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卷第1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
SocialSciencesEditionꢂ
2
024年1月
Vol51ꢀNo1
Januaryꢀ2024
上海外国资本家与中日冲突之演变
(
931-1932)
1
马建凯
ꢃꢃ摘要:20世纪30年代初,外国资本家已成为上海权势结构的组成部分。关于他们在中日冲突中的行为,世间
流传着非黑即白的脸谱化认知。回归历史现场,他们的行为具有多歧性,其真实想法是渴望消弭抵货运动,维系特
权。抗战不仅是民族国家的博弈,也是阶级的相互作用。外国资本家的集体意识,源于其双重社会存在。作为治
外法权造就的贵族,他们为特权而欲打压中国群众运动;作为先觉的资产阶级,他们又将现代价值带给民众;而初
觉的中国平民,发动抵货,戳中其软肋。恰如马克思所论,他们陷入困局,钱包、王冠不可兼得。民众继续抵货,他
们不愿放弃其一,遂诉诸速战速决的武力。此相互作用,即中日冲突有限暴力化、有限损华化的社会根源之一。
关键词:上海外国资本家;阶级斗争;中日冲突;“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
DOI1013734ꢄjcnki1000ꢅ531520240701
收稿日期:2023ꢅ03ꢅ09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费吴生与20世纪共济会在华活动研究”(19CGJ03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马建凯,男,河北邯郸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Eꢅmailꢆ876383130@qqcom。
恩格斯指出,“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①。由是观之,抗日战争史既是政治军事史,也是社会革命史。
抗日战争不仅是一个民族国家对另一个民族国家的侵略与后者对前者的反抗,还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
压迫、剥削乃至消灭以及后者对前者的反抗。此推论虽过于强调阶级对立,但给予学界一个提示,即从唯物史
观出发,广义的抗战史可诠释为社会各阶层间激烈地相互作用的历史。有感于中国近代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
书写过于强调民族国家政府间的外部博弈,有学者指出,“外来侵略者”或“外国在华存在”通过条约体系“内化
为中国权势结构”的“一部分”或“直接组成部分”,“这些西方代表在中国表述着‘西方’却又不完全等同于‘西
方’”②。有鉴于此,通过对“外国在华存在”的“在地化”研究,恰可有助于呈现中国抗日战争及日本侵华战争作
为阶级间相互作用的社会革命面相。
上海外国资本家执掌着上海外国社区和贸易往来,无疑是近代列强重要的在华存在③。在“九一八”事变至
“一·二八”事变期间,其中的英国资本家较为强势,而美、日次之。对于上海外国资本家在此一时期中日冲突
的因应,学界尚无深入的专题研究。表面上看,相较于上海日侨中下层,日本资本家在此时期的中日冲突中似
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版,第360页。
②
③
罗志田《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11页。
关于资本家的历史描绘,往往带有污名化的色彩。本文取价值中立的立场,将外国资本家目为支配上海工商业界的大商人,如英美烟草集团
(BritishAmericanTobacco)、沙逊洋行(DavidSassoon&SonsCompany)、美孚石油公司(StandardOilCompany)、纽约城市银行(CityBank
ofNewYork)、三井物产、日清汽船、日本棉花等大公司的在沪负责人。参见:埃德加·斯诺《旧中国的上海和一二八抗战》(1933年),埃德
加·斯诺《斯诺文集3:为亚洲而战》,宋久、柯南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348、354页;欧内斯特·O.霍塞《出卖上海滩》,周育民译,上海
书店出版社2019年版,第100-106、200-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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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无明显的战争责任,学界由此多重点阐述中下层日侨在冲突中的角色尤其是对中国民众的暴行①。也有少数著
作较多论及日本资本家,给予笔者一定启发,但皆重点阐述此时期日本资本家与中下层日侨、日本政府之间的
关联,而未注意到其与欧美资本家的联结②。就上海英、美资本家而言,学界多以英、美政府视角,阐述英、美势
力对中日冲突的因应,并重点述论其战争责任③,在此大叙事下,间或提及资本家的作为④。部分研究上海公共
租界工部局或外侨集体的著作,对此问题有一定的阐述,对笔者也有所启示⑤。
基于上述研究现状,通过对中、日、英、美四方史料的梳理,本文尝试借鉴传统革命史中的阶级分析法,以上
海日、英、美资本家为中心,研析“九一八”事变至“一·二八”事变期间侨沪外国资本家的社会角色。本文尝试
先考索外国资本家作为一个阶层的集体动向,即有关中日冲突的集体行为,然后辨识诸般行为背后的集体意
识,并探究这些意识所反映的社会结构及其经济要素。值得注意的是,笔者无意就此进行理论形塑,更无意以
政治话语代替事实逻辑,仅期望对相关阶层的历史表述由了解之同情达同情之批判,还原更多历史面相,略陈
管见,以求教方家。
一ꢃ两副面孔
1
933年
,中日冲突的亲历者埃德加·斯诺(EdgarSnow)是这样描绘中日对抗中的上海外国资本家的:“九
一八”事变前,公共租界工部局中的上海外国资本家“特别想使租界获得永久性的地位”,“并把它扩大到邻近的
中国地界里去”,“宣布为‘自由市’”和“外国保护下的永久非军事区”。在事变后,他们把日本海军将军盐泽看
作“救世主”,“鼓励了这个年老性急的海军将军去犯这致命的错误”⑥。亲历者欧内斯特·O.霍塞(EmestO.
Hauser)也如此描摹:“现在,十九路军的实在压力又增添了南京政府的外交压力,大班们真的害怕极了。大概
是应该有什么人给中国人一个教训的时候了。”“日本似乎尤其适合实施这个教训的了。”⑦两篇追述,同一面孔。
斯诺与霍塞皆记述了上海外国资本家在中日冲突期间鼓动日本发动战争,借以捍卫条约权利的行为。该叙事
塑造了一个脸谱化的形象,即积极反华、崇尚暴力的外国资本家,为后世所因循⑧。然而,有关此时期上海外国
资本家的行动,时人不仅有全负面的记述,也有不少全正面的记述,后者虽不如前者流行,却与之形成强烈反
差。
同样亲历事变的上海传教士费吴生(GeorgeFitch),如此追忆上海外国资本家的行为:“一·二八”事变后,
上海外国资本家经由扶轮社(RotaryClub)“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旨在终止战争”,由两名日商牵头,“他们
地位很高,诚恳且有才干”⑨。副社长、英商哈里斯(E.F.Harris)也投身其间ꢇꢈꢉ,出力甚多。须知,上海扶轮社为
跨国商人团体,高阶成员多为侨沪大商人ꢈꢇꢊ。这一记述同样存在辅证。当时的上海西文报刊报道称,“九一八”
事变后,上海扶轮社便呼吁国际扶轮社“促进和平”ꢈꢇꢋ。“一·二八”事变后,该社积极寻求“停止中日敌对行动”,
①
②
③
如周丹(DonaldA.Jordan)《一九三二年淞沪战争中的日本平民》,杨恒生译,蒋永敬、张玉法等编《近百年中日关系论文集》,台北“中华民国”
史料研究中心1992年版,第333-340页。
如高纲博文《近代上海日侨社会史》,陈祖恩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98-99页;陆伟《日本在沪资产阶级与一二八事变———九一八
事变前后的上海商工会议所》,《上海党史研究》1997年第4期,第12页。按:高纲博文著作中的“会社派”日侨的领导者,即为日本资本家。
具有代表性的有:吴景平、赵哲《评美国对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的态度———兼析“史汀生主义”的提出及局限性》,《抗日战争研究》1993
年第3期,第43页;DonaldAJordanꢀChinaꢀsTrialbyFireTheShanghaiWarof1932ꢁAnnArborꢆTheUniversityofMichiganPressꢀ
2001ꢂꢀ235ꢅ236
④
如赵岚曾论及上海英国资本家对日本侵沪的支持,参见:赵岚《“九·一八”事变后英国、国联对日政策演变》,《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
014年第5期,第119页。
⑤
如朱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与一·二八事变》,《上海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8月,第212页;RobertBickersꢀ
BritaininChinaꢁManchesterꢆManchesterUniversityPressꢀ1999ꢂꢀ149ꢅ150
⑥
埃德加·斯诺《旧中国的上海和一二八抗战》,埃德加·斯诺《斯诺文集3:为亚洲而战》,第355、356页。
欧内斯特·O.霍塞《出卖上海滩》,第209页。
⑦
⑧
⑨
如朱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与一·二八事变》,《上海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研讨会论文集》,第220页。
My80YearsinChinaꢀHarvardꢅYenchingLibraryꢀHarvardUniversityꢀCambridgeꢀMassachusettsꢀFilesofGeorgeAshmoreFitchꢀFile
21ꢅ1
ꢇꢈꢉ《费吴生战时日记》,姜良芹主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费吴生夫妇档案汇编》第1册,马建凯编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
版,第28-29页。
ꢇꢈꢊꢌRotaryClubHereSpends$48ꢀ000inAidingLocalRefugeeꢀMedicalReliefꢀꢍTheChinaPressꢁJanuary25ꢀ1938
ꢇꢈꢋꢌHowLittleAmericaKnowsofCultureofOrientꢀꢍTheShanghaiTimesꢁOctober9ꢀ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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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建凯ꢃ上海外国资本家与中日冲突之演变(1931-1932)
并“募集1950美元,用于救济中国难民”①。相关社员代表为“四个头脑冷静的商人”,“工作得非常和谐”②。在
此叙事中,上海外国资本家似乎又成了冷静持重、热爱和平的集体③。他们在中日冲突中究竟有哪些作为,展现
何种姿态,已混沌不清。
上述两种叙事都基于线性单调的行动,塑造了脸谱化的形象。其价值判断的准绳也十分浅显,与今人差异
不大,即反华与否,支持战争与否。前者措意于冲突影响力的横向维度,揭橥资本家与冲突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后者系由时间递进的纵向维度勾辑资本家与冲突扩大或缩小的联系。回归历史现场,分而观之,无论在冲突影
响,还是冲突的规模嬗变方面,侨沪各国资本家的行为均较为复杂,甚或自相矛盾,并非黑白分明。
整体来讲,日本资本家纵向维度上的助战与横向维度上的冲突受害者形象似皆证据确凿。1933年,日本资
本家编纂了自述性质的纪实报告《昭和七年上海事变志》。通览该书可知,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事变,
在沪日本资本家大多始终呼吁对华强硬,且大力支援沪战中日军的“后勤”④。日本外交文件也显示,受中下层
日侨鼓动,日本资本家也主张“强硬论”,极大地推进了日本海军发动事变的行动⑤。与此同时,《昭和七年上海
事变志》称日本资本家是冲突的“受害者”,他们自身产业乃至人身安全处于危机之中,还要援助与救护中下层
日侨⑥。西文报刊同样描述了此时期日本资本家的窘迫⑦。部分日本资本家一边助战、助己,一边还援助此时
期的中国难民。在1945年仓皇撤离时,三菱公司所属明华糖厂厂长喜多村贯二,不慎将其日记遗落中土。该
日记的记载颇为吊诡,其中称此时期他曾两度收到“感谢信”:一个系沪战日军所授,表彰他作日军的“后援”;另
一个系沪战中国难民所授,感谢他释放被日军“误捕”的中国平民⑧。日清汽船在沪董事、日商领袖米里纹吉与
喜多村相类似。万宝山事件后,米里纹吉便发动、代表日侨呼吁对华强硬⑨;同时,他也积极援救此时期中国长
江流域的洪灾难民ꢇꢈꢉ。
《昭和七年上海事变志》塑造了日侨为租界战斗却不为西方所喜的孤勇者形象,英国资本家对日本军事行
动感到“欣慰”,但出于“嫉妒心”而表露出反日情绪,美国资本家则大肆表态反日ꢇꢈꢊ。既有研究及英国外交文件
均显示,此时期英国资本家确曾持续向英政府呼吁维持在华特权,沪战后频频劝说政府借战争“调整各种问
题”ꢇꢈꢋ。总体上看,英国资本家似无公开反日的言辞,却有高调攻击中国民众运动、看似为日军辩解的表示ꢇꢈꢎ。
英国资本家中有无反日暗潮,姑且存疑,但他们在反华的同时也有部分亲华行为,如捐助上海市政府的“战后重
建”ꢇꢈꢏ。日军侵华引起美国国内乃至上海美国传教士、知识人等群体的反日声浪ꢐꢈꢇ。“九一八”事变后,美国资本
家确曾暗中向美政府抗议日军在东北的破坏ꢈꢇꢑ,但在公开场合,受美国资本家控制的上海美国商会,仅发出两次
恪守中立的声明ꢇꢈꢒ,此外并无明显集体表态。日方的反日记录,概为草蛇灰线,暂且不论。
①
ꢌRotaryUnabletoPreventWarꢀꢍTheChinaPressꢁFebruary26ꢀ1932
②
ꢌEffortsofRotaryforPeaceꢀꢍTheShanghaiTimesꢁFebruary26ꢀ1932
③
④
⑤
管玉婷、陈蕴茜《民国时期中国扶轮社发展初探》,《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第156页。
上海居留民團編『昭和七年上海事変誌』、芦泽印刷所昭和8年(1933)印行、第40、193、442頁。
「上海居留日本人の強硬論の海軍側への影響について」、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満州事变』第2巻第1册、昭和54年(1979)发行、第43
-
44頁。
⑥
上海居留民團編『昭和七年上海事変誌』、第84-86、301-303頁。
⑦
ꢌTheBoycottꢀꢍSouthChinaMorningPostꢁOctober22ꢀ1931
⑧
⑨
《昭和七年上海事变明华日记》,上海市档案馆:资源委员会中央化工厂筹备处档案,档号Q42ꢅ1ꢅ866,第9-94页。
上海居留民團編『昭和七年上海事変誌』、第39頁。
ꢇꢈꢉ《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委员姓名录》,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732:社会·社会救济》,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ꢇꢈꢊ上海居留民團編『昭和七年上海事変誌』、第719-720頁。
ꢇꢈꢋSirM LampsonꢁShanghaiꢂtoSirJSimonꢀDocumentsonBritishForeignPolicy1919-1939ꢁDocumentsonBritishPolicyOverseasꢂDB-
POꢃꢀF2454ꢄ65ꢄ10ꢓRobertBickersꢀBritaininChinaꢁManchesterꢆManchesterUniversityPressꢀ1999ꢂꢀ149ꢅ150
ꢇꢈꢎꢌADisastrousYearꢀꢍSouthChinaMorningPostꢁMay6ꢀ1932
ꢇꢈꢏꢌShanghaiLoanꢀꢍSouthChinaMorningPostꢁNovember16ꢀ1932
ꢇꢈꢐꢌ100AmericansinShanghaiAppealtoBorahAgainstJapanꢔsꢕInhumanityandStupidityꢔꢀꢍNewYorkTimesꢁFebruary13ꢀ1932
ꢇꢈꢑTheConsulGeneralatMukdenꢁMyersꢂtotheMinisterinChinaꢁJohnsonꢂꢀForeignRelationsoftheUnitedStatesDiplomaticPapers
ꢂFRUSꢃꢁ1931ꢁTheFarEastꢀVolⅢꢁWashingtonꢀD CꢆU SGovernmentPrintingOfficeꢀ1954ꢂꢀ118ꢅ125
ꢇꢈꢒꢌShanghaiAmericanTradeLeadersInsistonMaintainingOpenDoorꢀꢍNewYorkTimesꢀJanuary25ꢀ1932ꢓꢌBusinessAsUsualAskedby
AmericansꢀꢍTheChinaPressꢁFebruary28ꢀ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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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分而观之,可窥见各方各自的主观行为及层累的外国资本家整体形象,但并不能呈现既存权势结构规训与
限制下资本家的纵横捭阖。依循相关共同体合而观之,或许更能突出他们作为一个阶层的真实样态。
前述两种叙事为寻觅资本家在共同体中的集体作为提供了线索,不难发现,两者主要依据公共租界工部
局、扶轮社、上海自由市计划的相关事项归纳上海外国资本家的行为。公共租界为外国资本家聚居之地,其工
部局号称上海外国资本家掌控的“上海市政府”,扶轮社为外国资本家参与程度最高的民间团体①,上海自由市
计划的发动者即工部局董事、扶轮社社员、各外国商会会员。工部局象征着外国资本家的官方机构,扶轮社象
征着他们的民间组织,自由市计划的发动者象征着外国资本家官方与民间组织的结合。依此三条线索觅踪,应
是兼具概括性、代表性的选择。笔者也尝试依循三大共同体爬梳上海外国资本家的集体行动,力求全面辩证地
呈现他们的作为。
如众所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是工部局的权力核心。是时,董事会名额以英商最多,官阶最显,而
美、日次之。通过对董事会会议录及相关外交文件、报刊的整理,可以发现,若依前述反华与否、支持战争与否
的价值准绳,董事会中的外国资本家确有诸多不当行为。
“
九一八”事变后,董事会采取了打压反日群众运动的举措②,并绕过中方擅自制定有损中国主权的租界防
御计划,为日军以防卫租界为名发动战争提供了口实③。董事会试图借力打力,以事变为召开一次中国政府和
各主要的、与此事有关系的西方国家参加的对华协商租界事项会议的“良好时机”④,后因驻沪领事反对而作罢。
“
一·二八”事变后,董事会纵容日军以租界为侵华基地⑤,试图压制有关租界的反日报道⑥,公开抨击中国法
院⑦。
论及以董事会为代表的上海外国资本家在此中日冲突时期中的作为,前人多集中于阐述其推动战争的行
动⑧,部分著作甚至以“邪恶”二字概括其行动性质⑨。平心而论,若依前述价值准绳,董事会中的外国资本家也
有诸多正面行为,即保持中立、维系和平,甚或亲华的行动。
“
九一八”事变后,董事会曾压制日侨的反华集会ꢇꢉꢈ,提醒日军不要进行特别的军展ꢇꢊꢈ。“一·二八”事变发
生时,董事会也同驻军执行了前述防御计划,但与中方有所协商,并对日军进行强烈谴责。霍塞称,面对日军利
用租界,大班们“看得目瞪口呆”,“也不公开指责日本的粗暴行径”ꢋꢈꢇ。其记述较为准确,董事会确未曾公开谴责
日本ꢇꢈꢎ。在霍塞的叙事中,此迹象似更坐实外国资本家的帮凶角色。然则从相反的角度考量,在暗箱操作的层
面,董事会频频抗议日军,似也能说明其与日军并无太多私下的勾结。
美商政治代表、董事会总裁费信惇(StirlingFessenden)为董事会的战争责任辩诬称,其他军队防卫租界,
有些许侵占华界时,均向中国市长沟通;而28日日军侵略闸北时,他曾质问日方“为何进行这种占领”,但并未
得到清晰答复ꢇꢈꢏ。以上即费信惇向美国领事的剖白,或许仅系其推咎之辞。英美外交文件同时记录,事变后不
①
ꢌSevenNationalitiesAmongRotaryClubOfficersꢀꢍTheShanghaiTimesꢁApril2ꢀ1932.
②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关于<1932年上海中日武装冲突>的备忘录》,戴逸主编《中国近代史通鉴(1840~1949)》第8册,红旗出版社1997年
版,第908页。
③
MrBrenanꢁShanghaiꢂtoSirJSimonꢀDBPOꢀF2569ꢄ1ꢄ10;《淞沪抗日战斗详报》(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防部史政局和战史编纂
委员会档案,档号七八七\\7073,第7-8页。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2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85页。
《淞沪抗日战役史材》(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防部史政局和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档号七八七\\7070,第56、88页。
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25册,第504页。
TheConsulGeneralatShanghaiꢁCunninghamꢂtotheSecretaryofStateꢀFRUSꢁ1932ꢁTheFarEastꢀVolⅣꢀ628ꢅ629
如张智慧《“一·二八事变”与上海“自由市”计划始末》,《学术月刊》2011年第8期,第148-149页。
朱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与一·二八事变》,《上海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研讨会论文集》,第217页。
ꢇꢈꢉTheConsulGeneralatShanghaiꢁCunninghamꢂtotheSecretaryofStateꢀJanuary22ꢀ1932ꢀFRUSꢁ1932ꢁTheFarEastꢀVolⅢꢀ47
ꢇꢈꢊTheConsulGeneralatShanghaiꢁCunninghamꢂtotheSecretaryofStateꢀOctober12ꢀ1931ꢀFRUSꢁ1932ꢁTheFarEastꢀVol Ⅲꢀ163ꢅ
164
ꢇꢈꢋ欧内斯特·O.霍塞《出卖上海滩》,第217、218页。
ꢇꢈꢎ《淞沪抗日战役史材》(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防部史政局和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档号七八七\\7070,第56页。
ꢇꢈꢏMrBrenanꢁShanghaiꢂtoSirJSimonꢀDBPOꢀF2569ꢄ1ꢄ10
160
马建凯ꢃ上海外国资本家与中日冲突之演变(1931-1932)
久,董事会曾“针对日军扰乱租界职能及随即而来的粗鲁、残暴行为表示最强烈的抗议”①。防御计划的存在,已
可判定他们的战争罪责无法开脱。但是,由上述记载可见,他们对日军、战争的支持程度有待商榷。至少可以
说,他们并未支持日军杀害平民、利用租界发动战争以及以之作为作战基地。
可佐证上列判断的是,“一·二八”事变后,董事会频频向日本方面、列强驻沪领事抗议日军杀害“无辜平
民”,破坏租界中立原则②。同时,身为日本资本家和董事会日董的福岛喜三次、冈本乙一,在此类抗议中发挥了
一定作用。董事会尤为称颂福岛的功绩,认为其“和气”、“公正”、“不偏不倚”,为工部局同日军、日领事大力斡
旋③。言语间,福岛似有杰出外交家姿态。董事会还曾“捐款5万元”援助中国难民,设立“国际委员会”抵制日
军“非法逮捕”行动④,协助上海市政府处理“闸北对上海公共卫生的威胁”⑤。对于租界及附近中国人的失业问
题,董事会还声称给予“最认真的考虑”⑥。
董事会因应中日冲突的行为,透露出外国资本家行动的多歧性。无独有偶,由董事会长期参与的上海自由
市运动,也透露出外国资本家行动的繁复。上海自由市计划由来已久,目标在于扩大租界权限,以自由市为口
号,以召开各国代表参加的圆桌会议为形式,具体规划包括组建国际中立区、国际法庭等。若依前述价值标准,
上海自由市主张无疑是不正当的,严重侵犯中国主权。“九一八”事变至“一·二八”事变期间,该行动较沉寂,
“
一·二八”事变后方重启。或因支持力量较为复杂,学界对“一·二八”事变后英、美、日政府对此主张的应对
多有论述,但对民间之暗流涌动则语焉不详⑦,上海外国资本家在其中扮演的不同角色仍未厘清。
一·二八”事变后,民间的上海自由市运动,经历了由秘密转向公开的过程。起初,随着中日停战,英、美、
“
日资本家以商会、董事会等为发声平台,向英、美、日政府呼吁或另起炉灶,或于停战协定中加入自由市规划的
内容⑧。此暗流集中于1932年3、4月间,形式较隐秘,社会舆论尚未察觉。之后,一本颇具神秘色彩的“小册
子”开始在上海传播,封面标有“私人机密”,但无任何署名。有媒体猜测,此册子应“与某些外国房地产公司有
联系”,新上任的工部局董事、泰隆洋行(Barlow&Co.)经理贝尔(A.D.Bell)当时有类似讲话⑨。神秘氛围笼罩
在上海社会,人们似乎知道外国资本家与此事有关,但又不能确定。
1932年5月,一封同样标有“机密”字样的信函,不幸被报刊捕获,上海自由市运动被迫揭开。该信系英国
资本家执掌的英居民协会(BritishResidentsAssociation)发给各在沪外国商会的信函,信中请求各外国商会提
请各国政府召开圆桌会议,“以确立上海的地位”。有西方记者揣测,种种迹象表明,英国人之率先提议与日本
资本家及政府有一定关联,双方可能同谋ꢈꢇꢉ。此推断固然符合双方行为趋向,但直至今日,未见有直接证据可证
明英居民协会起初便与日本人合谋。该信披露后,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国舆论“强烈抵制”,各方媒体纷纷探求
各大商会的回应,但所得消息似乎令好事者失望。各商会中除日本商会“决议通过”,其余均保持沉默,似有不
赞同之意ꢇꢈꢊ。因此,中方舆论判定,此时的上海自由市计划,在外国商界也不得人心ꢇꢈꢋ。
1932年6月,形势发生反转,令人猝不及防,似又在意料之中。由英商执掌的上海外国总商会打破沉默,发
①
MrBrenanꢁShanghaiꢂtoSirJSimonꢀFebruary17ꢀ1932ꢀDBPOꢀF2795ꢄ1ꢄ10ꢓTheConsulGeneralatShanghaiꢁCunninghamꢂtothe
SecretaryofStateꢀJanuary30ꢀ1932ꢀFRUSꢁ1932ꢁTheFarEastꢀVolⅢꢀ116
②
TheBritishEmbassytotheDepartmentofStateꢀFebruary2ꢀ1932ꢀFRUSꢁ1932ꢁTheFarEastꢀVolⅢꢀ198ꢅ199ꢓTheConsulGeneral
atShanghaiꢁCunninghamꢂtotheSecretaryofStateꢀFebruary9ꢀ1932ꢀFRUSꢁ1932ꢁTheFarEastꢀVolⅢꢀ258
③
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25册,第501、502、530、570页。
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25册,第538、501-502、507-508页。
④
⑤
⑥
⑦
TheConsulGeneralatShanghaiꢁCunninghamꢂtotheSecretaryofStateꢀMarch11ꢀ1932ꢀFRUSꢁ1932ꢁTheFarEastꢀVolⅢꢀ566ꢅ567
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25册,第521页。
如王敏论及此问题,仅以外侨集体概之。参见:王敏《上海何去何从? ———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英美的“上海问题”政策》,《近代史研究》2014
年第5期,第116-117页。
⑧
TheSecretaryofStatetotheMinisterinSwitzerlandꢁWilsonꢂꢀatGenevaꢀMarch7ꢀ1932ꢀFRUSꢁ1932ꢁTheFarEastꢀVolⅢꢀ526ꢅ527ꢓ
SirM LampsonꢁShanghaiꢂtoSirJSimonꢀMarch5ꢀ1932ꢀDBPOꢀF2166ꢄ1ꢄ10
⑨
ꢌTheꢕIndependentꢅFreeꢅCityStateꢔSchemeforShanghaiꢀꢍTheChinaWeeklyReviewꢁApril23ꢀ1932
ꢇꢈꢉꢌWoodheadꢔsSchemeforMakingShanghaiꢕSafeꢔꢀꢍTheChinaWeeklyReviewꢁMay28ꢀ1932ꢓꢌNorwayChamberBacksBritishonShangꢅ
haiStatusꢀꢍTheChinaPressꢁMay22ꢀ1932
ꢇꢈꢊꢌWoodheadMovetoAlterShanghaiStatusRunsintoHornetꢔsNestꢀꢍTheChinaPressꢁMay20ꢀ1932
ꢇꢈꢋ《英侨协会进行之圆桌会议》,《民报》1932年5月25日,第2版。
16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表声明,“强烈支持”英居民协会①。各大商会的真实态度,也浮出水面。虽然相关商会的会议仍是秘密举行,但
已有不少消息传出,“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和荷兰的商会都支持这项决议”②。中方舆论也意识到了这
一点③。各外国商会纷纷出动,看似声势不小,但最终仍以列强政府未能达成一致而失败④。
在这次自由市运动中,英国资本家最为卖力,而日本资本家次之,美国资本家貌似仅系附和。更有甚者,美
商政治代表费信惇,公开发声反对自由市计划,称其“不切实际”,“会构成对中国国家主权的侵犯”⑤。费信惇的
反对有迎合中国舆论之嫌。但从美国外交文件中可见,费信惇确曾向美国领事提出类似函件,其反对并非官样
表态⑥。
工部局董事会犹如上海外国资本家操控的官方机构,与之相对应的是,上海扶轮社则犹如他们操控的民间
组织。依凭前述价值标准,关于扶轮社与中日冲突的研究,较多强调其正当行为,即救护难民、呼吁和平的行
动⑦。毋庸置疑的是,上海扶轮社确曾致力于终止敌对、援救难民,并博得美名。如前所述,“九一八”事变后,该
社曾致函国际扶轮社,希望其运用影响力终止中日对抗。
“一·二八”事变后,上海扶轮社又试图制止战争。由哈里斯、美房地产商休·桑德尔(HughSandor)、日棉
纺厂协会会长船津辰一郎、日商务参赞横竹平太郎等组成特别委员会,向日本驻沪领事馆、上海市政府提出和
解请求⑧。该行动后因日军悍然进攻而失败。相关研究表明,该社对沪战难民的援助不止1950美元,与前述西
文报道似有出入,日商对此也有赞助⑨。部分身为社员的日商,还积极援助此时期长江的洪灾难民。在日、英商
人的协作下,该社也曾援救一些受日军或战火所困的中国难民。如同英、美报刊所载,当事人费吴生颇为赞赏
外国资本家在一系列扶轮社活动中的作为,声称各国商人在“九一八”事变后的表现实现了“促进相互理解、友
善和国际和平”的扶轮社精神ꢈꢇꢉ。在一片称赞声中,该社成员也有不少行为似乎越出费吴生叙事的轨道。依照
前述价值标准,正当的行为固然存在,不正当的行为也有很多。只不过,不正当的行为未有时人汇总,散乱无
章,不易察觉。
一位匿名的外国记者曾发出一番戏谑言论,称“有很多自称中国的外国朋友的人,在国外用最不合理、最武
断的方式抨击中国”,其所举实例便是“上海扶轮社一位杰出英国成员的言论”,该成员在国外宣称“满洲里应属
于日本”ꢇꢈꢊ。系杰出英国社员,又对东北问题颇有研究的上海扶轮社成员并不多,时任扶轮社副社长、曾亲赴东
北考察的哈里斯便是其中之一。当然,不能据此判定为和平事业奔走呼号的哈里斯就是记者抨击之人。但是,
哈里斯的行为,确有自相矛盾之处。如在工部局大会上宣称增加“土地委员会”华人权益时,哈里斯率先发声质
疑董事会决策ꢇꢈꢋ。他也曾准备代表英商参加圆桌会议,力求上海成为“自由港”ꢇꢈꢎ。
矛盾的是,同样为扶轮社和平事业奔走的船津,是所拟圆桌会议的日方代表。不仅如此,“九一八”事变后
的船津,似不主张和平解决中日争端。他作为在沪日商的代表,频频返回日本,声称民间反日运动已成“无形之
暴行”,希望日本政府采取“强硬手段”ꢏꢈꢇ。值得注意的是,船津如此,福岛亦如此。同时,身为工部局董事和扶轮
①
ꢌForeignChambersAskConsulsandMinisterstoHoldShanghaiParleyꢀꢍTheChinaPressꢁJune2ꢀ1932
②
ꢌHoweverꢀOneOfficialAdmitsSanctionWasGivenꢀꢍTheChinaPressꢁJune3ꢀ1932
③
④
《各国领事讨论圆桌会》,《国民导报》1932年6月5日,第2版。
MrIngramꢁPekingꢂtoSirJSimonꢀJune25ꢀ1932ꢀDBPOꢀF5095ꢄ1ꢄ10
⑤
ꢌTheFreeꢅcityandDemilitarizedZoneIdeasareBoundtoFailꢀꢍTheChinaWeeklyReviewꢁJune25ꢀ1932
⑥
⑦
⑧
⑨
TheConsulGeneralatShanghaiꢁCunninghamꢂtotheSecretaryofStateꢀFRUSꢁ1932ꢁTheFarEastꢀVolⅢꢀ403ꢅ404
如刘本森《扶轮社与民国社会初探》,《民国研究》2013年春季号(总第23辑),第134、138页。
《费吴生战时日记》,姜良芹主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费吴生夫妇档案汇编》第1册,第28-29页。
刘本森《扶轮社与民国社会初探》,《民国研究》2013年春季号(总第23辑),第134页;马建凯《国际主义抑或人道主义:一·二八事变中的上
海扶轮社》,《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1年第4期,第76页。
ꢇꢈꢉꢌReliefShipSailsBacktoJapanwithSuppliesꢀꢍTheChinaPressꢁSeptember29ꢀ1931;《费吴生战时日记》,姜良芹主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
燕京图书馆藏费吴生夫妇档案汇编》第1册,第8、17、29、30页。
ꢇꢈꢊꢌFalseForeignFriendsofChinaꢀꢍTheChinaWeeklyReviewꢁFebruary27ꢀ1932
ꢇꢈꢋꢌMacnaghtenUrgesInternationalizingofLocalCourtsꢀꢍTheChinaPressꢁApril14ꢀ1932
ꢇꢈꢎ「上海を自由港」、『大阪毎日新闻』、昭和7年(1932)3月17日。
ꢇꢈꢏ「工人を挟んで工场闭锁? 罢业?」、『大阪毎日新闻』、昭和七年(1931)10月11日;《日商纱厂恐慌船津赴东京请愿》,《上海报》1931年10月
1
0日,第3版。
162
马建凯ꢃ上海外国资本家与中日冲突之演变(1931-1932)
社成员的福岛,也是圆桌会议的支持者①,曾致函日政府呼吁对华强硬②。
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事变,上海外国资本家群体的行动,并不全属于非黑即白的两副面孔之一。
在由各国资本家主观行动层累的形象中,他们既是冲突转化为战争的助力者,也是宣称中立的旁观者;既是试
图借冲突侵害中国主权的侵略者,又是援助难民、助华重建的人道主义者。在各共同体中,资本家集体影像的
自我矛盾之处更为突出。他们不仅是战争助力者、中立者,还是呼吁终止战争的和平主义者;不仅是侵略者、人
道主义者,还是反侵略的亲华者。如此一来,厘清他们行动中的真实动机,对于探索他们复杂行为的本质,更显
重要。卢卡奇称,“正是在暴力问题上,正是在阶级与阶级之间赤裸裸的生死斗争的情况下,阶级意识的问题才
表现为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③。中日冲突充满暴力,是毋庸置疑的。外国资本家的阶级意识或其他的集
体意识,可以为解释他们复杂、矛盾的行为提供一把密钥。
二ꢃ反战与否
依照前述时人价值准绳,无论在层累的视域下,还是在既有共同体中,上海外国资本家的行动均可归纳为
两组矛盾。一为反战与否层面,即有关资本家对冲突纵向演进的影响。他们看似主战,多有助日为虐的行动;
同时又宣称中立,乃至试图制止冲突,抵制日本人暴行。二为反华与否层面,即有关资本家对冲突横向影响的
作用。他们一边看似反华,力图趁火打劫,延长乃至扩大租界权益;一边又宣称反对借机侵害中国主权的行动,
援助中国难民,力促社会恢复。辨析这两组集体行为背后的真实动机,才能呈现外国资本家应对中日冲突行动
的本质,才能认清他们的真实面目。
在第一组矛盾中,工部局董事会扮演了重要角色。董事会曾擅自制定针对中方的租界防御计划。这一作
为的背后,是外国资本家对民族主义群众运动的极度警惕,对条约权利的眷恋。回归防御计划本身,其中称反
日群众运动充满暴行,“与近十年来中国发生的一切排外运动都有直接关系”,“致使两个民族间的冲突看来是
不可避免的了”,此一表述指向明显,即反日群众运动是针对日本人的暴行,也是针对所有外国人的暴行,是中
日冲突爆发的根源,言语间竟流露出一番唇亡齿寒之意,于是,防御计划防御的目标也很明确,即中国军队和
“
受共产主义或类似非法动机所驱使的半有组织的暴徒”④。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何日军大力参与防御计划,且
声称发动事变是防卫租界。
董事会视反日群众运动为战争渊薮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一·二八”事变后不久,总董麦克诺登(Ernest
Macnaghten)宣称,“反日活动的罪行”受中国法院包庇,“无疑是导致闸北事件的原因之一”,该言论受到上海英
国新闻界的“强烈支持”⑤。这种对抵货等群众运动的恐惧,令“一·二八”事变前的英美资本家草木皆兵。故董
事会美董曾致函美国领事称,如果可以的话,将美政府所派一切武装力量都带来上海⑥。至于董事会是否安排
了日军侵沪,系一历史谜案。笔者认为,他们未直接参与策划,但有一定的附和思想,因为“一个阶级的利益能
得到实现的条件常常只有依靠最残忍的暴力”⑦。上海英国报人伍德海(HenryWoodhead)就是这样认为的,
“要恢复治外法权只能依靠打仗,否则就只好让其民众回国了”⑧。1
933年,伍德海为其在冲突中的行为辩白,
通篇强调治外法权重要性时,无意间流露此言,透露出外国资本家对维系治外法权手段的认知,即无奈之下只
好作战。伍德海是上海英国资本家的政治代表,他的这一观点也很有代表性。
沪战后,董事会回忆制定防御计划的背景是,“五卅”事件以来,工部局的活动“受到极端的中国民族敏感性
的阻碍”,国民政府表示迫切希望废除治外法权后,立志排外的十九路军使“局面更为棘手”⑨。从这个意义上
①
②
《日方酝酿上海自由市之经过》,《上海报》1932年5月12日,第4版。
「在上海居留民関係」、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01978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戦前期外務省記録A門/保護、引揚及
避難関係第四巻/在留邦人保護、引揚、避難及被害関係。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章智、任立等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11页。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关于<1932年上海中日武装冲突>的备忘录》,戴逸主编《中国近代史通鉴(1840~1949)》第8册,第908、909、910页。
TheConsulGeneralatShanghaiꢁCunninghamꢂtotheSecretaryofStateꢀApril14ꢀ1932ꢀFRUSꢁ1932ꢁTheFarEastꢀVolⅣꢀ629ꢅ630
TheConsulGeneralatShanghaiꢁCunninghamꢂtotheSecretaryofStateꢀJanuary27ꢀ1932ꢀFRUSꢁ1932ꢁTheFarEastꢀVolⅢꢀ74ꢅ75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第111页。
伍海德(WoodheadꢀHGW)《我在中国的记者生涯:1902~1933》,张珂等译,线装书局2013年版,第136页。按:译者把英国人伍德海译
为伍海德。实际上,民国中文报刊多以伍德海称呼他,这或许系他自取或默认的中文名字。
⑨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关于<1932年上海中日武装冲突>的备忘录》,戴逸主编《中国近代史通鉴(1840~1949)》第8册,第917页。
16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讲,董事会制定针对中国的防御计划,并让日军大力参与,乃有抵制收回主权“骚乱”之意。
“一·二八”事变后,记者高尔德(RandllGould)、哈雷特·阿班(HallettAbend)注意到,外人中流行一种言
论,“日本省去了白人让中国人讲道理的工作”①。此类主战说辞虽系发自外国社区,但并不能就此判定董事会
的外国资本家也这样认为。对于这些长袖善舞的董事,英美外交文件提供了关键辅证。战时英美董事皆曾向
各自的领事流露出对战争的支持,称“可以在必要时,通过向中国人施加军事压力来迫使其同意有利租界的措
施”②。英董莱斯利(N.Leslie)领导下的亚细亚火油公司(AsiaticPetroleumCompany)更曾私下表示,愿将可
供空军作战的汽油售予日本人,而不愿售予国民政府③。以上足以证明,除了警惕反日群众运动,眷恋在华特
权,也是董事会擅自制定租界防御计划的动因。这也构成了董事会纵容日军以租界为基地的动机。
胡绳指出,“当中国的军阀统治者压制不了人民时,帝国主义者就可以极方便地随时自行动武”④。在董事
会的逻辑中,十九路军鼓动反日群众运动,是压倒日本人对华和平的最后一根稻草,可能同样也是致使他们从
反战到主战的最后一根稻草。若细审董事会的官方辩护,也可发现其立场变化之端倪。他们称,“任何强国的
可以被解释为破坏这种中立地位的行为,其责任应由各该强国担负”,“公共租界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这样一
个谅解只能由主要有关强国来达成”⑤。董事会对列强负责,向列强申诉,而相对于中国人,日本也系列强,董事
会与日本的立场固然更为一致。
董事会从对民族主义群众运动的极端警惕出发,在“九一八”事变后,其打压反日群众运动的行为,似乎也
不难理解。董事会压制反日报道的行为亦由来已久。“九一八”事变后不久,英领事收到消息,租界中人越来越
担心,“对民众的煽动可能会普遍针对外国人”⑥。董事会中的外国资本家,就是这些外国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打压的当地小报及反日报道,大多被认为是“发表不准确的报道和有煽动民众感情倾向的文章”⑦。
董事会没有直接参与日军侵沪的具体行动。可是,出于对民族主义群众运动和丧失在华特权的恐惧,他们
被绑在了日本的战车上。他们试图制止冲突和抵制日本人暴行的行为,可以看作是脱离战车的挣扎,但并不是
将战车掀翻在地的坚决行动。容易理解的是,“九一八”事变后,董事会试图制止中日冲突的行为,其主要动机
是维护自身赖以生存的租界及周边的社会治安⑧。另一较隐秘的动机,与董事会助日为虐的动机,有极其相似
之处。相同的诉求,却造就相反的行为。董事会担心中日冲突“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排外示威”⑨。这些外国资
本家,恐惧针对日本人的群众运动扩大到所有外国人。这显然不是真正的反战思维。
吕思勉说,“一方面代表全社会的公意,一方面也代表其阶级的私意,这是古今中外凡有政府都是如此
的”ꢇꢈꢉ。董事会恰似半个租界政府,其对日本人暴行的抵制,既有公意,也有私意。其一,出于人性之光辉。沪战
期间,日本人对中国平民进行了有违人性的种种暴行。董事会称,这些是“纯粹的谋杀”、“残暴行径”ꢈꢇꢊ。抗议此
种暴行,不仅是董事会的选择,也是大多数正常人类的选择。其二,认为严重影响租界生活、经济秩序。在日本
人肆虐下,董事会屡屡抱怨“完全无法恢复对治安的控制”,租界贸易也阻滞不通ꢈꢇꢋ。其三,认为日本人暴行很可
能引发中国人的普遍排外情绪。在“一·二八”事变爆发时,董事会的抗议便出自这种目的,即“保持公共租界
的中立,避免中国人方面排外情绪的扩大”ꢈꢇꢎ。这也可以看出,他们没有参与谋划日军的侵略,否则其应该不会
①
RandallGouldꢀChinaintheSunꢁNewYorkꢆDoubleday&CompanyIncꢀ1946ꢂꢀ149ꢓHallettAbendꢀMyLifeinChina1926-1941ꢁNew
YorkꢆHarcourtꢀBraceandCompanyꢀ1943ꢂꢀ190
②
SirM LampsonꢁShanghaiꢂtoSirJSimonꢀMarch5ꢀ1932ꢀDBPOꢀF2166ꢄ1ꢄ10
③
④
⑤
Mr.Brenan(Shanghai)toSirJ.Simon,February2,1932,DBPO,F828/828/10.
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版,第196页。
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25册,第505-506页。
⑥
SirM LampsonꢁPekingꢂtotheMarquessofReadingꢀOctober9ꢀ1931ꢀDBPOꢀF5540ꢄ1391ꢄ10
⑦
⑧
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25册,第531-533页。
TheConsulGeneralatShanghaiꢁCunninghamꢂtotheSecretaryofStateꢀOctober12ꢀ1931ꢀFRUSꢁ1931ꢁTheFarEastꢀVol Ⅲꢀ164ꢅ
165
⑨
TheMinisterinChinaꢁJohnsonꢂtotheSecretaryofStateꢀNovember23ꢀ1931ꢀFRUSꢁ1931ꢁTheFarEastꢀVolⅢꢀ532ꢅ533
ꢇꢈꢉ吕思勉《吕思勉全集》第16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395页。
ꢇꢈꢊMrBrenanꢁShanghaiꢂtoSirJSimonꢀFebruary17ꢀ1932ꢀDBPOꢀF2795ꢄ1ꢄ10
ꢇꢈꢋ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25册,第497、516-520、528-530页。
ꢇꢈ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关于<1932年上海中日武装冲突>的备忘录》,戴逸主编《中国近代史通鉴(1840~1949)》第8册,第913页。
164
马建凯ꢃ上海外国资本家与中日冲突之演变(1931-1932)
让日军由租界进军。三种较突出的动机,有人性使然,有顾全租界秩序的公意,也有警惕中国群众运动的私意。
公意之中,似隐约可见反战情结,但也谈不上正当的反战动机。董事会是战争帮凶,但显然不是反战先锋,至多
算做了些许有益社会的善事。就其集体意志而论,看似主战和反战行为的背后,都有对中国群众运动的恐惧,
对既有在华特权的迷恋。
上海日本资本家是主战与反战行为矛盾的集中点。他们一边参与看似主张和平的行动,一边又助力其他
日本人的侵略。有一种较常见的观点,认为较之日侨平民层,有大量日本资本家稳重、反战,后受平民裹挟而主
战①。考虑到当时日侨社会情形,裹挟论似有很大解释力。但笔者认为,日本资本家并未被平民裹挟,其很早即
已主战,且有意推动平民激进化,推动主战思想传播,其中极少有反战者。
福岛、船津为日本资本家之领袖,素有稳重美名,其行为矛盾之处也较明显。通过解析福岛、船津的真实动
机,或可收一叶知秋之效。董事会喉舌中的福岛,是和气公正、不偏不倚的长者。而笔者认为,真实的福岛,是
始终积极主战、盛气凌人的好战分子。曾任扶轮社社长的费吴生,向来极少记录社员不好的言行,福岛是一例
外,恰为了解福岛真实心态提供了一扇私密之窗。费吴生书信载有,“九一八”事变后,福岛在扶轮社会议上称,
“
日本必须在她和苏联之间设一缓冲国,并愿为之拼尽最后一滴血”②。这一言论站在反共的角度,似有博取在
场商人同情之意。抗不抗苏,难以判定,至少可从中看出福岛十分主战。费吴生日记记载,“一·二八”事变后,
费吴生拜访工部局总董恰遇福岛,福岛向总董说,“刚刚登陆的分遣部队很快就能粉碎中国军队的抵抗”③。可
见,福岛不仅主战,还认为日军能像在东北一般速令中国屈服。
福岛为何主战? 费氏零星记录难以窥透。福岛致日政府的呈文,或有真实心迹表露,其称日继续作战乃为
解救上海三万侨民④。反日群众运动,或即福岛主战之缘由。他似乎认为,开战即可迅速消灭反日运动。英美
外交文件录有一秘闻,福岛曾向某英美董事交底,“中国没有政府”,“谈判无益”,只能发动武力,快速迫其尊重
日本人在华特权,且日本人会帮助租界⑤。此一交底,不知是否专为迎合英美,但至少可得出福岛的又一可能动
机,即发动战争来捍卫或扩大日本人特权。
那么,既如此主战,福岛缘何又助董事会抵制日本人暴行? 为应对“中国方面的反日宣传”,日政府曾发动
“
日本人俱乐部中的有识之士”(大多是大公司的支店长),向欧美社会广泛宣传“日本方面的真相”⑥。可以推
测,身居要职的福岛,当为日本政府的对外宣传员之一。这也可以说明,福岛为何助董事会与日本人沟通,乃至
传递抵制日本人的消息。《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所载部分福岛言论,可以佐证这一判断。福岛曾在会上辩称,
日军以租界为基地,乃“执行保卫公共租界的任务”,拘捕、杀害中国平民,乃防范“中国便衣队”⑦。福岛此番言
论,无疑是在为日本人暴行辩护,宣传所谓的真相。
再者,英美报刊载有福岛曾向日侨大会喊话,“敦促日本政府采取强硬态度”⑧。若此为孤证,则难以驳倒福
岛平和之形象。佐之前述,可以确信,福岛在将其主战思想向日本侨民传播。不难想象这样一幅画面,西装革
履、自信满满的福岛在台前挥斥方遒,为了灭绝反日运动,为了外人在华特权,日本必须对华作战,且战则必胜;
所遇之日侨大多挥手称是,所遇之欧美资本家亦有不少拍手称快者。
在西人眼中,为扶轮社和平事业奔走的船津,也颇具顾全大局的美名。笔者认为,就“九一八”事变至
“一·二八”事变中日冲突而言,船津也系主战分子,且裹挟日侨与中国人对抗,是沪战爆发的助力者。较明显
的是,上海英美报纸刊有多篇“九一八”事变后船津为日辩白的文章,其政府宣传者的身份不言自明。他的辩护
逻辑是,反日抵货是“报复性的致命武器”,且中方“将一切冲突责任诿过日本”,英国也曾是“这种做法的受害
①
②
③
④
高纲博文《近代上海日侨社会史》,第98、99、113页;重光葵《日本侵华内幕》,齐福霖等译,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44页。
《某人致玛丽》,姜良芹主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费吴生夫妇档案汇编》第1册,第244-245页。
《费吴生战时日记》,姜良芹主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费吴生夫妇档案汇编》第1册,第26-27页。
「在上海居留民関係」、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01978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戦前期外務省記録A門/保護、引揚及
避難関係第四巻/在留邦人保護、引揚、避難及被害関係。
⑤
⑥
⑦
MrBrenanꢁShanghaiꢂtoSirM LampsonꢁPekingꢂꢀFebruary1ꢀ1932ꢀDBPOꢀF713ꢄ1ꢄ10
松本重治《上海时代》,曹振威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43-44页。
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25册,第506、513页。
⑧
ꢌJapaneseMassMeetingꢀꢍTheNorth-ChinaDailyNewsꢁDecember8ꢀ1931
16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者”,受此影响,“中日关系将发生最令人沮丧的转折”①。提及英国受抵货运动的影响,可见其文面向欧美世界
的初衷。出兵东北尚不算中日关系的最大转折,可见其威胁中日在他处将有一战。船津的话颇具艺术性,并未
将自身放在一定支持战争的地位上,而试图令人相信,若有战争爆发,抵货运动才是元凶,可谓老谋深算,绵里
藏针。只不过,此一番宣传言辞,似尚不能看作是他的真实想法。
由船津在日本商界所作之报告,可窥其心迹。身为在华日棉纺业领袖的他,确实深为抵货运动而烦恼,认
为此举有“相当恶意”,并因此呼吁日本政府对华强硬②。如此看来,他对抵货运动的抨击,既是宣传,也是切身
感受。船津似乎并未在日侨中高调宣传主战思想,但其所作所为,迫使日侨不断激进化,日军“不得不”进军上
海。
身为日棉纺厂协会会长的船津,被授予是否关闭上海日棉纺厂的决定权,但他迟迟不作关闭决定③。这为
日侨与反日群众源源不断的冲突打下了基础,也为日本平民施暴打下了基础,同时还配合了米里领导的上海日
商工会议所力促实施的日侨现地保护,而非撤离上海。他的主张是,反日群众运动受到中国官方的鼓动,日侨
一旦撤退,日本人多年在华经济积累便会瓦解,故不得撤出,只能由日政府用强硬措施予以现地保护④。船津未
作大力鼓动,便将大量日侨拴在自己的作战马车上。他也未留言辞,其行为本身便表示,他认为并主张日本不
能撤退,只有迎头痛击抵货运动,才能捍卫权利。
经由其行为内在逻辑的分析,福岛、船津主战者乃至战争推动者的角色,大概可以确定。其心迹的共同点
在于,发动战争以消灭反日群众运动。虽有不同国籍,但他们对反日群众运动的恐惧,与董事会中的英美资本
家如出一辙。值得注意的是,船津身上,尚有谜团。作为主战者,船津为何为扶轮社的和平事业奔走? 这一问
题引出了第一组矛盾中最后一个重要角色———扶轮社。
扶轮社的和平行动,看似囊括多位主张和平的英、美、日资本家,而他们中的很多人又扮演了战争帮凶的角
色,这使得扶轮社的和平行动有悬牛首卖马肉的嫌疑。马克思指出,“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
阶级,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⑤。拥有治外法权的
英、美、日资本家,无疑是上海的半个统治者。他们也想成为彻底的统治者。以寻觅外国资本家自身利益的视
角,细究扶轮社的和平行动,其和平口号也变成了“流俗的伪善”⑥。或许他们真的认为,将上海剥离中国掌控,
才会有永久的和平。扶轮社提出的调解方案是,建立中立和平区,归中国主权所有,“由各国组成的混合部队管
理”,“该区之国际法院不受任何政治势力摆布”⑦。初看似乎并无大碍。若配合上海自由市计划观之,其虽声称
保留中国主权,但事实上该地已由国际共管,且建立了不受中国司法管控的法院。如此,该地便是又一租界,也
即小型之自由市。或许有真正爱好和平的外商,想通过扶轮社达成停战。但也有如船津、哈里斯者,习惯性地
以牺牲中国主权为建立和平的代价。扶轮社的和平行动,看似是为了公共利益,实则只是为了这些人的自身利
益。
综上,经过对董事会、典型日本资本家以及扶轮社相关主战、反战动机的考辨,就反战与否这一价值准绳言
之,上海外国资本家本身就藏污纳垢,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不过,与前人所论不同,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对战
争的支持很有限度,仅是战争的附和者,而非强有力的引导者⑧。笔者认为,他们未安排日军发动战争,也大多
仅支持速战速决的作战,悸恐战事绵延及日军暴行。他们的真实动机中,较强烈的两点是,对民族主义群众运
动的恐惧,对维持乃至扩大外人在华特权的渴望。
三ꢃ反华与否
①
ꢌChinaandJapanꢀꢍTheShanghaiTimesꢀOctober3ꢀ1931ꢓꢌTheJapaneseBoycottꢀꢍTheShanghaiTimesꢁOctober8ꢀ1931ꢓTFunatsuꢀ
ꢌThePsychologyoftheBoycottꢀꢍTheNorth-ChinaDailyNewsꢁOctober9ꢀ1931
「成行如何で一斉闭锁を决意」、『神戸又新日报』、昭和6年(1931)10月13日。
ꢌTajiroꢀFunatsuReturnFromJapanWithoutAnnouncementsꢀꢍTheChinaPressꢁJanuary28ꢀ1932
②
③
④
上海居留民團編『昭和七年上海事変誌』、第216頁。
⑤
⑥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1
960年版,第54页。
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06页。
⑦
ꢌRotaryUnabletoPreventWarꢀꢍTheChinaPressꢁFebruary26ꢀ1932
⑧
受资本家世界既有权力结构制约,英方执牛耳,引领集体风向,日方主战思想作用有限。
166
马建凯ꢃ上海外国资本家与中日冲突之演变(1931-1932)
在反华与否的矛盾中,各国资本家推行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上海自由市计划,虽谈不上亲日,却与日本人
诉求一致,为反华的典型。而部分美国资本家挺身而出,呼吁尊重中国主权,反对该计划,看似是亲华的典型。
另外,作为战争帮凶的董事会,竟主动帮助中国难民、失业工人,帮扶上海市政府整顿卫生。他们的行为,也颇
有与中国人亲近之意,构成了与前述主战思想相左的动向。
董事会声称,帮助中国政府处理租界周边的治安和卫生问题,乃是“纯粹出于人道主义的观念”①。在这里,
他们再次将其“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②。他们内部的讨论,毫无保留地揭示了战争环境下其对自身卫生
环境的担忧。如帮助租界及周边中国难民接种牛痘时,其内部讨论称,“为了界内居民普遍健康的利益,到会董
事一致同意保证全体难民接种牛痘的极端重要性”;他们在协助处理租界周边尸体时也称,“若要不使公共租界
居民的健康遭受危害,在军队撤离地区处理尸体与采取卫生措施乃是最为急迫的问题”③。
作为帮助中国难民的重要举措,设立审理平民遭日本人拘留案件的国际委员会,自然如前论抵制暴行时所
言,为维持租界的秩序,也为人类天然之正义感。当时有人质疑,“独立法庭的设置会开创一个侵犯特区法院对
中华国民的裁判权的一个危险的先例”④。或因前人史料翻译问题,质疑缘由,看似复杂,实则一句话,侵害中国
主权。前文已述,董事会中的外国资本家确有设一国家法庭、脱离中国司法管控的想法。但笔者认为,虽其有
如是做的动机,但尚无直接证据证明他们设立国际委员会的初衷,乃披着人道外衣分裂中国司法的行动。
董事会对中国其他难民的援助,也全非假人道外衣行利己之实,但仍有所限界。在内部决策过程中,董事
会反对在租界设立援助、接纳难民的专门“委员会”,乃至反对董事于此类慈善委员会中任职。他们的援助底线
是,“在租界界内承担大规模而普遍的赈济难民的责任是不可取的,而就租界界外设置的难民收容所粮食供应
而论,工部局愿意合作”⑤。可以看出,此番决策中,董事会惧怕难民涌入租界,无非担心扰乱租界秩序,更担忧
发生中国民众的动乱。
这种对中国民众既怜又惧的心理,颇具典型意义。从伍德海的自白中可见,上海外国资本家普遍视上海的
“
现代化”为自身功劳。他们犹如天使,远徙中国,肩负传播现代智识,拯救下愚华人的使命⑥。他们既视中国平
民为潜在的现代人,也视其为须接受教育的愚昧、鲁莽之人。喜多村支持战争,即源于其认为作战仅为消灭中
国人不守“现代国际道德”的恶行,以便更好地与之通商、交流⑦。“师傅打学生”的姿态,自不待言。这大概也可
解释他为何一边援日侵略,一边又开释中国平民。
董事会对中国失业工人的问题高度重视,反复提及,视为“最严重的问题之一”。中国民众大量失业,或许
会影响外人的商贸,但也不至于令高高在上的租界执掌者如此注目。与其立于同一境界,这个问题便不难理
解。外国资本家害怕被称为资本家掘墓人的工人。董事会会内讨论的只言片语,佐证了这一判断。有董事称,
“假如他们长期失业,共产党鼓动家就会利用局势,煽动风潮”;又有人称,针对华人失业问题,“鼓动家们正在利
用时机”⑧。可见,他们对中国工人运动的自发警惕,并非笔者依据惯性思维强加于其身。
综观董事会一系列行动背后的动机,既有利己心理,也有人道精神。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并不亲华,反而
有一种恐惧萦绕其间。
如表1所示,笔者尽力汇总了1932年上海外国资本家提出的各类上海自由市主张。从中可以看出,其用
词较为固定,证明几次申诉之间有很强的连贯性,其发起人或有高度重叠,或有密切联系。其中,英国资本家发
起较多,其次为日本资本家,最次为美国资本家。他们的主张,除笼统的自由市,出现最多者为设立国际法院,
其次为设立非军事区,解决租界外部道路问题。这大概也是他们最为强烈的愿望。上海外国资本家的请愿多
为私密递送,或内部会议,公开消息也多系被动流出,非面向公众。因此,在没有更多私密记述的情况下,他们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25册,第541-542页。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页。
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25册,第514-516、539-541页。
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25册,第502页。
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25册,第519-520、536页。
伍海德《我在中国的记者生涯:1902~1933》,第130-132、139-141页。
《昭和七年上海事变明华日记》,上海市档案馆:资源委员会中央化工厂筹备处档案,档号Q42ꢅ1ꢅ866。
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25册,第507-509、512-513、520-521、527-528页。
16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的主张,为探究其真实想法,提供了必要的门径。
表1ꢃ上海外国资本家请愿发起人及主张一览表
发起人或团体
主张
大谷光瑞
将上海变为“自由市”
上海外国总商会会长
上海英国商会、上海外国总商会
工部局董事会
设立“国际法院”
设立国际法庭,“扩大外国半控制的区域”,建立“非军事区”
解决“越界筑路”、“界外定居区警务”、“国际法院”的问题
设立“国际法庭”
工部局总董
上海美国商会会长、英美烟公司高层
英国居民协会
将上海变为“自由港”
解决“界外马路”、“上海四周之中国武装军队”、“特区法院”问题
设立国际法院
上海英国商会会长
日商俱乐部
设立“自由市”
ꢃꢃ资料来源:ꢌShanghaiAsFreeCityꢀꢍSouthChinaMorningPostꢀMar9ꢀ1932ꢓꢌShanghaiNewsꢀꢍTheNorth-China
HeraldandSupremeCourt&ConsularGazetteꢀMarch22ꢀ1932ꢓSirM LampsonꢁShanghaiꢂtoSirJSimonꢀMarch22ꢀ
1932ꢀDBPOꢀF3404ꢄ65ꢄ10ꢓSirM LampsonꢁShanghaiꢂtoSirJSimonꢀMarch5ꢀ1932ꢀDBPOꢀF2166ꢄ1ꢄ10ꢓTheConꢅ
sulGeneralatShanghaiꢁCunninghamꢂtotheSecretaryofStateꢀFRUSꢁ1932ꢁTheFarEastꢀVolIVꢀ628ꢅ629ꢓTheMinisꢅ
terinChinaꢁJohnsonꢂtotheActingSecretaryofStateꢀFRUSꢁ1932ꢁTheFarEastꢀVolⅢꢀ682;《英侨协会公然主开圆桌
会议》,《申报》1932年5月20日,第4版;“ADisastrousYear,”SouthChinaMorningPost,May6,1932;《日侨会议通宵》,
《申报》1932年5月15日,第4版。
上海外国资本家迫切要求设立国际法院,是源于其认为,在中国法院及当局的纵容下,抵货暴行导致了中
日战争。上海外国总商会会长、英国商会会长皆指出,中国法院纵容抵货,纵容中国人不守商业道德和法规,致
使中日战事爆发;列强应趁此时机,召开国际会议,设立国际法院①。汇丰银行董事马西(P.W.Massey)称,
“
5%的中日争端是因为中国法院在调节中表现不佳”②。上海美国商会会长弗雷德·弗兰奇(FredFrench)指
7
出,因中国政府无法控制“那些对日本满洲行动感到愤怒的中国人”,中日之战不可避免③。这些英美资本家的
逻辑,与船津所述日本被迫发动战争的逻辑,惊人的一致。
上海外国资本家要求解决租界外部道路问题,是源于其想要保证自身产业的安全。他们要求建立非军事
区,是源于其认为中国军队有极大威胁。1932年5月,在意外被公开的英居民协会的自由市规划中,透露了资
本家呼吁解决租界外部道路问题、设立非军事区的心理原因。其中称,“关于第一问题,贵会当已在报端阅悉华
人业已强硬反对工部局之修路,按此项道路,皆工部局之产业,乃贵会所素知者也。关于第二问题,上海四周驻
扎非必要之武装军队,实甚危险,随时可以重见一九二七年之严重时局,致有派驻巨额外国军队保护租界之必
要”④。两项原因,同一指向,皆为扩大租界。可想而知,若是扩充租界范围,加上列强驻军,其自身产业之危险,
中国军队之威胁,皆可消弭。
此外,上海外国资本家在呼吁上海自由市活动中的隐蔽姿态,也透露出一种集体意识,即他们惧怕中国民
众的抵制。1932年5月,每每走在呼吁最前列的英国资本家,也向其领事要求,所递规划“不可在中国公布”⑤。
加之纷纷以抵货运动为原罪,外国资本家对中国民众运动的恐惧,可见一斑。一场隐秘、曲折的上海自由市请
愿活动,将外国资本家反华之心迹暴露无遗。其未必亲日,却与日同船而渡。
然而,美国资本家之政治代表费信惇,高调宣称反对自由市计划,为美国资本家反华与否的问题又增迷雾。
①
ꢌADisastrousYearꢀꢍSouthChinaMorningPostꢁMay6ꢀ1932ꢓꢌShanghaiNewsꢀꢍTheNorth-ChinaHeraldandSupremeCourt&Con-
sularGazetteꢁMarch22ꢀ1932
SirM LampsonꢁShanghaiꢂtoSirJSimonꢀMarch10ꢀ1932ꢀDBPOꢀF2441ꢄ1ꢄ10
ꢌShanghaiAmericanTradeLeadersInsistonMaintainingOpenDoorꢀꢍNewYorkTimesꢁJanuary29ꢀ1932
②
③
④
《英侨协会公然主开圆桌会议》,《申报》1932年5月20日,第4版。
⑤
MrIngramꢁPekingꢂtoSirJSimonꢀMay25ꢀ1932ꢀDBPOꢀF4438ꢄ65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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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建凯ꢃ上海外国资本家与中日冲突之演变(1931-1932)
对照上海自由市计划的核心概念,费信惇的真实目的,方水落石出。费信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先谴责自由市
计划侵害中国主权,不会被接受,继而又谴责日军破坏租界中立,最后才推出他的方案①。如此铺垫,易令人感
觉他似乎与自由市计划的推崇者不同,与日本人更无勾结。他的方案声称,“能够防止任何国家在保卫租界的
幌子下,对中国人发动军事入侵”②。层层美名铺垫之下,其实际却无甚高论。其中称,“在上海建立一个非军事
区,包括美国人在内的所有外国人都不得进入该地区。中国军队也将被禁止”③。自由市计划也系划定一个中
外间的中立区。两者差别大概在于,有人主张自由市的中立区应由各国派军共同驻守,而费信惇的非军事区则
是任何国家都不驻军。此类区域划定的前提,都是割裂中国的一部分领土主权。正如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所指出的:“经常有人引用卢梭这样一句话:‘最强者并非永远能保持其主人的地位,除非他将力量
化为正义,将服从化为责任。’”④费信惇之心迹,与自由市提倡者无别。只不过,他想打着维护中国主权的旗号,
令中国人自己交出主权。
值得注意的是,费信惇公开与其他资本家唱反调,其背后确有与自由市活动相抗衡的美国资本家势力存
在。伍德海作为自由市活动的先锋,对该活动之敌友应较为了解。1933年,他在追述自身捍卫外人在华特权时
称,美商虽享受治外法权的优惠,但并不认同英商通过武力捍卫治外法权的主张⑤。斯诺也有类似观察,“(美国
人)‘通过不断抨击英帝国主义而享乐,另一方面则分润英国的好处’”⑥。《时事新报》甚至称,上海美商有抵制
日货的行动⑦。这些迹象表明,美国资本家谴责上海自由市计划,是极有可能出现的场景。费信惇公开唱反调,
并非孤例。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相较于英、日,美国资本家对上海自由市活动的支持力度最小。
或许有部分外国资本家异乎寻常。然则就整体而言,他们并不一定亲日,但大多反华。其动因是迫于中国
群众运动、对中国军队的不安全感,也系其坚持在华特权心理所致。他们也有传播现代化、教化中国人的心理,
故其反华行动有所限界,不欲使上海社会遭受大肆破坏,最终目标乃是与中国民众和平共存。就反战与否、反
华与否的价值标准言之,上海外国资本家群体本身既藏污纳垢,非时人及后世记述使之蒙尘,但其不正当形象
实有限界,非时人及后世所述那般恶劣。
四ꢃ资产阶级与权贵
探讨上海外国资本家所作所为的初衷,还需深究其集体意识背后的社会结构及其经济要素。从“九一八”
事变到“一·二八”事变,当时的中国社会,犹如学者亨廷顿所言之“普力夺”社会,国家被迫卷入现代化潮流,政
治失却重心,各阶层纷纷干政,加剧社会动乱⑧。这一“普力夺”社会,为上海外国资本家高度参与中国政治、搅
动风云提供了基本的社会条件。有学者指出,若以西方近代社会为尺码,与江南不同,近代淮北似乎长期处于
前近代社会⑨。笔者认为,20年代30年代的上海作为江南地区,虽已步入近代节奏,但由于整个中国的资本主
义时代特征并不明显,上海社会既有资本主义时代的风向,也“残存着封建等级制”ꢇꢈꢉ。
概言之,外国资本家之于这样的上海社会,扮演着双重社会角色。他们既是商人,也像贵族、封建官僚,既
以现代贸易维生,又被治外法权授予中国社会的贵族特权。受双重社会存在支配,上海外国资本家因应冲突
时,表现出了等级意识与阶级意识的含混ꢈꢇꢊ。他们行动的矛盾之处即源于此。他们因眷恋贵族式的治外法权,
而表现出强烈的等级意识,欲打压中国平民的民族主义运动。同时,他们又以上海的现代化为自身的功劳,表
①
ꢌTheFreeꢅcityandDemilitarizedZoneIdeasareBoundtoFailꢀꢍTheChinaWeeklyReviewꢁJune25ꢀ1932
TheConsulGeneralatShanghaiꢁCunninghamꢂtotheSecretaryofStateꢀFRUSꢁ1932ꢁTheFarEastꢀVolⅢꢀ404ꢅ405
ꢌTheFreeꢅcityandDemilitarizedZoneIdeasareBoundtoFailꢀꢍTheChinaWeeklyReviewꢁJune25ꢀ1932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版,第9页。
伍海德《我在中国的记者生涯:1902~1933》,第169页。
埃德加·斯诺《我在旧中国十三年》,夏翠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36页。
《美商停止东方贸易》,《时事新报》1931年9月22日,第2版。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178-179页。
马俊亚《近代淮北粮食短缺与强势群体的社会控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第102、115、117页。
ꢇꢈꢉ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第114-115页。
ꢇꢈꢊ此处阶级、等级意识的概念,取自卢卡奇,前者“归因于生产过程中特殊的典型的地位”,可反映阶层自身客观经济利益,后者“把意识直接固
定在它的特权上”,“针对着构成那个时代等级特权的社会的过去状态”。参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
究》,第109、117、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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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现出一定的阶级意识,仇视抵货,欲教化民众接受现实,与其进行现代贸易,不欲使上海现代化成果遭战火洗
劫,祈望战争适可而止。
分而论之,上海日本资本家雄厚的经济基础,长期的在华经验,奠定了其政府对华顾问、在华日侨领袖的角
色。质言之,既像官僚、贵族,也系商人。他们与日本国内联系较密切,时常上报中国形势及欧美在华动向,“一
言一动,颇足以左右侨沪日本官民之势力”。据时论观察,船津、福岛、米里均有如是地位①。
相较于欧美商品及国货,此时期的日本商品多走薄利多销路线,正适合中国人低下的购买力②。且世界经
济危机爆发后,日商更为仰赖中国销路③。从当时历史环境来看,上海日本资本家欲求发展,则不能失去中国市
场。他们在华经济也有致命弱点,不同于英、美,其多以棉纺业、制糖、皮革等轻工业为主,经济命脉较为脆弱,
易受市场影响④。国民政府藏有一秘密报告,其中论及沪战背景,极言抵货的声威,“海内风从,不数月间全国一
致”⑤。如此便不难理解,日商窘迫境遇何以迭见外国史乘。因其经济脆弱,反日抵货运动确实极大影响日本资
本家经商,也令他们产生发动战争以迅速消灭运动的想法及主张。日侨平民层的经济基础更为脆弱,故表现出
更明显的反华情绪⑥。
时论传言,日本资本家内分“稳健”、“激进”两派,一者较反战,一者较主战⑦。经前面考述,笔者认为,在经
济基础及社会存在的作用下,日本资本家图谋较为一致。两派之分,虽也可成立,但仅系实现目标的手段各异。
日本资本家于幕后台前,均是领导、指挥工作,不在时人视野。故有学者袭取时论,判定很大一部分日本资本家
为平民所裹挟,被动主战。实则不然,利用日侨在沪领袖、日本政府在华联络员的社会地位,日本资本家有的公
开煽动,有的暗暗鼓动,推动主战思想的传播,将日侨平民、日本军政势力导向激进;又因不能失去中国市场,日
本资本家欲速战速决,随后及时参与所谓和平行动,收割果实。恰如吕思勉所论,古往今来的政治思想都可以
“
进取”、“保守”两派概括⑧。日本资本家的两派之分,不过政治手段不同而已。
沪战后不久,一件始料不及的囧事,令英、美驻沪领事尴尬不已。日军声称发动战争乃据前定防御计划,为
了保卫租界,而英、美领事竟浑然不知防御计划为何物⑨。这种局面的形成,源于英、美资本家与本国政府、领事
的隔阂。英国资本家因主张对华强硬,与英国政府、领事几成对立ꢇꢈꢉ。后者主张放弃武力政策,有转为对华友好
协商的较强趋势;英国资本家如同“弃子”。较之英国资本家,美国资本家与国内联系较密切,但因美政府采取
所谓对华友好政策,并向来重视美侨生命而轻视财产ꢈꢇꢊ,故美国资本家在一定程度上也自视为政府所弃,与政府
也有龃龉ꢇꢈꢋ,1927年应对国民革命时即是如此ꢈꢇꢎ。就社会角色而言,英国资本家既像统治租界的贵族,又是英国
的弃子,算半个上海本土商人;美国资本家的角色,也大概如此。
上海英美资本家的经济状况颇为相似,上海及周边为其重要经济据点。他们长期经营,已将自身经济基础
①
②
孔志澄、叶祝九编《日本现代人物传》上册,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236、237页;神骏《福岛未死》,《社会日报》1932年3月17日,第2版;上
海居留民團編『昭和七年上海事変誌』、第40頁。
《民国二十一年度营业概述》,上海市档案馆:申新纺织企业联合档案,档号Q193ꢅ1ꢅ629;《倾销货物审查委员会关于煤油、俄日水泥、电灯泡、
日本人造丝货、橡胶靴鞋倾销案之审查、调查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实业部档案,档号四二二\\2545,第13页。
坂本雅子《财阀与帝国主义———三井物产与中国》,徐曼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10页。
上海居留民團編『昭和七年上海事変誌』、第84-86頁。
③
④
⑤
⑥
《淞沪自卫作战经过报告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防部史政局和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档号七八七\\7070。
《昭和七年上海事变明华日记》,上海市档案馆:资源委员会中央化工厂筹备处档案,档号Q42ꢅ1ꢅ866;上海居留民團編『昭和七年上海事変
誌』、第84-86頁。
⑦
⑧
⑨
《日侨会议通宵》,《申报》1932年5月15日,第4版;神骏《福岛未死》,《社会日报》1932年3月17日,第2版。
吕思勉《吕思勉全集》第16卷,第396页。
MemorandumbytheMinisterinChinaꢁJohnsonꢂofaConversationWiththeCommanderoftheUnitedStatesArmyForcesatTientsin
ꢁ
BurtꢂꢀFRUSꢁ1932ꢁTheFarEastꢀVolⅣꢀ132ꢅ133ꢓMrBrenanꢁShanghaiꢂtoSirJSimonꢀFebruary7ꢀ1932ꢀDBPOꢀF2569ꢄ1ꢄ
10
ꢇꢈꢉSirM LampsonꢁShanghaiꢂtoSirJSimonꢀMarch23ꢀ1932ꢀDBPOꢀF3404ꢄ65ꢄ10ꢓLetterfromSirM LampsonꢁShanghaiꢂtoSirV
WellesleyꢀMarch18ꢀ1932ꢀDBPOꢀF3336ꢄ1ꢄ10
ꢇꢈꢊ吴翎君《美孚石油公司在中国(1870-1933)》,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41页。
ꢇꢈꢋTheConsulGeneralatShanghaiꢁCunninghamꢂtotheSecretaryofStateꢀFebruary13ꢀ1932ꢀFRUSꢁ1932ꢁTheFarEastꢀVolⅢꢀ316
ꢇꢈꢎ陈志刚《1926-1941年美国在华武力护侨政策研究》,南京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4-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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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建凯ꢃ上海外国资本家与中日冲突之演变(1931-1932)
与上海及周边的中国市场融为一体①。因此,他们对上海有极强归属感,视上海的现代化为己之功劳②。
日货受抵货运动阻滞,英、美商品则更为畅销③。即便如此,如前所述,英美资本家流露出较强烈的反抵货
情绪。他们视此为短期利益,其在上海的长期利益更为重要,消弭抵货,有助于外人集体在沪经商④。也正因如
此,他们仅支持日军速战速决,不愿其损害上海的现代化成果,若战事拖延,也生抵制情绪。“九一八”事变后,
由于日本悍然侵略中国东北,英、美资本家在东北也有很多损失,尤以美方为多⑤。较讽刺的是,沪战爆发之际,
美国资本家仍高调宣布中立,并称“日本接管租界周边区域的行动,在美国商业集团看来是平静的。他们只寻
求有秩序地控制远东商业都市附近的普通设施”⑥。看似中立、实则有所偏向的作为,最终自食恶果。在日本人
不断进军下,上海工商业停滞,英美资本家独木难支,其工商设施也遭破坏,蒙受“重要经济损失”⑦。在此背景
下,英美资本家不得不私下抗议日军暴行,参与和平行动。
总之,作为一个集体或阶层,上海外国资本家既是商人也像贵族。他们在上海拥有双重社会存在。这导致
他们眷恋贵族特权,又有意或无意间普及了资产阶级的现代价值观念。中国平民,既是他们压迫的对象,也是
他们进行现代贸易、传播现代意识的对象。正如马克思所论,“既然你们站在国家的顶峰上拉提琴,那么站在下
面的人跟着跳舞不正是意料之中的事吗?”受到压迫的中国民众发起抵货运动,抓住了现代贸易的软肋,成功使
外国资本家陷入两难困境,“要挽救它的钱包,必须把它头上的王冠摘下,并且把保护它的剑像达摩克利斯剑一
样悬在它自己的头上”⑧。外国资本家的王冠,也就成为他们自由贸易的限制。他们要么丢掉王冠,作为纯粹的
资产阶级;要么丢掉自由贸易,纯粹依靠“完全寄生”来存活⑨,作侵入中国社会的贵族。他们并没有舍弃其一,
抵货运动也没有消失,他们遂诉诸速战速决的武力。如此一来,作为历史的合力之一,上海外国资本家与中国
民众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中日冲突有限暴力化、有限损华化的社会根源之一ꢈꢇꢉ。
以上笔者建构了一种较为接近事实的叙事。史家常言,所论愈有条理系统,则去真相愈远。诚然,上述主
流叙事之外,还有些许暗流、支流隐于其间。就英方言之,据时论观测及后世研究,英国资本家长期在华经商,
自知商品销售、劳动力雇佣全赖中国民众的善意,故到20世纪30年代初其思想已有所改变ꢈꢇꢊ。只不过受国民
政府及民众运动呼吁立刻收回租界的惊吓,又急速转回对华强硬。就美方言之,因美国国内及美侨间反日声浪
高涨,美国资本家集体虽仇视抵货而仅宣布中立,间或有部分美国资本家公开抨击帝国主义行径,也确有部分
美国资本家参与抵制日本ꢈꢇꢋ。就英美合而言之,时论及英美外交文件均录有一观察,即在英美资本家中,在上海
有大量房地产利益者,相较于普通贸易商,更为支持自由市及类似的反华规划,常常裹挟后者一起运作;因为前
者维持乃至扩大租界,可维系、增加其自身房地产利润,而后者深知欲进行现代贸易则不可开罪中国民众ꢈꢇꢎ。
日本资本家与英、美之间也非铁板一块,颇有貌合神离之相。外侨聚居地公共租界长期受英国人掌控,日
本侨民最多,反而处于次座,又每每遭受英美盎格鲁ꢅ撒克逊联盟的打压,日本人有挑战英国人权威的野心ꢇꢈꢏ。
①
ꢌ165AmericansLiveinNankingDistrictꢀꢍNewYorkTimesꢁFebruary2ꢀ1932
ꢌAChamberofCommerceꢀꢍTheNorth-ChinaHeraldandSupremeCourt&ConsularGazetteꢁJune7ꢀ1932
ꢌOurBusinessBoomsinChinaBecauseofJapaneseBoycottꢀꢍNewYorkTimesꢁNovember15ꢀ1931
ꢌADisastrousYearꢀꢍSouthChinaMorningPostꢁMay6ꢀ1932
TheConsulGeneralatMukdenꢁMyersꢂtotheMinisterinChinaꢁJohnsonꢂꢀOctober5ꢀ1931ꢀFRUSꢁ1932ꢁTheFarEastꢀVolⅢꢀ119ꢅ
25ꢓꢌHowJapaneseOccupationHurtsShanghaiBusinessꢀꢍTheChinaPressꢁApril16ꢀ1932
ꢌShanghaiAmericanTradeLeadersInsistonMaintainingOpenDoorꢀꢍNewYorkTimesꢀJanuary25ꢀ1932
②
③
④
⑤
1
⑥
⑦
TheConsulGeneralatShanghaiꢁCunninghamꢂtotheSecretaryofStateꢀFebruary23ꢀ1932ꢀFRUSꢁ1932ꢁTheFarEastꢀVolⅢꢀ420ꢅ
421ꢓSirM LampsonꢁShanghaiꢂtoSirJSimonꢀMarch10ꢀ1932ꢀDBPOꢀF2441ꢄ1ꢄ10
⑧
⑨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6页。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第114-115页。
ꢇꢈꢉ有限暴力化,即推动冲突中的暴力不断加剧,转向战争,但有所限度;有限损华化,即引导冲突侵害中方权益,但有所限界。
ꢇꢈꢊꢌFreshAirꢀꢍTheNorth-ChinaHeraldandSupremeCourt&ConsularGazetteꢁJuly20ꢀ1932ꢓRobertBickersꢀBritaininChinaꢁ134
ꢇꢈꢋ《美商停止东方贸易》,《时事新报》1931年9月22日,第2版;ꢌBigUS NamesAssociatedWithBoycottAppealsꢀꢍTheChinaPressꢁ
March27ꢀ1932
ꢇꢈꢎRecordofaMeetingatShanghaionMarch30ꢀ1932ꢀDBPOꢀF4092ꢄ1ꢄ10ꢓTheMinisterinChinaꢁJohnsonꢂtotheActingSecretaryof
StateꢀApril9ꢀ1932ꢀFRUSꢁ1932ꢁTheFarEastꢀVolⅢꢀ683ꢅ684ꢓꢌTheFreeꢅcityandDemilitarizedZoneIdeasareBoundtoFailꢀꢍThe
ChinaWeeklyReviewꢁJune25ꢀ1932
ꢇꢈꢏ高纲博文《近代上海日侨社会史》,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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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当时上海盛传一种消息,借由战争,“日本人企图在租界事务中取得更大的控制权”,这自然引起英、美、法资本
家的警觉①。英、美资本家私下抵制日本有关租界的行动,也系宣示霸权。日本资本家所撰《昭和七年上海事变
志》自视为孤勇者,指称英、美资本家反日的谜题也概源于此。这恰似入江昭所言“世界政治中的远东隔绝”②,
列强侨沪资本家之间及内部,或有尔虞我诈的争斗,或有不即不离的君子协定,但面对中国民众时却保持了较
一致的警惕姿态。
五ꢃ结论
回归时人的历史表述,可以发现,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事变,上海外国资本家有关中日冲突的集
体行动,呈现出主战与反战、亲华与反华并存的复杂面相。层层迷障之下,他们的真实动机乃是对民族主义群
众运动的恐惧,对维持乃至扩大在华特权的渴望。不过,其自视有传播现代化的功劳,有教化中国平民的义务,
对后者也有些许怜悯。整体而言,与前人所论不同,就对冲突横向影响的作用观之,他们不是彻头彻尾的侵略
者,也非一心公益的人道主义者,而系有所限界的反华者。就对冲突纵向发展的推动观之,他们是冲突扩大化
的附和者,而非强有力的引导者。
两个关键问题的发覆,或可呈现前人偏差认知的源流。日军声称发动沪战乃据前定防御计划防卫租界。
后世受该计划及日军宣传影响,认为资本家群体与日军私定防御计划,并有意开启紧急状态,事实上安排了沪
战的爆发③。经考证,资本家群体有借战争打压群众运动的企图,但不会让日军以防卫租界为名发动战争。制
定防御计划,乃“五卅”以来租界应对群众运动的惯性思维。他们对战争的支持实有限界。
受扶轮社和平、人道旗帜的影响,时人未深究其调停规划,多记录资本家群体通过扶轮社呼吁和平、援助难
民的行动。后世因袭此说,产生了亲华、反战的脸谱化认知。事实上,该社活动的重要断面与自由市运动无别,
资本家群体在推行有所限度的反华行动。
外国资本家在上海扮演着双重社会角色。作为贵族,他们眷恋治外法权而压制中国平民。作为先觉的资
产阶级,他们将源源不断的现代价值带给平民。中国民众在他们有意或无意的促进下觉醒,不断掀起反抗特权
的抵货运动,令外国资本家恐慌。正如马克思所言,“要完整地保持它的社会权力,就应该摧毁它的政治权
力”④。而外国资本家既不愿放弃政治特权,也不想放弃自由贸易的社会权力,遂求助于速战速决的武力。这种
上海外国资本家与中国民众间的相互作用,是构成中日冲突有限暴力化、有限损华化的历史合力之一。
[责任编辑:凌兴珍]
①
TheConsulGeneralatShanghaiꢁCunninghamꢂtotheSecretaryofStateꢀMay2ꢀ1932ꢀFRUSꢁ1932ꢁTheFarEastꢀVolⅣꢀ631ꢅ632;《杨
焕彩电陈参谋处长沪上战事或不致扩大因日本意在扩大租界现已弄巧成拙》(1932年2月18日),台北“国史馆”:阎锡山史料/各方民国21
年2月往来电文录存(三),档号116ꢅ010108ꢅ0191ꢅ076。
②
③
AkiraIriyeꢀAfterImperialism TheSearchforaNewOrderintheFarEast1921-1931ꢁCambridgeꢀMassꢆHarvardUniversityPressꢀ
1965ꢂꢀ88
如朱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与一·二八事变》,《上海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研讨会论文集》,第216-220页。该文仅称防御计划纵容
日军侵犯闸北,是可证明“阴谋”挑起战事的关键。计划原文指出,租界华界犬牙交错,该安排有纠正1927年防卫计划军事缺点的考量。该
文在一定程度上贬低了防御计划与历来防卫计划间的连续性。该文仅称制定计划时,工部局有意允许日军加入可独立行动的条款,忽略了
原计划强调采取独立行动须报防卫委员会主席批准的规定。参见:《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关于<1932年上海中日武装冲突>的备忘录》,戴逸
主编《中国近代史通鉴(1840~1949)》第8册,第909-915、918页。
④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56页。
172
（已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