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卷第6期
2
015年11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42,No.6
November,2015
日本法西斯统治与大政翼赞体制
张东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长春130024)
摘要:近代日本的政党政治崩溃后,举国一致内阁在强化行政自立的同时,标榜公平选举以疏通民意,但缺乏
承载和实现民意的政治主体。基于对自由主义政党政治的反动与否定,近卫文麿发起大政翼赞运动并成立大政翼
赞会,但在议会及社会舆论中,大政翼赞会受到违宪批判。东条英机内阁成立翼赞政治会,承载起了大政翼赞会的
政治性并解除其“违宪嫌疑”,也实质性地抽空了议会的机能。大政翼赞体制包括国体伦理道德和宪法规则,在万
民翼赞的同时,必须维持议会的“立宪面目”,但最终伦理道德凌驾于宪法规则、国民生活泛政治化的结果是宪法上
的规则失范,议会最终沦为强化天皇权威的通道,天皇成为所有权威的权威。
关键词:法西斯;天皇制国体;明治宪法;大政翼赞
中图分类号:K313.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5)06-0140-06
日本法西斯曾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国内学术
界对日本法西斯的思想源流、意识形态统制、右翼法西斯
主义团体思潮及行动等方面已做了深入的批判性研究,揭
示了近代天皇制的军国主义传统和军部在法西斯统治中
于两个方面。一是调整内阁与议会关系,保障国策决定的
独立性。以后藤文夫为代表的新官僚与军部联合,填补政
治空白,力求避免政治变动对国策和行政的影响。其典型
机构便是冈田启介内阁的内阁审议会,“在举国一致下聚
集人才,作为政府的企划和咨询机关,在内阁更迭时保持
①
的主导作用。但遗憾的是,对于日本法西斯统治的内在
[
3]13
构造———大政翼赞体制,却鲜有深入探讨。本文即从日本
大政翼赞体制的产生及其与明治宪法的关系来考察、辨明
大政翼赞体制的实质,以期深化对日本法西斯的认识。
国策一致” 。二是展开“选举肃正”以疏通民意,强化对
选举活动的管制,标榜公平选举,企图恢复民众对议会的
信任。
一
大政翼赞———对政党政治的反动与否定
但这两个方面却处于分离状态。正如新官僚田泽义
铺称:“天皇通过众议院选举而明了社会公论,若有政治家
的主张与大多数国民希望相一致,天皇就任命他组阁,这
1
932年5月,犬养毅内阁辞职,元老西园寺公望推荐
海军大将斋藤实组阁,八年的政党政治告终。由于腐败、
政策无力及选举舞弊等,此时政党主导政治的正当性急剧
减弱,民众对政党的态度十分消极,“腐败案件也常引起社
会关注,中央及地方议会的宪政精神变弱,国民对议会的
[4]131
就是立宪政治之常道。” 那么,由谁来确定政治家的主
张是与大多数国民相一致呢?在政党政治时期,民意通过
政党政策在议会中表达出来,然后由政党执政而得以实
现;但在政党政治崩溃后,虽然民意仍可通过选举表达出
来,却没有了承载和实现它的政治主体,因为制定国策的
新官僚并不是由民众选举出来的,也就是说,内阁与议会
之间出现了正当性的割裂。近代著名的哲学家户坂润认
[1]339
感情日渐消退” ,“政友会与民政党好像突然间就成了
[
2]15ꢀ16
国民之仇敌” 。
从斋藤实内阁开始,政府常标榜举国一致和政治革
新,因此也被称为“举国一致内阁”。所谓“革新”,主要在
收稿日期:2014-11-1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东亚世界的裂变———关于东亚国际政治对立局面形成之文化探源”
14JJD770005);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近代日本政党新论———‘多数决’的挫折”(2014M551149)。
作者简介:张东(1984—),男,河南许昌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为近现代日本政治史。
(
140
张
东
日本法西斯统治与大政翼赞体制
[10]23ꢀ27
为:“举国一致下的国民并非实际的国民,而是假设虚拟的
违一君万民之国体本义为由否定“一国一党”体制
。
[
5]115ꢀ124
国民。”
历任法制局长官、农林大臣、众议院议长的
新体制运动对之前的政党政治抱有强烈的批判和否定态
度,其政治性十分明显。
政友会议员嶋田俊雄亦严厉批判称:“哪个国家会无视民
意,除去议会第一大党和众议院绝对多数党而实现举国一
所谓“高度国防国家”,其实就是“出于国防目的而一
元化统合所有势力,它所保护的不是个人或特定集团利
[6]2ꢀ3
致内阁呢?”
此时,只有以充分的民意为政治基础组阁,政局方能
[11]38
益,而是全体利益” ,是国民基础与政治构成的根本性
变化,其底层则是对自由主义政治原理的反动。因为,在
自由主义政治观下,政党与选民间的关系是流动性的,但
大政翼赞运动需要的是运动组织与国民间的恒久稳固,避
免因选举而产生利益分歧和过度竞争。
安定,但举国一致内阁下的“政治革新”未能成功,并没有
产生出承载和实现民意的政治主体。此时政界有一共识:
若要获得民众支持,就必须“超越一切政党斗争,超越一切
阶级斗争”,“只有国家主义大众党才能成为日本克服国际
[
1]341
重压的中心势力” 。例如,秋山定辅、久原房之助等展
开一国一党运动,建川美次、小林顺一郎则企图成立右翼
新党。尽管新党运动兴起,但政友会与民政党却在此过程
中愈加弱化。
二
大政翼赞会的违宪问题
1940年10月12日,大政翼赞会成立,近卫首相出任
总裁。大会同时发布了《大政翼赞运动规约》,并确定机构
组织。12月14日,《大政翼赞会实践要纲》发布,其中明
确规定:“树立天皇归一、物心一如之国家体制”,本会“与
政府乃表里一体之协力关系,上意下达、下情上通以实现
高度国防国家体制”,内容则包括:挺身实践臣道,建设大
东亚共荣圈,建设翼赞政治、经济体制,建设文化、生活新
1
936年11月,日德防共协定签订,日苏关系紧张,军
部急需强化国防,寺内寿一陆相、永野修身海相也希望有
新党支援。12月,陆军的林铣十郎大将、海军的安保清种
大将、金融资本代表的结城奉太郎、民政党的永井柳太郎、
昭和会的山崎达之辅、政友会的中岛知久平、前田米藏、新
官僚的后藤文夫等,在荻窪的有马赖宁家中会谈新党事
宜,即“荻窪会议”,欲推举近卫文麿(1891年10月12日ꢀ
[12]96ꢀ97
体制
。
最初的大政翼赞会组织相当复杂,上设中央本部事务
局,下有地方支部,中央本部事务局分为总务局、组织局、
政策局、企划局、议会局等五局;同时,设置中央和地方协
力会议,负责“下情上通、上意下达”。中央本部事务局的
职务多由政府人员充任,其目的就在于实现综合统制,当
时很多人都认为应通过翼赞会的高度政治性来完成“臣道
1
945年12月16日)为总裁,但近卫认为,“新党运动若仍
以原有团体为基础,则不能有效吸纳其他民众,也无新的
[7]11
纲领整合全体国民” ,他所寻求的是整个体制的全方位
转换。近卫还反省举国一致内阁的弊端,认为它缺乏民众
基础:“连接统帅与国务的只有陆军大臣,因而陆军大臣掌
内阁死穴,国务不过受统帅操纵而已,国民生活外交政策
也与国民舆论相分离”,“各政党不能抑制军部,因此,应以
国民为基础,成立与原有政党不同的国民组织,进而成立
[
13]13ꢀ14
实践” 。
但是,在1941年1月召开的第76届议会(又称“翼赞
议会”)上,大政翼赞会的政治性却成了重要议题,议员对
大政翼赞会的人员构成、宪法地位及其性质等问题进行了
讨论。如众议院议员川崎克基于《宪法义解》中的“大政施
行必须出自内阁及其各部,立宪目的在于将主权使用在正
确轨道上去,即通过公议机关与宰相辅弼”,认为在议会及
国务大臣之外不能施行大政,若将大政翼赞会作为贯彻政
府政策之机关,是“与宪法精神不符”;对此,法制局长官村
濑直养回答:“统治的根本组织自然是公议机关及内阁国
务大臣,但所谓大政翼赞,要比法律上的作用扩展一些,所
谓天皇统治,指臣民奉天皇之命并向天皇归一,从而实现
统一翼赞天皇,天皇乃国民及国土所有者,广义上说的大
[8]24ꢀ26
政府,抑制军部并解决战争” 。
1
940年7月,近卫在第二次组阁后发表政党观,认
为:“之前政党有两个弊端,一是立党宗旨中的自由主义、
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等世界观和人生观,与我国体不符;二
[9]134
是党派目的在于争夺政权,有碍议会翼赞大政之道” 。
随后,近卫内阁发表《基本国策要纲》:“基于国体本义,庶
政一新,确立国防国家体制基础”,欲建议会翼赞体制和新
的国民组织。8月28日,在新体制准备委员会上,近卫首
相称:“高度国防国家的基础在于国内的强力体制”,“它非
一个内阁、党派或个人的临时性需要,而是强力贯彻政策
的经常性需要”,其关键就在于实现“下意上达、上意下
达”;他批判过去的政党“代表个别、局部利益”,而“国民组
织运动则超越自由主义下的多元性政党政治,其本质是举
国性的、全体性的和公共性的”,是“包括政党、政派、经济
团体、文化团体等,公益优先的超政党国民运动”,“不允许
部分的、对抗的和竞争性的政党运动”,同时,新体制以有
[14]36ꢀ38
政翼赞,并非是法律之形式所定。”
但川崎克仍持批
判态度:“细究其机构,有模仿德意志纳粹和俄国苏维埃的
痕迹,给人一种混血儿的感觉”,并强调其政治性,“不免有
[14]81ꢀ82
治外法权而与天皇对抗,或成为过激思想之温床” 。
在2月8日的众议院预算总会上,近卫首相对大政翼
赞会的宪法性质做统一答辩,承认翼赞会“与宪法上负有
辅弼之责的国务大臣及行政各部是表里一体的关系,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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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力,并无独立政见,不能确立政策,强制或支配国家机
构”,只是用来贯彻政府政策和上通国民意思,并且翼赞会
制,2月18日,内阁决定实施“大东亚战争,完成翼赞选举
贯彻运动”,以阿部信行大将为首,贵众两院、大政翼赞会、
财界、在乡军人、言论界等各界代表三十多人集会,结成翼
赞政治体制协议会,并在地方建立支部,确立了“推荐选举
制”。结果,翼赞政治体制协议会推荐的候选人有八成当
选,在众议院的466名中占据381名,其中新人占到199
名,军部出身者、产业报国人士、翼赞会相关者、大陆建设
者等多有当选,如中野正刚、桥本欣五郎、赤尾敏等,翼赞
会成员,“特别是一道府县壮年团长、庶务、组织部长等地
方组织运动的实力派多有当选;二是道府县常务委员、协
“不是政事结社,所以不适用《治安警察法》第五条,它是公
事结社”,“不是政党政治时代的那种以争夺政权为目标的
政治,亦非与之相伴随之政治,但在实现广泛行动目标以
革新国内全体上来说,有其政治性和政治力,而与狭义的
[15]98ꢀ100
政治无关” 。为什么强调其非政治性呢?因为《治
安警察法》第五条对“政事结社”作出规定:“现役及召集中
的预备役后备役陆海军人;警察;神官神职官僧侣及其他
宗教师;官立公立私立学校教员及学生;女子;未成年者;
[16]502
[19]238
剥夺或者停止公权力者”等七种人不得加入 。如果大
政翼赞会有政治性,从而作为“政事结社”的话,上述七种
人就会被排除在外,它也就不可能是“全体国民翼赞之运
动”,因此也就与之前的政党没有本质区别。
力会议议长、郡市支部长等地方代表人物” 。选举结
束后,翼赞政治体制协议会解散。5月20日,在大东亚会
馆成立了翼赞政治会,参加者有阁僚、贵众议员(除皇族
外)以及财界、言论界、大政翼赞会等代表一千余名。与此
同时,所有政治结社解散,翼政会成为划时代的举国性政
治团体。
与此同时,大政翼赞会在社会舆论中也引起了宪法论
争。京都大学法学教授佐佐木惣一发文批判翼赞会,其要
点有两个:“第一,规约规定总理大臣出任总裁,而且其他
国家机构也多数参与,大政翼赞会与政府表里一体,因此,
它应是国家团体,属政事结社”;“第二,总理大臣出任总裁
的话,他有可能与天皇对抗,这就有违宪法精神和国
在成立翼赞政治会的同时,东条内阁将产业报国、农
业报国等运动组织以及刷新选举、奖励储蓄、健民运动等
行政机关统统纳入大政翼赞会,并实施机构改组,以新方
针、新人事、新机构来强化国民统制。东条内阁通过选举
实现了大政翼赞会与议会的连结,将大政翼赞会意志转化
为宪法机关上的意志,“臣道实践”正式进入宪法体制。
[17]255
体” 。因为,大政翼赞会总裁与总理大臣一致的话,就
等于是大政翼赞会总裁直接负责国政;而且,若规定大政
翼赞会总裁出任总理大臣的话,天皇的任命大权实际上就
被否定了,这也与明治宪法明显矛盾。但是,京都大学教
授黑田觉却明确提出了大政翼赞会的合宪性,他认为:“翼
赞会不是由部分国民结成的政治团体,而是‘官民协同的
三
大政翼赞的本质:天皇制国体与明治宪法的融合
1935年,在右翼、在乡军人及部分政党的主导下,日
②
本开展“国体明征运动”,其终极目标是“从根本上改正机
关说及其相关典章文物制度,使之与国体相一致,显扬日
本精神,以彰显皇国日本之真姿”,使天皇与国民融为一
体,国体与政体相一致,“天皇与臣民在命令服从、统制扶
翼、指导奉教、慈民归衣、祈祷报恩等精神轨道上团结以进
行政治活动,其中心便是天皇政治,从道的观念上说是皇
[11]34
国家事业、全体国民翼赞之运动中坚’” ,“翼赞会并不
是与国务大臣的辅弼及帝国议会的协赞相并列,独立进行
有法律效果的翼赞”,“翼赞会只是在政府与议会之间内在
联络,促成改善辅弼及协赞,防止因为偶然误解或意见缺
乏疏通造成的政府与议会间的对立,但政府与议会并不受
[20]
道政治,从国体上说就是国体政治” 。然而,所谓的大
政翼赞又为何会违宪呢?东条内阁成立的翼赞政治会又
有何种意义呢?
[11]35
翼赞会的法律性约束” 。学者山崎又次郎对黑田觉的
合宪论提出严厉批判:“概念法学的宪法学者却对大政翼
赞会表示满腔赞意,这种学者若非投机分子,便是学术自
(一)皇道扶翼———大政翼赞的正当性
[
18]371
杀者” 。
鉴于议会及社会舆论中的批判,近卫内阁不得不在
941年4月2日发布大政翼赞会机构改组,废止了政治性
国体明征运动后,文部省在1937年发布《国体之本
义》称:“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奉皇祖神敕而永久
统治,此乃我国万古不易之国体,基此大义,作为一大家族
国家奉体亿兆一心之圣旨,尽忠克孝,发扬美德,此为我国
1
强的政策局、企划局以及议会局,避免违宪质疑,纯化大政
翼赞会的“公事结社”性质。如此一来,大政翼赞运动便失
去了承载民众意思的政治主体,大政翼赞会游离于宪法机
关之外。而要将大政翼赞会合宪化,唯一的途径便是通过
选举将大政翼赞会的意思输入到议会。
[21]9
体之精华,国家永久不变之大本” ;用《教育敕语》精神
来解释明治宪法第一条,“天皇不只是外国所谓的元首、君
主、主权者、统治权者,而是现御神基于肇国之大义统治国
[21]132ꢀ133
家”
;帝国宪法“不是权力关系的永固化与规范化,
1
941年10月16日,现役陆军大将东条英机(1884年
2月30日ꢀ1948年12月23日)出任首相,同时兼任内
务大臣与陆军大臣。随着对英美宣战,东条内阁强化统
也不是民主主义、法治主义、立宪主义、共产主义、独裁主
义等抽象理论或者实际要求之制度化,也不是移植模仿外
1
[
国制度,而是彰显皇祖皇宗遗训之统治洪范”
21]128ꢀ129
。政
142
张
东
日本法西斯统治与大政翼赞体制
体也“不是委任统治,不是英国式的统而不治,不是君民共
治、三权分立和法治主义,而是天皇亲政”;排除单纯的强
制性统治权,将历史性和社会性的伦理道德融入天皇统治
大权,“宪法第一条的重点在于万世一系,这是外国所没有
的”,“它是阐明我国体世界无比,不单单是统治权的规
从明治宪法来讲,天皇亲政必须“依宪法而行”,而明
治宪法要求权力分立,如若失去议会的协赞机能,将出现
政府独裁或天皇专制,这与国体是相矛盾的,所以必须重
视议会。
在明治宪法中,议会是“基于我国立宪政体的基本性
格三权分立,日本臣民的代表者参与天皇的立法权和一定
范围的行政权,以尽翼赞之城,监视督励政府翼赞之宪法
[
22]139ꢀ140
定”
政体的区别。
在当时人看来,天皇统治与纳粹主义本质不同。纳粹
。这就凸显了天皇制国体与欧美国家近代化
[27]539
机关” 。而这里的“立宪”,与欧美国家的立宪是不同
的。在国体主义者看来,欧美的立宪主义“不过是支配阶
级政治的合理化”,不是真正的立宪主义,因为“它们没有
君臣一如、万民一体之生命社会原理”;所以,他们进而指
出日本的独自性:“日本若是彻底贯彻国体自觉,政体上充
强行一国一党,偏重权威,不存在共同社会的家族国家,民
族精神难以结合,“其政治受经济支配而毫无目的,是以个
人主义强者为本意的征服、榨取、反抗、斗争的政治,是实
[23]173
现强者利益,美化征服、支配、榨取的欺瞒性手段” ,所
以,“因其历史传统与社会环境,现实中霸道色彩浓
分实现国体意义,将会成为世界上空前之真正立宪主
[22]94ꢀ99
[28]251ꢀ252
厚” 。日本的天皇统治则被认为是历史事实,是家
义”
,从而排除欧美政治原理,树立天皇制国体下
国一体的,所施行的政治是神道政治、皇道政治,是“臣民
的“立宪政治”。
其实,在制定宪法时,伊藤博文(1841年10月16日ꢀ
所谓“皇运扶翼”,也就是《大政翼赞会实践要纲》中的 1909年10月26日)曾表明:“(宪法草案)不依据欧洲主权
[24]48
自由充分发挥能力并归于天皇的皇道扶翼政治” 。
[
29]89
“
实践臣道”,“它内在于我国国体,内在于国体精神、皇道
分割之精神,与欧洲数国之制度中的君民共治不同” ,
明确否定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主张大权不可分割;但与
此同时,伊藤又不得不承认,“既已实行宪法政治,君主权
主义超人格主义的国家本质之中,是皇民存在之核心”,它
既是日本臣民对天皇自然而强有力的尊崇之情,也是臣民
的生命法则和最高伦理规范,“臣道实践”与国民历史和生
[29]154
就不得不受到限制” ,设置责任内阁与议会来分割天
[25]150ꢀ151
活融为一体
。这样的话,日本国民不是消极地被
皇大权之运用,即职能性分权。其实,这也是穗积八束所
[
30]54
统治,而是积极实践臣道以扶翼天皇统治,天皇是民族和
国家的中心,与国民融为一体,天皇与臣民同心一体,天皇
统治需臣民扶翼,臣民需以天皇为中心,二者不再是单纯
统制与被统制的对立关系,而是“亲密无间”的。所以,必
须清算阻隔天皇与臣民的政党政治和官僚政治,“国家的
思想与经济实现一元化组织,彻底发挥国民总力”,“上有
天皇亲政,下有国民扶翼,这样才会有强力的皇国政
说的“分业之分” 。可以看出,帝国议会不是行使立法
权,“只是在立法权的实施过程中,能够参与讨论而
[29]263
已” 。但是,这却是日本式立宪政治的关键,即议会是
以其职能性分权而独立于政府。
议会代表全体臣民表达意见,但“议员并非是受臣民
的委任,臣民也不是议员的授权主体,帝国议会并不是经
国民授权,不受其指挥命令,但议会意志行为被视为国民
[
24]73
[27]541
治” 。
而所谓新体制,就是要实现民众参与天皇政治,是“万
的意志行为,是国民的法定代表机关” 。议员非臣民
委任,不受选民的约束,不代表选民的利益,议员的委任主
体是天皇,因此就排除了国民指挥和命令议会的正当性;
议员只能扶翼天皇尽臣道,当然不能结成政党“侵入”国
政。“我国民多年来忘记了日本国体的行动原理,直接模
仿欧洲阶级国家的政治体制或政治原理,政党也以阶级利
害为原理处理国政,以致造成弊害百出,侵害国家基础,才
引起昭和维新的护国政治运动,以及大政翼赞运动的产
民翼赞实现亿兆一心之体制,不单是政治翼赞,而是所有
职业领域上的翼赞”,国体中的伦理道德与宪法规范融合,
“
超越了既有的公法和私法观念,很难用偏重国家与个人
[26]386
意志的既有法学观念来说明” ,伦理道德超越了一切
规范。因此,大政翼赞不能受到欧美法思想中的政治性约
束,它在国体上有其正当性和必要性,而现实中的大政翼
赞运动就成了打破政党政治和官僚政治的必要实践。当
翼赞会在近卫内阁受挫时,军国主义法学者中野登美雄就
批判称:“政府不应采取回避态度,应以良心、勇气和睿智,
基于国体与国防之义,公明正大地阐明立场。臣道实践、
职域奉公是正当不可侵犯的,是扶翼天皇、聚合国民政治
[27]590
生” 。
议会是国民意志的法定代表机关,也在职能性分权下
维护明治宪法的“立宪性”,所以,即便是大政翼赞运动,也
必须重视议会地位。但近卫内阁没有重视甚至是回避议
会,这就造成大政翼赞会与明治宪法的冲突;而东条内阁
成立翼赞政治会,将翼赞会的政治性“回归”议会,从而解
决了其违宪问题。从根本上说,天皇制国体与明治宪法融
合之后,大政翼赞、议会代表民意、权力分立等便共存于国
[25]174
力的必要基础” ,批判近卫内阁在贯彻翼赞体制上的
不彻底性。
(二)议会职能———大政翼赞会是否违宪的关键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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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之中;在发动大政翼赞的同时,也必须要重视议会,否则
便会有违宪嫌疑。
结论
日本法西斯用广义政治上的大政翼赞运动来否定议
会政治,同时通过议会来维持狭义政治上的“立宪面目”,
使万民翼赞获取宪法上的正当性,而其途径便是“推荐选
举制”,以此将大政翼赞会的意思输送至议会,并成立翼赞
政治会来承担大政翼赞会的政治性,这在解除了大政翼赞
会“违宪嫌疑”的同时,也实质性地抽空了议会的代表民意
机能和职能性分权。伦理道德凌驾于宪法规则、国民生活
泛政治化的结果,便是宪法上的规则失范,最终只能是贯
彻国体精神实现“强制性一致”,议会则沦为将“强制性民
意”正当化的渠道,天皇成为所有权威的源泉、所有权威的
权威,宪政精神也就被消解了。
四
大政翼赞当然是日本强化战争体制的需要,但也是政
党政治崩溃后重整政治结构的方式,是对自由主义政党政
治的反动与否定。以国体明征运动为契机,“万世一系”的
历史性与社会性伦理道德被融入天皇统治大权,强制性权
力得以“淡化”,宪法规则变成狭义政治,而“臣道实践”、
“万民翼赞”则成为广义政治,大政翼赞体制在国体上有了
其必要性,与此同时,宪法上的权力分立及议会职能也在
国体上有了正当性。
注释:
①
国内代表性专著有:杨宁一《日本法西斯夺取政权之路:对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研究与批判》,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崔新京、李坚、张志坤《日本法西斯思想探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蒋立峰、汤重南《日本军国主义论》上下,河北
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等。代表性论文有:李玉《三十年代日本法西斯政权的形成及其特点》,《世界历史》1984年第6期;李
玉《三十年代日本急进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与中间阶层》,《世界历史》1987年第3期;武寅《三十年代日本财阀与法西斯势力
的关系》,《世界历史》1985年第11期;高洪《战争期间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的精神专制》,《日本学刊》2005年第4期;张劲松
《日本军事法西斯主义思想专制述论》,《日本研究》2000年第2期;王金林《日本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构成》,《日本研
究》1995年第4期;徐平《战前日本军部法西斯体制确立原因新探》,《日本学刊》1991年第3期;朗维成《日本法西斯主义运
动之探讨》,《外国问题研究》1986年第2期;张景全《二战前日本的现代化与法西斯化》,《日本问题研究》2012年第1期;胡
月《论日本法西斯统治的“国民组织化”》,《沈阳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等。
②
“国体明征运动”:1930年代日本的右翼势力抬头,极力排斥国家机关中的自由主义势力,宪法学者美浓部达吉便是其主要
攻击对象。1935年2月18日,菊池武夫在贵族院攻击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有违国体,从而掀起“机关说排击运动”,
最后右翼团体、在乡军人、军部、政党、议会等各政治势力都被牵涉其中,发展成为全国性政治运动。当时的冈田启介内阁
不得不在8月、10月先后两次发布“国体明征声明”,并迫使美浓部达吉辞去贵族院议员职务,以公权力抹杀了“天皇机关
说”。所谓“天皇机关说”:是指美浓部达吉基于国家法人说而对明治宪法作出的立宪性解释,主张统治权属于法人国家,天
皇是其最高机关而行使统治权。“天皇机关说”与穗积八束、上杉慎吉等人的“天皇主权说”相对立,为大正民主运动、政党内
阁等提供了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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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StructureoftheJapaneseFascistRule
andtheImperialRuleAssistanceSystem
ZHANGDong
(
SchoolofHistoryandCulture,NortheastNormalUniversity,Changchun,Jilin130024,China)
Abstract:AfterthecollapseofthepartypoliticsincontemporaryJapan,whilereinforcingthe
administrativeindependence,the“nationalunitycabinet”advocatedfairelectionstobetterman-
agethepopularwill.Butthetwowereseparatedandlackedapoliticalentityforcarryingandre-
alizingthepopularwill.Asanoppositiontoandrepudiationofthepoliticsofliberalpoliticalpar-
ties,FumimaroKonoelaunchedthemovementofimperialruleassistanceandsetuptheimperial
ruleassistanceassociationwhichhadsustainedcriticismoveritsallegedcontraventionofthecon-
stitutionintheparliamentandgeneralpublicopinion.ThecabinetofHidekiTojosetuptheas-
sistancepoliticalassociationwhichkeptthepoliticalnatureoftheimperialruleassistanceassocia-
tionwhilesuccessfullyfreeditselfoftheformer’ssuspectconstitutionalcontraventionandmade
theparliamentessentiallyanimpotentfigurehead.Thesystemoftheimperialruleassistancein-
cludedboththeethicsofnationalpolityandconstitutionalrules.Itstipulatedtomaintainthe
“constitutionalfacade”oftheparliamentinthemeantimeofpopularpoliticalassistance.Bute-
ventuallytheethicsandmoralsoverrodetheconstitutionalrules,andthepoliticalpopularization
ofthenationallifeledtotheoutcomeofthelossofauthorityofconstitutionalrules,thedegener-
ationoftheparliamentintoapassagetothestrengtheningoftheimperialauthority,andofthe
Emperor’sbecomingoftheauthorityofallauthorities.
Keywords:fascism;imperialnationalfolity;Meijiconstitution;imperialruleassistance
[责任编辑:凌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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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