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情”和“理性”之间：吕思勉的民族主义论 -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史学

第50卷第3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

SocialSciencesEditionꢂ

023年5月

Vol50ꢀNo3

Mayꢀ2023

“感情”和“理性”之间:

吕思勉的民族主义论

王应宪

ꢃꢃ摘要:民族主义是近代中国重要的社会思潮之一,也是影响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主要因素。新史学家吕思勉

承袭了中外民族和民族主义理论,从中国历史情境中理解民族问题,探寻民族主义的思想因子及其演变脉络。他

从“西来说”转向“中国本部论”认识汉民族起源,以文化为民族的根柢分析中华民族的特征,运用“同化论”、“外力

压迫论”阐述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主义的发生发展。在民族的“感情”和历史的“理性”之间,吕思勉本诸“史事之

真”立论民族历史和民族主义,从而追求“真正的历史”。

关键词:吕思勉;民族;民族主义;真正的历史

DOI1013734ꢄjcnki1000-531520230709

收稿日期:2023-02-16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近代大学史学系的形成与嬗变”(22BZS11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应宪,男,安徽滁州人,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

E-mailꢅyxwang@historyecnueducn。

₀_世_纪_初_以_来_中_外_学_术_交_流_日_渐_频_繁,五四启蒙思潮之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蜂拥而至,民族主义伴随

西学大潮涌入国门,并和中国本土的民族意识相互激荡,转化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思想资源。这一从西

方舶来的社会政治理论,也很大程度地促成了历史学者的认知和创作的变化。从民族主义视角讨论近现代

的史家与史学,成为近些年学术界的新取向,涌现出比较丰硕的成果。作为“现代中国四大史学家”之一的吕

思勉,在其等身著述中对于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多有关切,考察其民族思想以及民族主义理论的来源、观点

以及中国民族主义演变的认识,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吕思勉的学术精神及其价值。

一ꢃ民族主义理论的来源

吕思勉的学术以专精而博学为特色,在传统旧学多个领域见识精湛,而且博采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理论,

汲取社会学、人类学等新学说检讨中国的历史文化,“在广泛研究社会科学基础上治史”^①^。顾颉刚点评吕著

通史,就称其从社会科学立场解释中国文化制度,“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②^。就吕思勉民族主义理论来源

而言,既承袭了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对英国学者约瑟·伯尔拿《民族论》的观点也多有取鉴。

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主义的思想因子延绵已久,植根于儒家经典《春秋》、三礼的“华夷之辨”,已然蕴含着

鲜明的民族意识。章太炎就曾指出:民族主义是先民遗存,其根性在太古时代就已潜在,只是到了今日乃始

^发^达^③^。新史家梁启超致力^“欧西思想输入之导引^”^,为国人引入了近代民族主义观念^。1902年^,他发表的

《新民说》,定义“民族主义”为具有共同民族、言语、宗教、习俗之人集成的共同体,寻求独立自治、组织完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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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吕翼仁《回忆我的父亲吕思勉先生》,《历史教学问题》1998年第2期,第44页。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85页。

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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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应宪ꢃ“感情”和“理性”之间:吕思勉的民族主义论

政府,“谋公益而御他族” 并且称今日世界是^“民族主义之世界^”^,一国以其固有特性而立足于天地之间^,

感之于地理,受之于历史,胎之于思想,播之于风俗”②,欧洲的发达和世界的进步均因民族主义所冲激磅礴

①

;

“

而成。为了适应清季民初的社会革命,抵抗外部帝国主义,梁启超主张养成中国所固有的民族主义,建设民

族主义国家,以挽救危亡时局。在“史界革命”中,梁启超更是揭发了民族因素之于历史研究的特别价值,主

张“民族为历史之主脑”,历史的性质和精神,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盛衰兴亡之迹”以及“所以盛衰兴亡之

故”^③^。在批判旧史学的弊病恶果后^,梁氏提倡在国史创作中借助民族主义养成^“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的国

家思想,从而消除旧史学知朝廷、不知国家的弊端,写成供给现代国人资鉴的“理想的中国史”。所谓“适合于

现代中国人所需要之中国史”,指的是以中华民族原住民混合醇化、政治组织分治合治及中外交流为重要项

目,说明中国民族的发展轨迹、各民族关系、民族文化以及在人类全体上的位置及其特性^④^。作为梁启超思

想的追随者,吕思勉对梁氏学术政论颇为推崇,自述“粗知问学,实由梁先生牖之,虽亲炙之师友不逮” 其

通史、断代史及专史论著更是实践了新史学思想,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关注于民族、民族史问题,

从中国历史进程探寻民族主义的思想因子及其演变脉络。

⑤

就域外资源而言,英国学者约瑟·伯尔拿的民族理论对吕思勉的影响最为直接。1930年,上海民智书

局推出伯尔拿《民族论》的刘君木译本,是书系统分析了民族的概念、因素、起源发展,以及民族与国家和大同

主义、国际主义关系等问题。吕思勉称其“理论颇为正确”,“读之亦极有益”,并推介为研究民族问题的“首

^读^”^参^考^书^⑥^。在1940年代撰写的^《中国民族精神发展之我见^》一文中^,吕思勉又转述了^《民族论^》第二十三

章《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与战争》中的“过去的冲突纷争,不是民族主义之过,而是不奉行民族主义之过”语

句^⑦^,言称^“论民族主义的人说得好^:^‘民族斗争之所以剧烈^;非民族主义之过^,乃遏抑民族主义之过^’^”^⑧^。伯

尔拿“外力逼迫之为民族的因素”说,更成为吕思勉以“外力压迫”解释中国民族主义演变的理论依据。

二ꢃ从“西来说”到“中国本部论”

讨论民族主义的发生,自然绕不开民族起源问题,而这一议题在近代知识界却众说纷纭。如同梁启超

905年

《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所说,炎黄遗胄“果为中国原始之住民,抑由他方移植而来,若由移植,

^其^最^初^祖^国^在^何^地^,^此^事^至^今^未^有^定^论^”^⑨^。然而综合各方意见^,可以概括为^“外来^”和^“本部^”两说^,又以蒋智

由、刘师培、丁谦等所附议的法人拉克波里源出巴比伦的“西来说”最占优势,也为一般讲述中华历史文明者

^“奉为圭臬”ꢆꢇꢈ。对于汉族是由他处迁来,还是发端于中国本部,吕思勉有着长期的关注和思考。其₁920^年

代撰写的《白话本国史》倾向于“外来说”,将于阗河上源的昆仑、阿母河流域的大夏看成汉族居住地,认为汉

族“似”居住在葱岭帕米尔高原一带,进入中国所走路线“大概”是新疆到甘肃,言称:“‘汉族西来’,现在虽没

有充分的证据,然而蛛丝马迹是很多的。将来古书读得更精,古物发现得更多,再借他国的历史参考,一定可

以大为明白。”^ꢆ^ꢇ^ꢉ值得一说的是^,吕思勉这一时期虽然偏向^“西来说^”^,但言辞中^“似^”^、^“大概^”等不确定表述^,却

也显现出历史学者立论的审慎态度。

到了1930年代,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加之考古学新发现,吕思勉对汉族起源问题的认识发生了变化,

由“西来说”转向“中国本部论”。1934年,为中等程度学生编纂《中国民族演进史》讲义,吕思勉考证了《山海

经》、《穆天子传》的成书时代以及后人掺入作伪的事实,提出中国民族的“西来说”“绝不足信”,至于从南方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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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页。

梁启超《论教育当定宗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60页。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12页。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ꢊ9页。

吕思勉《辩梁任公<阴阳五行说之来历>》,《论学丛稿(上)》,《吕思勉全集》第1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330页。

吕思勉《中国民族演进史》,《吕思勉全集》第15册,第290页。

约瑟·伯尔拿《民族论》,刘君木译,上海民智书局1930年版,第113页。

吕思勉《中国民族精神发展之我见》,《论学丛稿(下)》,《吕思勉全集》第12册,第688页。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一》,第10页。

ꢆꢇꢈ缪凤林《中国民族西来辨》,《学衡》1925年第37期,第2页。

ꢆꢇ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吕思勉全集》第1册,第7ꢊ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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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印度等处迁徙而来的说法“更无证据”,并且根据可靠典籍的古史事迹,结合考古发掘的成果,以为“中国

^民^族^,^居^于^中^国^土^地^之^上^,^为^时^已^极^悠^久^”^①^。同一时期的修订版^《中国民族史^》^,吕氏讲明其认识转变的原

因:“予昔亦主汉族西来之说。所立证据,为《周官》郑注。谓古代之祀地祇,有昆仑之神与神州之神之别。入

神州后仍祀昆仑,则昆仑为汉族故土可知。自谓所据确为雅言。迄今思之,郑氏此注,原本纬候。纬候之作,

伪起哀、平,亦在西域地理既明之后。虽多取材故记,未必不附以新知。则其所言,亦与《山海经》、《穆天子

传》等耳。据此议彼,未免五十步之笑百步也。”他参照神话传说、地理环境等因素考察民族的起源后指出,汉

族是最初组织中国国家的民族,“语言、习俗、文化等,皆自成一体,一线相承。凡世所称为中国民族者,皆以

其能用此种语言,具有此等习俗、文化而言之也。此族初居黄河流域,渐向长江、粤江两流域发展”^②^。

在现代新史学眼光下,1940年代的吕著通史变换了历史叙事的取径,试图从“文化的项目”和“依据时

代”两方面讲述民族国家数千年的盛衰和社会状况。吕思勉主张从茫昧古史中“追求民族的起原,实当求之

于考古学,而不当求之于历史”;在谈及中国民族的由来问题时,他检讨此前“中国民族自西方高地而来”的西

来之说,“根据实在很薄弱” ^;又依据河南仰韶以及辽宁^、山东^、浙江等地的考古新发现^,论述中国的早期文

化可以分黑陶、彩陶为代表的东西两系,中国民族自古介于南北两个民族间,而且是东方文化的主干。到了

新中国初期,吕思勉依然呼吁研究者充分发掘并运用最古的史料,“摧陷廓清”受西洋史学家影响而发生的中

③

国民族西来之说的误解和偏见^④^。

三ꢃ文化———民族的根柢

在《中国民族演进史》中,吕思勉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民族史的知识和基本理论,尤其是点明了文化之于民

族的意义。在他看来,民族是以种族、语言、风俗、宗教、文学、国土、历史诸要素作为客观条件,在此基础上发

生“共同的文化”,进一步产生民族意识,最终形成了相互团结的集团。其中,文化是民族国家形成的核心特

质。民族源于文化而发生,“一民族,就是代表一种文化的。文化的差异不消灭,民族的差异,也终不能消

灭”^⑤^。文化是关乎国家^、民族形成发展的一大关节^,^“国家^、民族之盛衰兴替^,文化其本也^,政事^、兵力抑末

_矣_”⑥^。一言以蔽之^,如其通史著述所言^—^—^—^“民族的根柢^,则为文化^”^⑦^。

文化是民族的根柢,这一理念贯穿于吕思勉的历史著述。吕著通史从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学

术方面讲述国史,围绕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

育、语文、学术、宗教十八类展开,分篇叙述中国历史上各种文化现象。晚年任教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吕思

勉打算撰写一部中国通史,并《拟编中国通史说略》,依照社会发展情势讲述国史大势,仍将民族作为中国历

^史^发^生^的^首^要^问^题^,^包^括^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分^布^地^域^和^进^化^程^度^⑧^。从某种意义来说^,上述通史实践及构想

完全是以民族为中心的文化史。下面一段吕著通史“绪论”中的文字,颇能代表作者对于从部族走向国家、从

民族文化走向世界文化的认识:

(我国)自古代林立的部族,进而为较大的国家;再进而为更大的国家;再进而臻于统一;更进而

与域外交通,开疆拓土,同化异民族……今者世界大通,前此各别的文化,当合流而生一新文化,更

是毫无疑义的了。然则一提起文化,就该是世界的文化,而世界各国的历史,亦将可融合为一。^⑨

对于“民族国家”问题,吕思勉认为,当今世界并没有真正单纯的民族国家,由最初民族发生追溯国家历

史的发生,可以发现一个确定不移的道理,即“一个国家建立之初总是以一个民族为主体,然后渐次吸收其余

诸民族”;中国并非单纯的民族,而是融合诸多小民族而成的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国家,在汉族之外,又有以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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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中国民族演进史》,《吕思勉全集》第15册,第224ꢊ226页。

吕思勉《中国民族史》,《吕思勉全集》第15册,第13ꢊ14、8页。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吕思勉全集》第2册,第245ꢊ246、244页。

吕思勉《中国通史提纲》,《吕思勉全集》第15册,第386页。

吕思勉《中国民族演进史》,《吕思勉全集》第15册,第215、219页。

吕思勉《<中韩文化>叙》,《论学丛稿(下)》,《吕思勉全集》第12册,第950页。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吕思勉全集》第2册,第244页。

吕思勉《拟编中国通史说略》,《中国通史提纲五种》,《吕思勉全集》第15册,第402页。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吕思勉全集》第2册,第10ꢊ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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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方^位^命^名^的^“^夷^蛮^戎^狄^”^等^少^数^部^族^①^。至于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的融合^,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②^,

代

表了“文化的重心”,各民族间的互融互通以同化为作用展开,其间又以文化为内在动力,同化的过程表现为

“以文化的势力为前驱,以政治的势力为后盾”,政治顺着文化的方向自然、感化地进行,而非勉强地、压迫地

进行,中国的民族国家的造成是以文化的势力陶冶、团结民族,而以政治的势力组织国家,以为之藩卫^③^。从

这一视角理解中华民族的发生,吕思勉强调中华民族的卓然立于世界的特殊性:“惟我中华,合极错杂之族以

成国。而其中之汉族,人口最多,开明最早,文化最高,自然为立国之主题,而为他族所仰望”。在各民族交往

融合中,“汉族以文化根柢之深,不必借武力以自卫,而其民族性自不虞澌灭,用克兼容并苞,同仁一视;所吸

合之民族愈众,斯国家之疆域愈恢”^④^。吕著通史讲述汉民族同化其他民族^,也表现出以汉民族为中心的历

史叙事,中国在地理上自成为一个文化区域,以黄河、长江两流域为文化的中心,中国文化扩展的路径,即是

“

汉族恃其文化之高,把附近的民族,逐渐同化,而汉族的疆域,亦即随之拓展”⑤。

就整个中华民族的对外关系而论,则关乎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往来互通。在世界还未到达大同之境、文化

未能划一之前,世界各民族国家以文化为特征,而且有着明显差异。吕思勉引述英国思想家罗素的观点,提

出中外文化的优点分别是“科学方法”及“合理的生活观念”,两者的不同在于:前者探寻事物的真相和法则,

关注人和物的关系;后者讲求修齐治平之道,注重人与人的关系。为了复兴中华民族,应当对域外的科学文

化抱持开放姿态,“尽管无条件接受西洋人的科学”;与此同时,为保障人在世界上生存的权利,又须具备相当

的“民族自卫的武力”,即“他人要妨害我的生存时,我们自然也不能不迫而自卫”。中国文化过于注重人与人

的关系,表现出“宽容”、“伟大”的特色,又因其忽视人和自然的关系,使得自然科学不发达,制驭自然的能力

不强,“因其过于宽容,不注意于人为的侵害,所以武力衰退,有时要受异族的压迫”,因此,在和西洋文化接触

过程中,需要谨慎对待的是:西洋文化习惯对付自然,制驭自然的能力极强,“有时对于人,亦视之如物,足以

为自己发展的障碍的,亦不免当作物,把他来排除;所以其侵略性质亦颇甚”^⑥^。

在民族文化、世界文化的一元或多元问题上,吕思勉认同多种文化并存于现实世界,其间有着共同的原理,

文化的传播性质以及人类与生俱来的“求善之性”和“相爱之情”,使得世界各种文化交流互织、互有关系^⑦^。各

民族文化本身在或急或缓、一息不停变化,并且逐渐趋于共同,走向大同之路的“世界的文化” ^;然而未到达大

同之境以前,“文化相同的人民可以结为一体,通力合作,以共御外侮”,这也是民族国家形成的原理^⑨^。基于上

述认识,吕思勉主张,世界大同是未来社会的高远理想,“现在世界上各种特殊的文化,都是将来大同时代文化

的源泉。我们要尽力于大同,要尽力于全世界,对于本族的文化,就不可不善自保守,发扬光大”;从当下最切近

处入手,则“民族主义,在今日是值得提倡的,而且是必须提倡的。只要不过分限于偏狭”^ꢆ^ꢇ^ꢈ^。这里所说^“偏狭^”的

民族主义,是指自恃本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的民族”,以“强人从我”姿态甚至“武力强迫”,以侵略他民族而达成

所谓“宣传文化的使命”^ꢆ^ꢇ^ꢉ^。吕思勉以为^,民族以文化为特征^,文化的侵略引发民族危机^,那么^,^“天下最可怕的^,

是文化侵略”,“独有文化的侵略,则使你自己忘掉自己。自己忘掉自己,这不就是灭亡么”^ꢆ^ꢋ^ꢇ^?

⑧

抗战初期,一些国人被中华民族受到帝国主义外力侵凌现象蒙蔽,流露出民族衰老不可复振的悲观情

绪。如宋念慈所言,近百年来我国由于缺乏以历史教育唤起民族意识的努力,一旦和西方文明接触,“国人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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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吕思勉全集》第1册,第7、54页。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吕思勉全集》第2册,第244页。

吕思勉《中国民族演进史》,《吕思勉全集》第15册,第221、244页。

吕思勉《中国民族史》,《吕思勉全集》第15册,第12页。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吕思勉全集》第2册,第265页。

本段均引自:吕思勉《中国民族演进史》,《吕思勉全集》第15册,第283、288页。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吕思勉全集》第2册,第10页。

吕思勉《中国民族演进史》,《吕思勉全集》第15册,第286页。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吕思勉全集》第2册,第244页。

ꢆꢇꢈ吕思勉《中国民族演进史》,《吕思勉全集》第15册,第285页。

ꢆꢇꢉ吕思勉《中国民族演进史》,《吕思勉全集》第15册,第219页。

ꢆꢇꢋ吕思勉《中国民族演进史》,《吕思勉全集》第15册,第2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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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自^尊^自^信^之^心^便^急^剧^衰^退^,^以^致^造^成^今^日^国^难^日^深^的^局^面^”^①^。^《申报^》刊发书评谓^:^“在我国现在提倡民族

意识和发动民族解放战争的时期,民族史之类的书是非常需要的。中国人必须明了中国民族的起源、演变、

混合的成分,过去立国的光荣、文化的构成及现在的分布和生存状况,然后才能引起爱好我民族的心情,因之

增加了求民族解放的决心和力量。”^②以冷峻论史见长的吕思勉^,于^《中国民族演进史^》末章批评道^,^“近来有

人,因中国一时的衰败……竟怀疑到中国民族的能力。甚而至于有人说:‘中国民族,已经衰老了,不可复振

的了。’这真是妄自菲薄了”;进而赞扬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我民族居于此土之久。这一片土地,好一片适

宜于发生高等文化的土地,我们利用它,已经好几千年;现在此种文化,正要发扬其光辉于世界;亦惟有我民

族,最适宜于改进此文化,扩大此文化”;最后呼吁全体国民保持“民族的自信力”,“鼓起民族复兴的勇气”^③^。

吕著通史末章《革命途中的中国》坚持抗战必胜的信念,“非努力打退侵略的恶势力,决无可以自存之理”,国

人应对民族复兴抱有“一百二十分的自信心”^④^。

四ꢃ民族“感情”和历史“理性”之间

“民族主义是国民活力的源泉,其发展的情形自然更值得追溯和检讨”。吕思勉立足本土历史文化脉络,

以自西徂东的民族主义理论,引述伯尔拿《民族论》“外力逼迫之为民族的因素”说考察中国民族主义演变,指

出,“民族是世界上早就存在着的,民族主义却必待近世才发达;这就可见得民族主义的发达有一个客观上必

要的条件,那就是外力的压迫” ^,民族主义受异族压迫而起^,^“外力虽为外的条件^,而实是民族构成重要的条

件” ^,肯定外力在民族自觉意识发生^、民族主义觉醒中的关键作用^。他认为^,中国自宋以后^“因异族的压迫^,

而引起了全民族的觉醒,替民族主义,建立了一个深厚的根源”,民族主义由萌蘖而成长^⑦^。1935年的^《论民

族主义之真际》以及五年后发表的《中国民族精神发展之我见》两篇文章,吕思勉集中讲述了中国民族主义发

展轨迹。他将中国民族主义的演变分为四个时期:上古至秦汉为第一期,此时代多民族杂居神州大地,中原

汉族向四方扩展,“因文明程度的独高,并不虑异族的压迫”,所以民族意识亦很模糊,“民族主义植下了一个

根基,但其发荣滋长,则还有待于后来”;第二期为五胡乱华,彼时汉族和“异族”冲突对立,矛盾虽染,未极深

刻,民族主义已经萌芽生产;第三期为女真进占中原时代,“女真的歧视压迫,而汉族的民族主义遂于此时形

成。民族主义鲜明的旗帜,无过于尊王攘夷之论。……中国的民族主义实至宋而后形成”;第四期是近代西

力东侵以后,西人东来与国人的隔阂颇深,“五胡乱华以来,中国屡受异族的压迫,民族主义渐次萌芽,而未得

正当发展的途径,遂至激而横决”^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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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主义至近代达到一个高峰,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遭遇外部强敌的轮番欺凌,“四夷交

^侵^,^国^家^民^族^,^都^有^绝^续^存^亡^的^关^系^,^可^谓^危^急^极^了^”^⑨^。吕思勉从民族的应对态度出发^,提出五口通商以来

是中华民族“受外力压迫的时代”,戊戌变法以至1930年代则为中华民族“受外力压迫而起反应的时代”^ꢆ^ꢇ^ꢈ^。

民族危亡时刻,先进分子以民族复兴为志业,疾呼在民族主义发达的时代,“中国当其冲,故今日而再不以民

族主义提倡于吾国,则吾中国乃真亡矣”^ꢆ^ꢉ^ꢇ^。^“九一八^”事变后^,抗战的局势愈发急迫^,日本的侵略将中华民族

推向亡国灭种的险境。中国的民族主义因“外力之胁迫”,在谋求生存和独立的对外抗争中发展为最强劲的

一股社会思潮。如顾颉刚所言,“强邻肆虐,国亡无日,遂不期而同集于民族主义旗帜之下”^ꢆ^ꢇ^ꢋ^。彼时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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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念慈《民族主义的历史教育论》,《浙江省中等教育研究会季刊》1936年第5期,第46页。

寄一《读<中国民族史>》,《申报》1937年8月5日,第14版。

吕思勉《中国民族演进史》,《吕思勉全集》第15册,第288ꢊ289页。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吕思勉全集》第2册,第380页。

吕思勉《中国民族精神发展之我见》,《论学丛稿(下)》,《吕思勉全集》第12册,第685、680页。

吕思勉《中国民族演进史》,《吕思勉全集》第15册,第219页。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吕思勉全集》第2册,第337页。

吕思勉《中国民族精神发展之我见》,《论学丛稿(下)》,《吕思勉全集》第12册,第680ꢊ683页。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吕思勉全集》第2册,第50页。

ꢆꢇꢈ吕思勉《中国民族史》,《吕思勉全集》第15册,第283页。

ꢆꢇꢉ蒋百里《民族主义论》,《蒋百里全集》第1卷,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5页。

ꢆꢇꢋ顾颉刚《<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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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应宪ꢃ“感情”和“理性”之间:吕思勉的民族主义论

者为了适应对日抗战的舆论斗争和民族解放事业,“或者从历史上民族斗争的光荣史迹来鼓励抗战的信心,

或者从历史上民族败类的卖国阴谋来提高对投降分子的警惕性”^①^。在此情势下^,^“自度终不能为纯儒^”的吕

思勉,论学愈发讲求当世的实用,历史著述关怀民族、国家和现实社会。唯其特别之处在于,在民族的“感情”

和历史的“理性”之间,吕氏仍坚守追求“真正的历史”本位。

吕思勉强调:“各种学问,皆须求得正确之事实,然后归纳之而得其公理,史学亦犹是也。”^②论学以求得

真实为前提,历史研究尤其如此。1920年,为沈阳高师所作历史讲义,吕思勉以“科学的眼光”和“正确之事

实”为治史要事,将求得史事的真实作为历史研究第一步,然后从正确的事实中“观众事之会通”,归纳寻求公

例^③^;同时期的^《白话本国史^》也将^“科学的眼光^”和^“考据之学^”看作治史的最紧要之处^,尤其是由考据方法获

取“正确的事实”^④^。^上^述^治^学^理^念^也^真^切^反^映^于^其^民^族^和^民^族^主^义^的^论^断^。在^《中国民族演进史^》序文中^,

吕思勉曾说,讲民族历史不能抹煞史实真相,讲民族问题不能隐讳以往的矛盾和冲突,应当“忠实叙述”汉族

及各少数民族关系^⑤^。以此^,吕思勉批评传统史学以历史激励爱国^、爱种族^,存在^“蔽于偏见^,致失史事之真^”

^的^谬^误^以^及^“^明^知^非^史^事^之^真^,^而^故^为^矫^诬^”^的^愚^民^惑^世^⑥^。在爱国爱族的^“感情^”和历史研究的^“理性^”间^,吕

思勉一方面肯定“借历史以激励爱国家、爱民族之心,亦确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同时强调凡事总有一个适当

限度,“用之太过亦有弊”,以历史为中介宣扬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须恪守“感情与理性,须相辅而行”原则,不

能“昧于事实的真相”,偏重感情而抹杀理性,过度掺入民族主义情绪,过于拔高本族与贬抑他族,应当运用

“

真正的历史”克服由于“矫揉造作的历史”所产生的民族主义误用的弊病⑦。吕思勉曾因《白话本国史》岳

飞、秦桧的评价陷入诉讼案,有人指控吕著“诋毁岳飞,乃系危害民国”,而作者坚持治史求真未曾退却。晚年

反思此事,他依然坚称,“欲言民族主义,欲言反抗侵略,不当重在崇拜战将。即欲表扬战将,亦当详考史事,

求其真相,不当禁遏考证”^⑧^。

事实上,上述吕思勉有关民族主义和史学关系的论述并不乏同道者。1935年,化名“疑”的作者,就批评

“以历史学为民族主义的丫头”,将历史学作为工具鼓动民族复兴运动的“民族主义的历史学”,即“表扬过去

民族历史的光荣,以鼓动民族复兴运动”,赞同“在国难严重的现在,我们应该尽量揭发中国历史的真相,使国

人得以鉴往知来;必要的时候,为应用起见,固然也可以特提中国过去的真正光荣历史,使民族增加自信力”,

然而历史学完全是讲求客观的学问,“我们需要一部客观的历史,做我们良好的镜子;我们不需要凹凸镜,使

我们的影子模糊”^⑨^。历史的研究自当以敬畏历史^、尊重史实为前提^,避免^“凹凸镜^”所显现的变形画面^,由

“平面镜”所得真实而客观的影像求得历史的真价值。

总之,作为西方近代思想史上的术语,民族主义自然有其特别的指向和内涵。自民族主义传入国内,成

为近代中国重要的社会思潮之一,也影响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新史学家吕思勉不仅承袭了中外民族和民

族主义理论,而且还从中国历史情境中理解民族,探寻民族主义的思想因子及其演变脉络。他从“西来说”转

向“中国本部论”认识汉民族起源,以文化为民族的根柢分析中华民族的特征,运用“同化论”、“外力压迫论”

阐述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主义的发生发展。其间,吕思勉不为民初知识界的时风所拘囿,在民族的“感情”和

历史的“理性”之间,以“史事之真”立论民族历史和民族主义,以“真正的历史”克服民族主义误用之弊,表现

出一个历史学者自立自得的气象。

[责任编辑:凌兴珍]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叶蠖生《抗战以来的历史学》,李孝迁编校《中国现代史学评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282页。

吕思勉《整理旧籍之方法》,《论学丛稿(上)》,《吕思勉全集》第11册,第293页。

吕思勉《沈阳高师中国历史讲义绪论》,《论学丛稿(上)》,《吕思勉全集》第11册,第204页。

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吕思勉全集》第1册,第5页。

吕思勉《<中国民族演进史>序》,《中国民族演进史》,《吕思勉全集》第15册,第213页。

吕思勉《史籍与史学》,《吕思勉全集》第18册,第20页。

吕思勉《历史研究法》,《吕思勉全集》第18册,第58ꢊ59页。

吕思勉《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论学丛稿(下)》,《吕思勉全集》第12册,第1229页。

疑《论所谓“民族主义的历史学”》,《惠兴女中》1935年第3期,第3ꢊ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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