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卷第4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
SocialSciencesEditionꢂ
2
023年7月
Vol50ꢀNo4
Julyꢀ2023
禁囤抑价: 年蒋介石查禁
940
1
四川粮食囤积的努力
陈ꢃ默
ꢃꢃ摘要:为抑制快速飞涨的四川米价,1940年7月之后,在四川省政府不断加强粮食管控的同时,蒋介石亲自主
导了查禁四川粮食囤积的行动。但是,此时川省囤米的主体已由商人扩展到社会多个群体,各阶层民众怀着不同
目的参与囤米,全面禁绝囤积遂成为一道难题。蒋介石一方面将查禁四川粮食囤积矛头直指各县潜在大囤户,下
令对其进行调查,以为下一步行动作准备;另一方面又对涉嫌囤积的官员加以持续调查和严厉训诫,并于12月处
决了背景相对单纯的成都市前市长杨全宇,以此暂时平息民愤。不过,蒋介石关于大田主和积谷户的普查行动,因
地主抵制、县府拖延等原因而进展缓慢;严查川省涉嫌囤积官员之举,亦因央地关系微妙而演变成一个极其敏感的
问题。蒋介石查禁四川粮食囤积中的顿挫,缘自国民党政权应对危机时在反应速度、治理水平和控制能力上的不
足。而禁囤抑价的成效甚微,导致朝野均不太认可蒋介石的努力,转而呼吁通过改革经济体制瓦解囤积居奇的基
础。此后国民政府实施的田赋征实政策,正与此相关,并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各地米粮的囤积。因此,并不能全部
以时人对蒋介石的批评来衡量其查禁囤积的意义。
关键词:查禁粮食囤积;蒋介石;四川;1940年;央地关系
DOI1013734ꢄjcnki1000-531520230714
收稿日期:2023-04-12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全面抗战时期粮食统制政策形成过程研究”(SC22B124)的阶
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默,男,四川成都人,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E-mailꢅcmhistory@scueducn。
全面抗战进入到1940年,大后方的经济、社会危机开始显现,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波及四川全省并逐渐蔓延
的米价飞涨,这样的米荒进而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抢米风潮,川省局面越发不稳。为解决四川省乃至全国的粮食
问题,国民政府于7、8月间筹划成立了全国及各省粮食管理局,尝试用“以量制价”的理论与“供销分区”的办法,
促进米粮的流通和供应。四川省粮食管理局自9月成立后,开始尝试逐步推行粮食统制政策①。与此同时,惯于
越级指挥、亲自主导的蒋介石,启动了另一项更为直接的平抑米价行动,希望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蒋介石所采取的办法,是严禁囤积居奇,以使足量食米回归市场,进而遏止米价涨势。查禁囤积是平抑米价
的常见做法。囤米一旦抛售,供求关系旋即发生变化,价格多会松动。如能抓住个别囤户公开处罚,亦可能产生
震慑作用,甚或引发米价下行。可是,查禁囤积也存在着诸多困难。参与囤积的,若不限于少数个体或特定社群,
厉行禁绝将会面临法不责众的难题;囤户尤其是积谷较多的大囤户,往往具有一定的社会背景和地位,能够规避
乃至对抗当局的禁令;涉嫌囤积的人中,部分还可能具有官方身份,民愤极大的“官囤”又将如何处置,也是一件棘
手的事情。事实上,在查禁四川囤积米粮的过程中,上述困难均次第显现,给主导查禁工作的蒋介石带来不小挑
战和持续困扰,他是如何应对的,其努力最终收效如何,而时人又是如此看待此次查禁囤积米粮行动的? 这些都
是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
①
参见:陈默《控制与失控:1940年四川省政府对川省米荒的因应》,《民国档案》2021年第3期,第122ꢆ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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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既有研究不同程度地讨论了1940年国民政府对于四川粮食问题的应对①,但是关于此次蒋介石亲自主导的
打击囤积行动,尚未见具体详实的专论。事实上,这同样是国民政府尝试解决四川粮食问题所采取的系列措施之
一,对于学界全面认识战时米荒尤为重要。1940年,蒋介石查禁四川囤米的努力之中,对战时国民党政权的反应
速度、治理水平、控制能力均有一定程度的体现,甚至国民党政权统治的底层逻辑也渗透其间。因而,探讨1940
年蒋介石查禁四川囤米的故事,其意义或不仅在于故事本身。
一ꢃ谁在囤积居奇?
既有研究表明,导致1940年川省粮食涨价的原因本来不少,通货膨胀、粮食歉收、实物地租、政府准备不足,
甚至枣宜会战失利而导致的军粮危机,均影响着四川米价的变化②。不过,囤积居奇较上述其他原因而言,显然
更能引发时人关注。8月14日,蒋介石的重要幕僚唐纵在日记中记道:“近来物价飞涨,人心浮动,咸谓非惩办囤
积居奇者,不足以平抑市价。”③蒋介石本人在9月11日的告川省同胞书中亦明言:四川的米价上涨,“是人为所造
成的”,经他“多方考查”,是“拥有粮食的人民”,“把粮食闭藏起来,不到市场上出售”的结果④。9月19日,《新新
新闻》的评论更为直接:“我们目前要解决粮价及一般物价问题,必须从解决囤积居奇问题入手。”⑤无论是在最高
统治者的观念里,还是在民间舆论的呼声中,米粮的囤积居奇仿佛上升为四川粮食问题的主因。对囤积居奇施以
打击,可以有效平抑米价,或是此间官民一致的看法,也成为蒋介石出手部署打击囤积居奇行动的缘由。
要禁止囤积居奇,首先要明确囤积居奇的主体,否则连打击对象都无法锁定。谁在囤积居奇? 这也是1940
年食米涨价之后官方和民间讨论不休的问题。该年年初,囤积之风刚起之时,大肆囤积的,多为经营米粮贸易的
商户。在3月14日抢米风潮中,饥民打砸捣毁的便是存米的仓栈⑥。但一波又一波的米荒到来之后,参与囤积居
奇的个人、群体与组织,便远远不止所谓的“奸商”,囤积的主体明显变得多元起来。这预示着查禁川省囤积米粮
的工作,恐将触及到相当广泛的社会群体。
1
940年夏、秋之际,从事囤积的主力,依然包括故意囤积米粮以提高米价、获取暴利的商人。尽管这些商人已
被当局列为重点打击对象,但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他们仍然铤而走险。时任军令部部长的徐永昌在7月11日日
记里记道:“四川粮贵非因粮缺,乃由富与(裕)商屯(囤)积居奇所致。”⑦商人们敢于顶风囤积,不仅缘于暴利,而且
与官方的惩罚力度不够有关。11月,农学家施中一便撰文批评道:“令人愤慨的是,只闻查获囤户,未闻如何加以
处惩,于是仗义检举的人相率却步,而囤积的奸商反更猖獗起来。”⑧之所以惩罚力度不够,在于不少“奸商”有后
台。早在7、8月份食米限价遭遇挫折、成都市内食米断供之际,作者“秤主”便指出,这“完全是有大官贵人作背景
的奸商,在那里操纵囤积居奇”⑨。
1
940年8月,全国粮管局成立之后,拟着手解决粮食问题,但“奸商”的囤积仍屡见不鲜。8月22日,唐纵发
现,“近来食粮问题,成为社会政治的严重问题,大家都知道奸商的囤积居奇”,以至于戴笠主张干脆“政府禁止粮
食商卖”,如此“奸商囤积,自然无用”ꢈꢇꢉ。《新华日报》对此现象更是深恶痛绝,抨击道:“今天米价的高涨不已,主要
的原因是在奸商巨贾的囤积居奇,乘机操纵,这是千真万确的结论”,物价上涨的“祸首”也是“那些有钱有势的奸
①
参见:简笙簧《卢作孚对重庆大轰炸粮价高涨的因应措施(1940ꢆ1941年)》,《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4期,第139ꢆ146页;许秀孟《国
家、社会与粮食:抗战时期四川省临时参议会有关粮食政策的讨论》,《“国史馆”馆刊》2012年第31期,第39ꢆ68页;郝银侠《抗战时期国民
政府应对粮食危机策略研究》,《民国档案》2013年第2期,第121ꢆ130页;叶宁《四川省物价平准处与抗战时期四川的米价平准》,《西南民
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第230ꢆ234页;黄雪垠《政府史视野下抗战时期国统区粮食危机原因再探析———以四川省
为中心的考察》,《江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第136ꢆ143页;叶宁《“囤积居奇”与“日食之需”:抗战前期成都粮食投机治理中的制度缺
失》,《民国研究》2018年春季号(总第33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06ꢆ220页;郑会欣《从议价、平价到限价———试论战时国
民政府管制物价的措施及其成效》,《史林》2021年第3期,第74ꢆ92页。
②
③
④
张梁任《四川省粮食管理之回顾与前瞻》,《西南实业通讯》1941年第4卷第5/6期合刊,第7页。
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1940年8月14日,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页。
蒋介石《为实施粮食管理告川省同胞书》(1940年9月11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1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
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211ꢆ212页。
⑤
⑥
⑦
⑧
⑨
《米价开放以后》,《新新新闻》1940年9月19日,第3版。
参见:陈默《阴谋、误判、解读:1940年成都抢米风潮中的反共摩擦》,《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第103ꢆ115页。
《徐永昌日记》第5册,1940年7月11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364页。
施中一《川西的米价与粮食管理》,《国讯旬刊》1940年第253/254期合刊,第18页。
秤主《又闹米荒》,《新新新闻》1940年8月10日,第8版。
ꢇꢈꢉ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1940年8月22日,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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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默ꢃ禁囤抑价:1940年蒋介石查禁四川粮食囤积的努力
商”,“必须对这些祸首先予以严厉的制裁”①。四川省临时参议会9月初的调查也认为,近期米荒的重要原因是
“
游资过多,奸商巨贾,乘机囤积居奇”②。
1
940年9月之后,商人的囤积行为仍未禁绝。王子壮在11月8日日记中记道:米价再度上涨的因素“人说不
一”,但“若干人以币价日落,囤米为生,尤其银行界、财阀、军阀,莫不竞相收存”的行为,是重要“主观因素”③。其
中,所谓的银行界和财阀,显然仍属广义的商人范畴。王子壮观察到,此时的游资也在进攻米粮市场,“自东亚局
势紧张,在香港之游资,原为逃避资本变为外汇者,现以国际形势不安,乃复返内地买卖粮米,购者愈多,物价大
涨”④。商人们一边偷偷囤积,一边将所囤食米销往粮价较高地区牟利。12月6日,署名为“掌子”的作者便控诉
称:“报载某大囤户,囤米三千余石,约值六七十万元”,拟“运往外县”⑤。成都市粮管会也于同日向《新新新闻》记
者抱怨:成都米价“有较附省产区价低,奸商竟贱价购成都米运往外县高价出售”⑥。
不过,1940年9月以后,另一个囤积主体,即城乡之间的大地主已悄然登场,极可能已取代商人,成为囤积米
粮的主力。这些大地主与掌握少量土地并参加劳作的小地主不同,其中的不少人实际居住在城市中。当新谷收
获、佃农将租谷交给他们之后,他们并不像过去一样将其售卖变现,而是匿而不出,坐等米价继续攀升,以便手中
的财富(粮食)不断升值。施中一就认为,9月之后的米荒是“人造的”,“在成都,以及邻近的几县,囤积居奇已成了
公开的秘密”,“成都平原十二县的三百八十万亩水稻田,十分之八不是农民的,因之年产白米七百六十万市担,至
少半数是属于城市里地主们的田租收入”⑦。另一位农学家沈宗瀚分析得更为透彻,认为此时的囤积居奇,“游资
过剩”已经不是主因,“四川全省大小市镇各种地主之普通囤积”才是主要因素,“较之仅在都市囤积,实有过之而
无不及”,而“此类地主,前多贮藏鸦片,禁烟以后,改贮粮食。且资力较富,融通亦多,粮食既贮,非至有利机会,不
愿随时脱手”⑧。显而易见,“贮藏鸦片”、“资力较富”的地主,也不是一般人,多数是各地的大富户。
大地主的囤积,极大地助长了米价的涨势。李紫翔专门算了一笔账:按照惯例,地主的地租大约占到稻谷收
成量的70%左右。当年收成新谷8800余万石,佃户得1571.7万石,半自耕农得1094.5万石,自耕农得1949.5万
石,而地主将得到4245.9万石,占到了当年新谷的48%。同时,4000余万石的陈谷里,按照75%属于地主计算,
约计3000万石存于地主手中。新旧稻谷合计,地主掌握了7245.9万石粮食。此时银行、商人、官吏还囤积了约
1
500万石粮食。所以,四川现有的12861.6万石稻谷中,被所谓“大户”控制的有8745.9万石,占到了总量的
6
8%。李紫翔直言:“这种握有百分之六八粮食总量的大户,多数是不需货币应用的或者是以发国难财为目的的
囤积者。”⑨
大地主囤积居奇的现象,至少延续到1941年7月粮食部成立前夕。1941年春夏之交,成都的粮食供应又出
现问题时,论者依然判断“成都粮食问题的症结,是由于某某三四个大地主,每家都有好几千担,甚至有好几万担
的囤积”,此类“大地主的囤积欲”是“无法填满”的ꢈꢇꢉ。
商人大量收购储存米粮,大地主将谷米捏在手里,其意图均是减少市场上米的供应,促其持续涨价以牟取暴
利。越涨越囤,越囤越涨,小地主渐渐也加入到囤积队伍之中,希望能够从此轮涨价中实现财富增值。1940年9
月1日,冯玉祥的秘书赖亚力敏锐地注意到此种趋势,他告诉冯玉祥:四川本地“谷物少的原因多是因为囤积居
奇,是大公司、大奸商、大官僚的囤积,小地主每人三、五十石的”囤积ꢈꢇꢊ。9月6日,在粮食会议上,四川省粮食管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社论《米价在高涨》,《新华日报》1940年9月7日,第1版。
《仓卒(促)平价,市场断流》(1940年9月),李竹溪等编《近代四川物价史料》,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300页。
《王子壮日记》(手稿本)第6册,1940年11月8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编印,第313页。
《王子壮日记》(手稿本)第6册,1940年11月22日,第327页。
掌子《大喊三声》,《新新新闻》1940年12月6日,第8版。
《市粮管会对记者谈半月来米价涨跌原因》,《新新新闻》1940年12月7日,第7版。
施中一《成都的米荒》,《中国农村》1940年第7卷第1期,第29页。施一中在文中还指出,“这些地主中的大户也就是私人银行的大股东。军
阀、地主和资本家是三位一体的”。
⑧
⑨
沈宗瀚《四川粮食之供给与米价》,重庆《大公报》1940年11月17日,第1张第2版。
李紫翔《如何解决四川的粮食问题》,《时事类编特刊》1941年第62期,第44页。按:以战时川西地区的租佃情况来看,李紫翔估计的70%地
租率,大致与实际情况相符。四川的地租率虽高,但小春产出(冬季作物)并不计入租佃,悉归佃户,佃户因之得以维持生计。参见:张杨《战
时财政扩张与租佃制度变迁:以川西地区为例(1937ꢆ1945)》,《抗日战争研究》2017年第2期,第72页。
ꢇꢈꢉ朱剑农《粮食问题与土地政策》,《中国农民》1942年第1卷第4期,第46页。
ꢇꢈ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5册,1940年9月1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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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理局副局长何北衡也指出,“目前所谓囤积亦甚散漫,欲查富户大量囤积亦少见”,认为相当数量的粮食尚在“农
人”手中①。大地主、大富户的囤积,和由小地主参与的更为普遍的囤积,可能是同步的。一位作者在11月写道:
“
据吾人所知各地有米之户,不仅大粮户有米不卖,即小粮户有米亦不肯轻易脱手,市场米既枯竭,米价乃逐步上
涨。”②
小地主囤积,对米价上涨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曾在农本局任职的经济学家翁之镛认为,若将1940年9月
之后四川省的粮食囤积仍归因于商人的囤积居奇,“言诚有理,实未尽然”,“而有其操纵之隐患者,则在于地主之
囤积”,而参与囤积的地主“分居城市乡镇”,“分计每人之量或不甚巨,合算分量之和则可惊人”;他还特别指出,四
川省粮管局实施供销分区措施所遭遇的困难与之相关,“以地主散居之广,握量之众,若用政治之力,使其已入而
复出;即令控制无懈,亦至费力耗时”③。结合文意分析,翁之镛所说的“地主”,更侧重于中小地主。经济学家张梁
任则认为,此时以小地主为主的囤积或许已成主流,“与其说是大囤户购买大批粮米囤积居奇,毋宁说是许许多多
大地主小地主普遍地囤积观望不肯出售。……至于自耕农,亦有不愿出售其粮食者”④。
与小地主同时成为囤户的,还有升斗小民,人数众多。他们或为趁机小赚一笔,或出于恐慌未雨绸缪。四川
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向楚在1940年10月便注意到“小投机家之产生”,受囤积的利益驱动,“一般稍有财力或信
用的无业流氓至公务人员,除自有资金外再向银行抵款或借贷以趋于囤积居奇之一途,此辈资本额虽不大,而人
数甚多”⑤。到了1941年春夏之际,财政学家杨寿标无奈地写道:“从商人地主的囤积以居奇获利,更进而发展至
一般消费者的囤积以保障消费”,“现在消费者囤粮的风气已非常普遍。以前隔数日向市场零购升斗之家,现在多
半已囤集三数石的数月食粮”⑥。
加上后文将要提到的囤积米粮官员,囤户已由单一的商人扩展至社会中多数成员。囤积米粮(未必都是囤积
居奇)在1940年秋冬之际似乎已成为各阶层民众参与的活动。这意味着囤积米粮的情况正在变得越来越严重。
需要指出的是,各个社会群体往往同时发力,让当局应接不暇,难以招架。1940年11月中旬,张群刚就任省主席,
也曾突击弹压囤积居奇,宣布“不惜以严刑峻法”⑦。但仅过数日,他的高压政策便告失效。因为市面上的米一降
价,很快就被买光了,购买者既有冒险“大款购买”的囤户,更有“心理不健康之市民,日观米价大跌,又恐复涨,遂
竞相购储,以防日后涨而出高价”,其结果依然是“米源少,米价愈见提高”⑧。
尽管各个群体囤积的目的各不相同,但他们的行为却非常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四川省粮食部门及国民政府
最高当局要及时掌握粮食囤积的实态已非常困难,原因在于:囤积的主体数月一变,各界的观察多来自事后归纳,
极少有专家预判到囤积主体的发展趋势,且这样的预判也未必能够及时传至蒋介石处。就蒋介石稍后的言论和
行为来看,他本人似乎并未充分意识到社会的此种病态及其严重程度。虽然蒋介石原则上支持四川省粮管局采
取“供销分区”等办法进行综合治理,以抑制米价涨风,但他更加倾向于一个简单的逻辑,即“在一县里只须严办几
个有势力的为富不仁之徒,粮食问题自然可以解决的”⑨。如此观念和做法,与各阶层民众广泛参与囤积的客观
现实,存在不小偏差。即便蒋介石可以限制并取缔某个群体的囤积行为,民众的普遍性囤积照旧存在,川省的囤
粮现象恐怕仍难以禁绝。
再退一步讲,当局对于特定群体囤积行为的打压,是否能做到令行禁止,同样存在着相当大的疑问。更何况
在当时的情境下,各县对于“几个有势力的为富不仁之徒”,并非说要“严办”就可以轻易严办得了的。
二ꢃ调查大田主和积谷户
①
《粮食问题谈话会记录》(1940年9月6日),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编《四联总处史料》(下),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第
2
62页。
②
③
④
⑤
柳建《米价问题》,《国讯旬刊》1940年第253/254期合刊,第18页。
翁之镛《当前粮食问题之剖视》,《中农月刊》1941年第2卷第1期,第22页。
张梁任《四川粮食问题》,重庆振华印书馆1941年版,第48页。
向楚《救济粮食及物价问题以利抗战提供意见用备抉择案》(1940年10月24日),四川省档案馆:民国四川省参议会档案,案卷号:民049-01-
1
862。
⑥
⑦
⑧
⑨
杨寿标《四川粮价问题》,《中农月刊》1941年第2卷第7期,第9页。
健庐(周开庆)《民国四川大事记》,《四川文献》1970年第92期,第39页。
《半月来米价涨跌原因》,《新新新闻》1940年12月7日,第7版。
蒋介石《粮食管理要点与县长的重大责任》(1940年11月12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7卷,第5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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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默ꢃ禁囤抑价:1940年蒋介石查禁四川粮食囤积的努力
禁止囤积以平定米价的办法由来已久。1940年春季,四川出现第一次战时米荒后,禁囤便成为川省当局的首
选。3月14日,成都抢米风潮发生后,蒋介石在四川的代理人贺国光便在成都城内实施封仓平粜,即:将囤积米粮
的仓库查封,然后向民众平价售卖所囤之米粮。随着成都城内公开囤积的商户查禁完毕,投机者们在其他地区继
续从事囤积米粮的勾当,导致封仓措施无从深入开展,米价再度上涨①。为平息第二轮涨风,四川省物价平准处
在7月初颁布限价令,同时通告勒令米商出售存米,增派军警查拿囤户,鼓励民众秘密举报囤户②。此次限价令意
外地破坏了粮食供需,导致市面无米供应。当局因忙于调集粮食运销成都,打击囤积的行动未能如计划开展。有
评论认为,“囤积居奇者,在平价过程中,实施封锁。一经开放,价钱抬高了,它们便撤销封锁……囤积居奇者已用
坚壁清野之计,战胜了政府”③。
所以,当1940年8、9月全国粮管局以及四川省粮管局相继成立并开始逐步推行粮食统制时,蒋介石又回到
了打击囤积的老路,相当程度是此前贺国光、四川省物价平准处禁囤工作的卷土重来。针对此前行动的不足,蒋
介石亲自调整禁囤的方案:查禁囤积不再囿于成都一地,须在全川范围内展开;鉴于川省广土众民,此前一百三十
余县的囤积情况尚不得而知,因而需要先从调查入手,查禁囤积的工作将基于调查结果开展。和此前禁囤行动所
针对的商人不同,此次蒋介石将调查的对象确定为川省各县的大田主和积谷户,虽无法解决民众广泛参与囤积的
社会问题,但将囤积的主力军“大地主”作为目标,亦算部分把握住了问题的重心。
具体调查工作由蒋介石亲自部署。早在1940年8月蒋指示制定粮食管理办法时,便要求各县召集各乡镇、
士绅、校长、米商组织“谷米存户调查会”,并设立登记处,“使之自动呈报登记”,迫使粮户不得“隐漏”,并威胁隐瞒
不报者“一经查出充公”④。9月1日,他又制定计划,明确要“严查囤积居奇之富豪”⑤。9月3日,蒋介石电令贺
国光:“速令川省产米各区之专员及县长,每县查报其最大田主与藏谷数量最多之富豪五家至十家,其地名、人名
与大概之数量,限本月十五日以前,一律详报到省勿误”⑥。蒋介石的这个办法,接近一次全省大田主和积谷户的
普查,凡可能隐匿米粮的大地主、大富户,皆预先被视为嫌疑对象记录在案并受到监控。对于当局而言,调查是查
禁囤积的关键一步,如能顺利实施,各县大囤户得以确定,便能作到精准打击;反之,则可能陷入无的放矢的窘境。
对大田主和积谷户来说,此次普查预示着打击囤积的行动将接踵而至,自会竭力规避、抵制甚至反抗。这导
致调查工作一开始便出师不利。到了蒋介石规定的1940年9月15日之限期,各地并未呈报调查结果。蒋介石对
此“殊堪痛愤”,向贺国光下达指令,规定新的最后期限为10月20日,届时“办理无成绩”或对此项调查工作“表示
怀疑犹豫而奉行不力”的县长乃至专员都应予以撤职甚至以抗命问罪。因为在蒋介石看来,各县县长乃至保甲长
都是“有余粮之人”,故其“上下串通,一致隐匿不报”;他还认为川省当局对此督导不够,命令“省府立下决心,彻底
痛惩”,嘱咐贺国光“此事万勿以寻常视之,切盼负责办成”⑦。
此后一个月间,川省大多数区县仍迟迟没有呈交各县地主、富户的“地名、人名与大概之数”。调查工作踯躅
不前,倒未必缘于蒋介石所认为的“上下串通”。1940年10月14日,四川省粮管局局长嵇祖佑解释道:“各县县长
囿于一隅之见,率多偏重地方情感,对于所颁命令规章阳奉阴违,并未贯彻执行,犹复取巧搪塞振振有词,以为卸
责推诿,驯至因循敷衍相习成风。”事实上,县长们自身未必囤粮,只是惮于得罪当地富户,不敢将实情呈报。至于
蒋介石所批评的川省当局督导不够,嵇祖佑亦未回避责任,他主持的四川省粮管局根本无力推动各项工作的开
展,各种压力之下,他主动向蒋介石呈请辞职⑧。到了10月20日这个新的规定期限,各县依然没有呈报调查结
果。此时的蒋介石已有些无奈,只得于10月22日再次电询贺国光⑨。贺国光在10月25日回复称:“查报存谷大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陈默《米荒、米潮二重奏:1940年成都的粮食危机》,《抗日战争研究》2019年第2期,第50ꢆ67页。
《贺秘书长昨谈平抑米价》,《新新新闻》1940年7月12日,第7版。
《米价开放以后》,《新新新闻》1940年9月19日,第3版。
《蒋中正电示张群各省县粮食管理及收购谷米办法》(1940年8月3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档号002-010300-00037-002。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9月1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
《蒋中正电贺国光令各产米区专员及县长查报最大米主富豪与藏谷者》(1940年9月3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档号002-
0
10300-00038-010。
⑦
《蒋中正电贺国光转令各行政区专员县长实施粮食管理有奉行不力者撤职论罪》(1940年9月27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
档号002-010300-00038-049。
⑧
⑨
《嵇祖佑签呈准予开去本兼各职》(1940年10月14日),四川省档案馆:民国四川省人事处档案,案卷号:民042-02-2704。
《蒋中正电贺国光查复前令四川省府调查各乡镇存谷大户情形》(1940年10月22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档号002-
0
10300-00039-048。
18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户,共七十八县,其余未报各县已经电催,俟报齐汇呈”①。相对四川省137个县的总量来说,占比仅56.9%,完成
度确实不高。
1
940年11月初,蒋介石决意派张群接替他本人担任四川省主席,并拟“追问各县大田主与囤米户”,继续推动
调查工作进行下去②。他于11月12日在重庆对来渝参加粮食会议的各县市长发表讲话,鼓励他们“一定要查出
储粮最多的地主与大户,每县五家或十家……十天之内,一定要把这个名册直接地呈报上来”,不可“仍旧避开藏
粮最多与最有势力的大户不报”,若地方官员“包庇贪污,畏惧强梁,还配说革命抗战吗”③? 蒋介石对张群表达了
他对川省各县县长的强烈不满,但又不得不将呈交调查结果的截止日期推迟至11月30日,宣称:“前令省府每县
查明其各县最大地主与最多积谷之户五家至十家,至今时逾一月,尚未呈报,尤以成都城内以及第一区各县长对
于此事更为怠忽,务令于本月内限期呈报到渝,如有阳奉阴违,或其所报不实,则必治该县长以贪污欺蒙重罪勿
贷”④。在收到张群的回复之前,蒋介石甚至开始越级追问各个县长。11月24日,蒋介石给陈布雷发出手令,限
重庆附近的县长直接将“各县积米大户五人至十人”于该月26日之前直接报送侍从室,“否则以违令论处”⑤。
张群对于蒋介石的迫切心情体会甚深,他上任后即加大了催逼所属各县呈报的力度。四川省粮管局在1940
年11月27日转发省政府催问的电报后,指示各县注意“查考该市县土地陈报册、积谷捐册、粮册及过去囤粮捐
册”,并要求从这些数据中将“凡收谷在五百市石以上之粮户于本月卅日以前具报”⑥。依照这样的办法,似乎可以
更直接定位隐匿的地主和大户。但是,11月30日,张群的回电却表明调查情况仍不乐观:松潘等6个县并不出产
谷米,而“成都、自贡两市住户,其田产多在市区以外,调查较需时日”;已完成统计的95个县,其报告“已先行汇册
航呈”,但仍有36个市县“或尚未报到,或所报不合,已电饬令另报”⑦。蒋介石规定的第三次截止呈报期限,实际
上已失效。
延至1940年12月10日,陈布雷终于将四川省等处传来的各县报告汇总,向蒋介石作了初步汇报,但仍有成
都、自贡2市和27个县未能呈交合乎规定的报告。陈布雷对此十分痛心,称此次调查,“多数县长,尚能遵照钧
谕,破除情面,认真查报,但亦有一部分县长存心敷衍,对于豪绅大户,大抵避开不报,而所报数字又皆笼统平均,
甚或不遵命令、规定之指示,显系畏难隐瞒”⑧。蒋介石对此结果亦难接受,除了给调查情况较优的17个县县长嘉
奖记功两次外,对于“呈报不合、成绩最劣”的10县县长予以撤职或记过两次处分,对于尚未遵令具报的20余县,
要求省府据实查明后,再行决定是否惩罚⑨。自1940年3月以来,四川省打击囤积的行动从未中断,到该年9月
之后,蒋介石更是亲自部署了针对囤户的普查,但过程及成效已如上述,实在谈不上理想。
蒋介石亲自督导对大田主和积谷户的调查,意在通过打击各地囤粮最多的豪富以平抑米粮价格,却未能达到
预期目的。这既受到川省基层社会权力关系的制约(各县政府惮于得罪地方豪富),又存在技术上的不足(各县既
存簿册未必齐全可靠),还与地主们的“巧妙”逃避有关。在1940年12月,蒋介石发现,竟有地主将粮食存于佃户
家中躲避调查的情况ꢉꢈꢇ,致使查禁四川囤积米粮的努力陷入困境:不仅各地的潜在囤户无法锁定,而且接下来的
打击行动也因失去目标而难以展开。
①
②
③
《贺国光复蒋中正查各县存谷大户》(1940年10月25日),台北“国史馆”:国民政府档案,档号001-087000-00002-002。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11月10日。
蒋介石《粮食管理要点与县长的重大责任》(1940年11月12日),秦孝仪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7卷“演讲”,第507ꢆ508、510
页。
④
⑤
⑥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手令张群为前令查明各县最大地主与最多积谷之户至今未报限令呈报》(1940年11月14日),台北“国史馆”:国
民政府档案,档号001-016142-00021-013。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手令电催四川省各县长遵循粮食管理要点速报地主与积谷户》(1940年11月24日),台北“国史馆”:国民政府档
案,档号001-087000-00002-004。
《四川省粮食管理局代电转饬各县局遵照查考五百石之家于本月卅日前具报由》(1940年11月27日),四川省档案馆:民国四川省粮政局档
案,案卷号:民092-01-1537。
⑦
⑧
《张群复查各市县查报大田主及藏谷最多富豪一案》(1940年11月30日),台北“国史馆”:国民政府档案,档号001-087000-00002-002。
《陈布雷呈蒋中正为四川省各县大户每年收粮或田亩总表情况》(1940年11月30日),台北“国史馆”:国民政府档案,档号001-087000-
0
0002-005。
《川省各县调查囤粮大户蒋委员长分令奖惩》,重庆《大公报》1940年12月24日,第1张第2版。
ꢇꢈꢉ《蒋中正电张群为调查粮食应注重地主存于佃户处粮食并奖励密告者》(1940年12月11日),台北“国史馆”:国民政府档案,档号001-
87000-00003-002。
⑨
0
188
陈默ꢃ禁囤抑价:1940年蒋介石查禁四川粮食囤积的努力
虽然蒋介石未能有效解决大田主和积谷户囤积米粮的问题,但处置另一个参与囤积的特殊群体,即参与囤积
的官员,对他而言似乎要相对容易一些。蒋介石确实也惩处了个别囤积的官员,以至于后世一些研究者把打击官
员囤积视为其查禁囤积的一个成就①,但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
三ꢃ打击官员囤积与处决杨全宇
自1940年春天米荒初起之时起,便有不少官员营私舞弊,暗中囤购米粮牟利。虽然当年7月16日国民党中
央已经饬令“严禁中央及地方公务人员经营商业及投机囤积居奇”②,但仍有官员置若罔闻。社会舆论沸沸扬扬,
民间抗议之声不少。蒋介石本就痛恨官员囤积,此刻为平息民愤,更是将注意力转移到检举和惩罚官员们的不轨
之举,但打击囤官并不比调查囤户容易。
各级官员参与囤积,在抗战时期并不鲜见,但就四川而言,其中部分“囤官”在川省敏感的政治环境中则格外
特殊。全面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西迁陪都重庆,虽大大加快了四川的“中央化”进程,但当地有实力的军政人物对
于国民政府时常掣肘,甚至尝试过武力威胁,因此,在1940年前后,蒋介石在四川的地位并不稳固③。强势的川省
地方军政人员,或身居高位,或扶植代理人从政,而他们及其代理人又多热衷于囤积粮食。唐纵、徐永昌、王子壮
对此均有深切的认识,判断所谓的“军阀”是操纵粮价的黑手,王子壮甚至认为“军阀”囤粮有“密拆政府之台”的用
意④。这一状况,让三令五申禁止囤积的国民政府和蒋介石陷入两难境地:打击他们,可能激化矛盾,因而投鼠忌
器;而放过他们,又难抑囤风,难平米价。
两难之中,蒋介石采取了相对稳健的策略。
一方面,蒋介石表现出绝不姑息的态度。1940年7月下旬,爆出四川省物价平准处某些负责官员暗中囤积的
新闻,而省平准处处长嵇祖佑恰是刘湘的旧班底、四川政坛颇有根柢的人物。消息传到重庆,政界哗然。唐纵在
日记中记道:“委座曾令省政府组织物价平准处,稳定价格。孰知评价之人,即系操纵之人”⑤。蒋介石在7月24
日给黄季陆的电报中明确指示,“对于党政军人之有囤积者,更应彻查密呈”,并要求四川省党部组织各地士绅、读
书人和学生参加调查,“先使社会成为一种公论,而使有力富豪党政军人员不敢囤积居奇与袖手旁观也”⑥。7月
2
9日,蒋介石复训示贺国光:“物价平准处又率皆敷衍塞责,不能切实执行评价任务。甚或闻蓉市物价平准处各负
责人员,竟为当地多数著名之囤户……平价处尤须严加整顿,不容有丝毫弊端存在。”⑦
另一方面,蒋介石尽量回避与地方实力人物爆发冲突。1940年8月14日,他手令四川省政府,要求将军事委
员会与行政院“取缔各地殷实富户及一般公务人员囤粮居奇”的布告“分发各县市张贴”⑧。此处的“一般公务人
员”,显然与川省的“强人”存在着区隔。嵇祖佑的四川省物价平准处在8月16日一口否认了负责官员参与囤积
的指控,“至于职处各负责人员为当地多数著名之囤户,究系何人,百思未解,拟请转恳明予指示”⑨。蒋介石对此
亦未再追究,此事遂不了了之。
尴尬的是,蒋介石在四川的代理人、负责调查四川省物价平准处的贺国光,随后卷入了涉嫌囤积米粮的漩涡,
蒋介石不得不对他予以申斥。蒋介石于1940年9月26日致电贺国光,在抱怨了其打击囤积不力之后,更言辞严
厉地质问他:“此时如不拿出良心彻底究办几个贪污与富豪,不仅无以对人民与中央,而且兄等之信用与名誉以及
个人之生命恐将不保,外间纷纷传说兄之同乡亲友,亦有此种囤积舞弊在内,故兄不敢彻查,究竟如何,希即详
①
参见:陆大钺《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粮食问题及国民党政府的战时粮食政策》,《民国档案》1989年第4期,第102页;罗玉明、李勇《抗战时期国
民政府的粮食统制政策述论》,《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132页。
②
③
④
《饬知严禁中央及地方公务人员经商投机囤积居奇》(1940年7月16日),《中央党务公报》1940年第2卷第29期,第13页。
参见:黄天华《四川政潮与蒋介石的因应(1937ꢆ1940)》,《历史研究》2017年第2期,第88ꢆ106页。
参见: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1940年7月24日、9月10日,第144、156页;《徐永昌日记》第
5
册,1940年7月11日,第364页;《王子壮日记》第6册(手稿本),1940年11月8日,第313页。
⑤
⑥
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1940年7月24日,第144页。
《蒋中正电示黄季陆筹备粮管局宣传并切商查缉囤积与发动驿站运输》(1940年7月24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档号002-
0
10300-00036-040。
⑦
⑧
⑨
《蒋中正致贺国光快邮代电》(1940年7月29日),李竹溪等编《近代四川物价史料》,第288页。
《川省粮价高涨军民交困》(1940年8月),李竹溪等编《近代四川物价史料》,第291页。
《四川省政府第一科签条》(1940年8月16日),李竹溪等编《近代四川物价史料》,第288页。
18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报”①。至于贺国光的亲戚参与囤积一说,实事出有因。成都坊间传说,该市的平价米销售处处长姓贺,系贺国光
侄子,此人以次充好,贪污米粮②。贺国光自辩称,此纯属误会。因7、8月间实施食米限价,导致城内无米,他特意
从城外购入食米,低价出售给平民,乃是“不惜买贵卖贱,作亏本生意”,而民众不明真相,将其购米行为理解为囤
积居奇。他致电蒋介石称:“原不愿专任省政,既为钧座效力,冀能分劳分怨,今谣言四起,有口难辩,敢请派人彻
查,如发现分毫不轨,请以军法从事。”③贺国光此次涉嫌囤积之事,本值得玩味,其舞弊之事亦恐系子虚乌有。但
谣言之起,确与当地的权势人物有关。中共川康特委的报告,就明言这是川军将领所为④。
打击官员囤积,与此时微妙的中央、地方关系相互牵连,变得相当难以处置。官员囤积米粮的行为,因之屡禁
不止。一些并无深厚背景的官员,也参与其中。1940年9月30日,全川保安司令刘兆藜承认:“非特一般奸商囤
积居奇,甚至公务人员亦有此种贪渎行为者,妨碍民生,影响抗战”⑤。11月25日,《新新新闻》的评论文章称:日
前成都米价狂涨,“确为少数败类公务人员,假借机关名义,藉公营私所造成”,并指斥道:“国家之败,由于官邪
…
…是否仍然是刑不上大夫,负责的当局当然更是比较我们明白”⑥。12月前后,四川的米价高企,而打击“囤官”
的行动亦未能如愿推进。对于蒋介石来说,若再不能有效地取缔囤积,尤其是禁止官员们的囤积,沸腾的民怨恐
将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
曾昭抡对此作了分析,指出成都米荒引发“一班市民对于少数人的怨咒”,以致“报纸上的社论和短评,也竭力
主张‘借头政策’! 甚至这个头应该向谁去借,字里行间,都可以按图而索”⑦! 时任四川省民政厅厅长的胡次威回
忆称:此时四川粮价频涨,人心不安,甚至有报纸刊出《借人头平粮价》的社论⑧。在时势推动之下,蒋介石亟需破
获一个“官囤”大案,以正视听,以平民愤。1940年12月4日,蒋介石称,“余粮囤积不售者,应先从官方舞弊者开
始”;12月8日,他再次强调,要“限期侦捕囤积之官吏”⑨。这时,成都市前市长杨全宇囤购小麦的案件正好出现,
遂为蒋介石所利用。
杨全宇,四川西充人,曾任四川省教育厅长等职,1938年8月担任成都市长,至1940年9月杨全宇解除职务
后,赴重庆听候另用,在新成立的大川银行任挂名董事长,并利用在银行工作的朋友欧书元的关系,购得小麦数百
石,以求获得利益,但数月后被人举报,东窗事发ꢈꢇꢉ。据军事委员会的布告称,“兹查有前成都市长杨全宇,身任地
方高级官吏,亦竟不顾抗战大局与后方民食,于本年九月在职期间,勾串大川银行渝分行经理欧书元、合川万福臻
粮行经理李佐臣,冒用福民面总厂名义,购囤小麦,达数百石之多……将该杨全宇处以死刑”ꢈꢇꢊ。在蒋介石的干预
下,军事委员会在1940年12月底依照战时军律将其枪决。
对于蒋介石来说,杨全宇是一个最为“合适”的枪毙对象。因为此时的他已无靠山可以凭恃,且与各方势力交
恶。杨全宇虽然是老资格的国民党员,但却是改组派出身,当年出任四川省教育厅厅长一职系由汪精卫推荐ꢇꢈꢋ,
而1940年的汪系身份人物正处于尴尬之中。杨全宇在四川的支持者乃同乡王缵绪ꢈꢇꢌ,可王缵绪恰与其他川省将
①
《蒋中正电诫贺国光彻查崇宁县溢收一千石米粮下落并查抄成都囤积行户》(1940年9月26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档号
02-010300-00038-046。
0
②
③
④
杨泽本《前成都市长杨全宇被杀始末》,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成都文史资料》第29辑,成都出版社1996年版,第372页。
王聿均访问、张朋园纪录《贺国光先生访问纪录》,《口述历史》(台北)第7期(1996年6月30日),第42页。
《程子健在延安给中央的报告———一年来川康政治形势与党的工作》(1941年8月29日),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印《四川革命历史文
件汇集(特委、省委文件)(一九四〇年ꢆ一九四七年)》甲12册,1989年印行,第513页。
《公务员也在囤积》,《新新新闻》1940年9月30日,第8版。
⑤
⑥
⑦
⑧
⑨
掌子《操纵米价公务员是谁?》,《新新新闻》1940年11月25日,第8版。
曾昭抡等《滇康道上:滇康旅行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57页。
胡次威、杜岷英《蒋介石枪毙杨全宇》,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编《海上春秋》,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161页。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12月4日、12月8日。
ꢇꢈꢉ关于杨全宇案件本身,可参见:王超然《抗战时期中央控制地方之再思:以蒋中正对杨全宇、吴肇章囤积案的处理为例》,《“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集刊》(台北)第89期(2015年9月),第141ꢆ143页。
ꢇꢈꢊ《奉委员长电令通令所属为处囤积居奇之杨全宇以死刑并布告周知以昭炯戒一案令仰遵照由》(1940年12月28日),《四川省政府公报》
1
941年第3期,第16页。
ꢇꢈꢋ邓汉祥《四川省政府及重庆行营成立的经过》,政协全国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63年版,第118
页。
ꢇꢈꢌ《川康特委报告书———一九三七至一九四〇年七月》(1940年8月20日),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印《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特委、省
委文件)(一九四〇年ꢆ一九四七年)》甲12册,第198页。
190
陈默ꢃ禁囤抑价:1940年蒋介石查禁四川粮食囤积的努力
领不同,态度亲近蒋介石,不敢反对其决定,且身在前线,也无法替其缓颊。此前四川省物价平准处发生弊案,杨
全宇毫不含糊地指控该处“承办人员,复有上下其手。违法舞弊之事,商民交病,怨讟四起”①,自然导致嵇祖佑及
相关地方人物对他的仇视。此外,坊间还盛传杨全宇与代表中央的贺国光关系紧张,多次顶撞后者,以致有人怀
疑此次他囤麦事发,便是贺国光所设圈套②。除掉这样一个无人保护、四处树敌的高官,政治上的风险极小,而舆
论上的收益甚大,蒋介石的苦心孤诣由此可见一斑。
以死刑加诸杨全宇,的确量刑过重,以致一些人士对此表示不安和惋惜。杨全宇囤粮数量不算巨大,且所囤
小麦并非食米,加之其囤粮之时已非现任官员(与布告所言不同)。据说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就认为,对杨判决死
刑,于法于理皆有不合③。张澜还为杨撰写了挽联:“诸大夫皆曰可杀,微斯人吾谁与归”④。农本局局长何廉在得
知杨被处决的消息后认为,“即使他罪有应得,也应当按正当的法律手续处理”⑤。
但是,蒋介石的“借头”手段还是收到了一定的震慑效果。政府内部一些人认为,这有助于遏止囤积之风。经
济部长翁文灏就认为,此举可能会震慑囤户,“不知其他囤积者反响如何”⑥?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王子壮则颇为
振奋:“中央既决定严办,则此辈民蠹应逐一执诸法网……以此精神,继续严办,物价自当日趋于平。民生或可稍
苏。”⑦行政院参事陈克文私下虽认为杨全宇可能是牺牲品,“他囤的麦子虽不过三百石”,但“处死的作用却是不小
的”⑧。
舆论界也不乏叫好的声音,粮食危机甚至随之得到片刻纾解。《革命日报》声称,“杨全宇处死刑后,一般囤积
者大起恐慌,纷纷抛售”⑨。作者“秋凡”观察道:“杨全宇伏法后,粮食与物价已显得相当平稳:不低落亦不继续上
涨。”ꢇꢈꢉ《东南日报》还专门刊登讽刺文章,称杨全宇可以去地狱接着当市长ꢊꢈꢇ。农业经济学家李紫翔评论说,“最近
杨全宇的正法,自然可以予囤积居奇者一警告”,并期待征购囤户的粮食与惩办囤户并举,“粮食以及一般物价问
题的解决,是颇易收到效果的”ꢈꢇꢋ。
不过,枪毙一个卸任市长,所能起到的震慑作用毕竟无法持久。从事囤积的官员们与他们背后的势力偃旗息
鼓片刻后,便会故态复萌。1940年11月8日,经济学家林兆波便撰文称:相较于商人和小资产阶级,此时“真正大
量积谷者多为有关系机关之‘奸官’,他们利用其特殊地位,大批收买,把市价抬高”,甚至“他们还利用这种取缔积
谷的法令,去勒迫商人和小资产阶级出售其囤积,俾免以后在市场上竞争价格,以妨碍他们的暴富计划”ꢈꢇꢌ。而且,
“借头”或可以平息民愤,但无法长期遏制粮食涨风。随着粮价复涨,批评的声音也悄然出现。贺国光就暗地里抱
怨粮价涨得更快ꢇꢈꢍ。全国粮食管理局副局长何北衡也说,“蒋介石杀杨全宇的头并没有起到作用,粮食情况照样
一天比一天糟”ꢇꢈꢎ。
与几经延宕的大田主、积谷户普查相比,蒋介石打击官员囤积的行动,因杨全宇被处决,总算略有小成。然
而,明眼人都看得出,这样的“借头”和真正禁绝官员囤积,进而打击其背后的地方势力之间,尚存在非常大的距
离。进入1941年,囤积之风方兴未艾,当局对于数量众多的潜在大囤户迄无办法应对,川省囤积粮食的问题始终
未能解决。国民政府对于囤积居奇行为的重拳出击,要到1941年5月《非常时期违反粮食管理治罪暂行条例》颁
①
②
杨蔚、陈敬先《成都之米市与米价》,《经济汇报》1940年第2卷第10期,第1189页。
高少儒《1940年成都米荒案纪实》,成都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成都文史资料选编:蓉城杂俎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63页。
按:杨全宇的女儿,在建国后也坚持这种说法。参见:《艾芜全集》第16卷《日记》1951年1月3日,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0页。
高兴亚《蒋介石杀杨、杨、程实况》,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0页。
张澜《挽杨全宇》(1940年12月),谢增寿等编《张澜文集》上(1911ꢆ1946),群言出版社2013年版,第161页。
《何廉回忆录》,朱佑慈等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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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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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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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⑨
李学通等整理《翁文灏日记》,1940年12月23日,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81页。
《王子壮日记》(手稿本)第6册,1940年12月23日,第358页。
陈方正编校《陈克文日记(1937ꢆ1952)》上册,1940年12月23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版,第691页。
《杨全宇殷鉴囤积者恐慌》,《革命日报》1940年12月25日,第2版。
ꢇꢈꢉ秋凡《论管理食粮与平抑物价》,《力行月刊》1940年第3卷第1/2期合刊,第5页。
ꢇꢈꢊ何奏《吊杨全宇》,《东南日报》1941年1月6日,第4版。
ꢇꢈꢋ李紫翔《如何解决四川的粮食问题》,《时事类编特刊》1941年第62期,第47页。
ꢇꢈꢌ林兆波《当前后方粮食问题之商榷》,《经济商业期刊》1941年第1期,第42页。
ꢇꢈꢍ胡次威、杜岷英《蒋介石枪毙杨全宇》,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编《海上春秋》,第161ꢆ162页。
ꢇꢈꢎ杨泽本《前成都市长杨全宇被杀始末》,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第374页。
19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布之后,才体现出力度①。
四ꢃ关于瓦解米粮囤积基础的讨论与田赋征实的落地
至1940年年底,蒋介石查禁四川囤积米粮的努力,虽取得了部分进展,但距离其预设的目标还有很长一段路
要走。其原因在于:当局未能及时感知到囤积主体的扩大,低估社会不同群体囤积粮食的狂热情绪;关于各县大
田主、积谷户的调查,受制于多种因素,相当数量的县份执行不力,普查未能如期完成;取缔官员囤积的行动,困于
国民政府与川省特殊的关系,只是揪出了一个已没有实权、囤积数额不甚巨大的卸任官员。上述种种问题,体现
出战时国民党政权应对危机能力的缺陷。如果国民党政权应对危机时这样的缺陷少一些,蒋介石查禁四川粮食
囤积的努力,或许会是另一种结果。
战时国民党政权应对危机能力的缺陷,主要表现为其反应速度、治理水平、控制能力等方面的不足。国民政
府不仅是对于米粮囤积恶化程度的判断,滞后于囤积的实际发展,其关于囤户的调查和取缔官员囤积的进度,也
远远跟不上米荒的蔓延速度。综观国民政府在1940年应对粮食危机的举措,总是缓慢而低效,导致公众极大的
不满,希望政府的动作“雷厉风行”,“恐怕一迟再迟”②。反应速度迟缓,是国家治理水平低下的一大表现。而国家
治理水平的低下,更体现在国家治理缺乏规划上。全面抗战爆发已达数年,各县的粮食调查报告和防止官员囤积
的措施始终阙如,乃至国家对于整个粮食管理工作仍未进行周密计划,危机来临时自然就只剩招架之功了。经济
学家粟寄沧就直言,“假如我们于抗战初起之时,即对全国粮食的运输与配销加以相当的管理,则今日的粮食问题
当不致发生,即令发生也不会像现在这样严重”③。国民党政权控制能力的薄弱,既在于各县政府无法深入基层
社会,又在于中央政府面对地方实力派时的弱势,这是“半集中主义”的国民党政权的典型特征④,而此特征恰制
约了其治理水平和反应速度的提升。
当时朝野内外对于上述国民党政权的痼疾已有一定了解,不过,时人并未将其视为蒋介石禁囤抑价遭遇挫折
的主要原因。更多人认为蒋介石的努力之所以成效不彰,缘于他的措施如同杯水车薪,未能从根本上瓦解囤积居
奇的基础。这样的看法或许有一定道理。民国缺乏政府监管、基本依赖市场的自由经济体制,在战时相当程度上
成为囤积居奇的温床,商人、地主、不法官员乃至一切有产者正是利用这套体制的漏洞参与囤积。基于此种现实,
朝野内外不少人士转而主张从经济体制改革着手,以釜底抽薪的方式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们主张,欲制止囤积
居奇,需要限制有产者的利益,变更租佃方式和土地制度,甚至改变土地所有制结构,将土地收归到国家手里。质
言之,推行经济体制改革,才可能摧垮囤积米粮的基础,解决粮食问题。
且不说中共及左翼人士“积极扶植雇农、佃农和自耕农,孤立农村囤积粮食的大户地主”的呼吁⑤,相对中立
的专家、学者也强调须打破地主对粮食的占有。比如1940年11月,农学家施中一就批评“从表面上取缔囤积,禁
止操纵”的做法,建议“从社会经济诸关系去着眼”,其“第一步必须实行金融和地租的统制”,改实物地租为货币地
租,即“佃农改以现金纳租”,以杜绝地主掌控米粮的现象⑥。1941年1月,经济学家翁之镛的意见则与之相似,但
步子迈得更大,认为保障米粮的供应,“必先改革现行租田制度,舍此实无善法”,因为“内地租谷制度,仍极流行,
实为封建经济依存之屏障,更为商业经济发展之阻力。谷入地主之手,大减流通之量”,他倡议“租佃制度由谷租
而改为钱租”,甚至考虑推行“由公家代向佃户收谷,易钱代缴地主以应得之租金”,这样“谷已入公家之手。且握
巨量可资使用”⑦。稍后,中华职教社成员王达三更直接提出“改善土地所有与使用关系”的主张,因为“四川地权
集中,远胜各省”,而“粮食集中地主,供需关系辄易受其操纵”,“今后为调整粮食之供需关系,对此面第一步应行
改善租佃制度,使粮食不太集中,第二步应实行创制自耕农,使耕者必有其田,俾免利弃于地之弊”⑧。
国民政府内部也不乏激进的意见。立法院院长孙科于1940年11月30日在立法院发表演说,倡议贯彻“总理
的民生主义经济政策”,由国家掌握粮食甚至土地,即农民将地租“不要直接交地主,都缴到国家收谷机关”,“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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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顾寿恩《战时粮价问题》,国民图书出版社1942年版,第47页。
掌子《可恶的囤户》,《新新新闻》1940年12月7日,第8版。
粟寄沧《论战时粮食管理政策》,《行政与训练》1941年第1卷第2期,第42页。
关于“半集中主义”,参见:李怀印《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ꢆ1949)》,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292ꢆ298页。
《如何解决粮食问题》,《新华日报》1940年12月14日,第1版。
施中一《川西的米价与粮食管理》,《国讯旬刊》1940年第253/254期合刊,第19页。
翁之镛《当前粮食问题之剖视》,《中农月刊》1941年第2卷第1期,第22页。
王达三《四川粮食问题的剖视》,《国讯旬刊》1941年第259期,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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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默ꢃ禁囤抑价:1940年蒋介石查禁四川粮食囤积的努力
向国家索租时,国家给他一半现钱,其余一半,给他建国蓄储券”,禁止私人售卖粮食,“使由土地所产生的余财,动
员起来,转移到国家手里”,“建设国家之费,除羊毛出在羊身上,由地主阶级以及一切有钱的人负担外,别无他
法”①。孙科的观点,事实上已涉及到基本经济制度。一般被认为是国民党内政治倾向偏右的唐纵,也提出欲查禁
囤积,须从经济体制改革下手的主张。1940年8月22日,唐纵认为商人囤积居奇屡禁不止,缘于“政府没有把对
资产阶级的依赖性拔除”;9月10日,唐纵抱怨粮食管理部门没有明确查封地主的存粮,是他们打算“利用这般地
方上的土豪”,并沉痛地指出,“我们的政策,依然放在资本家、地主、土豪劣绅基础上,米荒的基本原因,是无法解
消的”;12月5日,在听了孙科的演说后,唐纵更是大加称赞:“平均地权,把土地渐渐归诸国有,国家变为大地主,
还怕没有钱用么?”②
令人费解的是,虽然朝野几乎一致赞成动一动“地主阶级以及一切有钱的人”的蛋糕,连蒋介石本人也赞同孙
科的倡议③,但国民政府的实际操作却是与经济体制改革绕道而行,属于唐纵所说“仅在技术上用工夫”之范畴④。
至1940年底,蒋介石本人主导的查禁囤积粮食的行动,仍停留于借助行政命令尝试修修补补,其采取的措施虽较
过去有所强化,但事实上始终没有回应调整经济体制的呼吁。国民政府终究没有真正地尝试“平均地权”,虽然时
人均断定孙中山的这条遗教可能有助于解决迫在眉睫的粮食问题。
宣扬却无法落实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回避“平均地权”的经济体制改革,恐怕是此间国民党政权统治的底层
逻辑。这样的逻辑相当程度上源自国民党政权战时窘迫的财政状况。如美国学者西达· 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所说,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国民政府主要依赖“容易征收的城市财政收入”,但“迁都到重庆后,由于失去了
可以征税的大城市,国民政府转而寻求应急手段”,其中之一便是“通过地方士绅间接地从西南地区的乡村经济榨
取税收”⑤。此处的税收,其主体部分来自与田赋相关的各种税捐。既然财源上须借助乡村社会有产者的力量,那
么自然不能轻易动摇后者赖以生存的经济体制。
国民党政权政治上的困窘,同样是此种统治逻辑的肇因。如前所述,迁至重庆的国民政府,时刻受到四川地
方势力的威胁。而这些地方势力在经济上拥有特权,势必排斥经济制度的改革。1940年前后,国民政府在盐、煤、
糖等行业甫试行生产统制,立刻遭致其强烈抵制,刘文辉讥其为经济独霸政策,是在破坏西南经济⑥。蒋介石和
国民政府因担心地方势力的反弹会威胁到其统治,会潜意识地回避可能影响其政治安全的做法。
不过,受制于此种逻辑的小修小补,在实践中确实受挫,预示着国民政府不得不尝试存在风险的经济体制改
革。进入1941年后,经过半年的摸索,国民政府在春夏之交确定实施田赋征实这一相对温和而有效的改革路线。
田赋征实,从表面上看是农业税征收方式的调整,尚未涉及租佃方式、土地制度的更动,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经济
体制改革,但国民党仍将其定义为“奠立民生主义经济制度之初基”⑦。且从实效来看,田赋征实在一定程度上起
到了类似经济体制改革的作用,即土地虽然没有收归国有,但国家实实在在地掌握了土地产出的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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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1年7月之后,四川等省开始实施田赋改征实物政策,经济体制调整的成效开始显现,囤积粮食的基础渐
渐瓦解。12月,广东省主席李汉魂认为,政府通过实物税掌握大量粮食后,“可随时出其所有调剂盈虚,供应市场,
平抑粮价,而藏匿竞购操纵之风,可戢止”⑧。与此同时,经济学家冯大椿也直言此前政府无法遏止囤积米粮,原因
在于“政府不能把握大量粮食”,而改征实物后,“一方面减少地主和农民积藏余粮的数量,他方面遇有囤积居奇使
粮价上涨的时候,政府便可推出大量粮食,实行公卖。调节市场,使粮价稳定”⑨。粮食部于1943年9月在国民参
政会上的报告亦印证了上述观点,明言田赋征实的作用之一,在于“使粮食之囤积居奇、投机操纵逐渐绝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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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科《粮食问题与抗战建国》(1940年11月30日在立法院演讲),《政声月刊》1941年第2卷第5/6/7期合刊,第41ꢆ45页。
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1940年8月22日、9月10日、12月5日,第150、156、179ꢆ180页。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12月10日。
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1940年12月19日,第181页。
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02ꢆ303页。
《川康特委报告书———一九三七至一九四〇年七月》(1940年8月20日),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印《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特委、省
委文件)(一九四〇年ꢆ一九四七年)》甲12册,第205ꢆ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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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五届八中全会宣言》,《政训月刊》1941年第3期,第57页。
李汉魂《田赋改征实物的理论与实际》,《行政干部》1941年第2卷第7/8期合刊,第5页。
冯大椿《田赋征实与稳定粮价》,《行政干部》1941年第2卷第7/8期合刊,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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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略为平稳”①。
从结果来看,朝野之间对于蒋介石禁囤抑价的批评自有其道理,田赋征实等手段亦更有助于瓦解囤积居奇的
基础。然而,不能以此全部否定蒋介石试图查禁四川米粮囤积的意义。稍加梳理自1940年3月大后方粮食问题
爆发以来国民政府持续应对的经过,可以发现禁囤抑价与最初的封仓平粜、7月的强制限价以及9月之后的分区
供销颇为类似,其本身皆可能是遏止米荒的良法,却都受累于战时国民党政权应对危机能力的缺陷,最终未能奏
功。另外,换个角度来说,国民政府为管理米粮所进行的全部努力和所有尝试,皆是在不断“试错”中探索解决之
道的过程。蒋介石禁囤抑价的实践,为1941年后的粮食管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并非徒劳无获。
ChiangKai-shekꢀsEfforttoSuppresstheFoodHoardingofSichuanin1940
ChenMo
SchoolofHistoryꢀSichuan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65ꢀChina
AbstractInordertocontrolthericepriceinSichuanꢀChiangKai-shekledaseriesofactionstosuppress
thefoodhoardingwhiletheprovincialgovernmentenhanceditsfoodmanagementafterJulyꢀ1940 The
mainbodyofricehoardinginSichuanhadbeenexpandedfrombusinessmentomultiplesocialgroupsꢀand
individualsofdistinctiveclassesstoredricefortheirdifferentpurposesThusthecompleteprohibitionof
foodhoardingseemedtobeatoughtask OnonehandꢀChiangstartedaninvestigationonpotentialfood
hoardersofthosecountiesinSichuanꢀasapreparationofhisnextmoveOntheotherhandꢀhelaunched
aconstantprobeonthesuspectofficialswhomightgetinvolvedinthehoardingꢀandexecutedthedefense-
lessformermayorofChengduꢀYangQuanyuꢀthehoarderofwheatꢀastocomforttheangrymass
Chiangꢏsinvestigationonfoodhoardersmadeprogressataslowpaceduetotheboycottfromlandowners
andthepoorefficiencyoflocaladministrationsꢀatthesametimehisprobeonthesuspectofficialsgotrath-
ersensitivebecauseofthedelicaterelationsbetweenthecentralgovernmentandSichuancliquesTheset-
backofChiangꢏsattemptsresultedfromKuomintangregimeꢏsweaknessinresponsespeedꢀgovernance
levelandsocialcontrolPeopleinandoutofthegovernmentdidnotappreciateChiangꢏseffortsandthey
urgedareformationofeconomicsystemtoeliminatethefoundationofthathoardingLaterꢀastheconse-
quenceofthatdiscussionꢀlandtaxcollectinkindpolicyhauledthefoodhoardingtosomeextentpeopleꢏs
criticismofChiangꢏsactionsshouldnotbeconsideredastheproperevaluationofhiseffortstosuppressthe
foodhoarding
KeywordssuppressthefoodhoardingꢐChiangKai-shekꢐSichuanꢐ1940ꢐcentral-Sichuanrelations
[责任编辑:凌兴珍]
①
《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二次大会粮食部报告》(1943年9月),刘楠楠选辑《国民参政会历次大会之粮食部工作报告选编(上)》,《民国档案》
021年第3期,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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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