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卷第3期
2
020年5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47,No.3
May,2020
《西蜀方言》音系性质辨
袁雪梅,邓英树
(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成都610066)
摘要:对于《西蜀方言》的音系性质,目前学界的认识可分为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西蜀方言》记录的是19世
纪末期的成都方言;第二种观点认为《西蜀方言》记录的是成都周边的方言,或包括成都及其周边地区的片块方言;
第三种观点认为《西蜀方言》反映当时成都话的文雅口语音。分歧的焦点在于19世纪末期成都话的入声是否已经
完全消失。对比19世纪中晚期成都话相关文献可见,直到清末民初成都话的入声尚未完全消失,《西蜀方言》记录
的是19世纪末期相对保守的成都语音。厘清这一问题,对进一步揭示成都话语音演变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西蜀方言》;成都话;入声;语音演变
中图分类号:H1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20)03-0167-08
收稿日期:2019-08-06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2012年度项目“近代四川官话语音研究”(12XYY008),2014年度项目“四川藏区汉
语方言语音调查研究”(14XYY005)、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高水平研究团队“四川濒危活态文献保护与研
究团队”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袁雪梅(1967—),女,四川雅安人,文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汉语史、汉语方言研
究;
邓英树(1951—),男,四川仁寿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汉语方言、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一
引言
《西蜀方言》(Western Mandarin,ortheSpokenLanguageofwesternChina)①为英国传教士钟秀芝
(AdamGrainger,? —1921)编著。钟秀芝1889年来中国,然后抵达成都,并终老于成都金马街寓所。② 钟
秀芝1890年开始编写《西蜀方言》,历经10年完成此书。书中收录常用词语,准照方言口语,用拉丁字母注
音,并以阿拉伯数字1、2、3、4、5标记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五种声调,全书注音细密,体系严谨。
甄尚灵最早研究《西蜀方言》。她全面考察《西蜀方言》的注音,整理出《西蜀方言》音系,并参照汉语音韵
史和四川方言资料,明确指出《西蜀方言》记录的是19世纪后期的成都语音。③
但是,近年来一些跟19世纪中晚期成都话语音相关的文献陆续被发掘,这些文献主要有加拿大传教士
启尔德(OmarL.Kilborn)的《华西初级汉语教材》(CHINESELESSONSforFirstYearStudentsinWest
China)④、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Edkins)的《汉语官话口语语法》(A GrammaroftheChineseCollo-
①
AdamGrainger,comp.Western Mandarin,ortheSpokenLanguageof WesternChina(Shanghai:AmericanPresbyterianMissionPress,
900).
1
②
③
④
甄尚灵《<西蜀方言>与成都语音》,《方言》1988年第3期,第209页。
甄尚灵《<西蜀方言>与成都语音》,第209页。
OmarL.Kilborn,CHINESELESSONSforFirstYearStudentsinWestChina ([Chengdu?]:TheUnionUniversity,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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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quialLanguage,CommonlyCalledtheMandarinDialect)①以及傅崇矩的《成都通览》②。上述文献对当时
成都话入声的描述跟《西蜀方言》不一致,似乎均不支持19世纪中晚期成都话还存在入声,从而引发了对《西
蜀方言》音系性质的进一步讨论,并形成歧见。黄灵燕、彭金祥、孙越川、范常喜和刘羽佳等撰文指出,19世
纪末成都话的入声已经完全消失,因此,《西蜀方言》记录的不是当时的成都语音,而是分布在成都周边迄今
仍保留入声的方言,或包括成都及成都周边地区的片块方言。 曾晓渝则认为,清代末期成都话很可能并行
雅、俗两套口语音系,《西蜀方言》反映的是文雅口语音。④
③
本文的观点跟黄灵燕等人的认识不同,跟曾晓渝的认识也有差别。我们认为19世纪末期成都话的入声
正在向阳平归并,但这一过程尚未最后完成,因此在同一语言社团内部存在新旧差异。《西蜀方言》中存在第
声
(即入声),实际上反映了成都话入声消失过程中较为保守的语音面貌。本文主要立足于文献,证明《华
5
西初级汉语教材》《汉语官话口语语法》《成都通览》的相关论述并不能够充分证明19世纪末期成都话的入声
已经完全消失,因而黄灵燕等人持论的依据还需要进一步斟酌。
二
《西蜀方言》的入声
我们首先考察钟秀芝对《西蜀方言》第5声的描述。钟秀芝在《西蜀方言》的“前言”中指出:西蜀方言的
第
5声有时难于与第2声分辨,它不像南方官话第5声那样短促,但它仍自成一个声调,不像北方官话已混
“
入另外四个声调中”⑤。这里所谓第5声即入声,第2声即阳平。根据这一描述,我们可以得出三个基本判
断:19世纪末的“西蜀方言”有独立的入声调;入声韵的塞音韵尾脱落,由促声变舒声;“西蜀方言”入声跟阳
平调值近似,有时难以分辨。这些判断虽然不能证明《西蜀方言》记录的是成都语音,但是根据第三个判断,
我们可以确认《西蜀方言》记录的不是成都周边入声独立区的方言。
下面列出位于成都西面的3个方言点(都江堰、邛崃、大邑)作比较。在方言片的划分中,今成都话属于
入声归阳平的西南官话成渝片方言,都江堰、邛崃、大邑话属于入声独立的西南官话灌赤片岷江小片方言⑥。
表1.岷江小片代表方言点阳平与入声字发音对照表
读音
例
字
阳平(21调)
入声(33调)
方
言
华
无
持
齐
滑
屋
吃
七
2
1
21
u
h21
ʦɿ
h21
ʨi
33
xuæ
33
ʊ
h 33 h 33
ꢀər ʨie
都江堰
xua
2
1
21
h21
h21
33
33
h 33
h 33
邛
大
崃
邑
xua
u
ʦɿ
ʨi
xuɐ
ʊ
ʦɘ
ʨie
2
1
xua
21
u
h21
ʦɿ
h21
ʨi
33
xuæ
33
ʊ
h 33 h 33
ʦɘ ʨie
表中三个方言点的例字对照组入声与阳平区别明显,阳平为21调,入声为33调,同时韵母音值也有显
著区别。给人的听感“华”≠“滑”、“无”≠“屋”、“持”≠“吃”、“齐”≠“七”。这种区别既体现在音高方面,也体
现在音质方面,而音质的区别听感更为突出,无论是操成渝片方言还是岷江小片方言的四川人都不难区别。
值得注意的是,今岷江小片,包括所谓“成都周边的片块方言”,虽然其入声字的塞音韵尾脱落,但是韵母多保
①
JosephEdkins,AGrammaroftheChineseColloquialLanguage,CommonlyCalledtheMandarinDialect(Shanghai:AmericanPresbyteri-
anMissionPress,1857).本文参见:艾约瑟《汉语官话口语语法》,董方峰、杨洋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年版。
②
傅崇矩编《成都通览》(又名《说成都》),成都通俗报社1909ꢁ1910年出版,巴蜀书社1987年整理出版。本文参考即巴蜀书社1987年版。
参见:黄灵燕《再论钟秀芝<西蜀方言>的入声和基础音系问题》,《语言科学》2010年第4期,第402ꢁ415页;彭金祥《略论近代四川方言的语
音系统》,《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第70ꢁ73页;孙越川《四川西南官话语音研究》,浙江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范常喜、刘羽
佳《<华西初级汉语课程>音系初探》,《方言》2016年第1期,第55ꢁ62页。
③
④
⑤
⑥
参见:曾晓渝《<西蜀方言>的音系性质》,《方言》2018年第3期,第263ꢁ275页。
详见:AdamGrainger,WesternMandarin,ortheSpokenLanguageofWesternChina,“Introduction”,ii.按:原著为英文,笔者据原文翻译。
参见:黄雪贞《西南官话的分区(稿)》,《方言》1986年第4期,第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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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雪梅邓英树《西蜀方言》音系性质辨
持独特的音值,形成系列的特殊韵类,如æ(特)、iæ(甲)、uæ(滑)、ʊ(屋)、yʊ(药)等,它们跟由阴声韵发展来的
韵类,如a(大)、ia(家)、ua(花)、o(锅)等形成对应的系列:前者是舌位较高的紧元音,后者是舌位较低的松元
音。反观《西蜀方言》,其韵母系统却仅存后一种韵类,已经看不到松紧元音的对应系列。如果说《西蜀方言》
记录的是成都周边入声独立的方言,岂不是说,19世纪之后的100余年之间,这些方言的入声发生了逆转,
又重新分化出了音值独特的紧元音,因而从《西蜀方言》的入声与阳平“难于分辨”,又重新变得界限分明、清
晰可辨了? 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事实入手,这种假设都不可能成立。
《西蜀方言》注音始终保持统一,声韵调自成系统,构成一个完整封闭的体系,它所反映的只能是某一地
点方言的语音,而不是内部存在各种区别的片块方言。成都周边的方言,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内部区分明
显。如:“尺”字,都江堰韵母为ər,邛崃韵母为ɘ,新繁韵母为ɿ;“特”字,都江堰、邛崃韵母为æ,新繁韵母为
;
“国”字,都江堰、邛崃韵母为uæ,新繁韵母为ue。《西蜀方言》的重出字,除个别多音字,注音始终一致,不
e
可能是在一个片块区域内因时因地而采集的语音杂录。
三
《成都通览》的语流音变与成都话入声
傅崇矩(1875ꢁ1917),四川简阳人,少年时代随其父到成都。其《成都通览》最初于宣统元年(1909)开始
刊行,比《西蜀方言》晚近10年。《成都通览》是记录清末成都社会万象的一部百科全书,凡70万言。此书有
“
成都之小儿女歌谣”等十多个类专门收录成都方言俗语,并尽可能按当时的口头读音记录词语,因此,不少
语料负载了当时的语音信息,从中探微索隐,可以揭示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都话语音的一些重要特点。
成都通览》语流音变的记录方式透露了19世纪末期成都话古入声的演变状况。书中阳平字重叠构成
名词,后字变阴平,记录时以阴平同音字代之。如:
《
糖———糖汤
槽———槽操
皮———皮披
毛———毛猫
盆———盆烹
盘———盘潘
墙———墙枪
娘———娘孃
芽———芽丫
条———条挑
船———船川 圆———圆冤
婆———婆坡奶奶 羊———羊央
牙———牙丫
坛———坛滩
虫———虫冲
瓶———瓶拼
黄———黄荒蛋黄 绳———绳孙
…
…①
这种变调规律在《成都通览》中未见例外,而且传承到今天的成都话。
另一方面,古入声字构成重叠式名词却分为两种不同的变调方式。有的古入声字构成重叠式名词,后字
念阴平,跟阳平字构成的重叠式名词变调规律相同。如:“甲甲污垢”记为“甲加”,“盒盒盒儿”记为“盒呵”,“鸽
鸽
鸭
鸽子”记为“鸽戈”,“辣辣辣子”记为“辣拉”。有的古入声字构成重叠式名词,后字不变调。如:“钵钵”“鸭
钵
鸭子”“竹竹竹子”。
上述变调规律可以反映入声演变的两种可能性②。其一,成都话阳平字构成重叠式名词后字变阴平,古
入声字构成重叠式名词后字不变调,这两条变调规律产生在入声归阳之前。有可能傅崇矩时代成都话入声
归阳的演变已经完成,但是,个别古入声字构成的重叠式名词后字不变调的现象却被沉淀下来,因而没有像
本属阳平调的字那样变调。其二,成都话入声归阳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词汇扩散”过程。在成
都话入声归阳的过程中,有的入声字步伐较快,率先变为阳平,它们就跟本属阳平的字一样变调;而“钵”“鸭”
“竹”一类的古入声字却演变滞后,还固守着入声念法,因此,构成重叠式名词不受阳平字重叠的音变规律管
辖。这种情况表明《成都通览》时代成都话入声归阳的演变过程尚未完成。
结合《西蜀方言》的语料,并综合考察跟《西蜀方言》同时代的相关文献,对于《成都通览》古入声字重叠变
调规律的解释,我们更倾向于认可第二种可能性。傅崇矩说成都之口音“平仄每每相混”,“每每”义同“往
①
②
参见:傅崇矩编《成都通览》上册,第268页。
参见:张一舟《<成都通览>所反映的一百年前的成都话》,《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增刊,第170ꢁ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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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往” ,以“每每”作修饰语,不是一个全称判断,这意味着还有不相混的,只不过不少古入声字声调已经混同
于阳平了。②
①
四
《华西初级汉语教材》与成都话入声
加拿大传教士启尔德的《华西初级汉语教材》用于学习成都话,该教材出版于1917年,比《西蜀方言》晚
17年。但是,启尔德标注的声调没有入声,跟《西蜀方言》明显不一致,这不能不引发对《西蜀方言》音系性质
的检讨。深入考察《华西初级汉语教材》,我们认为该文献不能充分证明当时的成都语音入声已经完全消
失③
。
首先,启尔德不标记入声跟他对成都话入声的认识并不一致。启尔德在教材的“前言”中指出:“华西④
一带的方言据说包含了全部五种声调;对于大多数地区来说的确如此。”他虽然也说成都、重庆的方言只有四
种声调,但就其原因而言,是“因为第2声和第5声极为相似。成都人难以分辨第5声的声调”,因此他大胆
地按照成都话和重庆话只标注四种声调,将第5声归入第2声。 启尔德的这些陈述明确昭示当时的成都
话有入声,他对成都话入声的认识跟钟秀芝没有根本冲突。我们推测,当时成都话第2声跟第5声虽然读音
不同,但是其对立性区别已经变得非常模糊,因此,启尔德在教材中不标记入声正是基于他学习成都话经验
在教学中的权变。《华西初级汉语教材》的性质非常明确,是供一年级大学生学习成都话的,启尔德在“前言”
中向学习成都话的人推荐日常参考词典,提到的第一本词典就是钟秀芝的《西蜀方言》。如果《西蜀方言》记
录的是成都周边的方言,对于教授成都话而言,岂不是南辕北辙?
⑤
《华西初级汉语教材》的ꢂH尾字。
《华西初级汉语教材》共出现古入声字77个,均有注音,除“玉”“簿”标记为第4声、“搁”分别标记为第2
声和第4声,其余74个字均标记为第2声。77个古入声字累计注音432次。教材给古入声字注音时,韵尾
2
有标记ꢂH尾和不标记ꢂH尾两种情况。其中不标记ꢂH尾的古入声字共68个,占总数的88%,如:八BA、擦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TSA DA、读DU、各GO、黑HE、一I、橘Gü、客KE、六LU、麦ME、切TSIE、日Rï、索SO
、
答
、踏
2
2
2
2
TA HSIE、叶YE、则DZE。标记ꢂH尾的古入声字共9
个,占总数的12%。详见表2:
、
歇
表2.《华西初级汉语教材》ꢂH尾字注音情况一览表
汉字
吃
注音累计次数
“ꢂH”尾注音/累计次数
无“ꢂH”注音/累计次数
2
2
8
5
CHïH/5次
CHï/3次
2
2
国
GWEH/3次
GWE/2次
2
2
学
4
HSIOH/1次
HSIO/3次
2
2
2
2
没
17
51
18
2
MUH/3次
MU/12次,MO/1次,ME/1次
2
2
得
DEH/10次
DE/41次
2
2
脚
GIOH/3次
GIO/15次
2
2
法
FAH/1次
FA/1次
2
2
月
6
YUEH/4次
YUE/2次
2
铁
1
TIEH/1次
①
②
③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6版,第883页。
参见:张一舟《<成都通览>所反映的一百年前的成都话》,《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增刊,第170ꢁ175页。
参见:袁雪梅、周泳伶《<汉语教材>与成都话声母系统比较》,载《语言历史论丛》第七辑,巴蜀书社2014年版,第139ꢁ155页。
启尔德到成都后跟他人合作创办华西协和大学,位于成都皇城坝正南的华西坝,其地名袭用至今。《华西初级汉语教材》中的华西并不泛指
中国西部。
⑤
OmarL.Kilborn,CHINESELESSONSforFirstYearStudentsinWestChina,“Introduction”,ⅵ.按:原著为英文,笔者据原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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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雪梅邓英树《西蜀方言》音系性质辨
英国传教士艾约瑟在《汉语官话口语语法》中指出,“有些入声字发音时没有尾辅音,外国人通常用h来
填充这里的空白”①。黄灵燕将ꢂh尾在清代罗马字官话著作中的标记意义归纳为三种:ꢂh尾是入声的标记;
ꢂh尾没有独立的意义,不是调类的标记; 尾表示短调。② 我们认为《华西初级汉语教材》的
声的标记,用来填补入声字尾辅音丢失后留下的空白。
从《华西初级汉语教材》的解释可以看到,启尔德对方音非常敏感。例如第257条,“外头还有箱子没
ꢂh
ꢂH尾主要是入
2
1
得”,说明“没得”MUDE中“得”(单字读第2声),只要顺口,几乎可以说任何声调,但最常用的是第1声,而
不是第2声;又如第616条的“口口”,“口”字本读第3声,但是“口口”重叠,第二个“口”变为第2声。这些特
点迄今保留在成都话中。类似的说明大量存在,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启尔德标注的“ꢂH”尾字在他听来同其
他字是有区别的。少量古入声字的注音出现标记ꢂH尾与不标记ꢂH尾两种情况,正好反映了入声消失的最
后阶段,残留的旧质与新质并存的现象。从来源看,中古入声字除了音高、音长的声调特征,还有韵母的音质
特征。在入声消失的过程中,其音高、音长、音质的特征不是同步消失的。古入声字的塞音韵尾失落之后,还
可能形成具有特殊音质的韵类。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都话不仅有近似阳平的入声调,而且还残存失去尾
辅音的特殊韵类,个别中古入声字的读音还在入声韵和非入声韵之间竞争。这一推测可以从《西蜀方言》古
入声字的韵母异读中获得进一步证明。
《西蜀方言》共出现古入声字519个,一律不标记ꢂH尾,但是一部分古入声字韵母不同,形成异读,如: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
嫉
TSI/TSIE”“即TSI/TSIE”“七TSITS‘IE”“历LI/LIE”“力LI/LIE”“剔TITIE
‘/
‘/ ‘ ”“俗
5
5
5
5
5
5
5
5
5
5
5
SIO/SU”“足TSIO/TSU/CHü”“曲CH‘IO/CHü CHO/CHU”“屈CH‘IO/CHü
‘ ”“竹
‘ ”等。这
些字的异读不区别意义。其中韵母为ie和i的字19个,约占总数的4%;韵母为u和o字9个,约占总数的
2%
;其余的异读均低于1%。下面以占比最高异读为ie和i的字为例,结合古今和地域两方面作对比(表
)
:
3
表3.《西蜀方言》古入声异读字今读对照表
今岷江小片(入声独立)读音③
今成都读音
(入声归阳)
例字
《西蜀方言》读音
大邑
邛崃
新津
力
七
嫉
即
笛
滴
ie(第5声) i(第5声)
i(阳平)
ie(入声)
ie(入声)
ie(入声)
现代成都语音入声消失,归入阳平;岷江小片入声独立,发展滞后,反映了相对古老的语音面貌。部分学
④
者认为这种区别是同一方言不同发展阶段的反映。 我们据此认为,19世纪末期成都话入声归阳的演变过
程尚未完成,《西蜀方言》中少量古入声字的韵母异读正是这种新旧胶着与竞争的反映。
五
《汉语官话口语语法》与成都话入声
艾约瑟,英国传教士,其《汉语官话口语语法》于1857年在上海出版,早于《西蜀方言》43年。艾约瑟在
①
②
③
④
艾约瑟《汉语官话口语语法》,董方峰、杨洋译,第18页。
黄灵燕《清代罗马字官话著作古入声字ꢂh尾的标记意义》,《语言科学》2009年第5期,第525ꢁ537页。
甄尚灵等《四川方言音系》,《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0年第3期,第120页。
曾晓渝《<西蜀方言>的音系性质》,《方言》2018年第3期,第263ꢁ275页。
17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书中指出,当时的成都话入声已经归入阳平。部分学者据此对《西蜀方言》音系性质提出质疑,认为《西蜀方
言》记录的音系不是成都语音,而是成都周边的方言,或包括成都及其周边地区的片块方言的音系。
我们认为,对于艾约瑟对当时成都话入声的描述还需要仔细斟酌,方可下结论。《汉语官话口语语法》对
声调、特别是入声有较大篇幅的说明,其中至少有三个地方的阐述跟当时的成都话入声有关,下面我们据原
文一一剖析。
《汉语官话口语语法》第二章指出:
西部官话以四川省成都府的发音为标准,共有四个声调:第一声、第二声、第三声和第五声,原属第
四声或者入声的字都归入第五声。①
艾约瑟的第一声、第二声、第三声、第四声、第五声分别对应于传统音韵学的阴平、上声、去声、入声、阳
平。这里艾约瑟明确指出:成都府“入声的字都归入第五声”。按此说法,19世纪末期的成都话当然就不存
在入声,《西蜀方言》当然也就不是记录的成都语音了。但是,当我们论及入声的时候,比如以《广韵》为例,入
声同时涉及音质和音高、音长(与阴声韵合流之前)。从韵母的音质来看,以塞音收尾的入声韵跟以鼻音收尾
的阳声韵、以元音收尾的阴声韵鼎足而三;从声调来看,入声以其音高特征跟平、上、去并列为四。那么,艾约
瑟的“第四声(入声)”指的是入声韵(音质问题)还是入声调(音高问题),或者同时兼指入声韵和入声调? 艾
约瑟入声的内涵还需要专门探究。
《汉语官话口语语法》第三章指出:
所有这些入声的特征,即尾辅音、语调的急促以及元音音量之短,在中国北方和西部都没有;因此这
个调类作为一个整体就已经消逝,被舒声所取代。②
这段描述涉及入声的三个特征:尾辅音、语调的急促以及元音音量之短。显然,这里的描述跟韵母的音
质密切相关,但是尚未涉及入声的音高问题。在入声消失的演变过程中,入声韵与阴声韵合流,入声调归并
到其他声调不是同步完成的。按照艾约瑟的说法,19世纪中期,成都话入声的上述三个特征已经消失,但
是,只要入声还具有独立的调值,入声归阳的演变过程就没有完成。
艾约瑟另用专门术语“自然声调(naturaltones)”来描述声调的音高变化形式,并在第三章对9种不同
的“自然声调”作了详细说明。我们将这些“自然声调”的英文缩略形式、单词原形及对应的汉译归纳为表
4③
:
表4.《汉语官话口语语法》“自然声调”英文缩略形式、单词原形及汉译对照表
自然声调
平
升
降
曲
高
低
快
慢
短
英文缩写
完整单词
e.
r.
f.
c.
u.
l.
q.
s.
sh.
short
even rising falling circumflex upper lower
quick slow
艾约瑟在《汉语官话口语语法》第三章用上述“自然声调”的标记方式列表描述了北京、天津、西安、南京
和成都五个官话方言的声调。 其他四支方言的声调跟成都语音无关,我们仅将原表中的成都话摘取出来,
同时将原表中的英文缩略形式所标记的“自然声调”转写为汉语,并与后来杨时逢、董同龢等《四川方言调查
报告》⑤对成都话声调的描写对比如表5:
④
①
②
③
艾约瑟《汉语官话口语语法》,董方峰、杨洋译,第10ꢁ11页。
艾约瑟《汉语官话口语语法》,董方峰、杨洋译,第19页。
艾约瑟《汉语官话口语语法》,董方峰、杨洋译,第14页。我们根据现代语音学对相对音高的描述,将译本中的“circumflex、upper、lower”的译
文“抑扬、上、下”分别改为“曲、高、低”。
④
⑤
艾约瑟《汉语官话口语语法》,董方峰、杨洋译,第20页。
参见:杨时逢《四川方言调查报告》,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4年版,第13页。杨时逢等于20世纪40年代即已完成四川方言
调查,其《四川方言调查报告》于1984年由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印行。
172
袁雪梅邓英树《西蜀方言》音系性质辨
表5.《汉语官话口语语法》与《四川方言调查报告》成都话声调描写对照表
调值
调
类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入声
对比组
艾约瑟
9世纪50年代
杨时逢
0世纪40年代
高、平
或高、快、升
低、快、平
低、快、降
低、快、平
低、快、降
高、快、降
低、快、升
1
高微升(45)
或高平(55)
低微降(21)
中降调(42)
中升调(24)
无
2
显然,艾约瑟的“自然声调”跟杨时逢等及我们今天定义的声调相吻合。艾、杨对成都话声调的描写相隔
近百年,其间有同有异。阴平、上声、去声念法相同或相近,阴平分为高平和高快升(高微升)两种调型,今天
的成都话依然如此,它们的区别没有调位价值,是阴平声的两个自由变体。值得探讨的是阳平和入声。杨时
逢的声调无入声,证以今天的成都话,入声消失,绝大多数入声字并入阳平,变为21调。但是艾约瑟对成都
话声调的描写却明确列出了五种自然声调,并在第四声(入声)和第五声(阳平)中同时标记了两种不同的“自
然声调”:“低快降”和“低快平”。“低快降”与杨时逢等“低微降”(21调)同,亦即今成都话阳平的调值;“低快
平”的声调,杨时逢等的调查结果与今成都话皆不存,这说明成都话“低快平”的声调消失于19世纪中叶之后
至20世纪中叶之前。杨时逢等按赵元任的五度标记法将阳平的“低微降”描写为21调,对比之下,艾约瑟的
“低快降”和“低快平”应分别念作21调和22调。甄尚灵根据《西蜀方言》的注音,对比钟秀芝对成都话入声
的说明和现代四川方言语音的现状,认为《西蜀方言》入声的调值是低于33调①。在此范围内,排除阳平的
1调,可以判定《西蜀方言》入声的调值为22调或11调。这一推断跟26年后发掘出版的《汉语官话口语语
2
法》的描写高度吻合。
艾约瑟时代成都话有5个不同的调值系列,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艾约瑟为什么将22调和21调并在
一处,又同时列出阳平(第五声)和入声(第四声)两种声调? 其一,阳平的21调跟入声的22调确实区别甚
微,难于分辨,钟秀芝和启尔德都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其二,语音差别大小,不是分辨难易的根本原因,语音差
别再小,只要具有对立特征,该语言社团的成员就能敏锐区分。由此我们推测:19世纪中叶,即艾约瑟时代,
成都话阳平和入声的对立性区别已经开始模糊化了。
这里还必须说明一点,艾约瑟所记成都话以华阳为代表,这并不意味着表中声调所反映的是今天成都南
面华阳镇的方言,更不是一度辖华阳镇的双流县的方言。清代的成都府辖三州、十三县,成都既是府治所在
地,又是成都县、华阳县两县的县治所在地。成都、华阳两县县治毗连,其界限在今成都市区的九眼桥和青石
桥之间,今成都话仍有歇后语:九眼桥到青石桥———县过县(谐现金交易的“现过现”)。歇后语的字面意思就
是从九眼桥到青石桥,就跨过县境了。因此,表中所记华阳县声调,其所反映的正是19世纪中期成都话声调
的实际面貌。
六
结语
《汉语官话口语语法》出版于19世纪中期,《西蜀方言》《成都通览》《华西初级汉语教材》先后出版于19
世纪末、20世纪初。这些文献对成都话入声的记载或自身不统一,或彼此有区别。文献记载不一致,导致学
界认识分歧。归根结底,我们认为跟这一时期成都话入声的实际状况有关。实际上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
成都话还有入声,但是入声却正处于最后消失的前夜。关于语音演变的规律,美籍华裔学者王士元(William
S-Y.Wang)提出“词汇扩散”理论,某个词汇单位的语音演变是突发的,某一类语音演变的过程是通过词汇
②
扩散完成的,是离散式的。 徐通锵进一步指出:这种离散式的演变,特点之一是“音变经历的时间很长
”;另
①
②
甄尚灵《<西蜀方言>与成都语音》,《方言》1988年第3期,第209ꢁ218页。
WilliamS-Y.Wang,“CompetingChangesasaCauseofResidue,”Language45,no.1(March1969):9-25.
17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一特点就是“两头整齐中间乱”。①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都话入声向阳平归并的“词汇扩散”过程尚未完
成,正处在所谓“中间乱”的阶段。这种“乱”可以解释为语音演变在共时系统中表现出来的差异化现象:部分
入声字已经读作阳平调;部分入声字还在固守入声调;部分入声字还在阳平和入声之间徘徊,出现两种声调
的叠置。就操方言的主体而言,可能出现代际差异:年长者还保留着入声;青少年的入声正在消减或已经消
失。文献记载不同,正是这种“词汇扩散”过程的客观反映,只是各自调查的对象、观察语音的角度、处理音系
的方法不同而已。
我们的基本结论:《西蜀方言》记录的是100多年前的成都语音,反映了成都话消失过程中较为保守的语
音面貌。成都话入声归阳经历了长期的演变过程,入声调最终并入阳平晚于19世纪末,时间范围在19世纪
末期至20世纪中期之间,上限以钟秀芝的《西蜀方言》为代表,下限以杨时逢等人的《四川方言调查报告》为
代表。
谨以此文纪念甄尚灵先先生、张清源先生。
AnalysisofPhonologicalNatureofWesternMandarin,
ortheSpokenLanguageofWesternChina
YUANXue-mei,DENGYing-shu
CollegeofLiberalArts,SichuanNormal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66,China)
(
AbstractCurrentacademicunderstandingofthephonologicalnatureofWesternMandarin,
:
ortheSpokenLanguageofWesternChinacanbedividedintothreetypes:thefirstviewbelieves
thatWesternMandarin,ortheSpokenLanguageof WesternChinarecordsChengdudialectof
thelate19thcentury;thesecondviewbelievesthatWesternMandarin,ortheSpokenLanguage
ofWesternChinarecordsthedialectsaroundChengduordialectsofChengduanditssurrounding
areas;thethirdviewisthatWesternMandarin,ortheSpokenLanguageof WesternChinare-
flectstheelegantspeechofChengdudialectatthattime.Thefocusofdisagreementiswhether
Chengdudialecthascompletelylostitsenteringtoneinthelate19thcentury.Comparingtherele-
vantdocumentsofChengdudialectinthemiddleandlate19thcentury,itcanbeseenthatuntil
theendoftheQingDynastyandthebeginningofRepublicofChina,enteringtonestillexistin
Chengdudialect.Clarifyingthisissueisofgreatsignificanceforfurtherrevealingthehistoryof
theevolutionofthephoneticsofChengdudialect.
Keywords:WesternMandarin,ortheSpokenLanguageof WesternChina;Chengdudia-
lect;enteringtone;phoneticevolution
[责任编辑:唐普]
①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263页。
174
（已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