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卷第5期
2
016年9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43,No.5
September,2016
四川省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
协同发展测评与分析
1
,2
1,2
1
赵颖文,吕火明,刘宗敏
(1.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成都610066;2.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成都611130)
摘要: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是推动“四化同步”的关键环节,也是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必由之路。
通过对四川省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现状分析,构建反映二者内涵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耦合协调度模
型,对四川省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度进行测评。研究结果显示:四川省“两化”关系失衡的问题较为突
出,总体上表现为农业现代化滞后于新型城镇化,但全省各市(州)“两化”互动关系与耦合机理呈现明显差异,不能
用农业现代化滞后城镇化发展一概而论,有必要明确辨析多维度要素差异性对“两化”互动结果的影响,并据此因
境制宜、因地施策地优化发展模式,深化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四川“两化”协同发展。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协调度模型;耦合互动;协同发展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6)05-0083-09
现代化进程中,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以下简称“两化”)二者相互影响、密不可分,是推进社会经济健康
发展的重要议题。因此,推进“两化”协同发展是促使解决“三农”现实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实现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必要前提。中国连续1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皆聚焦“三农”问题,强调“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
村”的发展战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
路,推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共进,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但是,在农业比较效益低下和城镇化成本
居高不下的双重压力下,农业发展水平滞后于城镇化水平的局面仍然难以扭转,“两化”失衡又将进一步增大
经济转型升级的压力,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城镇化相脱节,由此引致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因此,传统“两
化”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必须适时转变发展方式,调整战略方向,推进制度创新,促进“两化”协同有序发
展。
四川省作为传统农业大省,农业人口众多,解决“三农”问题,统筹城乡发展,是全省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重点与难点。由于政策导向和要素资源禀赋的差异,全省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差异显著,这种差异是否也会
影响“两化”互动关系?若“两化”关系失衡,导致其失衡的主要原因又是什么?又该如何促进“两化”协同发
收稿日期:2016-04-1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研究”(15Jb10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耦合机理分析及调控研究———以四川省为例”(JBK1507007)。
作者简介:赵颖文(1985—),女,江苏盐城人,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师,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
心博士生,主要从事农业与农村经济研究;
吕火明(1963—),男,四川蒲江人,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教授,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农业技术经济、农村经济研究;
刘宗敏(1980—),男,内蒙古赤峰人,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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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展?回答这些问题,需对四川省“两化”发展背景、现状及“两化”协调度进行深入分析。
一
文献回顾与述评
(一)文献回顾
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二者关系
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国外研究中,最早提及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关系的是马克思的城乡发展
理论,他指出城乡之间是一个由合到分、再由分到合的社会历史过程。科林·克拉克认为,城市化是农业人
口不断减少,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逐步增加的过程。其后,影响较大的是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他认为劳
动力在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过程中,对城市经济发展起着极大的促进作用。然而,这一理论要
求农业劳动力可以无限供给,其边际生产率无限接近于零,但这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实际经济情况。托达罗
在修正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的基础上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者做出是否迁入城市的决策,不仅取决
[1]217-222
于城乡预期收入的差异,还取决于城市本身失业率状况 。舒尔茨在其“人力资本理论”中强调了农民
福利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并不能单一归咎于农业劳动力过剩,更重要原因在于农民素质和教育水平低下,进
而造成城乡贫富差距悬殊,他强调应依靠增加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和促进农业技术进步,促使农村内部分工的
[2]159-160
深化,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钱纳里等基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和结构
转变的经验数据分析,认为农业发展的基本标志是宏观经济结构中农业份额的下降,以及伴随农业份额下降
[3]282-283
过程的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升 。DavoudiS和SteadD指出,20世纪后半期多数发达国家城镇化率达
到较高水平,同一地区农业活动与非农活动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城乡关系因双方相互依赖而变得更加复
[4]
杂,由此对应的研究范畴也随之拓展,其侧重点随时间的变化逐步推进和转移。早期研究主要围绕城乡互
[5]3-19[6]
[7,8][9]212-214
动结构演进 ,之后又延伸至城乡发展与人口迁移问题、城乡商品与服务流通等领域
。现阶
段,研究主题更倾向于通过城乡社会微观差异性来透视“两化”关系,如城乡文化差异、城乡社会治安条件差
[10-12]
异、城乡居民健康与福利差异等 。
相比于国外研究,国内“两化”研究更能体现中国特色的战略性和系统性,国内学者围绕“两化”关系内
涵、“两化”协同发展的障碍因素以及“两化”协同发展路径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在“两化”关系内涵研究
方面,刘玉认为,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是相辅相成、互为支撑的,但农业现代化必须要以城镇化的高度发展为
[13]
前提,一旦离开城镇化的集聚作用,也就无所谓农业的现代化发展 。程丹等认为,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二
者之间相互促进,支撑协同,并从劳动力、土地、产品、科学技术等方面对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耦合关系进
[14]
行研究 。曹俊杰等认为,新型城镇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农业现代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基础和
[15]
条件,“两化”的协调发展又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和国家全面现代化的保证 。在针对“两化”协同发展障碍因
素的解析上,夏春萍等认为,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是协调统一的关系,但在“两化”同步发展的进程中,面临着
[16]
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差异巨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农村发展投入不足等诸多现实障碍 。官锡强认为,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两化”发展中的瓶颈问题,特别是外来农业转移人口受户籍制度、就业政策和社会保
障政策等多方面制度排斥,难以与市民享受同等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是统筹城乡管理中的重要障碍因
[17]
素 。孟繁瑜等认为,我国“两化”关系不协调的重要原因在于国家土地政策长期具有城镇倾向,致使城镇
化与农业和农村发展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对未来新型城镇化建设所能取得的经济社会
[18]
发展效果也产生了抵消作用 。在“两化”协同发展路径研究领域,贺叶玺认为,要实现“两化”共生发展,须
从产业发展、市场规模、劳动分工与人的需求等多维度同步推进,并遵循市场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真正实现
[19]
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共生效应 。曾福生等认为,中国“两化”存在失衡的原因主要在于农业现代化
发展没能为城镇化提供坚实的保障,他认为需要通过发展农业科技和优化农业政策为发展现代农业提供有
[20]
力支撑,以解决“两化”协调发展的瓶颈问题 。黄祖辉等认为,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调性非常重要,只
有两者协调,才能保证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因此,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主要出路在于第三产
[21]
业,要积极推动现代农业向二、三产业延伸,拓展农业多功能属性,才能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
(二)文献评述
84
赵颖文吕火明刘宗敏四川省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测评与分析
综上,现有文献对“两化”协调发展的研究,在其经济学解释和内在关联分析等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果,
但也存在一些不足:第一,在“两化”关系研究上,鲜有研究者能够有效辨析“两化”正向耦合与负向耦合的互
作关系;第二,鲜有研究者利用区域经济学理论,全面论证四川省市域层面“两化”协调发展状况;第三,现有
研究将“两化”不协调的原因主要归结为农业现代化发展滞后,在实证分析中缺乏更深层次的论证与辨析。
针对上述不足,本文将做出如下改进:第一,对“两化”耦合互动的关系进行理论辨析,并在四川省市域层
面进行实证检验;第二,在市域层面分析四川省“两化”互动关系,分析“两化”是否相关联,并对“两化”协调度
水平进行测评;第三,找出四川省各市(州)“两化”发展失衡的内在原因,为推动四川全省“两化”协同发展提
供政策建议。
二
四川“两化”发展现状、问题及成因分析
从四川省宏观层面看,目前全省“两化”互动的总体情况是:农业现代化滞后于城镇化,区域“两化”关系
失衡现象较明显;从市域层面看,越是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其农业现代化水平越是滞后于城镇化水平。
(一)城镇化发展现状
000ꢀ2014年,四川省城镇化率从26ꢁ69%提升至46ꢁ30%,年均提高4ꢁ01个百分点,2014年全省城镇
2
常住人口达到3768ꢁ91万人,比2000年增加1978ꢁ95万人,而同期全国城镇化率从36ꢁ22%提升至
①
54ꢁ77%,
年均增长3ꢁ00个百分点,四川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速度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须指出的
是,四川省城镇化水平存在明显高估的问题,在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对象中,不少人事实上仍然是兼业农民
或是长期在城镇务工、经商的农村居民,但是并不能同等享受城镇居民的社会福利和工资待遇。若将这些人
口统计到城镇人口中,显然城镇化水平被远远高估。若按户籍城镇化率统计,2014年四川实际的城镇化率
②
大概仅为29ꢁ41%,低于当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16ꢁ89% ,“半城镇化”现象十分显著。随着经济下滑态势
趋重,新型城镇化压力激增,特别是人的城镇化问题亟需在“新常态”思维下予以面对和解决。
“半城镇化”现象还突出表现在,四川省城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依靠土地城镇化推动。
2000ꢀ2013年,全省城镇建设用地面积从991ꢁ1
平方公里增至1632平方公里,城镇用地增长弹性系数自
[
22]206-207
,
在
,远远高出国际经验值的合理区间1ꢀ
2
009年以来持续高于2ꢁ1 2012年达到3ꢁ17的最高值
,人口、土地、资源、环境的矛盾日趋紧张。加之受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不完善的土地制度以及教育、就
ꢁ12
1
业、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公共服务保障方面的影响,城乡二元结构乃至城市内部形成的城市人口二元结
构等矛盾问题仍难以得到有效解决,甚至不断加剧。这又进一步阻滞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农村留守
儿童、妇女、老人问题更加严重,现代农业发展障碍重重,也给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了诸多风险
与挑战。
(二)农业现代化发展现状
四川省作为我国内陆地区的农业大省,在“十二五”期间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通过不
断推行和实施“米袋子”和“菜篮子”工程建设,加快发展蔬菜(含食用菌)、水果、茶叶等优势产业,积极发展中
草药材、烟叶、花卉等优势特色产业,有效提升粮食生产能力建设,增强了市场农产品供给水平。但在由传统
农业向现代农业、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的过程中,四川仍面临着诸多挑战。首先,新常态下的经济形势
对全省农业发展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影响,农产品成本与价格的“双板”压力对现代农业的发展造成了较强的
阻滞力,如2003ꢀ2014年,全省农林牧渔业生产性服务费用由34ꢁ85亿元增至102ꢁ3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
,对农业成本的上涨推动力很大,成为全省农业发展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难题。其次,从全省农产品品
10ꢁ28%
种及品质结构来看,低档次、低附加值的初级农产品比重仍然很大,农业明显缺乏规模优势,无法形成全产业
链模式,农产品加工转化特别是精深加工转化率滞后明显。目前,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率达80%以上,我国
[23]
平均水平为55%,而四川平均水平还不足50% 。此外,农业资源偏紧,生态环境趋于恶化的问题也难以
忽视,过量的化肥、农药、薄膜等投入物也促使农业生态环境污染的形势愈加严峻。加上四川全省地域辽阔,
不同区域内的资源禀赋、社会经济条件等不尽相同,对于农业资源的利用程度及利用效率也表现出明显的地
域差异,农业现代化和农村改革任重道远。
8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三)“两化”关系研判
四川农业现代化水平总体上滞后于城镇化水平,宏观层面(全省)上可以从两方面进行判别。一是从产
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关系来看,2014年,全省三次产业的增加值比重依次为12ꢁ40%、48ꢁ90%和38ꢁ70%,三
次产业的就业比重依次为39ꢁ50%、26ꢁ40%、34ꢁ10%,四川省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远远高出农业增加值比
重,既体现了全省劳动力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不相协调,又反映出非农产业部门对农业的带动尤其是对农业
剩余劳动力的吸纳并不充分。二是从三次产业的劳动相对生产率来看。三次产业的劳动相对生产率可以用
“产业增加值比重/产业就业比重”的比值进行测算。依据2014年四川省统计数据测算,全省农业与非农产
业劳动相对生产率值分别是:农业为0ꢁ31,非农产业为1ꢁ45。很显然,在农业与非农产业中,农业相对生产
[24]
率相对于非农产业要低很多。若将第一产业表征农业发展水平,第三产业代表城镇化水平 ,表征农业发
展水平的第一产业相对生产率与表征城镇化水平的第三产业相对生产率的差值显著(如图1所示)。
④
图1.四川省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相对劳动生产率变化对比(2000ꢀ2014年)
⑤
从中观层面(五大经济区)分析,可以观察到的是:成都经济区、川南经济区、攀西经济区、川东北经济
区和川西北经济区的“两化”发展的区域差异性十分显著。成都经济区承载了全省35.89%的人口和50.86%
的国民生产总值,远超出其它四个经济区指标水平。同样以第一产业劳动相对生产率表征农业发展水平,川
东北地区第一产业劳动相对生产率为0.41,是五大经济区中最高值,表明该区域以茶叶、中药材、食用菌、油
橄榄、优质粮油为代表的特色农业产业能够较好地发挥特色优势效益,但相比之下,该区域城市产业发展较
不充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及城市服务业发展滞后,缺乏吸纳就业人口的持续动力,城镇化水平明显落后;而
对于成都经济区来说,第三产业发展优势明显,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及其就业比重均居五大经济区中最高水
平,特别是省会城市成都市,其第三产业劳动相对生产率高达1.51,并对成都经济圈内的其他城市产生了很
好的辐射带动作用,该区域内城镇化水平普遍超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川南经济区城镇群经济基础较好,
第二产业产值比重达60%以上,但面临着老工业城市转型的压力,对其城镇化速度有着一定的影响,其第三
产业劳动相对生产率基本与川东北地区持平;再如攀西地区与川西北地区,第二产业发展长期处于低水平徘
徊(除攀枝花市),尽管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相对较高,但其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却处于较低水平,说明其依靠第
三产业促进城镇就业方面仍缺乏后劲,加之这两个区域均属于生态环境脆弱区,不具备大规模、经济集聚开
发城的条件,城镇化发展受水、土等资源约束较强,但自然资源密集、能源丰度较高,是休闲农业、清洁能源和
生态旅游等第三产业适度规模开发的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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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颖文吕火明刘宗敏四川省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测评与分析
表1.2014年四川省五大经济区基本情况
常住人口数 占全省比重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省比重
人均GDP
(元/人)
第一产业产值
比重(%)
第三产业产值
比重(%)
五大经济区
(
万人)
(%)
(亿元)
(%)
成都经济区 2921.47
川南经济区 1844.84
攀西经济区 739.57
川东北经济区 2427.50
川西北经济区 206.82
35.89
22.66
9.09
15292.62
6141.30
2647.56
5531.86
454.60
50.86
20.42
8.81
52345.63
33289.07
35798.64
22788.31
21980.47
7.82
13.13
13.03
19.04
19.42
43.64
26.86
26.73
29.62
36.04
29.82
2.54
18.40
1.51
数据来源:根据四川省统计局《四川统计年鉴2015》(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数据整理计算。
“两化”协同发展的内涵在于二者在功能上能够实现均衡互补、良性互动。可具体解析为:农业现代化水
平的提升可以有效解放农村富余劳动力,为城镇二、三产业发展提供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一方面促使农民市
民化路径更为畅通,另一方面为职业农民的成长开拓更广阔的空间,农业现代化还能带来农村产业结构转型
升级,有力推动农村城镇化的发展进程,为加强城乡联系创造越来越多的机遇和条件。新型城镇化有利于扩
大市场内需,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促使劳动力、土地等资源向城镇地区集中,为农业实现规模化、机械化、专
业化生产创造有利条件,同时,推动技术、信息、人才、资本等要素资源及各类社会化服务在城乡之间流通更
为顺畅,促进农业产业细化、专业化、集群式发展,有利于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然而,从四川省“两化”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在很大程度上还表现为对立矛盾的互
动关系。一方面,城镇化的发展促使土地、人口、资本等要素从农村向城市单向转移,城市规模的扩大一定程
度上意味着农业的衰落和农村的凋敝,城乡差距持续扩大;另一方面,现代农业发展所需的各类要素难以得
到有效满足,与农业现代化发展相对应的适度规模经营效益、新型经营主体作用、农业多功能属性等难以实
现,农村发展远滞后于城镇。
因此,“两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可能引致两种结果。若“两化”能够形成良性耦合,则二者相辅相成,互为
支撑;若“两化”负向耦合,则二者发展会顾此失彼,互为牵制。
三
四川“两化”发展水平测评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四川省21个地市(州)2014年截面数据,借助SPSS18.0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然
后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主成分提取,最后通过空间描述法构建协调度模型,对四川省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
代化的协同发展程度进行综合评价。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
在厘清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概念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国内外具有代表性的指标设置,结合四川省经
济实际发展状况,遵循数据的科学性、系统性、可获取性及可操作性等原则,构建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的
联合评价指标体系。
该指标体系包含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两个子系统。农业现代化子系统涉及农业产出效益、农业投
入水平、农业经济结构和农民生活质量4个评判维度,合计14项指标;新型城镇化子系统由人的城镇化、经
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生态城镇化4个维度构成,同样包含14项指标(见表2)。
(二)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水平测度模型
t
t
设在某一时期t,A、B 子系统运行到一定某一状态,其综合发展水平分别为LA 、LB ,则A、B 两系统所处
t
t
的空间位置为(LA 、LB ),根据空间距离计算方法,可定义两系统的协同度:
t
t t 2 t
AB =1- (∂
L -LAB +∂L
( ) (
1 A 2 B
t
2 1/2
AB ))
-L
(1)
C
t
t
AB
t
A
t
其中,CAB 为A、B 系统在t时期的协调度;L =(L +LB )/2;∂1、∂2为权重,且∂+∂=1。
1
2
8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表2.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
具体指标内容
子系统
二级指标
单位
农林牧渔业劳均产值
元/人
2
单位播种面积粮食产量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kg/hm
农业产出效益
元/人
化肥利用系数
元/kg
元/人
劳均农林水务财政支出
单位播种面积农机动力
劳均耕地面积
2
kw/hm
农业投入水平
2
hm/人
农业现代化
农田有效灌溉率
%
%
%
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比重
农村非农产业人员就业比重
农林牧渔业平均工资与社会平均工资比
农村居民人均用电量
农业经济结构
农民生活质量
%
kwh/人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
农村有线广播电视入户率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
%
%
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
建成区人口密度
人口城镇化
经济城镇化
4
2
10/km
社会保障覆盖率
%
%
元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
%
人
元
新型城镇化
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R&D/GDP×100
社会城镇化
生态城镇化
%
基础教育人均占有教师数量
人
4
*
单位GDP能耗
t/10元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
2
m
注:*表示逆向指标。
(
三)结论
对农业现代化综合发展水平指标A1-A14提取4个主成分代表原始数据82.94%的信息,则农业现代化
综合发展指数为:
()
2
L
A
=0.6013*F
对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指标B1-B14同样提取4个主成分原始数据84.85%的信息,则新型城镇
化综合发展指数为:
1
+0.2767*F
2
+0.1698*F
3
+0.1133*F
4
()
3
L
B
=0.8809*F
1
+0.1920*F
2
+0.1255*F
3
+0.0744*F
4
将旋转后的载荷矩阵代入数据分别计算出主成分得分,将主成分得分分别代入(2)、(3)式计算四川省农
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得到结果如表3。
88
赵颖文吕火明刘宗敏四川省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测评与分析
表3.2014年四川省各市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及协调状态评价得分
t
t
t
t
t
t
C
AB
城市
成都
自贡
攀枝花
泸州
德阳
绵阳
广元
遂宁
内江
乐山
南充
L
A
L
B
C
AB
城市
眉山
宜宾
广安
达州
雅安
巴中
资阳
阿坝
甘孜
凉山
L
A
L
B
1.5566
ꢀ0.2072
0.0472
ꢀ0.3170
0.9069
0.3763
ꢀ0.4316
0.0400
0.3411
0.2542
ꢀ0.1257
2.0015
0.2110
1.7486
0.0452
0.9378
1.0112
ꢀ0.2464
ꢀ0.4939
ꢀ0.6301
0.7280
ꢀ1.0676
0.7776
0.7909
0.1493
0.8189
0.9846
0.6826
0.9074
0.7331
0.5144
0.7631
0.5291
0.0222
0.3596
0.8313
0.8193
0.9730
0.8177
0.8724
0.8336
0.9212
0.7364
0.5747
0.6620
ꢀ0.3005
ꢀ0.5528
ꢀ0.4920
0.5324
0.0609
ꢀ0.4988
ꢀ0.8567
0.2772
ꢀ0.7822
0.0673
ꢀ1.1151
0.2250
0.1174
ꢀ0.4098
ꢀ0.9474
ꢀ1.2731
ꢀ0.0968
ꢀ0.5970
如表3所示,从农业现代化发展综合得分来看,成都市农业现代化建设水平处于全省第一,成都市农村
产权改革、农村居民户籍制度改革、城乡金融制度改革、都市现代农业建设等方面均走在全省前列,并针对耕
地保护在全国率先建立了耕保基金,在城市规模不断扩张的同时完善耕地发展权的补偿机制。受其辐射影
响,整个成都平原经济区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处于全省领先位置,与其它4大经济区拉开了明显差距。若除去
成都平原经济区,农业现代化得分相对较好的城市有雅安市、内江市、乐山市和资阳市等,这些城市,传统农
业根基相对深厚,且特色农产品产量占农产品总量的比重较高,如雅安市的茶产业、内江市的果蔬产业、资阳
市的畜产品等均是四川省特色农产品代表。
新型城镇化方面,成都市依然遥遥领先于其他各个城市,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城市
发展需求的各项要素积累充足,在新型城镇化方面拥有绝对优势,远远超出其他城市,同时还带动隶属于成
都平原经济区内的其他城市城镇化快速发展。而广元、广安、南充、达州、遂宁和巴州这些20世纪80年代后
新建或扩建的城市,受其城市产业支撑力度不足、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滞后等影响,城镇化水平明
显后劲不足。攀枝花市作为我国第一个资源开发特区,是一个传统的工业城市,其工业化水平和城镇人口比
例均处于较高水平,城镇化发展在工业化驱动下发展迅速,但城市生态环境脆弱,节能减排压力仍是制约其
城镇化发展进程的短板,经济发展还不能从能源消耗型转变中得到提升,亟待找出新的增长极。
从“两化”协调度结果来看,促成协调测度较高的原因有两种:一是正向耦合效果较好,如成都经济区的
德阳市、资阳市,川南经济区的乐山市,这些地区的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发展基本能够实现良性耦合、协同发
展;二是负向耦合明显,这种情况在川东北经济区的部分城市较为突出,如广元市、广安市、巴中市、达州市
等,这些城市的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发展均处于较滞后水平,二者不能相辅相成,甚至互相阻滞。对于协调
测度结果较低的地区,表明“两化”关系较为失衡。而导致失衡的原因同样存在两种,要么是城镇化水平远高
于农业现代化水平,要么是城镇化水平相对更滞后于农业现代化水平。前者突出表现在攀枝花市,该市属于
典型的资源推动型城市,其公共资源与生产要素很难做到城乡间自由流动与均衡配置,“两化”协调度仅为0.
。对于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得分均位列第一位的成都市,“两化”协调度测评结果为0.78,处于中等水
15
平,缘于其城镇化发展速度远超其农业现代化推进速度。对于遂宁市、内江市、南充市以及三州地区,“两化”
发展指数均处于较低水平,“两化”协调度也处于低水平,其原因则表现为城镇化水平相对更滞后于农业现代
化水平。
四
政策建议
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发现四川省“两化”关系在不同市州呈现明显差异,“两化”失衡的原因不能简单地用
农业现代化发展滞后于城镇化发展一概而论,不同的资源禀赋、生产力水平、经济体制结构以及差别化城市
功能定位诉求下,各市(州)“两化”失衡的原因是各异的,须因境制宜、因地施策。因此,从促进四川省各市
(州)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的角度,有必要因地制宜地实行差别化政策措施,切实推进各地农业
8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现代化、新型城镇化良性耦合、协同发展。
对于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发展水平均较高、但协调测度一般(多表现为城镇化水平高于农业现代化水
平)的城市,如成都市、绵阳市、乐山市等,要进一步推动“两化”良性互动,应切实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推动
农业纵、横向整合。采取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高科技农业、生态农业、都市现代农业等发展模式,积极培育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构建城乡均等化社会服务体系。同时,面对新常态下城镇化增速递减的态势,要强调城镇
化质量的提升。根据城市功能定位、人口规模,适当增加建成区面积,缓解人口密度过高、资源环境恶劣、交
通堵塞、失业率增加等城市病问题,逐渐将大城市人口分解到中小城市与城镇,改变资金、技术、信息、人才等
[25]
现代化生产要素向城市地区单向集聚的现状,促成要素的双向互动,实现城乡要素均等互换 。
对于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发展水平一般、但协调测度较高的城市,如资阳市、眉山市、雅安市等地,农产
品地域特色鲜明且境内旅游资源丰富,易推行融一、二、三产业互动的“六次产业化”路径,“两化”协同发展的
潜能较大。因而,一方面在城镇化发展上,要避免“土地城镇化”的错误导向,在已有产业基础上,充分发挥城
镇牵工业、连农业的双向带动作用,并强调城镇风貌塑造和品味的提升,突出地区文化特色、地域环境生态效
应;在农业现代化发展方面,要根据地方农业特色比较优势,走错位发展、扬长避短的路线,避免与其他市
(州)农业产业结构趋同或重构,充分利用现有品牌资源和地理标志特色,打造特色农产品系列品牌,并依托
境内丰富的旅游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拓展农业功能属性提升农业附加值。
对于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发展水平均滞后、但“两化”协调测度较高的城市,如广元市、广安市、巴中市、
达州市等地,“两化”协同发展的难度较大,需要政府与社会多渠道、多方式在政策与资金上予以支持。在农
业现代化发展方面,要加大对其区域优势资源的挖掘,在经营模式上,继续深化惠农支农政策,逐步改变粗放
式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从传统以量取胜转变为以质取胜上来,化资源优势为特色产业优势,发展特色效益
农业。在城镇化发展方面,针对这些地区经济基础弱、底子薄、城乡二元结构明显的特点,通过财政与社会多
元化资金投入等方式,大力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进一步完善城市经济功能,优化城市布
局形态,积极促进城乡产业相融,构建城乡均等化发展体制机制。
对于“两化”关系严重失衡的地区,要区分“两化”失衡的具体原因,如攀枝花市,农业现代化水平远滞后
于城镇化水平,应依照其自然资源比较丰富但环境承载力相对较弱的特点,加大水能、旅游和矿产等优势资
源合理开发的力度,改进传统农牧业生产方式,逐步建成特色鲜明、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生态经济区。再如
遂宁市、内江市、南充市以及三州地区,这些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又大大落后于农业现代化水平,城镇未能提供
二、三产业发展的有利条件与引力,应通过合理的城乡规划、主导产业选择、城镇社会管理、城乡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建设等方式,提升城镇的规模层次、社会服务能力和产业结构水平,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
流动,并通过积极的政策、产业与资金引导,扩大城镇二、三产业规模,不断完善农产品生产要素市场。
总体而言,本文认为推动“两化”良性互动,首先要对二者之间耦合互动的机理进行深入研究,要能够明
确辨析不同地域环境下,科技生产力、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保障制度、城市功能定位等多维度的差异性对“两
化”互动结果的具体影响,努力做到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其次,要清楚地认知“两化”的良性耦合是一个系统
性问题,涉及到资源、产业、人口、空间、政策等方方面面的协调统筹,如何打通诸多因素互动影响的关键节
点,并将这些因素系统地纳入分析评价模型中,仍是今后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内容。
注释:
①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5》(中国统计局,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和《四川统计年鉴2015》(四川省统计局,中国统计出版社,
2
015)公布数据整理计算所得。
②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户籍非农业人口数与行政区户籍总人口数量之比。根据《四川统计年鉴2015》的数据,2014年,四川省
户籍总人口数为9159.1万人,非农业户籍人数为2694万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29.41%。
数据来源于四川省统计局《四川统计年鉴2015》公布数据整理计算所得。
数据来源于四川省统计局《四川统计年鉴2015》,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年版。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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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颖文吕火明刘宗敏四川省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测评与分析
⑤
四川省“十二五”规划中将全省划分为五大经济区,其中,成都经济区包含成都市、德阳市、绵阳市、眉山市和资阳市;川南经
济区包含自贡市、宜宾市、泸州市、内江市和乐山市;攀西经济区包含攀枝花市、凉山州、雅安市;川东北经济区包含南充市、
遂宁市、达州市、广安市、巴中市、广元市;川西北经济区包含甘孜州、阿坝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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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钟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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