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卷第1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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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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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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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48ꢀ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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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SciencesEdition)
Januaryꢀ2021
“
发现边疆”的重要学术机构的“再发现”
———评周蜀蓉著《发现边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研究》
汪洪亮
收稿日期:2020-10-20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清季民国时期羌地汉人社会生活与族群互动研究”(17YJC850017)、成
都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成都历史与成都文献研究中心2018年度规划项目“成都华西坝边疆学
术史”(CLWX-18YB005)的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汪洪亮,四川峨眉人,历史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中国近现代西南区域政治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边疆学术史和中国近代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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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E-mailꢂwhl500@foxmailcom。
历史研究应当以人为主体,如钱穆所言:“历史讲人事,人事该以人为主,事为副。非有人生,何来人
事?”①学术史研究更应如此。学术史应该是学术的历史,其主体,不仅要有学术,更应有学人;学术史离不开
具体的学术文本,更当回到“学术”的产生过程中②。民国学术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学者的聚集和组织导致
的各类学会、学社的兴起。边疆研究领域也是如此。随着边疆研究机构的兴起,众多边疆研究刊物及出版机
构的出现,边疆研究成为众多学人抱团合力而又相互竞争的一项事业。马长寿就注意到,“抗战时期,边疆研
究似乎成为一种显学。逊清末叶,名公巨卿,好谈西北问题,一时风起云会,莫不以谈西北为识时务之俊杰。
抗战之顷,各科人士皆谈边疆”;“边疆研究的机构、团体、会社既多”,“出版物随而众多”,尽管专门的研究报
告与专著并不多,但是“研究边疆的专门期刊,无论在数量或品质上皆较战前进步多倍” 其中又以《禹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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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通讯》《边事研究》《新亚细亚》《边政公论》等刊物刊期较长,笼聚学者众多,影响较为深远。
在既往的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史和边疆学术史研究中,成都华西坝往往是容易被遮蔽的学术场域。学界
多据以“后见之明”,以所谓“学派”来条陈事实,往往对北派、南派或功能学派、历史学派浓墨重彩,而对当时
学术地图的其他“点位”或许更为重要的学术群体及其所作出的突出学术成就有所忽略。就近年来兴起的近
代边疆学术史研究所关注的场域而言,仍存在类似偏差:关于禹贡学会、中国地学会、新亚细亚学会的研究可
谓连篇累牍,但对于其他的或起源更早,或延续更长,或所集结的学者队伍更众的学术社团,却近乎视若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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睹。华西边疆研究学会(WestChinaBorderResearchSociety)就是在中国民族学史和边疆学术史上具有特
别重要地位而学界研究相对匮乏的一个学术组织。它存世时间近30年,团聚中外学者逾500人,产出论著
数百篇(部),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及其学术产出几个要素来衡量,其“体量”均罕有其俦。周蜀蓉著《发现边
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研究》(中华书局2018年版),是首部聚焦华西边疆研究学会这个重要学术团体的开创
之作,重绘了20世纪上半期中国民族学和边疆研究的学术地图,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①
钱穆《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98页。他在《略论中国史学》一文中又说:“历史记载人事,人不同,斯事不同。人为主,事为副,未
有不得其人而能得于其事者。”见: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13ꢃ114页。
罗志田《学术史:学人的隐去与回归》,《读书》2012年第11期,第3ꢃ11页。
②
③
马长寿《十年来边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边疆通讯》1947年第4卷第4期,第1ꢃ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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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1年,民族学家徐益棠断言:民国20年之前夕也就是20世纪20年代尚处于中国“民族学之萌芽”时
期,“是时关于边区民族之知识,大都为各自然科学家自边区附带而来”,1930年前后虽然“科学考察团之纷
起”,“从吾国固有材料中实地寻找问题”,可谓“我国民族复兴史上之一大转折”,但是那时考察团所注意的,
多为自然科学,“其时边疆学术之综合的研究,尚无人注意,而民族学在我国之幼稚,在当时亦毋庸讳言”①。
放眼当时全国,大致如此,揆诸华西大学,却不尽然。1922年成立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目的是“研究华西地
区的政治、人文、风俗和环境,尤其是这四个因素对少数民族有什么影响”②。学会一开始就是由外国学者扮
演主角,一开始就进行边疆地区自然人文兼顾的综合研究,一开始就是多种学科背景的学者汇集于此,其中
不乏民族学者。随后中国学者不断加入,尤其是在抗战时期,华西坝聚集了五所教会大学,不少知名学者参
与学会工作,方叔轩、侯宝璋、李安宅甚至多次担任会长、副会长等重要角色,极大增强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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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力,形成了中西学者共建③ 多校联盟④的边疆学术共同体。学会所创办的刊物《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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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JournaloftheWestChinaBorderResearchSociety)是英文版的综合性学术辑刊,多刊载会员在华西
边疆实地考察的论文和调查报告,囊括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数量多达250多篇。刊物海内外公开发行。徐
益棠注意到,该刊内容“亦日见精采,国际间亦渐有其相当的地位矣”⑤。学会1950年才结束工作。综上可
见,华西坝的民族学与边疆研究可谓起步早、起点高,早在1920年代初即初具规模,在抗战时期蔚然成风,其
持续之久、人才之众、成果之丰,放眼其他区域及高校,恐无其俦。马长寿说,在众多边疆研究团体中,华西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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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研究学会是“工作最为努力”的,所办杂志也是“最有历史性的”⑥。
“事不孤起,必有其邻”。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作为一个外国学者始创,中外学者汇集,挂靠教会大学,又是
几乎经历了整个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机构,必然与那个时期的政治、宗教、教育与学术发生密切的关联。无
论是收回教育权运动,还是非基督教运动,无论是作为本土化必有步骤的教会大学的“立案”,还是校园里中
国籍学者无可阻遏的“崛起”,无论是华西协合大学一校独办,还是华西坝教会五校共筹,华西边疆研究学会
的组织、运行、管理显然都难以“事不关己”,置之度外。更何况,在它所经历的民国时期,发生了具有世界性
影响的两大事件。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乃其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国民政府的内迁导致
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西移,极大地重塑了中国高等教育与文化学术的地图。尽管是在抗战大后方,学
会依然可以感受中国人民“抗战建国”的极大热情和对作为民族复兴基地的西部边疆进行开发的努力。二是
抗战结束后的国共内战以及中共建政后的朝野更替,更使学会在时局的观望中迷失而至退却。学会在历经
这一系列重大政治变迁和社会动荡后,其宗旨、组织、思想、学术等方面发生了何许变化,尤其是学会学者如
何因应中国社会政治的变革,如何在中国传统文化、西方近代科学及中国社会变迁之间应对调适,都是非常
值得研究的好题目。一个边疆学术机构的兴衰,可以折射出这么丰富而跌宕的历史内涵,可以勾连起这么多
富有学术价值的历史研究命题,对其加以研究,无疑是重要的学术选题。但是,在周蜀蓉的《发现边疆》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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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之前,学界并没有完成多少令人满意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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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在民国时期即引起中外学者注意。如加拿大人布礼士在《华西教会新闻》(The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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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MissionaryNews)、美国人葛维汉在《美国人类学》(AmericanJournalofAnthropology)上的刊
①
②
徐益棠《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边政公论》1942年第1卷第5ꢃ6期,第51ꢃ52页。
章程原件藏于四川大学博物馆(原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编号:I-C-2-2230。转引自:周蜀蓉《发现边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研究》,中华
书局2018年版,第28页。
③
④
学会中有不少西方学者来自于国际汉学界,如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法国藏学家戴维尼夫人、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等。
抗战时期,因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众多高校内迁,华西坝聚集有华西协合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大和燕京大学等五所教会大学,众
多学者参加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1946年,学会有材料提及:“过去八年里,学会有来自中国各地的学者,得到很大荣誉和利益。学会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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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幸拥有齐鲁大学的侯宝璋(HouPao-chang)教授、张奎(ChangKuei)教授,金陵大学的李小缘(LiSiao-yuan)教授、徐益棠(HsuYu-tang)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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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和芳威廉(WilliamP.Fenn)博士,金陵女子大学的刘恩兰(LiuEn-lan)博士,燕京大学的林耀华(LinYueh-hwa)博士,中研院历史语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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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李方桂(LiFang-kueh)博士和吴金鼎(WuGin-ding)博士。他们不仅积极推进了华西研究,而且对学会有极大的兴趣与关心。”参见:“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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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aryWritingꢀꢄJournaloftheWestChinaBorderResearchSocietyno16ꢅ1946ꢆꢂ222。
⑤
徐益棠《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边政公论》1942年第1卷第5ꢃ6期,第54页。
马长寿《十年来边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边疆通讯》1947年第4卷第4期,第2ꢃ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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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洪亮ꢇ“发现边疆”的重要学术机构的“再发现”———评周蜀蓉著《发现边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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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英国人苏柯仁主编《中国杂志》(TheChinaJournal),以及燕京大学《史学消息》、辅仁大学《华裔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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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MonumentaSerica)等中外刊物均有撰文报道,民族学家徐益棠、马长寿亦给予学会较高的学术评价
(上文已有述及)。1950年代以后,教会大学被“关停并转”,民族学、社会学等“资产阶级学科”被扫地出门,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被定性为“反动的西方学术机关”,成为国内学界的研究“禁区”;而国外学者则因第一手材
料的欠缺而无法开展研究。20世纪90年代后,有关华西大学的校史著作及部分学者有关西南边疆民族研
究的论著中对学会虽略有提及,但多语焉不详,如智利人罗安国博士的《民国时期的民族构建和人类学:四川
西部的传教人类学事业(1922ꢃ1945)》(2010年中文版)和李如东《华西的植物研究:1920—1937———以华西
协和(合)大学为中心》(2012)分别从传教人类学和博物学的视角研究华西大学早期人类学。因此,就整体而
言,直接针对该学会所作研究的成果实属寥寥,也是当下史学研究已经非常细密的情况下令人惋惜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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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漏吞舟”。
职是之故,周蜀蓉著《发现边疆》首次还原了以学会为主体的近代华西边疆研究的学术史。学会作为民
国时期华西边疆研究影响最大、历时最久的国际学术机构,兴起于中国学术新旧交替、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过
渡时期”,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范例,代表着近现代学术发展的方向,演绎着20世纪20ꢃ50年代学术发展
变迁的进程。该书深挖细掘四川大学博物馆收藏的3000多份原始档案和学会刊物《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
志》所刊载的数百篇文论,兼及其时学会成员发表在各类纸媒的论著等相关文献,全面系统地勾勒了学会的
创建、演变过程及不同发展阶段的学术研究、社会调查等历史事实,将“藏在深闺人未识”的学会从幕后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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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台。毫无疑问,这是一本填补学术空白、重绘边疆学术地图的重要著作。
《发现边疆》全书除绪论和附表外,共分八章,可以看作四个板块。其一、二章对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创
建背景、创建与发展历史做了历时性的铺叙,为后续研究提供了远近布景。三、四章则“由表及里”深入学会
内部,分别介绍了学会的组织结构、附属机构。五、六章是该书主体内容,对学会开展的学术活动及边疆研究
做了详尽梳理。七、八章则从史实梳理中跳出来,一是从其研究领域、方法与特征等方面提炼学会的研究特
点,指出学会以华西边疆社会尤其以川康、康藏多民族区域为重点研究领域,以现代学术方法开拓了近代西
南边疆研究诸多学科门类研究,形成了文理同举、诸派并存、兼收并蓄的学术风格,并以葛维汉、闻宥等为例
做了说明;二是“由此及彼”,将学会置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边疆研究从传统到近代转型两个大的寰局
中来考察,从而确定其坐标、明确其地位,认定学会是西南边疆研究的第一个近代学术机构,为促进西南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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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近代转型和中西文化的互动与整合做出了重要贡献。
具体而言,该书的主要建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正本清源,“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撕下了过去基
于阶级观点而贴上的“反动的西方学术机关”的标签,以学会档案及出版文献为依据对学会进行重新评估,认
证学会乃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以华西边疆研究为宗旨的专业性国际学术机构,正视其在近代中国边疆研究
中处于前驱和先进地位的事实。二是将学会置于全球政教关系变化的语境中讨论其创办及发展,论述了民
族意识高涨引发的反帝反基督教运动对传教士学者的挑战,梳理了学会组织结构与会员构成,以及随不同国
籍的学者加入而发生的变化,指出中西文化碰撞与对话以及学会内在发展需要是学会“在地化”“中国化”的
根本原因,条陈中外学者“跨领域、多学科”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绩。三是将学会放在中国政学关系互动的寰
局中考察学会的兴衰沉浮,不仅关注到足以影响全局的政学关系,也注意到地方局势变化对学会造成的直接
冲击,还注意到边疆研究者的“帝国想象”与“国族意识”对其学术研究的潜在影响。四是对会刊《华西边疆研
究学会杂志》做了迄今为止最为精细的梳理和论述,对杂志刊发的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
民俗学、社会学、宗教学、地理学、地质学、生物学、医学、农学领域的文论做了初步讨论,让读者得以管窥其中
的学术宝藏。显然,要对其中众多的学人与学科做详尽的讨论,并非一本书所能完成。几乎从每个角度展
开,都可以推开一扇足以“含雪”的窗户。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李如东以1920到1937年华西大学部分学者
的植物研究为主要考察对象,撰写了《地方知识与自然阶序:华西的植物研究与人类学(1920~1937)》(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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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写出了该研究与同时期博物学和人类学的互动与关联。
该书以《发现边疆》为题,意在表彰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众多学者近30年前赴后继、持续不断地对少数民
族聚居的中国西部所作的探险和研究,表彰他们“发现边疆”,将这片未开发的中国西部地区推介给世界及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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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学界的学术贡献。相对于过去人们普遍对西部边疆地区所知甚少,国内学人苟欲了解又常不得不借材
于外国的状况,学会工作不啻是极有贡献的“发现”。该书通过学会对“华西边疆”“中外边疆学人”“近代西南
边疆研究”的认真梳理,无疑又是对当年学会所作大量“发现边疆”工作的“再发现”。仅此而言,该书的开创
性贡献不言而喻。难得的是,该书附录有《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历届执行委员会名单(1922—1950)》《华西边疆
研究学会会员表(1922—1950)》《1922年—1950年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历次讲演》。这是作者近年来费心尽力
编辑整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影印本)过程中反复审核的副产品。顺带提及,早在2004年,周蜀蓉就
与民族学家李绍明共同整理出版了学会核心成员葛维汉的民族学考古学的成果,并整理了中华基督教会全
国总会边疆服务部在川康民族地区开展社会服务活动中创办的《边疆服务》杂志。这些看似“技术含量”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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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辛劳工作,都为相关研究领域的后来者提供了攀登的阶梯,可谓嘉惠学林。
如果吹毛求疵,该书并非完美无瑕。比如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前后相继共有500多位中外学者加入,书中
仅对数位核心成员如葛维汉、林名均、闻宥等人进行个案研究外,大多数会员的面貌仍不甚清晰。笔者近年
来强调学术史研究中要“知人论学”,即基于这样的认知:学人是知识和思想的生产者和传播者,是各类学术
机构和传播平台的创立者和运营者。离开了知识生产和思想传播的主体,而空论知识和思想,无疑是聚沙成
塔。回避了知识和思想,只是关注生产机构与传播平台,所见也难免局限。能够牵串两者的最佳视角,自然
是学人。他们的经历与思想,与他们所奉献出来的精神产品,具有最为直接的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讲,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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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还有很多可以延展的讨论空间,至少对学会的会长级别的中外学者应有多一些的关注。
再如《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刊文中有一些观点或结论并不周延,甚至已被证实谬误,该书对这些问题
并没多作梳理与讨论。对学术史研究而言,学术文本是那时边疆考察与研究的最重要呈现,也是学者边政思
想主张的最重要载体,从中应发掘那时的边疆知识和边政智慧。当然,对其中一些别有用心或不合时宜或明
显谬误的观点,我们也要明辨并予以批判。该书对学会创建的原因及“前情”回顾较多,而对其退隐之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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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情形,也就是对其如何影响后来的民族学与边疆研究似尚可展开讨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该书聚焦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全神贯注于学会的创立、组织、活动、学术及其特征,
心无旁骛,目不斜视,多少忽略了同时代的其他学术机构或其他区域的学术团体。如果在坚持“长时段”视角
的同时,更多一些“同时代”的横向比较研究维度,更多一些平行的“复线”叙事,或许该书还会制造出更多的
人文空间和精神气韵。不过,正所谓“学无止境”,这样的学术图景自然只有俟诸未来和期待来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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