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 整刊下载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注释中的参考文献著录原则与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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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7714-2015)、新闻出版行业标准《学术出版规范注释》(CY/T121-2015),以及

《芝加哥手册》(_T_h_e_C_h_i_c_a_g_o_M_a_n_u_a_l_o_f_S_t_y_l_e)第₁₇版的相关规定,拟定本刊注释体例中的参考文献著录

基本原则及格式示例如下,供作者参考。

一、著录基本原则

_._参_考_文_献_在_注_释_中_首_次_出_现_时_,必须完整著录参考文献的各项基本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作者、文献题

名、出版信息及页码等。

₂_._当_汉_语_参_考_文_献_在_注_释_中_重_复_著_录_时_,可只著录其主要信息(作者、文献题名、页码等),省略其他辅助

信息(责任方式、副标题、出版信息等)。外文参考文献在注释中重复著录时,参照《芝加哥手册》,还可省略部

分作者及标题的单词。

_._在_注_释_中_著_录_参_考_文_献_时_,汉语文献应当依照现代汉语的正常表达方式和标点符号使用规则著录,外

语文献参考《芝加哥手册》用符合其语言表达方式的形式著录。

_._为_便_于_排_版_,脚注不宜太长,过长的非参考文献的注释文字宜移放到正文中进行处理。

二、著录样式

₁_._普_通_图_书_,包括专著、主编作品、译注文献、论文集、资料汇编、报告、参考工具书等文献。著录信息包

括作者、文献题名、出版社及版本、页码等,如有编者、译者、注者等信息,也应当著录。

①

②

③

④

⑤

唐绪军《报业经济与报业经营》,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杜诗详注》,仇兆鳌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页。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999页。

彭恩华《序》,兴膳宏《六朝文学论稿》,彭恩华译,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页。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罗克斯伯里第三版)》,斯蒂芬·卡尔伯格英译,苏国勋等中译,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79ꢀ80页。

BrianGrazerandCharlesFishmanꢁACuriousMind TheSecrettoaBiggerLifeꢂNew YorkꢃSimon & Schusterꢁ

016ꢄꢁ188ꢅ

YvesBonnefoyꢁNewandSelectedPoemsꢀedꢅJohnNaughtonandAnthonyRudolfꢂChicagoꢃUniversityofChicago

Pressꢁ1995ꢄꢁ50ꢅ

GlennGouldꢁꢆStreisandasSchwarzkopfꢁꢇinTheGlennGouldReaderꢀedꢅTim PageꢂNew YorkꢃKnopfꢁ1984ꢄꢁ

⑥

⑦

⑧

310ꢅ

⑨GabrielGarcíaMárquezꢁLoveintheTimeofCholeraꢀtransꢅEdithGrossmanꢂNewYorkꢃVintageꢁ2007ꢄꢁ242-255ꢅ

⑩ChristopherHitchensꢁintroductiontoCivilizationandItsDiscontentsꢀbySigmundFreudꢁtransꢅandedꢅJamesStra-

cheyꢂNew YorkꢃWꢅWꢅNorton & Companyꢁ2010ꢄꢅ

₂_._连_续_性_出_版_物_,包括期刊、杂志、报纸等文献。著录信息包括作者(如无可省略)、文章篇名、连续出版

物名称、出版时间、引用具体页码或版次等,电子报刊可增加著录URL或DOI等信息。

①

②

③

陈驰《论人权的宪法保障》,《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第9页。

何兆武《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人民日报》2015年3月16日,第16版。

陆娅楠、程远州、韩俊杰《我国高铁营业里程年底将达3.5万公里》,《人民日报》2019年11月30日,第1版,httpꢃꢈꢈpa-

perꢅpeopleꢅcomꢅcnꢈrmrbꢈhtmlꢈ2019-11ꢈ30ꢈnwꢅD110000renmrb^_²⁰¹⁹¹¹³⁰^_¹^-⁰¹^ꢅ^h^t^m^ꢅ

MichaelTessleretalꢅꢁꢆDiversityandDistributionofStreamBryophytesꢃDoespH MatterꢉꢁꢇFreshwaterScience33ꢁ

noꢅ3ꢂSeptember2014ꢄꢃ778ꢅ

Jui-ChꢊiLiuꢁꢆBeholdingtheFeminineSublimeꢃLee Millerꢊs WarPhotographyꢁꢇSigns40ꢁnoꢅ2ꢂWinter2015ꢄ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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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opherLehmann-HauptꢁꢆRobertGirouxꢁEditorꢁPublisherandNurturerofLiteraryGiantsꢁIsDeadat94ꢁꢇNew

④

⑤

⑥

YorkTimesꢀSeptember6ꢁ2008ꢃB6ꢅ

₃_._学_位_论_文_。著录信息包括作者、篇名、学位授予单位、学位类别及时间、页码等,电子文献可著录获取

或访问路径。

(下转封三)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编辑委员会

主任郭勇

副主任唐普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川王永贵毛中根左卫民刘敏江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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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艳波郑涛段渝郭文郭华郭勇

唐普曹曦颖彭锋靳宇倡雷勇蔡方鹿

编辑部

主编唐普

编辑苏雪梅何毅罗银科钟秋波唐普凌兴珍

编务帅巍何凤鸣

_JOURNALOFSICHUAN NORMALUNIVERSITY

SocialSciencesEdition⁽Bimonthl_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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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Fengming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双月刊)

年第期

2024 1

ꢀꢀꢀꢀꢀꢀꢀꢀꢀꢀꢀꢀꢀꢀꢀꢀꢀꢀꢀꢀꢀꢀꢀꢀꢀꢀꢀꢀꢀꢀꢀꢀꢀꢀꢀꢀꢀꢀꢀꢀꢀꢀꢀꢀꢀꢀꢀꢀꢀ

ꢀ

●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习近平关于大党独有难题重要论述

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原创性贡献………………………………… 阚道远邱友亮(5)

论习近平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理论与实践创新中的系统观念…………… 李新芝钟联国(15)

马克思恩格斯用典的特征、效用价值及其当代启示

—

——基于对《马克思恩格斯文集》(₂₀₀₉年版)的文本考察……………………………… 王珂(25)

●

哲学

荀子“诗性伦理”思想研究……………………………………………………………… 王堃(32)

法家政治思想中的道家哲学:渊源与异变…………………………………………… 费君箫(44)

王夫之的哲学是唯物论吗?

—

——以“气”与“器”为中心的考察……………………………………………………… 刘荣(51)

●

数字法学研究

论大语言模型材料的证据属性

——以_C_h_a_t_G_P_T和文心一言为例………………………………………… 徐继敏严若冰(60)

—

区块链证据规则体系化的三重逻辑及其制度展开………………………………… 段陆平(74)

区块链证据真实性保障的全流程困境与破解路径……………………… 张洪亮许世强(84)

●

新时代乡村振兴研究

传统村落保护中的公众参与模式探讨……………………………………………… 祁润钊(96)

民族旅游村寨公共休闲空间非正义及影响因素研究

—

——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为例…………………………………… 赵春艳夏银环成娅(104)

第

1^卷⁽^总^第262^期⁾

₂₀₂₄_年₁_月₁₀日出版

ꢀ

ꢀꢀꢀꢀꢀꢀꢀꢀꢀꢀꢀꢀꢀꢀꢀꢀꢀꢀꢀꢀꢀꢀꢀꢀꢀꢀꢀꢀꢀꢀꢀꢀꢀꢀꢀꢀꢀꢀꢀꢀꢀꢀꢀꢀꢀꢀꢀꢀꢀ

传统村落旅游发展中的居民诉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恩施州二官寨村为例………………………………… 谢双玉聂黎莎金昳欣(113)

—

教育学^:^“^高^质^量^发^展^”^专^题

●

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逻辑基础、理论意涵与实践路向………………… 曲铁华龚旭凌(122)

我国融合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核心意蕴、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 谢钰涵林倩雪(130)

●

文艺研究

一倡三叹”新诠

——兼论《诗经》仪式乐歌的组诗性质及其文学史意义………………………………… 牟歆(138)

文选》收录《毛诗序》探论

——兼论《文选》“序”文的收录标准…………………………………………… 力之阳欣(147)

“

—

《

—

●

历史学

上海外国资本家与中日冲突之演变(1931-1932) ……………………………… 马建凯(157)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中印公路的筹修与交涉…………………………………… 王占西(173)

●

出版与传播

三大核心期刊评价项目比较与应对:以高校综合性社科学报评价结果为例…… 苏雪梅(190)

英文目录及摘要……………………………………………………………………………… (199)

本期执行编辑:苏雪梅

期刊基本参数:CN51ꢁ1063/C*1974*b*A4*208*zh*P*$10.00*1300*19*2024ꢁ01ꢁ10

本刊网址:htt_psꢂꢃꢃwkxbꢄsicnuꢄeduꢄcn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全国社科工作办举报电话:010ꢁ63098272。

第51卷第1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

SocialSciencesEditionꢂ

024年1月

Vol51ꢀNo1

Januaryꢀ2024

习近平关于大党独有难题重要论述

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原创性贡献

阚道远_ꢃ邱友亮

ꢃꢃ摘要: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围绕大党独有难题的形成原因、核心内容、破解之道,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

论断,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了重大原创性贡献。其突出体现在:系统构建了大党独有难题的逻

辑体系和分析框架,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理论升华与思想跃迁;结合时代突出问题、中国历史智慧和人

类政治文明来审视大党独有难题,从横向丰富和纵向扩展的层面拓宽并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内容范畴和

视角视域;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价值立场、核心观点、思想方法分析和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推动这一学

说释放出强大的理论魅力和实践效能。完整准确把握习近平关于大党独有难题重要论述蕴含的理论特质,为推动

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和思想借鉴。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党独有难题;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自我革命

DOI1013734ꢄjcnki1000-531520240101

收稿日期:2023-10-09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大党独有难题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贡献研究”(23BKS051)的阶段

性成果。

作者简介:阚道远,男,安徽广德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纪检监察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E-mailꢅkan_d_y@fudaneducn。

邱友亮,男,福建龙岩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提出了“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①的深刻论断^。

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进一步强调:“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

意志、统一行动,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如何始终能够

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都是我们这个大党必须解决的独有难

题。”^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大党独有难题的全新重要论

述。这些重要论述不仅是对管党治党重大问题的对策性思考,而且包含了鲜明的方法论意蕴和学理价值,是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的伟大创新。

“

理论的方案需要通过实际经验的大量积累才臻于完善”③。习近平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发展是一个不断丰富拓展并不断体系化、学理化的过程。”^④从层次结构上看^,理论体系的层次越系统^、

①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63页。

(

《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一刻不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障党的二十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2023年1月9

日),《人民日报》2023年1月10日,第1版。

③

④

卡·马克思《资本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7页。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更为丰硕的理论创新成

果》(2023年6月30日),《人民日报》2023年7月2日,第1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结构越全面,其成熟度越高、指导性越强、创新性越大。在发生学意义上,习近平关于大党独有难题重要论述

的原创性贡献的理论硬核首先体现在概念、命题和要义的学理性创新。这是理论体系具有十足韧性的根源

所在。在此基础上,依据实践的鲜活性特质与理论的创新性品格,习近平关于大党独有难题重要论述的原创

性层次也由学理硬核向外作延伸,使创新性拓展贡献蕴含了现实性、历史性和世界性维度。进而言之,这一

拓展之所以能实现新的思想跃迁、达到新的思维高度,归根结底在于承袭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维、逻

辑、视域、议题,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价值立场、核心观点、思想方法进行守正创新式的

运用,因而能够创造性地提出具有灵活适应性的原理和观点。由此,搭建出了学理性原创贡献、创新性拓展

贡献和创造性运用贡献的三大层次结构。由于理论基础的同构性,三者之间形成严密自洽、相互支撑、内在

关联的纵向立体层次,是逐步拓宽并不断升华的科学分析框架。以此为依据,对习近平关于大党独有难题重

要论述内蕴的原创性贡献进行系统分析与机理透视,有助于深入剖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

想日臻成熟完善并呈现科学化、体系化的高级理论形态的历史过程,深度挖掘并准确凝练习近平关于大党独

有难题重要论述具有的理论特质和方法论特征,揭示其对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独特价值

意蕴。

图1ꢃ习近平关于大党独有难题重要论述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原创性贡献层次结构

一ꢃ学理性原创贡献:习近平关于大党独有难题重要论述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理论升华与思想跃

迁

所谓“学理性原创贡献”,是指习近平从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什么、要干什么”^①的根本问题出

发,在“何谓大党”、“为何独有”、“难在哪里”、“如何破解”等方面系统构建了大党独有难题的逻辑体系和分析

框架,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理论升华与思想跃迁。

(一)提出“大党独有难题”的原创性概念

概念是命题提出的基础,是思想生成的基石。“大党独有难题”是在历史与现实相互交织、内部与外部相

互影响的基础上逐步生成和发展的原创性概念。它深刻彰显了党治国理政的智慧韬略,将马克思主义政党

的革命性和批判性上升到新的历史高度。对这一概念的深刻把握,需要厘清如下两个前提性问题。

其一,何谓大党。习近平强调:“我们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同时大也有大的难

处。”^②基于文本的语义分析可知^,^“大党^”是从世界政党比较维度而言的政治概念^,有特定的内涵指向^。第

一,党员人数多、组织规模大。截至2022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9804.1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06.5万

个。显然,历经新时代十年的革命性锻造,党的组织规模日益庞大,执政根基持续巩固。第二,战斗力强、影

①

②

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探索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2022年1月1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

023年版,第589页。

习近平《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2018年1月5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第105页。

阚道远ꢃ邱友亮ꢃ习近平关于大党独有难题重要论述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原创性贡献

响力大。若仅论党员规模,世界政坛不乏百万乃至千万级的大党。然而,部分政党因其入党手续随意、内部

组织涣散、管理制度松懈而沦为俱乐部型政党,难以凝聚起强大战斗力。与之不同,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加

强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使党在自我革命中不断焕发出蓬勃生机,进而展现出巨大影响力。第三,理想格局

大、使命担当重。随着新一轮民粹主义兴起,西方政党政治的格局更加碎片化、多元化,政党愈发无法肩负起

凝聚共识、引领方向的重任。而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光荣使

命,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这种远大的志向、宏大的抱负、博大的胸襟,决定着中国共产党无愧于世界第

一大政党。

其二,为何独有。习近平指出:“大党大国,既是我们办大事、建伟业的优势,也使我们治党治国面对很多

独有难题。”^①可见^,当代中国独特的政治和历史环境孕育了大党独有难题^。一方面^,社会主义大国与大党的

内在耦合生成了大党独有难题。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得到显著

提高,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与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始终没有改变。在此背景下,最大

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执政,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然会面临许

多新的严峻考验。另一方面,对党的长期执政面临最大挑战的远虑忧思生成了大党独有难题。处于一党执

政、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土壤中,如何有效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使权力行使更加规范化、合

理化,是我们党面临的一大挑战。习近平指出:“自我监督是世界性难题,是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②总

之,对治理大党大国的深刻思考,尤其是对加强自我监督、防止权力异化的考量和探索,构成了大党独有难题

生成的现实基础。

(二)提出“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的全新性命题

“清醒”,本义指意识清楚、思想清晰,而“坚定”则是指意志坚强,无法动摇。在“必须时刻保持”的严格要

求中,两者的有机结合是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精神密码,展现出党员干部在政治立场、政治态度等维度的优

秀品质。在此基础上,提出“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的全新性命题,升华了马克思主

义政党自我革命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历史自觉。

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蕴含的合规律性,表达的是党对管党治党规律的自觉遵

循,体现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客观规律尺度。在社会主义国家中,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意志品质是影响国家

兴衰、事业成败的重要因素,而能否始终保持预判问题、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清醒和坚定,是决定党是否强

大的关键所在。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以“两个务必”为标志,我们党开始自觉思考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党的

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问题,推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敏锐察觉到经济犯罪对于

党的长远危害。他指出:“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

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③进而^,邓小平提出了党建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因应之策^。新时代中国共产党

人更加深切地认识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

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④^。

鉴于此我们党将应对大党长期执政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的精神状态^,

上升到“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的政治高度,深刻契合了管党治党规律的内在规定。

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蕴含的合目的性,彰显的是党对肩负使命任务的历史主

动,体现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主体价值尺度。从本质上看,“清醒和坚定”反映的是一种优秀的政治品格与饱

满的精神状态,其合目的性的重要表现是始终遵循并追求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正义性价值。习近平告诫

全党:“要践行新时期好干部标准,不做政治麻木、办事糊涂的昏官,不做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懒官,不做推

①

②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七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2年10月12日),《求是》2022年第23期,第8页。

习近平《重整行装再出发,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2018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来

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98页。

③

④

邓小平《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1982年4月10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3页。

习近平《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2013年6月18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2版,第367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诿扯皮、不思进取的庸官,不做以权谋私、蜕化变质的贪官。”^①这一靶向化描述^,从警醒的意义上精准绘制了

如果丧失解决自身存在问题的清醒与坚定,党员干部就会蜕化变质的生动画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

惨痛教训表明,一旦在刮骨疗毒、去腐生肌的精气神上有所懈怠,我们党不但无法应对严峻的外部环境考验,

而且难以克服党内存在的脱离群众与消极腐败的危险。唯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持

之以恒地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以强大的历史主动精神赋能新时代党的建设,才能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

味,永远保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底色,进而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的新境界。

(三)提出“六个如何始终”的战略性考量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以卓绝的政治勇气和丰富的政治智慧,围绕如何破解大党独有难题作了全新思考和

深刻探索,阐明了大党独有难题的核心要义,剖释了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动力源泉、政治引领、坚强保证、精

神支撑及战略举措,系统构建了一个立意深远的理论大厦,极大深化了对管党治党的规律性认识。

深刻理解“六个如何始终”的战略性考量是把握习近平关于大党独有难题重要论述的学理性原创贡献的

重中之重。作为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六个如何始终”以其清晰的内在逻辑,构成了大党独有难题的四梁八

柱。“第一个如何始终”突出百年大党的初心使命,深刻回应党是什么、要干什么的首要问题,直接关涉到党

员队伍先进性和纯洁性在新时代的继续保持。习近平指出:“一个政党最难的就是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

经风霜而本色依旧。”^②^“第二个如何始终^”突出超大规模政党的团结统一^,旨在解决增强政治向心力^、意志品

质力、组织凝聚力的重要问题,通过全党思想、意志、行动的高度统一,充分发挥严明的组织纪律独特优势,凝

聚起奋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伟力。“第三个如何始终”强调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建设,目的是使党员

干部政治过硬、本领高强,能够把握和驾驭复杂的国内外变局,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

稳致远。“第四个如何始终”聚焦干事创业精神状态,深刻说明了立志千秋伟业的中国共产党何以风华正茂

的主观动因,构成了我们党不断开辟事业发展新天地的内在要求。“第五个如何始终”关注党的自我革命锤

炼,准确洞见到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是我们党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属性的关键所在,契合了

党长期执政的本质规定性。“第六个如何始终”侧重基础性、经常性的政治生态建设,通过涵养风清气正的党

风政风,营造出强大的政治正能量,引领社风民风持续向上向善,生动展现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新气象。

质言之,“六个如何始终”以其整体性、系统性和科学性的实践指向,涉及了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

强全党凝聚力战斗力、克服本领恐慌、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品格、勇于坚持真理并修正错误、优化党风政风等

重要方面,反映了习近平的深邃思想和深挚情怀,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治理的未来方向。

二ꢃ创新性拓展贡献:习近平关于大党独有难题重要论述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内容丰富与视角拓

新

所谓“创新性拓展贡献”,指习近平结合时代突出问题、中国历史智慧和人类政治文明来审视、剖析和破

解大党独有难题,进而从内容范畴和视角视域两大层面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进行横向丰富和纵向扩展,形

成了符合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的科学理论体系。

(一)针对现实问题的理论拓展

当下,时代发展进步与党自我革命的深度与广度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考与想象,也远远

超出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已有的理论积累。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新时代管党治党面临的一系列现实问

题,习近平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历史主动精神作出了深刻回应,提出了极具时代质感的创新性论断。

从体量规模上看,随着党员总数的增加,党的组织体系也愈加庞大。然而,党员总数的上升与全党战斗

力的凝聚并非机械的正比例关系,相反,这意味着党内思想多元化、行动自由化、个性独立化的潜在因素不断

增加。在部分党政干部群体中,甚至出现了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等恶劣行径,严重违反了

①

②

习近平《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9年7月9日),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

版,第316页。

习近平《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2021年11月11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

42页。

阚道远ꢃ邱友亮ꢃ习近平关于大党独有难题重要论述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原创性贡献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鉴于此,习近平反复强调,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所

系。他指出:“我们党是高度集中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上的统一、政治上的团结、行动上的一致是党

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所在。”^①因此^,全党必须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提高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

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

从更深层次上看,在执政业绩光环的照耀下,部分党员逐渐缺乏攻坚克难的锐气和斗志,甚至忘却初心、

背弃使命,不仅产生承平日久、精神懈怠的心态,而且出现忽略自身不足、忽视自身问题的现象。习近平警醒

全党:“我们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赞扬声中丧失革命精神和斗志,逐渐陷入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贪图享乐

的状态。”^②进而^,习近平将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视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

课题”^③^。同时^,针对敷衍塞责^、得过且过等消极行为^,习近平强调^,要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引导广大

党员“保持只争朝夕、奋发有为的奋斗姿态和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斗争精神,以钉钉子精神抓工作落实……努

^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④^。此外^,习近平重申^,要一以贯之地坚持问题导向^,特别是要能

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⑤^。

从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面临的难题挑战上看,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特征更加明显,

给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但由于缺乏与之相适应的能力素质和技能储备,部分党员干

部出现了本领恐慌和能力恐慌。对此,习近平首先将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具象化为八项执政本领,即学习本

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

领,以此构成锻炼执政能力和提升领导水平的主线脉络。在此基础上,习近平强调,党员干部不但要“经受严

⑥

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而且要“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真正锻造成为烈火真金” ,从根本上

克服能力恐慌,切实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二)汲取历史智慧的理论拓展

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指出:“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

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

势,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⑦习近平充分吸收了中国古代治国理政智慧^,创新性发展了为政以德^、正己修

身、立志笃行、知行合一等价值理念并将其融入大党独有难题治理各环节,内部证成了党性与民族性存在的

逻辑关联,赋予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

在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难题上,习近平在体认中国士人养心、清心的修养传统基础上强调,“古

人说:‘天下之难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一旦有了‘心中贼’,自我革命意志就会衰退,就会违背

^初^心^、^忘^记^使^命^,^就^会^突^破^纪^律^底^线^甚^至^违^法^犯^罪^”^⑧^。由此^,习近平提出了^“修炼共产党人的^‘心学^’^”^⑨的重

要命题,要求全体党员增强党性修养,时时牢记初心使命,形成坚定的理想信念。

在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难题上,习近平首先引用了《汉书》中描述风俗教化相同、政令

ꢈꢇꢆ,

贯通划一的“六合同风,九州共贯” 以此强调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极端重要性^。其次^,习近平将^“中

军帐运筹帷幄,一盘棋车马分明”的思想精髓与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融通起来,要求各级组织对党中央作出

①

②

③

④

⑤

习近平《增强看齐意识》(2015年12月11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57页。

习近平《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2019年6月24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531页。

习近平《持续推动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2020年1月8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538页。

习近平《准确把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目标要求》(2019年5月31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525页。

习近平《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2015年1月23日),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

第128页。

⑥

⑦

习近平《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2019年9月3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227页。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更为丰硕的理论创新成

果》(2023年6月30日),《人民日报》2023年7月2日,第1版。

⑧

⑨

习近平《持续推动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2020年1月8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541页。

习近平《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2021年9月1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第523页。

ꢆꢇꢈ习近平《严明党的组织纪律,增强组织纪律性》(2014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

社2014年版,第772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的^决^策^部^署^,^必^须^以^不^折^不^扣^的^态^度^贯^彻^落^实^①^。最终^,在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下^,全党形成

“

如身使臂,如臂使指”②的鲜明政治优势,更好地发挥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力。

在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难题上,习近平再三强调了学习对于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

水平的重要性。通过援引“学所以益才也,砺所以致刃也”,习近平阐明了学习是“领导干部成长成才的必由

之路”^③的基本规律^。他进而将^“知行合一^”的哲理^,贯穿于党员干部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全过程中^,

“

要坚持在重大斗争中磨砺,越是困难大、矛盾多的地方,越是形势严峻、情况复杂的时候,越能练胆魄、磨意

志、长才干”^④^。

在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难题上,习近平充分汲取了仁政理念和务实思想,反复引述了“为官

避事平生耻”的古训,认为党员干部需要有担当精神,切忌“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

不想出力”^⑤的平庸思想^。进而言之^,担当的大小^,生动展现着党员干部的胸怀^、勇气和格调^。因此^,保持干

事创业的精神状态,需要始终装着为民造福的大担当、大情怀,坚决反对“好人主义”、“市侩哲学”、“庸俗哲

学”等错误思想。

在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方面,习近平通过阐述“君子检身,常若有过”^⑥的修身

方式,要求全党以正视问题的历史自觉和刀刃向内的政治勇气,解决党内存在的各种违背初心使命的问题。

同时,习近平引用了“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的典故^⑦^,剖析了一旦对党内存在

的矛盾和问题采取熟视无睹,甚至是回避、掩饰的态度,势必使矛盾恶性转化,最终造成难以挽回的重大损

失。

在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难题上,习近平从宏观层面指出:“弘扬和践行忠诚老实、公道正

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以良好政治文化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⑧不难看出^,这十六字价值观

突出了传统的忠诚、公正、求实、廉洁理念,对涵养政治生态具有关键作用。此外,习近平从个体层面提出,党

员干部要“涵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⑨^。这充分体现了儒家道德精神对新时代

党的建设的文化滋养,使其蕴含了独特的中华文化价值理念。

(三)借鉴世界经验的理论拓展

在论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时,习近平提出了“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ꢆ^ꢇ^ꢈ的重大命

题。从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历程来看,新的更高的政治文明形态的出场,往往包含着对旧有政治文明的继承

与创新,因而具备一定的进步性与合理性。现代政党政治在数百年来的运行轨迹中,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

理念、规则和制度,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发挥了独特效能。在借鉴世界政党治理成果的基础上,新时代中

国共产党人以突出的包容性扬弃了治理的理念、系统的观念、辩证的思维来破解大党独有难题,使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更具世界眼光,引领当代政治文明发展潮流。

以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为例。首先,习近平把治理的理念嵌入全面从严治党全过程,富有

预见性地将“管党治党建设党”^ꢆ^ꢇ^ꢉ有机统一起来^。其中^,治党的关键意义在于^,政党通过内部治理的制度化和

规范化,层层推进至实现国家治理的整体优化,进而使其在与国家、社会的互动中充分发挥引领作用。这便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习近平《重整行装再出发,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2018年1月11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505页。

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8年7月3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2页。

习近平《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2021年9月1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第536页。

习近平《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2019年9月3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227页。

习近平《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145页。

习近平《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2019年6月24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533页。

习近平《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2015年1月23日),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第128页。

习近平《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2018年6月29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96页。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第69页。

ꢆꢇꢈ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2021年10月13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第251页。

ꢆꢇꢉ习近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2023年1月9日),《求是》2023年第12期,第7页。

阚道远ꢃ邱友亮ꢃ习近平关于大党独有难题重要论述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原创性贡献

将党的建设与革命的向度始终框定在自身,从而在根本上超越了西方政党以权力制衡为目标的外部监督体

系。其次,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构建彰显了系统的观念。从结构上看,这一科学体系既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战略全局的诸多子系统当中,同时又包含着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等众多子系统。从对象上看,这

一严密体系既全面涵盖了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又重点突出了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从过程上看,

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将建章立制体现在全过程、各方面,通过系统施治、标本兼治的方法实现制度治党、依规治

党。诚如习近平所言:“放眼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像中国共产党如此严肃认真地对待自身建设,如此

高度自觉地以科学的态度、体系化的方式推进自我革命,这是我们党的显著优势,也是引领时代的制胜之

道。”^①再次^,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健全凸显辩证的思维^。^尽^管^西^方^政^党^在^管^党^治^党^层^面^也^形^成^了^一^定^的^制

度规范,但由于“选举至上”的功利主义深深嵌入到其价值观中,因而时常会为赢得选举而对党员的违纪行为

作出相应妥协。与之不同,习近平从应然层面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内涵丰富、功能完备、科学规范、运

行高效的动态系统”^②^。可见^,这是遵循事物运动变化规律而不断调整发展的科学体系^。健全这个体系^,不

能将其作用局限在正风、肃纪、反腐,而是要更加突出党的各领域建设的有机衔接、系统集成,同时,持之以恒

地随着党的建设的推进而不断适应、完善,最终实现惩恶与扬善、惩治与预防、他律与自律的辩证统一。

三ꢃ创造性运用贡献:习近平关于大党独有难题重要论述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灵活运用与生动实

践

所谓“创造性运用贡献”,是指习近平与时俱进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价值立场、核心观点、思想

方法分析和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推动这一学说释放出强大的理论魅力和实践效能。同时,新时代新征程所催

生的实践创新,也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生动的实践场域与丰沃的现实土壤。

(一)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价值立场的创造性运用

立场问题具有价值性和原则性,回应的是“我是谁”、“为了谁”和“依靠谁”的根本问题,因而关系到政党

的前途命运。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过程的积极主体,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在马克思

主义建党学说的视域下,人民立场是其理论逻辑、行动逻辑、发展逻辑的必然结论与理论归宿。在整体把握

并融会贯通人民立场的基础上,习近平创造性运用了这一价值立场,提出了一系列全新重要论断。

其一,明确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把

人民立场确立为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和显著标志。进而,习近平从大历史观阐述了人民立场的重要意义:“党

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正所谓‘得众则得国,

失众则失国’。”^③

其二,明确揭示了初心使命对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意义。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

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④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和嘉兴南湖红船时^,习近平指出^:^“只有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永远奋斗,才能让中国共产党永远年轻。”^⑤可以看出^,初心使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价值追求在当

代中国场域下的具体展现,赋予了中国共产党超越西方政党的先进本质。

其三,明确提出了“人民江山论”的执政理念,深刻阐明了人民对于国家政权的源头性价值和始基性意

义。习近平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⑥总之^,^“人民至上论^”^、

“初心使命论”、“人民江山论”等重要论断来源相同、血脉一致,存在着相互支撑的科学内涵、共同互补的实践

诉求以及彼此融通的理念旨趣,充分彰显了我们党对历史使命与时代重任的自觉体认和实践践行,实现了马

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价值立场的新时代表达。

(二)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核心观点的创造性运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习近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2023年1月9日),《求是》2023年第12期,第6页。

习近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2023年1月9日),《求是》2023年第12期,第7页。

习近平《不忘初心,继续前进》(2016年7月1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40页。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1页。

习近平《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2017年10月31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497页。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第9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核心观点涵盖了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以及领导地位和作用等重大问

题。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在理论上作了艰辛探索,而且在实践上为后世树立了光辉典范。新时代

以来,习近平创造性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核心观点,探索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健全全面从严治

党体系、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等战略举措,形成了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一系列创新性观点。

比如,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历史来看,纪律严明既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 也是我们

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因此,不断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条清晰的

逻辑主线。马克思恩格斯将“纪律”视为衡量政党战斗力的重要标准。恩格斯明确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之

所以是“最统一、最团结、最强有力的党”,并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其原因是“它在斗争中有冷静的头脑、严

格的纪律和蓬勃的朝气”^②^。列宁进一步将^“极严格的纪律^”^③视为布尔什维克党战无不胜的基本条件^。在为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文件中,列宁总结了俄共(布)的建设经验,他认为:“共产党只有按照高度集

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近似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④在多方面的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中,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处于核心地位。在《致俄共(布)中央组织局》的信

中,列宁强调:“非议俄共中央的政策是违反纪律的行为,是对有组织的齐心协力的工作的干扰。”^⑤党的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怀着对党长期执政的深刻忧思以及对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需要,在实践上首次把纪律建设纳

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把加强纪律建设的政治性、时代性、针对性作为破解如何始

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难题的治本之策,指明了管党治党方式科学化转型的正确方向。

①

(三)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思想方法的创造性运用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

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思想方法的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

诸如实事求是法、矛盾分析法、调查研究法等有效方法实现了创造性运用,以此协同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实践

创新和制度创新,从而推动着对大党独有难题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应对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

在理论创新方面,习近平运用唯物辩证的思维方式,提出了坚持问题导向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深

刻回应“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时代总课题下,

习近平秉持“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⑦的历史担当和求是态度^,围绕大党独有难题的

结构性矛盾,前瞻性地提出了既相互区别又内在关联的“六个如何始终”问题群,体现了当前与长远、宏观与

微观、原则性与创造性、重点论与系统观的辩证统一。在实践创新方面,习近平以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能力,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充分把握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执政的基本规律,明确提出了“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

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⑧的新时代党的建设

总体布局。这一布局的要素更加完备、定位更加清晰、部署更加合理、举措更加有力,以纲举目张的作用形成

了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整体合力,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建设实践的重大创新。在制度创新方面,习近平

善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定力,全方位、立体式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迄今为止,我

们党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尤其是围绕“六个如何始终”,党先后创设并健全了“不忘初心、

①

②

习近平《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第386页。

《弗·恩格斯1893年9月22日在柏林社会民主党人大会上的演说》(1893年9月22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

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704页。

③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ꢊ5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

版社2012年版,第135页。

④

⑤

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文件》(1920年6ꢊ7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254页。

列宁《致俄共(布)中央组织局》(不晚于1919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49卷,人民

出版社2017年版,第159页。

⑥

弗·恩格斯《恩格斯致韦尔纳·桑巴特》(1895年3月11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91页。

⑦

⑧

习近平《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2021年11月11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第542页。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48页。

阚道远ꢃ邱友亮ꢃ习近平关于大党独有难题重要论述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原创性贡献

牢记使命的制度”、“巡视制度”、“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等战略性制度安排,推动一系列制度性成果转

化为党管党治党、治国理政的治理效能,努力实现正气充盈、政治清明。

四ꢃ习近平关于大党独有难题重要论述对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方法论启示

习近平关于大党独有难题重要论述促进了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其中蕴含的鲜明理论特质,彰显

了我们党在管党治党问题上的政治主动、战略主动与历史主动。这对我们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

新具有独特的价值意蕴,同时也为推动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提供了方法论借鉴。

(一)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基本原理

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发展逻辑上看,习近平关于大党独有难题重要论述承继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

家对党的自我革命的接续探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只有在革除“自己身

^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的^基^础^上^,^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①^。基于唯物辩证的思维方式^,恩格斯认

为,一个自为自觉的工人阶级政党,经过大浪淘沙乃至自我革命的锻造而发展壮大“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

律的”^②^。同样^,列宁也对党如何察觉并应对自身存在的问题作了探索^,他指出^:^“犯错误对一个先进阶级的

战斗的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坚持错误,虚伪地不好意思承认错误和纠正错误。”^③沿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的思想逻辑,习近平引述了马克思“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的论断^④^,肯定了铁的纪律对

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重要意义。此外,在列宁提出强化监督机关权威、建立完善监督体系,“以防止公职人员

成为‘脱离群众、站在群众之上、享有特权的人物’”的基础上^⑤^,_习_近_平_将_对_公_权_力_的_制_约_和_监_督_提_升_到_了_新

的历史高度。概言之,习近平关于大党独有难题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基本原理的真理性与价

值性的体认与汲取,实现了原则守正和思想创新的内在统一,彰显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持久旺盛的生命

活力,因而内蕴着历史的厚重感与理论的纵深感。

(二)不断回应党长期执政面临的一系列新的重大课题

马克思深刻指出:“每个时代的谜语是容易找到的。这些谜语都是该时代的迫切问题,如果说在答案中

个人的意图和见识起着很大作用,因此,需要用老练的眼光才能区别什么属于个人,什么属于时代,那么相

反,问题却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

的最实际的呼声。”^⑥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诞生至今^,之所以能够始终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其根源

就在于能够始终满足时代需要、回应时代问题,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向前推进。当前,在“两个大局”加

速演进并深度互动的背景下,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挑战,包括永葆初心使

命、思想意志行动统一、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问题、塑造

良好政治生态等。这一系列的新考题比过去更复杂、更棘手。习近平关于大党独有难题重要论述坚持问题

导向,紧紧围绕着“六个如何始终”的党建问题群,形成了为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的战略举措体系和科学

理论指引。其中,对时代之需的深刻回应、对时代之问的深切观照、对时代之变的全面引领,体现了这一理论

体系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为开辟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创新进路。

(三)植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沃土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

植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沃土并非抽象的要求,而是有着具体指向的实践性创新命题。实际上,中华民族

历史文化沃土承载着独特的民族精神与文化精髓,其中,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增强文

化自信的底气和本源所在。因此,要使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真理之树根深叶茂,就需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

①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

009年版,第543页。

②

③

弗·恩格斯《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2年10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483页。

列宁《政论家札记》(1907年1月13ꢊ14日[26ꢊ27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

社2017年版,第257页。

④

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2016年1月12日),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

23页。

⑤

⑥

习近平《在新的起点上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2018年12月13日),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40页。

卡·马克思《集权问题》,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化的时代精华,使其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沃土。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新

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分析和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过程中,充分体认了中国士人养心、清心的修养传统,深刻

总结了古代治学的基本规律,系统汲取了儒家仁政理念和务实思想,使习近平关于大党独有难题重要论述能

够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稳稳立足于中国精神,饱含着鲜明的中国风格和深厚的历史底蕴。习近平关于大党

独有难题重要论述实现了把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思想精髓同中国古代治国治官治吏的积极成果贯通起来、

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从而使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迸发出持

久的历史穿透力和文化感染力。

(四)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丰富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

在论及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时,习近平指出:“要拓宽理论视野,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学习和借鉴人类社

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人类知识的总和’中汲取优秀思想文化资源来创新和发展党的理论,形成兼容并

蓄、博采众长的理论大格局大气象。”^①在创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前人和同

时期的研究成果予以高度重视。甚至在哲学社会科学之外,他们还具有开阔的自然科学视野。正如恩格斯

所言,“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

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

^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②^。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雄辩地证明^,理论胸襟决定理论视野^,理论视

野决定着理论的深度、高度、广度,决定着理论的格局与气象。习近平关于大党独有难题重要论述汲取了当

代世界政治文明成果,扬弃了治理的理念、系统的观念、辩证的思维等思想方法,推动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

的建设的重要思想雄踞于世界政党文明发展的理论高峰,进而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焕发出强

大的时代感召力和理论说服力。

(五)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化、学理化

“

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③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

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练就“金刚不坏之身”的任务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

因此,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化、学理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

的规律使然,其现实紧迫性和理论必要性日益提升。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党独有难题重要论述的内在逻

辑来看,在建立系统的学理化分析框架基础上,习近平提出的“六个如何始终”紧密关联、相互支撑、有机统

一,不仅多维度、集成性地梳理和剖释大党独有难题的表层现象与问题实质,而且全方位、整体性地提供和阐

释大党独有难题的战略举措与对策体系,因而是具有完整内在逻辑关系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生

动呈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解决管党治党全局性问题的重要思维特征,其原创性的理论贡

献为进一步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化、学理化提供了光辉典范。

[责任编辑:何_ꢃ毅]

①

②

③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更为丰硕的理论创新成

果》(2023年6月30日),《人民日报》2023年7月2日,第1版。

弗·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1883年3月17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

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1ꢊ602页。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更为丰硕的理论创新成

果》(2023年6月30日),《人民日报》2023年7月2日,第1版。

第51卷第1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

SocialSciencesEditionꢂ

024年1月

Vol51ꢀNo1

Januaryꢀ2024

论习近平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理论

与实践创新中的系统观念

李新芝_ꢃ钟联国

ꢃꢃ摘要:作为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坚持系统观念在习近平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理论与实践创

新中有鲜明的体现。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是理解习近平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理论与实

践创新中系统观念的四个维度,具体体现在:系统防范党面临的内在危险和外在风险,贯通审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立足全面从严治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进行谋划;做好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顶层

设计;创新党内政治生活的手段、途径和方式方法。深刻领悟习近平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理论与实践创新中的系统

观念之要义,有益于我们更好地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对进一步推动新时代党内政治生

活质量提升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习近平;党内政治生活;系统观念

DOI1013734ꢄjcnki1000-531520240102

收稿日期:2022-11-20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习近平用典对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范本价值研究”

(21XKS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新芝,女,新疆石河子人,四川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E-mailꢅ739983304@_q_qcom;

钟联国,男,四川宜宾人,西南政法大学人工智能法学院教师。

₂₀₂₀_年₁₀_月_,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不仅首次将“坚持系统观念”确定为我国“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

展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而且从实践层面明确了“坚持系统观念”的内涵要求,即“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

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 ^。2022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坚持系统观念^…^…

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②^。面对党内政治生活存在

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习近平从系统观念出发,围绕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开展了一系列

有效实践,为新时代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也为我们树立起坚持系统观念的光辉样板。

学习习近平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理论与实践创新中的系统观念,对进一步提升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活质量意义

重大,有助于我们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实践中理解和运用这一根本方法。

一ꢃ习近平对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前瞻性思考

①

前瞻性思考即把历史、现实和未来贯通起来审视,把各个时期链接起来、统筹起来考量,对发展方向、发

展方式、发展路径等作出超前思考和超前谋划。前瞻性思考是理解习近平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理论与实践创

新中的系统观念的第一个重要维度。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理论与实践过程中,习近平始终强调“必须时刻保

①

②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7页。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1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系统防范党面临的内外风险^,贯通审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历史^、现

实和未来。这一重要认识饱含了大量的前瞻性思考,是习近平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理论和实践中系统观念的

集中展现。

①

(一)系统防范党面临的内在危险和外在风险

马克思主义认为:“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②问题是矛盾的具

体表现,矛盾是问题存在的根源。坚持问题导向,建立防范机制,把问题解决于萌芽状态,这就是一种前瞻性

③

意识、系统性思维。习近平指出的“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 ,不仅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实

践特性,也明确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应当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

系统防范党内政治生活面临的内在危险和外在风险是习近平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目标指向。从外在风

险看,在国际层面,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局势更加严峻复杂。在国内层面,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给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矛盾、新问题,对党员干部规定了新任务,提出新要求,带来了新挑战;各种非主

流社会思潮冲击、碰撞,且极具隐蔽性、多变性、复杂性,对党员干部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构成严重威胁。从

内在危险看,在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活总体健康的同时,不认真不严肃现象比较普遍,庸俗化、随意化倾向比较

突出,“七个有之”问题仍然突显,党内政治生活不同程度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圈子文化、码头文化、

‘

两面人’等不良政治文化仍有市场,商品交换原则侵蚀着党内政治生活等”④,严重影响党内关系,威胁党的

肌体健康,破坏党的形象。党内政治生活发生的这些深刻变化,客观要求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具有前瞻

性,在对党内政治生活现实问题预见中,发现其具有普遍性与根本性的问题,形成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创新

思路。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⑤^。习近平从组织和组织^、个人和组织^、个人和个人三层

关系角度分析了党内存在的问题,指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要坚持问题导向,防止“七个有之”突出矛盾,把防

范和化解相结合,促使问题融化在出口、消灭在苗头。他指出,“抓住了严格党内政治生活这个关键点,也就

抓住了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的钥匙” ^,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贵在经常^、重在认真^、要在细节^”^⑦^,不能总盼着

毕其功于一役,要注重经常性、动态性、持续性,唯有如此,才能推动党内政治生活在“起势”基础上形成“定

势”,在“优势”基础上达到“胜势”。

⑥

(二)贯通审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历史、现实和未来

贯通审视历史、现实和未来,推动继承和创新良性互动是一种前瞻性思维、系统性谋划。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党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历史经验,传承党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宝

贵财富,立足现实,着眼未来,创新性制定了一系列规范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活的条例和准则,为新时代严肃党

内政治生活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开展了一系列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实践活动,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作出

了不懈努力。党的历史上先后制定了一系列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条例、办法和规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

《

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建立报告制度》、

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关于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

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等;改革开放以来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

①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第63页。

(

卡·马克思《集权问题:本身以及有关1842年5月17日星期二<莱茵报>第137号附刊》,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

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9ꢊ290页。

③

④

⑤

⑥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4页。

周敬青《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问题与对策思考》,《探索》2018年第1期,第130页。

习近平《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2017年10月25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67页。

习近平《在听取兰考县和河南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情况汇报时的讲话》(2014年8月27日),习近平《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中

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63页。

⑦

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8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0页。

李新芝ꢃ钟联国ꢃ论习近平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理论与实践创新中的系统观念

《

关于改进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若干意见》、《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

等。这些条例、准则、制度在特定时期对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在严肃党内政治

生活实践中总结而成的宝贵财富,其基本原则和具体规定对新时代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对此,习近平反复强调,要继承传统、立足当下、着眼未来,要“抓住继承和创新这两个关键环节”^①^。

党

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优良传统绝对不能丢,丢了就丢了魂、变了质、失了味,不论时代怎

么变、条件怎么变、内外环境怎么复杂,这都是党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对新时代严肃

党内政治生活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经验借鉴。在继承基础上,还要“立足新的实际,不断从内容、形式、载

^体^、^方^法^、^手^段^等^方^面^进^行^改^进^和^创^新^”^②^。创新党内学习制度^,帮助广大党员干部成为理论上的清醒人^、政

治上的明白人;创新党内干部选拔任用体系,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创新党的组织生活、管理方式及制度体

系,发挥党的组织生活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载体作用;创新党内监督制度,发挥党内监督在规范党内

政治生活的重要抓手作用。通过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制度创新,不断完善党内政治生活制度规范体系,才能

真正做到制度治党、依规治党。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当前党内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新任务、新要求进行全面分

析,对百年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进行了系统的继承和创新,在继承《关于党内政治生

活的若干准则》(1980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2003年)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新形势下党

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为规范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活推动党内政治生活制度

化建设起到了纲举目张的作用。因而,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党的形象和威望有效提升,党的凝聚力和战

斗力显著增强。

二ꢃ习近平对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全局性谋划

全局性谋划体现为主动把工作放到大局中进行定位、统筹,坚持“一盘棋”、“一张网”考虑。全局性谋划

是理解习近平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理论与实践创新中系统观念的第二个重要维度。习近平始终坚持把严肃党

内政治生活作为党的建设中带有根本性基础性的问题,把能否做好“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这篇大文章作为关

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推进的关键点。

(一)立足全面从严治党的全局谋划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史,习近平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就是自我

革命”^③^。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则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性

工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对于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无疑具有全局性影响和

关键性意义。把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习近平从全面从严治党的全局出发,根据

新时代党的建设面临的情况和任务,赋予“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以新的定位。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党实现自我革命的重要途径。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充分说明,党的伟大“在于从不

讳疾忌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④^。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关乎党的政治建

设、思想建设、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等多个方面,是党的建设的核心领域和关键范畴,是党实

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重要途径。第一,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解决党内矛盾和

问题的“金钥匙”。首先,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首要任务,坚持思想建党,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信

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夯实理想信念的根基。其次,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强化以党章党规党纪为

核心的纪律教育,突出纪律效用,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担负起执行和维护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责任,并加

强对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最后,坚持依规治党,加强制度建设,切实推进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化、规范

化。第二,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广大党员、干部锤炼党性的“大熔炉”。党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

①

②

③

习近平《严肃党内政治生活》(2016年10月27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83页。

习近平《严肃党内政治生活》(2016年10月27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183页。

习近平《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2021年11月11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

41页。

④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70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其他政党的本质规定性,集中体现为党的人民性、先进性和纯洁性。习近平指出,“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

业、立言、立德的基石” ^,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具有决定性作用^。作为^“大熔炉^”^,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从

①

“立身、立业、立言、立德”发挥锻造实效。立身即坚持党员干部要坚持“三严三实”,做到严以修身,百毒不侵,

增强抵御风险的意识和能力;立业为爱岗敬业,主动作为,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精神风貌担当好勤务员

的角色;立言为敢讲话、讲真话,时刻倾听老百姓心声,为老百姓说话办事;立德概括起来则是“明大德、守公

德、严私德”,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对党忠诚。第三,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纯洁党风的“净化器”。党

风是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的作风,其核心是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习近平指出,“党

^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②^。作为^“净化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为改善党的

作风提供重要平台。首先,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以解决“四风”问题为重点。“四风”问题是衍生党内其他问题

的重要根源,必须对其抓狠、抓实、抓细。其次,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党的优良作风的生成土壤”。党风和党

内政治生活是互为表里的,党内政治生活的样态直接关系到党风的形成,加强作风建设的关键举措则是严肃

规范党内政治生活。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也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内在要求。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

设方向和效果。通过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全面提高党内政治生活质量,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才能

真正推动党的政治建设取得实效。由此而言,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与党的政治建设从根本上就是一体相依,是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内在要求。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实践活动中,逐步形成了“以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

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民主集中制、严明党的纪律等为主要内容的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规范”^③^。

立足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全局对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进行谋划,习近平强调“六条规范”必须围绕党的“政治

路线、思想路线、群众路线、组织路线”四条路线展开,其首要目标和中心任务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帮助党员

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党的十八届

六中全会制定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对新时代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做了科学准确、系统

全面、完备精准的制度规定,体现了历史与现实、理论和实践、规律性和能动性的高度统一,成为当前严肃和

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行动纲领。2019年2月27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更是明

确指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严格执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着力提高党内政治生

活质量”^④^。

(二)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全局谋划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的肌体是否健康,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

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习近平强调,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

“

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⑤,通过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治疗党内“顽疾”,增强党的体魄,净化党内

政治生态,从而进一步增强党领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能力。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活存在的

问题,有理想信念问题、规矩和纪律问题、贪污腐败问题等。党内政治生活是一个复杂体、矛盾体,要将这篇

文章写实而不写虚,就必须对准“靶心”集中解决好突出问题,全盘考虑,全局统筹,做实做细。

明确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是坚定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补足“精神之钙”。政党是有共同信仰、

信念的一群人为了共同政治目标结合起来的组织,共同的“信仰、信念”是党团结统一的生命和灵魂。党的百

年奋斗历史证明,中国人民从一个成功走向另一个成功,社会主义从建立、发展再到取得重大成就,最根本的

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不移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习近平强调:“实践告诉我们,中

①

②

③

习近平《在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11月29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8页。

习近平《坚持从严治党落实管党治党责任把作风建设要求融入党的制度建设》,《人民日报》2014年7月1日,第1版。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

18页。

④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2019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

出版社2019年版,第803页。

⑤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23页。

李新芝ꢃ钟联国ꢃ论习近平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理论与实践创新中的系统观念

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

行。”^①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只有通过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解决好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问题^,才能真正做到

“

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②,激发起共克时艰、团结奋进、不负人民

的斗争意志,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稳步向前发展。

明确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核心内容是强化党员干部的大局意识,标明“时代站位”。习近平强调:“领导

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

工作的基本出发点。”^③党的百年奋斗历史昭示^: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没有中国共产党是

决然不能、了无希望的! 当前,中国共产党正领导着中国人民朝着第二个百年目标奋进,实现民族复兴的伟

大目标已经到了最为接近的时刻和最为关键的节点。通过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强化党员干部的使命担当,持

续为党注入强大活力,才能征服伟大征途中的“娄山关”、“腊子口”,朝着实现中国梦的伟大目标发起“总攻”。

明确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根本要求是增强领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能力,提升“执政本

领”。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开创,而没有坚持、发展,甚至方向跑偏、旗帜变换,那么开创也就毫无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得以不断发展,形成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位一体的恢弘事业,根本上是因为党发挥了

出色的领导能力和强大的战斗能力。通过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深入解决党内存在的老问题、治疗反弹回潮的

隐患、化解深层次矛盾,着力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着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

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才能增强党员干部的政治性、原则性和战斗力,有效应对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局交汇期面临的挑战和考验。

三ꢃ习近平对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战略性布局

战略性布局是指善于从事物发展的全局性、根本性、长远性角度作出战略决策及战略规划,这是理解

习近平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理论与实践创新中的系统观念的第三个重要维度。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篇“大文

章”,如何做好这篇“大文章”,习近平从全面从严治党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高度,对严肃党

内政治生活进行顶层设计,明确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战略目标、战略原则、战略重点。

(一)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战略目标

目标是旗帜,是动力,是价值指向,规定着行动的方向,制约着解决问题的策略方法。若行动之前目标茫

然,行动之中必将迷失自我,不知所措。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一篇大文章,只有明确了实现什么样的目标、完

成什么样的任务,才能更好谋篇布局,全力推进。

维护党中央的权威。这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目的,也是增强党内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关键

所在和重要保证。一个政党,如若内部山头林立、自行其是,不仅导致党失去团结统一的权威,更会致使这个

国家变成“一盘散沙”。对此,全党都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严格执行重大问题请示报告

制度”,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推动全党上下实现思想上、政治上、行为上的团

结统一和步调一致。

形成“六有”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习近平指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要“努力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

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④^。^“六有^”局面是党的建设的

基本目标,是党内民主的最佳状态,也是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表现。实现这一目标,是中国共产党人

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追求,也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目标指向。

(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战略原则

习近平强调,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

①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

2022年10月16日),第16页。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第65页。

(

③

④

习近平《胸怀两个大局,做好自己的事情》(2019年5月21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77页。

习近平《严肃党内政治生活》(2016年10月27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183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战斗性,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①^。^“

四性^”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

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百年历史经验的集中凝练和科学总结,是新时代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指导原则。

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政治性标注了党内政治生活的‘本

质属性’”^②^,规定着党内政治生活的根本方向^。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就是党内政治生活要^“把握坚

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引导党员、干部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③^。这一要求内涵丰

富、立意深远:一是坚定理想信念,这是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第一关”,体现为广大党员是否“入门”,若闯关

失败,后续皆空;二是增强政治修养,这考量的是党员干部是否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等;三是坚定党的政治领导,党的政治领导是“党内政治生活的灵魂” 是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根本要求。坚持党的政治领导,最核心的就是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根生命线,任何时

候都不能偏离。

④

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时代性。时代性即坚持因时而变、因时而新。关于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时代性,

习近平指出要从三个层面入手:第一,坚持和发扬优良传统,坚持和继承是创新的前提,要传承好严肃党内政

治生活这个政治优势,汲取和继承好百年来形成的重要经验,为新时代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提供丰厚滋养;第

二,增强契合性、有效性、针对性,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强化问题导向,聚焦薄弱环节,以提高化解党内政

治生活中突出的矛盾和关键问题的有效性;第三,创新内容、方法、路径、制度、形式、载体等,使党内政治生活

更加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工作,充盈着生活属性和时代气息。

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性。原则性是党内政治生活的“准绳”、“底线”,指的是党内政治生活要按一定

的原则、程序来开展。习近平强调,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性,就是要坚持党的思想原则、政治原则、组织

原则、工作原则,“按原则处理党内各种关系,按原则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⑤^。其中^,思想原则主要包括坚定

党的思想路线、坚定理想信念等,增强广大党员的党性意识和思想自觉;政治原则主要包括坚定党的总章程、

基本纲领、基本路线、政治纪律等,要求广大党员要筑牢政治防线、守住政治底线、坚定政治立场,做政治上的

清醒人、明白人;组织原则集中体现为党的组织制度,包括民主集中制、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党的干部制度等;

工作原则是党在实践中形成的工作方法和经验,如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批评和自我批评等。

这些重要原则对党化解各种难题、处理各种关系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党员干部必须要加以学习和领悟的。

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战斗性。战斗性体现为党改造自身与改造世界的实践性。在改造自身层面,即党

能够善于批评与自我批评,善于刀刃向内进行自我革命,实现党的自我净化和自我革新,提升党的纯洁性和

战斗性。在改造世界层面,即能够在实践工作中获取真知,将真知用于迎击各种危险、化解各种难题之中,并

再次获得更为充足丰富的经验和真知,以此循环往复,推动实践发展。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面临承担着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面临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而带来的新特征新矛盾,我

们必须发扬斗争精神,进行伟大斗争,于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全面从严治党,是党在新时代新形

势下进行新的具有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根本保证,这就要求全体党员干部必须提高思想认识、主动进行系

统全面的自我革命、主动遵循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以整体提升全党的纯洁性、战斗性。

(三)把握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战略重点

抓重点、抓关键是系统观念的重要体现,也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重要思维方式。他指出,“在任何工作

中,我们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⑥^。对于做

好党内政治生活这篇大文章,习近平指出必须要把握战略重点,找关键、抓根本,发挥以点带面、以关键部分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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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韩喜平、巩瑞波《论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四个属性”的重大价值》,《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年第3期,第170页。

习近平《以解决突出问题为突破口和主抓手推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到实处》,《人民日报》2014年2月14日,第1版。

刘汉峰《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四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1期,第108页。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2019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803页。

习近平《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2014年12月13日ꢊ2016年1月29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23页。

李新芝ꢃ钟联国ꢃ论习近平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理论与实践创新中的系统观念

促整体发展的有益效果。

以抓住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点工作为导向。习近平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战略全局出发,以抓重点、

抓关键、抓根本为重要思维方法,提出一系列重要论断,开展了一系列重要实践活动,为如何严肃党内政治生

活凿出了“新路”、开出了“良方”,他指出,“贯彻落实准则,关键看是否有效解决了党内政治生活存在的突出

矛盾和问题”^①^。对于如何开篇谋局^,他多次用到根本^、关键^、重要手段^、重要内容等词语^。如^“抓好思想教育

这个根本”^②^,^“抓好严明纪律这个关键^”^③^,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重要手段^;不折不扣执行党的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这个根本抓手;端正用人导向这个治本之策;发挥好党的组织生活这个重要内容和载体;认真执

行党的民主集中制这个根本;抓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等等。其中,习近平反复强调要牢牢抓住领导干

部这个“关键少数”,指出:“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重点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关键是高

级干部特别是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④只要抓住了领导干部这个

“关键少数”,发挥他们以身作则、以上率下的表率作用,扛起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大责任,就能以点带面示

范带动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主持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活动,从实践层面重点推进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这一“大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主持开展了六次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包括2013年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2015年“三严三实”专

题教育,2016年“两学一做”学习教育,2019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2021年党史学习教育以及

₂023年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

每次活动,习近平都亲自挂帅、亲自部署、

亲自规划,确保每次活动均取得良好效果。这六次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对于新时代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工程,进而把党建设成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

值。

四ꢃ习近平对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整体性推进

整体性是系统观念的重要特征,要求在系统中认识各组成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在实践中做到统筹兼

顾、多措并举,实现全方位、全领域、全过程的协调推进。这是理解习近平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理论与实践创新

中的系统观念的第四个维度。

(一)思想政治教育和制度建设刚柔兼济

习近平指出:“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⑤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一项系统工程^,内在思想洗涤和外在

制度治理“里应外合”、刚柔并济才是“工作之要”、“取胜之道”。既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筑信仰之基、补精神

之钙、把思想之舵,也要通过制度约束提高党内政治生活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构建规范党内政治

生活稳定、长效、持久的体制机制。

思想政治教育是党突出的政治优势和光荣传统,主要采用的是理论宣讲、文化引导、主题教育等工作方

法,一旦发挥效力,将是最深层次、最系统性、最根本性的革新。从一定意义上讲,党内政治生活出现问题,在

于部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这颗“纽扣”没有系端正,在于部分党员干部的“三观”出现了偏差,在于部分党员干

部的思想与要求还存在距离。这就要求全党始终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基础性课题,常抓久抓,形成常态化机

制。一是加快党内思想教育法规制度建设,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层面的准则、条例、办法。二是坚持日常教育

和集中教育相结合。既要把思想教育纳入基层党组织的核心任务,完善党内日常教育机制;也要中央带头,

开展集中教育,提高教育的精准性和针对性。三是重视教育阵地、教育载体建设,尤其要发挥党校“主渠道”

作用,构建起以党校为中心的党内思想教育阵地体系。四是创新党内思想教育方法。注重运用大数据、互联

网、新媒体等新技术手段开展教育活动,建立网上思想教育基地,注重思想教育实践活动的多样化、趣味性,

提升实践活动的实效性。

①

②

③

④

⑤

习近平《严肃党内政治生活》(2016年10月27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183页。

习近平《严肃党内政治生活》(2016年10月27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180页。

习近平《严肃党内政治生活》(2016年10月27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181页。

习近平《关于<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说明》,《人民日报》2016年11月3日,第2版。

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8日),第16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就外在制度建设而言,即“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①^。首先^,严肃

党内政治生活,“最根本的是认真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 这是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开展的重要制度保障^,既

能充分发挥党内民主,又能使党的决议得到自上而下的执行,有效实现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

主的有机统一。其次,完善党的组织生活制度体系。党内组织生活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载体,组织生活制

度体系是党内组织生活的制度保障。要深入贯彻落实党内组织生活要求,严格执行党内组织生活制度,不搞

敷衍应付,不搞随意变通,强化制度的约束力和权威性。最后,“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

体系”^③^。大力构建多主体参与^、全领域覆盖^、全过程囊括的监督机制^,强化政治巡视^,提高监督的科学性^、法

治化、系统性、实践性以及实效性。

②

(二)严明纪律与批评和自我批评统筹发力

纪律是外在施压,具有强制性、主体被迫性接受的特征。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主体自觉的内在发力,具有

自主性、能动性的属性。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作为一项“大工程”,推动严明纪律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二者内外联

动、统筹发力十分必要。

严明纪律是党独特的政治优势,也是党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把严明纪律放在

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改革创新精神补齐党内纪律、党内规矩的短板,扎牢制度之笼,增强党内纪律和规矩的科

学性和权威性。其中,纪律严明最为重要的是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这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根本抓

手,是防范党内政治生活扭曲异化的基础防线。习近平多次强调,“一个政党,不严明政治纪律,就会分崩离

析”^④^。各级党员干部既要高标准^、严要求地担当起严明政治纪律的主体责任^,又要严格恪守政治纪律和政

治规矩的“底线”。

批评与自我批评强调的是敢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这是党进行自我

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有力武器,也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手段。习近平指出,

“

党内政治生活质量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这个武器用得怎么样”⑤。领导干部要发挥带头作用,本着对党组

织、对党内成员、对自身负责的原则,主动开展自我批评、自我反思,达到触及灵魂的效果。对于批评他人,必

须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作风,始终秉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同时要虚心主动地接受党内其他同志的

批评。如此,才能营造风清气正、公开透明的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和谐氛围。

(三)激浊和扬清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激浊是积极革新,丢掉陈旧糟粕。扬清是继承优良传统,弘扬和善风气。激浊和扬清相互结合,本质上

就是一种党内政治生活的“扬弃”。习近平强调指出,要始终坚持激浊和扬清两手抓,让党内正能量充沛丰

盈,让歪风邪气没有空间,无所遁形。

激浊的首要任务是清除腐败,净化党内政治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零

容忍、全覆盖、无死角的姿态“打虎”、“猎狐”、“拍蝇”,系统性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反腐败

斗争取得重大胜利,党的肌体健康和安全得以有效维护。激浊的第二使命是深入推进作风建设。作风反映

的是党的形象和素质,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作风是否优良是衡量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是否坚定、对党

和人民是否忠诚的一把尺子。习近平把作风建设提到了党执政安全的战略高度,强调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

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必须抓长、抓常,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既要大力继承和发扬党在百年

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作风,也要加强“四风”问题的预警和防范机制建设,推进“四风”问题的系统性治理,维护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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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第65ꢊ66页。

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6月2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

014年版,第352页。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第66页。

习近平《严明政治纪律,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

9页。

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8日),第20ꢊ21页。

李新芝ꢃ钟联国ꢃ论习近平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理论与实践创新中的系统观念

党的形象和党的权威。

对于扬清,习近平指出,关键是要扬选人用人之清。选人用人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风向标,坚持正确选人

用人导向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治本之策。若党内选人用人的环境风清气正,党内政治生态必定“山清水

秀”。在选人用人过程中,一是要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各级领导干部、各级组织部门要把好“入门关”,当好

“守门员”,立足传统选人用人优势,引进现代选人用人机制,大胆创新,切实把为民、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

及时选出来、用起来。二是要严格制定标准,严格执行标准。标准是依据、门槛,标准是否严格合理,关乎党

员干部的作风,进而关乎全党的风气。选拔中要时刻严把政治关、思想关、作风关、德行关、廉洁关,对于不达

标的要加强教育、严格惩罚或直接清除。三是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选人用人必须以能否全心全意地

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服务为标准。各级组织部门和人事部门要恪守党的组织纪律,严格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和

选人用人制度,为党和人民选良才、育良才、用良才。最后,还要扬关系之清。各级、各部门同志之间应保持

干净清爽的关系,在党内营造团结统一、和谐纯洁、健康正态的良好氛围。

(四)党内政治生活建设、政治文化建设、政治生态建设协同推进

习近平指出:“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政治文化是相辅相成的,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灵魂,对政治生

态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①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应加强党内政治文化^、政治生态协同建设^。

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发挥其价值引导、凝神聚气的核心功能。就党内政治生活而言,当党内政治文

化健康积极,党内政治生活则将正气充盈;当党内政治文化落后消极,党内政治生活则沉渣泛起、弊病丛生。

概言之,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灵魂,这要求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以习近平关于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重

要论述为理论依据,以文化建设规律为基本遵循,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以革命文化为源头,以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为主体,努力建设先进的、正气充盈的、富有生机活力的党内政治文化,发挥其“日用而不觉”的育

人功能。同时,要把健康、先进的党内政治文化作为抵制社会错误思潮的思想武器,和一切侵扰、腐蚀党内政

治生活的不良因素作斗争,把先进的党内政治文化作为拯救已经存在问题或游离在问题边缘的党员干部的

“苦口良药”,发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良好效果。

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扩大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整体效果。“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是优化政治生态的

必然要求和必要手段,优良的政治生态则是提升党内政治生活质量的重要依托”^②^。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政

治生态之间是手段和目标、活动和载体的统一关系。党内政治生态健康与否直接关乎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

开展。“政治生态好,党内就会正气充盈;政治生态不好,党内就会邪气横生”^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作为一

项系统工程,需要浚其源、涵其林,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综合施策、协同推进。最为关键的是抓住选人用人这

个“牛鼻子”。“选什么人就是风向标,就有什么样的干部作风,乃至就有什么样的党风”,只要抓住了党内选

人用人这个“入门关”,就抓住了纯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源头”。此外,还要从理想信念教育、党性教育、党

内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权力制约和监督、制度建设等多重角度着手,系统发力、常抓不懈,全面构建“清正、

清廉、清明”的党内政治生态。

(五)全员、各级党组织共同参与

习近平强调:“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每个党员、干部的事,大家都要增强角色意识和政治担当,在党言党、

在党忧党、在党为党,把爱党、忧党、兴党、护党落实到工作生活各个环节,敢于同形形色色违反党内政治生活

原则和制度的现象作斗争。”^④党员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主体^,也是根本的决定性力量^。党员的政治行为^、

政治风貌直接关乎着党内政治生活是否规范,关乎着党风的纯正。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全员参与,激发全

体党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全党构建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的大格局。其一,充分发扬党内民主,这是党内

政治生活积极健康的重要基础。要切实保障党员的知情权、监督权、选举权,不得任意侵犯、干扰其权利的行

使和义务的履行。其二,拓宽、创新党员参与党内政治事务的渠道,增强党员的责任意识和主体性意识。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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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习近平《严肃党内政治生活》(2016年10月27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181页。

陈朋《习近平关于政治生态建设重要论述的逻辑理路》,《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8年第5期,第17页。

习近平《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2018年6月29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95页。

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8日),第21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三,抓规范约束,因时而进地建章立制,严明党内纪律、规矩,增强党员的纪律意识。其四,加强激励和引导,

积极开展主题党日、主题教育、榜样教育等有益活动,加强党内文化建设,鼓励党员切实做到对党忠诚、为党

分忧、为党尽责。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根本在于党的各级组织,基层党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习近平指

出,要“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①^。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每一个基层党

组织的责任,各基层党组织要提高主体性意识,深化组织建设,形成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以“小气候”营造

“大气候”。其一,强化政治功能。各基层党组织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强化政治领导力,确保基层党组织在

基层社会中总揽全局的核心地位。其二,强化组织功能,创新基层党组织党内政治生活形式。以中央严肃党

内政治生活的要求为依据,大胆探索基层党组织党内活动新形式、宣传教育新方式、联系群众新途径,尤其是

积极利用现代多媒体和互联网技术,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其三,完善基层党组织制度机制,深化制度执行

力。始终严要求、高标准抓制度体系完善和制度执行落实,提升基层党组织治理效能,切实增强党内政治生

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其四,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党内政治生活病灶。习近平强调,基层党组

织的发展态势总体是好的,但还存在部分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针对此类现象,各基层党组织

必须加强自我反思,聚焦问题所在,主动“疗伤治病”,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百年来党勇于自我革命的生动写照,也是百年来党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抓手。从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在党内发扬民主,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 到党的十一

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必须“正确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克服离开

党的正确原则的各种错误思想,根除派性” ^,再到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不断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

②

③

和纯洁性的因素,不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始终如一^。新时代严肃党

内政治生活成功实现提档升级,得益于习近平运用系统观念,对新时代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所做的前瞻性思

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只有坚持系统观念,做好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这篇大文章,才能确

保“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伟大历史进程中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

④

⑤

[责任编辑:何_ꢃ毅]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第6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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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96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8页。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70页。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第70页。

第51卷第1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

SocialSciencesEditionꢂ

024年1月

Vol51ꢀNo1

Januaryꢀ2024

马克思恩格斯用典的特征、

效用价值及其当代启示

——基于对《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009^年^版⁾^的^文^本^考^察

—

王_ꢃ珂

ꢃꢃ摘要:用典是文章写作中常见的一种修辞方式,马克思恩格斯用典既具有用典的“共性”,同时也有其“特殊

性”。在马克思恩格斯用典的效用中,根据用典的不同维度分别包括“典故的功用”和“用典的修辞效果”两个方面;

在用典的价值导向中,主要包括相似历史语境下“批判的重现”以及从“用典实践”到“指导实践”的演进两大类型。

《习近平用典》系列目前已经成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读本。因此以用典研究为

契机,新时代我们既要不断探索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新视角,也要深刻认识到用典在社会历史文明的传

承和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更要积极发挥用典在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用典;典故;文本研究;《习近平用典》

DOI1013734ꢄjcnki1000-531520240103

收稿日期:2022-10-23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3年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专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

合’研究”(2023ZDZX04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珂,男,河南商丘人,法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讲师,研究方向为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E-mailꢅwan_gke@cc_ps_govcn。

马克思恩格斯在写作过程中运用了大量的典故,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版)为例,从1843年

《

论犹太人问题》中的“政治狮皮”到₁₈₈₁年《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三稿)中的“卡夫丁峡谷”,

用典多达数百处。总的来看,用典既是马克思恩格斯写作中的一种修辞表达方式,同时在其理论的阐释和传

播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当下国内学界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用典的既有研究大都停留在对用典本

身的诠释与解读,关于用典的系统性研究并不充分。从宏观的研究视角对马克思恩格斯用典的特征和效用

价值等进行系统地归纳、提炼和总结,显然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全面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进而能够

对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有所裨益。

一ꢃ马克思恩格斯用典的界定、来源与类型

马克思恩格斯用典是文章用典中的一种特定形式,因此在对其进行界定时,既要认识到用典的“共性”,

同时也要兼顾其“特殊性”。从文本研究的实证视角来看,马克思恩格斯用典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又必然存在

着客观的研究对象(文本)。在此基础上,需要根据典故来源的多样性以及典面引用方式的不同,对马克思恩

格斯用典的基本特征做进一步的分析。

(一)用典的概念及界定

用典是文章写作中的一种修辞方式,有明典、暗典、翻典之分,在中国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庄子·寓言》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篇中所用的“重言”。南北朝时期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事类》中曾将用典描述为“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

今” ^,即引与前人有关的言或事^,用以说明或验证作者之理论^。关于用典的定义^,国内有学者将其界定如

下:“为了一定的修辞目的,在自己的言语作品中明引或暗引古代故事或有来历的现成话。”^②在西方文明中^,

_A_l_l_u_s_i_o_n_和_用_典_较_为_接_近,该术语“作为表示辞格之一类型的名称而被纳入修辞法则的体系中,这大概是近

世(17世纪)以后的事”^③^。

①

用典作为一种文章学领域的思维实践活动,同时也广泛地发生和存在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然而,

如果仅仅从文章学领域中的修辞学视角来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用典,显然无法穷尽其背后所承载的深层内

涵及理论意义。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列举出人们认识和掌握世界的四种方式(理论的、艺

术的、宗教的以及实践ꢊ精神的方式):“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维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

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文艺的、宗教的、实践ꢊ精神的掌握

的。”^④在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也有相关描述^:^“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可

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

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⑤马克思恩格斯的用典^,根据对典故的理解将其运

用到写作之中,在一定意义上完成了从“自我理解”到“实践”再到“教化”的转变,本身就是一次“认识世界”的

实践过程。不仅如此,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事实证明,马克思恩格斯的用典还产生了指导(影响)社会历史实

践发展的重要作用。因此,在对马克思恩格斯用典的界定过程中,既不能忽视用典作为一种文章学修辞手法

的“共性”,同时更要认识到其作为一种认识和掌握世界的意识形态形式,在反映或者推动社会变革过程中所

发挥的重要作用。

(二)马克思恩格斯用典的来源与类型

首先,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用典中,典故的来源具有多样性。典故的选择既与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知识结

构和成长背景有关,同时也受到当时欧洲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因此在其著作中所运用典故的来源范围非常

广泛,包括有神话传说、历史事件、圣经、文学(戏剧)作品以及寓言故事等。例如,“政治狮皮”^⑥引自古希腊

⑦

神话;“巴托洛缪之夜” 源于宗教历史事实^;^“

滤除蚊虫^,吞下骆驼^”^⑧引自圣经谚语^;^“胸中有两个灵魂^”^⑨

套

用了《浮士德》中的诗句;“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ꢆ^ꢇ^ꢈ则引自伊索寓言^。

其次,根据对典面不同的引用方式,马克思恩格斯用典的类型可以被分为“单引”、“叠引”和“复引”。所

谓的“单引”是指“为了叙述一个对象,在一个句子或一个句群内只引用一个典故”;相应地,“叠引”则是指“为

了叙述一个对象,在一个句子或句群内引用多个典故”^ꢆ^ꢇ^ꢉ^。虽然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绝大多数用典都

是以“单引”的形式出现,但也存在有“叠引”的现象,例如:“当英国社会的资产阶级改造已经实现时,洛克就

排挤了哈巴谷”^ꢆ^ꢇ^ꢋ^。^“哈巴谷^”是圣经中的十二个小先知之一^,他以诗一般热情的话语为人们所称道^;^“洛克^”

①

②

③

④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14页。

罗积勇《用典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佐藤信夫《修辞认识》,肖书文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72页。

卡·马克思《卡·马克思的遗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第751ꢊ752页。

⑤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

第3版,第3页。

⑥

⑦

卡·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

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169

ꢊ170页。

⑧

⑨

弗·恩格斯《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

社2009年版,第396页。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5页。

ꢆꢇꢈ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74页。

ꢆꢇꢉ罗积勇《用典研究》,第206页。

ꢆꢇꢋ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72页。

王珂ꢃ马克思恩格斯用典的特征、效用价值及其当代启示———基于对《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版)的文本考察

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他处事注重实际而缺少诗意,只相信人的理智。在这

里,马克思同时引用了“哈巴谷”和“洛克”,分别代表着英国的资产阶级在革命成功以前追求革命理想和社会

进步的激情,以及在成为社会统治阶级后的“务实”态度。“洛克排挤哈巴谷”意味着成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

级不再追求过去革命中所标榜的“民主、自由与平等”,而是成为新的、保守的既得利益群体———“资产阶级社

会完全埋头于财富的创造与和平竞争,竟忘记了古罗马的幽灵曾经守护过它的摇篮”^①^。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与“叠引”不同,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还存在有大量引用同一典故表达不同内容

的现象,参照“单引”和“叠引”的定义,笔者将这一用典方式称之为“复引”。例如,“由于害怕革命的危险,他

们曾怀念埃及的肉锅”^②^;^“但是^,难道我们因此就应当深切地眷恋⁽也是很贫乏的⁾埃及的肉锅^…^…^”^③^;^“以便

^回^到^旧^日^的^写^作^方^面^的^‘^埃^及^的^肉^锅^’^”^④^。^“埃及的肉锅^”源于圣经传说⁽^《旧约全书^·出埃及记^》⁾^:^“被奴役

的以色列人逃离埃及,行至旷野,饥饿难忍,于是开始抱怨摩西,说他不应该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因为他们在

埃及虽然世代为奴,但毕竟可以围着肉锅吃饱肚子”^⑤^。在这里^,^“埃及的肉锅^”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涵义^:象征

着当时大部分法国人心目中所向往的“拿破仑时代”;代指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以前的时代;代指在《反社会

党人法》出台之前对写作和出版审查相对宽松的时期。

二ꢃ马克思恩格斯用典的效用与价值导向分析

通过对用典概念和表现形式的具体分析,能够对马克思恩格斯用典的基本特征有一个直观认识,但正如

前文所述,对马克思恩格斯用典的认识和解读不应该仅仅止步于此。因此,很有必要对马克思恩格斯用典的

效用,尤其是用典的价值导向做进一步的探究。

(一)“用典”的效用分析:功用与修辞

作为一种修辞方式,用典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同样产生了一系列的文本效用。按照用典的不同维

度,其效用可以分别表述为“典故的功用”和“用典的修辞效果”。具体而言,典故的功用有证言式、衬言式、代

名式和代言式四类;用典的修辞效果则分别表现为提升性效果、曲折性效果以及反差性效果^⑥^。

在典故的功用中,“证言式”引用典故以证明自己所欲表达的道理;“衬言式”将典故与自己所叙述内容相

比较,并借此达到某种修辞目的;“代名式”以典故语来替代当下所叙说事物的名称;“代言式”借用典故语本

身所带语境跟文中语境的比照,产生言外之意(蕴含),从而表现自己所欲表明的具体含义^⑦^。以上功用在马

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均有体现。

证言式。如“货币没有臭味,无论它从哪里来”^⑧^。^“_货_币_没_有_臭_味”_这_一_典_故_来_自_罗_马_皇_帝_韦_斯_帕_西_安。

因为其子不同意他征收专门的厕所税,他答复道:“这类税没有臭味!”马克思在这里引用这一典故,用来证明

在商品ꢊ货币ꢊ商品(WꢊGꢊW)这样一个流通过程中,货币承担着一种“双重角色”:“一方面,它代表已经

卖掉的商品,另一方面,它代表可以买到的商品”^⑨^。

衬言式。如“铜为银所排挤,银为金所排挤,尽管这个顺序是同诗人想象的年代顺序相抵触的”^ꢆ^ꢇ^ꢈ^。在这

里,马克思以人类历史的五时代说: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以及黑铁时代,类比货币在执行

价值尺度职能的过程中“贵重金属”晚于“不太贵重金属”出现的现实顺序。

①

②

③

④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72页。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73页。

弗·恩格斯《论住宅问题》,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7页。

弗·恩格斯《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0月28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4页。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注释》291,第761ꢊ762页。

罗积勇《用典研究》,第129、251页。

罗积勇《用典研究》,第129、140、129、179页。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32页。

ꢆꢇꢈ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20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代名式。如“为了‘抵御’折磨他们的毒蛇,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①^。^“折磨他们的毒蛇^”是套

用海涅《亨利希》(诗集《时代的诗》)中的诗句:“亲爱的忠诚的德意志啊,你也会出产猛士,他们会挥动战斧,

把伤害我的毒蛇打死”^②^。在这里^,马克思用来代指榨取工人劳动力的资本家^,号召工人团结起来抗争^。

代言式。如“但他感到惊奇的是,工人们竟然安安静静地在巴尔米开特的餐桌旁边坐了八年之久”^③^。

“巴尔米开特的餐桌”引自童话故事《一千零一夜》:富人巴尔米开特在宴会上用空菜盘、假话和手势款待饥肠

^辘^辘^的^穷^人^④^。在这里恩格斯借用巴尔米开特愚弄穷人的这一情景^,来揭露资本家对英国工人阶级欺骗和

剥削的事实。

在用典的修辞效果中,“提升性效果”主要表现在说服性、形象性和典雅性三个方面;“曲折性效果”在表

达中则能够起到含蓄委婉、隐晦朦胧甚至言简意赅的效果;“反差性效果”则是指通过典故与所述之事间的比

^照^,^产^生^一^种^反^差^,^进^而^达^到^一^种^趣^味^、^滑^稽^或^讽^刺^性^的^效^果^⑤^。用典的修辞效果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也

十分常见。

提升性效果。如“资产阶级政党只要稍微取得一点点胜利,就立即企图利用合法进步的手段周旋于革命

的岩礁和复辟的漩涡之间”^⑥^。^“岩礁^”和^“大漩涡^”是希腊传说中的海洋怪兽^,谚语中常以此来形容两种灾难

^的^发^生^⑦^。资产阶级政党不愿意继续^“革命^”^,同样也惧怕^“复辟^”^,企图在两者之间周旋^,恩格斯在这里运用

典故将其保守性和妥协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曲折性效果。如“我们得恭贺杜林先生,他不仅在高贵的自尊心方面,而且在作为未来的作曲家的资格

方面都配得上和《尼贝龙根的指环》的作者平起平坐”^⑧^。^“

未来的作曲家^”指^《尼贝龙根的指环^》的作者^,即

理·瓦格纳,其音乐作品被他的批评者和推崇者称为“未来的音乐”,“未来的作曲家”便是从这一概念而来。

杜林认为在有机体的进化中,“变态是一个不明确的概念,而发育概念,只有在发育规律真正能够得到证实时

^才^是^可^以^允^许^的^”^,^因^此^主^张^用^“^组^合^”^来^代^替^“^变^态^和^发^育^”^这^两^个^词^⑨^。在这里^,恩格斯是以此来讥讽杜林

在自然哲学领域中的谬论,因为德语中“作曲”和杜林讲的“组合”是同一个词“Kom_position”。

反差性效果。如“这位勇敢的人的座右铭是‘没有一天不动笔’”^ꢆ^ꢈ^ꢇ^。^“没有一天不动笔^”引自古希腊著名

画家阿佩莱斯,原因是他每天总要动笔画一点。在这里马克思认为耶利米·边沁的“效用原则”并不具有科

学性,“他幼稚而乏味地把现代的市侩,特别是英国的市侩说成是标准人。凡是对这种古怪的标准人和他的

世界有用的东西,本身就是有用的。他还用这种尺度来评价过去、现在和将来” 但边沁在写作中却有着显

著的“积极性”———“没有一天不动笔”,因此“用这些废话写出了堆积如山的书”^ꢆ^ꢇ^ꢋ^。很明显^,马克思在这里引

用典故是为了讽刺边沁的教条和迂腐。

ꢉꢇꢆ,

事实上,“典故的功用”和“用典的修辞效果”两种效用之间并不存在排斥性,而是可以同时出现的,即在

同一用典中两种效用并存。如上文典故功用中的“货币没有臭味”、“折磨他们的毒蛇”和“巴尔米开特的餐

桌”,以及修辞效果中的“岩礁”和“大漩涡”以及“没有一天不动笔”。再如,“帮伙所在的开放村庄变成了所

多玛和蛾摩拉,这些地方的非婚生子比王国的其他地方要多一倍”^ꢆ^ꢌ^ꢇ^。^“所多玛和蛾摩拉^”是圣经中的两座淫

乱罪恶之城(见《旧约全书·创世记》)。马克思揭露了帮伙(一群有组织的劳动者)制度的“阴暗面”:除了儿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49页。

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注释》246,第926页。

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94页。

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注释》179,第804页。

罗积勇《用典研究》,第252、262、274页。

弗·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242页。

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注释》178,第737页。

弗·恩格斯《反杜林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80页。

弗·恩格斯《反杜林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80页。

ꢆꢇꢈ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04页。

ꢆꢇꢉ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04页。

ꢆꢇꢋ参见: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注释》(63),第704页。

ꢆꢇꢌ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01页。

王珂ꢃ马克思恩格斯用典的特征、效用价值及其当代启示———基于对《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版)的文本考察

童和青少年要从事过度劳动之外,还有“道德败坏”。其中就包括大量的十三四岁少女意外怀孕,更糟糕的还

在于这样会使帮伙制度陷入一个恶性的循环,“她们的子女即使不被鸦片毁掉,也是帮伙的天生的新兵”^①^。

马克思在这里引用圣经中两座淫乱罪恶之城的典故,既形象地揭露了帮伙制度的弊端,同时也表明了自己批

判的态度和立场。

(二)“用典”的价值导向分析:批判与实践

用典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既具有以上作为修辞表达方式的若干共性,同时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本人

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领袖的这一身份使然,在“自我塑造”的过程中有着一定的革命倾向性,因此在其著作中用

典又被赋予了特殊的价值导向。

首先,在用典过程中相似历史语境下“批判的重现”。在诠释学中,“时间距离”常常能使真正批判性的问

题得以解决,进而区分出“得以理解的真前见”和“产生误解的假前见”,在这一过程中,“引诱人去理解的东西

本身必须以前已经在其他在(Anderssein)中起作用……理解借以开始的最先东西乃是某物能与我们进行攀

谈(Ans_pricht),这是一切诠释学条件里的最首要的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用^典^有^着^鲜^明^的^个^人^风

格,在批判中充分运用了“双层社会”历史背景之间的张力。根据上文所提到的具体用典案例就可以看出,其

中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借用典故中的相似语境对现实社会中错误的观点和事实进行批判,例如“滤出蚊虫、

吞下骆驼”,“埃及的肉锅”,“巴尔米开特的餐桌”等,均是巧妙地借用了典故中讽刺、批判或是两者兼具的相

似历史语境。再如,恩格斯对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卡尔·海因岑的批判:“但毛茸茸的胸膛里却充满信念

②

…

…虽无才能,却有性格。”③“虽无才能,却有性格”引自海涅的讽刺诗《阿塔·特洛尔》,其中“毛茸茸的胸膛

里却充满信念”,“虽无才能,却有性格”都是海涅对白尔尼派的讽刺。在这里恩格斯引用这些诗句借以批判

卡尔·海因岑的无知和傲慢:在同共产主义者进行辩论时,海因岑表现出明显的逻辑混乱、语言拙劣,但依然

^自^以^为^是^,^声^称^“^要^在^行^动^和^决^战^的^那^一^天^把^敌^人^吊^在^路^灯^柱^上^”^④^。还有马克思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它与

^斯^宾^诺^莎^相^反^,^认^为^“^无^知^就^是^充^足^的^论^据^”^⑤^。^“无知并不是充足的论据^”出自巴^·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原

意是在批判那些抱有僧侣主义目的论的自然观的代表人物:在他们看来,“上帝意志”是一切现象的原因,而

进行论证的唯一手段就是求助于对其他原因的无知。此处是马克思在借用典故对庸俗经济学进行批判,嘲

讽他们的无知以及“抓住了现象的外表来反对现象的规律”的行为。

其次,由“用典实践”到“指导实践”的演进。从认识论的视角来看,用典效用的产生本质上是在阐释过程

中完成的,马克思恩格斯用典本身就是一次实践的过程。但“用典”同时也是一个认识不断被创造的过程,典

故在不同的语境下能够凝结成一种新的话语模式,进而起到一种前文所提到的“教化”作用,影响理论和社会

实践发展的方向与进程。在这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同时也贡献了很多经典

化的用典案例。

例一:“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

公社中来”;“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⑥^。

^“通过卡夫丁峡谷”引自历史故事:公元前₃₂₁年,在古罗马的卡夫丁峡谷,战败的罗马军队被要求从长矛交

叉构成的“轭形门”下通过^⑦^。^“通过卡夫丁峡谷^”⁽^“通过卡夫丁轭形门^”⁾一词代表着遭受了屈辱^、灾难等不

好的方面。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复信的初稿和三稿中,均引用了这一典故,表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

下俄国可以不必重复西方国家在发展资本主义过程中所带来的一系列弊端。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的

“卡夫丁峡谷”,说明世界上其他(非西方)国家在实现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着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发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01页。

汉斯ꢊ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423页。

弗·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74页。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56页。

卡·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75、587页。

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注释》311,第703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道路。这一论断不仅深刻影响了后来俄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选择,“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

①

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 ,同样也启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以及发

展道路的选择。

例二:“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自己的长子继承权”^②^。^“

一碗红豆汤^”引自圣经^:雅各在熬红豆汤^,其兄以

^扫^打^猎^归^来^又^累^又^饿^,^便^同^意^出^让^自^己^的^长^子^名^分^换^取^红^豆^汤^来^喝^③^。在这里^,马克思用来表示工人阶级迫

于生计,不得不按照自身日常生活资料的价格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虽然这一价格远远低于自己劳动所创造的

价值。此后,这一典故被重新赋予了新的涵义,在实践中常常被用来形容或反思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因小

失大”的行为。列宁在《第二国际破产》和《国家与革命》中总结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时就曾分别指出,

“

他们为了保存现行治安法所允许的组织,为了这碗红豆汤,而出卖了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权利”④;“现在占

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只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苟且偷安’,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自己的长子权,也就是

放弃那领导人民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作用”^⑤^。

三ꢃ当代启示

作为一种理论表达和思想阐发的有效方式,用典也经常出现在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讲话和著作中。

939年

,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曾讲道:“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

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⑥这里的^“三大法宝^”就是借用中国神话历史故事^《封神榜^》中

的典故。包括后来邓小平所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发展方略以及“白猫黑猫论”,都是借用典故将思想理

论的表达形象化。习近平更是多次运用典故来“借古喻今”。《习近平用典》系列(第一辑、第二辑)的陆续出

版,对习近平讲话中所引用的典故进行了系统梳理和阐释,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成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读本。从“马克思恩格斯用典到习近平用典”是一个历史的进程,同时也

是用典视角下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种传承,因此通过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用典,必然也能够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有所启发。

(一)夯实基础,积极探索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新视角、新方法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以用典的具体案例为切入点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是一种文本实证研究。作

为一种研究范式,实证研究强调“经验是科学的基础”,同样也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事实上,马

克思本人也很重视实证的研究方法,“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多次使用‘实证’一词,在研究中则注重实证方法

…

…马克思在多篇著作或书信中使用‘实证’一词,大多数情况表示经验事实、客观证据、具体材料等含

义”^⑦^。而且在当下的研究中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观点或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用典^”^。在这

一过程中,想要达到用典效用合理性与恰当性的预期,就必须建立在对“典面”充分理解的基础之上,不能出

现乱用、错用甚至“为了引典而引典”的现象,否则只会适得其反。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离不开对原

著的研读,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中必须真正坚持做到“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也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那

样:“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不能采取浅尝辄止、蜻蜓点水的态度。有的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没读几

本,一知半解就哇啦哇啦发表意见,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也有悖于科学精神。”^⑧因此^,文本⁽实证⁾研究

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重要意义是毋庸赘言的。那么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献研究过程中,是否

还可以引入更多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 通过借鉴和运用政治学、文艺学、历史学、社会学以及统计学等相关

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而能够根据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不断挖掘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

①

列宁《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

社2012年第4版,第777页。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13页。

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注释》219,第922页。

列宁《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选集》第2卷,第498页。

列宁《国家与革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版,第132页。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06页。

孙代尧、何海根《马克思和孔德:思想学说关系》,《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第11页。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页。

王珂ꢃ马克思恩格斯用典的特征、效用价值及其当代启示———基于对《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版)的文本考察

法,在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学说。

(二)坚定信心,认清用典在社会历史文明传承和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一般而言,用典的效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作者和读者双方对典故来源和背景知识的了解程度,这就涉

及社会历史文明的传承与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著作中引用典故,既是对传统历史文化的一种传承,同时也

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西方历史文明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发展。在研究中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

也是同样道理,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既能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起到重要的指导和促进作用,也进一

步扩大和加深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范围和程度。另一方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过

程中,用典也是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在2014年纪念孔子诞辰2565年的研讨会上,

习近平就曾讲道:“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

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①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再次提到了^“两个结合^”^,

强调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②^。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在一系列重要讲话、文章和访谈中,多次引用古代典籍、经典名句,通过用典的方式践行着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传承。从用典的内容和作用上来看,习近平的一系列用典实践,从诸子百家到唐诗宋词,从孔夫

子到毛泽东,可谓旁征博引、画龙点睛,使得抽象的理论更加生动形象;在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和实践发展的同时,更是赋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鲜活的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为人类社会历史文明的传承

和发展提供了有益探索。

(三)有所作为,发挥用典在树立良好国际形象、讲好中国故事中的重要作用

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毋庸讳言,近代以来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始终占据

着世界主流地位。习近平也曾讲过中国“挨骂”的问题目前还依然存在,而解决该问题的一个关键途径就是

要能够讲好中国的发展故事,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文明和进步的中国。我国是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历史文化

大国,“经、史、子、集”不计其数,因此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中,用典完全可以成为讲好中国

故事的一种重要方式。正如《习近平用典》一书的序言中所说:“上下五千年,纵横数万里,对经典名句信手拈

来、运用自如,展现了高超的思想能力和高度的文化自信。用典过程,其实就是在打造一张张中华文化的金

质名片,向世界讲述着一个个精彩的中国故事,这正是‘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的生动范本。”^③例

如,可以引用“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以及“民贵君轻”和“君舟民水”论等一系列古籍和典

故,来阐述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理念;可以用千百年来对“小康社会”、“社会大同”的理想追求,来说明中国立

志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心和信念;还可以用“和而不同”、“计利当计天下利”,来说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

全人类的重要意义。《习近平用典》(第一辑)共收录了习近平在讲话和文章中所用到的135则典故,并根据

对用典的解读,分为了“敬民篇”、“为政篇”、“立德篇”、“修身篇”等13个篇章。《习近平用典》(第二辑)共收

录了148则典故,并在前者的基础上又新增了“治理篇”、“历史篇”、“文学篇”。事实证明,通过“用典”的方式

来讲中国故事确实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无论是习近平在《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引用的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还是在比利时《晚报》上发表的署名

^文^章^中^,^引^用^的^“^智^者^求^同^,^愚^者^求^异^”^等^典^籍^④^,都赢得了众多国家元首和人民的赞赏^,甚至一些国际媒体还

自发称赞习近平讲话和文章中鲜明的个人风格为“习式风格”。因此在文化发展和国际交往的过程中,我们

要能够积极发挥用典的重要能动作用,为塑造良好国际形象、讲好中国故事等提供发展动力和有效支撑。

[责任编辑:何_ꢃ毅]

①

②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第

版。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7页。

③

④

人民日报评论部编《习近平用典》(第一辑),人民日报出版社2018年版,《序言》第3页。

人民日报评论部编《习近平用典》(第一辑),人民日报出版社2018年版,第187、201、193页。

第51卷第1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

SocialSciencesEditionꢂ

024年1月

Vol51ꢀNo1

Januaryꢀ2024

荀子“诗性伦理”思想研究

王_ꢃ堃

ꢃꢃ摘要:关于荀子的“性伪之辨”有性伪合、性伪分两种观点,而这两种观点的共同问题是未曾发现荀子思想中的

诗情视域。荀子对“性”概念的约定有价值性与认知性两层意义,由价值性约定而有“性(欲)恶”,由认知性约定而

有“性知”。对“性”概念作出约定的根据源于本真情感的诗性言说,在情感领悟与反思中生成“性知”,由“性知”给

出欲恶、伪善的判断,“性”的认知性与价值性的约定由此产生。礼义之伪兴起于情感,建立于“性知”。在仁爱与

“好义”之情的诗性言说中兴起关于“道义”的领悟与反思,以道义为根据,“性知”建立起“礼”的规范制度。“礼”以

“别异”为特征,而礼的实践以“乐之中和”作为调和,从而可能在实践中超越差异,完成向仁爱的诗性复归。诗、礼、

乐在荀子思想中构成一个回环结构,荀子的伦理思想可称为“诗性伦理”。

关键词:荀子;礼义;情感;性知;情欲;诗性伦理

DOI1013734ꢄjcnki1000-531520240201

收稿日期:2023-05-19

作者简介:王堃,女,江苏徐州人,哲学博士,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哲学、儒家伦理

学,E-mailꢅwan_gkun25@mails_ysueducn。

处在中国古代社会大转型“周秦之变”的初期,荀子的伦理思想集中体现在其关于“礼义”与“人性”的表

述中。从孔子的“兴于诗,立于礼”到孟子的“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 先秦儒家的^“礼^”是以仁爱情感为

实质的,在情感的表达中才有了“仁义”,并成为“礼”的根据,仁、义、礼在情感的显现与表达中是一贯的。而

荀子的“性伪之辨”似与孔孟有异,“礼义”作为“伪”,与人生而具有的“性”、“情”是有所区分的。“性”与“伪”

的区分使“人性”问题凸显在荀子思想中,“礼义”与情感也拉开了距离。

①

然而通过对《荀子》文本的分析可见,荀子对“性”与“伪”的界定其实是以情感为本源的,这两个概念建立

在关于仁爱、和谐之情的诗性言说之中。从本源情感视域的诗性表达出发,对“礼义”的理性建构才成为可

能,而“人”之“性”即主体的主体性是在情感言说中建构并在实践“礼”的行为中确立的。作为伦理实践及制

度的“礼”一旦建立,即要求所有共同体成员对其服从并付诸实践,主体的伦理实践以回归仁爱、和谐之情为

目的与效应,而这是在诗乐合一的表达中实现的。诗、礼、乐在荀子思想中构成一个圆融的回环,恰恰是在此

回环之中,伦理规范及制度的损益、变革才得到正当性、合宜性的确保。换言之,伦理建构唯有在情感的诗性

表达中才成为可能,并在回归诗情言说中得以完成。

荀子思想的内在逻辑呈现为诗、礼、乐的回环结构。“礼义”确立于诗性的言说,并实现在由诗乐所表达

的情感效应中。“人性”显现在对“礼义”的建构与损益中,并在伦理实践中回归无主体性的诗情体验。“礼

义”与“人性”唯有在诗性的道说中才得以成立,并且唯有在实行中复归诗情才得到证成。因此,荀子的伦理

思想可称为“诗性伦理”。

①

《论语·泰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87页。《孟

子·离娄上》:“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赵岐注、

孙奭疏《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723页。

王堃ꢃ荀子“诗性伦理”思想研究

一ꢃ关于“性”的约定源于情感

一)荀子“性”论的文献综述与问题视域

性”与“伪”是荀子人性论中的两个中心概念。“礼义”生于“伪”,那么如何分辨“伪”与“性”的关系,以及

(

“

如何把握“性伪之辨”所涉及的善恶判断,则是荀子伦理思想的核心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代表性的观点可

分为两种。第一种主张统合性善、性恶之论,或以性善统合性恶,那么“伪”归于“性”,礼义由性而发,并不与

人性构成根本冲突。比如,梁涛提出“性恶心善”说,将“伪”解释成“心之为”,以“道德智虑心”与情欲之性的

对治阐释“性伪之辨”^①^。黄百锐⁽DavidB.Won_g⁾认为自然情感与礼义是相投和的^,并阐发孟子与荀子在人

性论上的一致^②^。第二种观点以性恶为出发点^,从以达到为治去乱的社会效果为目标^,推出以道德权威为主

导的礼法秩序的正当性、合法性。与第一种观点不同,礼的正当性并非出于人的情感、智虑或认知,而是依托

于一种道德理性基础,圣王是这种道德理性的集中体现。例如,东方朔从人的利欲导致争夺、混乱出发,通过

分析得出,为达到去乱止争的效果,荀子如何建立圣王权威与礼法秩序的正当性^③^。一方面^,圣王权威与礼

法(“伪”)的正当性有其道德理性的先验基础,另一方面,权威与秩序建立的出发点是关于“性恶”的经验考

虑。那么,性与伪、善与恶之分,由于分别处于经验与先验两个层面,二者之间的差别从而就被拉大了。

以上两种观点的对立可概括为“性伪合”与“性伪分”之别。前者从人自身的情感、智虑出发,将“性伪之

辨”统合于“性”,性与伪合一于情善、性善或心善,而又有着二分的结构,那么这种二分何以是必要的? 并且,

以“性善”对治“性恶”的根据如果在人的情感与智虑中,那么人自身所有的这种化性起伪、去恶向善的动机又

以何根据为支撑? 后者所依托的圣王的道德权威看似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然而却将“性伪之辨”导向圣人与

普通人的差别,这与荀子在《性恶》篇指出的“涂之人可以为禹”^④是不相容的^。

性、伪的二分之所以成为荀子思想的特点,在于这个二分结构的提出就是一个问题,是对此二分结构何

以成立的发问。而这个发问本身意味着对此结构的超越,也就是对“性”、“伪”这两个概念的超越,既超越了

人先天具有的情欲之性,也超越了被预设的先验理性。“性伪之辨”作为一个问题,呈现在荀子的本源情感视

域中。此情感视域尚未在已有研究中得到明确阐发,这或许与荀子对“情”与“性”的界定有关:“性者,天之就

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⑤以情欲为^“性^”的实质以及^“性恶^”的主张^,往往使^“情⁽性⁾^”被当作先

天的现成概念加以对象化研究,而“性”概念的情感渊源被遮蔽、遗忘,“性伪之辨”中的问题视域遂隐而不彰。

然而荀子对“性”作出约定的根据恰恰在本源的仁爱之情中,仁爱本身不同于“情欲”,而是本真的情感体验。

唯有还原到仁爱之情,“性伪之辨”才可能得到解释。在荀子思想中还原出“情ꢊ性ꢊ情”的架构,性与伪、善

与恶之分的根据才呈现在情感的视域中。

(二)“性”的两层意义

“性”是从“人”之为“人”的根据问题出发而得到的概念。“性”与“生”同源是得到广泛认同的观点,而同

时得到关注的是,较晚出的“性”比“生”有更丰富的意义层面^⑥^。比如徐复观认为^,^“生^”的本义为出生或生

命,“性”的本义是人生命中的欲望、情感等本能;“性”并不等同于“生”,而有与“情”接近的一面。“性”与“心”

的关联则与“德性”概念有关,另外还有作为“本质”解的“性”观念^⑦^。在先秦时代^,^“性^”有诸多意义层面^。

从

《荀子·正名》中的“约定俗成”来看,对“性”的“约定”源于集体无意识中的“俗成”,而“约定”意味着意义的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梁涛《荀子人性论辨正———论荀子的性恶、心善说》,《哲学研究》2015年第5期,第71ꢊ80页。

DavidB WongꢀꢍEarlyConfucianPhilosophyandtheDevelopmentofCompassionꢀꢎDaoꢀno14ꢁApril2015ꢂꢅ157-194

东方朔《权威与秩序:荀子政治哲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版,第4ꢊ24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523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506页。

阮元提出“‘性’字本从‘心’从‘生’”,傅斯年继承了阮元“性”从“生”的观点。唐君毅说:“溯中国文字中性之一字之原始,乃原为生字。”徐复

观说:“‘性’字乃由‘生’字孳乳而来,……但‘性’字之含义,若与‘生’字之本义没有区别,则‘生’字亦不会孳乳出‘性’字。”参见:阮元撰《揅经

室集》,邓经元点校,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30页;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87、171ꢊ173页;唐君毅《中国哲学

原论·原性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徐复观文集》第三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ꢊ19页。

《徐复观文集》第三卷,第19ꢊ20、34、66页。

⑦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出。而《正名》中的“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是对“性”的一种约定,可作为讨论“性”的含义的出发点^①^。

②

在荀子对“性”的约定中,“性”的概念具有两层意义。一是“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这是价值性的意

③

义;二是“凡以知,人之性也” ^,这是认知性的意义^。

前者是由价值判断给出的由于人的欲望可能导致争^、

乱、穷的伦理后果,对此后果的判断是“恶”;而对此问题的判断与解决则依赖后者,即人性中具有天生的判断

是非善恶的认知能力,可以解决上述伦理问题。《性恶》中的“涂之人可以为禹”即是说,人天生具有认知以及

价值判断能力,可称为“性知”,在《正名》中的表述是“天官之意物”并“心有征知”,并涉及到“伪”^④^。在^“性

知”的判断中,顺从欲望的伦理后果是恶的,而对治欲望的“伪”则是善的。“性”、“伪”之分始于欲望与“性知”

的区分,而欲望与“性知”构成了“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即荀子所约定的第一义的“性”。

欲望、“性知”作为“性”的两个层面,自“生之所以然”而言,既是浑然一体的,又显现出明确的区分:

人伦并处,同求而异道,同欲而异知,生也。……势同而知异,行私而无祸,纵欲而不穷……天

下害生纵欲。

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

矣。

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⑤

生活在共同体中的人表现出同样的欲求,人所“同求”、“同欲”包括利益与荣耀,后者也属于利益,而人所

共同厌恶的则是失去利益。因此,人的欲望主要是指好利的欲求。另外,人性还包括“材性知能”,也就是“心

生而有知”的“性知”,体现在心的思虑中,“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⑥^。^“情然^”是对欲望本身及其后果的认

知,即认识到欲望是寻求满足的,而欲望的扩张会产生争、乱、穷的后果。“心为之择”产生了价值判断,即在

对乱的后果的认知基础上产生“恶”的判断。那么,“礼义”作为解决乱的途径,何以被判断为“善”呢?

人生而有“性知”,都能知善并行善。“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⑦^。人的

角色差异产生于“伪”的结果———礼义,而不在人性中。“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⑧^。

礼法一旦建立,即对人的行为产生规范性要求。人生来即有谋利的欲望,而同样的谋利欲望在不同的伦理角

色中会显现出差异:“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矣”。差异生于伦理规范“礼”,而“礼”的根据是“义”,通过礼义

的建构,可以达到社会和谐的效果,基于对此效果的认识,“性知”对“礼义”产生“善”的判断。

“性知”对欲望的后果以及礼义达到的效果分别作出认知判断,这是“性”的认知性层面;在此认知基础

上,“性知”进而生成了欲恶、伪善的价值判断,“性(欲)恶”的价值性层面由此出现。问题是,生而何以知? 或

者说,认知与价值判断何以由“性知”产生? 这是“生之所以然”的问题:“生而然”的欲望以及“性知”何以可

能? 作为此可能性的根据,“性”被约定为“生之所以然者”。而只有还原到生而如此的现象层面,并在对“生

而然”的现象之可能性的追问中,“性”的约定才得以达成。

⁽^三⁾^“^情ꢊ^性ꢊ^情^”^架^构^:^对^“^性^”^的^约^定^奠^基^于^本^源^情^感

“性”作为人之为人的根据,仅当还原到生活现象,即浑沦一体的生活体验中,才作为整个生活体验的根

据而得到约定。这个约定产生于和谐的体验:“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杨倞注:“和,阴

^阳^冲^和^气^也^。^…^…^言^人^之^性^,^和^气^所^生^”^⑨^。此解释虽带有阴阳气论的痕迹^,其中的^“和气所生^”实则将^“性^”

的确立还原到冲和、浑沦的情感状态中。王先谦对这句话有如下案语:

①

《正名》云:“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

名。”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487、496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513页。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480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491、493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207ꢊ208、71、487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468、487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487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516ꢊ517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487页。

王堃ꢃ荀子“诗性伦理”思想研究

“

性之和所生”,当作“生之和所生”。此“生”字与上“生之”同,亦谓人生也。①

其中以“人生”解“生(性)之”,是指人当下的体验。“和”表达出这种体验的状态。如果此体验是指人的

欲望,而欲望总处于不满足的、扩张的状态,不会是和谐的,那么“生”之为和谐的体验,必不是指人的欲望。

并且,“生”先于“性”的约定,也就是先于主体性之确立的、前主体性的情感体验。奠基于和谐的情感体验,才

有了“性”作为“生之所以然者”的第一义之约定。那么这个约定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

当和谐体验本身被当作反思的对象,“性”被领悟为一个观念之“物”,即“生之所以然者”,作为“生而然”

的根据。“生之所以然者”是在情感领悟中呈现的根据之“性”,即第一义的“性”。这个概念是在奠基于情感

领悟的反思中得到约定的,而反思意味着主体性的确立。“性”的约定一旦达成,主体性即挺立于由“性”而知

的“性知”。情感领悟中的第一义之“性”成为“性知”的认识根据,“生而然”的情感欲望的存在则成为“性知”

的认识对象,即存在之“性”。

主体以“性知”对“性”的存在及其实质进行认识:“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②

“生而然”的存在之“性”以情欲为实质,对存在之“性(欲)”的认识也就是对“情然”的认识。在此认知基础上,

“性知”对欲、伪分别作出价值判断。“性知”之所以可能作出认知与价值判断,是以第一义的“性”为根据的,

根据之“性”生于反思,而反思奠基于前反思的情感体验与领悟。只有当“性知”生成于情感领悟与反思,存在

之“性(欲)”才成为主体认识的对象。总之,对“性”的约定源于情感领悟与反思,主体的“性知”一旦由反思而

确立,即与作为其认识对象的欲望构成“主ꢊ客”关系,两者共同构成了“性”的两层意义。

在荀子对“性”概念的约定中,可见“情ꢊ性ꢊ情”三重架构:前反思的和谐体验即先于“性”之约定的生活

情感,处于三重架构中的第一位“情”;在情感领悟中生成“性”的第一义“生之所以然者”的约定,反思中生成

的“性知”以第一义的“性”为根据,对存在之“性(欲)”产生认知与价值判断,“性(欲)”作为“性”的价值性层

面,与认知性的“性知”共同构成了三重架构中的第二位“性”;而欲望也就是处于架构中第三位的“情”,《正

名》所言“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即是说,情欲是生而如此之“性”的存在实质。在

此三重架构中,和谐之情与欲望之情分别处在第一位的本源层级与第三位的形而下层级。对“性”的约定奠

基于本源情感,生成于领悟与反思。以第一义的“性”为根据,主体性的“性知”与对象性的欲望构成“性”的两

层意义,后一层意义即欲望之性也就是处在三重架构中第三位的欲望之情。

(四)“善恶”的判断根据与情感奠基

人的欲望问题向来处于“性恶论”的讨论中。另有“性朴论”者反对《性恶》为荀子所作^③^。而从^《性恶^》中

的“凡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④来看^,言^“性恶^”也许另有深意^。梁涛提出^“性恶^”与^“心善^”的对立是^“道德

智虑心”与欲望的对治关系^⑤^。那么^,心作出善恶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如果善恶的标准源于先圣^,这就涉及

⑥

^第^一^个^圣^人^如^何^“^伪^起^而^生^礼^义^”^的^问^题^。梁涛认为^,首先要肯定人有追求并创造礼义的能力^,而圣人只是

发挥了较大的作用^⑦^。而先圣作为创制礼义的先知与主要行为者^,必须自己首先完成以心治性的转化^。

那

么可以继续追问的是,先圣自我转化的根据又在何处?

同样主张统合性善、性恶论的黄百锐则更注重欲望与伪的相互关联,他注意到爱类、爱亲、感激等自然情

感和欲求与伦理道德有“意气相投”的关系,情感在其内在的方向上与礼乐是一致的,并借助礼乐来表达^⑧^。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487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506页。

周炽成《荀子乃性朴论者,非性恶论者》,《邯郸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第24ꢊ31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519页。

梁涛《荀子人性论辨正———论荀子的性恶、心善说》,《哲学研究》2015年第5期,第71ꢊ80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518页。

梁涛《荀子人性论的历时性发展———论<王制><非相>的情性ꢊ义/辨说》,《中国哲学史》2017年第1期,第7页。

DavidB WongꢀꢍEarlyConfucianPhilosophyandtheDevelopmentofCompassionꢀꢎDaoꢀno14ꢁApril2015ꢂꢅ178ꢏDavidB Wongꢀ

ꢍXunzionMoralMotivationꢀꢎinVirtueNatureandMoralAgencyintheXunziꢀedTC KlineIIIꢀPhilipJIvanhoeꢁIndianapolis&

CambridgeꢅHackettPublishingCompanyꢀ2000ꢂꢀ147-151“意气相投”是东方朔对于黄百锐“congenialto”的翻译。参见:东方朔、徐凯《荀

子的道德动机论———由BryanVanNorden与DavidB Wong的论争说起》,《学术月刊》2018年第1期,第50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基于此,他认为孟子与荀子的观点并无根本对立。黄百锐所说的自然情感接近上节所述的和谐之情,只是他

并未对本源情感与人的情欲作出区分。然而,情欲是反思后生成的主体性欲望,而本源情感是前主体性的。

在本源情感层面,统合孟荀并非不可能;而荀子对人的欲望作出恶的判断,其重要性也不容忽视。

而黄玉顺的观点则是,善恶并非道德判断,而是利害判断:“利害关系判断是比伦理道德更为优先的问

题;伦理道德乃是出于利害关系判断的。”^①那么^,性的善恶论可以还原到基于对利害关系的认识与权衡上^。

荀子的“性恶论”建立在如下认知判断上:缺乏礼义法度的共同体将在人的各种趋利欲望中陷入争、乱、亡,因

此,不受约束的欲望是恶的。

由前两节的阐述可见,对欲恶、伪善的判断来自“性知”,而此判断建立在对欲望及其后果的认识基础上。

如黄百锐指出,从性、伪之分中排除不可化约的道德属性以及先验的理性因素,是符合荀子本意的^②^。荀子

言性恶的深意恰恰在于,关于欲恶、伪善的判断并没有先天或先验的根据作为支撑。回到《正名》中的“性伤

谓之病” ^,人皆有好利的欲望^,需要被满足并保养^,欲望本身并不是恶的^。礼义正是为养天下之欲望而设

的,“性伪合”而达到的社会和谐状态是礼义所要达到的目的与效果。也正是在对此效果及相反后果的认识

基础上,“性知”才作出了欲恶、伪善的价值判断。

③

今使涂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本夫仁义之可知之理、可能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

明矣。^④

“性”作为“生之所以然者”,是人具有“性知”的可能性根据。每个人皆有可能由“性”而“知”。而仁义或

礼义有其可能被人所知的根据。人皆能认知并认可仁义,对仁义的判断建立在对利弊的权衡中。人的欲望

扩张会导致冲突,出于共同体的长远利益考虑,人都能以“性知”权衡利弊:“兼权之,孰计之,然后定其欲恶取

舍。”^⑤权衡的结果是^“心知道而可道^”^⑥^,仁义因而被判断为^“善^”的^。

是于己长虑顾后,几不甚善矣哉! ……况夫先王之道,仁义之统,《诗》、《书》、《礼》、《乐》之分

乎? 彼固天下之大虑也,将为天下生民之属长虑顾后而保万世也。

圣人知心术之患,见蔽塞之祸,故无欲无恶,无始无终,无近无远,无博无浅,无古无今,兼陈万

物而中县衡焉。^⑦

“

仁义之统”也即“礼义之统”。礼义被认可为“善”的根据是“正理平治”⑧,即达到社会和谐的效果。而

在缺失礼义的情况下,欲望的放纵将导致“偏险悖乱”的后果。出于对“情之所欲”的“长虑顾后”的权衡,礼义

成为“兼权孰计”的度量衡^⑨,是解决^“乱^”^、达到^“治^”的必要手段^,这可以被每个人所认识^,因为心皆能^“知

道”。基于这种认识,“性知”对礼义、欲望分别作出善、恶的判断。社会和谐作为礼义所要达到的目的,首先

被判断为善的。在目的善的前提下,礼义作为工具,也被判断为善的。

关于“善恶”的判断基于对共同体利害的认识,而此认识基于如下领悟:个人的长远利益是由共同体的规

范制度守护的,欲望与礼义从其本源上讲是和谐圆融的。这一领悟生成于前反思的情感体验。《正名》所言

“性之和所生”即是说,在和谐的情感体验中生成了关于“性”的领悟与约定。由“性”而知的“性知”在对欲望

及其后果的认识中,作出“善恶”的判断。“性”的概念包含价值层面的“性(欲)恶”与认知层面的“性知”,对

①

②

黄玉顺《中国正义论的形成———周孔孟荀的制度伦理学传统》,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第358页。

黄百锐指出,对于荀子以“心之所可”克制情欲的解释有强弱两种。在强解释下,心的知觉与判断能力独立于无论短期还是长期情欲的满足,

康德的纯粹实践理性以及柏拉图关于不可化约的道德属性的知觉,皆属于强解释的模式。而荀子的理论中并没有不可化约的道德属性,也

没有独立于情欲的纯粹实践理性。因此,强解释不适合对荀子的理解。而在弱解释下,“心之所可”是满足行为者长期欲望的手段,这种解释

更接近荀子的本意。参见:DavidB WongꢀꢍXunzionMoralMotivationꢀꢎinVirtueNatureandMoralAgencyintheXunziꢀ140-141。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489页。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524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60页。

《解蔽》:“故心不可以不知道。心不知道,则不可道而可非道。”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466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79ꢊ80、465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519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60页。

王堃ꢃ荀子“诗性伦理”思想研究

“性”的约定与“善恶”判断的根据,皆是奠基于本源情感而被给出的。

二ꢃ化性归情:仁爱之情的诗性表达

荀子伦理研究中值得注意的是:当礼义被判断为“善”的,人性的欲望层面相应被判断为“恶”的;从善恶

对治出发,“化性起伪”往往被化约到以“伪”治“欲”的问题上,而“伪”之所以“起”的根据却被遗忘了。以“伪”

治“欲”是关于如何以礼的规范约束人的行为的问题,而如果“伪”本身的根据尚未得到澄清,也就无从谈及在

其规范下的行为是否正当。如上文所述,“伪”并非起源于人天生的欲望,也不建立在先验的根据上,那么,后

天的“起伪”以何为根据?

“

起伪”在于“化性”,而“化性”的可能性则在于情感本身。只有将“性”还原到情感中,才可能讨论“伪”的

根据问题。在情感的奠基之上,由关于“性”的领悟与反思而有“性知”,礼义之伪是在“性知”中被建构的。

起伪”即建构礼义,而其根据在于情感。奠基在如“爱类”、“好义”的情感之中,“性知”才可能对利益分配的

“

正义性即“礼之义”作出判断。“化性归情”是讨论“起伪”的出发点。当把“性伪之辨”还原到情感中,情感是

以前反思的诗性语言来表达的。“性”与“伪”作为反思性的概念,恰恰是在诗性的言说中成为可能的。

(一)诗言是:诗是仁爱情感的言说

从荀子思想中的“情ꢊ性ꢊ情”架构出发,本源情感处于此架构中的第一位,而作为“性之质”的情欲处于

^第^三^位^①^。本源之情是和谐的^、与物无待的^,既是前主体性的^,也先于任何对象的生成^。情感非^“性^”非^“物^”^,

而“性”、“伪”作为观念之“物”,是奠基于情感而生成的。情感无法以对象化的语言进行描述,只能以诗性的

语言表达。

《

尚书》有“诗言志”,也即诗言说情感。《荀子·儒效》有类似的表述:“诗言是,其志也。”杨倞注:“是儒之

志。”这是对“是其志”的解释,“其”对应“儒”,“志”是情志、情感。那么如何解释“是”呢? 在这句话之前有:

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杨倞对其中的“是”作出注释:“是,

“

是儒学。”对照杨倞这两句注释,可以发现两者的句式是相同的,其中“是”为系词。那么荀子原文是不断句

的:“诗言是其志也” ^,意思是^,诗言说的是儒者的情感^。

②

^另^一^种^观^点^采^取^“^诗^言^是^,^其^志^也^”^这^种^断^句^③^。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诗言说^“是^”^,这是情感的表达^。

换言之,诗在表达情感中说出了“是”。在情感的言说中,“什么”被说出,“是”其“所是”。说“是”即说出“是什

么”或“是物”,以杨注“是,是儒学”为例,说“是”即说出“是儒学”,“儒学”作为一“物”被给出了。对照杨倞“是

儒之志”这句注释,诗言说的是儒者的情感,在此言说中,“是”表达情感中生成的领悟。在言说中,儒者成为

言说的主体,在儒者的领悟与反思中,“道”之为“物”以诗的语言被道说出来。因此,这两种断句可以同时成

立。诗是情感的言说,儒者的主体性在言说中确立,“儒学”、“道义”在言说中是其所是,而被给出了。

接下来,荀子以《诗经》的各种体裁为例,对“诗言是”进行展开:

故《风》之所以为不逐者,取是以节之也;《小雅》之所以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

以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颂》之所以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④

从“取是以节之”、“文之”等表述可见,诗的语言有文饰,能广而通之,在于“取是”为根据。杨倞对“取是

以节之”的注释是:“取圣人之儒道以节之也。”^⑤这里的^“是^”有了所指^,即^“儒道^”^,这是诗所说出的观念之物^。

这个观念是通过“取”而建立的。“取是”即确立“道”,诗在表达情感时,生成关于“道”的领悟,主体的“性知”

在领悟与反思中生成,并取得对“道”的认识,“道”作为一种观念物由此确立。在诗的言说中,由情感生成领

悟而“取是”,“道”从而具有了意义;“道义”作为诗所表达的意义,以其广大、通达呈现在情感领悟中,并在诗

①

②

③

《正名》:“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506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158页。

王天海认同不断句的读法:“‘诗言是其志也’,即诗表达圣人的情志。”而另一种观点认同断句的读法,王先谦《荀子集解》即采取“是”后加逗

号的断句。又如,龙宇纯说:“杨读六字为句,以‘是’为系词,‘其’为‘儒之’,故‘是其志’为‘是儒之志’。然战国时‘是’字不为系词,……此当

读‘是’下逗。”参见:《荀子校释(修订本)》上册,王天海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301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158页。

④

⑤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158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的语言形式上体现为节律或文饰。

诗言说的情感是仁爱。《儒效》篇上文有:“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杨注:“先王之道,谓儒学,

仁人之所崇高也,以其比类中道而行之。”王念孙否定杨倞的注解,认为“仁”指“仁道”,“比”的含义是“顺也、

从也”,而非“比类”。王先谦结合下文“以礼义释中”,认可王念孙的观点,即“先王之道”之所以是“仁道之至

隆”,是因为“从乎中道而行之”^①^。综合后两者的解释^,^“先王之道^”是由^“仁^”而成为^“道^”^,这是通过比于或从

于“中道”而实现的。那么,“中道”的确立在于“比”。从语言学上讲,“比”从二“匕”,有“相与比叙”的意思^②^。

“比”表达的是先于主客对待、无待而然的情感,亦即前主体性的仁爱之情。“比中”是从仁爱情感出发,在关

于“仁”之为“中”的诗情体验与言说中生成对“中道”的领悟,并经过反思,由主体的“性知”获取对“道”的认识

与判断,将其确立为伦理建构的根据。“先王之道”奠基于仁爱,在仁爱情感的诗性言说中“比中而行之”,建

立起“中道”或“道义”,即“隆礼义”。

(二)诗止于道义

荀子对《诗经》有着复杂的态度,一方面认为“《诗》、《书》故而不切” 另一方面又极重视诗^、乐在^“隆礼

义”中的作用。诗与乐的表达至于“中”而止:“《诗》者,中声之所止也。”杨倞注:“《诗》,谓乐章,所以节声音,

至乎中而止,不使流淫也。”王先谦案:“下文《诗》、《乐》分言,此不言《乐》,以《诗》、《乐》相兼也。《乐论篇》云:

③

‘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与

此言《诗》为中声所止可互证”^④^。

诗的语言至于“中”而止,表现为有节文而不过分,就像乐章以“道”为其形式的规范性根据。关于“道”的

领悟是在读诗与听音乐的情感体验中获得的,经过反思,“性知”进而获取对“道”的认识,确立其意义。“听其

《

雅》、《颂》之声,而志意得广焉”⑤,“志意定乎内,礼节修乎朝。”⑥“道”的意义一旦确立,就成为“礼”的根据,

即“礼之义”。《劝学》中“《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⑦皆为^“道^”的体现^,并以^“道^”为根

据,而这个根据是在诗乐中得到领悟并确立的。

礼义或道义是在诗的言说中确立的,并体现在“《诗》、《书》之博”中,成为《诗》、《书》文本的规范性依据。

然而荀子又将“隆礼义”与“杀诗书”相提并论:

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隆礼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礼,安特将学杂识志,顺《诗》、《书》

而已耳,则末世穷年,不免为陋儒而已。将原先王,本仁义,则礼正其经纬蹊径也。……不道礼宪,

以《诗》、《书》为之,譬之犹以指测河也……^⑧

由这段话可见,荀子并非主张不读《诗》、《书》,只是反对“顺《诗》、《书》”、唯务“学杂识志”,而不注意从中

领悟道义。作为“礼”的根据,道义体现在“先王之道”与“后王之道”的统一之中,对此统一性的把握即“知通

统类”,既知“法先王,统礼义”,又知“法后王,一制度”,先王与后王之道统一于“仁义之类”^⑨^。^读^《^诗^》^、^《^书^》

的关键是“好其人”,即“原先王,本仁义”,领悟到“先王之道”乃是“仁之隆”,即在仁爱情感中确立道义,以“性

知”把握“仁义之类”,由此才有“礼正其经纬蹊径”的伦理规范建构。“隆仁”也就是“隆礼义”,这在先王与后

王那里是一致的,此一贯之道是在仁爱的诗情体验中得到领悟的,并可以在每个人的“性知”中得到确立。

对“仁义之类”的领悟与认知奠基于仁爱情感的诗性言说。“辞顺而后可与言道之理……《诗》曰:‘匪交

匪舒,天子所予’”^ꢆ^ꢈ^ꢇ^。^“辞顺^”的语言即是^“比中^”而^“隆仁^”的诗性言说^,表达和谐仁爱之情^。唯有在仁爱的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144页。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版,第384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16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13ꢊ14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449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142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14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16ꢊ19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165ꢊ166页。

ꢆꢇꢈ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20ꢊ21页。

王堃ꢃ荀子“诗性伦理”思想研究

性言说中,才可能获得“中声”的领悟与对“道义”的把握。以道义为根据,才能建立正当的伦理规范。规范性

的言行准则即“言必当理,事必当务” ^,言行必以道义为根据^,才能成为正当合宜的^“中事^”^、^“中说^”^。道义即

①

“

礼之义”,是礼的正义性保证,以仁爱情感为奠基,在诗性言说中得到领悟与把握。礼义或道义在诗性的言

说中的生成过程如下:

仁爱的诗性言说➝“道”的领悟➝反思➝性知➝道义(礼义)

三ꢃ伪起而生礼义:伦理规范制度的理性建构

荀子的“伪”以建立“礼”的规范制度为目标。先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

者”^②^。规范制度的建立以道义为根据^,而道义的确立奠基于仁爱^,只有还原到仁爱的诗性言说^,才能建立起

“

道义”的意义,并作为礼的原则。

一)诗言仁而生“礼义”

礼义之伪是后天习得的,“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③^。^“习伪故^”在对传统的规范制度

(

有所因循的同时进行损益并重建,“修百王之法若辨白黑,应当时之变若数一二”^④^。起伪是在把握先王与后

王之道的一贯性基础上“统礼义,一制度” ^,并因历史情境的变化对规范制度进行损益^。

⑤

“统礼义”是以仁义、道义为根据,建立“礼”的规范制度。

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谓中? 曰:礼义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

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万物得其宜,事变得其应,……言必当理,事必当务……^⑥

“礼义”是人之所行的中道即“礼之义”,包含“宜”(适宜)、“当”(正当)的涵义。“比中”是在仁爱情感的道

说中“隆礼义”,即生成正当性、适宜性的中道、道义。

礼又成为法的统类,“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⑦^。

_荀_子_常_将_礼_法_合_用,_两_者_的_含_义_又_不_完_全_等_同。

^比^如^,^“^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⑧^,^“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⑨^。而有时

对礼法不作区分,“依乎法而又深其类,然后温温然。……故学也者,礼法也”^ꢆ^ꢈ^ꢇ^。

“礼法”是共同体成员所应遵守的伦理规范制度,可统称为“礼”。“礼”的统类或根据是“仁义之类”。还

原到“温温然”的仁爱情感中,才能“深其类”,获得对礼的根据的领悟与认识。

故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是以不诱于誉,不恐于

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为物倾侧,夫是之谓诚君子。《诗》云:“温温恭人,维德之基。”此之谓

也。^ꢆ^ꢇ^ꢉ

“温温恭人”这句诗出自《大雅·抑》,《毛传》的解释是:“温温,宽柔也。”《郑笺》:“宽柔之人温温然,则能

为徳之基止。”^ꢆ^ꢇ^ꢋ^“温温然^”是至诚^、宽柔^、仁爱的情感体验^,包含着知^“耻^”的正义感^。^“^”

耻近于^《孟子^》的羞恶

之情、是非之知,不同于经验的情感欲求,并不指向“见污”、“不见用”等对象性事件。仁爱与正义感先于“性

知”对欲望与礼义的认识,是以诗性语言来表达的。诗言说至诚、仁爱的情感,以及关于背离本源情感的羞耻

心与正义感,而“性知”对礼义的认识恰恰是在关于仁爱、正义感的诗性言说中建立的。

(二)义:礼的道义原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146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180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517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154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166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144ꢊ146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14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345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211页。

ꢆꢇꢈ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39页。

ꢆꢇꢉ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120页。

ꢆꢇꢋ毛亨传、郑玄笺注、孔颖达疏《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556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人皆“有义”且“好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桀、纣不能去民

之好义”^①^。^“好义^”是每个人都能体验到的正义感^、羞耻心^,是礼义之所以建立的本源情感^。

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

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②

人皆有“性知”,能认识到好利的欲望会导致冲突,并引发争、乱、穷的后果。而这种认识的出发点是“恶

其乱”的本能羞恶之情。羞恶与“好义”之情是仁爱情感的显现与道说,在仁爱与正义感的诗性言说中,才可

能生成关于“道义”的领悟与反思,在反思中生成“性知”从而产生对“礼义”的认识与判断。

“恶其乱”的羞恶、“温温然”的仁爱,以及“好义”的正义感皆是诗性的言说,由此而生成的“道义”的领悟

在反思中成为“性知”的对象,“性知”进而认识到以“道义”为根据的规范制度“礼”是达到社会有序和谐的手

段,并认可这种手段是善的。对道义的认可源于正义感的本真言说,在对于一种正当、适宜的规范制度的向

往与道说中,性知对“礼之义”———礼的正当性、适宜性作出判断,并认可“礼”应建立在“义”的根据上。“道

义”从而被确立为古今不易的正权,即“隆礼义”:

立隆以为极,而天下莫之能损益也。……礼之理,诚深矣!

道者,古今之正权也。

从道而出,犹以一易两也,奚丧!^③

“

礼之理”即是“礼之义”,也即规范制度所依据的道义原则。《正名》的“心合于道”④即是说,“性知”认知

并认可“道义”作为建立规范的原则。“隆礼义”是建立在仁爱情感的诗性道说中的“统礼义”于“仁”,而“立隆

以为极”则是在反思后的“性知”中确立“礼之义”以为“极”,即以“义”作为“礼”的不易原则。如下所示:

仁爱的诗性言说➝“道(义)”的领悟(隆礼义)➝反思➝性知➝礼之义(立隆以为极)➝礼

(三)礼:以道义为原则的规范制度

在“义”的原则下建立“礼”,才可能在“礼”的规范下正当地获取利益:“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

行。”^⑤以^“义^”为根据而确立^“礼^”是^“正义^”之行^,在^“礼^”的规范下谋利是^“正利^”之事^。前者关乎规范制度的

建构,后者则是规范建立之后的伦理实践,两者处在不同层面,前者在逻辑上先于后者。在“正义”的规范制

度之下,才可能有“正利”的伦理行为。规范制度可以损益或重建,而作为其原则的道义是不可改易的。在道

义原则的统摄下,才能建立区分角色身份的规范制度。

^礼^的^功^能^是^“^别^异^”^,^而^“^别^异^”^是^通^过^“^明^分^使^群^”^达^成^的^⑥^。礼以规范形式对共同体成员的角色与职分

作出区分:“然后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则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⑦^“明分使

群”的原则是“公道”、“公义”,也就是“道义”。道义有公平、正当的含义,与此相对的是私欲。在道义原则下

建立的规范制度对个人欲望有所约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⑧对欲望的正当约束需是通

过“礼别异”达成的:“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⑨^“礼^”对共同体成员作出角色分职^,

要求每个人以礼约束自己的伦理情感与行为。

礼的差异化特征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层源于对历史传统的继承,四民异业的传统对荀子思想的影响体

现在礼、法的分殊上。礼指向士以上的群体,法应用于众庶百姓:“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194、592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180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420ꢊ421、509、509页。按:标点引用时略有改动。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500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488页。

《乐论》云:“乐合同,礼别异。”《富国》云:“穷者患也,争者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

52、208页。

⑦

⑧

⑨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282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592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210页。

王堃ꢃ荀子“诗性伦理”思想研究

以法数制之。”^①对于不同对象群体^,礼与法分别提出了有差异的道德要求^。而^“礼法^”合称表现出差异的另

一层面,即以道义为根据的“分职”的必要性。

传曰:“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

公总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已。”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礼法之大

分也。^②

“礼法”以达到天下“平均”、“治辨”为目的,分职是达到此效果的手段。从人的“性知”可以认识到:“夫两

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③^“数^”的概念^,在^“以一易两^”^、^“以两易一^”^④的讨论中^,是作为权

衡的单元出现的。“道”是权衡的标准,以“道”来权衡“数”,会达到“以一易两”、无失而有得的结果。那么,对

于“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的“天数”,以“道”来权衡,会得到“以一易两”的结论:“从道而出,犹以

一易两也,奚丧!”以“一贵一贱”替代“两贵”或“两贱”,以此适宜的分工达到利益的正当分配。所谓“贵贱”并

没有本质性涵义,仅表达利益与责任的适当区分。为达到“至平”、“平均”的效果,必须正当地分配利益,适宜

的分职是达到此目的之必要手段。

作为礼的根据,道义体现在利益分配的正当性以及角色分职的适宜性上。建立在道义的原则之上,礼法

成为每个人应遵从的规范制度。《儒效》云:“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小儒者,诸侯大夫士也。众人者,工农商

贾也。礼者,人主之所以为群臣寸尺寻丈检式也,人伦尽矣。”杨倞注云:“检,束也。式,法也,度也。”王念孙

曰:“检、式,皆法也。……言治人以礼,如寸尺寻丈之有法度也。”^⑤这里的^“礼^”包含^“法^”^,指所有人应遵循的

规范,道义则如同“寸尺寻丈”,是权衡礼法的尺度标准。在道义的“正权”下,“以礼分施,均遍而不偏”^⑥^。

“遍”有普遍、均平的涵义,“偏”是公正的反面,“遍而不偏”表达出道义的正当性涵义。在承认分职差异的适

宜性与必要性的同时,必须确认对此差异的超越有普遍的正当性根据。道义的正当性是权衡差异是否适宜

的标准,即“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⑦^。道义作为规范制度的建构原则^,以正当性与适宜性为涵义^,角色差

异是必要的,仅当它是正当且适宜的。这是对“礼”进行建构与损益的道义依据。至此,从仁爱的诗性言说出

发,经过关于“道义”的领悟,以及在反思中生成的“性知”的认识与判断,“义”与根据“义”的“礼”得到了确立。

四ꢃ乐合同:伦理实践的诗性回归

建立在正当、适宜分配利益的道义原则上,“礼”对角色身份作出有差别的区分。在“礼”的规范要求下,

每个伦理主体既有满足自己欲望的权利,也应践行与自身角色相应的职责。不同的角色与职分对主体的获

利欲望有相应的限制,可能导致角色之间的紧张。而音乐可以达到化解紧张的效果。

(一)“乐之中和”:诗、礼、乐的回环

荀子重视礼乐的互补:“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⑧礼乐

的统一也就是伦理建构与实践的统一。乐是“礼之用”,在伦理规范的实践中以“和”为贵,化解冲突、归于和

谐的效果是通过音乐达成的。

诗、礼、乐是一个圆融的整体,而各有特点:“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乐以“中和”为

特征,表现仁爱、良善、“乐而不流”之情。

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

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

①

②

③

④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211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253ꢊ254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179ꢊ180页。

《正名》云:“易者以一易一,人曰无得亦无丧也;以一易两,人曰无丧而有得也;以两易一,人曰无得而有丧也。计者取所多,谋者从所可。以

两易一,人莫之为,明其数也。从道而出,犹以一易两也,奚丧! 离道而内自择,是犹以两易一也,奚得!”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

点校,第509页。

⑤

⑥

⑦

⑧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172ꢊ173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275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195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452、450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①

情感必借助音乐来表达。“且乐者,先王之所以饰喜也”,音乐表现的是本源的仁爱情感,并在表现中当

即达到“喜而天下和之”的效果。“乐之中和”即“审一以定和”,其中的“审一”也就是“率一道”,以“中道”为表

^达^的^主^题^②^。如同^“诗言是^”^,音乐同样在表现情感中体现^“中道^”或^“道义^”^。乐与诗又有所不同^:诗的语言兴

起了“道义”,“性知”生成于情感的诗性言说,以对道义的领悟与认知进行伦理建构;而乐作为“礼之用”,其效

果是使人在礼的实践中获得道义的领悟,从而消解冲突,复归和乐之情,即“复情以归大一”^③^。简言之^,诗乐

皆在情感的表达中领悟并把握道义,诗由情入礼,乐由礼入情。诗、礼、乐构成一个回环,诗与乐交融在回环

的两端。

(二)穷本极变:在伦理实践中复归仁爱

诗是礼的起点,乐是礼的应用。在伦理实践中,因情境与角色的转变,主体应以适当的伦理情感与行为

作出应对。音乐“入人也深”、“化人也速”,在伦理实践中的作用是迅速达成“治万变”而归于“和”的效果。应

变的根据是“仁义”、“道义”。“苟仁义之类也……卒然起一方,则举统类而应之”^④^。礼以义为统类^、根据^,在

礼的实践中,重要的是依据对道义的领悟与把握,“举统类”以应对情境的变化。“举”也就是兴起,对道义的

领悟兴起于仁爱之情。音乐达到的效果是,使人当下忘我、回归仁爱之情,而仁爱蕴含着正义感。“是故喜而

天下和之,怒而暴乱畏之”^⑤^。和^、畏即本源的仁爱与正义感^,关于^“道义^”的体悟从中兴起^。

基于对道义的领悟,主体的“性知”生成于反思,在实践中把握礼的道义原则,并将其体现在主体性的伦

理情感与行为中,在当下的情境中作出合宜的举措。喜、怒之情作为主体性伦理情感,在音乐的表现中,与本

源的和、畏之情似乎融为一体,这其实是音乐“化人也速”的效果。此效果体现在共同体中每个人皆能在听到

音乐的当下回归本源,并“举统类”以应万变,以正当、适宜的伦理实践应对特定的情境^⑥^。

故乐者,出所以征诛也,入所以揖让也。征诛揖让,其义一也。……故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

和之纪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⑦

音乐作为情感的“中和之纪”,当其达到“天下之大齐”的效果,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

仁焉”^⑧^。在^“化人也速^”的音乐体验中^,共同体所有成员都能在当下达到对^“道义^”的领悟^,道义之为^“中^”^,

是

在“和而不流”的情感中得到领悟与确认的。当每个人皆对“中”有所领悟,以“性知”获得对道义的把握,一切

伦理情感与行为皆归于仁爱和顺,从而达到“民和而不流”、共同体归于“大齐”的效果。

礼的实践完成于情感的和悦。荀子在《礼论》篇中阐述了礼的始终:“凡礼,始乎棁,成乎文,终乎悦校。”

王先谦云:“此言礼始乎收敛,成乎文饰,终乎悦快。”^⑨礼的建立源于情感的表达^,情感是礼的实质^,仪节文饰

是礼的形式,实质高于形式,故礼以形式简单为贵。礼的“至备”体现在“情文俱尽”,即使形式不完备,在实践

中达到“复情以归大一”的效果即是礼的体现。

仁爱是伦理建构的本源,也是伦理实践的效果。礼的实践完成在复归情感之中,这是由音乐实现的。

“

穷本极变,乐之情也”ꢆꢈꢇ。“穷本”即回归本源情感,“极变”则是回归的途径,“审一而定和”的音乐体验极尽

适应情境的变化,在复归仁爱中兴起“道义”的体悟,超越规范的形式差异,达到共同体和睦之效。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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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448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449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420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166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449页。

荀子固言“举统类”以应万变乃是大儒之效,但其“涂之人可以为禹”的观点肯定了每个人同样有“知通统类”的能力。比如《荣辱》篇指出,不

习礼义者并非没有认识并实践礼义的能力,而是由于错误观念的遮蔽而导致的见识浅陋。“今以夫先王之道、仁义之统,以相群居,以相持

养,以相藩饰,以相安固邪? 以夫桀、跖之道,是其为相县也,几直夫刍豢稻梁之县糟糠尔哉! 然而人力为此而寡为彼,何也? 曰:陋也。陋也

者,天下之公患也”。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76ꢊ77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449页。

⑦

⑧

⑨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502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419ꢊ420页。

ꢆꢇꢈ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452页。

王堃ꢃ荀子“诗性伦理”思想研究

(三)以诗乐为本的“诗性伦理”

礼的实践是在音乐体验中完成的,乐之“中和”超越了礼之差异:“恭敬,礼也;调和,乐也”,“乐合同,礼别

异”^①^。^“乐合同^”超越了^“礼别异^”的规范形式^,使人的伦理实践在复归情感中趋于完成^。^“乐行而志清^,礼修

而行成”^②^。乐与诗都是仁爱之情的表达^:^“诗言是^,其志也^”^;^“乐言是^,其和也^”^③^。诗^、礼^、乐构成一个回环^:

从仁爱的诗性言说中兴起礼义,建立起伦理规范制度,伦理实践在音乐体验中完成,在伦理建构与实践的始

终,诗乐融合于仁爱情感的表达。

诗乐是本源情感的言说,先于“礼义”的理性建构与实践,敞开了前主体性的情感视域。在此情感视域

中,制礼、作乐同样具有规范性的意义。制礼是从情感的诗性言说中兴起对道义的领悟与认识,并建立礼的

规范制度。而礼一旦建立,就会对主体的行为提出规范性要求,并限制主体欲望的满足。作乐则是情感的当

下显现:“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④音乐在表现情感中兴起^“道义^”^,同时使主体的情欲

获得满足。对道义的把握调和了情欲的释放,在“以道制欲”中,音乐呈现出规范性,使人的欲望得到适当的

满足与调节,“故乐者,所以道乐也”^⑤^。

乐与礼的规范性都以不变的“道义”为依据:“且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道

义兴起于情感的诗性言说,礼乐的规范性皆以情感为本源:“穷本极变,乐之情也;著诚去伪,礼之经也。”^⑥

“礼”的话语是“著诚”而非虚假的言说,其真实性是其规范性的依据。“诗言是”,说出了话语的真实性,“礼”

之真即“礼之义”或“道义”,而道义是由诗性言说给出的。音乐同样在情感的诗性表达中呈现道义,而以回归

本源、从容应变为目的。礼的规范性在于真,而乐的规范性在于和,真的确立与和的达成依于道义,而源于情

感。

荀子思想中有着诗、礼、乐的回环结构,这与孔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诗性伦理”精神一脉相承。

这一回环结构如图1所示:

图1ꢃ荀子思想中的诗、礼、乐回环结构

制礼作乐是在情感的诗性言说中成为可能的,礼义兴起于诗情,礼的实践在复归情感的音乐体验中完

成,诗乐是情感的真实表达,在礼的始终敞开本源的情感视域。荀子的伦理思想可称为“诗性伦理”,体现了

儒家伦理学的诗性特质。

[责任编辑:何_ꢃ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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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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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302、452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451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158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451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451ꢊ452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452页。

第51卷第1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

SocialSciencesEditionꢂ

024年1月

Vol51ꢀNo1

Januaryꢀ2024

法家政治思想中的道家哲学:

渊源与异变

费君箫

ꢃꢃ摘要:长期以来,法家思想中的道家政治哲学渊源因为法家思想的高度“经验化”特征而被遮蔽。依据观念史

文本分析,自法家“势治”流派代表人物慎到开辟“援老入法”路径以来,善道引领下的“良政”一度成为早期法家理

论家的理想蓝图,“道法融通”一度成为法家诸流派的研学方向。然而,法家“法治”派所开辟的“事功”倾向,逐渐遮

蔽了针对法家的道家化“形而上”命题而作的探讨,再经由韩非子和李斯的“术治”改造,法家根据“因循”、“守静”、

“自然”而追寻的“良道善政”的理想,转化为“幽闭群臣”的“权术督责”之道。

关键词:法家;道家;哲学渊源;异变

DOI1013734ꢄjcnki1000-531520240203

收稿日期:2022-11-09

基金项目:本文系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课题“大一统国家体制与国家生长理论”(FJ2021MJDZ001)的阶段性研

究成果。

作者简介:费君箫,男,重庆人,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E-mailꢅ18883192309@163com。

长期以来,儒家和法家思想的交互影响,成为研究中国早期政治思想的热点问题。不过,事实上,早期法

家思想的发展,始终伴随着道家思想的发展而演变,在相当程度上,法家思想基本面貌的形成,离不开对道家

思想理解上的几次转折。法家认识论的基础来源于道家,但在不同的法家思想家眼中,出现不同程度的理

解,这些与此相关的理解转向,最终改变了法家思想的形成轨迹。所以,从“法家之道家”角度重新认识法家

思想的形成过程,有益于从百家互构角度完整认识先秦诸子治国思想的发展路向,并为当下的传统文化研究

与反思提供“先秦”中国的认识论“注脚”。

高度“经验化”,是法家思想的重要特征,其浓厚的实践指向,使得法家思想因缺失价值关怀而招致诸多

批评。梁启超曾批评道:“但如道家中杨朱一派及法家中之大多数所主张,一若人生除物质问题外无余事,则

吾侪决不能赞同。”^①他批评的症结^,集中在法家思想未能将自身提高到精神层次^,而仅仅满足于对现实世界

的改造层次,如“邦之五蠹”的提出,便体现了这一“精神关怀”的缺失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而回望先秦法家

思想的发展,我们似可发现,这一缺失,实际上根植于法家思想中本体论和认识论探讨的缺失。在先秦诸子

^学^派^中^,^法^家^带^着^浓^厚^的^“^入^世^”^指^向^,^甚^至^对^精^神^生^活^有^所^贬^抑^②^,故而鲜见其精神生活关怀^,这集中体现在

韩非提出的“以吏为师”与“以法为教”的宣言中^③^。

历时看来,这一法家理论最终呈现出高度的“经验化”,负载着浓郁的观念史演变内涵。在法家思想问世

①

②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28页。

韩非所谓“邦之五蠹论”,实际上是将民众生活需求降至简单满足物质生活的层次,强烈反对艺术、哲学等陶冶人性精神审美的合理需求,甚

至将之视为造成政治动乱的“罪魁祸首”。参见:《韩非子》,岳麓书社2015年版,第178ꢊ183页。

《韩非子》,第182页。

③

费君箫ꢃ法家政治思想中的道家哲学:渊源与异变

之初,其实并不缺乏对精神生活的本体论追问,这点集中体现在法家实践论与道家的形而上本体论相结合的

充盈的轨迹中,但又随着政治实践的发展而走向异变。章太炎详细论证过韩非子引用道家哲学进行政令变

^革^的^逻^辑^过^程^,^指^出^其^与^魏^晋^玄^学^对^老^子^的^理^解^,^存^在^着^明^显^差^异^①^。在作为^“不纯之法家^”代表作的^《管

子·形势篇》中,就有着大量“政载大道”的说理劝喻,如在《形势篇》中管子就提出:“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

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虽立不安。”^②有学者还指出^:^“慎到等也可将其理解为

遵从自然既成之态势。在当做后一种理解时,道家已转为法家。稷下人物中的慎到一脉和见于《管子》一书

中的一些论作即是如此。”^③因此^,自春秋战国以来^,随着老庄哲学的深入发展^,法家思想的先驱们会不可避

免地向道家思想寻求终极的政治依据。在这个层面上,当我们走近法家思想,不难发现,法家思想中的诸多

有利于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和富国强兵的政策,如耕战、强军、重刑等,经常会被先秦法家看作“道”的概念在

政策领域中的外化。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讨论法家政治思想中的道家哲学渊源及异变问题。

一ꢃ法家势治观中的道家“天道论”渊源

老子在总结“天之道”时,针对漠视“势”的发展变化的情况提出批评:“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

不可长保。”^④这样的^“天道论^”^,试图指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这样一种认识^:各种势力此消彼长^,可以^“自

保自存”。这样的“天道论”,进入到政治领域后,深刻地影响着早期法家的“势治”观。

而自从慎到于稷下学宫“援道入法”以来,道家的形而上认识论开始进入法家实践论维度之中。这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出法家“势治”流派与道家的承袭关系。这一源自道家的“主静”向度,影响了西汉初年“黄老之

学”在汉初治国实践的基本走向。《黄帝四经》云:“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翳(也),法立而弗敢废(也)。”^⑤

同时,慎到的“因循”,为法家的政策实践提供了“主道”的本体论承接,为法家思想开辟了从政策实践走向哲

学阐释的“另类”发展方向。然而,在战国中期的法家思想大规模实践阶段,这一变化出现在“事功”的法家

“

术治”流派和“法治”流派纷纷崛起之际,法家思想的“德性”因素与形而上发展方向受到遮蔽,最终沦为推动

君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⑥的独裁权柄工具^。

一)慎到:“循道守势”

相对于《商君书》、《韩非子》等法家名篇更多围绕具体的政策制度命题的做法,《慎子》依旧没有摆脱由

(

“不纯之法家”管子开创的驳杂先风,其篇名赋题比后世法家著作更偏向哲理思辨,强调抽象关系的建构,大

有立法家之“道”,“横扫”一切的“英雄之气”。

在人性论上,慎到亦是从“天道”概念入手来表达他的所谓“人性论”:“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因也者,因

人之情也。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用。”^⑦这样^,他就从天道的化成论^,推导出^“化而用之^”

的驭人论,与借“势”理政的理念,就理所当然地衔接起来。人性论成为慎到强调“赏罚公器”的主要依据,他

进一步提出:“法之所以加,各以分。蒙赏罚而无望于君。是以怨不生而上下和矣。”^⑧这样的讨论^,其实已经

具有“不醇之儒”荀子所提出的“化性起伪”的含义,不同的是,后者落脚到“礼以明分”的维度,从而建构起所

谓“道礼论”。与此同时,慎到也将“道”视为德、礼、法三者得以结合的本体所在,较为深刻地讨论了“道”与

“法”的关系,随后因势利导,直奔“道”、“德”关系讨论:“夫道,所以使贤,无奈不肖何也;所以使智,无奈愚何

也。若此,则谓之道胜矣。”^⑨在此后的^《知忠^》^、^《德立^》^、^《君人^》^、^《君臣^》等名篇中^,慎到再次系统讨论基于^“道

化天下”而发展出来的道与德、道与礼之间的关系。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以上所有对“道生万物”关系的讨论,都是为了给《威德》篇开篇中的“势”之重要性进行“注解”。在该篇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章太炎《国故论衡》,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53ꢊ156页。

管仲《管子》,房玄龄注、刘绩增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冯达文、郭齐勇主编《新编中国哲学史》上册,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页。

老子《道德经》,饶尚宽译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2页。

陈鼓应注译《黄帝四经今注今译———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页。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988页。

慎到《慎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慎到《慎子》,第7页。

慎到《慎子》,第56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中,慎到首先提出从“天有明”和“圣人有德”两个维度推导出君主的权力来源,并论及“公天下”的重要性:“圣

人之有天下也,受之也,非取之也。百姓之于圣人也,养之也,非使圣人养己也。”^①其次^,慎到基于^“公天下^”

逻辑,推导出圣人掌握“势”是为天下,而非为自己,他如是说:“故贤而屈于不肖者,权轻也;不肖而服于贤者,

位尊也。”^②他还借此机会^,进一步论证君主获^“势^”非同寻常的意义^。

慎到通过翔实的论证与丰富的隐喻,通过法家所强调的“权势”来追求一种符合天道自然规律的“良政”,

具有深刻的“德性论”建构意义,旨在促使君主服从于自然规律与“公天下”的社会规范。这一建构既尊重人

性的固有特质,呼吁自然向度的政治关怀,又将之上升到了君主权力的正当性讨论层面,以此规劝君主关怀

民众,确保权力的公共性。

(二)韩非子:“循道重势”

如上一节所示,对君主充满劝诫意味的道势关系讨论,未能顺应战国中期的法家“事功”化倾向,一度被

束之高阁。直到战国末期,韩非子才重新提及慎到关于道势关系的讨论,试图与其“抱法守势”思想实现传

承。

在《韩非子·难势》中,韩非子直接与已故慎到进行“对话”,他首先援引别人批评慎到的话:“应慎子曰:

飞龙乘云,腾蛇游雾,吾不以龙蛇为不托于云雾之势也。虽然,夫释贤而专任势,足以为治乎? 则吾未得见

也。夫有云雾之势而能乘游之者,龙蛇之材美之也;今云盛而蚓弗能乘也,雾酉农而蚁不能游也,夫有盛云酉农雾

之势而不能乘游者,蚓蚁之材薄也。今桀、纣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为之云雾,而天下不免乎大乱者,桀、

纣之材薄也。”^③这样的批评集中在有关尧^、舜和桀^、纣的品行好坏的问题上^。批评者认为^,慎到强调的^“势^”

只是以“一时之势”来论证“势”之局限。显然,这位批评者采用了政治的稳定与动乱关系的分析框架,以此反

驳慎到的“唯势”论。在他眼里,桀、纣这样的不肖君主,虽然凭借掌握权势能让贤能人物屈从,但导致的结果

还是天下大乱,“势”会随之失去。所以,不能仅凭“势”来评判治乱长短,而要看君主品行好坏或是否贤能。

针对批评者的观点,韩非子假托了一个“反驳者”来表达他对慎到观点的维护。首先,他从自然论的客观

之“势”出发,提出:“势治者,则不可乱;而势乱者,则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势也,非人之所得设也。”^④在韩非

子看来,所谓好品行的“贤君”,也要受“势”之制约。韩非子进一步以“自相矛盾”的成语故事来阐明“贤在势

中”的关系:“以为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为名不可两立也。夫贤之为势不可禁,而势之为道也无不禁,

以不可禁之势,此矛盾之说也。夫贤、势之不相容亦明矣。”^⑤在这一前提下^,无所不能的^“贤^”与随时可制约

“贤”的“势”,就构成矛盾关系,所谓“贤重于势”的论断,无疑成为了伪命题。

在完成对“循道守势”原初道理的论证后,韩非子引入了“中人”客体和“以法守势”两个分析变量来发展

慎到的“势治”理论。一是强调负责实际行政过程的君主,大多是“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⑥的^“中

人”,所以,对于这样的君主而言,守“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二是在“中人”如何“守势”上,韩非子说:“抱法

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今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抱法处势而待桀、

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⑦他补充了慎到的理论空白^,强调以^“势法结合^”的路径来完善^“循道

守势”这一命题。

韩非子对慎到理论发展转化的思考,不仅在实践落实层面上注意“事功”的承接,较深入地挖掘了“道、

法、势”三者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还在语辞上以普及化的方式讲述抽象哲理,这一点与偏重抽象讨论的《慎子》

相比,似乎有几分“特立独行”。不过,这样的讨论,依旧仅仅落脚于君主行政过程中的危机治理层面,再一次

遮蔽了慎到所开辟的“因循”范式主导的形而上逻辑。故而,政治学层次分析的缺失,也是韩非子拓展慎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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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徵等编撰《群书治要》,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50页。

魏徵等编撰《群书治要》,第350页。

《韩非子》,第155页。

《韩非子》,第156页。

费君箫ꢃ法家政治思想中的道家哲学:渊源与异变

论过程中留下的重大缺憾。同时,这样一种“管理技术”向度的讨论,也进一步使得法家思想与哲学本体论认

知渐行渐远,最终沦为实用主义导向的“统治技艺”。

(三)“自存”的道家哲学:对法家权势观的影响

老子基于自存的“天道论”,被慎到引入法家后,形成了尊重人性的“化成论”,并在此基础上,将统治者掌

握和稳固权力与权势视为符合“天道”的自然道理。同时,也正是基于“天道论”的指引,慎到产生了对人性

“幽暗意识”的思考,试图通过“公天下”的“道义论”的建构,来提醒君主时刻牢记权力来自“天道”和“百姓”的

双重给予,并以此产生一套可以防止君主权力滥用的“观念机制”。这样一种对于君主权力过度膨胀的警醒,

不同于战国中晚期法家对君主德性论建构的忽略,后来成为早期法家思想努力前行的重要方向。但在制度

设计上,慎到对“幽暗意识”的思考,仅仅是通过“赏罚制度”的建设来进行有限的预防,聚焦于君主对臣下的

管理层面,未能对权力滥用的源头即君主的专制权力进行规约,只是将规约君主的期望寄托于“自然”、“道

德”等理想层面。尽管如此,慎到对道家与法家问题的讨论,还是为早期法家思想的深化,开创了“德政”、“良

政”的先河。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韩非子接续了慎到基于道家“自存”而开辟的人性“幽暗意识”之路,并超越了

慎到一味考虑“人性”的“好与坏”的窠臼。他始终将统治者的能力不足视为政治过程中随时可能出现的“危

机”,并在制度设计上提出了“抱法处势”之说,即通过权势与律法制度的深入结合,来弥补统治者能力上的不

足。韩非子还进一步提出诸多有助于君主巩固自身权威,推动政治走向稳定的路径。这样一种包含“制度

论”关怀的理论设计,较之慎到,进入到更为“中观”的层次,发展了慎到由道家“自存”哲学而发展出来的权势

运用观,但将“自存”的需求推向了极致的维度,使得君主走向了为保护权势而无所不用其极的“霍布斯丛林”

状态,搁置了慎到通过“天道”、“重民”双重维度,试图规约君主的理论作为。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样一种

追求极端“自存”的路向,最后却在秦朝末年惨遭目不忍视的“滑铁卢”,走向“二世而亡”的终点,这是令人始

料未及的。当然,这也推动了西汉初年的统治者通过黄老之学复归慎到的“重民”关怀,促使自然法则在政治

治理中充分再现,铸就了“文景之治”的“睡谷传说”。

二ꢃ道家“自然”观对法家法治观的塑造

老子强调“道法自然”,实则是通过朴素的自然观,建构了一种自然之法,用以指导社会生活。这一“自然

之法”的向度为法家所借鉴,成为推进政治稳定的重要理论准则。这一向度强调“自然之理”,为法家创造政

治生活过程中的法治准则提供了先验基础。同时,这一“自然”向度的法治观,也来源于慎到基于“自存”前提

而衍生出来的权势观,并在权力运行过程中走向不断完善。

与先秦法家在道势关系、道术关系上的系统论述相比,先秦法家的“法治”流派在道法关系上的直接讨

论,可以说单薄、肤浅,且零散化、碎片化,这是因为战国中后期的法家开始向“事功”全面转向,其“法治”著作

大多探讨一些经验性对策。不过,这一切也深深受到慎到所开创的基于“因循”与“德立”语境的“道法融通”

路径的影响。因果轮回,到战国末期,通过韩非子的积极努力,法家又从“道法自然”的视角,聚焦道法关系。

(一)法家法治派:“自然进化”与“事功”

到战国中后期,法家思想逐渐走向朴素的“事功”路径。商鞅师从“杂家”尸子,对王道、老庄之道的治国

方略谙熟于心。后人即可从典故“商鞅三见秦孝公”中窥见一斑^①^。尽管商鞅和秦国统治阶级并没有选择老

庄的治国路径,《商君书》的说理部分,大多也是对现实政治关系的直接讨论,缺乏对法之背后的“形而上”问

题的深入辨析,但这样一种顺应追求富国强兵,进行国家争霸的时代逻辑,是通过承袭道家的“自然观”而衍

生出来的。这集中体现在商鞅“先王当时而立法,度务而制事”^②的说法上^。基于^“自然进化^”指引下的^“事

功”趋向,随着“秦政”的拓展与再造,在秦二世胡亥当政时期,走向极端化。尽管法家法治派在政策设计的初

衷上充分考虑了自然与社会的演化过程,但另一问题是,由于对政策技巧的过分强调,最终“异化”了其政策

学说背后的自然论基础,进而被独断专横的君主和媚上欺下的臣子所利用,成为满足他们私利的“欲望之

①

②

司马迁《史记》,第1763ꢊ1764页。

魏徵等编撰《群书治要》,第337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学”。

(二)韩非子:“道法补礼”

到了战国末期,韩非子试图在“道法自然”层面对法家与道家关系进行融通,首先给“道”的地位和作用作

了一个界定:“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①韩非子在

这里强调了“道”的是非观对“纲纪治理”的重要性,进而从道的“不可测”与“不可量”属性,推导出君主使用刑

名法度治理万事万物的重要性:“大不可量,深不可测,同合刑名,审验法式,擅为者诛,国乃无贼。”^②他据此

推导出法令中“赏罚”二器作为明君治理之道的自然论与方法论基础:“是故明君之行赏也,暖乎如时雨,百姓

利其泽;其行罚也,畏乎如雷霆,神圣不能解也。故明君无偷赏,无赦罚。赏偷,则功臣堕其业;赦罚,则奸臣

易为非。”^③他进而从法与自然的关系^,作出何为^“明主^”的定义^:^“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毋穷

之令,故曰明主。”^④在此^,韩非子借用道家^“上善若水^”典故^,论述了良好君主应该具备何种领导艺术的问题^。

围绕以上“界定”,韩非子从礼法的作用与不足,论述了“以法补道”的重要性,客观承认了礼的作用:“礼

者,所以貌情也,群义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贵贱贤不肖之所以别也。中心怀而不谕,故疾趋卑拜而明

之;实心爱而不知,故好言繁辞以信之。”^⑤同时^,相对于儒家对^“汤武革命^”和^“武王伐纣^”的赞誉^,韩非子更为

重视君臣伦理的原则,甚至专门撰文论述忠孝问题,从“常道”角度出发进行深入论证:“尧为人君而君其臣,

舜为人臣而臣其君,汤、武为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誉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⑥也正是在^“道

之不足”的基础上,韩非子进一步提出“以法补礼”的观念:“天下皆以孝悌忠顺之道为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

顺之道而审行之。”^⑦这为后来的以^“法令^”行孝悌忠顺之道^,做了前期铺垫^。在这一过程中^,韩非子试图为法

家之“法治”寻求伦理化基础,以捍卫他津津乐道的“政治道德”。

(三)道家“自然”观:塑造法家法治论

道家的“自然观”最后走向庄子所倡导的“齐物论”,这在审美上契合了法家的君主专制与大一统需求,并

以此深刻塑造了法家的法治认识论。战国中后期的法家,虽然有着极其浓厚的“事功”倾向和实践导向,但都

十分强调从道家所开辟的“自然进化论”角度,去建立与时俱进的变革意识,并具体外化至耕战、重农抑商等

具体政策法令之中。这样一种特定的政策论证逻辑,始终离不开法家思想家对“自然”概念的不厌其烦的诠

释。

韩非子接续了商鞅在“自然进化”论指引下的道法关系讨论,直击礼制在社会关系调节作用上的缺失,为

法令的强制关系的介入提供了理论前提。在这个意义上,法家法治理论对社会关系的调节更多被视为促使

社会秩序重归“自然之道”的强制性调节,并以此弥补“礼”的作用失调。不过,这样的“自然观”,在政治路向

上,更多的只是指向君主规控天下的“自然”,却对慎到的规约君主的“自然”之说“置若罔闻”。

三ꢃ道家“守静论”与法家术治理论的最终异变

老子云:“致虚极,守静笃。”^⑧这为认识^“天道^”提供了境界修养层次上的方法论^,也为法家术治理论的发

展提供了先验前提。故而,“道术关系”的讨论是导致法家政治思想中的道家哲学基础,是其走向异变的重要

理论前提。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往往将老庄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概括为“技近乎道”,即强调道家思想的

“道”,更多地通过现实生活的“技”来体现,比如,“庖丁解牛”就是对承载自然道理的“道”进行技艺实体化的

典型案例。而先秦法家对道术问题的处理,也秉承了“技近乎道”的核心要旨,为道术关系的论述提供指向,

具体体现在申不害和韩非子关于“守静”的相关论述中。这一观点最终导致“异变”,将慎到所开辟的“公天

下”的“善道”,“异变”为有利于君主专制统治的阴暗的“权术之道”,将“权术”的宰制发挥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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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第8页。

《韩非子》,第9页。

《韩非子》,第78页。

《韩非子》,第189页。

老子《道德经》,第40页。

费君箫ꢃ法家政治思想中的道家哲学:渊源与异变

(一)申不害:“道以通术”

从申子留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文献中,我们可以管窥申子在“道以通术”问题上的逻辑构建。首先,他在

论证君主“循名责实”问题上援引“天道”来说明“正名”的必要性:“有道者不为五官之事,而为治主。君知其

道也,官人知其事也。”^①建基于这样的君臣之间^“道事^”权能的划分^,申子进一步提出君主^“循名责实^”的^“中

观”方法论:“主处其大,臣处其细,以其名听之,以其名视之,以其名命之。镜设精无为,而美恶自备;衡设平

无为,而轻重自得。”^②在^“道以名分^”的指引下^,申不害所追求的^“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

君操其柄,臣事其常”^③的理想君臣关系^,得以逐渐形成^。所谓^“大体^”的含义也就栖身于此^。其次^,在提防君

主滥用权力的问题上,申不害也援引“天道”来规约君主:“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之桎梏。天道无

私,是以恒正;天道常正,是以清明。地道不作,是以常静;地道常静,是以正方。举事为之,乃有恒常之静者,

符信受令必行也。”^④这是从^“天道^”的^“公天下^”本质与^“天道^”的^“主静^”向度^,来为君臣各自的行为与相互关

系大胆“立法”。

在以上前提下,申不害在“君臣”、“大小”等问题上不断走向终极“天道”,并以“天道守静”推导出自己的

“

术治”察物论,即“无事而天下自极也”⑤。这一道术互通的理论倾向,虽由于韩国(即战国时期的韩国,领土

主要在今河南南部一带)的衰败,而未能成为这一时期法家思想的主流价值,却深刻影响了战国后期同处韩

国的韩非子。而战国末期诸如“疲秦计”这样的事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韩国统治者刻意回避申子的“公共

性”关怀的不争的事实,他们刻意将申不害变法的遗产有意裁剪,仅保留其理论中有利于君主弄权和驾驭群

臣的“杂技”层面,试图使其“江河日下”、岌岌可危的政权“苟延残喘”。

(二)韩非子:“道术异变”

韩非子从自然论角度,对道家文献中的话语进行诸多阐释,将老子和庄子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所作的本

原性分析作为立论根据,并通过法家的制度设计的拓展,最终彰显“术为道技”的特征。他还结合母国韩国的

实际,对申不害确立的“道以通术”传统进行更为精密的策略设计与手段嫁接。

韩非子对道术融通出发点的探究,同申不害“道以通术”的逻辑原点,大体一致,即都强调道的“守静”特

质———“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虚静无事,以暗见疵”^⑥^。在这个意义上^,^“以暗见疵^”的^“道技论^”就为^“术^”

的广泛采用,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有“道”作为支撑,韩非子采用大量篇幅来讨论君主统治的“技艺”,如针对臣子进言的策略,就提出:“凡

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彼有私急也,必以公义示而强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说者因

为之饰其美而少其不为也。”^⑦他也通过^“道^”的柔韧性^,来对合理的君臣关系进行探讨^。韩非子还借用道家

的辩证道理,在“以奸止奸”的逻辑上,对“术以察奸”的方法予以合理化,提出诸多实践策略。

韩非子对“道术融通”的讨论,体现于“南面之术”的相关表述中:“人主欲为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

有为之者,其为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举事有道,计其入多,其出少者,可为也。”^⑧显然^,

“道”的进退自如原则,借此“诡异地”被转化为以“术”为宗旨的得失功利取向。这一取向深刻地影响了秦朝

的治国实践。在李斯的《行督责书》中,原来由慎到所开辟的“公天下”与“天道”双重规约的法家“德性”态势,

如今已猝然不见^⑨^。道家之^“道^”^,更多地被悄然转化为旨在满足君主个人享乐欲望的^“幽密之道^”^,成为服务

于君主获取所谓“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ꢆ^ꢇ^ꢈ的^“令人惬意^”的权欲之道^。或许^,韩非子本人都没有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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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徵等编撰《群书治要》,第346页。

《韩非子》,第8页。

《韩非子》,第30页。

《韩非子》,第17页。

参见:司马迁《史记》,第1987ꢊ1990页。

ꢆꢇꢈ司马迁《史记》,第1989ꢊ1990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到,在这一过程中,法家理论中的“私利性”正在一步一步地消解其原初的“公共性”。

(三)“幽暗之道”:法家政治思想的最终异变

道家对“守静”方法论的探索,原是一种试图催人复归自然常态的路径探索。在政治实践领域,慎到也打

算将之转换为以追求“天道”为主旨的推动政治秩序稳定向前的发展路径,最终达到减少社会干预,促进社会

自然发展的和谐饱满状态的目的。申不害接续了慎到所追求的“守静”与“无为”倾向,进一步在政治分工技

巧层面提出了“无事而天下自极”的真知灼见。在这里,基于“守静”而衍化出来的“术治”理论,不但成为了君

主管理臣下的方法路径,还进一步成为培育君主的责任意识和规约君主的良知义务:“有天下而不恣睢。命

之曰:以天下之桎梏。”^①这也是申子从君臣分工角度对慎到的^“良政^”理论所进行的管理机制层面上的路径

探索。

而战国末期和秦朝的法家理论家,却对慎到和申不害所开辟的“无事而自极”路向产生了价值立场上的

偏离性认知,并进一步忽视权术作为政治手段的“一体两面”,最终将权术理解为君主的单方面规控和操纵臣

子的所谓“帝王之术”,而非一种推进君臣分工的职能划分之“术”,故而在《韩非子》中亦产生出诸多教人谄

媚、逢迎君主喜好的“臣子之术”———一种污染政治生态、破坏政治规则的术治理论。秦二世时期,李斯对法

家理论的改造力度可谓“登峰造极”,标志着法家理论最终走向异变与堕落,对于秦朝灭亡,可谓雪上加霜。

这是由于韩非子、李斯对“天道”、“守静”的理解与慎到、申不害的理解大相径庭。他们将慎到与申不害

所追求的“公天下”之道与顺应自然的“进化”之道诠释为旨在保持君主神秘性的“幽暗之道”。基于此,他们

借用道家理论的辩证特点与概念模糊化特征,将法家理论变成了单方面服务君主的“专制天下之道”。所以,

道家进入法家后,其对政治实践的影响,日益呈现出观念层次上的复杂与错位,最终为玩弄政治权术提供了

诸多“留白”。而发生在秦丞相赵高与秦二世胡亥之间的“指鹿为马”的典故,也映射了秦朝统治者为满足个

人私欲而制造出来的“私利性实像”,最终击穿了秦始皇通过“泰山封禅”而营造出来的“公共性虚像”。

四ꢃ结论

从慎到所开辟的“天道”与“公天下”之良政倾向,再到秦二世统治时期的君主权欲的满足之“道”,法家的

政治思想,不断地从道家哲学中汲取有利于自身政策设计的根本准则。但这样一种初衷,却在法家术治理论

的发展过程中发生巨大异变。韩非和李斯强化法家理论中注重君主控制社会的层面,并为迎合君主的独断

专行提供了诸多可以操作且令人咋舌的宰制群臣的“谋略”。最终,法家中的道家因素,逐渐从规劝君主的

“

善慎之道”而走入追求隐秘幽暗的“君主治人之道”②。在这一异变过程中,法家“势治”流派试图通过道家

概念规诫君主的努力,逐渐被君主权力无限扩张的“利维坦困境”所遮蔽。自此开始,本是遵循“道法自然”之

善“道”指引下的法家认识论构建,逐渐经过韩非子、李斯等“事主谋臣”之改造,转化为以秦二世之言行为代

表的“幽闭臣民”的所谓“督责之道”。这是令人遗憾的。故而,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过程中,我

们应切实关注中国古典政治观念中的这一类“断崖式裂痕”。

[责任编辑:何_ꢃ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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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魏徵等编撰《群书治要》,第346页。

戴木茅《论<韩非子>中“悚惧”的逻辑展开与异化———以君主对臣属的心理震慑为核心》,《江淮论坛》2021年第5期,第105页。

第51卷第1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

SocialSciencesEditionꢂ

024年1月

Vol51ꢀNo1

Januaryꢀ2024

王夫之的哲学是唯物论吗?

———以“气”与“器”为中心的考察

刘_ꢃ荣

ꢃꢃ摘要: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范式主导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内地王夫之哲学研究。一些学者通过解读船山哲

学的两个概念“气”和“器”认为,王夫之哲学属于唯物论。这一观点对海内外王夫之哲学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但

实际上,按照唯物论的一般意义和“气”与“器”的真实内涵,“气”与“器”都不完全等同于唯物论的“物质”范畴,那种

视王夫之哲学为唯物论的见解实际上是对王夫之哲学的误解。

关键词:唯物主义;气;器;王夫之哲学

DOI1013734ꢄjcnki1000-531520240202

收稿日期:2023-03-13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20世纪英美汉学界王船山哲学文献整理与研究”

(20YJC7200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刘荣,女,山东临沂人,哲学博士,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E-mailꢅlonel_ylrr@126com。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学界有关王夫之哲学①的研究从无到有、日渐增多。与此同时,随着马克思

主义学说开始在中国传播,“尝试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掘发船山遗留的思想宝库”②便成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内地船山学界的主流研究范式。在该范式的指导下,一些学者通过解读船山哲

学的两个重要概念“气”和“器”达成共识,认为王夫之的哲学属于唯物论,王夫之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位伟大的唯物

主义思想家。这一观点对海内外船山哲学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学界目前尚未有专文对此进行系统梳理与考

辨,本文拟先列举前贤论证王夫之哲学之为唯物论属性的大要,再以重申“唯物主义”术语的一般意义为前提,通

过还原王夫之思想中“气”与“器”概念各自的真实内涵,发现视王夫之哲学为唯物论乃是一种不准确的界定,“气”

与“器”两个概念都不完全等同于唯物论的“物质”范畴。

一ꢃ王夫之哲学之为唯物论的论证举要

经由对王夫之哲学的“气”和“器”两个概念的考察,一些学者得出了王夫之哲学属于唯物主义的结论。以下

是他们论证的举要。

其一,“气”近乎或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范畴。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侯外庐在思想

史研究中率先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探究王夫之的哲学思想,认为王夫之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

唯物主义哲学家。在王夫之那里,气“颇近哲学上的‘物质’范畴”,“物质是多种多样的实在”,即“所有之实”③。

“气”生化不息,侯外庐以纟因缊生化论概括王夫之的自然史哲学,并判断它乃是一种唯物论。进而在理气关系上,

王夫之“肯定气为第一次的,理为第二次的”,“理依气生”④。在侯外庐看来,王夫之的“气”哲学本质上就是唯物

论。

①

②

③

④

王夫之(1619ꢊ1692),湖南衡阳人,字而农,号薑斋,晚年隐居石船山,故后人称之为“船山先生”,其哲学思想也被称为船山哲学、船山之学。

侯外庐《船山学案》,岳麓书社1982年版,《新版序》,第1页。

侯外庐《船山学案》,第23ꢊ25页。

侯外庐《船山学案》,第47ꢊ49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萧萐父、许苏民继承并发挥了侯氏的观点。他们认为,王夫之“力图从更为纯粹的哲学意义上对物质形态作

更高的概括。因此,他提出了‘实有’这一范畴,……认为‘纟因缊不可象’的‘气’的最本质的属性,就是其客观实在

性”①。于是,所谓“气”就不再是具体物质,王夫之“将其上升到了表述物质一般的客观实在性的高度”②。概言

之,王夫之“深刻地论述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的实质即在于其客观实在性的原理”③,提出“气=实有”或“诚=实

有”④的本体论思想,这也是他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气”范畴作出的新的规定。显然,萧、许二人在侯氏观点的基础

上进一步论证了王夫之的“气”一元论,即唯物主义一元论⑤。

其二,“器”标志着客观存在的事物,世界因此在本质上是物质的。陈荣捷把“天下惟器而已”视为船山哲学的

论纲,借着分析“器”概念的涵义对船山哲学给予唯物主义解读。他指出,“船山所追求的,不仅是物质性,而且是

物质的具体性”⑥。天地间并无普遍而超越的“理”,理只是事物之条理节文,须在“气”上说。“气”“意指事物所由

构成的一般质料,而器是具体事物,意指殊别的可捉摸的客观对象或系统”,所以“器”“还具有秩序,并表现其内在

的理。……有器必有其理,未有独立于器外之理也”⑦。总之,“盈天地间皆器矣”,世界上一切存在都是具体的、客

观的事物,世界在本质上就是物质性的。唐明邦也认为,王夫之在《周易外传》中阐述了“天下惟器”、“道器一贯”

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器”是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道”则是具体事物中的一般原理或规则,王夫之认定“无其

器则无其道”,反对“离器而言道”。唐明邦据此判断,王夫之的这种“道”“器”学说乃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一元论哲

学⑧。

那么,以上学者对“气”与“器”的理解是否存在误读?⑨ 船山哲学完全是唯物论吗?ꢇꢆꢈ 下面我们先厘清“唯物

主义”这个术语的一般意义,再从王夫之的著作文本出发对“气”和“器”两个概念进行详细剖辨。

二ꢃ“唯物论”这个术语的一般意义

“唯物论”是哲学中的两个基本派别之一,哲学界对于这一概念及其发展阶段已经有充分且成熟的理解。本

部分旨在厘清学界关于唯物论概念之一般意义的理解,以之作为探讨王夫之哲学是否完全属于唯物论的先决条

件。

哲学上的唯物论是唯心论的直接对立物,直到恩格斯才确立起区分二者的标准。恩格斯精辟地论述了哲学

基本问题,他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ꢆꢇꢉ思维和存在的关

系问题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而第一个方面就是,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何者是世界的本原,这是划分唯心论和

①

②

③

④

⑤

萧萐父、许苏民《王夫之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1页。

萧萐父、许苏民《王夫之评传》,第92页。

萧萐父、许苏民《王夫之评传》,第89页。

萧萐父、许苏民《王夫之评传》,第91页。

按:除了侯、萧一系外,冯友兰和任继愈也是赞成王夫之哲学的唯物论性质的代表性学者。他们都分别从“气”出发构建了船山的唯物主义

哲学体系。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下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6ꢊ312页;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四册,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第36页。

⑥

⑦

⑧

陈荣捷编著《中国哲学文献选编》,杨儒宾等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版,第452页。

陈荣捷编著《中国哲学文献选编》,杨儒宾等译,第453页。

唐明邦《<周易外传>的若干辩证法思想》,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合编《王船山学术讨论集》上册,

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92页。

⑨

已有部分船山学者不约而同地认为,“气”其实兼摄物质的一面与精神的一面,所以坚决反对和批评以唯物论定义王夫之哲学,但他们普遍存

在论证不够充分和深入的缺陷。参见: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40页;曾昭旭《王船山哲学》,

远景事业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212页;严寿澂《近世中国学术思想抉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9ꢊ70页;AlisonHarleyBlackꢀ

ManandNatureinthePhilosophicalThoughtofWangFu-chihꢁSeattleandLondonꢅUniversityofWashingtonPressꢀ1989ꢂꢀ47-48;JeeLoo

LiuꢀꢍWangFuzhiꢐsPhilosophyofPrincipleꢁLiꢂInherentinQiꢀꢎinDaoCompaniontoNeo-ConfucianPhilosophyedꢀJꢀMakehamꢁDor-

drechtꢅSpringerꢀ2010ꢂꢏNicholasS BrasovanꢀNeo-ConfucianEcologicalHumanismꢁAnInterpretativeEngagementwithWangFuzhi

ꢂ1619-1692ꢃꢁNewYorkꢅ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2017ꢂꢀ80-89。

ꢆꢇꢈ熊十力早在20世纪40年代与侯外庐的数封书信讨论中就不同意说王船山是唯物论者,可惜他的这些论学书札早已不复存在。参见:侯外

庐《船山学案》,《新版序》,第1页。台湾学者林安梧踵步熊氏,也不同意侯外庐视王船山为唯物论者的观点,认为“因彼是从马克斯主义的框

框来认识船山”,但林氏只有此断语并未及阐释。参见:林安梧《王船山人性史哲学之研究》,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版,第12页。英国学者

IanMcMorran则对用马克思主义评价和附会船山思想的学风表达了不解和不满。参见:IanMcMorranꢀThePassionateRealistꢁAnIntro-

ductiontotheLifeandPoliticalThoughtofWangFuzhiꢂ1619-1692ꢃꢁHongKongꢅSunshineBookCompanyꢀ1992ꢂꢀⅩⅤ。

ꢆꢇꢉ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7页。

刘荣ꢃ王夫之的哲学是唯物论吗? ———以“气”与“器”为中心的考察

唯物论的标准。凡是断定物质是世界的本原,以物质作为世界的统一的本原的,被称为哲学上的唯物主义派别,

反之则是哲学上的唯心主义派别。

物质范畴是一切唯物论哲学的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继承和汲取以往唯物论理解物质概念的合理内

容的基础上,对物质范畴作了全面、科学的规定:“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

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①这一定义抽象和概括了客观存在着

的物质世界中万事万物的共同特性和本质,即客观实在性,从而同唯心论划清了界限。

世界在本质上是物质的,世界的真正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这意味着唯物论观点应当被彻头彻尾地坚持和

运用。对此,恩格斯强调说:“在这里第一次对唯物主义世界观采取了真正严肃的态度,把这个世界观彻底地(至

少在主要方面)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了。”②也就是说,不仅要在自然观上坚持唯物论,而且在社会

历史观上也要坚持唯物论。总之,物质范畴理论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彻底的唯物论一元论,实现了唯物论自

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

三ꢃ“气”不等于物质一般

船山之学以张载思想为宗,故重“气”。历来学者论船山哲学思想,亦罕离气而言之,但他们对气的规定并不

一致,这直接引发了有关船山哲学性质问题的讨论并使该问题一度成为船山学研究领域的一桩“公案”。

那么,船山思想中的气究竟是否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物质范畴? 让我们回归船山哲学的文本进行深

入的解读。

第一,气的本性是真实性。

(

1)虚空者,气之量;……凡虚空皆气也。③

2)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更无他物,亦无间隙,天之象,地之形,皆其所范围也。④

3)太虚即气。⑤

4)天人之蕴,气而已。⑥

5)太虚,一实者也。故曰:“诚者天之道也。”⑦

6)诚也者实也;实有之,固有之也。⑧

7)夫诚者实有者也。前有所始、后有所终也。实有者,天下之公有也,有目所共见,有耳所共闻

也。⑨

这些材料都是持唯物立场者所乐道的,我们重新解析一下。前四条ꢈꢇꢆ引文的核心观点可归纳为:世界统一于

(

“

气”,“气”是万事万物的本原。虚空非无,太虚非空,它们只是“气”的“一种存在形式”ꢆꢉꢇ,阴阳二气满布太虚,“人

之所见为太虚者,气也,非虚也。虚涵气,气充虚,无有所谓无者”ꢇꢆꢋ,没有不存在“气”的空间。万事万物皆为气化

之结果,“以此知人物之生,一原于二气至足之化;其死也,反于纟因缊之和,以待时而复,特变不测而不仍其故尔。

生非创有,而死非消灭,阴阳自然之理也”ꢆꢇꢌ。“纟因缊”在此指“本源的浑沦之气”ꢆꢇꢑ。人与万物都是气化流行的产

物,气聚而成形,形以载气,形毁则气散,散而入于太虚,复为气以待聚,如此循环不已,“气犹是气也”ꢆꢇꢒ。故船山概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版,第89页。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97页。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一,《船山全书》第12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2版,第23页。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一,《船山全书》第12册,第26页。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一,《船山全书》第12册,第32页。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十,《船山全书》第6册,第1054页。

王夫之《思问录内篇》,《船山全书》第12册,第402页。

王夫之《尚书引义》卷四,《船山全书》第2册,第353页。

王夫之《尚书引义》卷三,《船山全书》第2册,第306页。

ꢆꢇꢈ自上而下顺序列数是本文对所有引文采用的默认方式。

ꢆꢇꢉ萧萐父、许苏民《王夫之评传》,第90页。

ꢆꢇꢋ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一,《船山全书》第12册,第30页。

ꢆꢇꢌ王夫之《周易内传》卷五上,《船山全书》第1册,第520页。

ꢆꢇꢑ陈来《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54页。

ꢆꢇꢒ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一,《船山全书》第12册,第23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括点出,“天人之蕴,一气而已”,天地万有均为阴阳之气化所成,“阴阳充满乎两间,而盈天地之间唯阴阳而已

矣”①。于此可知,气类似西方哲学的本原。

作为本原的“气”的本质又是什么呢? 结合上述后三条引文得知,“气”的本性是实,实即“实有”。太虚一实

者,而“太虚即气”,则“气”亦属“实有”。何谓“实有”? 王夫之的解释有二:一是“固有”,故“无有弗然,而非他有耀

也”②,意即“气”是本来就有的,并非外来的或外在因素推动形成的,它能够独立存在;二是“天下之公有”,故“有目

所共见,有耳所共闻”,意即“气”作为实有者为万物共同具有,“气”生万物,万物涵“气”,故目见耳闻万物犹如目见

耳闻“气”;“气”就是万物的本质。合而观之,本来就存在且为一切事物所共有,这便是“实有”的含义。再从训诂

学角度看,《广雅》释“实”为“诚也”,“诚”有诚实、真实之义,而《黄帝素问》则曰“有者为实”③,那么“实有”(“气”)可

被理解为真实的存有,与“虚无”恰相对。综而论之,“实有”之“气”是能够独立存在的、作为万有之本质的真实的

东西。真实性才是“实有”(“气”)概念的本质特征④。船山子王敔述亡考治学之旨时说“明人道以为实学,欲尽废

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⑤,由此可知,船山思想的价值取向在于“征实之学”⑥。而“庄、老言虚无……浮屠言寂

灭”⑦,于是摒弃佛老异端虚无寂灭之教,“言必征实,义必切理”⑧的治学原则便贯穿于船山一生的著书立说中并

且成为船山学术的鲜明特征。那么,利用“实有”概念说明“气”的真实存有,进而逻辑地揭示客观世界在本质上的

真实性,就不仅是船山排斥佛老的本体论依据,而且为船山学说的价值追求和价值目标提供了形而上学基础,更

是极大地推进了儒家对世界真实性的认识⑨。

综上,船山哲学的“气”可视为西方传统哲学的“实体”ꢇꢆꢈ,它的本性在于真实性,船山以之从本原论上论证和肯

定了世界的(真)实(存)有而非虚无,而且“气之真实,为器之所以为真实之根据”ꢆꢇꢉ;这才是船山承继并改造张载

“气”概念的根本目的。物质性只是真实存在的“气”的一种属性,但不是唯一属性,那种认为“气”(“实有”)的本性

是客观实在性的见解是不准确的。

第二,只要我们承认船山气论思想绝不囿于以上所引材料,我们就能够通过举例并辨析他另外的一些相关论

述,发现“气”还具有非物质性,它与物质范畴相去甚远。

首先以“神”为例ꢆꢋꢇ:

(

1)神在气之中。ꢆꢌꢇ

2)盖气之未分而能变合者即神,自其合一不测而谓之神尔,非气之外有神也。ꢇꢆꢑ

3)神者非他,二气清通之理也。不可象者,即在象中。ꢆꢒꢇ

4)神者,气之灵,不离乎气而相与为体,则神犹是神也。ꢇꢆꢓ

5)自其变化不测则谓之神。ꢆꢔꢇ

(

①

②

③

④

王夫之《周易内传》卷五上,《船山全书》第1册,第525页。

王夫之《尚书引义》卷四,《船山全书》第2册,第353页。

高士宗《黄帝素问直解(第二版)》,于天星按,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2年版,第429页。

陈赟也洞察到了这点,他直言“气的本质特性就是真实性”。参见:陈赟《回归真实的存在———王船山哲学的阐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015年版,第100页。

⑤

⑥

⑦

⑧

⑨

王敔《大行府君行述》,《船山全书》第16册,第73页。

纪昀、陆锡熊、孙士毅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上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55页。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九,《船山全书》第12册,第362页。

纪昀、陆锡熊、孙士毅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上册,第55页。

参见:胡发贵《王夫之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0ꢊ231页。

ꢆꢇꢈ参见:冯契主编《外国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页。其对“实体”的定义为:能够独立存在的、作为一切属性的基础和万

物本原的东西。

ꢆꢇꢉ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第338页。

ꢆꢇꢋ虽然陈来对王夫之《张子正蒙注》一书中“神”的概念作了比较全面的梳理和讨论,但本文的视角和解读均与他有所不同。参见:陈来《诠释与

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第307、368ꢊ374页。

ꢆꢇꢌ王夫之《周易内传》卷五上,《船山全书》第1册,第597页。

ꢆꢇꢑ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二,《船山全书》第12册,第82页。

ꢆꢇꢒ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一,《船山全书》第12册,第16页。

ꢆꢇꢓ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一,《船山全书》第12册,第23页。

ꢆꢇꢔ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九,《船山全书》第12册,第359页。

刘荣ꢃ王夫之的哲学是唯物论吗? ———以“气”与“器”为中心的考察

(

6)阴阳相感,聚而生人物者为神。①

7)天之气伸于人物而行其化者曰神。②

8)气之所生,神皆至焉。气充塞而无间,神亦无间。③

神”是船山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在船山气论或宇宙论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以上所引文本的主题集中

(

“

于两点:一是“神”与“气”的关系,二是“神”的意涵。引文(1)、(2)从形式上清楚地回答了第一点,“神”与“气”不

分,“神”在“气”中,“神”乃“气”之神,非“气”之外有神。不难判断,船山哲学中“神”与“气”的关系同“理”与“气”的

关系是一致的,这点后面还会涉及。

那又该如何正确理解“神”这个概念呢? 引文(3)认为,“神”是阴阳二气清通之理,“神清通而不可象”④,意为

“

神”作为二气清通之理是不可象的,“形而上,即所谓清通而不可象者也”⑤,不可象的、形而上的“神”就在可象的、

形而下的“气”之中。换句话说,“神”无形无状、难以把握,是非物质性的。引文(5)中的“变化不测”透露出“神”还

具有神秘色彩。综而论之,“神”具有非物质性(神秘性)。“神”与“气”又不相离,二者“相与为体”,所以非物质性

(神秘性)便是“气”的题中应有之义了。

“神”不但是“气”的固有属性,而且还是“气”的一项重要功能。引文(4)指出,“神者,气之灵”。“灵”可释为灵

妙,即谓灵巧神妙;这句话是说,“气”的灵妙功用叫作“神”。“神”在“气”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妙用功能呢? 一言

以蔽之,“变则神之用也”⑥。引文(5)明言,阴阳二气之“变化不测”亦谓神,“变化不测”指变化无方、神妙莫测,

“气”之所以奇妙莫测并最终生成宇宙万物,实乃“神”之效用。用张岱年的话讲,“神”“即气之内在的能变之动

力”,“乃所以解释变化的奇妙莫测”⑦。“其(引者注:指气)聚而出为人物则形,散而入于太虚则不形”⑧,二气之聚

散屈伸致使人物有生死成毁,这个过程就是自然气化的过程。气化自有一套机制,“气”的“含神起化”⑨是该机制

的一个重要步骤。“神”发动并主宰了气化过程,“气化者,气之化也”ꢇꢆꢈ。船山明确指出,“变者,化之体;化之体,神

也”ꢆꢇꢉ。“变”、“化”的主体都是“气”,“体”是根据义,船山之意,“气”之变化的根源或动力就在于“神”,唯“神”有变

化之妙用。“气”有阴阳,阴阳二气无论往来、屈伸、聚散、幽明,还是相感、交动、纟因缊、摩荡,所有这些不可测度的

变化皆为“神”之功,“气有阴阳二殊,故以异而相感,其感者即其神也”ꢆꢇꢋ。阴阳交感,摩荡变化,乃化生万物,“阴阳

交动而生成万物也”ꢇꢆꢌ。无疑,天地万物之生成化易,实皆神之所成,此为引文(6)、(7)所揭示;阴阳相感无穷,“神”

之为变亦无穷,宇宙万物故而生生不息。反过来,万物亦只是“神”主宰的阴阳二气变化产生的不同存在形式。

总之,“气”外无“神”,“神”在“气”内,“神”“气”一体,非物质性的、神秘色彩的“神”具有发起和主宰不测之

“

气”的变化并进而化生天地万物的无穷妙用,是“阴阳二气化育万物的性能”ꢇꢆꢑ,它虽“无迹可见,运于无形”ꢆꢇꢒ,然

气之所生,神皆至焉。气充塞而无间,神亦无间”。从实质内容上看待“气”与“神”的关系的话,严寿澂的概括是

比较可取的:“气指宇宙的构成质料,神指其能动性”,“气以神为主”ꢆꢇꢓ。这就不仅确认了“神”的非物质性,而且突

“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一,《船山全书》第12册,第33页。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二,《船山全书》第12册,第79页。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二,《船山全书》第12册,第78页。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一,《船山全书》第12册,第20页。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一,《船山全书》第12册,第21页。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二,《船山全书》第12册,第84页。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35、131页。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一,《船山全书》第12册,第23页。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二,《船山全书》第12册,第83页。

ꢆꢇꢈ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一,《船山全书》第12册,第32页。

ꢆꢇꢉ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二,《船山全书》第12册,第84页。

ꢆꢇꢋ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九,《船山全书》第12册,第377页。

ꢆꢇꢌ王夫之《周易内传》卷五下,《船山全书》第1册,第564页。

ꢆꢇꢑ陈远宁《中国古代易学发展第三个圆圈的终结—船山易学思想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81页。

ꢆꢇꢒ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第132页。

ꢆꢇꢓ严寿澂《近世中国学术通变论丛》,国立编译馆2003年版,第29、27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出了“神”的非物质性在“气”中的主导地位。换言之,“气”本身兼具物质性和非物质性,与物质范畴并不等同①。

其次以“理”为例:

(

1)理与气元不可分作两截。②

2)气外更无虚托孤立之理。③

3)气者,理之依也。④

4)理即是气之理;气当得如此便是理。⑤

理”在船山气论哲学中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它的理解通常是在理气论架构下进行的。船山以上论述

围绕着理气关系展开。船山主张,“理”不是“气”外的独立自足的存在,相反它内在于“气”中,只能依凭于“气”,

理”即“气”之“理”,理气不分。简言之,“理”寓于“气”,理气合一。至此我们仍未涉及“理”的内涵,但以下引文会

告诉我们答案:

1)气凝为形,其所以成形而非有形者为理。⑥

(

“

(

(2)理,本非一成可执之物,不可得而见。气之条绪节文,乃理之可见者也。故其始之有理,即于气

上见理。⑦

(3)而理者原以理夫气者也,(理治夫气,为气之条理。)则理以治气,而固托乎气以有其理。是故舍

气以言理,而不得理。⑧

(

4)理,行乎气之内,则气充之。……理,行乎气之中,而与气为主持分剂者也。⑨

首先,引文(1)、(2)均含有对“理”之性质所作的说明:“理”“非有形者”,“非一成可执之物”,故“不可得而见”。

船山之意,“理”不是一次成型并可以把握的具体事物,它无形无状,人不得而见闻之。据此可知,“理”跟“神”一样

都是非物质性的。“理”寓“气”中,那么本体之“气”当然内蕴着“理”的非物质性。其次,形而上之“理”托于“气”中

所欲何为? 综合上述四则材料可得出一个明显认识,“理”是“气”的一个重要功能,在“气”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如引文(3)所言,“理”原作动词用,“理夫气者也”,后化为名词,“理治夫气”,但词性的转换并未改变“理”的内

核。动词意义上的“理”指整理,使有条理、有秩序之意,“理夫气”与“治夫气”同义,意谓使“气”的变化有条理。名

词化后的“理”则是条理的意思,“气之理”即“气之条理”或引文(2)所说的“气之条绪节文”,意指“气化的条理

化”ꢆꢇꢈ。清楚了这些,我们再把上述四条引文综合起来解读。如前所述,“气”之所以奇妙莫测并最终生成宇宙万

物,归根于“神”之性能。不过,就“气”生万殊的逻辑进程来说,“神”启动“气”之化易只迈出了第一步,理“秩乎气

而使之有条有序”ꢉꢇꢆ则是关键步骤。“理”自身虽然无形可见,但“行乎气之内”,意思是它运行和作用于“气”中,这

种作用就是“与气为主持分剂”或“治气”或“主持调剂”ꢇꢆꢋ,也就是对“气”进行调节、整理,使之秩序井然、有条不紊,

阴阳二气才得以凝聚而为人物之形质,“五行万物之融结流止、飞潜动植,各自成其条理而不妄”ꢆꢇꢌ;“理”亦因此功

用而体现为“可见者”。总而言之,“气”除了变动不居之外,其变化还具有条理性、秩序性和规则性;“气”之变化的

使动者是“神”,而“阴阳二气化生万物有条有纪,不错无乱”ꢇꢆꢑ的根据则在“理”。“理”是气化的条理、秩序和规则。

①

除严寿澂外,国外其他船山学者也大都旗帜鲜明地持此观点。参见:AlisonHarleyBlackꢀManandNatureinthePhilosophicalThoughtof

WangFu-chihꢀ51-52ꢏJeeLooLiuꢀꢍWangFuzhiꢄsPhilosophyofPrincipleꢂLiꢃInherentinQiꢀꢎNicholasSBrasovanꢀNeo-ConfucianEc-

ologicalHumanismꢁAnInterpretativeEngagementwithWangFuzhiꢂ1619-1692ꢃ。

②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九,《船山全书》第6册,第993页。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十,《船山全书》第6册,第1054页。

王夫之《思问录内篇》,《船山全书》第12册,第419页。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十,《船山全书》第6册,第1054页。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五,《船山全书》第6册,第718页。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九,《船山全书》第6册,第994页。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八,《船山全书》第6册,第925页。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七,《船山全书》第6册,第859页。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ꢆꢇꢈ陈来《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第185页。

ꢆꢇꢉ曾春海《王船山易学阐微》,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78年版,第93页。

ꢆꢇꢋ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五,《船山全书》第6册,第729页。

ꢆꢇꢌ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一,《船山全书》第12册,第32页。

ꢆꢇꢑ曾春海《王船山易学阐微》,第93页。

刘荣ꢃ王夫之的哲学是唯物论吗? ———以“气”与“器”为中心的考察

概之,船山认为,“理”无形无状、不可把握,是“气”的一种重要功能,气化因其秩然有序,生生不已。所以,

“

理”“气”从不分离,“理”只于“气”上见,舍“气”则不得“理”,“理外亦不能成其气”①。一言以蔽之,“气载理而理以

秩叙乎气”②。这无疑表明,形而上的“理”其实是“气”固有的,它们通一无二。因此早有学者批评指出,“在船山哲

学里,‘气’和‘理’没有第一性、第二性的问题”③,即对船山哲学的“气”为第一性、“理”为第二性的唯物主义解读是

错误的。

再次,船山言心言性,亦“俱必在气上说,若无气处则俱无也”④。这是说,人之心、性皆须系于“气”而言,离

“

气”则无以言心与性。拿“性”来说,“天以其阴阳五行之气生人,理即寓焉而凝之为性”⑤,“就气化之成于人身,实

有其当然者,则曰性”⑥,气化而人生,人之所以为人之理寓于“气”而凝为性,“性”指人之为人的当然之理,用现代

学术语言讲就是人的内在本质,船山认为仁、义、礼、智即人之性。反过来说,“性本气之理而即存乎气,故言性必

言气而始得其所藏”⑦,船山有时直认“性即理也”、“性只是理”⑧,那么,“性”首先是精神性的,其次还是“气”本自

具有的,“气之所至……性必凝焉”⑨,“性”与“气”浑然一体,精神性就是“气”的一个重要属性。

由以上三点阐释可知,船山之“气”包含了神、理、性、心,四者皆内在于“气”且须系于“气”而论,用曾昭旭的话

来说,“气乃为首出之概念”,甚至“一切从气之本体生出”ꢇꢆꢈ。非物质性与物质性在“气”中始终并存不悖。

复次,“气”有善、恶、治、乱之分。船山对“气”之化因条理井然而庶物繁兴并各成品汇有如下评论:“乃其品汇

之成各有条理,故露雷霜雪各以其时,动植飞潜各以其族,必无长夏霜雪、严冬露雷、人禽草木互相淆杂之理。故

善气恒于善,恶气恒于恶,治气恒于治,乱气恒于乱,屈伸往来,顺其故而不妄。”ꢆꢇꢉ“今夫气,则足以善、足以恶……

气非有形者也,非有形则不可破而入其中。”ꢇꢆꢋ虽然万事万物都由“气”这一本源生出,但是“气”自身亦有分殊,譬如

善气、恶气、治气和乱气,它们一经形成就恒久不变,善气永是善气,恶气永是恶气,治气永是治气,乱气永是乱气。

显然,“气”概念在此不但被船山运用到了社会历史领域,而且还被赋予了多种精神性的内涵。

以上所有对船山“气”论思想的阐析都证明了一点,船山哲学中的“气”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普遍的物质

实体。论据归结有三:第一,作为万物之本原,“气”的本质特性是真实性而非客观实在性,物质性只是“气”的一种

属性;第二,形而上和精神性的神、理、性等无一不只于“气”上见,本与“气”沦为一体,而非“气”外的与“气”对立的

独立实体,换言之,“气”原本就具有非物质的属性;第三,本原之“气”用于解释人类社会时被赋予了精神的意义。

这三个论据中的任一证据都能够证实“气”与“物质一般”不能画等号,气哲学迥异于唯物主义思想。船山哲学可

视为“气”一元论,但“气一元论不等于唯物主义一元论”ꢇꢆꢌ。

四ꢃ“器”指气化的具体事物

对“器”概念的理解成为有些学者判定王夫之哲学的唯物主义色彩的另一个根据。作为古老的概念,“器”源

于《易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ꢆꢑꢇ这一命题,王夫之在不同著作中都对该命题作出过自己的发挥,其

中自然也包括了他对“器”概念的新解。不过,船山所论之“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吗?

船山在《周易外传》里专门探讨过“器”:

①

②

③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十,《船山全书》第6册,第1117页。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三,《船山全书》第6册,第551页。

参见:湖南社联《王船山学术讨论会讨论的几个问题》,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合编《王船山学术

讨论集》下册,第557页。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十,《船山全书》第6册,第1111页。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三,《船山全书》第12册,第121页。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十,《船山全书》第6册,第1113页。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七,《船山全书》第6册,第862页。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十,《船山全书》第6册,第1078、1110页。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九,《船山全书》第12册,第359页。

ꢆꢇꢈ曾昭旭《王船山哲学》,第207、332页。

ꢆꢇꢉ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一,《船山全书》第12册,第19页。

ꢆꢇꢋ王夫之《尚书引义》卷三,《船山全书》第2册,第293页。

ꢆꢇꢌJeeLooLiuꢀꢍWangFuzhiꢐsPhilosophyofPrincipleꢁLiꢂInherentinQiꢀꢎinDaoCompanionstoChinesePhilosophyedJMakehamꢁDor-

drechtꢅSpringerꢀ2010ꢂꢀ357

ꢆꢇꢑ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正义《周易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1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1)盈天地之间皆器矣。①

(2)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

无其道则无其器,人类能言之。虽然,苟有其器矣,岂患无道哉!

无其器则无其道,人鲜能言之,而固其诚然者也。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

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未有弓矢而无射道,未有车马而无御道,未有牢醴璧币、钟磐管弦而无

礼乐之道。则未有子而无父道,未有弟而无兄道,道之可有而且无者多矣。故无其器则无其道,诚然之

言也,而人特未之察耳。②

表面看来,“盈天地之间皆器矣”,“天下惟器而已矣”与“天人之蕴,一气而已”这些命题的论述形式是一致的,

虽然反映了对世界统一性问题的不同回答,但都坚持了一元论。通观以上两条引文,船山立论鲜明,充满于天地

间的一切都只是“器”而已,“器”即世界之所有。特别是引文(2)对“器”与“道”关系的阐述为此提供了有力论证。

鉴于道器关系已有烂熟之论,且非此处论题之重点,故不再详述。我们把关注的焦点放在道器之辨中“器”的内涵

上。

先来看引文(2)里船山所举的“器”的例证:“洪荒”,“唐、虞”,“汉、唐”,“今日”,它们指向了不同历史时代;“弓

矢”,“车马”,“牢醴璧币、钟磐管弦”,这些是具体的社会存在物;“子”和“弟”属于人伦角色。此外,船山所说的“一

株柳”③等形而下之物,亦被归入“器”一类。总体来说,“器”包括历史现象、社会事物和自然存在物,说到底指客观

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具体事物。船山进而分析认为,当事物产生后,便内在地包涵了与之相适合的“道”,譬如今日

只有今日之道而无他年之道,道在此处近似法则;当事物未形成时,则其内蕴之道亦未及产生,所以未有弓矢则无

有射道,道在此处指称效能。故曰,“道与器不相离”④,道乃“器”之道,充盈于天地之间的尽是作为具体事物的

“

器”。

船山对于“形而下者”亦有阐发:

1)形而上者隐也,形而下者显也。⑤

2)形而下者,可见可闻者也。形而上者,弗见弗闻者也。⑥

3)“形而上”者:当其未形而隐然有不可逾之天则,天以之化,而人以为心之作用,形之所自生,隐而

(

未见者也。及其形之既成而形可见,形之所可用以效其当然之能者,如车之所以可载、器之所以可盛,乃

至父子之有孝慈、君臣之有忠礼,皆隐于形之中而不显。二者则所谓当然之道也,形而上者也。“形而

下”,即形之已成乎物而可见可循者也。形而上之道隐矣,乃必有其形,而后前乎所以成之者之良能著,

后乎所以用之者之功效定。故谓之“形而上”,而不离乎形。⑦

(

4)然形而上之道,即在形而下之器中。⑧

在“形而下者谓之器”这个命题中,形而下者与“器”异名同谓,形而下还是对“器”之特点的概指⑨。以上引文

告诉我们,形而下是“显”和“可见可闻”的。“显”有显露、公开之意,与“可见可闻”意思相近。应当说,凡可见可闻

可感者皆为形而下者,“形而下者只是物”ꢆꢈꢇ,“物”就是能为人的感觉器官直接感知到的具体事物(“器”),具体事物

有形可象,所以形而下之“器”往往又被称为形器、器物,它是具体的、个别的和特殊的存在。

引文(3)则阐明了形而上者(“道”)是如何寓于形而下者(“器”)的。与形而下者相反,形而上者是隐而不彰、

弗见弗闻和“不可象”ꢆꢇꢉ的,又据前述和引文(4),形而上之道实隐蔽并融合于形而下之“器”中。船山用“当然之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王夫之《周易外传》卷五,《船山全书》第1册,第1026页。

王夫之《周易外传》卷五,《船山全书》第1册,第1027ꢊ1028页。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二,《船山全书》第6册,第507页。

王夫之《周易内传》卷五,《船山全书》第1册,第568页。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二,《船山全书》第6册,第492页。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二,《船山全书》第6册,第507页。

王夫之《周易内传》卷五,《船山全书》第1册,第568页。

王夫之《礼记章句》卷十八,《船山全书》第4册,第876页。

同理,在“形而上者谓之道”这句命题中,形而上者与道异名同谓,形而上是对道之特点的概指。

ꢆꢇꢈ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二,《船山全书》第6册,第506ꢊ507页。

ꢆꢇꢉ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一,《船山全书》第12册,第21页。

刘荣ꢃ王夫之的哲学是唯物论吗? ———以“气”与“器”为中心的考察

定义了形而上者,又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形器之所自生之天则。当形器尚未形乎物时,其中已有隐然未见

之天则,天则指自然的法则,天与人心以之共同作用,形器终成此形器而非彼形器且可见可闻。另一方面,形器之

所可用之功能。当形器既成而为实有,则其必具有一定的价值或曰功效,使器得以发挥作用和体现效能,如车之

可“载”、子之有“孝”。不论“天则”抑或“功能”,都为形而上之道,即当然之则。依船山意,“天则”就是形而下者所

以成之良能,“功能”就是形而下者所以用之功效;一语以概之,形而上内隐于形而下,形而上之道是形而下之“器”

产生和起用的内在根据。另外,“器有成毁”①,而道“未尝成,亦不可毁”②。具体事物的“器”的存在是有限的,处

于永不停息的生成ꢊ毁灭的存在模式中;当然之则的道是无限的,永远为“器”所固有:即使个别事物消亡了,其内

隐之道仍然长存于无穷无尽的此类其他具体事物中,即“器敝而道未尝息也”③。综而论之,形而上之道作为形而

下之“器”的当然之法则,是抽象的、一般的和普遍的存在。

至此,船山哲学语境下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各自的意义已基本明晰。再就后者而言,船山还强调,“统此

一物,形而上则谓之道,形而下则谓之器,无非一阴一阳之和而成”④,联系前述“气”论思想能够断定,“器”其实就

是气化的产物。阴阳二气交感而化生天地万物,天地万物就是形形色色的具体事物,即“器”;而道在“器”中,故形

而上的道究其实亦为气化所成。唐君毅对此有精辟总结:“任一形器之物,皆依此天地间之阴阳之二气,为其成形

器之物之根据……万形万器,皆可说为此二气之所凝。”⑤由此看来,“天人之蕴,一气而已”从本源论角度道出了

“气”为万事万物(“器”)的存在根据,而“盈天地之间皆器矣”意在指出大千世界是由阴阳二气所化生的“器”(万事

万物)组成的。归根结底,“器”指称气化的具体事物,而不是对千差万别的具体事物的共同特性的抽象;它既然并

非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天下惟器”就不能成为论证船山哲学具有唯物论性质的根据。

五ꢃ结论

基于对“唯物论”术语之一般意义的重申和“气”与“器”概念之真实内涵的还原,笔者认为,王夫之哲学的“气”

与“器”都不等同于“唯物论”中的“物质”范畴,那种以“气”或“器”作为王夫之哲学的唯物论性质之根据的观点实

际上是对王夫之哲学的不准确理解。

嵇文甫《船山哲学》⑥发表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大陆学界船山学研究成果大体上呈现出对唯物论立场亦步亦

趋的学术特点。“人们不再追问‘他(引者注:王夫之)能带给我们什么’而是‘我们应当如何评价他’,评价则必然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视域”⑦,唯物论便是焦点视域。尽管人们对“唯物主义”的意义存在认知上的偏差,望文生义、

不求甚解,对船山哲学中“气”与“器”内涵的复杂性和准确性缺乏充分认识(此两类误区往往还交织叠加在一起),

唯物学说仍然被生硬、机械地用于解释和评价船山哲学,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郢书燕说、扞格不通的恶果。唯物

论是二元论思想体系的产物,从心与物二元对立的实体出发,探讨究竟谁是世界的本原,即物质和精神何者是第

一性、何者是第二性,成为划分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标准。唯物论者承认物质实体第一位,精神实体第二位。“气”

在船山哲学中固然是具有某种物质属性的万物本源,但它同时还具有多种非物质性特质,物质性与非物质性融合

于一“气”中,这恰与心ꢊ物二元论相悖;所以,“气”(“器”)不等同于唯物论中作为本原的物质概念,从船山作品中

也找不到任何一个能够与本原意义上的物质范畴对等的哲学概念。而且,“王夫之的主要兴趣并不在物质与精神

谁是第一位上。实际上他从未想过这会是一个问题,因为在他眼中,物质与精神总是同时共存和相互依赖的”⑧。

[责任编辑:何_ꢃ毅]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一,《船山全书》第12册,第21页。

王夫之《思问录内篇》,《船山全书》第12册,第427页。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第338页。

这本小册子写于1935年,坚持了船山哲学本位的研究立场,后被嵇文甫收入《王船山学术论丛》一书出版。参见:嵇文甫编《王船山学术论

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

⑦

IanMcMorranꢀThePassionateRealistꢁAnIntroductiontotheLifeandPoliticalThoughtofWangFuzhiꢂ1619-1692ꢃꢀⅩⅤ

ShouchengYanꢀꢍCoherenceandContradictionintheWorldviewofWangFuzhiꢁ1619-1692ꢂꢎꢁPhDꢀdissꢀIndianaUniversityꢀ1994ꢂꢀ136-

⑧

第51卷第1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

SocialSciencesEditionꢂ

024年1月

Vol51ꢀNo1

Januaryꢀ2024

论大语言模型材料的证据属性

———以

和文心一言为例

ChatGPT

徐继敏_ꢃ严若冰

ꢃꢃ摘要:以ChatGPT和文心一言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产生海量大语言模型材料,此类材料进入社会生活并产生

广泛影响,讨论大语言模型材料证据属性具有重要意义。大语言模型材料可以成为证据,但是否具有证据资格需

要在具体个案中进行判断。从诉讼效率出发,大语言模型证据在不同诉讼中的呈现形式可以有所区别:一般案件

可以仅举示人机交流材料和使用者本地环境信息,重大案件则应完整举示。大语言模型材料区别于大数据证据和

一般的人工智能证据,具有直观性强、可解释性弱、偏在于少数技术公司、可识别性弱等特点。

关键词:大语言模型;大语言模型材料;大语言模型证据;AIGC

DOI1013734ꢄjcnki1000-531520230316

收稿日期:2023-05-24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在线行政行为证据规则研究”(21XFX0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徐继敏,男,四川内江人,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E-mailꢅxu_jimin168@163com;

严若冰,女,浙江台州人,四川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ꢃ新型大语言模型材料必将广泛运用于法治实践

022年11月^,^美^国^公^司OpenAI^推^出^的^预^训^练^生^成^式^通^用^大^语^言^模^型⁽LargeLanguageModel^,

_C_h_a_t_G_P_T聊天机器人是基于_C_h_a_t_G_P_T模型形成

LLM ChatGPT^获^得^巨^大^反^响^。^用^户^通^过^浏^览^器^访^问^的

)

①

的产品,但目前较少对两者进行区分^②^。ChatGPT是单一模态大语言模型^,理解和生成信息都限于文本⁽含

代码)形式,而O_penAI在2023年3月发布的GPT-4为多模态大语言模型,在理解图像、处理复杂任务等方

面有所提升。两者都缺乏对数据截止时间后相关信息的了解,且给出的回答不一定正确,大语言模型的这些

错误被称为“幻觉”(hallucination)^③^。3月23日^,ChatGPT允许用户通过添加插件进行联网^,实现了信息实

^时^检^索^等^功^能^,^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④^。在国内^,百度于3月16日发布大语言模型^“文心一言^”^⑤^,阿里于4

月7日开放“通义千问”大语言模型体验申请,商汤科技于4月10日发布大语言模型产品“商量”,我国的大

语言模型也在不断推进。关于大语言模型对文字行业的影响,我们可以从AI绘画对绘画行业的影响中窥

①

②

“大语言模型”也称“大型语言模型”或“语言大模型”,均指英语中的LLM(LargeLanguageModel),可以作完全相同理解。

ChatGPT既是OpenAI发布的聊天机器人的名字,也是产生该聊天机器人的大语言模型的名字,即大语言模型与大语言模型产品同名。报

道和研究常称产生ChatGPT聊天机器人的大语言模型为GPT-35,但根据OpenAI官网上的ChatGPT常见问题解答(ChatGPTGeneral

FAQ),更准确地说,ChatGPT模型是以GPT-35为基础进行微调得到的。2023年3月14日,OpenAI发布了GPT-4模型,升级后以GPT-

模型为基础的聊天机器人叫作ChatGPTPlus。

③

如GPT-4的数据截止时间为2021年9月,参见:“GPT-4isOpenAIꢐsmostadvancedsystemꢀproducingsaferandmoreusefulresponsesꢀꢎ

OpenAIꢀupdatedMarch15ꢀ2023ꢀaccessedMay22ꢀ2023ꢀhttpsꢅꢄꢄopenaicomꢄproductꢄgpt-4。

④

ꢍChatGPTpluginsꢀꢎOpenAIꢀupdatedMarch23ꢀ2023ꢀaccessedMay22ꢀ2023ꢀhttpsꢅꢄꢄopenaicomꢄblogꢄchatgpt-plugins

⑤

文心一言可以生成文本、语音、图像和视频等内容,具备多模态能力。根据笔者自3月17日参加内测的情况,文心一言与ChatGPT尚有明

显差距,但是可以参与文稿初步生成、文字校对、文本翻译等日常工作。

徐继敏ꢃ严若冰ꢃ论大语言模型材料的证据属性———以ChatGPT和文心一言为例

见一些线索。AI绘画工具能够基于文字提示生成图像,成本低、效率高,自推出时就受到绘画行业的抵

^制^①^。笔者通过对国内游戏从业者的访谈了解到^,目前AI绘画对游戏美术业务的冲击已经显现^,游戏公司

的美术外包业务甚至内部美术团队都面临着被裁撤的风险,因为绘画行业的抵制行动难以对抗企业降低成

本的意愿。

可以预见,大语言模型将广泛深入地参与到社会生活中。首先,大语言模型已受到各科技企业和科研团

队的高度重视,国外有谷歌的Bard、Anthro_pic的Claude、Meta的BlenderBot3等,国内有百度的文心一言、

阿里的通义千问、商汤科技的商量、华为的盘古、腾讯的混元、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的紫东太初等。其

次,大语言模型有较成熟的技术和已经落地且取得商业成功的产品,其热度性质与暂时缺少技术铺垫的元宇

宙概念不同。再次,大语言模型作为基石性模型(FoundationalModel)具有较强拓展潜力,可以和搜索引

^擎^、^内^容^平^台^等^应^用^相^结^合^,^也^可^以^与^各^种^公^共^服^务^场^景^相^结^合^②^。最后^,大语言模型与个人生活工作结合

紧密,有潜力成为新的枢纽平台。ChatGPT允许联网后,用户可以通过它进行订餐、订机票和订酒店。

ChatGPT独特的产品能力和工作性能或可吸引一批用户改变原本的互联网消费习惯^,^转^而^以ChatGPT^作

为新的信息处理枢纽,甚至通过路径依赖形成深度绑定。随着大语言模型的铺展,大语言模型材料将大量出

现并得到普遍运用。

目前大语言模型产品的主要形式是聊天机器人和搜索引擎,虽然两者都非新兴事物,但是大语言模型相

比以往技术的区别存在诸多特殊性,至少包括以下四项:第一,大语言模型材料以生成性的文本(含代码)为

主,多模态大语言模型材料还可能包括图片、语音和视频;第二,大语言模型是基石性模型,未来许多产品和

功能可以在其基础上搭建,大语言模型材料的形态和运用将非常丰富^③^;

第三^,大语言模型能通过自然语言

与使用者进行交流,甚至能让使用者察觉不到自己在与机器对话,难以意识到大语言模型材料的存在;第四,

大语言模型有很强的黑箱效应,而且ChatGPT、GPT-4和文心一言等主要大语言模型的训练数据和模型均

未公开,使大语言模型及其形成材料的可解释性受到更深质疑。

由上可知,大语言模型材料的广泛出现将带来新的法律问题,而证据问题在其中尤为突出。比如在民事

领域,大语言模型如果有不当广告行为,使用者和监管机构如何进行证据提取和审查;在刑事领域,大语言模

型可能被利用来进行犯罪活动,公检法机关应如何调查取证和运用证据;在行政领域,大语言模型如果被用

^于^政^府^建^设^④^,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取代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是否会出现智能行政行为^,

行政相对人如何在复议、诉讼中运用大语言模型材料等。虽然尚无案例出现,但随着大语言模型研究和运用

的深化,大语言模型材料进入证明活动或许是司法实践和学术研究必然要面对的挑战。目前大语言模型在

产品应用上还相对保守,主要以聊天机器人和搜索引擎的形式呈现,但大语言模型产品的未来远不止这些:

ChatGPT^、GPT-4^已^经^开^放^联^网^,^使^用^者^可^以^通^过^下^载^插^件^实^现^实^时^检^索^等^多^项^需^求^;^微^软^宣^布^将^G^P^T^-⁴

集成到Co_pilot,今后Office系列软件的使用方式将发生巨大变化;超三百家公司宣布与文心一言合作,涵盖

媒体、文娱、金融等行业领域。当大语言模型作为一项基础工具与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结合,它产生的

材料将远比本文能够看到的更加复杂。正如电子数据随着互联网和计算机技术进入法律实践,或许大语言

模型证据也将占有类似的重要地位。

二ꢃ大语言模型材料的定义、技术、内容和类型化

(一)大语言模型材料的定义

大语言模型材料是指与大语言模型使用行为相关的、在证明活动中可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材料。广义的

大语言模型材料包括人机交流材料、大语言模型本体相关材料和大语言模型运行环境信息三个部分;狭义的

①

②

③

④

陶凤、李想《“离谱”AI绘画赚钱不离谱》,《北京商报》2023年2月2日,第4版。

於兴中、郑戈、丁晓东《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法律的六大议题:以ChatGPT为例》,《中国法律评论》2023年第2期,第2页。

如张效羽认为,GPT技术的长处与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需求具有技术亲和性,未来法治政府建设要为人工智能嵌入行政执法程序做好充分

准备。参见:张效羽《ChatGPT等人工智能内容生成技术对法治政府建设的影响及应对》,《电子政务》2023年第4期,第12ꢊ14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大^语^言^模^型^材^料^则^仅^指^由^大^语^言^模^型^生^成^的^材^料^①^。从概念关系上看^,大语言模型属于人工智能技术^,如果

承认大语言模型材料可以成为证据,那么,“大语言模型证据”也属于人工智能证据的范畴。人工智能证据已

经受到司法实践和法学研究的关注,可以成为研究大语言模型材料的重要参考。目前实践中还缺少将大语

言模型材料作为证据的情形,而且大语言模型材料的具体内容和证据资格问题暂无学术共识或规范依据。

为求稳妥,本文主要称“大语言模型材料”而非“大语言模型证据”,不过本文认为大语言模型材料可以成为证

据,因此也将适当使用“大语言模型证据”的提法。

(二)大语言模型技术的概况及相关法律规范

自然语言处理(NatureLan_gua_geProcessin_g,NLP)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搜索引擎、智能客服、机器翻译、

舆情监测、自动摘要等领域,大语言模型是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前沿成果^②^。ChatGPT^、GPT-4^、文心一言^、

通义千问等都属于预训练生成式通用大语言模型,具有通用性、超多参数、生成式等特点。通用性是指模型

不局限于某一行业或细分领域,旨在理解和回应常识性、通用性问题。ChatGPT、通义千问是单一模态大语

言模型,GPT-4和文心一言则具备多模态能力。基于通用、多模态的模型特点,大语言模型材料的内容也具

有通用性,可能包含文字、图片、语音和视频等多种模态。

模型指通过学习算法(Learin_gAl_gorithm)“从数据中学得的结果” ^,大模型和小模型以参数量⁽Param-

_e_t_e_r_S_i_z_e₎为划分标准,_C_h_a_t_G_P_T的参数量达到千亿级,_G_P_T_-₄的参数量据说更达到兆级④。大模型和知识

③

图谱(Knowled_geGra_ph,KG)是人工智能发展的不同路径^⑤^,由于ChatGPT的成功^,许多人认为大语言模型

更可能是未来发展的方向,但知识图谱仍然可以作为大语言模型的训练数据或以外接方式发挥作用^⑥^。知

识图谱的成本相对较低,且能够通过直观可视的关系网络呈现,可解释性较强;大语言模型以“大算力+强算

法”为重要特征,内部极为复杂,可解释性较差。大语言模型的可解释性弱决定了大语言模型材料容易受到

质疑,但这不意味着大语言模型材料缺乏证据法上的可靠性。

大语言模型能够生成新的内容,其生成材料属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AIGeneratedContent)。

AIGC包括AI绘画^、AI^翻^唱^、^大^语^言^模^型^写^作^等^,^虽^然^在^著^作^权^上^存^在^争^议^⑦^,^但^是^已^经^得^到^企^业^和^个^人^的

广泛运用。4月11日,国家网信办就《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涉及对

大语言模型生成材料进行规范。从生成式特点出发,大语言模型材料属于深度合成内容。我国在深度合成

治理上走在世界前列,2022年11月出台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对深度合成进行了定义和

规范。但大语言模型的深度合成能力超越以往算法,给立法提出了新的挑战,要求深度合成立法从算法治理

走向人工智能治理^⑧^。

(三)大语言模型材料的具体内容及其证据价值

①

②

由于缺少既有研究,“大语言模型材料”和“大语言模型证据”均为本文提出的概念。

传统人机交互由人类以机器语言、编程语言实现和机器的交流,而自然语言处理旨在让机器理解和生成人类语言,通过机器对人类语言的适

应实现人机交互。自然语言理解(NLU)支持机器理解人类自然语言文本的内容,自然语言生成(NLG)支持机器以自然语言文本的形式输

出信息。因此总体来说,自然语言理解和自然语言生成都属于自然语言处理。除自然语言处理外,人工智能领域还有计算机视觉(Comput-

erVision,CV)、计算机听觉(ComputerAudition,CA)等研究方向,与人类的自然感知系统形成对应关系。

③

周志华《机器学习》,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④

目前ChatGPT和文心一言参数量均未公布,此处ChatGPT和GPT-4参数量数据采用美国网站Semafor援引8名知情人士消息。参见:

ReedAlbergottiꢀꢍThesecrethistoryofElonMuskꢀSamAltmanꢀandOpenAIꢀꢎSemaforꢀupdatedMarch25ꢀ2023ꢀaccessedMay22ꢀ

2023ꢀhttpsꢅꢄꢄwwwsemaforcomꢄarticleꢄ03ꢄ24ꢄ2023ꢄthe-secret-history-of-elon-musk-sam-altman-and-openai

⑤

⑥

⑦

大语言模型是给一个有超多参数的模型网络喂海量文本数据进行训练,再对其进行微调;知识图谱则是显式地抽取出实体、关系等信息,构

成由节点(Node,表示实体)和边(Edge,表示关系)组成的关系网络。

根据2023年3月16日百度公司文心一言发布会内容,文心一言以5500亿事实的知识图谱为训练数据。知识图谱的“事实”指由节点a,关

系r,节点b共同构成的一个三元组。

如“AI孙燕姿”、“AI周杰伦”等翻唱作品引发著作权相关讨论。参见:顾敏、陈月飞等《技术迅猛发展,AI如何“向善”》,《新华日报》2023年5

月16日,第5版;李欣璐《专家:“AI歌手”或涉嫌多项侵权》,《四川法治报》2023年5月17日,第5版;刘凡《解码AI歌手习艺之道》,《海南

日报》2023年5月22日,第B09版。

⑧

张凌寒《深度合成治理的逻辑更新与体系迭代———ChatGPT等生成型人工智能治理的中国路径》,《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3年

第3期,第38ꢊ51页。

徐继敏ꢃ严若冰ꢃ论大语言模型材料的证据属性———以ChatGPT和文心一言为例

大语言模型材料是复合型材料,可以被分解为三个主要部分:人机交流材料、大语言模型本体相关材料

和大语言模型运行环境信息。由于大语言模型本体材料和云计算服务平台环境信息提取收集的难度极高,

且对证明一般案件的案件事实作用不大,大语言模型材料在实践中或将主要以人机交流材料和使用者本地

环境信息的形式呈现。

.使用者与大语言模型交流形成的材料

使用者与大语言模型交流的材料(简称为“人机交流材料”)以文本(含代码)为主,可能包含图片、语音

和视频,一般载于计算机或者移动设备的网页,呈现为人类使用者与大语言模型一问一答组成的连续性对

话。以同一使用者为范围,涉及的人机交流材料可以被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最低层次材料是使用者与大语

言模型一问一答形成的“问答”,均由使用者先输入信息或提出问题,再由大语言模型进行回答。第二,中间

层次材料是由连续问题组成的“对话”,这是人机交流材料中最重要的单位,适宜成为一份人机交流材料的基

础范围。“对话”并不以话题内容和时间间隔为识别标准,而是要考虑大语言模型的“记忆”范围。本文所称

“记忆”指大语言模型联系上下文的能力,在“记忆”范围内,如果使用者能够通过恰当的“提示”(_P_r_o_m_p_t)引

导对话,大语言模型将给出更加精确的回答。这种与大模型进行交流、得到更优结果的方法被称为提示工程

(

_P_r_o_m_p_t_E_n_g_i_n_e_e_r_i_n_g),已经受到技术和产业领域的肯定和重视①。目前影响大语言模型记忆范围的因素主

要有:问答是否属于大语言模型产品中的同一对话框,以及技术公司设置的大语言模型产品记忆上限,如微

软的必应就有记忆问答的上限。第三,最高层次材料是同一使用者账号下的所有人机交流材料,它包括同一

使用者与大语言模型的所有对话。需要注意的是,账号所有者与大语言模型使用者未必是同一人,需要结合

使用者本地环境信息、相关言词证据等进行综合判断。

使用者输入的材料是大语言模型理解的对象。根据GPT-4和文心一言的多模态能力,使用者输入大语

言模型的材料可以是文本(含代码)和图像,且以文本为主要形式。从证据角度看,使用者输入大语言模型的

材料至少具有以下价值。第一,能够反映使用者的主观心态,比如体现使用者对某类信息的需求和认知。刑

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在浏览器留下的相关搜索记录能证明其主观上对犯罪行为的认识和心态,今后或许会

有嫌疑人就类似问题向大语言模型产品提问,那么证据也相应地从电子数据转为大语言模型材料。第二,能

够反映大语言模型生成的材料是否合理。大语言模型生成的材料应与使用者输入材料有一定对应关系,两

者过于不匹配或说明大语言模型生成材料的可靠性较弱。第三,能够反映使用者对大语言模型生成材料的

认识。在人机连续对话环境中,使用者输入的材料除了独立表达意思,还是对大语言模型生成材料的回复,

因此能反映大语言模型生成材料对使用者的影响,比如使用者是否受到了不正当广告行为的诱导。

大语言模型生成的材料可以被看作是最狭义的大语言模型材料。目前大语言模型可以生成的材料类型

包括文本(含代码)、图像、语音甚至视频。本文认为大语言模型生成材料包含了“机器意见”和“人类意见”两

种元素,“机器意见”指大语言模型的创新性元素,“人类意见”指使用者的指令、干预、引导元素。“机器意见”

的可靠性不强,即使是目前公认性能最优秀的GPT-4模型也存在“幻觉”。大语言模型还不能像一些文章中

提到的人工智能证据那样———比如人脸识别系统判断照片中人是特定某人———能以机器自身的“意见”发挥

^证^据^作^用^②^。大语言模型生成材料可以反映大语言模型服务提供者和使用者的不当甚至违法行为^,比如服

务提供者通过大语言模型推送不恰当广告信息,使用者利用大语言模型进行诈骗、开展“网络水军”活动等。

.大语言模型本体材料

与大语言模型本体相关的材料有:第一,用于形成大语言模型且影响大语言模型生成内容的材料,主要

包括训练数据和深度学习算法;第二,大语言模型算法本身,如ChatGPT模型、GPT-4模型和文心一言模

型;第三,大语言模型产品,指在大语言模型基础上形成的具体产品,如ChatGPT聊天机器人、接入GPT-4

的必应搜索引擎。

①

②

百度创始人李彦宏预测称,十年以后全世界或有50%的工作会是提示词工程(PromptEngineering)。参见:《李彦宏独家回应36氪:如何看

待AI代替人类工作》,36氪,2023年3月22日发布,2023年5月23日访问,httpsꢅꢄꢄ36krcomꢄnewsflashesꢄ2182652773859072。

马国洋《论刑事诉讼中人工智能证据的审查》,《中国刑事法杂志》2021年第5期,第158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大语言模型生成的具体内容由训练数据和深度学习算法决定:训练数据是指用于大语言模型训练的海

量数据,深度学习算法可以理解为大语言模型学习的方法。训练数据和深度学习算法涉及到大语言模型在

技术公正和算法黑箱方面的核心问题,具有相当的证据意义。但它们的可解释性非常弱,难以被人类的自身

能力感知,因此在证据运用上存在困难。其一,训练数据对模型可靠性有重要影响,如样本数据少容易“过拟

合” ^,且^“在不可信数据上训练的模型的性能将会大幅下降^,甚至在模型中留有严重后门^”^②^。评价训练数据

的因素包括数据质量、规模、多样性以及是否经过预处理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提出,训练数据应符合法律法规要求,不得侵犯知识产权、个人信息权,应当保证真实性、准确性、客观性和多

样性。从证据角度看,训练数据规模巨大、内容复杂,人类无法通过自身感知能力对其进行有效审查,这与大

数据证据有一定相似性。本文认为,可以参照刘品新对大数据证据的观点,让训练数据通过司法鉴定,作为

鉴定意见进入证明活动^③^。其二^,深度学习算法是一类超多层神经网络学习算法^,其复杂性是大模型强黑箱

效应的重要原因^④^。从证据角度看^,深度学习算法的内在逻辑难以为一般人理解^,比如ChatGPT的深度学

习算法结合了Transformer架构、多头注意力机制、自监督学习和语言模型预训练等技术。鉴于深度学习算

法对证据运用的要求超出一般人能力水平,本文认为其也较适合作为鉴定意见进入证明活动。

①

大语言模型是在海量数据上训练得到的参数规模巨大的深度学习模型,其参数量一般在百亿级以上,代

表模型有O_penAI的GPT-4、百度的文心一言和阿里的通义千问等。从证据角度看,大语言模型至少有以

下值得关注的特点:其一,大语言模型是生成新内容而非简单检索,属于深度合成技术^⑤;其二^,程序员编写

的代码是大语言模型的骨架,但决定大语言模型预测结果的还是机器学习算法学习到的参数,换言之,直接

决定黑箱输出结果的大模型的核心是参数而非代码,因此,即使程序员也未必能理解大语言模型的“黑箱”;

其三,大语言模型的黑箱效应极为显著,但蕴含着大量人为因素,比如训练数据的选取和深度学习算法的设

计。因此,大语言模型由大量代码构成且可解释性差,与训练数据和深度学习算法存在一定相似性,也较适

合以鉴定意见的形式进入证明活动。

大语言模型是一种基础性工具,软件开发者可以将其集成到自己的应用中,形成功能丰富的产品^⑥^。目

前大语言模型产品主要包括ChatGPT、文心一言等聊天机器人,必应等搜索引擎,以及Co_pilot等办公应用。

大语言模型产品直接影响大语言模型材料的呈现,比如聊天机器人形成的大语言模型材料常以对话文本形

式呈现,联网大语言模型形成的材料则包含较丰富的网络链接。现阶段,不同种类大语言模型产品形成的材

料还没有脱离“一问一答”的基础文本形态,但未来大语言模型材料可能形态多样甚至难以辨认。相应地,大

语言模型材料的提取收集、固定保全、审查判断都会面临新的挑战。

.大语言模型运行环境信息

大语言模型需要强大算力的支持,比如微软Azure云计算平台是O_penAI运行和管理ChatGPT的重要

基础。但是大语言模型生成的内容与所部署的云计算平台无关,云计算平台主要影响到大语言模型产品运

行的稳定性,比如云计算平台的状况和故障可能导致大语言模型的响应时间较长,或者无法正常运行。本文

将云计算环境信息纳入大语言模型材料是出于完整性考虑,但云计算环境对证据法视角下的大语言模型材

料影响极为有限,因此云计算环境信息的证据价值不高。

使用者本地环境信息是指反映使用者操作大语言模型产品时的计算机或移动设备环境的信息,主要包

括使用的日期、时间和地区,所用大语言模型的产品版本,计算机或移动设备的型号、操作系统和浏览器,互

联网协议地址(IP地址)等。使用者本地环境信息在证明活动中的作用主要有二:一是保障大语言模型材料

①

②

③

④

⑤

周志华《机器学习》,第13页。

何灿《机器学习模型训练数据的安全性研究》,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2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页。

刘品新《论大数据证据》,《环球法律评论》2019年第1期,第28页。

张博伦《超越算法的黑箱想象》,《清华社会学评论》第18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152ꢊ153页。

《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2号,2022

年11月25日公布,中国网信网,2022年12月11日发布,2023年5月23日访问,httpꢅꢄꢄwwwcacgovcnꢄ2022-12ꢄ11ꢄc_

672221949354811htm。

⑥

於兴中、郑戈、丁晓东《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法律的六大议题:以ChatGPT为例》,《中国法律评论》2023年第2期,第2页。

徐继敏ꢃ严若冰ꢃ论大语言模型材料的证据属性———以ChatGPT和文心一言为例

的真实性,尽量避免人机对话材料被伪造或篡改;二是确定使用者的身份,大语言模型使用者和账号所有者

未必是同一人,因此需要结合使用者本地环境信息进行身份同一性判断。可见,使用者本地环境信息具有一

定证据价值,且可以参照电子数据环境信息的相关程序规范进行收集和举示,证据运用成本不高。

(四)大语言模型材料的类型化及其证据属性

.以反映 ꢊ^机^器^意^见^”^的^程^度^为^标^准^判^断^其^证^据^属^性

“

人类

(₁)“机器意见型”大语言模型材料

大语言模型可以对已经学习到的事物、事件,或使用者输入的复杂内容进行分析,提出生成性的观点和

判断。“机器意见型”大语言模型材料中体现了较多大语言模型的机器判断,而使用者的人类意见较少得到

体现,至少包括:其一,大语言模型对客观事件、事物作判断形成的材料,如使用者要求大语言模型对某家公

司、某所高校、某项产品、某个历史事件、社会事件等进行的判断;其二,对使用者输入的弱主观性内容分析形

成的、主要体现大语言模型意见的材料,如使用者要求大语言模型对其输入学术文章所作的分析评价;其三,

对输入的复杂内容进行鉴定形成的材料,如使用者要求大语言模型审查书证可靠性形成的分析意见;其四,

对输入的复杂内容进行推理形成的材料,如案件侦办人员输入已经较确定的案件情况,大语言模型据此作出

的案情推理。那么,“机器意见型”大语言模型材料能否成为证据呢? 比如某公司在广告中宣称其产品全国

知名,依据是大语言模型在对话中肯定该产品全国知名,那么相关大语言模型材料能否成为支撑其广告行为

合法性的依据? 大语言模型基于海量训练数据和深度学习算法产生,其“机器意见”有一定客观性,与待证事

实之间存在关联性,因此“机器意见型”大语言模型材料可以在合法前提下作为证据使用。但是,大语言模型

本身存在“幻觉”现象,而且使用者可以通过提示对大语言模型输出的内容进行误导。比如使用者可以先告

诉大语言模型该产品全国知名,再进行提问,就能得到想要的回答。因此本文认为,“机器意见”型大语言模

型材料可以成为证据,但对其客观性和关联性的审查需要格外谨慎。对“机器意见型”大语言模型材料的审

查尤其要注意人机对话的上下文,排除使用者提示对机器意见的诱导。

⁽₂)“人类_ꢊ机器意见平衡型”大语言模型材料

此类材料指人类意见和机器意见对大语言模型生成材料发挥作用较为平衡的类型。在目前使用场景

下,“人类ꢊ机器意见平衡型”大语言模型材料至少包括以下情形:其一,人机合作创造性工作形成的材料,以

法律职业为例,GPT-4能够通过美国模拟律师考试,并且分数位于应试者前10%左右^①^,文心一言的法律能

力有较大进步空间^②^,两者都无法完全取代律师在处理复杂案情和证据^、调查取证等方面的作用^,需要通过

人机深度合作形成可用的工作成果;其二,对使用者输入的强主观性内容进行分析形成的材料,如案件侦办

人员将数份言词证据输入大语言模型材料,要求其梳理前后是否有矛盾之处,对涉及人员言论的可信度进行

评估;其三,经使用者重要“提示”(Prom_pt)形成的材料,比如使用者在对话上文给出“某公司为知名企业、有

良好商誉”的信息,能够在大语言模型记忆范围内影响其回答;其四,在强人机交互环境中形成的材料,大语

言模型已经被计划用于智能客服领域,由其形成的客户服务记录有较强的人机意见交换性,一般属于“人类

_ꢊ_机_器_意_见_平_衡_型_”大语言模型材料。“人类_ꢊ机器意见平衡型”大语言模型材料可以通过反映机器意见和

人类意见发挥证据作用,这里的“平衡”不要求人机意见占比持平,而是一种基于人机交互复杂性的折中描

述。以案件侦办人员通过大语言模型分析言词证据为例:言词证据形成的过程和侦办人员选取言词证据的

过程都含有较强主观因素,体现的是人类意见;大语言模型分析言词证据得出结论,体现的是机器意见。因

此,审查“人类ꢊ机器意见平衡型”大语言模型材料时需要对机器意见和人类意见进行一定区分,根据具体案

件需要排除人类意见或机器意见的干扰,抑或对两种意见分别进行审查判断。

①

ꢍGPT-4isOpenAIꢐsmostadvancedsystemꢀproducingsaferandmoreusefulresponsesꢀꢎOpenAIꢀupdatedMarch15ꢀ2023ꢀaccessedMay

22ꢀ2023ꢀhttpsꢅꢄꢄopenaicomꢄproductꢄgpt-4

②

根据笔者在2023年3月18日的测试,文心一言可以定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部分具体条款,但会编造法条的条数和内容;它对《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了解得非常笼统,只到“章”;它对商法、公司法的掌握也比较笼统。但在适当和充分的提示下,文心一言对《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法》修改的情况作出了较为完善的描述和评价,甚至能对其中的土地征收程序修改情况进行描述和评价。总体而言,文心一言

在法条检索和法律咨询上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但充分恰当的提示可以提高它的回答质量。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₃)“人类意见型”大语言模型材料

一些大语言模型生成材料几乎完全是对人类意见的反映,至少包括以下情形:其一,基于使用者提供的

内容经简单加工形成的材料,如不含艺术性的语言翻译、文字语法校对、文章润色等;其二,完全按照使用者

要求生成的、基本不含机器意见的材料,如“网络水军”评论文本。“人类意见型”大语言模型材料在一定情况

下可以成为证据,比如使用者通过大语言模型翻译违法文章用于不当宣传,通过大语言模型大量生成垃圾信

息用于“网络水军”活动等。在这种情况下,大语言模型材料通过反映人类意见来证明案件事实,可以用来证

明使用者行为的主观方面。

.以证明活动中的作用为标准判断其证据属性

₁)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大语言模型材料

案件事实”是证据定义、证明对象等问题的核心概念之一,既往研究对“案件事实”的理解存在争议,本

(

“

文支持“案件事实就是实体法事实”的观点,所称“案件事实”即指对解决案件实体问题具有法律意义的事

^实^①^。大语言模型材料可以在多种情况下对案件事实起证明作用^:在著作权案件中^,大语言模型材料可以证

明通过大语言模型进行的改写、抄袭等事实;在商业案件中,它可以证明大语言模型服务提供者在大语言模

型对话中违规植入广告、进行不良诱导等不当商业行为;在刑事案件中,它可以证明向大语言模型咨询犯罪

法律问题的犯罪嫌疑人主观心态。在这些情况下,大语言模型材料能够证明案件事实,具有作为证据的不可

替代性,可以被称为“大语言模型证据”。

(₂)用于证据审查的大语言模型材料

大语言模型可以用来审查已经收集到的证据,尤其是书证、言词证据等以文本内容发挥证明作用的证

据。比如办案人员可以将大量言词证据输入大语言模型,要求大语言模型梳理陈述中的前后矛盾。正如本

文对“人工智能证据审查方法”和“人工智能证据”的区分,本文认为这种发挥证据审查作用的大语言模型材

料也不宜称为“大语言模型证据”(详后)。对证明对象范围最广的理解是,证明对象包括实体法事实、程序法

事实和证据事实^②^:实体法事实指对解决案件实体问题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③^;程序法事实指引起诉讼法律

^关^系^发^生^、^变^更^和^消^灭^的^事^实^,^包^括^诉^讼^行^为^和^诉^讼^事^件^④^;证据事实指证据提供的内容^⑤^。20世纪90年代

中期之后,我国诉讼法通说观点基本认同证明对象范围包括实体法事实和程序法事实,并大多否定诉讼证明

对象中包括证据事实^⑥^。证据事实不属于证明对象范围的通说印证了^“审查证据的方法不是证据^”的观点^。

本文认为,可以将通过大语言模型审查证据的方式称作“大语言模型证据审查方法”,与“大语言模型证据”相

区分。

(₃)用于辅助案件调查的大语言模型材料

除了证明案件事实和证据事实,大语言模型材料还可以用于辅助案件调查。比如在刑事案件侦办中,办

案人员可以将案件背景和收集到的证据情况输入大语言模型,要求其推理、还原出可能的案件情况,甚至尝

试推理具备作案嫌疑的人。辅助案件侦查形成的大语言模型材料无法证明案件事实,只是拓宽使用者认识

案件的思路,因此不属于证据。

三ꢃ大语言模型材料的证据资格和运用

(一)大语言模型材料和证据资格

大语言模型材料将深度广泛地进入证明活动,那它能否成为证据? 诉讼法学研究对证据的定义存在分

①

②

陈光中、周国钧《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明对象》,《中国政法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第58页。

也有观点主张不采用传统证明对象范围理论(区分实体法事实、程序法事实和证据事实),认为证明对象的范围是诉辩双方的诉讼主张。该

理论与本文讨论内容有一定距离,因此未作展开。参见:鲁杰、曹福来《论证明对象的范围是诉辩双方的诉讼主张》,《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

期,第128ꢊ132页。

③

④

⑤

⑥

陈光中、周国钧《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明对象》,《中国政法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第58页。

卞建林编《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9页。

陈光中、周国钧《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明对象》,《中国政法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第62页。

闵春雷、刘铭《证明对象研究走向评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2期,第48页。

徐继敏ꢃ严若冰ꢃ论大语言模型材料的证据属性———以ChatGPT和文心一言为例

歧,其中对我国立法影响较大的观点主要有三种,分别是“事实说”、“根据说”和“材料说”^①^。事实说认为证

据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曾在研究中占主导地位^②^,

我国1979年^《刑事诉讼法^》采纳这一观

^点^③^。根据说认为^“证据是查明和确定案件真实情况的根据^”^,代表学者有陈一云^、龙宗智^、何家弘^、刘品新

等^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诉讼法⁽试行⁾^>若干问题的意见^》采纳这一观点^⑤^。材料说认为证据

是“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 ^,以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采纳为标志^,材料说成为我国证据定

义的主流观点^⑦^。本文从我国现行立法出发^,认为证据是可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大语言模型材料证

明案件事实的情形至少包括:证明通过大语言模型产品进行的不当行为(如不当广告行为、“网络水军”行

为),证明咨询犯罪问题的犯罪嫌疑人的主观心态,等等。因此,大语言模型材料可以成为证据。

大语言模型证据能否在证明活动中被采纳? 这是证据资格的问题,研究中常见的“证据能力”^⑧^、^“证人

^能^力^”^、^“^证^据^的^采^纳^标^准^”^等^描^述^的^都^是^证^据^资^格^⑨^。大陆法系常采用证据资格⁽Com_petenc_yofEvidence⁾^、

证据能力概念,英美法系中则表述为证据的可采性(Admissibilit_yofEvidence)^ꢆ^ꢇ^ꢈ^。证据资格的内容在不同

证明活动中、面对不同的证据形式时有所不同,基本内容包括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首先,客观性是指证

据应当具有客观存在性,包括证据在内容上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在形式上是一种客观存在,能够被人通过

某种方式感知^ꢆ^ꢇ^ꢉ^。在内容上^,大语言模型材料能够反映以使用者行为为代表的多种客观事物^;在形式上^,大

语言模型材料中的人机交流材料能被人直观感知,本体材料和使用环境信息也能通过鉴定和技术公司公开

为人感知。其次,关联性是指证据必须与待证事实存在联系。大语言模型材料深入社会生活,能够在民事、

刑事、行政等多种场景下与案件事实相联系,因此具备关联性。最后,合法性是指证据的调查主体、形式、收

集程序或提取方法应符合法律规定。证据是否需要具有合法性在研究中有较大争议,何家弘认为该争议的

存在是由于证据概念与证据资格发生混淆:合法性是证据资格的考量因素,经非法主体、形式、程序得到的材

料依然可以是证据,只是不一定能在证明活动中被采纳^ꢆ^ꢇ^ꢋ^。本文认同这一观点^,尽管大语言模型材料的取证

主体、证据形式和取证程序尚无法律依据,但这并不影响其成为证据,只影响其在证明活动中能否被采纳。

综上,大语言模型材料可以成为证据出现在证明活动中。由于大语言模型证据在一些情况下能够证明

案件事实,具有真实性,本文认为通过完善法律,它也具有证据资格。

⑥

(二)大语言模型证据和相关类型证据比较

.大数据证据和大语言模型证据

大语言模型是人工智能领域中自然语言处理的前沿成果,与大数据技术密切相关。人工智能的发展基

于大量数据,而大数据技术的分布式存储和分布式计算为人工智能提供了强大的存储和计算能力^ꢆ^ꢇ^ꢌ^。大数

①

②

③

何家弘、刘品新《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2022年版,第118ꢊ120页。

何家弘、刘品新《证据法学》,第118ꢊ119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1979年)第三十一条:“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1989年)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1991年)未对“证据”作定义:《行政诉讼法》(1989年)第三十一条对证据种类进行列举,规定“以上证据经

法庭审查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民事诉讼法》(1991年)第六十三条对证据种类进行列举,规定“以上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

定事实的根据”。

④

⑤

⑥

陈一云、王新清、严端编《证据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龙宗智《诉讼证据论》,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8页;何家弘、刘

品新《证据法学》,第119、121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诉讼法(试行)>若干问题的意见》(已废止),[1984]法办字第112号。其中第四节“证据问题”规定:“证据

是查明和确定案件真实情况的根据。”

龙宗智的观点部分体现了证据的材料说:“具体的证据,是指承载证据信息(事实与意见),而以特定形式表现出来的证明材料。”参见:龙宗智

《诉讼证据论》,第8页。

⑦

⑧

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2年修正)第四十八条:“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

“证据能力,是指能够成为证据的资格。”参见: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张凌、于秀峰译,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437页。

林志毅《论刑事证据资格之多重性》,《中国法学》2022年第1期,第263页。

ꢆꢇꢈ参见: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第438页;何家弘、刘品新《证据法学》,第124ꢊ125页。

ꢆꢇꢉ何家弘、刘品新《证据法学》,第124ꢊ128页。

ꢆꢇꢋ何家弘、刘品新《证据法学》,第128ꢊ132页。

ꢆꢇꢌ林子雨编著《大数据导论———数据思维、数据能力和数据伦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第54ꢊ55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据证据和大语言模型证据都随前沿技术发展产生,面临着相似的黑箱质疑、证据资格问题和证据种类问题,

两者也存在区别。第一,在技术基础上,大数据技术的重心在于对海量数据的处理和对相关性关系的发掘,

是一种“寻找结果”的传统计算;而大语言模型属于人工智能技术,是一种“允许机器执行认知功能”的计算方

^法^,^目^的^在^于^辅^助^或^者^替^代^人^类^完^成^某^些^任^务^,^进^行^某^些^决^定^①^。第二^,在具体内容上^,大数据证据由海量基

^础^数^据^、^大^数^据^分^析^技^术^和^大^数^据^分^析^结^果^组^成^②^;最完整的大语言模型证据由人机交流材料^、大语言模型

本体材料和运行环境信息组成。第三,在运用难度上,大数据证据在证明活动中一般以大数据分析报告、说

明报告或鉴定意见的形式呈现,有一定专业门槛;大语言模型证据或多以人机交流材料(如对话文本)形式呈

现,运用难度相对较小。

大数据证据已经在司法裁判中得到运用,法律实务和学术研究均认可其证据资格,但在证据种类问题上

存在分歧。在司法实践中有将大数据证据归为鉴定意见、电子数据、书证、证人证言,甚至是将其作为“侦破

经过”或“情况说明”的做法^③^;学术上对大数据证据的种类有纳入鉴定意见^④^、独立类型^⑤等不同看法^。本文

认为大数据证据有别于传统证据种类,但是不宜作为“大数据证据”进入立法。证据分类应当实现识别、适用

和交往的基本功能^⑥^,而^“大数据证据^”这一分类未必具有交往性⁽即普遍性⁾^。随着技术发展不能被归入法

定证据种类的新技术证据只会越来越多,比如我们正在讨论的大语言模型证据^⑦^。有学者认为^,鉴于法定证

据种类在面对新技术证据时存在的困难,应该放弃将证据种类作为证据门槛的做法^⑧^。本文支持这一观点^,

证据资格才是“证据门槛”,证据种类是我们认识证据的工具。可以看到,大数据证据在证据种类上的混乱并

未影响它在司法实践中被广泛运用,大语言模型证据或许也将走上类似的道路。

.人工智能证据和大语言模型证据

大语言模型证据属于人工智能证据,但是人工智能技术有多种研究方向,比如知识图谱和大语言模型是

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案。因此,人工智能证据研究成果难以套用到大语言模型证据上,却可以成为理论来源和

重要参考。人工智能证据研究在刑事诉讼领域和民事诉讼领域都已展开,但现有研究存在将“人工智能证据

审查方法”和“人工智能证据”混用的情况,这与谢登科等指出的“电子数据区块链存证”与“区块链证据”混用

的情况具有一定相似性^⑨^。有文章举例的^“人工智能证据^”是人脸识别系统分析结论^,该分析结论在诉讼中

被用来证明特定照片上的人是特定某人^ꢆ^ꢇ^ꢈ^。本文认为该例子不一定妥当^,人脸识别系统分析结论在诉讼中

起到的是补强书证(即本案中照片)的作用,是作为辅助证据(或称补助证据)用来证明证据事实的^ꢆ^ꢇ^ꢉ^。用人

工智能方法对其他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形成的材料或不宜称为“人工智能证据”,可以将这种方法称为“人工智

能证据审查方法”。

可能会有这样的反对意见:验证其他证据形成的人工智能材料也与案件事实相关,所以是“人工智能证

据”。本文认为该观点有一定道理,而且符合司法实践和通常认识,但尚有可商榷之处。在区块链证据领域,

“区块链证据”和“电子数据区块链存证”的混用已经较为普遍,有文章指出了既往研究中存在的混用情况及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林子雨编著《大数据导论———数据思维、数据能力和数据伦理》,第55页。

严若冰《以定义为中心的大数据证据独立种类研究》,《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第87ꢊ89页。

严若冰《以定义为中心的大数据证据独立种类研究》,《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第80ꢊ91页。

刘品新《论大数据证据》,《环球法律评论》2019年第1期,第28页。

徐惠、李晓东《大数据证据之证据属性证成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47ꢊ57页。

识别性指分类能将某类证据与其他证据进行有效区分,适用性是指证据分类有助于适用证据规则,交往性即普遍性,是指证据分类获得普遍

认可,因此便利交流与交往。参见:龙宗智《诉讼证据论》,第44页。

⑦

⑧

⑨

严若冰《以定义为中心的大数据证据独立种类研究》,《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第80ꢊ91页。

郑飞、马国洋《大数据证据适用的三重困境及出路》,《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第207ꢊ218页。

谢登科、张赫《电子数据区块链存证的理论反思》,《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12月20日网络首发,第1ꢊ14页,httpꢅꢄꢄknscnki

netꢄkcmsꢄdetailꢄ501023c202212191201001html。

ꢆꢇꢈ马国洋《论刑事诉讼中人工智能证据的审查》,《中国刑事法杂志》2021年第5期,第158页。

ꢆꢇꢉ陈光中、周国钧《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明对象》,《中国政法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第58ꢊ64页;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第438ꢊ439页。

徐继敏ꢃ严若冰ꢃ论大语言模型材料的证据属性———以ChatGPT和文心一言为例

其给研究带来的困难^①^。人工智能证据研究尚处初期^,厘清概念有助于今后研究的顺利开展^,因此本文更倾

向于区分“人工智能证据”和“人工智能证据审查方法”。比较符合这一“人工智能证据”定义的有金融领域的

智能投顾材料^②由AI绘画工具生成的AI绘画作品^,由AI语音工具生成的AI翻唱作品^,以及大语言模型

证据等。

(三)大语言模型材料的运用场景

.民事法律证明场景中的大语言模型材料

民事领域或将是各法律部门中最早出现大语言模型材料的。大语言模型通过广告营利的商业模式几乎

是板上钉钉,其中蕴含着法律风险。大语言模型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向使用者提供意见,使用者省去了在搜索

引擎中筛选信息的过程,但这种“不必选择”也意味着“难以选择”和“易被误导”。如果大语言模型在对话过

程中推荐商业广告,用户甚至可能意识不到广告存在,这种广告在涉及医疗、法律服务等敏感行业时会更具

危险性^③^。

据路透社报道,微软已经在尝试向搭载GPT-4的必应搜索引擎中加入广告,比如在机器回复中提供付

^费^链^接^④^。又以文心一言为例^,大模型的实现和维持依赖强算法和大算力^,这意味着文心一言在开发阶段就

消耗了巨量资源,且后续业务开展需要以大量资金投入为保障。广告业务是百度公司的重要收入来源,百度

022年第四季度的在线营销收入⁽OnlineMarketingRevenue⁾^为^人^民^币¹⁸¹^亿^元^,^占^该^季^度^营^收⁽331^亿^元⁾

的54.68%^⑤^。文心一言作为国内推出的第一款大语言模型炙手可热^,承接广告业务的经济效益相当可观^。

大语言模型的技术复杂性使其较难受到外界有效监督,且法律本身存在滞后性,但法律人对大语言模型的民

商事合规风险应有一定预见和警惕。

.刑事法律证明场景中的大语言模型材料

一项新技术出现后,社会群体内接受新技术的速度和能力不同,由此带来的信息差将让犯罪分子有机可

乘。大语言模型以假乱真的对话能力可能被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中,比如“网络水军”活动和电信诈骗犯罪。

以“网络水军”为例,目前“水军”在互联网上的发言较为生硬,辨识难度不高。但大语言模型可以高效编写大

量自然流畅的虚假文案,提高“水军”活动的效率,增强了违法犯罪的隐蔽性和危害性。又以诈骗案件为例,

在以婚恋为诱饵的“杀猪盘”骗局中,犯罪嫌疑人或可用大语言模型聊天机器人和受害者进行对话“培养感

情”,降低犯罪成本。在这些情况下,使用者与大语言模型交流形成的材料将成为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

除了直接证明案件事实,大语言模型材料在刑事活动中还可以作为破案线索,或是审查其他证据的辅助

证据。比如在案件侦破阶段,警方可以将已经搜集到的案件信息和经过确认的部分证据输入大语言模型,要

求其推理出案件最有可能的几种情况,以此拓宽办案思路。对于待初步审查的书证、言词证据,警方可以将

证据文本内容和搜集该证据的相关情况输入大语言模型,要求其梳理案件中的人物关系和主要情节,进行内

容、程序上的审查。作为破案线索和辅助证据的大语言模型材料虽然可靠性不一定高,但是在保证算法公正

的前提下具有较高公正性,有助于提高办案效率。

.行政法律证明场景中的大语言模型材料

根据数字政府建设和202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体现的发展方向,我国在政府领域引入大语言模型或许只

是时间问题。一方面,数字化智能化是我国政府发展的重要方向,“十四五”规划中明确要求“全面推进政府

①

谢登科、张赫《电子数据区块链存证的理论反思》,《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12月20日网络首发,第1ꢊ14页,httpꢅꢄꢄknscnki

netꢄkcmsꢄdetailꢄ501023c202212191201001html。

②

徐凤《人工智能算法黑箱的法律规制———以智能投顾为例展开》,《东方法学》2019年第6期,第83ꢊ86页。

如曾经发生过莆田系医院通过商业竞价在百度搜索结果中投放广告,患者通过广告被引导到莆田系医院就医导致治疗延误的事件。参见:

张燕《揭“莆田系”医院盈利秘密》,《中国经济周刊》2016年第19期,第24ꢊ26页。

③

④

SheilaDangꢀꢍExclusiveꢅMicrosoftꢐsBingplansAIadsinearlypitchtoadvertisersꢀꢎReutersNewsꢀupdatedFebruary18ꢀ2023ꢀaccessed

May22ꢀ2023ꢀhttpsꢅꢄꢄwwwreuterscomꢄtechnologyꢄmicrosofts-bing-plans-ai-ads-early-pitch-advertisers-2023-02-17ꢄ

⑤

ꢍBaiduAnnouncesFourthQuarterandFiscalYear2022ResultsꢀꢎBaiduIRꢀupdatedFebruary22ꢀ2023ꢀaccessedMay22ꢀ2023ꢀhttpsꢅꢄꢄ

irbaiducomꢄinvestor-overviewꢄ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运行方式、业务流程和服务模式数字化智能化”^①^,2022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

“构建数字化、智能化的政府运行新形态”。另一方面,₂₀₂₃_年_国_务_院_机_构_改_革_方_案_要_求_“_中_央_国_家_机_关_各_部

门人员编制将统一按照5%的比例进行精减” ^,在安全可靠的前提下将大语言模型引入政府工作将是精简

编制、集中编制资源攻克重点问题的合理方案。极为强调安全性的国内银行业已经开始“拥抱”大语言模型,

^文^心^一^言^将^在^银^行^的^客^服^、^风^控^、^投^研^、^营^销^等^领^域^开^展^应^用^③^,如果文心一言能够实现令人较为满意的对话

和文本生成能力,这些银行的职位需求将相应减少。

②

文心一言已经与一些政府部门、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达成合作,如工信部新闻宣传中心^④^、邮储银行^⑤^,

大语言模型进入行政领域或不遥远。从大语言模型目前的应用来看,它对外可以受理业务投诉、为群众提供

咨询服务、参与网络行政执法,甚至进行自动化的行政许可形式审批^⑥^;对内可以成为每一位行政机关工作

人员的“私人助手”,处理重复性和日常性较高、非核心机要的文书工作,提供政策和决定咨询。我国基层公

务员的工作负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重复繁琐的文书工作,如果能在保证意思准确、不影响工作质量的前提下

引入大语言模型,将有助于解放基层劳动力。当政务活动中开始应用大语言模型技术,大语言模型材料也将

迈入行政程序活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领域。

(四)司法实践中大语言模型证据的运用

证据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可能与法律规范要求的并不相同,非常典型的例子是民事诉讼中的电子证据,

尤其是在网络交易型证明活动中。有学者指出,网络交易型诉讼的证明活动高度依赖电子证据,但在实践中

^原^告^举^示^的^电^子^证^据^常^常^以^截^图^、^打^印^稿^的^形^式^呈^现^⑦^。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此类案件中的电子证据偏

在于互联网平台,但足以反映出证据实践表现形式与法律规定之间的落差。结合电子数据和大数据证据在

实践中的举证状况,本文对大语言模型证据在诉讼证明活动的运用进行如下猜测:一方面,大语言模型证据

举示方出于成本效率的考量,或将以截图、打印稿的形式对人机交流材料进行举证;另一方面,质证方将从大

语言模型的算法公正性(黑箱效应),大语言模型材料的完整性,账号所有者与人机交流者身份的同一性等角

度质疑人机交流材料;同时,被质证的一方可以通过大语言模型黑箱属性的固有性和极高昂成本对抗黑箱质

疑,通过充分举示人机交流材料、大语言模型本体材料和大语言模型运行环境信息对抗完整性质疑,通过举

示使用者运行环境信息对抗身份同一性质疑。

从证明活动效率考虑,本文认为,一般案件可以仅举示人机交流材料和使用者本地环境信息,重大案件

才需要对人机交流材料、大语言模型本体材料和大语言模型运行环境信息作完整举示。一方面,从成本上

看,大语言模型黑箱效应突出,本体材料和云计算环境信息的提取和审查有较高门槛,对相关人员专业能力

要求极高;另一方面,从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来看,大语言模型训练和运行的成本极高,为实施普通违法犯罪

行为故意调整大语言模型的可能性较小,云计算环境一般不影响大语言模型生成的内容,因此大语言模型本

体和云计算环境与一般案件事实的关联性不强。而人机交流材料和使用者本地环境信息与案件事实的联系

紧密,且运用难度较小,因此本文支持在一般案件中将人机交流材料和使用者本地环境信息认定为完整的大

语言模型证据。

①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国政府网,2021年3月13日发布,2023年5月29日

访问,httpsꢅꢄꢄwwwgovcnꢄxinwenꢄ2021-03ꢄ13ꢄcontent_5592681htm。

肖捷《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2023年3月7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中国政府网,2023年3月8日发

布,2023年5月23日访问,httpꢅꢄꢄwwwgovcnꢄguowuyuanꢄ2023-03ꢄ08ꢄcontent_5745356htm。

③

④

李海颜《牵手百度多家银行寻求中国版ChatGPT新应用》,《北京商报》2023年2月28日,第7版。

赵乐瑄《工信部新闻宣传中心(人民邮电报社)宣布接入百度文心一言树立行业媒体智能化新标杆》,中国工信产业网,2023年2月14日发

布,2023年5月23日访问,httpsꢅꢄꢄwwwcniicomcnꢄrmydbꢄ202302ꢄt20230214_446697html。

⑤

《邮储银行宣布接入百度“文心一言”提供更智能更有温度的金融服务》,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网站,2023年2月18日发布,2023年5月

3日访问,httpꢅꢄꢄwwwcptuorgcnꢄxhtml1ꢄreportꢄ23021ꢄ7167-1htm。

⑥

⑦

GPT-4已经能够对输入的文本和图像进行分析,如果未来该类技术更加成熟且能保证安全性,或可用于自动化行政许可形式审查,甚至能实

现一定程度的实质审查。

比如在一起食品网络交易诉讼中,原告提供了4项电子证据,分别是网页商品快照打印件、网页订单详情截图打印件、快递单打印件、电子支

付账单详情截图打印件。参见:周翔《论电子证据的偏在性及其克服》,《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92页。

徐继敏ꢃ严若冰ꢃ论大语言模型材料的证据属性———以ChatGPT和文心一言为例

四ꢃ大语言模型材料作为证据的特点

一)直观性强:人机交流材料能够被人类直观感知

(

人机交流材料呈现为一问一答的连续人机对话,这种直观性使大语言模型证据与需要鉴定的科学证据

形成区别。人机交流材料的形成过程处于极强黑箱效应中,但我们并非一定要通过司法鉴定打开这个黑箱。

一方面,对人机交流材料形成过程的探究需要对大语言模型本身进行分析,鉴定成本较难得到有效控制;另

一方面,大语言模型的形成和运行需要巨额资金投入,黑箱内部与普通个案的关联性不强。因此,本文认为,

强行要求对人机交流材料进行鉴定将极大提高诉讼成本,缺少必要性。人机交流材料可以凭借其直观易理

解的优势,参照互联网聊天记录、网页信息进行举证质证。从成本效益上看,人机交流材料最有可能成为未

来诉讼活动中大语言模型证据的表现形式。

在收集提取人机交流材料时,当事人应尽可能保证材料的可链接性和真实性。人机交流材料目前多以

浏览器网页为载体,且缺少规范便捷的证据提取收集方法,存在伪造、篡改的可能性。比如在Chrome浏览

器中打开网页、按F12进入开发者工具,可以通过修改网页元素(Elements)来改变网页呈现内容。在司法

实践中运用大语言模型材料可注意以下两点:第一,保留原始材料,使审判人员和其他诉讼参与人能够通过

网络链接查阅到人机交流材料原件;第二,在提取过程中进行屏幕录像,并对提取到的网页文件计算哈希

值^①

或者通过司法区块链工具将相关网页信息以链上数据的形式进行保全^。

(二)可解释性弱:不等于大语言模型证据可靠性弱

可解释性的定义存在争议,涉及到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心理学和哲学等领域^②^。本文中人工智能的

可解释性指人类对人工智能自动决策的理解,包括人工智能自动决策的原因、方法和内容等。大语言模型属

于深度学习模型,可解释性弱是其目前最为人诟病的特征之一。深度学习模型的黑箱程度高于社会主流观

点对算法黑箱的认识。有社会学者指出,算法黑箱问题常被归结到“专业知识”和“透明度”上,许多观点认为

只要人类具有关于算法的专业知识而且能够接触到相应代码,就能够“探查到算法的社会影响,消除存在于

其中的可能的偏见”。但深度学习模型的黑箱与传统“算法想象”对黑箱的理解不同,黑箱是深度学习模型的

固有特征,它不仅对用户来说是一个黑箱,甚至对开发它的程序员和公司来说也是如此^③^。

大语言模型的可解释性弱不仅表现在与主流黑箱认识的对比上,还表现在与知识图谱和小模型等其他

人工智能技术的对比上。知识图谱由一系列包含实体和关系的事实组成,直观可见,因此具有强可解释性。

与小模型相比,大模型不仅有更庞大的参数量,还具有涌现能力(Emer_gentAbilities)。涌现性(Emer_gence)

是指系统中数量性的变化引起了行为上性质的变化,可以理解为量变引起质变。大语言模型的涌现能力则

是指当模型的训练量到达一定程度,就会有新的推理结构在神经网络中自发涌现,使其精准度得到大幅提

^升^。^这^种^涌^现^能^力^基^于^大^量^数^据^和^强^大^计^算^能^力^,^是^较^小^模^型^所^不^具^备^的^④^。涌现能力意味着^,大语言模型

在程序员设计框架之外拥有非人为设计的能力,机器决策不能被完全预测,故可解释性难以得到保障。

大语言模型的可解释性弱决定了大语言模型材料的可解释性弱。尽管人机交流材料的内容直观可见,

但我们难以认识大语言模型理解用户输入材料、生成输出材料的过程。此外,部分大语言模型材料由于客观

原因并不在我国境内存储,我国在大语言模型技术方面与国际最先进水平仍存在客观差距。一些国内用户

使用ChatGPT等国外大语言模型产品辅助工作,提高效率。对于这部分在国内使用、但由国外大语言模型

生成且存储在国外的材料,如何进行收集、保存和审查,或将成为我们在技术和国际关系上需要面临的挑战。

大语言模型材料的可解释性弱,并不意味着大语言模型证据的可靠性弱。一方面,人机交流材料与电子

①

②

孙百昌《网页取证网页电子数据证据获取固定步骤与方法(2022)》,中国工商出版社2022年版,第156ꢊ175页。

RobertoConfalonieriꢀLudovikCobaetalꢀꢍAHistoricalPerspectiveofExplainableArtificialIntelligenceꢀꢎWiresDataMiningandKnowl-

edgeDiscovery11ꢀno1ꢁJanuaryꢄFebruary2021ꢂꢅ2-4

“算法想象”是张博伦提出的概念,指社会对算法的一般认识。参见:张博伦《超越算法的黑箱想象》,《清华社会学评论》第18辑,第152ꢊ

53页。

RobertoConfalonieriꢀLudovikCobaetalꢀꢍAHistoricalPerspectiveofExplainableArtificialIntelligenceꢀꢎWiresDataMiningandKnowl-

edgeDiscovery11ꢀno1ꢁJanuaryꢄFebruary2021ꢂꢅ2-4

③

④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数据相似,它可以通过可链接性来保障真实性,并且适宜通过司法区块链和公证的方法进行存证,较适应现

行电子数据保全框架。另一方面,大语言模型本体材料和大语言模型云计算环境信息被“封装”在黑箱中,一

般不影响大语言模型材料对具体案件事实的反映。对于确有必要进行举示的大语言模型本体材料和大语言

模型云计算环境信息,也可以通过司法鉴定、以鉴定意见的形式进行举示。因此,大语言模型证据有能力反

映一定案件事实,在诉讼证明活动中具有可靠性。

(三)偏在性:部分材料仅由少数技术公司掌握

证据偏在现象是指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无法掌握相应证据,因而难以履行证明责任,面临败诉风险。证

据偏在问题产生于20世纪初的现代型诉讼,如医疗案件里医院和医生掌握患者病历。现代型诉讼的证据偏

在问题未脱离诉讼双方,但随着互联网兴起和平台经济发展,电子证据常由互联网平台掌握,即电子证据常

^偏^在^于^控^辩^双^方^之^外^的^互^联^网^平^台^①^。大语言模型证据的偏在与互联网平台案件中电子证据的偏在有一定

相似性,部分大语言模型证据仅由少数技术公司掌握。在大语言模型技术存在国家和地区间差距的情况下,

这种证据偏在的状况还可能涉及到国际关系问题。O_penAI会收集用户使用ChatGPT服务时的各种信息,

且O_penAI未在中国大陆正式开展服务,我国使用者作为海外用户被收集的各类信息均存储在美国^②^,这意

味着我国司法机关获取ChatGPT生成材料的难度极大。

大语言模型证据偏在和互联网时代的电子证据偏在有一定相似性,因此也可以参考各国应对互联网时

代电子证据偏在的方案。欧陆模式以证明责任减轻理论为核心,在法官主导证据调查的传统下展开诉讼证

明活动;英美模式采取证据开示,坚持由当事人收集证据。我国立法与欧陆模式较为一致,但有观点指出这

一方案正越发难以回应互联网平台垄断电子数据的问题,认为我国可以适当借鉴英美法系,适时提出网络平

台的信息公开义务^③^。

本文更支持借鉴英美的证据开示模式,如果继续按照欧陆的证明责任减轻模式,我国法官将主导对大语

言模型材料,尤其是本体材料和云计算服务信息的调查。但一般法官并不具备相应技术能力,加之法官群体

工作量普遍较大,这样的制度设计难以发挥作用。而另一方面,大语言模型材料和相关专业知识均由技术公

司掌握,根据百度公司的《文心一言(测试版)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和O_penAI公司的个人隐私政策,这些主要

技术公司掌握着包括人机交流材料、大语言模型本体材料和大语言模型运行环境信息在内,所有可能被作为

证据运用的大语言模型材料。因此本文认为,可以借鉴英美法系的电子数据证据开示制度,明确科技公司作

为社会信息垄断者的证据开示义务。

(四)可识别性弱:大语言模型与深度合成治理

本文提出的大语言模型材料“可识别性”指人类能否识别一份材料是由大语言模型生成的,主要在于人

机交流材料的可识别性。ChatGPT在对话时相当流畅自然,以至于能够让使用者感觉像与一名真正的人在

对话。互联网上常有关于ChatGPT能否通过“图灵测试”的讨论^④^,_虽_然_该_问_题_尚_无_定_论_,_但_应_该_能_够_达_成

共识的是,当人类在不知情状态下与类ChatGPT水平的大语言模型对话,他有相当概率无法正确判断与其

对话的是人类还是机器。也就是说,人类在缺少明确信息的情况下,未必能识别一份文本材料是否属于大语

言模型的人机交流材料。该问题在刑事侦查阶段会影响案件调查的方向,影响案件性质和涉案主体的确定,

在诉讼阶段也是庭审举证质证中难以回避的问题。它在民事领域也有一定影响,比如消费者要求与商家的

真人客服进行沟通,能否有效判断对方提供的是大语言模型聊天机器人还是人类客服。

大语言模型属于深度合成技术,从理论上看,大语言模型材料的可识别性问题可以通过深度合成治理得

到缓解。我国的深度合成治理立法走在世界前列,2023年1月开始实施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

规定》要求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应当在“生成或者编辑的信息内容的合理位置、区域”进行显著的深度合成标

①

周翔《论电子证据的偏在性及其克服》,《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94ꢊ96页。

②

ꢍPrivacyPolicyꢀꢎOpenAIꢀupdatedApril27ꢀ2023ꢀaccessedMay23ꢀ2023ꢀhttpsꢅꢄꢄopenaicomꢄpoliciesꢄprivacy-policy

③

④

周翔《论电子证据的偏在性及其克服》,《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91ꢊ102页。

AlanM TuringꢀꢍComputingMachineryandIntelligenceꢀꢎMind59ꢀIssue236ꢁOctober1950ꢂꢅ433-460

徐继敏ꢃ严若冰ꢃ论大语言模型材料的证据属性———以ChatGPT和文心一言为例

识,避免公众混淆或者误认^①^。目前ChatGPT和文心一言在对话中都会强调自己作为大语言模型的身份^,

这在某种程度上符合我国立法关于深度合成标识的要求。

但在实践层面,深度合成标识相关规定未得到充分落实: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未充分遵守立法关于深度

合成标识的规定,且深度合成标识难以约束深度合成服务使用者的不当利用。一方面,从深度合成服务提供

者的角度来看,笔者通过百度文心一格(AI绘图工具)生成了四张图片,成品图片上并无人类可以感知的深

度合成标识,这是当前深度合成服务的普遍状况。另一方面,从深度合成服务使用者的角度来看,运用和传

播无深度合成标识的AIGC内容也相当普遍,且管理部门对此缺乏有效识别和规范手段,如目前互联网内容

平台上充斥着由AI配音但未加标注的视频,以及由AI绘图生成的图片(甚至包括为数众多能够以假乱真

的“虚拟人类”图片)。

国家网信办在2023年4月11日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体现了国家对大

语言模型运用的态度: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应当指导用户合理利用相关服务,对利用过程中违反法律

法规、商业道德或社会公德的用户暂停或终止服务。基于深度合成的立法现状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立法方

向,本文认为可以考虑增设以下规定:第一,强调大语言模型的深度合成属性,使大语言模型运用与我国现行

的深度合成治理规范相衔接,明确大语言模型和大语言模型产品适用于有关深度合成的法律法规;第二,要

求应用大语言模型技术的产品至少在交互界面和生成文本中充分、明确地强调其大语言模型身份,并提醒用

户合理合法地使用大语言模型产品;第三,使用大语言模型产品代替其进行对外交往的机构或个人应当表明

其正在使用大语言模型产品,否则将承担不利法律后果。

致谢: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许多专业人士和同学的帮助,王钰薇女士对游戏行业AIGC使用情况给予

了指导,李琳婕女士就“大语言模型材料的运用场景”部分与笔者进行讨论,柏林洪堡大学(Humboldt-Uni-

_v_e_r_s_i_t_a_e_t_z_u_B_e_r_l_i_n)苏泓宇同学对金融行业相关情况给予了指导,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张雪峰同学,西湖大学

高文炀同学,清华大学李思磐同学、邱浩先生、李岚皓先生在大语言模型、云计算、知识图谱等方面进行了技

术指导。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责任编辑:苏雪梅]

①

参见:《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2号,

022年11月25日公布,中国网信网,2022年12月11日发布,2023年5月23日访问,http://www.cac.gov.cn/2022-12/11/c.

672221949354811.htm;张凌寒《深度合成治理的逻辑更新与体系迭代———ChatGPT等生成型人工智能治理的中国路径》,《法律科学(西北

政法大学学报)》2023年第3期,第39页。

第51卷第1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

SocialSciencesEditionꢂ

024年1月

Vol51ꢀNo1

Januaryꢀ2024

区块链证据规则体系化的三重逻辑

及其制度展开

段陆平

ꢃꢃ摘要:虽然《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以四个“专条”对区块链证据的审查认定规则做了初步规范,但如何形成

裁判者主观上敢于认定、客观上可以准确认定区块链证据,同时能够实质性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系统性制度,依

然值得深思。从科技融入司法的现实动因以及理论诉求来看,数字时代背景下的区块链证据规则至少要考虑以下

三种具有层次递进性的逻辑:一是基于区块链信任机制的真实保障逻辑,二是基于科学认知区块链技术特征的差

别对待逻辑,三是基于数字正当程序要求的权利保障逻辑。基于这三重逻辑,可以体系化地构建区块链证据真实

性推定规则,准确把握技术原理设定区块链证据审查认定规范,保障当事人实质性诉讼权利的制度规范。未来依

然可以按照三重理论逻辑推进在线诉讼区块链证据规则的体系化。

关键词:区块链证据;《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数字信任;真实性推定规则;数字正当程序

DOI1013734ꢄjcnki1000-531520240301

收稿日期:2023-10-08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纠纷解决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2020ꢊ2021年度项目“中国司

法数字化建设若干重点问题研究”(2021DJKT1a1)、广州市社科规划一般项目“广州深化司法体制综合

配套改革、提升城市制度稳定预期的路径对策研究:以数字科技赋能为视角”(2023GZYB71)的阶段性研

究成果。

作者简介:段陆平,男,湖南武冈人,法学博士,广州大学法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诉讼法学、数字

法学,E-mailꢅduanlu_pin_g@163com。

一ꢃ区块链证据审查认定的实践困境

在数字社会的时代背景下,“通过区块链技术存储的电子数据”(以下简称“区块链证据” 已经成为司

法实践特别是在线诉讼中不可忽视的证据类型。然而从实践状况看,区块链证据的审查认定却始终存在着

质证虚化与认证虚化的问题。首先,质证虚化,即当事人基本没有或者难以对对方当事人提出的区块链证据

进行质证。从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的相关裁判文书看,针对被法院采信的区块链证据,对方当事人要么直接

未质证或缺席审判^②^。要么简单质证取证不符合法律规定^,但未提出任何相反证据^③^。有学者对这一问题也

进行了初步研究,提出了区块链证据质证实质化的思路,并构建了聚焦式质证模型^④^。其次^,认证虚化^,这集

中体现为裁判者对于区块链证据属性的审查判断(特别是真实性的审查认定)呈现出“过于迷信”与“过于排

①

)

①

需要指出的是,区块链证据可以泛指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一切证明材料,可以具体化为区块链生成、存储与核验的证据,也就是说,区块链证据

不仅限于“通过区块链技术存储的电子数据”,还包括基于区块链技术生成的原生型数据以及基于区块链技术核验的网络数据。参见:刘品

新《论区块链证据》,《法学研究》2021年第6期,第133ꢊ134页。在学术讨论与司法实践中,区块链存证的电子数据最为常见,也是目前讨

论的核心,本文用使用区块链证据这一表述来集中讨论区块链存证的电子数据的证据规则问题。

②

③

④

参见:(2023)鄂0103民初9492号、(2022)粤0304民初13157号等裁判文书。

参见:(2023)辽14民终911号、(2023)辽14民终920号等裁判文书。

参见:苏泽琳、李麟《区块链证据质证虚置化之检视》,《法治论坛》2023年第1辑,第45ꢊ53页。

段陆平ꢃ区块链证据规则体系化的三重逻辑及其制度展开

斥”两种比较典型的极端做法:一是过度夸大区块链证据的效力^①^,对区块链证据真实性不作详细审查甚至

不作任何审查而直接认定^②^;二是对区块链证据产生不信赖感与规避心理^,拔高甚至^“歧视^”其真实性^,来自

广州互联网法院法官的调查研究显示持此种态度的裁判者比例已经超过70%^③^。此外^,来自北京互联网法

院法官的研究指出,法官对于区块链证据的“规避心理”在2019ꢊ2021年这三年集中表现为从“歧视”区块链

证据转向为“闭眼———一概认可”区块链证据,并且直接导致裁判文书对于区块链证据的论述出现“不说理

派”和“套话派”^④^。

质证虚化的出现,主要在于当事人作为非专业人士的技术无知、数字能力弱等,这需要制度方面的保障。

而对于认证虚化特别是法官不敢采信、不愿采信等状况的出现,实务界主要将其归结于区块链证据的效力和

^审^核^规^则^不^明^、^裁^判^者^对^区^块^链^技^术^认^知^的^普^遍^不^足^等^原^因^⑤^。也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和分析^,最高人民法院

在2021年6月17日发布的《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以下简称“《在线诉讼规则》”)中,以第十六条至第十

九条共4个条文集中对区块链证据的司法认定问题作出专门规定(可称之为区块链证据规则“专条”),初步

建立了我国在线诉讼中有关区块链证据规则的制度规范^⑥^,

其主要目的就在于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明确区

块链证据的审查判断规则,从而力图规范司法实践中区块链证据审查认定的乱象,解决其取证认证过程中的

诸多困境与难题。但是,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做法未必能够终结我们的疑虑和追问。事实上,早在2018年

₉_月₃_日_出_台_的_《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互联网法院审理规

定》”)中,区块链证据的效力就已经得到制度明确认可^⑦^,

但为何此后经过两年时间的司法实践仍有超过

₇₀_%_的_裁_判_者_对_其_不_信_赖_、规避甚至“歧视”? 还有法官依据该条款不加审查地直接认定区块链证据的真实

性,此种做法是否合理,问题何在? 《在线诉讼规则》明确区块链证据的审查规则后,笔者也对广州互联网法

院部分法官做了访谈,了解到法官们对区块链证据的“规避”心理依然明显,对证据规则的理解适用也存在问

题。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前述规则能否对裁判者在审查认定区块链证据时真正发挥有效指引作用仍值得

怀疑。此外,或许更需回答的追问是,鉴于区块链技术的司法应用存在冲击司法中立性原则、司法权力专属

原则,以及难以保障当事人实质性诉讼权利的理论正当性问题,《在线诉讼规则》有无应对举措,相关制度规

范是否有待完善之处? 等等。

随着数字时代司法事实认定的复杂化,传统证据法正面临着从证据种类、基本原则到证据属性审查判

断,再到证据推理和证据性权利保障的全方位挑战^⑧^。_前_述_追_问_正_是_指_向_在_线_诉_讼_区_块_链_证_据_属_性_审_查_判

断、证据性权利保障的相关挑战,归根到底的核心要点是:如何形成裁判者主观上敢于认定、客观上可以准确

认定区块链证据,同时还能实质性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系统性制度。而就理论研究者而言,则应致力于深

刻阐释该制度体系背后的应然逻辑,在此基础上提出规范适用、制度完善的理论建议,这也正是本文研究的

主要目的。本文尝试提炼并系统论证数字时代区块链证据规则体系化的理论逻辑,从数字正义、数字正当程

①

参见:刘峥、何帆、李承运《<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的理解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网站,2021年6月17日发布,2022年7

月19日访问,httpꢅꢄꢄwwwcourtgovcnꢄzixun-xiangqing-309561html。

②

③

参见:崔世群《区块链证据真实性问题研究》,《经贸法律评论》2021年第3期,第149ꢊ150页。

广州互联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管理办公室(研究室)主任段莉琼法官的调研发现,虽然有80.89%的裁判者饱含认知热情,认为区块

链技术证据化有利于促进电子存证、提升审判质效,但感性的热情不代表理性的认知,即便是已经搭建司法区块链平台的互联网法院,也才

4.02%的裁判者认为对区块链技术比较了解,其他法院的了解比率甚至不到3%。同时,有73.25%的裁判者因认知不足,对区块链证据表

示出不信赖和规避的心理态度。参见:段莉琼、吴博雅《区块链证据的真实性认定困境与规则重构》,《法律适用》2020年第19期,第155ꢊ

56页。

④

⑤

参见:伊然《区块链存证电子证据鉴真现状与规则完善》,《法律适用》2022年第2期,第109ꢊ110页。

参见:刘峥、何帆、李承运《<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理解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网站,2021年6月17日发布,2022年7月

9日访问,httpꢅꢄꢄwwwcourtgovcnꢄzixun-xiangqing-309561html;段莉琼、吴博雅《区块链证据的真实性认定困境与规则重构》,《法律适

用》2020年第19期,第156页。

⑥

⑦

⑧

需要指出的是,《在线诉讼规则》第十六条至十九条是专门针对区块链证据的规范,但这并非意味着区块链证据的审查认定只有这四条规范,

事实上,适用于电子数据的所有证据规范同样可以适用于区块链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提交的电子数据,通过电子签名、可信时间戳、哈希

值校验、区块链等证据收集、固定和防篡改的技术手段或者通过电子取证存证平台认证,能够证明其真实性的,互联网法院应当确认。”

参见:郑飞《漂向何方:数字时代证据法的挑战与变革》,《地方立法研究》2022年第3期,第8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序、数字人权保障的角度力求深化理论界、实务界对区块链证据及其相应制度规范的认知,促进裁判者对在

线诉讼区块链证据规则的全面理解与有效适用,并为未来进一步构建与完善线上线下都适用且更为科学合

理的区块链证据规则体系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

二ꢃ区块链证据规则体系化的三重逻辑

应当承认,数字时代的证据法变革,可以在法治主义与技治主义互动的基础上构建一种更为高效的证据

^法^形^式^①^。而从科技融入司法的现实动因以及科技与司法两个领域的本质特征看^,数字时代背景下的区块

链证据规则至少要考虑以下三种具有层次递进性的理论逻辑:一是基于区块链信任机制的真实保障逻辑,二

是基于科学认知区块链技术特征的差别对待逻辑,三是基于数字正当程序要求的权利保障逻辑。其中,第一

层次逻辑是一种主要基于区块链技术治理优势而建立的法律规则应当秉持的逻辑,这可以说是技治主义的

主要体现;第二层次逻辑既有基于技术治理特性考虑而产生的逻辑要求,同时也包括了法律治理中有关公正

逻辑的要求,即同时涵盖了技治主义与法治主义的内容;第三层次逻辑则主要是一种法律治理逻辑,即主要

体现了数字时代法治主义的要求。

(一)基于区块链信任机制的真实保障逻辑

在司法活动中,信任成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本,甚至可以说是最大的成本^②^。这种高成本的现实状况

在电子数据的审查认定过程中体现得最为明显。研究发现,电子数据被裁判者明确采信的比例一直非常

^低^③^。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心式存储模式下的电子数据存在容易被篡改^、伪造等信任危机^④^,以致出现

^在^司^法^实^践^中^不^会^用^、^不^敢^用^、^不^能^用^的^尴^尬^境^地^⑤^。而要化解此种信任危机^,准确认定电子数据^,当事人与

裁判者都需要耗费巨大的成本。一方面,当事人往往需要对电子数据进行公证,由机构或者国家为其提供信

誉担保,最终才有可能被裁判者采信;另一方面,即便当事人已经提供了各种信誉担保,裁判者依然可能需要

足够的技术手段支撑来辨别电子数据的可信度,甚至可能还需要委托专门机构鉴定。需要注意的是,这还只

是直接显性的信任成本,此外还有一些不那么明显的信任成本也不容忽视。例如,考虑到电子数据的易篡改

性,有法院裁判明确提出,在没有旁证的情况下,应当以排除合理怀疑为认定规则,即除非排除一切对电子数

据真实性的合理怀疑,否则不能确认其证明力,并且这种裁判在很大程度上已对司法实践产生了某种示范性

^效^应^⑥^。这种拔高电子数据真实性审查认定的证明标准^、要求当事人提出更充足证据和理由的做法^,显然会

进一步加重电子数据认定中的司法信任成本。

区块链存证技术的出现,正好可以解决电子数据审查认定时存在的上述问题。美国学者凯文·韦巴赫

针对信任架构进行的研究认为,区块链技术的发展正在创建人类历史上的第四种信任架构,按照著名风险投

①

②

③

参见:张玉洁《区块链技术的司法适用、体系难题与证据法革新》,《东方法学》2019年第3期,第106ꢊ107页。

参见:张中、赵航《建立区块链证据采信新规则》,《检察日报》2021年6月25日,第3版。

刘品新研究发现,电子数据在司法实践中被裁判者明确作出采信判断的只是少数,仅占比7.2%。参见:刘品新《印证与概率:电子数据的客

观化采信》,《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4期,第110页。此外,有专门机构对中国裁判文书网8000多份与“电子证据”、“电子数据”相关的裁

判文书统计发现,明确作出采信判断的电子证据仅占比7.2%。参见:肖菁、邬愉波《电子证据占比73%,但采信率只有7.2%,这家公司发布

首款区块链机直击痛点》,小时新闻,2020年6月12日发布,2021年9月20日访问,httpsꢅꢄꢄwwwthehourcnꢄnewsꢄ377781html。

所谓中心式存储模式,是指电子证据存在某个网站的网页上,或存在公证机构的数据库中,或者存在法官的计算机中,这种存储模式容易出

现合谋篡改、黑客攻击、数据遗失等情形,导致电子证据可信性差。此外,电子证据有时也需要在不同机构之间共享,比如案件因管辖、上诉、

再审等因素需要不同审级法院逐层审理,甚至有些复杂案件可能需要在多家法院同时审理,这种中心式存储难以保障电子证据共享,为了分

享而进行的电子证据传输也可能存在传输失真或者遗失问题。参见:王延川、陈姿含、伊然《区块链治理:原理与场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④

021年版,第183ꢊ184页。

⑤

《区块链司法存证应用白皮书(1.0版)》,可信区块链推进计划官网,2019年6月发布,2022年8月30日访问,第43页,httpꢅꢄꢄwwwtrusted-

blockchaincnꢄ#ꢄresultꢄresultꢄresultDetailꢄe188e8e1c5d24c9faa96fc0eebd94367ꢄ0。

⑥

参见:“王鹤英诉王萌借贷合同纠纷案”,(2009)二中民一终字第2241号民事判决书。该案入选《审判案例研究》(第四卷)等法院系统出版

物。对该案对司法实践产生的示范性效应的分析亦可参见:刘哲玮《民事电子证据:从法条独立到实质独立》,《证据科学》2015年第6期,第

80页。

段陆平ꢃ区块链证据规则体系化的三重逻辑及其制度展开

资家和Lin_gkedIn创始人雷德·霍夫曼的描述,可称之为“无需信任的信任(trustlesstrust)”^①^。这种信任

架构的鲜明特色是,以具有革命性的去中心化和不可篡改性特征构筑起区块链机器的“信任之源”^②^。具体

到区块链证据领域而言,当电子数据被存储于区块链存证平台(即“入链”)后,即可发挥其分布式存储这一去

中心化技术的优势,保证入链后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并且可以赋予电子数据以“指纹”,基于哈希值校验从而

^轻^松^识^别^当^事^人^提^交^给^法^庭^的^证^据^是^否^被^篡^改^③^。由于诸多技术赋能^,区块链证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回应

并解决“电子数据证据具有易伪造性、易修改性和修改后不易留下修改痕迹”^④的弊病^。与此同时^,由于区块

链系统采取的公开数据读取方式,数据写入后可以零成本方式向全体节点公开查询,从而有助于消除信息优

势、降低系统节点的信任成本^⑤^,很好地实现了社会效益价值^⑥^。例如^,杭州互联网法院的实证分析显示^,单

条区块链证据的取证成本约为1.2元,取证时间约为8分钟,当事人的取证难度大大降低,诉讼成本也得到

显著节约,特别是对于标的额较小的案件,当事人更加倾向于通过司法区块链进行存证取证^⑦^。

基于前述技术特征,区块链证据规则的首要逻辑应该体现为一种真实保障逻辑。具体而言,正是由于区

块链技术的加持可以保证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因此,有关区块链证据的审查认定规则主要是真实性的审查认

定规则,体现出对此种真实性保障逻辑的充分信任,确立区块链证据可直接认定为真实的具体规则。从效果

上来看,基于真实性保障逻辑设定的区块链证据审查规则,也产生了降低司法成本、提高司法效率等经济性

效益,即通过在法律制度层面明确认可区块链证据的效力,指引法官愿意明确采信区块链证据,摒弃那种在

裁判文书论证中对区块链证据的“不说理”或者“套话”做法,引导当事人信任区块链存证技术,愿意使用区块

链存证平台,从而降低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减轻法官的审判负担,提升司法效率。应当承认,法官并非科学技

术专家,让法官对科学证据进行采信与否的判断存在的问题是,“法官和陪审员被迫要评估有关的科学上的

主张,但他们预先几乎或根本就不具有关于该领域的有关知识” 这实际上就是在让法官做^“力所不能及^”

的裁判。对于电子数据这一证据的真实性认定即是如此,当有可信且成熟的区块链技术可以破解这一问题

时,我们显然应当充分认可并在证据规则的设定上予以支持。需要再次指出的是,虽然本文强调区块链证据

规则的首要逻辑是真实保障逻辑,并且强调该逻辑下设定相应证据规则带来的经济性效益,但这并不意味着

我们只是从其降低认证成本、提供诉讼效率这个层面来论证区块链证据规则的正当性,其实更重要的是此种

经济性效益的前提,即“技术自证”下真实性保障带来的信任保障。也就是说,区块链技术的信任担保才是区

块链证据规则的正当性根源。

⑧

(二)基于科学认知区块链技术特征的差别对待逻辑

就区块链技术而言,在肯定其重要现实价值的同时,也要注意其存在的不足和局限。首先,应该警惕区

块链技术“不可篡改性”的神话^⑨^。对于区块链存证^,理论界有一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区块链不

①

凯文·韦巴赫对信任架构进行过总结,他认为人类文明至今已经形成过三种信任架构。第一种是点对点型信任(peer-to-peertrust),它基于

个人关系和共享的道德规范。第二种是利维坦型信任(Leviathantrust),这种信任架构源于17世纪的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霍布斯认为

信任是文明建构中的基石。霍布斯将利维坦型信任视为文明社会中的一次性交易,它将暴力的合法垄断使用授权给国家,其实质上是与国

家的一种社会契约。第三种是中介型信任(intermediarytrust),它指的是由某个中介实体来协调信任。在中介型信任中,地方规则与中介

机构的声望取代了社会规范和政府颁布的法律来组织交易,它通过提供有价值的服务来引导用户交出控制权。随着网络空间的发展,以数

据和算力为基础的计算信任推动信息时代中介型信任的发展。谷歌广告扮演着广告商和用户之间的可信中介方,亚马逊、支付宝都在交易

过程中充当第三方保障的角色。Uber、滴滴和Airbnb都在陌生人之间的住行方面提供服务。参见:凯文·韦巴赫《区块链与信任新架构》,

杨东、邢博洋、孙睿祺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年版,第21ꢊ26页。

②

③

袁勇、王飞跃《可编辑区块链:模型、技术与方法》,《自动化学报》2020年第5期,第831页。

有关区块链存证技术特征及其如何运作的详细分析,可参见:罗恬漩《民事证据证明视野下的区块链存证》,《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020年第6期,第67ꢊ68页。

④

⑤

⑥

⑦

史明洲《区块链时代的民事司法》,《东方法学》2019年第3期,第111页。

袁勇、周涛、周傲英等《区块链技术:从数据智能到知识自动化》,《自动化学报》2017年第9期,第1485页。

胡元聪《区块链技术激励机制的制度价值考察》,《现代法学》2021年第2期,第141页。

陈蓦、张名扬《区块链在互联网司法中的应用与发展———基于杭州互联网法院司法区块链平台的实证分析》,《人民司法》2020年第31期,第

页。

⑧

⑨

约翰·W·斯特龙主编《麦考密克论证据》,汤维建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00页。

陈鹏《告别区块链神话:区块链价值及其限度的理性分析》,《哲学分析》2021年第4期,第130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需要通过各类证据的组合以及链式论证来验证自身的真实性,它本身就能够完成自身的真实性检验”^①^。

但

若深入思考不难发现,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可能陷入一种对“技术自治主义”的过度迷信。从技术层面看,

当前区块链存证的功能限度还是比较明显的,其不能保证电子数据至少在以下三个层次的真实性:一是无法

保证链下生成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如果上链之前的电子数据本身即是伪造的、存在瑕疵的,那么其入链存储

就无任何意义,正如信息领域的俚语所言“垃圾进,垃圾出”;二是难以保证区块链上的证据系诉争的电子数

据,例如对链上生成的数据进行“多版本预留” ^;三是私有链^、联盟链的存在并未真正实现去中心化^,从而使

^得^区^块^链^证^据^上^链^后^仍^然^存^在^被^篡^改^的^可^能^③^。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私有链^、联盟链特别是私有链这些自

主可控的“主权”区块链中,甚至可能呈现再中心化样态,这和传统的中心化机构在存储模式上几乎不存在差

别。其次,即便是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以及不可篡改性的技术优势,似乎也值得反思。例如,近年来对于

区块链技术出现了一些新的认识和动向,有论者指出,去中心化和不可篡改性是一柄双刃剑,其在为区块链

数据奠定安全和信任基础的同时,也有可能出现因人为操作失误或恶意节点故意提交非法交易数据和不良

信息从而产生永久性的负面影响^④^。这也极大地限制了区块链技术的实践应用前景^,而为了适用这种类型

的应用场景,在区块链领域已经出现可编辑区块链的技术创新和研究方向^⑤^。

②

正是基于对前述区块链存证技术的客观认知,我们需要在对有关区块链证据审查认定规则的设置与完

善中,秉持一种客观的差别对待逻辑。就其字面意思而言,基于科学认知区块链技术特征的差别对待逻辑,

是指在科学、客观认知区块链技术(主要是认识其不足)的基础上,根据区块链证据的不同技术特征设置不同

的审查判断规则,助力法官更准确地对区块链证据作出是否采信的决定。具体而言,从理论或者应然层面来

看,此种逻辑要求在区块链证据规则体系中,要充分保障诉讼中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从技术层面质疑区块链

证据真实性,要提示法官不能盲目地、不加审查地、百分之百地信任区块链证据,明确地提醒和要求法官也要

具体地从相关技术层面去审查判断区块链证据的真实性。

(三)基于数字正当程序要求的权利保障逻辑

在线诉讼区块链证据规则呈现的前面两大理论逻辑,主要来源于对区块链技术的高度信任以及对这种

信任机制的客观认知。这两者都主要是从技术层面推演出来的逻辑,或者说首先呈现为技术逻辑,当然,基

于科学认知区块链技术特征的差别对待逻辑方面也融合了一定法律逻辑,即保障另一方当事人质证权利的

逻辑,但这显然并不十分充分。总之,如果只考虑前述两种逻辑来设置相应的证据规则,显然是不够全面的。

这是因为区块链证据的举证、质证以及法官审查认定过程属于诉讼程序范畴,因此除了从技术融入法律的角

度从而将技术逻辑作为区块链证据规则的首要考虑之外,还必须要考虑程序公正的法律逻辑,特别是民事诉

讼中当事人主义模式下确保当事人拥有实质性诉讼权利,以及刑事诉讼中正当法律程序要求控辩平等的法

治逻辑。麻省理工学院的贾斯汀·里奇(JustinReich)认为,算法将不可避免地让设计它们的人受益,因为

“大多数处于特权地位的人会发现,这些工具便利、安全,非常有用。而新技术的危害往往被社会中处于弱势

地位的人群承受”^⑥^。在区块链证据的应用场景中^,不懂技术^、不会利用技术的当事人或许就处于一个信息

穷人的弱势地位,从而需要承受区块链这种新技术可能存在的风险和问题。

针对数字时代对诉讼证据法产生的挑战或冲击,数字正当程序或许应当作为一种指导司法数字化建设

的新理念。学界目前虽然对数字正当程序、技术性正当程序的概念和内容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但也有一些

①

②

张玉洁《区块链技术的司法适用、体系难题与证据法革新》,《东方法学》2019年第3期,第101页。

所谓“多版本预留”,是指当事人就某一个事实相关的电子证据(如电子合同等)生成多个版本并分别上传至区块链保存,待争议发生时,选择

其中有利于自己的版本作为证据校验。参见:段莉琼、吴博雅《区块链证据的真实性认定困境与规则重构》,《法律适用》2020年第19期,第

54页。

③

④

⑤

⑥

罗恬漩《民事证据证明视野下的区块链存证》,《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第68ꢊ69页。

庞俊等《基于时序索引的可编辑区块链模型研究》,《计算机科学与探索》2023年第5期,第1181页。

袁勇、王飞跃《可编辑区块链:模型、技术与方法》,《自动化学报》2020年第5期,第831ꢊ846页。

《机器算法让我们决策更方便但也会加深社会不平等》,网易科技,2017年4月25日发布,2022年8月30日访问,httpsꢅꢄꢄwww163comꢄ

techꢄarticleꢄCIS9CGVV00097U80html。

段陆平ꢃ区块链证据规则体系化的三重逻辑及其制度展开

论者进行了初步的讨论^①^。这种新理念依然要以传统正当法律程序的核心要求为基础^,结合数字化变革的

特征与要求进行一定调整。整体而言,包括司法权力专属,司法的中立性、公开性,程序的辩论性、当事人数

据能力的平等武装,当事人实质性的诉讼权利等依然属于核心内容。以数字正当程序理念审视区块链技术

在司法领域的适用,我们或许可以发现其中还存在着不少理论隐忧与技术风险。首先,司法区块链冲击了法

院中立性原则。从实质上看,司法区块链的基本逻辑是,法院在用国家机关的信誉为提出区块链证据的一方

当事人提供担保,不管如何强调“技术自证”的科学性、客观性,都难以消解法院事实上已经偏向一方当事人

的正当性质疑,在某种程度上冲击了司法的中立性要求。其次,区块链证据的出现有可能进一步加剧控辩不

平等。在刑事诉讼中,控方本身作为国家公权力机关已经居于一种优势甚至压制性的地位,控辩之间的信息

不对称、资源不对等、能力不平等本就属于一个困扰刑事司法公正性的问题,如果控方将区块链证据运用于

电子数据的储存过程^②^,而法律法规又没有从正当法律程序要求的保障被追诉人权利角度进行有效规制^,则

可能由于控辩之间“数据鸿沟”的存在,进一步加剧控辩地位的不平等。再次,如同对司法人工智能特别是对

算法裁判的质疑一样,司法区块链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审理去人化”的模式,因此,同样面临如何保障当事人

实质性诉讼权利,主要是对区块链证据的质证权问题。最后,法院在主导建设司法区块链的过程中,也会引

入大量技术公司参与,这些公司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会带来侵犯审判权专属原则的问题^③^。

区块链技术是为诉讼服务的,因此当该技术应用于电子数据的存证事项时,无疑也要考虑到与程序正义

的要求相符合。如果区块链技术的使用可能影响程序正义,那么就应该在法律规范层面进行调整。也就是

说,区块链证据规则的设立必须要考虑到基于数字正当程序要求的权利性逻辑,体现“科技向善”、“技术赋

权”,保障当事人诉讼权益,彰显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实现互联网技术与诉讼法理的良性互动^④^。

三ꢃ区块链证据规则的制度化完善路径

(一)以自我验真规则为核心的制度规范

从基于区块链信任新机制的真实性保障逻辑出发,区块链证据的审查认定规则中最基本或许也最重要

的制度规范应是“区块链证据真实性推定规则”。其内容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一句话:当事人提交的区块链证

据推定为真实。从域外经验来看,美国佛蒙特州明确规定了区块链证据真实性推定规则,即通过区块链技术

^的^有^效^应^用^核^实^的^事^实^或^记^录^是^真^实^的^⑤^。我国^《在线诉讼规则^》第十六条事实上也在某种程度上试图构建

类似的规则。该条规定:“当事人作为证据提交的电子数据系通过区块链技术存储,并经技术核验一致的,人

民法院可以认定该电子数据上链后未经篡改,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这一规定实则在制度层面赋

予了区块链证据上链后某种程度的真实性推定效力,其中蕴含的认可区块链技术的真实性保障逻辑、降低电

子数据审查认定的“信任成本”、提高诉讼效率的价值不言而喻。

当然,上述规定实际上也存在一些问题,或者说其并未构建起完整意义上的推定规则,因为其表述为人

民法院“可以”认定电子数据上链后的真实性,而不是“应当”认定,与此同时,该条随后又规定“但有相反证据

足以推翻的除外”,这给予法官的指引并不明确甚至是混乱的。一方面,但书条款的存在似乎给法官的指引

是,只要没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法官应认可区块链证据上链后的真实性;另一方面,由于该条使用的是“可

以”而非“应当”,似乎法官完全可以自由裁量,既可以认定区块链证据上链后的真实性,也可以不予以认可,

认不认可依然需要法官根据案件情况去做一个他“力所不及”的判断。总体而言,最高人民法院在设定区块

①

②

参见:裴炜《数字正当程序:网络时代的刑事诉讼》,中国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第70ꢊ99页;苏宇《数字时代的技术性正当程序:理论检视与

制度构建》,《法学研究》2023年第1期,第91ꢊ107页。

刑事诉讼中运用区块链技术进行存证目前已有一些司法实践。例如,2019年11月,绍兴上虞区人民法院审结了全国首例区块链存证刑事

案件。参见:《全国首例区块链存证刑事案宣判》,浙江法院网,2019年11月1日发布,2022年10月20日访问,httpꢅꢄꢄwwwzjcourtcnꢄ

artꢄ2019ꢄ11ꢄ1ꢄart_56_18815html。

③

张凌寒《智慧司法中技术依赖的隐忧及应对》,《法制与社会发展》2022年第4期,第189页。

肖建国、丁金钰《以规则创新推动在线诉讼深化发展》,《人民法院报》2021年7月7日,第2版。

④

⑤

JoannaDianeCaytasꢀꢍBlockchainintheUSRegulatorySettingꢅEvidentiaryUseinVermontꢀDelawareꢀandElsewhereꢀꢎColumbiaSci-

ence&TechnologyLawReviewꢀMay30ꢀ2017转引自:段莉琼、吴博雅《区块链存证证据的认证分析及完善路径》,《人民司法》2020年第31

期,第12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链证据真实性推定规则时呈现出矛盾态度:既想信任区块链技术,又不敢完全信任该技术。因此,到底该如

何设定有关区块链证据的真实性推定规则,依然还需要未来进一步由立法确定。

还需指出的是,如果我们认可《在线诉讼规则》第十六条确立的区块链证据真实性推定规则,那么,对其

具体理解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其一,该推定属于法律推定,而非事实推定。具体而言,裁判者在认定推定的

基础性事实确实存在的前提下,“依照法律的明文规定”来直接推定区块链证据的真实性即可,无须像事实推

定那样必须根据常识和逻辑展开分析论证。一旦裁判者理解了区块链证据真实性推定规则的这一层意涵

后,或许就能够不再规避区块链证据的审查认定问题。相较于《互联网法院审理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

还要求裁判者去分析论证是否“能够证明其真实性”,《在线诉讼规则》第十六条的真实性推定规则事实上并

不需要裁判者再做有关区块链存证证据真实性方面的论证分析。这显然会推动裁判者对区块链证据的采

信。其二,该推定应属于可反驳的法律推定,而非不可反驳的法律推定。也就是说,在对方当事人提出相反

证据的情况下,裁判者可以不受该推定的约束。第三,该推定是需要有基础事实的推定,而非完全不需要任

何基础事实的推定。众所周知,刑事诉讼法中的“无罪推定”属于完全不需要任何基础事实就应当予以适用

的推定,任何人只要未经审判证明有罪,都应推定为无罪。而区块链证据真实性推定则不同于“无罪推定”类

型,其需要一定的基础事实,这就是该证据确实属于通过区块链技术所存储的,确为“区块链”证据,换言之,

该推定的基础性事实即为法条中所规定的“当事人作为证据提交的电子数据系通过区块链技术存储,并经技

术核验一致”。其四,正因为需要有基础性事实才能适用,因此提供区块链证据的一方当事人仍然需要承担

一定的证明责任,即仍然需要提供一定的证据来证明基础性事实确实存在,证明其提供的证据确实是区块链

证据。同时,只要当事人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证明是区块链技术(一般只要通过法院的技术核验一致,即可完

成此种证明责任),此时的举证责任就转移给了对方当事人。其五,法院在此过程中也需要承担审查的职责,

即对当事人提出的区块链证据进行技术核验。此种技术核验,主要就是进行哈希值的验证。

(二)准确把握技术原理设定区块链证据审查认定规范

《在线诉讼规则》第十七条规定了区块链证据上链后的真实性审查标准,第十八条规定了上链前数据的

真实性审查规则,显然是注意到了区块链证据的上述功能限度并进行了充分回应,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法官

撰文明确指出:“虽然区块链技术本身具有防篡改的优势和特点,但这种技术保障并非绝对的,区块链技术的

底层架构、共识机制、节点数量和分布,以及存证主体的合法性、存证所依赖的软硬件系统乃至存证技术规范

等因素,均可能影响到上链后数据的真实性。”^①也正是基于此种考虑^,^《在线诉讼规则^》第十七条首先明确规

定,当事人如果提出证据对上链以后的区块链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的话,法院依然需要对区块链证据的真

实性问题进行审查,当然,当事人异议的内容须有明确的指向性,即主要是针对区块链平台的资质、平台信息

系统、存证技术与过程等是否存在问题。整体而言,从上链前的真实性审查和上链后的真实性审查这两个方

面来对区块链证据进行区别性审查,无疑是我国《在线诉讼规则》的一大具有创新性的举措^②^,体现了最高人

民法院对过度夸大区块链证据效力这一乱象的回应,体现的是对区块链技术的科学认知。

区块链证据规则的设立、理解与适用,必须要在准确把握区块链技术原理的基础上,深入结合区块链相

关支撑技术的级别水平、类型等来展开细致讨论。应当指出,区块链证据规则的核心是有关区块链证据的鉴

真规则,《在线诉讼规则》确立的“区块链证据规则专条”所指向的内容是区块链证据的真实性,并没有涉及到

关联性、合法性等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区块链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问题并不重要,而是就“区块链”技术

引入司法存证领域的目的而言,本就在于保障电子数据的真实性。而对于《在线诉讼规则》确立的区块链证

据规则而言,我们认为其仍然有需要进一步完善之处。事实上,之所以不少法官在采信或不采信区块链证据

时出现“不说理”或者“套话”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其对区块链这一专业技术问题不了解,难以做出切

①

②

刘峥、何帆、李承运《<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的理解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网站,2021年6月1日发布,2021年7月19日

访问,httpꢅꢄꢄwwwcourtgovcnꢄzixun-xiangqing-309561html。

也有学者质疑这种规范,如刘品新认为,针对区块链记录入链前真实性设置专门规则的做法,实属匪夷所思,入链前的记录可以呈现为一切

法定证据形式,与区块链技术并无关系,怎么会被纳入区块链证据真实性规则? 参见:刘品新《论区块链证据》,《法学研究》2021年第6期,

第145页。

段陆平ꢃ区块链证据规则体系化的三重逻辑及其制度展开

实有效且准确的说理。即便引入懂区块链技术的专家进行辅助,在短时间内法官对技术可能也难以理解,当

专家出现不同意见时,法官也很难根据良知和理性对区块链证据作出准确采信。因此,依然需要在准确把握

区块链技术原理的基础上,在制度层面对区块链证据根据不同技术特征作出更为细致的规范指引。例如,根

据区块链平台可以分为公链、联盟链、私有链等技术特征设定不同的规则指引。从技术层面看,公链的去中

心化程度是最高的,其防篡改性的技术特征也最强,因此对于公链上储存的电子证据,一般认为其真实性程

度最高,相应地,对其审查判断也无须过度限制,似乎可以直接推定。而对联盟链而言,相比公链其去中心化

程度要低,而且其又可以区分为司法联盟链、商业联盟链等不同平台,相应的审核规则应比公链严格一些。

最后,对于私有链上储存的电子数据,由于其本身还是中心化的逻辑展开,因此要进行最为严格的审查^①^。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区块链技术的真实性保障的客观认知,还要注意区块链技术只能保证电子数据的数

据不被篡改,至于电子数据的具体内容是否真实还需要法官结合其他证据进行审查判断。根据学界的理论

总结,电子证据的真实性审查一般可以从电子证据载体的真实性、电子数据的真实性以及电子证据内容的真

实性三方面展开^②^。在笔者看来^,最核心和必要的区分应该是电子数据的数据与内容^,而对这两者作真实性

判断时具有不一样的关注点。例如,甲乙达成了侵犯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房屋买卖协议,并且向法院提起虚假

诉讼,甲乙在签署合约的同时将其存储在某区块链存证平台上,对于该证据,其数据本身的真实性是没有问

题的,但是其内容则是虚假的。因此,法官在审查判断的时候,可以认定存储于某区块链平台的电子合同的

数据的真实性,但是其内容真实性还需要结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性审查判断。

(三)保障当事人实质性诉讼权利的制度规范

对于区块链技术运用于司法领域的法律规制,就如何保障当事人实质性诉讼权利这一问题,需要区分民

事诉讼与刑事诉讼来分别展开论述。

首先,在民事区块链证据规制模式中保障当事人的实质性诉讼权利。民事诉讼奉行的基本模式是当事

人主义,更为强调法院、法官的中立性,当事人在举证、质证等环节则更多强调“各凭本事”。然而,区块链技

术在存证领域的应用以及法院参与甚至主导区块链存证平台构建的司法联盟链,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上述

格局。由于区块链存证平台以及《在线诉讼规则》确立的区块链证据真实性推定规则,是天然有利于利用区

块链存证平台进行电子数据存证一方的,法院的主导参与就有违司法的中立性要求,虽然法院主观上并不具

有此种偏向性。此外,相对于能够利用区块链技术的当事人而言,对方当事人可能属于对区块链技术不了解

甚至完全属于数字弱势的群体。总之,基于法院的中立性要求以及保障当事人实质性诉讼权利的考虑,在确

立区块链证据真实性推定规则后,还要在制度层面充分地保障持区块链证据的对方当事人以必要的程序性

权利,特别是各种异议的权利、质证的权利。《在线诉讼规则》中有关区块链证据的四个规定明确赋予了当事

人可以提出区块链证据上链前、上链后真实性异议的权利,可以申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发表意见,以及申请

法院鉴定区块链证据真实性的权利等内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体现了在数字时代程序正义理念下对另一

方当事人特别是可能属于数字弱势群体的当事人的权利保障逻辑。但是,这些规定依然存在着能否保障当

事人实质性诉讼权利的疑问。在民事诉讼中,由于数据掌握在一方当事人手中,其可以通过多重存证生成基

于同一行为的不同数据,在诉讼中选择对己方更有利的数据版本提交检验,因而即便通过了哈希值的检验,

数据仍然有可能被造假,这时另一方当事人便处于弱势的地位了。

应当注意的是,《在线诉讼规则》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申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就区块链技术存储

电子数据相关技术问题提出意见。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申请或者依职权,委托鉴定区块链技术存储电

子数据的真实性,或者调取其他相关证据进行核对。”但此处的问题在于,最终是否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

提出意见,其决定权在于法院,那么,在当事人确实需要有专门知识的人帮助时,如何有效地获得相应帮助

呢? 可能还需要进一步明确,某些特殊情况的案件必须要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例如在案件重大、双方

①

②

参见:段陆平、罗恬漩《在线诉讼区块链证据规则的理论逻辑与制度体系》,《民主与法制时报》2021年7月22日,第6版;崔世群《区块链证据

真实性问题研究》,《经贸法律评论》2021年第3期,第153ꢊ154页。

褚福民《电子证据真实性的三个层面———以刑事诉讼为例的分析》,《法学研究》2018年第4期,第123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争议较大时,法院必须要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用保障性利益的适当倾斜缩小区块链存证中双方当事人

的数据能力差距,从而保证诉讼竞技的公平性。

其次,在刑事区块链证据规制模式中保障当事人的实质性诉讼权利。刑事诉讼中对于被追诉人权利的

保障,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两种模式:一是从当事人角度出发的权利保障模式;二是从规制、制约公权力角度出

发的权力保障模式^①^。针对区块链证据的运用规制^,同样也可以从这两方面展开^。

第一,权利保障模式及相应制度规范。对于被追诉人而言,刑事诉讼中区块链存证技术的应用,首要保

障的是质证权。相较于民事诉讼而言,刑事被告人的质证权保障或许更为重要。这主要是因为刑事证据法

的基本功能不仅包括以保障真实性为主要目的的“求真”功能,还包括以保障公正价值的“求善”功能,其中人

权司法保障乃是证据法公正价值的核心内容,质证权作为被告人的基本权利^②^,保障其有效落实是证据规则

必须要考虑的核心要素。基于此,更应当辅之以有专门知识的人的帮助。

当然,除了质证权的保障外,还可以考虑另外两种新权利,即要求侦控机关对于电子数据在区块链平台

进行存证的权利和数字援助权。具体而言,在刑事诉讼中,审判所依据的证据几乎都是由侦控方搜集、保存,

这些由侦查人员、检察人员“经手”,追诉人却难以接触的证据的真实性,在审判中经常成为被告争执的焦

^点^③^。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司法实践情况来看^,侦控方篡改证据以有利于控诉的情况是有例可循的^④^。为了

减少这种争议,防止侦控方篡改证据的情况出现,可以考虑赋予被追诉人要求侦控机关收集电子数据等证据

材料的同时在区块链存证平台进行存证的权利。此外,被追诉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本就属于与控方资源不

对等、信息不对称的地位,区块链证据的出现,更进一步加剧了此种不对等,由于被追诉人“数据鸿沟”的存

在,使得其难以有效地对区块链证据提出质证意见,即使某些重大、有影响性的案件中有免费的法律援助,但

这也仅仅是“法律”方面的援助,在数字化时代,这种对数字弱势群体的“数字”援助或许比法律援助更为重

要。因此,可以考虑在理论上确立一种被追诉人的数字援助权,这种权利或许可以纳入数字人权范畴。

第二,权力制约模式及相应制度规范。这主要是指需要转变在刑事诉讼区块链存证上的“权力中心主

义”理念或逻辑立场,要坚持权力制约与被追诉人权利保障相统一。从目前已有的一些实践情况的报道来

看,侦控方运用区块链存证的主要目的在于减轻审判中检察官控诉的压力,实现在庭审中的“自证清白”^⑤^。

换句话说,这种做法的价值取向和逻辑立场依然是“权力中心主义”,即主要是为了保障国家公权力(侦查权、

^起^诉^权⁾^的^有^效^行^使^,^促^进^控^制^犯^罪^目^的^的^有^效^实^现^⑥^。这样的逻辑立场本身并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如果没

有有效的制度规范对侦控方运用区块链存证的行为进行规制,则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权力滥用,导致冤假错案

的发生。根据前述对区块链技术特征的分析,区块链存证只能保证上链以后的数据不被篡改,上链以前的电

子数据是否有过修改,则是无法通过区块链技术进行验证的。因此,如果侦控方在取证以后对电子数据进行

了修改,然后把修改后的有利于控诉的电子数据上传至区块链存证平台进行存证,法庭审判时法官经技术验

证直接认可了上链后电子数据的真实性,而被追诉人又因为“数据鸿沟”等问题难以对上链前的电子数据进

行有效质证,那么就会出现一种悖论:区块链存证本身是为了准确认定案件事实、保障司法公正而产生的新

技术应用,却由于制度规范的不足,导致了司法不公正结果的出现。

因此,对于刑事诉讼中侦控机关运用区块链存证的行为一定要有严格的制度规制。最好的方式是在建

①

②

③

④

相关讨论可参见:马静华《供述自愿性的权力保障模式》,《法学研究》2013年第3期,第158ꢊ171页。

张保生《证据法的基本权利保障取向》,《政法论坛》2021年第3期,第7页。

苏凯平《当证据“上链”:论区块链科技应用于法庭证据》,《台大法学论丛》2019年第50卷第3期,第1015页。

需要指出的是,侦控机关篡改证据或者当事人、社会公众不信任侦控机关,质疑侦查机关可能篡改经手或保管的证据,在世界各地皆有案例。

例如日本曾经于2009年发生厚生劳动省事务次长村木厚子遭逮捕的事件,该案涉及检方为了使证据符合起诉书内容,而篡改磁碟片内的档

案信息的情况,引起舆论哗然,村木厚子后来获判无罪。在美国,亦有如加州检察官AnthonyJosephRackauckasJr.为赢得检察官选举,而在

承办一起受瞩目的性侵案件时伪造证据的案例,加州因此制订新法,检察官篡改或隐匿对被告有利之证据的行为,由轻罪改为重罪,可处3

年以下有期徒刑。转引自:苏凯平《当证据“上链”:论区块链科技应用于法庭证据》,《台大法学论丛》2019年第50卷第3期,第1015页。

《“司法取证+区块链”西湖检察:实现边取证边“公证”》,《杭州日报》2021年4月9日,第A11版。

⑤

⑥

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中,效率优先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也是呈现出类似的逻辑。参见:段陆平《健全我国轻罪诉讼制度体系:实践背景

与理论路径》,《中国刑事法杂志》2021年第2期,第166ꢊ168页。

段陆平ꢃ区块链证据规则体系化的三重逻辑及其制度展开

立政法统一的区块链存证平台的基础上,明确规定侦控机关在对电子数据进行取证的同时即刻上传至区块

链存证平台,将取证到存证的间隔时间限制在最短,从而避免侦控机关对电子数据的篡改或减少篡改的可能

^性^①^。法院在审查判断区块链证据入链前证据是否已经被篡改时^,也要注意从区块链取证到存证之间的时

间差的角度进行分析判断。另外,有些证据如果难以在取证的同时同步入链,在取证后到存证前的阶段,依

然需要严格按照证据保管链的要求执行。

四ꢃ结语

纵观《在线诉讼规则》第十六条到第十九条规定的具体内容不难发现,从真实保障逻辑到差别对待逻辑

再到权利保障逻辑的思路与线条还是较为清晰可见的,基于此种逻辑构建的具有层次性的区块链证据规则

体系已经初步成型。当然,未来在线诉讼区块链证据规则还需要继续秉持这样的理论逻辑而进一步完善。

从体系化角度来看,《在线诉讼规则》确立的区块链证据规则仅仅是完成了将区块链证据的审查认定规则区

分为“入链前真实性审查规则”与“入链后真实性审查规则”这一个方面的类型化,而且相关规定仍然显得不

够明确、细致。在区块链存证平台种类纷繁、区块链证据生成场景形态多样的境况下,法官在审查认定区块

链证据真实性时无疑需要更系统、有针对性、可操作的规则指引^②^。区块链证据规则的进一步体系化构建与

完善可以考虑多种思路,例如从区块链证据的存证规则、取证规则、认证规则等方面展开,也可以从区块链证

据的证据能力审查规则、证明力审查规则等方面进行,或者从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传统三性分析展开。

[责任编辑:苏雪梅]

①

②

刘品新也指出,尽可能缩短数据入链前的时间是保障入链前数据真实性的重要方法。若能将入链时间压缩到一个合理的时间内,使其不存

在被造假的可能,即可在很大程度上保障入链前数据的真实性。参见:刘品新《论区块链证据》,《法学研究》2021年第6期,第163页。

段陆平、罗恬漩《在线诉讼区块链证据规则的理论逻辑与制度体系》,《民主与法制时报》2021年7月22日,第6版。

第51卷第1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

SocialSciencesEditionꢂ

024年1月

Vol51ꢀNo1

Januaryꢀ2024

区块链证据真实性保障的

全流程困境与破解路径

张洪亮_ꢃ许世强

ꢃꢃ摘要:区块链证据是现有法定证据的区块链化,具体包括由区块链原始生成、存储、核验、转化的电子数据。从

全生命周期视角出发,区块链证据始终处于生成、收集、保存、提出、运用的流程之中,但其真实性保障在庭前固定

阶段、庭审展示阶段以及庭后确认阶段都面临不同程度的困境。区块链证据真实性保障全流程困境的系统性原因

主要是区块链证据的技术局限、诉讼参与主体对区块链证据的能力匮乏以及区块链证据真实性规则的实效不足。

因此,可通过规范区块链证据平台,完善区块链证据的质证程序,完善区块链证据的审查认定规则,加强对区块链

证据真实性的保障。

关键词:区块链;证据;在线诉讼;全生命周期

DOI1013734ꢄjcnki1000-531520240302

收稿日期:2023-09-12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四川省数字政府的法治建构研究”(2023JDR029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洪亮,男,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法学院助理研究员,E-mailꢅ1050077408@_q_qcom;

许世强,男,四川资阳人,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主任。

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以区块链技术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深度嵌入司法实践之中,智慧司法蓬勃发展。其

中,区块链技术在证据领域的广泛应用引发了证据制度与理论体系的深刻变革。自2018年杭州互联网法院

一审宣判全国首例区块链证据案起,区块链证据大量进入诉讼程序。作为证据保全、技术鉴真的突破性创

新,区块链证据依托区块链技术可信、不可逆、可追溯、不可篡改等技术特性,在诉讼程序中发挥了防篡改、防

灭失、鉴真成本低、鉴真效率高等重要功能^①^。_作_为_区_块_链_技_术_与_电_子_数_据_的_结_合_体,_区_块_链_证_据_技_术_性_强、

专业门槛高,对法官、当事人等诉讼参与主体而言,其应用需要直面技术之门,而过高的技术门槛导致区块链

^证^据^真^实^性^的^审^查^认^定^一^度^陷^入^乱^局^②^。为规范区块链证据真实性的审查认定^,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6

月发布《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以下简称“《在线诉讼规则》”),该规则第十六条到第十九条对区块链证据

的效力、双方当事人的证据义务以及真实性审查要素等内容作出了全面规定。《在线诉讼规则》实施后,学界

^围^绕^区^块^链^证^据^真^实^性^问^题^展^开^了^大^量^的^研^究^③^,为全面揭示区块链证据真实性的技术机理^、应然价值^、审

查方法、认定规则等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但这些研究大都将区块链存证作为区块链证据的唯一类型,研究对

①

②

③

参见:刘品新《论区块链存证的制度价值》,《档案学通讯》2020年第1期,第24ꢊ25页;奚哲涵《区块链存证的电子数据之证据“三性”判断》,

社会科学家》2022年第7期,第127ꢊ128页。

《

参见:成都中院(2019)川01民终1050号民事判决书;杭州互联网法院(2018)浙0192民初81号民事判决书;北京东城区法院(2018)京0101

民初3834号民事判决书。三个案件判决在存证平台资质审查标准、认定标准和审查内容方面都持不同的认识。

参见:李锟《区块链证据的技术优势与审查规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第88ꢊ90页;李晓丽《论区块链技

术在民事审判事实认定中的应用》,《法律适用》2022年第10期,第160ꢊ161页;杨幸芳《论区块链存证真实性审查》,《中国应用法学》2023

年第3期,第178ꢊ180页。

张洪亮ꢃ许世强ꢃ区块链证据真实性保障的全流程困境与破解路径

象不符合区块链证据的真实场景,或者从概念到概念的重述或堆砌,未基于区块链证据的实践状况展开实证

研究,或者仅从区块链证据的真实性审查这一静态的研究视角展开对区块链证据真实性的研究,没有从区块

链证据的取证、存证、举证、质证、认证等动态视角研究区块链证据真实性的运行历程。根据证据“生命流程”

理论,区块链证据并非静态地、片段地、孤立地存在,而是处于动态性、连续性、过程性的生命流程之中,全生

^命^周^期^包^括^区^块^链^证^据^的^生^成^、^收^集^、^保^存^、^提^出^、^运^用^等^五^个^环^节^①^。立足既有研究的启示与不足^,本文以

揭示与破解区块链证据真实性保障的困境为问题意识,以区块链证据的全生命周期为研究视角,以《在线诉

^讼^规^则^》^实^施^后^涉^及^区^块^链^证^据^的²⁰⁸^个^案^件^②⁽以下简称^“样本案件^”⁾为实证样本^,研究区块链证据真实性

保障的困境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破解困境的路径。

一ꢃ区块链证据概念范畴的泛在化与应用场景的类型化

自2018年杭州互联网法院建立全国首个司法区块链平台以来,全国各地法院的司法区块链平台和商业

化运行的区块链存证平台也纷纷建立,为电子证据的提取和存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很多当事人开始通过区

块链存证替代传统的公证存证。区块链作为一种新兴数字技术,在证据领域中发挥作用的前提是明确其概

念范畴与应用场景。由于区块链在证据领域中的应用尚处于发展阶段,并未达到相对稳定的状况,《民事诉

讼法》、《在线诉讼规则》等现行证据规则并未对区块链证据及区块链在证据领域的应用场景作出明确的规

定。在区块链应用于证据实践之初,学界对于其概念范畴及应用场景便持续关注,但至今未形成统一的认

识。学界对区块链证据的概念范畴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将区块链作为一种新型存证技术,将区块

链证据仅界定为区块链存证证据^③^,基于区块链存证技术应用场景的不同^,又将区块链存证划分为原生型存

证与非原生型存证^④^。第二种观点将区块链作为一种泛在于法定证据中的数字技术^,相应地^,区块链证据泛

^指^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一^切^证^明^材^料^⑤^。两种观点都认可区块链证据并非一种新型的证据类型^,而是既有证

据类型的区块链化,第二种观点在概念外延方面涵盖了第一种观点。从证据的全生命周期角度分析,区块链

证据不仅限于对既有证据予以保存这一应用场景,在对既有证据的生成、收集和保存等环节中都有区块链的

应用。因此,仅将区块链证据界定为区块链存证证据显然与实践不符,更不利于建构科学的区块链证据理论

及完备的规则体系。为此,应将区块链证据的概念范畴明确为一切基于区块链技术而形成的证明材料这一

泛在化的界定。

泛在化的概念范畴能够最大限度涵盖区块链的应用场景,但可能因其过于泛化,而使不同应用场景的区

块链证据在真实性证明、质疑、审查、认定等方面的不同要求难以彰显。为此,需要对区块链在证据领域中的

应用场景予以类型化。学界已经有不少学者意识到该问题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大量的类型化建构方案。其

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第一种观点认为区块链的应用场景包括区块链生成之证据、区块链存储之

证据、区块链核验之证据等三类^⑥^;第二种观点认为区块链的应用场景包括利用区块链平台在线取证^、利用

^区^块^链^平^台^进^行^数^据^存^证^、^利^用^区^块^链^平^台^进^行^传^统^证^据^电^子^化^等^三^类^⑦^。两种观点都将区块链生成^、存储

之证据作为主要应用场景,且在区块链生成之证据的对象、范围方面的认识也是一致的,主要区别在于第一

种观点仅将区块链存储之证据限定为对电子证据的存储,而第二种观点特别明确了书证、物证等传统证据电

子化后也可作为区块链的应用场景;第一种观点将仅有哈希值等区块链核验的证据作为单独的应用场景,而

第二种观点未将此纳入其应用场景的类型化方案之中。

我们认为,从区块链证据的实践状况、功能实现以及证据理论等多方面考量,可将区块链在证据领域中

①

②

冯俊伟《刑事证据“生命流程”的理论阐释》,《中国法学》2023年第1期,第268ꢊ272页。

笔者以“区块链存证”、“区块链取证”、“区块链证据”为关键词,对2021年8月1日至2022年7月1日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开的民事裁判文

书进行了全文搜索,剔除重复文书,收集到相关裁判文书208份及其对应的208个案件。

参见:罗恬漩《民事证据证明视野下的区块链存证》,《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第65ꢊ67页;邹龙妹、宿云达《民事案

件区块链存证的逻辑、困境与进路》,《北方法学》2022年第4期,第126ꢊ127页。

③

④

⑤

⑥

⑦

胡铭《区块链司法存证的应用及其规制》,《现代法学》2022年第4期,第164页。

刘品新《论区块链证据》,《法学研究》2021年第6期,第132ꢊ134页。

邓永民、徐昕《区块链证据“客观印证”的合理性思考》,《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第69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的应用场景作出四种类型的建构。一是区块链原始生成的电子数据。如比特币网站中数字货币的数据、地

址信息以及转账记录等数据,此类电子数据在没有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原始生成于区块链系统,在生成之时就

以区块链防篡改技术予以保真,具有全生命周期的防篡改保障。二是区块链存储的电子数据。该电子数据

并非原生于区块链,而是通过技术手段从其他互联网平台提取复制进入区块链存储。根据上链存储的时间

不同,又可细分为生成之时上链存储的电子数据和生成之后上链存储的电子数据。前者如某银行将网络贷

款合同在签署之时就上链存储,后者如某著作权人将某网站上侵害其网络信息传播权的电子数据提取复制

进入区块链存证平台存储。三是区块链核验的电子数据。此时,区块链存证系统存储的不是电子数据本身,

而是该电子数据的数据指纹———哈希值,即运用哈希函数计算得到的唯一且紧凑的数值表示形式,具有唯一

性。该电子数据仍然采用传统模式单独保存于中心化的数据库之中,核验该电子数据是否篡改的主要方式

是对比区块链系统存储的哈希值是否与中心化存储的电子数据的哈希值一致。因为不同的电子数据计算得

到的哈希值是不同的,哈希值与电子数据具有唯一的对应性且哈希函数是单向加密函数,是不可逆的,根据

哈希值不能反向计算得出电子数据本身。由于分布式存储对计算能力和存储空间要求很高,存储电子数据

本身的成本很高,目前区块链存证多采用此种方案。四是区块链转化的电子数据。即将传统书证、物证、视

听资料等证据电子化转化之后存入区块链系统,如浙江嘉兴法院应用“3D+AI+区块链”技术,将传统物证

进行数字化扫描,结合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建模成像,对模型数据应用区块链技术实时存证,建立起集数据采

集、数据上链、数据管理于一体的“云上物证室”^①^。

之所以将上述四类证据作为区块链的应用场景类型,主要是因为它们都采用了区块链去中心化的分布

式存储技术、多节点共享的读取技术、严格的防篡改技术来保障电子数据入链之后不能被篡改。其实质是现

有法定证据类型的区块链化,即“区块链+法定证据”,并非一种新的独立的证据类型^②^。此外^,四类区块链

应用场景及其相应类别的区块链证据在入链时间点、真实性保障的阶段和程度不同,从而导致其在证据周期

中的真实性风险、抗辩焦点、审查认定重点等各不相同。

二ꢃ区块链证据真实性保障的全流程困境

随着《在线诉讼规则》的实施,区块链证据的采信率进一步提升,甚至到了“神化”其效力的状况。在208

个样本案件中只有1个案件法官未采信当事人提交的区块链证据,采信比例高达99.52%。据不完全统计,

《

在线诉讼规则》实施前,至少有₂个案件法官未采信当事人提交的区块链证据③,这表明法官从“忽视”、“漠

^视^”^区^块^链^证^据^向^“^一^概^认^可^”^区^块^链^证^据^的^激^进^转^变^④^。区块链证据的这一畸高采信结果^,一方面说明了

在线诉讼规则》实施后,区块链证据在案件事实查明中的重要功能,顺应了区块链司法的时代发展趋势⑤;

《

另一方面也引发我们经由区块链证据采信结果导向其真实性保障困境的反思。结合庭审实质化改革要求,

可将全生命周期视角下区块链证据的生成、收集、保存归结到区块链证据真实性的庭前固定阶段;将区块链

证据的提出归结到区块链证据真实性的庭审展示阶段;将区块链证据的运用归结到区块链证据真实性的庭

后确认阶段。通过实证研究可以发现,区块链证据真实性保障在三个阶段都面临不同程度的困境。

(一)庭前固定阶段区块链证据真实性保障的困境

庭前阶段主要涵盖区块链证据的生成、收集、保存,该阶段主要通过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区块链平台的作

用及其取证行为对区块链证据的真实性予以固定。但区块链证据平台、区块链取证行为的实然状况却与其

应然定位存在不同程度的龃龉与距离。

.区块链证据平台的多元化与平台资质标准的不统一

区块链证据平台是区块链证据生成、收集、保存的载体,也是区块链技术应用于证据领域具体场景的媒

介。区块链技术通过嵌入区块链证据平台发挥将法定证据区块链化的功能。因此,区块链平台对于庭前阶

①

②

③

④

⑤

余建华《浙江法院推广应用“云上物证室”》,《人民法院报》2021年2月18日,第1版。

刘品新《论区块链证据》,《法学研究》2021年第6期,第139页。

参见:(2019)湘知民终441号民事判决书;(2019)川01民终1050号民事判决书。

伊然《区块链存证电子证据鉴真现状与规则完善》,《法律适用》2022年第2期,第109ꢊ110页。

孙占利《运用区块链推进智慧法院建设研究》,《法律适用》2020年第1期,第29ꢊ31页。

张洪亮ꢃ许世强ꢃ区块链证据真实性保障的全流程困境与破解路径

段区块链证据的真实性保障,尤其是数据源的真实性至关重要。随着区块链在证据领域应用场景的拓展,大

量区块链证据平台应运而生。仅样本案件中涉及的区块链证据平台便高达近30个,根据运营主体的不同,

可将这些平台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商业区块链平台,即由互联网公司等市场主体设立、运营的区块链平台,

样本案件中有161个案件的区块链证据来源于该类主体,具体包括“IP360真相科技”、“至信链”、“权利卫

士”、“原本存证链”、“音乐蜜蜂平台”、“易保全”等;二是公证区块链平台,即由公证机构运营的区块链平台,

样本案件中有15个案件的区块链证据来源于该类平台,主要包括“公证云”、“简证”等;三是司法区块链平

台,即由法院运营的区块链平台,样本案件中有32个案件的区块链证据来源于该类主体,比较有影响力的包

括杭州互联网法院“司法区块链”、广州互联网法院“网通法链”及北京互联网法院“天平链”电子证据平台等

三家互联网法院运营的区块链平台,此外,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司法区块链统一平台”,吉林省、山东省、

郑州市、合肥市、成都市郫都区等法院的电子证据平台也属于司法区块链平台的改革创新。

三类平台的主要区别从形式上看是运营主体的不同,实质上三者的运行逻辑各不相同。商业平台的运

行逻辑是技术逻辑与市场逻辑的叠加,市场逻辑具有天然的逐利属性;公证平台的运行逻辑是技术逻辑与公

证信誉担保逻辑的叠加,公证机构以公证形式确认区块链证据的真实性,二者从技术信誉与公证信誉两个方

面赋予证据真实性双重保障^①司法平台的运行逻辑是技术逻辑与司法公信力逻辑的叠加^,相较于商业主

体、公证机构,法院在证据生成、收集、保存中的中立性最强,并具有对证据采信与否的事实认定权。因此,对

于司法平台生成、收集、保存证据的真实性,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而对于商业平台、公证平台中的区块

链证据,样本案件中有超过半数的质证方对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这主要是因为质证方对商业平台、公证

平台的不信任,提出区块链技术不可靠、平台资质缺乏、取证行为不规范等具体异议事由。区块链技术、平台

资质的问题背后都涉及对区块链平台的审批监管,其主要依据为区块链平台的资质标准。

;

区块链平台的资质标准主要反映平台是否达到相应的技术要求,能否保障平台在生成、收集、保存证据

过程中保持安全、清洁、稳定、可靠。现阶段区块链平台的资质标准并不统一,实践中主要有三种标准。一是

电子认证许可型。依据《电子签名法》,要求提供电子认证服务的机构必须取得《电子认证服务许可证》。在

(₂₀₂₁₎_川₀₆_知_民_初₂₉₁号民事案件中,质证方提出区块链存证服务提供商没有取得电子认证的资质。电子

认证服务主要是对电子签名进行真实性保障,其内涵不同于电子数据的区块链存证。将《电子认证服务许可

证》作为区块链平台资质的审查标准,属于张冠李戴。二是登记备案型。依据《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要求区块链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就相关信息履行备案手续。在(2022)粤0304民初13163号民事判决书中,

法官认为区块链平台通过了国家网信办区块链信息服务备案,具备技术资质。但国家网信办《关于发布第五

批境内区块链信息服务备案编号的公告》已明确指出,备案登记并非代表国家对平台、服务和产品的认可。

三是安全检测型。以网络和信息安全检测为判断标准。在(2022)粤0304民初13136号民事判决书中,法官

认为区块链平台通过了“区块链电子数据清洁性鉴定”、信息安全等级保护三级测评、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

信息化测评中心“质量(可用性)测试”等测试和鉴定,具备相应的资质。相较于前两种标准,有观点认为安全

检测基本涵盖了电子数据所涉及的软件要求和平台对数据进行安全保障的能力,是当下作为区块链资质审

查依据的最优选择^②^。

.取证行为的规范性依据不足与审查标准不统一

取证行为的规范性直接决定了区块链证据生成、收集、保存过程中的真实性。在司法实践中质证方对于

举证方取证行为的规范性质疑也构成了对区块链证据真实性的主要异议事由。但在《在线诉讼规则》等证据

规则中并未明确规定区块链证据取证行为的规范性依据。实践中由于不同法院对区块链技术的理解和掌握

程度不一,对区块链取证行为的审查标准大相径庭,主要表现为三种类型。一是依据区块链平台发布的操作

指引,审查取证行为的规范性。如(2021)川06知民初291号案件判决书认为:北京联合信任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发布的操作指引,作为存证方式的操作规范,具有一定指导作用,且本案双方当事人均认可上述操作指

①

②

罗恬漩《区块链存证在我国民事在线诉讼中的适用问题辨析》,《学术交流》2022年第5期,第58ꢊ59页。

朱福勇、曾子亮《论区块链电子证据司法审查的核心要义》,《科技与法律》2022年第2期,第39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引,故本院参照操作指引判定取证录屏文件的效力。二是依据取证过程是否经过鉴定或公证,审查取证行为

的规范性。如(2021)川0117民初3121号案件判决书认为,保全网取证直连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提供的

取证环境,其取证过程具有可靠性。三是从法官的主观认知,审查取证行为的规范性,并没有具体的客观依

据。如(2021)京73民终1224号案件判断书认为,涉案取证行为已最大限度地排除因操作者不当介入、操作

设备不清洁、网络环境不真实等因素可能对取证结果造成的影响,较大程度上保证了证据真实、有效,无被篡

改的可能性。

(二)庭审展示阶段区块链证据真实性保障的困境

庭审阶段直接对应证据的提出环节。优质化的庭审可使控辩双方(原被告双方)围绕区块链证据的真实

性展开充分的展示。在此阶段,区块链证据的真实性问题可具象为控辩双方(原被告双方)对区块链证据的

^不^同^说^法^中^哪^种^说^法^更^为^可^信^的^问^题^①^。但现阶段举证方与质证方在说明义务^、说明能力^、说明效力等方面

处于失衡状态,并不能通过庭审充分展示区块链证据的真实性。

.举证来源广且举证说明弱

区块链证据的举证来源广泛,不同案件案由、不同区块链平台、不同证据类型层出不穷,期间举证方若不

积极承担证据的说明义务,则质证方很难有针对性地进行质疑,法官也很难围绕真实性问题的争议焦点展开

充分审查。具体而言,在案由分布方面,样本案件中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73件,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

纷33件,金融借款合同30件,侵害作品放映权纠纷25件,网络租赁合同纠纷19件,侵害商标权纠纷15件,

网络侵权纠纷12件,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1件,案由分布广泛,不同案由对于举证方的说明义务要求各

不相同。在区块链平台分布方面,样本案件中商业区块链平台、公证区块链平台、司法区块链平台等各类平

台都有区块链证据生成、收集、保存,且三者的运行逻辑不同,对举证方的说明义务要求也不尽相同。在证据

类型方面,样本案件涵盖了除区块链生成的电子数据之外的所有区块链证据类型。通过区块链提取的电子

数据有133件,集中在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侵害商标权纠纷和网络侵权纠

纷领域。通过区块链实时存储的电子数据有19件,集中在网络租赁合同纠纷领域。通过区块链存储电子数

据哈希值的有30件,集中在金融借款合同领域。通过区块链将资料转化为电子数据上传到区块链系统的有

5件

,集中在侵害作品放映权纠纷领域。不同种类区块链证据的技术作用机理、鉴真效力不同,相应地,举

证方的说明义务也应有所不同。但在样本案件中,举证方普遍采用的举证方式是向法官提交《区块链存证证

明书》,载明相关电子数据文件的哈希值、存证主体、存证时间等内容。所有案件的举证方都没有主动对区块

链证据的来源、取证过程、技术手段、取证方式、平台资质、取证环境等技术性事项作出说明,这就导致质证方

难以知悉区块链取证、存证的运行原理和过程,难以提出实质性的质证意见。

.质证难度大且质证能力保障弱

在对区块链证据的质证中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质证门槛高、质证异议少的现象。在208件样本案件中,

₂05个案件的质证方对举证方提出的区块链证据无异议^。

^仅^有3^个^案^件^的^质^证^方^对^区^块^链^证^据^提^出^了^异

议,但具体的异议事由也仅停留在表面,未能深入到区块链证据的技术内核。在(2021)粤03民终26736号

案件中,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内容真实性存疑,出具主体资质不合法,取证流程存在巨大漏洞,无

第三方监督。在(2021)川06知民初291号案件中,被告认为存证服务提供商没有电子取证、认证的资质,未

按操作指引要求的取证环境、操作步骤进行取证,未对取证设备进行检查,可能出现虚拟指向,无法确定取证

视频的真实性。在(2021)川0192民初1022号案件中,被告对原告提交的区块链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予

以认可,对其关联性和证明力不予认可,但未提出具体理由。

对区块链质证不力的原因,主要在于对质证方的质证能力保障不足,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

《在线诉讼规则》将区块链证据的不真实性作为质证方的举证责任。《在线诉讼规则》第十六条到第十八条在

赋予区块链证据具有“推定未经篡改”的效力后,需要质证方就证据上链后的不真实性以及上链前的不真实

性等两个阶段区块链证据的不真实性承担举证责任,此种消极性事实的证明难度较高,质证方提出异议的成

①

刘品新《论电子证据的理性真实观》,《法商研究》2018年第4期,第65页。

张洪亮ꢃ许世强ꢃ区块链证据真实性保障的全流程困境与破解路径

功率较低^①^,质证方的异议积极性将会受到较大影响^。二是质证方相对于举证方处于技术弱势地位^。在样

本案件中,98.08%的区块链证据由原告提交,90%以上的原告都聘请了专业律师,并依托同一家区块链存证

平台进行批量取证、存证,然后对被告批量提起诉讼。如建行深圳分行作为原告委托2名律师,依托“至信

链”区块链存证平台取证,对30余名被告提起金融借款合同诉讼,而在样本案件中,被告聘请律师的比例不

到30%,甚至有部分被告未到庭参加诉讼。因此,不论是法律素养还是技术素养,被告都处于劣势地位。如

果不能在质证程序或审查规则的设计上适当向处于弱势地位的质证方倾斜,质证权的实质性行使将难以实

现。甚至有被告提出,作为同一事由批量起诉案件,区块链取证的要求理应提高标准^②^。三是具有专门知识

的人出庭和鉴定程序沦为摆设。为弥补当事人和法官在区块链专业技术知识方面的缺陷,保障庭审中充分

质证,《在线诉讼规则》第十九条规定了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和申请鉴定等配套制度,但从样本案件的情况来

看,没有一件案件的当事人申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或者申请对区块链证据进行鉴定。其主要原因在于目

前涉及区块链证据的案件都属于小标的互联网金融、著作权权属侵权以及网络租赁合同纠纷,对于较小的诉

讼标的额,当事人行使该项权利的动力和积极性明显不足。

(三)庭后确认阶段区块链证据真实性保障的困境

庭后阶段主要对应区块链证据的运用环节。该环节的核心内容是法官对区块链证据的审查与认证。在

该阶段中法官对区块链证据审查、认证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区块链证据真实性审查标准不统一、技术说理泛

化以及认证程式化现象突出等三个方面。

.真实性审查标准不统一

证据审查标准是指诉讼中法官评判和衡量证据真实性是否达到内心确信的尺度或程度^③^。根据^《在线

诉讼规则》第十六条的规定,区块链证据具有上链后推定真实的效力。受此规则影响,99.52%的样本案件持

推定真实的审查标准。但有1份判决书持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该判决认为:“电子数据具有真伪的脆弱性、传

递的技术性、极强的可复制性等特殊属性,并非只要采取上述技术手段所采集的电子数据就是真实可靠的,

存在抓取之前已因所处设备或网络环境存有问题而遭受破坏的可能性。虽然认证证书证明所附录屏文件未

经篡改,但仅能证明该录屏文件上传后未经篡改,但无法保证其上传前的状态。”^④

.技术说理泛化

对于区块链证据不论是采信,还是不予采信,均采取技术说理。采信的理由包括:提供服务的区块链平

台具有相应的备案和资质,采用的存证方案和存证平台符合《在线诉讼规则》的要求;区块链证据具有可信、

不可篡改的特征,在无相反证据推翻的情况下,应确认其真实性;涉案取证行为规范、取证环境干净、取证人

员中立,保证了证据真实、有效、无被篡改的可能性。不予采信的理由包括:取证设备和取证方式不符合操作

指引的要求;取证过程未展示对取证设备进行安全性及清洁性检查和互联网连接真实性检查的过程;认证证

书仅能证明该录屏文件在上传至时间戳中心后未经篡改,但无法保证其上传前的状态。

.法官认证程式化现象突出

样本案件中法官认证的方式主要包括以下三种。其一,引用法条型说理。这类型的说理采用的主要论

述方式是先引用法条,然后认定举证方提交的证据符合法条的要求,法院依法予以确认。典型论述为:本院

经审查认为,申请人采用存证方案和存证平台符合《在线诉讼规则》的要求,对原告提供的电子数据本院依法

^予^以^确^认^⑤^。此类说理没有具体阐明事实和理由^,呈现出认证过程虚化^、认证说理形式化的问题^。其二^,简

单技术型说理。此种说理首先阐述区块链技术具有可信、不可篡改的技术特征,然后认定经过区块链提取或

存储的电子数据在无相反证据予以推翻的情况下,法院应确认其真实性。典型表述为:区块链存证具有可

①

②

③

④

⑤

谢登科《电子数据的技术性鉴真》,《法学研究》2022年第2期,第220页。

(2021)粤03民终26736号民事判决书。

毕玉谦《证据制度的核心基础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96页。

(2021)川06知民初291号民事判决书。

(2022)粤0304民初13133号民事判决书;(2021)川7101民督129号支付令。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信、不可篡改的特征,在被告未举出相反证据推翻其真实性的情况下,应予确认其真实性并采信^①^。此种类

型的说理浮在区块链技术特征表面,没有深入阐述区块链存证的技术原理和技术过程,说服力不强。其三,

陈述证书型说理。该类型说理看似内容很丰满,实质上是对区块链存证平台公司提供的《区块链存证证书》

内容的陈述以及取证过程的叙述。典型论述为:××年××月××日,原告委托相关单位进行了区块链证据

保全,根据保全内容显示××。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区块链证据保全证书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予以

^确^认^②^。此类说理只是简单确认^《区块链存证证书^》的内容^,缺乏针对性和说服力^。

三ꢃ区块链证据真实性保障全流程困境的系统性原因

区块链证据真实性保障的全流程困境有其深刻的原因。既有研究从技术与规则两个维度探寻区块链证

据运行的症结^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揭^示^其^原^因^提^供^方^法^论^上^的^借^鉴^。但在技术维度^、规则维度之外^,还

有主体维度,即诉讼参与主体对区块链证据的认识与能力也是影响区块链证据真实性运行流程的重要维度。

技术、主体、规则三者相互关联、彼此互动,共同构成区块链证据真实性保障全流程困境的系统性原因。

(一)区块链证据的技术局限

区块链证据是在区块链技术加持下的一种对法定证据的技术鉴真。区块链证据真实性保障流程首先会

受到区块链技术的影响。区块链技术本身的局限、区块链证据平台技术的局限以及区块链证据取证技术的

运用局限等区块链证据的技术局限,都会引发区块链证据真实性保障流程的困境。

.区块链技术原理的客观制约

区块链技术在证据领域的应用并不能解决区块链证据真实性的所有问题。区块链技术原理对区块链证

据真实性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客观制约。首先,区块链技术只能保障上链后电子数据的完整性和同一性。

区块链技术综合了分布式存储、非对称加密、时间戳等多项技术,区块链存证的基本原理是将电子数据经过

哈希加密运算后分布存储在各个节点,并生成时间戳,从而保障存证、流转的可追溯性^④^。因此^,进入区块链

系统存储后的电子数据完整性和同一性具有技术保障,能独立证明在特定时间发生的特定事实。但是区块

链本身不具有甄别进入区块链系统的电子数据是否真实、完整和原始的功能。其最大价值在于实现电子数

据的自我鉴真,不用再通过公证以及传统的“保管链证明”和“独特性确认”等较为繁琐的方法进行鉴真^⑤^,

简

化了鉴真程序和方式,提高了鉴真效力和效率。其次,区块链证据全生命周期的形式真实性,还有赖于上链

前数据的真实性和上链过程中数据的真实性。区块链技术不能排除提取之前的数据因网络黑客攻击、感染

病毒、人为篡改等原因被修改、伪造、删除的可能,也不能排除在取证过程中因操作环境不干净、操作手法不

规范、操作人员不中立等原因造成数据被破坏,出现“原始失真”或“原始恶意”^⑥^。也就是说^,区块链证据的

实质真实性取决于源数据的真实性,而区块链技术不能甄别和保障源数据的真实性。因此,区块链证据就会

因为取证过程不规范、上链之前被篡改而出现源头失真的风险。最后,区块链技术仅能保障电子数据的形式

真实性,区块链证据的实质真实性取决于源数据的真实性,需要运用生活经验、逻辑法则、良知理性、印证规

则等进行综合认定。

.区块链证据平台技术标准及检验认证机制缺失

近年来,各种区块链存证平台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但与区块链证据平台快速发展趋势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平台技术标准和检验认证机制的不当缺失,导致区块链存证平台出现技术性风险。首先是区块链存

证平台技术标准的缺失。从法院内部来看,虽然最高法院制定了司法区块链的技术要求和管理规范,但具体

内容至今没有对外发布,没有起到规范平台建设和运行的作用。同时,该要求和管理规范只针对法院内部的

司法区块链,对商业区块链、公证区块链没有规范效力。从法院外部来看,虽然国家网信办出台了《区块链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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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2021)川0192民初1022号民事判决书。

(2021)沪0104民初28532号民事判决书。

张玉洁《区块链技术的司法适用、体系难题与证据法革新》,《东方法学》2019年第3期,第106ꢊ107页。

赵刚、张健《数字化信任:区块链的本质与应用》,电子工业出版社2020年版,第139页。

陈瑞华《实物证据的鉴真问题》,《法学研究》2011年第5期,第134ꢊ135页。

龚善要《论区块链电子证据的双阶鉴真》,《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第147页。

张洪亮ꢃ许世强ꢃ区块链证据真实性保障的全流程困境与破解路径

息服务管理规定》,规定了提供区块链信息服务需要履行登记备案手续,但是对区块链平台的技术要求没有

作出具体规定。其次是对区块链证据平台的检验认证机制缺位。技术性标准和条款的审查超出大多数法官

和当事人的认知范围和专业能力。在司法实践中,面对科技证据,要么从正面入手,求助于司法鉴定;要么从

侧面入手,求助于行政或行业检验认证证书。司法鉴定的成本高,属于个案需求,不具有普遍证明力。因此,

解决法官和当事人在诉讼中技术判断难题的最佳方案是借助行政或行业检验认证证书。但目前还没有行政

职能部门或行业协会专门对区块链证据平台的技术能力作出检验认证。

.区块链取证模式的先天不足

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从区块链取证模式的技术机理而言,区块链取证仅能实现电子数据的“单独

^提^取^”^,^而^不^能^实^现^电^子^数^据^及^其^载^体^的^“^一^体^提^取^”^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

定》,当事人以电子数据作为证据,原则上应当提供原件,因为对电子数据的真伪判断应当基于电子数据原

件。由于区块链取证提取的是电子数据的复制件,从而脱离了电子数据的原生系统。根据电子数据的系统

性原理,电子数据不是一个孤立的文件或数据,而是内容数据、附属信息和关联痕迹的总和,而复制件缺乏这

^些^信^息^而^孤^立^存^在^,^伪^造^的^难^度^更^低^,^被^发^现^造^假^的^风^险^也^更^低^②^。因此^,其原始失真的风险就更高^。二是

从区块链取证模式的应用实践而言,市场主体取证过程的规范性和取证人员的公信力不足。前文提及商业

区块链平台的公信力弱于公证区块链平台、司法区块链平台,其主要原因在于取证人员中立性风险、取证环

境清洁性风险、取证系统技术性风险等取证风险比公证处、法院主导的取证更高。其中就市场主体与公证机

构的区块链取证相比,公证取证首先有全国统一的取证指导意见《办理保全互联网电子数据公证的指导意

见》,该意见对系统清洁性检查、取证软件的使用、网页截图等具体操作方式作出了详细指导。市场主体取证

没有全国统一的操作规范,而只有各个平台内部的操作指引,每个平台的操作指引大相径庭,其规范性明显

不足。

(二)诉讼参与主体对区块链证据的认知困境与能力匮乏

技术的适当应用和规则的正确适用必须建立在技术和规则被充分认知和理解的基础之上,而目前大部

分当事人和法官等诉讼参与主体对区块链技术及其在证据领域应用场景的认知仍处于似懂非懂的状态,并

未形成区块链证据理性真实观。各诉讼参与主体对于区块链证据的举证能力、质证能力以及审查认定能力

也较为有限。

₁.当事人对区块链证据的技术逻辑认知不足^,实质化举证质证能力有限

虽然近年来区块链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但是区块链是一门集成了计算机、软件、数学、经济学、管理学

等多学科知识的复合型技术,当事人普遍对区块链技术缺乏深入了解。近年来,在各路媒体强势宣传之下,

虽然部分当事人对区块链技术从完全不懂转变为似懂非懂,但是也普遍欠缺区块链专业知识和分析能力,缺

乏对区块链取证和存证技术原理和运行机理的基本把握。相应地,举证方难以就其所举示的区块链证据作

出符合技术逻辑与证据规则的说明,质证方也难以就区块链证据背后的技术节点、证据真实性症结作出实质

化的质证。

₂.法官缺乏对区块链证据的技术逻辑认知^,实质化审查能力不足

美国证据法学者麦考密克曾言,让法官对科学证据作出认证就是要求他做“力所不能及”的裁判^③^。这

在法官对区块链证据的认识方面体现得淋漓尽致。据学者统计,即使在已经建立区块链证据平台的互联网

法院,也仅有24.02%的法官比较了解区块链技术,其他法院了解区块链技术的法官不到3%^④^。区块链技术

要点的判断以及因区块链技术对证据真实性的审查认定,对于大多数法学专业学科出身的法官来说既是强

人所难,又会难有作为。因此,法官在文书说理方面普遍出现程式化、模板化的问题,对区块链证据的技术原

理和技术过程的审查要么流于形式,要么出于主观认识,以至于审查标准混乱。此外,为引导当事人通过区

①

②

③

④

谢登科《电子数据区块链存证的法律本质与适用边界》,《兰州学刊》2021年第12期,第15页。

刘品新《论电子证据的理性真实观》,《法商研究》2018年第4期,第60ꢊ62页。

约翰·W·斯特龙主编《麦考密克论证据》,汤维建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00页。

段莉琼、吴博雅《区块链证据的真实性认定困境与规则重构》,《法律适用》2020年第19期,第155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块链证据平台取证,大部分平台和法院在对外宣传时,通常仅宣传区块链具有可信、可追溯、不可篡改的技术

优势,对区块链的技术局限却避而不谈。这种对区块链证据效力的夸大宣传,导致大部分当事人和法官认为

区块链证据是相当可靠的,以至于只要没有相反证据推翻区块链证据的真实性,就应该确认其形式与实质真

实性。如此,质证方的质证空间以及法官的审查认证空间将被大大限缩,以致质证、审查、认证等环节的作用

难以发挥。

(三)区块链证据真实性规则的实际效力不足

现阶段区块链证据真实性规则主要是《在线诉讼规则》第十六条到第十九条,这些规则实际上共同确立

了由入链后证据形式真实性到实质真实性,再到入链前证据真实性的推定规则,但该推定规则并不符合区块

^链^鉴^真^的^技^术^特^性^、^证^据^法^一^般^原^理^以^及^诉^讼^平^等^原^则^①^。此外^,这些规则采用^“以技证技^”的思路^,不仅没

有缓解因区块链技术本身以及诉讼参与主体对区块链技术认识与能力不足所引发的真实性流程困境,反而

会因这些规则实际效力的不足,加剧区块链证据真实性保障流程的困境。

.区块链证据真实性规则的调整范围不全

区块链证据实质上是法定证据的区块链化,根据其具体的应用场景,主要包括区块链原始生成的电子数

据、区块链存储的电子数据、区块链核验的电子数据、区块链转化的电子数据等四种类型。但《在线诉讼规

则》中所调整的区块链证据仅指通过区块链技术储存哈希值并核验的电子数据,这虽然可以扩大解释到区块

链储存及区块链核验的电子数据两种类型,但无法涵盖区块链原始生成及转化的电子证据两种证据。此外,

《

在线诉讼规则》所调整的主要是区块链证据提出、运用阶段的真实性问题,并未涉及到区块链证据生成、收

集、保存等生命周期性问题。

.区块链证据真实性规则缺乏明确的约束力

从规则的构成要件及实际效果而言,《在线诉讼规则》第十七条到第十九条仅提示法官在何种情况下,针

对区块链证据的真实性问题应当或者可以作出何种行为或认定,并未规定具体的强制性后果。这些规则仅

具备假定条件、行为模式两种构成要件,缺少相应的规范后果。因此,这些规则仅具有宣示意义,对区块链证

据真实性的审查认定没有强制性的约束力。此外,《在线诉讼规则》第十七条是关于平台技术资质及取证过

程的审查规则。但该规则系指向不明的准用性条款,其准用的规定或标准包括“国家有关部门关于提供区块

链存证服务的相关规定”,“信息系统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关于系统环境、技术安全、加密方式、信息验

证等方面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缺乏明确的指向性,且援引的都是技术性条款,法官难以据此直接作出判

断,造成实践中区块链平台及取证过程审查规则的混乱。

.区块链证据真实性规则的内容与证据基础理论不符

一方面,《在线诉讼规则》所确立的分段推定规则与真实性审查一体的原理不符,推定效果难以彰显。

《

在线诉讼规则》第十六条赋予电子数据上链后“推定未经篡改”的效力,而不及于上链之前。上链之后的电

子数据是上链前电子数据的复制件,只推定复制件未经篡改,而不及于上链之前的原件,显然是舍本逐末。

从理论层面分析,上链后证据的真实性有区块链技术作为保障,无须推定就能确认其真实性,法律推定作为

解决待证事实无法直接证明的技术性手段,此时主要解决的是上链前的电子数据真实性认定问题。同时,真

实性审查是一个整体,不能割裂,分段认定会陷入上链前数据的真实性永远存疑的“幽灵抗辩”之中,导致在

实践中部分法官抬高区块链证据真实性认定标准^②^。

另一方面,《在线诉讼规则》未规定举证方对区块链取证、存证的说明义务,不利于区块链证据真实性的

实质性审查。依据证据法中“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理,以及举证方作为对区块链证据最为熟悉的诉讼参

与主体,拥有更强的证据说明能力、更低的证据说明成本,理应由举证方根据区块链证据在不同案件案由、不

同区块链平台、不同证据类型中的运行逻辑与内在机理作出充分说明,但《在线诉讼规则》却并未对此予以规

定,反而将区块链证据的不真实性作为质证方的举证责任,质证方在对上链前或上链后的证据真实性有异议

①

②

张洪亮《电子证据真实性专门条款的解析与续造》,陈金钊、谢晖主编《法律方法(第41卷)》,研究出版社2023年版,第289ꢊ291页。

刘品新《论区块链证据》,《法学研究》2021年第6期,第144ꢊ145页。

张洪亮ꢃ许世强ꢃ区块链证据真实性保障的全流程困境与破解路径

之时,需要提供证据证明或者说明理由,这将加重质证方的说明义务,严重影响区块链证据真实性的实质性

审查效果。

四ꢃ区块链证据真实性保障困境的破解路径

(一)规范管理区块链证据平台以保障证据真实性的客观固定

.加强对区块链证据平台的专业性监管

区块链证据平台的可靠性、稳定性、安全性是保障上链后电子数据完整性、同一性的关键。因此,区块链

证据平台达到相应的技术标准是防范区块链证据平台技术性风险的关键。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完善的区块

链证据平台技术标准,也没有相应的检验认证机制,导致平台的技术性风险过高。考虑到区块链证据行业发

展迅速、市场巨大,应将区块链证据平台的技术标准和检验认证纳入行政管理或者行业自律范畴,从前端控

制存证平台的技术性风险,防止通过有技术性风险的平台生成、收集、保存的电子数据进入诉讼程序。从目

前的法律法规体系来看,国家网信办出台的《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已初步构建起区块链证据平台的管

理体系,主要缺乏的是技术标准、检验认证机制、行政备案机制等行政监管举措。首先,由司法部牵头,联合

最高法、国家网信办、工信部、区块链行业协会等机构,研究出台包括分布式存储、共识机制、加密算法等一揽

子技术标准,解决“技术先行、标准滞后”导致的平台发展参差不齐、碎片化、孤岛化等问题。其次,根据出台

的技术标准,在平台对外提供存证服务前进行功能、性能、安全、密码等方面的检验认证,确保平台达到技术

要求和安全标准。其中,功能评测主要测试平台是否具备组网通信、数据存储、加密算法、共识机制、私钥管

理等基本的区块链平台功能。性能评测主要对平台进行压力测试、尖峰测试和稳定性测试,测试平台在压力

环境下的性能表现和稳定性。安全评测对系统网络通信安全、数据安全、密码安全、共识机制安全、合约安

全、权限控制和节点防护进行全面评估。密码评测主要对平台中的信息加密、身份认证、隐私保护等功能进

行测试。最后,由国家网信办对检验认证合格的平台进行登记备案,以此证明平台达到区块链存证的技术要

求。评测合格的平台应按照国家网信办出台的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在对外提供服务之日起十日内通

过国家网信办区块链信息服务备案管理系统履行备案手续。同时,平台企业在履行备案手续之时应提供检

验认证合格报告。对未经检验认证和备案,但已对外开展取证存证业务的平台,应补办检验认证和备案手

续。对通过未登记备案且未检验合格的平台存取的电子数据,应作为普通电子数据,按照一般电子数据的审

查规则予以审查,不具备推定上链后未经篡改的效力。

.统一区块链证据平台的取证模式

对于区块链证据平台在取证中存在的过程不规范、人员不中立等现实问题,可完善取证模式,深化源头

治理,以过程规范防范数据失真风险。

一方面,出台统一的区块链取证操作规范,提高取证质量。吸收公证取证和公权力机关调查取证的规范

性内核,借鉴《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办理保全互联网电子数

据公证的指导意见》、《电子证据存证技术规范》的相关规定,根据区块链证据原理,对区块链证据平台的取证

过程进行规范。规范的内容主要包括:对服务提供者的资质予以规范,避免取证人员中立性风险;对服务使

用者进行身份核验,避免身份失真风险;对使用的计算机系统的硬件、软件和网络环境是否可靠、安全,并处

于正常运行状态进行检查,并将检查过程存证,避免取证环境清洁性风险;对提取复制电子数据的技术手段

和传输校验的技术手段进行规范,防止提取、传输、存储过程中的数据失真风险,避免在个案中再次对其技术

能力进行司法鉴定。

另一方面,优化区块链证据平台的取证方式,降低数据失真风险。一是采取原文提取,将电子数据的原

^文^、^附^属^信^息^等^数^据^同^步^上^链^存^储^,^实^现^复^制^原^本^的^存^证^①^,放弃简单录屏取证^、截图取证等不能提取原始电

子数据的取证模式,克服“单独提取”模式难以提取原本的弊端;二是采取自动入链,综合运用智能合约等信

息技术,建立智能识别、自动抓取的取证程序,减少取证过程中的人为干预,同时尽量避免让当事人自行取

证;三是采取可视化取证,对取证过程进行同步录音录像,以此证明取证过程的规范性,比如美国佛蒙特州通

①

石冠彬、陈全真《论区块链存证电子数据的优势及司法审查路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第70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过的《关于多样性经济发展的法律》规定,有适格证人宣誓作出书面声明,证明区块链存取证的日期及时间,

就可以实现自我鉴真^①^;四是采取同步上链^,对于双方或多方签署的电子合约^,融合电子签名系统^,将电子签

名与数据上链功能衔接起来,在当事人签名后同步上链存证,确保电子数据生成之日同步上链,使区块链防

篡改能力覆盖电子数据的全生命周期。

(二)完善质证程序以保障证据真实性的平等展示

在庭审阶段,保障诉讼参与人平等参与和有效对抗是程序正义的必然要求,特别是在“信息化鸿沟”客观

存在和“技术偏在”问题突出的当下,在质证程序中保障当事人的有效质证尤为重要。

一方面,通过诉讼程序构建,让举证方对取证过程规范合法和数据来源客观真实承担说明告知义务。区

块链证据的自我鉴真并没有改变电子数据鉴真的功能和标准,但改变了电子数据鉴真中的举证责任分配^②^。

《在线诉讼规则》赋予区块链证据推定真实的效力,会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对方,为平衡各方责任和义务,有必

要让举证方承担区块链证据的说明告知义务。具体来说,举证方应在举证时告知法官和对方当事人区块链

证据所采用的技术方法、取证过程、取证环境、认证情况等技术性要素以及数据来源客观真实。必要时,提供

足以证明取证过程规范、取证环境干净、取证人员中立的辅助证据,如提取过程的录音录像、第三方见证笔

录、公证机关公证文书等,为法官有效认证和当事人有效质证奠定良好的基础,有效解决实践中当事人质证

权实质化保障不足和法官认证程式化的问题,保障诉讼主体的平等参与和有效对抗。

另一方面,激活专家证人、鉴定等辅助程序,补强诉讼参与人和法官的技术短板。由于区块链的技术性

和专业性较强,法官和当事人缺乏相关专业知识,对相关技术措施和技术标准不具备专业判断能力,当事人

可以申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有关技术问题发表专家意见。也可以借鉴专利案件的审判经验,引入技

术调查官参与庭审给出专家辅助人意见,辅助法官作出判断。对区块链证据真实性争议较大,依据现有规则

确实无法作出判断的,法官可以依职权或者依当事人申请对区块链证据的源数据进行真实性鉴定。另外,因

“

技术偏在”或“证据偏在”导致质证方无法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的,当事人可以提供相关线索,申请法院调

查取证,线索明确的,法院应当准许。

三)完善审查认定规则以保障证据真实性的公正确认

(

庭后阶段主要需要通过完善区块链证据审查认定规则,保障法官对区块链证据真实性审查认定的公正

性、高效性。区块链证据审查认定规则既是防范区块链证据风险的最后一道关口,因为它是法官审查判断区

块链证据真实性的首要标准,又是化解区块链证据风险的首要关口,因为它是前端的取证、存证、质证环节的

重要标尺。因此,区块链证据审查认定规则对区块链证据全生命周期的运行都具有规范功能。

.完善平台技术资质审查前置规则

平台具备区块链存证的技术资质才能使其生成、收集、保存的证据称之为区块链证据,是获得“上链后未

经篡改”效力的前提。《在线诉讼规则》第十六条、第十七条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对平台技术资质的审查

只有在当事人提出异议并有合理理由的情况下才进行审查。如此规定不能适应区块链证据平台发展参差不

齐以及平台资质标准、检验认证机制还未建立的现状。因此,应将平台技术资质审查置于显著位置。证明区

块链证据平台具备技术资质的责任在举证方,如此规定既能让当事人谨慎选择平台,又能规范区块链行业的

发展。前文已述,在现阶段司法实践中主要有电子认证许可型、登记备案型和安全检测型三种审查认定规

则,安全检测基本涵盖了电子数据所涉及的软件要求和平台对数据进行安全保障的能力,是目前作为区块链

资质审查依据的最优选择。双方对平台资质存有巨大争议且法官难以作出判断时,可以委托专业鉴定机构

对平台资质作出专业判断。对不具备资质的平台存取的电子数据,应作为普通电子数据进行审查。

.完善分类认定规则

区块链技术对不同类型的区块链证据的真实性保障不同,主要看区块链技术是否涵盖电子数据的全生

命周期。依据区块链证据的不同类型,具体可确立如下三条规则。其一,对于源数据生成于区块链系统或者

①

②

施鹏鹏、叶蓓《区块链技术的证据法价值》,《检察日报》2019年4月17日,第3版。

谢登科《电子数据的技术性鉴真》,《法学研究》2022年第2期,第220页。

张洪亮ꢃ许世强ꢃ区块链证据真实性保障的全流程困境与破解路径

源数据生成之时就上链存储的,其全生命周期的真实性都有区块链技术保障,应确认该电子数据属实,但在

审查中,需要注意防止“选择性上链”或“多版本预留”造成电子数据原始失真。其二,对于源数据在生成之后

上链存储的,需要审查上链数据是否与源数据具有同一性、上链时间与生成时间的间隔长短以及上链次数的

多少。上链数据与源数据的同一性由取证过程的规范性、取证环境的清洁性、取证人员的中立性所决定,电

子数据生成与上链时间间隔越短,数据被篡改的可能性越小,被篡改的难度越大,真实性保障越高。就同一

事件的不同阶段多次上链,且能相互印证的,电子数据的可信度越高。其三,对于源数据是其他传统证据电

子化之后上链存储的,区块链只是便利了证据的流转方式和保障了流转过程中不被篡改,应根据传统证据规

则进行审查。

.完善分级认定规则

加强对区块链真实性流程的规范,并不是要求法官对每个区块链证据都进行繁琐的审查认定,这样违背

了区块链技术解决法官对电子证据认证难问题的初衷。因此,可针对当事人的异议进行分级认定,提高说理

认证的针对性。其一,对双方均无异议的区块链证据,可以径直认定其真实性。其二,对上链之前不具备真

实性的异议,举证方应首先说明上链前数据的来源,必要时提供原始数据。原始数据由质证方持有,应由质

证方提交,质证方不提交,应推定举证方提交的区块链证据属实。原始数据由第三方持有的,当事人可以请

求第三方或者请求法院调查取证,根据原始数据与区块链证据的比对结果作出认定。原始数据已经灭失的,

举证方能够说明区块链证据合法来源,且灭失数据由第三方或质证方生成或持有的,应认定该区块链证据属

实;举证方不能说明区块链证据合法来源且灭失数据由其生成或持有的,应认定该区块链证据不属实。其

三,对上链过程中被篡改的异议,举证方应对取证过程以及运用的技术手段进行说明并提交全程录音录像等

证明取证过程规范性的证据,举证方不能证明取证过程规范性的,应不予确认其真实性。举证方作出说明并

提交证明取证过程规范性的证据之后,质证方仍然有异议,应让质证方提交取证过程存在技术瑕疵、取证环

境受干扰、遗漏重要步骤、取证人员不中立人为干扰取证过程等取证不规范的相关证据,再根据双方提交的

证据作出综合认定,质证方没有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异议成立的,应确认该区块链证据的真实性。其四,对

上链之后被篡改的异议,具备资质的平台存储的电子数据具备推定上链后未经篡改的效力,因此,质证方应

提交区块链存证平台存在安全隐患、出现过安全事故或不具备资质的相关证据或线索,否则应确认该区块链

证据的真实性。

五ꢃ结语

立足区块链证据的功能定位与实践需求,以全生命周期为区块链证据真实性保障的检视与发展视角,能

够有效揭示区块链证据真实性保障的流程困境,挖掘区块链技术、诉讼参与主体、区块链证据规则等三个维

度所共同构成的系统性原因,并实现事前证据固定阶段、事中证据展示阶段以及事后证据确认阶段等区块链

证据真实性的保障。随着区块链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诉讼参与主体利用区块链技术的能力不断提升,未来

我们应积极顺应、推动区块链证据的以下发展趋势:一是不断拓展区块链技术在证据领域的应用场景,尤其

是在涉众型案件,大量异构型证据等疑难复杂案件中的应用;二是整合法院、检察院、政府组成部门、公证机

构、仲裁机构、市场主体等主体运营的区块链证据平台,建构全国一体化区块链证据平台,降低重复存证所带

来的成本损耗,防范区块链证据的失真风险;三是以政府数据、司法数据、公共数据等数据的开放与共享为契

机,发挥区块链技术与大数据的融合与协同,推动区块链证据由形式真实性走向实质真实性。

[责任编辑:苏雪梅]

第51卷第1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

SocialSciencesEditionꢂ

024年1月

Vol51ꢀNo1

Januaryꢀ2024

传统村落保护中的公众参与模式探讨

祁润钊

ꢃꢃ摘要:国内外对于公众参与的研究形成了结果性研究和工具性研究两个主要的理论框架。在传统村落保护

中,公众参与的目标应当是提升保护质量而非提升参与的民主程度,因此需要在工具性研究框架内探讨传统村落

保护中的公众参与模式。对托马斯公众参与决策模型提出的7个公众参与相关问题的解答表明,只有在“整体式

公众协商决策模式”中,公众参与才能有效指导传统村落保护实践。从议题协商、决策制定与实施、实践协商三个

层面进行公众参与制度完善与机制设计,才能有效推动传统村落高质量保护。

关键词:传统村落保护;公众参与;参与模式

DOI1013734ꢄjcnki1000-531520240401

收稿日期:2023-03-23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西南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振兴中社会力量参与的机制和路径研究”

(22XMZ017)、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社会力量参与重庆传统村落振兴的有效模式

研究”(23SKGH23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祁润钊,男,重庆万州人,工学博士,四川美术学院讲师,E-mailꢅ_qirunzhao@foxmailcom。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已成为普遍共识。我国以传统村落为代表的大量乡村

聚落正是文化多样性的良好表征,也是建立文化自信最根本的物质基础,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

源泉。但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传统村落也在以更快的速度走向消逝^①^。2012年我国创立了^“中

国传统村落名录”,截至2023年,6819个传统村落大多位于经济欠发达的偏远地区^②^,仅仅依靠当地政府或

村落自身的资金投入,难以实现对传统村落的有效保护,社会资本等公众力量的介入已成为传统村落保护的

主要选择之一^③^。公众参与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传统村落的保护^,并打造出了诸多享誉国内外的传统村落

旅游品牌,但由于各类参与主体话语权分配不公平、参与目标不一致等“无序”现状,导致了在传统村落的保

护实践中各参与主体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无法通过“公众参与”形成合力促进传统村落保护质量的提升。

例如,原住居民缺乏参与能动性与途径,导致许多传统建筑群遭到破坏,而内部与外部力量的冲突更进一步

^造^成^了^传^统^村^落^遗^产^价^值^、^文^化^价^值^的^持^续^流^失^④^。因此^,只有通过构建有序的公众参与框架^,选择适宜的

公众参与模式,才能有效推动传统村落的高质量保护。

一ꢃ文献综述

公众参与(_public_partici_pation)是西方民主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溯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城

邦时代的古典民主理论。20世纪以来,在考夫曼(Kaufmann)、佩特曼(Pateman)等学者提出的参与式民主

理论中发展出了当代意义上的公众参与概念,并在80年代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中得到了进一步发扬^⑤^。工

①

②

③

④

⑤

刘馨秋、王思明《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困境与出路》,《中国农史》2015年第4期,第100页。

数据由作者根据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httpꢅꢄꢄwwwdmctvcnꢄindexNaspxꢕlx=syꢂ相关名录明细整理而得。

吴必虎《基于乡村旅游的传统村落保护与活化》,《社会科学家》2016年第2期,第7页。

王林、廖国一《从困境到理性:村落遗产旅游中的自组织研究———以龙脊平安寨为例》,《旅游科学》2013年第2期,第38ꢊ39页。

参见:董石桃《公民参与和民主发展———当代西方参与式民主研究》,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86ꢊ99页。

祁润钊ꢃ传统村落保护中的公众参与模式探讨

业化、全球化的快速推进以及二战后政治格局的重建与政府规模、职能的扩张,造成了西方国家民众对政府

的不信任以及分享传统行政决策权力诉求的激增,由此诞生了一系列以“公众参与”为特征的行政改革理

^论^①^。各类民主理论均强调公众参与与民主程度^、社会公平的关系^,不同的研究侧重点演化出了两个主要的

^公^众^参^与^研^究^方^向^—^—^—^结^果^性^方^向^与^工^具^性^方^向^②^。前者强调高水平公众参与等同于高民主化程度^,后者

则认为公众参与只是实现最优决策的一种有效尝试,强调其工具性价值,而非公平性与民主精神^③^。近几十

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公众参与的途径、机制、模式等工具性价值,尤其是在遗产保护的大框架内,如何

定义有效的参与模式,如何定义好的参与是研究与争论的热点^④^。

国内学界对于传统村落以及其他聚落类遗产保护的公众参与研究也逐步从结果性向工具性过渡。早期

^研^究^强^调^聚^落^保^护^中^参^与^的^公^平^性^⑤^,随后细分为对公众参与的主^、客体差异性的研究^,最终发展为对公众

参与路径的探索^⑥^。虽然已有的工具性研究有效地区分了城^、乡聚落特征上的差异性^,剖析了不同参与主体

的参与现状特征,但此类研究依旧是结果导向的研究,其研究目的是将研究对象纳入公众参与体系,而非实

现最优决策。对于传统村落的保护是否需要广泛的公众参与,哪些公众需要参与,何种参与模式最有效等问

题,在聚落类遗产保护的大框架内仅有对公众参与下的保护模式与发展模式的讨论,尚未有对参与模式的研

究。因此,当前工具性的研究成果在系统性、完整性上还存在一定不足。

我国与西方国家在社会制度与文化背景上差异显著,因此国外公众参与的概念模式无法直接套用在国

内的研究中。另外,由于中国存在城乡二元体制,城市和乡村也存在着不同的产权制度、生产生活模式^⑦^,

适

用于城市人群的参与机制、参与经验在乡村地区也不能保证有效。因此,只有结合传统村落的现状特征、政

策目标等实际状况,才能对传统村落保护中公众参与的适宜性、适用性进行判断,从而提出切实可行的公众

参与模式,最终让公众参与更好地服务于传统村落保护。

二ꢃ托马斯公众参与决策理论模型

在结果性研究方向上,阿恩斯坦(Arnstein)、哈贝马斯(Habermass)等根据公众参与的影响力提出了各

种类型的公众参与阶梯模型,其存在的前置条件是公众参与越广泛就越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但回避了对公

众参与是否适宜的讨论。事实上,民主化程度的高低并不能作为评判各类公共事务决策是否科学的唯一依

据。仅就传统村落的保护来讲,广泛的公众参与也有可能会导致保护质量的下降和保护措施的失效,如地方

职能部门的不合理规划与资金投入、原住居民的自发建设等都可能对传统村落的遗产价值造成负面影响^⑧^。

因此,托马斯(Thomas)从工具性的角度出发,以公众参与能够在各种类型公共事务决策中所起到的作用作

为参与模式的选择依据,设计了公众参与决策理论模型。

托马斯以决策的质量和决策的满意度为标准,将公众参与分为5种模式:自主式管理决策模式、改良式

自主管理决策模式、分散式公众协商决策模式、整体式公众协商决策模式、公共决策模式。并从决策质量、决

策可接受性以及公众界定三个角度出发,设计了7个问题,建立了公众参与决策模型,以明确某项公共决策

的作出需要怎样的公众参与模式^⑨⁽见图1⁾^。

①

②

参见:王诗宗《治理理论及其中国适用性》,浙江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1ꢊ28页。

MBuchyꢀSHovermanbꢀꢍUnderstandingPublicParticipationinForestPlanningꢅAReviewꢀꢎForestPolicyandEconomicsꢀno1ꢁJanuary

2000ꢂꢅ16

③

杨正、肖遥《为何要引入公众参与科学———公众参与科学的三种逻辑:规范性、工具性与实质性》,《科学与社会》2021年第1期,第119ꢊ125

页。

④

ElisabethConradetalꢀꢍRhetoricandReportingofPublicParticipationinLandscapePolicyꢀꢎJournalofEnvironmentalPolicy&Planning

13ꢀno1ꢁMarch2011ꢂꢅ28ꢀ29.

⑤

⑥

⑦

⑧

⑨

郑利军、杨昌鸣《历史街区动态保护中的公众参与》,《城市规划》2005年第7期,第64页。

祁润钊等《近20年国内城乡遗产保护公众参与研究评述》,《城市规划》2021年第1期,第108ꢊ112页。

丁枫、阮仪三《我国公众参与城乡遗产保护问题初探》,《上海城市规划》2016年第5期,第49页。

吴平《贵州黔东南传统村落原真性保护与营造———基于美丽乡村建设目标的思考》,《贵州社会科学》2018年第11期,第93、94页。

约翰·克莱顿·托马斯《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公共管理者的新技能与新策略》,孙柏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ꢊ28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图1ꢃ托马斯公众参与决策理论模型①

国内学者付宇程从微观政治层面的参与功能性角度出发,将公众参与分为科学决策型和民主决策型两

大类,再从产出、主体、形式和期限4个程序性要素出发对两者进行细分^②^,但本质上依旧是从政策质量与政

策满意度两个维度出发进行的理论架构。相较于托马斯的理论模型,付宇程刻意地将决策质量与满意度划

分为科学和民主两个大类,导致所列举出的适用情境可能出现割裂。因此,本文将以托马斯公众参与决策模

型作为理论基础,结合我国传统村落的基本特征,通过对托马斯提出的7个问题进行求解,探讨适宜于我国

传统村落保护的公众参与模式。

三ꢃ公众参与传统村落保护的基础条件

(一)传统村落保护的决策质量约束条件

管理者在对决策的质量要求尚不明确的情况下引入公众参与将会造成极大的混乱,因此,明确决策质量

要求是公众参与的最基本前提条件。2014年,《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提出,应当重

点保护村落的传统选址、格局、风貌以及自然和田园景观等整体空间形态与环境^③^。^《山西省传统村落保护

条例》也提出,“保护传统村落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性建筑、街巷、公共空间、古树名木、遗址遗迹以及非物质

文化遗产,维护文化遗产形态、内涵和村民生产生活的真实性”^④^。对传统村落保护的决策目标从国家层面

到地方层面都比较明确:对传统的空间场所进行保护、修复,并防止其继续遭受破坏。确定了决策目标,决策

质量则能够通过对各类决策约束条件的分析来明确。

第一,技术约束条件。对竹木结构、砖石结构、生土结构的传统建筑进行修复,需要遵循以“修旧如旧”为

主要特征的原真性原则。虽然在技术层面上并不能做到完美,但不论是针对古建筑的木作、瓦作等修缮手法

与理念,还是对新材料、新技术进行科学、可识别的应用,已经能实现对原建筑历史信息的有效传承与保

^护^⑤^。如西南地区的传统吊脚楼建造^,虽然面临着掌墨师傅传承断绝的风险^,但其传统建造技术与工艺并不

繁复,已经可以通过机械设备来实现原真的建造^⑥^。

①

原图来自:约翰·克莱顿·托马斯《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公共管理者的新技能与新策略》,第36页。图中阴影内容为作者根据下文研究

内容总结的模式选择路径。

②

③

付宇程《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理论、制度、实践》,经济管理出版社2019年版,第50ꢊ51页。

《住房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建村〔2014〕6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

府网站,2014年4月25日发布,2023年3月22日访问,httpsꢅꢄꢄwwwgovcnꢄzhengceꢄ2016-05ꢄ22ꢄcontent_5075656htm。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山西省传统村落保护条例》,2021年11月25日发布,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2023年3月22日访问,ht-

④

tpsꢅꢄꢄflknpcgovcnꢄdetail2htmlꢕZmY4MDgxODE3ZjNiMmU4ZDAxN2Y0ZDk3OGNhZDJmMGY。

祁润钊、周铁军、董文静《原真性原则在国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研究评述》,《中国园林》2020年第7期,第113页。

⑤

⑥

2020年作者在对贵州省传统村落的调研中发现,许多传统村落内的木工群体已经开始大量使用车床加工建筑构件,仅有一些大型的梁架构

件还在采用传统的人工砍凿。

祁润钊ꢃ传统村落保护中的公众参与模式探讨

第二,规章约束条件。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逐步建立并完善了以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历史文

化街区、文物保护单位为核心,以传统村落为拓展的聚落保护体系。相较于其他类型的聚落类遗产,传统村

落的出现时间较晚。目前在国家层面上仅有各部委联合发布的文件、通知与建议,尚缺乏国家层面的行政法

规。但诸如《山西省传统村落保护条例》、《四川省传统村落保护条例》等地方管理条例已逐步进入实施阶段,

对于传统村落申报、管理的具体措施,保护的具体内容以及相应的物质形态、非物质形态评价标准已经形成

了比较明确的规章约束。

第三,预算约束条件。传统建筑的修复、改造、复建有着与各个地方市场环境相适应的预算定额与工程

量清单作为决策预算的参考,以建筑信息模型(BIM)为代表的新技术能显著提升工程成本估算的可靠性与

保护建设的经济性^①^,项目招投标制度所带来的价格比选能够确保决策预算被控制在一个科学合理的范围

之内。此外,在村域层面还有经验丰富的传统工匠队伍提供工程报价。如某村的大型传统建造项目多会由

当地村委会或是乡镇政府组织村域周边有经验的传统工匠组建成规模较大的施工团队,并由施工团队对项

目体量进行评估与报价,这类报价方式往往会比有资质的施工单位报价更低,也更符合实际的建设成本。

因此,在传统村落保护的相关决策中,与决策质量相关的决策约束条件是明确的,即管理者知晓达到预

设的保护质量要求需要使用何种技术手段、遵循何种法律法规以及支付多少决策成本。

(二)传统村落保护的决策信息获取条件

决策质量与管理者所掌握的相关信息量高度相关,信息越多越详细,决策质量就越高。对于高质量的决

策而言,以下几种信息是必须的。

第一,有关决策在其作用范围内运转情况的信息。传统村落空间的变化具有较高的易感知性,对于单体

建筑的外部风貌以及建筑群的整体格局是否遭受到破坏,保护修复后的效果如何等信息都可以凭借较直接、

简单的反馈机制来获取。例如,可以通过购买卫星遥感服务,或是定期使用测绘无人机对村域空间进行整体

^扫^描^,^轻^易^地^识^别^传^统^村^落^在^某^时^间^段^内^的^空^间^形^态^与^格^局^变^迁^②^。传统村落空间环境的评价指标体系^、监

测预警体系虽然尚未完全建立,但定性、主观的评价手段也能够发挥出良好的效果,例如定期现场调研、公众

参与地理信息系统(PPGIS)技术应用等。

第二,有关公众偏好的信息。得益于我国文化基础教育的推广普及,以及传统宗族信仰、地方依赖心理,

即使是在较偏远的传统村落,对于传统村落空间的保护依旧有着较为统一的偏好———在不涉及外来利益分

配的前提下,普遍认为与地方认同相关的传统空间应当得到保护^③^。普通民众也希望能够体验原真的乡土

文化与空间环境,甚至比原住居民更迫切地希望能够保留住传统村落的原真性^④^。正是因为普通民众的需

求偏好,地方政府、旅游公司等也会对传统村落的保护格外重视,从而获得足够的旅游收益。因此,针对传统

村落保护的公众偏好信息也是较为明确的。

第三,有关某个问题或其解决方案的技术信息。传统村落保护的相关技术信息问题,一般由相关领域的

专家学者、设计机构、施工单位、当地工匠团体等负责提供。这些技术团队与管理者之间有着较强的关联性,

不论是规划编制还是方案实施都需要由相关职能部门评审、授权。因此,管理者可以较容易地通过技术论证

会、项目报规报建等获取相关的技术信息。

(三)传统村落保护的决策方案结构化条件

问题的结构化是指针对问题的解决方案有比较明确的技术套路,并最终产生两个或是多个可替代的技

术方案以供管理者、公众进行选择。对于相似、相近的问题往往可以采用标准化的决策模型来进行决策制

定。问题的结构化有助于提升决策的效能,但相似、相近的问题可能会面对完全迥异的背景条件与社会需

求,结构化的解决方案时常会引发公众的质疑,非A即B的选择模式,让公众难以在其中作出选择。

传统村落保护规划具有典型的结构化特征。国内聚落保护决策均采用编制规划的方式推进,从国家、省

①

②

③

④

王茹、张祥、韩婷婷《基于BIM的古建筑保护方案经济指标体系构建与评价方法研究》,《建筑经济》2014年第6期,第114页。

董方圆、李国旗、王磊等《基于遥感技术的古城建筑风格保护性监测》,《环境科学与技术》2012年第12J期,第379页。

唐文跃、张捷、罗浩等《古村落居民地方依恋与资源保护态度的关系———以西递、宏村、南屏为例》,《旅游学刊》2008年第10期,第90页。

张朝枝《原真性理解:旅游与遗产保护视角的演变与差异》,《旅游科学》2008年第1期,第6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部级层面发布的中长期规划指南,到地方各县市、乡镇甚至村域层面开展的保护规划编制,再到修建性详细

规划、建筑修复设计,最后到施工团队的选择和建设施工,每个环节都高度结构化、专业化,仅在决策正式落

地之前,地方管理者会依法对各比选方案进行公示告知。但此时公众被赋予的权力仅仅是选择一个方案或

是提出优化建议,而非对方案进行质疑与反对。受限于规划保护的专业性、议题讨论的高成本等现状,在当

前阶段,针对传统村落保护方案制定中的结构化现状并不能得到显著的改变。

(四)传统村落保护的公众可接受度条件

成功的决策并不以政府绩效考核的完成为最终的评判标准,许多决策在执行过程中会受到来自公众的

巨大阻力,进而影响决策的实施效果。因此,在明确决策制定的质量要求之后,了解公众对于决策的接受度

对于决策的执行至关重要。

传统村落保护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对实体空间进行整饬,还涉及各种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以传统村落

的产权关系为例,因为农村地区土地制度的特殊性,国家、村集体、传统村落原住居民以及旅游公司共同分享

了传统村落空间实体的绝大部分产权权能,任何决策都会直接影响产权人的权益。如果决策的实施造成了

部分产权人的权益受损,则可能会遭到权益受损产权人的强硬反对。如某些地区由政府主导的对传统村落

内的传统民居进行保护修缮,要求原住居民自行配套一部分保护经费,但在实施过程中,大部分的原住居民

都不愿意提供保护改造经费。因此,许多地方的管理部门仅仅提供保护改造意向图集或指南,对于原住居民

是否执行并不做强制要求。原住居民如果愿意按照图集进行保护与建设则可获取一部分建设补助,如果不

按照图集执行,也不会有强制性惩罚。这种非强制的保护措施导致了传统村落空间的保护质量参差不齐。

因此,在传统村落保护的决策执行中,公众的接受度对保护质量的整体提升至关重要。2020年6月12日,

作者在贵州省江口县寨抱村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政府对于按照传统建造工艺建造住宅的原住居民并未提供

经济上的直接资助,但提供了“半开间”的政策福利,即只要原住居民用传统穿斗技艺建造住宅,则可以在原

有宅基面积指标的基础上,额外获得半开间的现代砖混工艺建造指标。虽然当地居民对传统工艺建造住宅

的舒适性并不满意,但对额外的建设面积奖励却表达出了较高的接受度,这使当地村落的整体风貌得到了较

好的保护。

(五)参与传统村落保护的公众界定条件

在传统村落的保护中,明确哪些“公众”群体应该被纳入到参与体系中至关重要,相关的公众选择应该考

虑两个重要因素:一是能够提供解决问题有用的信息,二是能够通过接受决策或者促进决策执行,从而对决

策的执行产生影响^①

^。传统村落保护决策的制定与旅游发展高度相关

^。因此^,游客所提供的市场偏好信息

对保护程度、改造模式等传统村落保护决策内容产生较大的影响。即使是以“修旧如旧”作为唯一的保护标

准,也可以市场偏好来影响分期实施的范围、进度、施工方式等决策内容。旅游公司既能够提供公众偏好的

信息,也能够影响某些传统村落保护决策的执行,尤其是在传统村落保护普遍面临资金短缺的情况下,旅游

公司作为传统村落保护的主要出资方、管理方、运营方,在传统村落保护决策的制定与执行中有着重要的话

语权。原住居民作为传统村落的实际建造者与使用者,也是传统村落保护的重要相关“公众”。以学术、规划

制定层面的专家和负责施工的匠人团体为代表的保护专家,能够为相关决策提供有效的技术信息与解决方

案。因此,游客、旅游公司、原住居民、保护专家等多方利益主体都应当是传统村落保护的相关公众。

在此,作者仅以托马斯的决策模型作为论证工具,并不对其相关公众的界定标准进行讨论,根据其理论

条件选定的相关公众仅作为决策模型逻辑闭环的一部分。事实上,相关公众的选取在学界尚存在着较大的

分歧,如保护专家在许多学者看来不应该作为相关公众,而应当被单独列入专家参与体系中^②^。

(六)传统村落保护的决策目标一致性条件

从卢梭(Rousseau)提出“公意”概念开始,公众参与的目的就被理想化地局限在了维护公共利益上^③^。

①

②

③

约翰·克莱顿·托马斯《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公共管理者的新技能与新策略》,第38页。

王周户《公众参与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陈端洪《政治法的平衡结构———卢梭<社会契约论>中人民主权的建构原理》,《政法论坛》2006年第5期,第162页。

100

祁润钊ꢃ传统村落保护中的公众参与模式探讨

从该假设出发,传统村落保护的相关公众与管理部门之间的决策目标应当是一致的。但在实际的决策过程

中,公众参与的出发点并不仅仅是对公共利益的维护,而更关心决策对自身利益的影响。

以原住居民为例。由于原住居民普遍经济收入较低,他们积极参与传统村落保护的目的在于能够获得

更好的居住空间环境与更可观的旅游就业收入。因此,原住居民大多乐于让政府或旅游公司对自家的住宅

或是传统村落内的公共空间进行保护与改造。但作为主要的参与者,原住居民并没有提供除了房屋改造权、

人力资本之外的任何物质性资产的意愿。而且,在保护决策如果无法表现出足够吸引人的发展愿景,甚至需

要居民提供大量资金的情况下,则可能会遭到居民的抵制。尤其是对于那些房屋质量较好,没有强烈改造与

维修需求的居民,即使政府补贴一部分资金,他们仍没有参与到传统村落保护进程的意愿^①^。从这一点来

讲,原住居民对传统村落保护的认知与参与目标同管理者的决策目标存在着一定的分歧。

旅游公司与管理者之间的决策目标分歧可能会更大。从保护决策的角度来讲,旅游公司关注的重点在

于通过对传统村落的保护能否有利于公司营收的持续增长,因此他们更在意对自身发展最有利的保护(改

造)的程度和方式。如果管理者对传统村落保护提出的要求过高、过严,旅游公司则可能会对决策进行拖延

与抵制,甚至违法建设。

(七)公众的参与目标一致性条件

传统村落保护决策的相关公众除了与管理者存在目标分歧之外,公众内部对于决策的预期目标也不一

致,也会有矛盾与冲突。

在原住居民内部,因为地理位置的不同,建筑保护价值的不同,有的建筑能够得到妥善的修缮,有的建筑

由于处于风貌协调区之外而无法得到整饬,这两类情况会造成巨大的内部张力。尤其是在保护的基础上加

入了旅游发展经济要素,更会加剧传统村落内的乡村精英与普通居民之间的摩擦^②^。例如在朗德苗寨^、西江

苗寨等著名旅游品牌建设的早期,因为这种内部张力造成了许多搭便车或是蓄意破坏传统村落空间的情况。

有新建房屋需求的居民也可能因为保护决策的影响(如统一的风貌装饰要求),而不得不增加建设成本,此时

他们的决策预期目标是希望政府能够承担增加的成本。许多外出务工、外出安家的“不在地”居民可能更多

^考^虑^的^是^如^何^将^建^筑^价^值^进^行^变^现^③^,对于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等问题并不关心^。

不仅公众团体内部存在着目标分歧,公众团体之间也有着不一样的决策诉求。以理性经济人假设来分

析,规划设计机构、施工团队参与保护决策主要是为了以专业技能获取经济利益,不论是方案设计还是保护

施工,其计价原则都与工程量的多少以及技术手段的难易正相关。因此,他们在制定与选择决策方案时会更

偏好工程量大、技术利润更高的方案。而旅游公司作为主要出资方,则希望保护改造的成本越低越好,有利

于旅游发展的改造效果越高越好。从这个角度出发,保护的技术难度越大,安置传统村落居民的成本越高,

土地流转、置换调整的难度越大,旅游公司就越缺乏积极参与的动力。

四ꢃ整体式公众协商决策模式与公众参与策略

(一)整体式公众协商决策模式

通过对托马斯提出的7个问题的解答可以得出,整体式公众协商决策模式最合适于传统村落保护(见图

₁_中_阴_影_的_模_式_选_择_路_径₎。在整体式公众协商决策模式下,作为村落保护的实际管理者与主导者,地方政

府应当组织有效、广泛的听证会与咨询会,与会人员是传统村落保护的主要利益相关者群体或代表,如旅游

公司代表、原住居民代表、旅游消费者代表、建设保护专家代表等。采取整体式公众协商决策模式,既要确保

协商主体的代表性,也要保证协商主体的整体性,不能针对某一群体采用分散协商的模式进行单独的咨询协

商,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对公众整体意见的收集整理与有效反馈。但整体式公众协商决策模式并不要求管理

者分享其决策权,比如以公众投票等形式来决定某些规划设计方案,更不需要对政府进行去权。由于各方参

与的动机不同,考虑的利益要素不同,提出的建议并非都有利于传统村落保护。因此,管理者对于相关公众

①

2020年6月,作者对贵州省内的33个传统村落进行调研,发现该现象普遍存在。

②

③

史玉丁、卓丽娜《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化中的动力摩擦与平衡治理》,《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第136页。

贺雪峰、董磊明《农民外出务工的逻辑与中国的城市化道路》,《中国农村观察》2009年第2期,第15ꢊ16页。

10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的整体意见需要综合考虑,而非完全遵从,需要以更宏观的政策质量目标作为衡量标准来把控实际的保护质

量,避免由于集体不理性导致的决策风险。

(二)传统村落保护的公众参与策略

当前传统村落保护往往采用“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运营方式,缺乏原住居民、游客等相关群体的意见,

尤其是传统村落的保护规划与旅游开发,大多是政府与旅游公司、设计单位之间的博弈。在一系列的分歧消

除之后,政府或旅游公司再与原住居民以及其他相关群体进行协商。这一现状让许多传统村落保护决策的

科学性和可接受性受到广泛的质疑,这也是当前国内相关研究着眼于社区参与,并呼吁提高原住居民参与权

的原因所在。不论是从理论模型出发,还是从保护实践出发,加强决策过程中参与群体的整体性与代表性,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保护决策质量,进而提升传统村落的保护质量。因此,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建构有

效的整体式公众协商决策机制。

.议题协商

由政府发起的保护规划相关议题,需要确保足够数量的有代表性的公众参与讨论,讨论的目的在于各利

益相关方针对保护内容提出自身的利益诉求与建议。由于各参与方分享传统村落的产权权能范围大小不

同,其利益诉求的重要性、迫切性也不同,政府主管部门需要对参与者的意见进行优先级的划分,并针对其中

较重要的内容展开公开的协商与整体式讨论,以消除主要的意见分歧,提升保护决策的可接受度。尤其是拥

有传统村落空间大部分产权权能的传统村落原住居民,其意见与可接受度对于传统村落的保护至关重要。

当前县、乡、镇一级的政府部门,在传统村落制定保护与发展方案之前(不涉及土地出让与土地整治相关

事宜),往往只会与村委会进行摸底交涉,由村委会负责传达与收集相关原住居民的意见。整个交涉过程是

自上而下的单向交流,居民缺乏直接影响相关议题讨论的自下而上的参与机制,因此其意见往往只能归类为

“同意/不同意”,而无法左右整个议题的推进与改进。在传统的议题讨论中,政府部门与原住居民之间的交

流往往成本高、效率低,这也是社区无法真正参与的主要原因。要摆脱这一现状,实现社区增权,首先应降低

整个决策执行过程中各参与方的参与成本。政府成本降低了,则愿意将更多的社区意见纳入考虑;社区参与

成本降低了,也会有更多的居民愿意参与到议题的讨论中。近年来,由于移动信息网络、智能设备的全覆盖,

即使是在偏远的山村,通过电子设备进行低成本、高效率参与的技术壁垒也已经被打破,进一步降低了各参

与方对参与信息的接收、处理能力。因此,在议题协商阶段,纳入更广泛、更具代表性的公众参与主体,已经

具备了足够的技术条件,亟须在参与架构设计上进行与之相适应的调整。

.决策制定与实施

对于各参与方的意见,主管部门无须全部接纳与响应,避免出现集体行动困境,应当根据实际的保护决

策目标独立制定决策方案。只有在既定的保护策略框架内,针对具体的保护事项,进一步展开整体协商,才

能确保向决策目标稳步靠近。

传统村落保护的决策目标是明确的,但在决策制定的参与流程中,围绕这一决策目标所面临的具体问

题、涉及的利益交换会吸引价值认知各异的公众参与进来。不同的意见会对决策制定产生不同的影响,但参

与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传统村落保护。如对于传统村落的民居改造,原住居民在认知、诉求、居住区位、经济状

况、在地状态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对传统村落保护相关专业知识的了解程度也参差不齐,提出的某些建议

可能无助于传统村落保护决策的制定与实施,某些参与意见也可能对于决策方案的制定有较高的参考、修

正、优化价值,但政府主管部门都需要按照“修旧如旧”的基本保护原则制定相关的保护技术策略,否则公众

参与越广泛越深刻,对决策目标的实践就越有害,最终走向集体不负责、集体不行动等状态。

在总体决策方案制定之后,政府主管部门需对决策执行中的各类风险进行排查与处置,需要对公众参与

过程中较重要的意见进行回应。例如,完全以“修旧如旧”的决策质量来实施,往往会因为资金短缺导致决策

无法执行。有的主管部门会选择以指导图集的方式建议原住居民保护、修缮传统村落内的建筑,通过决策质

量上的妥协换取决策目标的实现;有的主管部门则通过调动其他渠道的资金或运用社会资本来守住“修旧如

旧”的政策底线,但会面临社会资本带来的高周转、高负债、破坏性建设等问题,需要在决策实施过程中再次

将公众纳入到参与协商体系中来。

102

祁润钊ꢃ传统村落保护中的公众参与模式探讨

.实践协商

决策实施过程中的各类问题需要召集各利益相关公众进行整体协商,以确保实施过程与决策目标相匹

配。在传统村落保护中,其他渠道资金与社会资本的介入会涉及到对原有传统村落产权权能的让渡。由于

各参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产权权能让渡在最初的议题协商中往往不能达成共识。原住居民对于社会

资本的介入能带来的影响并不了解,旅游公司也未能在议题阶段对产业发展的市场信息进行准确的预测,游

客群体也可能因为传统村落保护状态与自身的消费预期不匹配而采取不同的消费策略。因此,决策实施中

的具体环节与问题需要以整体协商的方式来讨论具体的解决方案。例如,在西江苗寨的传统村落空间保护

决策实施中,当地政府通过设立“民族文化保护费”,充分调动了原住居民参与传统民居保护的积极性,有效

地保护了村域范围内的建筑空间形态与风貌,但因为地方政府引入了大量社会资本,建设了大量舞台化、城

市化的空间与业态,使得传统村落文化原真性遭到严重破坏。由于政策实施过程中整体协商机制的缺失,在

各大旅游平台网站上出现了游客群体对于西江苗寨的原真性、商业化的质疑^①^,这一问题至今仍然未能得到

妥善的解决。

五ꢃ结语

因为缺乏对参与效度的数字化分析,托马斯的参与理论模型依旧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量化”模型。托马

斯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提出对于参与模式的选择应该是动态往复的。整体式公众协商决策模式下的公众

参与可能仅仅在决策制定的初期具有显著的适用性,随着决策制定的深入,各方面利益诉求与矛盾的不断变

化,相应的参与模式也会变动,甚至可能会最终走向“不参与”。但是受限于社会学领域量化研究方法的复杂

性,对于最接近真实情境的公众参与模式选择,暂时无法给出合理的解答。

此外,在现实的决策制定过程中,决策目标与质量评价也不是单一的,关于传统村落保护的决策制定在

很大程度上必须以经济发展为主要的决策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托马斯的理论模型在第一个问题上可能将

会得到否定的结果,即管理者无法明确保护决策制定的质量要求:保护到什么程度或者发展到什么程度才是

科学合理的? 此时如果盲目地引入公众参与可能会严重地威胁到潜在的决策质量需求。因此,必须“自上而

下”地明确决策质量目标,才能在此基础上去讨论公众参与的程度与模式。本文仅以单一的“保护”作为研究

的切入点来讨论公众参与模式,预期目标在于如何实现对传统村落空间的有效保护,而不侧重讨论空间保护

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单一决策目标的假设条件下,托马斯的参与模型所推导出的参与模式与策

略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②^。

[责任编辑:钟秋波]

①

②

杨振之、潘金玉《民族村寨旅游地游客相对剥夺感的生成与应对———以西江苗寨为例》,《民族学刊》2022年第11期,第71页。

本文仅对传统村落的物质空间保护展开讨论,不涉及乡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讨论。

103

第51卷第1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

SocialSciencesEditionꢂ

024年1月

Vol51ꢀNo1

Januaryꢀ2024

民族旅游村寨公共休闲空间非正义

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为例

赵春艳_ꢃ夏银环_ꢃ成娅

ꢃꢃ摘要:因旅游发展,民族旅游村寨公共休闲空间出现非正义发展,主要表现为政策的旅游化、布局的商业化、价

值的他者化、发展的失衡化。政府行政引导、资本逐利驱动、游客需求推动、居民生计让渡是引致公共休闲空间非

正义发展的影响因素。这是基于空间正义批判维度对其非正义实然发展的反思。因此,应从价值立场维度对其正

义应然发展加以引导,调整多元主体行动策略,实现公共休闲空间的正义发展旨归。

关键词:民族旅游村寨;公共休闲空间;非正义发展;西江千户苗寨

DOI1013734ꢄjcnki1000-531520240402

收稿日期:2022-11-18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共享发展视域下西南民族地区乡村公共休闲服务均等化路径研究”(21XMZ008)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赵春艳,女,贵州毕节人,哲学博士,贵州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E-mailꢅ358680605@_q_qcom;

夏银环,女,内蒙古鄂尔多斯人,贵州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成娅,女,贵州遵义人,贵州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旅游业成了西南民族地区许多民族村寨实现脱贫致富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

对提高农民收入、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乡村基础设施、活化乡村文化、推动村寨生活方式现代转型具有重要意

义。但与此同时,旅游业也带来了村寨空间主体及功能被置换、生活空间为旅游消费空间所挤占等空间正义

缺失问题。有学者指出:“在旅游空间生产过程中,由于空间分配和使用等环节的正义缺失,实践主体往往重

视旅游消费空间塑造而忽视了居民日常生活诉求。”^①可见^,民族村寨旅游发展具有双重效应^:在促进落后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会^产^生^空^间^非^正^义^②^,违背了我国旅游产业是^“民生产业^”和^“幸福产业^”的定位^,造

成了旅游空间正义的缺失^③^,与我国旅游空间实践的价值取向背道而驰^④^。因此^,旅游空间正义成了当前研

究的重要议题,学者们从空间生产权能、正义维度、资本积累、超越正义之争等宏观视角对旅游空间正义进行

了理论思考,但较为缺乏对微观领域的关照,应从日常生活的视角为之注入新的阐释范式^⑤^。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发生了改变,美好休闲生活是人民美好

①

②

③

④

⑤

郭文《空间的生产与分析:旅游空间实践和研究的新视角》,《旅游学刊》2016年第8期,第34页。

曹诗图《旅游开发的正义反思与求索》,《旅游学刊》2017年第4期,第7页。

王京传《基于空间正义的旅游公众参与机制与包容性发展》,《旅游学刊》2017年第4期,第8页。

郭文《中国旅游发展笔谈———旅游空间正义的伦理与实践反思(一)》,《旅游学刊》2017年第3期,第1页。

郭文《新时代旅游空间生产的日常生活转向》,《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第78页。

104

赵春艳ꢃ夏银环ꢃ成娅ꢃ民族旅游村寨公共休闲空间非正义及影响因素研究———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为例

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①^。民族旅游村寨居民对旅游发展的目标已从旅游生计发展到社会福祉提升

的转变,也希望在旅游发展中实现自己的美好休闲生活的需要。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当前对民族旅游村

寨休闲发展的实践,存在过度关注旅游者的休闲需求和体验,缺乏对本地居民休闲生活的关注,导致休闲在

地理空间上存在“贫富差异”^②^。

因此,本文选择最贴近民族旅游村寨居民日常生活公共休闲空间非正义问题的研究,正是源于当前民族

村寨旅游空间正义理论研究中对微观日常生活层面的匮乏及民族村寨旅游发展实践中缺失对当地居民休闲

需要的关照。

一ꢃ概念界定及研究综述

(一)概念界定

.公共休闲空间

₂₀₁₅_年_颁_布_的_国_家_标_准_《城市公共休闲空间分类与要求》指出,“城市公共休闲空间是城市建成区范围

内满足公众休闲需要的公共空间”^③^。有学者提出^:^“城市公共休闲空间是城市居民开展日常休闲活动的重

要载体,为之提供消遣娱乐的公共活动空间。”^④有研究认为^,城市公共休闲空间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概念^,泛

指各种类型的能够为市民提供休闲放松的公益性场所,所面对的是作为城市主体的市民,并不局限于某种特

定类型和层次^⑤^。本文认为^,公共休闲空间是一定地域范围内以满足当地居民休闲需要的公共空间^。

.民族旅游村寨公共休闲空间

有学者提出,公共休闲空间是民族旅游村寨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地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维

^度^,^是^村^寨^旅^游^发^展^中^的^重^要^支^撑^物^⑥^。民族旅游村寨丰富的休闲实践能够不断强化旅游地的休闲氛围及

^其^表^征^的^地^方^性^,^从^而^维^持^和^塑^造^旅^游^地^持^续^的^吸^引^力^⑦^。据此^,我们认为^,民族旅游村寨公共休闲空间是

民族旅游村寨所属范围内,为了满足本地居民休闲需要的公共空间,因其也是民族旅游村寨重要的旅游吸引

物,所以当下还具备了满足旅游者旅游需求的属性,但满足本地居民休闲需求是其首要功能。从所属主体

看,民族旅游村寨公共休闲空间可分为村寨公共休闲空间和私有公共休闲空间^⑧^。依据承载功能将之分为

仪式信仰类公共休闲空间、人际交往类公共休闲空间以及日常生活类公共休闲空间。当然,这样的分类是相

对的,并不是绝对的,可能有功能交叉重合的公共休闲空间。

(二)研究综述

.关于公共空间非正义的研究

空间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对象,从最初静止的、作为背景而设的物理空间到作为一种重要的独立的

生产要素参与到社会关系生产中^⑨^,空间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伴随着人类对空间的改造和建构

活动,社会空间不均衡发展的现象普遍出现^ꢆ^ꢇ^ꢈ^,但空间正义问题成为学界研究的重要话题却是在20世纪60

①

②

何志玉《新时代人民美好休闲生活及意义》,《贵州社会科学》2018年第12期,第9页。

孙九霞、王学基《旅游目的地居民本土休闲文化与地方实践———以云南丽江为例》,《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第65页。

③

④

⑤

⑥

⑦

全国休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城市公共休闲空间分类与要求:GB/T31171ꢊ2014》,中国标准出版社2014年版。

方远平、唐艳春、赖慧珍《从公共纪念空间到公共休闲空间:广州起义烈士陵园的空间生产》,《热带地理》2018年第5期,第617页。

刘炳献、钟家雨《居民感知视角下的城市公共休闲空间研究———以珠海市为例》,《经济地理》2017年第10期,第228页。

郭文、杨桂华《民族旅游村寨仪式实践演变中神圣空间的生产———对翁丁佤寨村民日常生活的观察》,《旅游学刊》2018年第5期,第92页。

孙九霞、王学基《旅游目的地居民本土休闲文化与地方实践———以云南丽江为例》,《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第65页。

⑧

私有公共休闲空间的提法,源于简祎、罗洁梅、王安琪等对私有公共空间的定义及变革的学术梳理及阐述。因公共休闲空间属于公共空间的

一种,因此本文采用“私有公共休闲空间”的提法应该是站得住脚的。下文中私有公共休闲空间主要指家庭私有公共休闲空间,其原本是家

庭所有,主要满足家庭成员休闲需要的公共休闲空间,但在外来资本对家庭公共休闲空间进行旅游化改造后,其服务主体更多是外来游客。

参见:简祎、罗洁梅、王安琪等《私有公共空间与空间正义之博弈———以香港为例》,《国际城市规划》2023年第3期,第77ꢊ86、102页。

王锐《理解空间政治学: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第104页。

⑨

ꢆꢇꢈ汲忠娟、徐红罡、崔庆明《旅游空间正义的实践路径:基于西藏自治区的案例研究》,《旅游导刊》2022年第2期,第26页。

10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代之后。因城市快速发展出现了空间隔离、空间剥夺等不正义现象^①^,

学者们开始了对城市空间权力^、空

间异化、空间变迁、空间秩序及空间治理等城市空间正义问题的讨论,空间的公共性也由此被提出,启发了学

者们将公共空间视为实现空间正义的思考。公共空间与空间正义具有一种内在的天然逻辑关系,公共空间

^是^实^现^城^市^空^间^正^义^的^一^种^可^能^阐^释^②^,公共空间建设对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具有重大影响

^。但随着资本

及权力对公共空间生产的介入,公共空间出现了异化,产生了非正义,即在资本主导的城市空间生产中始终

存在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生活空间与生产空间的矛盾^③^。_因_此_要_解_决_城_市_公_共_空_间_非_正_义_的_异_化_问_题,

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及空间生产思想的指导下,以空间正义为理论支撑,跳出城市空间生产资本主导

的内核,回到生活逻辑构筑的生活性公共空间以重新梳理城市发展的空间正义逻辑及其限度,构建以“人本

逻辑”为核心的城市发展理念,划定资本化公共空间的合理界限,重建城市公共空间的社会伦理意义^④^。

.对民族旅游村寨公共休闲空间非正义发展的研究

当前对民族旅游村寨公共休闲空间及其非正义发展还未有专题的研究,但在对民族旅游村寨的相关研

究中对此有所涉及。一是在民族旅游村寨相关空间非正义研究中提及了公共休闲空间的非正义问题。如郭

文等对民族旅游村寨仪式的研究中指出,随着资本的介入,作为翁丁瓦寨公共休闲空间的民族节日也沦为当

地获取经济利润的一种方式,其神圣空间也由此发生强烈转向,并不断产生异化^⑤^。董宝玲等在民族旅游村

寨空间生产的研究中提出,不管是物理空间规划中的错位表达、社会空间中的冲突与避让,还是意义空间中

的旅游化再生产,都必然涉及对当地公共休闲空间的改造与重构,都可能出现公共休闲空间非正义的现

^象^⑥^。二是在民族旅游村寨休闲研究中^,有学者提出^,应从本地居民的视角关注公共休闲空间非正义的问

题。如在旅游发展对摩梭老年人休闲活动的影响研究中,唐雪琼等人指出,民族旅游村寨在公共休闲空间上

的改变,导致了当地老人休闲的不适应,公共休闲空间的旅游化发展对摩梭老年人来说具有非正义性^⑦^。

综上所述,学者对公共空间正义问题的讨论多集中于城市,源于对空间及公共空间非正义发展的现实批

判,主张应秉持空间正义的理论,实现公共空间正义,重构公共空间社会伦理,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根

基和价值立场:空间正义既是批判视角,也是价值导向。从批判视角来说,其关注公共空间“现实”如何,即实

然的问题,强调对公共空间中不正义现象的反思;从价值导向来说,其解决公共空间“应当”如何,即应然的问

题,关注公共空间社会发展向度。即从“实然”的现实批判和“应然”的价值导向两个维度实现公共空间的平

等共享。因此,本文将以空间正义理论为指导,秉持“人本逻辑”的理念,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为例,从实然视

角探究旅游影响下民族旅游村寨公共休闲空间非正义发展的表现,以及引致公共休闲空间非正义发展的影

响因素,从应然维度建构公共休闲空间多元共享的正义发展机制。

二ꢃ研究案例及数据获取

(一)研究案例选择

本文选择贵州省西江千户苗寨作为研究案例,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其一,典型性。位于贵州省黔

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西江镇的千户苗寨,由羊排、平寨、南贵、东引等多个村寨组成,90%以上的原住

村民为苗族,是世界上最大的苗寨,经过近30年的旅游发展,已成为我国民族旅游村寨发展的典型。其二,

契合性。在西江千户苗寨旅游发展过程中,不同主体的参与使其村寨公共休闲空间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改造

古街道路,新修游方街、观光栈道,修建观景台、芦笙场、表演场、博物馆等,使村寨公共休闲空间在数量、类型

等物理属性上发生了改变;通过旅游展演,将民俗节日、仪式信仰、日常公共休闲生活等打造成旅游吸引物,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李佳依、翁士洪《城市治理中的空间正义:一个研究综述》,《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第14页。

董慧《公共空间:基于空间正义的一种尝试性思考》,《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第12页。

靳文辉《空间正义实现的公共规制》,《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9期,第92页。

胡娜、高广旭《现代城市发展的空间正义问题与公共空间之重构》,《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第59页。

郭文、杨桂华《民族旅游村寨仪式实践演变中神圣空间的生产———对翁丁佤寨村民日常生活的观察》,《旅游学刊》2018年第5期,第92页。

董宝玲、白凯、陈永红《多元权力主体实践下民族村寨的旅游空间再生产———以贵州肇兴侗寨为例》,《热带地理》2022年第1期,第87页。

唐雪琼、杨殷迪《旅游发展对摩梭老年人休闲活动的影响———以泸沽湖地区落水村和开基村为例》,《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009年第4期,第115页。

106

赵春艳ꢃ夏银环ꢃ成娅ꢃ民族旅游村寨公共休闲空间非正义及影响因素研究———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为例

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公共休闲空间的社会文化属性。因此,选择西江千户苗寨作为研究的案例地具有适

宜性。

(二)研究数据获取

₂₀₁₈_年₅_月_ꢊ₂₀₂₁_年₁₂_月,研究团队通过初步、正式、补充三个调研阶段,采用观察法及访谈法保证了

研究资料数据的丰富性。观察法主要是对西江千户苗寨内的公共休闲空间及当地居民、游客等在公共休闲

空间中从事的活动做观察与记录;访谈法是与研究对象面对面交谈,了解其对村寨公共休闲空间的参与行为

及心理,对旅游发展前后对公共休闲空间的感受与认知及对未来的诉求,以获得较直观准确的资料。调研对

象包括当地居民、政府工作人员、景区管理公司工作人员、相关经营主体及游客。为了保证研究数据的有效

性,根据研究主题对不同主体拟定了筛选标准:当地居民、政府及景区工作人员必须亲身经历见证了西江千

户苗寨旅游发展前后的变化;当地居民必须涵盖西江千户苗寨所辖不同区域内的4个行政村;相关经营主体

必须在西江从事旅游经营5年以上;游客则为随机挑选和访谈。多轮调研后最终确定23位调研对象,所有

受访者均做了匿名化处理^①^。

三ꢃ西江千户苗寨公共休闲空间非正义发展

(

一)公共休闲空间政策的旅游化

公共休闲空间政策的旅游化主要是指政府通过行政权力对公共休闲空间的旅游化改造,这主要体现在

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通过行政权力对原有公共休闲空间的旅游化引导。在旅游发展之前,西江千户苗寨公共休闲空间

主要是当地居民公共休闲的场域,包括日常生活类公共休闲空间和集体仪式类公共休闲空间。前者如村寨

内的街头巷尾、白水河边的碾米房、集市内的斗鸡场、山坡上的游方场等,其最大特征是与当地居民的日常生

产生活结合在一起。后者如鼓藏头家下方的起鼓场、村寨内的保寨树祭祀场、各自然村寨内的菩萨寺庙等,

其主要特征是和村寨神灵信仰结合在一起,在敬神的同时也具有集体狂欢的功能。两者的功能价值主体都

是当地居民,其管理也主要依靠村寨内的乡规民俗进行规制。在旅游发展之后,特别是为了承办2008年贵

州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政府相关部门通过发布政策文件,对西江千户苗寨内的公共休闲空间进行了不同程

度的旅游化发展引导,其出发点主要是为了旅游产业的发展需要。一位当地餐馆老板娘说:“现在芦笙场虽

然比原来大了,可大家现在都不愿在里面跳芦笙舞了。大伙儿原来跳舞都高兴,好耍有乐趣。但自从旅游发

展后,芦笙舞就是为了跳给游客看,真的不得好多乐趣在里面,所以现在我们本地人跳的都少了,更多是旅游

公司出钱雇请周边村寨的居民来跳。”(JMꢊ01)正是在政府公共休闲空间旅游化政策的引导下,使本属于满

足当地居民休闲需要的公共休闲空间变成了满足旅游者旅游需求的旅游消费空间。

其二,通过行政权力引导家庭私有公共休闲空间的旅游化转变。随着西江旅游的快速发展,原有的公共

休闲空间已不能满足旅游者的需要。政府通过行政权力使原本家庭私有的公共休闲空间发生旅游化的转

变,成了旅游者进行旅游消费的旅游空间。当前遍布村寨的农民画家作坊、刺绣坊、蜡染坊、米酒坊及银饰坊

便是在政府旅游化政策下催生的家庭式消费空间。蜡染坊的婆婆说:“我现在做蜡染的这间屋头是我们家原

来的堂屋和院坝改造来的,以前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做蜡染、做刺绣、打鞋底等,大家有说有笑,欢快得很啊!

做成刺绣坊后,环境条件比原来好了,政府还支持了这么好的座椅板凳,还请专门的人帮我设计了墙上的刺

绣画框,我现在就像城里人上班样的,到点就来开门关门,坐在店里也弄些刺绣,钱是挣了,但不得以前好

耍!”(JMꢊ02)可见,在旅游化的政策导向下,家庭私有公共休闲空间的旅游化发展虽然让当地居民收入增

加了,却造成了当地居民对公共休闲空间的让渡。

(二)公共休闲空间布局的商业化

西江千户苗寨公共休闲空间的商业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村寨新型公共休闲空间的商业化生产。根据旅游发展的需要及对公共休闲空间商业利润的实现,

①

样本均进行编码,身份用中文首字母大写表示。JM表示当地居民,ZF表示政府工作人员,JQ表示景区管理公司人员,JY表示相关经营主

体,YK表示游客。

10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村寨出现了新型的公共休闲空间。如位于南贵寨的观景台主要是为了游客欣赏苗寨的夜景而修建的;村寨

内的游方街、古街、风雨桥等街道公共休闲空间也主要是为了游客在苗寨内的旅游休闲而建造的;位于村寨

内核心位置的表演场及博物馆,也是为了游客的旅游需求而设。随着游客数量逐渐增多以及消费需求不断

提升,西江苗寨沿河两边街道的公共休闲空间因其地理位置的优越性被布局成旅游商业街区。一位本地居

民说:“旅游发展后,很多当地居民都去市区或者别的地方买了房子,因为这里的建设大多数都是为旅游准备

的。以前街道上有很多村民来来往往,现在街道上开设了各类门店,特别是河道两边,已经变成了旅游商业

街区。”(JMꢊ03)简而言之,新公共休闲空间的发展已逐渐成为西江苗寨各资本方获取经济利益的方式之

一,民族旅游村寨公共休闲空间的生产主要以商业化的布局为导向。

其二,村寨原有公共休闲空间类型布局的商业化。在旅游发展之前,村寨公共休闲空间布局主要是为当

地居民日常休闲服务,不管是兼具敬神与娱己的集体仪式类休闲空间,还是为了满足当地居民日常交往需要

的人际交往类休闲空间,或是满足日常休闲生活需要的日常公共生活类休闲空间,皆是按照当地居民的需要

布局。如在村寨的中心设立芦笙场,方便大家参与村寨公共仪式庆典活动;在宗教信仰领袖鼓藏头家下方设

立起鼓场,那是最为庄重威严神秘并不轻易示人的地方;在村寨生命之源白水河河坝上设置斗牛场,在集市

上设置斗鸡场均是为了满足乡民集市闲暇消遣的需要;在山坡上设置为了满足青年男女相会交往、谈情说爱

的游方场等:所有的公共休闲空间皆是以当地居民的需要为中心。在旅游发展后,村寨公共休闲空间完全按

照旅游产业发展的需要来布局,即商业化成了公共休闲空间布局的首要原则。为了实现旅游利润的最大化,

不仅扩建了原有的芦笙场,还在游客聚集的中心平寨新修了一个起鼓场。一位老人告诉我们:“芦笙场是我

们当地人最为重要的大家一起唱歌跳舞聚会的地方,原来由鼓藏头家先来吹芦笙,其他人家才能吹芦笙跳

舞,大家都是遵照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老一套来做的,没有鼓藏头带领是不敢跳的,怕得罪神灵,给大家带来灾

祸! 现在可不管这些,只要游客来了就随时为他们唱歌跳舞表演,游客多时一天到晚都在跳!”(JMꢊ04)可

见,公共休闲空间商业化的布局改变的不仅仅是其物理属性,更重要的是对其内在文化属性的改变。

其三,在旅游发展之下,家庭私有公共休闲空间也呈现商业化的布局。作为西江苗寨当地居民最传统的

居住空间,吊脚楼由三层构成:第一层主要是存放劳作工具、饲养家畜家禽、存储农业生产肥料的空间;第二

层是家庭生活及休闲的重要场所空间,是家庭祖先祭拜空间、成员生活居住空间及家庭接待交往空间,是集

信仰、生活及休闲为一体的重要空间;第三层主要用于存放谷物、饲料等生产、生活资料。建造在二层堂屋外

的美人靠是吊脚楼的一大特色,主要用于乘凉、刺绣、休息等,是联系家庭内部空间与村寨外部空间的一个最

直观的公共休闲空间。在旅游发展后,各类商业主体陆续进入西江,租赁当地居民的房屋进行商业活动,西

江大部分的吊脚楼已改变原有的布局,呈现出更多商业化的布局结构:家屋空间中的堂屋、美人靠等成为满

足游客休闲娱乐的场所空间。一位当地居民说:“为了发展旅游,增加收入,我将自己家屋的上面两层租给广

东来的老板开民宿,自己家就住在原来关牲口的第一层,现在屋头没有家庭吃饭聚会玩耍的地方,所以现在

有亲戚来耍或是屋头有啥子事要热闹一下,我们都是去凯里找个馆子!”(JMꢊ05)正如有学者研究指出,旅

游发展下,家屋从传统型到商业型的演化,其承载的地方意义已发生改变,家屋景观的生产及日常生活场景

的杂糅,使得居民对家屋情感空间的体验不断销蚀^①^。

(三)公共休闲空间价值的他者化

随着西江千户苗寨旅游发展,当地居民的公共休闲空间已经由“本地人的休闲空间”转向“他者化的旅游

空间”。公共休闲空间的价值发生置换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集体仪式类公共休闲空间价值的旅游化。不少学者认为集体仪式类空间是少数民族日常生活的

重要组成部分,其多具有敬神娱己的功能,在此意义上,我们将之称为“集体仪式类公共休闲空间”。在旅游

发展之后,这样的仪式信仰类休闲空间旅游化转变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在鼓藏节或苗年等具有重要集体意

义的敬神娱己仪式活动之后,通常只能由鼓藏头选择神秘的山洞秘密存放鼓,存放的山洞是不为外人所知

的。随着旅游的发展,在鼓藏头家中设计了一个专门存放鼓的地方———鼓藏堂,并将之开放成一个体验感受

①

蔡溢、杨洋、廖婧琳等《何以为“家”? 西江苗寨居民家屋空间的旅游实践》,《旅游学刊》2022年第9期,第27页。

108

赵春艳ꢃ夏银环ꢃ成娅ꢃ民族旅游村寨公共休闲空间非正义及影响因素研究———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为例

苗族文化的旅游场所景点,游客可随时进入其中敲响鼓点。一位村中老人说:“以前只有在苗年或鼓藏节才

吹芦笙,而且规定开秧门之后到吃新节这段时间内是不允许吹芦笙的。现在发展旅游后,为了留住游客,不

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每个农家乐都天天吹,感觉意味全变了。”(JMꢊ06)对于当地居民而言,在旅游发展之

后,原来具有集体仪式意味的休闲文化空间的价值已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逐渐演化成旅游营利的场所空间,

集体仪式应有的民族礼仪庄严已逐渐消失。

其二,人际交往类公共休闲空间价值的旅游化。散落在村寨各处的人际交往类公共休闲空间具有加强

居民情感联系、增加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价值。比如在村寨中央设立芦笙场是为了居住在村寨内不同区位的

村民能够便捷地参加跳芦笙活动;在羊排村鼓藏头家下方设立起鼓场是为了传承大家认可的乡规民俗;在白

水河岸边设置斗牛场是为了在秋收之后表达对牛的崇敬之情和为当地居民劳作之后放松身心的场所。通过

这些休闲活动,能够加强当地居民之间的情感联系,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现在这些公共休闲空间都被开发

成了旅游观赏项目,成为向游客进行表演展示的旅游空间。一位当地居民就不无感叹地说:“那时候我们村

寨里头集体活动多得很呀,而且因为大家经常在一起接触,也都团结得很,很多乡规民俗在这些地方就很自

然地传给下一代的年轻娃娃了;现在大家在这些地方的活动减少了,感情也淡了不少,毕竟相处的时间少了

嘛,都忙着各家的生意。”(JMꢊ07)可见,人际交往类公共休闲空间的旅游化导致当地居民共同的休闲活动

减少,弱化了本地居民族群情感联系。

其三,日常生活类公共休闲空间的旅游化。民族旅游村寨居民的休闲生活没有明显的“工作ꢊ休闲”划

分机制,休闲往往是自然而然地融入其日常生活中,所以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公共休闲空间是其生活的常

态,在旅游发展之后,其旅游化的转变也极其明显。白水河及河滩曾是当地孩童热天嬉戏打闹、捉抓虫鱼、释

放天性的玩乐场所,是妇女洗衣晾晒、聊家长里短的日常生活闲暇空间,但现在囿于旅游发展需要,白水河修

得像护城河一般,当地居民不再可能像以前那样去那里洗衣娱乐。曾作为西江当地居民日常活动的老街,其

主要作用是为当地居民提供服务,这样的街角空间对于当地居民而言是一种特殊的公共休闲空间。一位在

当地务农的大叔说:“以前在特定日子,老街这里就会进行歌舞表演,我们手头活路再忙,也会跑来这里看,因

为很热闹,我们平时干活累了,来到这看表演会觉得很开心,整个人也比较放松。”(JMꢊ08)在民族旅游开发

之后,老街上鳞次栉比的各类旅游店铺均是为了满足外来游客的旅游需求,已成为旅游者进行旅游消费的主

要空间。以前只有在特定的民族节日才能看到的苗族歌舞表演现在每天都能看见,老街已从服务于当地居

民日常生活及休闲需要的空间转向服务旅游者,变成了满足外来游客旅游需求的旅游空间。

(四)公共休闲空间发展的失衡化

一是内外不均衡。在旅游发展影响下,西江千户苗寨公共休闲空间逐步形成以旅游为主导的格局,即公

共休闲空间的旅游化发展造成了村寨公共休闲空间主要是对游客旅游休闲需求的满足,在一定程度上造成

了西江千户苗寨公共休闲空间对当地居民而言的失衡化发展。一位当地居民说:“西江旅游发展之后,修建

了不少玩的地方,但这些地方不是给我们本地人玩儿的,都是给游客耍的。与旅游发展前相比,我们当地人

玩的地方是少了的。原来芦笙场、鼓藏场、斗牛场、斗鸡场,包括白水河两岸,街道上的卡卡角角都是我们当

地人耍的地方,现在哪里都是游客,我们有时想坐一下,都坐不住,一是吵得很,二是有些游客还像观赏啥子

稀奇古怪样地看着你,不自在得很!”(JMꢊ09)可见,随着西江旅游的发展,村寨公共休闲空间被游客占用已

是不争的事实。同时,当地居民大多在从事旅游相关的接待工作,常态化的游客饱和量让他们甚少有自主安

排闲暇时间的自由,这与他们原来以农业生计为主、较为规律、相对可自己支配的闲暇时间相比,确实减少了

对公共休闲空间的利用。

二是内部失衡化。首先是村寨内部不同区域公共休闲空间发展的不均等。在旅游影响下,村寨公共休

闲空间结构变化明显,区域内部开发程度存在明显差异:河流南岸南贵村因观景区位优势较好,游客多,公共

休闲空间快速扩张填充;而东引村、羊排村位置偏远、游客较少,公共休闲设施及空间也相对较少。一位当地

居民说:“好多耍的地方都集中在景区核心,下面的‘门面’好看了,才能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游玩,下边(核心

区)居民能玩的地方比我们坡上(边缘区)多多了。”(JMꢊ10)其次是在公共休闲空间使用上呈现代际不均衡

的发展。在旅游发展之前,西江公共休闲空间主要是为了满足当地居民的休闲需要,而且当时的西江处于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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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为封闭的状态,其民族自创的公共休闲空间体系,不管是日常休闲生活类还是集体敬神娱己类仪式空间都兼

顾了不同代际当地居民的休闲需要。在旅游发展之后,西江千户苗寨公共休闲空间大多成了满足游客体验

西江独特传统休闲文化与活动而进行的展演场所,表演群体大多为老年人,较少见本地的年轻人参与其中。

一位在广场上刺绣的婆婆说:“现在的年轻人情愿一天在屋头耍手机,或者开车去市里耍,都很少来村寨这些

地方耍了,觉得这些都是给游客耍的!”(JMꢊ11)可见,西江千户苗寨公共休闲空间如何满足年轻一代的休

闲需要,如何对民族休闲文化进行传承与创新,已成为西江旅游发展中必须思考的问题。

四ꢃ西江千户苗寨公共休闲空间非正义影响因素

(一)政府行政引导

西江千户苗寨是由政府主导打造的旅游景区,政府相关部门通过行政权力引导西江千户苗寨公共休闲

空间符合旅游发展的需要,助推西江旅游产业化的发展。首先,通过编制、颁布一系列的旅游规划对村寨空

间包括公共休闲空间的旅游化改造。如《雷山县西江旅游发展策划》、《西江千户苗寨旅游详规》、《西江千户

苗寨综合性修建性详细性规划》等,促成西江千户苗寨公共休闲空间符合旅游发展规划的要求。“西江旅游

的发展其实很早就开始了,初期来的很多背包客主要是被西江神秘的文化所吸引。后来客人逐渐增多,但给

客人玩的东西很少,客人留不下,所以政府就开始着手请专业人员来给西江做旅游规划。这些规划就包括对

西江公共休闲空间的打造,当时大多是为了满足游客的需要,助推旅游的发展。当时穷呀,主要还是想通过

旅游解决吃饭的问题,真还没有考虑居民休闲需要的问题。”(ZFꢊ12)其次,政府直接投资进行村寨公共休

闲空间的旅游化打造。例如为了举办2008年旅游发展大会,政府投资了近两亿元用于完善旅游发展所需要

的各类公共休闲设施:新修游方街,升级改造了古街道路设施,在南贵村的最高位置修建观景台,在沿着河道

的区域通过征地的方式修建商业街和新的芦笙表演场。“2008年第三届贵州旅游发展大会对西江旅游发展

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当时政府真是举全县之力来筹办这次大会,政策上的支持力度不说,还直接花钱打造西

江公共服务设施,就为了趁这个会把西江宣传出去,让更多的游客来。”(ZFꢊ13)再次,通过行政权力引导村

寨后续旅游发展,打造符合旅游发展的公共休闲空间。在西江旅游发展过程中,为了从整体上保证西江旅游

发展的一致性,满足游客在西江旅游的需求,政府通过行政权力规范资本方、当地居民等各相关主体的行为,

引导西江公共休闲空间发展。一家服装店的老板娘说:“之前我们申请给美人靠安装玻璃,因为只要一下雨,

雨就被吹到屋子里,但是政府不同意弄,觉得影响美观,怕对游客来玩产生影响。”(JMꢊ14)可见,不管是西

江政府通过编制旅游发展规划,还是直接投资打造村寨公共休闲空间,或是对西江公共休闲空间的日常规

范,客观上都促进了村寨公共休闲空间的完善,但其出发点都是为了满足游客旅游需求,助推旅游产业化发

展。其对当地居民的考量主要是从旅游发展能带来经济收益,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的角度,忽略了当地

居民的休闲需要,使他们在公共休闲空间中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体现。

(二)资本逐利驱动

随着旅游的发展,旅游管理公司与外来经营户开始进驻西江,在公共休闲空间重构过程中,资本对空间

的生产和转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是本地旅游管理公司对村寨公共休闲空间旅游逐利的改造。西

江苗寨旅游管理公司作为直接经营者,在前期修建了大量的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如村寨夜景灯光系统、苗族

文化表演场、寨内游客观光栈道等。虽然这些休闲设施在一定程度上也满足了当地居民的休闲需求,拓宽了

他们的休闲空间,但旅游管理公司是朝着发展旅游、追求旅游经济效应的目的去修建的,其推动村寨公共休

闲空间的目的还是以逐利为本。“说实话,我们景区管理公司对西江公共休闲空间的打造及完善,主要还是

满足游客需要,我们也有营收压力呀!”(JQꢊ15)旅游管理公司以追求商业利润最大化为目的,最终使得西

江千户苗寨的公共休闲空间变成了旅游消费的空间。一位打零工的大叔说:“旅游管理公司进来后,很多东

西不像以前那样方便,总感觉自己和村子的距离越来越远。像以前我们干活累了就在河边洗把脸,坐着歇

凉,安逸得很。现在不一样了,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随意,就像你们年轻人说的,成了打卡拍照的地儿,我们再

去就很不好。”(JMꢊ16)其次是外来经营户对私有公共休闲空间旅游逐利下的改造。随着西江旅游的快速

发展,2012年掀起了一股外地商人前往西江投资的热潮,许多外来经营户纷纷前往西江苗寨寻找商机,但外

来经营户也是以逐利为本。“我们大老远地来西江搞民宿、开餐饮,就是为了赚钱,当地人的福利确实不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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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春艳ꢃ夏银环ꢃ成娅ꢃ民族旅游村寨公共休闲空间非正义及影响因素研究———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为例

们的考虑范围。”(JYꢊ17)由于个体资本数量有限,外来经营户多是对当地居民私享公共休闲空间进行改

造。如在对租赁的当地居民房屋进行改造时,其会根据游客需要改变房屋空间的布局及装饰,以追求商业利

润最大化。一位当地居民说:“我们把房子租给老板开民宿,为了能够住更多游客,现在楼上房子内部格局、

装修和之前完全不一样。”(JMꢊ18)不同于旅游管理公司的是,外来经营户只对自己所租赁经营的房屋公共

休闲空间进行改造,并不会参与到整个西江苗寨公共休闲空间的改造中,但其也是西江苗寨公共休闲空间非

正义问题产生的不可小觑的力量。

(三)游客需求推动

游客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西江千户苗寨公共休闲空间的生产与重构,但满足其旅游需求、打造符合其想象

的公共休闲空间,是所有相关主体对西江公共休闲空间进行生产与重构的核心推动力量。通过对游客访谈

资料的归纳总结,去西江旅游的游客需求大体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逃离日常生活压力,对个体真实自我

的物质需求;二是感受西江苗寨神秘苗族文化,满足精神审美需求。正是在这些需求的驱动下,当地旅游主

管部门、旅游管理公司、外来经营户都会围绕旅游者的旅游需求,积极打造、包装村寨的公共休闲空间。其

一,打造满足游客对苗族文化想象的旅游空间。为了满足游客对西江千户苗寨神秘、新奇的空间想象,打造

了专门为满足游客需求的芦笙场、表演场、博物馆,甚至将原先兼具敬神娱己、只对村寨内部居民开放的祭祀

类公共休闲空间———起鼓场、鼓藏堂,改造成了旅游者可以游览的旅游空间。一位当地老人说:“旅游发展之

前,像起鼓场、鼓藏堂这些地方,对我们来说神圣得很:里面安放着祖先的灵魂,保佑村寨平安、子孙后辈人丁

兴旺的神圣物件,存放的地方也很神秘,只有鼓藏头知道,不轻易示人的! 不像现在这样,直接摆在鼓藏堂里

面,来的游客随时都可以来敲。”(JMꢊ19)其二,发展满足游客身心需要的休闲空间。为了满足游客在西江

旅游中舒适、方便的旅游需求,西江苗寨公共休闲空间、私有公共休闲空间都进行了旅游化的改造。随着旅

游需求的发展,利益相关主体在扩充原有公共休闲空间的数量,改造公共休闲空间功能与价值的基础上,还

增加了部分现代化、城市化的休闲设施,使得村寨公共休闲空间的服务主体发生了改变。“游客来西江,也有

对现代休闲设施的要求,只要他们需要,我们就提供。”(JYꢊ20)一位当地居民说:“现在为了搞旅游,不管是

政府部门、旅游管理公司,还是在景区中做各种生意的外地人,甚至包括当地人,都是为了满足游客的需求。

原来村寨晚上还是比较安静的,现在晚上卡拉一晚上都在唱,声音又大,吵得你睡不着。”(JMꢊ21)可见,正

是游客的需求影响着利益相关主体对西江千户苗寨公共休闲空间的生产与重构。因此,旅游者虽是村寨公

共休闲空间正义偏失产生的非在场者,但囿于其旅游需求的牵引力和核心地位,其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影

响着利益相关主体对村寨公共休闲空间的生产。

(四)居民生计让渡

西江千户苗寨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当地居民作为旅游经济受益主体之一,在参与旅

游发展过程中追求村寨旅游经济发展,使村寨及个体旅游利润最大化。其一,让渡村寨公共休闲空间,以推

动当地旅游产业发展。如在政府动员工作下,为了抓住第三届贵州省旅游发展大会举办对西江旅游发展的

机会,当地居民主动让渡了公共休闲空间用以打造旅游发展空间;之后随着旅游的快速发展,景区管理公司

采用门票收益分红的方式,拿出门票收益的一定比例(初期为13%,当前为18%)分给当地居民。正是在旅

游经济利益的激励下,当地居民享受到了旅游发展的红利,主动让渡了村寨公共休闲空间的使用权。一位当

地居民说:“旅游公司拿出门票收益的18%来分给我们,实实在在的收益了,大家都很开心,都热情高涨地加

入到了旅游发展当中,把芦笙场、起鼓场天天用来给游客表演,虽然我们玩耍的地方少了些!”(JMꢊ22)可

见,由于当地居民对旅游经济利润的追求,当地居民对村寨公共休闲空间非正义的问题保持集体的沉默,让

渡村寨内公共休闲空间,转而对其他区域内休闲空间的消费来满足自身休闲需要。这也是在调研过程中发

现多数访谈者会去凯里市区进行休闲消费的原因之一。其二,让渡私享公共休闲空间,获取家庭旅游经济收

益的最大化。比如当地居民用自己的家屋开办家庭民宿、旅游餐馆或出租家屋给外地商户经营旅游相关接

待服务。一位当地苗家乐老板说:“我以前到各处打工,挣钱少还照顾不了家人,现在自己屋里开了餐馆,比

原来好多了。为了留住客人,肯定要把带美人靠的堂屋、最好的房间给客人吃住,我媳妇还会根据游客的喜

好布置房间。”(JMꢊ23)总之,正是囿于旅游经济利益的追求,当地居民对村寨或私享的公共休闲空间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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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①

动让渡,“使居民从传统文化与生活空间的主人逐渐过渡为旅游消费空间的陪衬者” ,也是造成西江千户苗

寨公共休闲空间非正义现状的重要因素。

五ꢃ结论及启示

研究发现,民族旅游村寨公共休闲空间因旅游发展而发生重构,原本主要服务于当地居民休闲需要的公

共休闲空间成了满足游客旅游需求的旅游空间,服务主体及功能价值发生置换,于当地居民来说具有非正义

性。公共休闲空间非正义发展主要表现为公共休闲空间政策的旅游化、布局的商业化、价值的他者化及发展

的失衡化。政府通过行政引导、资本追求利润驱动、游客旅游需求推动、当地居民囿于生计发展的让渡,四种

力量的相互嵌套与叠加引致了村寨公共休闲空间非正义发展。这是从空间正义理论批判的维度,强调对公

共空间中不正义发展的反思,但这样的批判并不是一味的否定,而应看到其历史合理性。在民族旅游村寨发

展脱贫阶段,旅游发展中公共休闲空间非正义问题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随着民族旅游村寨

旅游发展从“富民”到“悦民”^②的价值提升^,本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要求已呈现从改善生计到提升福祉的新

变化。因此,还应从空间正义理论价值立场的维度,关注公共空间的正义底蕴和人文向度,实现其社会发展

性。因此,当下及未来民族旅游村寨公共休闲空间应以空间正义为价值立场,秉持“人本逻辑”的理念,调整

各利益相关主体的行动策略,建构多元共享治理机制,以实现民族旅游村寨公共休闲空间的正义旨归。政府

从民生福祉的视角关注居民休闲需要,实现多元共享公共休闲以助推旅游高质量发展;资本履行当地社会责

任以推进多元共享公共休闲空间,实现可持续增值;游客从主客共享的人文关怀视角助力多元共享公共休闲

空间,获得本真性的旅游体验;居民休闲福祉提升有利于多元共享公共休闲空间的完成,达成游客旅游需求

与居民休闲的共融发展。

本研究从空间正义实然批判的视角,对民族旅游村寨公共休闲空间的非正义发展及影响因素展开分析,

并在空间正义价值立场的维度指明了当下及未来民族旅游村寨公共休闲空间应建立多元共享治理机制,以

实现公共休闲空间正义发展的价值旨归。相对于当前的研究,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

当前对公共休闲空间正义性的研究多是针对城市群体,休闲研究城乡二元结构明显^③^。对民族旅游村寨当

地居民休闲问题的研究弥补了当前休闲研究对乡村居民休闲的忽略。其次,当前的相关研究过度关注旅游

者休闲行为和体验,忽略了对旅游目的地社区居民休闲生活的关注。本研究为民族旅游村寨公共休闲研究

提供了新的视角。再次,本研究从空间正义理论批判视角及价值立场双维度,聚焦居民日常生活公共休闲空

间正义发展这一微观领域,回应了“当前对旅游空间正义的研究多聚焦于宏观领域,缺乏对微观领域的关照,

应从日常生活的视角,为之注入新的阐释范式”^④这一呼吁^。

[责任编辑:钟秋波]

①

②

③

④

陈兴、余正勇《民族村寨旅游空间非正义与经济边缘化———基于四川阿坝色儿古藏寨案例》,《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

期,第149页。

当然,这里的“悦民”主要指在村寨公共休闲空间中关注并满足当地居民的休闲需要,提升他们的休闲满意度及获得感,进而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

孙九霞、王学基《旅游目的地居民本土休闲文化与地方实践———以云南丽江为例》,《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第65页。

郭文《新时代旅游空间生产的日常生活转向》,《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第78页。

112

第51卷第1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

SocialSciencesEditionꢂ

024年1月

Vol51ꢀNo1

Januaryꢀ2024

传统村落旅游发展中的居民诉求

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恩施州二官寨村为例

谢双玉_ꢃ聂黎莎_ꢃ金昳欣

ꢃꢃ摘要:以二官寨村为例,运用内容分析法、扎根理论分析法探究传统村落旅游发展中的居民诉求及其影响因

素。研究表明,在传统村落旅游发展中,居民诉求主要面向当地政府、其他居民、外来投资者和游客提出;诉求内容

主要包括维护社会关系、保护地方形象、满足个人需要、提升社区环境;传统村落居民诉求的产生受到个人偏好因

素的内在驱动、人地关系因素的情感推动、人际关系因素和环境感知因素的现实推动,是环境感知不满足、人际关

系失调的现实与个人美好追求、人地情感表达之间矛盾冲突与协调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传统村落;旅游发展;居民诉求;恩施州二官寨

DOI1013734ꢄjcnki1000-531520240403

收稿日期:2022-12-30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鄂西山区旅游地农户生计脆弱性引致返贫的风险评估及预警机制研究”

(4200117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谢双玉,女,湖北鹤峰人,理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旅

游地理、区域旅游与环境,E-mailꢅxieshuan_g_yu@mailccnueducn;

聂黎莎,女,重庆人,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金昳欣,女,江苏常州人,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近年来,传统村落的旅游化发展趋势明显。与一般旅游景区不同,传统村落不仅是旅游景区,更是居民

的生活区域,因此,传统村落旅游开发过程中涉及的利益相关者构成更多元、更复杂^①^,更易产生多元主体利

^益^竞^合^的^空^间^博^弈^及^生^产^、^生^活^空^间^资^源^配^置^矛^盾^等^问^题^②^。居民作为传统村落空间的主要使用者^、保护主

体和文化遗产传承者,在传统村落旅游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然而,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居民诉求常被忽视,

居民常面临外来游客占用空间、破坏生态格局等威胁,也与政府、外来投资者等存在利益冲突。因此,了解居

民这一核心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并提出针对性解决措施,有利于缓和传统村落旅游发展中居民与其他利益主

体间的矛盾,助力传统村落实现可持续发展。

关于旅游发展中利益相关者的研究主要聚焦以下方面:一是界定旅游发展中的主要(核心)利益相关者,

并对其进行分类,这类研究多采用专家评分法,根据利益相关者的主动性、重要性和利益诉求的紧急性来进

行;二是分析旅游发展中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采用的方法包括均值法、简单定性描述或推理法、结构访谈

数据分析法、问卷调查数据因子分析法;三是分析不同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的影响因素,包括人口统计特征、

利益相关者类型、空间区域,在此基础上分析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及协调机制、模式等,采用的方

①

②

邵秀英、田彬《古村落旅游开发的公共管理问题研究》,《人文地理》2010年第3期,第121页。

田馨、罗阳《贵州省县域乡村空间发展评价与格局分析》,《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1年第9期,第182页。

11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法主要有简单数值或定性比较、方差分析以及利用访谈数据编码等。

综上所述,学者在旅游利益相关者诉求及其影响因素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基

础,但已有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第一,聚焦传统村落旅游发展中居民诉求的研究较少。已有关于传统村落

利益相关者的研究大多只是将居民作为利益主体之一,不仅难以深入和全面把握传统村落居民在旅游发展

中的诉求及其影响因素,而且难以体现居民作为传统村落空间核心利益相关者的重要地位。第二,多数研究

只是笼统地分析旅游发展中居民有哪些方面的诉求,而没有区分和讨论居民这些诉求所面向的对象,不利于

准确地把握居民诉求的本质和提出满足居民诉求的针对性对策建议。第三,关于旅游利益相关者诉求影响

因素分析的视角比较单一,主要只考虑了人口统计特征,忽视了其他社会经济、居民的地方情感、心理需求等

因素的作用。第四,已有关于旅游利益相关者诉求的调查分析多采用简单定性描述或利用问卷调查数据进

^行^因^子^分^析^,^这^两^种^研^究^方^法^具^有^一^定^局^限^性^①^。因此^,本研究以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简称恩施

州)二官寨村为案例,通过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收集数据,运用内容分析法、扎根理论分析法,归纳总结传统

村落居民在旅游发展中的诉求类型,探析产生这些诉求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构建传统村落旅游发展中居

民诉求及其生成机制的理论模型,以期为传统村落旅游可持续发展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一ꢃ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案例地概况

二官寨村位于恩施州恩施市盛家坝镇,地处恩施市西南部,交通较便利,是一个具有近300年历史的古

村落,村内100多栋土家干栏式吊脚楼建筑保存完整,其中康家大院、胡家大院的传统建筑体量最大。该村

居民主要为土家族,保留典型的土家族文化习俗,传承了地方特色戏剧、手工技艺及宗族文化,自编了实景剧

《二官人家》,经常开展民俗演艺、赏花、元宵灯会、篝火晚会等活动。该村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而

且拥有优美的原生自然景观,青山、白云、小桥、流水、村落、稻田,构成一幅美丽的田园风光。2014年该村入

选中国第三批传统村落。

过去,二官寨以玉米、土豆等农作物种植业为主,经济效益不高,村内硬件设施差。2013年,从胡家大院

所在的小溪组开始,由时任村党支部书记牵头,号召并带领村民们贡献田地、参与劳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开始了二官寨发展旅游的历程。2014年,在康家几位能人的带领下,康家大院所在的旧铺组居民也开始自

发修路、维护老屋,580多户村民参与厕所革命。由此逐渐形成了小溪、旧铺两个旅游组团,培育了一批特色

民宿,探索出全村可住宿的接待模式,吸引了一批固定的研学、写生客户群,依托民宿建成了大学美术实践基

地,逐步形成了“农业+旅游+文化”的产业融合发展态势。2020年二官寨接待游客10余万人次,带动约

万②。近几年来,由于当地政府资金不足,二官寨村旅游建设进程

₃₁₀_人_就_近_就_业_,旅游综合收入突破₁₀₀₀

放缓,同时旅游利益分配不均带来的村民与干部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激烈,部分居民失去发展旅游的信心,对

村庄发展旅游也时有抱怨。二官寨的旅游发展历程在传统村落旅游发展中具有典型性,因而本研究选择以

该地为案例进行传统村落居民诉求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二)数据来源

.访谈内容设计

本研究采用半结构深度访谈法获取数据。以二官寨核心旅游区的小溪、旧铺组居民(旅游经营者、农户

等)为调研对象,询问并讨论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居民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成员职

业类别等;二是二官寨旅游发展的现状与评价,包括旅游发展历程、优势与问题、前景预测、看法及其原因、旅

游发展建议等;三是居民对二官寨旅游发展的意愿、诉求及原因,主要了解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意愿及其表现

和原因,分析面向当地政府、游客、其他居民、旅游规划人员、外来投资者等对象提出的诉求内容及原因。本

研究主要利用诉求相关的访谈数据。

①

②

简单定性描述多直接给出结果,没有交代过程和判断依据等,说服力不够;利用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因子分析的结果和结论受研究者问卷题项

设计的影响和约束,不能反映居民诉求的全貌。

赵映雪、童秀清《古老二官寨的“青春密码”》,湖北日报新闻客户端,2021年9月15日发布,2022年3月20日访问,httpsꢅꢄꢄnewshubeidai-

lynetꢄpcꢄ43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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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双玉ꢃ聂黎莎ꢃ金昳欣ꢃ传统村落旅游发展中的居民诉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恩施州二官寨村为例

.访谈调查实施

₂₀₂₁_年₇_月₁₃_ꢊ₁₄_日₈_位_师_生_赴_二_官_寨_预_调_查,深入村委会、小溪组和旧铺组农户家中了解二官寨旅

游发展及居民基本情况。2021年10月3ꢊ25日作者再赴二官寨进行正式调查,住在居民家中进行参与式

观察和体验。通过随机抽样与滚雪球相结合的方式与居民进行深度访谈,每次访谈持续约1小时,直至信息

饱和为止。共访谈有效样本50人,将观察获取的信息、图片、调研日记及访谈记录文本整理为研究资料,访

谈文本共计5万余字。访谈对象中,被访者男女分别为22人和28人,比例相当;年龄以40岁以上中老年人

为主(44人,占88.0%),学历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居多(42人,占84.0%),家庭成员职业以外出务工和在

家务农为主(专职务工务农人员39人,占78%);样本结构特征与该村的基本情况相符,具有代表性。

(三)分析方法

.诉求类型分析^:^内^容^分^析^法

为了归纳总结出二官寨居民在旅游发展中的诉求类型,参照何芸、邱均平等研究^①^,以NVivo12为研究

工具,两位编码员背靠背对访谈文本进行分析。首先,筛选出诉求相关的文本;其次,将诉求对象作为编码的

主类,以诉求内容作为次类目进行逐句编码,整理得到相应的参考点并归类到主类目下;最后,比较检查两位

编码员的编码结果,交互判别分析信度,确保编码结果可以使用。

₂_._影_响_因_素_分_析_:扎根理论分析法

为了揭示二官寨居民对旅游发展诉求的影响因素,参考陈向明、苗学玲等研究^②^,采用Strauss和Corbin

的方式对访谈文本进行开放式、主轴和选择式三级编码,在提炼出居民诉求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构建传统村

落旅游发展中居民诉求及其生成机制的理论模型。为保证研究的严谨性与可靠性,两位编码员使用NVivo

₂_软_件_对_文_本_信_息_进_行_独_立_编_码_,在编码过程中不断对比、讨论与修正,对访谈文本进行概念化、范畴化,直

至理论饱和。

二ꢃ传统村落旅游发展中居民的诉求及类型

编码员分别将反映居民诉求内容的文本进行独立编码,而后的交互判别信度检验值均在0.80以上,表

明编码员的编码具有一致性,可接受,最终整理得到4个主类目的244个参考点(见表1)。

(一)面向当地政府提出的诉求

二官寨居民面向当地政府提出的诉求最多,有122个参考点,占参考点总数的50.0%。这些诉求集中于

改善社区环境(73个参考点,占该主类目参考点数的59.8%^③⁾_和_维_护_干_群_关_系₍₂₉_个_参_考_点_,_占₂₃_.₈_%),_而

对保障经济收益(15个参考点,占12.3%)和注重地方保护(5个参考点,占4.1%)的诉求较少。

具体来看,改善社区环境方面的诉求包括建设交通、房屋、广场等基础设施(占22.1%),发展景区、游乐

设施、其他旅游项目等(占18.0%),吸引人才返乡等(占4.9%),进行文化活动建设、文化产品打造等(占

.7%⁾_,_大_力_引_进_外_资_,_缓_解_本_地_建_设_资_金_压_力₍_占₅_.₇_%),设立村集体旅游组织、实现政务公开透明、完善生

活管理工作等(7.4%)。维护干群关系方面的诉求包括公平分配旅游及社区利益(占21.3%)和加快兑现土

地及旅游摊位交付(占2.5%)。保障经济收益方面的诉求表现为得到占地、房屋等经济补贴(占12.3%)。注

重地方保护方面的诉求包括保护木屋建筑(占2.5%)与保护乡村生态环境(占1.6%)。

(二)面向其他居民提出的诉求

二官寨居民面向其他居民提出的诉求有50个参考点,约占参考点总数的20.5%。这些诉求分别面向两

类居民:一是旅游参与者,他们是村庄旅游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和形象代言人(32个参考点,占该主类目的

)

^;^二^是^非^旅^游^参^与^者⁽^个^参^考^点^,^占36.0%⁾^。

64.0% 18

具体来看,面向旅游参与者提出的诉求主要有推动旅游发展(占62.0%)和维护地方形象(占2.0%)。推

①

②

③

何芸、杨晓霞《内容分析法在我国旅游学研究中的应用及述评》,《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第8页;邱均平、邹菲《国

内内容分析法的研究进展》,《图书馆杂志》2003年第4期,第7页。

陈向明《扎根理论的思路和方法》,《教育研究与实验》1999年第4期,第60页;苗学玲、解佳《扎根理论在国内旅游研究中应用的反思:以旅

游体验为例》,《旅游学刊》2021年第4期,第126页。

此节括号中的数据均为各类诉求参考点占主类目参考点总数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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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动旅游发展方面的诉求包括带动旅游建设(占56.0%)、加强合作经营(占4.0%)、增强旅游经营技能(占

)。可见,居民除了希望旅游参与者推动地方旅游发展之外,同时希望他们能够约束自身行为,增强旅

2.0%

游经营水平。面向非旅游参与者提出的诉求包括积极参与旅游(占20.0%)、维护邻里和谐(占16.0%)。其

中,参与旅游建设诉求体现了居民对地方发展的渴望,维护邻里和谐诉求反映出二官寨在旅游发展进程中出

现了一些邻里矛盾,但这类诉求被提及频次不高,说明邻里矛盾并不普遍,但仍应引起重视。

表1ꢃ传统村落二官寨旅游发展中居民的诉求编码结果

主类目

次类目

参考点

占比

访谈示例

(

诉求对象)

(诉求内容)

(个)

(%)

希望旧铺组继续发展旅游,旅游发展是长久之计,用旅游振兴乡

村,希望旅游发展更有特色。(C39)

改善社区环境 73

维护干群关系 29

保障经济收益 15

59.8

23.8

12.3

4.1

有些钉子户要补贴,就给他们补贴了,自己没闹事就没有补贴,

虽然基础建设自己也享受了,但还是有些轻微抱怨。(C23)

现在自己负责旅游厕所卫生的打扫,一年有五百块钱,觉得钱太

少了。(C5)

当地政府

觉得最好是政府统一规划康家大院,院子里不能住人,这样才能

把建筑保护起来。(C43)

注重地方保护

村民关系很好,希望经营农家乐的村民越来越好,能带来更多游

客把地方建设好,好让自己也有基础搞农家乐。(C11)

希望旅游经营者不要乱收费,怕把地方名声搞臭了,希望他们提

高服务水平。听说农家乐吃饭每人60元,太贵了。(C43)

希望村民积极一点,主要是爱护卫生环境,多点责任感,希望多点

人参与小溪的旅游建设,一起出力把这个地方发展起来。(C01)

有人搞建设随便挖地,毁山毁田,对他有怨言,随便打老百姓的

鸡鸭也奈何不了他,跟他打招呼他也不回应。(C48)

自己欢迎外来投资,搞好了能够让老百姓受益,带动当地发展。

旅游

参与

者ꢃ

推动旅游发展 31

62.0

2.0

维护地方形象

其他

居民

非旅

游参

与者

积极参与旅游 10

20.0

16.0

61.5

28.2

10.3

维护邻里和谐

推动地方建设 24

增加经济收入 11

(C12)

自己非常欢迎外来投资,因为在建设开发中可能占用到自己的

地,能够得到赔偿。(C05)

外来投资者

希望有外面的人进行旧铺投资,这样才能够把旧铺的旅游规模

发展得更大一些,才能把旧铺的名声做出来。(C11)

以前有游客偷自己的东西,偷苞谷、西瓜等,向领导反映后村干

部解决了,但是补的钱比较少,并不满意。以前比较尊重游客,

现在对他们印象很不好。(C04)

提升地方形象

规范自身言行 20

60.6

对游客的印象比较好,游客有时候过路和自己聊天,觉得很开

心,没那么寂寞了。(C45)

满足情感需要

促进旅游消费

27.3

9.1

游客

以前自己当导游带游客去牛鼻子、岩洞玩,获得了一些额外收

入。(C12)

有些游客不同自己说话,觉得是他们看不起自己,对游客还是有

些意见,有些游客从面前过都没有打过招呼,看都不看一眼。

改善交往态度

3.0

(C36)

(三)面向外来投资者提出的诉求

ꢃꢃ

二官寨居民面向外来投资者提出的诉求较少,只有39个参考点,约占参考点总数的16.0%。这些诉求

集中在推动地方建设(24个参考点,占61.5%)、增加经济收入(11个参考点,占28.2%)、提升地方形象(4个

参考点,占10.3%)三方面。

具体来看,推动地方建设方面的诉求包括推动基础设施、景点等的建设(占59.0%)及提升村民整体素质

( _.₅_%)。增加经济收入方面的诉求包括增加地方客流量(占₁₂_.₈_%)、增加就业机会(占₅_.₁_%)、获得占地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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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双玉ꢃ聂黎莎ꢃ金昳欣ꢃ传统村落旅游发展中的居民诉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恩施州二官寨村为例

收入(占2.6%)、实现农产品升值(占7.7%)。提升地方形象方面的诉求包括推动地方开放(占5.1%)、提高旅

游名声(占5.2%)。

(四)面向游客提出的诉求

二官寨居民面向游客提出的诉求最少,只有33个参考点,约占参考点总数的13.5%。这些诉求集中于

规范自身言行(20个参考点,占60.6%)、满足情感需要(9个参考点,占27.3%)、增加旅游消费(3个参考点,

占9.1%)、改善交往态度(1个参考点,占3.0%)。

具体来看,规范自身行为方面的诉求包括不随意采摘农作物(占33.3%)、自觉爱护古寨生态环境(占

)

、言行守礼守节(占₁₂_.₁_%)等方面。据居民反映,在旅游发展初期游客失范行为较为常见,但随着旅

5.2%

游业的发展,游客素质明显提高,失范行为大幅减少。满足情感需要方面的诉求体现为希望游客多来常来

₇_.₃_%)。促进旅游消费方面的诉求包括增加农产品购买量(占

(

占

₆_.₁_%)、增加导游服务购买量(占₃_.₀_%)。

改善交往态度方面的诉求体现为希望游客热情主动(占3.0%)。

以诉求对象为划分依据是为了从诉求对象出发提出满足居民诉求的针对性建议,然而面向不同对象提

出的诉求存在一定的交叉重复,为更好地探究传统村落旅游发展中居民诉求的影响因素,参考王翔宇、王松

茂等学者对旅游地居民诉求的分类^①^,本研究将上述诉求进行概括^。将改善社区环境^、推动地方建设^、推动

旅游发展、积极参与旅游等归纳为提升社区环境类诉求,具体细化为提升社区管理环境、建设环境、人力资源

环境、旅游发展环境、经济环境、市场环境等;将维护干群关系、规范自身言行、改善交往态度、维护邻里和谐

等归纳为维护社会关系类诉求,具体细化为维护主客、邻里、干群关系;将保障经济收益、增加经济收入、满足

情感需要、促进旅游消费等归纳为满足个人需要类诉求,具体细化为满足经济需要和情感需要;将注重地方

保护、提升地方形象、维护地方形象等归纳为保护地方形象类诉求。

三ꢃ传统村落旅游发展中居民诉求的影响因素

(一)编码过程

表2ꢃ二官寨旅游发展中居民诉求影响因素的开放性编码示例

原始语句概念化

编号

范畴化

C07 游客随地大小便,情况不算很多。

游客不讲卫生

游客大声喧哗

游客偷农作物

游客要求过高

C42 有些游客会乱扔垃圾,还是有点讨厌他们。

C14 之前游客跳舞声音很大,村民打过招呼后就改了。

C42 有些游客比较吵闹。

C04 以前有游客偷自己的东西,偷苞谷、西瓜等。

C07 有些游客喜欢乱拿别人的东西,如拿自己的菜。

有的游客比较挑剔住宿条件,本来地方才开发,有些条件跟不上,有些游

游客行为欠妥

C16

客就有言语上的顶撞,有些游客素质不太高。

有游客因为麻将机数量不够与民宿老板娘争吵,在解决过程中,游客一

C25

直催促,态度恶劣,不依不饶发脾气,最后买了新的麻将桌才解决问题。

游客语言粗鲁

游客态度冷淡

C50 也遇到过一些老年人撒泼的情况。

有些游客不同自己说话,觉得是他们看不起自己,有些游客从面前过都

C36

不打招呼,看都不看自己一眼。

ꢃꢃ1.开放式编码

为确保编码结果的可靠性与有效性,每次访谈结束后即开始对资料进行整理和开放性编码。首先,严格

按照贴近材料的原则,逐句阅读和分析原始文本,进行概念化,最终提取出77个基本概念(见表2)。其次,

①

王翔宇、翁时秀、彭华《旅游地乡村社区居民利益诉求归类与差异化表达———以广东南昆山核心景区为例》,《旅游学刊》2015年第5期,第48

页;王松茂等《世界遗产旅游地社区居民利益诉求空间分异———以天山大峡谷为例》,《经济地理》2018年第9期,第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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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确定概念的意义和属性,根据语义和逻辑关系将相关概念聚拢在同一类属之下,并对各类属进行抽象命名,

得到管理环境较差、社区条件不好、居民素质不高等13个范畴(见表3)。

.主轴编码

将上述开放式编码得到的相互独立的范畴带回资料现场,进行持续性分析和比较。主要依据并列、因果

等逻辑关系探究范畴之间可能存在关联的线索,对13个范畴聚类得到4个主范畴,并将其命名为环境感知

因素、人际关系因素、人地关系因素、个人偏好因素(见表3)。

表3ꢃ二官寨旅游发展中居民诉求影响因素主轴编码形成的主范畴

主范畴

范畴

包含概念

政府工作不到位,人才吸引政策不够,人才利用低效,资源管理不当,政务不

透明,侵占和损坏行为无人管

管理环境较差

基础设施不完善,本地就业机会少,生态工程建设不成熟,村貌不统一,交通

不便,居民生活不便

社区条件不好

居民素质不高

地方人才紧缺,居民素质低,本地居民技术匮乏,居民生态保护意识不强,居

民能力不足,思想观念落后

环境感知因素

旅游基础设施不完善,旅游开发缓慢,缺乏旅游规划,文化资源开发不到位,

旅游接待能力不够,游乐设施少,文化资源利用不好,旅游盈利低,现有旅游

建设力量不足,居民旅游参与度不够

旅游发展不足

资金条件不良

市场环境不佳

游客行为欠妥

邻里关系不和

宗族血亲观念

村集体资金缺乏,当地经济不活跃,地方经济欠发达,政府开发财力有限

地方乱收费,游客量少,村内民宿产业竞争激烈

游客不讲卫生,大声喧哗,偷农作物,要求过高,语言粗鲁,态度冷淡

霸凌情况,经济纠葛,人情味不足

同宗同族,血缘纽带,宗族意识,宗族观念,为后代考虑

人际关系因素

领导偏心自家亲戚,政府区别对待不同小组,政府不兑现承诺,政府资金分

配不合理,扶贫名额分配不公平,居民基础设施享受不公平,居民修房补贴

分配不公平,旅游占地补贴不公平

干群关系紧张

人地关系因素

个人偏好因素

地方依恋

心理偏好

祖宗遗产,历史传统,家乡更有吸引力,带动家乡发展,维护地方名声

情感需要,渴望开放,喜欢热闹,心理满足,缓解寂寞,丰富文化生活

更多人获得利益,为当地创收,获得占地赔偿机会,生计选择增多,增加农户

收益,满足个人利益,方便居民生活,享受建设成果

搭便车偏好

ꢃꢃ3.选择式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对主范畴进一步整合和提炼,挖掘出核心范畴,并通过“故事线”来分析核心范畴与其他范

畴的逻辑关系,并结合相关理论完善各范畴,以达到理论饱和要求,发展出系统的理论框架^①^。通过对上述

₁₃_个_范_畴_和₄_个_主_范_畴_作_深_入_分_析,并与原始资料和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比较分析,梳理出二官寨旅游发展

中居民诉求产生的故事线,并通过对主范畴、范畴进行阐释,抽象提炼出1个核心范畴(维度),即居民诉求生

成。将围绕核心范畴的“故事线”总结为:在传统村落旅游发展中,居民受到个人偏好因素的内在驱动和人地

关系因素的情感推动,以及人际关系因素和环境感知因素的现实推动,生成了提升社区环境、维护社会关系、

满足个人需要、保护地方形象四方面的诉求。各类因素与诉求之间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即环境感知因素主

要推动提升社区环境类诉求的产生,人际关系因素主要促进维护社会关系类诉求的产生,个人偏好因素主要

驱动满足个人需要类诉求的产生,人地关系因素主要促进保护地方形象类诉求的产生。同时,各类因素之间

①

陈向明《扎根理论的思路和方法》,《教育研究与实验》1999年第4期,第61页;苗学玲、解佳《扎根理论在国内旅游研究中应用的反思:以旅

游体验为例》,《旅游学刊》2021年第4期,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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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双玉ꢃ聂黎莎ꢃ金昳欣ꢃ传统村落旅游发展中的居民诉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恩施州二官寨村为例

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推动居民诉求的生成。

(二)模型构建与分析

调研前后经历20余天,针对模型进行理论饱和检验,未发现新的重要类属和关系,因此判定理论已经饱

和,据此构建最终的理论模型(见图1)。根据系统理论,个人偏好、环境感知、人际关系、人地关系因素相互

^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传^统^村^落^居^民^诉^求^的^影^响^系^统^,^促^进^居^民^诉^求^的^生^成^①^。其中^,个人偏好因素是居民诉

求产生的起点,是居民诉求生成的原动力;人地关系因素体现了居民对传统村落空间的功能及情感依赖,是

居民诉求生成的情感推力;环境感知和人际关系因素分别体现了居民对当地社会系统发展成果及个人社会

网络互动成果的评价,是居民诉求产生的现实推力。在个人偏好因素激发和人地关系因素的推动下,居民对

社会环境、人际关系网络充满美好向往,但环境感知不满足、人际交往失调的现状与其向往不相符,进而触发

提升社区环境、维护社会关系类诉求。因此可以说,传统村落居民诉求的产生实质上是环境感知不满足、人

际关系失调的现实与个人美好追求、人地情感表达之间矛盾冲突与协调作用的结果。同时,居民诉求的实现

也将反作用于居民诉求影响系统,推动其更新与改善。

图1ꢃ传统村落旅游发展中居民诉求的生成机制

.个人偏好激发满足个人需要诉求

个人偏好即居民需求倾向是触发居民诉求的第一性因素,是居民诉求生成的起点。一方面,居民厌倦了

村落空心化带来的寂寞、文娱活动缺失造成的单调、地方闭塞形成的压迫等心理感受,触发了居民增加主客

交往以缓解寂寞、加快文娱活动建设以丰富日常生活、开放传统村落空间以促进内外交流等心理诉求,如“游

客与自己的交流可以带来很多快乐,喜欢这种热闹的氛围”(C06),“对游客的印象比较好,游客有时候过路

和自己聊天,自己觉得很开心,没那么寂寞了”(C45)。另一方面,民族特色村寨旅游的合理发展有利于实现

乡村产业兴旺、健全村寨基础设施、改善居民生活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居民的民族文化认知、认

同、自信及复兴;同时居民存在希望在地方发展过程中获取一些私人利益和回报的“搭便车”心理,如“希望自

己也能从旅游中获利,毕竟自己贡献了田土,希望得到一些占田地的补贴”(C21),“欢迎外来投资,想把地方

发展得更好,自己能卖出更多的农产品,增加家庭收入”(C13),促生了丰富生计选择、获取征地补贴、改善生

活条件等物质诉求。

.人地关系推动保护地方形象诉求

①

张树民、钟林生、王灵恩《基于旅游系统理论的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探讨》,《地理研究》2012年第11期,第20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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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人地关系作为重要情感推力主要推动居民产生保护地方形象的诉求。“虽然自己的后代不会回来,但希

望村里其他人的后代在这里能有更多发展机会,对这个地方有依恋”(C18)。地方感蕴含着人类丰富的情感

^体^验^,^塑^造^了^独^特^的^社^会^、^文^化^和^心^理^建^构^的^人^地^关^系^①^,这种人与地方之间特殊的情感联系^②是塑造居民对

^地^方^旅^游^发^展^态^度^积^极^的^重^要^因^素^③^。一方面^,居民依靠传统村落空间进行生产生活形成地方依赖^,如^“因

为是自己的家乡,觉得家乡比较熟悉,在盛家坝镇上有房子也没去住”(C41)。另一方面,在长期的生产生活

过程中,居民通过对环境的态度、偏好、信仰、价值观等表现出对地方的归属与认同^④^,如^“因为是自己的老祖

宗,对老祖宗很尊重”(C10)。这种依赖、认同的人地关系促使居民与地方保持亲近,对地方产生积极的行为

和态度,触发居民自觉保护传统村落生态环境及建筑、维护村落社会名望、努力提升地方形象等诉求。

.环境感知引致提升社区环境诉求

上述居民个人偏好和人地关系因素激发和推动其对地方旅游的发展充满期待和希望,但当他们发现现

实情况与他们的期待有差距,各方面的环境改善程度无法满足他们的预期时,他们就会产生提升社区环境的

诉求。具体来看,“不知道政府把(拨的)钱用在哪里”(C31),“扶贫政策落实不到位,政府管理不好”(C05),

认为基层干部没有有效执行相关政策,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还存在不公正、不透明的问题,损害了居民的经济

利益及当地政府的公信力,导致居民对传统村落的管理环境不满。“最近一年小溪的变化不大,基础设施也

没有搞好”(C03),居民感到二官寨交通路网建设不完善,基础生活设施仍有缺失,本地就业环境较差等,不

仅降低了居民的生活便利度,还限制了其生计选择,导致其对社区建设环境不满。由于当地发展水平不高、

居民思想保守、掌握的技能单一且初级,导致“自己想采用合作社联合经营的模式,但人力不够,没有经营者

参与”(C01),严重限制了当地旅游的发展,因此居民对本地人力资源环境不满。居民认为“光建设农家乐没

有用,需要建设一些游乐项目”(C11),传统村落的旅游开发仍处于初级阶段,旅游设施落后,旅游资源利用

低效,“现在年轻人一般都在外打工,光靠旅游无法满足生活开支”(C27)。同时,现有旅游市场竞争激烈,粗

放式旅游开发已无法满足市场的新需求,导致居民对当地旅游发展环境不满。“小溪就是缺钱,所以旅游没

有发展起来”(C15),传统村落经济发展水平较落后,当地政府缺少专项旅游发展资金,居民普遍收入较低,

无法支持传统村落的发展需求,因此,居民对当地经济发展环境不满。“听说农家乐吃饭每人六十,觉得太贵

了”(C43),居民认为部分经营者在利益驱使下乱收费,破坏了当地旅游市场的氛围,担心会“把地方名声搞

臭”(C43),因此对市场环境不满。居民对社会经济环境现实的不满触发了优化管理环境、改善社区条件、提

升居民素质、加快旅游发展、强化资金支撑、规范市场环境等提升社区环境方面的诉求。

.人际关系触发维护社会关系诉求

传统村落旅游发展过程中涉及多个利益主体,包括当地政府、居民、外来投资者、游客等,这些利益相关

者以不同形式参与旅游发展,利益诉求不同,导致在旅游发展中存在利益冲突^⑤^。由于二官寨旅游发展还没

有外来投资者介入,因此,居民主要与当地政府、游客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和利益冲突,推动居民诉求的生成。

从主客互动关系来看,游客“偷自己的东西,偷苞谷、西瓜等”(C04)的失范行为致使居民个人财产遭受损失,

生活空间遭到破坏;有些游客“不同自己说话,从面前过都不打招呼,看都不看自己一眼”(C36),态度冷淡伤

害了居民的情感,甚至诱发居民的文化自卑心理,触发了居民产生缓和主客关系的诉求。从干群互动关系来

看,村干部“在利益分配中非常不公平”(C05),“没有切实为自己想过,也没有听自己的意见和诉求”(C36)等

行为直接损害了居民的经济利益,造成“领导与村民的矛盾”(C19),严重挫伤居民发展旅游的热情,甚至出

①

JunxiQianꢀHongZhuꢀYiLiuꢀꢍInvestigatingUrbanMigrantsꢐSenseofPlaceThroughAMulti-scalarPerspectiveꢎꢀJournalofEnviron-

mentalPsychology31ꢀno2ꢁJanuary2011ꢂꢅ170

MariaLewickaꢀꢍPlaceAttachmentꢅHowFarHaveWeComeintheLast40YearsꢕꢎꢀJournalofEnvironmentalPsychology31ꢀno3

②

ꢁ

October2011ꢂꢅ215;黄向、保继刚、WallGeoffrey《场所依赖(placeattachment):一种游憩行为现象的研究框架》,《旅游学刊》2006年第9

期,第20页。

③

④

陈怡梦、成锦《传统村落居民地方依恋对旅游支持的影响机制研究》,《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22年第4期,第81页。

DanielR WilliamsꢀJerryJVaskeꢀꢍTheMeasurementofPlaceAttachmentꢅValidityandGeneralizabilityofaPsychometricApproachꢎꢀ

ForestScience49ꢀno6ꢁDecember2003ꢂꢅ831

卢小丽、毛雅楠、淦晶晶《乡村旅游利益相关者利益位阶测度及平衡分析》,《资源开发与市场》2017年第9期,第1137页。

⑤

120

谢双玉ꢃ聂黎莎ꢃ金昳欣ꢃ传统村落旅游发展中的居民诉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恩施州二官寨村为例

现“村里很多人闹”(C36)等抵抗行为。此外,“村里发展旅游的方式不好,领导班子管理能力也不好”(C04)

等问题长期存在,干群双方缺乏有效沟通,致使居民对当地政府的信任度降低,触发了居民改善干群关系的

诉求。从邻里互动关系来看,由于传统村落具有较强的血缘纽带,多数居民“希望他们好,因为都是亲戚,都

姓胡”(C24),但是邻居之间“少了一些人情味”(C18),来往减少、情感淡薄伤害了居民宗族间情感,同时,还

存在“自己种的农作物被邻居养的羊子吃了”(C48)这样的经济利益冲突引发的矛盾,使邻里关系恶化,偶有

争吵现象发生,让居民产生修复邻里关系的诉求。

四ꢃ结论与建议

传统村落承载着灿烂的民族文化,其可持续发展成为重要的时代议题。居民作为传统村落空间的主要

使用者,其生产生活方式已经成为传统村落文化的组成部分,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本研究聚焦传统村

落旅游发展中的居民这一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试图深入和全面地把握其诉求及影响因素。

第一,在传统村落发展旅游的过程中,居民诉求主要面向当地政府、其他居民、外来投资者和游客提出,

面向不同对象提出的诉求占比依次递减,其诉求内容各不相同但又有共通之处。诉求内容主要包括提升社

区环境、维护社会关系、满足个人需要、保护地方形象。其中,居民对提升社区环境方面的诉求最多,诉求对

象涉及当地政府、其他居民(含旅游参与者和非旅游参与者)、外来投资者,说明传统村落居民具有强烈的发

展旅游和建设家乡的诉求,并且希望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建设;同时,传统村落居民在旅游发展过程中除了具

有物质诉求外,还具有精神诉求,包括得到情感安慰、希望受到尊重、邻里和谐共处、保护地方建筑及生态环

境、维护地方形象等。

第二,传统村落居民诉求的产生实质上是环境感知不满足(环境感知因素)、人际关系失调(人际关系因

素)的现实与个人美好追求(个人偏好因素)、人地情感表达(人地关系因素)之间矛盾冲突与协调作用的结

果。其中,个人偏好是诉求生成的原动力,人地关系是诉求生成的情感推力,而环境感知和人际关系是诉求

生成的现实推力。诉求源于对现状的不满足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其中,对现状不满易引发改善类诉求,如

由环境感知不佳引起的全面改善环境诉求;由人际关系失调触发的平衡社会关系诉求;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则

易形成提升类诉求,如由人地关系推动的维护地方情感诉求;由个人偏好激发的满足个人需要诉求。居民诉

求的生成无明显先后,但对改善类诉求的满足更为迫切。

根据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可针对主要利益相关者提出实现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的建议。首先,当地政府

是居民诉求解决的主要力量,应尽量满足居民的改善类诉求,重视居民的提升类诉求,重点关注建设发展、环

境保护、公平分配等诉求。其次,居民应积极配合当地政府,主动为传统村落建设发展出力,提升自身技能,

友好接待游客,维护邻里和谐。再次,外来资本应响应国家号召,主动融入乡村建设,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助力乡村实现文化、生态、经济价值的有机统一。最后,游客应注意规范自身行为,主动维护村落环境,加强

主客深入交往。

[责任编辑:钟秋波]

121

第51卷第1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

SocialSciencesEditionꢂ

024年1月

Vol51ꢀNo1

Januaryꢀ2024

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

逻辑基础、理论意涵与实践路向

曲铁华_ꢃ龚旭凌

ꢃꢃ摘要: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生成有其深刻的理论与实践基础,是一种以质量为核心导向的内外部协同发展,

展现出目标任务从增量扩规发展为提质增效、方式手段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评价重点从指标评价走向系统

评价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应坚持以人才培养质量为

核心,树立多样化教育质量观;靶向基础教育需求,深化教师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教师教育布局结构,助推

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强教师教育标准的开发,完善质量评价机制。

关键词: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意涵;实践路向

DOI1013734ꢄjcnki1000-531520240501

收稿日期:2023-07-07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百年中国教师教育制度变迁与当代观照研究”

(21YJA8805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曲铁华,女,辽宁铁岭人,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ꢅ_quth@nenueducn;

龚旭凌,女,湖北襄阳人,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

从全球视野来看,高质量转向一直是近些年来教育领域改革和发展的鲜明主题,也是世界各国教育共同

面临的实践难题。中国与世界步调一致,同频共振,将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摆上议事日程。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明确提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并将其作为锚定2035年远景目标的关键举措^①^。党的二十大报告提

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高质量发展成为新时代我国教育事业的价值

遵循和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是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进程的关键一环,事关

高素质创新型专业化教师教育队伍建设,事关良好教育生态的构建,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和牵引性作用。在

步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之后,教师教育改革必须坚持质量导向,在准确把握学理支撑和现实逻辑的基

础上,明晰内涵特征,并努力探索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有效推进的实践路向。

②

一ꢃ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基础

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的话语生成,代表了教师教育

清晰有序的高阶发展状态。这一概念的生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受到教师教育外部发展环境和教师教育系

统自身特殊属性等多方因素的影响,有其深刻的理论基础和现实逻辑。

(一)理论基础

.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①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29页。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

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4页。

122

曲铁华ꢃ龚旭凌ꢃ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逻辑基础、理论意涵与实践路向

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为了适应新时代赋予中国的新使命和新目标,《中共中央关于

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①的

时代命题,是一种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协调发展的新思路。“中国式现代

化”这一独特概念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以人民实际需求为导向,植根于中国土壤,观照中国历史文化传统

而形成的智慧结晶。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人才之途,教育先行。中国式教育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自

然延伸概念,必须在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语境中写就。走好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这条新道路,必须以统

筹兼顾和全面协调作为基本原则,全面推进各级各类教育均衡发展、齐头并进,加快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

迈进的步伐。以高质量教师队伍推动国家教育高质量发展已成世界范围内的共识,“强师”深刻嵌套于“强

国”、“强教”的时代背景下。必须以高质量教师教育支撑中国式教育现代化,以与各级各类教育高度适配的

师资力量引领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整体推进。因此,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双^一^流^”^建^设^的^必^然^要^求

₂₀₁₅_年₁₁_月_,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启动“双一流”建设项

目,这是党和国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提出的重要战略,直接指向高等教育强国的发展目标。2018

年8月,《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双一流”建设应坚持高校主体原则,要求高校主

动作为,对接需求,统筹学校整体建设和学科建设^②^。

“双一流”建设工程鼓励和支持不同类型的高水平大学和学科建设差别化发展,率先跻身世界一流,进而

带动中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整体提升。师范院校和师范专业是中国高等教育建设进程中的特色化存在,教育

学科是师范类大学的特色学科和优势学科。高水平师范大学和高水平综合大学联盟,意味着开放化、高规

格、混合型的教师教育体系逐渐构建,并成为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教育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的

优质综合化之路,通过高质量发展,持续提升教育人才培养能力,与“双一流”建设具有逻辑一致性,可以推动

中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因此,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双一流”建设的必然要求。

.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基础教育现代化的关键支撑

基础教育在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发挥基础性、先导性作用,基础教育的质量直接决定全民教育的整体水

平和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进程。2022年,我国基础教育从幼儿园到普通高中有50.82万所学校(园)^③^、2.33亿

学生^④^,已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基础教育体系^。人民群众对有学上的需求已经基本得到满足^,对更加公平均

衡、更加特色优质的基础教育的需求更加强烈。这既对教师的师德修养、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提出了更严格

的要求,也对教师教育机构的责任践履和使命担当赋予了全新挑战。2022年,我国基础教育教师大约有

⑤,教师数量、规模问题得到缓解。但相较于世界发达国

₁₆₁₀_.₄₇_万_人_,占各级各类专任教师总数的₈₅_.₆₅_%

家,我国中小学教师的学历水平差距明显。

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结构系统中,“强教”和“强师”相互嵌套、动态促进与交互共生,具有逻辑一致性^⑥^。

₀₂₂_年₄_月_《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将“高质量教师”与“高质量基础教育”紧密联结⑦。作为教师队伍建

设的核心力量,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必将成为中国式基础教育现代化的关键支撑。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新华网,2021年11月16日发布,2023年6月5日访问,httpꢅꢄꢄwwwxinhua-

netcomꢄ2021-11ꢄ16ꢄc_1128069706htm。

②

《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教育部网站,2018年8月27日发布,2023年6月5日访问,httpꢅꢄꢄwwwmoegovcnꢄsrc-

siteꢄA22ꢄmoe_843ꢄ201808ꢄt20180823_345987html。

③

根据《各级各类学校数情况》表计算得出,参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23》,中国统计出版社2023年版,第684页。

④

《202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教育部网站,2023年7月5日发布,2023年7月5日访问,httpꢅꢄꢄwwwmoegovcnꢄjyb_sjzlꢄsjzl_

fztjgbꢄ202307ꢄt20230705_1067278html。

⑤

《202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教育部网站,2023年7月5日发布,2023年7月5日访问,httpꢅꢄꢄwwwmoegovcnꢄjyb_sjzlꢄsjzl_

fztjgbꢄ202307ꢄt20230705_1067278html。

⑥

朱旭东《<强师计划>是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中国教育学刊》2022年第9期,《卷首语》。

⑦

《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教育部网站,2022年4月14日发布,2023年6月5日访问,httpꢅꢄꢄwwwmoegovcnꢄsrcsiteꢄA10ꢄs7034ꢄ

02204ꢄt20220413_616644html。

12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二)实践逻辑

.高质量发展是教师教育转型发展的应然选择

纵观教师教育发展的变迁历程,有助于更加准确地理解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有基础和实力,深刻把

握未来发展格局。以改革开放以来的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历史为透镜,可以发现其变迁轨迹体现了从规模

扩张到质量提升的内在规律。

在全面恢复时期(1978ꢊ1984年),为了缓解教师奇缺的压力,我国恢复和增设了一批师范院校,初步构

建起教师在职培训网络;在快速发展时期(1985ꢊ1995年),师范教育取得优先发展地位,数量与规模齐头并

进,初步形成独立、定向的三级两类师范教育体系;在探索时期(1996ꢊ2005年),师范教育稳中求进,从追求

规模、数量的外延式发展进入追求质量提升、结构优化和效益提高的内涵式发展时期,师范教育从独立走向

开放,并探索培养、培训一体化发展模式;在创新时期(2006ꢊ2018年),基础教育对优质师资的迫切需求驱

动了教师教育改革,我国探索施行免费师范生教育,推进教师资格证制度,制定教师教育标准^①^;2018年以

来,我国致力于构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教师教育体系,不断健全中国特色教师教育标准体系,大力弘扬尊

师重教的社会良好风尚,教师教育获得长足进展。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是教师教育

转型的应然选择,能够为各级各类教育源源不断地提供优质师资。

.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已具备一定的基础和实力

首先,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具备了一定的政策基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ꢊ

020年⁾^》^提^出^“^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②^。^此^后^,^关^于^教^育^质^量^的^主^张^和^表^述^纷^至^沓^来^,

多次在政策文件中予以体现。加强教育质量保障、推动教育内涵式发展、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提供更

加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等话语相继出现。而在各级各类教育中,也相继形成了优质均衡的义务教育、“双一

流”高校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建设等专业表述。

其次,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③^。经济社会的高质量

发展步伐,直接撬动了高质量教育需求,引发教育政策跟随的联动效应,以教育质量为内核的分形表达政策

话语被高度凝练,统合成为“教育高质量发展”。“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迅速成为教师教育政策中的典型主

导话语。例如,2018年2月,《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ꢊ2022年)》提出,“以提升教师教育质量为核心

^……推进教师教育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④。₂

养计划》提出,从源头改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中小学教师队伍质量,造就一批“四有”好教师^⑤^。2022年2月^,

关于实施师范教育协同提质计划的通知》提出,通过构建高质量师范大学体系,整体提升师范教育办学水

021^年8^月^,^《^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

《

平,提高教师培养质量^⑥^。2022年4月^,^《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提出^,坚持质量为重的基本原则^,培养造

^就^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中^小^学^教^师^队^伍^⑦^。这一系列教师教育政策的出台^,彰显出教师教育综合化改革进

程中坚持以质量提升作为引领,为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固的政策基石。

最后,经过多年探索积累,我国教师教育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其一,2022年我国专任教师已达1880.36

①

②

③

曲铁华、于萍《改革开放40年教师教育改革与未来展望》,《教育研究》2018年第9期,第36ꢊ39页。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ꢊ2020年)》,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4页。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017年版,第30页。

④

⑤

⑥

《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ꢊ2022年)》,教育部网站,2018年3月23日发布,2023年6月5日访问,httpꢅꢄꢄwwwmoegovcnꢄsrcsiteꢄ

A10ꢄs7034ꢄ201803ꢄt20180323_331063html。

《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教育部网站,2021年8月3日发布,2023年6月5日访问,httpꢅꢄꢄwwwmoegovcnꢄsrcsiteꢄ

A10ꢄs7011ꢄ202108ꢄt20210803_548644html。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实施师范教育协同提质计划的通知》,教育部网站,2022年2月22日发布,2023年6月5日访问,httpꢅꢄꢄwwwmoe

govcnꢄsrcsiteꢄA10ꢄs7011ꢄ202202ꢄt20220222^_⁶⁰¹²²⁷^h^t^m^l^。

《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教育部网站,2022年4月14日发布,2023年6月5日访问,httpꢅꢄꢄwwwmoegovcnꢄsrcsiteꢄA10ꢄs7034ꢄ

02204ꢄt20220413_616644html。

⑦

124

曲铁华ꢃ龚旭凌ꢃ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逻辑基础、理论意涵与实践路向

万人^①^这^支^队^伍^支^撑^起^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其二^,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水平教师教育体系建立健

全。公费师范生教育、国培计划等助力教师培养培训质量提升。其三,教师队伍短板加速补齐。师范教育协

同提质计划、优师计划、特岗计划等为乡村地区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输入合格师资,并初步形成教师“下得

去、留得住、教得好”的格局,推动了教师资源的优质均衡发展。其四,教师教育与信息化的融合创新日益加

速。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试点、国家级线上专项教师培

训等,开辟了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和数字化学习能力提升的新路径。可以说,我国教师教育发展具备了走向

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实力。

.教师教育发展隐忧问题亟待破解

尽管目前我国教师教育建设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我国教师教育质量还不能完

全适应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的需要,不能完全满足人民群众对更高质量、更加公平教育的

要求。一方面,我国教师教育供给侧与社会需求侧之间矛盾凸显。一是在规模上的持续性供大于求,2006ꢊ

015年

,我国每年毕业的师范生平均数为₇₀_.₁₆万人,但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毕业生能进入中小学教师岗

位^②^;二是在结构上的脱节性供需不适^,基础教育对高层次教师的需求与大规模专科及以下学历教师供给之

间的矛盾、基础教育对高质量教师培训的需求与现实教师培训针对性不足、实效性不高之间的矛盾日益显

现^③^;三是体系上的错位性供需不畅^,在大规模师范毕业生等待就业的同时^,地方政府存在有编不补^、进而无

编的入职困境。另一方面,就教师教育内部而言,还存在诸多不足。一是部分师范院校定位模糊,在教师教

育自我优化逻辑和追求学术性发展逻辑之间摇摆不定,使其在高等教育系统中处境尴尬;二是很多院校尚未

建立起与国家教师教育课程标准相匹配的课程体系;三是部分师范院校教育实习管理粗放,放羊状态的教育

实习占据相当比例;四是教师教育者的素质参差不齐,教师教育者的专业化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因此,结合新时代的发展特征和需求,借助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契机,我国教师教育未来发展必须以质

量转向作为鲜明主题,通过高质量发展培育更多优质教师,肩负起赋能教育现代化发展的使命和责任。

二ꢃ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意涵

(一)内涵明晰:以质量为核心导向的内外部协同发展

教师教育的发展模式有两种。一种是外延扩大式,主要通过追求数量,如增加新建学校数、扩大招生数、

提高在校生数等方式,达到发展目标;另一种是内涵提升式,通过结构调整、内部潜力挖掘和质量、效益的提

高来达到发展目标。外延式发展模式曾长期占据着教师教育的主导地位,但随着基础教育对优质师资需求

的不断上涨,教师教育内涵式发展逐渐取代外延式扩张成为主流模式,迈向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路向。

“高质量教育不仅是内涵发展的自然延续,更是教育内涵发展认识上和理念上的拓展与深化,是教育追

求更高质量发展的整体性功能的再升级。”^④教师教育内涵式发展侧重教师教育自身^,而教师教育高质量发

展则是以质量为核心导向的内外部协同发展,意味着教师教育由局部优先质量建设策略转向整体性和全局

性的高质量建设战略,直接指向质量建设的高位均衡。

就教师教育与外部社会环境的关系而言,教师教育体系必须符合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要求,同时观照与经

济社会发展、国家政治、历史传统之间的协调性问题。其一,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应助力整个教育体系的质

量提升,使教育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和国家综合实力提升,充分发挥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人口优势与教育优势的合力,凸显现代性特征;其二,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应植根于中

国文化历史传统,适应中国国情,在基于质量提升的进程中追求特色化发展,这也是探索中国式教育现代化

之路的必然路径,彰显适应性特征;其三,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意味着教师教育水平应向世界一流水平靠

拢,靶向先进性特征。简而言之,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既表现为教师教育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统筹规划、

①

《202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教育部网站,2023年7月5日发布,2023年7月5日访问,httpꢅꢄꢄwwwmoegovcnꢄjyb_sjzlꢄsjzl_

fztjgbꢄ202307ꢄt20230705_1067278html。

②

王琼《教师教育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教育报》2016年9月12日,第3版。

朱旭东《建立与新时代相匹配的教师教育体系》,《光明日报》2018年9月27日,第14版。

李立国《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战略与目标》,《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2年第2期,第31页。

③

④

12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协调推进,也表现为教师教育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影响。

就教师教育自身发展而言,以质量为核心导向的建设策略不仅局限于质量层面,而且动态平衡数量与质

量、供给与需求、结构与效益、过程与结果、投入与产出、贡献与服务等多重关系。教师教育高质量包括教师

教育机构的高质量发展和教师教育对象的高质量发展,分别指向条件性高质量和结果性高质量两个方面^①^。

只有两者有机结合,才能真正实现教师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作为条件性因素,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与建设高

质量教育体系动态互嵌,互为促进。2022年4月,《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明确提出,教师教育体系应以

师范院校为主体、以高水平综合大学为参与、以教师发展机构为纽带、以优质中小学为实践基地^②^,探索高质

量教师教育体系建设之路。作为结果性因素,教师教育对象的高质量必须从生源选择和培养培训过程两方

面予以保障。严格把控教师入口关,同时在教师培养与培训一体化环节中,从师资队伍、教育教学、管理评价

等方面做到优质配给。总之,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把坚持以质量为核心导向的内外部协同发展作为旨

归,针对基础教育的实际作出战略性回应,彰显教育公平与社会正义的价值表达。

(二)基本特征

₁_._目_标_任_务_:从增量扩规发展为提质增效

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基础教育薄弱、合格师资严重缺乏的窘迫现实,教师教育的重点在于使基础教育领

域各级各类师资培养提升有渠道可依,有机构可附,为九年义务教育目标的实现保驾护航。一是恢复独立的

三级师范教育体系,通过统筹规划,大力发展高师、中师、幼师等各级师范学校,在全国范围内建成师范教育

网;二是创办各专门性的师范院校,培养少数民族地区、特殊教育等方面所需师资;三是恢复师范生享受助学

金和履行服务的制度,切实保证各级师范院校招生质量。“数量补差”和规模扩张式的发展方式成为教师教

育的行动选择。

₂₁_世_纪_以_来,教师供给数量基本满足基础教育需求,教师质量问题得到关注。教师教育由需求导向的

数量、规模发展逐步向质量导向的结构调整与层次提升转变^③^,

实现由^“数量为先^”到^“质量追赶^”的转型^,为

义务教育的均衡优质发展服务。一是打破师范院校垄断教师培养培训的格局,推进开放多元的教师教育体

系构建;二是形成职前职后一体化的教师教育体系,教师的培养培训由分离转向一体化;三是从旧三级师范

教育向新三级教师教育过渡,实现由“中师、专科、本科”三级教师教育向“专科、本科、研究生”三级教师教育

跃升。

教师教育目标“质量为要”取代“数量为先”,主要任务就是激发教师教育的内在驱动力,将质量发展摆在

更加突出的位置,着力提升质量、增加效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国家发展战略和各级各类教育对优质师资供

给的新需求。

₂_._方_式_手_段_: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教师教育的要素驱动是指在教师教育发展过程中,通过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基本发展要素的高投入和高

消耗,形成教师教育快速发展的相对优势。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教师教育选择了以要素驱动模式为主导的发

展方式,这种发展模式有其自洽性逻辑基础。在要素驱动发展模式下,我国师范教育通过重建三级师范院校

体系、扩大招生规模、增设师范教育专业等举措迅速恢复办学秩序,满足了各级各类教育对大量师资的需求。

要素驱动的改革手段遵循简单性思维,分割肢解教育构成要素,虽然有其特定历史背景和合理依据,但

丧失了对教师教育整体性的识别能力,在实践中逐渐表现出对社会现实需求的非一致性。“要素驱动造成当

代教育改革严重的碎片化问题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现象与屡改屡败境遇” ^。21世纪初^,各级各类教育

对教师数量的需要转变成对教师质量的需要,教师教育改革动力呈现出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内在路

径。所谓创新驱动的教育改革方式,是指由片面化、单向度的改革转向整体性、综合性的推进,使改革跳出必

④

①

②

王鉴《中国特色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制度逻辑》,《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7期,第35页。

《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教育部网站,2022年4月14日发布,2023年6月5日访问,httpꢅꢄꢄwwwmoegovcnꢄsrcsiteꢄA10ꢄs7034ꢄ

02204ꢄt20220413_616644html。

③

④

荀渊《教师教育变革的基本逻辑与未来走向》,《教育研究》2014年第10期,第76页。

郝德永《方法改革与当代教育改革的困局破解》,《教育研究》2016年第11期,第140页。

126

曲铁华ꢃ龚旭凌ꢃ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逻辑基础、理论意涵与实践路向

要性有余而充分性不足的怪圈。党的十八大之后,教师教育改革正式进入以创新驱动为主导的新阶段。创

新是教师教育改革第一动力的关键性地位和作用已成为共识,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

地位”^①^。高质量发展意味着必须将创新驱动主导作为我国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根本路径^。

教师教育坚持以创新作为驱动,就是要面向人民群众的迫切需求和基础教育的现实需要,通过创新发展

方式进一步实现师资人才培养培训的推陈出新。近年来,教师教育已经启动了创新实践的探索,将立德树人

确立为核心价值导向,坚持以生为本的原则;要求发挥师范院校主体作用,激发自主探索改革的动力;加强科

学技术在教师教育改革中的应用,助力教师在职研修;注重教师教育制度创新,摆脱教师教育借鉴他国经验

的路径依赖模式,“强师计划”、“银龄计划”、“优师计划”等进一步凸显了中国特色教师教育的发展道路,代表

了教师教育的中国发展范式。

₃_._评_价_重_点_:从指标评价走向系统评价

教师教育评价能够发挥监测、诊断、改进和导向等作用,是引领教师教育发展的关键环节。近年来,实证

主义和计算主义在教育领域内的影响逐渐增强,导致教育评价陷入对“量化指标”和“效率至上”的迷恋。我

国教师教育评价侧重于“结果”的可视化评价,强调将可量化的论文、项目、奖项、就业等指标作为评价重点,

对“过程性”和“持续性”评价多有忽略,对难以量化的教师教育价值、思想和理念缄口不言^②^。囿于特定的历

史发展阶段,量化评价曾一度被视为先进的评价方式。但这种评价方式忽视了教师教育对个体发展和社会

进步的过程性增值作用,也并不能真正推动教师教育在育人模式、育人内容和育人体系等方面的发展。从长

远来看,以系统评价为主要特征的高质量教师教育评价方式将成为时代必然趋势。

₂₀₂₀_年₁₀_月_出_台_的_《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立足于新时代教育现代化的战略高度,要求

教育评价努力消解“五唯”霸权、以合格教师作为教师教育评价的主要考核指标^③^。从传统量化评价向高质

量教师教育评价转型,必须打破指标霸权的禁锢,扭转不科学、不合理的评价导向,形成与教师教育高质量发

展本质内涵相匹配的评价导向、评价标准和评价机制。系统评价明确了教师教育评价的根本价值旨归在于

促进人的发展,即以未来教师的实质性发展作为评价目标;聚焦于多元融合的评价内容构建,通过对未来教

师师德师风、知识结构和教学能力的综合性考量评价,推动未来教师的专业知识体系和实践教学能力的融合

式发展;在分类评价基础上形成多维度评价模式,根据未来教师的类型、层级和学科差异,建立起差异化考核

标准和多维度评价方式。

三ꢃ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向

(一)以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树立多样化教育质量观

教育质量观是人们对教育质量的理性认识和价值判断,是教育质量体系的核心。由于政治制度、经济社

会形态和文化历史传统的差异,人们对教育质量的评价标准各有不同,因而教育质量观可谓是纷繁复杂。教

师教育质量革命不仅发生在行动层面,也发生在思维和意识层面。新时代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应以教师教

育质量认知范式革新为传导,树立多样化质量观,激活各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动力。

首先,树立以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的质量观。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从低水平的“质”转向高水平的

“质”的阶段。我国教师教育表现出从“合格质量”到“卓越质量”的嬗变趋向。具体而言,卓越质量的教师教

育应坚持全面质量观,体现为教师教育供给机会的分配正义和民主;卓越质量的教师教育应坚持系统质量

观,追求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全局性谋划和整体性推进;卓越质量的教师教育应坚持多样化质量观,支持

教师教育机构在质量行动路线上的多样化探索,鼓励切合国情、扎根本土、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师教育高质量

发展实践。当然,无论教师教育质量观如何全面、系统和多样,教师教育质量的核心一定是人才培养质量,应

将“育师”理念与育人理念高度融合,以未来教师的实质性发展作为本质要求。

其次,树立三位一体的教师教育质量观。教师教育质量发展是一个持续改进的过程,涵盖教师职前培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

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5页。

②

③

陈亮《高质量教师教育评价:内涵特征、逻辑架构与推进策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第28页。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0年第30号,第13页。

12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养、入职培训和职后专业发展三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有不同的质量要求。在职前培养阶段,应以教师教育机

构标准和专业标准,确保培养质量合格的未来师资;在入职培训阶段,通过国家教师资格考试,严控入职教师

质量;在职后专业发展阶段,应通过教师专业培训、高级教师专业培训,实现教师质量的长期提升。

再次,树立多方协同的教师教育质量观。实现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以协调各方利益主体之间的关

系为基础支撑,强化教师教育内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调沟通,实现多元主体共谋。教师教育质量改进涉

及多主体利益,需要党和政府部门、教师教育机构、中小学等多方配合协同,缺一不可。其一,坚持党的全面

领导和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发挥党对教育事业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决策部署、保障落实的职责。同时,政府

应进一步简政放权,运用政策法律、财政拨款、质量标准、信息服务等措施,引导和支持教师教育机构办学水

平的提高。其二,教师教育机构应发挥自主探索潜能,努力达成相应的机构和专业标准,积极与中小学协同

合作,保障教师培养培训质量。其三,中小学作为教师教育实习和职后专业发展主要场所,应积极配合教师

教育机构,为教师培养提供不断的评估、反馈、引导和专业活动支持。

(二)靶向基础教育需求,深化教师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保持教师教育供给与需求之间的适度张力,关乎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效能。“教育供给以高质量教育

体系建设为表征和载体,而评估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准心在于‘高质量教育需求’的满足程度和方向引领

上。”^①判断教师教育供给数量是否充足^、质量是否卓越^,关键在于基础教育需求的满足程度^。

首先,坚持以立德树人为基准,打造新时代教师队伍。基础教育是立德树人的事业,是提高民族素质的

奠基工程,应将高尚道德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贯穿于教育活动中,使受教育者牢固树立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信心。新时代的教师肩负教书育人的使命,是立德树人事业的中坚力量。因此,教师教育应以

立德树人为基准,将纯正师风和臻善师德贯穿于师范生培养全过程。一方面,要打造独具教师教育特色的思

政课程,从中华传统师德文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汲取资源^②^,观照教师未来职

业发展,将崇高的理想信念同教师职业生涯规划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在专业知识和教学技能培育活动中,加

强潜移默化的道德熏陶,教育活动应靶向提高未来教师道德的自觉性,引导他们树立“德育是教师职责之

一”、“道德示范是教师教学生活的有机构成”的专业思想^③^。

其次,优化教师教育生源供给结构,把“托底性”生源向“基线型”、“选拔性”生源调整,吸引优秀生源投身

教育行业。从供给侧来看,早在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就已经达到51.6%^④^,进入世界公认的普及

化阶段,为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充裕的人力资源基础。然而,师范教育在高等教育系统内部一直处于中等偏

下的位置。当前,教师教育体系亟须以需求牵引供给,把提高教师教育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有计划

地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提高教师供给侧对于需求侧的高质量适应性。

再次,继续优化师范生实践教学体系,建立服务实习、教育见习和教育实习的全方位实践体系,实现课程

理论同教育实践的同步交互推进、彼此衔接强化。这要求进一步深化地方政府、高校和中小学的合作共赢机

制。在政府的引领下,建立优质中小学教师教育实践基地,高校与中小学应在实践教育环节,共同制定培养

方案、设计课程体系、分享教学案例资源,探索师资协同培养模式。

(三)优化教师教育布局结构,助推构建新发展格局

教师教育结构是一个动态演进系统,随着基础教育领域各要素的变化,必须及时予以调整。在新时代背

景下办好教师教育,应立足“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的战略地位,从空间布局、

专业布局、层次布局等多重维度思考,与基础教育结构进行耦合协调,构建供需高水平平衡的教师教育新发

展格局。

首先,优化教师教育区域分布结构。要让教育高质量发展引起更多情感共鸣,必须在重视质量承诺的基

①

②

③

④

张新平《教育高质量发展:多维视域的审思与融合》,《教育研究与实验》2023年第1期,第13页。

龚旭凌、曲铁华《中国共产党百年师德政策:回望、逻辑与前瞻》,《教育科学研究》2022年第3期,第25页。

邵光华《发挥教师道德示范作用》,《教育研究》2014年第5期,第73页。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23》,第690页。

128

曲铁华ꢃ龚旭凌ꢃ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逻辑基础、理论意涵与实践路向

^础^上^强^调^教^育^机^会^平^等^,^关^注^弱^势^群^体^享^受^优^质^教^育^成^果^①^。因此^,应关注教师教育结构的均衡发展^,尤其

是对乡村地区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教师教育的质量溢出。一方面,继续利用政策杠杆,通过“公费师范生”、

“硕师计划”、“特岗教师”、“三支一扶”等专项计划开拓乡村教师补充渠道;另一方面,从根源上探索解决薄弱

地区教师资源不足的难题,依托“师范教育协同提质计划”,高水平师范大学以“1+M+N”的方式组团帮扶,

以强带强,健全薄弱地方教师培养体系。

其次,调整教师教育专业结构。分学科的差异化培养,反映了经济社会对不同教师的多样化需求,也反

映了师资培养的专业布局与招生名额分配的理性规划。虽然我国教师数量和规模基本能够满足基础教育需

求,但是,思想政治、音乐、体育、美术、科学、劳动、心理健康、特殊教育等专业教师依旧紧缺^②^。因此^,在对基

础教育领域的教师需求进行精准分析与科学研判的基础上,需要增强政策法律对基础教育需求的敏感度和

识别度,及时调整教师教育的专业结构,增强师资培养对基础教育的支持度和迁移性。

再次,上移教师教育层次结构。截至2021年,小学阶段专任教师中研究生学历占比1.89%^③^,初中阶段

^专^任^教^师^中^研^究^生^学^历^占^比⁴^.⁵⁸^%^④^。与英法日韩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中小学专任教师研究生学历水平

还有很大差距^⑤^我^国^中^小^学^教^师^中^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占^比^仍^相^对^较^低^。因此^,应继续优化教师教育的学历

结构,一方面,推进修订《教师法》,重新确定教师合格学历的法定标准,将本科学历作为基础教育阶段教师职

业资格的基准线;另一方面,稳步扩大教育硕士、教育博士招生规模,逐步缩减中专层次招生规模,实现教师

培养层次的提升。

(四)加强教师教育标准开发,完善质量评价机制

标准是质量的准绳。从本质上而言,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就是教育的高标准达成。教师教育的高质量转

向,必须在以标准为引领的基础上,以完备的质量保障体系作为支持。一方面,建立专业化教师教育标准体

^系^。^近^年^来^,^世^界^各^国^对^教^师^教^育^质^量^标^准^功^能^的^追^求^渐^成^趋^势^⑥^。自2011年以来^,我国连续发布教师教

育课程标准、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国培计划”课程标准、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培训课程指导标准以及

中学、小学、学前教育等专业认证标准,引导并促进了教师的培养、准入、培训和考核制度的规范性建设。未

来,应继续出台“教师教育质量评估标准”,对教师培养过程和结果进行质量评估;继续出台“教师教育者专业

标准”,明确教师教育者的专业角色和能力结构。另一方面,建立基于证据的教师教育质量评价机制。构建

^完^备^的^证^据^体^系^是^我^国^教^师^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重^要^方^向^⑦^。教师教育质量的评价必须是一个基于证据的

评价和分析过程,而证据必须来源于数据。一是明确学生学业进步评价路径,将每位学生的评价结果作为教

师教育质量评估的依据;二是采用多种评价标准对教师教育质量进行等级划分,设计严格透明的评价体系;

三是发挥证据的反馈和改进功能,切实帮助教师教育机构进行针对性改进。

[责任编辑:罗银科]

①

②

朱旭东《教育高质量发展开启中国教育现代化新篇章》,《教育发展研究》2022年第13ꢊ14期,第3页。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2年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公开招聘工作的通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2022

年6月6日发布,2023年6月5日访问,httpꢅꢄꢄwwwmohrssgovcnꢄxxgk2020ꢄfdzdgknrꢄzcfgꢄgfxwjꢄrcrsꢄ202206ꢄt20220609_452310ht-

ml。

③

④

根据教育部2021年教育统计数据计算得出。参见:《小学教育专任教师分课程、分学历情况》,教育部网站,2023年1月3日发布,2023年6

月5日访问,httpꢅꢄꢄwwwmoegovcnꢄjyb_sjzlꢄmoe_560ꢄ2021ꢄquanguoꢄ202301ꢄt20230103_1037874html。

根据教育部2021年教育统计数据计算得出。参见:《初中阶段教育专任教师分课程、分学历情况》,教育部网站,2023年1月3日发布,2023

年6月5日访问,httpꢅꢄꢄwwwmoegovcnꢄjyb_sjzlꢄmoe_560ꢄ2021ꢄquanguoꢄ202301ꢄt20230103_1037906html。

赫德永《示范性师范大学建设的标准、要件与对策》,《教育研究》2021第2期,第24页。

⑤

⑥

⑦

王安全《教师教育质量标准功能的限度及其把握》,《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第53页。

朱旭东、赵英、武尚文《教师教育认证的循证逻辑———基于CAEP2018版认证标准的分析》,《教育科学》2022年第3期,第1页。

129

第51卷第1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

SocialSciencesEditionꢂ

024年1月

Vol51ꢀNo1

Januaryꢀ2024

我国融合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核心意蕴、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

谢钰涵_ꢃ林倩雪

ꢃꢃ摘要:融合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保障残疾人权益的重要举措,也是我国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

环节。公平、差异和有效是融合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意蕴。目前我国融合教育高质量发展面临缺乏本土化融合

教育理念的引领、政府主导不足、学校推进不力和社会支持不够等现实困境。为此,需要基于本土化融合教育理

念,构建“政府主导、学校推进、社会支持”的多元主体合作发展模式,才能突破困境和实现我国融合教育的高质量

发展。

关键词:融合教育;高质量发展;核心意蕴;特殊教育

DOI1013734ꢄjcnki1000-531520240502

收稿日期:2023-10-08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省教师教育研究中心重点项目“普通学校教师融合教育效能感及提升策略研究”(TER2020-

03ꢂ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谢钰涵,女,四川乐山人,特殊教育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

融合教育、特殊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E-mailꢅ_yuhanxie2007@163com;

林倩雪,女,四川内江人,特殊教育硕士,阿坝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助教。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①。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关心、关注残疾人事业发展,全面提升残疾人受教育的水平,促进残疾

人全面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明确提出了“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目标要求②。特殊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中的重要部分,是建设高质量教

育体系不可缺少的一环,更是残疾人权益的重要保障。《“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进一步明确提出,

到2025年“高质量的特殊教育体系初步建立”,“融合教育全面推进”③。

融合教育源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西方对平等、自由的追求,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体化”、“回归主

流”等民权运动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一种教育思潮。融合教育理念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4年颁布的《萨拉曼

卡宣言》和《特殊需要教育行动纲领》中正式得到确立。融合教育主张所有儿童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特殊儿童有

权在普通学校接受适合自己特点的、高质量的、平等的教育④。我国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的“随班就读”,便是

融合教育理念在我国的主要实践模式。经几十年的发展,“随班就读”工作极大地推动了我国融合教育的发展,在

提高残疾儿童入学率方面成效尤为显著。然而,我国的融合教育在实施过程中仍然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如普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

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4页。

②

③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29页。

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等《“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2年第5号,第78页。

邓猛、肖非《全纳教育的哲学基础:批判与反思》,《教育研究与实验》2008年第5期,第18页。

130

谢钰涵ꢃ林倩雪ꢃ我国融合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核心意蕴、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

通学校尽管接受了特殊儿童,却没有能力为他们提供适合的、能满足其需求的教育支持和服务,“随班就读”学生

常常出现“随班混读”、“随班就坐”,或“回流”的现象。融合教育整体上呈现出特殊儿童只是物理层面与普通儿童

融合的境况,与真正意义上的实质性融合相差甚远。当前我国融合教育正处于从规模效应向公平优质的内涵方

向发展的战略阶段,如何实现融合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愿景,让特殊儿童切实地从融合教育中获益,是现阶段亟须

厘清与思考的问题。

一ꢃ我国融合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意蕴

我国融合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应该既要反映融合教育的核心价值理念,也要体现融合教育的实践成效,同时还

要凸显融合教育的本土化内涵。基于对融合教育内涵和教育质量的分析,有学者提出高质量的融合教育包含两

个维度:一是以平等和差异为原则的教育公平,二是以促进学生发展为核心的教育效率①。也有学者认为“教育

公平”、“差异教学”和“共生文化”是我国融合教育本土化发展的内涵所在②。融合教育根植于尊重自由、民主、平

等的人权思想,其核心价值追求是社会正义和教育公平,这也是融合教育最基本的理念。在融合教育的实践过程

中,由于教育对象差异性的存在,必然要求尊重个体差异以满足其不同的需求。融合教育的实践效果最终应落实

到育人质量上,即能够促进所有儿童的发展。因此,要实现融合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教育公平是根本目标与出发

点,尊重差异是内在要求与关键举措,有效是实践成果与重要评价标准。公平、差异与有效是融合教育高质量发

展的核心意蕴,也是衡量融合教育发展水平与融合教育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指标。

(一)公平的教育:每位儿童都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

教育公平是公民能够自由平等地享有当时当地公共教育资源的状态③,是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

与拓展,也是融合教育的核心内涵和本质所在④。教育公平首先应体现在保障每位儿童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上。

受教育权是每位公民的基本权利,是教育公平的起点与基础,也是融合教育的基本主张。融合教育反对对特殊儿

童实施“隔离式”的教育,主张普通学校接纳所有儿童而不因儿童的某项特点、缺陷、困难等拒绝接收。融合教育

最早源于关注特殊儿童被排斥在普通教育系统之外这一普遍性的社会现实,并逐渐成为解决特殊儿童教育机会

均等问题的主要方式⑤。直到1994年《萨拉曼卡宣言》重申了《世界人权宣言》(1947年)中提出的每个人都有受

教育的权利,融合教育思想才在全球范围内确立。《萨拉曼卡宣言》郑重申明,“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儿童必须有机

会进入普通学校,而这些学校应以一种能满足其特殊需要的儿童中心教育思想接纳他们”,“以全纳为导向的普通

学校是反对歧视态度,创造受人欢迎的社区,建立全纳社会以及实现全民教育的最有效途径”⑥。

融合教育追求的首要目标就是保证特殊儿童与普通儿童一样拥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包括在普通教育环境中

接受“适合的、免费的”教育,具有同等参与学校和班级活动的机会,以及具有平等的班级成员身份和地位。平等

的受教育权为特殊儿童未来平等参与社会生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基于差异的教育:尊重个体差异,满足多元化需求

融合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决定其所追求的教育公平不能是无视个体差异地给每位儿童提供毫无差别的教育内

容和方式,而是根据儿童的具体情况,提供适合的、满足其个性需求的教育,是建立在尊重个性、多元和差异的基

础上的公平。只有满足儿童的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才能体现真正的教育公平,保证教育质量。《萨拉曼卡宣

言》指出:“每个儿童都有独一无二的个人特点、兴趣、能力和学习需要,教育体系的设计和教育方案的实施应充分

考虑到这些特点与需要的广泛差异。”⑦这意味着学校教育只有在充分认识到儿童个体差异与需求的基础上,通

过适宜的课程、教学策略、活动资源等各种支持与服务,才能为全体儿童提供有质量的教育。

融合教育要求普通学校根据每位儿童的具体情况“因材施教”,提供符合他们身心发展特点的教学内容或教

①

②

③

颜廷睿、关文军、邓猛《融合教育质量评估的理论探讨与框架建构》,《中国特殊教育》2016年第9期,第4页。

赵斌、冯诗瑶、张瀚文《融合教育本土化发展的内涵、理论基础与实践探索》,《中国特殊教育》2022年第12期,第9ꢊ10页。

钱志亮《社会转型时期的教育公平问题———中国教育学会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专业委员会第十次年会综述》,《高等教育研究》2001年第1

期,第104页。

④

⑤

朱楠、王雁《全纳教育视角下特殊儿童的教育公平》,《中国特殊教育》2011年第5期,第24页。

冯超、傅王倩、陈慧星《国际融合教育政策演进路径、特征及其启示———基于联合国组织的融合教育政策文本分析》,《中国特殊教育》2020年

1期,第16页。

⑥

⑦

UNESCOꢀTheSalamancaStatementandFrameworkforActiononSpecialNeedsEducationꢁSalamancꢅUNESCOꢀ1994ꢂꢀⅧ-Ⅸ

UNESCOꢀTheSalamancaStatementandFrameworkforActiononSpecialNeedsEducationꢀⅧꢀ21

13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学方式,创造能充分发展他们潜能的教育环境,使他们能真正参与课堂活动,融入班级和学校生活。因此,融合教

育必然要求进行教学改革,改变“大一统”的教学方式,实施差异教学,以实现教学与每位学生的最大化匹配①。总

之,融合教育主张普通学校应充分考虑到每位学生的个体差异和情况,提供适合和充分的教育资源,支持满足其

学习需求以实现实质性的教育平等和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三)有效的教育:促进所有儿童的潜能发展

高质量的融合教育必然要求落实到融合教育的实践效果上。《萨拉曼卡宣言》指出,“普通学校应向绝大多数

儿童提供一种有效的教育,提高整个教育系统的效率并最终提高其成本效益”;“在融合学校里,有特殊需要的儿

童应该得到他们可能需要的各种额外支持,以保证他们的教育效果”②。由此可见,融合教育不仅宣导权利平等

和尊重儿童差异,也强调为所有儿童提供有效的教育。

“

真正的教育质量,是人的发展质量,是育人的质量”③。教育质量最核心的评价要素是受教育对象最终达到

的水平与状态,因此,儿童的发展情况成为衡量融合教育成效最重要的内容。有学者认为,理想的融合教育能够

促进普通儿童对特殊儿童的接纳与认同,提升特殊儿童学习的能力、习惯、状态等学习品质,并培养其社会适应能

力④。也有学者认为,融合教育的效果可以通过残疾学生在普通学校中的学业成就、自信心、社会交往能力、对教

育环境的满意度等方面的积极表现得到证实⑤。总的来说,高质量的融合教育可以促进儿童的学业发展与社会

性发展。学业发展主要涉及学业成绩、知识获得、课堂参与等,可以充分反映普通教育的课堂教学是否能够满足

特殊儿童的个性化学习需求;社会性发展主要涉及人际交往、自我认识、生活技能、行为习惯等方面,是特殊儿童

融入社会的基础。普通学校只有给予充分的融合教育专业支持,构建尊重和谐的融合人文环境,实施差异化教育

与教学,才能使特殊儿童在学业和社会性方面都得到充分发展,其潜能得到开发。高质量的融合教育并不是要求

每一位儿童都要达到同样的标准,而是在“公平”与“差异”的基础上,使所有儿童得到适合的、能发挥潜能的、充分

全面的发展。

(四)高质量的融合教育:公平、差异、有效,缺一不可

对于融合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而言,公平、差异、有效三者缺一不可。公平是融合教育的核心价值理念,差异是

融合教育必然的内在要求,有效则是融合教育存在与发展的根本依据。公平、差异、有效三者之间相互交织、相互

作用。首先,融合教育的“公平”和“差异”是两个彼此渗透、相互依存的要素。融合教育追求的公平并不是绝对的

平等,而是建立在尊重个体差异基础上的公平,同时,融合教育在实践过程中必然需要遵循“差异”的准则,提供差

异化和个体化的教育支持,才能实现实质的公平。其次,“公平”和“差异”是实现融合教育“有效”的前提和基础,

“有效”是融合教育“公平”和“差异”实践的结果。融合教育的育人成效必然只有在践行教育公平和尊重差异的基

础上才能得以实现,“公平”和“差异”的理念也只有通过付诸实践并取得成效来得到检验。同时,有效的融合教育

实践反过来又可以进一步促进“公平”和“差异”的落实。

二ꢃ我国融合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困境

基于儿童差异的、公平而有效的教育是高质量融合教育的本质内涵与价值追求,也是融合教育发展的美好愿

景。但理想与现实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由于历史、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原因,我国融合教育发展还面临诸多

现实困境。

(一)缺乏本土化融合教育理念的引领

融合教育的理念是基于西方“民主、平等、自由、个性、多元”等价值观,在西方“隔离式”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

特殊儿童义务教育已得到实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然结果⑥。可以说,融合教育是西方特殊教育的理论和实

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特殊儿童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是基本人权的体现,已成为西方社会的共识。而在

我国,这样的理念并未被真正地接纳和认同,在实践层面更难实现。对普通教育教师而言,融合教育理念还远未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华国栋《实施差异教学是融合教育的必然要求》,《中国特殊教育》2012年第10期,第3ꢊ5页。

UNESCOꢀTheSalamancaStatementandFrameworkforActiononSpecialNeedsEducationꢀⅨꢀ21

李政涛《中国教育公平的新阶段:公平与质量的互释互构》,《中国教育学刊》2020年第10期,第48页。

白瑞霞《融合教育背景下残疾儿童随班就读的合理发展》,《中国教育学刊》2018年第1期,第61ꢊ62页。

杨希洁《全纳教育环境中学生发展状况的研究》,《中国特殊教育》2009年第7期,第24、26页。

邓猛、苏慧《融合教育在中国的嫁接与再生成:基于社会文化视角的分析》,《教育学报》2012年第1期,第84页。

132

谢钰涵ꢃ林倩雪ꢃ我国融合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核心意蕴、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

成为被广泛接受的事实,普通教育教师将形式化的调整作为教学过程中最大程度的改变,在实践层面形构了一种

与理想层面相去甚远的“象征性”融合教育①。对普通儿童家长来说,虽有较强的同理心,但对融合教育缺乏正确

的理解,担心普通儿童在学业、生活等方面会受特殊儿童的不良影响,因此对融合教育的接纳度较低②。尽管特

殊儿童家长作为直接受益者,对融合教育的态度最为积极,但对教师实施融合教育的能力和学校提供的教育支持

仍然存在诸多顾虑③。

融合教育理念在我国难以推行和普及可能源于融合教育是一个外来概念,并不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

教育理念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残疾观略有出入。我国传统儒家思想宣扬更多的是对残疾人道德和情感方面的悲

悯与同情,“重养而不重教”,将残疾人排斥在教育之外。此外,儒家文化中强调的等级观念,让残疾人一直处于封

建等级制度的底层,并未实现人与人的“平等”。这些观念至今仍影响着社会部分人的残疾观,他们对残疾人“同

情”和“怜悯”,亦不乏歧视和排斥的现象,“平等”、“共享”的价值观还未深入人心④。此外,我国“随班就读”的实用

主义特征限制了融合教育理念的发展和社会大众对融合教育理念的理解与接纳。我国实施的“随班就读”属于实

用主义模式,其初衷旨在为大量没有接受任何形式教育的特殊儿童提供上学的机会,以改变我国特殊儿童入学率

低的状况,背后并没有深厚的哲学基础与人文理念作为支撑。实用主义是一种对经验的反映,认为人的认识基于

经验之上,并不深入探讨经验背后的原因和规律。因此,我国“随班就读”的实践先于融合教育的理念,虽解决了

当时的需求,强化了其存在的合理性,但缺乏对于“随班就读”是否真正体现了融合教育的内涵与精神以及如何建

立长期发展的机制的思考⑤。

(二)政府主导不足:“公平”难以保障

.融合教育相关政策不完善

教育公平是融合教育最基本的理念,“公平”理念的落实需要政府层面的主导和牵头,尤其需要政策法规方面

的落实与保障。政策法规是特殊儿童平等受教育权实现的重要保障与前提。在西方发达国家,都有较为完善的

融合教育政策法规,以确保全面推进融合教育,落实教育公平。我国融合教育相关政策法规建设虽进展明显但仍

不完善,还存在以下问题。首先,权威性和立法层次不高。《残疾人教育条例》作为行政法规已是当前最高层级的

与融合教育相关的规章制度,其他大部分都是部门规章、规划计划等,效力级别较低,更多上位法较少提及融合教

育。其次,独立性和完整格局不足。大部分融合教育政策法规仅限于特殊教育领域,独立的融合教育政策法规不

多,至今仅有《关于开展残疾儿童少年随班就读工作的试行办法》与《关于加强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阶段随班就

读工作的指导意见》为融合教育相关的独立政策⑥。再次,数量少且内容不完备。融合教育政策数量少,所涉及学

段不全面,有关融合教育课程与教学、配套制度与支持保障体系、鉴定与评估机制、融合教育教师资格准入制度等

具体政策仍较缺乏⑦。此外,随班就读政策的有效性与指导性不强,执行度较低。融合教育政策的制定滞后于融

合教育实践,定位上也存在局限,对有关问题阐释不明,可操作性有待提高,影响政策的执行效果⑧。

.传统教育体制阻力巨大

我国虽然推行素质教育已经几十年,但仍未完全脱离应试教育的框架。应试教育深受我国传统的精英教育

模式影响,过分强调竞争、考试、升学等,这可能是阻碍特殊儿童进入普通学校接受教育,实现教育公平面临的最

大挑战。

首先,从教育目标角度,传统教育体制下教育的目标是培养精英,其教育过程是不断地甄别、筛选、淘汰落后

者的竞争过程。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学业发展是师生最重要的任务,学业成绩成为评价儿童发展的最主要、最

重要的标准。而特殊儿童,尤其是认知能力低下的特殊儿童,往往由于能力有限,无法在学业发展上获得成功,因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杨茹、赵彬、王雁《教师对融合教育的理解与践行:基于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分析》,《教师教育研究》2020年第4期,第101页。

沈明泓《新疆少数民族地区残疾儿童随班就读家长心理支持现状与分析》,《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年第4期,第185页。

孙政《幼儿园融合教育:利益相关者的诉求》,重庆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9、32页。

邓猛、苏慧《融合教育在中国的嫁接与再生成:基于社会文化视角的分析》,《教育学报》2012年第1期,第85页。

彭兴蓬、雷江华《论融合教育的困境———基于四维视角的分析》,《教育学报》2013年第6期,第62ꢊ63页。

庞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融合教育的演进脉络、经验反思与未来展望》,《残疾人研究》2020年第4期,第58ꢊ59页。

陈一飞、曾米岚《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随班就读相关政策文本量化分析》,《中国特殊教育》2021年第9期,第16页;陈燕琴、兰继军《对现行

有关随班就读政策法规的分析》,《残疾人研究》2014年第4期,第64页。

⑧

李拉《我国随班就读政策演进30年:历程、困境与对策》,《中国特殊教育》2015年第10期,第17ꢊ18页。

13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此被认为不适合与普通儿童一起接受普通教育,而更适合安置在特殊教育学校接受专门的照顾和支持。

其次,从教育资源分配角度,在精英式教育体制框架下,学校教育首先坚持的是效率原则,教育公平被放到了

次要位置。教育资源向处于优势的学校和学生倾斜,以确保“好学生”的利益,而所谓的“差生”或“问题学生”往往

被排除在重点培养的范围之外①。这势必导致即使特殊儿童“随班就读”,但因不是所谓的“好学生”而无法获得能

满足其学习需求的教育支持。即使在融合教育政策强力推行的今天,很多普通学校也逃离不了应试教育体制的

束缚与压力,只能应付式地开展形式上的“随班就读”工作,与公平和高质量的融合教育相去甚远。

再次,从现实压力角度,在追求高分数与升学率的教育现实下,教师教学压力巨大。一方面,教师需将大量的

时间和精力用于教授学业知识、努力提升儿童的成绩;另一方面,面对大班额的教学环境,教师尤为强调有序的课

堂纪律以保障教学进度与质量。对于特殊儿童这一特定的群体,教师根本无暇顾及,同时还担心特殊儿童会扰乱

课堂纪律,影响普通儿童的学习效果。基于这样的现实压力,教师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关注和思考如何根据特

殊儿童具体特点调整课程与教学,从而无法对他们实施“因材施教”以满足其特殊学习需求,使得他们无法真正享

受到公平的教育。

因此,在传统的教育体制下,特殊儿童难以得到真正的理解、包容和接纳,反而可能被认为是“异类”或“局外

人”,从而成为排斥和歧视的对象。如果传统教育体制不改革,特殊儿童在普通教育环境中很难享受到在教育起

点、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中的“公平”,更难获得适合的、有质量的教育。

(三)学校推进不力:“差异”践行困难

.普校教师融合教育素养不高

普通学校是融合教育实施的主要场域,普校教师是“随班就读”特殊儿童接触最为密切的对象,自然也就承担

了实施融合教育的主要责任。因此,普校教师的融合教育素养成为影响融合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融合教育素

养是指在实施融合教育过程中,为满足包括特殊学生在内的所有学生的教育需求,教师应具备的与融合教育相关

的理念、知识和技能,具体包括专业态度、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获取支持能力四个维度②。融合教育的开展要求

教师接纳并支持特殊儿童随班就读,共享教育平等、优质资源的理念;具备“普通教育+特殊教育”的融合教育知

识与能力,以在教学、管理、评价等方面可以根据儿童的具体情况“因材施教”;能够主动寻求专业支持和资源以促

进融合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因此,高水平的融合教育素养能够保证教师接纳学生的“差异”,为特殊学生提供更

具有针对性的、专业的支持。遗憾的是,在现实中我国普通学校教师的融合教育素养普遍较低。他们普遍缺乏融

合教育理念及相关的理论知识③,不了解特殊儿童的教育需求和学习特点,不具备应对特殊儿童问题行为的干预

技能或调整教学以满足特殊儿童学习需求的能力,不能为随班就读儿童制定个别化教育计划等④,这导致普校教

师在融合教育工作中“有心无力”,成为限制我国融合教育质量提升的瓶颈。

.普校、特校和高校协作不充分

首先,普通学校的融合教育实践专业水平较低。普通学校承担着推进融合教育发展的主要任务,但在资源教

室建设、师资力量提升、融合教育管理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难以为特殊儿童提供差异化的教育教学支持。资

源教室是融合教育支持保障体系的关键环节,但目前在我国资源教室建设与运用中存在布局不均衡、支持服务网

络不健全、资源不匹配、专业性不足等问题⑤。在师资力量提升上,专业的培训欠缺,教师的专业成长与发展无法

保障。在教育管理上,教师考核机制与学生评价体系不成熟,“随班就读”管理体系不健全。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

上限制了普通学校“随班就读”工作的质量,难以根据特殊学生的情况提供充分而专业的融合教育支持服务,以满

足他们的个性需求。

其次,特殊学校的融合教育专业支持功能发挥不足。我国一直实行二元制教育体制,普通教育和特殊教育长

期处于“不相往来”的分离状态。普通学校因缺乏专业师资及相关资源,有时很难照顾到特殊儿童的个体差异,常

需要特殊学校的专业支持作为补充。资源中心常设于特殊学校,即使两类学校之间的交流沟通增加,分离的状态

①

②

③

④

⑤

高宏、郭志云《对我国学前融合教育发展困境的文化反思》,《学前教育研究》2020年第5期,第81页。

王雁《随班就读教师融合教育素养及提升模式研究》,《教育科学研究》2021年第8期,第91ꢊ92页。

王雁、黄玲玲、王悦等《对国内随班就读教师融合教育素养研究的分析与展望》,《教师教育研究》2018年第1期,第28页。

马红英、谭和平《上海市随班就读教师现状调查》,《中国特殊教育》2010年第1期,第63页。

陈莲俊、昝飞《随班就读支持保障体系建构视角下我国资源教室的建设与运行》,《中国特殊教育》2020年第3期,第10ꢊ11页。

134

谢钰涵ꢃ林倩雪ꢃ我国融合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核心意蕴、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

有所改观,但资源中心的支持多停留于巡回指导、督导评估的“上下级”关系,且还存在诸如专业设备和专业人员

不够、制度不完善、教师观念落后、工作支持和配合缺乏等问题①,导致不能及时、充分地为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的

特殊儿童提供专业支持。

最后,高等师范院校融合教育师资培养缺位。我国高等师范院校对特殊教育教师和普通教育教师实行独立

培养模式,大多数普通师范院校和综合性院校的师范专业未开设融合教育相关课程,融合教育的内容在高等师范

院校的课堂上基本处于“失语”状态②。有些院校尝试在普通教育教师培养专业中开设融合教育相关课程,但课

程目标定位没有着眼于教师融合教育素养的培养,而是停留于对师范生特殊教育知识的补充和融合教育理念的

宣导上;课程内容脱离融合教育现场和实际,较少涉及融合教育实践问题解决所需的知识与技能③。这样的培养

模式使得绝大多数普通教育教师在职前培养中对融合教育认识不足,缺乏对特殊儿童的发展特征以及教育策略

的了解,缺乏解决融合教育实践问题的能力,导致其融合教育先备知识和技能存储不足。总体来说,目前我国高

等师范院校对培养普通教育教师融合教育素养的重视度不够,培养体系不完善,导致普通教育教师在整个职业生

涯发展过程中无法系统地学习到融合教育的相关内容,因而不能胜任融合教育工作,影响高质量融合教育的实

现。

(四)社会支持不够:“有效”实现受阻

融合教育的质量最终指向育人效果,“随班就读”的特殊学生发展状况理应成为融合教育实践成效的重要指

标。总体来说,目前我国融合教育的育人成效不尽如人意,“随班就读”特殊儿童的学业发展与社会性发展并不理

想。教育部相关调查数据显示,我国“随班就读”学生比例从2001年的69.86%下滑到2020年的49.47%④。大多

数特殊儿童课堂参与度不高⑤、学业压力大、学习效果差⑥;还存在自我接纳程度低、自卑、自负、疏离感等心理问

题,甚至出现“回流”和辍学的现象⑦。

融合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整合社会各方面的资源,形成完善的支持体系,以满足不同障碍类型及特殊

程度的儿童的身心发展需求,才能实现“有效”的融合教育。学校教育、家长的投入与配合、医院或机构的康复服

务以及社区资源利用等,都是影响特殊儿童“随班就读”效果与个人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融合教育的实践成效

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医院/机构早期康复、社区利用等多方系统综合作用的结果,融合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需要

来自学校、家庭、医院/康复机构、社区等方面的共同支持。而目前在我国融合教育实施的过程中,融合教育的社

会支持体系还不完善,尤其是家庭、社区、医院/康复机构参与不够且缺乏配合。家庭是儿童成长最重要的环境,

但多数特殊儿童家长过分依赖学校教育,承担的教育职责不足。社区是特殊儿童从隔离走向融合环境中的一个

关键连接点,但我国目前的社区融合教育与服务还十分欠缺。另外,多数特殊儿童在学龄前阶段因长期待在医

院/康复机构的隔离环境中进行康复,较少与其他儿童接触,错失了早期融合的机会。总的来说,学校与家庭、社

区、医院/康复机构之间缺乏合作与沟通,导致资源利用不充分,无法形成教育合力为特殊儿童提供个性化支持。

三ꢃ我国融合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突破路径

我国融合教育实践面临的各种现实困境是阻碍融合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桎梏。要突破这些困境,真正实现融

合教育的本质内涵与愿景,需要基于本土化融合教育理念,构建“政府主导、学校推进、社会支持”的多元主体合作

发展模式,以真正践行和实现融合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一)理念先行:构建本土化融合教育理念,创设平等接纳的人文环境

新时代融合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须打破传统的残疾观,扎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构建“生于斯长于斯”的融合

教育理论,实现融合教育理念的本土化。儒家文化中蕴含的很多思想与融合教育所崇尚的价值理念相吻合。如,

以“仁爱”为核心的道德伦理观,孕育了宽容与接纳的思想文化;“和”的人本主义思想蕴含了“多样性的统一”内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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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张悦歆、王蒙蒙、王雁等《随班就读巡回指导工作现状及反思:巡回指导教师的视角》,《基础教育》2019年第1期,第66页。

王雁、范文静、冯雅静《我国普通教师融合教育素养职前培养的思考与建议》,《教育学报》2018年第6期,第83页。

张婷、侯婷婷《<国标>引领下的教师融合教育素养职前培养研究》,《中国特殊教育》2020年第2期,第5页。

《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教育部网站,2021年8月27日发布,2023年9月25日访问,httpꢅꢄꢄwwwmoegovcnꢄjyb_sjzlꢄsjzl_

fztjgbꢄ202108ꢄt20210827_555004html。

⑤

关文军《融合教育学校残疾学生课堂参与的特点及教师提供的支持研究》,《中国特殊教育》2017年第12期,第7页。

卿素兰、封志纯《普通学校对特殊儿童随班就读支持的案例研究》,《中国特殊教育》2009年第7期,第35页。

孙建国《随班就读回流听障学生心理问题及干预策略》,《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科学杂志》2021年第5期,第376页。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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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涵;同时,“中庸”之道始终秉持适度原则,既区别于西方的极端化,又体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循序渐进、兼容并包

的教育理念①。因此,我国儒家文化中蕴含的仁爱、和谐、中庸等道德伦理观念与人本思想,既能够体现融合教育

理念的本质特征,也具有中华民族本土文化特色与内涵,可以成为我国融合教育发展的思想文化基础。

在构建具有“中国味”的融合教育理念的基础上,培养社会大众对残疾人的认可与接纳以及教育公平的意识,

创建和谐平等、包容接纳的社会文化环境,为融合教育的实施奠定良好的人文环境与基础,是推行融合教育理念

的重要任务。一方面,通过文化宣传普及与推广本土化融合教育理念,积极增加残疾人和普通人交往的机会,增

进彼此间的了解;另一方面,尽可能鼓励残疾人发挥自身的能动作用,主动参与社会活动,展现自身能力,消除社

会大众对残疾人的误解与偏见,促进其社会融入。通过各方共同努力构建平等接纳的社会文化环境,促使融合教

育中各个主体从认知认同逐渐走向情感认同,最终走向行动支持,领悟生命形态的多样性、差异性和平等性,最终

实现融合教育与融合共生社会的双向互动与共生共荣②。

(二)政府主导:完善政策法规,深化教育改革

融合教育发展需要在政府的主导下,制定出台融合教育相关政策法规,深化教育体制改革,自上而下地推动

和落实。一方面,完善融合教育相关政策法规,为教育公平的落实提供政策和制度保障。首先,在国家层面制定

融合教育专项法规,提升融合教育政策的权威性。相关部门应积极组织教育、卫生、医疗、民政部门进行立法讨

论,在参照他国经验和广泛调研具体国情的基础之上,逐步推进融合教育立法工作。此外,可考虑在更高位阶的

教育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中增加融合教育的相关规定,强调融合教育的核心理念和价值。其次,提升融合教育政

策的完备性,出台能全面保障融合教育各个阶段、各个环节顺利开展的政策法规。如颁布专门的学前融合教育、

高等融合教育的实施办法,增加融合教育支持与保障体系、职业指导与就业保障等方面的内容。再次,建设融合

教育教师资格认证制度,完善融合教育师资培养质量保障机制。我国目前尚未有专门的融合教育教师资格认证

制度,亟须相关认证制度的出台。通过制定融合教育教师资格认证制度,可以明确融合教育素养的培养要求和标

准,引导融合教育教师培养项目的科学设计与发展,促进和监控培养工作,同时也能够提供制度保障。

另一方面,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建立融合教育新格局。首先,落实教育公平,实现特殊儿童“应随尽随”。教育

部2020年颁布的《关于加强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阶段随班就读工作的指导意见》积极倡导立足于特殊儿童的

发展需求,在科学评估的基础上,应随尽随,尊重差异,因材施教,普特融合③。普通学校应遵循就近入学的原则,

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接受符合条件的特殊儿童随班就读,以实现特殊儿童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其次,改变应试教

育现状,回归教育本质。近几年,国家不断推出基础教育改革措施,比如取消学区房、逐步落实分配生源制度、均

衡普职比、推进职业高考制度建立、“双减”政策的落实等,均显示出国家大力改革考试和教育制度,实现教育公平

的巨大决心。只有扭转教育功利化趋势,改变“唯分数论”的传统教育体制,教育才能回归到本质状态———“提高

生命的质量与提升生命的价值”,遵循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使每个儿童的潜能得到挖掘④。特殊儿童才能够在

普通教育环境中得到关注、理解、包容和接纳,才能够真正获得满足其独特需求的、适合的、高质量的教育。最后,

建立完善的融合教育质量监督机制。2022年教育部印发的《特殊教育办学质量评价指南》附件《特殊教育办学评

价指标》要求“将随班就读情况纳入普通学校年度考核”⑤,但缺乏具体详尽的评价内容、方法和实施细则。因此,

目前亟须建立独立而健全的融合教育质量监督机制,加强对融合教育实施过程,如特殊儿童评估诊断、入学安置、

教育教学及康复训练等方面的监督和调控,以保障融合教育实践的有效性,促进特殊儿童全面健康发展。

(三)学校推进:普通学校为主阵地,特殊学校与高等学校协同助力

普通学校作为融合教育的主阵地,是落实差异化教育与教学,提升专业支持水平,夯实“随班就读”工作的关

键。首先,改革传统教学模式,满足学生不同需求,确保特殊儿童的学习成效。“集体教学为主,个别教学为辅”模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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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张玲、邓猛《融合教育的本土意蕴解读: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教育学报》2023年第4期,第125ꢊ127页。

赵斌、杨银《共生理论视域下我国融合教育发展的困境与反思》,《教师教育学报》2018年第6期,第5ꢊ6页。

《教育部关于加强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阶段随班就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教育部网站,2020年6月28日发布,2023年9月25日访问,ht-

tpsꢅꢄꢄwwwgovcnꢄzhengceꢄzhengcekuꢄ2020-06ꢄ28ꢄcontent_5522396htm。

④

石中英《回到教育的本体———顾明远先生对于教育本质和教育价值的论述》,《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8年第5期,第6ꢊ7页。

⑤

《特殊教育办学质量评价指南》附件《特殊教育办学评价指标》,教育部网站,2022年11月7日发布,2023年9月25日访问,

httpꢅꢄꢄwwwmoegovcnꢄsrcsiteꢄA06ꢄs3331ꢄ202211ꢄW020221107409146673272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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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钰涵ꢃ林倩雪ꢃ我国融合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核心意蕴、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

式、“集体教学+个别辅导+特殊干预”模式、“伙伴助学”模式、“合作学习”模式、“分层教学”模式、“协作教学”模

式等融合教育教学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班级教学中的“大一统”、“一刀切”的状况,使教师在实际课堂

教学中可以根据特殊学生的情况调整教学目标、内容、方法等,满足学生的个性学习需求,真正做到“因材施教”。

其次,重视普通学校教师融合教育素养提升,促进教师融合教育专业成长。一方面,积极组织与开展多样化的、有

效的专业培训,提高教师融合教育相关知识与技能水平;另一方面,通过教学研讨、项目研究、同行合作等方式让

教师积极参与融合教育工作,并引导其在实践中反思,实现教师融合教育素养提升的自主性。再次,加强融合教

育工作的科学管理。完善教师考核机制,保障融合教育教师福利待遇与教学质量,同时,制定学生评价方案并合

理实施评估,根据特殊学生的实际情况及时开展教学。最后,完善资源教室、辅具设备等硬件设施的建设。配备

适当的、能服务于特殊儿童教育与康复需要的相关设施设备,以更好地为特殊儿童提供支持。

融合教育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特殊学校和高等学校的支持,特殊学校与高等学校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与普

通学校协同合作,助力融合教育高质量发展。一方面,特殊学校由传统的单一为特殊儿童提供教育的育人机构转

向支持融合教育发展的多功能教育机构,特殊教育教师的角色也由单一的“教育者”转变为集“教育者”、“合作

者”、“督导者”和“协调者”为一体的多重角色,整体实现功能转型,发挥融合教育专业支持的骨干作用①。依托特

殊学校设立的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利用特教资源集中、与教育行政部门沟通密切等优势,优化资源配置,通过发挥

“随班就读”辅导、康复训练、特教督导、咨询指导、教师职后培训等功能,为普通学校的“随班就读”工作提供专业

支持,推动区域融合教育的改革与发展②。另一方面,高等学校进一步完善融合教育师资职前培养体系。结合国

外相关经验,我国普通教育教师融合教育素养职前培养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将融合教育课程纳入教师

教育课程标准体系,开设融合教育必修课程,落实师范生融合教育素养的培养;其次,课程实施过程中突出实践导

向,加强校地合作,提升师范生的融合教育实践技能③;最后,有条件的师范院校开办融合教育专业,培养融合教

育专业人才④。此外,普通学校与特殊学校、高等学校可共同组建融合教育专业团队,加强校际资源共享与整合,

充分打通沟通渠道。普通学校教师、特殊学校教师与高等学校教师、师范生志愿者等多方协作,营造领导重视、组

织完备、人人参与的融合教育良好氛围⑤。

(四)社会支持:整合多方资源,形成家ꢊ校ꢊ社共育体系

整合学校与家庭、社区、医院/康复机构等社会多方资源,形成家ꢊ校ꢊ社共育的融合教育体系,以保障融合

教育实践的全面落实,提升育人成效。首先,加强家校合作,鼓励家长参与融合教育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

教育促进法》2022年1月1日起施行,意味着家庭教育的重要地位已上升到了国家法律层面,家庭的参与和支持

是随班就读实质性开展的重要保障。学校可以充分利用家委会等家校互助团队,搭建良好的家校沟通平台,通过

家长会或其他交流活动,向家长宣传融合教育理念及相关知识,让家长参与学校课程教学与学校管理,建立有效

的家校合作模式。其次,整合医院/康复机构的力量,发挥社区作用。一方面,做好学校融合教育与医院/机构提

供的康复服务有效结合,协调好教育与康复之间的平衡,让特殊儿童尽早接受融合教育,也让康复尽早走进学校

和家庭,做到康复与融合两不误;另一方面,特殊儿童要融入社会,社区是最适合的选择。学校应与家庭以及社区

合作,在社区中为特殊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教育、工作、社交活动等机会,让特殊儿童走出家庭和学校走进社区,为

特殊儿童社会化技能形成与社会适应奠定基础。另外,建立融合教育相关机构协同合作机制与政策约束机制。

学校与残联、卫生、民政等非教育系统进一步探索协同合作模式,构建家ꢊ校ꢊ社共育的融合教育保障支持体系,

提升融合教育的育人效果。

[责任编辑:罗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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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朱楠、王雁《融合教育背景下特殊教育学校职能的转变》,《中国特殊教育》2011年第12期,第3页。

秦铭欢、赵斌《我国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发展现状调查研究》,《中国特殊教育》2022年第4期,第28页。

王雁、范文静、冯雅静《我国普通教师融合教育素养职前培养的思考及建议》,《教育学报》2018年第6期,第84ꢊ85页。

关文军、邓猛《我国高等师范院校中开设融合教育专业(本科层次)的思考与建议》,《黑龙江高教研究》2017年第7期,第105页。

王鑫《高校助推学前融合教育发展的实践模式———以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幼儿园为例》,《科教文汇》2022年第21期,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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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卷第1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

SocialSciencesEditionꢂ

024年1月

Vol51ꢀNo1

Januaryꢀ2024

“一倡三叹”新诠

——兼论《诗经》仪式乐歌的组诗性质及其文学史意义

—

牟_ꢃ歆

ꢃꢃ摘要:“一倡三叹”中的“一倡”是指早期《诗经》仪式乐歌中的启始乐章,“三叹”则是指与“一倡”具有相同仪式

目的的同一组颂歌。这些乐章表现出明显的组诗形态,实质上就是《诗经》音乐系统的构成部分。其音乐系统关注

一组仪式乐歌在具体仪式中的目的性和制礼作乐背后折射出的政治权力和威望,而《诗经》文本系统则更加注重诗

义的阐释,这与当时外交辞令中语言运用的功能性密切相关。

关键词:“一倡三叹”;《诗经》;组诗;音乐;文本

DOI1013734ꢄjcnki1000-531520240601

收稿日期:2023-08-10

作者简介:牟歆,男,四川成都人,文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先秦两汉文学与文献,

E-mailꢅmouxinbackham@126com。

“

一倡三叹”首见于先秦典籍,《礼记·乐记》云:“《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叹,有遗音者矣。”①

《

荀子·礼论》亦云:“《清庙》之歌,一倡而三叹也。”②关于“一倡三叹”的解读历来似乎并无太大争议,大都认同

郑玄“倡,发歌句也。三叹,三人从叹之耳”③的说法。这种说法固然有其道理,尤其是其似乎贴合了《乐记》“是

故乐之隆,非极音也”④的论断。但是,这一解释是否真的符合《清庙》之歌的真实演奏程式? 它是否涉及到《诗

经》音乐系统的问题? 其背后的文化语境和礼乐制度的内涵又何在? 这些问题都还有待讨论和回答。

一ꢃ关于“一倡三叹”解读的再检讨

虽然历代学者对“一倡三叹”的解说基本是从郑玄之说而来,但是也有细微的不同。

我们先看“倡”字。郑玄对“倡”的解释是“发歌句”,而历来学者则多以“唱”释“倡”。如陆德明《经典释文》

云:“倡,昌谅反。”⑤这实际上就是读作“唱”⑥。而杨倞注《荀子》云:“《清庙》之歌,谓工以乐歌《清庙》之篇也。

一人倡,三人叹,言和之者寡也。”⑦似也是将“倡”作“唱”讲,故而才说“叹”是“和”,盖谓一人唱而三人和,因此是

“

和之者寡”。《吕氏春秋·适音》引《乐记》、朱熹《诗集传》引郑玄语则径直引“倡”作“唱”⑧。

其实如果仔细梳理郑玄的解释,我们会发现,所谓“发歌句”是把“倡”字当作发、始或先导之义来训释的。

如《大雅·皇矣》“以伐崇墉”郑玄注云“崇侯虎倡纣为无道”,孔颖达疏曰:“崇侯虎导纣为无道之事,……倡,导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28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国学整理社编《诸子集成》第2册,中华书局2006年第2版,第235页。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528页。

陆德明《经典释文》,张一弓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06页。

据《切韵》,“谅”、“唱”二字同属漾韵。参见:周祖谟编《唐五代韵书集存》,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72、673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国学整理社编《诸子集成》第2册,第235页。

参见: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梁运华整理,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17页;朱熹《诗集传》,赵长征点校,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98页。

138

牟歆ꢃ“一倡三叹”新诠———兼论《诗经》仪式乐歌的组诗性质及其文学史意义

也。”①又如《周礼·春官·丧祝》“掌大丧劝防之事”,郑玄注云“劝犹倡”,贾公彦疏曰:“倡,先也。”②再如《九

章·悲回风》“声有隐而先倡”,王逸注云:“倡,始也。”③这些解释都与《说文·口部》所释“唱,导也”④同义。因

而段玉裁谓“倡”字“经传皆用为唱字”⑤是有道理的。但用“倡”字为“唱”,却又与“倡,乐也”⑥的本义有所不同,

其所用乃为先导、倡导之义。

再说“叹”字。《说文·欠部》:“叹,吟也。谓情有所悦,吟叹而歌咏。”⑦又据《玉篇·欠部》可知,“叹”还有

“

叹美”⑧之义。故而《史记·乐书》引《乐记》“一倡而三叹”,张守节《正义》曰:“倡音唱。一唱谓一人始唱歌,三

叹谓三人赞叹也。”⑨这当然与郑玄的解释相近,但也强调了“叹”字所具有的叹美之义。

从上文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知道,“一倡三叹”中的“倡”实为引领、先导之义,而“叹”则是吟咏赞叹之义,因此

与郑玄等人一人唱、三人和的解说并不完全吻合。可以肯定的是,郑玄等人的说法是存在问题的。

“一”和“三”并不一定就是实指的歌唱人数。《毛诗序》云:“《清庙》,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诸侯,率

以祀文王焉。”ꢆꢇꢈ则《清庙》为祭祀文王的乐歌,天子礼乐的演唱是否只有所谓一人唱、三人和的寥寥四人本就值

得怀疑。“三”于古文中既可看作实指的数字三,也有表示虚数、泛指数量多的情况,即汪中在《释三九》一文中

所说:“因而生人之措辞,凡一、二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三,以见其多。”ꢆꢇꢉ

而据《周礼·春官·大师》载大师之职有“大祭祀,帅瞽登歌,令奏击拊”,贾公彦疏曰:

言帅瞽登歌者,谓下神合乐皆升歌《清庙》,故将作乐时,大师帅取瞽人登堂于西阶之东北面坐,而

歌者与瑟以歌诗也。令奏击拊者,拊所以导引歌者,故先击拊,瞽乃歌也。ꢆꢋꢇ

可知大祭祀之时,皆有升歌《清庙》的仪式,而配发给歌者演奏的乐器是瑟,正与《乐记》等文献“《清庙》之瑟”的

记载相合。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参与升歌《清庙》的是大师与瞽人,且歌者明确为瞽人。又据《周礼·春官》载:

“

大师下大夫二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ꢆꢌꢇ则大师、瞽人的人数皆有定额,所谓的

“先击拊,瞽乃歌”显然不可能是一人始歌。我们看八佾之乐舞,据《左传》隐公五年载:“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

夫四,士二。”ꢆꢇꢑ天子所用的八佾即是舞人执羽分为八列,每列八人,则共六十四人,显然远超四人。而《汉书·礼

乐志》所载汉朝礼乐,无论是高祖“作‘风起’之诗,令沛中僮儿百二十人习而歌之”,还是武帝“定郊祀之礼,……

作十九章之歌,……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ꢒꢇꢆ,其人数均不止于个位数。

因此先秦礼乐自有其一套复杂而完整的程式,一人唱三人和的形式恐怕很难说就贴合西周宗庙祭祀的原

貌。那么“一倡三叹”究竟何指呢?

应该说,“一倡三叹”与祭祀音乐或仪式乐歌相关是毫无疑问的。《说文·一部》:“一,惟初大极,道立于一,

造分天地,化成万物。”ꢆꢇꢓ《玉篇·一部》云:“一,初也。”ꢆꢇꢔ《易·系辞下》“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焦循章句云:

“

一者,始也。”ꢆꢇꢖ则“一”除表示数字“一”以外,本为初始之义,这里应该指的是初始乐章。而“倡”作先导之义讲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22页。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814页。

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6页。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7页。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379页。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412页。

顾野王《大广益会玉篇》,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5页。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85页。

ꢆꢇꢈ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83页。

ꢆꢇꢉ汪中著、李金松校笺《述学校笺》,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3页。

ꢆꢇꢋ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796页。

ꢆꢇꢌ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754页。

ꢆꢇꢑ左丘明传、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27ꢊ1728页。

ꢆꢇꢒ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45页。

ꢆꢇꢓ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1页。

ꢆꢇꢔ顾野王《大广益会玉篇》,第3页。

ꢆꢇꢖ焦循《易章句》,《续修四库全书》第2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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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时仍可与音乐联系起来。《吕氏春秋·古乐》“乃令鳝先为乐倡”,高诱注“倡,始也”①,就已经有了“倡”为乐歌之

始的意味。尤其是《礼记·乐记》云“倡和清浊”,孔颖达疏云“十二月律先发声者为倡,后应声者为和”②,以及

《

大招》“讴和《扬阿》,赵箫倡只”,王逸注云“先歌为倡,言乐人将歌,徐且讴吟,扬举善曲,乃俱相和”③,更将“倡”

字先发或先导乐歌的意义表达清楚了。

其实要明确“倡”的乐章性质,也可以结合“乱”来讨论。据《说文·乙部》段玉裁注,“乱”本为“不治”之义,

因“转注之法,乃训乱为治”④。所以,“乱”又有治理之义,又进一步引申出终止之义,如《论衡·乱龙》即云:“乱

者,终也。”⑤而“乱”若放到特定语境中,则又可与音乐联系起来。《论语·泰伯》“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

洋洋乎盈耳哉’”,刘宝楠《正义》引刘台拱《论语骈枝》云:“始者,乐之始。乱者,乐之终。”⑥师挚,据历来诸家的

注释乃鲁太师之名。前文提到,太师之职包括祭祀时“帅瞽登歌”,故所谓“师挚之始”即是指师挚在某仪典中

“帅瞽登歌”的乐章之始。而将“始”与“乱”并举,也就已经明确了“乱”字乐章之终的性质。因此历代也多有人

注意到这点,如韦昭云:“曲终乃更,变章乱节,故谓之乱也。”⑦蒋骥也曾说:“乱,乐之卒章也。”⑧又“始”与“倡”

同义,则在先秦实际仪典中,或言“倡”,或言“始”,也当具有明确的乐章属性无疑。

先秦时代诗、乐、舞本为一体,《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即有季札观乐的记载,《墨子·公孟》也有“诵诗三百,弦

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⑨的说法。郑樵在《通志·乐略》中说:

礼乐相须以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自后夔以来,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八音六律为

之羽翼耳。ꢆꢇꢈ

可见在礼乐制度中,乐的地位和功能相当重要,它在整个礼乐制度中处于中枢的环节,也是仪式中各环节得以

协调的纽带。只是随着礼乐制度的崩溃,以及音乐本身不易记忆的特点,《诗》的乐歌性质逐渐淡化,而以义言

诗的风气代为兴起,于是诗乐终于湮没无闻。

我们今天虽然遗憾于不能一睹先秦时期诗乐的全貌,但根据文献的记载仍然能够略窥《诗经》乐章的部分

内容和程式,“一倡三叹”即具有明显的乐章属性。所谓“一倡”就是初始的先导乐章,而“三叹”则是紧接着先导

乐歌奏唱的同一组赞叹吟咏的颂歌。这当然就涉及到了《诗经》乐章的组诗性质和音乐系统的问题。

二ꢃ《诗经》乐章尤其是仪式乐歌的组诗性质

之所以要提及《诗经》乐章的组诗性质,是因为这些有“始”有“乱”的仪式乐章唱词虽然均是《诗经》的篇章,

但某一乐章中的诗文本却往往又都不是以《诗经》中某一单篇诗的形式存在,而是以组诗的形制呈现。

如《论语·泰伯》中所言“《关雎》之乱”,据刘宝楠所引刘台拱《论语骈枝》曰:“《周南·关雎》、《葛覃》、《卷

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蘋》,凡六篇。而谓之‘《关雎》之乱’者,举上以该下……”ꢇꢆꢉ这里就明确指出了所

谓“《关雎》之乱”是以六篇诗所组成的一组乐章。这组乐章在先秦时代的礼仪中运用很广,如《仪礼·乡饮酒

礼》即提到“乃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蘋》”ꢇꢆꢋ;《乡射礼》所载同ꢇꢆꢌ;《燕

礼》也记载“遂歌乡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蘋》”ꢇꢆꢑ。无论是所谓的“合乐”

还是“乡乐”,这六篇诗共同构成了一组完整的乐章则是毫无疑问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第123页。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536页。

洪兴祖《楚辞补注》,第221页。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740页。

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06页。

刘宝楠《论语正义》,国学整理社编《诸子集成》第1册,第164页。

徐元诰《国语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05页。

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49页。

孙诒让《墨子间诂》,孙启治点校,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455页。

ꢆꢇꢈ郑樵《通志》,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25页。

ꢆꢇꢉ刘宝楠《论语正义》,国学整理社编《诸子集成》第1册,第164页。

ꢆꢇꢋ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986页。

ꢆꢇꢌ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996页。

ꢆꢇꢑ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021页。

140

牟歆ꢃ“一倡三叹”新诠———兼论《诗经》仪式乐歌的组诗性质及其文学史意义

而《左传》襄公四年的这则记载则更能说明问题:

穆叔如晋,报知武子之聘也。晋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

《

鹿鸣》之三,三拜。韩献子使行人子员问之,曰:“子以君命辱于敝邑,先君之礼,借之以乐,以辱吾子。

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细,敢问何礼也?”对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与闻。《文王》,两

君相见之乐也,臣不敢及。《鹿鸣》,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 《四牡》,君所以劳使臣也,敢不重拜!

《皇皇者华》,君教使臣曰‘必咨于周’。臣闻之,访问于善为咨;咨亲为询;咨礼为度;咨事为诹;咨难为

谋。臣获五善,敢不重拜!”①

这段关于叔孙穆子聘于晋、晋悼公为之奏乐歌诗的记载,不仅展现了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行聘问燕飨之礼的实

况,更是涉及了《诗经》乐章的相关问题。其中提到“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以及“歌《鹿鸣》之

三”,显然这里的《肆夏》、《文王》、《鹿鸣》都是指乐章。又据《左传》所载叔孙穆子答韩献子之问的内容来看,所

谓“《鹿鸣》之三”分明指的是今本《诗·小雅》中的三篇诗,分别是《鹿鸣》、《四牡》和《皇皇者华》。也就是说,由

这三首诗共同构成了《鹿鸣》这一组乐章。

而关于“《肆夏》之三”和“《文王》之三”,《左传》虽未记录叔孙穆子更为明确的解读,但晋鲁两国这次聘问燕

飨之事同样见载于《国语·鲁语下》,其中恰好就有说明。据《国语》可知,晋悼公为之“金奏《肆夏》之三”、“工歌

《文王》之三”,叔孙穆子均不拜的原因是“夫先乐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飨元侯也,夫歌《文王》、

《

大明》、《绵》,则两君相见之乐也,皆昭令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闻也。臣以为肄业及之,故不敢拜”②。

可知《文王》乐章是由今本《诗·大雅》的《文王》、《大明》和《绵》三篇组成的,《肆夏》则是由《肆夏》、《樊遏》、《渠》

共同组成的乐章。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对《肆夏》、《樊遏》和《渠》这三首乐名的解释存在异说。杜预云:“《肆夏》,乐曲名。周

礼以钟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樊》;三曰《韶夏》,一名《遏》;四曰《纳夏》,一名《渠》。”③杜预认为,《肆

夏》乐章本是《九夏》乐章中的组成部分,且以《樊》为《肆夏》别名,《遏》为《韶夏》别名,显然与《国语》中《樊遏》之

名有异,亦不与《左传》、《国语》所载《文王》和《鹿鸣》乐章中《文王》、《鹿鸣》二诗均在其列相合,徐元诰《国语集

解》引刘炫之说已辨其非④。又据陆德明《经典释文》所引吕叔玉云:“《肆夏》,《时迈》也;《樊遏》,《执竞》也;

《

渠》,《思文》也。”⑤可知对于《肆夏》还存在另一种解释,即是以今本《诗·周颂》的《时迈》、《执竞》、《思文》为《肆

夏》乐章。徐元诰《国语集解》引汪远孙曰:“吕说当是西京旧说。”⑥王树民又作校记曰:“按,《国语发正》原文为:

吕叔玉解《国语》,以《肆夏》为《时迈》,《樊遏》为《执竞》,《渠》为《思文》。以《周颂》三诗为三《夏》,樊遏连文,或

‘

是相传古义。’所谓‘古义’应不以‘西京旧说’为限。”⑦则以《时迈》、《执竞》、《思文》解《肆夏》乐章之说,其来有

自,不可轻易忽略。不过,无论哪种解释或说法,均表现出了《肆夏》以组诗构成的乐章形态。

涉及到《诗经》乐章的组诗性质,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还有关于《大武》乐章的记载和讨论。《礼记·乐记》

云:“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⑧

朱熹《诗集传》解《武》曰“《春秋传》以此为《大武》之首章也”,释《桓》、《赉》二诗则分别说“《春秋传》以此为《大

武》之六章,则今之篇次盖已失其旧矣”,“《春秋传》以此为《大武》之三章”⑨,说明他较早注意到了《武》是诗乐舞

一体的乐章。而王国维《周大武乐章考》一文更是考证《大武》乐章乃是由《武宿夜》(即《昊天有成命》)、《武》、

《

酌》、《桓》、《赉》、《般》六篇组成ꢈꢇꢆ。李山又认为,“《大武》乐章虽有‘六成’,但用诗没有六首。‘六成’之乐,实际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左丘明传、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931ꢊ1932页。

徐元诰《国语集解》,第178ꢊ179页。

左丘明传、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931页。

徐元诰《国语集解》,第178ꢊ179页。

陆德明《经典释文》,第394页。

徐元诰《国语集解》,第179页。

徐元诰《国语集解》,第207页。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542页。

朱熹《诗集传》,第308、313、314页。

ꢆꢇꢈ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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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只有《武》、《赉》、《桓》三首诗”①。不管学界怎样争论,所谓“六成”之乐,必是由一组诗所组成无疑。

近年来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的公布,又为我们研究《诗》乐章的结构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材料。今据清华简

录《周公之琴舞》之结构如下:

周公作多士儆毖,琴舞九卒。元纳启曰:……成王作儆毖,琴舞九卒。元纳启曰:……乱曰:……

再启曰:……乱曰:……三启曰:……乱曰:……四启曰:……乱曰:……五启曰:……乱曰:……六启

曰:……乱曰:……七启曰:……乱曰:……八启曰:……乱曰:……九启曰:……乱曰:……②

可见,《周公之琴舞》基本全由“启”+“乱”的形式构成,充分反映了先秦仪式乐歌有启有乱的乐章形态。而

“九卒”即“九终”、“九奏”或“九成”之义,再加上“元纳启”至于“九启”的结构,又证实了该乐章的组诗性质。有

学者甚至指出,“清华简《周公之琴舞》文本样式的面世,不仅展示了《诗经》中仪式乐歌‘颂’的原始形态,还可能

有了全部《诗经》作品原始形态的再现意义”③。

当然,《诗经》的组诗性质并不仅仅体现在乐章的标识之上,还表现为这些仪式乐歌组诗文本内容的一致性

或趋同性。例如关于《周公之琴舞》的内容,李学勤即认为是以君臣口吻来划分的,且“本来一定是在固定的场

合,例如新王嗣位的典礼上演出的”④;马银琴进一步指出,“其中的歌辞很可能来源于周公致政成王时发生在君

臣之间的‘儆毖’之语”⑤。这说明《周公之琴舞》这一组乐歌的文本内容有一个共同的指向,且具有现实仪式的

功能和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元纳启”的“启”可能就并不仅仅作为一个单独乐章的起首之义,因为它还具有

统摄后面“再启”、“三启”以至于“九启”的作用,标志着一组用于相同仪式中乐歌的起始篇章,后面尚有紧接着

奏唱的同类乐歌,即“一倡三叹”的本来面貌。

而前文所提到的“《文王》之三”,已知是两君相见时所用礼乐。据《毛诗序》,“《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复命武王也”,“《绵》,文王之兴,本由太王也”⑥,则又可明确三篇诗文本的内容均与

文王兴周有关。又“《鹿鸣》之三”,据《毛诗序》“《鹿鸣》,燕群臣嘉宾也”,“《四牡》,劳使臣之来也”,“《皇皇者

华》,君遣使臣也”⑦,与前文所引《左传》同,可知此三篇均为诸侯聘问燕飨之诗,也具有仪式和内容的一致性和

关联性。

其实仪式乐歌的组诗性质在《颂》诗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为方便讨论,现据《毛诗序》、蔡邕《独断》和王先谦

《诗三家义集疏》录毛、鲁、齐三家关于《周颂》各诗解说(见表₁):

表1ꢃ毛、鲁、齐三家《周颂》解说⑧

篇名

清庙》

毛诗

鲁诗

齐诗

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洛邑既成,诸侯朝见,宗祀文王

《

诸侯,率以祀文王焉。

之所歌也。

《

维天之命》

维清》

烈文》

天作》

大平告文王也。

奏《象》舞也。

告太平于文王之所歌也。

奏《象》舞之歌也。

《

武王受命作《象乐》,继文以奉天。

《

成王即政,诸侯助祭也。

祀先王先公也。

成王执政,诸侯助祭之所歌也。

祀先王公之所歌也。

《

①

②

李山《周初<大武>乐章新考》,《中州学刊》2003年第5期,第80页。

因本文不着眼于简文考释,故直接引用清华简的隶定文字。参见: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三)》,中西书局2018年版,第133ꢊ

34页。

③

④

⑤

徐正英《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组诗对<诗经>原始形态的保存及被楚辞形式的接受》,《文学评论》2014年第5期,第55页。

李学勤《论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的结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第59页。

马银琴《<周公之琴舞>与<周颂·敬之>的关系———兼论周代仪式乐歌的制作方式》,《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第

7页。

⑥

⑦

⑧

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02、506、509页。

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05、406、407页。

表中关于毛诗的说法均引自《毛诗正义》,参见: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83ꢊ605页。表中关于鲁

诗的说法均引自《独断》,参见:蔡邕《蔡中郎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6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47页。表中关于齐诗的

说法均引自《诗三家义集疏》所引材料,参见: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吴格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003ꢊ1055页。

142

牟歆ꢃ“一倡三叹”新诠———兼论《诗经》仪式乐歌的组诗性质及其文学史意义

昔者,周文、武郊于丰鄗,成王郊于

雒邑。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郊祀天地之所歌也。

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礼于雒。

成王郊祀天地于雒邑。

《

我将》

时迈》

执竞》

祀文王于明堂也。

巡守告祭柴望也。

祀武王也。

祀文王于明堂之所歌也。

巡守告祭柴望之所歌也。

祀武王之所歌也。

《

太平巡狩祭山川之乐歌。

《

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洽,制礼作乐,

郊祀后稷以配天。

《思文》

后稷配天也。

祀后稷配天之所歌也。

《

臣工》

噫嘻》

振鹭》

丰年》

有瞽》

潜》

雍》

载见》

有客》

诸侯助祭,遣于庙也。

春夏祈谷于上帝也。

二王之后来助祭也。

秋冬报也。

诸侯助祭,遣之于庙之所歌也。

春夏祈谷于上帝之所歌也。

二王之后来助祭之所歌也。

烝尝秋冬之所歌也。

《

始作乐而合乎祖也。

季冬荐鱼,春献鲔也。

禘大祖也。

始作乐、合诸乐而奏之所歌也。

季冬荐鱼,春献鲔之所歌也。

禘太祖之所歌也。

《

诸侯始见乎武王庙也。

微子来见祖庙也。

诸侯始见于武王庙之所歌也。

微子来见祖庙之所歌也。

《

奏《大武》,周武所定一代之乐

之所歌也。

《武》

奏《大武》也。

成王除武王丧,将始执政,朝于

庙之所歌也。

《闵予小子》

嗣王朝于庙也。

《

访落》

敬之》

小毖》

载芟》

良耜》

嗣王谋于庙也。

群臣进戒嗣王也。

嗣王求助也。

成王谋政于庙之所歌也。

群臣进戒嗣王之所歌也。

嗣王求忠臣助己之所歌也。

春耤田祈社稷之所歌也。

秋报社稷之所歌也。

《

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秋报社稷也。

以祈先农。

《

绎宾尸也。高子曰:灵星之尸

也。

《丝衣》

绎宾尸之所歌也。

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告成《大武》,言能酌先祖之道周公作《勺》。《勺》,言能勺先祖之

《

酌》

桓》

赉》

般》

道以养天下也。

以养天下之所歌也。

道也。

《

讲武类祃也。桓,武志也。

师祭讲武类祃之所歌也。

大封于庙也,赉予也,言所以锡

予善人也。

《

大封于庙,赐有德之所歌也。

巡狩祀四岳河海之所歌也。

《

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

_ꢃ_ꢃ_从_表₁_所_引_材_料_来_看_,毛、鲁两家解说几乎全部相同,只有个别句式和字词存在微小的差异。而齐诗义说

保留下来的虽已不全,但所存篇章的解说除关于《酌》一诗未提及是否为《大武》乐章以外,其余均与毛、鲁两家

相合。另,表1所引内容中不见韩诗,是因为现存韩诗佚说未见关于《周颂》的释义。又,马银琴考证:“据《韩

14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诗》佚文对诗章字句的解释,韩说亦当与毛义同。因此,四家关于《周颂》的解说,证明它们同出一源。”①四家诗

对于《诗经》篇目义理解释的基本一致,不仅告诉我们汉儒的解释未必就是牵强附会的无据之说,也让我们有理

由相信《周颂》诗篇在西周现实仪式运用中的真实性。而具体哪些诗篇运用于什么仪式,汉儒也无大的异说,综

合上表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见表2。

表2ꢃ《周颂》篇目对应仪式分类表

仪式

祭祀文王

祭祀武王

祭祀宗庙先公先王

嗣王即政

郊祀

篇目

《清庙》、《维天之命》、《维清》、《我将》、《雍》

《执竞》、《武》、《酌》、《桓》、《赉》

《天作》、《有瞽》、《潜》、《丝衣》

《闵予小子》、《访落》、《敬之》、《小毖》

《昊天有成命》、《思文》

祭祀山川

祭祀社稷

诸侯朝庙

诸侯助祭

《时迈》、《般》

《噫嘻》、《丰年》、《载芟》、《良耜》

《载见》、《有客》

《烈文》、《臣工》、《振鹭》

_ꢃ_ꢃ_需_要_说_明_的_是,学界早就已经关注到了《诗经》尤其是《周颂》中的某些单篇短诗可能是组诗的形态。如王

国维、高亨等人对《大武》乐章的考释②,尤其是傅斯年在《周颂说》中还尝试探讨了《周颂》中《肆夏》、《武》、勺、象

舞、嗣王践祚、稷田等仪式乐舞组诗的头绪和痕迹③。他们的研究可能与上表所列仪式组歌的分类有出入④,但

并不与我们的结论相悖离,因为无论如何进行分类,其实都说明《诗经》中的仪式乐歌是具有组诗性质的。当

然,有些乐歌可能适用的仪式场合并不相同,比如同样是祭祀文王的乐歌,《清庙》、《维天之命》、《维清》三诗历

来就被认为是一组周公成雒邑后宗祀文王的仪式乐歌,而《我将》则是“祀文王于明堂也”⑤,《雍》则是所谓“禘大

祖也”,郑玄以为“大祖谓文王”⑥。因此《我将》和《雍》所适用的仪式显然不与《清庙》、《维天之命》、《维清》相同,

而被誉为“一倡三叹”的“《清庙》之瑟”很有可能就是指由《清庙》、《维天之命》、《维清》三首诗共同组成的乐章⑦。

除《周颂》和前文讨论过的“《文王》之三”、“《鹿鸣》之三”等乐歌以外,《鲁颂》全是颂僖公之诗,前文所提到

的“《关雎》之乱”也有相近主题⑧,而这些乐歌又均与特定的仪式相配合,可见这在《诗经》仪式乐歌中是具有普

遍性的。诚然,先秦典籍中所载《诗经》仪式乐歌的篇目虽不全是颂歌,但确实均用于祭祀、乡饮酒礼、乡射礼、

大射礼、燕飨礼、朝聘礼等场合。其中一项重要功能就是歌咏示情和助兴娱乐,所以针对《清庙》乐章而言的“一

倡三叹”实际也适用于这些仪式典礼的乐章,是一种以歌咏赞叹达到应律和节、庄严仪式进程的方式。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认为,《诗经》的仪式乐歌曾经是以组诗形态存在的,而这种组诗形态不仅与《诗经》的

乐章有关,也与诗文本的内容主题密切相关,他们共同指向了某种特定仪式场合的现实需要。

三ꢃ《诗经》的音乐与文本系统及其精神文化意涵

从前文的讨论中我们注意到一个问题,那就是《诗经》的乐歌与各首诗篇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准确地

说,早期的《诗经》应该存在着音乐和文本两个系统。

①

②

马银琴《两周史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

参见:王国维《周大武乐章考》,王国维《观堂集林》,第104ꢊ108页;高亨《周代大武乐章释》,高亨《文史述林》,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0ꢊ

16页。

③

④

⑤

⑥

⑦

傅斯年《<诗经>讲义》,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9ꢊ49页。

按:如傅斯年即认为《烈文》属于嗣王践祚之舞,《丝衣》当与《载芟》、《丰年》合为稷田之舞,等等。参见:傅斯年《<诗经>讲义》,第33、36页。

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88页。

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95页。

按:如《御纂诗义折中》即把《清庙》、《维天之命》、《维清》合称为“《清庙》之三”:“《清庙》之三,皆祀文王。《清庙》,初献之乐也;《维天之命》,受

嘏也;《维清》,送神也。”参见:傅恒等《御纂诗义折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54页。

按:据《毛诗序》,《关雎》、《葛覃》、《卷耳》均与后妃之德有关,《鹊巢》、《采蘩》、《采蘋》又均与夫人或大夫妻之德有关,则都是涉及妇人德行这

一主题。

⑧

144

牟歆ꢃ“一倡三叹”新诠———兼论《诗经》仪式乐歌的组诗性质及其文学史意义

《

诗经》的音乐系统与文本系统其实密不可分。这里所说的《诗经》音乐系统主要是针对《诗经》的仪式乐歌

而言,而仪式乐歌是有唱词的,这些唱词绝大部分都见于今本《诗经》所存篇目。只不过仪式乐歌往往呈现出组

诗的形态,与今本《诗经》以单篇形式存录诗篇的文本形式有所差异。

王国维在《释乐次》一文中曾对先秦文献中所载天子、诸侯、大夫、士各个阶层在不同仪式中所用乐歌进行

过梳理,发现其有记载的总是这么几篇乐章。例如从诸侯到大夫、士,无论是燕礼(大夫、士为乡饮酒礼)还是射

礼,几乎都有升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也就是“《鹿鸣》之三”或“《鹿鸣》三终”,还有笙《南陔》、《白华》、

《华黍》,间歌《鱼丽》、《南有嘉鱼》、《南山有台》,合乐《关雎》、《葛覃》、《卷耳》、《鹊巢》、《采蘩》、《采蘋》即“《关雎》

之乱”等,而天子礼仪则多见《清庙》、《象》、《大武》等乐章①。这一方面再次说明了仪式乐歌的组诗形态,另一方

面也反映了仪式乐歌或乐章命名的一个普遍现象,即以启始乐章篇名命名整个乐章,这应是一种以小名代大名

的命名习惯。

近年来也有人对先秦礼书、史书和诸子著作中关于《诗经》用乐的记载加以整理统计,发现《诗经》所存篇目

中有72首曾被明确记载用作乐歌,占《诗经》总篇目的24%,因此指出:“乐歌系统与《诗》之系统,为两个不同的

系统,二者虽存有联系,但不可混同,亦不可笼统而言《诗经》篇目皆为乐歌。”②这里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先秦

典籍中关于《诗经》用乐的文献记载固然可以说明《诗》乐和《诗》文本系统存在区别,且最为直观的不同就在于

篇目有出入,但这还不是最为核心的差异。我们还应看到,《诗经》的音乐系统与文本系统之间存在着精神内涵

的截然变化。

《

诗经》的音乐系统根植于西周以来礼乐制度的土壤之中,它与礼乐制度下的乐教思想紧密相联。《礼

记·乐记》中说:

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

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③

这就是说,声音虽然生于人心,是一种自然天性的流露,但音乐却应该具有社会性,有伦理教化的指向,这才是

音乐的最高标准。这种伦理教化的指向正是通过仪式乐歌与仪式程式的紧密配合外化于先秦时代人们的日常

生活之中,从而对人们的思想根源和行为规范施加影响。

不过这种对于音乐社会功能的认识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西方音乐理论中也有类似的表达,即所谓音乐表

现价值的学说或是音乐的精神气质说。美国音乐学家伊沃·苏皮契奇就说:

这是一种音乐的心理的和道德的功效的信念,它可能产生于音乐的物质和魔力的功效的信念。

在古代,在调式(更确切地为诺莫斯nomos)成为某种抽象的音阶类型之前,以一定数量的典型作品的

形式存在,这些作品由相同风格、相同的道德价值和常常相同的社会使用统一起来。这种音乐的固有

的表现性质的学说,是建立在调式的含义或表现意义的基础上的,这是来自于调式一致运用的结果。④

他强调了音乐在影响人心理和社会道德方面的作用,并指出古代音乐常常会表现为“以一定数量的典型作品的

形式存在”,而所谓“这些作品由相同风格、相同的道德价值和常常相同的社会使用统一起来”,又将音乐的乐章

组歌形态与仪式乐歌的功能性结合起来了。这样看来,古代仪式乐歌常常呈现出组歌的形式应该是一种普遍

规律,因为“在早期的音乐进化阶段中,很大一部分原始音乐脱离纯美学享受而倾向于实践的目的。它被表述

为出于魔法的目的,尤其是避邪(崇拜)和袪邪(医疗)的需要”⑤。《诗经》中的仪式乐歌虽然并不完全是出于“魔

法的目的”,但均用于具体礼仪实践则是肯定的,而颂诗的确是出于祭祀需要,也带有浓厚的对天地和祖先的崇

拜之情。

正因为先秦尤其是西周时期的仪式乐歌具有精确的行为目的性和道德指向性,这就决定了礼乐制度下音

乐的精致度,以至于普通人不能掌握。在当时要学习并精通这类高雅的音乐就必须付出专门的精力和大量的

时间,于是最终难免会造成乐教被固化在贵族阶层中,成为贵族的特权和标志。相比之下,在普通社会阶层中

①

②

③

④

⑤

王国维《释乐次》,王国维《观堂集林》,第84ꢊ104页。

苏睿《<诗经>用乐文献考索》,四川师范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82页。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528页。

伊沃·苏皮契奇《社会中的音乐:音乐社会学导论》,周耀群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57页。

马克思·韦伯《音乐社会学:音乐的理性基础与社会学基础》,李彦频译,刘经树审校,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9页。

14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传播的音乐则会显得更加通俗。其实这正是一个社会中各种阶层不同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延伸到音乐领域

的表现。

曾有学者注意到了《诗经》“三颂”诗体演化的重要特点就是从单章到复沓,并指出这可能是对民间歌词形

式的汲取,即复章体来自民间,而《鲁颂》和《雅》诗采用复章体,“意味着仪式歌曲和民间歌曲的文化生态和功能

均发生了某种变更”①。这种说法虽然还存在可以商榷之处,因为既然《周颂》具有组诗性质,则已经可以将其视

作一种特殊的复章体,甚至可能是最早的形态,《鲁颂》甚至《风》、《雅》中的复章体也有可能是在组诗形态基础

上的演化。但提及不同阶层音乐的文化生态和功能也给了我们启发,即社会生活可以影响音乐风格和形式,而

音乐趣味的变化也会反映出社会阶层的精神文化取向。

对于先秦社会来说,礼乐制度中的仪式乐歌保存着宗法制和分封制的精神遗产,是一种社会地位和政治威

望的象征,故而它表现或承担的现实功能之一就是对拥有政治权力和行使政治权力的个人或其宗族祖先的颂

扬。而当时从天子到诸侯,再到卿大夫、士这些不同阶层都有一套与其阶层相适应的仪式音乐体制和系统,即

这些音乐被赋予了社会符号和象征的作用,《诗经》音乐系统的被破坏和被改造实际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制

度崩溃的直观表现。西周后期尤其是平王东迁以后,周天子的政治势力和影响力逐渐式微,诸侯和卿大夫们纷

纷僭用天子礼乐事实上就是一种对天子宫廷的模仿。这种模仿的精神根源就在于音乐是当时社会差别的标

志,僭用天子礼乐正是诸侯或卿大夫显示自己地位和势力的方式。如果马银琴在《两周史诗》中关于齐桓公曾

主持过《诗经》中某些篇章的编辑制作观点②能够得到进一步证实的话,则更可说明制礼作乐作为一种政治意义

极大的手段而被诸侯所特别重视,因为谁掌握了制礼作乐的权力,谁就实际拥有了诸侯共主的地位。

当然,诸侯、卿大夫们在模仿天子礼乐的过程中,也难免会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趣味来肯定自己的

个性和声誉,于是就表现出对于固有音乐系统的改造,《诗经》乐歌中郑卫新声的泛滥流行即是《诗经》音乐系统

被改造和破坏的突出表现。

正是由于《诗经》音乐系统本身的阶级性和复杂性以及其屡遭破坏改造,最终导致了它在春秋战国时代的

逐渐失传。人们开始转向对以阐释诗义为主的《诗经》文本系统的关照。与《诗经》的音乐系统注重仪式用乐的

道德性和功能性不同,其文本系统似乎被更为广泛地运用于列国聘问歌咏的外交活动之中。孔子就说过:“诵

《

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③而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的赋诗活动又进一

步证实了《诗经》文本作为外交辞令的基本功能。因此,组诗乐歌的具体仪式目的性和外交辞令的语言运用功

能性就是《诗经》音乐系统与文本系统的最根本差异。

综上所述,“一倡三叹”中的“一倡”表示仪式乐歌的启始乐章,“三叹”则是对与“一倡”具有相同仪式目的的

一组乐章的概括,实际上指明的是早期《诗经》仪式乐歌中的乐章组诗形态,这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一方

面,仪式乐歌的组诗性质是《诗经》音乐系统的核心表现,其指向的是一组乐歌在具体仪式中的现实目的性和制

礼作乐背后折射出的政治权力和威望,这是礼乐制度的精神内涵外化于现实诗乐的表现。另一方面,《诗经》音

乐系统崩坏之后,人们更加注重诗义的阐释则与《诗经》文本系统关注语言运用的功能密切相关,则又是《诗经》

礼乐精神延续和演变的一种方式。

[责任编辑:唐_ꢃ普]

①

②

③

李昌集《周诗体式生成论:文化文体学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7期,第174页。

马银琴《两周诗史》,第386ꢊ395页。

刘宝楠《论语正义》第1册,第285页。

146

第51卷第1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

SocialSciencesEditionꢂ

024年1月

Vol51ꢀNo1

Januaryꢀ2024

《

文选》收录《毛诗序》探论

———兼论《文选》“序”文的收录标准

力之_ꢃ阳欣

ꢃꢃ摘要:萧统编《文选》深受家族著述传统影响,其选入《毛诗序》并在《文选序》中直接称述其语,不但因为该序在

经学上处于重要地位,也是因其在序体上的首创意义及其文学理论意义,可推《文选》编纂应受《毛诗序》的影响。

且《文选》所收三篇经籍序等均为久负盛名的独立篇章,有近于“论”体者,于当时文学深有影响。这表明昭明深具

“篇什独立”的文学意识,也体现出其在选文上“动态”地对待不同文类的独特选编思想。《文选》把“序述”、“赞论”

之类文体“各以汇聚”,“以类相从”,体现出缘起条贯、取类经典的特点,表明萧统亦具有文学发展的观念及文体溯

源的意识。

关键词:《文选》;《毛诗序》;萧统;序体;收录标准

DOI1013734ꢄjcnki1000-531520240602

收稿日期:2023-04-10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选》五臣李善二家注论衡”(19BZW061)、广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

“《诗经》叙事性研究”(XYCBZ2019002)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力之,男,广西北海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ꢅliuhanzhon_g@126com;

阳欣,男,广西灵川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副编审。

萧统《文选》“序”类收录了九篇独立序文,即卜子夏《毛诗序》①、孔安国《尚书序》、杜预《春秋左氏传序》、皇甫

谧《三都赋序》、石崇《思归引序》、陆机《豪士赋序》、颜延之《三月三日曲水诗序》、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任昉

《

王文宪集序》。除了收录上述九篇序文外,尚有附于作品正文的作者自撰之序,如班固《两都赋序》、左思《三都赋

序》等,又有《文选》编者“摘史辞以为序”之类。对于上述序类,近来学者多有关注并有相关论著讨论②。然对于

文选》所录之《毛诗序》、《尚书序》、《春秋左氏传序》等三篇经籍序,学界却少有专论究之。目前所见之专题论文

《

有新竹清华大学朱晓海先生《<文选>所收三篇经学传注序探微》一篇,朱先生以为三篇经籍序之所以入《选》,“恐

怕不是因为作品本身有何朱紫宫商之成就,或可资后进取法之处,也不是因为它们在该文类发展史上有何里程碑

的地位,乃是因为在孔子删《诗》、《书》,作《春秋》这集体记忆中,经生对那些经传取材、编撰方式、目的等方面的阐

释,以及研读学术史的评述,可供这选编比附,并藉此补充了《<文选>序》不便明言的部分”③,即认为三篇经籍序作

者子夏、孔安国、杜预等并非以文章名世,此三篇序文能入《文选》,乃经学传统的力量使然。其结论似有可商之

处,故本文不揣浅陋,就《文选》与《毛诗序》之关系及其收录序文之标准,略陈管见,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①

②

本文不讨论《毛诗序》的作者问题。

学界已有多篇专题论文及相关著作讨论《文选》序类,参见:唐普《<文选>所载诸篇史辞类序考证》,《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3期,第60ꢊ64页;力之《关于<文选>“摘史辞以为序”之是非问题》,《古典文献研究》2010年第13辑,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92ꢊ

07页;胡大雷《<文选>编纂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李乃龙《<文选>文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等等。

③

朱晓海《<文选>所收三篇经学传注序探微》,《中国文论的方与圆———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三十一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

5页。

14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一ꢃ梁代《毛诗》之学对萧统的影响

一般来说,文学选集往往与选家的学养背景有关。故欲考察《文选》与《毛诗序》之关系,不得不考论萧统家学

传统及梁代《毛诗》之学的影响。自孔子制六经传之后世,后代学者著述立言以期不朽,渐成为儒家传统事功之

一。汉代以来,司马相如等辞人作赋,史迁、班氏著史,刘向、刘歆父子录书,贾、马注经等,莫不如是。儒家著述传

统延至后代,亦为帝王所重视并亲身倡导。在中国历史上有帝王之尊而以“文学”著称的家族,当首推魏氏“三

曹”,其次当推梁代萧衍与萧统、萧纲、萧绎父子。赵翼《廿二史札记》云:“创业之君,兼擅才学,曹魏父子,固已旷

绝百代,其次则齐、梁二朝,亦不可及也。”“至萧梁父子间,尤为独擅千古。”①曹氏父子以诗赋著称,而萧氏父子则

以著述闻名。故我们考察《文选》的编辑情况,不能不考论其著述传统及当时风气的影响。

据《梁书》记载,梁武帝萧衍“少而笃学,洞达儒玄。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燃烛侧光,常至戊夜。造《制旨

孝经义》,《周易讲疏》,及六十四卦、二《系》、《文言》、《序卦》等义,《乐社义》,《毛诗答问》,《春秋答问》,《尚书大

义》,《中庸讲疏》,《孔子正言》,《老子讲疏》,凡二百余卷”,“历观古昔帝王人君,恭俭庄敬,艺能博学,罕或有焉”②。

武帝诸子亦多有著述。太子萧统“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诰文言,为《正序》十卷;五言诗之善者,为《文章英

华》二十卷;《文选》三十卷”③。简文帝萧纲有《礼大义》二十卷、《老子义》二十卷、《庄子义》二十卷等。元帝萧绎有

《

周易讲疏》十卷、《老子讲疏》四卷等。可谓一门擅文,人均有集。萧统编辑《文选》虽与梁武帝无直接关系④,但

《文选》的编辑成书,其受家族著述传统及时代风气的影响,则在情理之中。

从梁代《诗》学来看,《毛诗》之学对萧统应有不小的影响。就梁代《诗》学著述而言,据《隋书·经籍志》(以下

简称“《隋志》”)经部《诗》类可知,梁武帝著有《毛诗发题序义》、《毛诗大义》,萧统之弟萧纲著有《毛诗十五国风

义》⑤。除了上述武帝父子之作外,其时朝野之中有关《毛诗》的著作尚不少,如桂州刺史崔灵恩《集注毛诗》二十四

卷,“隐居先生”陶弘景注《毛诗序》一卷,给事郎谢昙济《毛诗检漏义》二卷,处士何胤撰《毛诗总集》六卷、《毛诗隐

义》十卷,等等⑥。可见《毛诗》为梁代君臣所共同重视,由此又可觇见帝王爱好对当时风气的影响。《毛诗》在三国

之后颇为流行,有关这方面的著述颇多,主要集中于三国、晋、宋与梁,而尤以梁为盛。《隋志》云:“《齐诗》,魏代已

亡;《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唯《毛诗郑笺》,至今独立。”⑦《毛诗》在梁代为《诗经》最主要的学派。

据《隋志》著录,由汉流传至隋有关《诗经》的著作多达40余种,其中有36种为《毛诗》著作。而《隋志》小注说明已

亡佚的《毛诗》著作,又多以梁代为据。按《隋志》所载,明确见于梁代而至隋已亡者多达30余种,如其所录,梁代

有汉贾逵《毛诗杂议难》十卷,马融注《毛诗》十卷,郑玄、王肃合著《毛诗》二十卷,三国魏王基《毛诗驳》五卷,晋陈

统《毛诗表隐》二卷,徐邈等撰《毛诗音》十六卷,宋徐广《毛诗背隐义》二卷,杨乂《毛诗杂义》五卷,雷次宗《毛诗义》

二卷,齐刘瓛《毛诗篇次义》一卷,佚名《毛诗图》三卷,等等⑧。由梁代《诗》学著述及前代《诗》学著作在梁代的流传

情况,可见《毛诗》在当时的流传盛况及其崇尚《毛诗》之学的风气。史载萧统博学多览,相关文献亦时有此说者,

如萧纲《昭明太子集序》云:“研经博学,手不释卷。”“群玉名记,洛阳素简,西周东观之遗文,刑名儒墨之要旨,莫不

殚兹闻见,竭彼绨缃。”⑨据此推测,萧统对以上梁代流传的《毛诗》著述,理应有所涉猎。

其实,《诗经》亦为萧氏家学之一。据史书记载,西汉之时萧氏家族就有《诗经》之学,其祖萧望之曾治《齐

诗》ꢆꢇꢈ。班固《汉书·萧望之传》云:“至望之,好学,治《齐诗》,事同县后仓且十年。以令诣太常受业,复事同学博士

白奇,又从夏侯胜问《论语》、《礼服》。京师诸儒称述焉。”ꢇꢆꢉ又《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云:“翼奉……治《齐诗》,

①

②

③

④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61、262ꢊ263页。

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册,第96、97页。

姚思廉《梁书》,第1册,第171页。

周春艳《非因立场游离、武帝影响与萧统心境变化所致———<《文选序》与《文选》差异问题的再审视>辨证》,《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2020年第1期,第108ꢊ114页。

⑤

⑥

⑦

⑧

⑨

魏徵《隋书》,第4册,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17页。

魏徵《隋书》,第4册,第916ꢊ917页。

魏徵《隋书》,第4册,第918页。

魏徵《隋书》,第4册,第916ꢊ917页。

萧统著、俞绍初校注《昭明太子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50页。

ꢆꢇꢈ《梁书·武帝本纪》:“高祖武皇帝讳衍……汉相国何之后也。何生酂定侯延,延生侍中彪,彪生公府掾章,章生皓,皓生仰,仰生太子太傅望之

…”参见:姚思廉《梁书》,第1册,第1页。

ꢆꢇ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册,第3271页。

…

148

力之ꢃ阳欣ꢃ《文选》收录《毛诗序》探论———兼论《文选》“序”文的收录标准

与萧望之、匡衡同师。三人经术皆明,衡为后进,望之施之政事……”①可见其祖已有《诗》学传统,武帝及其子皆习

《毛诗》并有著述,自有其家学渊源。沈约《武帝集序》称颂武帝“爰始贵游,笃志经术,究淹中之雅旨,尽曲台之奥

义,莫不因流极源,披条振藻;若前疑往滞,旧学罕通,而超然直诣,妙拔终古;善发谈端,精于持论,置垒难逾,推锋

莫拟”②。武帝于《诗》学可谓集大成者,如前揭《隋志》所录,其著有《毛诗发题序义》、《毛诗大义》。《梁书·简文帝

本纪》亦云:“高祖所制《五经讲疏》,(简文帝)尝于玄圃奉述,听者倾朝野。”③武帝所制《五经讲疏》之中,自当有《毛

诗》讲疏。其《毛诗答问》、《毛诗发题序义》、《毛诗大义》等著作是否为《五经讲疏》的内容之一,无据可查,但武帝

深于《诗》学,应是确定无疑的。武帝诸子也自幼学习《毛诗》,萧纲于《诗》学早有所成。《梁书·简文帝本纪》云:

“

(简文帝)雅好题诗,其序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④按,七岁之“诗癖”,应

与宫体无关,或应是自幼诵习《诗经》之意。萧纲作《毛诗十五国风义》,应受传统家学的影响。《毛诗十五国风义》

注《陈风》“歌以讯之”有云:“诗者,思也,辞也,发虑在心谓之思,见其怀抱者也。在辞为诗,在乐为歌,其本一也。

故云‘作好歌以讯之’。”⑤又可见其已摆脱传统《毛诗》之说而有新解。唐代学者成伯瑜《毛诗指说》特引之以为

说⑥,可视为唐宋疑诗风气之先导。

由上可见,萧氏父子于《诗》学皆有成就,应受家学传统及时代风气影响,同时又以帝王之尊,引领当时社会风

尚。在梁代君臣特别是武帝尤重《诗》学的环境下,萧统自然深受熏陶。萧统两岁被武帝立为太子,自幼以儒家思

想加以培养。《梁书·昭明太子传》云:“太子生而聪睿,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悉能讽诵。”⑦《五

经》之中最适合讽诵者当属《诗经》,萧统自幼遍读《五经》,悉能讽诵,可见其儿时对《诗经》的熟习程度。及其长,

“

读书数行并下,过目皆忆。每游宴祖道,赋诗至十数韵。或命作剧韵赋之,皆属思便成,无所点易”⑧,可知其于

《诗》学亦应有成。在萧统诗文中多有引用《诗经》之作。如《示徐州弟》诗十二首,为昭明赠时任徐州刺史的晋南

王萧纲的四言组诗,其中多有《诗》典,更像是兄弟间交流《诗》学心得的习作。如组诗其三“绸缪”一语出自《唐

风·绸缪》“绸缪束薪”;其四“行迈”一语出自《王风·黍离》“行迈靡靡”;其六“有命自天”、“滔滔不归”两句分别出

自《大雅·大明》和《豳风·东山》;其七“我心则夷”则出于《召南·草虫》;其八“四始”出于《毛诗序》,“旨酒”出于

《小雅·鹿鸣》“我有旨酒”;其十“维城”出于《大雅·大板》“宗子维城”,“朝饥”出于《召南·汝汶》“惄如调饥”;其

十一“远于将之”出自《邶风·燕燕》;其十二“玉颜虽阻,金相嗣丘”出于《大雅·棫樸》之“金玉其相”⑨,等等。该组

诗引用《诗经》典故丰富多彩、自然浑成,表明萧统对《诗经》非常精通和熟悉。萧氏又有《孝经》之学。据《隋志》

载:“《孝经义疏》十八卷。”注云“梁武帝撰。梁有皇太子讲《孝经义》三卷,天监八年皇太子讲《孝经义》一卷”ꢆꢇꢈ。

《

梁书·昭明太子传》载:“(天监)八年九月,于寿安殿讲《孝经》,尽通大义。讲毕,亲临释奠于国学。”ꢆꢇꢉ按儒家子弟

入学受经的顺序,大概先读《诗》、《书》,以后逐渐读《礼》、《易》、《春秋》等经典,昭明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

读五经,十岁能讲《孝经》,以昭明太子“生而聪睿”之质及学习进度,亦可推见昭明《诗》学程度亦当匪浅。

综上,儒家经学及著述传统对萧统深有影响,且萧氏父子自身经学根柢深厚,于《诗》学皆有所成,可推知萧统

编《文选》应受其家学影响。然传统观点多以为,《文选》不选“姬公之籍、孔父之书”等传统经典,是“文学”独立于

经学的标志。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扬鸿烈、家雁(李嘉言)、骆鸿凯等学者赞同阮元所提出的“沉思翰藻”之说,

认为萧统不选经史子类,是有意区分文学与非文学。这种观点在60至80年代又得以发扬,郭绍虞、王运熙等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班固《汉书》,第10册,第3167页。

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1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新1版,第269页。

姚思廉《梁书》,第1册,第109页。

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卷16,《续修四库全书》第120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81页。

成伯瑜《毛诗指说》“解说第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冠山堂本。

姚思廉《梁书》,第1册,第165页。

姚思廉《梁书》,第1册,第166页。

萧统著、俞绍初校注《昭明太子集校注》,第22ꢊ24页。

ꢆꢇꢈ魏徵《隋书》,第4册,第934页。

ꢆꢇꢉ姚思廉《梁书》,第1册,第165页。据《梁书·昭明太子传》载,昭明性仁至孝,其母丁贵妃去世,哀毁过度,口不进食,体围减削过半,见者“莫

不下泣”,以至于武帝下旨强进饮食。由此可见,萧统深受儒学及孝道影响。

14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者皆有论述,对学界产生较大影响①。萧统《文选》收录《毛诗序》等三篇经籍序,是否如前揭朱晓海先生所言,不是

因为“作品本身有何朱紫宫商之成就,或可资后进取法之处,也不是因为它们在该文类发展史上有何里程碑的地

位”,乃是源于经学传统的力量? 以下试析之。

二ꢃ《毛诗序》对萧统《文选》编纂的影响

《

梁书·昭明太子传》云:“(萧统)恒自讨论篇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闲则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②据此,

可知昭明编纂《文选》基于其平素深厚的学养,亦可知《文选》为深思熟虑之作,而绝非仓促成书者③。《毛诗序》对

萧统编《文选》有何影响,史无明载,但仍可从《文选》考而论之。就《文选序》看,其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文体上,

都有源于《毛诗序》者。可以说,《文选》之所以收录《毛诗序》,不但因其在经学上的重要地位,也因其在序体发展

历史上的首创地位及其文学理论方面的意义。

首先,从《文选序》来看,其中有两处直接引述《毛诗序》之语,特别标明“六义”、“诗言志”以及“四始”、“风雅”

之意,可见萧统深受《毛诗序》诗学思想的影响。

其一,以“六义”评论赋体:“《诗序》云:‘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至于

今之作者,异乎古昔,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荀宋表之于前,贾马继之于末,自兹以降,源流实繁。”④萧统在此

标明“六义”,是以其为标准衡量古今赋体并评论今之作者:“至于今之作者,异乎古昔。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

名。”近人刘咸炘《<文选·序>说》云:“《序》先论《诗》,而举六义,明乎词赋一流,皆源六义。又曰:古诗之体,今则

全取赋名。此言后世之赋,以附庸而成大国,兼该六义,足以当古之诗也。”⑤此可谓得其大者矣。

其二,以“诗言志”综论诗、赋等各种文体,标明“风雅”之义:“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关

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间、濮上,亡国之音表。故《风》、《雅》之道,粲然可观。自炎汉中叶,厥涂渐异。”⑥继而

论汉以来诗、赋之变及箴、戒、论、铭、诔、赞等各种文体的兴起,并总其辞云:“众制锋起,源流间出。譬陶匏异器,

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作者之致,盖云备矣!”长期以来,人们多据序中“入耳之娱”、“悦目之

玩”之语,而认为萧统视文学为“娱情悦目”之事,并以为其推崇文学的“娱乐”作用。然昭明身为储君,亦肩负体国

经制之责,自然不能以普通人之“娱情悦目”视之。在《文选序》中,昭明虽称“监抚余闲,居多暇日”,似表明其编

《

文选》只是业余爱好,然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⑦,其称“监抚”,不正表明其在“暇日”仍不忘“监抚”之

职吗? 因之,“《关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间、濮上,亡国之音表。故《风》、《雅》之道,粲然可观。自炎汉中叶,

厥涂渐异”,“自姬汉以来,眇焉悠邈,时更七代,数逾千祀,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湘帙”云

云,实寓有批评和不满,故萧统欲“略其芜秽,集其清英”,将“文”之精华编入《文选》。此亦《文选》编纂之由也。

类似上述的对东汉以来文学风气的批评,亦见于稍早之与萧统“同志”者。如刘勰《文心雕龙·情采》云:“而

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⑧刘勰作《文心雕龙》主要目的在于纠

正当时的文风,对《文选》虽无直接影响,但二者文学思想有一定相通之处。在萧统等人看来,东汉以来文章以词

藻为能事,偏于“文”而疏于“志”,如《文心雕龙·明诗》评“近代”之文学云:“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

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⑨而“风雅”、“比兴”正是救治文风浮华弊病的良药。故昭明不但直

①

参见:王立群《现代<文选>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9ꢊ171页。20世纪80年代末,王运熙先生对传统观点进行了反思,

指出:“过去有的同志在评论萧统时,认为《文选》不选经、史、子三部的篇章,是说明编者有意识地把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区别开来,表明了当

时人们文学观念的明确和进步。我过去也有这种看法。现在看来,这种说法并不确切。”参见:王运熙《<文选>选录作品的范围和标准》,《复

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6期,第11ꢊ12页。

②

③

姚思廉《梁书》,第1册,第167页。

参见:力之《关于<文选序>与<文选>之价值取向的差异问题———兼论<文选>非仓卒而成及其<序>非出自异手》,《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

第138ꢊ144页。

④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册,《文选序》第1页。按,以下所引《文选序》文字皆出于本书该序(第1ꢊ3页),不

复标注。

⑤

⑥

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戊辑,第1册,第21页。

萧统所引与《毛诗序》略有不同,然这不是问题。参见:宋王楙《野客丛书》卷12“古人引用经子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76ꢊ177

页);清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卷3“古人引书每有增减例”(俞樾等著《古书疑义举例五种》,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6ꢊ48页)等。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6册,第2271页。

⑦

⑧

⑨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38页。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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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之ꢃ阳欣ꢃ《文选》收录《毛诗序》探论———兼论《文选》“序”文的收录标准

接征引《毛诗序》“诗言志”表述,而且隐括《毛诗序》“正始”、“风雅”的观念,以之作为评论自汉代以来各体文章的

准的。在昭明看来,所谓“入目之娱”、“悦目之玩”不过是当时文学审美的基本要求,如其所云“作者之致,盖云备

矣”。而真正有意义的文学,必须“文质彬彬”而有“君子之致”,如其《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所云:“夫文

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①可见,萧统虽推崇“典丽”等文学审美风格,

亦有主张“文质彬彬”、“文质相符”的一面,这与《文心雕龙》追求文雅典丽的文学思想亦有一定相合之处。

在前代诗人之中,萧统特喜左思和陶渊明。《梁书·昭明太子传》载:“(昭明)性爱山水,于玄圃穿筑,更立亭

馆,与朝士名素者游其中。尝泛舟后池,番禺侯轨盛称‘此中宜奏女乐’。太子不答,咏左思《招隐诗》曰:‘何必丝

与竹,山水有清音。’侯惭而止。”②在《文选》中,萧统录左思《咏史诗》八首、《招隐诗》二首、《杂诗》一首,又录其《三

都赋》与自序及皇甫谧《三都赋序》,可见左思诗文尤为昭明所喜爱。又,萧统《陶渊明集序》云:“余爱嗜其文,不能

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故加搜校,粗为区目。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讽一者,卒无讽谏,

何足摇其笔端? 惜哉,亡是可也! ……尝谓有能观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

立。岂止仁义可蹈,抑乃爵禄可辞。不必傍游泰华,远求柱史,此亦有助于风教也。”③《毛诗序》云:“风,风也,教

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④可见,萧统以“风教”观评论陶集,本之于《毛诗序》风教之说,故《闲情赋》未能收入《文

选》,除“价值取向”之差异外⑤,其与萧统“风教”及“雅正”思想亦当不无关系。另外,左思《咏史》诗所体现的诗学

风格被钟嵘《诗品》称为“左思风力”,陶渊明诗则被《诗品》称为“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

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⑥。上述“风力”、“真古”、“质直”云云,皆与古《诗》风格相类,由此可见萧统的文学

偏好。

由是观《文选》未收之文,多与陶渊明《闲情赋》类似,概因其不能符合“雅正”之故。如最为著名的王羲之《兰

亭集序》,其文固然批判老庄“一生死”、“齐彭殇”的思想,然其认为人生短暂当及时行乐,应随世以俯仰,极视听以

娱情,仍可谓之消极,与儒家“言志”、“雅正”思想不符,故昭明不收,理所当然。刘勰《文心雕龙·论说》评各“言不

持正”之文章:“至如张衡《讥世》,韵似俳说;孔融《孝廉》,但谈嘲戏;曹植《辨道》,体同书抄;言不持正,论如其

已。”⑦其“言不持正”云云,概指上述文章不能遵循儒家正统思想,或亦因此不为昭明所收。《文选》所收之曹丕《典

论·论文》评孔融云:“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杨班俦也。”又云:

“

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⑧其中所反映的文章“雅正”观念,亦与《文选》近同。这表明在“近

世”文风“衰弱”之时,萧统等人欲纠其偏向,故特隐括《毛诗序》之义,重倡“诗言志”,标明“六义”、“风雅”,主张“文

质并重”。由此可推知,萧统之编《文选》,其在价值取向上受到《毛诗序》的影响。

三ꢃ《毛诗序》等“篇章独立”与《文选》“序”文的收录标准

萧统在《文选序》中云:“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

集之。”历来论者多以“综缉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作为“序述”、“赞论”之类文体的选取标准,

然就《毛诗序》、《尚书序》、《春秋左氏传序》三篇经籍序而言,三篇序文本为附经之作,皆祖述经伦,文风质朴,与

“综缉辞采,错比文华”相去甚远,似不合于“沉思翰藻”的标准,如明人孙矿(号月峰)评《毛诗序》云:“平淡之极。

昭明最尚组绘,却乃取此等,岂以其名故耶?”⑨即认为《文选》选录标准不一,或以此为昭明文学理论与编辑实践之

矛盾。如上所述,朱晓海先生《<文选>所收三篇经学传注序探微》一文认为三篇经籍序之所以入《选》,主要源于儒

家经学传统的力量,如朱先生所言“‘姬公之籍、孔父之书’被驱出文学园地,势必另铸神龛,将奉入者经典化,以为

①

萧统著、俞绍初校注《昭明太子集校注》,第155页。按:当然,这里所体现的文学思想更具“自我”色彩,而《文选序》所呈现的或有某种程度上

的“共识”成分。不过,就主要倾向而言,二者应是相一致的。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姚思廉《梁书》,第1册,第168页。

萧统著、俞绍初校注《昭明太子集校注》,第200ꢊ201页。

毛亨传、郑玄笺、陆德明音义、孔祥军点校《毛诗传笺》,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1页。

参见:力之《<闲情赋>之评价种种》,力之《<楚辞>与中古文献考说》,巴蜀书社2005年版,第347ꢊ360页。

钟嵘著、陈延杰注《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41页。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327ꢊ328页。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6册,第2271页。

许逸民《清代文选学名著集成》,广陵书社2013年版,第5册,第222页。

15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准式’……然而传统观念力量之大,萧氏父子岂容不知? 是以仍须乞灵于被逐出的旧神明”①。朱先生言下之意,

乃认为萧统欲借传统经学的影响力以自重。然《毛诗序》等如朱先生所言如此不重要,昭明又如何借之以自重呢?

而且,此三篇经籍序于当时不为时人所重,并不代表后代亦然。我们联系前述梁代之《诗》学风尚,以及《文选序》

直接征引《毛诗序》、《尚书序》中文字,恰说明三篇序文为梁代学者特别是昭明太子所重视。

萧统在《文选序》中说得很清楚,《文选》之所以不选儒家经典,是因为“姬公之籍,孔父之书”等儒家经典“与日

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即是为了保持经典的完整和原貌。《文

选》于《诗经》等经典一篇不取而独取其序文,并非要把四言古诗之类逐出“文”的领域,而是因经典不可芟夷剪截。

三篇经籍序文的入选与不选经典,两者本无逻辑上的矛盾。而且,当时经学与文学并非截然两分,二者之间亦无

后代所谓彼此对立的关系,这从刘勰《文心雕龙》的《征圣》、《宗经》等篇也可得到证明。萧统在《序》中也清楚地表

明:“自炎汉中叶,厥途渐异:退傅有‘在邹’之作,降将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区以别矣。又少则三字,多则九

言,各体互兴,分镳并驱。”即四言诗至五言诗的演变,是文体继承与发展的关系,而非对立和冲突的关系。《文选

序》又云:“文之时义远矣哉! 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

哉? 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其中“各体互兴,分镳并驱”及

“踵事增华”、“变本加厉”云云,表明萧统对文体发展有清楚的认识。三篇序文入选,亦应以“踵事增华”、“变本加

厉”的文学发展眼光加以考察。《文选序》云“诗赋体即不一”,即《文选》中有诗、赋等文类之别,又“自姬汉以来,眇

焉悠邈,时更七代,数逾千祀”,文体风格历代变迁,又各有不同,如《文选序》所言“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

改,难可详悉”。《文选序》乃集成以后方作,又因序文体制所限,所论自然不能综括各类文体及其风格,如《序》中

所言“序述之错比文华”,并不能综括三篇文风质朴的经籍序,或只偏举其中一类而言之。故考察《文选》的选文标

准,亦应分类具体而言,不宜以“沉思翰藻”之类标准等而视之。即“研究《文选》文者,不仅必得驰双轨———既须辨

其‘体’,亦要析其‘文’;且当究其变”②。推言之,研究《文选》之“序”体,亦应以整体观察部分,既作动态的分类考

察,又作具体的文本分析。

萧统在《文选序》中表明,其不选子书,是因其“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不选“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

等之类的史辞,是因其“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之类的传

统价值,固为萧统所褒扬,然其不取,主要在于“事异篇章”,亦已繁博,故无须再加编辑之功而徒增案牍之劳。而

记事纪年的史书主要在于“褒贬是非,纪别异同”,然“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萧统在《文选序》中反复提出“事异篇

章”、“方之篇翰”、“故与夫篇什”等语,表明其选“文”的前提基础在于“篇章”。史辞、史传之类之所以不取,在于其

“事异篇章”,即不能独立成篇,故不同于“文学”。而“序述”、“赞论”之类之所以可取,正在于其“事出于沉思,义归

乎翰藻”,即同于“篇章”的文体独立性及其文学意义,萧统故而“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文体独立的表现,首先在于“篇章独立”。我们以此观《文选》所选之九篇独立序文,可以发现其入《选》之前已

有“独立成篇”的特征③。从“序”体独立进程来看,“序”体发源于《毛诗序》,如明人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云:“序之

体,始于《诗》之《大序》。”④从“序”体流传情况来看,《毛诗序》应为最早独立成篇的序文。汉初《毛诗》有序,大概以

附经的形式流传。据《汉书·艺文志》载,《诗经》今文经二十八卷,《毛诗》二十九卷,或以为《毛诗》之序独为一

卷⑤。而毛公作《诂训传》,又将其分置篇首⑥。东汉之后,《毛诗序》从《毛诗》中独立出来,分篇流传并有专述。据

《隋志》著录可知梁有《毛诗序义》二卷(宋通直郎雷次宗撰)、《毛诗序注》一卷(宋交州刺史阮珍之撰)、《毛诗序义》

七卷(宋孙畅之撰)、《毛诗序义疏》一卷(齐刘瓛等撰)、《毛诗序》一卷(梁陶弘景注)、《毛诗发题序义》一卷(梁武帝

撰)等⑦。其中刘瓛《毛诗序义疏》,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从《经典释文》、《毛诗正义》中辑得两条,即释《毛诗

①

②

③

朱晓海《<文选>所收三篇经学传注序探微》,《中国文论的方与圆———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三十一辑)》,第34ꢊ35页。

李乃龙《文选文研究》,《序》第2页。

沈玉成先生较早指出“独立成篇”是《文选》选录的前提而非标准,但未作具体论述。参见:沈玉成《<文选>的选录标准》,《文学遗产》1984年

第2期,第114页。

④

⑤

⑥

吴讷、徐师曾《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2页。

王先谦云:“此盖序别为一卷,故合全经为二十九。”参见:王先谦《汉书补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6册,第2916页。

郑玄于《南陔》、《白华》、《华黍》三篇目下笺云:“至毛公为《诂训传》,乃分众篇之义,各置于其篇端云……”参见:毛亨传、郑玄笺、陆德明音义、

孔祥军点校《毛诗传笺》,第225页。

⑦

魏徵《隋书》,第4册,第916ꢊ917页。

152

力之ꢃ阳欣ꢃ《文选》收录《毛诗序》探论———兼论《文选》“序”文的收录标准

序》“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国”①,可见刘瓛《毛诗序义疏》为

专释《毛诗序》而作。上述几种有关《毛诗序》的著作,皆为专释《毛诗序》而独立成书,表明南朝宋、齐、梁之间,《毛

诗序》或已独立成篇流传。又,宋周续之《毛诗周氏注》亦包括有《诗序义》,专释《毛诗序》。其后梁武帝《毛诗发题

序义》等,也应包括了对《毛诗序》的解释。由上所述可推,东汉以后至梁代时,《毛诗序》逐渐从《毛诗》中分离出来

而以单篇形式流传,独立而成为文学经典篇章。故此,萧统选入此文应无太大的疑问。

关于《尚书序》的真伪问题近代多有争论,或以为其与《古文尚书》多出之二十五篇,同出于东晋梅赜之手②。

然观《尚书序》之义,主要论典籍的生成历史及为《尚书》作传之由,其特别指明:“书序,序所以为作者之意,昭然义

见,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毕……”③其“引之各冠其篇首”体例,当源于《毛诗》,可知《尚书

序》无论真伪,大抵为仿照《毛诗序》而作。而据后代对《尚书序》的注述,亦可见其流传接受程度。东晋徐邈为《尚

书序》作注,是最早可知的为《尚书序》作注者。《王函山房辑佚书》辑佚徐邈《古文尚书音》,辑有《尚书序》注一条:

“

八卦之说谓之八索,音素,苏故切,求也。”④略见其貌,可知当时人已将《尚书序》视同于经典篇章,具有可独立成

篇的可能。而《春秋左氏传序》一开始就与《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分行,《晋书·杜预传》云:“(预)既立功之后,从容

无事,乃耽思经籍,为《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参考众家谱第,谓之《释例》……当时论者谓预文义质直,世人未之

重,唯秘书监挚虞赏之,曰:‘左丘明本为《春秋》作传,而《左传》遂自孤行。《释例》本为《传》设,而所发明何但《左

传》,故亦孤行。’”⑤据《春秋左传正义》说,《春秋左氏传序》原题名不一,或为《春秋序》,或为《左氏传序》,或为《春

秋经传集解序》,或为《春秋左氏传序》,而“南人多云此本‘释例序’,后人移之于此,且有题曰‘春秋释例序’,置之

《

释例》之端”⑥。可见其序文流传广布南北,故而题名不一,或以为序文原来为《释例》之一部分,又同《毛诗序》一

样被置于篇首:“晋宋古本,序在《集解》之端。”⑦由其题名不一,或置于篇端,或置于文中,可见其相对独立性。据

春秋左传正义》,与杜预同时的西晋太尉刘寔及南朝宋太学博士贺道养,已专为此序作注。东晋徐邈为《五经音

《

训》,又为此序作注。清刘文淇《左传旧疏考正》卷一云:“注《春秋序》者,古皆单行。《隋·经籍志》云:‘刘寔等《集

解春秋序》一卷。《春秋序》一卷,贺道养注。《春秋左传杜预序集解》一卷,刘炫注。’是则刘注本自单行,唐人引以

列《集解》之端耳。”⑧可知其在晋宋之时或已独立成篇流传。由上可见,《毛诗序》等三篇经籍序虽为附经之作,但

因其深具影响力,也因序文与正文相对独立的关系,可独立分篇流传。而且,三篇序文在经学体例上也有前后相

承的关系,表明其经学渊源及其在经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萧统收之,或有这方面的考虑。

由上述考察,可以推测萧统选入三篇经籍序,应有“独立成篇”及其在当时传播影响方面的考虑。从“独立成

篇”、“传播影响”两个方面来考察其他非经籍序文,也可发现类似之处。其他六篇序文或为诗赋序,或为文集序,

其独立成篇当不是问题。如《三都赋序》为皇甫谧褒扬左思《三都赋》而作,稍后西晋卫权又作《左思三都赋略解》,

其序云:“余观《三都》之赋,言不苟华,必经典要,品物殊类,禀之图籍;辞义瑰玮,良可贵也。有晋征士故太子中庶

子安定皇甫谧……览斯文而慷慨,为之都序。中书著作郎安平张载、中书郎济南刘逵,并以经学洽博,才章美茂,

咸皆悦玩,为之训诂……余嘉其文,不能默已,聊借二子之遗忘,又为之《略解》。”⑨又,《世说新语·文学》载:“左太

冲作《三都赋》初成,时人互有讥訾……思乃询求于皇甫谧。谧见之嗟叹,遂为作叙。于是先相非贰者,莫不敛衽

赞述焉。”ꢆꢇꢈ又,《文选·三都赋序》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曰:“左思作《三都赋》,世人未重。皇甫谧有高名于世,思

乃造而示之,谧称善,为其赋序也。”ꢆꢇꢉ唐房玄龄《晋书·文苑列传》载:“及赋成,时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谢班

①

②

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卷16,《续修四库全书》第1201册,第379页。

参见清人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二《言安国古文学源流真伪》(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版,第133ꢊ152页)、卷七《言安国大序谓科斗书废

已久本许慎说文序》(第1052ꢊ1060页)等考证,此不赘述。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5册,第2033页。

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卷16,《续修四库全书》第1201册,第190页。

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31ꢊ1032页。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版,第1页。按:“后人移之于此”,即移为篇章之首。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第1页。

王先谦《清经解续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版,第3册,第882页中栏。

房玄龄《晋书》,第8册,第2376页。

ꢆꢇꢈ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11版,第215ꢊ216页。

ꢆꢇꢉ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5册,第2037页。

15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张,恐以人废言,安定皇甫谧有高誉,思造而示之。谧称善,为其赋序。张载为注《魏都》,刘逵注《吴蜀》而序之曰

…

…陈留卫权又为思赋作《略解》……自是之后,盛重于时,文多不载。司空张华见而叹曰:‘班张之流也。使读之

者尽而有余,久而更新。’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①由上可知,左思赋成之后,概因其以征实为主、

言不苟华,不为世人所重,后经皇甫谧作序而声名鹊起,其后又经多人赞述而洛阳纸贵,史书皆称之,可见此序文

深有影响。《三都赋》与谧序二者分篇流传,至梁代已名满天下,故昭明并收入《文选》,二者彼此相映,可谓相得益

彰。又,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亦为当时人所称,《南齐书·王融传》载:“(永明)九年,上幸芳林园禊宴朝臣,使

融为《曲水诗序》,文藻富丽,当世称之。”②由此可见,上述序文之所以能入选,其在当时的影响力和重要性是一个

关键因素,而众人的注释及赞述也是文学作品经典化过程的重要一环。“序”文的文体独立性及其文学意义,能同

于“篇什”,则是编入《文选》的前提和基础。

四ꢃ《毛诗序》在《文选》序类中的文体意义

《毛诗序》在《文选》序类中,其文体意义亦不可忽视。“序”古又称为“叙”,《尔雅·释诂》云:“叙,绪也。”孔颖

达《春秋左传正义》引《尔雅》此说后云:“然则举其纲要,若茧之抽绪。孔子为《书》作《序》,为《易》作《序卦》,子夏

为《诗》作《序》,故杜亦称《序》,序《春秋》名义、经传体例及己为解之意也。”③孔子作《书序》、《序卦》之类,在今看来

只是片语只言,不成篇章。而题名子夏之《毛诗序》,是最早可以追溯的序文。任昉《文章缘起序》云“六经素有歌、

诗、诔、箴、铭之类”④,引申著录有八十四题,亦列有序体,或视其为六经之流裔。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云:“序之

体,始于《诗》之《大序》,首言六义,次言《风》《雅》之变,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其言次第有序,故谓之序也。”⑤清

邵长蘅(字子湘)评《毛诗序》云:“《文选》托始于子夏,为是圣门文学之贤,实千古论诗之祖也,亦序书之始也。”⑥因

此,谓“序”体起源于《毛诗序》,自有其经学缘由。《文选》以《毛诗序》为序之首,次列《尚书序》及《春秋左氏传序》

等,从某种意义上说,亦应有其文体溯源的意义。

在《文选》中“序述”、“赞论”等类之中,“序”类居于其首,而“序”文之中,又将《毛诗序》置于“序”之首,可概见

萧统对于文体的分类观念如何。《文选序》云:“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

时代相次。”可知,萧统在《文选》编辑中有“先总后分”的编次观念,即各文类依次汇聚、以类相从,而诗赋又以类相

分,以时代相次(各体均如此)。从《文选》目录编次来看,赋、诗、骚相次,应源于文体起源观念。首先,赋源于古

诗,如《文选序》云:“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而从“赋”歌颂功德的文体意义来看,赋尤近于“颂”,即如《文选序》

云:“颂者,所以游扬德业,褒赞成功。”《毛诗故训传》以为“颂”在《诗经》中最古,萧统或相应类推地将赋置于《文

选》之首。《文选》诗类主要是五言诗,亦源于古诗,如《文选序》云“自炎汉中叶,厥途渐异……四言五言,区以别

矣”。其后又云:“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洁……骚人之文,自兹而作。”骚源于屈原,从起源来说最为晚近,故置骚于

赋、诗之后,此可视为《诗》类之别脉。同理,《文选》文类如诏、册、令、教、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等

类,可视为《书》之流裔。对问、设论、辞等,其起于宋玉⑦,又不类于骚、赋,或可视为骚(楚辞)、赋之旁衍。序、颂、

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等,本为附经述史之体,而《春秋》、《左传》等史官著述盖为其端。其后之文体如连珠、

箴、铭、诔、哀等类,起于晚近⑧,可选者又屈指可数,故昭明置之于末。可知《文选》的编次,或取法于《诗》、《书》、

《春秋》等经典著作之顺序,而寓有赓续经典的意味。

从《文选》中“序述”、“赞论”之类的编次,亦可见其“各以汇聚”、“以类相从”的观念。《文心雕龙·论说》中,刘

勰将“序述”、“赞论”之类都视为“论体”:“详观论体,条流多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房玄龄《晋书》,第8册,第2376ꢊ2377页。

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1972版,第3册,第821页。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第1页。

任昉著、陈懋仁注《文章缘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页。

吴讷、徐师曾《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第42页。

许逸民《清代文选学名著集成》,第5册,222页。

《文心雕龙·杂文》云:“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自《对问》以后,东方朔效而广之,名为《客难》。托古慰志,疏而有辨。”参见:刘勰

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254页。

⑧

沈约《注制旨连珠表》云:“窃寻连珠之作,始自子云。”即认为连珠源自汉代扬雄。参见:欧阳询《艺文类聚》卷57,第1039页。《文心雕龙》将

连珠与对问、七等并入汉代以来的“杂文”。参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193ꢊ195页。而箴、铭之类虽言源起于远古,实兴于汉

季。参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254ꢊ256页。

154

力之ꢃ阳欣ꢃ《文选》收录《毛诗序》探论———兼论《文选》“序”文的收录标准

与赞评齐行;铨文,则与叙引共纪。故议者宜言;说者说语;传者转师;注者主解;赞者明意;评者平理;序者次事;

引者胤辞;八名区分,一揆宗论。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①在上述表述中,刘勰把“释经”之“传注”一

类以及“铨文”之“叙引”一类都归为“论”体,以为“论如析薪,贵能破理”②。其中刘勰特别把“述圣通经”作为“论家

之正体”:“至石渠论艺,白虎通讲;聚述圣言通经,论家之正体也。”③又将《毛诗诂训传》等注释一类归为“解散”之

“论体”,如《文心雕龙·论说》云:“若夫注释为词,解散论体,杂文虽异,总会是同;若秦延君之注《尧典》,十余万

字;朱普之解《尚书》,三十万言:所以通人恶烦,羞学章句。若毛公之训《诗》,安国之传《书》,郑君之释《礼》,王弼

之解《易》,要约明畅,可为式矣。”④可见,刘勰将本为经籍传注类的《毛诗序》、《尚书序》等视为“论”———不是说

“序”就是“论”,而是认为部分“序”甚有“论”味。《毛诗序》等三篇经籍序本为述经之作,又可独立成篇,当然可视

为“解散”之“论体”。故刘勰将释经“传注”类中的序文与铨文之序归为“论”体,并总其特点为“弥纶群言,而研精

一理也”,可见当时人们已视两者为近同———当然,亦限于近同。而萧统把“序述”、“赞论”等“各以汇聚”、“以类相

从”,又在“序”类中将经籍序与文集序以次相从,亦可谓渊源有自矣。

刘勰“序者次事”观念亦源于儒家思想。“序者次事”,即“序”主要内容为“次事”,即按事物特征或事件规律,

依次陈述事物,从而彰显之所以为“序”的理论方法,并由此探求其序次背后所蕴藏的思想意义。“序者次事”一类

或由事发论,或寓理于事,故亦可称为“论”。儒家传统历来重视“实事求是”,“是”即“事理”,是历史事实及其内在

规律的有机统一,而诠释“事理”的最好方式,就是在历史事实的陈述中排列其次序以直观地呈现,也就是说,中国

传统之“道”的阐释模式一般为历史事件的客观描述而非抽象的阐释。故孔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

事之深切著明也。”⑤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是最早的史传类序文,其序引述此言又推而广之,把《诗》三百篇

等视为圣贤发愤之作,认为其“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⑥。所谓“述往事、思来者”,即通

过叙述“往事”以阐明“道理”,冀其有益于后来人也。故“实事求是”、“以事言理”实为自孔子以来儒家学问的途径

方法。故此,后代亦认为有关学问的“序”文应“善叙事理”,如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引东莱(吕祖谦)之语云:“凡序

文籍,当序作者之意,如赠送燕集等作,又当随事以序其实也。”并认为:“序事之文,以次第其语、善叙事理为上。”⑦

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认为“序”体有二:“一曰议论,二曰叙事”⑧。萧统亦有以己序作“论”者,如《文选序》中所云

“尝试而论之曰……”,其“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之言,“事”与“义”并举,亦寓有“言理”即“议论”之意。由此考

察《文选》所收序文,其中多篇序文特别是三篇经籍序尤重“事”、“义”,尤近于“论”。如《毛诗序》论“诗言志”、“风

雅”之义,深具文学理论意义(详前),被推为“千古论诗之祖”。而《尚书序》主要论典籍的生成历史:“古者伏牺氏

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⑨此亦为《文选序》直接征引。《尚书序》又云:“书

序,序所以为作者之意。”ꢇꢆꢈ亦有论述序体之义。《春秋左氏传序》则论《春秋》述作之由,发明《春秋》义例:“故发传

之体有三,而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显……二曰志而晦……三曰婉而成章……四曰尽而不污……五曰惩恶而

劝善……推此五体以寻经、传,触类而长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伦之纪备矣。”ꢇꢆꢉ其他序文亦有

论,如皇甫谧《三都赋序》论赋体之源流,可视为文体论:“古人称不歌而颂谓之赋。然则赋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

弘体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极美;触类而长之,故辞必尽丽……周监二代,文质之体,百世可知。故

孔子采万国之风,正雅颂之名,集而谓之《诗》。诗人之作,杂有赋体。子夏序《诗》曰:一曰风,二曰赋。故知赋者,

古诗之流也。”ꢆꢇꢋ故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云:“皇甫谧《三都赋序》、左思《三都赋序》、卫权《三都序略解序》、

①

②

③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326ꢊ327页。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328页。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327页。按:此句各本多有不同,如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作:“至石渠论艺,白虎讲聚,述圣通经……”参

见: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674页。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328页。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版,第10册,第3297页。

司马迁《史记》,第10册,第3300页。

吴讷、徐师曾《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第42页。

吴讷、徐师曾《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第135页。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5册,第2031页。

ꢆꢇꢈ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5册,第2033页。

ꢆꢇꢉ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5册,第2035页。

ꢆꢇꢋ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5册,第2037ꢊ20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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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刘逵《蜀都吴都赋注序》,推论赋体之起源,与汉儒‘铺陈’之训,宛为符合。”①陆士衡《豪士赋序》则引《周易》、《诗

经》、《尚书》、《左传》、《老子》等经典之义以敷畅成文,深得六经之旨。其开篇即云“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

不一”,“循心以为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务者系乎彼”②,然后以古代圣贤之事以证之,指出“豪士”必识天道时势,

功成引退,故能全身远害,所谓“节弥效而德弥广,身逾逸而名逾劭”③。而任昉《王文宪集序》在于品评人物,既记

叙其人,又因之发论:“公在物斯厚,居身以约。玩好绝于耳目,布素表于造次。”“公乘理照物,动必研机。当时嗟

服,若有神道。岂非希世之隽民,瑚琏之宏器?”④等等,可知萧统《文选》所收序文,“事义”先于“文辞”,“沉思”先于

“

翰藻”,近乎《文选序》所云之“论”者。因“序”与“论”相近,故皆有“守正”之要求,即亦应“征圣”、“宗经”,持守儒

家“正道”思想。

由上所述,亦可见魏晋以来士人崇尚讲论风气亦流及文体。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论宋齐梁陈文学

特征之一为“士崇讲论,而语悉成章也”⑤。魏晋时期士人擅长清谈,而“晋宋之际,宗炳之伦,承其流风,兼以施于

讲学。宋则谢灵运、瞻之属,并以才辩辞义相高,王惠精言清理……迄于梁代,世主尤崇讲学,国学诸生,惟以辩论

儒玄为务,或发题申难,往复循环,具详《南史》各传。用是讲论之词,自成条贯,及笔之于书,则为讲疏、口义、笔

对,大抵辨析名理,既极精微,而属词有序,质而有文,为魏、晋以来所未有。当时人士,既习其风,故析理之文,议

礼之作,迄于陈季,多有可观,则亦士崇讲论之效也。”⑥梁代士人讲论风气尤盛,萧氏父子亦崇讲论之风,如梁武帝

常与人辩论,沈约《武帝集序》称其“善发谈端,精于持论,置垒难逾,推锋莫拟”⑦,其作《五经讲疏》、《毛诗发题序

义》等应属于讲论一类,其概“以辩论儒玄为务”,亦具有“辨析名理,既极精微”的论说特点。而昭明、简文年幼即

已登堂讲经,二人于经学皆有所成,亦可谓是“经学洽博”的学者,当受经学讲论风气的影响。故萧统将《毛诗序》

等序文与“论”相类,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论”体的认知和推崇。

五ꢃ结语

综上,萧统编《文选》当深受家族著述传统影响,其选入《毛诗序》并于《文选序》中直接称述其语,不但因该序

在经学上处于重要地位,也因其在序体上的首创意义及其深具的文学理论意义。与此同时,是序还“独立成篇”而

“单行”。据此可推知《文选》编纂应受《毛诗序》诗学思想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有云:“盖《文心》之作也,本乎

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

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⑧以此观昭明《文选》的编次体例,其将赋、诗、骚等各文类依次汇聚、以类相从,或取法

于《诗》、《书》、《春秋》等经典著作之顺序,寓有赓续经典的意味,也体现出一定的“征圣”、“宗经”思想。其中“序

述”、“赞论”之类文体,“各以汇聚”又“以类相从”,体现出“缘起条贯”⑨、取类经典的特点,在一定意义上表明昭明

亦具有《文心雕龙》“原始以表末”所彰显的文学发展观念及文体溯源的意识。考察《文选》所录三篇经籍及其他序

文,可知所收多为久负盛名的独立篇章,表明昭明深具“篇什独立”的文学文体意识,体现出其在选文上“动态”地

对待不同文类的独特选编思想。综观《文选》“序”类所收序文,其“事义”、“沉思”先于“文辞”、“翰藻”,有近于“论”

体者,于当时“文学”深有影响,这反映出当时人们对“论”体的认知和推崇。故昭明之《文选》,在某种程度上亦体

现了类似《文心雕龙》“选文定篇”、“敷理以举统”的学术思想。因此,或可以说,《文选》收录《毛诗序》,更多源于萧

统内心思想的自觉及其清醒的文体意识,而非受外力因素的影响。

[责任编辑:唐_ꢃ普]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程千帆等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71页。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5册,第2043页。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5册,第2047页。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5册,第2081、2082ꢊ2083页。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第98页。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第99页。按:引文中“谢灵运”之“运”,原误作“远”。

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第269页。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727页。

郭殿忱、陈劲松《论<文选>之序体》,《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第26页。

156

第51卷第1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

SocialSciencesEditionꢂ

024年1月

Vol51ꢀNo1

Januaryꢀ2024

上海外国资本家与中日冲突之演变

(

₉₃₁_ꢊ₁₉₃₂)

马建凯

ꢃꢃ摘要:20世纪30年代初,外国资本家已成为上海权势结构的组成部分。关于他们在中日冲突中的行为,世间

流传着非黑即白的脸谱化认知。回归历史现场,他们的行为具有多歧性,其真实想法是渴望消弭抵货运动,维系特

权。抗战不仅是民族国家的博弈,也是阶级的相互作用。外国资本家的集体意识,源于其双重社会存在。作为治

外法权造就的贵族,他们为特权而欲打压中国群众运动;作为先觉的资产阶级,他们又将现代价值带给民众;而初

觉的中国平民,发动抵货,戳中其软肋。恰如马克思所论,他们陷入困局,钱包、王冠不可兼得。民众继续抵货,他

们不愿放弃其一,遂诉诸速战速决的武力。此相互作用,即中日冲突有限暴力化、有限损华化的社会根源之一。

关键词:上海外国资本家;阶级斗争;中日冲突;“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

DOI1013734ꢄjcnki1000-531520240701

收稿日期:2023-03-09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费吴生与20世纪共济会在华活动研究”(19CGJ03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马建凯,男,河北邯郸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E-mailꢅ876383130@_q_qcom。

恩格斯指出,“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①。由是观之,抗日战争史既是政治军事史,也是社会革命史。

抗日战争不仅是一个民族国家对另一个民族国家的侵略与后者对前者的反抗,还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

压迫、剥削乃至消灭以及后者对前者的反抗。此推论虽过于强调阶级对立,但给予学界一个提示,即从唯物史

观出发,广义的抗战史可诠释为社会各阶层间激烈地相互作用的历史。有感于中国近代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

书写过于强调民族国家政府间的外部博弈,有学者指出,“外来侵略者”或“外国在华存在”通过条约体系“内化

为中国权势结构”的“一部分”或“直接组成部分”,“这些西方代表在中国表述着‘西方’却又不完全等同于‘西

方’”②。有鉴于此,通过对“外国在华存在”的“在地化”研究,恰可有助于呈现中国抗日战争及日本侵华战争作

为阶级间相互作用的社会革命面相。

上海外国资本家执掌着上海外国社区和贸易往来,无疑是近代列强重要的在华存在③。在“九一八”事变至

“一·二八”事变期间,其中的英国资本家较为强势,而美、日次之。对于上海外国资本家在此一时期中日冲突

的因应,学界尚无深入的专题研究。表面上看,相较于上海日侨中下层,日本资本家在此时期的中日冲突中似

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版,第360页。

②

③

罗志田《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11页。

关于资本家的历史描绘,往往带有污名化的色彩。本文取价值中立的立场,将外国资本家目为支配上海工商业界的大商人,如英美烟草集团

(BritishAmericanTobacco)、沙逊洋行(DavidSassoon&SonsCom_pan_y)、美孚石油公司(StandardOilCom_pan_y)、纽约城市银行(Cit_yBank

ofNewYork)、三井物产、日清汽船、日本棉花等大公司的在沪负责人。参见:埃德加·斯诺《旧中国的上海和一二八抗战》(1933年),埃德

加·斯诺《斯诺文集3:为亚洲而战》,宋久、柯南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348、354页;欧内斯特·O.霍塞《出卖上海滩》,周育民译,上海

书店出版社2019年版,第100ꢊ106、200ꢊ201页。

15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无明显的战争责任,学界由此多重点阐述中下层日侨在冲突中的角色尤其是对中国民众的暴行①。也有少数著

作较多论及日本资本家,给予笔者一定启发,但皆重点阐述此时期日本资本家与中下层日侨、日本政府之间的

关联,而未注意到其与欧美资本家的联结②。就上海英、美资本家而言,学界多以英、美政府视角,阐述英、美势

力对中日冲突的因应,并重点述论其战争责任③,在此大叙事下,间或提及资本家的作为④。部分研究上海公共

租界工部局或外侨集体的著作,对此问题有一定的阐述,对笔者也有所启示⑤。

基于上述研究现状,通过对中、日、英、美四方史料的梳理,本文尝试借鉴传统革命史中的阶级分析法,以上

海日、英、美资本家为中心,研析“九一八”事变至“一·二八”事变期间侨沪外国资本家的社会角色。本文尝试

先考索外国资本家作为一个阶层的集体动向,即有关中日冲突的集体行为,然后辨识诸般行为背后的集体意

识,并探究这些意识所反映的社会结构及其经济要素。值得注意的是,笔者无意就此进行理论形塑,更无意以

政治话语代替事实逻辑,仅期望对相关阶层的历史表述由了解之同情达同情之批判,还原更多历史面相,略陈

管见,以求教方家。

一ꢃ两副面孔

933年

,中日冲突的亲历者埃德加·斯诺(_E_d_g_a_r_S_n_o_w)是这样描绘中日对抗中的上海外国资本家的:“九

一八”事变前,公共租界工部局中的上海外国资本家“特别想使租界获得永久性的地位”,“并把它扩大到邻近的

中国地界里去”,“宣布为‘自由市’”和“外国保护下的永久非军事区”。在事变后,他们把日本海军将军盐泽看

作“救世主”,“鼓励了这个年老性急的海军将军去犯这致命的错误”⑥。亲历者欧内斯特·O.霍塞(EmestO.

Hauser⁾^也^如^此^描^摹^:^“^现^在^,^十^九^路^军^的^实^在^压^力^又^增^添^了^南^京^政^府^的^外^交^压^力^,^大^班^们^真^的^害^怕^极^了^。^大^概

是应该有什么人给中国人一个教训的时候了。”“日本似乎尤其适合实施这个教训的了。”⑦两篇追述,同一面孔。

斯诺与霍塞皆记述了上海外国资本家在中日冲突期间鼓动日本发动战争,借以捍卫条约权利的行为。该叙事

塑造了一个脸谱化的形象,即积极反华、崇尚暴力的外国资本家,为后世所因循⑧。然而,有关此时期上海外国

资本家的行动,时人不仅有全负面的记述,也有不少全正面的记述,后者虽不如前者流行,却与之形成强烈反

差。

同样亲历事变的上海传教士费吴生(Geor_geFitch),如此追忆上海外国资本家的行为:“一·二八”事变后,

上海外国资本家经由扶轮社(Rotar_yClub)“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旨在终止战争”,由两名日商牵头,“他们

地位很高,诚恳且有才干”⑨。副社长、英商哈里斯(E.F.Harris)也投身其间ꢆꢇꢈ,出力甚多。须知,上海扶轮社为

跨国商人团体,高阶成员多为侨沪大商人ꢇꢆꢉ。这一记述同样存在辅证。当时的上海西文报刊报道称,“九一八”

事变后,上海扶轮社便呼吁国际扶轮社“促进和平”ꢇꢆꢋ。“一·二八”事变后,该社积极寻求“停止中日敌对行动”,

①

②

③

如周丹(DonaldA.Jordan)《一九三二年淞沪战争中的日本平民》,杨恒生译,蒋永敬、张玉法等编《近百年中日关系论文集》,台北“中华民国”

史料研究中心1992年版,第333ꢊ340页。

如高纲博文《近代上海日侨社会史》,陈祖恩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98ꢊ99页;陆伟《日本在沪资产阶级与一二八事变———九一八

事变前后的上海商工会议所》,《上海党史研究》1997年第4期,第12页。按:高纲博文著作中的“会社派”日侨的领导者,即为日本资本家。

具有代表性的有:吴景平、赵哲《评美国对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的态度———兼析“史汀生主义”的提出及局限性》,《抗日战争研究》1993

年第3期,第43页;DonaldAJordanꢀChinaꢄsTrialbyFireꢁTheShanghaiWarof1932ꢁAnnArborꢅTheUniversityofMichiganPressꢀ

2001ꢂꢀ235-236

④

如赵岚曾论及上海英国资本家对日本侵沪的支持,参见:赵岚《“九·一八”事变后英国、国联对日政策演变》,《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014年第5期,第119页。

⑤

如朱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与一·二八事变》,《上海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8月,第212页;RobertBickersꢀ

BritaininChinaꢁManchesterꢅManchesterUniversityPressꢀ1999ꢂꢀ149-150

⑥

埃德加·斯诺《旧中国的上海和一二八抗战》,埃德加·斯诺《斯诺文集3:为亚洲而战》,第355、356页。

欧内斯特·O.霍塞《出卖上海滩》,第209页。

⑦

⑧

⑨

如朱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与一·二八事变》,《上海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研讨会论文集》,第220页。

My80YearsinChinaꢀHarvard-YenchingLibraryꢀHarvardUniversityꢀCambridgeꢀMassachusettsꢀFilesofGeorgeAshmoreFitchꢀFile

21-1

ꢆꢇꢈ《费吴生战时日记》,姜良芹主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费吴生夫妇档案汇编》第1册,马建凯编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

版,第28ꢊ29页。

ꢆꢇꢉꢍRotaryClubHereSpends$48ꢀ000inAidingLocalRefugeeꢀMedicalReliefꢀꢎTheChinaPressJanuary25ꢀ1938

ꢆꢇꢋꢍHowLittleAmericaKnowsofCultureofOrientꢀꢎTheShanghaiTimes October9ꢀ1931

158

马建凯ꢃ上海外国资本家与中日冲突之演变(1931ꢊ1932)

并“募集1950美元,用于救济中国难民”①。相关社员代表为“四个头脑冷静的商人”,“工作得非常和谐”②。在

此叙事中,上海外国资本家似乎又成了冷静持重、热爱和平的集体③。他们在中日冲突中究竟有哪些作为,展现

何种姿态,已混沌不清。

上述两种叙事都基于线性单调的行动,塑造了脸谱化的形象。其价值判断的准绳也十分浅显,与今人差异

不大,即反华与否,支持战争与否。前者措意于冲突影响力的横向维度,揭橥资本家与冲突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后者系由时间递进的纵向维度勾辑资本家与冲突扩大或缩小的联系。回归历史现场,分而观之,无论在冲突影

响,还是冲突的规模嬗变方面,侨沪各国资本家的行为均较为复杂,甚或自相矛盾,并非黑白分明。

整体来讲,日本资本家纵向维度上的助战与横向维度上的冲突受害者形象似皆证据确凿。1933年,日本资

本家编纂了自述性质的纪实报告《昭和七年上海事变志》。通览该书可知,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事变,

在沪日本资本家大多始终呼吁对华强硬,且大力支援沪战中日军的“后勤”④。日本外交文件也显示,受中下层

日侨鼓动,日本资本家也主张“强硬论”,极大地推进了日本海军发动事变的行动⑤。与此同时,《昭和七年上海

事变志》称日本资本家是冲突的“受害者”,他们自身产业乃至人身安全处于危机之中,还要援助与救护中下层

日侨⑥。西文报刊同样描述了此时期日本资本家的窘迫⑦。部分日本资本家一边助战、助己,一边还援助此时

期的中国难民。在1945年仓皇撤离时,三菱公司所属明华糖厂厂长喜多村贯二,不慎将其日记遗落中土。该

日记的记载颇为吊诡,其中称此时期他曾两度收到“感谢信”:一个系沪战日军所授,表彰他作日军的“后援”;另

一个系沪战中国难民所授,感谢他释放被日军“误捕”的中国平民⑧。日清汽船在沪董事、日商领袖米里纹吉与

喜多村相类似。万宝山事件后,米里纹吉便发动、代表日侨呼吁对华强硬⑨;同时,他也积极援救此时期中国长

江流域的洪灾难民ꢆꢇꢈ。

《昭和七年上海事变志》塑造了日侨为租界战斗却不为西方所喜的孤勇者形象,英国资本家对日本军事行

动感到“欣慰”,但出于“嫉妒心”而表露出反日情绪,美国资本家则大肆表态反日ꢆꢇꢉ。既有研究及英国外交文件

均显示,此时期英国资本家确曾持续向英政府呼吁维持在华特权,沪战后频频劝说政府借战争“调整各种问

题”ꢆꢇꢋ。总体上看,英国资本家似无公开反日的言辞,却有高调攻击中国民众运动、看似为日军辩解的表示ꢆꢇꢌ。

英国资本家中有无反日暗潮,姑且存疑,但他们在反华的同时也有部分亲华行为,如捐助上海市政府的“战后重

建”ꢆꢇꢑ。日军侵华引起美国国内乃至上海美国传教士、知识人等群体的反日声浪ꢒꢇꢆ。“九一八”事变后,美国资本

家确曾暗中向美政府抗议日军在东北的破坏ꢇꢆꢓ,但在公开场合,受美国资本家控制的上海美国商会,仅发出两次

恪守中立的声明ꢆꢇꢔ,此外并无明显集体表态。日方的反日记录,概为草蛇灰线,暂且不论。

①

ꢍRotaryUnabletoPreventWarꢀꢎTheChinaPress February26ꢀ1932

②

ꢍEffortsofRotaryforPeaceꢀꢎTheShanghaiTimes February26ꢀ1932

③

④

⑤

管玉婷、陈蕴茜《民国时期中国扶轮社发展初探》,《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第156页。

上海居留民團編『昭和七年上海事変誌』、芦泽印刷所昭和8年(1933)印行、第40、193、442頁。

「上海居留日本人の強硬論の海軍側への影響について」、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満州事变』第2巻第1册、昭和54年(1979)发行、第43

ꢊ44頁。

⑥

上海居留民團編『昭和七年上海事変誌』、第84ꢊ86、301ꢊ303頁。

⑦

ꢍTheBoycottꢀꢎSouthChinaMorningPostOctober22ꢀ1931

⑧

⑨

《昭和七年上海事变明华日记》,上海市档案馆:资源委员会中央化工厂筹备处档案,档号Q42-1-866,第9ꢊ94页。

上海居留民團編『昭和七年上海事変誌』、第39頁。

ꢆꢇꢈ《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委员姓名录》,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732:社会·社会救济》,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ꢆꢇꢉ上海居留民團編『昭和七年上海事変誌』、第719ꢊ720頁。

ꢆꢇꢋSirM LampsonꢁShanghaiꢂtoSirJSimonꢀDocumentsonBritishForeignPolicy1919-1939DocumentsonBritishPolicyOverseasꢂDB-

POꢃꢀF2454ꢄ65ꢄ10ꢏRobertBickersꢀBritaininChinaꢁManchesterꢅManchesterUniversityPressꢀ1999ꢂꢀ149-150

ꢆꢇꢌꢍADisastrousYearꢀꢎSouthChinaMorningPost May6ꢀ1932

ꢆꢇꢑꢍShanghaiLoanꢀꢎSouthChinaMorningPost November16ꢀ1932

ꢆꢇꢒꢍ100AmericansinShanghaiAppealtoBorahAgainstJapanꢐsꢗInhumanityandStupidityꢐꢀꢎNewYorkTimes February13ꢀ1932

ꢆꢇꢓTheConsulGeneralatMukdenꢁMyersꢂtotheMinisterinChinaꢁJohnsonꢂꢀForeignRelationsoftheUnitedStatesDiplomaticPapers

ꢂFRUSꢃ1931TheFarEastꢀVolⅢꢁWashingtonꢀD CꢅU SGovernmentPrintingOfficeꢀ1954ꢂꢀ118-125

ꢆꢇꢔꢍShanghaiAmericanTradeLeadersInsistonMaintainingOpenDoorꢀꢎNewYorkTimesꢀJanuary25ꢀ1932ꢏꢍBusinessAsUsualAskedby

AmericansꢀꢎTheChinaPress February28ꢀ1932

15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分而观之,可窥见各方各自的主观行为及层累的外国资本家整体形象,但并不能呈现既存权势结构规训与

限制下资本家的纵横捭阖。依循相关共同体合而观之,或许更能突出他们作为一个阶层的真实样态。

前述两种叙事为寻觅资本家在共同体中的集体作为提供了线索,不难发现,两者主要依据公共租界工部

局、扶轮社、上海自由市计划的相关事项归纳上海外国资本家的行为。公共租界为外国资本家聚居之地,其工

部局号称上海外国资本家掌控的“上海市政府”,扶轮社为外国资本家参与程度最高的民间团体①,上海自由市

计划的发动者即工部局董事、扶轮社社员、各外国商会会员。工部局象征着外国资本家的官方机构,扶轮社象

征着他们的民间组织,自由市计划的发动者象征着外国资本家官方与民间组织的结合。依此三条线索觅踪,应

是兼具概括性、代表性的选择。笔者也尝试依循三大共同体爬梳上海外国资本家的集体行动,力求全面辩证地

呈现他们的作为。

如众所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是工部局的权力核心。是时,董事会名额以英商最多,官阶最显,而

美、日次之。通过对董事会会议录及相关外交文件、报刊的整理,可以发现,若依前述反华与否、支持战争与否

的价值准绳,董事会中的外国资本家确有诸多不当行为。

“

九一八”事变后,董事会采取了打压反日群众运动的举措②,并绕过中方擅自制定有损中国主权的租界防

御计划,为日军以防卫租界为名发动战争提供了口实③。董事会试图借力打力,以事变为召开一次中国政府和

各主要的、与此事有关系的西方国家参加的对华协商租界事项会议的“良好时机”④,后因驻沪领事反对而作罢。

“

一·二八”事变后,董事会纵容日军以租界为侵华基地⑤,试图压制有关租界的反日报道⑥,公开抨击中国法

院⑦。

论及以董事会为代表的上海外国资本家在此中日冲突时期中的作为,前人多集中于阐述其推动战争的行

动⑧,部分著作甚至以“邪恶”二字概括其行动性质⑨。平心而论,若依前述价值准绳,董事会中的外国资本家也

有诸多正面行为,即保持中立、维系和平,甚或亲华的行动。

“

九一八”事变后,董事会曾压制日侨的反华集会ꢆꢈꢇ,提醒日军不要进行特别的军展ꢆꢉꢇ。“一·二八”事变发

生时,董事会也同驻军执行了前述防御计划,但与中方有所协商,并对日军进行强烈谴责。霍塞称,面对日军利

用租界,大班们“看得目瞪口呆”,“也不公开指责日本的粗暴行径”ꢋꢇꢆ。其记述较为准确,董事会确未曾公开谴责

日本ꢆꢇꢌ。在霍塞的叙事中,此迹象似更坐实外国资本家的帮凶角色。然则从相反的角度考量,在暗箱操作的层

面,董事会频频抗议日军,似也能说明其与日军并无太多私下的勾结。

美商政治代表、董事会总裁费信惇(Stirlin_gFessenden)为董事会的战争责任辩诬称,其他军队防卫租界,

有些许侵占华界时,均向中国市长沟通;而28日日军侵略闸北时,他曾质问日方“为何进行这种占领”,但并未

得到清晰答复ꢆꢇꢑ。以上即费信惇向美国领事的剖白,或许仅系其推咎之辞。英美外交文件同时记录,事变后不

①

ꢍSevenNationalitiesAmongRotaryClubOfficersꢀꢎTheShanghaiTimes April2ꢀ1932.

②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关于<1932年上海中日武装冲突>的备忘录》,戴逸主编《中国近代史通鉴(1840~1949)》第8册,红旗出版社1997年

版,第908页。

③

MrBrenanꢁShanghaiꢂtoSirJSimonꢀDBPOꢀF2569ꢄ1ꢄ10;《淞沪抗日战斗详报》(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防部史政局和战史编纂

委员会档案,档号七八七\\7073,第7ꢊ8页。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2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85页。

《淞沪抗日战役史材》(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防部史政局和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档号七八七\\7070,第56、88页。

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25册,第504页。

TheConsulGeneralatShanghaiꢁCunninghamꢂtotheSecretaryofStateꢀFRUS1932 TheFarEastꢀVolⅣꢀ628-629

如张智慧《“一·二八事变”与上海“自由市”计划始末》,《学术月刊》2011年第8期,第148ꢊ149页。

朱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与一·二八事变》,《上海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研讨会论文集》,第217页。

ꢆꢇꢈTheConsulGeneralatShanghaiꢁCunninghamꢂtotheSecretaryofStateꢀJanuary22ꢀ1932ꢀFRUS1932TheFarEastꢀVolⅢꢀ47

ꢆꢇꢉTheConsulGeneralatShanghaiꢁCunninghamꢂtotheSecretaryofStateꢀOctober12ꢀ1931ꢀFRUS1932 TheFarEastꢀVol Ⅲꢀ163-

164

ꢆꢇꢋ欧内斯特·O.霍塞《出卖上海滩》,第217、218页。

ꢆꢇꢌ《淞沪抗日战役史材》(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防部史政局和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档号七八七\\7070,第56页。

ꢆꢇꢑMrBrenanꢁShanghaiꢂtoSirJSimonꢀDBPOꢀF2569ꢄ1ꢄ10

160

马建凯ꢃ上海外国资本家与中日冲突之演变(1931ꢊ1932)

久,董事会曾“针对日军扰乱租界职能及随即而来的粗鲁、残暴行为表示最强烈的抗议”①。防御计划的存在,已

可判定他们的战争罪责无法开脱。但是,由上述记载可见,他们对日军、战争的支持程度有待商榷。至少可以

说,他们并未支持日军杀害平民、利用租界发动战争以及以之作为作战基地。

可佐证上列判断的是,“一·二八”事变后,董事会频频向日本方面、列强驻沪领事抗议日军杀害“无辜平

民”,破坏租界中立原则②。同时,身为日本资本家和董事会日董的福岛喜三次、冈本乙一,在此类抗议中发挥了

一定作用。董事会尤为称颂福岛的功绩,认为其“和气”、“公正”、“不偏不倚”,为工部局同日军、日领事大力斡

旋③。言语间,福岛似有杰出外交家姿态。董事会还曾“捐款5万元”援助中国难民,设立“国际委员会”抵制日

军“非法逮捕”行动④,协助上海市政府处理“闸北对上海公共卫生的威胁”⑤。对于租界及附近中国人的失业问

题,董事会还声称给予“最认真的考虑”⑥。

董事会因应中日冲突的行为,透露出外国资本家行动的多歧性。无独有偶,由董事会长期参与的上海自由

市运动,也透露出外国资本家行动的繁复。上海自由市计划由来已久,目标在于扩大租界权限,以自由市为口

号,以召开各国代表参加的圆桌会议为形式,具体规划包括组建国际中立区、国际法庭等。若依前述价值标准,

上海自由市主张无疑是不正当的,严重侵犯中国主权。“九一八”事变至“一·二八”事变期间,该行动较沉寂,

“

一·二八”事变后方重启。或因支持力量较为复杂,学界对“一·二八”事变后英、美、日政府对此主张的应对

多有论述,但对民间之暗流涌动则语焉不详⑦,上海外国资本家在其中扮演的不同角色仍未厘清。

一·二八”事变后,民间的上海自由市运动,经历了由秘密转向公开的过程。起初,随着中日停战,英、美、

“

日资本家以商会、董事会等为发声平台,向英、美、日政府呼吁或另起炉灶,或于停战协定中加入自由市规划的

内容⑧。此暗流集中于1932年3、4月间,形式较隐秘,社会舆论尚未察觉。之后,一本颇具神秘色彩的“小册

子”开始在上海传播,封面标有“私人机密”,但无任何署名。有媒体猜测,此册子应“与某些外国房地产公司有

联系”,新上任的工部局董事、泰隆洋行(Barlow&Co.)经理贝尔(A.D.Bell)当时有类似讲话⑨。神秘氛围笼罩

在上海社会,人们似乎知道外国资本家与此事有关,但又不能确定。

₁₉₃₂_年₅_月,一封同样标有“机密”字样的信函,不幸被报刊捕获,上海自由市运动被迫揭开。该信系英国

资本家执掌的英居民协会(BritishResidentsAssociation)发给各在沪外国商会的信函,信中请求各外国商会提

请各国政府召开圆桌会议,“以确立上海的地位”。有西方记者揣测,种种迹象表明,英国人之率先提议与日本

资本家及政府有一定关联,双方可能同谋ꢇꢆꢈ。此推断固然符合双方行为趋向,但直至今日,未见有直接证据可证

明英居民协会起初便与日本人合谋。该信披露后,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国舆论“强烈抵制”,各方媒体纷纷探求

各大商会的回应,但所得消息似乎令好事者失望。各商会中除日本商会“决议通过”,其余均保持沉默,似有不

赞同之意ꢆꢇꢉ。因此,中方舆论判定,此时的上海自由市计划,在外国商界也不得人心ꢆꢇꢋ。

₁₉₃₂_年₆_月,形势发生反转,令人猝不及防,似又在意料之中。由英商执掌的上海外国总商会打破沉默,发

①

MrBrenanꢁShanghaiꢂtoSirJSimonꢀFebruary17ꢀ1932ꢀDBPOꢀF2795ꢄ1ꢄ10ꢏTheConsulGeneralatShanghaiꢁCunninghamꢂtothe

SecretaryofStateꢀJanuary30ꢀ1932ꢀFRUS1932TheFarEastꢀVolⅢꢀ116

②

TheBritishEmbassytotheDepartmentofStateꢀFebruary2ꢀ1932ꢀFRUS1932 TheFarEastꢀVolⅢꢀ198-199ꢏTheConsulGeneral

atShanghaiꢁCunninghamꢂtotheSecretaryofStateꢀFebruary9ꢀ1932ꢀFRUS1932TheFarEastꢀVolⅢꢀ258

③

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25册,第501、502、530、570页。

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25册,第538、501ꢊ502、507ꢊ508页。

④

⑤

⑥

⑦

TheConsulGeneralatShanghaiꢁCunninghamꢂtotheSecretaryofStateꢀMarch11ꢀ1932ꢀFRUS1932TheFarEastꢀVolⅢꢀ566-567

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25册,第521页。

如王敏论及此问题,仅以外侨集体概之。参见:王敏《上海何去何从? ———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英美的“上海问题”政策》,《近代史研究》2014

年第5期,第116ꢊ117页。

⑧

TheSecretaryofStatetotheMinisterinSwitzerlandꢁWilsonꢂꢀatGenevaꢀMarch7ꢀ1932ꢀFRUS1932TheFarEastꢀVolⅢꢀ526-527ꢏ

SirM LampsonꢁShanghaiꢂtoSirJSimonꢀMarch5ꢀ1932ꢀDBPOꢀF2166ꢄ1ꢄ10

⑨

ꢍTheꢗIndependent-Free-CityStateꢐSchemeforShanghaiꢀꢎTheChinaWeeklyReview April23ꢀ1932

ꢆꢇꢈꢍWoodheadꢐsSchemeforMakingShanghaiꢗSafeꢐꢀꢎTheChinaWeeklyReview May28ꢀ1932ꢏꢍNorwayChamberBacksBritishonShang-

haiStatusꢀꢎTheChinaPress May22ꢀ1932

ꢆꢇꢉꢍWoodheadMovetoAlterShanghaiStatusRunsintoHornetꢐsNestꢀꢎTheChinaPress May20ꢀ1932

ꢆꢇꢋ《英侨协会进行之圆桌会议》,《民报》1932年5月25日,第2版。

16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表声明,“强烈支持”英居民协会①。各大商会的真实态度,也浮出水面。虽然相关商会的会议仍是秘密举行,但

已有不少消息传出,“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和荷兰的商会都支持这项决议”②。中方舆论也意识到了这

一点③。各外国商会纷纷出动,看似声势不小,但最终仍以列强政府未能达成一致而失败④。

在这次自由市运动中,英国资本家最为卖力,而日本资本家次之,美国资本家貌似仅系附和。更有甚者,美

商政治代表费信惇,公开发声反对自由市计划,称其“不切实际”,“会构成对中国国家主权的侵犯”⑤。费信惇的

反对有迎合中国舆论之嫌。但从美国外交文件中可见,费信惇确曾向美国领事提出类似函件,其反对并非官样

表态⑥。

工部局董事会犹如上海外国资本家操控的官方机构,与之相对应的是,上海扶轮社则犹如他们操控的民间

组织。依凭前述价值标准,关于扶轮社与中日冲突的研究,较多强调其正当行为,即救护难民、呼吁和平的行

动⑦。毋庸置疑的是,上海扶轮社确曾致力于终止敌对、援救难民,并博得美名。如前所述,“九一八”事变后,该

社曾致函国际扶轮社,希望其运用影响力终止中日对抗。

^“一·二八”事变后,上海扶轮社又试图制止战争。由哈里斯、美房地产商休·桑德尔(_H_u_g_h_S_a_n_d_o_r)、日棉

纺厂协会会长船津辰一郎、日商务参赞横竹平太郎等组成特别委员会,向日本驻沪领事馆、上海市政府提出和

解请求⑧。该行动后因日军悍然进攻而失败。相关研究表明,该社对沪战难民的援助不止1950美元,与前述西

文报道似有出入,日商对此也有赞助⑨。部分身为社员的日商,还积极援助此时期长江的洪灾难民。在日、英商

人的协作下,该社也曾援救一些受日军或战火所困的中国难民。如同英、美报刊所载,当事人费吴生颇为赞赏

外国资本家在一系列扶轮社活动中的作为,声称各国商人在“九一八”事变后的表现实现了“促进相互理解、友

善和国际和平”的扶轮社精神ꢇꢆꢈ。在一片称赞声中,该社成员也有不少行为似乎越出费吴生叙事的轨道。依照

前述价值标准,正当的行为固然存在,不正当的行为也有很多。只不过,不正当的行为未有时人汇总,散乱无

章,不易察觉。

一位匿名的外国记者曾发出一番戏谑言论,称“有很多自称中国的外国朋友的人,在国外用最不合理、最武

断的方式抨击中国”,其所举实例便是“上海扶轮社一位杰出英国成员的言论”,该成员在国外宣称“满洲里应属

于日本”ꢆꢇꢉ。系杰出英国社员,又对东北问题颇有研究的上海扶轮社成员并不多,时任扶轮社副社长、曾亲赴东

北考察的哈里斯便是其中之一。当然,不能据此判定为和平事业奔走呼号的哈里斯就是记者抨击之人。但是,

哈里斯的行为,确有自相矛盾之处。如在工部局大会上宣称增加“土地委员会”华人权益时,哈里斯率先发声质

疑董事会决策ꢆꢇꢋ。他也曾准备代表英商参加圆桌会议,力求上海成为“自由港”ꢆꢇꢌ。

矛盾的是,同样为扶轮社和平事业奔走的船津,是所拟圆桌会议的日方代表。不仅如此,“九一八”事变后

的船津,似不主张和平解决中日争端。他作为在沪日商的代表,频频返回日本,声称民间反日运动已成“无形之

暴行”,希望日本政府采取“强硬手段”ꢑꢇꢆ。值得注意的是,船津如此,福岛亦如此。同时,身为工部局董事和扶轮

①

ꢍForeignChambersAskConsulsandMinisterstoHoldShanghaiParleyꢀꢎTheChinaPressJune2ꢀ1932

②

ꢍHoweverꢀOneOfficialAdmitsSanctionWasGivenꢀꢎTheChinaPressJune3ꢀ1932

③

④

《各国领事讨论圆桌会》,《国民导报》1932年6月5日,第2版。

MrIngramꢁPekingꢂtoSirJSimonꢀJune25ꢀ1932ꢀDBPOꢀF5095ꢄ1ꢄ10

⑤

ꢍTheFree-cityandDemilitarizedZoneIdeasareBoundtoFailꢀꢎTheChinaWeeklyReview June25ꢀ1932

⑥

⑦

⑧

⑨

TheConsulGeneralatShanghaiꢁCunninghamꢂtotheSecretaryofStateꢀFRUS1932 TheFarEastꢀVolⅢꢀ403-404

如刘本森《扶轮社与民国社会初探》,《民国研究》2013年春季号(总第23辑),第134、138页。

《费吴生战时日记》,姜良芹主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费吴生夫妇档案汇编》第1册,第28ꢊ29页。

刘本森《扶轮社与民国社会初探》,《民国研究》2013年春季号(总第23辑),第134页;马建凯《国际主义抑或人道主义:一·二八事变中的上

海扶轮社》,《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1年第4期,第76页。

ꢆꢇꢈꢍReliefShipSailsBacktoJapanwithSuppliesꢀꢎTheChinaPressSeptember29ꢀ1931;《费吴生战时日记》,姜良芹主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

燕京图书馆藏费吴生夫妇档案汇编》第1册,第8、17、29、30页。

ꢆꢇꢉꢍFalseForeignFriendsofChinaꢀꢎTheChinaWeeklyReview February27ꢀ1932

ꢆꢇꢋꢍMacnaghtenUrgesInternationalizingofLocalCourtsꢀꢎTheChinaPress April14ꢀ1932

ꢆꢇꢌ「上海を自由港」、『大阪毎日新闻』、昭和7年(1932)3月17日。

ꢆꢇꢑ「工人を挟んで工场闭锁? 罢业?」、『大阪毎日新闻』、昭和七年(1931)10月11日;《日商纱厂恐慌船津赴东京请愿》,《上海报》1931年10月

0日,第3版。

162

马建凯ꢃ上海外国资本家与中日冲突之演变(1931ꢊ1932)

社成员的福岛,也是圆桌会议的支持者①,曾致函日政府呼吁对华强硬②。

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事变,上海外国资本家群体的行动,并不全属于非黑即白的两副面孔之一。

在由各国资本家主观行动层累的形象中,他们既是冲突转化为战争的助力者,也是宣称中立的旁观者;既是试

图借冲突侵害中国主权的侵略者,又是援助难民、助华重建的人道主义者。在各共同体中,资本家集体影像的

自我矛盾之处更为突出。他们不仅是战争助力者、中立者,还是呼吁终止战争的和平主义者;不仅是侵略者、人

道主义者,还是反侵略的亲华者。如此一来,厘清他们行动中的真实动机,对于探索他们复杂行为的本质,更显

重要。卢卡奇称,“正是在暴力问题上,正是在阶级与阶级之间赤裸裸的生死斗争的情况下,阶级意识的问题才

表现为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③。中日冲突充满暴力,是毋庸置疑的。外国资本家的阶级意识或其他的集

体意识,可以为解释他们复杂、矛盾的行为提供一把密钥。

二ꢃ反战与否

依照前述时人价值准绳,无论在层累的视域下,还是在既有共同体中,上海外国资本家的行动均可归纳为

两组矛盾。一为反战与否层面,即有关资本家对冲突纵向演进的影响。他们看似主战,多有助日为虐的行动;

同时又宣称中立,乃至试图制止冲突,抵制日本人暴行。二为反华与否层面,即有关资本家对冲突横向影响的

作用。他们一边看似反华,力图趁火打劫,延长乃至扩大租界权益;一边又宣称反对借机侵害中国主权的行动,

援助中国难民,力促社会恢复。辨析这两组集体行为背后的真实动机,才能呈现外国资本家应对中日冲突行动

的本质,才能认清他们的真实面目。

在第一组矛盾中,工部局董事会扮演了重要角色。董事会曾擅自制定针对中方的租界防御计划。这一作

为的背后,是外国资本家对民族主义群众运动的极度警惕,对条约权利的眷恋。回归防御计划本身,其中称反

日群众运动充满暴行,“与近十年来中国发生的一切排外运动都有直接关系”,“致使两个民族间的冲突看来是

不可避免的了”,此一表述指向明显,即反日群众运动是针对日本人的暴行,也是针对所有外国人的暴行,是中

日冲突爆发的根源,言语间竟流露出一番唇亡齿寒之意,于是,防御计划防御的目标也很明确,即中国军队和

“

受共产主义或类似非法动机所驱使的半有组织的暴徒”④。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何日军大力参与防御计划,且

声称发动事变是防卫租界。

董事会视反日群众运动为战争渊薮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一·二八”事变后不久,总董麦克诺登(Ernest

_M_a_c_n_a_g_h_t_e_n₎宣称,“反日活动的罪行”受中国法院包庇,“无疑是导致闸北事件的原因之一”,该言论受到上海英

国新闻界的“强烈支持”⑤。这种对抵货等群众运动的恐惧,令“一·二八”事变前的英美资本家草木皆兵。故董

事会美董曾致函美国领事称,如果可以的话,将美政府所派一切武装力量都带来上海⑥。至于董事会是否安排

了日军侵沪,系一历史谜案。笔者认为,他们未直接参与策划,但有一定的附和思想,因为“一个阶级的利益能

得到实现的条件常常只有依靠最残忍的暴力”⑦。上海英国报人伍德海(Henr_yWoodhead)就是这样认为的,

^“要恢复治外法权只能依靠打仗,否则就只好让其民众回国了”⑧。₁

₉₃₃年,伍德海为其在冲突中的行为辩白,

通篇强调治外法权重要性时,无意间流露此言,透露出外国资本家对维系治外法权手段的认知,即无奈之下只

好作战。伍德海是上海英国资本家的政治代表,他的这一观点也很有代表性。

沪战后,董事会回忆制定防御计划的背景是,“五卅”事件以来,工部局的活动“受到极端的中国民族敏感性

的阻碍”,国民政府表示迫切希望废除治外法权后,立志排外的十九路军使“局面更为棘手”⑨。从这个意义上

①

②

《日方酝酿上海自由市之经过》,《上海报》1932年5月12日,第4版。

「在上海居留民関係」、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01978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戦前期外務省記録A門/保護、引揚及

避難関係第四巻/在留邦人保護、引揚、避難及被害関係。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章智、任立等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11页。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关于<1932年上海中日武装冲突>的备忘录》,戴逸主编《中国近代史通鉴(1840~1949)》第8册,第908、909、910页。

TheConsulGeneralatShanghaiꢁCunninghamꢂtotheSecretaryofStateꢀApril14ꢀ1932ꢀFRUS1932TheFarEastꢀVolⅣꢀ629-630

TheConsulGeneralatShanghaiꢁCunninghamꢂtotheSecretaryofStateꢀJanuary27ꢀ1932ꢀFRUS1932TheFarEastꢀVolⅢꢀ74-75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第111页。

伍海德(WoodheadꢀHGW)《我在中国的记者生涯:1902~1933》,张珂等译,线装书局2013年版,第136页。按:译者把英国人伍德海译

为伍海德。实际上,民国中文报刊多以伍德海称呼他,这或许系他自取或默认的中文名字。

⑨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关于<1932年上海中日武装冲突>的备忘录》,戴逸主编《中国近代史通鉴(1840~1949)》第8册,第917页。

16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讲,董事会制定针对中国的防御计划,并让日军大力参与,乃有抵制收回主权“骚乱”之意。

“一·二八”事变后,记者高尔德(_R_a_n_d_l_l_G_o_u_l_d)、哈雷特·阿班(_H_a_l_l_e_t_t_A_b_e_n_d)注意到,外人中流行一种言

论,“日本省去了白人让中国人讲道理的工作”①。此类主战说辞虽系发自外国社区,但并不能就此判定董事会

的外国资本家也这样认为。对于这些长袖善舞的董事,英美外交文件提供了关键辅证。战时英美董事皆曾向

各自的领事流露出对战争的支持,称“可以在必要时,通过向中国人施加军事压力来迫使其同意有利租界的措

施”②。英董莱斯利(N.Leslie)领导下的亚细亚火油公司(AsiaticPetroleumCom_pan_y)更曾私下表示,愿将可

供空军作战的汽油售予日本人,而不愿售予国民政府③。以上足以证明,除了警惕反日群众运动,眷恋在华特

权,也是董事会擅自制定租界防御计划的动因。这也构成了董事会纵容日军以租界为基地的动机。

胡绳指出,“当中国的军阀统治者压制不了人民时,帝国主义者就可以极方便地随时自行动武”④。在董事

会的逻辑中,十九路军鼓动反日群众运动,是压倒日本人对华和平的最后一根稻草,可能同样也是致使他们从

反战到主战的最后一根稻草。若细审董事会的官方辩护,也可发现其立场变化之端倪。他们称,“任何强国的

可以被解释为破坏这种中立地位的行为,其责任应由各该强国担负”,“公共租界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这样一

个谅解只能由主要有关强国来达成”⑤。董事会对列强负责,向列强申诉,而相对于中国人,日本也系列强,董事

会与日本的立场固然更为一致。

董事会从对民族主义群众运动的极端警惕出发,在“九一八”事变后,其打压反日群众运动的行为,似乎也

不难理解。董事会压制反日报道的行为亦由来已久。“九一八”事变后不久,英领事收到消息,租界中人越来越

担心,“对民众的煽动可能会普遍针对外国人”⑥。董事会中的外国资本家,就是这些外国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打压的当地小报及反日报道,大多被认为是“发表不准确的报道和有煽动民众感情倾向的文章”⑦。

董事会没有直接参与日军侵沪的具体行动。可是,出于对民族主义群众运动和丧失在华特权的恐惧,他们

被绑在了日本的战车上。他们试图制止冲突和抵制日本人暴行的行为,可以看作是脱离战车的挣扎,但并不是

将战车掀翻在地的坚决行动。容易理解的是,“九一八”事变后,董事会试图制止中日冲突的行为,其主要动机

是维护自身赖以生存的租界及周边的社会治安⑧。另一较隐秘的动机,与董事会助日为虐的动机,有极其相似

之处。相同的诉求,却造就相反的行为。董事会担心中日冲突“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排外示威”⑨。这些外国资

本家,恐惧针对日本人的群众运动扩大到所有外国人。这显然不是真正的反战思维。

吕思勉说,“一方面代表全社会的公意,一方面也代表其阶级的私意,这是古今中外凡有政府都是如此

的”ꢆꢇꢈ。董事会恰似半个租界政府,其对日本人暴行的抵制,既有公意,也有私意。其一,出于人性之光辉。沪战

期间,日本人对中国平民进行了有违人性的种种暴行。董事会称,这些是“纯粹的谋杀”、“残暴行径”ꢇꢆꢉ。抗议此

种暴行,不仅是董事会的选择,也是大多数正常人类的选择。其二,认为严重影响租界生活、经济秩序。在日本

人肆虐下,董事会屡屡抱怨“完全无法恢复对治安的控制”,租界贸易也阻滞不通ꢇꢆꢋ。其三,认为日本人暴行很可

能引发中国人的普遍排外情绪。在“一·二八”事变爆发时,董事会的抗议便出自这种目的,即“保持公共租界

的中立,避免中国人方面排外情绪的扩大”ꢇꢆꢌ。这也可以看出,他们没有参与谋划日军的侵略,否则其应该不会

①

RandallGouldꢀChinaintheSunꢁNewYorkꢅDoubleday&CompanyIncꢀ1946ꢂꢀ149ꢏHallettAbendꢀMyLifeinChina1926-1941ꢁNew

YorkꢅHarcourtꢀBraceandCompanyꢀ1943ꢂꢀ190

②

SirM LampsonꢁShanghaiꢂtoSirJSimonꢀMarch5ꢀ1932ꢀDBPOꢀF2166ꢄ1ꢄ10

③

④

⑤

Mr.Brenan(Shanghai)toSirJ.Simon,February2,1932,DBPO,F828/828/10.

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版,第196页。

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25册,第505ꢊ506页。

⑥

SirM LampsonꢁPekingꢂtotheMarquessofReadingꢀOctober9ꢀ1931ꢀDBPOꢀF5540ꢄ1391ꢄ10

⑦

⑧

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25册,第531ꢊ533页。

TheConsulGeneralatShanghaiꢁCunninghamꢂtotheSecretaryofStateꢀOctober12ꢀ1931ꢀFRUS1931 TheFarEastꢀVol Ⅲꢀ164-

165

⑨

TheMinisterinChinaꢁJohnsonꢂtotheSecretaryofStateꢀNovember23ꢀ1931ꢀFRUS1931TheFarEastꢀVolⅢꢀ532-533

ꢆꢇꢈ吕思勉《吕思勉全集》第16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395页。

ꢆꢇꢉMrBrenanꢁShanghaiꢂtoSirJSimonꢀFebruary17ꢀ1932ꢀDBPOꢀF2795ꢄ1ꢄ10

ꢆꢇꢋ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25册,第497、516ꢊ520、528ꢊ530页。

ꢆꢇꢌ《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关于<1932年上海中日武装冲突>的备忘录》,戴逸主编《中国近代史通鉴(1840~1949)》第8册,第913页。

164

马建凯ꢃ上海外国资本家与中日冲突之演变(1931ꢊ1932)

让日军由租界进军。三种较突出的动机,有人性使然,有顾全租界秩序的公意,也有警惕中国群众运动的私意。

公意之中,似隐约可见反战情结,但也谈不上正当的反战动机。董事会是战争帮凶,但显然不是反战先锋,至多

算做了些许有益社会的善事。就其集体意志而论,看似主战和反战行为的背后,都有对中国群众运动的恐惧,

对既有在华特权的迷恋。

上海日本资本家是主战与反战行为矛盾的集中点。他们一边参与看似主张和平的行动,一边又助力其他

日本人的侵略。有一种较常见的观点,认为较之日侨平民层,有大量日本资本家稳重、反战,后受平民裹挟而主

战①。考虑到当时日侨社会情形,裹挟论似有很大解释力。但笔者认为,日本资本家并未被平民裹挟,其很早即

已主战,且有意推动平民激进化,推动主战思想传播,其中极少有反战者。

福岛、船津为日本资本家之领袖,素有稳重美名,其行为矛盾之处也较明显。通过解析福岛、船津的真实动

机,或可收一叶知秋之效。董事会喉舌中的福岛,是和气公正、不偏不倚的长者。而笔者认为,真实的福岛,是

始终积极主战、盛气凌人的好战分子。曾任扶轮社社长的费吴生,向来极少记录社员不好的言行,福岛是一例

外,恰为了解福岛真实心态提供了一扇私密之窗。费吴生书信载有,“九一八”事变后,福岛在扶轮社会议上称,

“

日本必须在她和苏联之间设一缓冲国,并愿为之拼尽最后一滴血”②。这一言论站在反共的角度,似有博取在

场商人同情之意。抗不抗苏,难以判定,至少可从中看出福岛十分主战。费吴生日记记载,“一·二八”事变后,

费吴生拜访工部局总董恰遇福岛,福岛向总董说,“刚刚登陆的分遣部队很快就能粉碎中国军队的抵抗”③。可

见,福岛不仅主战,还认为日军能像在东北一般速令中国屈服。

福岛为何主战? 费氏零星记录难以窥透。福岛致日政府的呈文,或有真实心迹表露,其称日继续作战乃为

解救上海三万侨民④。反日群众运动,或即福岛主战之缘由。他似乎认为,开战即可迅速消灭反日运动。英美

外交文件录有一秘闻,福岛曾向某英美董事交底,“中国没有政府”,“谈判无益”,只能发动武力,快速迫其尊重

日本人在华特权,且日本人会帮助租界⑤。此一交底,不知是否专为迎合英美,但至少可得出福岛的又一可能动

机,即发动战争来捍卫或扩大日本人特权。

那么,既如此主战,福岛缘何又助董事会抵制日本人暴行? 为应对“中国方面的反日宣传”,日政府曾发动

“

日本人俱乐部中的有识之士”(大多是大公司的支店长),向欧美社会广泛宣传“日本方面的真相”⑥。可以推

测,身居要职的福岛,当为日本政府的对外宣传员之一。这也可以说明,福岛为何助董事会与日本人沟通,乃至

传递抵制日本人的消息。《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所载部分福岛言论,可以佐证这一判断。福岛曾在会上辩称,

日军以租界为基地,乃“执行保卫公共租界的任务”,拘捕、杀害中国平民,乃防范“中国便衣队”⑦。福岛此番言

论,无疑是在为日本人暴行辩护,宣传所谓的真相。

再者,英美报刊载有福岛曾向日侨大会喊话,“敦促日本政府采取强硬态度”⑧。若此为孤证,则难以驳倒福

岛平和之形象。佐之前述,可以确信,福岛在将其主战思想向日本侨民传播。不难想象这样一幅画面,西装革

履、自信满满的福岛在台前挥斥方遒,为了灭绝反日运动,为了外人在华特权,日本必须对华作战,且战则必胜;

所遇之日侨大多挥手称是,所遇之欧美资本家亦有不少拍手称快者。

在西人眼中,为扶轮社和平事业奔走的船津,也颇具顾全大局的美名。笔者认为,就“九一八”事变至

“一·二八”事变中日冲突而言,船津也系主战分子,且裹挟日侨与中国人对抗,是沪战爆发的助力者。较明显

的是,上海英美报纸刊有多篇“九一八”事变后船津为日辩白的文章,其政府宣传者的身份不言自明。他的辩护

逻辑是,反日抵货是“报复性的致命武器”,且中方“将一切冲突责任诿过日本”,英国也曾是“这种做法的受害

①

②

③

④

高纲博文《近代上海日侨社会史》,第98、99、113页;重光葵《日本侵华内幕》,齐福霖等译,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44页。

《某人致玛丽》,姜良芹主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费吴生夫妇档案汇编》第1册,第244ꢊ245页。

《费吴生战时日记》,姜良芹主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费吴生夫妇档案汇编》第1册,第26ꢊ27页。

「在上海居留民関係」、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01978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戦前期外務省記録A門/保護、引揚及

避難関係第四巻/在留邦人保護、引揚、避難及被害関係。

⑤

⑥

⑦

MrBrenanꢁShanghaiꢂtoSirM LampsonꢁPekingꢂꢀFebruary1ꢀ1932ꢀDBPOꢀF713ꢄ1ꢄ10

松本重治《上海时代》,曹振威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43ꢊ44页。

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25册,第506、513页。

⑧

ꢍJapaneseMassMeetingꢀꢎTheNorth-ChinaDailyNews December8ꢀ1931

16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者”,受此影响,“中日关系将发生最令人沮丧的转折”①。提及英国受抵货运动的影响,可见其文面向欧美世界

的初衷。出兵东北尚不算中日关系的最大转折,可见其威胁中日在他处将有一战。船津的话颇具艺术性,并未

将自身放在一定支持战争的地位上,而试图令人相信,若有战争爆发,抵货运动才是元凶,可谓老谋深算,绵里

藏针。只不过,此一番宣传言辞,似尚不能看作是他的真实想法。

由船津在日本商界所作之报告,可窥其心迹。身为在华日棉纺业领袖的他,确实深为抵货运动而烦恼,认

为此举有“相当恶意”,并因此呼吁日本政府对华强硬②。如此看来,他对抵货运动的抨击,既是宣传,也是切身

感受。船津似乎并未在日侨中高调宣传主战思想,但其所作所为,迫使日侨不断激进化,日军“不得不”进军上

海。

身为日棉纺厂协会会长的船津,被授予是否关闭上海日棉纺厂的决定权,但他迟迟不作关闭决定③。这为

日侨与反日群众源源不断的冲突打下了基础,也为日本平民施暴打下了基础,同时还配合了米里领导的上海日

商工会议所力促实施的日侨现地保护,而非撤离上海。他的主张是,反日群众运动受到中国官方的鼓动,日侨

一旦撤退,日本人多年在华经济积累便会瓦解,故不得撤出,只能由日政府用强硬措施予以现地保护④。船津未

作大力鼓动,便将大量日侨拴在自己的作战马车上。他也未留言辞,其行为本身便表示,他认为并主张日本不

能撤退,只有迎头痛击抵货运动,才能捍卫权利。

经由其行为内在逻辑的分析,福岛、船津主战者乃至战争推动者的角色,大概可以确定。其心迹的共同点

在于,发动战争以消灭反日群众运动。虽有不同国籍,但他们对反日群众运动的恐惧,与董事会中的英美资本

家如出一辙。值得注意的是,船津身上,尚有谜团。作为主战者,船津为何为扶轮社的和平事业奔走? 这一问

题引出了第一组矛盾中最后一个重要角色———扶轮社。

扶轮社的和平行动,看似囊括多位主张和平的英、美、日资本家,而他们中的很多人又扮演了战争帮凶的角

色,这使得扶轮社的和平行动有悬牛首卖马肉的嫌疑。马克思指出,“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

阶级,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⑤。拥有治外法权的

英、美、日资本家,无疑是上海的半个统治者。他们也想成为彻底的统治者。以寻觅外国资本家自身利益的视

角,细究扶轮社的和平行动,其和平口号也变成了“流俗的伪善”⑥。或许他们真的认为,将上海剥离中国掌控,

才会有永久的和平。扶轮社提出的调解方案是,建立中立和平区,归中国主权所有,“由各国组成的混合部队管

理”,“该区之国际法院不受任何政治势力摆布”⑦。初看似乎并无大碍。若配合上海自由市计划观之,其虽声称

保留中国主权,但事实上该地已由国际共管,且建立了不受中国司法管控的法院。如此,该地便是又一租界,也

即小型之自由市。或许有真正爱好和平的外商,想通过扶轮社达成停战。但也有如船津、哈里斯者,习惯性地

以牺牲中国主权为建立和平的代价。扶轮社的和平行动,看似是为了公共利益,实则只是为了这些人的自身利

益。

综上,经过对董事会、典型日本资本家以及扶轮社相关主战、反战动机的考辨,就反战与否这一价值准绳言

之,上海外国资本家本身就藏污纳垢,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不过,与前人所论不同,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对战

争的支持很有限度,仅是战争的附和者,而非强有力的引导者⑧。笔者认为,他们未安排日军发动战争,也大多

仅支持速战速决的作战,悸恐战事绵延及日军暴行。他们的真实动机中,较强烈的两点是,对民族主义群众运

动的恐惧,对维持乃至扩大外人在华特权的渴望。

三ꢃ反华与否

①

ꢍChinaandJapanꢀꢎTheShanghaiTimesꢀOctober3ꢀ1931ꢏꢍTheJapaneseBoycottꢀꢎTheShanghaiTimes October8ꢀ1931ꢏTFunatsuꢀ

ꢍThePsychologyoftheBoycottꢀꢎTheNorth-ChinaDailyNews October9ꢀ1931

「成行如何で一斉闭锁を决意」、『神戸又新日报』、昭和6年(1931)10月13日。

ꢍTajiroꢀFunatsuReturnFromJapanWithoutAnnouncementsꢀꢎTheChinaPressJanuary28ꢀ1932

②

③

④

上海居留民團編『昭和七年上海事変誌』、第216頁。

⑤

⑥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960年版,第54页。

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06页。

⑦

ꢍRotaryUnabletoPreventWarꢀꢎTheChinaPress February26ꢀ1932

⑧

受资本家世界既有权力结构制约,英方执牛耳,引领集体风向,日方主战思想作用有限。

166

马建凯ꢃ上海外国资本家与中日冲突之演变(1931ꢊ1932)

在反华与否的矛盾中,各国资本家推行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上海自由市计划,虽谈不上亲日,却与日本人

诉求一致,为反华的典型。而部分美国资本家挺身而出,呼吁尊重中国主权,反对该计划,看似是亲华的典型。

另外,作为战争帮凶的董事会,竟主动帮助中国难民、失业工人,帮扶上海市政府整顿卫生。他们的行为,也颇

有与中国人亲近之意,构成了与前述主战思想相左的动向。

董事会声称,帮助中国政府处理租界周边的治安和卫生问题,乃是“纯粹出于人道主义的观念”①。在这里,

他们再次将其“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②。他们内部的讨论,毫无保留地揭示了战争环境下其对自身卫生

环境的担忧。如帮助租界及周边中国难民接种牛痘时,其内部讨论称,“为了界内居民普遍健康的利益,到会董

事一致同意保证全体难民接种牛痘的极端重要性”;他们在协助处理租界周边尸体时也称,“若要不使公共租界

居民的健康遭受危害,在军队撤离地区处理尸体与采取卫生措施乃是最为急迫的问题”③。

作为帮助中国难民的重要举措,设立审理平民遭日本人拘留案件的国际委员会,自然如前论抵制暴行时所

言,为维持租界的秩序,也为人类天然之正义感。当时有人质疑,“独立法庭的设置会开创一个侵犯特区法院对

中华国民的裁判权的一个危险的先例”④。或因前人史料翻译问题,质疑缘由,看似复杂,实则一句话,侵害中国

主权。前文已述,董事会中的外国资本家确有设一国家法庭、脱离中国司法管控的想法。但笔者认为,虽其有

如是做的动机,但尚无直接证据证明他们设立国际委员会的初衷,乃披着人道外衣分裂中国司法的行动。

董事会对中国其他难民的援助,也全非假人道外衣行利己之实,但仍有所限界。在内部决策过程中,董事

会反对在租界设立援助、接纳难民的专门“委员会”,乃至反对董事于此类慈善委员会中任职。他们的援助底线

是,“在租界界内承担大规模而普遍的赈济难民的责任是不可取的,而就租界界外设置的难民收容所粮食供应

而论,工部局愿意合作”⑤。可以看出,此番决策中,董事会惧怕难民涌入租界,无非担心扰乱租界秩序,更担忧

发生中国民众的动乱。

这种对中国民众既怜又惧的心理,颇具典型意义。从伍德海的自白中可见,上海外国资本家普遍视上海的

“

现代化”为自身功劳。他们犹如天使,远徙中国,肩负传播现代智识,拯救下愚华人的使命⑥。他们既视中国平

民为潜在的现代人,也视其为须接受教育的愚昧、鲁莽之人。喜多村支持战争,即源于其认为作战仅为消灭中

国人不守“现代国际道德”的恶行,以便更好地与之通商、交流⑦。“师傅打学生”的姿态,自不待言。这大概也可

解释他为何一边援日侵略,一边又开释中国平民。

董事会对中国失业工人的问题高度重视,反复提及,视为“最严重的问题之一”。中国民众大量失业,或许

会影响外人的商贸,但也不至于令高高在上的租界执掌者如此注目。与其立于同一境界,这个问题便不难理

解。外国资本家害怕被称为资本家掘墓人的工人。董事会会内讨论的只言片语,佐证了这一判断。有董事称,

“假如他们长期失业,共产党鼓动家就会利用局势,煽动风潮”;又有人称,针对华人失业问题,“鼓动家们正在利

用时机”⑧。可见,他们对中国工人运动的自发警惕,并非笔者依据惯性思维强加于其身。

综观董事会一系列行动背后的动机,既有利己心理,也有人道精神。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并不亲华,反而

有一种恐惧萦绕其间。

如表1所示,笔者尽力汇总了1932年上海外国资本家提出的各类上海自由市主张。从中可以看出,其用

词较为固定,证明几次申诉之间有很强的连贯性,其发起人或有高度重叠,或有密切联系。其中,英国资本家发

起较多,其次为日本资本家,最次为美国资本家。他们的主张,除笼统的自由市,出现最多者为设立国际法院,

其次为设立非军事区,解决租界外部道路问题。这大概也是他们最为强烈的愿望。上海外国资本家的请愿多

为私密递送,或内部会议,公开消息也多系被动流出,非面向公众。因此,在没有更多私密记述的情况下,他们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25册,第541ꢊ542页。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页。

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25册,第514ꢊ516、539ꢊ541页。

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25册,第502页。

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25册,第519ꢊ520、536页。

伍海德《我在中国的记者生涯:1902~1933》,第130ꢊ132、139ꢊ141页。

《昭和七年上海事变明华日记》,上海市档案馆:资源委员会中央化工厂筹备处档案,档号Q42-1-866。

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25册,第507ꢊ509、512ꢊ513、520ꢊ521、527ꢊ528页。

16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的主张,为探究其真实想法,提供了必要的门径。

表1ꢃ上海外国资本家请愿发起人及主张一览表

发起人或团体

主张

大谷光瑞

将上海变为“自由市”

上海外国总商会会长

上海英国商会、上海外国总商会

工部局董事会

设立“国际法院”

设立国际法庭,“扩大外国半控制的区域”,建立“非军事区”

解决“越界筑路”、“界外定居区警务”、“国际法院”的问题

设立“国际法庭”

工部局总董

上海美国商会会长、英美烟公司高层

英国居民协会

将上海变为“自由港”

解决“界外马路”、“上海四周之中国武装军队”、“特区法院”问题

设立国际法院

上海英国商会会长

日商俱乐部

设立“自由市”

ꢃꢃ资料来源:ꢍShanghaiAsFreeCityꢀꢎSouthChinaMorningPostꢀMar9ꢀ1932ꢏꢍShanghaiNewsꢀꢎTheNorth-China

HeraldandSupremeCourt&ConsularGazetteꢀMarch22ꢀ1932ꢏSirM LampsonꢁShanghaiꢂtoSirJSimonꢀMarch22ꢀ

1932ꢀDBPOꢀF3404ꢄ65ꢄ10ꢏSirM LampsonꢁShanghaiꢂtoSirJSimonꢀMarch5ꢀ1932ꢀDBPOꢀF2166ꢄ1ꢄ10ꢏTheCon-

sulGeneralatShanghaiꢁCunninghamꢂtotheSecretaryofStateꢀFRUS1932TheFarEastꢀVolIVꢀ628-629ꢏTheMinis-

terinChinaꢁJohnsonꢂtotheActingSecretaryofStateꢀFRUS1932TheFarEastꢀVolⅢꢀ682;《英侨协会公然主开圆桌

会议》,《申报》1932年5月20日,第4版;“ADisastrousYear,”SouthChinaMorningPost,May6,1932;《日侨会议通宵》,

《申报》1932年5月15日,第4版。

上海外国资本家迫切要求设立国际法院,是源于其认为,在中国法院及当局的纵容下,抵货暴行导致了中

日战争。上海外国总商会会长、英国商会会长皆指出,中国法院纵容抵货,纵容中国人不守商业道德和法规,致

使中日战事爆发;列强应趁此时机,召开国际会议,设立国际法院①。汇丰银行董事马西(P.W.Masse_y)称,

“

₅_%的中日争端是因为中国法院在调节中表现不佳”②。上海美国商会会长弗雷德·弗兰奇(_F_r_e_d_F_r_e_n_c_h)指

出,因中国政府无法控制“那些对日本满洲行动感到愤怒的中国人”,中日之战不可避免③。这些英美资本家的

逻辑,与船津所述日本被迫发动战争的逻辑,惊人的一致。

上海外国资本家要求解决租界外部道路问题,是源于其想要保证自身产业的安全。他们要求建立非军事

区,是源于其认为中国军队有极大威胁。1932年5月,在意外被公开的英居民协会的自由市规划中,透露了资

本家呼吁解决租界外部道路问题、设立非军事区的心理原因。其中称,“关于第一问题,贵会当已在报端阅悉华

人业已强硬反对工部局之修路,按此项道路,皆工部局之产业,乃贵会所素知者也。关于第二问题,上海四周驻

扎非必要之武装军队,实甚危险,随时可以重见一九二七年之严重时局,致有派驻巨额外国军队保护租界之必

要”④。两项原因,同一指向,皆为扩大租界。可想而知,若是扩充租界范围,加上列强驻军,其自身产业之危险,

中国军队之威胁,皆可消弭。

此外,上海外国资本家在呼吁上海自由市活动中的隐蔽姿态,也透露出一种集体意识,即他们惧怕中国民

众的抵制。1932年5月,每每走在呼吁最前列的英国资本家,也向其领事要求,所递规划“不可在中国公布”⑤。

加之纷纷以抵货运动为原罪,外国资本家对中国民众运动的恐惧,可见一斑。一场隐秘、曲折的上海自由市请

愿活动,将外国资本家反华之心迹暴露无遗。其未必亲日,却与日同船而渡。

然而,美国资本家之政治代表费信惇,高调宣称反对自由市计划,为美国资本家反华与否的问题又增迷雾。

①

ꢍADisastrousYearꢀꢎSouthChinaMorningPost May6ꢀ1932ꢏꢍShanghaiNewsꢀꢎTheNorth-ChinaHeraldandSupremeCourt&Con-

sularGazette March22ꢀ1932

SirM LampsonꢁShanghaiꢂtoSirJSimonꢀMarch10ꢀ1932ꢀDBPOꢀF2441ꢄ1ꢄ10

ꢍShanghaiAmericanTradeLeadersInsistonMaintainingOpenDoorꢀꢎNewYorkTimesJanuary29ꢀ1932

②

③

④

《英侨协会公然主开圆桌会议》,《申报》1932年5月20日,第4版。

⑤

MrIngramꢁPekingꢂtoSirJSimonꢀMay25ꢀ1932ꢀDBPOꢀF4438ꢄ65ꢄ10

168

马建凯ꢃ上海外国资本家与中日冲突之演变(1931ꢊ1932)

对照上海自由市计划的核心概念,费信惇的真实目的,方水落石出。费信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先谴责自由市

计划侵害中国主权,不会被接受,继而又谴责日军破坏租界中立,最后才推出他的方案①。如此铺垫,易令人感

觉他似乎与自由市计划的推崇者不同,与日本人更无勾结。他的方案声称,“能够防止任何国家在保卫租界的

幌子下,对中国人发动军事入侵”②。层层美名铺垫之下,其实际却无甚高论。其中称,“在上海建立一个非军事

区,包括美国人在内的所有外国人都不得进入该地区。中国军队也将被禁止”③。自由市计划也系划定一个中

外间的中立区。两者差别大概在于,有人主张自由市的中立区应由各国派军共同驻守,而费信惇的非军事区则

是任何国家都不驻军。此类区域划定的前提,都是割裂中国的一部分领土主权。正如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_H_u_n_t_i_n_g_t_o_n₎所指出的:“经常有人引用卢梭这样一句话:‘最强者并非永远能保持其主人的地位,除非他将力量

化为正义,将服从化为责任。’”④费信惇之心迹,与自由市提倡者无别。只不过,他想打着维护中国主权的旗号,

令中国人自己交出主权。

值得注意的是,费信惇公开与其他资本家唱反调,其背后确有与自由市活动相抗衡的美国资本家势力存

在。伍德海作为自由市活动的先锋,对该活动之敌友应较为了解。1933年,他在追述自身捍卫外人在华特权时

称,美商虽享受治外法权的优惠,但并不认同英商通过武力捍卫治外法权的主张⑤。斯诺也有类似观察,“(美国

人)‘通过不断抨击英帝国主义而享乐,另一方面则分润英国的好处’”⑥。《时事新报》甚至称,上海美商有抵制

日货的行动⑦。这些迹象表明,美国资本家谴责上海自由市计划,是极有可能出现的场景。费信惇公开唱反调,

并非孤例。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相较于英、日,美国资本家对上海自由市活动的支持力度最小。

或许有部分外国资本家异乎寻常。然则就整体而言,他们并不一定亲日,但大多反华。其动因是迫于中国

群众运动、对中国军队的不安全感,也系其坚持在华特权心理所致。他们也有传播现代化、教化中国人的心理,

故其反华行动有所限界,不欲使上海社会遭受大肆破坏,最终目标乃是与中国民众和平共存。就反战与否、反

华与否的价值标准言之,上海外国资本家群体本身既藏污纳垢,非时人及后世记述使之蒙尘,但其不正当形象

实有限界,非时人及后世所述那般恶劣。

四ꢃ资产阶级与权贵

探讨上海外国资本家所作所为的初衷,还需深究其集体意识背后的社会结构及其经济要素。从“九一八”

事变到“一·二八”事变,当时的中国社会,犹如学者亨廷顿所言之“普力夺”社会,国家被迫卷入现代化潮流,政

治失却重心,各阶层纷纷干政,加剧社会动乱⑧。这一“普力夺”社会,为上海外国资本家高度参与中国政治、搅

动风云提供了基本的社会条件。有学者指出,若以西方近代社会为尺码,与江南不同,近代淮北似乎长期处于

前近代社会⑨。笔者认为,20年代30年代的上海作为江南地区,虽已步入近代节奏,但由于整个中国的资本主

义时代特征并不明显,上海社会既有资本主义时代的风向,也“残存着封建等级制”ꢆꢇꢈ。

概言之,外国资本家之于这样的上海社会,扮演着双重社会角色。他们既是商人,也像贵族、封建官僚,既

以现代贸易维生,又被治外法权授予中国社会的贵族特权。受双重社会存在支配,上海外国资本家因应冲突

时,表现出了等级意识与阶级意识的含混ꢇꢆꢉ。他们行动的矛盾之处即源于此。他们因眷恋贵族式的治外法权,

而表现出强烈的等级意识,欲打压中国平民的民族主义运动。同时,他们又以上海的现代化为自身的功劳,表

①

ꢍTheFree-cityandDemilitarizedZoneIdeasareBoundtoFailꢀꢎTheChinaWeeklyReview June25ꢀ1932

TheConsulGeneralatShanghaiꢁCunninghamꢂtotheSecretaryofStateꢀFRUS1932 TheFarEastꢀVolⅢꢀ404-405

ꢍTheFree-cityandDemilitarizedZoneIdeasareBoundtoFailꢀꢎTheChinaWeeklyReview June25ꢀ1932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版,第9页。

伍海德《我在中国的记者生涯:1902~1933》,第169页。

埃德加·斯诺《我在旧中国十三年》,夏翠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36页。

《美商停止东方贸易》,《时事新报》1931年9月22日,第2版。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178ꢊ179页。

马俊亚《近代淮北粮食短缺与强势群体的社会控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第102、115、117页。

ꢆꢇ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第114ꢊ115页。

ꢆꢇꢉ此处阶级、等级意识的概念,取自卢卡奇,前者“归因于生产过程中特殊的典型的地位”,可反映阶层自身客观经济利益,后者“把意识直接固

定在它的特权上”,“针对着构成那个时代等级特权的社会的过去状态”。参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

究》,第109、117、118页。

16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现出一定的阶级意识,仇视抵货,欲教化民众接受现实,与其进行现代贸易,不欲使上海现代化成果遭战火洗

劫,祈望战争适可而止。

分而论之,上海日本资本家雄厚的经济基础,长期的在华经验,奠定了其政府对华顾问、在华日侨领袖的角

色。质言之,既像官僚、贵族,也系商人。他们与日本国内联系较密切,时常上报中国形势及欧美在华动向,“一

言一动,颇足以左右侨沪日本官民之势力”。据时论观察,船津、福岛、米里均有如是地位①。

相较于欧美商品及国货,此时期的日本商品多走薄利多销路线,正适合中国人低下的购买力②。且世界经

济危机爆发后,日商更为仰赖中国销路③。从当时历史环境来看,上海日本资本家欲求发展,则不能失去中国市

场。他们在华经济也有致命弱点,不同于英、美,其多以棉纺业、制糖、皮革等轻工业为主,经济命脉较为脆弱,

易受市场影响④。国民政府藏有一秘密报告,其中论及沪战背景,极言抵货的声威,“海内风从,不数月间全国一

致”⑤。如此便不难理解,日商窘迫境遇何以迭见外国史乘。因其经济脆弱,反日抵货运动确实极大影响日本资

本家经商,也令他们产生发动战争以迅速消灭运动的想法及主张。日侨平民层的经济基础更为脆弱,故表现出

更明显的反华情绪⑥。

时论传言,日本资本家内分“稳健”、“激进”两派,一者较反战,一者较主战⑦。经前面考述,笔者认为,在经

济基础及社会存在的作用下,日本资本家图谋较为一致。两派之分,虽也可成立,但仅系实现目标的手段各异。

日本资本家于幕后台前,均是领导、指挥工作,不在时人视野。故有学者袭取时论,判定很大一部分日本资本家

为平民所裹挟,被动主战。实则不然,利用日侨在沪领袖、日本政府在华联络员的社会地位,日本资本家有的公

开煽动,有的暗暗鼓动,推动主战思想的传播,将日侨平民、日本军政势力导向激进;又因不能失去中国市场,日

本资本家欲速战速决,随后及时参与所谓和平行动,收割果实。恰如吕思勉所论,古往今来的政治思想都可以

“

进取”、“保守”两派概括⑧。日本资本家的两派之分,不过政治手段不同而已。

沪战后不久,一件始料不及的囧事,令英、美驻沪领事尴尬不已。日军声称发动战争乃据前定防御计划,为

了保卫租界,而英、美领事竟浑然不知防御计划为何物⑨。这种局面的形成,源于英、美资本家与本国政府、领事

的隔阂。英国资本家因主张对华强硬,与英国政府、领事几成对立ꢆꢇꢈ。后者主张放弃武力政策,有转为对华友好

协商的较强趋势;英国资本家如同“弃子”。较之英国资本家,美国资本家与国内联系较密切,但因美政府采取

所谓对华友好政策,并向来重视美侨生命而轻视财产ꢇꢆꢉ,故美国资本家在一定程度上也自视为政府所弃,与政府

也有龃龉ꢆꢇꢋ,1927年应对国民革命时即是如此ꢇꢆꢌ。就社会角色而言,英国资本家既像统治租界的贵族,又是英国

的弃子,算半个上海本土商人;美国资本家的角色,也大概如此。

上海英美资本家的经济状况颇为相似,上海及周边为其重要经济据点。他们长期经营,已将自身经济基础

①

②

孔志澄、叶祝九编《日本现代人物传》上册,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236、237页;神骏《福岛未死》,《社会日报》1932年3月17日,第2版;上

海居留民團編『昭和七年上海事変誌』、第40頁。

《民国二十一年度营业概述》,上海市档案馆:申新纺织企业联合档案,档号Q193-1-629;《倾销货物审查委员会关于煤油、俄日水泥、电灯泡、

日本人造丝货、橡胶靴鞋倾销案之审查、调查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实业部档案,档号四二二\\2545,第13页。

坂本雅子《财阀与帝国主义———三井物产与中国》,徐曼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10页。

上海居留民團編『昭和七年上海事変誌』、第84ꢊ86頁。

③

④

⑤

⑥

《淞沪自卫作战经过报告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防部史政局和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档号七八七\\7070。

《昭和七年上海事变明华日记》,上海市档案馆:资源委员会中央化工厂筹备处档案,档号Q42-1-866;上海居留民團編『昭和七年上海事変

誌』、第84ꢊ86頁。

⑦

⑧

⑨

《日侨会议通宵》,《申报》1932年5月15日,第4版;神骏《福岛未死》,《社会日报》1932年3月17日,第2版。

吕思勉《吕思勉全集》第16卷,第396页。

MemorandumbytheMinisterinChinaꢁJohnsonꢂofaConversationWiththeCommanderoftheUnitedStatesArmyForcesatTientsin

ꢁ

BurtꢂꢀFRUS1932TheFarEastꢀVolⅣꢀ132-133ꢏMrBrenanꢁShanghaiꢂtoSirJSimonꢀFebruary7ꢀ1932ꢀDBPOꢀF2569ꢄ1ꢄ

ꢆꢇꢈSirM LampsonꢁShanghaiꢂtoSirJSimonꢀMarch23ꢀ1932ꢀDBPOꢀF3404ꢄ65ꢄ10ꢏLetterfromSirM LampsonꢁShanghaiꢂtoSirV

WellesleyꢀMarch18ꢀ1932ꢀDBPOꢀF3336ꢄ1ꢄ10

ꢆꢇꢉ吴翎君《美孚石油公司在中国(1870ꢊ1933)》,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41页。

ꢆꢇꢋTheConsulGeneralatShanghaiꢁCunninghamꢂtotheSecretaryofStateꢀFebruary13ꢀ1932ꢀFRUS1932TheFarEastꢀVolⅢꢀ316

ꢆꢇꢌ陈志刚《1926ꢊ1941年美国在华武力护侨政策研究》,南京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4ꢊ25页。

170

马建凯ꢃ上海外国资本家与中日冲突之演变(1931ꢊ1932)

与上海及周边的中国市场融为一体①。因此,他们对上海有极强归属感,视上海的现代化为己之功劳②。

日货受抵货运动阻滞,英、美商品则更为畅销③。即便如此,如前所述,英美资本家流露出较强烈的反抵货

情绪。他们视此为短期利益,其在上海的长期利益更为重要,消弭抵货,有助于外人集体在沪经商④。也正因如

此,他们仅支持日军速战速决,不愿其损害上海的现代化成果,若战事拖延,也生抵制情绪。“九一八”事变后,

由于日本悍然侵略中国东北,英、美资本家在东北也有很多损失,尤以美方为多⑤。较讽刺的是,沪战爆发之际,

美国资本家仍高调宣布中立,并称“日本接管租界周边区域的行动,在美国商业集团看来是平静的。他们只寻

求有秩序地控制远东商业都市附近的普通设施”⑥。看似中立、实则有所偏向的作为,最终自食恶果。在日本人

不断进军下,上海工商业停滞,英美资本家独木难支,其工商设施也遭破坏,蒙受“重要经济损失”⑦。在此背景

下,英美资本家不得不私下抗议日军暴行,参与和平行动。

总之,作为一个集体或阶层,上海外国资本家既是商人也像贵族。他们在上海拥有双重社会存在。这导致

他们眷恋贵族特权,又有意或无意间普及了资产阶级的现代价值观念。中国平民,既是他们压迫的对象,也是

他们进行现代贸易、传播现代意识的对象。正如马克思所论,“既然你们站在国家的顶峰上拉提琴,那么站在下

面的人跟着跳舞不正是意料之中的事吗?”受到压迫的中国民众发起抵货运动,抓住了现代贸易的软肋,成功使

外国资本家陷入两难困境,“要挽救它的钱包,必须把它头上的王冠摘下,并且把保护它的剑像达摩克利斯剑一

样悬在它自己的头上”⑧。外国资本家的王冠,也就成为他们自由贸易的限制。他们要么丢掉王冠,作为纯粹的

资产阶级;要么丢掉自由贸易,纯粹依靠“完全寄生”来存活⑨,作侵入中国社会的贵族。他们并没有舍弃其一,

抵货运动也没有消失,他们遂诉诸速战速决的武力。如此一来,作为历史的合力之一,上海外国资本家与中国

民众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中日冲突有限暴力化、有限损华化的社会根源之一ꢇꢆꢈ。

以上笔者建构了一种较为接近事实的叙事。史家常言,所论愈有条理系统,则去真相愈远。诚然,上述主

流叙事之外,还有些许暗流、支流隐于其间。就英方言之,据时论观测及后世研究,英国资本家长期在华经商,

自知商品销售、劳动力雇佣全赖中国民众的善意,故到20世纪30年代初其思想已有所改变ꢇꢆꢉ。只不过受国民

政府及民众运动呼吁立刻收回租界的惊吓,又急速转回对华强硬。就美方言之,因美国国内及美侨间反日声浪

高涨,美国资本家集体虽仇视抵货而仅宣布中立,间或有部分美国资本家公开抨击帝国主义行径,也确有部分

美国资本家参与抵制日本ꢇꢆꢋ。就英美合而言之,时论及英美外交文件均录有一观察,即在英美资本家中,在上海

有大量房地产利益者,相较于普通贸易商,更为支持自由市及类似的反华规划,常常裹挟后者一起运作;因为前

者维持乃至扩大租界,可维系、增加其自身房地产利润,而后者深知欲进行现代贸易则不可开罪中国民众ꢇꢆꢌ。

日本资本家与英、美之间也非铁板一块,颇有貌合神离之相。外侨聚居地公共租界长期受英国人掌控,日

本侨民最多,反而处于次座,又每每遭受英美盎格鲁-撒克逊联盟的打压,日本人有挑战英国人权威的野心ꢆꢇꢑ。

①

ꢍ165AmericansLiveinNankingDistrictꢀꢎNewYorkTimes February2ꢀ1932

ꢍAChamberofCommerceꢀꢎTheNorth-ChinaHeraldandSupremeCourt&ConsularGazetteJune7ꢀ1932

ꢍOurBusinessBoomsinChinaBecauseofJapaneseBoycottꢀꢎNewYorkTimes November15ꢀ1931

ꢍADisastrousYearꢀꢎSouthChinaMorningPost May6ꢀ1932

TheConsulGeneralatMukdenꢁMyersꢂtotheMinisterinChinaꢁJohnsonꢂꢀOctober5ꢀ1931ꢀFRUS1932TheFarEastꢀVolⅢꢀ119-

25ꢏꢍHowJapaneseOccupationHurtsShanghaiBusinessꢀꢎTheChinaPress April16ꢀ1932

ꢍShanghaiAmericanTradeLeadersInsistonMaintainingOpenDoorꢀꢎNewYorkTimesꢀJanuary25ꢀ1932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TheConsulGeneralatShanghaiꢁCunninghamꢂtotheSecretaryofStateꢀFebruary23ꢀ1932ꢀFRUS1932TheFarEastꢀVolⅢꢀ420-

421ꢏSirM LampsonꢁShanghaiꢂtoSirJSimonꢀMarch10ꢀ1932ꢀDBPOꢀF2441ꢄ1ꢄ10

⑧

⑨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6页。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第114ꢊ115页。

ꢆꢇꢈ有限暴力化,即推动冲突中的暴力不断加剧,转向战争,但有所限度;有限损华化,即引导冲突侵害中方权益,但有所限界。

ꢆꢇꢉꢍFreshAirꢀꢎTheNorth-ChinaHeraldandSupremeCourt&ConsularGazetteJuly20ꢀ1932ꢏRobertBickersꢀBritaininChina134

ꢆꢇꢋ《美商停止东方贸易》,《时事新报》1931年9月22日,第2版;ꢍBigUS NamesAssociatedWithBoycottAppealsꢀꢎTheChinaPress

March27ꢀ1932

ꢆꢇꢌRecordofaMeetingatShanghaionMarch30ꢀ1932ꢀDBPOꢀF4092ꢄ1ꢄ10ꢏTheMinisterinChinaꢁJohnsonꢂtotheActingSecretaryof

StateꢀApril9ꢀ1932ꢀFRUS1932TheFarEastꢀVolⅢꢀ683-684ꢏꢍTheFree-cityandDemilitarizedZoneIdeasareBoundtoFailꢀꢎThe

ChinaWeeklyReview June25ꢀ1932

ꢆꢇꢑ高纲博文《近代上海日侨社会史》,第11页。

17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当时上海盛传一种消息,借由战争,“日本人企图在租界事务中取得更大的控制权”,这自然引起英、美、法资本

家的警觉①。英、美资本家私下抵制日本有关租界的行动,也系宣示霸权。日本资本家所撰《昭和七年上海事变

志》自视为孤勇者,指称英、美资本家反日的谜题也概源于此。这恰似入江昭所言“世界政治中的远东隔绝”②,

列强侨沪资本家之间及内部,或有尔虞我诈的争斗,或有不即不离的君子协定,但面对中国民众时却保持了较

一致的警惕姿态。

五ꢃ结论

回归时人的历史表述,可以发现,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事变,上海外国资本家有关中日冲突的集

体行动,呈现出主战与反战、亲华与反华并存的复杂面相。层层迷障之下,他们的真实动机乃是对民族主义群

众运动的恐惧,对维持乃至扩大在华特权的渴望。不过,其自视有传播现代化的功劳,有教化中国平民的义务,

对后者也有些许怜悯。整体而言,与前人所论不同,就对冲突横向影响的作用观之,他们不是彻头彻尾的侵略

者,也非一心公益的人道主义者,而系有所限界的反华者。就对冲突纵向发展的推动观之,他们是冲突扩大化

的附和者,而非强有力的引导者。

两个关键问题的发覆,或可呈现前人偏差认知的源流。日军声称发动沪战乃据前定防御计划防卫租界。

后世受该计划及日军宣传影响,认为资本家群体与日军私定防御计划,并有意开启紧急状态,事实上安排了沪

战的爆发③。经考证,资本家群体有借战争打压群众运动的企图,但不会让日军以防卫租界为名发动战争。制

定防御计划,乃“五卅”以来租界应对群众运动的惯性思维。他们对战争的支持实有限界。

受扶轮社和平、人道旗帜的影响,时人未深究其调停规划,多记录资本家群体通过扶轮社呼吁和平、援助难

民的行动。后世因袭此说,产生了亲华、反战的脸谱化认知。事实上,该社活动的重要断面与自由市运动无别,

资本家群体在推行有所限度的反华行动。

外国资本家在上海扮演着双重社会角色。作为贵族,他们眷恋治外法权而压制中国平民。作为先觉的资

产阶级,他们将源源不断的现代价值带给平民。中国民众在他们有意或无意的促进下觉醒,不断掀起反抗特权

的抵货运动,令外国资本家恐慌。正如马克思所言,“要完整地保持它的社会权力,就应该摧毁它的政治权

力”④。而外国资本家既不愿放弃政治特权,也不想放弃自由贸易的社会权力,遂求助于速战速决的武力。这种

上海外国资本家与中国民众间的相互作用,是构成中日冲突有限暴力化、有限损华化的历史合力之一。

[责任编辑:凌兴珍]

①

TheConsulGeneralatShanghaiꢁCunninghamꢂtotheSecretaryofStateꢀMay2ꢀ1932ꢀFRUS1932TheFarEastꢀVolⅣꢀ631-632;《杨

焕彩电陈参谋处长沪上战事或不致扩大因日本意在扩大租界现已弄巧成拙》(1932年2月18日),台北“国史馆”:阎锡山史料/各方民国21

年2月往来电文录存(三),档号116-010108-0191-076。

②

③

AkiraIriyeꢀAfterImperialismꢁTheSearchforaNewOrderintheFarEast1921-1931ꢁCambridgeꢀMassꢅHarvardUniversityPressꢀ

1965ꢂꢀ88

如朱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与一·二八事变》,《上海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研讨会论文集》,第216ꢊ220页。该文仅称防御计划纵容

日军侵犯闸北,是可证明“阴谋”挑起战事的关键。计划原文指出,租界华界犬牙交错,该安排有纠正1927年防卫计划军事缺点的考量。该

文在一定程度上贬低了防御计划与历来防卫计划间的连续性。该文仅称制定计划时,工部局有意允许日军加入可独立行动的条款,忽略了

原计划强调采取独立行动须报防卫委员会主席批准的规定。参见:《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关于<1932年上海中日武装冲突>的备忘录》,戴逸

主编《中国近代史通鉴(1840~1949)》第8册,第909ꢊ915、918页。

④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56页。

172

第51卷第1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

SocialSciencesEditionꢂ

024年1月

Vol51ꢀNo1

Januaryꢀ2024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中印公路的

筹修与交涉

王占西

ꢃꢃ摘要:中印公路又称“康印公路”、“滇印公路”、“史迪威公路”,是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修筑的中国至印度的

国际通道。广州沦陷之后,中国海上国际交通线被日军封锁,国民政府计划修筑一条经西藏到印度的国际交通线,

以支持长期抗战,并解决一系列内政外交国防问题。英国政府为保证自身利益,意图将西藏置于中国、苏联、印度

的“缓冲国”地位,反对国民政府修建经过西藏的中印公路。在英国的怂恿下,西藏地方政府改变与中央政府的合

作态度,拒绝中印公路勘测队进入西藏,由此引发国民政府与英国政府、印度政府及西藏地方政府的反复交涉与折

冲,更导致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军事对峙,诱发西藏地方政府“外交局”的设立。国民政府作出妥协,改建中

印公路南线,暂时放弃经过西藏区域的北线,但在日军的进攻之下,中印公路南线的修建被迫搁置。太平洋战争爆

发后,在盟军的介入下,中印公路才得以修建完成,且经过的路线几经修改,其本身所蕴含的政治与国防功能大大

降低。

关键词:中印公路;筹修与交涉;国民政府;西藏地方政府;英国政府

DOI1013734ꢄjcnki1000-531520240702

收稿日期:2023-06-20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近代中国铁路警政研究(1903ꢊ1937)”(23FZSB06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占西,河南扶沟人,历史学博士,郑州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河南大学教育学科研流动站在站

博士后、近代中国研究所兼职研究人员,E-mailꢅ329374978@_q_qcom。

探讨全面抗战时期中国与英国、美国及中国周边国家印度、缅甸、越南等国的地缘政治关系,能够更深层

次地理解全球视野下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抗战时期,中国政府开通的国际交通线,是大后方与国际联系的

生命线,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全面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政府为开辟新的国际运输通道,急需修建中印

公路,以获取海外大量的军事物资。中印公路线路的最初设计,要经过西藏区域,这牵涉到中央政府与西藏

地方政府的内政调适,而西藏地方政府的态度直接关系到中印公路的勘测与修建。中印公路的筹建,不仅导

致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政治军事对峙,还牵涉中英、中印、中缅关系以及中国和盟军的关系等,有着复杂

的利益博弈与斗争,成为各种矛盾的集结点。目前以中印公路为媒介研究西藏问题的文章较少,蒋耘主要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蒙藏委员会档案为基础,探讨康印公路修建始末,反映当时的英国阴谋和中英关

系^①^;郭永虎^、李晔以中英档案文献为依据^,探讨中英围绕中印交通开通中的西藏问题展开的交涉^,指出英国

阻挠中国修建中印公路给中国抗战事业带来了巨大损失^②^;_陈_谦_平_以_翔_实_的_史_料_论_述_了₁₉₃₅_ꢊ₁₉₄₇_年_国_民

①

②

蒋耘《西藏地方政府阻挠修筑康印公路与抗战期间的中英关系》,《中国藏学》2006年第1期,第12ꢊ18页。

郭永虎、李晔《抗战期间中英围绕中印交通问题之西藏交涉》,《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第18ꢊ22页。

17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政府与西藏及中英关系^①^;谭刚论述了中印公路筹筑中的南北线之争^、建设困难^、全线贯通等情况^②^。可见^,

以往的抗战史研究较少将视野拓展至此,中印公路筹修与交涉问题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与拓展。本文即

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台北“国史馆”档案、英国外交部对华档案(Forei_gnO_f_ficeFiles_forChina

₁₉₁₉_-₁₉₈₀₎及美国对外关系文件(_F_o_r_e_n_g_i_n_R_e_l_a_t_i_o_n_s_o_f_t_h_e_U_n_i_t_e_d_S_t_a_t_e_s₎_等_档_案_资_料_为_基_础_,_结_合_现_有_研

究成果,以国民政府为主要研究对象,将中印公路的筹建置于各种利益交集与博弈之中,再现其历史过程,补

充既有的抗战史研究,并讨论全面抗战时期地缘政治对中国抗战的边际效应。

一ꢃ抗战形势之演变与国民政府对中印公路开辟的多维考量

国民政府筹建中印公路是中国海上国际交通线面临断绝和陆上国际交通线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不得不作

出的抉择。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中国海上国际交通线被封锁;日军侵占越南后,中国赖以维持军运的

陆上国际交通线之一的滇缅铁路遭到日军轰炸。1940年,日本又强迫缅甸的英国殖民政府关闭滇缅公路,

后英方虽重新开放此路,但也遭到日军的空袭和轰炸。1941年2月,日军在大亚湾登陆,攻占淡水,彻底封

锁大鹏湾和大亚湾,粤港交通越来越困难;12月,香港沦陷于敌军,粤港交通完全中断。日军的轰炸和交通

封锁,给中国的国际交通运输带来巨大的损失和困难,中国进出口货物特别是进出口军事物资逐渐减少。蒋

介石惊呼:“安南落于敌手,演成我西南边疆之朝鲜,则我西南根据地,永无安宁之日,而且西南各省将演成为

伪满之可虑,如此则我、英、美国际关系,完全为其隔绝与包围矣。”^③由于此时中国大部分战略物资^,尚须从

国际通道输入,而滇缅公路运输量有限,“其能力恐亦不足应所需求”^④^。国民政府虽然另有西北国际交通

线,从甘肃至新疆,以连通苏联,但该路线长达4000余公里,地势险峻,维持该线既为国民政府财力所不允,

又超出油料等物资供应能力,不足以支持军运。另外,日军陈兵河内,对于滇缅路线威胁甚大。滇缅公路之

^运^输^能^力^,^“^万^不^足^给^我^所^求^,^况^敌^人^正^在^百^计^破^坏^”^⑤^。因而^,为维持持久抗战^,国民政府亟须开辟新的国际

交通线,从中国西南之西康开通至印度的交通线成为首选,而修建从中国西康至印度的康印公路,“实为当务

之急”,“盖该路一通,对于抗战运输,乃最便捷、最安全之国际路线”^⑥^。

中印公路最先以“康印铁路”或“康印公路”的名义出现在国民政府文件中。早在1938年8月,国民政府

交通部呈具《拟筑康印铁路计划》,计划修筑中国至印度铁路,国内路线为康定至雅江、理化、巴安,经宁静至

邦木塘、盐井^⑦^;1940年12月^,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向蒋介石电陈修建康印公路方案^,计划由康定西经雅江^、

理化、义敦、巴安、宁静、盐井、察隅,以接印度阿萨密省(Assam)铁道终点塞地亚(Sadi_ya),并计划两队勘测

组,一由康定至盐井,一由塞地亚至盐井,“同时并应立即注意将来修筑铁路之便利” ^。1941年2月^,在第二

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上,周士观、钱公来、陈启天、马乘风等26人联合提案,同时张剑鸣、陈其业、李中襄

等24人也提案,建议修筑康印公路,计划由中国西康省康定东接成康公路,西经雅江、理化、义敦、巴安、宁

⑧

静、察隅,以接印度阿萨密省铁路终点之塞地亚,全线长约1000公里^⑨^;

黄炎培等人则提出了由中^、英^、美合

筑康印铁路南北两线之设计方案,计划北线由康定,西经雅江、理化、巴安,折而南行,经盐井、察隅,以达塞地

亚,南线由西昌、盐源、中甸,北趋盐井、察隅,以达塞地亚,南北两线距离远近相差无几,并早在1939年川康

公路修建之时,他就曾实地考察过这两条路线,认为就天然资源而言,南线优于北线,“南线之富,远非北线所

①

②

陈谦平《抗战前后之中英西藏交涉(1935ꢊ194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44ꢊ146页。

谭刚《全面抗战时期西南国际交通》,张宪文、朱庆葆主编《抗日战争专题研究》第6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97ꢊ107、227ꢊ228、240

ꢊ249页。

③

④

⑤

《蒋介石日记》未刊稿,1941年2月9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收藏,第23页。

《拟筑康印铁路计划》,《交通部拟筑康印铁路的文书》(1938年8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政府交通部档案,案卷号20-2-505,第3页。

《黄炎培等呈蒋中正建议与美国代表居里商讨中英美合筑康印铁路等》(1941年2月7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ꢊ

国际运输,典藏号002-020300-00015-067,第132页。

⑥

⑦

⑧

《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案(三):拟请建筑康印公路案》,台北“国史馆”:国民政府档案,典藏号001-011130-00033-016,第36页。

《拟筑康印铁路计划》,《交通部拟筑康印铁路的文书》(1938年8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政府交通部档案,卷宗号20-2-505,第7页。

《张笃伦电蒋中正电陈康印公路计划是否可行伏乞核示祗遵由》(1940年12月24日呈),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一般资料—呈

表汇集(九十九),典藏号002-080200-00526-138,第233页。

⑨

《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案(三):拟请建筑康印公路案》,台北“国史馆”:国民政府档案,典藏号001-011130-00033-016,第36页。

174

王占西ꢃ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中印公路的筹修与交涉

能望其项背”^①^。显然^,在国民参政会参议员中^,主张修建康印公路者占多数^,以周士观^、张剑鸣等人为代表^,

主张修建康印铁路者,以黄炎培等人为代表。1941年2月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代表居里(LauchlinGurrie)

飞抵重庆谒见蒋介石,在重庆期间,黄炎培曾与其商讨建筑康印铁路问题,主张康印铁路由中国、英国、美国

三国合办,由中国、英国共同向美国借款,由中国管理,认为这对英国来说可以增加印度贸易额,其“赞成必惟

恐或后”,而对美国来说,“中国之利,亦即美国之利,或亦乐于玉成”^②^。但是^,黄炎培的建议并没有得到美

国、英国的积极响应。6月22日,交通部部长张嘉璈与白崇禧等军方人员会餐时,在座军方人员“均主张建

筑中印铁路”,但张嘉璈认为修建铁路购料、运输均属不易,“不妨先拟轻便铁路计画”^③^。鉴于今后国防交通

建设“似非有一较为省时省力省钱及较多运输能力之轻便铁路,不足以应抗建之需要”,8月7日,张嘉璈向

蒋介石条陈了交通部拟将中印交通改按轻便铁路设计建筑之原因及修筑条件,按照滇缅铁路修建所需器材

计算,中印轻便铁路所需至多滇缅铁路半数,约需2000万美元,但又指出该路器材的供应,“必须依赖美国之

协助”,应由宋子文从中斡旋;蒋介石复函称:“先将路基筑成,再向美洽商材料借款亦可,此时似不必急与磋

商。”^④显然^,修建中印国际交通线^,已成为国民政府当局的共识^。并且^,无论是主张修筑康印公路的周士观

等人,还是主张修筑康印铁路的黄炎培,乃至主张修筑康印轻便铁路的张嘉璈,都认为兴筑康印交通线对于

中国抗战意义重大。

第一,在安全上,康印交通线安全性极高,能够支持中国持久抗战。其一,康印公路距离西南日军飞机航

程较远,且沿线地势高出海面40公尺以上,“可减少敌机之威胁,对于抗战运输当较安全”;其二,康印公路与

成康、成渝两路相接,有四川、汉中天险为屏障,与山西、河南、湖北之沦陷区相隔较远,形势巩固,日军无法破

坏,“实为最便利可靠之运输路线”;其三,康印公路自东至西均无资敌之横断公路,“绝不致有被切断之

虞” ^,万一滇缅铁路被日军破坏或截断^,前方之军运物资均可由康印公路转运^;其四^,康印公路经连印度出

海,不受日海军威胁;其五,西康、西藏为中国西南边陲屏障,亦为各帝国主义觊觎日久之地,国防关系甚大,

因交通不便,以致国家力量鞭长莫及,形似羁縻,康印公路完成之后,“筹边应变皆可措置裕如”^⑥^。

第二,在政治上,康印交通线的修筑可强化中央政府对于西藏地方的行政控制。九世班禅于1937年12

月圆寂后,国民政府对西藏的影响力大大降低,加上疲于应付日军的侵略,无暇顾及西藏,与西藏地方政府尚

未解决的政治问题“暂缓进行”^⑦^。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西藏地位日显重要^,国民政府遂于1939年在四川

西部、西藏东部设立西康省,强化对该地区的控制。然而,康藏地区多为藏族,其政教风气、文字语言与内地

迥然不同,且其地近印度,“帝国主义者既以侵略为事,威胁利诱在在堪虞”,藏族民众与中央遇事隔膜,在康

定至拉萨中印公路线完成、交通畅达之后,“行政施教改弦更张,当易收指臂之功”^⑧^。康印公路建成后^,既可

开发康藏富源,又可促进汉藏民族之团结,“巩固国防,安定后方”^⑨^。康印公路所经之地为中国接壤印度东

⑤

ꢈꢇꢆ,

北地带,此路修成之后,可以充实中国对印度边界之防卫力量,“并可加强我对西藏之控制” 实乃^“开发边

疆,挽回西藏政权之大举”^ꢆ^ꢇ^ꢉ^。康藏地区地大物博^,居民稀少^,康印交通线建成之后^,可大量移民康藏^,实行垦

①

②

《黄炎培等呈蒋中正建议与美国代表居里商讨中英美合筑康印铁路等》(1941年2月7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一般资料—

呈表汇集(九十九),典藏号002-020300-00015-067,第133页。

《黄炎培等呈蒋中正建议与美国代表居里商讨中英美合筑康印铁路等》(1941年2月7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一般资料—

呈表汇集(九十九),典藏号002-020300-00015-067,第133页。

③

④

姚崧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74页。

《张嘉璈彭学沛电蒋中正拟将中印公路改按轻便铁路设计建筑由》(1941年8月7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ꢊ国际

运输,典藏号002-020300-00015-082,第160页。

⑤

⑥

⑦

《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案(三):拟请建筑康印公路案》,台北“国史馆”:国民政府档案,典藏号001-011130-00033-016,第37页。

《拟建筑康印公路计划书》,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全面抗战(十),典藏号002-080103-00043-008,第113页。

《蒙藏委员会为拟定达赖喇嘛转世掣签征认办法事致行政院呈》(1938年10月8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

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7册,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58页。

⑧

⑨

《拟建筑康印公路计划书》,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全面抗战(十),典藏号002-080103-00043-008,第114页。

《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案(三):拟请建筑康印公路案》,台北“国史馆”:国民政府档案,典藏号001-011130-00033-016,第38页。

ꢆꢇꢈ《筹筑中印公路(二)》,台北“国史馆”:“外交部”档案,典藏号020-011906-0024,第191页。

ꢆꢇꢉ姚崧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279页。

17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殖,“则边储亦有所恃”,不仅可启迪与沟通内地与康藏文化,还可为联通南洋群岛及西欧文明之捷径,“欧西

文明亦可借此广达于内地”^①^。蒋介石也认为^,此时为解决西藏问题之时机^,^“对新疆与西藏问题^,应乘世界

战争期间解决为便”^②^。

第三,在经济上,开发康藏富源,增加物资输送。康藏物产丰富,各种药材繁多。康印交通线之建设,“此

^为^开^发^吾^国^西^部^富^源^,^以^充^实^建^国^需^要^之^计^”^③^。在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中^,康印交通线被称为西方宝藏^。川

康、乐山两公路已相继完成修筑,若能西展至印度出海口,则可形成一条国际新交通线,既有裨于开发利用康

藏资源,加大出口,“增加抗战资源”,“由此吸取国外物资,避免敌方海空威胁,即将来对于开发康藏,巩固边

陲,亦关重要” ^,不仅在战时可以输送大量军事物资^,即便在战后^“亦可经常成为中印间一主要贸易路线^”^⑤^。

英、美、苏各国对中国支援的军需品,大部分先运至印度加尔各答,再转运缅甸仰光,由滇缅铁路输入;若康印

铁路建成,则借印度铁路可直通至加尔各答输入物品,“皆可直接起运,免除转口之繁时日,费用尤为经

济”^⑥^。

④

第四,在外交上,联络中印民族感情,强化亲英美政策。中印两国因康印公路的修建,交通便利,可相互

提携,“以求共存共荣”^⑦^。中印两国因地势限制^,交通阻塞^,彼此互相隔阂^,若能文化互相流通^,^“实可奠定亚

洲和平之基石”,此路一成,“则将来中印两大民族间非第文化借以畅其流通,且亦为政治上经济上之合作途

径,其利益实至无穷”^⑧^。黄炎培还指出^,康印交通线建成后^,可以减少战时中国对西北陆上交通线乃至对来

自苏联物资的依赖,进而强化亲英美之政策。康印铁路的修建,完全超出日军攻击范围,且轶出苏联西北笼

罩范围,在远东局势未改变以前,“则亲善英美政策,一日必不宜放弃,即此路价值一日存在”^⑨^。

国民政府最终决定修建康印公路。1941年2月8日,行政院会议议决修筑康印公路,并形成《拟建筑康

印公路计划书》。康印公路计划北线、南线两条路线:第一线北线,由康定西经雅江、理化、义敦、巴安、宁静、

盐井、察隅,以接印度之塞地亚,全线长约1000公里;第二线南线,由西昌,西经盐源,入滇境之永宁、中甸、德

钦,再入康境,以接第一线之盐井,沿第一线之西段路线入印度,与塞地亚铁路衔接,长约1050公里^ꢆ^ꢇ^ꢈ^。综合

比较而言,北线须绕道入西藏,较南线略长,且工程亦较难,但此线大部分在中国境内,中国可自由控制,“且

可借以巩固中央在藏地位”,是为中国西南边境建一重要国防公路;而南线除一小部分在中国云南境内外,大

部分在缅甸、印度境内,对我唯一好处在于路线较短,施工较易,但其弊端也较大,路线容易受英国控制,路成

之后“不啻代英人建筑一谋我西南边疆之侵略线”^ꢆ^ꢇ^ꢉ^。虽然南线与北线相较^,其资源开发^、建筑工程都处于优

势地位,但从政治、外交、国防上考虑,北线之修筑意义更为显著,故而国民政府内部大多主张先修筑北线。

二ꢃ中英、中印之交涉与中印公路路线修筑之演变

中印公路的设计路线,要经过中国西藏地区和印度,或者缅甸与印度。英国在西藏具有特殊利益,印度

是英国殖民地,缅甸亦为英国势力范围。因而,国民政府将英国作为首要交涉对象,期望能够得到英国的支

持。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开始着手进行中印公路的勘测与修建工作,即执行“一面踏勘,一面交涉”之原则。

₁₉₄₀_年₁₁_月_,国民政府向英国驻华大使卡尔(_C_l_a_r_k_K_e_r_r)提出修筑从中国到印度公路的意愿,卡尔表

示赞同。1941年2月10日,蒋介石接见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英国武官戴尼斯,在谈及交通问题时,蒋介石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拟建筑康印公路计划书》,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全面抗战(十),典藏号002-080103-00043-008,第114页。

《蒋介石日记》未刊稿,1941年12月29日,第182页。

《拟筑康印铁路计划》,《交通部拟筑康印铁路的文书》(1938年8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政府交通部档案,卷号20-2-505,第5页。

《拟建筑康印公路计划书》,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全面抗战(十),典藏号002-080103-00043-008,第113ꢊ114页。

《筹筑中印公路(二)》,台北“国史馆”:“外交部”档案,典藏号020-011906-0024,第192页。

《拟筑康印铁路计划》,《交通部拟筑康印铁路的文书》(1938年8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政府交通部档案,卷号20-2-505,第4页。

《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案(三):拟请建筑康印公路案》,台北“国史馆”:国民政府档案,典藏号001-011130-00033-016,第38页。

《拟筑康印铁路计划》,《交通部拟筑康印铁路的文书》(1938年8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政府交通部档案,卷宗号20-2-505,第6页。

《黄炎培等呈蒋中正建议与美国代表居里商讨中英美合筑康印铁路等》(1941年2月7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一般资料—

呈表汇集(九十九),典藏号002-020300-00015-067,第132ꢊ133页。

ꢆꢇꢈ《拟建筑康印公路计划书》,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全面抗战(十),典藏号002-080103-00043-008,第120页。

ꢆꢇꢉ《筹筑中印公路(二)》,台北“国史馆”:“外交部”档案,典藏号020-011906-0024,第196页。

176

王占西ꢃ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中印公路的筹修与交涉

示中国政府拟自西昌建筑一条公路,直达印度塞地亚,希望英国政府能予协助;卡尔称,英国政府认为“此公

路能不经过西藏境内最好”;蒋介石接着表示“此路线经过西康以达印度者”;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

补充称,按照预定计划,康印公路本有南北两条路线,南线系经过盐井、察隅以达塞地亚,“不经过西藏”;蒋介

石进一步强调盐井、察隅位于西康境内,“当然不经过西藏”;卡尔表示,中国政府交通当局已将原定路线修

改,“可不经过西藏矣”;蒋介石称,康印公路对于中国军事、经济之重要性,西昌、会理一带为中国煤铁之丰富

产区,亦为将来工业之重要中心,且公路完成之后,可以沟通中印之贸易;卡尔称,“鄙意亦正相同”^①^。蒋介

石在日记中称此次谈话“颇相得”^②^。在此次会谈中^,国民政府规避了英国敏感的西藏问题^,将西康与西藏区

别开来,希望取得英国政府的支持,英国政府虽然表示支持中印公路的修建,也明确表示英国不赞成该路线

经过西藏。可以看出,是否要经过西藏,是中英交涉中印公路最核心的问题。

国民政府将英国政府作为首要交涉对象。国民政府从中英两国的利害关系出发,向英国政府交涉修建

中印公路的必要性,试图说服英国政府同意修建康印公路,然后再向藏方商洽,“俾不致(藏方)挟英反对”^③^。

₁₉₄₁_年₂_月₂₂_日_,国民政府外交部致函英国驻华大使馆,申明中国修建中印铁路之路线与意图,此公路之

中国境内一段,中国政府现即着手勘测,以便兴工建筑,至于印度境内塞地亚至中印边境一段,拟请由印度政

府从事修筑,以使中国西部可与印度铁路衔接,借以通海口,请英国大使转达英印政府惠予考虑,早日示

复^④^。4月3日^,国民政府交通部据此再电外交部称^,交通部已派员组织勘测队^,定于5月出发^,准备勘测完

成后即便兴工,请外交部与英方交涉。4月3日、5日,外交部致函英国驻华大使馆,请英方查照,并再请迅予

转征印度政府同意^⑤^。中英之间交涉康印公路一事^,英国政府因该路有关西藏^,^“终推托不作确实答复^”^。4

月15日,蒋介石致电伦敦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抱怨英国政府行事拖沓,“民主国作事往往延缓,为小利而忽

大害,可叹”;他指令郭泰祺向英国政府详细说明,中英之间存在严重的利害关系,“务须作久远之计”,亟须开

辟一条不为日军所截断之交通路线,康印公路为中英联系唯一可靠路线,望英国政府“从速确定”^⑥^。但英国

政府并没有正面回复此问题,英国驻华大使馆表示修建中印公路会有很大麻烦,并致电英国外交部作出最好

的决策^⑦^。

国民政府在与英国政府交涉的同时,还希望得到印度政府对于修筑中印公路的支持。1941年3月底,

中国驻印度代表团会晤印度总督,团员郑祺与印度外交次长作非正式谈话,谈论中印筑路问题。印度外交次

长对中印公路持悲观态度,认为中印公路修筑需四年时间方能完成,“对于中国目前抗日绝难利用”,中印公

路还须经西藏,“不知西藏是否同意”,言外之意,若要修成此路,中英双方对于西藏问题应“先有相当谅

解”^⑧^。印度政府表示^,如果该路修筑^,^“西藏作为事实上独立的缓冲区地位以及与英国和印度固有的密切联

系就会受到损害”^⑨^。印度政府向英国政府称^:^“未经西藏政府事先同意^,印度总督不能同意中国政府在西藏

境内修建公路。”^ꢆ^ꢈ^ꢇ显然^,印度对于中印公路修建^“不甚欢迎^”^ꢆ^ꢉ^ꢇ^。5月22日^,中国驻加尔各答代理总领事黄朝

琴会晤印度政府外交部次长,印度外交次长秉承英国政府意愿,也不同意中印公路经过西藏,他告诉黄朝琴,

中印公路经过路线山高雨多瘴重,工程困难,取道缅甸或可能,如中国同意,且可供给飞机,即可开始测量。

①

《蒋中正与卡尔戴尼斯谈话纪录:中英军事合作办法及康印公路问题》(1941年2月10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

对英外交:一般交涉(一),典藏号002-020300-00039-057,第233ꢊ234页。

②

③

④

⑤

⑥

《蒋介石日记》未刊稿,1941年2月10日,第24页。

《筹筑中印公路(一)》,台北“国史馆”:“外交部”档案,典藏号020-011906-0023,第55页。

《筹筑中印公路(一)》,台北“国史馆”:“外交部”档案,典藏号020-011906-0023,第47ꢊ48页。

《筹筑中印公路(一)》,台北“国史馆”:“外交部”档案,典藏号020-011906-0023,第56ꢊ57页。

《蒋中正电郭泰祺康印公路乃中英联系唯一路线望英国政府从速确定》(1941年4月15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

对英外交:一般交涉(二),典藏号002-020300-00040-002,第20ꢊ21页。

⑦

⑧

⑨

《筹筑中印公路(一)》,台北“国史馆”:“外交部”档案,典藏号020-011906-0023,第71页。

《筹筑中印公路(一)》,台北“国史馆”:“外交部”档案,典藏号020-011906-0023,第59页。

转引自:陈谦平《抗战前后之中英西藏交涉(1935ꢊ1947)》,第144页。

ꢆꢇꢈProposedChineseHighwaytoAssamborderꢀDated21stMarchꢀ1941ꢀChina-AssamRoadꢁFolder1ꢂꢀForeignOfficeFilesforChina

938-1948ꢀF2210ꢄ846ꢄ10

ꢆꢇꢉ《筹筑中印公路(一)》,台北“国史馆”:“外交部”档案,典藏号020-011906-0023,第67页。

17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此时,印度独立运动尚需得到中国政府支持,但印度政府又不愿意得罪英方,故向英国政府说明其顾虑,认为

中印公路不能修建,“惟恐中国以为印度不肯合作”,黄朝琴据此认为,印度政府似不欲此路经过西藏,“仅称

中英事实上站立共同战线” ^。1942年2月^,蒋介石访问印度^,多次与尼赫鲁会谈^,并与印度政府商洽中印运

输问题^②^。

①

英国称中印公路为“China-AssamRoad”或“Assam-ChinaRoad”。英国政府并不急于答复中国政府的

声明,原因在于其有自身的利益考量。在收到中国政府的外交函件之后,英国政府内部对于中印公路的修建

展开过讨论,并提出了应对措施。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向英国外交部报告此情况之后,1941年2月,英国外交

部要求卡尔等人接受“中国对西藏内部的渗透的既定事实”,不要让“过时的政治观念”阻碍中英关系的进展,

但卡尔并不认同,称以往的政策并不过时,他还提醒英国政府注意“中国人对西藏东部的占领的程度”,国民

政府建立新的省份西康省,英国人“对于那里的实际情况知之甚少”,卡尔还说,尽管中国政府目前有特殊的

理由对英国表示友好,“但几年后情况可能会改变”,他建议英国政府将此种态度传达给印度政府,如果中国

^政^府^“^干^涉^西^藏^西^部^”^,^“^印^度^政^府^将^支^持^西^藏^实^行^实^际^自^治^”^③^。如果西藏地方政府答应修建公路^,英国将提

^醒^西^藏^注^意^中^国^修^建^铁^路^的^动^机^不^仅^仅^是^运^输^物^品^④^。直至各项秘密协商达成之后^,6月6日^,英国驻华大

使馆向国民政府外交部转达英国政府及印度政府对于中印公路修筑之意见,称:英国政府及印度政府“在原

则上赞同中国政府建筑一联结中印直达公路之提议”,“惟以鉴于英印与西藏之传统友好关系”,对于经过西

藏地方政府管辖之领域建筑一交通线的任何计划,“如无西藏当局之充分及心愿之同意,不能参与其事”,故

^英^国^政^府^及^印^度^政^府^的^第^一^步^骤^“^为^获^知^西^藏^政^府^之^意^见^”^⑤^。英国政府^、印度政府以环境恶劣为借口^,不希

望中印公路通过西藏,提议路线经过北缅,即南至密支那或东经萨尔温江、湄公河及扬子江为另外可能之路

线。英国政府与印度政府一致以“西藏同意”为修筑中印公路的先决条件,坚持中印公路取道缅甸,与中国既

定路线不同。

在工程测量上,英国与印度坚持航空测量,拒绝陆上测量。国民政府行政院指令交通部预估航空测量是

否可行,交通部勘测队报告称,中印公路沿线多古木老林,山高影大,加以气候不佳,不适合航空测量,且航测

后整理工作繁复,并且勘测路线缺乏机场,诸如此类“均为航测之障碍”,所经地方为外人边区要地,“于国防

似有不利”,因此勘测队队长袁梦鸿认为“似无采航测必要” ^。1941年7月13日^,张嘉璈在会见英国驻华大

使时表示,印度要求中方用航空测量,但中方认为“非实地踏勘,无法得知实际地形”,请其转达印度政府“不

必坚持航测”^⑦^。国民政府拒绝印度政府^、英国政府所提议的空中测量方案^,9月13日^,蒋介石在会见英国驻

华大使卡尔时明确表示,西藏地带多险峻之处,“空中测量恐难奏效”^⑧^。

⑥

国民政府急于修建中印公路,不待交涉解决敏感问题,即行着手筹建中印公路。行政院确定对于中印公

路筹建,“原则决定,一面踏勘,一面交涉” ^。1941年2月16日^,行政院肆字第2562号训令^,令交通部饬派

队勘测康印公路线;交通部还令叙昆铁路工程局副局长袁梦鸿踏勘康印公路线并作沿线经济调查^ꢆ^ꢇ^ꢈ^。2月

⑨

7日^,^蒋^介^石^下^令^,^由^交^通^部^与^英^国^大^使^协^商^康^印^公^路^制^图^与^说^帖^ꢆ^ꢉ^ꢇ^。^交^通^部^部^长^张^嘉^璈^以^时^机^迫^切^,^不^及

①

《筹筑中印公路(一)》,台北“国史馆”:“外交部”档案,典藏号020-011906-0023,第73页。

李勇、张仲田编《蒋介石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92页。

②

③

ProposedChinesehighwayfromSichangtoAssamborderꢀReceived27thFebruaryꢀ1941ꢀChina-AssamRoadꢁFolder1ꢂꢀForeignOffice

FilesforChina1938-1948ꢀF1360ꢄ846ꢄ10

ProposedChinesehighwaytoAssamborderꢀReceived7thMay1941ꢀChina-AssamRoadꢁFolder1ꢂꢀForeignOfficeFilesforChina1938-

948ꢀF3800ꢄ846ꢄ10

China-AssamRoadꢀReceived24thOctoberꢀ1941ꢀChina-AssamRoadꢁFolder2ꢂꢀForeignOfficeFilesforChina1938-1948 F11222ꢄ846ꢄ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筹筑中印公路(一)》,台北“国史馆”:“外交部”档案,典藏号020-011906-0023,第123页。

姚崧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278页。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外交密档》编委会编《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外交密档》第3卷《中英外交》,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年版,第69页。

《筹筑中印公路(一)》,台北“国史馆”:“外交部”档案,典藏号020-011906-0023,第43页。

ꢆꢇꢈ姚崧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272页。

ꢆꢇꢉ《蒋介石日记》未刊稿,1941年2月17日,第27页。

178

王占西ꢃ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中印公路的筹修与交涉

等待外交方面具体答复意见,就于1941年5月间组织勘测队。5月5日,交通部公布《中印公路勘测队组织

规程》^①^。勘测队以叙昆铁路工程局副局长袁梦鸿为队长^,自西昌出发勘测^,至7月份已勘测至永宁300余

公里路线。康印公路勘测队自中甸起分为南北两队进行,北队已于当年7月18日抵达德钦,将由察隅、瓦低

入印境,南队不日即可抵达贡山,经由葡萄(Putao)以达列多,“惟北队因藏境通过问题尚未解决,何时可达印

境目前尚难预定”,故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致电外交部,请其分别向印度、缅甸二政府交涉^②^。但国民政府

派遣勘测队之举措,遭到英国政府及印度政府的反对。8月16日,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致函中国外交部,除重

申中印公路之建筑须经西藏地方政府同意及仅同意采取航测西藏之外,还表达了对中国政府向西藏派出勘

测队的不满^③^。8月21日^,英国驻华大使馆再次致函中国政府外交部^,态度强硬^,称中国陆地勘测队不仅不

能进入西藏,而且不能进入缅甸及印度,“中国政府不必过于期望中国陆地测量队能获有进入缅甸及印度之

便利”^④^。印度政府明确告知中国政府^,如勘测队由印度或缅甸入藏^,印度政府^“固所欢迎^,惟入藏之后^,有何

危险,则由该队自身负责”^⑤^。印度政府向英国表示^,^“中国政府不顾我们明确的建议而派出测量队^”^⑥^;英国

也向印度回复称,英国对于印度无不尊重态度,但是不能理解中国政府未能经过英国、印度双方的同意而向

西藏派遣勘测队^⑦^。英国和印度在反对中国政府向西藏派遣勘测队上达成一致意见^。8月21日^,中国驻印

度加尔各答领事馆总领事黄朝琴会见印度外交次长,印度外交次长仍然坚持中印公路“取道西藏高山,工程

困难,为不可能”;黄还指出中印公路修建关键在于英方态度,表示:“藏方惟英方马首是瞻,非由英方怂恿,藏

方恐难同意。”^⑧中国外交部长郭泰祺向蒋介石报告称^:^“西藏当局业已允许中国测量队前往工作^,倘英国当

局愿予协助,西藏方面不致再有任何反对。”^⑨国民政府遂将交涉的重点放在英国方面^。但是^,英国政府反对

任何有利于中国政府行使对藏管理权的措施。英国政府声称,中国政府擅派勘测队到西藏测量的做法,“将

产生不幸的结果” 主张中印公路采取葡萄一线^,即中印公路南线^,意在促使中缅解决尖高山以北未定国

界,从中取利,“得无蹈滇缅铁路国界问题之覆辙”^ꢆ^ꢇ^ꢉ^。可见^,在中国政府意欲修建滇缅铁路之际^,英方曾欲以

解决南段界务为要挟。

ꢈꢇꢆ,

中英之间因西藏问题交涉使得公路修建之事难以进行之时,国民政府内部再起中印公路路线之争议。

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以及宋子文主张绕开英国政府,直接与西藏地方政府交涉公路修建事宜,

并从财政上分析了中印公路改走南线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但该主张未得到蒋介石的认可。1941年11月11

日,孔祥熙指出,康印公路之修筑,以经过西藏北线为宜,因西藏为中国一部分,倘请英人转令西藏就范,“于

我主权不免受损”^ꢆ^ꢇ^ꢋ^。孔祥熙称^,无论中国是否要修筑经西藏路线^,都不必经英方代为转达西藏^,此关系到国

家主权问题。宋子文亦持同样看法,认为中印公路修建之关键在于西藏地方,英国一向认为中国对西藏只有

宗主权,如只征求英方同意与协助,“不免有承认英人在藏特殊地位之嫌”,因而建议,“目前似不宜先向英方

交涉”,至于大理至丽江路基业已筑成,由丽江至门工一段亦可尽先完成,将来展至藏边时,“可再设法说服藏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交通部令》(1941年5月5日),《交通公报》1941年第4卷第9期,第1254页。

《筹筑中印公路(一)》,台北“国史馆”:“外交部”档案,典藏号020-011906-0023,第111页。

《筹筑中印公路(一)》,台北“国史馆”:“外交部”档案,典藏号020-011906-0023,第125ꢊ128页。

《筹筑中印公路(一)》,台北“国史馆”:“外交部”档案,典藏号020-011906-0023,第142页。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外交密档》编委会编《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外交密档》第3卷《中英外交》,第69页。

China-AssamRoadꢀReceived27thAugustꢀ1941ꢀChina-AssamRoadꢁFolder2ꢂꢀForeignOfficeFilesforChina1938-1948ꢀF8456ꢄ846ꢄ

⑦

China-AssamRoadꢀReceived4thSeptemberꢀ1941ꢀChina-AssamRoadꢁFolder2ꢂꢀForeignOfficeFilesforChina1938-1948ꢀF8821ꢄ

46ꢄ10

《驻印度使领馆报告电文》(1941年8月24日收),台北“国史馆”:“外交部”档案,典藏号020-990600-0047,第3页。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外交密档》编委会编《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外交密档》第3卷《中英外交》,第69页。

⑧

⑨

ꢆꢇꢈAssam-ChinaRoadꢀReceived11thSeptemberꢀ1941ꢀChina-AssamRoadꢁFolder2ꢂꢀForeignOfficeFilesforChina1938-1948ꢀF9204ꢄ

46ꢄ10

ꢆꢇꢉ《筹筑中印公路(一)》,台北“国史馆”:“外交部”档案,典藏号020-011906-0023,第123页。

ꢆꢇꢋ《孔祥熙电蒋中正筹办中印公路经过情形并请决定路线由》(1941年11月11日呈),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国际运

输,典藏号002-020300-00015-104,第190页。

17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方^。^俟^藏^境^筑^路^无^问^题^时^,^再^向^英^方^正^式^交^涉^,^较^为^妥^善^”^①^。孔祥熙还根据审核1942年度总概算数^,建议

^妥^协^处^理^,^放^弃^北^线^,^“^改^采^南^线^”^,^但^蒋^介^石^在^复^电^中^坚^持^走^北^线^②^。英国政府也判断出^,相较于南线^,蒋介

石更希望修筑北线^③^。尽管北线之测量遭到西藏地方政府拒绝^,但国民政府要员多有坚持北线之议者^。

交

通部次长彭学沛认为中印公路线仍“有重新考虑之必要”,自工程而言,南线较北线易为修筑,北线虽可附带

解决西藏问题,但北线所经路线只经过西藏东南之一隅,“并不足以解决藏事”,而康印公路南线、北线之议旷

日持久,军事、外交上费时必多,加上北线工程方面又多费时间,中印公路自倡议修筑以来经过一年时间几无

进展,“苟再迁延时日,不难再虚度一年之光阴”,因此建议,为今之计,似宜定改采南线,确定预算,全线分六

段,同时兴工,以期两年完成,至于北线之勘测,“似不妨坚持办完,以全中央之威信”;关于工程方面,康印公

路工程局局长杜镇远、中印路勘测队队长袁梦鸿、副队长陈思诚均已亲自踏勘过南线,一致主张采取南线修

筑方案;蒋介石也意识到北线一时不易建成,同意彭学沛意见,决定先筑南线,但从政治上考虑仍不放弃北

^线^,^仍^应^继^续^测^完^,^要^求^北^线^“^亦^准^备^修^成^也^”^④^。综合考虑之后^,国民政府决定先修筑康印公路南线^。

英方得知国民政府决定先修康印公路南线的消息之后,极为配合。在英国政府授意之下,缅甸政府表示

不反对中国勘测队进入缅甸,但要求“在进行道路工程之前,应就有争议的边界问题达成协议” ^。1941年9

月3日,英国驻华大使馆致电中国外交部称:印度及缅甸政府现已允准中国路上踏勘队之南队及北队于返国

途中,可各自由通过印度及缅甸^⑥^。英国外交部要求印度和缅甸政府允许中方人员携带设备自由通行^,并向

他们提供帮助^⑦^。随后^,缅甸政府称^,愿意修建中国腾冲至缅甸边境的公路^⑧^。9月25^、26日^,勘测队副队长

陈思诚带南线队勘测至英管葡萄辖境,英官先派人到补脑登修路建桥,代雇夫役,并亲至三站外接待,“来坎

各事均极顺利”^⑨^。南线勘测队进展顺利^,11月27日即到达印度^;而北线勘测队几乎没有进展^。

国民政府与英方、缅方达成协议,先修筑中印公路南线,双方也正在积极筹备修筑事宜。但该路线牵涉

到中国、英国、印度、缅甸,各国对于公路路线及公路修筑所涉及的相关利益有着不同的考量,修建工作未能

如期进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4月29日,日军占领缅甸腊戌,中缅交通断绝。5月8日,日军占领

缅甸密支那,10日攻占云南腾冲,国民政府筹筑中印公路南线,即滇印公路之事,乃告中断。中国公路之修

建重心又趋向西北,积极改善甘新公路及修筑南疆公路,并组织新印交通勘察团,“以为另辟新国际路线之准

备”^ꢆ^ꢇ^ꢈ^。

⑤

三ꢃ西藏地方政府拒绝勘测队入藏之原因与国民政府之应对

国民政府对藏交涉中印公路勘测几经波折,西藏地方政府先是允许勘测队入藏,但很快自食其言,并在

英国政府的支持下对抗中央政府,坚持勘测队不能入藏,国民政府甚至打算以军事强力解决西藏问题。国民

政府决定中印公路走南线之后,西藏地方政府更设立“外交局”,进一步彰显其自身“独立性”。

①

②

《宋子文电蒋中正修筑中印公路拟具向英国交涉步骤由》(1944年9月18日呈),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国际运输,

典藏号002-020300-00015-156,第282页。

《孔祥熙电蒋中正筹办中印公路经过情形并请决定路线由》(1941年11月11日呈),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国际运

输,典藏号002-020300-00015-104,第190页。

③

ProposedAssam-ChinaRoadꢀReceived3rdJanuaryꢀ1942ꢀProposedAssam-ChinaRoadForeignOfficeFilesforChina1938-1948ꢀF78ꢄ

8ꢄ10

《彭学沛呈蒋中正中印公路宜采南线具申意见由》(1942年1月17日收),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国际运输,典藏号

02-020300-00015-129,第241页。

China-AssamRoadꢀReceived4thSeptemberꢀ1941ꢀChina-AssamRoadꢁFolder2ꢂꢀForeignOfficeFilesforChina1938-1948ꢀF8821ꢄ

46ꢄ10

《筹筑中印公路(一)》,台北“国史馆”:“外交部”档案,典藏号020-011906-0023,第153页。

China-AssamRoadꢀReceived24thOctoberꢀ1941ꢀChina-AssamRoadꢁFolder2ꢂꢀForeignOfficeFilesforChina1938-1948ꢀF11223ꢄ846ꢄ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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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edmotorroadfromBurmatoPaoshanꢀReceived4thSeptemberꢀ1941ꢀChina-AssamRoadꢁFolder2ꢂꢀForeignOfficeFilesforChi-

na1938-1948ꢀF8853ꢄ846ꢄ10

⑨

《筹筑中印公路(二)》,台北“国史馆”:“外交部”档案,典藏号020-011906-0024,第25页。

ꢆꢇꢈ《抗战期间公路工程概述》(1945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十)》,江苏古籍出版社

997年版,第412页。

180

王占西ꢃ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中印公路的筹修与交涉

₁₉₄₁_年₂_月_,行政院肆字第₂₅₆₂

号训令,令蒙藏委员会立即与西藏地方政府接洽康印公路修筑之事。

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最初交涉较为顺利,西藏地方政府同意康印公路勘测队进入西藏并提供保护。7

月14日,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致函噶厦称,中央政府已与英国商妥修筑康印公路,指派袁梦鸿

为勘测队队长,“仰速通知藏方饬属保护,予以便利” ^。7月30日^,噶厦回复称^,已于该月六七日前通知昌都

朗琼噶伦转令盐井、察隅等地藏官,对勘测队入境查看路线勿生误会,予以协助便利,并候路线勘定后,请中

央再将所经路线确告西藏,以便商讨,呈报藏王,提请民众大会议决;孔庆宗据此判断,西藏噶厦“既无条件允

许勘测队入境,此案接洽已获初步成功”^②^。

①

就在国民政府派遣入藏勘测之际,英国驻拉萨代表向西藏地方政府传达了中国政府“在西藏领土”勘测

道路的信息;印度政府也认为“中国政府的行为不明智,引起藏人的怀疑”^③^。英国政府和印度政府向西藏地

方政府表示“国王陛下政府和印度政府信守承诺”^④的理念^,支持西藏地方政府的决定^,暗示英^、印两国政府

支持西藏地方政府拒绝中国勘测队入藏。虽然最初噶厦答应允许勘测队进入西藏并提供保护,但很快转变

合作态度,借词搪塞,顿失前言。1941年7月底,勘测队至西藏边界时,竟遭藏人阻挠,破坏河桥,调兵扼守,

不准勘测队前进。勘测队就地与藏人婉商,藏官称未奉上命;勘测队回复已得藏方允许,藏人称必系藏官受

人欺骗。藏人转变态度的直接原因在于,见测量人员携带大量器械,询之英人代表答以“未悉详情”,西藏当

局便拒绝勘测队进入西藏^⑤^。7月22日^,蒋介石面嘱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要求一个月内办妥向西藏地

方政府交涉事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于7月26日访问打扎感、27日访问噶厦,申述中印公

路建筑之重要性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之训令,为应付国际局势、联络中印交通、保障西藏安全,修筑公

路势在必行,而且勘测队于7月13日已出发,即将抵达西藏地境,请噶厦从速通知盐井、察隅等地藏官,妥为

保护,予以便利^⑥^。此时^,英国方面也宣布^,西藏地方政府仅同意航空勘测^,中国勘测队未得藏方允许即急于

前往工作,责备中国政府此行为之“非常不幸”;英国还向西藏方面透露,印度政府对于中国政府试图“渗透”

^西^藏^领^土^的^任^何^调^查^行^动^不^负^责^任^⑦^,暗示英国^、印度都不同意中国政府测量西藏路线^。英国驻华大使卡尔

^一^再^宣^称^,^修^筑^经^过^西^藏^路^线^的^先^决^条^件^是^“^西^藏^政^府^之^同^意^”^⑧^。英国政府还与西藏地方政府私下接触^,表

达了英国政府与印度政府反对国民政府“干涉西藏西部”^⑨的意见^。此后^,英国及时向西藏方面传达中英之

间的谈判信息^ꢆ^ꢇ^ꢈ^,以掌握中印公路修建事宜的主动性^。

蒙藏委员会电饬驻藏办事处商洽,噶厦借口此事须召开民众大会商定^ꢆ^ꢉ^ꢇ^。1941年9月^,孔庆宗赴噶厦处

洽询勘测队受阻一事,噶厦推托称系因命令未到所致,“并允立即再派快差通知昌都朗琼噶伦,仍用快差令饬

①

②

《孔庆宗为修筑中印公路饬属保护勘测队事致噶厦函》(1941年7月14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

史料汇编》第7册,第2838页。

《吴忠信电蒋中正中印公路勘测队已抵藏境并与藏方交涉已获初步同意应允协助等》(1941年8月2日呈),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

物/一般资料—民国三十年(二),典藏号002-080200-00295-062,第171页。

③

④

Assam-ChinaRoadꢀReceived29thJulyꢀ1941ꢀChina-AssamRoadꢁFolder1ꢂꢀForeignOfficeFilesforChina1938-1948ꢀF6966ꢄ846ꢄ10

Assam-ChinaRoadꢀReceived1stAugustꢀ1941ꢀChina-AssamRoadꢁFolder1ꢂꢀForeignOfficeFilesforChina1938-1948ꢀF7111ꢄ846ꢄ

⑤

⑥

《筹筑中印公路(二)》,台北“国史馆”:“外交部”档案,典藏号020-011906-0024,第18页。

《吴忠信电蒋中正中印公路勘测队已抵藏境并与藏方交涉已获初步同意应允协助等》(1941年7月30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

物/一般资料—民国三十年(二),典藏号002-080200-00295-062,第171页。

⑦

China-AssamRoadꢀReceived27thAugustꢀ1941ꢀChina-AssamRoadꢁFolder2ꢂꢀForeignOfficeFilesforChina1938-1948 F8456ꢄ846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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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edAssam-ChinaRoadꢀReceived9thNovemberꢀ1941ꢀChina-AssamRoadꢁFolder2ꢂꢀForeignOfficeFilesforChina1938-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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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edChinesehighwayfromSichangtoAssamborderꢀReceived5thMarchꢀ1941ꢀChina-AssamRoadꢁFolder1ꢂꢀForeignOfficeF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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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China1938-1948 F1360ꢄ846ꢄ10

ꢆꢇꢈAssam-ChinaRoadꢀReceived13thꢀSeptemberꢀ1941ꢀChina-AssamRoadꢁFolder2ꢂꢀForeignOfficeFilesforChina1938-1948ꢀF9286ꢄ

846ꢄ10

ꢆꢇꢉ《孔祥熙电蒋中正筹办中印公路经过情形并请决定路线由》(1941年11月11日呈),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ꢊ国际运

输,典藏号002-020300-00015-104,第190页。

18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当地藏官勿加阻拦,予以便利”^①^。噶厦虽然两次对孔庆宗表示允许勘测队入藏^,并同意予以保护与便利^,但

藏兵一直阻挠勘测队入藏,此种行径令孔庆宗大为不满,致函质问噶厦:“今边区藏官乃如此违令,擅敢调兵

遮梗,不知是何用意?”^②事实上^,如果勘测队进入西藏^,西藏地方政府将认为是不可理解的举动^,也不会提供

任何保护行为^③^。10月7日^,国民政府外交部致电蒙藏委员会指示补救办法^,由蒙藏委员会电饬驻藏员司^,

“就近向西藏当局剀切说明,务使顾全大局,信守前言,允许该队通过并予切实保护”;而噶厦则派员与英国驻

藏代表饶伊巴多商谈中印公路修建事宜,历时两个小时;随后,西藏噶厦电告孔庆宗,已将勘测队进藏事宜提

向民众大会讨论,“佥以藏境中历未出现之测量人员”,“且此等无论如何演变,确具惊扰性质,是以探路测量

人员绝对不能使入藏境”^④^,^“请速令测量队不入西藏之境^”^⑤^。西藏地方政府向蒙藏委员会表示^,西藏无任何

地上测量目标^⑥^,^“在任何环境下中国人都不能在西藏领土修建公路^”^⑦^。

经过英国与中国西藏地方政府协商,西藏地方政府允许国民政府派员和英国共同调查,并确信在英国政

^府^的^干^涉^下^,^“^能^够^确^保^道^路^不^会^经^过^他^们^的^领^土^”^⑧^。英国政府曾向西藏地方政府表示^,英国驻华大使馆已

向中国政府说明,英方仅知西藏地方政府所允许者“仅为航空测量”,但中国政府决定派遣一陆上踏勘队,英

方对该踏勘队“自不负任何责任”;噶厦政府曾令昌都驻防官南雄(亦称作朗琼噶伦)饬属保护勘测队,但南雄

仍以循例演习为词,于1941年11月2日下令禁止汉人入境,“英方人员亦企图从中作梗”,拉萨当局后正式

训令南雄拒绝勘测队入藏。西藏地方政府此项措施令蒋介石大为不满,该年11月14日,蒋介石发布第

₁₈₁₇_号_令,令外交部采取强硬态度:“中印路线采用北线可也,如藏方再不允许,我可派队测量,不必待其允

准也。”^⑨11月17日^,孔庆宗将蒋介石此意转告噶厦^,要求其^“善体中央善意^,勿存疑忌^”^ꢆ^ꢈ^ꢇ^。但西藏地方政府

并未理会国民政府之“劝告”,以“神示不允”答复国民政府,并私下积极做军事应对准备,态度日益强硬。

₁₉₄₂_年₁_月₁₃_日_,孔庆宗接到西藏噶厦复文称,噶厦饬令召开西藏僧俗大会,对于新修公路问题进行讨论,

目下汉藏吉凶预卜行事,西藏乃佛法圣迹之地,向例藏中遇有关系事件,对于三宝佛虔诚卜卦所示吉凶依照

办理,历有成案可寻。噶厦还称,此次修路调查路线一案,“佛示不准”,“势难从命”,西藏地方政府电告国民

政府,不支持修路是佛法指示,如果坚持举行,不但藏方有碍,且对于中央政治“恐有妨害”,所以恳请中央政

府“收回成命”^ꢆ^ꢇ^ꢉ^。此前^,西藏民众大会对勘测队进藏意见允拒不一^,最后卜于布达拉大护法神前^,^“神示不

允,遂无敢允测主张者”^ꢆ^ꢇ^ꢋ^。西藏地方执意抗拒中央^,但其军事实力较弱^。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等人判

断,藏方与中央政府交涉之时,故意拖延时日,目的在于“一方面与英官商洽,一方面作军事准备”^ꢆ^ꢇ^ꢌ^。据蒙藏

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工作人员情报,西藏地方当局与英国驻藏官员“最近往返频繁”;孔庆宗亦报称,西藏正规

①

②

《筹筑中印公路(一)》,台北“国史馆”:“外交部”档案,典藏号020-011906-0023,第157页。

《孔庆宗为藏官遮梗修筑中印公路事致噶厦函》(1941年9月16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

编》第7册,第2839页。

③

CyphertelegramfromSecretaryofStateforIndiatoGovernmentofIndiaꢀDated10thSeptemberꢀ1941ꢀChina-AssamRoadꢁFolder2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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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筹筑中印公路(二)》,台北“国史馆”:“外交部”档案,典藏号020-011906-0024,第15页。

⑤

《噶厦致蒙藏委员会电》(1941年9月),许广智、达瓦编《西藏地方近代史资料选辑》,西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77页。

⑥

Sichang-SadiyalandrouteꢀReceived16thSeptemberꢀ1941ꢀChina-AssamRoadꢁFolder2ꢂꢀForeignOfficeFilesforChina1938-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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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chang-SidiyalandrouteꢀReceived3rdOctoberꢀ1941ꢀChina-AssamRoadꢁFolder2ꢂꢀForeignOfficeFilesforChina 1938-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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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am-ChinaRoadꢀReceived19thSeptemberꢀ1941ꢀChina-AssamRoadꢁFolder2ꢂꢀForeignOfficeFilesforChina1938-1948ꢀF9540ꢄ

46ꢄ10

《筹筑中印公路(二)》,台北:“国史馆”:“外交部”档案,典藏号020-011906-0024,第49页。

⑨

ꢆꢇꢈ《孔庆宗就西藏再不允许测勘中印公路中央拟派队护送事致噶厦函》(1941年11月17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

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7册,第2840页。

ꢆꢇꢉ《吴忠信电蒋中正藏方借词佛谕拒绝测修中印公路报请鉴核由》(1942年1月25日呈),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国际

运输,典藏号002-020300-00015-130,第244页。

ꢆꢇꢋ《筹筑中印公路(二)》,台北“国史馆”:“外交部”档案,典藏号020-011906-0024,第69页。

ꢆꢇꢌ《吴忠信赵丕廉电蒋中正藏方似有对测勘中印公路事故意拖延时日并作军事准备由》(1941年12月3日呈),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

文物/一般资料ꢊ民国三十年(三),典藏号002-080200-00296-038,第3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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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占西ꢃ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中印公路的筹修与交涉

军共14营,约7000人,除警卫拉萨后藏4营外,现戍昌都方面及新开往之兵当在5000人左右,就地征调之

民兵数目不详,“惟缺乏战斗力”,全藏共有武器约15000支,机关枪、迫击炮10余挺^①^,^“所有军火均由英国

供给,颇为精良”^②^。为应付国民政府军事压力^,西藏地方政府增调4代本⁽西藏官名^,统兵500名⁾赴昌都^,

以2代本拒青海军,以2代本赴盐井、察隅,拒修中印公路^③^。

由于西藏地方官员一再阻挠勘测,为保证中印公路勘测工作顺利进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强硬对

待,蒋介石指令昆明行营主任龙云就地派兵一连保护,“准备随队工作”,同时要求龙云在昆明与中印公路工

程处处长袁梦鸿面谈部队番号以及调集地点^④^。1942年4月21日^,蒋介石致电龙云^,要他全力以赴兴筑中

印公路,称:“中印公路之能否如期赶成,乃为我国对国际地位与精神优劣之试金石”,“此事全赖吾兄负责主

持”^⑤^。国民政府准备派兵入藏保护勘测队^,并以此警告西藏地方的举动^,遭到西藏地方政府的反弹^。吴忠

信报告称,近闻各地藏兵均陆续调集拉萨,发交枪械,并将旧炮废枪交修械所修理^⑥^。1941年12月3日^,青

海省主席马步芳指责噶厦自食前言,“西藏既已允之于前,又拒绝于后,此与西藏信用殊多损害” ^。12月10

日,马步芳派其顾问马佐汉到拉萨,劝告噶厦勿阻中印公路之勘测,“否则青军当听命中央”;噶厦电复马步

芳:“中央前委测勘路线人员,对于修筑问题,藏方前后尚未应允,事关路政,西藏僧俗民众代表大会深恐滋

扰,势难从命”;噶厦并面告马佐汉称:“将不惜任何牺牲,反对测勘此路。”孔庆宗报称,“现西藏地方积极调兵

整械,暗作战备”^⑧^。张嘉璈^、吴忠信等人欲借此机会解决西藏事宜^,电告蒋介石及早做军事冲突之准备^,先

在青藏及康藏边区妥为部署,如果护测军队与藏兵发生冲突战争,“惟有以青康之军队合力推进,俾求藏事之

根本解决”,请蒋介石召见青海省主席马步芳、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商谈对藏用兵准备事宜,“召集有关部会长

官,与之作一会谈,以资决定” ^。1942年1月5日^,张嘉璈与国民政府军政要员何应钦^、白崇禧^、朱绍良诸将

军商谈中印公路事,诸人皆认为康印公路应走北线,主张先筹备西昌至中甸段,同时应布置由青海以武力压

迫西藏,“第一步先占领昌都”^ꢆ^ꢈ^ꢇ^。1月10日^,蒋介石批准青海军队先驻玉树^,但顾及英^、美^“盟国^”态度^,在军

事上并未采取进一步行动,企图通过交涉解决修路事宜。

⑦

⑨

经过中英、中印及中缅交涉,国民政府决定先修筑南线,暂停北线之修筑。西藏地方政府自认为反抗修

筑中印公路成功,“日益轻视中央”,更设立“外交局”,“对外表示其独立自主”。1942年7月6日,西藏地方

政府成立“外交局”,并通知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自本日起一切事件请处长向该局接洽,勿直接与噶厦提

说”;7月7日,噶厦函孔庆宗称,西藏地方政府任命札萨索康、贡觉仲尼大喇嘛二员主管“外交局”^ꢆ^ꢇ^ꢉ^。孔庆宗

向蒙藏委员会报称,西藏地方政府设立“外交局”,“是视中央为外国,示西藏为独立国”,建议中央政府明电噶

厦不承认该局,中央驻藏官员仍须照旧与噶厦接洽一切事件,并速定“以实力根本解决藏事之大计”^ꢆ^ꢇ^ꢋ^。噶厦

①

②

③

④

《筹筑中印公路(二)》,台北“国史馆”:“外交部”档案,典藏号020-011906-0024,第68页。

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281页。

《筹筑中印公路(二)》,台北“国史馆”:“外交部”档案全宗,典藏号020-011906-0024,第71页。

《蒋中正电龙云中印公路测量队受到藏吏阻挠令就地派兵保护》(1941年11月21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事略稿本—民国

三十年十一月,典藏号002-060100-00158-021,第65页。

⑤

《蒋中正电龙云鼎力促成中印公路如期赶成》(1942年4月21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国际运输,典藏号002-

20300-00015-143,第262页。

⑥

⑦

⑧

⑨

《吴忠信赵丕廉电蒋中正藏方似有对测勘中印公路事故意拖延时日并作军事准备由》(1941年12月3日呈),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

文物/一般资料—民国三十年(三),典藏号002-080200-00296-038,第355页。

《马步芳为请向西藏当局进言勿阻修筑中印公路事致马杰臣电》(1941年12月3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

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7册,第2840页。

《孔祥熙电蒋中正据孔庆宗电称马步芳派顾问马佐汉劝告噶厦勿阻中印公路之测勘由》(1942年1月8日呈),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

文物/一般资料—民国三十一年,典藏号002-080200-00297-004,第489页。

《张嘉璈吴忠信呈蒋中正具陈中印公路派兵护测经费筹划意见由》(1941年12月23日呈),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一般资料ꢊ

民国三十年(三),典藏号002-080200-00296-051,第477页。

ꢆꢇꢈ姚崧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296页。

ꢆꢇꢉ《孔庆宗为报西藏设立外交局事致蒙藏委员会电》(1942年7月6日)、《孔庆宗为西藏设立外交局请速示应付方针事致蒙藏委员会电》(1942

年7月7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7册,第2841、2842页。

ꢆꢇꢋ《西藏内情》,台北“国史馆”:“外交部”档案,典藏号020-012600-0004,第9页。

18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要求孔庆宗到西藏新设之“外交局”接洽商谈各事,孔庆宗“愤不去”^①^。中国驻印度加尔各答总领事黄朝琴

致电外交部称,藏方在拉萨设立“外交局”,“其内容复杂,有人把持”;外交部并电蒙藏委员会称,西藏“外交

局”之设立,难免不受唆使,且“影响整个西藏问题及中印公路之进行” 以致^“中藏间僵局益为恶化^”^③^。7

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外交部、交通部、蒙藏委员会派代表在行政院开会讨论西藏成立外交

组织问题,决议一面竭力保持中央对藏主权,一面体念地方特殊困难,决定否认西藏摄政所设之“外交局”,运

输问题“改用商业组织方式进行”^④^。

②

国民政府还决定继续对西藏施以军事压力,大有一举收复西藏之势,并计划于1942年10月前派军进驻

西昌,“再用政治方法解决西藏问题” ^。1943年^,国民政府将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调往重庆^,完成对新疆

的直接控制,派军到新疆、青海、西康等与西藏临近之省份。4月3日,中国骑兵400名抵达青海结古以南,

步兵200名到达离昌都约三日行程之处,另有3000名步兵由西宁开至青海南边。中国试图对藏用兵之举

动,英国极度敏感,其首相丘吉尔在同盟国参谋长会议上公开对宋子文发出诘难,称:“西藏为一独立国,中国

在对敌作战时期,何以对藏用兵”;蒋介石闻讯亦极为不满,嘱宋子文对丘吉尔提出质问^⑥^。宋子文拒绝英方

所表示之关切,称:“一国之内部队之调遣,实与另一国无关。至于一国之中央与地方接洽事件,无论其友国

如何友好,亦无友国代为转达之必要。”^⑦国民政府作出军事行动之姿态^,也是对于^“英国对西藏事务的任何

积极兴趣感到不满” ^。5月12日^,蒋介石召见西藏驻渝代表阿旺坚赞^,训示国民政府对藏方针^,并告以政府

派兵理由四点:(1)藏方阻挠交通,(2)勾结日本,(3)设立“外交局”,(4)对待政府驻藏官员不予礼貌;并且明

^确^指^出^,^西^藏^当^局^“^如^能^一^一^改^善^,^情^势^自^可^缓^和^”^⑨^。在国民政府政治军事压力之下^,西藏召开民众大会^,决

议西藏“外交局”非新创机关,中央政府如仍拒绝接洽,西藏地方政府拟让步,另设机关,与驻藏办事处往还,

否认西藏地方政府与日本勾结;但中印公路“仍以神意反对测修”,并称西藏应与中央保持感情,“不应与中央

西藏办事处断绝关系”^ꢆ^ꢈ^ꢇ^。

⑤

⑧

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国支持下,在与中央政府交涉的同时,仍作军事抵抗准备。1943年4月9日,孔庆宗

致电蒙藏委员会称,已有五六批军火由印度进入西藏,除步枪、机关枪外,尚有小钢炮,“为数可观”;西藏先后

派马基饶噶厦及索康汪钦等赴印度订购军火,英方也力助西藏阻止汉人及货物入境,英国驻藏代表与西藏当

局要人“往还甚密”^ꢆ^ꢉ^ꢇ^。6月14日^,马步芳电称^,西藏地方在青藏及康藏交界地方仍积极布置军事^,并有进犯

囊谦及苏莽企图,蒙藏委员会据此分析,“藏方现拟取一方拖延,一方备战之姿态”^ꢆ^ꢇ^ꢋ^。西藏地方政府回复国

民政府之表态,显示藏方“毫无诚意解决,恐非军事,不足以奏效”,但对于西藏用兵,刘文辉居中阻碍,而马步

芳“则跃跃欲试”^ꢆ^ꢇ^ꢌ^。在西藏方面^,^“将以其指挥的一切手段抵抗这种侵略^,可能包括向英国和美国发出呼

①

②

③

姚崧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309页。

《西藏内情》,台北“国史馆”:“外交部”档案,典藏号020-012600-0004,第49页。

《外交部情报司关于记者就西藏设立外交局等事采访该局首脑情报》(1942年12月14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

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7册,第2849页。

④

⑤

⑥

⑦

姚崧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309页。

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314页。

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357页。

《外交部为英国干涉中国军队调动事呈文及蒋介石批示》(1943年5月10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

案史料汇编》第7册,第2850页。

⑧

⑨

TheChargéinChinaꢁAtchesonꢂtotheSecretaryofStateꢀMay25ꢀ1943ꢀForeignRelationsoftheUnitedStatesDiplomaticPapers

1943ChinaꢁWashingtonꢅUnitedStatesGovernmentPrintingOfficeꢀ1957ꢂꢀ632

姚崧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326页。

ꢆꢇꢈ《蒙藏委员会为转送西藏民众大会关于外交局及修筑中印公路等事决议要点致军事委员会电》(1943年6月14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7册,第2851页。

《

ꢆꢇꢉ《孔庆宗致蒙藏委员会电》(1943年4月9日),许广智、达瓦编《西藏地方近代史资料选辑》,第380页。

ꢆꢇꢋ《蒙藏委员会致军事委员会电》(1943年6月14日),许广智、达瓦编《西藏地方近代史资料选辑》,第382页。

ꢆꢇꢌ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368页。

184

王占西ꢃ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中印公路的筹修与交涉

吁” ^。1944年1月27日^,孔庆宗向蒙藏委员会致电称^,西藏地方政府仍寄希望依靠英国援助对抗中央政

府,驻江孜英军军官孙德尔偕所训练藏军官兵、炮4门,于本月19日到达拉萨,并偕英国驻藏代表舍利福,为

藏方装备库存炮3门;英方暗售军火予藏,虽无证据,但藏军枪炮概为英制,今又教以炮术,为其训练无线电

员,藏方还允许英方建学校、开医院,“凡藏方拒我者,无不允英”^②^。英国派萨立夫少校为驻藏最高级别人

物,在西藏布满情报网,在亚东驻兵70名、甘孜驻兵60名、甘托克驻兵20名、拉萨驻兵20名,此外,在西藏

^设^教^堂^、^医^院^、^学^校^等^作^为^掩^护^其^秘^密^活^动^的^机^关^③^。西藏当局恃有外援^,故敢拒修中印公路^,创设^“外交

局”,阻挠盟国运输,禁止汉人入境,“藐视中央,凌虐汉人,冲扰驻藏办事处,停止支应”,孔庆宗请中央政府设

法应付,制止拉萨英国官员在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僵局中暗助西藏地方政府整军负隅,“以弭边患”^④^。

英国政府一直主张中国政府对西藏拥有宗主权,而回避主权,其目的就在于否认西藏属于中国一部分的

事实。英国极力维持西藏的“独立性”,就是想保持其在西藏的特殊地位,以保证英国的利益。甚至中国民航

飞机在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航线上飞越西藏,都遭到英国的反对。印度政府向中国航空总公司加尔各答办事

处抱怨称,“这种飞越西藏的行为应该停止”,公司的美国董事建议不对印度政府当局的信作出答复,美国驻

华大使高斯据此向美国国务卿报告称:“这进一步表明了英国对西藏的兴趣,而不是中国对该特殊地区的宗

主权主张。”^⑤^“一个多世纪以来^,英国一直反对中国对西藏实行直接控制^,而且没有迹象表明这一政策在不

久的将来会改变。”^⑥因此^,当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修路问题上发生矛盾之时^,英国政府向西藏地方政

府表示,“国王陛下政府的政策是给予西藏对中国的外交支持”^⑦^。张嘉璈感慨道^,^“英人始终欲西藏成为封

锁独立地区,成为中印苏之缓冲地带,无丝毫开发西藏之意向。开发愈迟,愈利于印度局势”,由于中国政府

在西藏种种开发计划“均非英人所愿”,“英人不愿在藏印边境有便利之交通,以免多生事故”^⑧^。

四ꢃ盟军之介入与中印公路之建成

①

经过中英、中印及国民政府与西藏交涉,中印公路之路线已有很大改变。国民政府将中印公路之起点改

为云南昆明,自云南大理至印度塞地亚公路,又称“滇印公路”。因抗战形势的发展,国民政府引入美国因素,

由美军将领史迪威牵头修建中印公路,最终达成修建之目的,故而此路又称“史迪威公路”。

国民政府一直未放弃从西藏修建中印公路的意图。西藏地方以“佛示不准”四字禁止勘测队越雷池一

步,以后该队虽曾密遣工务员陆筱丹化装潜入,亦在门工被觉察挡回,“致使中印间最理想之交通线,在滇缅

路封锁期间不克利用”;蒙藏委员会又派一张某及第11集团军上校、金沧上游调查组组长袁某乔装商人经过

该线,被发觉受阻之后,“藏方警戒甚严” ^。1943年2月^,西藏地方政府还拒绝了英国假道西藏向中国运送

军火的建议^ꢆ^ꢇ^ꢈ^。1943年秋^,国民政府交通部组织中印公路勘测队^,派张子敬为队长^,并与西藏巨商取得密切

联系,勘测队已兼有秘密探险性质。10月,勘测队由昆明出发,队员化装成商人实地踏勘,勘测路线即1941

年交通部派袁梦鸿所未勘测成之线,1944年1月初到达塞地亚,张子敬所勘路线起自云南下关终至印度塞

⑨

①

TheChargéinChinaꢁAtchesonꢂtotheSecretaryofStateꢀReceivedOctober14ꢀ1943ꢀForeignRelationsoftheUnited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43Chinaꢀ640

②

《孔庆宗为西藏当局恃有英援藐视中央应设法弭患事致蒙藏委员会电》(1944年1月27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

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7册,第2853页。

③

④

《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调查报告》(1943年8月10日),许广智、达瓦编《西藏地方近代史资料选辑》,第382页。

《孔庆宗为西藏当局恃有英援藐视中央应设法弭患事致蒙藏委员会电》(1944年1月27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

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7册,第2853页。

⑤

TheAmbassadorinChinaꢁGaussꢂtotheSecretaryofStateꢀReceivedNovember18ꢀ1943ꢀDiplomaticPapers1942ChinaForeignRe-

lationsoftheUnitedStatesꢀFrus1943Chinaꢄd572

⑥

TheChargéinChinaꢁAtchesonꢂtotheSecretaryofStateꢀReceivedOctober14ꢀ1943ꢀForeignRelationsoftheUnitedStatesDiplometic

Papers1943Chinaꢀ640

⑦

ProposedAssam-ChinaRoadꢀReceived3rdDecemberꢀ1941ꢀChina-AssamRoadꢁFolder2ꢂꢀForeignOfficeFilesforChina1938-1948ꢀ

F13151ꢄ846ꢄ10

⑧

姚崧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336页。

⑨

《筹筑中印公路(二)》,台北“国史馆”:“外交部”档案,典藏号020-011906-0024,第181页。

ꢆꢇꢈ姚崧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3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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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地亚,全长1140公里,为通往印度最便捷路线,中途经过云南大理、邓川、剑川、丽江、维西、羊咱等约500公

里;西康境内之门工、竹瓦寺、察隅等地,约370公里,在西藏势力范围内;印度边境之托洛岭(Theronlian_g)、

丹宁(Dennin_g),而抵达塞地亚,长约270公里。1944年5月3日,交通部部长曾养甫报告该路线情况,从路

线情形、工程状况、工程估计、人工与给养等方面总结该路线的可行性。尽管该路线经过西康境内370公里,

至多不过两三千户,尽系藏族民众,“将来是否听任征用,亦无把握”,但他也指出,中印公路具有军事、政治与

经济之价值,唯以“英人之传统政策,或仍不欲吾人建筑国际通路,因而影响西藏之行政组织”^①^。

从英方态度而言,英人对于中印公路之修建,“势将从中阻挠,怂恿藏方反对”,因而国民政府外交部欧洲

司司长梁龙指出,修筑中印公路“困难所在,似不在工程而在交涉”^②^。虽然修筑中印公路也存在事实上的可

能性,但英国对于经过西藏的中印公路依然持抵制态度,即便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英国仍轻视中国的军

事能力,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软弱的盟友,无法给英军提供太多实际的军事帮助。直到1943年1月3日,英

国驻华大使卡尔仍歪曲中国抗战事实,向英国政府建议:“如果蒋介石要求我们采取一些行动来推进这项计

划,我们将不得不以西藏的反对为借口,但在此之前,我建议我们不必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让中国人自己

发现这项计划是不可行的。”^③

由于在缅甸战役中英军失利,急需中国方面帮助,英国政府对于中国修建中印公路的抵触态度才有所放

缓。1942年2月11日,英国政府建议,不论中国政府、缅甸政府是否能够合作,先对塞地亚路线进行测量^④^;

月

,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参赞台克曼向英国外交部建议:“由于中国收回西藏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英国应该

修改其对西藏的政策。”^⑤建议英国政府不要在西藏问题上与中国政府搞对立关系^。英国部分政界人士也意

识到政治因素与军事因素同等重要,“应该支持任何可行的计划来维持对中国的供应” ^。5月11日^,蒋介石

决定,一方面仍由马步芳出兵压逼西藏,给西藏地方政府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国民政府继续与英国政府沟通

接洽,意在造成中英会同压逼西藏地方政府同意的局势。5月12日,英国军事代表团布鲁斯(Bruce)将军与

张嘉璈会晤时表示,中印公路“逾北逾佳,最好中英两方会同劝告西藏”,至此中英双方似“一致赞成打通西

藏”,张嘉璈即致函军令部部长何应钦,建议:“中英会同压迫西藏,并派兵护送测量人员入藏,将西昌至中甸

路线即时动工。下关至中甸线则俟军事形势稍稳,再行决定”,如果阿萨密受到日军威胁,“即派兵直趋拉萨,

或由昌都入藏”。5月19日,布鲁斯又表示,中英双方会同通告西藏,“告以先办驿运,自拉萨至巴安,并保证

不干预其内政”。7月2日,蒙藏委员会报称,英国驻西藏代表已与藏方洽妥驿运,待中方告以路线、运量及

货运种类,即可决定,交通部代表当即告以运路系自拉萨至昌都,运量先定为3000吨,运货系军需品^⑦^。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加大对中国的军事支援力度,努力通过西藏建立一条由印度通往中国的补给

线,除开辟“驼峰空中航线”外,还积极沟通建立陆上交通线。美国在处理中国与西藏关系上较为谨慎。1942

年8月15日,美国驻英大使馆向美国政府建议,对于英国外交部在西藏自治问题上的态度,不需要向英国大

使馆发表评论^⑧^。1943年4月19日^,英国驻美大使馆还向美国政府历数中华民国政府自1912年以来对西

藏的“干涉”和“渗透”,辩称印度政府不支持中国修建中印公路的建议“纯粹出于地理和气象的实际原因”,即

使修建“也需要数年才能完成”,还说,即使在中国政府作出“西藏政府不能接受的规定”的情况下,“印度政府

⑥

①

②

《筹筑中印公路(二)》,台北“国史馆”:“外交部”档案,典藏号020-011906-0024,第188页。

《筹筑中印公路(二)》,台北“国史馆”:“外交部”档案,典藏号020-011906-0024,第192页。

③

ProposedAssam-ChinaRoadꢀReceived3rdJanuaryꢀ1943ꢀProposedAssam-ChinaRoadForeignOfficeFilesforChina1938-1948ꢀF78ꢄ

8ꢄ10

ProposedAssamChinaRoadꢀReceived11thFebruaryꢀ1942ꢀProposedAssam-ChinaRoad ForeignOfficeFilesforChina1938-1948ꢀ

④

F1386ꢄ78ꢄ10

⑤

转引自:李世安《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页。

⑥

ProposedAssamChinaRoadꢀReceived23rdFebruaryꢀ1942ꢀProposedAssam-ChinaRoad ForeignOfficeFilesforChina1938-1948ꢀ

F1691ꢄ78ꢄ10

⑦

⑧

姚崧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304、305、307、308页。

TheBritishEmbassytotheDepartmentofStateꢀ15thAugustꢀ1942ꢀForeignRelationsoftheUnitedStatesDiplomaticPapers1942

ChinaꢁWashingtonꢅUnitedStatesGovernmentPrintingOfficeꢀ1956ꢂꢀ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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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占西ꢃ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中印公路的筹修与交涉

没有停止继续努力”,通过贸易渠道经西藏向中国运送货物,之所以没有取得进一步进展,在于“中国人的不

怀好意和西藏政府对中国意图的怀疑” ^。8月5日^,英国还向美国表示^:^“英国政府和印度政府在西藏都没

有任何领土野心,但他们对与印度东北边境接壤的地区保持友好关系和维护和平条件感兴趣。”^②英国将中

印公路未能修建的原因归结于中国政府对西藏的控制,并对中国进行各种不实的诬蔑,企图让美国在对藏问

题上和英国采取一致态度。1942年7月3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向罗斯福总统建议,美国对待中国与西藏的

态度是“尽量避免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政府任何可能的冒犯” ^;罗斯福致信达赖喇嘛^,表达美军的善意与战

争必胜的决心,称美国人民同其他27个国家人民一道共同进行着一场正义战争,战争是由企图征服世界的

国家强加的,意图摧毁世界各地的思想、宗教和自由,“相信我们会取得胜利,因为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

的能力是充足的,我们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 ^。1943年2月15日^,噶厦在给罗斯福的信中明确表达反对国

民政府派勘测队入藏的原因,认为西藏自古就已经取得了自由和独立,西藏努力发展其宗教事业,“我们正在

^努^力^保^持^和^加^强^我^们^的^民^族^和^宗^教^地^位^”^⑤^。在西藏地方政府^“外交局^”成立后^,美国^、英国^、尼泊尔驻藏代表

立刻就与这个“外交局”发生联系,美军还派军事代表团进入西藏“外交局”,据说是为盟军探测路线及寻找飞

机场修建地点进行交涉,并赠送了西藏地方政府一批通讯器材^⑥^。美国政府还提供修筑工具^,^“所有开山机

①

③

④

等都已经由美国起运来华”^⑦^。西藏地方政府^“外交局称

^”^:^“这是西藏和美国第一次建立友好的关系^。^”^⑧美国

驻华大使高斯致电美国国务卿报告称,西藏地方当局已经同意通过西藏向中国运送非军事物资,每年一次的

驮畜队过境是可行的,但该运输线对于中国的供应“具有较小的重要性”,他还认为,“中国人放弃了他们在西

藏修建公路和驻军的任何计划,前者是因为修建公路所需的时间对战争没有早期价值,后者是因为肯定会遭

到西藏的反对”,虽然西藏被认为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中国无意改变西藏内部行政,实际上是自治的局

面”^⑨^。至于西藏政治形势^,美国战略服务局多诺万向国务卿建议^,除非美国政府采取必要的步骤^,让中英双

方协调参与,“否则我们什么都不想做”^ꢆ^ꢈ^ꢇ^。

此时,英国政府的战略重点在非洲,对反攻缅甸推托敷衍,但对于重开雷多公路比较积极。在缅甸瓦城

及密支那失守后,中国远征军在缅甸者,一部分由杜聿明带领撤回国内,大部西撤至印度,成为中国驻印军,

由美国将领史迪威任总指挥,罗卓英任副总指挥。到1943年2月,美国政府意识到,中国人对缺乏军事援助

越来越失望和不满,没有大量的军事援助,中国是否能无限期继续积极抵抗日本,因而“关于中国局势,主要

的是向中国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ꢆ^ꢇ^ꢉ^。鉴于印缅战场的重要性^,1943年5月^,美军开始意识到开辟中印交通

线的价值,最初计划开通中国航线,使其每月运力达到10000吨,并在阿萨姆开发航空设施,与中国军队在云

①

TheBritishEmbassytotheDepartmentofStateꢀApril19ꢀ1943ꢀForeignRelationsoftheUnitedStatesDiplomaticPapers1943Chi-

naꢀ628

②

TheBritishEmbassytotheDepartmentofStateꢀAugust5ꢀ1943ꢀDiplomaticpaters1943 China ForenginRelationsoftheUnited

StatesꢀFrus1943Chinaꢄd565

③

TheSecretaryofStatetoPresidentRooseveltꢀJuly3ꢀ1942ꢀForeignRelationsoftheUnitedStatesDiplomaticPapers1942 Chinaꢀ

PresidentRoosevelttotheDalaiLamaofTibetꢀJuly3ꢀ1942ꢀForeignRelationsoftheUnitedStatesDiplomaticPapers1942Chinaꢀ

TheTibetanRegentꢁTale-dakpunditꢂtoPresidentRooseveltꢀ15thFebruaryꢀ1943ꢀForeignRelationsoftheUnited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43Chinaꢀ622-623

④

⑤

⑥

李有义《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史实》,《待解放的西藏》,新华时事丛刊社1950年版,第88页。

《中印公路核定北线雷多到密支那段已大部完成》,《新华日报》1944年9月11日,第2版。

⑦

⑧

TheTibetanForeignOfficetoCaptainIliaTolstoyandLieutenantBrookeDolanꢀFebruaryꢀ1943ꢀForeignRelationsoftheUnitedStates

DiplomaticPapers1943Chinaꢀ622

⑨

TheAmbassadorinChinaꢁGaussꢂtotheSecretaryofStateꢀJuly13ꢀ1942ꢀForeignRelationsoftheUnitedStatesDiplomaticPapers

1942Chinaꢀ627

ꢆꢇꢈTheDirectoroftheOfficeofStrategicServiceꢁDonovanꢂtotheSecretaryofStateꢀApril14ꢀ1944ꢀForeignRelationsoftheUnitedStates

DiplomaticPapers1944VolꢀⅥ ChinaꢁWashingtonꢅUnitedStatesGovernmentPrintingOfficeꢀ1967ꢂꢀ960

ꢆꢇꢉMemorandumbytheChiefoftheDivisionofFarEasternAffairsꢁHamiltonꢂꢀFebruary11ꢀ1943ꢀForeignRelationsoftheUnitedStates

DiplomaticPapers1943Chinaꢀ9

18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南的行动相一致,目的是“遏制尽可能多的日本军队,覆盖通往中国的航线,并作为开通缅甸公路的重要一

步”^①^。同时^,美国也需要从中国西南部获取稀有矿产资源^。并且^,早在1942年5月^,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就

与中国航空公司达成协议,以每吨750美元的价格,将锡或钨从昆明运输到阿萨姆邦,但美空军运输“吨位不

会太大”^②^。由于空中运力有限^,美国亟须开拓新的运输通道^,中印公路成为首选的修建目标^。

₁942年^,^盟^军^开^始^筹^备^反^攻^缅^甸^战^役^,^中^印^公^路^修^筑^之^议^复^起^。^自^该^年³^月^起^,^史^迪^威^出^任^同^盟^国^中^国

战区参谋长、中缅印美国部队最高司令官,在美国最高司令部的支持下,史迪威决定重新开放缅甸公路,“为

中国战区提供供应和激励”^③^。由于中国和英国都不愿意承认对方的领导地位^,该年10月^,美国陆军参谋长

马歇尔将军向总统罗斯福建议,史迪威在中国生活近10年,对中国有相当的了解,是确保英国和中国默许重

新占领缅甸的战役最佳指挥人选^④^;国民政府军令部拟订的^《中英美联合反攻缅甸方案大纲^》^,认为反攻缅甸

之保证在于“打通中印交通,使美国援华物资大量输入,及早完成中国总反攻之准备” ^。1943年8月^,中国

驻印军奉命自兰伽向中印缅边区开拔,越过野人山,正式开启盟军反攻缅甸之役。

⑤

与此同时,盟军决定修筑跨越此区的列多至密支那公路,“乃中印公路之原线”。经东南亚盟军总司令、

英国海军将军蒙巴顿斡旋,中印公路得以顺利修筑。1942年11月,英国首先着手施工。1943年初,由美国

工兵团接手修建,2月初,中国工兵十团参加修筑,12月完成列多至新平阳一段。1944年秋,新平阳至密支

那通车。到1945年1月19日,中印公路全线打通。此线从印度东北雷多至缅甸密支那,向东进入中国,经

腾冲、龙陵,与滇缅公路相接,经保山、下关、楚雄抵达昆明。

中印公路之建成,“不仅于反攻在缅之日寇为有利,且为输送物资至我国之唯一供应线,并为未来中印关

系日期繁荣之销(锁)钥” ^。1945年1月26日^,蒋介石致电蒙巴顿将军以表示感谢^:^“余及中国全体军民谨

向阁下致最诚挚之谢意。余深信今后吾人并肩作战之努力必可由中印交通之建立而遂益加强。”^⑦蒋介石将

中印公路改名为“史迪威路”,并给史迪威颁发一枚青天白日勋章,因之“美对华印象转佳” ^。1月28日^,蒋

介石应美国互通广播公司邀请,向美国播讲中印公路开辟之意义,并宣布命名此路为“史迪威公路”,“以纪念

过去史将军督筑该路之努力” ^。1月29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在庆祝^“史迪威路^”开通的广播中向美国民

众宣称,中国为自由和正义而战,美国向中国平民、中国士兵和中国军官致敬,在日本封锁中国陆上和海上交

通之后,“史迪威公路的开通,重建了通往中国的地面交通”,“史迪威之路,象征着美国无私的目标和对盟友

的忠诚”,“为了公路,为了航线,为了物资和美国士兵的努力,世界各地的中国人都表达了他们永远的感激之

情”^ꢆ^ꢇ^ꢈ^。中印公路建成之后^,国民政府下令^,中印公路为纯军用公路^,^“绝对禁止商车任意通行^,一切物资之运

⑥

⑧

⑨

①

CombinedChiefsofStaffMinutesꢀMay20ꢀ1943ꢀConferencesatWashingtonandQuebec1943 ForeignRelationsofUnitedStatesꢀ

Frust1943ꢄd55

②

TheAmbassadorinChinaꢁGaussꢂtotheSecretaryofStateꢀMay27ꢀ1942ꢀDiplomaticPapers1942ChinaForeignRelationsofUnited

StatesꢀFrus1942Chinaꢄd556

③

TheAmbassadorinChinaꢁGaussꢂtotheSecretaryofStateꢀAugust8ꢀ1942ꢀDiplomaticPapers1942ChinaForeignRelationsofUnit-

edStatesꢀFrus1942Chinaꢄd113

④

TheChiefofStaffꢁMarshallꢂtoPresentRoosevelꢀOctober6ꢀ12ꢀDiplomaticPapers1942ChinaForeignRelationsofUnitedStatesꢀ

Frus1942Chinaꢄ137

⑤

《军令部拟<中英美联合反攻缅甸方案大纲>》(1942年10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滇缅抗战档案》中册,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年版,第

03页。

⑥

⑦

《抗战期间公路工程概述》(1945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十)》,第412页。

《蒋中正电蒙巴顿将军中印公路经阁下努力而告完成谨致诚挚谢意》(1945年1月26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国

际运输,典藏号002-020300-00015-158,第285页。

⑧

⑨

《何应钦电蒋中正请组设中印公路中国段警备司令部并请于黄琪翔霍揆章黄杰三人中择一充任司令由》(1945年3月9日呈),台北“国史

馆”: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国际运输,典藏号002-020300-00015-160,第288页。

《蒋中正应美国互通广播公司之请莅广播大厦向美播讲中印公路开辟之意义》(1945年1月28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事略

稿本ꢊ民国三十四年一月,典藏号002-060100-00196-028,第101页。

ꢆꢇꢈTheAmbassadorinChinaꢁHurlyꢂtotheSecretaryStateꢀJanuary29ꢀ1945ꢀDiplomaticPapers1942ChinaForeignRelationsofUnit-

edStatesꢀFrus1945v07ꢄd16

188

王占西ꢃ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中印公路的筹修与交涉

输,均由政府统筹支配”^①^。至抗战胜利^,中印公路运输时间达半年之久^,运送了大量军事物资^。但至1945

年6月以后,缅甸进入雨季,由于工程标准和施工质量不高,该路路基多处塌方,路面被水淹没,道路阻滞,其

实际使用价值大打折扣。

综上可知,全面抗战时期中印公路的修建,不仅中国政府,而且英国政府、印度政府、缅甸政府,乃至西藏

地方政府、美国政府,都有着不同的利益考量。中印公路是各种地缘政治利益冲突的媒介物与聚集点,现代

交通的政治功能日益显现,在地缘政治关系的影响下更趋明显。全面抗战时期的西藏,存在历史遗留问题,

加上陪都时期的国民政府未能对西藏实施有效治理,政治控制力与军事影响力也未能介入西藏。伴随着抗

战形势的发展变化,西藏之地位更显重要,国民政府希望通过中印公路的修建,解决国防、军事、政治、经济、

外交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并试图强化对西藏的全方位控制。由于在西藏有着特殊的利益诉求,虽然英国政府

部分人士默认中国政府对于西藏地方的影响力,但囿于传统殖民政策,英国政府只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

权,不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因而不仅中印公路的修建,但凡有利于中国政府强化对西藏控制的举措都会

遭到英国的反对,英国甚至不惜支持“西藏事实独立”,并把这一态度传达给印度政府及西藏地方政府。在国

民政府与英国交涉中印公路筹修过程中,英国政府坚持以“西藏同意”为勘测及筑路的先决条件,并在暗中怂

恿西藏当局反对,并指责中国政府不了解西藏地方的拒绝态度。在英国影响下,印度也反对中国政府修建通

过西藏的公路。英国、印度政府的目的在于将西藏作为中国、苏联及印度的缓冲地带,不放弃对西藏的渗透

与控制,以保障英国政府在西藏的既得利益。英国政府还迫使国民政府改修中印公路南线,并借机解决滇缅

边界划分问题,以期获取更多的利益。另外,在地缘政治影响下,国民政府支持印度脱离英国独立,也让英国

政府不满,致使英国以进一步干涉西藏事务作为反制措施。美国政府则较多地从军事角度考虑,希望尽快建

成中印公路,以支援中国抗战,尽快打败日本,缓解美军压力,并从中国输出锡、钨等矿产资源。就西藏地方

政府而言,既不受国民政府控制,又不愿英国及印度在藏影响力过大,保持其相对“独立性”是其地缘政治选

择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因而不断利用中国与英、印之间的矛盾来凸显自身的政治定位与立场。西藏地方政府

作为政教合一的政府,对于中央政府的命令阳奉阴违,企图利用国民政府与英国政府的矛盾,并试图以向美

国示好的方式引进美国势力,以中、英、美相互制约,达成维持自身“独立”地位之目的。西藏地方当局坚持以

“神示不允”的名义拒绝国民政府中印公路勘测队进入西藏,甚至在美国斡旋下也只同意通过西藏特定地区

运输非军事物资。针对西藏地方政府的不合作及依靠英国政府对抗中央政府的态度,国民政府“先礼后兵”,

在多次沟通无效的情况下,也试图通过军事高压手段一举解决西藏问题,但在各种政治力量博弈下未能成功

实施。在国民政府作出妥协、放弃通过西藏的北线之后,西藏地方政府还设立“外交局”作为西藏地方政府的

外交机构,并企图借助英国力量对抗中央政府的政治军事压力。因此,中印公路不能如期勘测并修建的关键

因素,即在于英国政府的暗中反对及西藏地方政府的阻挠,在地缘政治的边际效应上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导致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从中国、英国、美国多方交涉的过程来看,中印公路修

建路线也一再修改,从最初的“康印公路”演变为“滇印公路”、“史迪威公路”。此路的建成,虽然能够达成一

定的军事目的,但此时不仅全面抗战已进入尾声,而且因中印公路线没有经过西藏区域,国民政府未能实现

其预定的政治军事目标,也未能改变西藏地方政府的“半独立”状态。不可否认的是,在整个交涉过程中,国

民政府始终坚持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拒绝与西藏“外交局”发生联系,使得英国政府不得不在西藏问题上作出

更加相宜切实的抉择,西藏地方政府也不得不作出相应的妥协与调整。

[责任编辑:凌兴珍]

①

《中印公路纯为军用路》,《中央日报》1945年1月5日,第1张第2版。

189

第51卷第1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

SocialSciencesEditionꢂ

024年1月

Vol51ꢀNo1

Januaryꢀ2024

三大核心期刊评价项目比较与应对:

以高校综合性社科学报评价结果为例

苏雪梅

ꢃꢃ摘要:三大核心期刊评价项目都以评价期刊的影响力为主要内容,历经“文献计量研究ꢊ期刊评价ꢊ学术评

价”的发展进程,虽然在评价目的、评价指标等方面各不相同,但是,他们的遴选结果具有趋同性。面对期刊评价带

来的影响,对期刊界来说,应以冷静平和的心态来保持办刊的初心,在坚守独立办刊原则的同时吸取期刊评价的数

据反馈,为办好刊物服务;对学术界而言,应摒除“以刊评文”的简单化学术评价思路,尊重学术研究的规律,遵循主

客观相结合的评价原则,建立相对独立且科学的评价系统。

关键词:核心期刊;期刊评价;学术评价;文献计量分析;高校综合性社科学报

DOI1013734ꢄjcnki1000-531520240303

收稿日期:2023-10-17

作者简介:苏雪梅,女,四川泸州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编审,E-mailꢅ182460007@_q_qcom。

当前,学术评价越来越简单化地走向期刊评价,即在进行学术论文评价时不是以论文本身内容的学术价

值为依据,而是简单地以论文所发表的期刊级别为依据进行评价。这不仅是内容与形式的本末倒置,导致了

学术评价的扭曲,而且加剧了期刊评价结果对期刊办刊的数据化走向,也错误地导向了学术论文的发表流

向。因此,每当期刊评价结果发布时,不仅会对期刊界产生巨大影响,也会对学术界产生深远影响。对社科

期刊进行评价而产生最为广泛和深远影响的评价项目系统主要有三个,就评价项目产生的先后顺序来看,一

是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发布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以下简称“北大核心”),二是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

学研究评价中心发布的《CSSCI来源期刊目录》(以下简称“南大核心”),三是由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发

布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以下简称“社科院核心”)。三大核心期刊评价项目因成

立的时间不同、目的不同、评价指标不同,因而对核心期刊进行遴选的结果也不同。那么,这三大核心期刊的

遴选结果是否具有趋同性? 三大期刊评价项目的共性和走向是什么? 期刊界与学术界对期刊评价所带来的

影响应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 本文就以高校综合性社科学报类为例^①^,对三大核心期刊评价项目进行比

较分析,回答上述问题并得出合理的结论。

一ꢃ三大核心期刊评价项目遴选结果的比较:以高校综合性社科学报类为例

经过多年的研制发展,三大期刊评价项目逐步成熟稳定。本文以三大核心期刊评价项目最新发布的遴

选结果为研究对象,即《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20)》^②^、^《CSSCI来源期刊目录⁽2021ꢊ2022⁾^》^③^、^《中国人

①

②

③

本文讨论的高校综合性学报都是指社科类的高校综合性学报,不包括自科类或科技类的刊物,下同。

陈建龙、张俊娥、蒋蓉华主编《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20年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9版,第130ꢊ132页。

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CSSCI来源期刊目录(2021ꢊ2022)》,2021年4月25日发布,2023年4月20日访问,httpsꢅꢄꢄcssrac

njueducnꢄcpzxꢄzwshkxywsyꢄ20210425ꢄi198393html。按:因2023ꢊ2024年CSSCI来源期刊目录未正式公布,本文数据未采用。

190

苏雪梅ꢃ三大核心期刊评价项目比较与应对:以高校综合性社科学报评价结果为例

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2022)》^①^,选取它们对高校综合性社科学报的评价结果进行分析^。由

于北大核心没有单独列出高校综合性学报类目表,而是以“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类核心期刊表”呈现,共

21种

的综合性人文、社科类期刊,共73种(同时去除了虽为高校主办,但一般都归入综合性社科期刊的《文史哲》、

求是学刊》和《思想战线》三种);南大核心目录按期刊名的音序进行排列,没有分类列表,笔者选取其“综合

,因此,为了样本的统一性,笔者去除了由社科院系统和社科联系统主办的刊物,只保留了由高校主办

《

性高校学报”和“高校社科学报”两类合并统计,作为本文高校综合性学报类的样本,共73种期刊;社科院核

心单独列有“高校综合性学报”类,笔者选取的样本包括“顶级、权威和核心”共110种期刊^②^。

(一)三大核心期刊评价项目遴选结果比较

通过比对同属高校综合性学报类样本的73种北大核心和73种南大核心,他们的交集是59种,即样本

中既是北大核心又是南大核心的期刊有59种。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对期刊归类不同,在73种北大核心中有

种由民族大学主办的学报^③虽然没有进入南大核心的高校综合性学报类^,但进入了南大核心的^“民族学与

文化学”类,因此,这5种民族大学学报也入选了南大核心,可见,在入选的73种北大核心中有64种期刊同

时入选南大核心,占比87.7%,73种北大核心中不属于南大核心的只有9种。同时,在入选南大核心的73

种期刊中,有14种期刊未入选北大核心,其入选北大核心的期刊有59种,占比80.8%。

通过对比73种北大核心和110种社科院核心可知,他们的交集为61种,也就是说,在高校综合性学报

样本中,既入选北大核心又入选社科院核心的期刊共61种。同样需要说明的是,在73种北大核心中,也因

为归类的不同,有7种由高校主办的综合性学报没有归入社科院核心的高校综合性学报类,其中5种由民族

大学主办的学报归入“民族学与文化学类”,另外2种综合性社科期刊(由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主办的《中国青

年社会科学》和由湖南省委党校主办的《湖湘论坛》)归入“中国政治”类。虽然这7种刊物没有归入社科院核

心的高校综合性学报类,但仍然是社科院核心的核心期刊,所以,总体上说,在73种北大核心中入选社科院

核心的期刊的共有68种,占比93.2%。同时,在110种社科院核心中,有61种期刊入选北大核心。同样地,

由于对刊物归类不同,在110种社科院核心中,有4种由农业大学主办的期刊^④归入北大核心的^“农业经济

类”,还把属于北大核心“综合性理工农医类”的《国防科技大学学报》也纳入里面,这样,在110种AMI核心

期刊中,共有66种期刊入选北大核心,占比60%。

在73种南大核心中,有67种期刊入选社科院核心的110种高校综合性学报类核心,占比91.8%,另外

的6种没有进入社科院核心高校综合性学报类核心的期刊全部进入了该类的扩展版。110种社科院核心样

本中,有67种期刊进入南大核心73种样本,占比60.9%。可见,既入选南大核心又入选社科院核心的高校

综合性学报共67种。

(二)三大核心期刊评价项目遴选结果的趋同性与独特性

经过比对,在笔者以高校综合性学报为类别而选取的73种北大核心、73种南大核心和110种社科院核

心样本中,同时被遴选进三种核心的期刊共56种。同样,由于对期刊归类不同的原因,有5种由民族大学主

办的学报在北大核心样本中,虽然没有进入南大核心和社科院核心的高校综合性学报类样本,但都进入了南

大核心和社科院核心的“民族学与文化学”类;同样,有4种由农业大学主办的学报都在南大核心和社科院核

心的样本中,虽然没有归入北大核心的高校综合性学报类的样本,但是进入了北大核心的“农业经济类”。显

然,这5种民族大学学报和4种农业大学学报都是同时被遴选进入三种核心的期刊,因此,在所有遴选的样

①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2022)》(简版),2023年3月20日发布,2023年4月20日访问,ht-

tpꢅꢄꢄcassescssncnꢄkycgꢄ202303ꢄP020230320565031071693pdf。

社科院AMI核心、权威、顶级期刊,在下文中统称为核心期刊。

5种由民族大学主办的学报分别是《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和《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下文凡提到5种民族大学学报都

是指这5种学报。

②

③

(

④

4种由农业大学主办的学报分别是《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下文凡提到4种农业大学学报都是指这4种学报。

19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本中,共有65种期刊同时进入北大核心、南大核心和社科院核心(见表1)。

表1ꢃ同时入选三大核心期刊的高校综合性社科学报(按音序排列)

序号

学报名称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3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4

版)》

序号

学报名称

序号

学报名称

45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46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5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版)》

《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

学)》

48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版)》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7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49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版)》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9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1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0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2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8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1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3

《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32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54

33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5

版)》

《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

《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4

56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57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版)》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35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

58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版)》

《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7

59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版)》

《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38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60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版)》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9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61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40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62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4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63

版)》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42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64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

43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版)》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44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_ꢃ_ꢃ_从_上_述_比_较_分_析_来_看_,一方面,三大核心期刊评价项目的遴选结果在总体上具有趋同性。即三大核心期

刊评价项目所遴选出的核心期刊的主要部分是重合的,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同时入选三大核心的刊物占北大

核心和南大核心样本的89%,由于入选社科院核心的期刊更多,达110种,比另外两种核心期刊多了37种,

所以,进入北大核心和南大核心的期刊的绝大部分都入选了社科院核心期刊表。可见,尽管评价系统不同,

但遴选出来的期刊都得到比较一致的认同,结果是相似的。另一方面,三大核心期刊评价项目又具有各自的

特点,在遴选刊物时有自己的独特性,体现在遴选结果上的差异性。三大核心期刊评价项目遴选结果都有不

同,都不能彼此涵盖,体现了三者的差异性。相较于北大核心与南大核心的样本量而言,虽然社科院核心样

本量相对较大,但是,并不意味着进入北大核心和南大核心的期刊就一定能进入社科院核心,依然有一些进

入北大核心或者南大核心的期刊并没有入选社科院核心。评价结果具有趋同性的原因主要是他们的评价指

标具有趋同性,而对评价指标的不同偏好和赋值不同导致了结果的差异化,使各个评价项目具有自己的独特

192

苏雪梅ꢃ三大核心期刊评价项目比较与应对:以高校综合性社科学报评价结果为例

性。另外,三大核心期刊评价系统所遴选的期刊每一版都有变化,保持着一定的动态性。

二ꢃ三大核心期刊评价项目研制的目的和指标

(

一)三大核心期刊评价项目的研制目的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的研制目的

“₁₉₉₀年年底,北京地区高等院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共同发起研究和编制《中文

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并于1992年出版了首版成果,即《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所以,《中文核心期刊要

目总览》是最早进行核心期刊遴选项目所发布的成果,“填补了国内空白”^①^。改革开放后^,^“我国公开出版发

行的期刊,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一百种,迅速增至80年代末的六千余种”,“出版物的迅速增长与购买资金

有限的矛盾,收藏量的剧增与收藏空间不足的矛盾,极大的文献量与使用者(读者)的有限精力、有限时间的

矛盾等均日趋尖锐”,“严峻的形势迫切要求人们对为数众多的期刊加以系统的研究,认真地鉴别它们的水平

与质量,了解它们在所涉及的学科或专业中的地位与作用,以便于各图书馆有选择地收藏与剔除和有计划地

管理与开发利用,也便于读者从期刊的海洋中探寻他们所需要的信息”^②^。因此^,北大核心的研究目的是^“为

不同类型和不同级别的图书馆采访与收藏中文期刊提供参考依据;为各个专业和不同层次的读者选择阅读

中文期刊提供参考依据”^③^。可以将其简单概括为两个目的^,一是提供^“图书馆典藏的依据^”^,二是提供^“向读

者推荐的依据”。北大核心项目在建立和开发之初主要为了解决期刊资源极大增长与图书馆采购经费不足

及典藏空间不足的矛盾,“我们编制这部核心期刊表,其用意之一即是为各图书馆确定自己的馆藏重要期刊

或馆藏核心期刊提供便利”^④^。但是^,随着时代发展^,期刊出版数字化^、传播网络化^,特别是大型网络数据库

的建立和使用,从根本上改变了文献的典藏方式和读者对期刊的使用方式,即数字化典藏成为重要内容,而

读者通过搜索使用数字文献代替了传统的查阅实体纸刊。传统典藏的空间矛盾得到缓解,伴随着文献数量

呈现出激增的态势,如何从海量文献中查找到需要的文献成为一个主要矛盾。北大核心的研制目的也日渐

偏重“向读者推荐的依据”,也就是说,期刊评价越来越成为其重要选择。不管产生的背景和目的怎样,1992

年北大核心的横空出世实质上是对学术期刊从质量上进行了分类,是对学术期刊进行评价,“对学术期刊来

说,能否挤进《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成为‘核心期刊’是衡量其办刊水平的重要证明”^⑤^。

₂_._《_C_S_S_C_I来源期刊目录》的研制目的

₁₉₉₇_年_底,根据当时我国中文信息资源建设的现状和信息服务的需要,南京大学提出了研制开发电子

版《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以下简称“CSSCI”)的设想,1998年研制出版了第一版《CSSCI来源期刊目

录》。1999年8月20日,教育部正式发文将《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列为教育部重大项目^⑥^。该项目的成

立主要是基于“信息服务的需要”,“主要收录所有来源期刊(集刊)全部来源和引文信息,旨在服务于人文社

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创新、前沿研判、综合评价,提升中文学术影响力。其数据是对中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以

期刊(集刊)为主要载体的成果产出状况和学术引用情况的真实记录,可以为研究机构、学术期刊和研究人员

提供可用于分析、研究、批评和评价的原始数据和统计结果”,“遴选来源期刊(集刊)的目的是为中文社会科

^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选^择^合^适^的^文^献^数^据^来^源^”^⑦^。也就是说^,该项目主要从收集期刊论文的引用文

献入手,通过分析引用文献互相之间的关联性,寻找出期刊论文之间的关联性和学术影响力,进而寻找出影

响力大的期刊,为建立引文数据库而遴选出合适的来源期刊,所谓南大核心期刊就是为建立引文数据库而遴

选出来的来源期刊。如前文所述,由于期刊的数量很大,文献量也很大,所以只能通过筛选来确定建立引文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陈建龙、张俊娥、蒋蓉华主编《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20年版)》,第103页、104页。

庄守经主编《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199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前言(一)》,第1页。

《研究目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网站,2023年4月20日访问,httpꢅꢄꢄhxqklibpkueducnꢄꢕq=researchꢄpurpose。

庄守经主编《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1992)》,《前言(一)》,第2页。

苏雪梅《试论转载和引用对学术研究和学术评价的影响》,《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161页。

《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简介》,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2023年4月20日访问,httpsꢅꢄꢄcssracnjueducnꢄgy-

wmꢄzxjjꢄindexhtml。

⑦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集刊)遴选办法(修订稿)》,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2023年7月18日修改,

023年9月20日访问,httpsꢅꢄꢄcssracnjueducnꢄgywmꢄlxbzꢄ20230718ꢄi249257html。

19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数据库的来源期刊范围。“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入选期刊必须是社会科学领域内各个学科中学术水平较高、

社会影响较大、编辑出版较规范,且能体现各学科最新研究水平的重要学术刊物。争取经过2ꢊ3年系统自

动滚动与筛选,再配合专家对期刊的定性评价,逐步形成各学科的核心期刊群”^①^。可见^,入选的来源期刊就

是影响力大的期刊。正是因为南大核心是建立在期刊论文引用的客观数据之上,所以,南大核心一经发布就

在期刊界和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期刊评价和学术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和导向。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_A_M_I综合评价报告》的研制目的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以下简称“评价院”)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研究单位,前身为2013年12月

₂6日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

_评_价_院_“_自₂₀₁₄_年_起_每₄年开展一次期刊评价工作。

经过2014年、2018年和2022年三轮期刊AMI评价工作的理论探索与具体实践,评价院尝试建构出一个具

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体系”,其研制目的是“旨在通过创新的评价理论和科

学的评价方法,评价和研究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中具有代表性的优秀成果,进而探寻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

刊建设与发展的整体情况与内在规律”^②^。这是直接以^“期刊综合评价^”为标题的评价报告^,其目的就是进行

期刊评价。其实早从1996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就有专门机构进行这项工作,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

中心所进行的文献计量研究工作,除在2000年印制了一版内部版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外,

分别于2004年、2008年和2013年正式出版了三个版本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为之后社科

院核心的评价奠定了研究基础。2013年专门从事哲学社会科学评价研究的评价院成立,以全新的状态投入

到人文社科期刊的综合评价研究工作之中。社科院核心的公布,体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积极主动承担起对

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研究和评价工作,试图建立一套科学的期刊评价标准,全方位地对期刊进行评价,引导

学术期刊的办刊方向。

(二)三大核心期刊项目的遴选指标

.北大核心的遴选指标

随着时代的发展,北大核心的量化评价指标从1992年版的3个发展到2020版的16个,不仅在量上有

很大的增加,指标的具体内容也发生了巨大变化。1992年版的三个指标是“载文量”、“文摘量”和“被引量”,

其中,第一个指标“载文量”已于2004年版取消,不再作为评价指标。而“文摘量”和“被引量”指标则更加细

分和具体化,“文摘量”演变为2020年版的“被摘量(全文、摘要)”和“被摘率(全文、摘要)”。“被引量”演变为

₂₀₂₀_年_版_的_如_下_几_个_指_标_:“被引量”,“他引量(期刊、博士论文)”,“影响因子”,“他引影响因子”,“₅年影响

因子”,“5年他引影响因子”。另外,增加的指标有如下几个:“特征因子”,“论文影响分值”,“论文被引指

数”,“互引指数”,“获奖或被重要检索系统收录”,“基金论文比(国家级、省部级)”,“Web下载量”和“Web下

载率”。“选择评价指标的基本原则是:能够反映期刊学术水平、核心效应明显、有较好的统计源、具有可操作

性等”^③^。可见^,指标的增加和细分的目的就是要让评价更加全面^、更加科学^,也更加贴近时代的发展^,让量

化评价更加具体化和数字化,使评价结果更有说服力。在北大核心的遴选过程中,除了量化指标,还有非量

化的指标,主要就是定性评价,即学科专家评审,综合参考学科专家的评审意见来审定。

.南大核心的评价指标

南大核心项目就是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的建立而遴选的来源期刊,因此,期刊的

引文数据就是其量化指标的基础。虽然项目研究中心当前没有公布南大核心遴选的指标,只有遴选的四个

原则,即“公开、公平、公正;总量控制,动态调整;定量(文献计量指标)评价与定性(学科专家)评价相结合;质

量优先,兼顾地区与学科平衡” ^,但在CSSCI使用介绍中提出^,^“对于期刊研究与管理者^,CSSCI提供多种定

④

①

②

邹志仁《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之研制、意义与功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第147页。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2022)》(简版),2023年3月20日发布,2023年4月20日访问,ht-

tpꢅꢄꢄcassescssncnꢄkycgꢄ202303ꢄP020230320565031071693pdf。

③

陈建龙、张俊娥、蒋蓉华主编《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20年版)》,第107页。

④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集刊)遴选办法(修订稿)》,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2023年7月18日修改,

023年9月20日访问,httpsꢅꢄꢄcssracnjueducnꢄgywmꢄlxbzꢄ20230718ꢄi249257html。

194

苏雪梅ꢃ三大核心期刊评价项目比较与应对:以高校综合性社科学报评价结果为例

^量^数^据^:^被^引^频^次^、^影^响^因^子^、^期^年^指^标^、^期^刊^影^响^广^度^等^”^①^。可见^,确定来源期刊的范围主要是通过统计期

刊文章的引用情况,“目前常用的期刊评价指标有:期刊总被引、期刊影响因子、期刊即年指数、期刊影响广

度、期刊被引半衰期、期刊引用半衰期、期刊作者地区分布、基金论文比例等”^②^。从南大核心创始期的遴选

办法来看,也是以期刊文章的引用数据为主要依据,“根据期刊被引排队结果、影响因子、论文收录比例、引文

比例等因素调整队列,再根据核心作者群在队列期刊中的发文量为每种期刊增加权重,综合原队列值和新的

^权^重^值^得^到^新^队^列^,^即^为^本^索^引^给^出^的^最^新^核^心^期^刊^排^队^”^③^。综合其一贯的遴选依据来看^,其定量评价主

要就是引用指标,即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包括两年影响因子、五年影响因子)、即年指标等。同样地,除了定

量评价,南大核心同样有定性评价,包括问卷调查和专家审议,还特别考虑地区和学科的平衡。

.社科院核心的评价指标

022年版社科院核心评价体系 3

“

由

个一级指标、₁₃个二级指标和₃₁个三级指标构成,实行一票否决

制,设置一票否决指标、计分指标、加分指标、扣分指标和观察指标,各指标按照人文、社科、综合三大学科类

^分^权^重^计^分^,^各^指^标^统^计^时^间^及^数^据^来^源^有^所^不^同^”^④^。一票否决指期刊如果有违马克思主义原理^、有违中

央现行基本方针政策和严重学术不端行为三种情况,取消期刊的参评资格。对参评期刊,首先分成四类,即

人文类、综合类、社科类和其他特殊类。之所以先分类,是因为针对不同类别期刊的特性,各种指标在权重分

配上有区别,然后再根据具体指标来定量评价。3个一级指标是期刊吸引力、管理力和影响力,各一级指标

有对应的二级指标共13个,然后二级指标下落实到31个具体的三级指标,层层递进对应并赋予不同的权

重。具体而言,吸引力主要包括期刊的获奖情况和专家评价,如期刊、论文和人员获奖,下载量,以及咨询委

员、专家委员、推荐专家和评阅专家的评价等;管理力主要是期刊制度建设、信息建设、队伍建设、编校质量等

指标,如学术不端、编校规范、编辑人员队伍建设、期刊网络发行传播以及编校质量等;而影响力则主要指期

刊文章的学术影响力等,包括发文量、影响因子(多种),转载量(率)和国际影响力等。总之,社科院核心这个

评价体系是对期刊进行全方位的评价,与北大核心和南大核心围绕期刊的学术水平进行评价最大的不同之

处在于,社科院核心的评价还包括期刊管理方面的评价。

三ꢃ三大核心期刊评价项目的共性与发展走向

(一)三大核心期刊评价项目都试图通过评价学术影响力来评价期刊的学术质量

从前述的三大核心期刊评价项目的评价目的和评价指标来看,都是围绕期刊文章的学术影响力来展开,

把评价的重点放在期刊的学术影响力上,通过搜集期刊文章的相关影响力数据来进行量化评价,进而评价期

刊的学术质量。三大核心期刊评价项目都以选出学术影响力大、有代表性的期刊为目的,入选的核心期刊或

者来源期刊被评判为学术影响力较大、学术质量较高的期刊,实质就是对期刊按学术质量进行分类。从三大

核心期刊评价项目的评价指标来看,围绕学术影响力评价的指标也比较多样化,权重也比较高。无论是转载

方面、引用方面还是下载传播方面的指标,都是指向文章的影响力。具体来说,期刊文章的被转载量(率)越

大、被引用越多(影响因子越大)以及下载量、传播量越大,表明期刊文章的学术影响力越大。虽然这些客观

数据的确反映出文章的影响力情况,但并不是对文章内容的学术质量的直接反映,而是对文章学术质量的间

接反馈。同时,影响力是一个中性词,影响力的大小并不必然与质量的优劣成正比。因此,为了使评价更具

有科学性,三大核心期刊评价项目都增加了主观方面的评价,即专家评价。专家评价主要就是对期刊学术质

量的评价,通过专家对期刊学术质量进行直接评价,具体方式包括问卷、专家审议等。总之,三大核心期刊评

价项目正是通过客观数据的搜集与主观评价的综合,最终来确定期刊评价的结果,且这种主客观相结合的评

价都是围绕期刊的学术质量进行的,遴选方法也大致相同,即首先按学科进行期刊分类,然后进行客观的定

①

《CSSCI新平台介绍》,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2021年10月20日发布,2023年9月20日访问,httpsꢅꢄꢄcssracnjueducnꢄ

zlxzꢄ20211020ꢄi207127html。

②

苏新宁《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图书馆论坛》2006年第6期,第60页。

③

④

苏新宁《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设计》,《情报学报》2000年第4期,第292页。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2022)》(简版),2023年3月20日发布,2023年4月20日访问,ht-

tpꢅꢄꢄcassescssncnꢄkycgꢄ202303ꢄP020230320565031071693pdf。

19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量评价,最后结合主观的定性评价,综合权衡后得出结果。

二)三大核心期刊评价项目都历经“文献计量研究_ꢊ期刊评价_ꢊ学术评价”的发展历程

(

三大核心期刊评价项目在实施中都率先选择定量研究法,即以文献计量学理论作为研究依据设置评价

指标,通过采集期刊论文的相关数据,比如转载情况、引用情况、下载传播情况等来进行遴选,强调评价的客

观性、中立性。三大核心评价项目的主要理论依据就是文献计量学上著名的布拉德福定律和加菲尔德的影

响因子理论。布拉德福定律即文献的分散与集中定律:“大量学科论文及其被利用量集中在少量期刊上,少

量学科论文及其被利用量则分散在大量期刊中。”^①美国^《科学引文索引^》创始人加菲尔德的影响因子理论则

是围绕影响因子搜集数据并进行评价,“通过研究文献被引用的情况也得到了类似结果,即大量被引文献出

自少数期刊,而其余少数被引文献则分散在大量的刊物上”^②^。^“

自加菲尔德创建^《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简称

)以来,引文索引逐渐成为评价核心期刊的重要工具,引文索引产生的各类数据已成

CitationIndex SCI

为人们遴选核心期刊的重要量化指标”^③^。可以说^,期刊评价正是建立在文献计量研究的基础之上的^,通过

文献计量研究得到期刊的客观数据,以此遴选出核心期刊的范围。所以,“期刊评价一直是文献计量学领域

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④^。同时^,学术期刊与学术研究的发展密不可分^,因为学术研究的成果主要以学术论

文公开发表的形式呈现,也就是说,学术期刊是学术研究成果的重要展示平台,所以,对学术期刊的评价也间

接成为对学术论文的评价,甚至简化为“以刊评文”的方式。“‘以刊评文’是有其逻辑的,那就是期刊的质量

与论文的质量是不可分割的,期刊之所以优秀是因为其所发表的论文优秀,执行严格的审稿标准,特别是代

表了同行评价的双向匿名评审,……故能通过优秀期刊审稿的论文理应都是优秀论文”^⑤^。显然^,^“以刊评

文”以默认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所有文章为优质文章为前提进行评价,虽然其科学性受到广泛的质疑,但是,基

于核心期刊评价的结果,出于管理的方便性,“以刊评文”在事实上是存在的。

从三大核心期刊评价系统的发展历程来看,这一发展路径可以归纳为:文献计量研究ꢊ期刊评价ꢊ学术

评价。实际上三者并没有明显的时间界限,而是交织在一起进行的,即以文献计量研究为基础进行期刊评

价,而期刊评价又直接影响着学术评价的结果。

(三)从评价期刊学术质量到对期刊进行全面评价的走向

自1992年版北大核心期刊表发布已30余年,核心期刊评价指标也在不断更新变化,从最新版的社科院

核心评价指标设置不难看出,期刊评价方式正在从比较单一的以学术影响力为主的评价转向到对期刊进行

更全面的评价,遵循期刊办刊要求和特点进行评价。“仅就学术期刊而言,质量标准又可分为学术标准、编辑

出版标准、影响力标准和同行专家定性评价标准。不同的学科亦有不同的质量标准,基础理论研究也不同于

应用实践研究”^⑥^。具体来说^,这一评价思想的转变体现在社科院核心评价指标两个方面的变化上^。

一是社科院核心增加了“管理力”一级指标,权重为20%,这是社科院核心独有的评价指标。“管理力”

指标是社科院核心3个一级评价指标之一,在其下又分为6个二级指标和11个三级指标。6个二级指标包

括“学术不端”、“制度规范”、“信息化建设”、“队伍建设”、“编校质量”和“期刊特色化”,其中,“信息化建设”和

^“编校质量”在“管理力”里面权重较高,分别为₄₀_%,而“学术不端”指标为减分指标,即一旦发现有“学术不

端”的情况则按20%扣分^⑦^。可见^,^“管理力^”指标的设计完全是针对期刊自身的建设需要和作为出版物的特

质而设置的。比如“编校质量”一直都是对出版物质量进行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这在《出版管理条例》、《期

刊出版管理规定》和《报纸期刊质量管理规定》等行政法规中都有明确的规定,也是进行期刊管理的一个重要

①

②

③

④

⑤

陈建龙、张俊娥、蒋蓉华主编《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20年版)》,第105页。

邹志仁《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之研制、意义与功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第148页。

苏新宁《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图书馆论坛》2006年第6期,第59页。

苏新宁《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图书馆论坛》2006年第6期,第65页。

朱剑《歧路彷徨:核心期刊、CSSCI的困境与进路———“三大核心”研制者观点述评》,《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21

页。

⑥

⑦

沈固朝《学术期刊评价十问》,《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23年第5期,第566页。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2022)》(简版),2023年3月20日发布,2023年4月20日访问,ht-

tpꢅꢄꢄcassescssncnꢄkycgꢄ202303ꢄP020230320565031071693pdf。

196

苏雪梅ꢃ三大核心期刊评价项目比较与应对:以高校综合性社科学报评价结果为例

方面。社科院核心设置“管理力”指标体现出其对期刊进行综合评价的目的和决心,试图突破其他评价项目

局限于学术影响力方面的单一评价,回归到期刊的出版物属性,真正实现对期刊的全方位式的立体评价,从

而建立一套期刊评价的新体系。

二是社科院核心针对不同学科的属性在评价时赋予不同学科期刊的权重值不同。大众理解的核心期刊

实质上是指各个学科研究中有代表性的刊物,核心期刊的遴选就是选出各个学科领域的优秀期刊,因此,在

进行期刊评价时首先要进行学科分类,分类评价才有意义。正是因为不同学科具有不同的特质,在学术研究

过程中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因此,在核心期刊评价中应针对不同学科采取不同的评价方式才更加科学合

理,在期刊评价中具体体现在对期刊的分类和分类之后的定量评价中。社科院核心基于刊物学科属性的不

同,首先把期刊分为四个大类,即“类1:侧重人文社科”、“类2:侧重综合期刊”、“类3:侧重社会科学”和“类

侧重冷门绝学、新兴学科、交叉学科、跨学科等期刊”,在定量研究时赋予不同大类期刊不同的权重。主要

体现在“吸引力”和“影响力”两个一级指标上,在“吸引力”上,类1、类2和类3的权重分别为45%、40%和

1 2^和^类3^的^权^重^则^分^别^为35%^、40%^和45%^。^正^是^针^对^不^同^类^别^的^期^刊^而^作^出

而在影响力上,类、类

;

35%

的细分赋值更符合期刊学科属性的实际情况,从而提高了评价的客观性和可信度。这一变化也体现出在期

刊评价中更注重科学性与合理性,是期刊评价新的特点和发展方向。

四ꢃ影响与应对

(一)三大核心期刊评价项目产生的影响

核心期刊评价项目的结果一经发布就对期刊界和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因为评价结果以学术质量的

名义直接对期刊进行了等级划分,通过对办刊质量进行评价,强行把期刊纳入评价体系之中。同时,期刊评

价指标则量化成为一个办刊框架,根据评价指标对期刊进行切分和量化,成为左右办刊质量的重要因素,这

深刻地影响着期刊的办刊理念和方向,让期刊人从以我为主的办刊逐渐转向到围绕评价指标来办刊。同样

地,随着学术研究的蓬勃发展,对学术成果的量化评价也成为规范化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量化管理需要一

个相对客观的载体,正因为学术期刊承担着学术成果的发表任务,所以,学术期刊就成为学术研究量化管理

的一个重要平台,在管理便捷化、简单化思维的作用下,对学术期刊的评价就直接演变为对学术研究成果的

评价。因此,核心期刊评价系统深刻地影响着期刊办刊和学术评价,其遴选结果也遭受到多方的质疑。其

中,最受质疑之处在于三大核心期刊评价项目都是建立在文献计量研究的基础上,以学术影响力为主要指标

作出的评价,这显然不是对期刊学术质量的直接评价。“现有评刊机构的主体是非学科/专业的数据加工人

员,方法是基于量的比较,比较内容有论文的聚类度、相关度、规范化、价值的持久性等,而非质的评价。这种

^评^价^更^多^是^基^于^形^式^的^‘^评^比^’^而^非^基^于^内^容^的^‘^评^价^’^”^①^。^“^‘布氏定律^’和^‘加氏定律^’所揭示的是期刊论文

和引文分布的规律,而不是期刊论文质量分布的规律,因此,作为文献检索工具的理论依据是成立的,但作为

用途与检索无关而只与评价相关的核心期刊的理论依据则是说不通的”^②^。同样地^,核心期刊评价结果也不

能作为学术评价的依据,“学术评价的内涵远比文献计量学所能测度的内容丰富得多、复杂得多,目前难以用

数据刚性地、单一地分析复杂的人类脑力劳动和精神产品”^③^。

经过多年的发展,为了减轻核心期刊评价系统的负面影响,各评价系统强调应正确认识核心期刊的作

用,弱化对期刊质量评价的影响力。北大核心认为该遴选项目“不具备全面评价期刊优劣的作用,不能作为

衡量期刊质量的标准,更不能作为学术评价的标准”,强调“核心期刊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根据某学科论文

的信息和使用情况在期刊中的分布状况,来提示一定时期内某学科期刊的发展概貌,为图书情报界、出版界

^等^需^要^对^期^刊^进^行^评^价^的^用^户^提^供^参^考^”^④^。南大核心虽然对科研管理者和期刊都提出其重在提供客观的

数据,为管理和办刊提供参考,更强调其CSSCI的学术服务功能,即对社科研究者提供来源文献和被引文献

的信息,以助力研究者厘清学术脉络,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创新发展。“引文索引诞生之初,是为了建立文献之

①

②

③

④

沈固朝《学术期刊评价十问》,《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23年第5期,第565页。

朱剑《歧路彷徨:核心期刊、CSSCI的困境与进路———“三大核心”研制者观点述评》,《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7页。

沈固朝《学术期刊评价十问》,《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23年第5期,第565页。

陈建龙、张俊娥、蒋蓉华主编《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20年版)》,第123页。

19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间的联系关系,发现科学的源流,以后逐渐引申了科学的评价功能。但在我国,学界更多地把它看成是评价

的工具,因此,说到引文索引,就把它和评价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引文索引最重要的功能应该是三个方面:

探索科研规律,促进科学研究;科学引用数据,分析评价成果;分析学科特征,指导规划管理”^①^。可见^,期刊

评价项目在尽力回归文献计量功能,以提供客观数据为主,降低对期刊评价的负面影响。

(二)期刊界的应对

对期刊界而言,核心期刊评价系统的出现对其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使其办刊从比较自主自为的状态转

变到拘束在一定框架内发展,必然要去思考如何适应量化的指标体系。从学科与行业发展的规范化要求看,

量化评价的产生是必然的。其实,在三大核心期刊评价系统之外并存着出版管理部门和教育部门对社科学

术期刊进行的评估和管理^②^,所以^,对学术期刊的评价是必然存在的^,也是学术期刊发展的必然结果^。面对

期刊评价客观存在的现状,期刊界应积极变被动的考量为主动地去适应。一方面,坚守以学术质量为归依的

独立办刊原则。学术质量是学术期刊的命脉,坚守学术质量也是学术期刊的办刊使命和底线。从前面的阐

述亦可知,三大核心期刊评价系统的评价结果具有趋同性,也就是说,只要是优质期刊,无论在哪个评价系统

都能脱颖而出。无论什么样的评价指标,都是围绕学术质量和学术影响力这一核心理念来展开的,因此,通

过发表一篇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忽略掉一个个具体的评价指标,专注于刊物自身的办刊宗旨和理念进行选

稿和栏目设置,遵循学术研究的原则和规律做好服务工作,这便是积极主动的态度和选择。另一方面,尊重

期刊评价系统的评价规则,参考评价指标产生的客观数据,改进办刊思路,提高办刊质量。期刊评价系统为

刊后反响提供了客观的数据反馈,这为改进办刊思路提供了参考数据。因此,认真分析期刊评价的相关数

据,反思办刊过程中的不足,总结经验,从而促进期刊质量的提高,是正确对待期刊评价系统的应有之义。

(三)学术界的应对

学术评价是对智力成果的评价,是一个复杂的工程^③^,

应尊重学术研究的规律^,遵循主客观相结合的评

价原则,建立相对独立且科学的评价系统,不能简化为“以刊评文”。就学术论文而言,学术评价本应是对文

章学术价值的评价,比如该研究是否具有创新性,或者在研究方法上是否有突破性,或者是否发现有新的证

明材料,又或者该研究对实践是否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等等。总之,一定是基于文章本身的内容来判断。

由于学术评价结果常常是用于职称评定、科研项目的申请或结题、硕博士毕业的要求等,对管理者来说就是

要进行量化衡量。而期刊评价正好是通过量化而作出的评价,入选的核心(来源)期刊代表相对优秀的刊物,

这样的刊物在选文上要求更严格,也更注重文章的学术质量,所以,能在核心(来源)期刊上发表的论文等同

于相对优质的论文。这种把学术评价简单化的思维,是一种偷懒和搭便车的处理方式。在当前破“五唯”^④

的要求下,应采用主客观相结合的评价方法,致力于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期刊评价与学术评价是两个

相对独立的系统,不能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并且,期刊评价的结果是否科学一直以来也备受争议,同样,在

核心(来源)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并不意味着都是好文章,应该根据具体的文章来作具体的分析和评价。学术

评价是主观性的评判,具有专业壁垒,应坚持主客观相结合的评价原则,让同行专家的评议作为学术评价的

主要依据,把客观数据作为辅助的评价材料,以客观性的数据作补充。也就是说,把期刊评价作为辅助评价

的依据,坚持主客观相结合进行评价才是更科学合理的。

[责任编辑:罗银科]

①

②

③

苏新宁《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的设计与应用价值》,《中国图书馆学报》2012年第5期,第102页。

钟秋波《社科学术期刊评价:回顾、反思与构想》,《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138ꢊ139页。

关于学术评价,不是本文讨论的内容。之前已有比较多的研究,有学者提出一些构想,比如朱剑教授提出构建“学术共同体”,参见:朱剑《歧

路彷徨:核心期刊、CSSCI的困境与进路———“三大核心”研制者观点述评》,《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25页;叶继

元教授提出“形式评价、内容评价和效用评价‘三位一体’”的评价体系,参见:叶继元《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探讨》,《南京大学学报(哲

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第97页;等等。

④

“五唯”是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教技厅函〔2018〕110号)中对“唯论

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简称。

198

第51卷第1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

SocialSciencesEditionꢂ

024年1月

Vol51ꢀNo1

Januaryꢀ2024

CONTENTS&ABSTRACTS

TheOriginalContributionofXiJinping^’sImportantExpositionsontheUnique

ProblemsoftheMajorPartytotheMarxistTheoryofPartyBuilding

KanDaoyuan^,QiuYouliangꢃ5ꢀ14

Sincethe18thNationalCongress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inthegreatpracticeofadvancingthe

Party^’sselfꢘrevolutioninthenewera^,XiJinping^,withhisconsistentsenseofunexpecteddevelopmentand

firmperseveranceinfacinguptodifficultproblems^,putforwardaseriesofnewthoughts^,viewpointsonthe

causes^,corecontentsandsolutionsoftheuniqueproblemsofthemajorparty^,whicheffectivelypromotedthe

theoreticalexplorationandpracticalresponsetotheuniqueproblemsofthemajorpartyandmadehistorica-

chievementsthathaveattractedworldwideattention.Itdeeplydemonstratedthepolitical^,strategicandhis-

toricalinitiativeofourPartyinpartygovernance^,whichisofgreatsignificanceintheoreticalinnovationandof

leadingcontributiontotheworld.AsanintegralpartofXi^’simportantthoughtsonpartybuilding^,hisimpor-

tantexpositionsontheuniqueproblemsofthemajorpartyisnotonlyasolutiontothenewproblemsand

challengesthatariseinpartybuildinginthenewera^,butalsocontainsdistinctmethodologicalimplications

andtheoreticalvalue^,makingsignificantoriginalcontributionstoenrichinganddevelopingtheMarxisttheory

ofpartybuilding.Itishighlightedinthefollowingdimensions^:intermsofacademicoriginalcontribution^,Xi

systematicallyconstructedalogicalsystemandanalyticalframeworkfortheuniqueproblemsofthemajor

party^,proposedtheoriginalconceptof^“theuniqueproblemsofthemajorparty^”^,thebrandnewproposition

of^“wemustalwaysstayalertanddeterminedtotackletheuniqueproblemsofthemajorparty^”^,andthestra-

tegicconsiderationof^“thesixstrategictasks^”^,achievedthetheoreticalsublimationandleapoftheMarxist

theoryofpartybuilding.Intermsofinnovativeexpansioncontribution^,Xiexamined^,analyzed^,andsolved

theuniqueproblemsofthemajorpartybycombiningprominentissuesofthetimes^,Chinesehistoricalwis-

domandhumanpoliticalcivilization.Hebroadenedanddeepenedthecontent^,category^,perspectiveandvision

oftheMarxisttheoryofpartybuildingbothdiachronicallyandsynchronically^,andthusformedascientific

theoreticalsystemthatmetthegeneralrequirementsofpartybuildinginthenewera.Intermsofcreativeap-

plicationandcontribution^,Xiflexiblyappliedthevaluestance^,coreviewpoints^,andideologicalmethodsof

theMarxisttheoryofpartybuildingtoanalyzeandsolvetheuniqueproblemsofthemajorparty^,andpromo-

tedthistheorytoreleasestrongtheoreticalcharmandpracticaleffectivenesswiththechangeofthetimes.In

summary^,Xi^’simportantexpositionsontheuniqueproblemsofthemajorpartycontainsdistinct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includingunwaveringlyadheringtothebasicprinciplesoftheMarxisttheoryofpartybuild-

ing^,aswellasperseveringinrespondingtoaseriesofnewmajorissuesfacingtheParty^’slongꢘtermgovern-

ance.Atthesametime^,itisrootedinthefertilesoiloftheChinesehistoryandcultureandworldcivilization

toenrichtheMarxisttheoryofpartybuilding^,enhancingthesystematizationandtheorizationoftheMarxist

theoryofpartybuilding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Consequently^,theyofferimportantmethodologicalen-

lightenmentandideologicalreferencevalue.

19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TheConceptofSysteminXiJinping^’sTheoryandPracticeInnovationofRigor

intheParty^’sInternalPoliticalActivities

LiXinzhi^,ZhongLianguoꢃ15ꢀ24

Adheringtotheconceptofsystem^,animportantideologicalandworkingmethodinMarxism^,ispromi-

nentlyreflectedinthetheoryandpracticeinnovationofXiJinping^’stheoryofrigorintheParty^’sinternalpo-

liticalactivities.Itshouldbeunderstoodfromitsforwardꢘthinking^,holisticplanning^,strategiclayout^,and

comprehensiveadvancement.Specifically^,thisconceptismanifestedinseveralaspects^:systemicallyguarding

againstinternaldangersandexternalrisksfacedbytheparty^,comprehensivelyexaminingthehistory^,real-

ity^,andfutureofrigorintheParty^’sinternalpoliticalactivities^;planningbasedonthecomprehensivegov-

ernanceofthepartyandtheoverallsituationofsocialism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designingthetopꢘlevel

frameworkforseriouspartypoliticallife^;andinnovatingmeans^,approaches^,andmethodsintheParty^’sin-

ternalpoliticalactivities.Itsprofoundunderstandingisbeneficialtobettergraspandapplytheideologicaland

workingmethodsofMarxism^,andithasimportantmethodologicalsignificanceforfurtherpromotingthe

qualityimprovementoftheParty^’sinternalpoliticalactivitiesinthenewera.

Characteristics^,Utility Valueand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of Marxand

Engels^’Allusion^:BasedontheTextualInvestigationoftheCollected Worksof

MarxandEngels ⁽2009edition⁾

WangKeꢃ25ꢀ31

Allusionisacommonrhetoricaldevice^,anditalsohasits^“uniqueness^”inthecontextofMarxisttexts^,

particularlyintheworksofMarxandEngels.TheutilityofusingallusionsinMarxandEngels^’worksin-

cludesboththefunctionofallusionsandtherhetoricaleffectstheyproduce^,whicharecloselyrelatedtotheir

valueorientations^,namelytherecurrenceofcriticisminsimilarhistoricalcontextsandtheevolutionofallu-

sionsfrompracticetoguidingpractice.XiJinping^’sAllusionshasbecomeanimportantsourceforstudying

Xi^’sthoughtonSocialism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foranewera.Therefore^,basedonallusionstudies^,

weshouldnotonlyexplorenewperspectivesonthestudyofMarxistclassicsbutalsodeeplyunderstandthe

importantrolethatallusionsplayintheinheritanceanddevelopmentofsocialhistoricalcivilization.Further-

more^,weshouldactivelyutilizeallusionstotellChina^’sstoriesinthenewera.

Xunzi^’sThoughton^“PoeticEthics^”

WangKunꢃ32ꢀ43

Regardingthedebateofxing andwei⁽^伪⁾orthatofliyi⁽^礼^义⁾andxingqing^性^情inXunzi^’sthought^,

therearetwomainpointsofviewsincurrentresearch^:oneassertstheconsistenceofxingandwei^,andtheother

holdsthedistinctionbetweenxingandwei.Bothpresupposethedichotomyofxingandwei^,basedonthefoundation

humannature⁽^人^性⁾^,aconceptionalconstructionofthesubjectivityofhumanbeingsratherthantherealityofhuman

existence.Infact^,thedebateofxingandweiasaquestion^,transcendingthedichotomousstructure^,canonlybe

raisedbyreducingtheconceptionalconstructiontotheoriginalviewsightofemotionalexperience.

(性)

200

CONTENTS&ABSTRACTS

ThedebateofxingandweistemsfromXunzi^’snamingofxing^:Thereasonfortheexistenceoflifeiscalled

(

^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Thedesiresinherentinhumanbeingscanpotentiallyleadtoethicalconsequencessuch

xing

asconflict^,disorder^,andpoverty.However^,thecognitiveandevaluativeabilitiesinherentinhumanbeingsalsoallow

fortherecognitionoftheevilintheseethicalconsequences^,aswellastheabilitytomakegoodjudgmentsonthebasis

ofpseudoꢘoriginatedritualsandrighteousness.Therefore^,theconceptofxingcanbeunderstoodontwolevels^:one

beingdesiresandtheotherbeingcognitiveknowledge.Inthejudgmentofcognitiveknowledge^,desiresareconsidered

evilwhilethepseudoisconsideredgood.Thus^,evildesiresbecometheevaluativesignificanceofxing^,whilecognitive

knowledgerepresentsthecognitivesignificanceofxing.

Howdoesthejudgmentofevildesiresandfalsegoodnessarisefromcognitiveknowledgeofxing⁽^性^知⁾^?Itis

preciselythroughthepursuitofthepotentialityofcognitiveknowledgeofxingthattheagreementonxingastherea-

sonforexistenceisachieved.Returningtotheharmoniousandcompassionateexperiencethatarisesfromxing^,itis

throughthecomprehensionandreflectiononthisexperiencethatthesubject^’scognitiveknowledgeofxingisestab-

lished.Inconjunctionwithdesiresasitsobjectsofunderstanding^,theyformasubjectꢘobjectrelationship^,therebycon-

stitutingthedualmeaningofxing.Consequently^,cognitiveknowledgeofxingisabletomakevaluejudgmentsre-

gardingevildesiresandfalsegoodness.Onlybyreturningtoaharmoniousemotionalexperiencecantheagreementon

thedualmeaningofxingbeestablished.Inthejudgmentofcognitiveknowledgeofxing^,thelegitimacyofthepseudo

inliyiisthusestablished.

Huaxing⁽^化^性⁾meanstorestoretheagreementonxingwithintheperspectiveofemotionswhileqiwei⁽^起^伪⁾

meanstoestablishliyibasedonemotionalcomprehensionandreflection.Onlythroughtheemotionalexperiencesof

loveanddevotiontorighteousnesscancognitiveknowledgeofxingmakejudgmentsonliyi.Inthisway^,ethicalprin-

ciples⁽^道^义⁾areestablishedbasedonthecomprehensionandreflectionderivedfromtheemotionsofcompassionand

(

礼)

love.Thisformsthefoundationofli andleadstotheestablishmentoflegitimacyinliyi.

Theprimordialemotionofcompassionandloveprecedestheagreementonxingandtheconstructionofliyiin

thelanguageofpoetrythathasbeencontemplatedbefore.Xunzi^’sthelanguageofpoetryandtakingittoregulateex-

pressthatli^,asameansofcontrollingdesiresandachievingsocialgovernance^,obtainlegitimacyandappropriateness

throughpoeticdiscourse.Thefoundationforthislegitimacyisethicalprinciples.Thelanguageofpoetryexpresses

comprehensionofTao^,andthroughreflectiononethicalprinciples^,cognitiveknowledgeofxingestablishesethical

principlesasthebasisofliandconstructsandpracticesitsnorms.

ThepracticeofliisguidedbyYueinordertoachievetheeffectofresolvingtensionsandrestoringharmony.Po-

etryandmusic^,asthestartingpointandtheendpointofli^,areinherentlyunified.Poetry^’sdiscoursegivesriseto

ethicalprinciples^,andintellectualunderstandingandreflectiononethicalprinciplescontributetotheconstructionof

ritual.Musicservesastheutilizationofritual^,allowingindividualstoexperiencebenevolenceandgaininsightsinto

ethicalprinciplesduringthepracticeofritual^,thusachievingtheeffectofresolvingconflictsandrestoringharmony.

Poetry^,ritual^,andmusicformacircularrelationship^,withXunzi^’sthoughtsandConfucius^’beliefintheimportance

ofpoetry^,theestablishmentofritual^,andtherealizationthroughmusicbeinginlinewitheachother.Thisembodies

theuniquepoeticattributesofConfucianethicalphilosophy.

TaoistPhilosophyinLegalistPoliticalThought^:OriginsandChanges

FeiJunxiaoꢃ44ꢀ50

TheTaoistrootsofpoliticalphilosophyinlegalisthavelongbeenobscuredbythehighlypragmaticnature

oflegalistthought.Basedonastudyofconceptualhistory^,sincetheemergenceofthe^“supportingtheold

20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withthenew^”approachinitiatedbyShenzi^,arepresentativeofthe^“PowerꢘPolitics^”factioninlegalist^,the

conceptof^“goodgovernance^”undertheguidanceoftheTaohasoncebeenanidealblueprintforearlylegalists

andtheintegrationofTaoismandlegalisthasbecomeafocusofresearchacrossvariousschoolsinlegalist.

However^,thetendencytowardachievementsandcontributionsadvocatedbythe^“RuleofLaw^”factioninle-

galismgraduallyobscuredtheexplorationofthemetaphysicalpropositionsoflegalisminfluencedbyTaoism.

AfterthetransformationbroughtbyHanFeiziandLiSi^’stechnocraticrule^,theidealof^“goodgovernance

undertheguidanceofTaobyfollowingcustoms^,keepingquietandcomplyingwithnature^,^”pursuedbylegal-

ist^,wastransformedintotheauthoritarianruleandsupervisionofconfinedofficials.

IsWangFuzhi^’sPhilosophyMaterialism^?^—CenteringontheConceptsofQiand

Matter

LiuRongꢃ51ꢀ59

TheparadigmofdialecticalmaterialismdominatedthestudiesofWangFuzhi^’sphilosophysince1920sin

China.Basedoninterpretingthetwoconceptsofqi⁽^气⁾andmatter⁽^器⁾ofhisphilosophy^,somescholars

thoughtthatWang^’sphilosophyismaterialism.Thisviewexertedsignificantinfluenceonthephilosophical

studiesonWangathomeandabroad.Onthebasisofreaffirmingthegeneralmeaningof^“materialism^”andre-

storingthetrueconnotationsofqiandmatter^,thispaperclaimsdefinitelythatneitherqinormatterisequated

tomatterinMarxism.TheviewthatregardsWang^’sphilosophyasmaterialismisactuallyamisunderstand-

ing.ThemainreasonforthismisunderstandingistheoverꢘrelianceonthematerialismofMarxistphilosophy

inthestudyofWang^’sphilosophy^,whichhasledtothelossofsubjectivityinresearch.Inordertoaddress

thisissue^,itisnecessaryforscholarsofWang^’sphilosophytotaketheinitiativetostudyWang^’sphilosophy^,

notrelyingonMarxistphilosophy.ThisisnotonlyaninherentrequirementforthestudyofWang^’sphiloso-

phy^,butalsoanewrequirementpresentedbythetimes.

EvidenceAttributesofLargeLanguage ModelMaterials^:TakingChatGPTand

ERNIEBotasExamples

XuJimin^,YanRuobingꢃ60ꢀ73

Largelanguagemodels^,representedbyChatGPTandERNIEBot^,havegeneratedasubstantialvolume

oflargelanguagemodelmaterials^,whichhavepermeatedsocietyandhadaprofoundimpact.Therefore^,dis-

cussingtheevidentiaryattributesofthesematerialsisofsignificantimportance.Largelanguagemodelmateri-

alsrefertomaterialsrelatedtotheusageoflargelanguagemodelsthatmaybeusedasevidenceinlegalpro-

ceedings.Narrowlydefined^,largelanguagemodelmaterialsexclusivelyencompassmaterialsgeneratedby

largelanguagemodels.Inabroadersense^,theyincludehumanꢘmachineinteractionmaterials^,thelargelan-

guagemodelitself^,andinformationabouttheoperationalcontextofthelargelanguagemodel^,comprising

thesethreecomponents.Thesematerialscanbecategorizedintodifferenttypesbasedonthedegreetowhich

theyreflect^“humanꢘmachineopinions^”andtheirroleintheevidentiaryprocess.

AccordingtothedefinitionofevidenceinChineselaw^,largelanguagemodelmaterialsthatcanestablish

thefactsofacasequalifyasevidence.Todeterminetheadmissibilityoflargelanguagemodelevidence^,itsob-

202

CONTENTS&ABSTRACTS

jectivity^,relevance^,andlegalitymustbeexamined.Largelanguagemodelevidencereflectsobjectivefactsin

itscontent^,isperceptiblyobjectiveinitsform^,demonstratingobjectivity.Itisdeeplyintegratedintosocial

life^,connectingwiththefactsofcasesinvariousscenarios^,suchascivil^,criminal^,andadministrativecases^,

exhibitingrelevance.Whileitcurrentlylacksalegalfoundation^,itcanacquirelegalitythroughtheenhance-

mentofthelegalframework.Therefore^,thequestionofwhetherlargelanguagemodelevidencequalifiesas

evidencerequiresspecificconsiderationinfuturecases.Forthesakeoflitigationefficiency^,thepresentationof

largelanguagemodelevidencemayvaryindifferentlitigationscenarios.Instandardcases^,onlyhumanꢘma-

chineinteractionmaterialsandtheuser^’slocalcontextinformationmaysuffice^,whilesignificantcasesmay

requireacomprehensivepresentationoflargelanguagemodelevidence.

Withtheadvancementofcuttingꢘedgetechnology^,newtypesoftechnologicalevidencehaveemerged^,in-

cludingbigdataevidenceandartificialintelligenceevidence.Bigdataevidenceandlargelanguagemodelevi-

dencefacesimilarchallengesrelatedtothe^“blackbox^”^,admissibility^,andcategorization.Additionally^,big

dataevidencehasbeenwidelyutilizedinpractice^,makingtheassociatedtheoriesavaluablereferenceforthe

developmentoflargelanguagemodelevidence.Whileartificialintelligenceevidenceisahigherꢘlevelconcept

thanlargelanguagemodelevidence^,theextensivediversityinthefieldofartificialintelligencetechnologyim-

pliesthatthefindingsofAIevidenceresearchmaynotnecessarilybedirectlyapplicabletolargelanguage

modelevidence.

Largelanguagemodelevidenceexhibitsthefollowingcharacteristics.Firstly^,itpossessesahighdegree

ofintuitiveness^,asmaterialspertainingtohumanꢘmachineinteractioninlargelanguagemodelevidencecanbe

readilyperceivedbyhumans.Secondly^,ithaslimitedinterpretabilityduetoinherentblackꢘboxeffectsande-

mergentcharacteristics^,resultinginitsrelativelyweakinterpretability.Thirdly^,theremaybeevidencebiasin

largelanguagemodelevidence^,potentiallyfavoringaselectfewtechnologycompanies.Ourlegalsystemcan

drawinspirationfromtheelectronicdatadisclosuresystemsintheAngloꢘAmericanlegaltraditiontoestablish

disclosureobligationsfortechnologycompanies.Finally^,ithaslimitedidentifiability^,ashumansmaynotnec-

essarilybeabletodiscernwhetherapieceofmaterialwasgeneratedbyalargelanguagemodelintheabsence

ofspecificindicators.Thisissuecanpotentiallybemitigatedthroughthedeepsyntheticregulation.

TheTripleLogicoftheSystematizationofBlockchainEvidenceRulesandIts

System Development

DuanLupingꢃ74ꢀ83

AlthoughthePeople^’sCourtOnlineLitigationRulespreliminarilyregulatedthereviewandidentifica-

tionrulesofblockchainevidencewithfourspecialarticles^,howtoestablishasystematicframeworkthatena-

blesjudgestosubjectivelydaretomakedeterminationsobjectivelyaccuratelyidentifyblockchainevidence^,

andatthesametimeeffectivelysafeguardthelitigants^’righttolitigation^,isstillworthcontemplating.From

theperspectiveoftheactualmotivationandtheoreticaldemandsoftheintegrationofscienceandtechnology

intothejudiciary^,theblockchainevidencerulesinthedigitalagemustconsideratleastthefollowingthree

levelsofprogressivelogic^,namelytherealguaranteelogicbasedontheblockchaintrustmechanism^,thelogic

ofdifferentialtreatmentbasedonscientificcognitionofthetechnicalcharacteristicsoftheblockchain^,andthe

logicofrightsprotectionbasedontherequirementsofdigitaldueprocess.Basedonthistriplelogic^,itispos-

sibletosystematicallyconstructrulesforthepresumptionoftheauthenticityofblockchainevidence^,accu-

ratelygraspthetechnicalprinciples^,setblockchainevidencereviewandidentificationstandards^,andprotect

20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theparties^’substantivelitigationrights.Inthefuture^,itisstillpossibletoadvancethesystematicdevelop-

mentofblockchainevidencerulesforonlinelitigationbasedonthetripletheorylogic.

ChanllengesEntireProcessofGuaranteeingtheAuthenticityofBlockchainEvi-

denceandItsBreakthroughPath

ZhangHongliang^,XuShiqiangꢃ84ꢀ95

Blockchainevidencereferstotheblockchainizationofexistinglegalevidence^,whichspecificallyincludes

electronicdatagenerated^,stored^,verified^,andtransformedfromtheoriginalblockchain.Fromtheperspec-

tiveoftheentirelifecycle^,blockchainevidenceisalwaysintheprocessofgeneration^,collection^,preserva-

tion^,presentation^,andapplication.However^,itsauthenticityisguaranteedtovaryingdegreesduringthepre

ꢘtrialfixedstage^,trialdisplaystage^,andpostꢘtrialconfirmationstage.Thesystematicreasonsforthevirtual-

izationoftheentireprocessofensuringtheauthenticityofblockchainevidencearemainlyduetothetechnical

limitationsofblockchainevidencethelackofabilityoflitigationparticipantstohandleblockchainevidence^,

andtheinsufficienteffectivenessofblockchainevidenceauthenticityrules.Tothisend^,wecanstrengthenthe

substantiveguaranteeoftheauthenticityofblockchainevidencebystandardizingtheblockchainevidenceplat-

form^,improvingthecrossꢘexaminationproceduresofblockchainevidence^,andimprovingthereviewandrec-

ognitionrulesofblockchainevidence.

ModeofPublicParticipationinTraditionalVillageProtection

QiRunzhaoꢃ96ꢀ103

Resultꢘbasedresearchandtoolꢘbasedresearchareconstructedasthemajortheoreticalframeworksindo-

mesticandforeignresearchinvolvingpublicparticipation.Theformertakesmoreextensiveanddemocratic

publicparticipationastheresearchobjective^,whilethelatterfocusesonexploringwhetherpublicparticipa-

tionisbeneficialforachievingthedecisionobjective.Previousresearchontraditionalvillageprotectionusually

utilizedtheresultꢘbasedframeworktoanalyzetheparticipationstatusofresearchobjectsintheprotection

process^,andproposedstrategiesandmethodstoimprovetheeffectivenessofresearchobjectparticipation.

However^,thereisinsufficientdiscussiononwhichframeworkismostconducivetothehighꢘqualitytraditional

villageprotection.Theresultsofnumerousprotectioncasesindicatethatextensiveanddisorderlypublicpar-

ticipationmaylowerthetraditionalvillageprotectionquality.Therefore^,itisnecessarytotaketheimprove-

mentoftraditionalvillageprotectionqualityastheresearchobjective^,soastoexplorethepublicparticipation

modeintraditionalvillageprotectionunderthetoolꢘbasedframework.

ThispaperadoptspublicparticipationdecisionmodelbyThomasasthebasicframework^,andthedeci-

sionqualityandsatisfactionoftraditionalvillageprotectionweresetastheconstraints.Basedontheprotec-

tionpracticesandpublicparticipationstatusofsometraditionalvillagesinSouthwesternChina^,sevenissues

relatedtotheselectionofpublicparticipationmodesproposedbyThomaswereanalyzedandsolved.There-

sultsindicatedthatamongThomas^’fivemodes^,namelyAutonomousManagementDecision^,ModifiedAu-

tonomousManagementDecision^,SegmentedPublicConsultation^,UnitaryPublicConsultationandPublicDe-

cision^,onlythemodeofUnitaryPublicConsultationcouldeffectivelyguidethetraditionalvillageprotection

204

CONTENTS&ABSTRACTS

andimprovethetraditionalvillageprotectionquality.Underthismode^,decisionꢘmakerswererequiredtoen-

gageinoverallconsultationwithallmajorparticipantsontraditionalvillageprotection^,ratherthantoengage

inoverallconsultationwithsomeparticipantsorindecentralizedconsultationwithallparticipants^,anddeci-

sionꢘmakersdidnotneedtosharedecisionauthoritywithothersaftercollectingtheopinionsofallpartici-

pants.IntermsofthecharacteristicsofUnityPublicConsultation^,thesystemimprovementandmechanism

designofpublicparticipationintraditionalvillageprotectionwerediscussedfromtheaspectsoftopicconsulta-

tion^,decisionꢘmaking^,decisionimplementationandpracticalconsultation.Finally^,itisrecommendedtoen-

hancetheoverallandrepresentativeparticipationofparticipantsduringthetopicconsultation^,identifytheac-

tualprotectionobjectives^,andindependentlyformulatedecisionꢘmakingplans.Inaddition^,duetotheasym-

metricinformationanduncleardemandsobtainedbytheparticipantsduringthedecisionimplementation^,itis

necessarytoproposespecificsolutionsforspecificproblemsandstagesthroughoverallnegotiation.

UnjustDevelopmentandInfluencingFactorsofPublicLeisureSpaceinEthnic

Tourism Villages^:TakingQianhuMiaoVillageinXijiang^,GuizhouProvinceas

anExample

ZhaoChunyan^,XiaYinhuan^,ChengYaꢃ104ꢀ112

Duetothedevelopmentoftourism^,publicleisurespacesinethnictourismvillageshavewitnessedunjust

developments^,mainlymanifestedasthetourismꢘorientedpolicies^,commercializationoflayouts^,otherization

ofvalues^,andimbalanceddevelopment.Factorsinfluencingtheunjustdevelopmentofpublicleisurespacesin-

cludegovernmentadministrativeguidance^,profitꢘdrivencapital^,touristdemand^,andresidents^’livelihood

concessions.Thisreflectionisbasedonthecriticismofspatialjusticedimensionsregardingitsunjustactual

development.Therefore^,itisnecessarytoguideitsjustprospectivedevelopmentfromavaluesstandpoint^,

adjusttheactionstrategiesofmultiplestakeholders^,andachievethepurposeofjustdevelopmentofpublic

leisurespaces.

Residents^’Demandsand TheirInfluencingFactorsintheProcessofTourism

DevelopmentinTraditionalVillages^:TakingErguanzhaivillageinEnshiPre-

fectureasanExample

XieShuangyu^,NieLisha^,JinYixinꢃ113ꢀ121

ThispapertakesErguanzhaivillageasacasestudy^,usesfieldinvestigation^,contentanalysisandground-

edtheorytoexploreresidents^’demandsandtheirinfluencingfactors.Researchindicatesthatinthedevelop-

mentoftraditionalvillagetourism^,residents^’demandsprimarilyfocusonthelocalgovernment^,otherresi-

dents^,foreigninvestors^,andtourists.Thecontentofthesedemandsmainlyincludesmaintainingsocialrela-

tionships^,protectingthelocalimage^,satisfyingpersonalneeds^,andimprovingthecommunityenvironment.

Thegenerationofdemandsfromresidentsintraditionalvillagesisdrivenbyfactorssuchaspersonalprefer-

ences^,emotionalmotivationsfromhumanꢘlandrelationships^,interpersonalfactors^,andenvironmentalper-

ception.Itistheresultofthecontradictoryconflictandcoordinationbetweentherealityofunsatisfiedenvi-

ronmentalperceptionandinterpersonalrelationshipdisorderandthepursuitofpersonalidealsandexpression

20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ofhumanꢘlandemotions.

HighꢘQuality DevelopmentofTeacherEducation^:LogicalBasis^,Theoretical

Implications^,andPracticalDirection

QuTiehua^,GongXulingꢃ122ꢀ129

Thegenerationofhighꢘqualitydevelopmentofteachereducationhasitsprofoundtheoreticalandpractical

foundation^,whichisaqualityorientedinternalandexternalcollaborativedevelopment.Itdemonstratesthe

basiccharacteristicsofthegoaltaskfromincrementalexpansiontoimprovingqualityandefficiency^,the

methodandmeansfromfactordriventoinnovationdriven^,andtheevaluationfocusfromindicatorevaluation

tosystematicevaluation.BasedonthehistoricalorientationoftheneweraofsocialismwithChinesecharac-

teristic^,highꢘqualitydevelopmentofteachereducationshouldadheretothecoreoftalentcultivationquality

andestablishadiversifiedviewoneducationalquality^,targetthedemandforbasiceducationanddeepenthe

supplyꢘsidereformofteachereducation^,optimizethelayoutstructureofteachereducationandfosteranew

patternofdevelopmentandstrengthenthedevelopmentofteachereducationstandardsandimprovethequality

evaluationmechanism.

HighꢘQualityDevelopmentofInclusiveEducationinChina^:CoreImplications^,

RealisticDilemmasandBreakthroughPaths

XieYuhan^,LinQianxueꢃ130ꢀ137

Thehighꢘqualitydevelopmentofinclusiveeducationisanimportantmeasuretosafeguardtherightsof

peoplewithdisabilitiesandanindispensablepartoftheconstructionofourcountry^’shighꢘqualityeducation

system.Fairness^,diversity^,andeffectivenessarethecoreconnotationsofhighꢘqualitydevelopmentofinclu-

siveeducation.Currently^,thehighꢘqualitydevelopmentofinclusiveeducationinourcountryfacespracticaldi-

lemmassuchasthelackoflocalizedconceptsguidinginclusiveeducationinadequategovernmentleadership^,

insufficientschoolpromotion^,andinadequatesocialsupport.Therefore^,itisnecessarytobuildadiverseco-

operativedevelopmentmodelbasedonlocalizedconceptsofinclusiveeducation^,with^“governmentleadership^,

schoolpromotion^,andsocialsupport^,^”inordertobreakthroughthedifficultiesandachievehighꢘqualityde-

velopmentofinclusiveeducationinourcountry.

Interpretationof ^“YiChangSan Tan^”from a New Perspective^:Alsoonthe

CompositionalNatureofRitualSongsintheBookofSongsandTheirLiterary

HistoricalSignificance

MouXinꢃ138ꢀ146

^“YiChang^”referstotheopeningmusicalchapterintheearlyritualsongsoftheBookofSongs^,and

^“SanTan^”referstothesamegroupofpraisesongsthatsharethesameritualpurposeas^“YiChang^”.These

206

CONTENTS&ABSTRACTS

musicalchaptersexhibitdistinctcompositionalformsandareessentiallyintegraltothemusicalsystemofthe

BookofSongs.Themusicalsystememphasizesthepurposeofagroupofritualsongsinspecificceremonies

andreflectspoliticalpowerandprestigebehindtheritualsandmusicꢘmaking.Ontheotherhand^,thetextual

systemoftheBookofSongsfocusesmoreontheinterpretationofpoeticmeanings^,closelyrelatedtothe

functionaluseoflanguageindiplomaticrhetoricatthattime.

TheInclusionofMaoshiXuinWenxuanandtheInclusionCriteriaofPrefacesin

theWenxuan

LiZhi^,YangXinꢃ147ꢀ156

ThecompilationofWenxuanbyXiaoTongwasdeeplyinfluencedbythetraditionoffamilyscholarship.

ItsinclusionofMaoshiXuanditsdirectreferenceintheprefaceofWenxuanwasnotonlyduetoitsimportant

positioninConfucianclassics^,butalsotoitspioneersignificanceintheformofprefacesanditsliterarytheo-

reticalsignificance.ThissuggeststhatthecompilationofWenxuanshouldhavebeeninfluencedbyMaoshi

Xu.Moreover^,thethreeprefacesincludedinWenxuanwereindependentlyrenownedandhadastronginflu-

enceonliteratureatthetime^,resemblinganessaystyle.ThisdemonstratesthatXiaoTonghadakeenliterar-

yconsciousnessofindependentcompositions^,andalsoreflectedhisuniqueselectionideologyinchoosingand

compilingdifferentliterarygenresdynamically.Wenxuancategorizesdifferentprefacegenresandgroupsthem

bycategories^,embodyingthecharacteristicsofcontinuity^,derivationofgenres^,andtheselectionofclassic

texts.ThisindicatesthatXiaoTonghadaconceptofliterarydevelopmentandaconsciousnessoftracingthe

originofliterarygenres.

ForeignCapitalistsandtheSinoꢀJapaneseConflictinShanghaifrom1931to1932

MaJiankaiꢃ157ꢀ172

Intheearly1930s^,foreigncapitalistshadbecomeanintegralpartofthepowerstructureinShanghai.

TherehavebeensimplisticandpolarizingviewsabouttheirbehaviorintheSinoꢘJapaneseconflict.However^,a

closerexaminationofhistoricaleventsrevealsthecomplexityoftheirmotives.Theirtrueintentionwasto

suppressthecounterꢘforeigntrademovementandmaintaintheirprivileges.Thewarofresistancewasnotonly

anationalstruggle^,butalsoaclassstruggle.Thecollectiveconsciousnessofforeigncapitalistswasshapedby

theirdualsocialexistence.Asaristocratsnurturedbyextraterritorialrights^,theysoughttosuppresspopular

movementsinChinatoprotecttheirprivileges.However^,astheprogressivebourgeoisie^,theyintroduced

modernvaluestotheChinesepeople.ThepopularcounterꢘforeigntrademovementinChinaexposedtheirvul-

nerability.AsMarxargued^,theyfoundthemselvescaughtinadilemma^,unabletoenjoyboththeirwealth

andpower.TheChinesepeoplecontinuedtoresistforeigntrade^,andthey^,inturn^,resortedtotheuseof

forcetoachievetheirgoals.Thisinteractionwasoneofthesocialrootsofthelimitedviolenceandharmthat

occurredduringtheSinoꢘJapaneseconflict.

20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ConstructionandNegotiationofChinaꢘIndianRoadbytheNationalGovernment

DuringtheCounterꢘJapaneseWar

Wangzhanxiꢃ173ꢀ189

TheChinaꢘIndiaRoad^,alsocalled^“XikangꢘIndiaRoad^”^,^“YunnanꢘIndiaRoad^”and^”StilwellRoad^”^,isan

internationalpassagebetweenChinaandIndiabuiltbytheNationalGovernmentduringtheCounterꢘJapanese

War.AfterthefallofGuangzhou^,China^’sinternationalmaritimetransportationrouteswereblockedbythe

Japanesearmy.TheNationalGovernmentplannedtobuildaninternationaltransportationroutefromTibetto

IndiainordertosupportlongꢘtermresistancetotheJapaneseinvadersandtosolveaseriesofinternal^,diplo-

matic^,andnationaldefenseproblems.However^,inordertomaintainitsowninterests^,theBritishgovern-

mentattemptedtoremoveTibetfrombeinginalignmentwithChina^,theSovietUnion^,andIndia^,andplaced

itina^“buffercountry^”position.TheywereagainsttheNationalistGovernment^’sbuildingoftheChinaꢘIndia

highwaythatwouldpassthroughTibet.UndertheinstigationoftheBritish^,thelocalgovernmentofTibet

changeditscooperativeattitudewiththecentralgovernment^,refusedentrytotheChinaꢘIndiahighwaysurvey

team^,andtherebytriggeredrepeatednegotiationsandconflictsamongtheNationalGovernment^,theBritish

government^,theIndiangovernment^,andthelocalgovernmentofTibet.Italsoledtoamilitaryconfrontation

betweentheNationalistGovernmentandthelocalgovernmentofTibet^,whichpromptedtheestablishmentof

the^“ForeignAffairsBureau^”bythelocalgovernmentofTibet.TheNationalGovernmentmadeacompromise

byredesigningthesouthlineoftheChinaꢘIndiahighwayandtemporarilyabandoningthenorthlinethatpas-

sedthroughTibet.However^,inthefaceofaggressionfromtheJapanesearmy^,theconstructionofthesouth

linewasforcedtobesuspended.AftertheoutbreakofthePacificWar^,withtheinterventionoftheAllies^,the

ChinaꢘIndiahighwaywasfinallycompleted^,however^,therouteittookhadundergonenumerouschanges^,and

itspoliticalandnationaldefensefunctionsweregreatlyreduced.

ThreeMajorCoreJournalEvaluationProjectComparisonandResponse^:Taking

UniversityComprehensiveSocialSciencesJournalsasanExample

SuXuemeiꢃ190ꢀ198

Thethreemajorjournalevaluationprojectsallfocusonevaluatingtheinfluenceofjournals.Theyhave

gonethroughthedevelopmentprocessfromdocumentationmetrologyresearchtojournalevaluationandfinal-

lytoacademicevaluation.Althoughtheydifferinevaluationpurposes^,evaluationindicators^,andotheras-

pects^,theirselectionresultsshowatendencytoconverge.Facedwiththeimpactofjournalevaluation^,the

journalcommunityshouldmaintaintheoriginalintentionofpublishingwithacalmandpeacefulattitude^,ab-

sorbjournalevaluationdatafeedbackwhileadheringtotheprincipleofindependentjournalpublication^,and

servethepurposeofpublishinggoodjournals.Academiccommunityshouldabandonthesimplisticacademice-

valuationideaof^“evaluatingpapersbasedonjournals^”^,respectthelawsofacademicresearch^,followthee-

valuationprincipleofcombiningsubjectivityandobjectivity^,andestablisharelativelyindependentandscien-

tificevaluationsystem.

208

(上接封二)

①

吴云芳《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并列结构研究》,北京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学位

论文库,2013年10月14日访问,htt_pꢀꢀthesisꢁlibꢁ_pkuꢁeduꢁcnꢀdlibꢀListꢁas_pꢂlan_g=_gb&t_y_pe=Reader&DocGrou_pID=

&DocID=6328。

ꢃ

②IlyaVedrashkoꢄꢅAdvertisinginComputerGamesꢆꢇmasterꢈsthesisꢄMITꢄ2006ꢉꢄ59ꢄhttpꢀꢀhdlꢁhandleꢁnetꢀ1721ꢁ

1ꢀ39144ꢁ

₄_._网_络_文_献_,包括新闻网页、博客在内的一切网络信息资源。除著录基本信息外,还需要著录获取或访

问路径及时间。

①

白阳《与你我息息相关!一批食药领域法律法规12月起施行》,新华网,2019年11月29日发布,2019年12月1日访

问,htt_pꢀꢀwwwꢁxinhuanetꢁcomꢀle_galꢀ2019-11ꢀ29ꢀc_1125289806ꢁhtm。

②

《武书连2019中国1200所高职高专分省排行榜》,武书连的博客,新浪博客,2019年12月23日更新,2019年12月25

日访问,httꢀꢀbloꢁsinaꢁcomꢁcnꢀsꢀblo_g_4b2cb00e0102lc5ꢁhtml。

p g

ꢃ

③ꢅPrivacyPolicyꢄꢆPrivacy&TermsGoogleꢄlastmodifiedDecember19ꢄ2019ꢄhttpsꢀꢀpoliciesꢁgoogleꢁcomꢀprivacyꢂ

hl=en-USꢁ

ꢃ

④DebAmlenꢄꢅOneWhoGivesaHootꢄꢆWordplayꢄtheCrosswordBlogofTheNewYorkTimesJanuary26ꢄ2015ꢄ

httpꢀꢀwordplayꢁblogsꢁnytimesꢁcomꢀ2015ꢀ01ꢀ26ꢀone-who-gives-a-hootꢀꢁ

ꢃ

⑤

CananOꢊBrienꢇ@ConanOBrienꢉꢄꢅInhonorofEarthDayꢄIꢊmrecyclingmytweetsꢄꢆTwitterꢄApril23ꢄ2015ꢄ0210

ꢃ

aꢁmꢁꢄhttpsꢀꢀtwitterꢁcomꢀConanOBrienꢀstatusꢀ590940792967016448ꢁ

ꢃ

⑥

ChicagoManualofStyleꢄꢅIstheworldreadyforsingulartheyꢂWethoughtsobackin1993ꢄꢆFacebookꢄApril17ꢄ

ꢃ

2015ꢄhttpsꢀꢀwwwꢁfacebookꢁcomꢀChicagoManualꢀpostsꢀ10152906193679151ꢁ

₅_._档_案_文_献。^除^文^献^本^身^的^信^息^外^,^还^需^著^录^档^案^收^藏^机^构^及^档^案^编^号^。

①

《西康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受训学员调训办法(民国三十一年五月修正)》,四川省档案馆:西康省训团档案,案卷号

42-01-0001,第4页。

ꢃ

②

JamesOglethorpetotheTrusteesꢄJanuary13ꢄ1733ꢄPhillippsCollectionofEgmontManuscriptsꢄ1420013ꢄUniver-

ꢃ

sityofGeorgiaLibraryꢁ

₆_._经_典_文_献_,包括古籍、宗教典籍(如《圣经》)等。有版本的中文经典文献需著录版本信息,在正文中如

多处引用,可在正文中括注篇卷、章节或页码等主要信息。外文经典文献,可参照《芝加哥手册》使用传统或

缩写的形式著录。

①

②

③

张金吾编《金文最》卷一一,光绪十七年(1891)江苏书局刻本,第18页b。

萧统编《文选》,李善注,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胡刻本,第25页。

ꢃ

《长阿含经》,《大正藏》00101.P0001。

ꢃ

④

2Kings118ꢇNewRevisedStandardVersionꢉꢁ

ꢃ

⑤AristotleꢄMetaphysics3ꢁ2ꢁ996b5-8ꢋPlatoꢄRepublic360e-361bꢁ

₇_._法_律_文_献_。法律文本的引用,建议在正文中直接说明,一般不单独用注释著录文献出版信息,如需要

著录,可著录法律文献名称及版本即可。

①

②

③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2018)》第三十二条。

ꢃ ꢃ ꢃ ꢃ ꢃ ꢃ ꢃ ꢃ ꢃ ꢃ ꢃ ꢃ ꢃ

NLRBvꢁSomervilleConstrꢁCoꢁꢄ206Fꢁ3d752ꢄ752nꢁ1ꢇ7thCirꢁ2000ꢉꢁ

ꢃ

StatevꢁGriffinꢄ211WꢁVaꢁ508ꢄ566SꢁEꢁ2d645ꢇ2002ꢉꢄhttpꢀꢀwwwꢁcourtswvꢁgovꢀsupreme-courtꢀdocsꢀ

spring2002ꢀ30433ꢁhtmꢁ

₈_._转_引_文_献_。引用文献要尽量著录其原始出处,对于原始文献已佚的古籍的注引或只有其他文献载录

的文献,可标注转引文献信息。

①

②

陈寿《三国志》,裴松之注引司马彪《九州春秋》,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4页。

章太炎《与陈鼎忠书》(1925年10月7日),转引自: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下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

21ꢌ822页。

ꢃ

③

LouisZukofskyꢄꢅSincerityandObjectificationꢄꢆPoetry37ꢇFebruary1931ꢉ 269ꢄquotedinBonnieCostelloꢄ

ꢃ ꢃ ꢃ ꢃ

ꢃ ꢃ ꢃ ꢃ ꢃ ꢃ

MarianneMooreꢀImaginaryPossessionsꢇCambridgeꢄMA HarvardUniversityPressꢄ1981ꢉꢄ78ꢁ

本期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