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卷第4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
SocialSciencesEditionꢂ
2
023年7月
Vol50ꢀNo4
Julyꢀ2023
西学东渐与民意调查在中国的学科预备
杨ꢃ勉
ꢃꢃ摘要:清末民初,社会学传入中国,调查之风在各地兴起。中国早期的调查大多集中在社会状况与自然资源等
客观领域,今日研究者也主要关注这一层面。然而,有可能是西学东渐发展初期学科边界不明导致内涵延伸,“社
会调查”被拓展至社会心理等主观领域。与此同步,心理学被移植到中国,并在早期心理学家努力下,中国心理学
获得长足发展。由于社会学重视调查,所运用的统计学方法为民调学者采纳,心理学注重测验,致力于探求社会及
个人的心理及意愿,“调查”与“测验”结合,加之近代国人对已在国外流行的民调价值与方法论的认识接纳,民意调
查在中国的兴起遂完成了起码的学术铺垫与学科预备。
关键词:西学东渐;民意调查;学科准备;社会学;心理学
DOI1013734ꢄjcnki1000-531520230713
收稿日期:2023-03-20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近代中国的民意调查与民意”(18AZSO1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勉,女,四川成都人,四川师范大学商学院讲师,E-mailꢅ1043900@qqcom。
民意调查(publicopinionpoll),简称“民调”,是运用科学方法及数据统计手段,搜集、整理、统计并报告
公众舆论,测定舆情及其变化的有组织的社会活动。民调在近代中国兴起经历了一段时间相关学科理论及
应用方法的基础准备,而社会学及其调查方法的传入以及心理学尤其是心理测验方法的本土移植,成为近代
中国民调兴起的重要学科铺垫。辛亥革命之后,新建立的民国政府标榜尊重民意。在此语境下,国人开始关
注并认同国外民意调查的理论方法,具有近代特征的民调应运而生。
从1922年8月首次举办算起,民意调查在中国已走过整整100年的历程。迄今为止,有关社会学及心
理学传入中国的研究可谓成果丰硕,贡献良多,但相关研究大多在自身学科的认识维度内展开,未能形成关
于这两个学科理论方法与民意调查在中国兴起的因果关系的认知的成果。鉴于民意调查具有跨学科性质,
本文尝试探求社会学、心理学与早期民意调查在理论及方法上的关联,从学科预备维度探明民意调查在中国
兴起的学术与技术条件①。
一ꢃ社会学传入及其对中国民调兴起的方法启示
民意调查是近代各类调查中的一类,偏重主观的公共舆论与社会心理探求,方法上与客观的社会状况调
查相通。国外有关调查的历史可追溯到古代,但对民意调查产生直接影响的社会调查却是近代的产物。塞
列根曼(EdwinR.A.Seligman)主编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oftheSocialSciences)认为,
①
目前尚未见到有关民意调查在中国兴起的学科预备方面的专门文论,与此相关的社会学、心理学传入中国以及社会调查方面的论著却为数
甚多。就社会学而言,阎明《中国社会学史: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李景汉《实地社会调查方法》(北平星云堂书
店1933年版)、李章鹏《现代社会调查在中国的兴起(1897ꢆ1937)》(西苑出版社2021年版)等书,为本文提供了有益的学术信息;就心理学
而论,燕国材《中国心理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叶浩生主编《西方心理学的历史与体系》(人民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版)、刘毅
玮《西方心理学的传入与中国近现代心理学科的发展》(河北大学教育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张耀翔《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史略》(张耀翔
《心理学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最具参考价值。此外,佐藤彰、铃木荣、船津好明《民意调查》(周金城、张蓓菡译,中国对外经济
贸易出版社1989年版),提供了民意调查的方法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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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勉ꢃ西学东渐与民意调查在中国的学科预备
社会调查产生于现代,无传统与现代之分①。其立论前提显然是,没有现代科学方法的调查算不上严格意义
的社会调查。
从方法论立场观察,民调与社会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社会学在民调的发展中起到重要的理论基础与
方法论指导作用,对民调的学科支撑十分显著。
1
838年
,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Comte)在《实证哲学》第4卷中首次使用“社会学”一词,
奠定了社会学的学科基石。孔德以拉丁文socius(联盟,伙伴)和希腊文logos(学问、真理)合成法语词汇so-
ciologie这一新词,以阐释其意蕴,其汉译文就是“社会学”,试图以科学的调查方法研究人类的群体行为和组
织结构,揭示人群间的对立与冲突,探求社会运行的一般法则,以便从学科立场为建立公正有序的社会作出
贡献②。
清末民初,社会学开始传入中国。董家遵认为,章太炎和严复是中国的“社会学先锋”③。贺麟论严复的
翻译,曾将严译《群学肄言》列入“社会学”门类④,视严复为中国最早接触西方社会学的中国学者之一
。孙本
文认为,谭嗣同1896年在其所著《仁学》中最先采用“社会学”一词⑤,虽未具体阐述社会学的内容,但提示学
者研究“仁学”须精通社会学,可见他对社会学已有相当深的认知。许仕廉指出,严复1897年开始翻译、1903
yf gy)译本,是“西洋社会学输入中国的
年交上海文明编译局出版的斯宾塞《群学肄言》(TheStudoSociolo
起点”⑥。在姚纯安看来,所谓“群学”,乃社会学在中国最早的译名⑦,他亦认同严复为社会学在中国的最早
传人。有学者认为,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时,曾把“群学”作为学生“必修的经世之学之一”,
因而康有为是将社会学学科引入中国的最早的学者⑧。此外,还有各种不同说法,意见歧出。本文旨在研究
近代中国民调,暂不深究谁是社会学最早的中国传人,但至少可以这样认为,通过章、康、谭、严等人,尤其是
严复的努力,社会学在清末民初被引入中国,社会学的理论方法逐渐为国内学人认知。
随着社会学传入,相关学术机构纷纷成立。1922年,中国第一个社会学学术团体“中国社会学会”成立,
同时创办会刊《社会学杂志》;1926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社会调查部成立,1929年更名为社会调查
所。与此同时,区域性的研究机构也开始出现,1928年,由孙本文、吴泽霖、吴景超等发起成立的“东南社会
学会”,就是其中之一⑨。在这些社会组织和研究机构的推动下,社会学研究很快掀起热潮。
社会学注重社会调查,对民意调查具有方法论的启示。然则何为“社会调查”? 早期社会学家的定义为:
“社会调查是以有系统的科学方法,调查社会的实际情况,用统计方法,整理搜集的资料(包括制表绘图,求得
百分比,平均数等项),分析社会现象构成的要素。由此洞悉事实真相,发现社会现象之因果关系。”ꢇꢈꢉ这一定
义的时间是在1930年代初。其后,“社会调查”被不断泛化,人们对调查的认知扩展到众多领域。到1980年
代,社会学家米勒(WillianM.Miller)惊讶地发现:“‘调查’一词已被广泛使用,可以借指任何数据搜集或评
估的方法。”ꢇꢈꢊ米勒所谓的“广泛使用”,包含探究民意,即主观意愿调查领域的应用。
①
EdwinR A SeligmanꢀedꢀEncyclopaediaoftheSocialSciencesꢀvol14ꢁNewYorkꢅMacmillanCompanyꢀ1934ꢂꢀ162
②
孔德认为,人类对各种自然现象已经有了分科研究,形成了不同的专门学问。与这些学问相比较,人类社会组织最复杂,研究社会现象的学
科也应该最精深。因此,社会学应当建立在其他学科之上,成为充分利用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科学之王后”(queenofsciences),这意味着社
会学从一开始就具有不同学科元素的综合性。参见:阎明《中国社会学史: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第2页。
董家遵《清末两位社会学的先锋:严几道与章炳麟》,《社会研究》1937年第1卷第3期,第1ꢆ7页。
贺麟《严复的翻译》,《东方杂志》1925年第22卷第21期,第76页。
③
④
⑤
⑥
⑦
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潘公展、叶溯中主编《当代中国学术丛书》,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8年版,第5页。
许仕廉《中国社会学运动的目标经过和范围》,《社会学刊》1931年第2卷第2期,第4页。
姚纯安《社会学在近代中国的进程1895ꢆ191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8页。按:姚氏所言有理。事实上,费孝通已意
识到该书对社会学在中国传播的作用,指出严复之所以翻译该书,是因为“他似乎已洞察到思想在社会演进中的关键地位。西方文化的勃兴
从表面上看是它的坚甲利兵,而其科技的基础实在还是19世纪的启蒙思想,而《群学肄言》即是其中的一块基石”。参见:费孝通《略谈中国
的社会学》,《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1期,第2ꢆ3页。
⑧
⑨
陈树德《康有为和章太炎最先传入社会学》,《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第139页。
杨雅彬《近代中国社会学》(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4页。
ꢇꢈꢉ李景汉《实地社会调查方法》,第11页。
ꢇꢈꢊWilliamL MillerꢀtheSurveyMethodintheSocialandPoliticalSciencesAchievementsꢀFailuresꢀProspectsꢁNewYorkꢅSt Martinꢋs
Pressꢀ1983ꢂꢀ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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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手段,社会调查很早就受到国人重视。1914ꢆ1915年,北京社会实进会对302
个洋车夫生活状况的调查,有可能是中国最早的社会底层生活调查①。之后,各式各样的调查层出不穷,接
踵涌现,不仅新闻媒体、学者、学生从事社会调查,政党、政治家也追寻时髦。在革命年代,国、共两党竞相从
事社会调查,作为制订政策和政治路线的依据,“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成为很多政治实践家的口头
禅。1930年,中国社会学社成立,成为“中国社会学成长里程碑”②。在学会推动下,大量社会学著作出版,将
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推上较高台阶,包括费孝通在内的中国早期社会学学者及早期从事民调与民调研究的
学者,都是在这一学术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从1912年到1937年间,中国的社会调查逐渐增多,据民国期刊数据库提供的信息,总数多达10474次,
调查范围遍及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东南、中南和西南七大区域30个省区,包括区域、跨区域甚至全国性调
查,调查内容涉及社会、经济、文化教育、法政、健康医疗、疆域地理以及“概况与综合”七大门类。学人李章鹏
根据所掌握的数据,绘制了1912年至1937年中国社会调查数量变化图(见图1),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图1ꢃ1912ꢆ1937年中国社会调查数量变化图(不含华侨)③
由图1可知,清末民初,随着西学东渐,西方社会学及众多相关学科传入中国,社会调查作为认识社会的
工具被国人接受,并在1920年代末及1930年代初、中期掀起两次社会调查热潮,1936年的社会调查接近
1
000次
,可见其盛况。
社会调查的广泛兴起,为民意调查在中国兴起作出了重要的学科铺垫。这突出地表现在方法论层面。
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曼主编的《国际社会学百科全书》,从方法论层面将“社会调查”诠释为“运用有目的地
设计的询问方法搜集社会资料的过程”,强调调查中“要根据特定课题、使用问卷中标准化的提问,访问从调
查总体中抽取的样本。调查取得的资料通常在编码和校订之后再进行定量分析,以便提供有关变量的描述
性信息或寻求所研究的两个或多个变量间的关联或相关”④。不难看出,民意调查通过精心挑选的符合科学
抽样原则的样本以窥见总体民意的方法,在迈克尔对“社会调查”的诠释中已有十分完整的表述⑤。这揭示
了社会调查与民意调查的方法共享。由于中国民意调查的出现晚于社会调查,两者在方法上又出现如此高
的耦合度,因而研究者有理由推断,民意调查很大程度上是以社会学的发展为依托,在借鉴社会调查方法的
基础上,利用其他相关学科的学术与技术资源而逐渐发展起来的。
二ꢃ心理学发展对中国民调兴起的学科支撑
有可能是科学发展初期学科边界不明导致内涵延伸,早期社会调查被拓展至社会心理与民众意愿等主
观领域,以至近代国人的“社会调查”对象不仅包括客观的社会状况与自然资源,还把“刺取舆论,或征集文
卷,以求事物之实情”视为“调查”的重要内涵⑥。中国社会学的重要开创者孙本文在梳理社会学发展史上不
同流派时,曾将“注重社会的心理因素者”单独作为一个流派,并称国内社会学者中重视心理因素者有吴泽
①
WilliamL MillerꢀTheSurveyMethodintheSocialandPoliticalSciencesAchievementsꢀFailuresꢀProspectsꢀ68 按:该书在论述“社会
调查的兴起”时,将1920年代初界定为社会学者“在中国开始小规模的社会调查”,似缺乏时间上的前后照应。
费孝通《略谈中国的社会学》,《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1期,第3页。
②
③
④
⑤
⑥
李章鹏《现代社会调查在中国的兴起(1897ꢆ1937)》,第170ꢆ171页。
〔英〕迈克尔·曼主编《国际社会学百科全书》,袁亚愚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39页。
国外社会调查中“随机抽样”方法的运用,参见:李章鹏《现代社会调查在中国的兴起(1897ꢆ1937)》,第52ꢆ55页。
方毅等编校《辞源》上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酉集言部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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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勉ꢃ西学东渐与民意调查在中国的学科预备
霖、胡鉴民及他本人等①。在当时不少学者心目中,构成舆情及心理调查重要学科基础的是心理学,尤其是
其子学科(sub-discipline)社会心理学。虽然今日学者已将社会学与心理学做了此疆彼界划分,楚河汉界判
然两别,社会心理学者也罕闻讨论民意测验问题,但近百年前,正如社会学与人类学界限在学者认知中一度
不明一样②,社会学与心理学也严重交叉,民意调查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对心理尤其是社会心理的探寻③。
因而,学人在讨论近代民调的学科支撑时,没有理由将心理学及其在中国的早期发展弃置不顾。
“心理学”(psychology)一词系由古希腊词汇“灵魂”(psyche)和“知识”(logos)两个词合成,最早出现在
1
6世纪
,据说是菲力普·梅兰契逊在《灵魂论》一书中首创,后来鲁道夫·高克莱尼斯使用拉丁文“心理学”
(psychologia)为其著作命名,但真正让“心理学”概念被人们广为接受的是沃尔夫,他在《经验心理学》和《理
性心理学》中首先使用德语“心理学”(psychologie)一词,后来鲁斯齐首先使用英语“心理学”(psychology)一
词④。关于“心理学”的定义,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的界说较为经典:“心理学是关于心理生活的现象
及其条件科学”,他认为心理与意识相关联,而意识的功用在于指引有机体适应环境;由于意识有流动性,他
以“思想之流、意识之流或者主观的生活之流”对其加以描述⑤。经过詹姆斯等人的界定与阐释,“心理学”成
为研究心理现象及其发生规律的科学。
就中国而言,有学者认为,中国虽未发展出现代意义上的心理学,但汉字包含传统文化对“心理”认识的
基本元素,每个带“心”部的汉字,从汉字“表意”立场观察,都有丰富的心理内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
点⑥。移植到中国的佛教文化,也被认为有类似表征。这些认知不免牵强。尽管中国传统世俗和宗教文化
包含有某些心理认知元素,却都与现代心理学差距甚远。
作为现代西学的一个分支,心理学于19世纪末被引进到中国。1897年,孙家鼐编印《续西学大成》,划
分西学门类书籍,列出18种书目,其“文学”类中,《心智略论》、《心学公理》等书赫然在目,说明当时学界已
把心理学作为“文学”学科对待。当然,并非所有人都认同这种带有官方色彩的分类。1898年,康有为刊印
《日本书目志》,按照“学科”分类,将日本书目分成15个门类,心理学被列入“格物学科”,即今人所谓理学门
类⑦。这一分歧,或与心理学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文理交叉学科性质有关,姑置不论。
中国第一部用汉文撰写的心理学著作,是江苏师范学堂使用的《心理学》,由江苏宁属学务处于1906年
出版。次年,王国维翻译的霍夫丁著《心理学概论》(OutlinesofPsychology),交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既是
商务印书馆最早出版的心理学著作,也是中国首部汉译心理学著作⑧。
在中国心理学及民调学的学科发展史上,张耀翔是一位关键人物。张耀翔为湖北汉口人,1913年考上
清华学校,插班高等科三年级,两年后由清华保送赴美留学,先后就读安麦斯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获心理学
硕士学位。他酷爱心理学,视之为“我的宗教”⑨。在张耀翔和国内心理学界同仁共同努力下,中国的心理学
以及与此相关的民意调查得以起步。被一些学者视为“中国首次民调”的北京高师1922年校庆期间的“心理
①
②
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潘公展、叶溯中主编《当代中国学术丛书》,第239页。
费孝通《关于人类学在中国》(1993年8月9日),《费孝通全集》第14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3ꢆ264页。
③
1922年,北京高师在张耀翔主持下进行的民意调查就是以“心理测验”为名,详见后文讨论。
④
⑤
⑥
⑦
⑧
叶浩生主编《西方心理学的历史与体系》,第63页注①。
威廉·詹姆斯《心理学原理》(全新译本),郭宾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44页。
刘毅玮《西方心理学的传入与中国近现代心理学科的发展》,第28ꢆ42页。
刘毅玮《西方心理学的传入与中国近现代心理学科的发展》,引言第4页。
张耀翔对此颇为感慨。他写道:“最奇者,王为国学大家,何故对西洋心理学感觉积极的兴趣? ……便是由‘性善性恶’的讨论引起的。他有
一时期很注意这问题。他见古来论性的多反对矛盾,因断定性为超出吾人知识以外者。这种议论,从前论性的人都未道过。他生在现代,有
机会和新学接触。他注意西洋心理学,不过将早年已注意的问题转个方向研究罢了。兼究中西心理学者,以王为最早。可惜他晩年的兴趣
不在这一方面,不然,融合古今、贯通中外心理学之伟业,或已由他发动了。”参见:张耀翔《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史略》,张耀翔《心理学文集》,第
2
15ꢆ216页。
⑨
任思蕴《张耀翔:以心理学在中国的普及为业》,《文汇报》2020年12月27日第26726号,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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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验”,就是由张耀翔主持举办的①,他也因此成为中国民意调查最重要的开创者与实践家
。他对心理学及
民调学的突出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成立心理实验室,研究社会心理与民意。张耀翔回国后的第一件事是筹建北京高师心理实验室,时间
大概在1920年。实验室可容纳10人进行心理测试,张耀翔将他从国外带回及陆续添置的仪器放置其间,
“装满了两个玻璃柜”。他曾表示:“这个心理实验室要算中国很早的一个。”他没说他的实验室是中国最早成
立,应该符合事实。因为与张耀翔创办心理实验室同时,南京高师也同样有心理实验室的创建。1940年,张
耀翔曾回忆说:“1920年是中国现代心理学史上一个重要年份。是年南北两高等师范同时成立心理实验室,
到今年整二十年。中央大学原为南高师所改组,刻正庆祝其事,并出纪念特刊。”②相比之下,1917年,陈大齐
在北京大学创建的心理实验室,更有可能是中国首创③。然而,无论是否首创,南、北数个不同心理实验室的
成立,为心理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了试验研究的基础,则无可争议。
2.组建心理学会。1921年夏,借南京高师举办暑期教育讲习会之机,由学员签名发起成立中华心理学
会,邀请心理学教授参加,并在南京高师大礼堂开成立会,通过简章,选举张耀翔为会长兼编辑股主任,陈鹤
琴为总务股主任,陆志韦为研究股主任,廖世承、刘廷芳、凌冰、唐钺等为指导员,邰爽秋、吴定良、戴应观、胡
昌才等为干事,并议决总务和研究两股办事处设在南京高师,总会及编辑股办事处设在北京高师。这是中国
第一个心理学学术机构。1936年,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在南京成立。同年,上海心理学教授发起成立两个组
织:一为公开心理学讲演会,成立后曾假青年会大礼堂作系统讲演10次,总题为“心理学与人生”,演讲人为
心理学的10位教授,听众始终踊跃;二为校际心理学辩论会,参加者有暨南、光华、复旦及沪江四校教员,共
比赛两次,成绩都很好。此外,旅沪西人于1939年成立上海心理卫生协会,讲授精神病学,并设问题儿童诊
察所,一些中国心理学者曾加入该会。④
3.创办心理学专业期刊,并整理编成《心理学论文索引》一书。自南京参加中华心理学会成立会返京后,
张耀翔一面安排编辑部邀约专家担任撰述,一面商请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在陆伯鸿、左舜生等人热心赞
助下,经四个月筹备,1922年1月,中国第一种心理学杂志《心理》在上海面世,学界耳目为之一新。张耀翔颇
为自豪地说:“吾杂志总算占先,在东方堪称为最早的了。”《心理》杂志共出14期,发表论文150篇,计140万
字。1922年,张耀翔在《心理》杂志创刊号上刊载的《中国学者心理学之研究》一文,收录该刊论文题目、出
处、作者姓名及内容提要,连同以往16种著名杂志关于心理学的论文,凡113篇,编成索引并摘要介绍;后又
通过继续调查,截至1931年已将调查的杂志扩增至67种、论文作者431人,共计论文851篇,并整理编成
《心理学论文索引》一书,为学者研究心理学提供了极大便利。1935年,中央大学《心理半年刊》出版,由艾伟
主编,这是中国第二种心理学杂志。1936年,大夏大学出版《心理季刊》,章颐年主编;北平出版《中国心理学
报》,陆志韦主编。 这些心理学研究期刊的创办,为心理学,也为基于心理学的民意调查,提供了学术交流
和成果发表的平台。
⑤
.出版心理学著作。1922年以后,中国出版的心理学专书渐多,至1927年每年平均约出版7种;1928
4
年至1937年全面抗战前,平均每年约出版12种;即便在日本全面侵华、国家社会极端艰难的1939年也出版
了9种;截至1940年8月,中国共出版心理学著作311种。通过调查整理,张耀翔于1940年出版了《中国心
理学的发展史略》一书,成为这一系列著作的集大成者。他分析指出,这些著作分编著与翻译两类,编著类约
占55%,翻译类占45%;以科目计,所出著作中教育心理最多,共64种,包含学科心理10种、约占全部18%,
①
持此观点的喻国明教授论述说,1922年11月14日,北京高等师范(即今北京师范大学)召开成立14周年纪念大会和成绩展览会,在张耀翔
主持下,该校心理学研究室就当时的若干时政热点问题对来宾进行了一项民意测验,测验结果在《晨报》上公开发表,“这是我国首次关于民
意测验结果的报道”,此后,“类似的民意测验便不断出现”。参见:喻国明《解构民意:一个舆论学者的实证研究》,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
1
4页。
②
③
④
⑤
张耀翔《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史略》,张耀翔《心理学文集》,第216页。
刘毅玮《西方心理学的传入与中国近现代心理学科的发展》,摘要第4页。
张耀翔《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史略》,张耀翔《心理学文集》,第223页。
当时的心理学专家如陆志韦、陈鹤琴、廖世承、谢循初、艾伟、陈大齐、曾作忠、樊际昌、赵演、沈有乾、庄泽宣、余家菊、朱君毅等都曾参加撰述。
参见:张耀翔《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史略》,张耀翔《心理学文集》,第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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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勉ꢃ西学东渐与民意调查在中国的学科预备
心理测验次之,包含心理统计。①
对民意调查的兴起而言,心理测验(psychometrictests)尤为关键。首次将其方法传入中国的可能是心
理学者克雷顿(Creigton)。克氏于1915年来华,曾在广东用机械记忆、条理记忆、交替、比喻等心理测验法
试测500人,这是目前所见心理测验最早输入中国的记录。1918年来华的华尔科特(Wollcott),在任清华学
堂讲席时,曾用修正后的“比纳智力量表”(BinetIntelligenceTest)测试该校四年级学生。受外国学者影响,
1
920年
,廖世承、陈鹤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尝试用心理测验法测试考生,并开设测验课程,合编《智
力测验法》一书,虽偏重智力测验,但使用的测验方法,为民调提供了有价值的技术参考②。
在心理学及其测验方法传入中国并获得一定发展的背景下,民初社会曾发生过三次有关心理问题的“论
战”③。其中,第三次即1923年的“测验论战”,与民意调查有明显的方法论关联。通过论战,国人对心理学
以及心理测验的认知得以深化。民国时期产生过重大影响,成为后来民意测验典范的北京高师1923年民
调,以“心理测验”命名④,亦说明心理学与民意调查的学理与方法论关联。
上述种种,共同构成中国民调得以问世,并逐渐朝着专业化、职业化门槛迈进的重要学科基础和方法论
前提。在民调孕育过程中,不同学科交叉融合至关重要。由于社会学重视调查,心理学注重测验,“调查”与
“测验”结合,民调的基本手段得以具备,加之早已传入中国的现代统计学作技术支撑,民意调查在中国的兴
起遂初步完成了学术铺垫与学科预备。
三ꢃ近代国人对民意调查的认知与接纳
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近代国人对民意调查的认知程度如何,囿于传统的国人能接纳民调这一舶来品
吗? 回答这一问题,需依赖历史文献。但是,目前所见国人对民调认知的文献不多,仅有的一些也并不一定
是作为中国民调兴起的前期思想学术铺垫面世,而是在民调已然兴起后的推广普及过程中,为让更多国人认
知民调内涵并参与民调而加以介绍的。其内容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分析民调与推进现代民主政治的关系;二
是介绍民调的方法;三是记述包括民调机构在内的国外民调概况。尽管文献数量偏少,但聊胜于无,谨述论
如下。
(一)对民调与民主政治关系的认知
近代国人的民调知识大多来自国外,故论及国内民调往往首先提到国外,而英、美等国举办的各种民调,
尤其是大选民调及其理论方法,又每每成为当时国人效法的“楷模”。
1923年1月,控制北京政权的直系军政领袖宣布年内举办大选。为探测民意,东南大学成立总统选举
委员会,举办总统“草选举”(strawvote)。为表明宗旨,委员会发表《举行草选举宣言》,开篇即介绍“草选举”
在国外的实施情况,称西方国家每当大选之际,在校学生纷纷举办“草选举”。所谓“草选举”,乃选举前的民
意测验或模拟选举。测验之时,各政党已推举出总统候选人,开始竞选。各政党为赢得“草选举”,八方运动,
学校成为重要游说对象,校内竞争之烈,俨如党争。举办者宣称,“草选举”的结果不仅可展示部分民意,也可
引起一般民众对国家政治的兴趣,“意良而法至善也”⑤。因为有此认知,东南大学的总统草选举,基本仿照
美国校园的大选民调方式进行。
1946年底,在当局宣称推行宪政,即将举办“国大”代表选举的背景下,《上海文化》刊载《美国的民意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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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另据张耀翔统计,截至1931年,中国学者共发表心理学论文851篇,散见于67种定期刊物内,其中编著类约占4/5,翻译类占1/5;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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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7年所发表者,虽续有记录,惟不完全;战后杂志多归停顿,纵有少量出版,也因流通不畅,只好暂置不论。参见:张耀翔《中国心理学的发
展史略》,张耀翔《心理学文集》,第217、221页。
燕国材《中国心理学史》,第650页。按:克雷顿(JE Creigton),美国人,生于1861年,美国心理学会的创始人之一,1902ꢆ1903年曾担任
美国心理学会主席〔参见:“ObituaryꢅProfJE CreigtonꢀꢌNatureꢁNovember15ꢀ1924ꢂꢅ724〕。但有关克雷顿来华从事心理测验一事,
目前仅见国内中文著作言及,国外文献未见记载。故燕国材书中的Creigton,是否就是美国心理学教授JE Creigton,还有待查证。
这三次心理论战为:1.心灵论战,参加者有陈大齐、陈独秀、易乙玄等,其意见在《新青年》发表;2.本能论战,参加者有郭任远、李石岑、严既澄
等,其意见在《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及《学灯》发表;3.测验论战,参加者有张师石、陆并谦等,论战各方意见在《学灯》上发表。参见:张耀翔
《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史略》,张耀翔《心理学文集》,第222页;燕国材《中国心理学史》,第646ꢆ6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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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翔《高师纪念日之“民意测验”》,《民国日报·觉悟》1923年1月14日,第4张第1版。
《东南大学选举总统详记(云骥自南京寄)》,《民国日报》1923年1月22日,第1张第2ꢆ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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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验》一文,介绍美国的选举民调与民调机构,该文指出:美国此次参众两院议员选举,又使民意测验的工作非
常地活跃起来。在过去十年中,民意测验已逐渐成为一个重要工作。它推测选举结果,测验人民对各种问题
的意见,如同正式选举投票一样成为美国民主的特色之一。有几百个组织为确定美国人民对当前诸问题的
意见,设立民意测验的永久性机关。这些机关有的仅及全州,有些则具有全国性规模。用投票方法测量民意
趋势,被认为是一种科学。美国最著名的民意测验机关是盖洛普民意测验所,该所于1935年成立。当时,洛
克菲勒基金会捐款给普林斯顿大学,盖洛普民意测验所遂得以成立,致力于研究投票程序和投票结果。另一
类组织似为“全国民意研究所”,系菲尔特基金在但维尔大学建立。①
不仅如此,国人对国外民意研究所通过民意测验探知民众对国家性质的认知也曾发生兴趣。1947年
初,《民意》月刊发表文章称,国外一家民意研究所及其在法、荷、瑞典及挪威分所鉴于各国对“民主”解释分
歧,举办了一次有多国民众参与的民意测验,以了解被调查者对民主政制的解释及何者属民主国家。测验结
果显示,多数被调查者投票认为英、美、瑞士、瑞典系民主国家,苏联、南斯拉夫、波兰、西班牙等得票较少。在
答复何为民主时,多数被调查者认为民主系人民主持政府,或人民有权决定主持政府之人,各反对党有表示
意见之自由及作政治活动之权利;有部分人认为民主即自由,尤其是言论及集会自由;还有一部分人将民主
解释为平等,即无种族、阶级或团体歧视或分别。②
受国外选举政治和民意调查的影响,1948年,在国民政府总统、副总统选举前夕,《现代农民》杂志将民
意测验作为表达对现实政治认知的工具,借以表示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满,声称:“国家是人民的,国家的事体,
本应由人民大家来解决,然而中国的真正老百姓的意思却从来无从表现。本刊的读者概是一些居住乡村,纯
洁而无党派偏见的人民,因此我们相信,如果由本刊来举办一个民意测验,一定可以得到比较真确的民
意。”③在大选期间,《中国新闻》曾举办“草选举”,将“民意”的自由表达上升到公民“义务与权利”的高度④,
见其对民调与现代政治关系的认知。
二)对民意调查技术手段的认知
可
(
从1922年开始,民调在近代中国经历了27年的发展。随着民调逐渐推广,近代国人不仅对其政治价值
予以认同,对民调技术手段的认知也有大幅提升。
1949年1月,余日宣在《民主的工具:民意测验》一文中对民意调查技术做了分析,指出:“如果测验民
意,要得到相当的成功,对于命题,须注意下列四点:(一)问题须重要,有意义。(二)问题须切身,有利害关
系。(三)问题所用字句,须清楚,须肯定,不多费思索,语义不容双关。(四)问题须平衡,可以作比较,不得偏
于任何方面。如测验是用通信方法,人民愿彼此研究讨论、交换意见,并非不可,但是写答案时,不得直接或
间接用胁迫的手段,更不得代作答案,或将答案写好,请人署名,以表示赞成。”他还注意到国外一些民意测验
“甚不可靠”的现象,并以1948年美国的大选为例———“几乎所有的测验,都认为杜威当选有最大希望,而他
竟落选”———作原因分析:(一)民调参与人数太少,不能代表多数;(二)参与者仅限于知识阶级,或仅限于某
种或某数种职业,不具有代表性;(三)参加的人把测验当作儿戏,取笑他人,并非慎重其事。他进而强调,测
验即便成功,民意业已清楚表达,也不意味着当局必须采纳或实行测验结果。因测验结果可分三类:第一类
可行,如沪江大学民调,多数同学赞成提前大考,提前放寒假,提早开学;第二类需要考虑,或经过若干时间的
筹备,始能实行;第三类只是投票人的一种愿望、一种表示,如此次沪江多数同学赞成联合政府。尽管如此,
他仍认为:“民意测验,如办得好,对于行政当局,是一种指南针。”⑤余氏所论,与近代民意调查学者反复强调
的情况基本吻合。
最引人瞩目的是,时人对国外民调趋于成熟期所用“抽样法”基本原理和方法的分析介绍。前引《上海文
化》刊载之《美国的民意测验》一文指出:在美国,民意测验所由全国性的专业机构管理,雇佣访员,提出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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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室《美国的民意测验》,《上海文化》1946年第11期,第65页。
本刊资料室辑《国际政治动态:民意测验解释民主》,《民意》(福建永安)1947年第6卷第1/2期合刊,第13页。
《乡下民意测验结果》,《现代农民》1949年第12卷第1期,第13ꢆ14页。
《本刊举行民意测验希望读者踊跃参加:谁当大总统?》,《中国新闻》(南京)1947年第1卷第7/8期合刊,第7页。
余日宣《民主的工具:民意测验》,《沪江新闻》1949年1月12日第15期,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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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勉ꢃ西学东渐与民意调查在中国的学科预备
问题,征询意见。这些访员在总所聘用的心理学家、统计学家及其他专家指导下工作。调查问卷上的题目均
精心设计,避免发生偏见。每个问题都经过心理实验室的实验后采用。问卷一经制成,便交给受过特别训练
的访员。他们用这些问题询问某一类采访对象。采访对象和问题一样,精心择选,务使他们能像“样品”一样
代表全体。这些“样品”在详细研究户口表、选民登记册与家庭报告等文件后选定。研究表明,以100人作测
验对象,答案结果可能有15%的错误;以900人作对象,错误率为5%;以10000人为对象,错误率为1.5%,
0000人以上,错误就减少到非常有限了。因此,最好的全国民意测验选取的“样品”总是在1500与6000人
之间(具体数目视问题的性质而定)。测验结果的汇集,10天即可完成;若用电报测验民意,48小时便能得到
准确的调查结果。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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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的是被称为“配额抽样”(quotasampling)的调查方法。在1940年代,这一方法虽未发展到与
随机抽样(randomsampling)配合互补的成熟度,但也十分有效,在国外民调中不乏成功先例,是国外民调开
始走向成熟的标志。文章对这一方法的介绍分析堪称准确。可惜受国内外环境的影响,近代国人认识这一
方法较晚,实践中运用这一方法的民调罕有其闻,留下遗憾。②
(三)对国外民调信息传播、成果发布及调查经费来源的认知
就实质而言,民意调查乃公共舆论调查,英文的“民意”与“公共舆论”本是同一词汇(publicopinion),因
而民调又与传媒有密切联系。前引《上海文化》刊载之《美国的民意测验》一文,介绍美国的民调并推介盖洛
普公司出版的一本有关民意调查的著作,并引用盖洛普的话说:“下列二件事实已使国事研究者满意:(一)一
国人民所关心的重要问题的新闻已在报纸上占有主要地位。(二)客观的民意测验报告与分析,足以加速民
主的进展。”文章特别强调民调与传媒的关系,指出:尽管民意测验被认为是重要的民主设施,但它的成长“却
以新闻价值是赖”,遍及美国的民意测验所为近百家报纸所支持,它们都有“公布测验结果的特权”,这些报纸
代表共和党、民主党与其他独立政党。不仅如此,作者还注意到民意测验机构与教育机关的密切合作,称后
者已以大部分时间研究测验技术,这是民意调查得以发展的重要支撑。
对于民意调查机构的成果发布、调查经费等,该文也作了介绍。关于成果发布,文章以著名的以其主持
人埃尔莫·卢柏姓氏命名的民调机关为例指出,该机构调查研究结果的发表渠道为《幸福杂志》;关于经费,
文章指出,1940年,克劳斯雷领导的选举测验的经费是由登载测验结果的报纸负担。③
以上事实表明,随着国人对民意调查的价值、意义与方法、组织的认知渐趋成熟,民调这一新生事物在中
国的发育生长已具备重要的主观条件。
四ꢃ结论
清季以还,随着西学东渐全面展开,国人对源于域外的近代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的认知逐渐深化。在此
过程中,社会学传入中国,知识界开始接触社会调查及其方法,调查之风在中国广泛兴起。
就对象而言,科学意义的调查(survey)被区分为客观与主观两类。社会状况与自然状况调查,如人口调
查、经济状况调查、资源矿藏调查等,均属客观类。此类调查兴起后,很快蔚然成风。而一旦风气形成,在社
会学学科边界未明的当时,势必扩展到社会心理(socialmentality)和公共舆论(publicopinion)等主观调查
领域,后者即包含所谓“民意调查”。在中国,尽管民调稍晚于客观类社会调查与自然资源调查出现,却受到
社会与资源调查的环境烘托和方法启示。
近代民调的另一重要学科基础是心理学。清末民初,心理学传入中国。与社会学注重调查不同,心理学
强调测验,其早期发展,尤其是日趋成熟的心理测验方法,为民调兴起提供了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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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年
,中华民国建立,国家政制转型,号称共和民主的新政体平地而起。这一政体标榜实施宪政、主
权在民、普遍选举,赋予人民参与政治的权利,享有思想及个人意志表达的自由。受此激励,国人的民主意识
增长,对国家问题的自我诉求外显。这促使其密切关注国家政治与国外民调,研究民调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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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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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室《美国的民意测验》,《上海文化》1946年第11期,第65页。
有关民调技术的比较分析,参看:佐藤彰、铃木荣、船津好明《民意调查》第二、三章,第21ꢆ63页。
资料室《美国的民意测验》,《上海文化》1946年第11期,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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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分析国外民调的实践及其变化,认同民调的价值与意义,初步具备了接纳作为舶来物的民调的主观条件。
在社会学、心理学等民调重要学科基础及技术手段在中国基本发展成熟的背景下,在国人对民调已有一
定认知的前提下,近代意义上的民意调查终于在中国落地生根。如本文开篇所述,中国近代最早的民调出现
在1922年前后①,距今刚好过去100周年。
回顾其兴起的历史具有学科总结与人文纪念的双重意义。
,
WesternLearninginChinaandtheDisciplinaryPreparationofOpinion
Polls
YangMian
SchoolofBusinessꢀSichuanNormal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101ꢀChina
AbstractInthelateQingDynastyandtheearlyRepublicofChinaꢀsociologywasintroducedtoChinaꢀ
andthetrendofinvestigationsweptacrossthecountryEarlyChineseinvestigationsweremainlyfocused
onobjectiveareassuchassocialconditionsandnaturalresourcesTodayꢀresearchersstillmainlyfocuson
thisaspect Howeverꢀitispossiblethattheuncleardisciplinaryboundariesintheearlystagesofthe
spreadofWesternlearninginChinaledtotheextensionoftheconnotationofꢍsocialinvestigationꢌtosub-
jectiveareassuchassocialpsychologyAtthesametimeꢀpsychologywastransplantedtoChinaꢀandwith
theeffortsofearlypsychologistsꢀpsychologyinChinamadesignificantprogressDuetotheemphasisof
sociologyoninvestigationꢀthestatisticalmethodsusedareadoptedbypollstersPsychologyfocuseson
testingandaimstoexplorethesocialandpersonalpsychologyandwishesThecombinationofꢍinvestiga-
tionꢌandꢍtestingꢌandtheacceptancebymodernChineseofthevalueandmethodologyofopinionpolls
popularinforeigncountrieshaveprovidedatleastabasicacademicfoundationanddisciplinarypreparation
fortheriseofopinionpollsinChina
Keywords WesternlearninginChinaꢎopinionpollsꢎdisciplinarypreparationꢎsociologyꢎpsychology
[责任编辑:凌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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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杨天宏《中国首次民意调查考》,《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3期,第124ꢆ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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