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４２ 卷第２ 期
２０１５ 年３ 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４２，Ｎｏ．２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５
朝鲜“弃核”的关键变量辨析
———层次分析法的局限与超越
黄金辉，魏ꢀ 星
（
四川大学政治学院， 成都６１００６４）
ꢀ
ꢀ 摘要：准确把握影响朝鲜“弃核”的关键变量，是有效解决朝核危机的重要前提。 对影响朝鲜“弃核”主要因素
的分析，可采用层次分析法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展开。 受传统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束缚，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国
际系统层次变量的分析，而缺乏对朝鲜国内系统层次变量的分析。 由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和朝鲜特殊政治生态等
因素所决定，朝鲜“弃核”的关键因素源于其国内层次变量。 其高度集权的领袖体制，使最高决策者对“弃核”具有
决定性的影响力。 引入国际政治心理学的分析范式可以进一步发现，朝鲜最高领导人的个性特征、心理认知模式
和行为逻辑，决定了朝鲜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其既有的核战略。 中、美、俄、韩等国只有克服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困
境，通过新的政策组合，使朝鲜决策者形成拥核将最终危害其根本利益的正确认知，朝鲜弃核才能成为现实。
关键词：朝鲜；弃核；变量层次分析法；国际政治心理学
中图分类号：Ｄ７３１．２２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３１５（２０１５）０２⁃００２８⁃０８
ꢀ
ꢀ 核武器因其巨大的杀伤力和破坏性，被认为是
１１ 月与美、英、法、中、俄、德六国在瑞士日内瓦就解
决伊朗核问题达成一项阶段性协议，伊朗核危机暂
时得以缓解。 目前只有朝鲜仍然坚持开发核武器的
强硬立场，国际社会虽采取了包括武力威慑、经济制
裁、外交谈判等多种措施敦促朝鲜弃核，但收效甚
微。 ２０１４ 年以来，朝鲜先后发射近２０ 枚核试验导
迄今为止对人类文明最具毁灭性的恐怖力量。 防止
核武器扩散，逐步削减直至彻底销毁核武器成为国
际社会的共识。 冷战结束以来，在国际和平力量的
共同努力下，“弃核”（一国政府以官方形式彻底、可
验证和不可逆的方式完全终止其核武器计划的行
［
１］
［３］
为
）成为令人鼓舞的国际关系现象，一些曾经拥
弹，并宣称将“不排除进行新形式核试验” 。 为促
有或试图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纷纷选择弃核。 然而，
与这一良好态势极不协调的是，朝鲜与伊朗却选择
与国际社会“弃核”趋势背道而驰。 朝鲜半岛先后
三次爆发核危机，伊朗也曾因国家安全、国际声望、
进朝鲜核危机的缓解，本文拟以变量层次分析法为
基础，结合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探讨影响
朝鲜弃核的主要因素，特别是其中具有决定性作用
的关键变量。
［
２］
核能利用与国际政治的考量而强硬开发核武器
。
一ꢀ 传统国际关系研究方法及其对分析朝鲜
“弃核”因素的局限
但在国际社会多轮严厉制裁下，伊朗终于在２０１３ 年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１１⁃１７
基金项目：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业务费项目“中国边疆政治地理空间新格局与边疆治理大战略构建研究” （ｓｋ２０１１ｘｔｃｘ－
１ｑｙ１１）。
０
作者简介：黄金辉（１９６４—），男，湖南邵阳人，博士，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政治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政府与政治、国际政治；
魏星（１９９１—），女，湖南邵阳人，四川大学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
２８
黄金辉ꢀ 魏ꢀ 星ꢀ 朝鲜“弃核”的关键变量辨析———层次分析法的局限与超越
斯科特·萨甘（Ｓｃｏｔｔ Ｓａｇａｎ）针对“弃核”现象提
展的内因。
从严格的意义来看，上述分析方式总体而言是
出三个研究模式。 一是国家安全模式。 该模式假设
一国对自身安全环境的担忧是其发展核武器的主要
原因，只要感到自己的安全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就可
能采取“弃核”行为。 二是国内政治模式，它假定国
内关键政治人物或政治团体对是否发展核武器具有
决定性作用，若原本支持发展核武器的关键人物或
政治集团失去政治地位或改变原来的主张，就可能
恰当的，但仍需进一步深化。 “强制外交”侧重于经
济制裁、武力威慑等负激励方面，而相对忽视利益诱
导对“弃核”行为的正向激励作用。 应当将正负激
励二者统摄起来，以构建更加有效的激励机制，通俗
地说即“胡萝卜加大棒”政策。 相应地，国内政治包
含的范围较窄，不足以涵盖一国“弃核” 的全部要
素，应当将其扩展为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在
内的各种国内变量的集合。 按这种更加精细的方式
来分析，可以将影响一国“弃核”的主要因素归纳为
国际系统层次的变量（包括“安全环境”、“国际规
范”、激励机制）和“国内因素”变量（涵盖政治、经
济、社会、文化和决策者）两大领域。
［
４］５４
导致“弃核”行为的产生。 三是规范模式
，也被
称为声望模式。 主要强调的是一国在价值观与安全
环境出现显著改变的情况下，有可能出于获得良好
国际声望的目的，选择启动或者放弃核武器计划。
近年来，随着不扩散核武器国际规范在世界范围内
得到日益普遍的认可，“弃核”国家受到国际社会的
普遍赞许和嘉奖，推动一些国家行为体放弃了核武
器计划。
布赖恩·巴里（Ｂｒｉａｎ Ｂａｒｒｙ）在《社会学家、经济
学家与民主》 一书中，曾归纳出当代社会科学理论
建构的最重要的两种方法———社会学模式和经济学
模式。 社会学模式假定社会体系是个体行为的决定
性因素，因而社会学模式论者主张将整个社会体系
作为理论研究的重点；相反，经济学模式则更强调个
人的作用，它假定每个人都是有理性的，每个人都在
此外，布鲁斯·简特森（Ｂｒｕｃｅ Ｗ． Ｊｅｎｔｌｅｓｏｎ）和
克里斯托弗·威托克（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Ａ． Ｗｈｙｔｏｃｋ）通过
对利比亚弃核案例的研究，提出了“强制外交”的解
释框架，其要义是指“一国通过威胁使用武力和／ 或
实际使用有限武力，影响另一国的决策，促使其做某
事———停止正在进行的行动，或消除已经采取的行
成本与收益核算的基础上行动，每个人都追求用最
［
５］
［８］１－３
动，或从事强制国所期望的其他行动” 。 这也是
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
。
［
６］
目前解释国家行为体弃核原因的重要模式之一
。
传统国际关系研究方法也深受这两种分析模式
的影响。 主要受社会学解释模式影响的学者，在运
用层次分析法时，一般更重视研究国际系统层次的
变量，而对国内层次的变量则缺乏足够的重视，特别
是常常忽略对决策者层次变量的具体分析。 虽然另
外一些学者重视对国家层次变量的分析，但他们中
的多数人通常受经济学分析模式以及理性分析法的
影响，较少具体分析国家层次和决策者层次诸多变
量的多维作用，而是简单地将国家行为体“ 黑箱
化”，将其视作一个符合“经济人”假设的理性行为
体，将利益作为理性选择的唯一标准。 在这些学者
看来，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都是由心智健全的决策
者制定的，其根本目的都是追求以最小的代价和付
出，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这种分析方法的主要
不足在于忽视了人作为具有主观思维和丰富情感的
行为体，即使在非常相似的环境中，不同个体完全可
能对利益的排序做出极为不同的选择。
综合以上学者的研究，影响一国“弃核”的因素
主要包括“安全环境”、“国内政治”、“规范”和“强
制外交”等四个方面。
由于影响一国“弃核”的具体因素众多，国际关
系理论界一般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其展开研究。 变量
分析层次是美国学者肯尼思·沃尔兹首倡的研究范
式。 他在《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一书
中提出，对国际关系中各种变量的分析和研究，应着
重从三个不同的层次展开：第一是决策者层次，第二
是国家层次，第三是国际系统层次。 其他一些国际
关系学者在沃尔兹研究的基础上将三个分析层次进
一步细化为五层次和六层次的变量划分法。 变量层
次分析的目的与优势，在于“帮助研究人员辨明变
量，并在两个或多个变量之间建立起可供验证的关
［
７］
系假设” 。 根据沃尔兹的变量层次分析法，上文
提到的“安全环境”、“规范” 以及“强制外交” 三者
都属于国际系统层次的变量，属于影响事件的外因；
而国内政治则归属于国内层次变量，系决定事件发
深受传统国际关系研究方法影响的国际关系理
论界，先后提出过一系列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对策建
２９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议。 如努力改善东北亚地区安全局势，避免该地区
力劝和防战。 某些时段，韩国也努力采取促和措施，
致力于缓和与朝鲜的紧张关系，使朝鲜半岛的安全
局势处于总体可控的状态。 但朝鲜三代领导人始终
没有因为相对安全的环境放弃核武器计划，而是一
直在努力开发自身的核技术。 可见，“安全环境”并
不是影响朝鲜弃核的关键因素。
国家陷入“安全困境”；促使不扩散核武器国际规范
在该地区得到真正实施；以美、欧为主导的国际社会
应进一步加大对朝鲜威逼利诱的力度等。 但事实证
明，这些对策建议的实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朝鲜
核问题。 究其原因，主要是多数朝核问题研究者与
决策者忽视对朝鲜这个特殊政体国家国内层次变量
的深入分析，对影响朝鲜“弃核”的国内因素缺乏全
面深入的研究，特别是缺乏从心理学角度对朝鲜最
高决策者和关键行为者的政治心理作深入的解剖与
研判，从而无法找到解决朝鲜核问题的症结与钥匙。
二ꢀ 朝鲜“弃核”的关键因素源于国内层次的
变量
第二，不扩散核武器国际规范并不必然引发国
家行为体的“弃核”行为。 不扩散核武器国际规范
是指在国际社会中形成的一种反对核武器扩散的共
同期望与行为准则。 国际社会普遍将研制核武器视
作不符合道义的行为。 当这一规范在全球范围内推
广后，积极推动核裁军或“弃核”的国家，自然得到
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许和尊重，从而获取良好的国际
声望。 因此，国际社会希望利用不扩散核武器国际
规范的集体道德压力，感化并促使国家行为体“弃
核”。 但事实证明，该规范并未对国家行为体的弃
核行为产生决定性影响。 冷战结束以来，虽先后有
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克兰、韩国、阿根廷、巴西、
利比亚等国选择彻底“弃核”，但同时又新增了印度
和巴基斯坦两个拥核国家。 特别是近年来，伊朗和
朝鲜的核危机持续凸显，长期牵动着国际社会的敏
感神经。 也就是说，在几乎同一时期内，有的国家选
择弃核；而另外一些国家，特别是朝鲜，完全不顾不
扩散核武器国际规范和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继续
坚定不移地推进核武器计划。 这说明不扩散核武器
国际规范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弃核”进程，并不
能从根本上决定国家行为体“弃核”。
尽管在通常情况下，影响一国“弃核”的主要因
素涵盖安全环境、国际规范、激励机制（“胡萝卜加
大棒”）和国内因素等四个方面，但并非只要具备这
些要素，相关国家都将自动倾向于“弃核”，尤其对
朝鲜这一特殊政体国家而言，就更是如此。
第一，安全环境的改善并不必然引发国家行为
体的“弃核”行为。 对本国安全境况的焦虑，是诸多
国家努力发展核武器的内在动因。 事实上，少数国
家之所以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甚至冒着遭受
严厉国际制裁的风险，公开或秘密开发核武器（技
术），其冠冕堂皇的借口正是应对国家安全面临的
严重外部威胁。 那么，是否一国的安全形势一旦得
到切实有效的保障，该国就会倾向于主动“弃核”
呢？ 以以色列为例，它在建国之初即处于阿拉伯世
界的包围之中。 为了生存与发展，它先后同周边的
阿拉伯国家爆发过六次中东战争。 在国家安全面临
严重威胁的背景下，以色列采取了大规模的常规武
装力量建设和核武器研制等一系列加强军备的措
施。 至今，以色列已成为中东地区军事力量最强大
的国家，且与大部分国家的关系也得到了明显改善，
其安全环境已有了巨大的改善。 但以色列并未因此
选择“弃核”。 这就说明，国家安全环境得到更大保
障，只是其弃核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第三，激励机制（即“胡萝卜加大棒”）并非对每
个国家都有效，特别是在朝鲜核问题上其效力更是
明显不足。 充分的激励（“胡萝卜加大棒”）确实曾
直接引发某些国家的“弃核”行为，比如利比亚在西
方实施“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后，彻底放弃核武器。
但对朝鲜决策者来说，拥有核武器是实现其强盛大
国梦的重要保障，核能力关乎其政体安危，是其最根
本的国家安全利益。 因此，朝鲜不会为了经济利益
而放弃其安全利益，甚至也不惧怕大国的武力威慑。
长期以来，朝鲜接受中、俄等国的巨大援助，因而对
美国和西方“胡萝卜”的需求并非必不可少，这也是
导致美国对朝采取的以援助换“弃核”政策效果持
续不佳的重要原因。 另外，朝鲜特殊的地理位置和
重要的战略价值，加上东北亚地区中、俄、美、日大国
云集的特殊地缘政治格局，使得用“大棒”（即武力）
从朝鲜的国家安全情况来看，虽然近几年美国
分别与东北亚地区的韩国、日本加强在政治、经济、
军事等方面的合作，且事实上形成了美韩、美日军事
同盟关系，每年多次举行针对朝鲜的军事演习，从军
事层面对朝鲜形成威慑。 但中、俄等国从促进东北
亚地区和平出发，积极在朝、美、韩之间进行斡旋，努
３０
黄金辉ꢀ 魏ꢀ 星ꢀ 朝鲜“弃核”的关键变量辨析———层次分析法的局限与超越
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中国、俄罗斯，
甚至韩国，以及东北亚地区的多数国家，都希望通过
和平方式解决朝鲜核问题，必然竭尽全力避免朝鲜
半岛再次陷入战争的泥潭。 因此，激励机制（“胡萝
卜加大棒”）也不能成为影响朝鲜弃核的关键因素。
综上所述，安全环境、国际规范和激励机制
探讨国内外交决策过程：任何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
制定，实质上都是精英决策与社会压力这两种机制
相互博弈的结果。 国内结构不同的国家在进行外交
决策的过程中，对精英决策和社会压力这两种机制
的偏好不同。 朝鲜属于典型的国家主导型社会结
构，以精英决策机制为主，其政治体制是高度中央集
权的领袖体制。 在这一体制中，“领袖是整个社会
的大脑，军队也好，党也好，都是为领袖服务的，是贯
彻领袖意志的组织机构。 领袖在朝鲜政治生活当
（
“胡萝卜加大棒”）等国际系统层次的变量，都不是
决定朝鲜“弃核”的关键因素，并不能从根本上使朝
鲜弃核。 国际层次的变量只能通过对国内层次变量
施加某种影响，间接地促使朝鲜弃核。 因此，影响朝
鲜“弃核”的关键因素，只能缘于国内层次的变量，
我们应从朝鲜国内层次的变量中寻找影响朝鲜“弃
核”的关键因素。
［
１１］
中，占有绝对的权力，占有绝对的地位” 。 特别是
其最高领导人更替所采取的世袭制方式，确保了最
高领导人对国家大政方针和各项政策具有决定性的
影响力。 ２０１１ 年１２ 月１７ 日金正日去世时，不少国
家担心朝鲜可能出现政权倒台、国家崩溃的危机，但
这种担心并未成为现实，朝鲜内部的政治体制确保
了政权更替的平稳。 经过近三年的调整，特别是
２０１３ 年彻底清洗张成泽集团势力以来，金正恩在朝
鲜的领导地位已基本巩固。 金正恩上台以来，虽然
重视推进经济改革，但先军政治依然是朝鲜国家发
展神圣不可动摇的指导性纲领，提升核能力仍是确
保朝鲜国家安全的一以贯之的基本国策；特别是第
三次核试验的成功，更加强化了朝鲜国内对于成为
三ꢀ 朝鲜独特的政治体制导致最高决策者对朝
鲜“弃核”具有决定性意义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将探索朝鲜“弃核”关键
因素的目光转向其国家内部，即沃尔兹所说的国家
层次和决策者层次的因素。 在这两个层次中，影响
朝鲜“弃核”的具体变量也很多。 其中“国家层次的
变量”包括国内组织机构、政治形势、经济情况、社
会舆论与主流意识等。 “决策者层次”变量则涵盖
于决策者个人相关的一切因素，如年龄、性别、教育
背景、健康状况、阅历、性格特征、领导力和价值观等
诸多因素。 究竟哪一个国内变量对朝鲜“弃核”具
有决定性的作用，则必须结合朝鲜的特殊国情作具
体分析。
［
１２］
核大国的社会舆论气氛。 朝鲜甚至认为自己已
然成为核大国，而只等包括中、美等大国在内的国际
［
１３］
社会的承认。 可见，国家层次的诸多变量（如国
内组织机构、政治格局、经济形势、社会舆论、主流意
识等）对朝鲜“弃核”的影响力也相对有限。 在排除
了国际和国内其他因素之后，我们可以得出决策者
层次对朝鲜“弃核”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的结论。
四ꢀ 决策者的行为特征及其对刺激的认知是决
策者层次中最核心的变量
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结构决定功能，国家的性质
与制度从根本上是由其结构决定的。 国际关系学者
杰弗里·切克尔（Ｊｅｆｆｒｅｙ Ｃｈｅｃｋｅｌ）研究了国内结构
与国际规范扩散机制之间的关系，将国际规范扩散
机制视为国际体系中外在于国家的体系规范嵌入国
［
９］
内的过程；他将国内结构划分为自由主义、法团
主义、国家主义和国家主导等四种类型（见表１），认
为国内结构对国际规范扩散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不同的国内结构导致不同的国际规范扩散机制，具
从国际政治心理学理论的视角探讨决策者的行
为特征及其对刺激的认知，有利于更好地理解朝鲜
弃核的关键变量在于其最高领导人对核问题的理
解。
［
１０］
体可概括为社会压力和精英学习两种类型
。
长期以来，冲突与合作始终是国际政治关系领
域研究的中心议题。 从研究的视角来看，主流国际
关系理论长期偏好宏观层次的研究，而对微观、个体
的层次则明显关注不够，导致“个人在国际政治分
［
９］
表１．国内结构与国际规范扩散机制
国内结构自由主义法团主义 国家主义 国家主导
社会压力（主导） 精英学习（主导） 精英学习
精英学习（次要） 社会压力（次要）
扩散机制社会压力
［
１４］１
析中从未成为一个常见的范畴”
。 与此相对应
ꢀ
ꢀ 切克尔认为精英学习和社会压力这两种机制不
的是，基于心理学视角的国际关系研究长期处于边
缘地位，很多国际关系学者对心理学在国际关系研
仅适用于分析国际规范的扩散，也可以将其推广到
３１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究领域的适用性持怀疑态度。 但这一研究取向伴随
决策者事实上很容易发生错误知觉，而且在多数情
况下倾向于将其他国家视为具有冲突意图的对手，
并夸大对方的敌意。 因为互动的双方都趋向于发生
这样的错误知觉，国际冲突的几率将会明显大于合
行为主义浪潮的兴起而逐渐发生改变，国际关系理
论界开始重新认识心理学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作
用，日益重视从微观角度探讨个体在国际关系中的
作用。 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学者尝试从心理学视角
分析特定行为者的政治行为，探讨国家外交战略、政
策与国际关系现象。 这一研究方法广泛的运用，催
生了以研究国家决策者国际政治行为心理动机的国
［
１８］１２
作的几率”
。 综上所述，在决策者层次中，关键
决策者的认知是决策者层次中最核心的变量，对国
家行为能够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决策者层次的其他
变量如年龄、受教育程度、经历、性别、个性、情绪与
领导能力等，都对决策者认知的形成发挥一定的影
响。
［
１５］
际政治心理学的产生。 在国际政治心理学看来，
与个体行为者不同，政治国家是一个由多维要素构
成的十分复杂的共同体，无法将其作为一个单独的
变量进行分析，因而将国家行为体“黑箱化”和抽象
化的传统研究方法，难以适应日趋复杂的国际关系
研究的现实需要。 国家行为最终必须通过政治参与
者的个体行为表现出来，作为决策者的关键个体在
通常情况下对国际政治关系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
响。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作为国际关系心理学流派
重要分支的个体心理分析理论，提出了如下重要理
论预设：“个体作为国家行为的行使主体，一国的国
家领导人与政策精英才是抽象国家行为的具体实践
者。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个体尤其是领袖或
具体到朝鲜弃核问题，现任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的独特性格特征，及其在朝鲜特殊政治生态下所塑
造的行为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对发展核武
器的认知模式，也决定了朝鲜在较长时间内难以放
弃发展核武器的强硬立场。
第一，金正恩对金日成政治遗产的继承和言行
的模仿，决定了金正恩在较长时间内必然继续坚持
其祖父所推行的核战略。 金正恩之所以能够年纪轻
轻即顺利获得朝鲜最高领导人的职位，绝非其具有
超强的能力禀赋和政治经验，而在于朝鲜特殊的权
力继承机制。 但成为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并不等于
实际拥有最终决定权。 为了能够实际拥有与持续巩
固最高权力，金正恩这名年轻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所
选择的一项重要策略就是继承现政权建立者金日成
的政治遗产。 为了宣示其权力的正统性和相关决策
的英明与正确，金正恩一度大打“国父牌”，玩起了
“形象政治”。 他在多个公开场合模仿其祖父金日
成的言行，使人们仿佛看到昔日领袖金日成的重
［
１６］
重要的领导人建构了一国的国家行为。”
也就是
说，作为外交决策和国家行为的重要参与者，决策者
完全有可能对国家制度或政策的构建发挥决定性的
作用。 那么在决策者层次所包含的诸多变量中，影
响决策者的最关键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呢？ 国际政治
心理学的既有研究表明，“认知”是影响决策者的最
关键的因素，“认知是个体在成长过程中形成的自
己特定的价值观、信仰、思维定式，指导人的信息处
理，是预测、解释他人行为的基础；认知作为个体的
信仰和推理过程是重要的，因为它们构成了所有的
政治行为的基础，以及形成了权力和利益如何理解
［
１９］
现
，试图将民众对金日成的崇拜、怀念等诸多情
感转移到自己身上。 虽然这种情感转移策略难免有
巨大的风险，毕竟民众最需要的是民生改善等实实
在在的利益。 但在执政绩效合法性严重缺乏的条件
下，从政治技术层面而言，这一选项是其可资利用的
为数不多的合法性资源之一。 就核武器发展战略而
言，其祖父早在朝鲜战争结束之际便开始实施。 金
日成的核梦想在其当政之时便受到美国、前苏联等
大国的干预， 但其态度是很强硬的“ 不用去理
［
１７］６４
的基础”
。
根据心理学理论，当一个人受到环境中的突发
因素刺激时，会对刺激产生复杂的认知，并做出相应
的反应。 即使面对同样的刺激，不同的决策者也可
能会产生很不一样的认知，进而做出迥异的决策。
个体对刺激的“认知”直接影响其最终决定。 因此，
决策者对刺激的认知，对政策和行动具有至关重要
的作用。 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杰维斯《国际
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一书在深入分析的基础
上提出了如下假设：“在不确定的国际条件下，国家
［
２０］
睬” 。 因此，无论就其对金日成“光荣梦想”的延
续和实现的角度而言，还是从超越其祖父、父亲，树
立其自身权威的现实需要而言，金正恩必然会选择
继续推进朝鲜的核战略。
第二，金正恩的个性特征决定了其难以在核战
３２
黄金辉ꢀ 魏ꢀ 星ꢀ 朝鲜“弃核”的关键变量辨析———层次分析法的局限与超越
略问题上与美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妥协。 领袖人物
实现朝鲜期盼已久的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直接
谈判，正是金正恩及其父亲金正日的最大愿景。 事
实上，金正恩及其父亲金正日的诉求，已经在朝核问
题的反复曲折中不断被证实。
的个性特征，往往难以为普通民众所了解，即便有所
了解，也主要是通过二手材料获取。 受朝鲜特殊政
治生态的影响，其最高领导人的个性特征更难以为
一般公众所了解。 不过，根据当前的相关报道，我们
还是可以管窥到金正恩的一些个性特征。 综合相关
信息，金正恩是一个具有多重性格的人。 首先，金正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决定朝鲜“弃核”最关键
的因素是朝鲜最高决策者对核武器的认知，朝鲜决
策者对核武器的认知直接决定其采取什么样的核政
策。 只要他认为发展核武器有助于维护本国根本利
益和安全，有助于维护其最高权力，朝鲜就不可能选
择“弃核”。 而国际社会对朝鲜放弃核战略的施压，
甚至可能成为朝鲜加快发展核武器的外部催化剂。
这一点从金正恩在２０１４ 年的新年贺词中可以得到
印证。 金正恩指出：“美国和南朝鲜好战分子在朝
鲜半岛及其周边大量引进核战争装备，疯狂地进行
侵朝核战争演习……要是在这块疆土上再次发生战
争，就将会带来难以想象的核浩劫，美国也不会平安
［
２１］
恩被描述为一个意志坚定、竞争意识强的人。 通
过有限的信息，我们也可以发现，金正恩乐于将自己
塑造成“硬汉”形象。 正是这一性格特征，使他受到
父亲的青睐，并帮助他登上朝鲜权力的顶峰。 众所
周知，金正恩与韩国、日本等国的竞争，唯一能使其
可能获得竞争优势的只能是拥有核武器。 这一比较
优势决定了金正恩为巩固自己的权力，其理性的选
择必然是进一步加快核技术开发。 金正恩意志坚定
的性格特征则使其在推行核战略过程中不达目的誓
不罢休。 特别是当其发展核武器的意志在面临外界
强大的压力和刺激时，很可能采取强化朝鲜国内强
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来对冲国际社会的压力，使其在
发展核武器的道路上一意孤行，越走越远。 其次，金
正恩被西方媒体描述为是一个“具有破坏性、反社
［
２３］
无事。” 这也提醒美国与国际社会在督促朝鲜放
弃核武器计划的过程中，不能简单地使用赤裸裸的
“大棒”策略，否则，完全可能事与愿违。
五ꢀ 结论与建议
自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大师肯尼斯·沃尔
兹开创国际关系层次分析法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界
逐渐形成重视国际系统层次变量，忽视国内层次变
量的研究趋势。 更多的国际关系学者倾向于将国家
行为体和国际组织视作最基本的分析单元，着重讨
论国家行为体和国际组织在国际系统层次的相互作
用和影响，并试图找到这种作用和影响的一般规律。
在少数重视国内层次变量分析的研究成果中，大多
也是基于经济学分析模式的视角，较少从决策者心
理认知层面探讨国际关系问题，从而难以揭示决策
者心理认知因素对国际关系的重要影响。 本文在肯
定国际系统层次变量分析方式重要性的同时，重点
研究国内层次，特别是决策者层次的变量。 在分析
决策者层次变量的过程中，本文试图运用国际政治
心理学的分析范式，揭示决策者的心理与认知对解
决国际问题的重要影响，以深入地探讨国际关系问
题形成的缘由，找寻更有针对性地解决国家间矛盾、
冲突的方法。
［
２２］
会性人格” 和容易冲动的人。 这种人格和性格特
征，再加之与其所处重要政治地位而言不太匹配的
年岁所带来的心智不成熟和政治经验的欠缺，使其
在面临外界巨大刺激的时候，容易失去理性，甚至可
能出现发动战争等极端行为。 而现实的情况是，美、
日、韩等国经常进行针对朝鲜的军事演习和制裁，又
不时刺激其敏感的神经，加大了爆发战争的风险。
而要赢得战争，对金正恩统治下的朝鲜而言，最有效
的手段只能是加快开发核技术、提升核能力。 再次，
朝鲜特殊政体所决定的金正恩在国内的孤独感和在
国际社会的被孤立感，也可能强化其推行核战略的
决心。 就国内社会而言，金正恩受困于其政权内部
权力关系重组所带来的人际关系危机，以及保持其
最高权力神秘性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内心注定
孤独，使其对国家权力的主要分享者（也可能是最
高权力的觊觎者）的猜忌心理不断加重。 为了摆脱
居于权力顶峰的安全困境，金正恩迫切需要通过核
战略的推进来显示其魄力与能力。 就国际社会而
言，朝鲜长期的被孤立众所周知。 通过开发核技术、
拥有核武器来赢得国际社会的关注甚至尊重，特别
是换取美国与国际社会对其拥核事实的认同，从而
国际问题产生、发展乃至消亡的规律十分复杂，
国际系统层次变量和国内层次变量都将影响国际问
题的发展，两者都应纳入国际关系研究者的视野。
至于哪一个层次中的某个或某几个变量发挥了决定
３３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性的作用，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针对朝鲜“弃核”这一影响地区安全与世界和平的
重大国际问题，本文在系统分析国际系统层次变量
和国内层次变量作用的基础上提出：影响朝鲜“弃
核”的关键因素源于其国内层次变量，朝鲜高度集
权的领袖体制导致最高决策者对朝鲜“弃核”具有
决定性的影响。
中、美、俄、韩、日等国出于各自战略利益需要，难以
［１３］
在朝核问题的解决上达成根本一致的意见。 朝
鲜领导人恰恰抓住了各主要大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合
作困境所带来的博弈空间和机遇，并通过各种方式，
不断推进其核战略，且似乎显得游刃有余，从而造成
当前朝核问题的治理困境。 从认知心理学的一般规
律来看，社会个体对某一问题的认知并非一成不变，
而是随着外部刺激强度和刺激方式的改变而改变。
朝鲜最高领导人对朝核问题的认知方式和行为逻
辑，也将随着中、美、俄、韩、日等国际行为体处理朝
核问题方式和态度的变化而改变，正所谓“人在江
湖走，不得不低头”。 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又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各主要大国能否在对朝鲜最高领导人
性格特征、心理认知模式和行为逻辑深入研究的基
础上，有效克服在朝核问题中的合作困境，制定、实
施更具针对性的应对之策，并注意选择新方案实施
的恰当“窗口期”，才有可能最终消除朝鲜核危机。
引入国际政治心理学分析范式，有助于更进一
步说明朝鲜最高决策者在朝鲜“核问题”上的决定
性作用。 通过对朝鲜现任最高领袖金正恩性格特征
和心理认知模式的分析，本文认为无论是从金正恩
的个性特征，还是从金正恩对朝鲜“拥核”极端重要
性的认知来看，朝鲜短期内都很难改变其既有的核
战略。
当然，这并不是说朝鲜核问题无解。 综合现有
信息来看，朝鲜最高领导人之所以在朝核问题上表
现出“超强硬”的姿态，并屡屡得手，重要原因在于
（
致谢：衷心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中肯修改意见和建议，文责由作者自负。）
参考文献：
［
［
１］张春．弃核的可能性：理论探讨与案例比较［Ｊ］．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７，（１２）．
２］高新涛．国家安全、国际声望、核能利用与国内政治———伊朗强力推进核开发的动因［Ｊ］．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１，（１）．
［
［
３］王莉，程维丹．朝鲜重申不排除进行新形式核试验［ＥＢ／ ＯＬ］．［２０１４⁃１１⁃１３］． ｈｔｔｐ：／ ／ ｗｏｒｌｄ．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 ｎ／ ２０１４／ ０４２９／ ｃ１００２⁃
２４９５８７２６．ｈｔｍｌ．
４］ＫＡＴＺＥＮＳＴＥＩＮ Ｐ Ｊ．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Ｎ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６．
［
［
５］钱春泰．美国与强制外交理论［Ｊ］．美国研究，２００６，（３）．
６］ＪＥＮＴＬＥＳＯＮ Ｂ Ｗ， ＷＨＹ ＴＯＣＫ Ｃ Ａ． Ｗｈｏ“Ｗｏｎ” Ｌｉｂｙａ？ Ｔｈｅ Ｆｏｒｃｅ⁃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Ｄｅｂａｔ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
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２００５，（３）．
［
［
［
［
［
７］秦亚青．层次分析法与国际关系研究［Ｊ］．欧洲，１９９８，（３）．
８］〔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Ｍ］．宋新宁，杜建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
９］黄超．建构主义视野下的国际规范扩散［Ｊ］．外交评论，２００８，（４）．
１０］ＣＨＥＣＫＥＬ Ｊ Ｔ． Ｎｏｒｍ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Ｅｕｒｏｐｅ［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１９９９．
１１］张琏瑰． 朝鲜政治体制不需要领导人有多大政治智慧［ ＥＢ／ ＯＬ］． ［２０１４⁃１１⁃１４］． ｈｔｔｐ：／ ／ ｎｅｗｓ． ｉｆｅｎｇ． ｃｏｍ／ ａ／ ２０１４１１１２／
４２４５１７９７＿０．ｓｈｔｍｌ．
［
［
［
［
［
［
１２］金灿荣．东北亚新变局与“后金正日时代”的朝鲜半岛［Ｊ］．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２，（１）．
１３］张琏瑰．维护朝鲜半岛无核化处于成败关键期［Ｊ］．东北亚论坛，２０１３，（３）．
１４］〔法〕米歇尔·吉拉尔．幻想与发明———个人回归国际政治［Ｍ］．郗润昌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
１５］赵明．加大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力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Ｊ］．改革与开放，２０１１，（１２）．
１６］徐瑶．一种研究国际政治的认知心理方法———《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评介［Ｊ］．学理论，２０１３，（１８）．
１７］ＹＯＵＮＧ Ｍ Ｄ， ＳＣＨＡＦＥＲ Ｍ．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 Ｏｕｒ Ｍａｄｎｅｓｓ？ Ｗａｙｓ ｏｆ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Ｊ］．
Ｍｅｒｓｈ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９８，（１）．
３４
黄金辉ꢀ 魏ꢀ 星ꢀ 朝鲜“弃核”的关键变量辨析———层次分析法的局限与超越
［
［
１８］〔美〕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Ｍ］．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９］金贵瑛．穿着言行模仿金日成金正恩大打国父牌［ＥＢ／ ＯＬ］．［２０１４⁃１１⁃１５］．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ｚａｏｂａｏ．ｃｏｍ／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ｓｔｏ⁃
ｒｙ２０１２０４２２⁃２８６５３．
［
［
［
２０］周斌．金日成首推朝鲜核战略［Ｊ］．决策，２０１３，（６）．
２１］李亮．英媒回顾金正恩成长历程：意志坚定竞争意识强［Ｎ］．环球日报，２０１１⁃１２⁃１９．
２２］韩报告分析金正恩性格：自恋急躁有破坏性倾向［ＥＢ／ ＯＬ］．［２０１４⁃１１⁃１５］． ｈｔｔｐ：／ ／ ｎｅｗｓ．ｔａｋｕｎｇｐａｏ．ｃｏｍ／ ｗｏｒｌｄ／ ｒｏｌｌ／ ２０１４⁃
０４／ ２４１８５１０．ｈｔｍｌ．
［
２３］金正恩新年讲话：铲除了党内污泥浊水［ＥＢ／ ＯＬ］．［２０１４⁃１１⁃１５］． ｈｔｔｐ：／ ／ ｎｅｗｓ．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 ｗ／ ｓｄ／ ２０１４⁃０１⁃０１／ １２２１２９１３５５１２．
ｓｈｔｍｌ．
Ｔｈｅ Ｋｅｙ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ｔｏ Ｄｅｎｕｃｌｅ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ＨＰ
ＨＵＡＮＧ Ｊｉｎ⁃ｈｕｉ， ＷＥＩ Ｘｉｎｇ
（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Ｓｉｃｈｕａｎ ６１００６４，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ｅｘａｃｔ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ｋｅｙ ｔｏ ｄｅｎｕｃｌｅ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ｉｓ ｔｈｅ ｉｍ⁃
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ｒｅｍｉｓｅ ｏｆ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Ｎｏｒｔｈ Ｋｏｒｅａ’ｓ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ｃｒｉｓｉｓ．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
（
ＡＨＰ） ｃａｎ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Ｋｏｒｅａ’ｓ ｄｅｎｕｃｌｅ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ｂｏ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ｄｏ⁃
ｍｅｓｔｉｃ ｌｅｖｅｌ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ｂｙ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Ｎｏｒｔｈ Ｋｏｒｅａ’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ｕｅ ｔｏ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ａｙｏｕｔ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Ｋｏｒｅａ’ｓ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ｋｅｙ ｔｏ ｄｅｎｕｃｌｅ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ａｙｓ ｏｎ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ｌｅｖｅｌ． Ｎｏｒｔｈ Ｋｏｒｅａ’ｓ ｈｉｇｈｌｙ⁃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ｓｔａｔｅ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ｉｔｓ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ｎａｂｌｅｓ ｔｈｅ ｔｏｐ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ｅｒ ｔｏ ｍａｋｅ ａ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ｄｅｎｕｃｌｅａｒ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ｂｙ ｎｏｒｍａｌ ｆｏｒｍ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ｐｓｙ⁃
ｃｈｏ⁃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Ｋｏｒｅａｎ ｔｏｐ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ｅｒ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ａｌｌｏｗ Ｎｏｒ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 ｒｕｎ．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Ｎｏｒｔｈ Ｋｏｒｅａ’ｓ ｄｅｎｕｃｌｅ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Ｕ⁃
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ｍｕｓｔ ｏｖｅｒｃｏｍ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ｆｏｒｍ ｎｅｗ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Ｎｏｒｔｈ Ｋｏｒｅａ’ｓ ｔｏｐ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ｎｕｃｌｅ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ｄｏ ｈａｒｍ ｔｏ ｈｉｓ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ｆｕｎ⁃
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ｎｌｙ ｉｎ ｔｈａｔ ｗａｙ ｃａｎ Ｎｏｒｔｈ Ｋｏｒｅａ’ｓ ｄｅｎｕｃｌｅ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ｅ ｔｕｒｎｅｄ ｉｎｔｏ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Ｎｏｒ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ｄｅｎｕｃｌｅ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ＨＰ）；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
ｃ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
责任编辑：张ꢀ 卉］
３５
（已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