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卷第2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
SocialSciencesEditionꢂ
2
023年3月
Vol50ꢀNo2
Marchꢀ2023
从“义士”到“成功者”的思想史脉络
———对近代中国报刊中安德鲁·卡内基形象的文学性分析
邱月ꢃ胡雪翔
ꢃꢃ摘要:近代报刊中的人物新闻,在与时代拉开距离之后,呈现出文学性的特征,进而折射出传统文学研究容易
忽略的思想史意义。以近代报刊中关于美国企业家、慈善家安德鲁·卡内基报道为例,其媒体形象经历了从“义
士”到“成功者”的变迁。近代报刊对卡内基的发现,源于其慈善事业的新闻效应,但在接受的过程中,用中国传统
文化的“义”来解释慈善,过滤了慈善的现代意义。随着国人对卡内基认识的深入,媒体开始关注其作为“成功者”
的人格魅力,体现出近代中国知识界对于人生启蒙的重视,但忽略卡内基对于资本主义文明的整体贡献,也限制了
近代中国对于变革和自强的想象。
关键词:近代中国报刊;安德鲁·卡内基;大文学;人物新闻;人物形象
DOI1013734ꢄjcnki1000-5315202302019
收稿日期:2022-11-25
作者简介:邱月,女,四川广安人,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
现当代文学,E-mailꢅqy630@126com;
胡雪翔,女,陕西渭南人,文学硕士,四川大学出版社研究助理。
一ꢃ问题的缘起
“大文学”概念在中国初见于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强调与近代文学理论中的“文学”相比,中国传统社
会中“文学”的外延更为广泛,包含的内容更加驳杂①。新世纪之后,“大文学”概念再次在文学史研究中被提
及②,背景是长期指导文学研究的“纯文学”观日渐暴露出弊端:一方面,理论界的解构潮让具有本质主义的
文学概念难以获得共识;另一方面,“纯文学”指导下的文学史研究日益失去参与思想史、精神史和社会史建
构和讨论的能力,走向了自我边缘化。在西方文学理论界,对“纯文学”反思的时间出现得更早,如英国理论
家伊格尔顿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西方二十世纪文学理论》(LiteraryTheory AnIntroduction)中,导言
便对“文学是什么”进行了追问,不仅对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企图建构的本质主义的“文学性”进行了无情的
解构,还对相对主义立场上认为“文学纯粹是一种形式性的、空的定义”的说法也进行了质疑③。在该文中,
伊格尔顿质疑文学概念的目的,还在于说明其“审美意识形态”的思想,但经过他的追问,让曾经风行一时的
“纯文学”研究受到极大挑战。在“大文学”的视野下,曾经不属于“纯文学”范畴之内的新闻报道,在与时代拉
开距离之后,呈现出如“想象”、“虚构”等文学性的特征,它们对于文学史的补充意义并不强,但对于比较文学
和思想史研究却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①
②
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中华书局1918年初版,后连续再版,至1932年共出版17版。
主要倡导者及代表作包括:杨义《认识“大文学观”》,《文史哲三家畅谈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光明日报》2000年12月27日,第B01版;杨
义《通向大文学观》,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钱理群《关于20世纪40年代大文学史研究的断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1
期,第1ꢆ23页;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李怡《文史对话与大文学史观》,花城出
版社2019年版。
③
〔英〕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
16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在中国,传记文学成为一种文学类型始于近代,此前的传记属于历史的范畴,至于传记中出现的“失真”
现象,属于作传者的伦理和立场问题。到了近代,“人的文学”观念出现,基于塑造鲜活人物形象的考虑,传记
的文学性受到重视,如鲁迅评价《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①的说法开始出现,也才有郁达夫、胡适
等人倡导传记文学。概括起来,近代倡导的“传记文学”无非是强调历史与文学的结合,在历史的角度强调史
实的准确,从文学的角度重视人物形象的鲜活,在突出文学性上,传记写作可以参照小说、戏剧的笔法,通过
想象和虚构实现传记作品的生动与传神。在近代传记文学的标准下,近代传媒中的人物新闻,包括时事新闻
中的人物介绍、人物专题报道和传记等,均达不到文学的高度。很多时事新闻中的人物介绍只是寥寥几笔,
谈不上形象塑造,较有规模的人物专题报道、传记译介也限于篇幅,重在介绍事迹、传递精神,文学性并不强。
然而,当近代人物新闻与时代拉开距离,成为一种历史景观之后,新闻中的主观性和文学性便显现了出来。
在今天看来,近代人物新闻中最具文学性的,莫过于对外国名人的报道和介绍。在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
过程中,对异域文化的传播和接受,人物新闻是直观而有效的一种途径,通过人物事迹的译介,文化的异质性
可以得到更直接的呈现,进而对接受者产生深刻影响。少年时代的鲁迅在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原作名《进
化与伦理》)中看到了赫胥黎的形象:“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
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 计惟有天造草昧……”遂产生强烈的文化震
撼感:“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 天演论》传播的思想是
进化论,然而其中不经意的一段人物描写,竟然对少年鲁迅产生了如此深刻的影响。由于这种原因,近代报
刊也非常重视人物新闻,有时它们作为文化交流的主要载体,有时则以“副文本”的形式出现。以中国五四新
文化运动时期非常著名的《新青年》杂志为例,其前身《青年杂志》选择的封面人物,如安德鲁·卡内基、本杰
明·富兰克林、列夫·托尔斯泰、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等,在杂志中均有较为详细的传记介绍,这些人物
都充当了文化传播的载体。而另外一些人物,如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则是因为其剧作受到欢迎而为中国读者
所知,其个人传记只是剧作的附带信息。
②
《
相对中国人物新闻,近代报刊中的外国人物新闻因为时空距离和文化差异,客观上形成较大的“创作空
间”,有编撰者对异质文化的不自觉误读,也有为了便于国人理解的有意附会,外国人物的形象最终会与他们
在母文化中的形象发生较大“变异”。考察这个问题的价值体现为两个方面:从比较文学角度,通过新闻中人
物形象的变迁,可以直观近代“文化旅行”的痕迹,相较于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以同时代人物为对象的新闻
传记,可以直观反映一个国家对于“世界”的想象;另一方面,就走向世界初期的近代中国而言,对外国人物的
创造性想象,折射出中国精英知识分子在追求现代之路上的思想轨辙。
本文选择美国企业家安德鲁·卡内基在近代中国(1840ꢆ1919)的新闻资料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细读
的方式,分析其形象变迁及其文化渊源,从而检视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追求的立场和选择。
二ꢃ安德鲁·卡内基在近代中国传媒上的“传记文学”
安德鲁·卡内基(AndrewCarnegie,1835ꢆ1919),是与洛克菲勒、摩根等齐名的美国企业家和慈善家。
卡内基在世界范围内闻名,一方面缘于他是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企业家代表,其创办的钢铁企业富可敌国,
成为世界范围内的“钢铁大王”;另一方面,他生前将90%的个人财富投入慈善事业,是近现代慈善事业的践
行者和开创者。除了实业和慈善,卡内基通过写作表达对政治和财富的理解,较有影响力的作品如:《胜利的
民主》(TriumphantDemocracyꢀCharlesScribnerꢇsSonsꢀ1886)、《财富的福音》(ThegospelofwealthꢀThe
CenturyCompanyꢀ1900)、《当今时代的问题》(ProblemsofTo-DayꢀLeipzigBernhardTauchnitzꢀ1908)等。
卡内基的传奇经历和社会贡献,使其成为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价值观的代表。卡内基生前,已经出现关于他的
传记作品,如《卡内基钢铁公司的发展史》、《安德鲁·卡内基:从电报童到百万富翁》③等。在其去世之后,
又出现了更多版本的传记作品。
①
②
③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5页。
鲁迅《琐记》,《鲁迅全集》第2卷,第306页。
BridgeJamesHowardꢀTheInsideHistoryoftheCarnegieSteelCompanyꢁLondonꢅAldineBookCompanyꢀ1903ꢂꢈAldersonBernardꢀ
AndrewCarnegieFromTelegraphBoytoMillionaireꢁLondonꢅC Arthurpearsonꢀ1902ꢂ
164
邱月ꢃ胡雪翔ꢃ从“义士”到“成功者”的思想史脉络———对近代中国报刊中安德鲁·卡内基形象的文学性分析
由于卡内基的世界影响力,近代中国传媒很早就注意到他的事迹和传记,先后有《知新报》、《清议报》、
《
新民丛报》、《经济丛编》、《湖南通俗演说报》、《大陆》、《万国公报》、《安徽白话报》、《国风报》、《进步》、《教育
杂志》、《东方杂志》、《铁路协会会报》、《进步》、《中华实业界》、《青年杂志》、《银行周报》等报刊,通过新闻报
道、人物传记、封面人物等形式介绍卡内基的生平事迹,构成卡内基中国传记的接受基础,也翔实记录了卡内
基在中国接受的历时过程。这些报道中,以《青年杂志》译载卡内基传记作品最具影响力,该刊将卡内基作为
创刊号封面人物,内刊彭德尊翻译《艰苦力行之成功者:卡内基传》 ,将卡内基的传记翻译概括为十章,是中
国近代报刊对卡内基生平事迹最为系统的介绍。《青年杂志》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著名杂志《新青年》
的前身,由于这份杂志的影响力,卡内基在中国受到更广泛的关注,因此也成为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值得重
视的一个现象。
①
近代中国传媒对卡内基生平事迹介绍的方式较为多元,有类似《青年杂志》直接以传记形式介绍,其他如
《
新民丛报》“人物时评”栏目刊《美国豪富卡匿奇氏》②,《湖南通俗演说报》刊湘东渔者撰《美国豪富卡匿奇
传》③等;有以“人生导师”的形式,直接传播其重要言论,如《大陆》杂志刊《美国富豪钢铁大王喀奈基翁之青
年处世训》 ;也有以时事报道的形式介绍其事迹,如《知新报》“美洲近事”栏目刊《卡匿治请赎非岛》⑤,《万国
④
公报》“译谭随笔”刊《美国义举之总数》⑥等。
近代中国报刊对卡内基生平的介绍并非纯粹的传记文学”,但
“
各种形式均有“文学”手法参与,如在时事新闻中的卡内基人物形象,因信息来源有限,内容除了翻译之外,加
入不少编辑的文学修饰和评论。再如直接将卡内基塑造成“人生导师”,虽然节录内容多出于卡内基的传记,
但整体构思颇有“戏剧”的成分,且内容也有编辑靠想象添加的痕迹。即使如《青年杂志》刊登的卡内基翻译
传记,译者也以节选的方式进行了大量改造,所形成的章节均出自译者手笔,以至于很难通过原文比对确定
译者采用何种源版本。卡内基在近代中国传媒中的传记,不是通常文学史所定义的“传记文学”,有些甚至连
纯粹的传记也算不上,但在特殊的语境下,它们又客观地呈现出“文学”的形态,包含如虚构、叙述等文学的手
段,是特殊语境下的“传记文学”。
对于这样的“传记文学”,传统传记文学研究关心的传记伦理等问题,就不是本文关注的焦点,因为这些
文学的创作者都是“无意”参与到卡内基形象的建构中。本文关注的焦点,是当卡内基以新闻主角或世界名
人的形象出现在近代中国传媒时,中国知识界如何认识他的行为,进而产生了怎样的文化变异?
三ꢃ“义士”卡内基:文化过滤后的慈善
近代中国对卡内基的关注,始于其慈善和公益事业的新闻性,在对其慈善和公益事业进行译介时,近代
报刊常用“义”和“义士”来进行概括和评价,体现出当时中国人对卡内基慈善事业的理解方式。1899年《知
新报》对卡内基请赎菲律宾的报道,是近代中国传媒最早对卡内基的报道。报道标题为《卡匿治请赎非岛》,
为“美洲近事”栏目下的简讯,内容译自“西三月二十三号日本太晤士报”,介绍了1898年美西战争后卡内基
捐资以求菲律宾自治的事迹。报道内容有如此表述:“美国有义士卡匿治君,富厚之极,因不忍膏血涂弹火,
又欲助成非民自立之大志,自愿捐资二十兆圆于美廷,以赎非律宾群岛。”在报道结束之后,根据当时新闻报
道的习惯,添加了译者的评论:“但卡匿治君,亦可谓绝代之轻财仗义者。使天下之排难解纷,人肯尽如卡君
之为,当无不可解之仇也。”⑦在这篇报道中,对卡内基个人及其行为皆用“义士”和“义”来形容。除此之外,
900年
《清议报》在“外国近事”栏目下以《美人义举》报道了卡内基为皮提巴克工业学校共捐资一千六百万
1
美元的消息⑧。1905年《万国公报》在“译谭随笔”栏目下以《美国义举之总数》介绍1903年的美国慈善总数,
其中特别提到卡内基个人捐款数额最多。近代中国报刊将“慈善”与“义”等同起来理解,也有人意识到两种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彭德尊《艰苦力行之成功者:卡内基传》,《青年杂志》1915年第1卷第1号,第1ꢆ10页。
《美国豪富卡匿奇氏》,《新民丛报》1903年第29号,第79ꢆ81页。
湘东渔者《美国豪富卡匿奇传》,《湖南通俗演说报》1903年第8期,“时事”,第1ꢆ3页。
《美国富豪钢铁大王喀奈基翁之青年处世训》,《大陆》1905年第3卷第10号,“实业”,第4ꢆ8页。
《卡匿治请赎非岛》,《知新报》1899年第85册,第13页。
〔美〕林乐知著、范祎述《美国义举之总数》,《万国公报》1905年第194册,第22ꢆ23页。
《卡匿治请赎非岛》,《知新报》1899年第85册,第13页。
《美人义举》,《清议报》1900年第67册,第12ꢆ13页。
16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行为背后文化背景的差异,如在《美国义举之总数》的文末,编者特别添加了如下评论:
古世振济之事,类发于其恻隐,自然之天良。不必皆有民我同胞之心也。自基督教之宗旨发明
于世界,以人类同一天父之义为民我同胞之实据。秦越膜视之情形,日以减少,而各国义举之踊跃,
日以增多。劝募者之心与捐输者之心,皆若为基督之仁爱所感动,而非有他也。①
在此处,评论者已经注意到“义”与慈善背后文化根基的差异:“义”的背后包含中国儒家、释家的思想,如
“功德”、“因果”等观念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用以形容个人修养;而慈善的背后有基督教文化的背景,
包含着个人与人类的关系。这种发现在近代中国非常可贵,但评论者只是注意到两者差异,还不能通过术语
直观对两者进行区别。
从今人的眼光来看,以“义士”或“义举”来概括卡内基的公益事业,主要基于对卡内基慈善事业的肯定,
两者之间有一致之处,但文化差异更加明显。从语源学来说,中国文化中的“义”由“仪”衍生而来,重在强调
个人修养,是君子之道。汉代许慎《说文解字·我部》:“义,己之威仪也。”清人段玉裁注云:“义之本训,谓礼
②
容各得其宜。” 意指合乎规范的行止仪容。汉代刘熙《释名》对“义”的解释是:“义者,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
也。”③所言之意,还是说“义”的行为合乎礼仪,让世界更加和谐。中国文化典籍通过更鲜活的事例,让“义”
的内涵更为丰富且生动,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合乎礼仪规范。如《左传》“桓公二年”:“武王
克商,迁九鼎于雒邑,义士犹或非之。”④再如《史记·伯夷列传》:“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
戈,可谓孝乎? 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⑤两处关于“义士”、“义
人”的记载,都与礼仪有关,“义”的行为是对诸侯王推翻宗主统治的非议,认为这种行为不符合周朝建立的礼
仪制度。第二是在财物上的慷慨行为。如《通俗编》卷二十记:“(金石文字记)汉曹全碑阴‘义士某千,义士某
五百’。义士盖但出财之人。今人出财布施皆曰信士。宋太宗朝避御名,凡义字皆改为信。今之信士,即汉
碑所称义士也。”⑥此处所说的“义士”便是为了公益慷慨捐财的人。
近代传媒用“义”来概括卡内基的行为,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卡内基资助菲律宾自治的行为,与中国古
代义士对礼仪规范的维护较为一致,都是为了社会(世界)的正常运转而采取行动。其捐资的行为,与“义”所
包含的慷慨捐财之意非常吻合。卡内基从事的慈善事业,正体现“义”的第二种内涵。所以,从翻译的角度,
在国人对“慈善”、“和平”还不能全部接受的语境下,用“义”来概括卡内基的行为,可谓最恰当的选择。
但“义”也不能完全概括卡内基的行为,最重要的是,“义”不能将卡内基行为的现代内涵充分释放出来。
作为现代慈善事业的奠基人,卡内基的慈善行为体现出资本主义文明的再发展,在经历过原始积累时期的残
暴和掠夺之后,资本家开始重新思考“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所以,用“义”来概括卡内基的慈善事业,
卡内基的开拓精神被掩盖,且还呈现出保守的色彩。“义”在中国文化中受到尊崇,在于其散发出保守的贵族
精神,“义士”所维护的社会秩序不是创新开拓,而是已经出现并消失的古代理想制度。再者,卡内基的慈善
也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他的慷慨并不是简单地帮助别人,而是通过个人行为实现社会制度的完善,与中国古
代的义士有很大不同。《万国公报》的评论者注意到卡内基行为背后的基督教精神,并认识到它与中国“义”
文化背后儒家精神的不同,这种看法局部呈现了两者的文化差异,并没有捕捉到卡内基“义举”的时代精神。
四ꢃ“成功者”之后的文化发现与缺省
自1903年《新民丛报》“人物时评”栏目刊《美国豪富卡匿奇氏》之后,近代中国传媒开始关注卡内基的传
记资料,类似的文章有:《美国豪富卡匿奇氏》、《美国富豪钢铁大王喀奈基翁之青年处世训》、《美国富豪楷那
基氏》、《钢铁事业发达小史》、《美国实业界十大王:钢铁大王卡匿奇》、《艰苦力行之成功者:卡内基传》、《杂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美〕林乐知著、范祎述《美国义举之总数》,《万国公报》1905年第194册,第22ꢆ23页。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633页。
刘熙《释名》,《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经部第78册,世界书局1985年版,第546页。
左丘明《左传》,洪亮吉《春秋左传诂》,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12页。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123页。
翟灏《通俗编》,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416页。
166
邱月ꢃ胡雪翔ꢃ从“义士”到“成功者”的思想史脉络———对近代中国报刊中安德鲁·卡内基形象的文学性分析
纂:美钢铁大王卡尼奇传》①等。这些文章多数并不算传记文学,对卡内基生平的介绍主要集中在慈善的个
别事迹上,只有如《美国富豪钢铁大王喀奈基翁之青年处世训》、《艰苦力行之成功者:卡内基传》、《杂纂:美钢
铁大王卡尼奇传》等文章,较为详细地向中国读者介绍卡内基的生平及人格特征。
对卡内基完整生平及人格特征的关注,表面看来,是近代中国传媒对卡内基兴趣的提升,而就近代中国
文化发展的逻辑来说,代表了中国知识界对西方文化理解的深入。在零星报道卡内基事迹的阶段,体现了近
代中国知识界对于西方文化的“猎奇”心态,无论是卡内基帮助菲律宾自治,还是他散财做慈善,对于当时的
中国媒体而言,只是叹为观止,但并不能充分了解背后的文化内涵。而对卡内基生平和人格的关注,至少在
两个方面代表了中国知识界的转变。第一,改变了对“商”的看法。传统中国对于个人职业有严格的等级制
度,如《管子·小匡》的“四民”说:“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②此处的“士农工商”不仅是并列结构,也
是等级制度,“商”处于最后一等。在中国关于社会分类的“三教九流”说中,虽然版本不一,“商”也是较为末
流一类。近代中国传媒将商人卡内基个人事迹作为关注点,说明知识界已经打破了这种固有的职业偏见。
第二,重新审视个人的价值问题。中国文化中的“史传”传统,也刺激个人在道德或事业上取得成功,但中国
文化总体强调“克己复礼”,并不过分突出个人的价值和意义。在卡内基的生平中,无论是白手起家成为“钢
铁大王”,还是慷慨散财开拓慈善事业,都是以个人的力量造福社会,推动文明进步。而就卡内基个人所传递
的文化讯息而言,如果不关注他整个人生历程,其对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开拓意义并不能得到彰显。卡内基人
生可分为两个阶段,其白手起家创富阶段,体现出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主义精神,此时的卡内基精明强干,甚
至表现出“强盗”的特质;而其晚年致力慈善、慷慨散财,又表现出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完成之后,个体对于社
会公平和完善的关注。卡内基的历史价值,就在于他是资本主义文明向更高程度发展的开拓者。
然而遗憾的是,近代中国报刊上卡内基传记的作者(翻译者),并不能充分把握卡内基生平的整体性,特
别是其后期转向慈善的举动对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开拓意义,反而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其前半生艰苦创业的经
历上。《大陆》杂志所刊《美国富豪钢铁大王喀奈基翁之青年处世训》(后简称《青年处世训》),是近代报刊侧
重对卡内基人格魅力进行展示的文章。文章分为五节:“青年之心中不可无理想之英雄”、“青年抵抗诱惑之
自卫法”、“自力自活青年之可贵哉”、“完成事业之道”、“青年之失败不足介意”,写法是以卡内基的口吻告诫
青年,内容多来自卡内基的一些言论,其中也夹杂不少编者杜撰的内容。如开篇卡内基说:“青年诸君,吾人
之处世也,文学之感化,史传之鼓吹,均不可轻视者也。”③其中的“史传”可以泛指人物传记,但它在中国文化
中内涵更加特别,传递儒家文化的价值观,与卡内基成长的文化背景不符。该文将卡内基塑造为人生导师,
依据的是其事业上的成就,篇名为其冠以“钢铁大王”的头衔,与其“处世训”的权威性之间具有因果逻辑联
系。其实,即使从中国传统价值观出发,卡内基的成功也具有多重解读的空间,建功立业固然是成功的重要
标准,奉行义举依然是儒家追求的人生理想,但该文并没有对近代媒体中津津乐道的卡内基“义举”有太多关
注,这反映出部分媒体人对卡内基关注点的转变。
从文化背景上来说,《青年处世训》体现出近代中国知识界对于“进化论”思想的关注。在“物竞天择、适
者生存”观念的刺激下,知识界对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体现出的勇猛、专注和进取的精神表示出较强的
兴趣。在卡内基的“青年处世训”中,如树立理想、抵抗诱惑、自力自活,以及坚韧不拔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也能找到相应文化基因。但正如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所言:“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
业也。”④由于文化发展中自我变异,很多优秀文化并没有得到有效弘扬,进而在近代需要异质文化的输入,
①
《美国豪富卡匿奇氏》,《经济丛编》1903年第27号,第1页;《美国富豪钢铁大王喀奈基翁之青年处世训》,《大陆》1905年第3卷第10号,“实
业”,第4ꢆ8页;《美国富豪楷那基氏》,《东方杂志》1911年第8卷第4号,第29页;〔美〕喀生氏原著、正则述略《钢铁事业发达小史》,《进步》
1
914年第6卷第6号(第36册),第1ꢆ16页;卢寿籛《美国实业界十大王:钢铁大王卡匿奇》,《中华实业界》1914年第1号,第1ꢆ11页;彭德
尊《艰苦力行之成功者:卡内基传》,《青年杂志》1915年第1卷第1号,第1ꢆ10页;《杂纂:美钢铁大王卡尼奇传》,《银行周报》1919年第3卷
第31号,第52页。
②
③
④
《管子》,房玄龄注、刘绩补注、刘晓艺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44页。
《美国富豪钢铁大王喀奈基翁之青年处世训》,《大陆》1905年第3卷第10号,“实业”,第4页。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北京言实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
16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进而激发其生命力。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将商人卡内基视为近代青年的导师,已经说明中国人的价值观开始
走向多元,是中国社会走向现代的标志之一。
《青年杂志》载《艰苦力行之成功者:卡内基传》(后简称《卡内基传》)是近代中国传媒对卡内基传记介绍
最为完整的一篇。译者彭德尊从卡内基传记里节译出十章,穿插个人评论,内容涵盖了卡内基完整人生经
历。与《青年处世训》相比,《卡内基传》因为属于译作,传递了卡内基成长过程中更多历史细节,如其渡美过
程、创业细节、散财之法和慈善事业等,接受者可以获取如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自由竞争的真实状态以及资本
家的价值观等文化信息。如果说《青年处世训》中的卡内基与晚清“清流派”知识分子的形象略显含混,《卡内
基传》中的卡内基则是一个典型的西方资本家。此外,《卡内基传》对卡内基成功的定义,并不单纯依据实业
的成功,还注意到卡内基的财富哲学、慈善事业和个人理想,由此打破了“成王败寇”的事功思想,使卡内基更
具有人生启蒙的价值。两者的变化反映出中国近代知识界的思想变化,同时针对“青年”读者,《青年杂志》并
不将他们视为训诫的对象,而是考虑他们人生价值的独立性和完整性。通过这种变化,卡内基人生经历中所
包含的开拓性和进取性得到更充分呈现,从而使卡内基作为“成功者”的示范意义更具有开放性。
正如译者彭德尊为《卡内基传》设置的价值框架———“艰苦力行之成功者”,《青年杂志》对卡内基形象的塑
造,依然强调其早期艰苦创业的精神。这种有意的择取固然可以在近代中国的社会现状中找到依据,如内忧外
患的社会现实、追求民族复兴的共同理想等,但对其后期公益思想的忽略,也让中国青年失去对卡内基自主评
判的机会。从比较文学变异学的角度来看,缺省也是文化变异的重要表现———有意或无意忽略源文化中的一
些信息,虽然被传播的文化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文化的整体性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就卡内基的商业成就而
言,虽然“艰苦力行”是重要的精神保证,但如果没有垄断资本主义出现的特殊际遇,他也无法达到世界钢铁大
王的事业高度。近代中国经过洋务运动也开始注重实业,也产生了一批“艰苦力行”的民营企业家,但由于制度
和文化等多方面的缺陷,无人能够复制卡内基的成功,这在一个侧面也说明“缺省”造成的文化遗憾。
总体而言,近代中国传媒对卡内基创业精神的重视,与此时中国追求民族自强的时代节点有关。自晚清
开始,中国陷入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自强”成为时代的主题,近代中国发生的变革,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
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等,莫不以“自强”为旗号。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创造一个包含新制度、新思想的
现代国家是知识界关心的话题,而如何使社会变得完善则是下一阶段的命题。如此,卡内基从苏格兰到美国
“艰苦力行”的精神成为知识界关注的对象,并不惜将之作为鼓舞青年一代的精神资源。
五ꢃ结语
卡内基在近代中国被接受的过程,是文化旅行的一个标本。他首先以“时事”的形式进入中国,所传递的
文化信息更接近他在西方世界的文化影响力:一方面他在事业上的巨大成功代表了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进
入垄断阶段,另一方面他对于慈善事业的巨大贡献,也标志着资本主义文明的进步。这也是近代传媒最为关
注的两个新闻点。在此阶段,中国知识界对其文化价值的接受出现接受障碍,不能准确把握其文化内涵,对
其事业的巨大成功只是表现出“惊叹”,对其慈善事业也只能通过中国文化中的“义”进行理解,产生明显的文
化误读。随着国人对卡内基理解的深入,卡内基的人格魅力开始受到媒体关注,从而进入中国知识界对卡内
基接受的第二阶段。在此阶段,卡内基最具世界影响力的慈善事业反而被忽略,其如何取得成功成为知识界
着力宣传的焦点,从而形成近代中国特殊的关注角度。从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角度,近代中国传媒对卡内基关
注点的变化,体现出知识界更强烈的主体意识,但忽略了卡内基对于资本主义文明的整体贡献,限制了近代
中国对于变革和自强的想象。总体而言,卡内基形象在中国社会的变异史,是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一部分,反
映出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心路历程,无论是文化猎奇阶段的茫然,还是有意选择的缺省,透过文化变异都
能看到国人的精神成长史。
[责任编辑:唐ꢃ普]
168
（已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