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卷第1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SocialSciencesEdition)
2
021年1月
Vol48ꢀNo1
Januaryꢀ2021
何以为界:雍正时期
川、滇、藏行政界域划分与康藏治理
王丽娜
ꢁ
ꢁ摘要:行政区划是中央政府治理地方的重要依托,其中行政边界的划定是关键。罗卜藏丹津事件后,清朝实现
了对康区的全面控制,康区在治藏战略中的前沿与依托地位初步确立。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康区的统治,发挥其在
治藏中的地位与作用,清朝展开了川、滇、藏的划界行动。“以何为界”“何以为界”以及“如何划界”,不仅是划界过
程中的实践问题,而且关系到清朝对康藏地区的施政与治理。因此,清朝雍正时期在划界过程中,着眼于对康区与
西藏的治理,综合考察划界区域的天然地理界线、民众归化程度、入藏道路畅通情况等因素,以形成隔绝与保持联
通的辩证方式,最终划定了川、滇、藏之间的行政界线,由此奠定了康区在治藏中的战略性地位,并对其后的康藏治
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清朝;川、滇、藏行政划界;康区;康藏治理
DOI1013734ꢂjcnki1000-5315202101023
收稿日期:2020-06-02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元明清时期中央政府派往西藏地方的金字使者研究”(19CMZ009)的阶
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丽娜,女,蒙古族,内蒙古赤峰人,历史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四川文化教育高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
要从事藏族历史、经济及社会发展研究,E-mailꢃlindalina126@163com。
雍正年间,川、滇、藏行政边界的划分,是清朝前期西藏治理的重要事件,对清朝治藏战略的形成与发展
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是清朝中央政府维护国家统一、管理地方的重要手段。作为罗卜藏丹津事件的善后举
措,清朝通过划定川、滇、藏之间的界线,通过加强对康区①的实际控制,强化了对康区的直接统治,使其作为
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而成为治理西藏的前沿与依托,奠定了其后康藏治理的基本格局,对康区及相邻区域间
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对雍正时期川、滇、藏行政界域划分这一议题展开讨论,具有十分重要的历
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我们注意到,从清中期到民国的二百余年间,康藏局势屡次发生重要变化,对界线的争议也持续不断,但
是雍正年间所划定的川、滇、藏的界线却基本未变,说明了清朝前期划界的战略前瞻性与界线划定的合理性。
事实上,在清朝前期开始提出川、滇、藏划界这一设想之初,“以何为界”就成为一个显性问题。为此,清朝进
行了考察与探索,并最终划定了界线。但是,与“以何为界”相伴随的另一议题是“何以为界”,这就指向了划
界实践背后的治理理念。那么,雍正年间的川、滇、藏划界是如何在多方关系格局中权衡利弊并确定具体界
线,其中又体现了清廷治藏的何种理念与战略? 这成为理解雍正时期川、滇、藏划界的关键。学界对雍正时
①
传统上,藏族将其居住地域分为三大区域,即藏语三大方言区,包括“卫藏”“安多”“康区”。川西高原的大部、滇西北及藏东一带即被称作“康
区”,在行政区划上大致包括现今西藏昌都市、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的全部和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以及青海玉树、
果洛藏族自治州的部分操藏语康方言的地区。参见:石硕《藏族三大传统地理区域形成过程探讨》,《中国藏学》2014年第3期,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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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期川、滇、藏界域划分已有不少论述,关于此次划界的原因、实施过程、划界的特点等均有所涉及①。但是,这
些研究主要关注划界过程本身,较少将之置于清朝及其之后的整体历史中来考察,对其所蕴含的理念及重要
意义也考察不足。因此,本文在清朝治藏战略的理念与视野内,讨论川、滇、藏划界中“以何为界”的具体情
形,追问“何以为界”背后的地理与人文、局势与战略,从而为人们理解清前期康藏治理提供新的视角。
一ꢁ清初康区政治格局变迁与川、滇、藏划界的提出
1
639年
,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率部南下康区,击败此时康区势力最大的白利土司。1641年,固始汗
又率领军队向西藏进军。翌年,藏巴汗战败。从此,和硕特蒙古开始了在西藏长达75年的统治。固始汗离
开康区后,其孙罕都台吉在康区继续大规模征服。至17世纪末,和硕特蒙古已经控制了包括云南中甸(今迪
庆香格里拉)、康区打箭炉(今康定)在内的整个康区②。随着和硕特蒙古势力在康区的推进,藏传佛教格鲁
派也在康区不断扩张。据统计,这一时期格鲁派在康区所建的寺庙达到80多座③。因此,这一时期康区实
际上处在蒙藏联盟的控制之下。清廷除了对东部一些归顺的土司采用敕封等政治手段加以保护外,对康区
并无直接有效的治理举措④。
在吴三桂叛乱初期,康熙皇帝已经注意到康区打箭炉一带战略地位的重要性⑤,虽有心对康区展开经
营,但由于西南吴三桂叛乱及西北准噶尔蒙古势力的威胁,直到“西炉之役”之前,清廷在康区并未能进行有
效的管控。随着康熙三十九年(1700)“西炉之役”的爆发,清廷开始直接控制包括打箭炉在内的雅砻江以东
大片地域,并以此为基础拉开了康区西进的序幕。康熙五十六年(1717),准噶尔蒙古首领策妄阿拉布坦派军
攻入拉萨,西藏陷入混乱。清廷为恢复西藏秩序,两次派大军入藏,展开“驱准保藏”行动。清廷通过此次行
动取代和硕特蒙古势力,开始推进对西藏的直接统治,变“汗王制”为“噶伦制”,并首次实现在西藏驻军。同
时,为保障此次行动的成功,清廷还开通了由打箭炉进藏的道路。这条道路与清朝以往进藏所走的西宁路相
比具有明显的优势,所以此后川藏道被辟为清朝往来西藏之官道⑥。自此,清廷实现了对西藏的直接统治,
而康区作为西藏与内地之间的中间地带,因其重要的通道作用,战略地位开始凸显,逐渐成为清朝治藏战略
的前沿与依托。鉴于康区的重要战略地位,“驱准保藏”行动成功之后,康熙皇帝即有划定川、滇、藏界线的想
法。邓锐龄指出,西藏地方与内地川、滇二省边界的划定,是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初次派兵进藏时即着手
策划之大事⑦。赵心愚通过对大量史料的梳理证实了这一观点⑧。雍正三年(1725)十一月,雍正皇帝的一番
话对此亦有印证:“皇考遣兵征剿完毕后,原拟详查地情,封赐尔喇嘛。然因防守卫藏之将士凯归,未及详查。
继而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故悬宕至今。”⑨这里所说的赏赐达赖喇嘛封地,实际上就是要在西藏与内地之间
划定较为明确的界线。但是,由于此时康区有很大一片区域还在和硕特蒙古的控制之下,划界条件还不成
熟,所以未能施行。
①
民国时期,因康藏界务纠纷频繁,时人对于川、滇、藏划界关注较多,主要有:任乃强《西藏自治与康藏划界》,《边政公论》1946年第5卷第2
期,第7ꢄ12页;冷亮《康藏划界问题之研究》,《东方杂志》1935年第32卷第9期,第43ꢄ55页;周馥昌《康藏界务问题之研究》,《边事研究》
1
934年第1卷第1期,第33ꢄ37页;成郡《西康沿革及康藏界务之纠纷》,《康藏前锋》1935年第3卷第1期,第23ꢄ26页。近年学界的研究
成果,主要有:邓锐龄《年羹尧在雍正朝初期治藏政策孕育过程中的作用》,《中国藏学》2002年第2期,第78ꢄ89页;赵心愚《清康雍时期川、
滇、藏行政分界的两个问题》,《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第143ꢄ149页;李凤珍《清朝对西藏与四川、青海、云南行
政分界的勘定》,《西藏研究》2001年第1期,第66ꢄ73页;黄辛建《卫藏与康区的界线形成演变过程探讨》,《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8年第3
期,第9ꢄ17页;黄辛建《雍正时期藏区行政划界研究》,《中国藏学》2018年第3期,第92ꢄ101页。
②
③
④
⑤
赵心愚《清初康区的政治军事格局与世纪之交的“西炉之役”》,《中国藏学》2017年第1期,第61ꢄ62页。
第悉·桑结嘉措著、许德存译、陈庆英校《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宝鉴》,西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8ꢄ265页。
赵心愚《清初康区的政治军事格局与世纪之交的“西炉之役”》,《中国藏学》2017年第1期,第63页。
张闶通过对满文《喀木地方一统志》的分析,指出康熙早期即已注意到康区打箭炉、中甸一带的重要意义,在满文文书中对这些地名已多有提
及。参见:张闶《从满文<喀木地方一统志>看清廷对康区的地理认知》,《中国藏学》2019年第3期,第165ꢄ179页。
石硕、王丽娜《清朝“驱准保藏”行动中对打箭炉入藏道路的开拓》,《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第136ꢄ146页。
邓锐龄《年羹尧在雍正朝初期治藏政策孕育过程中的作用》,《中国藏学》2002年第2期,第87页。
⑥
⑦
⑧
赵心愚认为,清代川、滇、藏行政分界开始于康熙末年,后延续至雍正十年才结束。详见:赵心愚《清康雍时期川、滇、藏行政分界的两个问
题》,《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第143ꢄ149页。
⑨
《谕达赖喇嘛赏赐土地及委任噶伦》,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2册,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3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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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丽娜ꢁ何以为界:雍正时期川、滇、藏行政界域划分与康藏治理
雍正元年(1723),青海罗卜藏丹津发动反清战争。清朝借此机会顺势将康区全面纳入管辖,结束了和硕
特蒙古统治康区80余年的历史。在此基础上,清朝开始展开川、滇、藏的划界行动。可以说,川、滇、藏行政
界域的划分是清朝前期西藏治理中的重要举措,其目标在于实现对康区的直接统治,使其发挥治藏前沿与依
托的重要作用。
雍正二年(1724)五月十一日,年羹尧提出了川、滇、藏行政界域划分的建议:
ꢁꢁ洛笼宗以东,凡喀木之地,皆纳添巴于西海诸王、台吉者也;其洛笼宗以西,藏、卫两处,昔日布施于
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以为香火之地,是知洛笼宗以东巴尔喀木一路,皆为西海蒙古所有。今因西海悖
逆而取之,当分属于四川、云南无疑矣。救十数万之番民,使出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其词正,其义严,并
非取达赖喇嘛香火田地,未可因此而借口也。① (雍正皇帝朱批:若此□,妙不可言。②)
年羹尧的这份奏折是目前所见的最早关于川、滇、藏行政划界具体措施的记载材料。根据年羹尧的想
法,只有洛笼宗(又记为“洛隆宗”“洛龙宗”,今西藏昌都市洛隆县)以西才是早年和硕特蒙古布施于达赖喇嘛
及班禅喇嘛之地,而从怒江以东开始,包括里塘(今四川理塘)、巴塘、察木多(今西藏昌都)等地原为和硕特蒙
古管辖之地,如今罗卜藏丹津被清朝打败,那么其原辖地毋庸置疑应该纳入清朝的管辖。这事实上就在历史
溯源上确立了此次划界的基本原则。因此,上述地区归附清朝管辖,分属川、滇两省,是合情合理的安排。对
年羹尧的奏请,雍正皇帝表示高度认同。
年羹尧被贬职,后又被处死,岳钟琪继任川陕总督。与年羹尧的设想相比,岳钟琪主张“罗隆宗等部落,
请赏给达赖喇嘛管理” ,其所提出的内属范围实际上缩减至金沙江西岸地区。岳钟琪举荐四川提督周瑛与
云南提督郝玉麟负责勘界一事。雍正三年(1725)七月二十九日,周瑛同员外郎常保自西藏启程至察木多,与
郝玉麟会面,共同沿途勘查地界。据雍正《四川通志》记载:
③
ꢁꢁ至雍正四年十月,云南提督郝玉麟、四川提督周瑛俱在西藏旋师至巴塘地方会勘归川归滇疆界。次
年三月,副都统鄂齐、内阁学士班第、四川提督周瑛前往巴塘、乂木多一带指授赏给达赖喇嘛地方疆界,
五月抵巴塘会勘,巴塘邦木与赏给西藏之南登中有山名宁静,拟于山顶立界碑,又喜松工山与达拉两界
山顶亦立界石,山以内均为内地巴塘所属,山以外悉隶西藏达赖喇嘛所管。④
这一记载即是此次划界的最终结果。可以看出,此次川藏界线主要有两处地标。其一,为巴塘以西之宁
静山,是金沙江与澜沧江分水岭,因邦水塘而得名,藏人称为“邦拉”。据任乃强《西康图经》所载,此界碑“高
二尺余,在山顶平坦处”⑤。界线之二位于喜松工山与达拉山之间。喜松工山在巴塘之西,是巴塘与江卡旧
界;达拉山在盐井西南。据任乃强考察,“此地原无界碑,官商过此者,约略知此带为川藏界山,又轻其间之无
人户,遂漫然谓喜松工山为界”⑥。总的来看,此次划界的实际范围大抵是以金沙江一线为界,金沙江以东归
四川管辖。与之前年羹尧的建议相比,划界范围由怒江以东移到金沙江以东。需要指出的是,其中位于澜沧
江两岸的察木多、乍丫、类乌齐以及八宿为四大呼图克图属地⑦,此次划界划归西藏管辖。但是,实际上,四
①
②
《年羹尧奏陈平定罗卜藏丹津善后事宜十三条折》,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2册,第351
页。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陈料理西海蒙古与陕西四川云南沿边地方诸项事宜折》,张书才主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1册,江苏古籍出版
社1989年版,第763页。
③
④
⑤
⑥
⑦
《清实录》第7册《世宗实录》卷38“雍正三年乙巳(1725)十一月乙未朔”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55页。
黄廷桂等监修、张晋生等编撰《四川通志》卷21《巴塘》,《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6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74ꢄ175页。
任乃强《西康图经·境域篇》,拉巴平措编《任乃强藏学文集》上册,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7页。
任乃强《西康图经·境域篇》,拉巴平措编《任乃强藏学文集》上册,第87ꢄ88页。
其中,察木多由绛巴林寺的帕巴拉呼图克图管辖,类乌齐由类乌齐帕曲呼图克图管辖,乍丫地区由乍丫切仓罗登西饶呼图克图管辖,八宿一
带由达察济隆呼图克图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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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大呼图克图因其恭顺,都持有清朝颁发的印信号纸,受内地节制①。所以,这些地区赏给达赖喇嘛,主要是指
宗教上的联系,在政治上仍然是内属清朝的。
雍正五年(1727),四川与云南之间的界线最终划定。据《滇云历年传》记载:“云南、四川委员会勘疆界,
以红石崖为分址。凡江外中甸,江内其宗、喇普、阿墩子等地方,俱还滇辖。而里塘、巴塘直至查木道,俱归四
川。”②
川、青、藏的界线,直到雍正十年(1732)才正式划定。其中,川、青、藏交界处的大片区域,雍正时期称为
“
七十九族”③。雍正九年(1831),清朝派四川、西宁、西藏三地大员会同勘查地界,对七十九族地界进行划
分,其中以唐古拉山为界,界北之青海玉树四十族划归青海,由钦差总理蒙古番子事务大臣(即乾隆元年以后
所称的西宁办事大臣)管辖;界南至当拉岭东南、怒江上游直抵类乌齐之三十九族则划归西藏,由驻藏大臣直
接管辖,清朝设“理藩院司员一员,管理达木蒙古八旗官兵三十九旗番民事务,承办驻藏大臣衙门清文稿案,
三年更换”④。至此,清朝自康熙时期即开始实施的划界行动基本宣告完成。
二ꢁ以界为屏:划界之地理与文化考量
从清太宗皇太极崇德四年(1639)和硕特固始汗南下康区,至雍正二年(1724)罗卜藏丹津事件结束,和硕
特蒙古统治康区长达80余年。正如年羹尧所说的那样,这一带民众“止知有蒙古,而不知有厅卫,不知有镇
营” ,和硕特蒙古对康区的影响可见一斑。和硕特蒙古不但“以青海地广,令其子孙游牧,而喀木(即康区)
输其赋” ,以养青海蒙古,而且还常裹挟周边部落进犯内地,如在罗卜藏丹津反清时,“西番蜂起,一呼百应,
⑤
⑥
俨然与官兵为敌……贼来而番为之导,贼去而番之劫掠久久不息” 清廷屡受青海和硕特部蒙古之苦。而
对于如何治理和硕特蒙古,清廷上下更是颇费心思。川、滇、藏界线的确定,则是进一步加强对和硕特蒙古部
落管辖的制度化举措。
⑦
,
历史地看,行政界线的划定往往遵循山川形便与犬牙交错两个基本原则,清朝在川、滇、藏划界中,既关
注到山川所形成的自然地理界线,也考虑到社会文化的分野,特别是注意到当地民众的内属程度。这样,在
地理与人文两个方面进行了充分考察后施行的边界划分,更加符合整体的战略与当地的情形,从而有利于达
成治藏的目标。
(一)山川形便:以宁静山为天然的地理界线
罗卜藏丹津事件结束后,清朝开始全面控制康区,依托康区治理西藏的治藏策略也基本形成,其中在行
政上划定川、滇与西藏之间的界线就尤为重要。清朝所划定的川、藏界线为喜松工山与宁静山。自巴塘至察
木多又有大、小两路,“其一为宁静大路,其一为贡觉小路”⑧。贡觉小路即经巴塘西渡牛古渡分路,渡金沙
江,经喜松工山过江卡、贡觉至察木多。由于小路不宜安设台站,所以宁静大路成为清朝往来西藏之间的官
道,宁静山是川藏官道的必经之地,并且在地形上也能够起到隔绝与防御的作用。
从地形上看,宁静山出自唐古拉山脉,山体庞大、支脉繁多,山脊海拔均在5000米雪线之上,最高峰海拔
①
康熙五十八年(1719),册封察木多帕巴拉呼图克图,并令“尔等管辖的寺庙和百姓仍归尔管理。任何人不得侵犯”;同时赐封乍丫切仓罗登西
饶呼图克图及其“讲习黄教那门汗之印”;雍正元年(1723),对类乌齐的帕曲呼图克图“赏给诺门汗名号,印信,敕书及寺庙匾额”;雍正三年
(1725),赏赐帕巴拉名号和印信;而八宿的济隆呼图克图则是康区四大呼图克图中最早被册封的。参见: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收藏藏文档案,
该档案由巴夏加译出,转引自:土呷《昌都清代的四大呼图克图》,《中国藏学》2001年第4期,第39ꢄ51页。另参见:李亦人编著、左永泽等
校订《西康综览》,正中书局1946年版,第134ꢄ138页;张柏桢辑《西藏大呼毕勒罕考》,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9页。
倪蜕著、李埏校点《滇云历年传》卷12,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89页。
②
③
对于川、青、藏交界处的这一大片区域,雍正时期称为“七十九族”,乾隆时期称为“三十九族”。任乃强曾指出,雍正时期称七十九族,“盖就招
抚投诚之数言也”;后经过划界,其中三十九族划归西藏,由驻藏大臣直接管辖,所以乾隆时期称“三十九族”。参见:任乃强《西康图经·境域
篇》,拉巴平措编《任乃强藏学文集》上册,第95页。
④
⑤
⑥
⑦
⑧
《西藏研究》编辑部编辑《<西藏志><卫藏通志>合刊》,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05ꢄ506、335页。
年羹尧撰、季永海等翻译点校《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魏源《圣武记》卷5《外藩·国朝抚绥西藏记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02页。
年羹尧撰、季永海等翻译点校《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第285页。
参见:任乃强《西康图经·境域篇》,拉巴平措编《任乃强藏学文集》上册,第88页。
186
王丽娜ꢁ何以为界:雍正时期川、滇、藏行政界域划分与康藏治理
达6324米①,是由打箭炉向西至西藏的第一大山脉。清人姚莹在其所著《康輶纪行》中曾对宁静山加以专门
的描述:
ꢁ数里
,跻其巅,复宽衍,峰峦秀复,即所谓宁静山也。迤逦久之,见雍正五年所立界碑。山以东为川
ꢁ
辖,山以西为藏辖。碑裁二尺,字已漫灭。巴塘有巡兵数名于此。山大而长,东向一山如屏。南北各起
一峰翼之,势如龙虎,朝拱内地。自打箭炉至此,未有若此山者,宜以宁静得名也。②
从姚莹的记载可见,宁静山山势险峻,可以形成地势上的隔绝。所以,清廷选择宁静山作为川、藏界线是
合理的,因为宁静山系川、藏之间天然的自然界线。
《西藏志》记载过宁静山一路向西至洛隆宗沿途之状况:
ꢁꢁ五十里至江卡儿,有人户柴草,有夹坝。一百里过大山至黎树,有人户柴草,有烟瘴夹坝。五十里过
漫山至阿窄拉塘,有人户柴草,路稍平。四十里过二小山。至石板沟,有人户柴草。五十里过大漫山。
至阿足,有人户柴草烟瘴。五十里过二小山。至谷家宗,有人户,柴草微。九十里至乍丫,多人户,有大
寺院,驻粮台防兵,少柴有草,路崎岖多石,其番人性野好盗。三十里至两撒塘,路稍崎岖,有人户柴草,
此塘系西藏安设。九十里过大雪山。至昂地,有人户柴草,有烟瘴,山高陡险崎岖,积雪。九十里过大山
至王卡儿,有人户柴草,有热水二道。五十里至巴贡,有人户柴草。一百里过二大山。至奔地,有草无
柴,少人户,多烟瘴。八十里过大山,五十里至蒙布塘,有人户柴草,路崎岖有瘴。五十里过大山至昌都
…
…五十里至过脚塘,有人户柴草。六十里过脚脚大雪山。至拉贡,有人户柴草,山高积雪,烟瘴。六十
里至恩达,有人户柴草,路险窄。一百四十里过九合大雪山。至九合塘,有人户柴草。此山相连者四雪
山,瘴最狠,历来毙人颇多。四十里过大山至麻里,有人户柴草。四十里过大山至三巴桥,又名假夷桥,
有人户柴草,山虽陡,不险。八十里过地贡大山至洛隆宗,有人户、柴草、寺院,并正副营官,山高陡路险
窄。③
从这一记载可以发现,由宁静山向西一路走来,每过几十里就要翻过一座大山,道路更是陡峭狭窄、崎岖
难走。不仅如此,在很多地方常年积雪,有烟瘴(实为高原反应),汉人至此死亡颇多。这些都与宁静山以东
地区的地理状况差异颇大。细数宁静山以东较大的城镇,打曲(雅拉河)、折曲(折多河)交汇处的打箭炉,是
一处宽敞的平地,为汉藏贸易总会;里塘“山岭虽多而少崭岩之势,平坡蔓衍,道途四达” 巴塘更是“西康之
唯一平原,气候和煦,俨如内地”⑤。所以,从当时的情形来看,宁静山以西复杂的地理状况是周瑛等选择将
其划归西藏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从地貌上看,由于地质上的造山运动,过了金沙江,自宁静山开始出现红
色地貌。从视觉来说,自打箭炉一路向西,宁静山应该是一处天然分界。今人孙吉等指出:“车过竹巴龙,便
进入西藏境内,318国道在一个拐弯之后,混浊的金沙江迅速在视线内消失,群山也开始呈现出历经两亿年
才形成的红色。”⑥虽然在划界过程中并无此种描述,但是这样截然不同的地貌却呈现出“异域”之感。这样,
以宁静山为界也有着自然景观分界的意义。
④
;
(二)“生番”“熟番”:番民内属与社会文化界线
虽然从年羹尧的主张到最终周瑛所划定的实际界线,划归川、滇管辖的区域由怒江流域东移到金沙江以
东,但是在妥善处理蒙藏事务、巩固康区以加强对西藏的统治与治理上,岳钟琪、周瑛等人与年羹尧并无二
致。
雍正二年(1724)五月,年羹尧在《条陈西海善后事宜折》中指出:
ꢁꢁ查古什罕之子孙占居西海未及百年,而西番之在陕者,东北自甘、凉、庄、浪,西南至西宁、河州以及
①
②
③
④
芒康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芒康县志》,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26页。
姚莹撰、刘建丽校笺《康輶纪行校笺》卷5《邦木宁静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185页。
《西藏研究》编辑部编辑《<西藏志><卫藏通志>合刊》,第50ꢄ51页。
陈登龙编《里塘志略》卷上二“形势”条,嘉庆十五年(1810)抄本,《中国方志丛书·西部地方》第29册,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2007年版,
第12页。
⑤
⑥
冷亮《康藏划界问题之研究》,《东方杂志》1935年第32卷第9期,第46页。
孙吉等《芒康山垭口:金沙江ꢄ达马拉山ꢄ宁静山脉ꢄ澜沧江》,《中国国家地理》2008年第3期,第54页。
18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四川之松潘、打箭炉、里塘、巴塘与云南之中甸等处,沿边数千里,自古及今,皆为西番住牧。其中有黑
番、有黄番、有生番、有熟番,种类虽殊,世为土著,并无迁徙,原非西海蒙古所属,实足为我藩篱。①
从年羹尧的奏疏中可见,康区面积广大,区内各人群在多方面差异明显,有“生番”“熟番”之分。何谓生
熟? 鲁之裕在研究台湾原住民时曾云:“生者何? 不与汉群,不达吾言语者也;熟者何? 汉番杂处,亦言吾言、
语吾语者也。”②这实际上指出了番民与汉人的接触,在语言、文化、习俗等方面受汉人影响的程度,决定了其
内属程度,某种程度上也指向其与中原王朝联系的密切程度。近内地、习汉语风俗并朝贡者,为熟番;边远区
域、习俗各异且不服王化者,为生番。这些西番在人群种类上更是有“黑番”“黄番”之属,在外貌、生计方式、
习性上也与内地汉人存有明显差异。所以,年羹尧提出如下建议:“其非附近我边,或住帐房就水草住牧者,
听仍旧俗”③,“其洛笼宗、叉木多等处相距甚远,不便设立营汛,止令其每年贡马贡粮以为羁縻之法而已”④,
这意味着年羹尧已经认识到要依据康区内部番族的内属程度来划分界线。岳钟琪、周瑛等人在划界过程中
亦秉持着这一理念,二人都曾深入藏人聚居区,深知当地民风、民情,对当地部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等情况把
握得更为准确。岳钟琪曾言:“罗布藏丹津逆谋既实,必致骚扰里塘一带熟番”,“倘西海征取的革(即今四川
德格)扰及熟番,该镇即一面调遣沿途驻防官兵相机堵杀……”⑤由于岳钟琪等对康区的了解非常深入,所以
对于何处为“生番”“熟番”也非常清楚。关于周瑛最终将川、藏界线划于宁静山一线,任乃强曾指出:“周瑛出
入康藏,具知其地难治之状;时方受任四川提督,职在征剿,故乐于随势划出川外,以轻职责。”由于受当时领
土观念的影响,任乃强认为是周瑛为轻职责而将大片区域划归西藏的,但同时也指出了其中关键的一点:“乍
丫民风犷悍,迭次大军西征时,皆只羁縻,未施惩创……附近之江卡、贡觉诸部,又皆连附乍丫,与之同恶”,周
瑛“具知其地难治之状”⑥。这些言论实际说明了当时此地民众的内属程度不够,属“生番”之列。
另外,从当时出入西藏人士所著的游记中,我们也可以大致了解怒江流域至金沙江以西的地理、风俗等
情况。《西藏志》记载了由巴塘至察木多沿途之状况:
ꢁꢁ自巴塘至此一带番性狼狈好盗,又有桑昂邦官角上下瞻对等族,夹坝出其间,抢劫行路人物。⑦
清人焦应旃在《藏程纪略》中记载了洛隆宗以东的情况:
ꢁꢁ洛龙宗之怪石巉岩,到处左盘右折,昌都多胜概,形连二水环龙,瞻对有奇观,势若千军驻马。曰阿
布喇,曰黎树,村村盗薮,曰夹坝,曰江噶,处处贼窝。凡属行役征夫,罔不惊心丧胆。⑧
清人王世睿于雍正十年(1732)进藏,其所撰《进藏纪程》记载:
ꢁꢁ江卡营官,系乌斯藏所辖也,图域褊小,番蛮悍野,以剽窃为事,与邻番合谋截劫,名曰夹坝,其性殊
不易驯。……乍丫系正副营官管辖,番蛮悍野,惟事剽窃,较江卡尤甚。且路多支沟,易于藏匿,过者宜
倍加慎焉。⑨
姚莹《康輶纪行》则以“夷情刁悍”来概述乍丫一带的总体情形ꢅꢇꢆ。
以上均为清人对这一带的真实感受与记载。任乃强在描述川、藏、青划界经过时曾言“西宁附近之熟番
ꢈꢆꢅ,
八大族,甲龙地方之熟番二十九族,固属青海” 可以看出任乃强亦认为当地民众的归化程度是清朝划界的
重要考量。
①
②
③
④
⑤
年羹尧撰、季永海等翻译点校《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第285页。
鲁之裕《台湾始末偶纪》,魏源《魏源全集》第17册《皇朝经世文编》卷84《兵政十五·海防中》,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563页。
年羹尧撰、季永海等翻译点校《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第286页。
年羹尧撰、季永海等翻译点校《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第290页。
《四川提督岳钟琪奏调遣官兵驻防泸定桥里塘及屯驻黄胜关情由折》,《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64
页。
⑥
⑦
⑧
⑨
任乃强《西康图经·境域篇》,拉巴平措编《任乃强藏学文集》上册,第91页。
《西藏研究》编辑部编《<西藏志><卫藏通志>合刊》,第51页。
焦应旃《藏程纪略》,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4页。
王世睿《进藏纪程》,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第64ꢄ65页。
ꢅꢆꢇ姚莹撰、刘建丽校笺《康輶纪行校笺》卷6《乍雅夷情刁悍》,第219页。
ꢅꢆꢈ任乃强《西康图经·境域篇》,拉巴平措编《任乃强藏学文集》上册,第94ꢄ95页。
188
王丽娜ꢁ何以为界:雍正时期川、滇、藏行政界域划分与康藏治理
综上所述,从年羹尧到岳钟琪再到周瑛,都意识到划界过程中当地番民的归属问题,生番熟番的差异及
倾向是权衡界线、划定区域的重要考量。自宁静山向西,夹坝众多,部众性野剽悍,“其性殊不易驯”。周瑛驻
藏将近两年,对划界的地域都有详细勘查,对当地的实际状况应该最为了解,最终将洛隆宗以东的大片地域
划归西藏管辖。这体现了清朝划定界线背后的理念,也就是要保障清朝对康区的有效控制,使其成为治理西
藏的坚实依托。
三ꢁ界而不分:控制关键节点,保障入藏道路通畅
清朝以天然屏障以及番族的内属程度来划定川、滇、藏之界线,这的确是一种隔绝之举。但是,从更大范
围的战略层面来看,此一划界绝非是绝对界线,它既要隔绝,但更指向沟通,即保障内地与西藏之间交通的顺
畅。清廷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因此在该界线划定时,清朝中央政府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要通过控制重要节
点以保障康区进藏道路的通畅①。
早在雍正二年(1724)五月十一日,年羹尧就划界一事表达其看法:
ꢁꢁ里塘乃四卫之要路,当设副将一员,马兵二百名、步兵一千名,分隶两营都司。鸦笼江之西,里塘之
东,地名鄂洛,更为各处咽喉,应设参将一员、兵六百名。巴塘则喀木适中之处也,应设游击一员、兵五百
名。巴塘所属之宗俄,系通滇省之冲衢,应设参将一员、兵一千名,俱听新设之总兵统辖,使滇省之声势
可以相联。惟是巴塘所属各处,与云南之中甸结党,彼此交错,当俟议定之后,四川、云南两省各委文武
大员查勘界址,分定管辖。倘有兵马行走之事,挽运兵粮,互相接济,此为第一要务。②
年羹尧指出,应该将里塘、巴塘两地划归四川而非云南,这样各道路之间可以相互策应,保障粮草运送,
此为第一要务。
粮草保障是决定军事行动成败的关键要素,尤其是深入青藏高原腹地作战,路途遥远,崎岖难走,加之气
候恶劣,运送粮草就更加困难。所以,保障粮草的顺利运送,确保入藏通道的畅通,是清朝此次划界最优先之
原则。此次划界的实际操作者岳钟琪、周瑛与郝玉麟,也是本着这一原则开展划界行动的。这一点从雍正三
年(1725)十二月初二日,云南提督郝玉麟所奏川、滇划界详细过程折可以窥见。兹摘录如下:
ꢁꢁ窃臣遵奉俞旨会同四川松潘总兵官今升四川提督臣周瑛踏勘地界,
臣与提臣周瑛会勘得察木多□
归四川。自康熙伍拾玖年用兵西藏以来,川省驻防官兵一切輓运夫马番民甚是驯熟,且程途离云南陆拾
余站,离四川伍拾余站,若归入云南分兵防守,不特供运购买较川省所费较多,且附近察木多如擦哇岗、
洛龙宗、类五齐、硕板多等处地方亦□属四川征收钱粮,云南势难越界,遥为控制,即番民亦复呼应不灵,
臣与四川提臣周瑛会议察木多自应仍归四川方为妥便……今南称巴卡肆处奋威将军现议归川,而杂处
卡各处虽非大道,然与南称巴卡肆处均属相通,卑职等会查各地方俱在察木多之东北西北,与察木多相
通,似应归并四川,庶为画一等情……再乍丫离察木多柒站,为巴塘、里塘之要路,而巴塘、里塘系打箭炉
之门户,又入四川版图,用兵以来四川皆有官兵防汛,仍归四川,不特番民土俗素所熟悉,即地方易于照
看,臣与川提臣周瑛各处亲至其地会勘,确实并无异议……今查云南鹤丽镇所属之阿喜汛过金沙江至中
甸、奔子栏抵阿墩子计拾伍站路,在金沙江之内,一由云南剑川协所属之拖枝汛走为西出浪沧江捌站至
阿墩子,一由云南鹤丽镇所属之塔城汛出其宗喇普拾叁站至阿墩子路在金沙江之外,以上三路程途不相
上下,而为西、其宗、喇普、奔子栏等处,皆交错于中甸之腹里,紧接于滇省之汛防,而总通于阿墩子,则阿
墩子实中甸之门户,自用兵以来滇省官兵驻防直至今日,虽其地近于云南而番民系昔年四川招抚,臣奉
旨会勘地方,部议原有近川归川近滇归滇之语,臣与川提臣周瑛确查其宗、喇普、为西、奔子栏至阿墩子
近于云南,应归云南。则在川鞭长莫及,在滇实为近便,易于管辖。③
此奏折虽以郝玉麟名义上报,实际上应该是郝玉麟与周瑛会同商议后对于川、滇划界的主要想法,可以
代表双方之意见。奏疏对何处归川、何处归滇以及为何如此划分等都进行了梳理。其中,察木多是川、滇两
①
黄辛建《雍正时期藏区行政划界研究》,《中国藏学》2018年第3期;王丽娜《“内地边疆”的形成:清朝在康区的权力推进与治藏重心南移
1644ꢄ1748)》,四川大学2018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29ꢄ130页。
(
②
③
年羹尧撰、季永海等翻译点校《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第290页。
《云南提督郝玉麟奏遵旨会勘川滇地界折》,《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6册,第543ꢄ545页。
18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省会兵的重要地点,但是距离四川较近且粮草运送方便,因此,主张察木多及其附近的擦哇岗、洛龙宗、类乌
齐、硕板多等地都归四川管辖;乍丫为巴塘、里塘之要路,而巴塘、里塘系打箭炉之门户,三地都是由打箭炉入
藏通道的关键节点,应该划入四川管辖,以保障道路畅通;中甸是云南一路入藏通衢,“塔城汛出其宗、喇普、
奔子栏等处,皆交错于中甸之腹里”,而“阿墩子实中甸之门户”,虽然上述地方原被四川招抚,但是因其在云
南入藏通道上的重要地位,所以应划归云南管理;而“杂处卡各处虽非大道,然与南称巴卡四处均属相通……
与察木多相通”,对保障打箭炉入藏通道的畅通有着重要意义,因此杂处卡各处应划归四川管辖。从以上这
些地点归属的讨论中可以发现,川、滇之间界线的划分,最主要考量的是保障两条入藏道路的畅通。虽然最
终的划界没有完全依照这些意见,但是此奏中所体现的保障入藏通道的理念应该是贯穿划界始终的。
周瑛与郝玉麟关于川、滇划界的主张得到了岳钟琪的赞同。在上奏朝廷的奏章中,岳钟琪指出:
ꢁꢁ巴塘系打箭炉之门户,久入川省版图,至中甸贴近滇省,久入滇省版图。附近中甸之奔杂拉、祁宗、
喇普、维西等处,虽系巴塘所属之地,向归四川,而其界紧接滇省汛防,总通于阿墩子,阿墩子乃中甸之门
户。请改归滇省管辖,设官防汛,与川省之里塘、打箭炉彼此犄角,足以各收臂指,控制番民矣。①
此处岳钟琪对奔杂拉、祁宗、喇普、维西等处的归属提出了自己看法,认为这些地方对云南阿墩子、中甸
的汛防意义重大,因此应该改归滇省管辖。这样,中甸与里塘、打箭炉互为犄角,从而保障这一地区的稳定。
而这一地区事实上也分别是川滇入藏通道的关键节点,合理划分归属,有助于军事协调与相互支援。
此外,四川与青海、西藏的界线于雍正十年(1732)正式划定。其中,对康区西北部的纳克树、余树、霍耳、
锁戎等处,四川提督周瑛曾上奏朝廷主张将上述地方划归西藏,“赏给达赖喇嘛为香火之地”,并交由噶伦隆
布鼐管辖②。但清廷的回复是“查此数部落地方,俱系自西宁进藏必由道路,不可视为寻常”③,令周瑛与鄂齐
等前往查勘。可见,清廷在这些地方的归属上,所着眼的依然是保障入藏道路之畅通。
梳理划界的过程,可以发现清廷在此一过程中的一个明确指向,就是要根据实际合理划分各处归属,以
保障入藏道路的畅通。经过细致考察、审慎考虑与最终的划界实践,清廷达成了这一目标。
四ꢁ川、滇、藏行政界域划分在清朝康藏治理中的重要意义
从雍正二年(1724)正式操作划界事宜,至雍正十年(1732)川、青、藏界线的最终确定,清朝上下对于这一
举动都予以了密切的关注,就界线划定的地点、范围以及可能的后果都进行了反复细致的讨论,从而最终确
定了四川、云南、青海、西藏之间的界线④。
从历史事件的发展逻辑来看,川、滇、藏划界有其必然性。经过“驱准保藏”与平定罗卜藏丹津事件,清朝
基本上取代了和硕特蒙古在康区的统治,在行政建制上进一步保障战果就成为必然的选择。此次划界则正
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由清朝主导的行动。通过划界过程中的勘界等行动,清朝对康区的地形、族群、民
风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从而为全面控制康区准备了条件。川、滇、藏划界虽然是一个旨在行政上进行地域
划分的行动,但是这一行动却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对清廷对西藏的治理而言,可以说是一个重要
转折点,从此清朝实现了对康区的全面控制,并且使之逐步成为治藏的前沿与依托。总体而言,雍正时期川、
滇、藏划界对清朝治藏战略及其后的康藏政治乃至今天的治藏方略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川、滇、藏行政界域划分是康区由和硕特蒙古管辖转变为清朝直接统治的标志,是清朝加强对西藏
治理、推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举措。自明末清初以来,西藏就不断受到蒙古部落的染指与控制,清朝前期对蒙
藏政策的一个重要指向就是驱逐蒙古部落在西藏的影响,直接控制西藏以安定众蒙古部落。在对西藏的经
营中,经过“驱准保藏”与平定罗卜藏丹津事件等行动,清朝实现了对康区的有效统治。为进一步保障对康区
的控制,发挥康区中间地带的作用,则需要行政区划与制度上的举措,这就是川、滇、藏划界所被赋予的主要
①
②
《清实录》第7册《世宗实录》卷43“雍正四年丙午(1726)夏四月癸亥朔”条,第627页。
《周瑛奏请升赏管理西藏官员并恳随钦差入藏料理事宜折》,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2
册,第367ꢄ368页。
③
④
《周瑛奏报与钦差鄂齐赴藏宣旨指授疆界折》,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2册,第371页。
黄辛建《雍正时期藏区行政划界研究》,《中国藏学》2018年第3期,第92ꢄ101页。需要说明的是,黄辛建先生将川、青、藏界线的最终确定
时间误定为雍正九年(1931),这是不准确的。
190
王丽娜ꢁ何以为界:雍正时期川、滇、藏行政界域划分与康藏治理
使命。从后来的历史来看,这一行动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时隔近160年后的光绪六年(1880),当在康区发
生瞻对藏官纵容所辖查录头人肆行纠掳里塘时,四川总督丁宝桢高度评价了此次划界:“惟臣等以为欲杜侵
凌之渐,必严疆界之分。溯查雍正年间前川陕总督臣岳钟琪等会勘界址,奏明以邦木、南墩适中之宁静山为
界,并于喜松工、达拉两山各立界牌,且有邦木系通宗鄂城大道,不可使藏界包入川界之议。昔人深思远虑,
具有先见。”①
第二,川、滇、藏划界后清朝实现了对康区的全面控制,进一步强化了康区在治理西藏中的地位,为在行
政上发挥川、滇治藏依托作用奠定了基础。川、滇、藏的划界最终确定了康区的归属,而之后清朝进一步加强
了对康区的控制与统治,推进了康区的内地化程度。这使得康区在清朝治藏战略中的地位得以凸显,并最终
成为治藏的前沿与依托。从“西炉之役”开始,清朝开始了对康区打箭炉一带的控制与直接统治,“驱准保藏”
过程中清朝开通了由康入藏的通道,平定罗卜藏丹津事件则使得清朝进一步全面控制康区。清朝对康区的
控制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对西藏的治理而逐步推进的。在这一过程中,康区地位不断凸显,在清朝治藏战略
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因此,清朝要采取各种举措以实现与保障对康区的直接控制,而划界则是这一战略中
的重要一环。这一行动意味着清朝的划界是以空间区域划分的形式,来实现对西藏的治理。
那么,“以何为界”,既能保障康区不再受到蒙古部落的扰乱与影响,又能保障康区的依托作用? 清廷一
方面以地理情形与番众的内属程度来划定川、滇、藏的界线,加强对已瓦解的和硕特蒙古的管辖,同时防止准
噶尔蒙古部落袭扰西藏;另一方面通过将重要的地理节点划归清朝直接管辖,来保障入藏通道的通畅,进而
发挥康区治藏的前沿与依托作用,这也就圆满地回到了“何以为界”的理念问题。在清朝对康区的控制过程
中,川、滇、藏划界有着关键性的作用。因为行政界线的划定,使得清朝可以在康区进行有针对性的施政,进
而使康区的内属程度加快,之后的设立土司以及改土归流都是以康、藏界线为空间范围。从其后的历史来
看,川、滇、藏划界的历史意义更加长远,清朝前期治藏重心南移至康区,晚清及民国时期的“固川保藏”以及
“治藏必先安康”等策略,都是以此次划界为基本前提的。
如果从更长时段和更广的视野来看,川、滇、藏行政界域划分是清朝推行边疆、内地一体化策略的一个重
要步骤。为了达成一体化,在当时的情形下就只有采取分隔的形式,而历史发展也指明了这一实践的重要意
义。清末民国时期,西藏在英国的谋划下挑起康藏纠纷,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康藏界线展开的,但直至今天,
这一界线依然是稳定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该界线划定的合理性,同时也揭示了治藏策略的延续性。
[责任编辑:凌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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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宝桢等奏请勘明内地与瞻对界址以杜侵凌之渐片》,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4册,第
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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