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卷第6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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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SciencesEdition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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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年11月
Vol50ꢀNo6
Novemberꢀ2023
司马错与蜀道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司马错入蜀及其重大历史意义”学术研讨会综述
刘朋乐ꢃ蔡威
2023年8月17-19日,由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办、《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
辑部协办的“司马错入蜀及其重大历史意义”学术研讨会在四川省广元市召开,来自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人
民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湖北大学、西南大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西南民族大学、成
都体育学院、重庆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院、四川师范大学等全国各大高校、科研院所的3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
了研讨会。其中,12位专家作了现场主题发言,3位专家作了线上视频主题发言。本次学术研讨会,共收到
专业学术论文20余篇,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讨论。
一ꢃ司马错入蜀史事辨析及其重大历史意义的阐释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唐飞、郑万泉《司马错入蜀相关地理及其遗存问题的研究》一文,对司马错举兵入
蜀相关问题,尤其是入蜀道路问题进行了探讨。作者运用“白水关”附近先秦遗存、“葭萌关”附近先秦遗存、
金牛道南段先秦遗存、彭山武阳城遗址等大量考古发现的材料,从“石牛道(金牛道)的历史变迁”、“现有考古
材料对先秦蜀道的佐证”、“司马错灭蜀时的行军路线”三个方面,全面展现了司马错入蜀的行军路线,对探索
古代大蜀道各个时期交通网络体系具有较大意义。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黄剑华在《秦并巴蜀与司马错的功绩》一文中指出:秦国经过改革变法,日益强
盛。而末代蜀王贪图享乐,与巴国相互争战。秦惠王采取了司马错的战略,抓住机会,派遣秦军攻取了蜀国
与巴国。秦并巴蜀之后,修筑了成都城,移民驻兵,设立郡县,加强了对蜀地的统辖。巴蜀地区物产丰富,从
而为秦朝统一天下提供了充裕的人力资源与物质基础。司马错的军事战略,不仅为秦朝建立了杰出的功绩,
也对中国走向大一统的历史发展彰显了重要影响和深远意义。
成都体育学院郝勤《论司马错伐蜀战略的形成与历史影响》一文,亦系统梳理了《华阳国志》、《史记》、《战
国策》等史书典籍中司马错伐蜀的相关历史记载,对司马错军事战略思想的形成作了全面勾画,客观地分析
了张仪在伐蜀问题上认识的不足,从先秦时期“华夷观”、“天下观”等视角论证了司马错长远的眼界和格局,
系统性地总结了司马错伐蜀的战略意义,全面地概括了司马错的历史功绩和地位,认为司马错伐蜀战略及其
实施是秦统一中国的起点,为秦最终灭楚、进而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陕西师范大学李宗俊在《司马错平蜀与秦完成统一对后世的影响》中认为,秦国在遭遇“韩、赵、魏、燕、齐
帅匈奴共攻秦”的被动局面之际,在究竟是先要伐韩、魏,还是先要伐蜀的问题上,曾展开了国内大讨论。司
马错的战略,首先,要让秦国优先壮大自己的实力,解除后顾之忧;其次,抓住“苴、蜀相攻击”的绝佳机会及时
灭蜀;再次,选择攻蜀,也就是选择了先易后难,暂时避开敌人视线,避开主要敌人的被动局面,为实现将来的
目标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秦灭蜀而兼并天下的战略,与司马迁“做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的历
史观,均对后世影响深远。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董春林《从“三资备”到“利尽西海”:司马错伐蜀战略观念考论》一文还
从“三资备”、“利尽西海”等战略术语入手,对司马错入蜀的战略思想进行了解读,认为王天下需具备“扩地”、
作者简介:刘朋乐,男,四川宜宾人,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Eꢄmailꢅ505579083@qqcom;
蔡威,男,贵州威宁人,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中华传统文化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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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民”及“博德”三资条件,是一种符合实际情况的长远谋略;所谓“禁暴止乱”是一种建构秦人灭蜀道义话语
体系的现实谋略,故所谓“利尽西海”的说法更多指向政治观念,而不是指占尽蜀川之物质财富。秦人灭蜀后
在蜀地推行侯相并置的治蜀模式,以羁縻政策践行和回应“禁暴”、“止乱”的政治举措,但并未彻底解决蜀侯
对秦国的威胁,或者说蜀人对秦人的不认同一直以蜀侯体制存在而延续,故诛杀蜀侯是司马错早期战略谋划
的延伸。秦人伐蜀与治蜀的矛盾与调和,融通了司马错战略谋划的内涵,并一定程度上也将这一谋略延伸推
展。
四川楚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熊芙蓉《从“廷辩”看司马错的天下情怀》一文以司马错与张仪在秦惠文王前的
宫廷大辩论为切入点,分析了司马错与张仪“廷辩”的前因后果,认为司马错“博其德”的主张守住道之底线,
“不伤众”的理念秉持了春秋大义。通过司马错从石牛道的行军,“大一统”的观念在蜀地得到强化,巴蜀文明
融入华夏文明,黄河、长江以及更加广阔的各民族文化互动交流,一同融入中华文明。此外,文章还分析了司
马错“大一统”天下情怀的当代价值。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赵心宪在《司马错:开启巴蜀融入中原华夏文明的中国历史名人———近期巴蜀文化研
究文献细读辑要》中则认为,秦“西并巴蜀”及统一诸国形成统一的封建国家,与西汉时“西南夷”并入国家版
图,标志着西南地区“区域性的、自在性的多元一体演进格局”结束,进入到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多元一体格局
演进的一元化阶段;而西南族群的演化格局关系,战国秦汉亦可视为一个相对完整的阶段。因此,司马错当
之无愧是开启巴蜀融入中原华夏文明的中国历史名人。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王川、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刘波在《司马错伐蜀对秦“大一
统”国家形成的历史意义》一文中指出,纵观这一历史事件前后可以发现,秦国之所以取得伐蜀的胜利,是数
十代秦国国君不断积攒国力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对以往秦国发展策略的一次挑战及创新。司马错伐蜀的历
史意义不仅在于为巴蜀大地建构出先进政治运转模式及社会秩序,助秦统一六国之地,而是突破了“华夷之
辩”的局限性,对整个“大一统”国家的塑造,包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华夏关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等方面,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四川师范大学中华传统文化学院吴艾坪《司马错军事征伐系年要录》一文,亦通过史料中对司马错本人
相关记载进行了概括和梳理,并从司马错的事迹中窥见其政治地位及战略思想。
作为秦惠文王时期秦国重要的军事将领,司马错伐蜀的事迹在《史记》、《战国策》、《华阳国志》、《蜀王本
纪》等史书典籍中均有较多记载。学者们通过对史料的研读,系统性地概括了司马错入蜀的主要历程,全面
地总结了司马错的历史功绩,认为司马错入蜀不仅对秦国军事势力的强大奠定了基础,而且对秦汉时期的
“大一统”格局亦产生了重要影响。学者们普遍认为,应当将司马错入蜀及其历史地位放置在中华民族早期
形成的过程、中华区域文明的交流互动、秦汉“大一统”国家产生形成等更广阔的视野中进行考察。
二ꢃ秦国和巴蜀的历史联系与巴蜀地区的中原化研究
所谓“中原化”,即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对中原地区的认可和同一。有学者在谈论战国、秦汉时期
的政治格局时指出:“在秦汉魏晋时期帝国政治体的长期存在,使得华夏被转化为秦汉式帝国政治体成员的
自称,这一政治体因此可以称为华夏帝国。简言之,一个人群的华夏化首先是融入或建立具有秦汉魏晋式政
治文化的帝国政治体的过程。”①从这个层面而言,战国末年巴蜀地区“中原化”进程的重要表现,是对华夏文
化共同体的认可,也就是从非华夏的身份转变为自认且被承认的华夏身份②。
司马错入蜀之前,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并不属于同一个系统,巴蜀文化有着自身独特的发展脉络以及异
于中原文化的典型特征,两地的民众无论在语言文字、生活习惯,还是信仰习俗等方面,均有着较大差异。为
此,秦人不惜移民万家来充实巴蜀大地,其重要的目的就是对巴蜀进行思想文化上的改造。大量移民进入巴
蜀社会,将越来越多的中原文化元素传播进来,对巴蜀地区旧有的文化形成了强大的冲击,使之有日趋衰落
①
②
胡鸿《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9页。
刘力、卢江《秦汉帝国治域下巴蜀的华夏化》,《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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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朋乐ꢃ蔡威ꢃ司马错与蜀道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司马错入蜀及其重大历史意义”学术研讨会综述
的趋势①。最终,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后,巴蜀文化完全融入了中原文化的体系,以秦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
最终取代了巴蜀文化②。本次研讨会的论文中,许多专家学者就秦国与巴国、蜀国等关系问题进行了分析,
对巴蜀地区的中原化进程进行了解读。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黄柏权《从巴蔓子事迹传承演进看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路径》一文通过对史书典
籍中有关巴蔓子事迹的系统梳理,认为巴蔓子事迹在传承演进过程中,主要采用了追忆性传承、创作性传承、
礼仪性传承和符号化传承等方式进行,通过多样化的不断传承,巴蔓子的英雄形象更加固化,升华为中华民
族共有的爱国主义符号。从巴蔓子事迹的传承演进可以窥视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的一般规律。
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何一民在《从多元走向一体化进程的典型样本———秦并巴蜀的历史意义》中认为,
秦并巴蜀是中国从多元走向一体化进程的典型样本。战国时期,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的建立是历史发展逻辑
的必然选择:一是中华大地的自然地理环境是推动大一统多民族国家建立的重要条件;二是大一统思想的孕
育和形成构成了大一统多民族国家建立的思想基础,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推动了统一国家的建立。
秦并巴蜀,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将中国西南地区整合到统一的版图之中,也促进了长江上游巴蜀地区
经济、社会的进一步繁荣与发展,开创了天府之国的新气象,同时也推动巴蜀文明与华夏文明的深度融合,形
成了一种新的区域文化体系———天府文化。
西南民族大学赵心愚在《秦统一巴蜀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对秦统一巴蜀战略行动的背景进行深入分析,
对巴蜀地区与秦地的交通及秦军进兵路线的选择进行了系统梳理,认为战国七雄对抗所带来的华夏形势变
化与秦战略方向调整是司马错伐蜀的内在原因。文章还从秦军南下的战略意图、秦统一巴蜀的意义等多个
方面总结了司马错收蜀的重要意义,认为秦统一巴蜀之后,巴蜀地区纳入诸夏区域,正式成为华夏的一部分,
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其后在统一国家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四川大学古文字与先秦史研究中心彭邦本《秦并巴蜀的战略决策、实施和历史意义———兼论司马错在上
述历史进程中的功绩》一文,亦系统分析了司马错在秦并巴蜀的战略决策和实施中起到的重要作用,阐述了
秦惠文王伐巴蜀战略时机的选择,并从决策过程中的功绩、开启天府之国建设进程等多个方面总结了司马错
的历史功绩。文章认为,打造天府之国的历史进程在李冰之前即已经肇端,李冰建造都江堰大型综合性水利
工程则是其集大成的光辉杰作。而司马错作为平蜀建郡的功臣,和李冰之前励精图治的蜀郡郡守,对天府之
国伟业的创建,同样功不可没。
广元市石窟研究所唐志工、杨栋、马敏、张勇《战国、秦汉时期秦、巴蜀与楚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初探》一文
认为,从广元出土的公元前400至公元前200年间的文物及墓葬,可以看到在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司马
错伐蜀前后,广元市不同区域出土的不同考古学文化因素,反映出秦并巴蜀后的文化因素多样性变化。由之
前的单一巴蜀文化,到之后的秦、巴蜀与楚文化交融发展过程。其源可追溯到秦孝公时期,可以说是商鞅变
法持续深化发展的结果。青川秦武王二年木牍的发现,可见到在秦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巴蜀地区的人力物力
资源与战略地位,对其后秦国的建立及大一统起到了关键性的资源保障作用。同时,又反映出在秦大一统之
前,巴蜀地区已显现出多民族文化的包容性与和平性的融合。
公元前316年的司马错入蜀,首次将巴蜀地区纳入了秦国的版图,在秦的统治下,巴蜀的巴蜀一步步成
为中国的巴蜀,巴蜀地区的巴蜀人也一步步成为华夏的巴蜀人③。与会的专家学者们对秦国和巴蜀的历史
联系与巴蜀地区的中原化进程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这一认识。伴随着秦人一系列政策措施在蜀地的推行,
以及大规模中原移民的进入,原本生活在这一土地上的巴人、蜀人以及其他濮、賨、苴、僰、冉等各族民众,在
生产生活上开始“染秦化”,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巴蜀融入中原文化的重要过程。此后,巴蜀地区
的社会历史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至迟在西汉武帝时代,当司马迁撰写《史记》时,原本被称为蛮夷的西
南许多民族地区,已经完全融合成为新的汉族聚居地。
①
②
③
廖红梅《四川地区特色音乐文化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35-36页。
谭红《巴蜀移民史》,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36页。
段渝《四川通史(卷一先秦)》,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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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ꢃ秦国对巴蜀地区的治理及蜀道相关问题的探索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已经不再像春秋时期那样追求获得霸主的权势,转而以获取领土、提高军事实力为
各国的发展目标。因此,在新的领地获得以后,如何利用好领地中的各种资源,维护好领地中的安全稳定,使
新领地能够为后续的兼并战争发挥出预设的功效,就成为了获得领地之后各国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重大难
题。司马错伐蜀后,秦人迅速采取了一系列巩固新领土的措施,根据巴地、蜀地不同的社会环境,制定了差异
化的政治、经济、军事管理模式。这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在此后的百余年间得到后续治理者的延续,为巴蜀地
区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此,与会的专家学者们对秦国在巴蜀地区的社会治理、蜀道的开
辟及其意义、秦蜀间的交通线路、蜀道线路上的军事堡垒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刘朋乐《司马错伐蜀后蜀地的社会治理及其重要影响》一文,较为系统
地梳理了秦人在巴蜀地区的社会治理,指出司马错伐蜀后,蜀地旧贵族的势力依然强大,当地民众在生活习
惯、信仰习俗等方面的差异,也为秦国在这一地区的治理增加了难度。为此,秦国统治者迅速采取了一系列
巩固新领土的措施,根据蜀地不同的社会环境,制定了差异化的政治、经济、军事管理模式。这些行之有效的
措施,在此后的百余年间得到后续治理者的沿袭,为蜀地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更使巴蜀地区成
为了秦统一六国兼并战争中的“王业之基”。秦人在蜀地的有效社会治理,不仅维护了蜀地长期的繁荣稳定,
而且促进了蜀人对中原地区社会文化的认同,完成了思想上的“中原化”进程。此种文化认同,对中华民族共
同体的产生和铸牢亦发挥了重要影响。
四川大学李勇先《金牛道历代变迁与蜀道历史作用》从金牛道的开辟分析了蜀道在区域间交流交通的重
要作用,认为金牛道至少开拓于春秋战国时期,这条惊险奇绝的古道可以说是人类筑路史上的奇迹,也是世
界文化的奇迹。金牛道是古代最有影响和最繁忙的文化与经济交互传播的道路之一,是跨越西南与西北最
活跃、最兴旺的商贸通道,是中原和西南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是古蜀人不畏艰险、开拓进取精神的象
征。以金牛道为代表的蜀道延续到今天,已经不仅是一条交通古道,还是一条蕴含着丰富文化和自然价值的
独特道路:是区域文化交流的纽带和人文与自然共生的范本,是中华文明传承、红色革命文化传播的重要载
体,在推动社会发展进步、促进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弘扬艰苦奋斗精神等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川师范大学地理与资源科学学院甘娜、龚玉虹《秦统一前后川陕的地理与交通》,系统梳理了秦统一前
后川陕的地理与交通,对蜀道的独特价值给予了肯定,认为蜀道串联关中、汉中、成都“三大平原”,自古以来
就是中国西北南下的重要通道。古蜀交通成为蜀地对外交往的纽带,对中国古代的国家统一、民族融合、文
化交流等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西华师范大学蔡东洲《宋蒙蜀道争夺中的苦竹隘》重点研究了蜀道上的关隘问题,对宋蒙战争时期苦竹
隘的争夺进行了梳理。文章认为,宋蒙战争前期,双方的攻守争战集中于蜀道之上。在蒙古“破关入蜀,顺江
东下”的灭宋战略下,蜀道的控制实质上关乎蒙古的兴盛和南宋的存亡。在蜀道的争夺中,利州控制权的归
属是蜀道争夺的重要标志。文章对苦竹隘的地理概况、苦竹隘的修建、苦竹隘的攻守、苦竹隘的遗迹进行了
系统梳理,认为苦竹隘在整个宋蒙战争中的地位不容忽视。蒙古攻占苦竹隘完成了对蜀道的控制,打破了宋
军利用蜀道关隘遏止蒙古深入巴蜀内地的企图,直接把战线推到钓鱼城和重庆城等沿江地带。
“统一政治经济和整合多元文化,是秦汉史上的两大时代主题”①。从公元前3
16年司马错入蜀,到其后
近百年对蜀地的治理,是秦人治理新兼并地区的典范。对于新兼并的地区,秦国采取的统治策略较为灵活,
一方面在政治上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创新,将旧有的贵族地位进行削弱,派遣中央官吏对新兼并地区进行垂直
管辖,有效地维护了秦人在当地的统治权威;另一方面,又根据兼并地区的实际情形,推行了许多符合当地生
产力发展水平的改革举措,稳中求变、开拓创新,并不拘泥于制度的原始设计,实行了程度不等的经济发展策
略。
四ꢃ结语
在本次研讨会中,与会的专家学者们对司马错入蜀的研究价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著名秦汉史专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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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渝《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4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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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朋乐ꢃ蔡威ꢃ司马错与蜀道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司马错入蜀及其重大历史意义”学术研讨会综述
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西北大学教授王子今在研讨会视频发言中指出:司马错入蜀实现了跨越秦岭军事文
化沟通的作用,此后秦人更加积极主动地开通蜀道,为秦昭襄王时代国家的治理积累了经验,也为秦始皇统
一中国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中国历史研究院二级教授李大龙在视频发言中亦认为:司马错伐蜀及其后郡县
制的设置,是地方进入多民族国家传统王朝直接统治的开始,对秦统一六国发挥了重要的意义。中国人民大
学杰出学者特聘教授孙家洲在视频发言时进一步强调:司马错伐蜀是两种不同战略的角逐,南下攻占巴蜀可
以使秦国获得实际的意义,为秦国扩大战略纵深度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此次司马错入蜀学术研究课题组还组织了“司马错与蜀道”大型科学考察队,穿越川陕两省五市十
二个县区进行考察。通过对蜀道沿线浓郁的人文气息、乡村风貌和历史遗存的综合性实地考察,课题组对蜀
道的历史成因、发展历程、文化传承以及所蕴含的蜀道基因与精神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同时,课题组对蜀道
沿线石窟、文物、村落和地方文化内涵有了进一步认识,尤其是寻访到了战国后期秦将司马错的墓地,了解到
当地民众对于司马错的真实情感以及民俗故事,深化了对于司马错入蜀重大历史意义的理解以及蜀道贯穿
古今、连通内外的精神内涵的把握。
与会的专家学者们普遍认为,司马错入蜀的军事行动,具有明确的战略目标,能够调动秦军的积极性,是
先进制度战胜落后制度的典型事例。作为秦军将领的司马错,带兵成功地实现了对巴蜀的兼并,完成了自身
的军事任务,但对巴蜀地方的治理却不如行军打仗一般直接。此后的百余年间,张仪、张若、李冰等官员陆续
来到蜀地,为蜀地带来了秦国的文化价值,使得巴蜀风习有所改易;为蜀地带来了新的社会制度,让郡县为基
础的“大一统”秩序得以展开;为蜀地带来先进生产和灌溉方式,巴蜀从此“水旱从人,不知饥馑”①。正是在
一代又一代同司马错一样的秦国官吏的不懈努力与奋力追求下,西南地区的社会治理才能不断赓续前进。
总之,秦汉“大一统”政权的建立,奠定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础,从此以后,尽管大的历史朝代之
间难免会有短暂的分裂割据,但统一成为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主旋律。自此以后,中国朝代的更替、中华
民族的发展都是在统一的基调上展开。无论是处于中央强势的大一统政权统治下,还是中央权势衰微或者
政权更迭频繁的动荡时代,追求统一的基调都没有改变,“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始终存在
于人们的思想深处、意识之中”②。
纵观人类几千年的社会发展史,曾出现过不少地域辽阔、辉煌一时的大帝国,其中世界范围内著名的就
有波斯帝国、古罗马帝国等,然而,这些名噪一时的强大帝国无不在盛极一时之后走向衰亡,最终退出历史的
舞台。唯有“大一统”的中国,从秦汉时代奠基开始,历经两千余年,仍然保持着民族文化强大的精神力量,虽
然发展进程中历经磨难、饱受曲折,但最终依然能够以顽强的姿态屹立世界。从这个层面而言,“大一统”的
思想理念、崇尚统一的政治追求,直到今日依然能够产生巨大的回响。
[责任编辑:唐ꢃ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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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202页。
刘正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考察》,《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2年第1期,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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