钟仕伦清末民初美学转型的语境分析
大为美”或“羊人为美”来规范;古希腊时期的“美”的
概念则既涉及到“美学”也涉及到“伦理学”。然而,
文艺复兴时期的“美”的概念,指的却是“女子和小
孩”。之后,“美”被“广泛地用来指称一切种类的
界贸易的裹挟,作为一种世界的“普遍意识”迅速传
播至东方古国。西方话语体系凭借坚船利炮和先进
的文化形态以及科学的文明意识一直占据着清末民
初美学研究的主体地位和支配地位,致使中国美学
的现代转型从一开始就受到代表西方价值体系的话
语形态的制约。西方美学的概念、范畴、命题和规律
成为一种“幽灵”,无时不在清末民初的美学转型中
游荡。另一方面,由于清末民初的中国丧失了宝贵
的历史发展机遇,奋起直追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的
同时却将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束之高阁,在西方文
化东渐大潮中没有采取客观科学的价值取向对待悠
久的中国传统文化,将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一刀斩
断,致使中国美学转型失去“背景语境”,成为无源之
水和无根之木。因此,中国美学受到西学冲击和旧
学衰颓的双重挤压,走上了极为艰难的转型之路。
当此之时,梁启超和王国维独具只眼,看到了整
个学术语境的变迁和否定消解传统文化带来的危
害。在康有为的影响下,梁启超首先意识到中国旧
有之学的痼疾,主张变法以取西学,但他对全盘西化
的观点也不赞同。梁启超认为:
[2]140
美” 。再如,“崇高”审美范畴,从空间语境看,在
中国先秦时期它带有自然崇拜的色彩,而在古希腊
时期指的却是三大雄辩风格中最高级的一种风格。
从历史语境看,伪朗吉努斯所作的讨论修辞学的《论
崇高》论文在17世纪经布瓦洛的诠释则把它“当作
[2]196
讨论美学的论文来研读” 。到了20世纪60年
代的前苏联时期,“崇高”的概念与“英雄”的概念相
一致,“被理解为鼓舞人们、阶级、社会去进行创造性
的、革命的活动的一种壮丽的和人道的理想。崇高
表现的最光辉的典范就是为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而斗
[3]189
争” 。由此可以看出,特定的语境制约着一门学
科的发展,这个性质在清末民初的美学转型中表现
得尤为突出。本文试图通过清末民初美学概念的语
境分析考察中国美学现代转型的某些特征,以期引
起对此问题的进一步讨论。
二
清末民初美学转型的社会语境
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是在中国社会从封建社会
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向工业
社会的国家治理模式、资本经济结构、多元文化形态
和以自由、民主、科学为基础的价值观念发生巨变的
社会语境中产生的,也是中国美学从古代理论形态
向现代理论形态发生转换的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曾指出,当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相分离的时
候,“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
学、哲学、道德等等。但是,如果这种理论、神学、哲
学、道德等等同现存的关系发生矛盾,那么,这仅仅
是现存的社会关系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不
过,在一定民族的各种关系范围内,这种现象的出现
也可能不是因为在该民族范围内出现了矛盾,而是
因为在该民族意识和其他民族的实践之间,亦即在
某一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普遍意识之间出现了矛
旧学之蠹中国,犹附骨之疽,疗疽甚易,而
完骨为难。吾尝见乎今之所论西学者矣,彝其
语,彝其服,彝其举动,彝其议论。动曰:“中国
之弱,由于教之不善,经之无用也。”推其意,直
欲举中国文字,悉付之一炬。而问其于西学格
致之精微,有所得乎? 无有也;问其于西政富强
之本末,有所得乎? 无有也。之人也,上可以为
洋行买办,下之可以为通事之西奴。如此而已。
更有无赖学子,自顾中国实学,一无所识,乃藉
西学以自大,嚣然曰:“此无用之学,我不为之,
非不能也。”然而希、拉(谓希腊、拉丁)英法之
文,亦为上口,声光化电子学,亦为寓目,而徒
“三传”束阁,《论语》当薪。而揣摩风气,摭拾影
响,盛气压人,苟求衣食。盖言西学者,十人之
中,此两种人几据其五。若不思补救,则学者日
伙,而此类日繁,十年以后,将十之六七矣。二
十年以后,将十八九矣。呜呼! 其不亡者几何
[4]534ꢀ535
盾” 。这就是说,任何一种民族意识都受到
特定的“历史语境”的限制,并总是会产生本民族的
民族意识与普遍意识之间的矛盾。一个民族的审美
意识也难逃此“精神的纠缠”,这种矛盾和纠缠在语
言上的反映即是语境和语义上的差异,这在中国美
学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
5]《西学书目表后序》,126ꢀ127
哉?
梁启超看到了打起西学的幌子而欲置传统文化于死
地的“假洋鬼子”的祸害。他在《变法通议·论译书》
中主张,欲变法强国,必先翻译西方书籍,而“繙译之
事,莫先于内典。繙译之本,亦莫善于内典。故今日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美学因其先进生产力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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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言译例,当法内典。自鸠摩罗什、实义难陀皆深通华
文,不著笔受。元奘之译《瑜伽师地论》等,先游身
毒,学其语,受其义。归而记忆其所得从而笔之。言
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京师号学问
渊薮,而通达诚笃之旧学家,屈十指以计之,不能满
也。其治西学者,不过为羔雁禽犊之资,其能贯串精
博,终身以之如旧学家者,更难举其一
[
译者当以此义为最上”
5]《变法通议·论译书》,75
。梁启超认
[
7]《国学从刊序》,131
为,译书者必须兼通中学与西学,亲身经历对方国家
的文化和风俗,才能正确无误地翻译出西方学术专
著的本来面目。尤其是以汉唐时期的佛经翻译为西
学书籍翻译的法式,突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在接受西
方科学技术知识中的重要地位,而且显然已经意识
到魏晋文化转型时期外来的印度文化与本土传统文
二”
的现实,王国维大声疾呼学术的独
立和设立“哲学”课程,力倡西来之“美学”为经学(理
学)科、中国文学科、外国文学科之必修课程以奠定
美学学科之基础,用西方哲学和美学思想对中国固
有的美学概念、命题和范畴进行现代阐释。王国维
的“以中解西”虽然还很难说已经是对西方美学的
化相浃与化的历史经验在西学东渐中的作用,表现 “综採”和“融冶”,但他注重中国美学现代转型的历
出对旧学有选择的尊重。
史语境却成为中国美学现代转型的不二法门,至今
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无独有偶,王国维也以汉魏之际印度佛教的传
入为历史镜鉴,他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比作摄摩
腾翻译的《四十二章经》,甚至称西洋思想为“第二之
佛教”:
梁启超和王国维的焦虑与担忧实际上反映了清
末民初社会剧变给美学转型带来的双重挤压。一方
面,中国美学要面对自己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被剥
蚀———“三《传》束阁,《论语》当薪”的残酷现实;另一
方面又要面对源源不断地随着洋枪洋炮的硝烟而东
渐的西学,从夹缝中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走向凤凰
涅槃。这种双重挤压的社会语境,从一开始就深刻
地影响着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
佛教之东,适值吾国思想凋敝之后,当此之
时,学者见之,如饥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饮。担
簦访道者,接武于葱岭之道;繙经译论者云集于
南北之都。自六朝至于唐室,而佛陀之教极千
古之盛矣。此为吾国思想受动之时代。然当是
时,吾国固有之思想与印度之思想互相并行而
不相化合;至宋儒出而一调和之,此又由受动之
时代出,而稍带能动之性质者也。自宋以后以
至本朝,思想之停滞略同于两汉。至今日,而第
二之佛教又见告矣,西洋之思想是
三
清末民初美学转型的翻译语境
中国美学有自己一套几乎完全不同于西方美学
的概念、范畴、命题和规律,只有把中国美学放在它
产生的社会语境和情景语境中,才能追问到的它特
殊性,才能对中国美学的转型给出合理的现代阐释。
但美学又是一个泊来学科,惟有通过翻译才能获得
这个学科的一般知识,而翻译中的“失真”往往带来
学科知识的缺失。这个矛盾在清末民初的翻译语境
中显得尤为突出。
[
6]《论近年之学术界》,121
也。
王国维一方面“惧邪说之横流”,担心因翻译等各种
原因致使西方新学不得真传;另一方面又“恐国粹之
丧失”,致中华五千年文化毁于一旦。面对这种双重
压力,王国维在研究了佛教的输入对中国本土文化
从“刺激———冲撞———融合”的历史规律后,指出建
立“纯粹哲学”学科势在必行。王国维认为,西洋思
想的传入犹如汉魏之际佛教的输入,必将对中国学
术产生深远的影响;但他同时有远见的指出,西洋之
思想与中国固有的思想并不相同,“风俗文物殊异”,
自清顺治元年(1644)承继明代“四夷馆”而设立
[8]2ꢀ3
的“四译馆”,“以译远方朝贡文字”
后,到咸丰
十年(1861年)为“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
[8]6
字,方不受人欺蒙” 而创立的“同文馆”,到光绪三
十一年(1905)改上海广方言馆为工业学堂,有清一
代,翻译外国书籍文书等事务在清王朝中均有专门
机构署理。随着翻译机构的设立和康有为、梁启超
“则西洋之思想之不能骤输入我中国,亦自然之势
②
也。况中国之民,固实际的而非理论的,即令一时输
入,非与我中国固有之思想相化,决不能保其势力。
观乎三藏之书已束于高阁,两宋之说犹习于学官,前
的鼓吹,包括俄国、法国、英国、德国、美国、日本等
国家的书籍源源不断地被翻译进来。在这些图书
中,虽然主要是化学、医学、“格物”、算学、地理、农
田、兵学等西方科学技术一类的书籍,但也有艺术、
法律、哲学、文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一类的书籍,如
[6]125
事之不忘,来者可知矣” 。为了使中国美学的转
型不至于失去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针对“中国今日
40
钟仕伦清末民初美学转型的语境分析
1888年印行的法国学者钱德明著的《中国古代宗教 (意识)来源于中国的古汉语。王充的《论衡·实知》
舞蹈》、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出版的由陈鹏翻译的
介绍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希腊三大哲
学家说》、1903年由上海汇文学社出版的范迪吉等
篇就用了“意识”这个说法:“众人阔略,寡所意识,见
[
10]401
贤圣之名物,则谓之神。”
唯识宗的经典《成唯识论》时用了“识”这个术语,而
后来玄奘在翻译佛教
翻译的日本学者富山房著的《美术新书》和上海商务 “识”的感知作用可以分为六个类别,其中五种符合
印书馆1914年出版的周暹翻译的德国汉学家尉礼
贤撰著的《康德人心能力论》等。
感觉器官的五大功能,即“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
觉”,而第六种感觉功能就被称作“意识”,也就是
值得注意的是,有很多关于逻辑学的著作,如王 “识”思想上的感知作用。西周所首创的“ishiki”(意
国维翻译的英国随文的《辨学》(京师五道庙售书处
识)这个术语很快被作为英语“consciousness”的翻
译得到认可,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前后以“意
识”的符号形式进入汉语。日本学者Kawakami
908年印行)、刘经庶翻译的杜威的《思维术》(南京
高等师范学校印行)被翻译介绍进来,说明当时的有
1
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中国旧有之概念、词汇等学术语 Hajime(河上肇)在翻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
境不能适应重思辨性的西洋之学的需要,“故欲通西
言》“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
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时,首先用“ishiki”(意
识)来翻译德语“Bewusstsein”(意识)。之后,李大
钊在翻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时,把相应
的汉语词“意识”作为“Bewusstsein意识”的对等词,
并一直持续至今日仍在使用。在这种中日古今语言
双向交错、混合回归的语境下,“美学”一词的翻译自
然成了清末民初美学转型中的焦点。
学者,必道原于希腊罗马名理诸书,犹欲通中学者,
[5]71
必道原于三代古籍周秦诸子也” 。而这些逻辑
学专著的翻译以及新学用语的普及必将带来美学的
逻辑体系的变化,与传统美学注重经验和体验的旧
学形态形成明显的差别。
与此同时,因翻译而带来的美学理论的语义歧
义也不断产生。“在晚清时期的翻译中,失真和独创
[
9]10
常常是一对孪生姐妹” 。众所周知,人文社会科
学的词语一般都是通过日语翻译进来,而日本学者
在翻译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著作的时候,由于日
语总词汇的缺乏,大都使用日语中的古代汉语或和
制汉字词来进行翻译,将西方概念中与古代汉语相
近或相似的词语进行拼接。正如日本学者井上哲次
郎(1855—1944)所说:
关于中国最早在学科上使用“美学”一词的现代
意义,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说法。据黄兴涛的考证,在
英国来华传教士罗存德1866年所编的《英华词典》
中,翻译英语“Aesthetics”(美学)一词的汉语表述没
有用“美学”这个词汇,而是用的“佳美之理”、“审美
之理”。1875年,在由中国人谭达轩编辑出版、1884
年再版的《英汉词典》里,“Aesthetics”(美学)则被翻
译成“审辨美恶之法”,这种翻译基本上没有传译出
德文美学的含义。同文馆的德文馆于同治十年
当我们需要创造新的对应词时,除了参考
《
佩文韵府》、《渊鉴类函》、《五车韵瑞》之外,还
通过大规模参考儒家经典、佛教经典来进行遴 (1871年)开设,当时翻译的重点在算学和天文学,
[
9]69
选。
没有“哲学”的位置,但毕竟开始有了德语的输入。
最早在学科和现代意义上使用“美学”这个汉字词的
则是德国著名来华传教士花之安(ErnstFaber)。
以日本著名学者西周(NishiAmane)创造了诸
如“哲学”、“观念”、“意识”、“抽象的”、“具体的”等
87个词汇来翻译“philosophy idea con- 1873年,花之安在他用中文编著的《大德国学校论
”、“ ”、“
7
sciousness”、“abstract”、“concrete”等西方哲学术
略》(重版又称《泰西学校论略》或《西国学校》)中介
绍到西方心理学和美学有关的内容,其中包括“绘事
之美”和“乐奏之美”。1875年,花之安又编著了一
本《教化议》,他在书中提出“经学”、“文字”、“格物”、
语,而在这787个词汇中,有242个词汇来源于古代
[9]67ꢀ68
汉语 。德国学者李博(WolfgangLippert)通
过多年的研究认为:“西周的最大成就,是通过创生
大量新词汇来翻译西方概念,进而丰富了日语。从 “历算”、“地舆”、“丹青音乐”为“救时之用者”,而在
[9]66
长远来看,这也丰富了汉语。”
“丹青音乐”后面特别加以括弧注解道:“二者皆美
[11]75ꢀ76
以“意识”为例看,西周很有可能参考了中国当
年佛经的翻译来翻译西方的术语。日语的“ishik”
学。”
1902年,王国维在翻译日本文学博士桑木严翼
4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的《哲学概论》第二十节“自然之理想———宗教哲学
及美学”时开始使用“美学”这个术语:“当解释自然
之行程而加以目的之概念,则其本质亦生特别之意
味,又其评价亦异即以自然之本质为神(向目的而发
达之神)。或由理想之点观察之,前者宗教哲学之问
谭大轩、王国维和英国传教士罗存德将“Aesthetics”
翻译成“审美学”或者“美学”,又很难从汉语词汇的
概念上找到鲍姆加登关于“美学”是“感性认识的科
学”的规定性。事实上,鲍姆加登当年在使用这个源
于古希腊语的“Aesthetica”(感觉、知觉)时,也在不
断的思考和完善,从1735年的《哲学的沉思》首次使
用这个概念到1741年把“Aesthetica”命名为“感性
认识的规律”,再到1742年在《形而上学》第2版里
称其为“感官鉴别的科学”,从1757年在《形而上学》
第4版里改称为“美的科学”到最后在1758年命名
为“感性认识的科学”,鲍姆加登始终以“感性认识”
为美学研究的重点。正是在这种情景语境下,“美
学”这个汉字词汇被日本学者用来翻译鲍姆嘉登的
[12]286
题,后者美学之问题也。”
同年,王国维在翻译
日本文学士牧赖五一郎的《教育学教科书》时再次用
到“美学”这个术语:“欲使教授时有生气,有兴味,而
使生徒听之不倦,不可不依美学及修辞学之法则。”
显然,这里的两个“美学”术语的含义有所区别,后者
更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美育”。这个情景语境的
含混在日本学者那里就开始形成了,直到20世纪
0年代,日本学者竹内敏雄还说:“必须指出,在我
6
国现在通行的‘美学’这个名称同样是不十分确切 “Aesthetic”。时至今日,我们都还在为到底怎样翻
的,但是没有比它更好的词语,所以索性就作为As-
thetik的译词通用这一说法(从前还有‘审美学’等
译才算正确传达了鲍姆嘉登的“Aesthetic”的真正
的学科内涵,美学的研究对象到底是“感性认识能
力”还是“美”和“艺术”而争论。如果照汉语字面意
义或曰“符号外壳”来理解,“美学”显然是“研究美的
科学”或“研究美的学问”的意思,这与鲍姆嘉登的初
衷明显不同。
[13]116
其它译名,但还是‘美学’好一些)。”
谭大轩、王
国维与英国、德国传教士在翻译和使用“美学”一词
上面的差别反映出清末民初美学转型的语境特征。
谭大轩把“美学”解释为辨别区分“美”与“恶”的
概念和有关“美”“恶”知识运用的法则。简言之,美
学为“审美(恶)之学”,这与英国传教士罗存德的“审
美之理”相似而异于德国传教士花之安所谓“丹青音
乐皆美学”之说。花之安的翻译则与今天所谓的“艺
术学”接近,而王国维的翻译则同于日本学者的翻
译,在意思上接近谭大轩的译法。但无论是花之安
还是罗存德,抑或是王国维和谭大轩,都没有完整的
翻译出鲍姆加登(1714—1762)的“美学”的意思。花
之安将本为“艺术学”的绘画(美术)和音乐学作为美
学的内涵仅涉及到美学的研究对象之一,与鲍姆加
登的“感性认识的科学”之说还有距离,但他代表了
德国19世纪后期美学研究的转向,即将艺术纳入美
学的研究范围。花之安的“美学”概念对宗白华有着
深刻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后期,宗白华在一次
有关艺术学的讲演中还提到:“艺术学本为美学之
一,不过,其方法和内容,美学有时不能代表之,……
美学的活动,包括艺术品的欣赏和创造,自然的欣
从1757年到1802年,康德在哥尼斯堡大学担
任“纯粹哲学”讲席讲授《形而上学》、《逻辑学》、《自
然地理学》等课程时,曾经选择鲍姆加登的著作作为
[16]313
教学参考书,称其“丰富和精确” ,康德在前批
判时期已经开始考虑到纯粹理性批判与鉴赏力批判
即美学之间的关系,鲍姆加登的美学思想对康德前
批判期的经验主义美学影响很深。康德的贡献在
于,他使鲍姆加登开创的“美学”从仅仅作为一门感
性认识的科学向美学成为由感性认识向自由意志过
渡的不可或缺的桥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美
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诞生的时候,主要以研究人
们的感性经验和感性认识为主,或者说美学主要是
一门“经验科学”。而无论是谭大轩、王国维还是和
英国传教士罗存德、德国传教士花之安的翻译,都尚
未完全传达出鲍姆加登的“美学”的原有之意,其原
因在于“语言一般是不可译的”,任何一种语言被译
成另外一种语言的时候都有可能出现词量的借用、
扩充或者新造,借用、扩充和新造因语境的不同难免
会出现语义“失真”的现象,“美学”术语的翻译正是
这种“失真”的典型。
[14]511ꢀ512
赏,人类之交接礼仪等等。” 1932年,宗白华
在介绍两本中国画学著作的时候再次提到:“美学的
研究,虽然应当以整个的美的世界为对象,包含着宇
宙美、人生美与艺术美;但向来的美学总倾向于以艺
四
日源外来词美学概念的“重语”现象
[15]43
术美为出发点,甚至以为是唯一研究的对象” 。
除了因两种语言的历史语境不同而造成美学术
42
钟仕伦清末民初美学转型的语境分析
语的“失真”外,翻译过程中还会出现“重语”的现象。
如前所述,由于历史语境的限制,我们今天还在使用
的很多关于美学的概念、范畴、命题大都属于汉语的
晋恭帝司马德文封赐刘裕为“宋公”的诏策中的话,
自然有虚饰的成分在里面。现存《宋书》为南朝梁代
的沈约所编,李延寿的《南史》编撰于唐代初年,“美
化”一词很有可能是随着日本“遣隋僧”或“遣唐僧”
“日源外来词”,它们来自于19世纪后半叶和20
世
③
纪初的日本,而日本又从德语、英语、法语等西方语
言翻译过来。据崔崟、丁文博的统计,在刘正埮、高
的回国而传到日本,通过“汉语训读法”,按日语的
文法读汉文,并在日本传播开来。到了明治中期,即
名凯、麦永乾、史有为编著的《汉语外来词词典》中, 1885年前后,日本学者用源自古代汉语的“美化”来
有889个日源外来词,而在这889个日源外来词中,
与美学学科相关的有131个,例如审美、美感、美化、
情操、哲学、形而上学、唯心论、唯物论、表象、抽象、
概念、范畴、原理、观念、批评、观照、知识、意识、直
观、直觉、主观、主体、自由、文学、艺术、建筑、人格、
思潮、思想、美术、悲剧、喜剧、作品、作者、想象、象
征、内容、感性、理性、绝对、相对、客观、客体、类型、
理论、理念、现实、现象、意匠、意义、印象等等,约占
翻译英语的“beautification”。
依据日本汉学家铃木修次的研究,“新汉字词产
[
17]33
生的截止期限定在明治中期,即1885年前后” ,
日本人创造的新汉字被广泛使用,也极有可能是“按
照汉语的语素和语素意义,并按照汉语的构词法则
去构造的”。从甲午战争(1894)到五四运动(1919),
中日之间的词汇交流进入一个高峰期。“中日甲午
战争后的几年间,日文版的中译本已经上升到译文
书的第一位,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日本人创造的汉字
词(即和制汉字词)大量流入中国。据日本学者实藤
惠秀的研究,1906年的中国留日学生已多达8000
人。自此,日语中的和制汉字词就源源不断的通过
留学生之口、留学生之手传入中国。自古以来,汉
字、汉语词汇的单向流动(中国→日本)开始变为双
向交流,中日甲午战争后的一段时间,几乎变成由日
[17]173ꢀ177
整个日源外来词的15%
。这些词汇构成了
中国美学现代转型的“语言语境”(“内部语境”),制
约着中国美学的学科建设和现代转型研究。当我们
用现代汉语来翻译这些日语的时候,由于古代汉语
和现代汉语的语义差异具有双重语义特点,这就出
现了翻译中的双重语义的重叠现象。我把这种双重
语义的重叠现象称之为翻译中的“重语”现象。清末
民初中日语言交流中所产生的借词———“汉语回归
借词”和“原语借词”———的双重性质,致使中国美学
[
17]24ꢀ25
语到汉语(日本→中国)的另一种单向流动” 。
与美学和艺术有关的词汇,诸如“美术”、“曲线美”、
的概念、范畴、命题与西方美学相比有着非常复杂的 “演技”、“音符”、“画报”、“摄影”、“水彩画”、“裸体
关系,只有首先弄清楚它们之间的本义和借用义以
及翻译中的回归义,我们才有可能弄清楚什么是中
国美学自身的术语、什么是日语来源词以及它们之
间的同和异,从而清理出中国美学现代转型的语言
语境。
画”、“文学”、“艺术”、“叙事诗”、“抒情诗”、“旋律”等
词汇大量进入中国。“美化”这个“重语”词汇也有可
能从日本回流到中国,成为“同形异义”的汉语外来
词。
但日本人在使用古代汉语翻译西方美学概念的
时候,如果没有完全对应的词汇,则将古代汉语加以
改造,使之适合新的西方概念。比如现代汉语的“美
感”一词,意为“美的感觉”,源于日语的“美感”(“bi-
例如“美化”一词,现代汉语的意思是“加以装饰
或点缀使其美观”。据《汉语外来词词典》,现代汉语
的“美化”来自日语的“美化”(“bika”),而日语的“美
[18]234
化”(“bika”)则来自中国的古代汉语 。早在南 kan”),日本学者用以翻译英语的“senseofbeau-
北朝时期,“美化”一词就开始流行。《宋书·武帝 ty”。而中国古代却没有双音词“美感”,只有单音词
纪》就有“美化”一词,原文为“辩方正位,纳之轨度,
蠲削烦苛,较若画一,淳风美化,盈塞宇宙。是以绝
域献琛,遐夷纳贡,王略所宣,九服率从”(《南史·宋
武帝纪》“盈塞宇宙”作“盈塞区宇”)。“美化”在这里
的本义是说在“宋公”刘裕平定桓玄和卢循后,东晋
疆域内国泰民安,社会风气淳朴有序。“淳风美化”
也就是“风化淳美”的意思,这是东晋最后一位皇帝
的“美”和“感”,这就造成了翻译中的“缺失”。
王国维当年在论新学术语的输入时说,如同当
年翻译佛典苦其“周秦言语”之不足一样,“近世之言
语,至翻译西籍时而又苦其不足”,但日本所造译之
汉语则可利用。“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于中国,
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于是日本所造译
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之文学界。好
4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奇者滥用之,泥古者唾弃之”。王国维认为,日本学
其运用于美学研究领域。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
中分析《红楼梦》的“壮美”特征时认为,如宝玉与黛
玉最后相见的情景,“此书中随处有之,其动吾人之
感情何如! 凡稍有审美之嗜好者,无人不经验之
者在翻译西方术语时十分慎重,大都经过长时间的
推敲,“经专门数十家之考究,数十年之改正,以有今
日者也”,经日本这个翻译的“驿骑”,新学术语大量
涌现,因此,使用日本翻译的新学术语,在行文的准
确和概念的精确上要比自己创造的新词来翻译西方
书籍好一些;但日本学者也有不甚精确之处,如用汉
语的“观念”、“直观”、“概念”翻译“idea”、“intui-
[7]69
也” 。日本也曾经用“审美学”来翻译鲍姆加登
的“美学”(Aesthetic)。而中国古代表达与“审美”
同一个意思的词用的则是“课美”。“课美”源自王粲
的《玛瑙勒赋》:“游大国以广观兮,览稀世之伟宝。
总众材而课美,信莫臧于玛瑙。被文采之华饰,杂朱
tion conception”,他甚至觉得用《荀子·正名》的
”、“
[20]24
“共名”翻译“conception”亦可;而且在翻译时,“日本
绿与苍皂。” “课”的本义为“试”和“第”,即“尝
⑤
人多用双字,其不能通者,则更用四字以表之。中国
试、品第”之意,“课美”有“审美”的含义。王粲这
[6]128ꢀ130
则习用单字,精密不精密之分,全在于此” 。
里所用的“课美”,实际上也就是对玛瑙之自然美的
最晚在8世纪后期,古代汉语的“感”字就传到了日 “审美”。
本,日本学者在15世纪有意识、明确地将“感”作为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每一种语言,无论有
[
19]
一个审美概念来使用 。因此,“美感”这个双音词
极有可能就是日本学者将“美”与“感”这两个“中国
习用的单字(单音)”词合为一个双音词“美感”来翻
译西方美学中的“senseofbeauty”的结果。
多复杂,都处于一种由古老的呼声一劳永逸地设置
的开启中。与其他语言的侧面相似———邻近的声音
包含着类似的意义———只是为了证明每一个语言与
这些深层的、深埋的和几乎沉默的价值之间的纵向
[21]305
崔崟、丁文博把汉语中的日源外来词分为“汉语
回归借词”和“原语借词”两类,“即如果某词首先出
现在中国的文献资料上,传到日本后词性及词义未
发生变化,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后又原封不动地返
回中国的,可判定该词是汉语回归借词。反之,如果
某词在中国的文献资料上产生而首次出现在日本文
献资料上的,或者词形虽然在中国文献资料上曾有
记载,但是流入到日本后语义发生了改变,经日本语
义改变后又回流到了中国的词语,可判定为原语借
关系而被注意和记录” 。通过日语翻译引进中
国的美学的日源外来词中,无论是单纯词还是复合
词中的借形词,抑或是回归借词和原语借词,它们与
中国固有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观念都有直接或间接的
渊源关系,显现出“重语”特征,这种翻译语境中出现
的“重语”特征是清末民初美学转型中不可或缺的研
究内容。
五
结语
通过对清末民初社会语境、翻译语境和日源外
来词的语义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惟有把中国美学放
在它产生的情景语境(外部语境)和语言语境(内部
语境)中才能追问到的它的本源性和特殊性,从而形
成理论的规范性,才能对中国美学的转型给出合理
的现代阐释。清末民初中国美学的转型表现出两个
基本特征。一个是新民救国和洋务运动的需要,从
西方输入了大量的科学技术文化思想,在这种时代
思潮的冲击下,包括美学思想资源在内的悠久的中
国传统文化受到近乎毁灭性的打击,汉魏之际“叛散
[17]41
词” 。按照这个分类,“美学”、“美化”、“审美”以
及“美术”、“文学”、“文化”等都属于“原语借词”。
“单从语言层面看,日源外来词具有双重性质。虽然
同汉语一样构成要素是汉字,但是它在日语环境下
产生,不可避免地带有日本语言、日本文化的特征,
同时,它又是汉语外来词,汉语、汉文化的要素又不
[17]92ꢀ93
可泯灭” 。按照日语构词法,源自日语的汉语
新词,又可分成“单纯词、复合词、派生词”。依照这
个分类,“美化”和“美感”都属于日本和制汉字词的
④
“
原语借形词,“美化”可以说是单纯词中的借形 《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
[22]《仲长统传》,1646
词,“美感”则属于复合词中的借形词。
火”
的历史现象再次重现,致使清末民
“
审美”也是一个日源外来词中的“原语借词”,
初的美学转型失去历史语境,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根
之木,此为梁启超和王国维大声疾呼保存旧学的原
因所在。因此,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受到西学冲击
和旧学衰颓的双重挤压。第二是中国美学的现代转
日语为“shinbi”,意思是“领会事物或艺术品的美”,
由日本学者根据英语“aestheticappreciation”意译
[18]312
而成 。日语的“审美”一词,似由王国维开始将
44
钟仕伦清末民初美学转型的语境分析
型在理论术语和概念、范畴的语义规范上受到日本
末民初回归中国,由留日学者从日语翻译进来,赋予
它们时代的语用意义,这在美学概念上便造成了双
重语境即“重语”的问题。因此,惟有从双重挤压和
双重语境中解放出来,才能建成中国美学的“意义的
逻辑”,建成中国美学的“科学的始基”。
等外来词汇的制约。这些词汇中有些是中国古代传
进日本的词汇,日本因自身词汇的贫乏借以翻译西
方美学理论。但这种借用,无论是借形还是借音,日
本学者都赋予了它们新的涵义。这种借用词又在清
注释:
①
李安宅(1900—1985),河北省迁安县人。1924年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赴美留学,在加尼福利亚大学和耶鲁大学人
类学系深造。1936年回国,先后任教于燕京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四川师范大学。李安宅的《美学》,1934年由世界书局出
版,后来编入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的他的《语言·意义·美学》一书中,该书今由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再版。
康有为、梁启超都认为,国家要富强,只有译书而已。梁启超说:“苟其处今日之天下,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昭昭然也。”
参见:梁启超《变法通议·论译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6页。
②
③
日本汉学家石川忠久说:“汉语训读法是公元八、九世纪在日本确立的,即在汉文字上注训点,按日语的文法读汉文。正因
为有了训读法,即便在遣唐使被废止后,日本人也没有在阅读汉籍上产生困难。”参见:《日本的文化基础是汉文———访日本
二松学舍大学教授石川忠久先生》,《光明日报》2013年12月24日第8版。
④
⑤
崔崟认为,和制汉字词的借形词“是日本人在翻译西方语言的过程中,按照汉字词的造词结构创造的新词语。它们数量最
多,构成原语借词的主要部分。例如:‘辩证法’、‘传染病’、‘电话’、‘代表’、‘概念’、‘干部’、‘公仆’、‘美感’、‘内分泌’、‘无
产阶级’等”。见:崔崟、丁文博《日源外来词探源》,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53页。
《说文解字》:“课,试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随部第十》云:“课,试也。王念孙《广雅疏证》卷五上:‘课,第也。谓品第之
也。’《逸周书·大匡解》云:‘程课物徵。’”审,古作“審”,有“观察鉴别”和“反复覈实”之意。《说文·釆部》:“宷,悉也,知宷谛
也。从宀、釆。”又:“審,篆文宷,从番。”段玉裁注曰:“(徐)锴曰:‘宀,覆也。釆,别也。能包覆而深别之也。’按此与‘覈’字从
襾、敫同意。”又《说文·襾部》曰:“覈,实也。考事而笮徼遮,其辞得实曰覈。”段玉裁注:“襾者,反复之。笮者,迫之;徼者,巡
也;遮者,遏也。言考事者定于一是,必使其上下四方之辞,皆不得逞,而后得其实,是谓之覈,此所谓咨于故实也,所谓实事
求是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段注》,成都古籍书店1981年版,第52、3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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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xtAnalysisofAestheticTransformation
intheLateQingDynastyandtheEarlyRepublicofChina
ZHONGShi-lun
CollegeofLiberalArts,SichuanNormal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66,China)
(
Abstract:Therearetwobasiccharacteristicsintheaesthetictransformationinthecontextin
thelateQingdynastyandtheearlyRepublicofChina.Oneisnewintellectuals’willingtosave
thecountrywithChinesetraditionalculturewhichhasbeenrefutedbytheinputofwesternsci-
ence,technologyandculturefromthosepowerfulnations.ThenihilismofputtingallthoseChi-
nesetraditionalclassicsasidecausedthelackingofcontextofaesthetictransformationinthelate
QingdynastyandtheearlyRepublicofChina.Theaesthetictransformationwasthenunderdual
extrusionofbothwesternschoolsandthedecayingofChinesetraditionalthoughts.Anotherre-
strictionliesinJapanesetermsoriginatedfromancientChineselanguagebutgreatlyenriched
withnewconnotations.Therefore,whenthoseJapanesetermsborrowedintoChinese,ithas
doublecontexts.Nomatterwhereaestheticconceptscomefrom,JapaneseorChinese,their
sourcesandparticularitycanbeknownonlywhenbeingputintohistoricalcontextsandspecific
conditions.Andthe“logicofmeaning”ofChineseaestheticscanthusbeconstructed.
Keywords:thelateQingdynastyandtheearlyRepublicofChina;aestheticstransformation;
contextanalysis;doublecontext
[责任编辑:张卉]
46
（已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