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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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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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Fengming
社四会科川学版师(双月范刊) 大学学报
2024年第4期
目ꢀꢀ录
ꢀ
●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
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界对列宁学说的宣传和阐释
——基于对1949-1956年中国主要理论报刊的研究………………………………… 吴文珑(5)
论马克思生活哲学的批判逻辑……………………………………………… 雷栋良ꢀ杨楹(14)
—
ꢀ
● 哲学
孔子关于生存之知的思想和方法…………………………………………………… 唐代兴(22)
契嵩佛学化的《中庸》诠释……………………………………………………………… 张卉(31)
论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中的“我-你”关系…………………………………………… 帅巍(39)
ꢀ
● 法学
刑法修正文本与刑法文本统一
——基于法律修改技术的分析……………………………………………………… 孔德王( )
—
48
全国人大纵向立法授权的规范构造………………………………………… 谭嘉玲ꢀ林彦(55)
宪法原则的理论澄清、识别方式和运用模式………………………………………… 钱宁峰(63)
ꢀ● 经济学:新质生产力研究
新发展格局下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价值指向与路径方向………………… 徐政ꢀ张姣玉(72)
新质生产力引领城市高质量发展:机理、困境与路径……………………… 项松林ꢀ孙悦(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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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乡村振兴研究
交邮融合”何以成为国家行动?
——基于多源流理论的分析………………………………………………… 张贵群ꢀ张旭(91)
如何有效治理“公地悲剧”?
——基于湘东Q 镇R 村农田灌溉水资源争夺的个案分析……………………………… 罗敏(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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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卷(总第265期)
5
2024年7月10日出版
ꢀ
● 教育学
教学如何成为教育…………………………………………………………………… 刘庆昌(107)
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历史溯源与时代内涵……………… 王光明ꢀ张永健ꢀ吴立宝(116)
中国式现代化的教育审美支持
—
——来自我国古代教育的智慧……………………………………………………… 王艺桥(122)
新时代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内在要求与实践进路………………………… 曹曦颖(129)
ꢀ
● 国际中文教育研究
国际中文教材文本改编:基本原则与实现路径………………… 高雪松ꢀ周小兵ꢀ洪炜(138)
国际中文传播新路径探索:构建“汉语+民航”式“空中丝绸之路” ……… 杨锐ꢀ刘海燕(145)
基于LDA 模型的近十年东盟华文媒体
“国际中文教育”主题挖掘研究………………………………………… 刘华ꢀ闫慧颖(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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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史研究
镜像·想象·真相: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 张利娟(162)
米开朗基罗传记形象的塑造与历史真实
—
——以朱利乌斯二世陵墓雕塑传记书写为中心的考察……………………………… 任光启(171)
德川幕府锁国时期荷日贸易的盛衰及其原因……………………………………… 张兰星(181)
ꢀ
●会议综述
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学术研讨会综述……………………………………………… 钟秋波(192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暨一流本科专业建设”高端论坛综述……… 蒋丹ꢀ王恬(194)
“
)
“
英文目录及摘要……………………………………………………………………………………………… (197)
本期执行编辑:钟秋波
期刊基本参数:CN51ꢁ1063/C*1974*b*A4*208*zh*P*$10.00*1300*22*2024ꢁ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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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卷第4期
024年7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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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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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1ꢁ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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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2024
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界
对列宁学说的宣传和阐释
———基于对
9491956年中国主要理论报刊的研究
—
1
吴文珑
ꢄꢄ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界对列宁学说的宣传和阐释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宣传内容上,列宁的国
际主义思想、知识分子和文化理论以及过渡时期理论是知识界着力阐释的方面,它们渐次在三个历史时段被主要
理论报刊集中述及。在宣传方式上,主要理论报刊最初表现出结论式的论断多于学理性研究的特点,国内民众借
以认识列宁国际主义思想的文献比较有限。1951年至1953年间,知识界开始注重通过引述列宁著作原文、类比经
典文献的方式来阐明原理,因而对列宁知识分子和文化理论的阐释更加细致和深入。1953年后,列宁过渡时期理
论在更为宽广的文本基础上得到传播,列宁著作内容进一步得到学理性的解读。相关的宣传和阐释既推动了列宁
学说的中国化、大众化,加深了国内民众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各项政策的理解和认同,又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
子群体在建设新社会这一问题上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列宁学说;知识分子;理论报刊;新中国
ꢀ
DOI1013734ꢅjcnki1000-531520240110
收稿日期:2023-04-12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建设》杂志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22CDJ010)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吴文珑,男,四川内江人,法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为
ꢀ
中共党史,E-mailꢆ479802243@qqcom。
列宁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一开始便与知识界的作用密不可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和进
步文化工作者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机会和形式传播列宁的思想和主张,这为后来列宁学
说的宣传普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不仅代表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与人民战
争的胜利,而且也标志着“马列主义已经确定地在中国人民中间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①。从此,列宁学说的传
播向纵深发展,列宁著作的翻译出版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呈现出崭新的局面。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列宁学说向纵深传播的过程中,知识界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学者就指出,“在新中国朝
气蓬勃的文化战线上,广大知识分子以弘扬、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文化使命,……意识形态认同已经内
化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②。那么,这一时期知识界着重宣传和阐释了列宁学说的哪些内容?这些内容又是
如何呈现并得到解读的?对于上述问题,学界至今缺乏系统研究③。本文将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学习》
①
刘少奇《党在宣传战线上的任务》(1951年5月2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第261页。
②
③
朱培丽《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意识形态认同的建构逻辑》,《实事求是》2020年第1期,第37ꢇ38页。
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列宁学说传播的研究,学界多以中国共产党作为主体进行探讨,而论述知识界宣传列宁学说的研究则鲜见。代表作有:
刘志明《列宁文献在我国的整理、翻译和出版———纪念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6期;彭明总主编、杨
ꢀ
凤城主编《20世纪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思想文化卷1949ꢇ2000)》,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杂志、《新建设》杂志等当时国内的主要理论报刊为文献基础,考察1949年至1956年知识界宣传、阐释列宁学说
的内容、特点及其理论和实践效应。
一ꢄ1949-1951年:知识界对列宁国际主义思想的宣传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列宁学说即在国内主要理论报刊中有所提及。1949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
《
中国智识分子与十月革命》一文较早使用“列宁的学说”①这一提法。当时,坚持国际主义,反对狭隘民族主义
是中国外交工作的指导思想之一,学习苏联的国际主义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一项重要任务。这样,知识界对列
宁学说的认识和理解便较多地与其国际主义思想联系在一起。
(一)对列宁国际主义精神的宣扬
正如部分苏联学者所指出的,“列宁主义是一种不仅根源于俄国发展、而且根源于整个国际发展的国际现
象”②。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国际主义思想,在帝国主义时代进一步把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自决
权的斗争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把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扩大为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
国际联合,其国际主义精神影响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根据国内外形势的
发展变化,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确定了新中国的外交方针和
指导原则。他指出,中国人民在对外方针上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
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③。应该说,新中国实行“一边倒”不仅拓展了
自身的生存空间,而且还壮大了社会主义阵营,履行了国际主义的义务。1950年2月14日,中苏签订的《中苏
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有关协定进一步巩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各界人士以国内兴起的纪念十月革命和列宁
诞辰的热潮为契机,突出宣传了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帮助和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意,高度评价了中苏同盟的重要
意义和苏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的贡献。
在这样的情况下,为深入理解新中国的外交政策,缅怀列宁对中国民族解放事业作出的贡献,巩固和发展
中苏友谊,知识界阐释列宁国际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宣扬列宁倡导的“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
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精神。1950年4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纪念列宁,学习国际主义》的社论,强调
列宁不但为俄国人民求得解放,同时也努力支援中国及其他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这种国际主义精神的出发
点,不仅是为了本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更是为了全世界各民族人民共同的根本利益。“苏联给予中国及其
他各国人民的一切援助,无一不是这种国际主义精神的表现”④。在列宁诞生80周年的纪念日,《人民日报》发
表有关国际主义的专论,足见其重视程度。11月,艾思奇在《学习》杂志刊发的《学习苏联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
义》一文也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进行了阐释,指出列宁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根本特性
的表现,是苏联人民的利益和世界被压迫民族以及各国人民大众的利益血肉相关系的表现”⑤。在新中国刚成
立之际,这些文章通过高度评价列宁国际主义精神的重要意义,表达出在苏联援助和国际主义精神指引下取得
革命胜利的中国,将继续坚持列宁关于国际主义的主张。
除宣扬列宁国际主义精神的重要意义外,知识界还具体探讨了表现这一精神的历史题材,认为十月革命后
列宁的对外政策是典型范例。1949年10月15日,《学习》杂志刊发的《苏联在十月革命后初期怎样与帝国主义
作斗争?》一文强调,列宁在《革命的任务》一文中阐明了苏维埃政府的对外政策,强调要坚持一切民族平等和民
族自决的原则,废除剥削其他民族的条约。十月革命胜利后,他的这一主张成为了现实。“俄国底胜利的无产
阶级,采取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彻底反对民族压迫、民族剥削的政策,民族自决、民族自由联合的政策,获得了全
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同情和拥护”⑥。在此基础上,11月9日,《光明日报》刊登的《向苏联学习国际主义精
神》一文进一步指出,为了使学习国际主义的号召能够得到群众的注意和响应,让学习内容更加实际和丰富,除
了要学习马列主义关于国际主义的理论原则外,应该以列宁在十月革命后表现国际主义精神的事实行动作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黄药眠《中国智识分子与十月革命》,《人民日报》1949年11月12日,第5版。
敦尼克等主编《哲学史》第5卷,齐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12页。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2页。
《纪念列宁,学习国际主义》,《人民日报》1950年4月22日,第1版。
ꢀ
艾思奇《学习苏联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学习》1950年第3期,第7页。
ꢀ
柯柏年《苏联在十月革命后初期怎样与帝国主义作斗争?》,《学习》1949年第3期,第14页。
6
吴文珑ꢄ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界对列宁学说的宣传和阐释———基于对1949ꢇ1956年中国主要理论报刊的研究
重要的学习题材。比如,“苏联在革命胜利之后,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是采取怎样的政策和态度的呢?
对于被压迫民族是采取怎样的政策和态度的呢?对于侵略民族又是采取怎样的政策和态度的呢”①,这就更加
具体地阐明了十月革命后苏联对外政策中能够表现国际主义精神的重要方面。总体而言,在“一边倒”的外交
格局和中苏同盟的历史背景中,主要理论报刊对列宁国际主义精神的宣传和介绍不但深化了国内民众对新中
国外交政策的认识,而且为增进中苏友谊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从相关文章的叙述风格看,历史事实的陈述
要多于基本理论的阐释,这是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使然。
(二)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诠释
在列宁的国际主义思想中,帝国主义理论是重要内容。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一系列
著作对帝国主义理论进行了系统详尽的阐述。1950年10月26日,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抗美援朝,保家
卫国”战略决策的制定,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有计划地组织知识分子参与到抗美援
朝的爱国宣传以及再造美国观的理论建构之中②。这样,《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便受到知识界
普遍关注。知识界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诠释主要通过以下两种路径。
其一,在对战争起源的分析中宣传列宁帝国主义理论。1950年8月16日,廖盖隆在《学习》杂志发表的《关
于战争与和平问题》一文指出,按照历史的事实和列宁的分析,帝国主义是发展到最高阶段即垄断阶段的资本
主义。“在这个阶段中,生产的集中已经发展到垄断的程度,最巨大的财政资本家已经确立了寡头的统治,与商
品输出同时资本输出已经有了特别的意义”,因此,“只要帝国主义制度还存在,只要资本主义体系的力量还没
有充分地被削弱,帝国主义还是要准备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③。11月20日,《学习》杂志刊发的《学习<帝国主
ꢀ
义论>从根本上认识美帝国主义》一文也表示,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他同时期写的其他
文章中着重指出,“财政资本的统治和垄断加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而其结果,必然导向帝国主义营垒内
部冲突的加深和尖锐化,必然使得帝国主义走向武装冲突和战争”④。这些文章各自以不同的视角,在对战争起
源的分析中宣传了列宁提出的战争根源于帝国主义经济和政治的不平衡这一重要原理。在此基础上,他们重
申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总纲规定的新中国的外交原则,即联合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共
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
其二,在对帝国主义历史地位的识辨中宣传列宁帝国主义理论。为更好地认识美国及其侵略活动的本质,
列宁有关帝国主义历史地位的论断被知识界反复引述。1950年11月19日,《新建设》杂志刊发的《论腐朽的垂
死的美帝国主义》一文强调,“列宁曾经把帝国主义评断为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这一高度革命性的、天才
的科学评断,在今天的美帝国主义身上找到了最充分的证实,最典型的表现”⑤。基于这一判断,该文认为,美国
的侵略力量是可以被打败而且必然将被打败的。与之相一致,1951年1月1日,《学习》杂志刊发的《资本主义
的腐朽性(<帝国主义论>讲解第七讲)》一文也指出,列宁分析帝国主义时曾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特
殊历史阶段,其特殊性表现在,它既是垄断的资本主义,又是寄生的、腐朽的和垂死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
发动战争的事实,与其腐朽程度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⑥。相关宣传教育配合了当时正在开展的抗美援朝运动,
加深了国内民众对国际形势和美国侵略活动本质的认识。
总之,新中国成立后的近两年时间里,知识界对列宁学说的介绍集中在列宁国际主义思想这一主题上。主
要理论报刊的宣传和阐释增进了中苏友谊,加深了国内民众对新中国外交政策的理解。不过,受冷战格局和中
苏同盟背景的影响,在有关列宁国际主义思想的宣传方式上,主要理论报刊表现出结论式的论断多于学理性的
研究的特点。除《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革命的任务》外,能够反映列宁国际主义思想的主要文
献并未得到更多呈现。1951年后,随着各大报刊宣传主题的转换,这种情况才逐渐发生改变。
二ꢄ1951-1953年:知识界对列宁知识分子和文化理论的解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秋平《向苏联学习国际主义精神》,《光明日报》1949年11月9日,第3版。
《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1950年10月26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378、381页。
廖盖隆《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学习》1950年第11期,第19页。
ꢀ
ꢀ
王惠德《学习<帝国主义论>从根本上认识美帝国主义》,《学习》1950年第4期,第7页。
沈志远《论腐朽的垂死的美帝国主义》,《新建设》1950年第3期,第8页。
郭大力《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帝国主义论>讲解第七讲)》,《学习》1951年第7期,第29页。
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51年后,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文学艺术界的整风学习运动在全国逐渐开展起来。如何恰当处理政治
和文化的关系,正确对待思想改造,成为知识界广泛关注的问题。1952年4月18日,《人民日报》刊载的文章曾
提出,对于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各个人民民主国家来说,列宁的文化建设思想是它们的指南,苏联的文化
建设经验是它们的榜样①。类似的观点并不鲜见。这表明,知识界对列宁学说的宣传和阐释进入了一个新
阶段。
(一)对列宁知识分子理论的阐释
951年秋至1952年秋,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全国广泛开展起来。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1
至关重要,因为它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②。尽管经过新中国
成立之初两年左右的政治学习,通过参加各种社会改革运动,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心理已经发生了迅速变化,正
在积极调整自我以适应新国家和新社会的要求。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看来,这种变化和调整对旧有价值观乃至
生活与行为方式的震撼力太弱,因此有必要开展一场更为集中的思想改造运动,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
方法来肃清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克服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等错误思想和作风。而在马克思主义经
典作家中,列宁是谈论知识分子较多的一位,其有关知识分子的认识和论述“对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无产阶级
政党处理该问题奠定了一个基本的思路和策略”③。因此,作为思想改造的主体,知识界面对需要自我教育和自
我改造的客观现实,在重新审视自身的过程中尝试从列宁学说中寻找理论资源。这样,列宁有关知识分子的理
论便时常被此期的主要理论报刊引用和提及。通观这一时期的相关文献,知识界主要阐释了列宁知识分子理
论的如下三方面内容。
其一,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性。知识分子何以需要思想改造? 这是知识界首要关注的问题。1952年
月
,《新建设》杂志刊载的《论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问题》一文以列宁学说为根据论述了这一问题。文章指出,
3
列宁曾说,知识分子并不愿放弃旧的思想意识,既经“先入为主”,总要“抱残守缺”,如果不经过一场激烈的思想
斗争,思想改造是不能完成的。“现在也有人还这样想,以为全国革命既经胜利,……各种知识份子,在思想意
识方面,也自然会循着政府的政策法令逐步改变。用不着什么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斗争,就会和平的达到思
想改造的完成。事实怎样呢?这也是幻想”④。显然,该文是从列宁强调的思想意识的顽固性和复杂性角度展
开分析的。5月23日,《光明日报》发表的《认真改造思想,坚决面向工农兵!》一文通过大量引用列宁《进一步,
退两步》中“知识分子同无产阶级在经济上是没有任何对抗的。但是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劳动条件却是非无产阶
级的,因此在情绪上和思想上也就产生某种对抗”等论述,强调了知识分子阶层特有的两面性和矛盾性⑤。这又
着重从列宁有关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论述出发,阐释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性。
其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可能性。1952年5月13日,《光明日报》发表的《论“三反”和“五反”运动以后的
思想改造问题》一文较详细地论述了这个问题。文章指出,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谈及资本主义社会的知
识分子时曾表示,个别知识分子完全可能加入到无产阶级的斗争中。当这种情形出现时,知识分子也就改变了
自己的性质。因此,在列宁看来,知识分子一般不占有生产资料,也不剥削别人,在这一点上和工人阶级是十分
相近的,这是他们思想改造的便利条件⑥。通过分析和引述列宁的上述观点,该文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知识
分子尚且有改变其性质的可能,今天知识分子的思想完全是可以改造的。
其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方法和途径。1951年1月7日,《人民日报》刊载的《报纸上的批评和图书评论》
一文大段引用1908年2月7日列宁致高尔基信中的内容,指出列宁在信中教导作家要“离开这种知识分子的陈
旧的、老爷式的作风”,学习“党性的批评”,这“直到今天仍保持着全部的生命”⑦。显然,该文突出了批评和自我
ꢀ
①
②
巴维尔·尤金《社会主义文化的光辉———论人民民主国家的文化革命》,张振亚、君强合译,《人民日报》1952年4月18日,第3版。
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1951年10月23日、11月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
ꢀ
1
999年版,第184页。
ꢀ
③
④
⑤
⑥
⑦
杨凤城《列宁的知识分子理论述论》,《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第42页。
ꢀ
邓初民《论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问题》,《新建设》1952年第3期,第4页。
茅盾《认真改造思想,坚决面向工农兵!》,《光明日报》1952年5月23日,第2版。
关梦觉《论“三反”和“五反”运动以后的思想改造问题》,《光明日报》1952年5月13日,第3版。
ꢀ
查斯拉夫斯基《报纸上的批评和图书评论》,刘辽逸译,《人民日报》1951年1月7日,第6版。
8
吴文珑ꢄ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界对列宁学说的宣传和阐释———基于对1949ꢇ1956年中国主要理论报刊的研究
批评对知识分子改造思想和改进作风的重要性。除批评和自我批评外,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也被视为知识分
子思想改造的重要手段。1952年8月6日,《人民日报》转译的《列宁论干部的思想教育》一文高度评价了列宁
在知识分子思想教育问题上所作的贡献,强调列宁在《日记摘录》一文中曾指出,要在教师中经常宣传马克思主
义,使他们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支柱转变成苏维埃制度的支柱。这一指示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具有宝贵意
义①。此期间,《学习》杂志刊登的《关于大学教师思想改造问题》、《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等文也在阐
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方法和途径问题时,介绍和宣传了列宁知识分子理论。可以看出,相较于列宁的国际主
义思想,主要理论报刊对列宁知识分子理论的阐释更加细致和深入。这表现在各大报刊文章中,通过解读经典
文献的方式来阐明原理、大段引用列宁著作原文的情况较之前明显增加。
(二)对列宁文化理论的传播
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几乎同时进行的,还有文学艺术界的整风学习运动。1951年11月23日,中共中
央宣传部发布关于文艺干部整风学习的报告,认为近两年来的文艺工作存在着忽视思想、脱离政治、脱离群众
等倾向,亟须加以纠正和整顿。为了克服上述倾向,中央宣传部召集党的主要文艺干部举行了文艺工作会议,
“决定由文联动员北京文艺界各方工作人员约七百人进行一次整风学习”②。2
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文学
艺术界开展整风学习运动的指示,批准了中央宣传部的报告,并要求全国各地“仿照北京的办法在当地文学艺
术界开展一个有准备的有目的的整风学习运动,发动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文艺干部中的错误思想,发
扬正确思想,整顿文艺工作,使文艺工作向着健全的方向发展”③。这标志着文学艺术界整风学习的全面展开。
当时,列宁、斯大林和联共中央关于文艺问题的文献是中央宣传部指定的阅读文件。在学习列宁著作的过程
中,文学艺术界知识分子集中围绕文化的党性原则和人民性问题宣传了列宁的无产阶级文化理论。
对于文化的党性原则,早在1905年,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便作出了完整论述。因此,这
篇文章便成为知识界进行文本书写的先在知识资源。1951年3月17日,《光明日报》刊发的《列宁与文化问题》
一文较全面地分析了《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的基本思想,强调列宁在该文中曾指出,科学、艺术和文学只有
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得到充分发展,所有艺术都是替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的。因此,文章认为,“艺术的无党
性”、“表现‘自由’”等观点是错误的④。1952年2月28日,《光明日报》发表的《关于文艺学教学的初步检讨》一
文也以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的论述为依据,强调列宁“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
一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底组成部分”这一思想“在我们今天反对文学中的资产阶级意识、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斗
争中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⑤。通过分析、领会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的上述论述,文学艺术界
知识分子意识到,在整风学习过程中应当坚持列宁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的党性原则,克服在文化认识问题上的
错误思想。
除述析文化的党性原则外,知识界还围绕文化的人民性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宣传和阐释。1951年3月17
日,《光明日报》刊发的《列宁与文化问题》一文在分析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的相关论述后指出,“列
宁关于文学的理论,说明进步的文学和艺术必须与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相结合;他指出真实的大众文艺发展的
道路,以及个人的创作热情与人民利益生动结合的道路”⑥。这就宣传了列宁提出的文化的人民性思想,即文化
的发展依靠人民,文化成果由人民共享。1953年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苏联共产党怎样领导文艺工作》
一文还通过引述“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应该是为群众所了解和喜爱的”等列宁与蔡特金的谈话内容,强调
“还在苏维埃国家成立的初期,伟大的列宁就确定了发展进步艺术的基本原则,……这一天才的指示对于此后
苏维埃艺术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⑦。这样,在回顾苏联共产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历史和解读列宁文化观的过
程中,文学艺术界知识分子对文化的服务方向问题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康德拉基也夫《列宁论干部的思想教育》,明译,《人民日报》1952年8月6日,第3版。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文艺干部整风学习的报告》(1951年11月23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409页。
ꢀ
ꢀ
《中共中央关于在文学艺术界开展整风学习运动的指示》(1951年11月26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406页。
诺维科夫等著《列宁与文化问题》,丁名楠、沈自敏译,《光明日报》1951年3月17日,第5版。
ꢀ
黄药眠《关于文艺学教学的初步检讨》,《光明日报》1952年2月28日,第3版。
诺维科夫等著《列宁与文化问题》,丁名楠、沈自敏译,《光明日报》1951年3月17日,第5版。
楚拉基《苏联共产党怎样领导文艺工作———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七日在北京文艺工作者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53年1月9日,第3版。
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列宁学说传播的推动
这一时期,主要理论报刊不但在解读列宁著作和引用著述原文方面着力较多,而且还通过文献类比的方式
间接宣传了列宁学说,使得列宁学说的宣传路径得到了拓展。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化理论在中国具体实际
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同列宁关于文艺问题的著作一道,被列入文学艺术界整风
学习的指定阅读文件。文学艺术界知识分子在学习这篇经典文献的过程中,推动了列宁无产阶级文化理论的
传播。
1951年6月,《新建设》杂志发表的《党与文艺》一文在分析党与文艺的关系时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的讲话》为文本基础,指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是发展列宁关于文学的党性原则底另一个最重
要的贡献。……党与文艺的关系,基本上就是表现在文艺与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的关系上”①。该文在
梳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本内容的同时,也间接宣传了列宁提出的文化的党性原则和人
民性主张。1953年10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茅盾在中国文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也将毛泽
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所指出的继承遗产、发扬优良传统的方针同列宁文化理论进行了类比分
析,强调要理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这一方针,在文学技巧问题上,作家就要熟悉列
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中强调的“只有确切通晓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改造这种已往的文
化,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这句金言②。可以看出,这些文章在分析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
文时均论及了列宁文化理论,从而丰富了列宁学说的宣传路径。
总之,进入1951年后,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文学艺术界的整风学习运动广泛深入开展的背景下,知识界
着重宣传和阐释了列宁知识分子和文化理论。较之前一阶段,此期知识界较注重通过引述列宁论著原文、类比
经典文献的方式来阐明观点。因此,尽管各大报刊有关列宁知识分子和文化理论的介绍并不一定全面,但国内
民众借以认识列宁学说的主要文献(如《进一步,退两步》、《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青年团的任务》以及相关
书信内容)却得到更多呈现。相关的宣传和阐释带来的是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之必要性、可能性和具体方法的
更加清晰的认识,以及对文化的党性原则和人民性问题的更加深入的理解。这是新形势下列宁学说宣传普及
的特点及取得的成果。
三ꢄ1953-1956年:知识界对列宁过渡时期理论的阐扬
新中国成立之初,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各项建设的展开,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酝酿后,1953年,中共中央
明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发出指示,强调要通过系统学习苏联的经验来理解和执行党的总路线,以适应
全党进入经济建设时期的需要③。当时,在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各种学说中,列宁过渡时期理论受到
中国共产党和知识界的普遍重视。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指出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必须经历
一个过渡时期,但是没有对过渡时期的经济予以详细论述。列宁和斯大林创立了关于过渡时期的完整理论,详
尽地阐明了过渡时期的经济和政治特点,并科学地指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因此,“列宁的关于过渡时期
的学说,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巨大的实际意义”④。这样,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文学艺术界的整
风学习运动告一段落后,知识界在学习、理解和宣传总路线的过程中,较多地论及了与苏联经验相关的理论和
实践,其中就包括列宁过渡时期理论,尤其是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经济特点的论述及其制定的过渡时期的经济
政策。
(
一)阐释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经济特点的学说
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之后,做好这一时期经济特点的宣传教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任务。1953年
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制发了学习和宣传提纲,对过渡时期的社会性质、经济成分及各成分的地位和作用等问
1
①
荃麟《党与文艺》,《新建设》1951年第5期,第69页。
②
③
④
茅盾《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在中国文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53年10月10日,第
3
版。
《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1953年4月23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
集(1949年10月ꢇ1966年5月)》第12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9页。
杨献珍《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纪念列宁诞生八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5年4月22日,
ꢀ
第2版。
10
吴文珑ꢄ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界对列宁学说的宣传和阐释———基于对1949ꢇ1956年中国主要理论报刊的研究
题作了基本的解释和说明。为配合当时在全国兴起的宣传活动,从理论上加深对过渡时期经济特点和基本任
务的理解和把握,知识界在学习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理论的过程中,着重阐释了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经济特点的
学说。
1953年4月,《新建设》杂志刊发的《国民经济计划化与统计工作》一文引用列宁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
产阶级性》中对“过渡”的解释,分析了过渡时期的经济成分,强调根据列宁对“过渡”所下的定义,“过渡时期在
经济上的主要特点就是经济成份的多样性”①。与该文观点一致,10月,《学习》杂志刊发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
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经济》一文在论及过渡时期的经济结构时,较多地引用了列宁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
阶级性》中关于俄国当时存在的五种经济成分的论述,并强调“列宁在一九一九年的《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
和政治》一文里指出,不管各国会有其特点,但是各国在过渡时期的基本的经济形式上是会一样的”②。总的看
来,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经济特点的论述使知识界认识到,处在过渡时期的中国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或社会主
义社会,而是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的社会。
在分析过渡时期经济成分的基础上,知识界进一步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一过渡性质社会的任务和发展方
向进行了理论上的解释。1953年12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的对《列宁斯大林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
过渡时期的理论》一书的评论文章大体反映了同类文章的主旨和理念,指出根据列宁和斯大林关于过渡时期经
济特点的指示,一切国家在其过渡时期都应该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也就是说,在过渡时期既有社会主义成
份也有资本主义成份的条件下,就必然规定了旧的经济成份与新的经济成份之间的斗争,过渡时期的任务,就
在于将社会主义胜利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③。可以看出,在有关过渡时期经济特点这一问题的分析上,一方
面,知识界延续了前一阶段注重引述列宁论著原文的宣传方式;另一方面,将斯大林学说与列宁学说并提或同
等看待开始成为这一时期知识界理论宣传的一大特点。
(二)解读列宁制定的过渡时期的经济政策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除分析了过渡时期的经济特点外,还制定了一个变经济落后的俄国为强大的社会主
义国家的纲领,其方法是使国家工业化,实行以社会主义原则改造农业的合作社计划,并将资本主义的发展纳
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这一纲领对中国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产生了深刻影响。毛泽东明确指出:“党在这个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
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④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
及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方法,知识界比较详细地解读了列宁制定的过渡时期的经济政策。
1
.大工业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
在列宁制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中,工业化理论尤其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理论是知识界着重阐释的内
容之一。1954年1月21日,《光明日报》刊登的纪念列宁逝世30周年的社论强调,列宁在探索苏联的社会主义
建设道路时曾指出,“俄国不仅要在政治方面,而且要在经济与技术方面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俄国
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在列宁的著作中,曾屡次强调了以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来建立社会主义物质基础
的重要性”⑤。社论还引述了列宁在《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等文中的观点作为例证。同年2月,
《学习》杂志发表的纪念文章也引用了列宁《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等文中的论述指出,“列宁一再指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乃是大机械工业,他说:‘谁要是忘记这一点,谁就不
是共产主义者。’”⑥。这些文章均认为,列宁的工业化理论特别强调恢复和发展重工业的重要性,这对新中国的
工业化建设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
ꢀ
①
②
③
杨坚白《国民经济计划化与统计工作———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笔记》,《新建设》1953年第4期,第33页。
季云《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经济》,《学习》1953年第10期,第6页。
王城《<列宁斯大林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理论>》,《光明日报》1953年12月5日,第5版。说明:该版是《光明日报》开设
的“图书评论”专版,标题为原书名。
ꢀ
④
⑤
⑥
毛泽东《革命的转变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年12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6页。
《纪念列宁,学习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纪念列宁逝世三十周年》,《光明日报》1954年1月21日,第1版。
范若愚《学习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为实现我国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奋斗———纪念列宁逝世三十周年》,《学习》1954年第2期,第3
ꢀ
页。
1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在列宁的工业化理论中,关于“全俄电气化”的思想占有重要地位。对此,知识界也进行了宣传和阐发。
1953年5月,《学习》杂志刊载的《列宁的统一经济计划———介绍<苏俄电气化计划>》一文较详细地介绍了列宁
《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电气化计划》的形成、内容和意义,指出电气化计划是列宁对于社会主义国
家工业化问题的初步设计。“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是大生产,因此,必须把社会主义国家安置在现代
大工业的生产基础上,安置在新的技术基础上,即安置在电气化的基础上。……这是在俄国消灭资本主义、建
成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①。该文在宣传列宁工业化理论的基础上,展现了列宁“全俄电气化”思想的缘起及意
义,从而为新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提供了“他山之石”的视角。
2.合作制是“对农民尽量简单、容易和便于接受的办法”
除工业化理论外,列宁制定的以社会主义原则改造农业的合作社计划也受到知识界热议。1953年5月,
《学习》杂志发表的《介绍列宁的<论合作制>》一文通过引用列宁《论合作制》、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等文献的相关论述,强调列宁《论合作制》的最大意义在于,它深刻地阐明了在无产阶级推翻剥削者统治以后,
小农将经过怎样的过渡形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列宁说过:‘靠小农经济是摆脱不了贫困境遇的’……
合作制,如列宁所指出的是‘对农民尽量简单、容易和便于接受的办法’。”②该文是这一时期知识界围绕列宁《论
合作制》所作的较全面介绍。除有关《论合作制》的专论外,1955年4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杨献珍在中共
中央纪念列宁诞生8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也征引列宁《在俄国共产党(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农村工作的报
告》、《俄国共产党(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底政治报告》、《论合作制》等文的论述指出,“列宁的合
作化理论,是劳动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纲领,是党和政府对小商品农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最重要的思
想武器,是党对农民政策的基础”③。这就在更加广博的文献基础上阐明了列宁合作化理论对中国的农业社会
主义改造的重要指导意义。
这一时期,知识界还宣传了列宁提出的发展农业合作化的自愿原则。1954年8月,《学习》杂志发表的《发
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采用说服、示范和国家援助的方法》一文认为,发展农业合作化必须根据农民自愿这一
根本原则,“如果不是这样,而采用强迫命令手段来对农民加以‘改造’,那就正如列宁所说过的:‘要是这样办,
那就既不可能,而且荒谬’”④。12月7日,《光明日报》发表的《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的经验及其对我国农
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意义》一文更是明确地指出,“自愿原则是列宁合作社计划中的根本原则”⑤。这些文章多以
列宁《在俄国共产党(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为文献基础,结合《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
助合作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精神,阐释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必须坚持自愿
原则的理论依据。
3.国家资本主义是“能够容许和应当容许的一种资本主义”
在列宁制定的一系列重要政策中,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体现在他的《论粮食税》等论著中。为更好地
理解、执行中国共产党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和指示,知识界围绕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了卓有成
效的宣传和阐释。1953年8月,《学习》杂志刊发的《列宁斯大林论苏联恢复国民经济时期的国家资本主义》一
文对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作了较全面论述并指出,根据列宁对国家资本主义的定义,在苏联实行新经济政
策的初期,各种社会经济成分之一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列宁在1921年至1923年间
所作的许多报告和论文中,都曾论述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在这些论述当中,列宁把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
措施当作新经济政策的一个部分,主张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整顿工业,并通过它来联结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
业。其中特别是《论粮食税》一文对国家资本主义在恢复国民经济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的作用以及国家资
本主义的形式等等都作了详尽的分析”⑥。该文与《人民日报》发表的《列宁论国家资本主义》互为观照,共同描
①
②
③
方元《列宁的统一经济计划———介绍<苏俄电气化计划>》,《学习》1953年第5期,第15页。
何均《介绍列宁的<论合作制>》,《学习》1953年第5期,第39页。
杨献珍《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纪念列宁诞生八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5年4月22日,
第2版。
④
⑤
⑥
吴振《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采用说服、示范和国家援助的方法》,《学习》1954年第8期,第21页。
ꢀ
曹国兴《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的经验及其对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意义》,《光明日报》1954年12月7日,第3版。
马家驹《列宁斯大林论苏联恢复国民经济时期的国家资本主义》,《学习》1953年第8期,第29页。
12
吴文珑ꢄ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界对列宁学说的宣传和阐释———基于对1949ꢇ1956年中国主要理论报刊的研究
绘了列宁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基本图景。通过相关的分析和介绍,知识界认识到,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对
中国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来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有着重大意义。这是这一时期主要理论报刊的
宣传报道所带来的积极效应。
可见,在阐释列宁制定的过渡时期的经济政策问题上,知识界的介绍是比较全面的,能够体现列宁晚年新
经济政策思想的重要文献大多被论及。但需看到,与对过渡时期经济特点的宣传类似,知识界对列宁制定的过
渡时期的经济政策的理解也与斯大林有关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说明存在着关联。为适应国家工业化、农
业合作化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这一时期,知识界广泛开展了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包括《苏联
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在内的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著作的学习。知识界对上述有关列宁学说的解读
和诠释,部分是借助斯大林的论著或其有关列宁主义的阐述来实现的,这就致使列宁晚年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并
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完整呈现,而是融入了斯大林的某些过渡时期理论和社会主义观①。认清这一点,有助于我
们更好地认识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改造的路径选择以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对中国的影响。
总之,为适应中国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重要转变,1953年后,列宁过渡时期理论逐渐得到广泛传播。
列宁的《论粮食税》、《论合作制》、《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在俄国共产党(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关
于农村工作的报告》、《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等文的基本观点不但被各大报刊反复引述,而且直
接与之相关的专论也不时出现。因此,较之前一阶段,这一时期是列宁学说在更为宽广的文本基础上得到传播
的一个时期,也是列宁著作内容得到进一步学理性解读的一个时期。另外还需看到,斯大林学说在知识界宣传
列宁学说的过程中起着复杂而微妙的作用。它一方面推动了列宁学说的宣传普及,但另一方面也影响了国内
民众对列宁学说的理解和接受。这反映出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列宁学说中国化的复杂性。
四ꢄ结语
综上可见,1949年至1956年间,知识界对列宁学说的宣传和阐释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宣传内容
上,列宁国际主义思想、知识分子和文化理论以及过渡时期理论是知识界着力阐释的方面,它们渐次在三个历
史时段被主要理论报刊集中述及。在宣传方式上,最初,主要理论报刊表现出结论式的论断多于学理性研究的
特点,国内民众借以认识列宁学说的文献比较有限。1951年后,知识界开始注重通过引述列宁著作原文、类比
经典文献的方式来阐明原理,列宁学说在愈益宽广的文本基础上得到传播,列宁著作内容得到越发学术性和理
论性的解读。尽管在某些特定问题上,斯大林有关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影响了知识界对列宁学说的理解
和评判,但从整体上看,相关的宣传和阐释推动了列宁学说的中国化、大众化,加深了国内民众对新中国成立初
期各项政策的理解和认同。
从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理论报刊对列宁学说的宣传、介绍和解读还反映出中
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群体在建设新社会这一问题上的良性互动。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对知识分子
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认为“革命需要吸收知识分子,建设尤其需要吸收知识分子”,要争取一切爱国的
知识分子,“使他们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②。而新中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变化,共产党治理国家的能力与
实绩等均缓和了知识分子与新政权之间的紧张感。其中一部分先进分子甚至产生了了解、学习与接受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要求。因此,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群体在政治思想上融入新社会的过程,也是一个自觉和自愿的过
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对列宁学说的宣传和阐释,是他们积极调整思想,努力服务新
中国建设的自觉追求,是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知识分子意识形态认同之间良性互动的结果。
[责任编辑:何ꢄ毅]
①
②
如部分知识界人士在阐释列宁过渡时期学说的过程中,在思想理论上形成了一种观念,即社会主义就是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化,使生产资料
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整个社会唯一的经济基础。参见:萧君《我对学习总路线中一些问题的体会》,《光明日报》1953年12月18日,第3
版;熊复《必须使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社会唯一的经济基础》,《学习》1954年第2期,第6页。
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1956年1月14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第12页。
13
第51卷第4期
024年7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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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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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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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1ꢁ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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ꢂSocialSciencesEditionꢃ
Julyꢁ2024
论马克思生活哲学的批判逻辑
雷栋良ꢄ杨楹
ꢄꢄ摘要:立足于现代生活,面向生成的历史世界,马克思生活哲学秉承青年黑格尔的批判精神,超越青年黑格尔
派批判的超验性与狭隘性,实现批判的历史性转向,从而展开“自我异化的非神圣形象”的系统批判,实现了对国
家、法、私有制、雇佣劳动,以及“拜物教”的批判,深刻揭示了生活世界全面异化的历史境况,构成马克思生活哲学
批判的推进路径,彰显了马克思生活哲学批判的运思特点与价值逻辑。在此基础上,以“批判”为手段,以扬弃异化
的生活世界为目的,从而张扬了马克思为人类自由、解放和现实的幸福而批判的价值真谛。
关键词:马克思生活哲学;批判;自我异化
ꢀ
DOI1013734ꢅjcnki1000-531520240111
收稿日期:2023-05-05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省哲社重大专项课题“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构建的当代价值研究”(SC22ZDYC30)的阶段性
成果。
作者简介:雷栋良,男,四川资中人,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党建与
ꢀ
马克思主义哲学,E-mailꢆleidl@swufeeducn;
杨楹,男,四川中江人,哲学博士,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将马克思生活哲学的批判理论置于西方批判理论谱系中,尤其是后黑格尔哲学思潮语境中,可清晰地洞
见马克思生活哲学批判的历史进路与转向,以及对传统批判理论的历史性超越,呈现出其独特的运思逻辑和
价值旨趣,彰显其批判理论鲜明的个性。为此,从批判精神的秉承、批判对象的确认、批判方法的创造和批判
目的的确证等维度,揭示马克思生活哲学内蕴的批判逻辑,对于深刻把握马克思生活哲学的本质特征具有重
要的理论意义。
一ꢄ马克思生活哲学对批判精神的秉承及其批评的转向
在后黑格尔哲学的诸多德国哲学家中,作为青年黑格尔派重要成员的布鲁诺·鲍威尔和费尔巴哈,在批
判宗教的过程中,无疑是高扬了批判精神。马克思继承了二者的批判精神,克服了二者的批判局限性,重新
确立了批判方案,实现了批判的历史性转向,开启了马克思生活哲学崭新的批判逻辑。
布鲁诺·鲍威尔以“自我意识”为关键词,将批判局限于纯粹的观念领域,突出通过“精神批判”而实现自
由,且以“批判者”自居,无视作为批判主体的“群众”,或将“群众”仅仅视为“批判”的“消极”因素或消极力量。
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批判的因素被排斥在群众之外,同样,群众的因素也被排斥在批判之外。所以批判认
为自己并不是通过群众体现出来,而仅仅是通过一小撮杰出人物即鲍威尔先生及其门徒体现出来的”,因为
群众“是历史上消极的、精神空虚的、非历史的、物质的因素”①。如此,布鲁诺·鲍威尔将批判视为批判者的
特权,从而以救世主的面貌凌驾于批判活动之上。然而,由于其批判仅仅囿于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纯粹观
①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月ꢇ11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2ꢇ293、293页。
14
雷栋良ꢄ杨楹ꢄ论马克思生活哲学的批判逻辑
念、精神领域,因此其批判同其他的青年黑格尔主义者一样,“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①。 ,
语道破其所存在的根本问题:“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
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②
如此马克思一
马克思秉承布鲁诺·鲍威尔的批判精神,吸纳他关于“批判”与“自由”内在关联的价值取向,超越其批判
的精英立场之偏狭,突出作为批判主体“群众”的积极性和主体性,改写了批判的价值立场和理论基础,以批
判的“群众史观”置换了“精英史观”,从而以唯物史观置换了唯心史观。从批判的维度来看,马克思通过《论
犹太人问题》和《神圣家族》对布鲁诺·鲍威尔的“批判的批判”展开了“批判” 厘清了鲍威尔批判的实质,
确立了有别于鲍威尔的批判路向。恰如米夏埃尔·宽特所指出的那样:“布鲁诺·鲍威尔采用的是宗教哲学
ꢇ政治路径”,而“卡尔·马克思采用的是本质主义ꢇ人本主义路径”④。“马克思与鲍威尔不同的地方还在
③
,
于他用一种本质主义ꢇ人类学原则代替了鲍威尔作为基础原则的自我意识,该本质主义ꢇ人类学原则是马
克思从费尔巴哈那里接受的”⑤。
费尔巴哈立足于人本学立场,以“异化”为批判范式,揭示了宗教的人本秘密。然而,由于费尔巴哈受制
于其直观方法和“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因此,“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
世俗基础。他没有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⑥。在马克思看来,“世俗基础使自
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
明。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且在实践中使之发生革命”⑦。
如
此,马克思首先揭示并肯定了费尔巴哈“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 并以
此高扬人本价值。同时,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予以了积极性的定位,鲜明地指出,在德国“对宗教的
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⑨,“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抚慰的那个世界的斗争”ꢈꢉꢊ。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ꢈꢉꢋ如此,马
克思指明“对宗教的批判”,“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进而强调:
⑧
,
“使人不抱幻想,使人能够作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来思考,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使他能够围绕
着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转动。”ꢈꢌꢉ
正是基于此,马克思将宗教纳入现实生活世界视域中,强调正是“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表明
宗教是“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因为“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就是“颠倒的世界”ꢈꢍꢉ。即“卡尔·马克思把政治
和宗教都视为源于市民社会结构的异化现象”,指明“主体身上的天国和尘世、政治和市民二重性在结构上没
如此马克思解构了费尔巴哈人本学立场的局限性,超越了从人性
有区别,都与人的非异化状态不相容”ꢈꢉꢎ。 ,
和人的心理、情感视角揭示宗教本质与秘密的简单化与表层化,将“宗教”置于现代生活的历史境遇、人类追
①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ꢇ1846年5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
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版,第143页。
②
③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ꢇ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5ꢇ146页。
米夏埃尔·宽特认为,在1843ꢇ1846年,马克思与布鲁诺·鲍威尔展开了三个回合的论争,马克思独立或与恩格斯合著《论犹太人问题》、
《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对之展开了批判。参见:米夏埃尔·宽特《卡尔·马克思哲学研究》,熊至立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1
ꢇ2页。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米夏埃尔·宽特《卡尔·马克思哲学研究》,熊至立译,第16页。
米夏埃尔·宽特《卡尔·马克思哲学研究》,熊至立译,第17页。
卡·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3、138页。
卡·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4页。
卡·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10月ꢇ12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页。
卡·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10月ꢇ12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页。
ꢈꢉꢊ卡·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10月ꢇ12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页。
ꢈꢉꢋ卡·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10月ꢇ12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页。
ꢈꢉꢌ卡·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10月ꢇ12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页。
ꢈꢉꢍ卡·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10月ꢇ12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页。
ꢈꢉꢎ米夏埃尔·宽特《卡尔·马克思哲学研究》,熊至立译,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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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求自由解放和幸福的历史境遇中,作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①的深刻判断。
无论是布鲁诺·鲍威尔以“自我意识”而展开的精神批判,还是费尔巴哈以人的“类本质”为理论原点和
以异化逻辑为机理而展开的宗教批判,本质上都是对“副本”的批判,都未能超越主观精神领域,都未能深入
到对“颠倒的世界”本身的批判。如此,从肯定费尔巴哈宗教批判范式的革命性意义到渐次超越费尔巴哈囿
于人本学和宗教批判本身的局限性,马克思最终扬弃了布鲁诺·鲍威尔和费尔巴哈的批判范式,宣告了马克
思生活哲学批判的出场。
马克思总结道:“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
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
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②于此,从“批
判”的任务、目的与对象等层面,清晰地超越了青年黑格尔派,尤其是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直呈马克思生活
哲学“批判”的历史转向。于此,可以透析马克思生活哲学批判内蕴的思维和价值逻辑。
首先,从批判的价值旨趣来看,“真理的彼岸世界”,肯定的是“神本价值”,通过批判澄明,“真理的彼岸世
界”只能是“虚幻的幸福”;而要确立的“此岸世界的真理”,张扬的则是“人本价值”,通过批判而追求的则是
“人民的现实幸福”。如此,从价值立场的高度,通过“批判”,使“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而退场,“确立此岸
世界的真理”,使“生活真理”出场。这样,马克思将“批判”作为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幸福的“手段”。恰如马
克思所说:“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③由此,从“手段”与“目的”的关系维度,呈现出马
克思生活哲学批判的价值意蕴。
其次,从批判的对象来看,马克思生活哲学批判的对象是“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具有非神圣
形象的自我异化”,一方面指证了批判对象的本质是“自我异化”,另一方面指证了批判对象的“非神圣性”。
具有这两个特征的“对象”,从早期批判的“政治”、“国家”、“法”到成熟时期的“商品”、“货币”、“资本”,由此构
成马克思生活哲学批判现代生活世界的对象域、对象群,这既构成了马克思批判的历史进路,又表征了马克
思批判现实生活的深化。如此,马克思将批判锁定在颠倒的现实生活世界,从而有别于青年黑格尔对精神、
宗教的批判,由此表征马克思生活哲学的批判域,亦展现出的目的在于“揭露”、在于“改造”。
再次,基于批判的价值立场与批判对象、领域的厘清,从批判的转向视角来看,马克思生活哲学的批判对
象,不再是“天国”、“宗教”、“神学”,而是“尘世”、“政治”、“法”。“宗教已经不是世俗局限性的原因,而只是它
的现象。因此,我们用自由公民的世俗约束来说明他们的宗教约束”④。这表明马克思生活哲学批判的指向
和重心不再是“神圣家族”,而是“世俗家族”,进而彰显了马克思生活哲学批判的价值目的。
不可否认,马克思生活哲学的批判一经出场,就展现出与传统批判理论的异质性,鲜明地标示了其独特
的理论个性和价值逻辑,从而构成了审视马克思生活哲学理论大厦的独特视域。
二ꢄ“批判”的实质与方法:全面揭示现代生活的“异化”与悖论
彻底性是马克思生活哲学批判的重要品质。其彻底性表征为其批判不囿于、停滞于“副本批判”,而是从
“副本”批判深入到“原本批判”;不仅仅满足于“批判的武器”,而是将“批判的武器”落实于“武器的批判”,从
而强调“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⑤。如此,马克思生活哲学
ꢀ
的批判实质和方法,就是以生活ꢇ历史现象学的“描述”而“揭露”,通过“揭露”而“改变”或“改造”现实生活
世界,确立其“生活真理”,即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幸福。由此,马克思在批判青年黑格尔等诸位哲学家们时
明确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进而指出,“实际上,而且对实践
⑥
,
①
②
③
④
卡·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10月ꢇ12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页。
卡·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10月ꢇ12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页。
卡·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10月ꢇ12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页。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1843年10月ꢇ12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
社2002年第2版,第169页。
⑤
⑥
卡·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10月ꢇ12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页。
卡·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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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①。
按照批判不断深化、落实的原则,马克思从批判“副本”,即批判以德国黑格尔为代表的国家哲学、法哲
学,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宗教哲学,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威廉·配第等重商主义、重农学派为代表的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英法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入手,到批判以工业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为基础所
生成的、导致现代社会异化生活之私有制、雇佣劳动制度、分工与生产制度、阶级关系等,揭露资本主义生产
的本质与内在结构性矛盾,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发生、发展和必然被超越的历史逻辑,完整地展现出马克思
生活哲学批判的逻辑图景。
第一,马克思以曾经作为“第三等级”的资产阶级为历史主体,指明通过工业革命、政治革命,颠覆传统社
会,取得统治地位,建立了以“资本”为价值本位的现代社会。马克思从社会关系的价值坐标与价值尺度、生
产力发展水平、人类历史的生成等多维度,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②。证成资本
主义的历史进步性与历史合法性,为马克思生活哲学的批判确立了可靠的历史起点。
第二,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发生史,尤其是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③和对“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和大工
业”④演进历史具体而细腻的个案剖析,不仅揭示了历史生活的客观前提,即“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
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
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
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而且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即“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
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
⑤
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⑥。 ,
如此马克思不仅勾勒了
人类历史的脉络,而且从历史观的高度敞开了“异化和扬弃异化是同一条道路”的历史法则,从而为超越资本
主义奠定了客观的历史基础和科学依据。
第三,马克思从分工与社会生产力的关系视角,批判与揭示了资本主义分工创造的巨大社会生产力与人
的异化关系,即导致社会生产力不依赖人的意志为转移,且凌驾于人之上的异化状态。对此,马克思指出,
“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成倍增长的生产力。因为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
愿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
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产生的,但是迄今为止对他们来说都作为完全异
己的力量威慑和驾驭着他们”⑦。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分工对人生存状况的压迫。对此,马克
思指出,“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
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原来,当分工一出现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
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
该是这样的人”,人受制于生产分工和社会分工而成为职业动物、“城市动物”或“乡村动物”⑧。
第四,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使人变得如此愚蠢与片面”,进而揭示了“雇佣劳动”制度的奴役
性,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对立性的关系和全面异化的生活。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劳动表现为
同人格化为资本家的价值相对立的,或者说同劳动条件相对立的他人的劳动;财产同劳动之间,活劳动能力
同它的实现条件之间,对象化劳动同活劳动之间,价值同创造价值的活动之间的这种绝对的分离———从而劳
动内容对工人本身的异己性;上述这种分裂,现在同样也表现为劳动本身的产品,表现为劳动本身的要素的
①
②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ꢇ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5页。
卡·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ꢇ1848年1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页。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资本论(纪念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820页。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资本论(纪念版)》第1卷,第427页。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ꢇ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6页。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ꢇ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8页。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ꢇ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5、169页。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ꢇ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5、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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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对象化,客体化”①。他更深刻地指出,因为“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私人劳动同时必须表现为
直接社会劳动的对立,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对立———这种内在的矛盾在商品形态变化的对立中取得
发展了的运动形式”②。由此,导致工人与工人之间、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工人与资本家之间,以及人与自
然之间完全处于对立性的关系之中。在此基础上,又由于“生产与生产者相对立……生产对生产者漠不关
心。实际的生产者表现为单纯的生产手段,物质财富表现为目的本身。因此,这种物质财富的发展是与个人
相对立的,是以牺牲个人为代价的”③,“活劳动只不过是这样一种手段,它使对象化的死的劳动增殖价值,赋
予死劳动以活的灵魂,但与此同时也丧失了它自己的灵魂,结果,一方面把已创造的财富变成了他人的财富,
另一方面只是把活劳动能力的贫穷留给自己”④。因此,“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将军或银行家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而人本身则扮演极卑微的角色一样,人类劳动在这里也是这样”⑤。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生活沦陷为
全面异化状态,马克思曾予以深刻的揭示。他说,在资本主义社会“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样表现了人的自
我异化。但是,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幸福,感到自我被确证,它认为异化是它自己的力量所在,并
在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
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⑥。但是,“工人在这里所以从一开始就站得比资本家高,是因为资本家的根就扎在
这个异化过程中,并且他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绝对满足,但是工人作为这个过程的牺牲品却从一开始
就处于反抗的关系中,并且感到它是奴役过程”⑦。随后马克思更为深刻地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从“消
费”的角度将工人视为“工具”,降格为“动物”。马克思指出,“工人对生活资料的消费本身,实际上可以包括
在(包含在)劳动过程中,正象例如机器对辅助材料的消费包含在劳动过程中一样;所以,工人不过表现为资
本所购买的一种工具,这种工具为了执行它在劳动过程中的职能也需要消费,也需要加上一定份额的生产资
料作为自己的辅助材料。这种情形的程度大小,取决于对工人剥削的规模和残酷性”;“实际上,就辅助材料
及其消费来看,工人和机器的差别,在实践中可以归结为动物和机器的差别”⑧。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工人
不过是人格化的劳动时间。一切个人之间的区别都化成‘全日工’和‘半日工’的区别了”⑨。在此基础上,马
克思从工人的居住境况直观地描述工人全面异化生活的惨淡。他说:“人又退回到洞穴中居住,等等,然而是
在一种异化的、敌对的形式下退回到那里的……穷人的地下室住所却是敌对的、‘具有异己力量的住所,只有
当他把自己的血汗献给它时才让他居住’;他无权把这个住所看成自己的家园,而只有在自己的家园,他才能
够说:这里就是我的家;相反,他是住在别人的家里,住在一个每天都在暗中监视着他,只要他不交房租就立
即将他抛向街头的陌生人的家里。”ꢈꢉꢊ马克思把这种住所称之为“停尸房”,“他必须为这停尸房支付租金”,
“
他甚至连动物的需要也不再有了”ꢉꢈꢋ。可见,资本主义私有制对工人的压迫剥削之深,在资本面前,工人毫
无尊严可言。如此,“社会不是把你一脚踢出门外,而是设法使你在这个社会里感到很不舒服,让你自己自愿
地走出门外”ꢈꢉꢌ。
第五,马克思从批判“异化劳动”至批判“拜物教”系列,剥离被“物”遮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
了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相对独立性阶段,即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彻底异化的生成逻辑与本质。对此,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ꢇ1858年手稿)>摘选》,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
1
00页。
②
③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资本论(纪念版)》第1卷,第135页。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册》(1863年7月ꢇ1864年6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
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8页。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ꢇ1858年手稿)>摘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10页。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资本论(纪念版)》第1卷,第57ꢇ58页。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月ꢇ11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61页。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册》(1863年7月ꢇ1864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49页。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册》(1863年7月ꢇ1864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49、43页。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资本论(纪念版)》第1卷,第281页。
ꢈꢉꢊ卡·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4ꢇ8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33页。
ꢈꢉꢋ卡·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4ꢇ8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25页。
ꢈꢉꢌ卡·马克思、弗·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月ꢇ11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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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栋良ꢄ杨楹ꢄ论马克思生活哲学的批判逻辑
伊格尔顿指出:“在马克思眼中,资本主义社会无论怎样以自己的现代性为傲,它都充满了奇异的幻景和拜物
教的狂热,以及一戳就破的肥皂泡般的神话和盲目的崇拜。”①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人
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以及“人同人异化”②四个维度,揭示了“异化劳
动”本质上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③的分裂与对立,从而从现代
生活异化的发端处,揭示了异化生活的发生机理,揭露了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客观事实。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揭穿了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生成及其神秘本
质,从而构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三大批判。
在马克思看来,“拜物教”是“感性欲望的宗教” 表征着人成为自身感觉和欲望的奴隶,最终被感觉和
欲望的对象“物”主宰。“商品拜物教”,是最没有想象力的宗教,表明商品作为“物”,本为人与人关系的载体,
却遮蔽了人与人的关系,人被商品主宰。正如马克思所说,“最初一看,商品好像是一种简单而平凡的东西。
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然而被生产的物品“一
旦作为商品出现,就转化为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⑤。为此,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商品拜物教的性质
及其秘密”。马克思指出:“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
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
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
或社会的物。”⑥这表明“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我
把这叫做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开的”⑦。
于此,马克思总结道,“商品世界的这种拜物教性质,像以上分析已经表明的,是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
有的社会性质”,如此,“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
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⑧。
④
,
马克思通过商品的“交换价值”、“一般等价物”、“货币”的历史演进,揭示与批判“货币拜物教”的本质。
对此,马克思指出:“货币主义的幻觉是从哪里来的呢?是由于货币主义没有看出:金银作为货币代表一种社
会关系,不过这种关系采取了一种具有奇特的社会属性的自然物的形式。”⑨他进而指出:“正是商品世界的
这个完成的形式———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
把它们揭示出来。”ꢈꢊꢉ
资本主义市民社会所遵循的原则,无疑将“货币拜物教”推向极致,形成了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价值逻
辑。“资本主义制度的逻辑就是:只要有利可图,即便反社会也在所不惜”ꢈꢉꢋ。诚如马克思所揭示的“实际需
要、利己主义就是市民社会的原则”;“实际需要和自私自利的神就是金钱”;“金钱贬低了人所崇奉的一切神,
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金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独立自在的价值。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的世
界和自然界———固有的价值。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
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在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
蔑视和实际的贬低”ꢈꢌꢉ。
①
②
③
④
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特装本)》,李杨、任文科、郑义译,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第18页。
卡·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4ꢇ8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3页。
卡·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4ꢇ8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5页。
马克思《<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1842年6月28日ꢇ7月3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12页。
⑤
⑥
⑦
⑧
⑨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资本论(纪念版)》第1卷,第88页。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资本论(纪念版)》第1卷,第89页。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资本论(纪念版)》第1卷,第90页。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资本论(纪念版)》第1卷,第90、93页。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资本论(纪念版)》第1卷,第101页。
ꢈꢉꢊ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资本论(纪念版)》第1卷,第93页。
ꢀ
ꢈꢉꢋ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特装本)》,李杨、任文科、郑义译,第16页。
ꢈꢉꢌ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1843年10月ꢇ1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95页。
1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马克思通过“货币”、“劳动力商品”以及“资本”的循环运动,展开对“资本拜物教”的揭露与批判。马克思
指出,“在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甚至商品生产的最简单的范畴时,在论述商品和货币时,我们已经指出了一
种神秘性质,它把在生产中由财富的各种物质要素充当承担者的社会关系,变成这些物本身的属性(商品),
并且更直截了当地把生产关系本身变成物(货币)。一切已经有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的社会形态,都有这种
颠倒。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和在构成其占统治地位的范畴,构成其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关系的资本那
里,这种着了魔的颠倒的世界就会更厉害得多地发展起来”;而“随着相对剩余价值在真正的特定的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下的发展,———与此同时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也发展了,———这些生产力以及劳动在直接劳动过程中
的社会联系,都好像由劳动转移到资本身上了。因此,资本已经变成了一种非常神秘的东西,因为劳动的一
切社会生产力,都好像不为劳动本身所有,而为资本所有,都好像是从资本自身生长出来的力量”①。
拜物教是生发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其独特性在于它是在资本主义必然产生的关于
经济对象的各类颠倒的意识形态的总称。除“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之外,马克思还研
究与揭示了“生息资本拜物教”、“地租拜物教”等诸种形式的拜物教,从而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物化
本质。
第六,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揭露其虚假性、欺骗性,构成马克思生活哲学批判逻辑不可或缺的重要维
度。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就是资产阶级编造出来的“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 其根本就在于它用虚假的普
遍利益来掩盖特殊的阶级利益,进而欺骗被统治阶级,无视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对此,马克思揭示道,“在资
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则是自由、平等,等等”,“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
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
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
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③。马克思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纳入枷锁系列予以揭示与
批判,构成马克思生活哲学完整批判逻辑的重要维度。如果说物质的枷锁使人贫困,生产及其关系的枷锁使
人遭受奴役,那么,意识形态的观念枷锁,则使人遭遇欺骗、愚弄与操纵。
②
,
三ꢄ扬弃异化与对抗:敞开自由解放与幸福之未来
资产阶级“唯利是图”,“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
有任何别的联系了。……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
掩盖着的剥削”④。资本主义颠覆了等级和特权,但又确立了金钱的权威。金钱成为一切权威的权威。
如
此,以“商品”、“货币”和“资本”为主体的资本主义,从物象、制度,乃至其价值体系都贯彻着利益至上的价值
准则。一切以“利益”为最高原则,“利益”成为资本主义时代的关键词,构成链接一切之纽带。人被降格为工
具,进而被物、资本宰制,生活世界充斥着资本的冷暴力。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从对其内在结构性矛盾
的揭示以及必然被替代的科学判断,到该种制度下“不宜人居”境况的揭露,再到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意识形态
的批判,充分体现了马克思生活哲学批判的价值旨趣。
就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嬗变及其渐次丧失历史合法性的现实命运,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
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
①
②
③
④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资本论(纪念版)》第3卷,第936、937页。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ꢇ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9页。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ꢇ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0页。
ꢀ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ꢇ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4页。还可参阅马克思写于1847年
ꢀ
1
2月底的《工资》一文:“第一,由于这一点,一切宗法制的东西都消失了,因为只有商业即买卖才是唯一的联系,只有金钱关系才是企业主和
工人之间的唯一关系。”“第二,旧社会的一切关系一般脱去了神圣的外衣,因为它们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同样,一切所谓最高尚的劳
动———脑力劳动、艺术劳动等都变成了交易的对象,并因此失去了从前的荣誉。全体牧师、医生、律师等,从而宗教、法学等,都只是根据他们
的商业价值来估价了,这是多么巨大的进步呵。”“(第三:人们把劳动变成商品……因此,在未来社会组织中,任何体力劳动都会无限轻易,无
限简单。)”“第三,由于一切成了出卖的对象,工人就认定,一切他们都能摆脱,都能割弃;因此,他们就第一次摆脱了对一定关系的依附。既
不缴纳产品,也没有那种仅仅是一定等级(封建等级)的附属品的生活方式了,工人可以随便处理自己的钱了,这是一个优点。”(《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59ꢇ660页。)
20
雷栋良ꢄ杨楹ꢄ论马克思生活哲学的批判逻辑
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资产阶级用来
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同时,“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
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①。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最终落实于这一
具有鲜明价值内蕴的时代命题:“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
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②
为此,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必须“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消灭私有制”;必须“消灭……这种占有的
③
可怜性质”,因为“在这种占有下,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
能活着”,因为雇佣劳动制度“这种经济关系既是资产阶级生存及其阶级统治的基础,又是工人遭受奴役的
根由”;必须“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把“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当作“只是扩大、
④
⑤
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⑥。
必须打碎束缚人的一切物化和观念的锁链从而使人成为人自身,
,
在现实生活世界中真正贯彻与实现“人是人的最高本质”⑦的价值原则,因为“并不是‘历史’把人当做手段来
达到自己———仿佛历史是一个独具魅力的人———的目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⑧。
当“人的本质”只能在幻想中实现,而“人的本质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⑨时,马克思超越宗教批判,将批
判直指人生活于其中的现实,批判“颠倒的世界”,批判“人的自我异化非神圣的形象”,即国家与社会、政治与
法,这是马克思生活哲学展示批判的总原则;当人受制于“资本”,无论是无产者还是资产者,都成为“资本增
值”的工具,马克思批判“资本”、批判雇佣劳动制度、批判市民社会;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为“资本主义剥削制
度”进行合法性辩护的时候,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揭露其虚假性与欺骗性,等等。这些既构成马克
思生活哲学批判的推进路径,又彰显马克思生活哲学批判的运思特点和价值逻辑。如此,马克思生活哲学立
足于现代社会,面向生成的世界历史,遵循历史辩证法,超越政治解放而追求人类自由、解放和现实的幸福,
这便是马克思生活哲学批判的价值真谛。
[责任编辑:何ꢄ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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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ꢇ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7、37、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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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ꢇ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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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ꢇ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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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ꢇ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6页。
卡·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1849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7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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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ꢇ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6页。
卡·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10月ꢇ12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月ꢇ11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95页。
卡·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10月ꢇ12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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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卷第4期
024年7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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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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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1ꢁ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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ꢂSocialSciencesEditionꢃ
Julyꢁ2024
孔子关于生存之知的思想和方法
唐代兴
ꢄꢄ摘要:孔子哲学是一种生存哲学,它创造出一种人与人、人与家邦如何生活在一起的思想范式和生存范式,贯
通这一双重范式的是生存之知。生存之知的核心思想是人必以求知增智为生存的动力和指南。生存之知的基本
主题是知人,其前提是知命、知礼、知言,以此为视域展开为己之知和成人之知。前者之知的紧要问题,即人应该成
为什么样的人?人如何看待生活的贫富?人怎样成为一个人并不断做好一个人?后者之知的总准则是“躬自厚而
薄责于人”:躬自厚责,是严于律己的准则;薄责于人,是宽以待人的准则。借此准则,成人之知既要多闻多见,也应
听其言而观其行,更应“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并“察其所安”。
关键词:孔子;生存范式;生存之知;求知增智;为己之知;成人之知
ꢀ
DOI1013734ꢅjcnki1000-531520240209
收稿日期:2024-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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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唐代兴,男,四川广安人,四川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教授,E-mailꢆstlxzxt@163com。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认为:“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
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①但雅斯贝尔斯却在《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
“轴心时代”之说,认为这个时代“在中国生活着孔子和老子,产生了中国哲学的所有流派,墨翟、庄子、列子以
及不可胜数的其他哲学家都在思考着……在希腊则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许多悲剧
作家,修昔底德,以及阿基米德”②。其后,雅斯贝尔斯在《大哲学家》中指出,“这些人被证明了千余年来一直
不断地在发挥着影响,直到今天,他们是苏格拉底、佛陀、孔子、耶稣。好像我们不可能再举出第五个人的名
字,没有谁能有跟他们相同的历史影响力,没有谁有像他们那样的高度……但是他们对所有的哲学都产生过
特别重要的意义。他们没有写下任何著作(孔子除外),但他们却成为强大的哲学思想运动的基石。我们称
他们四人为思想范式的创造者。他们鹤立于所有其他的哲学家之前和之外”③。孔子为人类创造的是“生存
论思想范式”,其实践形式是“生存范式”。具体而言,孔子的思想学说是由其人性论、历史哲学、知识论、心智
论、伦理学、政治哲学、学而教育以及形而上学等内容构成的开放性生存哲学体系④。
孔子的生存哲学,从形上论,是指围绕生存引发出来的问题而展开的哲学;从实践言,指围绕人与人以及
人与家邦如何“生活在一起”而展开的哲学。但无论形上或形下,都要通过“知”来实现。就其功能言,孔子通
过“知”而将人性、历史、知识和道德、政治、教育等所有问题关联起来形成一个探求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其
生存之知的形上展开,带出天、道、命、礼;其生存之知指向生活和行动,则敞开知人、知德、知政、知仁、知礼、
知言以及知物、知事、知自然等方方面面,但最紧要的方面却是知人。在孔子看来,应对生存而知人如“纲”一
样可以张起关于人与人、人与家邦如何在一起的生活之“目”。
①
②
③
④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19页。
卡尔·雅斯贝尔斯《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李雪涛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8页。
ꢀ
卡尔·雅斯贝尔斯《大哲学家》,李雪涛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唐代兴《孔子天道思想的形而上学敞开特征》,《中华文化论坛》2022年第2期,第30ꢇ43页。
22
唐代兴ꢄ孔子关于生存之知的思想和方法
一ꢄ生存必要求知增智
孔子思考生存问题,围绕人与人、人与家邦如何生活在一起而展开,但首要问题却是人本身。因而,知
人,成为孔子关于生存之知的枢纽。在孔子看来,知人有具体与一般两个维度:知人的具体问题集中为为己
之知和成人之知;知人的一般问题即是人知,即人要成为人必要对人有基本的知,或曰人的必知之智。孔子
将人的必知之智归纳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①三个紧要方面,
并且,其知命、知礼、知言都由“知”所贯穿。是以观之,知命、知礼、知言只是知的具体问题,知,才是知命、知
礼、知言的一般问题。知命、知礼、知言带出“知”本身与“智”的内在生成关系,将“知”生“智”的三个一般问题
揭露了出来:第一,由知而智何以可能?第二,由知而智的限度何在?第三,由知而智的基本方式有哪些?
第一,“由知而智何以可能”这个问题一旦被打开,它就呈现两个方面。一方面,人为什么要求知得智?
另一方面,人求知得智的依据何在?第一个问题带出了人求知得智的动力何来的问题。孔子认为,有两种机
制推动人求知得智。一是生存超越机制。孔子以自己说法:大宰询问子贡“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孔子
本人却坦言这是“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子罕》,2490)。人为改变“贫与贱”的人生状况而“多能”,必须求
知:求知是使人始终“多能”的不二法宝。二是人的成长超越机制。孔子仍然以自己说法:人生虽然短暂,但
上苍却设计了一个可以催发任何人向上的阶梯,即从降生于世的生物人向上攀升而成为人文人,这中间铺开
的人生阶梯,孔子将其概括为“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
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2461),其中每一个人生年轮就是一步阶梯,每一步阶梯都是由求知而生智所筑
成。第二个问题则是拷问人求知得智有无自身可能性。孔子对此持肯定态度。首先,天赋人以生命,也同时
赋予人求知得智的潜力。孔子以“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2483)表明自己所得到的
智识,都是后天学成,并以此揭露出其自表的前设条件,是人世间有“生而知之者,上也”(《季氏》,2522):人不
是一块白板,其生而具有求知的天赋潜力,否则,求知得智不可能产生。其次,天赋人求知得智的潜力是嵌入
人的生命的进化机制里,孔子教导子路“好仁不好学”等“六言六蔽”(《阳货》,2525),揭示以求知得智为指向
的好学,实际上是人这个动物按照生存进化法则使自己的天赋人性、禀赋、气质,以及由此形成的生物本性朝
向人文的、文明的人的方向进化的必为方式,孔子言“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2479)更是展示了这
一点。
第二,人虽有“求知得智”的人本依据和人性动力,但求知得智的努力最终有限度。孔子探讨这种限度形
成的多种因素,比如,人的个体性存在本身决定其求知增智的有限性,而世界的广阔性同样促成人的有限性
意识。孔子论“君子有三畏”(《季氏》,2522),其所畏的“天命”,可在更为广阔的意义上揭发人力不能通达的
天宇、自然世界;其所畏的“大人”,或可看成是人的世界的象征;其所畏的“圣人之言”,却象征无限深广的历
史存在。自然世界、人的世界、历史世界,此三者既构成人求知增智的三维视域,又构成人求知增智的三维限
制。孔子正是基于对各种存在因素形成的有限性的深刻意识和不间断的体验,才提出人求知增智必须学会
保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2462)的客观态度、虚空心灵和谦逊以进的精神,提出求知
增智乃是人的本原性生活方式和人生过程,就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述而》,2483)。对任何人而言,知,
都是有限的,解决其知之有限的唯一方式就是无限度地求知增智。
第三,基于求知增智的有限性而以求知增智为生活方式和人生过程的根本方法只能是学习。关于人如
何通过“学习”求知增智,孔子讲得最多,概括其精要,其主要方法有三:一是学而必广博,“学而时习之”(《学
而》,2457)一章讲得最清楚;二是应该“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
《学而》, );三是应该“学以致用”和“用以致学”并举。
2
458
二ꢄ求知必立其大者
知,就是学而求知以得智。但学而求知以得智为何以知命、知礼、知言为要呢?孔子认为,此三者乃人生
之大智。何以这样说呢?
①
《论语·尧曰》,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36页。按:由于本文涉及《论语》中的
引文较多,因此,下文只以括号注的形式标明章名和页码。
2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首先看“知命”。通读《论语》,孔子所论之“命”源于天,天之自为存在和自在生生的法则即是天道,天道
按自身轨道运行,就形成它自身的“度”,这个“度”在人的观照中成为抽象的“天命”,这个“度”指涉以个体生
命方式存在的人,就构成人“命”。孔子所要求知的“命”,抽象地讲,就是人应遵从的天道律令、法则和规律、
限度。具体而言,人所求知之命,首先指天赋于人的生命极限,即“寿命”,如“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
不幸短命死矣”(《雍也》,2477),以及悲叹患不治之症的伯牛“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雍也》,2478),
尽言人存在于世是有极限的,这个极限伴随人而来,由具有神格位态的“天”这种力量所决定,这就形成“命”
和“天命”的观念:“命”的观念,揭示了存在本身有限度,万物的存在也有限度,比如“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
物生焉”(《阳货》,2526)以及“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2491)就打开了这种限度性。人的生命,人的
存在,更是有限度的。孔子将这个最终限度名之为“命”。“天命”的观念,却意在表达人的“命”是由天所赋,
人必须以之为“畏”,才对天心生敬畏、警觉,才产生边界意识,形成约束能力,才会有去过一种理性和克己的
生活的意愿。唯有如此,人与人,以及人与家邦才能生活在一起。孔子之“命”也指某种特殊指涉性的自我觉
解,从而领悟到自己所“一以贯之”地坚守的美好志向、志业的先在形式。“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
而》,2483)和“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2490),以及“一以贯之”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
(
《泰伯》, )。这些都表达了孔子这种对天赋之命的觉解与坚守,而存在觉解和坚守恰恰是生存的必须
2487
源泉。
其次看“知礼”。要理解孔子之论求知以得大智为何必“知礼”,需先理解孔子所论之礼。后世儒生总是
认为孔子之“礼”就是周礼,但孔子分别从“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八佾》,2467)和“殷因于夏
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为政》,2463)两个方面作
出很清楚的表述,他所要弘扬的礼,是对从远古层累性生成建构起来的夏、商、周三代之礼的返本开新。在孔
子看来,从远古至于三代返本开新而来的即使达于“百世”亦为“可知”之礼,并不只是人的主观意志的弘扬,
而是基于对存在世界及其运行的天道的生生不息的领悟所生成,所以,礼是天道的历史性层累:天道始终是
按自身轨道运行所舒张出来的自为存在和自在生生之“度”,指涉由人组成的社会就产生具有法则性质和律
法功能的存在之“礼”。所以,从客观存在言,礼是天道法则;从对人类存在敞开之生存牵引和规训观之,礼则
是礼法;从历史存在观之,礼却是一种历史存在的现在敞开和现在对历史存在的追根溯源;从功能讲,礼是一
种规训与指导人与家邦更好生活在一起的法度,它包含道德和法律。在孔子时代,社会的主体不是作为劳力
者的民,而是百姓(即有姓氏的贵族),治邦的基本任务是治理百姓,治理百姓的基本方式是道德,即礼,即使
涉及刑罚处罚方面的一般性事务,也往往用道德的方式来处理,作为道德的礼,同时具有了法的功能,所以礼
实际上是礼法。
无论道德还是刑法,都缘发于利害,并构成调停利害的两种不同方式。作为具有法度功能的礼,其本质
仍然是利益,但它表征出来的形态却是等级、序位:礼就是以等级和序位的方式来安排利益,由此使礼获得了
内外两个方面的功能。礼的外在功能,是构建社会结构和等序体系,包括丧与祭的结构和等序体系;礼的内
在功能,是构建个人的心灵结构和秩序,它的内在性的个体主体形态是品德和人格,所以,礼促成人的品德的
构建和人格的形成。
礼之于个人和家邦,是其根本的保障体系。从邦国观之,其保障体系有二,这就是军队和礼。相对地讲,
军队比礼更重要,但礼比军队更根本,因为一支强大的军队不仅需要装备精良的武装,更需要精神、信仰、行
为规范和边界,所以保卫邦国的军队,也需要“礼”的武装。礼之于个人,是要通过求知的修养而内生品德、德
性,指向生活的践履则敞开为德行。因而,人生活要有礼,必须修养德性和践履德行。但有礼并不能成为君
子,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小人也要讲礼,不讲礼则寸步难行。小人与君子的根本区别是能不能够通过日常生
活之礼而使自己站立起来成为大人。能够成为大人,就是君子,不能够,就是小人。君子能够站立为大人的
根本能力,就是“知礼”,即获得有关于礼的思想、智慧、方法,才可真正得体地运用礼来经营生活,并站立成为
大人,这就是“不知礼,无以立也”(《尧曰》,2536)的道理。
其三看“知言”。孔子所论之“言”,既指言说、说话,也指言论、典章、文献。从主要者讲,孔子之“言”涉及
两个紧要的方面。首先指“恰当”地说话。孔子从正反方面反复强调“言”与“行”和“言”与“信”的关系,比如
24
唐代兴ꢄ孔子关于生存之知的思想和方法
“
巧言令色,鲜矣仁”(《阳货》, ),是从性质上定义言,即言必须用行来定义,一切脱离行本身而追求言说
2525
的哗众或取宠,都是非德。“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卫灵公》,2518),则揭发出“巧言”的至深危害。
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 )和“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
“
2462
长》,2474)则强调行对言和信对言的根本保证性。其次指言论,它与说话有根本区别:说话是空间性的,但言
论既是空间性的,更是时间性的,只有当空间性的说进入时间之域,获得时间的保存然后又通过文章、文献、
典章的方式不断地再现出来,才可称之为“言论”。
孔子所论之“知言”有两层基本含义。首先,知言是指探求并具备怎样恰当说话的智慧、方法,因为唯有
具备了怎样说话的智慧和方法,才可能在生活中恰当地说话。但恰当说话的智慧和方法的实质,却是对所
“说”的方式、方法和所说“内容”的深刻思考和领悟。其次,知言是指客观地并深入地了解甚至考信历史、认
知历史、觉解古人和前贤的思想,理解其历史、思想如何形成、怎样展开、如何演变的规律、原理、法则。比如
颜渊问仁。孔子则告之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2502)这其实是以“述而
不作”的方式讲述殷商宽简仁政如何演化为周的繁复“礼制”,由此在形成礼崩乐坏的历史进程中,又将如何
可能新生出以古代宽简的“仁爱”来重塑层累性生成之礼,使之再造活力,恢复法度的功能。孔子以如此方式
应答子张“十世可知也”(《为政》,2463)的发问,却推论出以“损益”方式返本开新人类之礼“虽百世,可知也”
的道理。
孔子论“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尧曰》,2536),作出两个方面的警示。首先,缺乏如何“恰当说话”的方法
和能力,是既不了解个体,也不了解当世,由此不能成为真正意义的君子。其次,不具备理解历史性言论的智
慧,自然无法了解古人,不能了解古人,自然不能了解历史,又何能建设当世?孔子提出返本开新的历史进步
论和发展观,以仁入礼的文道救世理想,以及如何实施“仁德ꢇ公道”的治理社会方案,恰恰是从历史和当世
ꢀ
两个层面深刻地“知言”所形成的思想成就。
初步理解孔子“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尧曰》,2536)的有限智
识论思想后,再具体看孔子关于求“知命”、求“知人”和求“知言”对人的日常生活的作用。首先,孔子的求“知
命”之智,落实在生活中就是边界观、限度观,体现在君子修德取位和以德正位方面,就是什么事该做、什么事
不该做。其次,孔子的求“知礼”之智,是指在知道了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的前提下,知道不该做的事应
该以何种方式不作为,该做的事必须以何种方式去做才可做得最好。其三,孔子的求“知言”之智,则告知人
们两个方面的智慧,一是指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二是指该说的应该如何说,该说多少,说轻说重应该怎样
权衡。
进一步讲,孔子求“知命”的思想,表面看是人力之外的自然力量方面的智慧,但究其实却是根本的知己
智慧,对知天之智、知人之智和知言之智的整合,就形成知己之智,也是知命之智。《论语》编纂者之所以将孔
子关于“知命”、“知礼”、“知言”一章置于此语行录之末作为结束,实是寓意深远。它意在强调:觉悟知言之
智,成为获得知人之智的根本前提。何也?言,涉及名,名涉及位,位涉及立,立却涉及到站立的大地和头顶
的天空。人者,要立,必须站立在自然和历史的双重大地之上仰望天空并放眼未来,才可真正明确其位。但
是,人要明确其位,须正其位;而正其位,须通过言来命名和正名。所以,知其言,构成对人的全面认知、全面
了解、全面确立的必要思想基础、智慧基础和方法基础。“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讲的是知人须知言,知言即
知人。不仅如此,知言还既是正名的过程,也是立人的过程,这个过程恰恰是人与己的互动,正是这个互动过
程,才生成出主体间性的交流方法,对话理解方法。在这种对话理解过程中,无论人还是己,所获得的不仅是
知识视野的开阔,情感的唤醒,德性的提升,更是乐的达成。因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学而》,2457)
蕴含了对“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2487)的生成性。
三ꢄ为己之知的紧要方面
在诚实地探求知命、知礼和知言所形成的求知大视野下,为己之知成为知人的真正起步。
知人,为何要求为己之知?为己之知,为何成为知人的真正起步?答案是求知为己,自古而然。孔子说
“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宪问》, )。在古代,人们求知是为了将所获之智、所明之理、所悟之道
2512
用来改变、充实、提高自己,使自己更有德性地存在和更高德行地生活。但进入春秋之世,人们求知却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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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所学得的东西来炫耀、取悦于人。对此,孔子重申“学之为己”,意在于告诫弟子和世人明白两个方面的存
在道理:学与不学、知与不知,铸造了人的存在等级;因为什么而学,却铸造出人的存在品级。这两个存在道
理澄清了为什么而求知的问题和为什么而求知的实质,不过是“为己”还是“为人”的问题。孔子考信“学”的
历史和拷问“学”的现实,而坚决反对“学而为人”之知,坚定地主张“学而为己”之知,其根本理由有二。一是
古代的经验,这即是“古之学者为己”;二是学而为己之知是改变、提升自己,使之由下而上、由小而大、由居
仁、由义、察物、明伦到求进、弘道,成为光明正大的君子。孔子指出,古代社会之所以是君子社会,是因为“古
之学者为己”;当世之所以礼崩乐坏,君子阶层迅速解体的直接推动力是“今之学者为人”。这一为己而求知
的历史经验和为人而求知的当世状况,从正反两个方面揭示只有“为己之知”,才是本真的和诚实的知。只有
形成为己之知,才可建设“为己之知”的社会认知。孔子指出,要真正探求并形成为己之知,一是必须“志于
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2481),二是应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2487),三是始终要
努力“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宪问》,2513)。在如此视野下,探求为己之知的紧要问题有三。
第一个紧要问题: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孔子借劝勉子夏“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雍也》,2478)
而告知人们:为己之知,就是要使自己始终拒绝小人而不断成为君子式的求知者。君子与小人,在前孔子时
代是劳心与劳力的区别:“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①但在孔子的思想世界里,君子与小人,却是做
人的品级的区分,即“小人喻于利”而“君子喻于义”(《里仁》,2471):小人,是以求利为人生目的的人;君子,是
以行义为人生准则的人。在广泛的意义上,只要以行义为人生准则,即使劳力者也有可能成为君子。在更狭
窄的意义上,君子必是安邦治世的才德之士。“‘君子’的意思在发生变化。由原来没落世袭贵族中的一员,
‘君子’转而代表一个全新的阶层。这个阶层立志通过培养个人的美德和智慧为公众服务。也就是说,君子
从出身高贵的人转变为高尚的人”②。所谓文人,是指有良好教养和修养,处事温和,举止彬彬有礼的那类
人。所谓高尚的人,必具备四个方面的品质:一是注重个人行动的意义;二是责任心,即“位高则任重”;三是
领袖努力,包括领袖意识、领袖德性和领袖责任;四是死守善道③。 ,
因而才知足常乐。合言之,孔子所论的
君子,就是具有良好教养和修养的文人坚定不移地朝如上四方面努力的人。
第二个紧要问题:人应该如何看待生活的贫富?为己之知,是使自己始终拒绝沦为小人且不断将自己成
就为君子,则必然将贫富问题带出来而成为为己之知的核心问题。孔子指出,君子既不仇恨也不抵制富贵,
更不追求和赞美贫穷。因为,希望过快乐和幸福的生活,是人之本性,而快乐和幸福的生活必然有其相应的
物质基础和条件,所以,“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并且“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里仁》,2471)。根本的问题
不是“富与贵”和“贫与贱”本身,而是求富贵一定要有道。这既是“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
可求,从吾所好”(《述而》,2482)的真正理由,更是“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泰
伯》,2487)的根本依据。孔子说“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宪问》,2511),并不在于说教“贫”、“怨”和
“富”、“骄”的“难”与“易”,而是借此揭发两个生存事实:贫困是普遍存在的,富贵也是普遍存在的。这两个普
遍存在的事实所蕴含的生活经验是:处于贫困中的人,很难做到生活无怨恨,但只要自己愿意和努力,也是能
够做到的;生活在富贵状态中的人,如果愿意于不骄矜,是相对容易做到,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意愿和行为努
力,也是难以做到的。不仅于此,孔子通过对这样两种生存事实和两种生活经验的陈述,是要为世人提供一
种生活启示:人生展开,不贫就富,或不富就贫。无论处于哪种状况,都要学会适应,保持平常的安泰。如此
地面对和生活,或许会给自己一种生存的转机。这一转机的依据和普遍法则是:贫困不是天定的,富贵也不
是天定的。贫与富,二者可能转化,也可以转化。虽然这种转化需要具备人力之外的各种条件和环境,但人
自己之生存认知才是根本的动力。
第三个紧要问题:人应该如何成一个人并不断做好一个人?孔子对此作出方方面面的回答,但最重要的
方面有六。
①
②
③
孔颖达正义、杜预注《春秋左传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943页。
狄百瑞《儒家的困境》,黄水婴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参见:狄百瑞《儒家的困境》,第34ꢇ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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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兴ꢄ孔子关于生存之知的思想和方法
一是“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2518)。这是孔子在进一步阐发“学而为己”的道理,即凡事
以己为本体,以己为目的,以己为依靠,并致力于探求以自己为目的,以自己为依据的知识和智慧,这在本质
上是将他人看成是他自己的目的。这是因为凡事求诸己,是指人要成为一个人并不断地做好一个人,必须具
备无所求的品质,凡自己能做的事不麻烦别人。凡事无所求,本质上是尊重他人,尊重他人的目的性存在。
并且,凡事无所求,自然少欲,而欲越少,人的人格越刚,性格越好,心地越善,人就会越好。
二是“君子不器”(《为政》,2462)。这是孔子以否定性方式定义君子,指出“不器”是君子的本原语义和本
质要求:君子必须成为本真的人。所谓本真的人,是指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本原地存在于天地之间,只能是
独立、自由的一个人,既不能把自己作为工具,更不能将自己定义为一种谋生的手段或技艺。并且,“君子不
器”还指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和自由,做到“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卫灵公》,2518)和“泰而不骄”(《子路》,
)。孔子指出,为人处世泰或骄,敞开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存在姿态、生活取向、心理定势。骄表现出逞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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逞欲、骄狂傲慢、心气浮荡,体现人的非自我性、非主体化和非人格化,因为骄的资本是所逞之能之欲,骄的方
式是以己之所有去比对他人之所无,自然居高自傲、无礼,既无坦然安泰之姿,更无日常守恒之心。与此不
同,泰表现从容自在、舒心安定、不矜夸骄肆,体现人的自我存在性、生活主体化,心理取向的自我人格化。不
仅如此,泰也是一种平和的生活方式和谦卑的行为方式,因为君子之能泰,是领悟到了存在的天道和生活的
天理:存在的天道,可表述为存在的自在性,顺应相向自存在的天道而存在,自然安泰、舒泰;生活的天理,可
表述为有限性,首先是存在的有限性,然后是生存的有限性,最后是日常庸行的生活的有限性,最后合生成为
人的有限性。人在有限中觉解有限性,必然滋生谦卑、谦恭,还有善待、尊重、敬畏。合言之,本真的自己,就
是泰,泰然、安泰;本真的生活,就是有独立人格,有成己成人的尊严。
三是“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2471)。在孔子看来,探求为己之知,实是不
断地觉解并获得心存他人的知识、智慧和德性,而行有疆界。心存他人,就是心怀其德,即凡是想到别人,既
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2502),也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2479)。行有疆界,就
是行怀其刑。人要成为一个人并不断地做好一个人,必须既有德也守法,这就是怀德怀刑而做人,要求具备
两个方面的品质和能力:一是关心社会、心系他人,二是具备中正仁道。在人的日常庸行的生活中,凡事怀德
怀刑,就是凡事持有中正仁道,成为中正仁道的人。心系德刑,首要表现是表率德行,赏罚公正;其次是德刑
并举于为人处世之中,礼法共运于日常庸行的生活细节里。
四是“学而时习之”(《学而》,2457)。其重心不在学,而在习,即将所学到的东西不失时机地予以内化体
认并消化为自己的思维、认知、思想或方法内容,然后践履以指导自己的生活或学习。所以,孔子之“学而时
习”既包括了学、思、行三者,也展开求知的三个步骤。其中,学是起步,行是根本,思则是灵魂。孔子“学而时
习”思想既集中表述了求知之学、思、行的完整思想,也揭示人要成为一个人并不断做好一个人的终身知己之
法和根本依据。探求为己之知,必是将“学而时习”贯穿于生活始终,并在“学而时习”的生活过程中学会思
考,学会“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季氏》,2522)。一旦
学会“九思”,既学会了做人,也学会了怎样不断地做一个更好的人。因为“九思”训练思想,而思想永远是最
好的知,也是更好的知己,更是最好的人生引导和生活导师。
五是有过必改。人生而有欲,欲之不当或无度,则会生过。不仅如此,人生有涯而知无涯,知的有限性往
往会带来生活和行为、为人与处世的遮蔽性,同样可能生过。由此,人要成为一个人并不断地做一个更好的
人,首先应做到“不迁怒,不贰过”(《雍也》,2477),这必须通过“好学”来实现,因为只有“好学”才可以使人知,
才能催发人不断地新知,而知和新知之于人始终是警醒、警觉、警示。其次是不要隐过,因为“苟有过,人必知
之”(《述而》,2483),而隐过之侥幸心理往往是导致“贰过”的前提条件。所以,人要成为一个人并不断做好一
个人,必须直面“观过,斯知仁矣”(《里仁》,2471)。孔子以否定性方式指出:“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
自讼者也”(《公冶长》,2475)。孔子发现形成“己过不易见”这一普遍现象,既有认知方面的原因,也有人性方
面的原因。就前者言,人的思维是向外的,发现自己的过错,需要思维向内做自我反观,这需要人自我提升认
知,形成不断攀越的思想境界,才可自为地建构起“己过易见”的品质和能力。就后者论,人之自利多于利人、
自爱多于爱人的本性往往会遮蔽人的自知心智,造成“己过不易见”和“推诿所知己过”这样两种对待过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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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由此突出通过内省认知而“观过”的重要和根本,在于观过可自在自为地内生改过之勇而自行改过,使
过不再贰。孔子指出,观过,是人修仁、为仁、成仁的不二方法,这种方法就是观过知仁。客观地看,观过知仁
的方法,是反面修仁、为仁、成仁的方法,运用这种方法,就是发现、探析自己(或别人)的过失、过错,以此为借
鉴,避免犯同类或相似的过失或错误,使“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2471)的修炼
与作为始终沿着仁的大道前行。
六是“克己复礼为仁”(《颜渊》,2502)之节制。节制的本质是克己,克己的本质是约束自己的身心、言行,
心无旁骛地遵守礼法而成为具有仁性、仁心、仁情、仁爱的人。孔子借应答颜渊问“仁”说:“一日克己复礼,天
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2502)这是要告诉颜渊:每个人都是他自己,也只是他自己,所
以成人由己。但是,人要不断地成为心怀仁性、仁心、仁情、仁爱的好人,必须在三个方面努力:一是要在日常
庸行中做好“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2502);二是以求知为日常方式,尤其是从不
间断地求知己,日新为己之知;三是始终站立地生活,既脚踏实地又仰望天空地求知不息,自我养成远见卓
识,心存“远虑”,以避免“近忧”(《卫灵公》,2517)。
“远”与“近”,既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空间上的远与近,讲的是所处距离,揭示视野的空阔或狭窄;时
间上的远与近,讲的是经历的深度,揭示认知的深浅。从空间言,人如果没有长远的谋划,则形成对长远利益
的忽视,必然产生因追求当前实利所产生的负面因素,以层累性生成的方式影响到一个又一个具体的“明
天”,因为每个明天都与今天最近。从时间论,人如果缺乏高远的思虑,必然造成连绵不绝的近忧,这是因为
正确的、有远见的谋划、决策和行为,都是建立在正确的思想和方法基础上的,而正确的思想和方法,始终得
益于不断地求知层累性生成的高远认知。任何高远的认知都是有深度意义的,并且,任何高远的认知都涵摄
了历史和传统对现实的要求、未来对现实的召唤和当下对未来的指向,从而形成整体把握和深度领悟,必然
会超脱当下实利的阻碍而指向悠远的未来。
“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卫灵公》, )的正面表述,是“人有远虑,方杜近忧”,这既是个人生存的法则,
2517
也是家邦治理的根本法则。仅个人言,“人有远虑,方杜近忧”,是前人的生存经验;反之,“人无远虑,必有近
忧”,是前人的生存教训。这一正反的经验和教训从两个方面揭示个人要不断地成为心怀仁性、仁心、仁情、
仁爱的好人,就必须求知三个方面的生存知识。一是对历史的知识,只能通过求知之学得来。所以,“人有远
虑,方杜近忧”的前提,是从不间断地求知之学,向前人学、向古人学、向历史学。二是对未来的期待,它的核
心内容和本质诉求是真正明白最需要什么,自己的未来应该是个什么样子,这就需要在学的基础上深入地
思,因为思既需要以经验为基础,更需要理性的方式和反省的能力,唯有这三个方面形成合力,才会面向未来
形成明确的理想、正确的期待和可行的目标设计。三是对现实的清醒,才可能形成客观的判断、理性的选择
和正确的方法。就家邦治理言,“人有远虑,方杜近忧”是治理家邦的历史经验,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是治
理家邦的历史教训。这一正反的经验或教训也从正反两个方面揭示了家邦治理的三个原则:一是以史为镜,
二是以事为镜,三是以人为镜。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已经发生的史事为镜,可以正善恶;以前人为镜,可
以明得失。
四ꢄ成人之知的基本方法
人的生存之知必须从求知己起步,是因为在所有的求知对象中,知己最难。一个人可以倾其努力学会并
学好许多事情,但一个人终其一生努力都不可能把自己全部学懂、全部学会、全部学好。客观地看,人具有一
种辨别事物、挑剔对象的天赋本性,人运用和开发这种本性,就能学会如何认知事物和怎样知道别人。反之,
人的知己之难,难在人具有美誉己长并遮掩己短的天性。然而,人成为人并不断成为更好的人,虽然必然地
要求独立和自由,却始终不能独享一个世界,因为每个人都是他者性的存在者,并且,每个人都实际地以一体
两面的方式存在。由此形成人求知己不仅要以历史为参照,更要以人为镜。人要真正地知己,必须知人。
“
人不知而不愠”(《学而》, )和“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学而》,2458-2459),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2457
孔子针对天赋“相近”而“习相远”的人性弱点而教弟子“人不知而不愠”,意在引导弟子如何学习善待自
己。人如何善待自己的关键是如何正确地认知自己和他人,尤其在他人不理解、不知道、不举荐自己的情境
下,必须要真正地知道:你认识理解自己,是你的责任;他人认识、理解或举荐你,只属于义务,他人不认知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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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兴ꢄ孔子关于生存之知的思想和方法
不理解你、不举荐你,是他人的权利。你有要求自己的全部责任和权利,却没有权利要求他人,也没有权利责
备他人。一个人,唯有真正地认知到自己的权利和责任范围,才可真实地善待自己;但要真正地认知自己的
权利和权责范围,则必须认识他人。所以,学而求知己,最终要走向知他人。比较而言,知己,是求知的最终
目的;而知他人,是求知的根本方法和手段。从实践理性看,知他人的重要程度甚至超过知己。客观地讲,
“人不知而不愠”是孔子从认知的目的角度论人的生存之知;“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是孔子从手段、途
径角度论人的生存之知。由于知人是达到知己的必须途径和方法,不知人的危害往往要超过不己知。“人不
己知,己无所失,无可患也。己不知人,则于人之贤者不能亲之用之,人之不贤者不能远之退之,所失甚巨,故
当患”①。既然知人之知是根本的、重要的,那么如何知人呢?孔子认为,求知他人即是成人之知,主要方法
有三。
首先,成人之知,必须有“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卫灵公》,2517)的客观姿态和宽和胸襟。“躬自厚”是“躬
自厚责”的省言,指严于律己甚于责人,孔子认为这是任何人成己成人的基本准则。严于律己的准则,是躬自
厚责,凡事多检查自己,凡事自我检讨,凡事“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颜渊》,2504)。知人,必须心存善念、善
意,这需要从两个紧要处做好。一是不放纵自己,要严于克己,其根本功夫就是以客观的姿态努力消解本能
性、放大自己的优势或长处的习惯,并采取苛刻的方式审查自己的缺点。二是善待他人,以宽广的胸怀包容
别人的缺点和过失,“赦小过”就是“攻其恶,无攻人之恶”的具体方法,因为任何人,只有权利且更有责任要求
自己成为好人、成为善人、成为品德高尚的人,但却没有权利和责任强求他人如此。宽以待人的准则是薄责
于人,其内在动力也与“躬自厚责”一样,是崇德。无论是严于律己的准则,还是宽以待人的准则,都有其人性
的依据。严于律己,是基于人性“习相远”,唯有躬自厚责,才可能使“习相远”的人性更“相近”些,因为人性的
“习相远”源自每个人对自己的利欲或本能的放纵,躬自厚责是自我收敛放纵的利欲和本能,就可做到“性相
近”。孔子深知,要使“习相远”的人性回归于“相近”的状态,不是靠外力促进或强迫,哪怕是教化,也不过是
一种催化剂,只能催化人内生克己的意识、能力,这是孔子提出“躬自厚责”而“薄责于人”的人性理由。与此
相反,“薄责于人”的人性论依据是人“性相近”。孔子坚信,天赋相近的人性,总是会使人在成己的学而修德
或成人的教化过程中,实现人性的觉悟而获得“躬自厚责”的意识与能力。这是孔子反复讲述两个基本观点
的理由。第一个基本理念是学而成己,其核心任务是知而修德,包括“修德取位”和“以德正位”。第二个基本
理念是为政育民,目的是使民知其德归厚,其实质努力是利欲有度,这即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
伯》,2487)。
其次,成人之知,必须多闻多见,即“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述而》,2483)。多
闻,是多间接了解人;多见,是多直接了解人。唯有直接了解和间接了解很好地结合,才能更客观地和较为全
面地了解他人,达于对他人的“大知”,然后才“择其善者而从之”并择“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2483)。更
重要的是,多闻和多见,能够真正地将他人作为真实的镜子而警示或引导自己“慎行其余,则寡悔”(《为政》,
),同时帮助自己提升辨别君子和小人的能力,建立慎交的准则,做到“道不同,不相为谋”(《卫灵公》,
2462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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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成人之知,应该“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为政》,2462)。这是使其无所逃匿、
无所隐藏的识真人的方法,孔子将其归纳为三个步骤。
第一步是“视其所以”。这是识人的行为观察法,通过观察他人日常的所作所为来识别其人的真伪。因
为,一个人可以在某种情境中一时作秀、一时表演,但不可能时时、事事表演。所以,为善者总是在行为上本
能地行善,作恶者总在是行为上本能地行恶。
第二步是“观其所由”。这是“动机ꢇ目的”观察法,即观察人的所作所为,不仅观察其行为本身,更要进
一步考察其行为展开之由来,这就既涉及到其发动该行为的动机和由此动机为导向的目的,更涉及到由动机
到目的的行为手段的选择性。杨伯峻将“观其所由”的“由”理解为“由此行” 其表意更准确,即由此(有意
②
,
①
②
刘宝楠《论语正义》,高流水点校,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4页。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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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无意)动机导向(有意或无意)目的的方向而展开行动。
第三步是“察其所安”。其“所安”有两层含义:一是可理解为“所乐”,即“所由虽善,而心之所乐者不在于
是,则亦伪耳,岂能久而不变哉”;二是可理解为“所止”,即本性所主定止之处。比较而言,在识真人的观察
法体系里,“视其所以”是行为观察法,“观其所由”是由动机导向目的的(行为)手段选择观察法,“察其所安”
恰恰是结果观察法。行为观察法,是辨别所作所为体现出来的做人的大小;“动机ꢇ目的”观察法,是从其行
为的萌生到展开全过程来辨别其做人的大小;结果观察法,则是从对其行为产生的结果角度来辨别其做人的
大小,它不仅是透过现象看本质,还透过本质看本性。整体观之,孔子之“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三
大识真人的方法,其实是一个动态生成的过程论方法。孔子告诉弟子,辨别人的(真伪或好恶)的真正方法,
就是将人置于从“行为动机”到“行为及手段选择”再到“行为结果及内在心理反应”这一全过程来考察,才可
真正辨别出其人的大小、好坏,有德还是无德。孔子这一整体性的过程识人方法展开为三个环节,并形成三
①
个步骤,然后表彰为三种具体方法。从这三个环节着手,充分运用这三种具体方法,任何人都无可逃遁地暴
ꢀ
露其原形。
五ꢄ结语
桑代克(E.L.Thorndike)通过人的心理生成及其认知机制研究表明:人有完全控制自己命运的可能,如
果他失败了定是因为无知或愚蠢②。桑代克的这一基本认知,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被孔子予以生存之知的系
统性省思,并由此建构起以经验为导向、以理性为规范的生存之知的认知论和知识论体系,它虽然至今未被
后世真正关注,但却仍然以超越时空的魅力焕发出普遍性的思想智慧和认知价值,期待着当世的抉发和
开新。
[责任编辑:何ꢄ毅]
①
②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6页。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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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 ThorndikeꢁHumanNatureandtheSocialOrderꢂNewYorkꢆTheMacmillanCompanyꢁ1940ꢃꢁ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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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卷第4期
024年7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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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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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1ꢁ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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ꢂSocialSciencesEditionꢃ
Julyꢁ2024
契嵩佛学化的《中庸》诠释
张ꢄ卉
ꢄꢄ摘要:契嵩以释为本、以儒为用对《中庸》的核心范畴进行了解读。他指出,《中庸》之“性”是真如、清净;“喜怒
哀乐”之“情”是绝情之权,“修道之教”是圣人以清净之性教人制情;“中庸”是“不为”(空);“诚”为真如、为空,贯穿
于万物的始终;《中庸》执中之道、孝道与佛之“中道”、孝道契合,主张将佛之“中道”、孝道纳入王道思想中。契嵩通
过对《中庸》核心范畴的佛学阐释,指出儒释本来一贯,同时又指出佛家性命之学是道德性命之源,佛学既可以资
政,又是根本性的学问。契嵩佛学化的《中庸》诠释不但推动了佛学的儒学化,而且有利于士大夫对佛教的接受,也
给士大夫建设新儒学带来了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契嵩;《中庸》;佛学;性命之学
ꢀ
DOI1013734ꢅjcnki1000-531520240210
收稿日期:2023-10-25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庸》‘道统’思想研究”(SCJJ23ND116)、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中国道统思想研究”(17ZDA01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卉,女,四川威远人,历史学博士,西南财经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儒家文献、儒家哲
ꢀ
学,E-mailꢆsicnuzh@163com。
《
中庸》是先秦子思学派心性哲学的重要代表作,在汉代被编入《礼记》。在汉学视域下,儒生关注的是
中庸》圣人之教、圣人之礼,中唐李翱重新发现了《中庸》的心性价值,并将其作为对抗佛学的理论武器。有
意思的是,佛教徒则利用《中庸》来融合儒释、创新佛学。北宋初天台宗高僧释智圆、云门宗高僧释契嵩是以
中庸》来融通儒释的先驱。与智圆儒学倾向的《中庸》学不同,契嵩以释为本、以儒为用,对《中庸》进行了解
《
《
读。契嵩抓住《中庸》性命之学、“教”、“中庸”、“诚”、王道思想这些重要命题和核心范畴进行佛学诠释。通过
对这些命题、范畴的佛学诠释表明佛学,不但可以资政,而且在理论上也比儒学更为细致,并且佛学才涉及到
了根本性的学问,这也是契嵩《中庸》诠释的根本目的。目前学界主要关注契嵩通过“中庸”论、性情论来论证
儒释一贯①,鲜有学者全面地考察契嵩佛学化的《中庸》诠释,本文力图从契嵩的学术立场出发,深入、细致地
分析契嵩佛学化的《中庸》诠释,以补学界未及、未尽之处。
一ꢄ《中庸》性命之学的“佛学性”
何谓儒家性命之学?《周易·亁卦·彖》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②乾道即天道,天道变化而成人、物
之性。《乐记》讲到人、物因“类”、“群”不同而“性命不同”。《中庸》说“天命之谓性”,郑玄注:“天所命生人者
情是与性命密切相关的范畴,《中庸》、《乐记》讨
也,是谓性命。”③简言之,性就是人、物对天(命)的禀受。“ ”
论了情性问题,子思学派《性自命出》篇对“天”、“性”、“情”之间的关系有精练的表述:“性自命出,命自天降。
①
代玉民指出,契嵩援佛入儒,用佛教本体论的思维模式来诠释“中庸”范畴,消解了儒释间的矛盾(参见:代玉民《范式转换背景下的中庸观新
形态———北宋明教契嵩的<中庸>新范式探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张培高主要从性情论的角度来分析契嵩《中庸》诠释
中儒释之异、同(参见:张培高《契嵩的<中庸>诠释》,《宗教学研究》2016第3期)。两文颇有见地,对本文亦有启发。
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册,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3页。
②
③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册,第3319、3527页。
3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道始于情,情生于性。”①也就是说,天是性之本,性是情之本。可见,儒家性命之学的核心是天人问题,重点
讨论的是人性的来源、本质以及性情问题。
人的本性问题、性情问题是儒、释两家性命之学的共同论题。自李翱认为《中庸》是孔子的“性命之
“ 《 ·系辞》、《乐记》、
书”②,《中庸》性命之学的价值便开始被儒释学者关注,李觏说儒家性命之学不出吾易
《
中庸》数句间”③。契嵩更是借《中庸》性命之学来阐发佛家性命之学,他通过《中庸》与《乐记》、《易》性命之
论的互通、互释推论出儒释人性论、性情论有相同处,同时又指出佛教性命之学具有根本性。契嵩立足儒家
经典,又不一味以释格儒,甚至以儒证释。这既有利于儒释融合,建设新的佛学理论,又利于士大夫对佛教的
接受。
首先,契嵩从本体论的角度指出,《中庸》之“性”是真如、清净④
中庸之性是就人的本质、本性而
。《 》 “ ”
论。契嵩认为《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乐记》“人生而静,天之性”,《系辞》“寂然不动”,“是岂非人之性唯
寂唯静,何尝有善有恶有其品乎” 也就是说,人的本性是寂静,与善恶无涉。“夫清净谓其性之妙”⑥,“
⑤
,
夫
性也,为真,为如,为至,为无邪,为清,为静”⑦
。“ ” “ ”
真如是说性是万有之本体,“清净”说自性清净、本来清
净,“至”是说“性”是最、极,“无邪”是说“性”是实。由此,他批评了郑玄、孔颖达以自然感生、“五行神”⑧释
天命之性”,《中庸解》云:“夫所谓‘天命之谓性’者,天命则天地之数也,性则性灵也。盖谓人以天地之数而
生,合之性灵者也。”⑨“天命”指“天地之数”,“天地之数”与道德无涉,故人秉“天命”而生之“性”也与道德
“五常”)无涉;人有感知,金、木、水、火、土无感知,人与五行不能感应彼此,故“性”又不是感生的。孔子言
性相近”,子思也没有直接以善恶来注解人性,契嵩正是抓住此点指出,《中庸》“天命之性”、“诚明之性”与佛
“
(
“
家真如、清净之“性”是“圣人同其性”ꢈꢉꢊ。在儒家经典中,论人多指向德,如《论语》讲到为人要孝、悌、忠,言人
而不仁,不可行礼乐,《孟子》直言“性善”,《易》言大人与天地合德。即便《中庸》讲“天命之性”、“诚明之性”具
有形上性,但子思也赋予了其道德性,此“性”之德即“中”。绝大部分儒生承认人有善的潜在性或倾向,故儒
生将道德属性视为人的本性。人性论是儒学的根基,关系到人的修身、培植、伦理、圣人教化、治国等问题。
契嵩佛学立场的《中庸》人性论否定了儒学的立论根基。
其次,契嵩从权的角度指出,《中庸》之“情”是“绝情”之权。他分析道,《中庸》“喜怒哀乐”之发,《乐记》
“
感物而动”,《系辞》“感而遂通”,“岂非接乎外物,乃成其善恶之情耶”ꢉꢈꢋ?也就是说,人接于外物产生了善恶
之“情”,“情”才关涉道德,他说:“善恶,情也,非性也。”ꢈꢉꢌ儒生所谓的道德之“性”不是真“性”而是“人情之
“ ” “ ”,他指出,“
由此契嵩批评孟子以善为性,韩愈以善恶品级论性是将情误作性
善”ꢈꢉꢍ。 ,
彼二子之所言者情
契嵩对情有所肯定,可佛家绝情,他从权的角度解决了此矛盾
也”ꢈꢉꢎ。 “ ”
中庸所谓发而中节之情
。他指出,《 》
是“行情”,“行情”是绝情之权。“情而为之,而其势近权;不情而为之,而其势近理”ꢈꢉꢏ。而且佛家绝情“非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6页。
李翱《复性书》,郝润华、杜学林校注《李翱文集校注》,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15页。
李觏《李觏集》,王国轩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52页。
需说明的是:本文所谓的本体论讨论的是世界的本质以及人的本质、本性问题。
释契嵩《非韩》,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巴蜀书社2014年版,第339页。
释契嵩《非韩》,第329页。
释契嵩《广原教》,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29页。
即“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信,土神则知”。参见: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册,第3527页。
释契嵩《中庸解》,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77页。
ꢈꢉꢊ释契嵩《原教》,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7页。
ꢈꢉꢋ释契嵩《非韩》,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339页。
ꢈꢉꢌ释契嵩《中庸解》,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78页。
ꢈꢉꢍ释契嵩《非韩》,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338页。
ꢈꢉꢎ释契嵩《中庸解》,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78页。
ꢈꢉꢏ释契嵩《原教》,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3ꢇ4页。
32
张卉ꢄ契嵩佛学化的《中庸》诠释
其顽寂死灭之谓”,而是绝灭“情感之累”,这与孔子四毋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① “ ”(“ , , , ”②)“
其因似是”③,契嵩
将情感之“情”赋予了善恶的道德内涵,契嵩“行情而不有情”④的主张不但巧妙地化解了儒释在“情”问题上
的矛盾,也是对孙复、石介、欧阳修、李觏斥佛家绝情的反驳。不过,其所谓的“行情”(善情)实为儒家之“性”。
⑤
儒家经典中的“情”有两大内涵。一指情状,如《易》讲“万物之情”、“天地之情”、“鬼神之情状”,指事物
的状态、样子;二指情感,如《礼记》言“七情”、“人情”等,此“情”有正、不正之分,要注意的是,正之情的确与性
(德)相关涉,但正情本身不是德。儒家还指出,“情”是圣人之道、圣人之治的出发点。《性自命出》篇云“道始
于情”、“礼作于情”⑥,《礼运》亦言:“圣王修义之柄,礼之序,以治人情。”⑦儒家以情状、情感论“情”,但一般
不以道德论“情”。契嵩将《中庸》“中节之情”释读为“善情”,将儒家德之“性”置于“情”系统之下,其目的是保
证真如之“性”的形上性、绝对性,以建构佛学内涵的性情说。
最后,契嵩指出“性”、“情”的关系是:“情出乎性”。他分析道,《中庸》“未发”是静,静即净,谓之“性”;“已
发”是“动”,动而感之,谓之“情”。两者的关系是:“情出乎性,性隐乎情”⑧。这似乎与子思学派“情生于性”
的观点一致,但契嵩所谓“性”是真如、清净,他称之为“素有之理”⑨,“ ”
情才关涉道德,所谓“情有善恶而性无
善恶者”ꢈꢉꢊ。 “ ” “ ”,“ ” “ ” 。 “
情就应顺性而行契嵩情出乎性”观点的矛盾是:既然承认“性”无关
既然情根于性
道德,那么无德之“性”何以能生道德之“情”?这便出现了“性”、“情”相生又分离的逻辑困境。儒家承认“性”
是本体的同时,又赋予“性”以道德内涵,指出“性”生之“情”有正、邪之分,这样便可规避“性”、“情”分离的
问题。
契嵩指出,《中庸》性命之学固然与佛教性命之学一贯,但《中庸》有未尽之处,《中庸》是“圣人与性命之造
ꢋꢉꢈ,
端”,即圣人教人“知性命”,佛教是“圣人与性命尽其圆极”,即圣人教人“究其性命” 佛学才是“道德性命之
本源”ꢈꢉꢌ。也就是说,只有领悟佛家性命之学,才能真知万物之根本。
契嵩通过《中庸》、《乐记》、《易》性命之论的互通、互释实现了“性”、“情”内涵的佛学解读,起到了融合儒
释,消解儒释性命之学相矛盾的作用。但《中庸》、《乐记》、《易》非经典之全貌。从整个儒家经典来看,以善论
人性,以情状、情感论情才是主流。契嵩实际是改变了儒家“性”、“情”范畴的本义来成就佛学内涵的性命
之学。
二ꢄ《中庸》之教的“佛学性”
教即圣人之教,郑玄注“修道之谓教”,“修,治也。治而广之,人仿效之,是曰教”。孔颖达疏云:“圣人修
行仁、义、礼、知、信以为教化。”ꢈꢉꢍ汉唐儒家所谓的“修道之教”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第一,仁、义、礼、智、信
ꢀ
是圣人修身的要求;第二,圣人用仁、义、礼、智、信教人是治人、治国的要求。契嵩释“修道之谓教”为:
人失于中,性接于物,而喜、怒、哀、惧、爱、恶生焉,嗜欲发焉。有圣人者,惧其天理将灭而人伦
不纪也,故为之礼、乐、刑、政,以节其喜、怒、哀、惧、爱、恶、嗜欲也;为之仁、义、智、信,以广其教
道也。ꢈꢉꢎ
契嵩所谓的“修道之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儒之尧、舜、周、孔,佛之释迦牟尼、目犍连等皆是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释契嵩《非韩》,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329页。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子罕》,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册,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407页。
释契嵩《非韩》,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330页。
释契嵩《原教》,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3页。
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册,第179、99、160页。
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第136、137页。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册,第3088页。
释契嵩《广原教》,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28页。
释契嵩《中庸解》,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77页。
ꢈꢉꢊ释契嵩《中庸解》,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78页。
ꢈꢉꢋ释契嵩《上富相公书》,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195页。
ꢈꢉꢌ释契嵩《题明教禅师手帖后二首》,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436页。
ꢈꢉꢍ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册,第3527页。
ꢈꢉꢎ释契嵩《中庸解》,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74页。
3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圣人,他们都致力于教化民众;第二,人不中正,情欲盛而绝天理,为了节情控欲,需要圣人教而善之;第三,圣
人之教的重点是治人和化人。
从治人的角度来看,治人是圣人用外在的礼、乐、刑、政节人之情。“礼”使喜、怒不苟亲疏,“乐”使喜、欲
不淫泆,“刑”使怒、恶不相凌,“政”使哀、惧得告劝,由此使“情不乱其性”而“性理正”①。契嵩说礼、乐、刑、政
是“天下之大节”,是圣人“中庸之道”的体现②,这样来解读似乎与儒家无异。但契嵩所谓“情不乱其性”之
“情”、“性”是佛学范畴的。他说“性”是至、如、本,“情”是变、识、异。变、识、异之“情”是众生不得其“性”,轮
回流转的原因:“情也者,有之初也。有有则有爱,有爱则有嗜欲,有嗜欲则男女万物生死焉。死生之感,则善
恶以类变,始之终之,循死生而未始休。”③“性”“情”是人的根本问题,也是圣人之教的核心。契嵩说:“夫人
有二大:性大也,情大也。性大故能神万物之生,情大故能蔽圣人之心……情与性相制则乱。”④圣人教人“以
性制情”,即教人明晓自性清净,这才能从根本上制情、灭情,最终获得解脱。他说:“夫清净寂灭者,正谓导
人齐死生解外谬妄情著之累耳,以全夫性命之正者也。”⑥儒释二教皆言以性制情,契嵩站在佛教的立场指
出,《中庸》之教不是儒生所谓的圣人教人明“五常”之性,而是教人知真如、清净,他说圣人“以性为教”,教人
⑤
“
复于至”,最终“出乎死生之外”⑦。
从化人的角度来看,化人是圣人修行内己的仁、义、智、信使人效之以达到教人为善的目的。契嵩说:“圣
人之教,善而已矣。”⑧“仁”教人宽厚,“义”教人合宜,“智”教人通变,“ ”
信教人诚实。圣人将仁、义、智、信推
之于人,使“人伦有其纪”⑨。契嵩说仁、义、智、信是“天下之大教”,是圣人“导人以返中庸者也”ꢈꢊꢉ,这样来解
读似乎也与儒家无异,但契嵩所谓的仁、义、智、信是比“性”更低层级的善情,仁、义、智、信与佛之“五戒十善”
一样,属于世间法,圣人用之来“劝善而沮恶”ꢈꢉꢋ。契嵩又指出,仁、义、智、信只是小善,佛之“五戒十善”是大
善,通过“五戒十善”的修持,可以通达最奥妙的道。
《中庸》之教能照应、沟通、契合佛教之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儒家圣人之教的本义。对此,我们应一分
为二地来看。一方面,《中庸》“率性之道”、“修道之教”言圣人顺天道,以性为教、以善为教,性教、善教的确是
儒释的共同立场;另一方面,儒家以礼、乐、刑、政治人是指圣人教民言行以礼制为准则,以仁、义、智、信化人
是指圣人教民复其善性,究其根本是教人修身治国之道以及正确地处理人伦关系。契嵩借用郑玄、孔颖达之
说,指出以礼、乐、刑、政治人是圣人教人以性节情,以仁、义、智、信化人是圣人以善来化民,归根结底是圣人
教人明晓人本来的清净之性。契嵩从《中庸》圣人之教出发,又站在佛教立场来格义圣人之教,最后指出佛家
圣人之教才是纯粹的、彻底的。
三ꢄ《中庸》之“中庸”的“佛学性”
《论语》讲“中庸”是至德,《中庸》详细记载了孔子的“中庸”之道。智圆将“中庸”纳入到佛家视域中来考
察,指出“中庸”即佛之“中道”,云:“释之言中庸者,龙树所谓中道义也。”ꢈꢉꢌ《中论》云:“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
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ꢈꢍꢉ“中道”是佛教的根本立场,其不执念于空有、生灭、常断、一异、来出,在方法
论上,“中庸”与“中道”都强调不偏不执、不入极端。智圆说:“荡空也过,胶有也不及……过犹不及也,唯中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释契嵩《中庸解》,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75页。
释契嵩《中庸解》,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75页。
释契嵩《广原教》,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29页。
释契嵩《逍遥篇》,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158页。
释契嵩《非韩》,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339页。
释契嵩《非韩下》,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371页。
释契嵩《广原教》,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27、28、29页。
释契嵩《广原教》,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35页。
释契嵩《中庸解》,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75页。
ꢈꢉꢊ释契嵩《中庸解》,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75页。
ꢈꢉꢋ释契嵩《原教》,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18页。
ꢈꢉꢌ智圆《中庸子传》,石峻、楼宇烈、方立天等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6册《宋元明清卷(一)》,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26页。
ꢈꢉꢍ吉藏《中观论疏》,《中华大藏经(续编)·汉传注疏部(十一)》,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521页。
34
张卉ꢄ契嵩佛学化的《中庸》诠释
为良。”①契嵩不仅认可“中庸”作为方法论上的“佛学性”,他还从本体、心性、修身治国的角度来分析“中庸”
的“佛学性”,并得出了“中庸几于吾道”②的结论。
首先,“中庸”作为本体范畴具有“佛学性”。此处所谓的本体是就世界的本质而论。《中庸》讲到,中是天
下的大本。契嵩指出,“中庸”之所以为大本在其“不为”,他说:“夫中庸也者,不为也,不器也,明于日月而不
可睹也,幽于鬼神而不可测也。”③“中庸”之“不为”、“ ”
不器言世界的本质是空,这与佛之中道意同
中庸,道也。道也者,出万物也,入万物也,故以道为中也。”④在儒学视域下,“中庸”显然是有为。契嵩从本
体的角度将“中庸”与“中道”类通起来,“中庸”作为“不为”(空)的佛学内涵是被赋予的。
“ ” 。他说:
“
其次,“中庸”作为心性范畴具有“佛学性”。《中庸》讲择守“中庸”而不失。契嵩指出,择守“中庸”可治
心。“中庸”是“不为”,“无为者以治心”⑤。具体说来,就是心不接外物,无善恶执念,明心以见性,所谓“离念
清净,纯真一如”⑥。契嵩将“中庸”佛学化的同时,又将其心性化,并指出治心乃释家专属。契嵩还讲到了治
心的功用:治心是修身之要,心治则性情正,性情正才可通神明、达彼岸。他指出:“其心既治,谓之情性真正
…
…心也者,彻乎神明。神明也者,世不得闻见,故语神明者,必谕以出世。”⑦治心还能使人不被物役,由此
以正人道、悟全理,“治心以全理……全理以正人道。夫心即理也,物感乃纷,不治则汩理而役物。物胜理,则
人其殆哉”⑧。
最后,“中庸”作为修身、政治范畴具有“佛学性”。前文讲到,圣人以礼、乐、刑、政治人,以仁、义、智、信化
人。契嵩指出,“中庸”是礼、乐、刑、政之极致,是仁、义、智、信的根源,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方
法。也就是说,圣人之治以“中庸”为最高。
ꢀ
夫中庸者,盖礼之极而仁义之原也。礼、乐、刑、政、仁、义、智、信,其八者,一于中庸者也……
夫中庸者,立人之道也。是故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必修中庸,然后举也。饮食可绝也,富贵崇
高之势可让也,而中庸不可去也。其诚其心者,其修其身者,其正其家者,其治其国者,其明德于天
下者,舍中庸其何以为也?⑨
以上引述说明契嵩承认作为修身、政治范畴的“中庸”是“有为”,但这只是基于儒家的立场而不是他作为
佛教徒的立场。他明确指出,“有为”是心识所变,虚而不实,“夫群生心识之所以变,乃生此诸有为之相
所以不应执着在“有为”之事上,“视有为之事不足固,何必徇? 是故大宁矣,至正矣,胜德可得而圣
耳”ꢈꢉꢊ。 ,
道可成也”ꢈꢉꢋ。在其看来,“有为”之“中庸”只是俗世中圣人修身、治国的原则,“不为”之“中庸”才是治国的最
高境界,其能治民、化民于无形。他说:“圣人大有为而无累也,大无为而化淳也。”ꢈꢌꢉ
契嵩对“中庸”的“佛学性”考察,既有本体的论证,又有心性的体悟,还有修身治国的考量。就《中庸》文
本而言,契嵩基于佛教立场“说全”了“中庸”各层面的价值,这对后来理学家有重要的启示,理学家基于儒家
立场,也从本体、心性、修身治国方面来阐发“中庸”的理学内涵。
四ꢄ《中庸》之“诚”的“佛学性”
《中庸》“诚”论是儒家天人之道的经典叙述。契嵩一方面借《中庸》之“诚”来论证儒释在天人问题上的一
贯,另一方面又指出,《中庸》之“诚”还有未尽之处,需“待佛教而发明之”ꢈꢍꢉ。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智圆《中庸子传》,石峻、楼宇烈、方立天等《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6册《宋元明清卷(一)》,第126页。
释契嵩《中庸解》,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80页。
释契嵩《中庸解》,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75页。
释契嵩《中庸解》,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76页。
释契嵩《寂子解》,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167页。
释契嵩《广原教》,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39页。
释契嵩《寂子解》,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167页。
释契嵩《治心》,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143页。
释契嵩《中庸解》,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74页。
ꢈꢉꢊ释契嵩《上仁宗皇帝万言书》,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176页。
ꢈꢉꢋ释契嵩《非韩》,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330页。
ꢈꢉꢌ释契嵩《大政》,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84页。
ꢈꢉꢍ释契嵩《上仁宗皇帝万言书》,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175页。
3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首先,契嵩从天道(本体)的角度对“诚”进行了佛学的界说。《中庸》说“诚者,天之道”。契嵩指出,“诚”
作为天道,其贯穿于天地万物之始终:“既始之而又终之,是之谓诚也。天地以诚终始,所以博厚而高明;圣人
以诚终始,所以垂法于万世。”①郑玄、李翱以“天性”②、“圣人之性”③来解读天道之“诚”。契嵩除了以“性”论
天道之“诚”,还以“大”、“中庸”来论天道之“诚”。他指出:“夫诚也者,所谓大诚也,中庸之道也。静与天地同
其理,动与四时合其运。”④“诚”为“性”,是说其真如、清净,此就人的本质而论。“诚”为“大”,是说其囊括天
地,“诚”为“中庸”是说其“不为”(空),“大”、“中庸”是就世界的本质而论。“诚”的本体内涵统合了世界的本
质与人的本质两方面内容。
在契嵩看来,《中庸》之“诚”尽管已经讲到了本体、实相,但“其意尚谦” 未讲明讲透需待佛教之发挥
才完备。他分析道,《中庸》“至诚无息”与佛“法界常住,不增不减”意似,“诚明之性”、“明诚之教”与佛教“实
性一相”意似,但《中庸》只“道其诚,未始尽其所以诚”,佛则“演其所以诚”⑥。也就是说,佛教讲明了“诚”为
何是本体,即“诚”是实性,为真如、为空。他又讲道,《中庸》“至诚尽性”与佛教“万物同一真性”意似,但《中
庸》只说了圣人“至诚尽性”的过程,未言“至诚尽性”何以可能,佛教则讲明了圣人之所以能“至诚尽性”在于
⑤
, 、 ,
万物同其性,《中庸》“未发其所以同”,佛教则“推其所以同”⑦
同是指万物其本皆一清净”⑧,万物有相
。“ ” “
通的清净自性,故人心能识人、物之性。契嵩还强调,成人、成物不过是人心之变识,都是“妙明真心中物”⑨,
只有明心见性,才能觉悟。
其次,契嵩从人道的角度对“诚”进行了佛学阐释。《中庸》说“诚之者,人之道”。契嵩指出,天道之“诚”
推而及之于人为“公”,此是人道之“诚”。“诚也者,天道也;公也者,人道也。圣人修天道,而以正乎人道也。
诚者,不见也;公者,见也”ꢈꢉꢊ。“公”(“诚”)主要有三方面的内涵。第一是无私之意,即“不以天下苟亲疏,不
以忠孝要势利”,“亲者亲之,可疏者疏之”ꢈꢉꢋ。第二是中正之意,“诚也者,至正之谓”ꢈꢌꢉ, 、
无私中正是为人的
原则。第三,“诚”贯穿于人道之始终。人之始,“修身事亲,而乡人效之”;人之中,“仕于朝廷,守大节不变,而
天子擢之”;人之老,“以礼而退,表师乎士大夫,而天下仪之”ꢈꢉꢍ。这其实就是《大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之道。以上三个方面与儒家对人道的论述看似一致,但契嵩的落脚点不在儒家关心的人道而在天道上。
他指出,人道终是虚幻,只有通过见著于外的人道去领悟隐微不见的天道,才能获得真正的道。他说:“由所
见而审所不见,则圣人之道明矣。”ꢈꢎꢉ
最后,契嵩从修身的角度对“诚”进行了佛学的发挥。《中庸》讲君子修身以“诚之为贵”。契嵩指出,《中
庸》之“诚”与佛教“三学”相互包含、相辅相成:僧人行“诚明”之工夫,就能修戒、定、慧,士人修戒、定、慧之学,
方能“诚明”。“夫僧也者,出于戒、定、慧者也。夫正也者,出于诚明者也。僧非诚明,孰能诚戒、诚定、诚慧
也?不诚乎戒定慧,则吾不知其所以为正也”ꢈꢉꢏ。他还认为,修“诚”能越“死生终始”而“通于鬼神变化”ꢈꢉꢐ,
终到达彼岸世界。契嵩批评儒生论《中庸》之“诚”局限在天地之间,“未逾其天地者也”ꢈꢉꢑ。他指出,“诚”不只
最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释契嵩《周感之更字叙》,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255页。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册,第3542页。
李翱《复性书》,郝润华、杜学林校注《李翱文集校注》,第14页。
释契嵩《中庸解》,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78页。
释契嵩《上仁宗皇帝万言书》,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176页。
释契嵩《上仁宗皇帝万言书》,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175页。
释契嵩《上仁宗皇帝万言书》,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176页。
释契嵩《上仁宗皇帝万言书》,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176页
释契嵩《上仁宗皇帝万言书》,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176页。
ꢈꢉꢊ释契嵩《大政》,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84页。
ꢈꢉꢋ释契嵩《与关彦长秘书书》,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209页。
ꢈꢉꢌ释契嵩《周感之更字叙》,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254页。
ꢈꢉꢍ释契嵩《致政侍郎中山公哀辞》,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300页。
ꢈꢉꢎ释契嵩《大政》,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84页。
ꢈꢉꢏ释契嵩《广原教》,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42页。
ꢈꢉꢐ释契嵩《寂子解》,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166页。
ꢈꢉꢑ释契嵩《上仁宗皇帝万言书》,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176页。
36
张卉ꢄ契嵩佛学化的《中庸》诠释
与天地相配,还“包裹乎十方者也”①。在其看来,儒学不及佛学的视界广、格局大。
“诚”是天道、本体,其本质是性空;“诚”又是人道之公,乃俗世的原则,应超越俗世去见性之空;“诚”还是
修身之法,蕴含了佛教“三学”的智慧。契嵩对《中庸》之“诚”的佛学阐释和升华,加深了儒释在本体论、天人
论、修身论等方面的沟通,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儒释在天人问题上的隔阂,这为佛教徒援儒入佛、儒家援佛入儒
起到了积极作用。
五ꢄ《中庸》“王道”思想的“佛学性”
王道即儒家先王之道,《中庸》包含着重要的王道思想,如圣王执中思想、孝道思想、治国九经、祭丧之礼
等。王道思想的核心是治国、安民。孙复、石介、欧阳修等人批评佛教乱圣人之教,提出要“修其本以胜
之”②,“本”即是儒家先王之道。为了缓和矛盾,契嵩据《中庸》提出了“佛之道与王道合”③的论断,并对《中
庸》王道思想进行了“佛学性”的阐释。
首先,契嵩指出,《中庸》执中思想合佛之“中道”。《中庸》讲圣人“执中”、“从容中道”,《尚书》讲圣人之
“
皇极”,佛讲“中与正,不偏不邪”,亦“教人行乎中道”④。“执中”、“皇极”、“中道”都是圣人大中至正之道,
夫王道者皇极也,皇极者中道之谓也。而佛之道亦曰中道,是岂不然哉”⑤,故佛之“中道”也能助君安民。
契嵩甚至还将佛之“中道”看作是王道的核心精神,他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子思、孟轲“皆以中
道、皇极相募而相承”⑥。既然儒家文化的源头就包含着中道精神,则说明释儒二教在根源处是契合的。
过契嵩又指出,佛之“中道”“推物理而穷神极妙”,是对世界真实不虚的认识比儒之中庸
“
不
⑦
, “ ”、“皇极”更能助
君安民。就方法论看,“执中”、“皇极”与“中道”皆强调不偏执,但就内容而言,儒之“中庸”、“皇极”是现世中
圣人修身治国的原则,佛之“中道”不执于有无、生灭,追求的是彼岸世界,两者有根本的不同。
其次,契嵩指出,《中庸》孝道合佛之孝道。《中庸》讲舜“大孝”,武王、周公“达孝”,言孝是王天下之道。
契嵩指出,释迦牟尼早就提出孝是至道之法,佛孝与儒孝一贯。其一,儒释都认为父母之亲是生之本。儒家
讲孝是天地之经,德、教之本。佛教也讲父母是“形生之大本也,人道之大恩也”⑧。佛教也同样主张,“重其
大本,报其大恩”⑨。释迦牟尼、目犍连居父母之丧,或“心丧”,或“哀慕”,
高僧法云、慧约哀悼父母情不能已,
贤人元德秀、闻人李观绘佛像、书佛经以资父母之冥,佛也能“以福吾亲,以资吾君之康天下也”ꢈꢊꢉ。其二,儒
之“五常”与佛之“五戒”同为孝亲、显亲的途径。契嵩以“五戒”对应“五常”:不杀为仁、不盗为义、不邪淫为
礼、不饮酒为智、不妄言为信,他指出不修“五常”、“五戒”则辱亲,修则显亲,“五戒”亦能助圣人之治。他认
为:“夫五戒有孝之蕴,而世俗不睹,忽之而未始谅也。故天下福不臻而孝不劝也。”ꢈꢋꢉ
不过,契嵩认为,在广度与深度上佛之孝是超越儒之孝的。从广度上看,世人言孝以儒为宗,是因为“见
儒而未见佛” 儒孝局一世而暗玄览,求于人而不求于神”ꢈꢍꢉ。儒之孝关注的是己之父母,佛之孝是广泛
地爱。“夫佛之为道也,视人之亲犹己之亲也,卫物之生犹己之生也。故其为善则昆虫悉怀,为孝则鬼神皆
劝。资其孝而处世,则与世和平而亡忿争也;资其善而出世,则与世大慈而劝其世也”ꢈꢉꢎ。从深度上看,佛之
ꢈꢉꢌ。 “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释契嵩《上仁宗皇帝万言书》,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176页。
欧阳修《本论下》,《欧阳修全集》,李逸安点校,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93页。
释契嵩《上仁宗皇帝万言书》,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170页。
释契嵩《上仁宗皇帝万言书》,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170ꢇ171页。
释契嵩《上仁宗皇帝万言书》,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170页。
释契嵩《非韩》,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332页。
释契嵩《上仁宗皇帝万言书》,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170页。
释契嵩《孝论》,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53页。
释契嵩《孝论》,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53页。
ꢈꢉꢊ释契嵩《原教》,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7页。
ꢈꢉꢋ释契嵩《孝论》,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55页。
ꢈꢉꢌ释契嵩《孝论》,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54页。
ꢈꢉꢍ释契嵩《孝论》,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53页。
ꢈꢉꢎ释契嵩《孝论》,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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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孝比儒之孝更深刻。契嵩说:“子亦闻吾先圣人其始振也,为大戒,即曰‘孝名为戒’,盖以孝而为戒之端
也。”①释迦牟尼以孝为戒之端,但“孝戒”不是儒家的祭丧之礼,而是以清净守之。契嵩认为,“今夫天下欲
福,不若笃孝;笃孝,不若修戒。戒也者,大圣人之正胜法也,以清净意守之,其福若取诸左右也”②。契嵩称
儒之孝是“小者”、“浅者”,佛之孝是“大善”、“奥道”,指出“君子必志其大者奥者焉”③。佛之孝才能成就无上
正真之道,从根本上助君化民。
契嵩将《中庸》的执中、孝道思想与佛教的中道、孝道思想类通起来,一方面是对士大夫驳斥佛教不能资
政的回应;另一方面是佛教徒主动靠近、笼络儒家,参与世俗生活,发挥佛学资政辅教功用的体现。契嵩在
《
孝论》、《上仁宗皇帝万言书》中就多次提出应将佛之中道、孝道纳入到王道思想中。
六ꢄ结语
中庸》被儒释二教共同关注的主因是其在性命之学上的价值。北宋初,儒生用《中庸》性命之学来对抗
《
佛学,指出儒学亦有精致的哲学理论;佛教徒则用《中庸》性命之学来融合儒释,指出释也可以辅教。基于儒
家立场的对抗源于儒释世界观的根本不同,基于佛家立场的融合则是出于佛教发展、佛学理论创新的需要。
契嵩佛学化的《中庸》诠释虽然没有太深刻的佛学理论,但有两大重要意义。
第一,他通过对《中庸》性命之学、“教”、“中庸”、“诚”、王道思想的阐释,搭建了儒释在本体论、心性论、修
身论、治国论等方面的桥梁,推动了佛学的儒学化。契嵩之后,佛教徒的《中庸》诠释多受其影响,如明代名僧
释德清、释智旭(两人皆著《中庸直指》,现存)的《中庸》诠释以佛教为根本立场,又统合儒释,促进了儒释二教
的进一步融合。可以说,契嵩佛学化的《中庸》诠释为宋明时期形成多元化和包容性的思想文化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范本,即以经典为依据,从理论与现实两方面去寻找儒释二教的契合点,扩大各自的生存与学术空间。
第二,契嵩对《中庸》性命之学的推崇,促使士大夫主动关注儒家性命之学。契嵩就儒释性命之学以及佛
学资政的问题与士大夫进行过辩论,其融合儒学的佛学思想得到了部分士大夫的认同与接受④,士大夫还
“
选择、摄取其有价值的部分”⑤为己所用。这催促着士大夫积极思考新儒学的建设方向:通过对儒家经典的
重新审查来建设可与佛家性命之学相抗衡的儒家性命之学,由此,《易》、《中庸》、《乐记》等经典中的性命之学
被重视与发掘。与契嵩同时代的李觏、周敦颐、张载以及稍后的二程皆以《易》、《中庸》、《乐记》来阐发儒家性
命之学。可见,北宋佛教徒对新儒学的兴起与建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余英时指出:“北宋佛教的儒学化,与
僧徒的士大夫化互为表里……北宋不少佛教大师不但是重建人间秩序的有力推动者,而且也是儒学复兴的
功臣。”⑥
佛教徒以前身在方外,志在彼岸,转而成为身在方内,志在辅教。佛教徒主动向儒家靠拢,积极发挥佛教
的辅教功用,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放弃自身独立性为代价的,这是顺应时代的选择,也是佛教发展的需要。值
得注意的是,儒释在理论上的界限和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并不意味着儒释的本质发生了变化,它们
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仍未改变。
[责任编辑:何ꢄ毅]
①
②
③
④
释契嵩《孝论》,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50页。
释契嵩《孝论》,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55页。
释契嵩《孝论》,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55页。
释契嵩的《辅教编》(包括《原教》、《广原教》、《劝书》、《孝论》、《坛经赞》、《真谛无圣论》等)在士大夫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韩琦、张端明、田况、
曾公亮、赵概等人对此书颇为赞赏,欧阳修读后,更是叹曰:“不意僧中有此郎也,黎明当一识之。”[傅璇琮、祝尚书《宋才子传笺证》(北宋前期
卷),辽海出版社2011年版,第499页。]两人见面之后,终日相谈。不仅如此,契嵩两次上书仁宗,仁宗读到“臣固为道不为名,为法不为身”
处,“叹爱久之”(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卷第四《镡津文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81页)。嘉祐七年(1062)三月,仁宗下诏将《辅教编》付
传法院编次,并赐号契嵩“明教大师”。
⑤
⑥
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第5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297页。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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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卷第4期
024年7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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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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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1ꢁ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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ꢂSocialSciencesEditionꢃ
Julyꢁ2024
论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中的
“我ꢇ你”关系
帅ꢄ巍
ꢄꢄ摘要: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中的“我ꢇ你”关系是理解和解释得以可能的条件,是效果历史意识的体现,而效果
历史意识则是其哲学解释学的灵魂。伽达默尔的这种“我ꢇ你”关系颠覆了传统认识论与解释学中的主客关系,恢
复了理解的历史性,将单向的主客关系以及以恢复文本原意为中心的理解活动扭转为了理解者与被理解者进行互
动的“我ꢇ你”关系。这种“我ꢇ你”关系贯穿了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所有重要维度,并突出体现了其哲学解释学
的伦理性和实践性。而列维纳斯则认为,伽达默尔的“我ꢇ你”关系与马丁·布伯的“我ꢇ你”关系一样,都不能完
ꢀ
全体现“你”或他者的不可理论化与同一化特征,但列维纳斯却忽视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本身一定是具有历史性
的。伽达默尔的“我ꢇ你”关系不仅对于解释学自身有重要意义,而且反映了在德法现象学运动中,有着强烈的关
系哲学与伦理性实践哲学的特征。
ꢀ
关键词:伽达默尔;解释学;“我ꢇ你”关系;历史性;伦理性实践
ꢀ
DOI1013734ꢅjcnki1000-531520240211
收稿日期:2023-02-23
作者简介:帅巍,男,四川彭山人,哲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编辑,四川师范大学哲学学
ꢀ
院助理研究员,E-mailꢆswscnu139@outlookcom。
伽达默尔解释学的“我ꢇ你”关系思想作为理解或对话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作为效果历史意识的体现,
是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核心概念。而伽达默尔的“我ꢇ你”关系思想是如何从传统的解释学思想中发展起
来的?这种“我ꢇ你”关系在伽达默尔解释学思想中有何独特内涵与重要意义?它与在“关系本体论”或对话
哲学背景下的其他的关系哲学,或他者①思想又有什么重要的联系与异同?它在近现代哲学发展中,尤其是
ꢀ
在德法现象学运动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与意义?这些是本文要探讨的具体问题。
一ꢄ从解释学循环中萌芽的“我ꢇ你”关系
(一)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循环中理解者与被理解之间的关系
解释学起初是关于文本解释的理论,即一种“以处理文本作为对象的规则或法规汇集”②。而使用这些
解释的规则的目的是恢复文本的原始意义或作者的原意。此时,文本被当作了需要恢复文本的原始意义或
作者的原意的客观对象。因此,施莱尔马赫将解释学看作一门关于正确理解或避免误解的艺术③,并将解释
学由一种解释方法提升为一种作为方法论的普遍解释学。而作为解释学对象的文本开始触及到人的心理、
历史ꢇ社会生活,而且在解释学发展中,文本概念的外延一直在不断扩展,以致人类历史本身最终也成了一
①
本文中无特别说明的“他者”指在“我”之外的其他存在者,因而他者既可指“我ꢇ你”关系中的“你”,也可指列维纳斯的“他者”。当然,列维纳
斯的“他者”还意味着通过他人之脸显现出来的他异性、无限的理念———善的诫命或上帝。
②
③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诠释学II》,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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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FriedrichSchleiermacherꢁHermeneuticsandCriticism AndOtherWritingstransanded AndrewBowieꢂCambridgeꢆCambridge
ꢀ
Universityꢁ1998ꢃꢁ3;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诠释学I》,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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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个有待理解和解释的“文本”。
在解释学中,对于历史文本的理解主要是通过解释学循环来实现的,而解释学循环的方式涉及理解者与
被理解者之间的关系。理解者与被理解者之间的关系又涉及对真实的历史的理解,涉及解释学由方法论向
本体论的转向。最终,理解者与被理解者之间的关系、真正的历史以及解释学的本体论转向都涉及解释学循
环。这两种层次的循环涉及理解者与被理解者之间处于何种关系的问题,用马丁·布伯的方式说,即它们之
间是“我ꢇ它”还是“我ꢇ你”关系的问题①。
在古典解释学中,理解文本的主要方法是通过对文本的意义进行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循环理解来实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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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种解释学的循环方法首先是由阿斯特(GeorgAntonFriedrichAst)提出的,他指出,“一切理解和认识的基
本原则就是在个别中发现整体精神,和通过整体领悟个别……这两者只是通过彼此结合和互为依赖而被设
立”②。
施莱尔马赫使解释学由作为方法的局部解释学上升为作为方法论的一般解释学,即解释学从此不再以
各类文本为研究对象,而以理解和解释活动本身为研究对象,这样,解释学也就成了一种认识论或方法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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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模式是“在我你关系中实现的同质性的理解(dasKongenialeVerstehen)。理解
文本与理解你一样,都具有达到完全正确性的同样可能性。作者的意思可以直接地由文本中看出”③。
可
见,在施莱尔马赫这里,就已经具有了将文本看作“你”的倾向。但他认为,作为“你”的文本可以通过心理学
的循环方法完全正确地理解,而且“解释的重要前提是,我们必须自觉地脱离自己的意识(Gesinnung)而进
入作者的意识”④。从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角度看,其中还带有启蒙运动中“反对前见本身的前见”⑤。此
外,施莱尔马赫认为,解释学是一门“避免误解的艺术”,因此需要以正确的解释学方法来保证理解或解释的
ꢀ
正确性,而解释学循环便是其中最重要的方法之一。他继承了整体与部分的解释学循环的思想,并将其应用
在语法的解释和心理学的解释之中。在施莱尔马赫这里,语法解释的循环是指,对于句子整体意义的把握有
赖于对句子部分之间的关系的把握,而对句子之间关系的把握则又依赖于对句子整体的意义的把握;心理学
的解释循环意味着,“要真正理解一个文本,必须将文本中的每一个观点都视为生活/生命瞬间的体现,都要
回溯到作者的生活/生命联系当中去”⑥。可见,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循环只是在被理解的文本中进行的内
在循环,而且这种循环可以通过理解者与作者之间具有的普遍主体性,以及自身对于文本整体意义的顿悟而
中止对该文本进行的解释学循环,因此,在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循环中,理解者与被理解者之间还是一种主
客关系或“我ꢇ它”关系。
(二)狄尔泰的解释学循环中“我”与“你”的关系
施莱尔马赫将解释学循环由语法循环推进到心理解释与生命解释。在伽达默尔看来,狄尔泰则进一步
把“诠释学转用于历史研究”,具体说是“把这样一条诠释学原则———我们只能从文本的整体去理解其个别,
以及我们只能从文本的个别去理解其整体———应用于历史世界”⑦。而这种应用于历史的解释学循环主要
是指心理学解释中的循环。狄尔泰已经意识到,“理解是对于‘你’中之‘我’的再发现,精神在关联体的更高
层次上重新发现自己”⑧。他提出了以移情、再体验、再创造的解释学方法来把握历史,把握作为“你”的文
ꢀ
①
马丁·布伯(MartinBuber)区分了人与世界的两种关系:一种是源始的“我ꢇ你”关系,一种是“我ꢇ它”关系。“我ꢇ你”关系是一种互动的、
ꢀ ꢀ ꢀ ꢀ
对话性的源始实践关系,而“我ꢇ它”关系则是一种认识论上的主客关系,或占有与被占有的关系。参见:MartinBuberꢁIchundDuꢂDit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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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ꢆPhilippReclamjunGmH&Coꢁ1995ꢃꢁ3-4;中文版参见:马丁·布伯《我与你》,陈维纲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
第5ꢇ6页。
②
阿斯特《诠释学(1808)》,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诠释学I》,第343页。
③
④
⑤
⑥
⑦
施莱尔马赫《诠释学箴言(1805ꢇ1810)》,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第23页。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诠释学Ⅰ》,第383页。
ꢀ
参见:何卫平《历史意识与解释学循环》,《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第33页。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诠释学I》,第285页。按:Hermeneutik,洪汉鼎先生翻译为“诠释学”。本文除引文外都采用“解释学”这个译法和术
语。
ꢀ
⑧
狄尔泰《精神科学中的历史世界建构》,安延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7页。
40
帅巍ꢄ论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中的“我ꢇ你”关系
本,但他还未完全摆脱自然科学认识论中主客关系的影响,仍然试图完全客观地理解(文本)作者的原意,仍
然还将理解者当作进行客观认识的前见的主体,因而忽视了理解者作为人的历史性。这是由于狄尔泰受自
然科学认识论与启蒙主义“排除主观前见”思想的影响,因此在狄尔泰这里,理解者与被理解者或历史之间关
系还尚未脱离主客二分的“我ꢇ它”关系。狄尔泰继承了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思想,并试图通过历史理性批
判①将解释学作为精神科学的认识论或方法论基础。对狄尔泰来说,精神科学与历史密切相连,“一切精神
科学都依赖于历史研究”,并且历史世界就是在精神科学之中被建构起来的,而对精神科学的反思的任务
也就是“历史理性批判”。在此可见,解释学与精神科学、历史学密切相关,伽达默尔指出,“诠释学问题……
最终是从历史科学发展起来的”③。狄尔泰深受19世纪盛行的实证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影响,因此,要为精神
科学奠定具有科学性的认识论或方法论基础。由于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是以笛卡尔以来的主客二分的认识
论为基础的,在这种主客二分认识论中,自我与他者(他人或他物)是一种静态的主客关系,因此,尽管在狄尔
泰那里,精神科学的对象与自然科学的对象是不同的,但他的解释学难免受到这种主客关系的认识论态度的
影响。从而在狄尔泰那里,历史作为一种文本也是一种被考察的需要恢复“原意”的客观对象,作为历史的理
解者或解释者也还只是如认知主体一般,需要排除其主观前见及其历史性影响。
②
狄尔泰没能摆脱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态度影响,在他那里,历史仍然处于一种认识论态度的统治之下。因
此,狄尔泰与施莱尔马赫、阿斯特一样将解释学循环限制在文本或过去的历史联系之内,而忽视了理解者自
身与历史之间的循环关系(即忽视了理解者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在这些方法论的解释学循环中,历史只是
被当作一个理解或认识的固定对象,因而理解者与历史文本之间仍然还处于一种“我ꢇ它”关系之中,远远没
有注意到理解者自身的历史性,以及解释学循环,即理解活动的无限性。
(三)本体论的解释学循环与“我ꢇ你”关系
在海德格尔那里,理解(或领会)成了人的生存方式,人在进行理解的时候总是已经带着他的理解前结构
(
Vor-stuktur),即带着前有、前见、前把握。因此,理解也就是对于已经理解的东西的再理解,也就是前理解
与理解之间不断进行着循环。这种循环不是一种恶性的循环而是人的存在方式,也是人的理解活动本身的
存在方式。所以人在理解的时候不是要如主客二分的认识论一般去否定掉他的前结构,而是进入前理解与
理解之间、现在与过去的循环之中。所以,在海德格尔这里,对历史性文本进行理解的整体与部分的解释学
循环方法,成了生存理解中的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循环,即理解者自身的前理解与理解之间的循环,是人的理
解活动的源始形式,也是人的存在方式,因此是一种本体论的循环。而传统解释学中的方法论循环则还只是
人的本体论的解释学循环的衍生方式。
以往的解释学或历史学对理解者或历史研究者自身的历史性、有限性有所忽视。伽达默尔继承和发展
了海德格尔的解释学循环理论,并突出了理解者自身的历史性。伽达默尔指出,“一种真正的历史思维必须
同时想到它自己的历史性”④。理解者是带着自己的历史性进入理解活动之中的。解释学循环也不再是对
被理解者(历史或历史文本)进行客观理解(认识)的方法论循环,而是理解者与被理解者之间进行着互动的
本体论循环。即,不仅作为被理解者的历史或历史文本具有历史性,而且理解者同样处于历史中,并具有历
史性。这样,理解活动就是“传承物的运动和解释者的运动的一种内在相互作用(Ineinanderspiel)”⑤。因此
理解活动用黑格尔的方式说就是历史对于自身的理解,历史在自身之内进行的循环。“历史意识本身只是类
似于某种对某个持续发生作用的传统进行叠加的过程(Überlagerung),因此它把彼此相区别的东西同时又
结合起来,以便在它如此取得的历史视域的统一体中与自己本身再度相统一”⑥。 ,
由此伽达默尔在海德格
①
狄尔泰的历史理性批判的任务是要系统地阐述精神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即要回答“主体中精神世界之建构如何使得精神现实之知识可能”的
问题。参见:狄尔泰《历史理性批判手稿》,陈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狄尔泰《精神科学中的历史世界建构》,第252页。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诠释学II》,第414页。
②
③
④
⑤
⑥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诠释学I》,第424页。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诠释学I》,第415页。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诠释学I》,第434页。
4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尔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解释学的循环由在此在之中的循环上升为了历史自身的循环。同时,真正的历史意识
并不是把历史当作客观对象来认识,而是要意识到自身正处于历史之中,并与历史处于一种互动的对话关系
之中,而历史正是以这种活生生的、互动的对话的方式存在着。而且,“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
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可见,历史本质上是一种自我和他者的统一体或关系,伽达默尔后来将这种关系
称作“我ꢇ你”关系,它表现在人的理解活动之中,而真正的历史———效果历史①,就体现在作为人的交往实
践的理解活动之中。
通过解释学循环的几次变革,理解者与被理解者之间的关系逐渐由主客关系向“我ꢇ你”关系过渡。同
时,历史本身(或历史性的文本)也由被考察的对象转变为了以“我ꢇ你”关系的对话或交往实践的形式发生
着的持续不断的理解事件或效果历史,因而解释学也由方法论的解释学上升为了本体论的哲学解释学。
二ꢄ伽达默尔的“我ꢇ你”关系概念的内涵
(一)“我”对具有历史性、人格性的“你”的态度及理解的可能性
由于在伽达默尔解释学中,理解或解释活动是一种效果历史意识活动,作为被理解者的“传承物是一个
ꢀ
真正的交往伙伴(Kommunikation),我们与它的伙伴关系,正如‘我’和‘你’的伙伴关系” 并且效果历史
意识具有对传统的开放性”,所以效果历史意识“与对‘你’的经验具有一种真正的符合关系”③。效果历史意
识体现在一种“我”与“你”的交往关系之中,在这种交往关系中,“我”和“你”是一对统一体,它就是一种互动
的“我ꢇ你”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最重要的是“我”“把‘你’作为‘你’来经验,也就是说,不要忽视他的要求,
并听取他对我们所说的东西”④。即要像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一样把被理解者(文本)当作具有人格性
的“你”来进行对话或交往实践⑤,而不是当作固定的对象来进行概念化的把握。因为文本一方面是人类的
精神创造物,另一方面它的意义不像自然物的属性一样是固定的,而是如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实践一般,其意
义是不断生成发展的。历史本身也是如此,历史的意义也体现在作为理解的效果历史事件中,并且是不断发
展变化的。可见,对于被理解者,不能像对待自然物一样进行一种独断的说明或概念化的把握,而应像人与
人之间的交往一样要倾听他(她)的要求,并且作出回应。这种循环的倾听与回应显然是一种互动的关系,而
这种互动关系本身也就是一种对话关系。因此“我ꢇ你”关系本就是一种对话关系,而“我ꢇ你”关系的对话
作为理解或解释的过程,在伽达默尔那里,本身也是一种游戏的过程,一种视域融合与效果历史的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倾听与回应的过程是一种广义的对话,它不限于人与人之间谈话,因为在伽达默尔
那里,不管是艺术欣赏,还是文本阅读过程都是这样一种倾听与回应的对话的过程。倾听“总是关系到理
解”,而且“倾听与理解是不可分割的”,因为“没有理解的纯粹倾听是不存在的。……也不存在某种没有倾听
的理解”⑥,“单纯的观看,单纯的闻听,都是独断论的抽象”⑦。因而在伽达默尔那里,理解本身也只有作为
一种关系性的对话才是可能的。
②
, “
(二)“我ꢇ你”关系的运作机制及其历史性、本体性与对话实践性
在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中,理解是人的存在方式,同时也是一种与历史(或历史性文本)进行着的对话。
可以说,只要人生存于世,他就无时无刻不处在与历史的对话关系之中,而这种对话正是以人的交往实践的
形式进行的。对伽达默尔来说,对于历史文本的理解,也就是与他人之间进行的交往实践。因此,“我ꢇ你”
关系,即“我”与作为“你”的历史性的他者进行的对话交往实践关系,是人的源始存在方式,“我”不可能独立
于这种关系或先于这种关系而单独存在。马丁·布伯指出,(万物)“开端即有关系” 最初的关系即“我ꢇ
⑧
,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诠释学I》,第424、505ꢇ507页。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诠释学I》,第506页。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诠释学I》,第510页。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诠释学I》,第510页。
当然,在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实践中,“你”本就被当作了具有人格的“你”。
伽达默尔《论倾听》,潘德荣译,《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第2页。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诠释学I》,第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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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BuberꢁIchundDuꢁ18;中文版参见:马丁·布伯《我与你》,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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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巍ꢄ论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中的“我ꢇ你”关系
你”关系,这种关系在本质上先于“我”①,“我”与“你”只能在关系之中相遇。同样,在伽达默尔那里,对话(本
身是一种对话游戏)本是优先于“我”、“你”的,即对话游戏或对话关系是优先于对话游戏的参与者的。“游戏
的真正主体……并不是游戏者,而是游戏本身。……就是使游戏者卷入到游戏中的东西,就是束缚游戏者于
游戏中的东西”②。并且,“
越是一场真正的谈话,它就越不是按谈话者的任何一方的意愿进行”,因此,真正
的谈话不是那种按照我们的意愿进行的对话,而准确地说,是“我们陷入了一场谈话……被卷入了一场谈
话”③。相反,代表“我ꢇ它”关系的主客关系在布伯看来就不是一种真正的关系,因为他们之间没有互动,因
此就根本没有产生相互关联。
在伽达默尔的“我ꢇ你”关系思想中,“我”与“你”首先是历史性的带着各自视域的存在者,是处于历史或
传统中的存在者,并且“我”与“你”处于统一的“我ꢇ你”关系的对话之中,二者作为非独立存在的理解者始终
以与历史对话的方式处于历史之中。理解者和作为被理解者的历史始终处于一种对话关系之中。伽达默尔
指出,“一种真正的历史思维必须同时想到它自己的历史性”,而且“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自己
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理解按其本性
乃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④。这也符合布伯的“我ꢇ你”关系先于“我”、“ ” ,
你的思想并且个人与历史的对话
关系与人的理解活动本身一样都是人的存在方式。
因此,真正的历史是一种效果历史,是一种关系,是具有历史性的理解者与作为被理解者的历史(历史文
本)之间的相互关系。从理解者的角度看,理解者自身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者并处于历史中,历史或历史性
文本现在对他来说不再是一个需要被认识的对象,而是一个自己与历史或历史性文本的关系性的统一体。
这种关系性的统一形式实际上就是作为“我“与“你”的关系性的对话的理解活动,而这种“我ꢇ你”关系的对
话就是历史本身的存在形式,因此,作为对话的理解不只是人的生存方式,也是历史本身的存在方式。由此,
历史既不是一个被认识、被理解的客体,也不单单是具有人格性的“你”,而是连续不断的人与人之间的“我ꢇ
你”关系对话,是一种效果历史。
同时,“我ꢇ你”关系作为人的源始存在方式,以及理解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也显示了伽达默尔解释学
中的“关系本体论”立场。那么,这种关系本体论与伽达默尔解释学的其他重要范畴(如效果历史、时间距离、
视域融合)又具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三ꢄ伽达默尔的“我ꢇ你”关系与其解释学中三个核心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我ꢇ你”关系体现了效果历史的本质
前文已述,理解者与被理解者之间进行的“我ꢇ你”关系的对话式理解是一种本体论的解释学循环,是历
史在自身之中进行的循环,这种循环表明,真正的、活生生的历史是一种效果历史。
ꢀ
在伽达默尔那里,效果历史意识“与对‘你’的经验具有一种真正的符合关系”,这种对“你”的经验就是
一种互动的“我ꢇ你”关系的表现。并且,历史对象是自己与他者的统一体或自我与他者的一种关系,历史的
实在性与历史理解的实在性就处于这种关系中,理解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⑤。这种作为自我与
他者的统一体或关系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种连续不断的“我ꢇ你”互动关系的对话。它体现了历史是处于
历史之中的理解者与历史自身进行相互作用的结果。
(二)“我ꢇ你”关系与视域融合和时间距离
理解作为一种效果历史事件是以理解者的效果历史意识为基础的。效果历史意识是一种解释学处境
(Situation)的意识,这种处境是一种“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总是与我们所要理解的传承物处于相关联的这样一
种处境”⑥。这种处境意味着作为理解者的“我”与作为被理解者的“你”处于一种前反思、前认识(理解)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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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MartinBuberꢁIchundDuꢁ22;中文版参见:马丁·布伯《我与你》,第24页。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诠释学I》,第157页。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诠释学I》,第539页。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诠释学I》,第424页。
参见: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诠释学I》,第424页。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诠释学I》,第4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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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始关系中,在这种关系中“我”与“你”是一个关联的整体,不可分割,其中当然也没有主客二分之说。这种前
反思的“我ꢇ你”关系的处境表现了“一种限制视觉可能性的立足点。因此视域(Horizont)概念本质上就属
于处境概念。视域就是看视的区域(Gesichtskreise)”,这个区域就是“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
切”①。由此,也可以说理解活动是理解者与被理解者之间,即“我”与“你”之间进行的两种视域之间的融合。
由于文本或被理解者属于历史,当下的理解者属于现在,因而双方具有视域差异,作为被理解者的“你”
与作为理解者的“我”之间本就是具有历史距离或时间距离的。正是这种由时间距离产生的视域差异,才使
得理解或解释成为必要。对传统解释学来说,它要努力消除这种距离,以便获得对文本原意的理解。但从伽
达默尔的角度看,时间距离是理解得以进行的必要条件,因为理解就发生在理解者与被理解者之间的熟悉性
和陌生性之间,由此,它也使得视域之间的融合成为必要。这种融合就是效果历史的体现,因为“效果”就是
视域融合后产生的“作用”。最终,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几个核心范畴———时间距离、视域融合、效果历史
ꢀ
通过“我ꢇ你”关系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体。由此可见,“我ꢇ你”关系对于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思想具有纲领
ꢀ
性的意义。
ꢀ
实际上,伽达默尔这种解释学的“我ꢇ你”关系还与其解释学其他重要维度,如“语言游戏”、“解释学的
真理”和“教化”等有着本质的联系,即都可以通过“我ꢇ你”关系从本质上得到理解和解释。同时,也就可以
说,这种“我ꢇ你”关系贯穿于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所有重要的维度。限于篇幅,在此不再详述。
四ꢄ伽达默尔的“我ꢇ你”关系与列维纳斯的他者现象学
(一)“你”或他者的不可概念化、同一化特征
列维纳斯与伽达默尔尽管在生活中很少有交集,但二者的思想来源却有很多相同的地方。首先,他们的
思想都和布伯的“我ꢇ你”关系有极深的联系,列维纳斯的他者现象学从某种程度上是对布伯的“我ꢇ你”关
系的发展。其次,伽达默尔继承、发挥了海德格尔的此在解释学,而列维纳斯也深受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差异
与生存论等思想的影响。最后,胡塞尔的思想对他们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二人也是德法现象学运动中的重
要人物。那么,作为列维纳斯思想核心的他者现象学与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思想中的“我ꢇ你”关系会有
怎样的联系与分歧呢?为此,对伽达默尔的“我ꢇ你”关系与列维纳斯的他者现象学的内在联系与差异进行
分析,并以此对伽达默尔“我ꢇ你”关系进行一种批判性的考察就显得尤为重要。
伽达默尔的“我ꢇ你”关系中的“你”首先是不可被概念化认识的对象,即不可被意识主体进行理论化、同
一化把握的对象,而是能够与其进行互动的人格性的“你”。“你”是外在于“意识之我”(意识主体)的,是与
“生存之我”或“实践之我”处于“我ꢇ你”关系中的“你”,因此“你”与“意识之我”或理性主体是异质的东西,是
与“实践之我”②处于统一关系之中的。从布伯和伽达默尔的角度看,“我”首先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性的存
在,而意识主体则是单独的、封闭的、整体性的。因此,“实践之我”与“你”首先是处于“我ꢇ你”关系之中的,
是处于“我”与“你”之间的交往实践关系之中的,没有独自存在的“实践之我”,只有处于“我ꢇ你”关系之中的
“实践之我”。只有认知主体、意识主体才能将“你”当作与自身无关的认识对象。最终,作为交往实践对象的
“你”是不可能被认知主体认识到的,它只能通过与之处于交往、对话关系中的“实践之我”才能理解,但理解
非认识,理解是一种对话,是一种交往实践,而认识是一种理论活动。伽达默尔的“我ꢇ你”关系也是这样一
种关系,只是它是具有历史性、教化性的“我ꢇ你”关系,而不仅仅是布伯的哲学人类学或生存论意义上的“我
ꢇ你
”关系。
与布伯和伽达默尔在“我ꢇ你”关系中强调不可被理论、同一化的“你”相应,列维纳斯也强调完全与“自
我”(包括“实践之我”与“意识之我”)异质的、不可被理论、同一化的他者———在此,如果将外在于“我”的意识
的一切(他人或他物)都称作他者的话,那么布伯与伽达默尔的“你”也是一种他者,但列维纳斯的他者仅仅指
外在于“我”的无限的善的理念或上帝,他通过他人之脸向“我”显现———“他者朝向我的脸不再被纳入一种脸
①
②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诠释学I》,第427页。
在此,我们所用的“意识之我”指的是布伯的“我—它”关系之“我”,而“实践之我”则指处于“我ꢇ你”关系之中的“我”。两种“我”的内涵是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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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我ꢇ它”之“我”是一种意识主体、经验主体或利用“它”(对象)的主体。(参见:MartinBuberꢁIchundDuꢁ12-13;马丁·布伯《我与
你》,第15页。)而“我ꢇ你”之“我”则是一种人格自我,他依存于与人格性的“你”的相互关系。
44
帅巍ꢄ论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中的“我ꢇ你”关系
①
的表象之中”,而“我”则和他进行“面对面”的相遇或对话。
由此,“你”和他者外在于“意识之我”或理性主体、认知主体的特征决定了“你”和他者不是我的理论认识
的对象,“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不具有在所有关系中能找到的形式逻辑的结构”②。实际上,它们是与“实践
之我”处于一种“实践关系”中的关系项,“实践之我”只能在这种“实践关系”中理解(领会)“你”或他者。
(二)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是相互的还是单向的?
然而从列维纳斯角度来看,伽达默尔的“我ꢇ你”关系是一种互动性的,即对称性的实践关系,它“不能区
分我和他者,不能认真对待差异”,因此它还不能真正体现“你”或他者对于“我”的外在性、异质性、优先性,
即不可被理论同化的性质,因而尽管“你”不能被认知主体所理论化、同一化,但却仍然与“实践之我”处于不
可分割的“我ꢇ你”关系整体之中。这在列维纳斯看来,并没有突出他者的他异性,仍然存在着对他者实施同
一化、整体化的“暴力”的可能性。对列维纳斯来说,传统哲学中的存在论、认识论都是一种同一哲学、自我
学,是一种暴力的形而上学,而真正的形而上学或第一哲学是伦理学,在其中一种作为无限观念的他者或超
越(transcendence)是存在论、认识论所无法进行理论上的同一化、整体化的异质性存在。
③
因此,自我与他者之间首先是一种单向的不可逆的伦理实践关系,这种伦理实践关系首先以一种语言的
形式、对话的形式表现出来,“与他者的关系,或者对话……是一种伦理关系”,“在对话中接近他者就是要欢
迎他的表达”④。这种在对话中接近他者的表达所使用的“语言建构了一种不能还原为主ꢇ客关系的关系:
他者的显现”,并且,这种“语言关系暗示了超越,彻底的分离,对话者的陌生性,他者对我的显现”,由此,“对
ꢀ
话是某种绝对陌生东西的经验,一种纯粹的‘知识’或‘经验’”⑤。它完全不是对他者进行概念上的同一化
的把握或占有,“在他者的脸上表达出来的他者与我之间的关系……不表现为概念”⑥。他者仍是无限超越
的,永远不可被概念化地把握的。因此,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真正关系应该是一种“面对面的———不可逆的关
ꢀ
系”,即不是由自我自身发起的关系,而是由他者通过其脸发出善的命令而建立的,“他者朝向我的脸不被
ꢀ
⑦
吸收进一种脸的表象之中”。这种发出命令与回应的语言“不是在能够衍生出自我的同一性与他者的他异
性的相互关系面前发生的”⑧。
在“你”或他者的不可被概念化、理论化认识或把握的基本思想下,列维纳斯与伽达默尔一样,也认为自
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对话关系,只是这种对话关系是单向的、不可逆的、不对称关系,而从前文可知,
伽达默尔的具有互动性的“我ꢇ你”的对话关系却是双向的、可逆的、对称的关系。更为根本的是,列维纳斯
通过他者的不可同一性建立了一种具有强烈伦理性的对话关系。与此相似,伽达默尔也在“你”的不可概念
化、理论化把握的基础上得出了具有强烈伦理性的“我ꢇ你”关系。
(三)两种关系的强伦理性及二者对于“善”的不同理解
众所周知,伽达默尔的“我ꢇ你”关系体现在解释学的经验中,而解释学的经验即理解的经验,也就是对
话的经验。在这种经验中,“经验对象本身在这里具有人的特征,所以这种经验乃是一种道德现象,并且通过
这种经验而获得的知识和他人的理解也同样是道德现象”⑨。因此被理解者(或历史性文本)具有人的特征,
即具有“你”的特征,因而理解活动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现象。而且在理解活动中,“我们不应该把他人只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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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manuelLevinasꢁTotalityandInfinityꢀAnEssayonExteriorityꢁ215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诠释学I》,第506页。
4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工具来使用,而应当经常承认他们本身就是目的”①。可见,在理解的经验中,与被理解者———“你”之间的关
系本身就是一种伦理性的实践关系。其中,作为被理解者的“你”既不是认识对象,也不是实现理解者目的的
手段,而是一个交往伙伴,一个对话者。
在伽达默尔的“我ꢇ你”关系的对话中,对话双方都具有一种承认对方的“善良意志”。正是通过这种以
“善良意志”为基础的,平等的、相互开放、相互倾听的“我ꢇ你”关系的对话,对话双方的共同视域不断扩大,
以致达成团结,增进友谊。伽达默尔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广义的,具有博爱性的友谊与团结的概念,并且认
为友谊本身是一种善,“人类只有在对话中才能实现真正的理性,并最终导致团结、一致(共识)和友谊” 也
②
,
才能达成善。伽达默尔自己也有通过对话建立一个团结和充满友谊的共同体的理想③。由此,团结和友谊
可以说是以“我ꢇ你”关系的对话或交往实践为前提的,而团结和友谊也是“我ꢇ你”关系的对话或交往实践
的发展趋势和目标。进一步说,“我ꢇ你”关系的对话与交往实践是以善为目的和动力的。
早在柏拉图那里,善的理念也只有通过对话的方式才能接近。由于善是外在于存在的最高理念,因此它
是不可知的。所以通过对话只能无限地接近善,而不能完全认识善。与此类似,伽达默尔的“我ꢇ你”关系对
话也只是一种不断加强团结、增进友谊(善)的无限过程,更重要的是伽达默尔的这种对话是世界经验和生活
实践,不是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有意为之的对话。
同样,对于列维纳斯来说,柏拉图“‘置善于存在(être)之彼岸’的准则”④是他的他者现象学的“一般准
则”。在列维纳斯他者现象学中,善的理念是显现于他者脸上的,并且是永远不可概念化地把握的,因而自我
与他者之间单向的、不可逆的伦理关系可以永远继续下去,自我只能无限地接近善,而不能把握善。
(四)两种关系在运作机制和历史性、现实性方面差异
伽达默尔的“我ꢇ你”关系与列维纳斯的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突出体现在自我与他者的差异性与同一
性问题上。伽达默尔的“我ꢇ你”关系体现了“我”与“你”之间的同一性与差异性的统一,因为“我”和“你”都
隶属于同一历史传统,但“我”和“你”之间又具有视域差异与时间距离。也正是这种差异与距离成了理解或
对话的前提与必要条件,在“我ꢇ你”关系的对话之中,“我”与“你”又是相互关联而无法独立存在的(因为
“我”不可脱离历史性的“你”而存在,而“我”作为人格性的“我”也只能存在于社会ꢇ历史实践活动之中),且
二者构成了互动的统一体。这种“我ꢇ你”关系体现了“你”的不可理论化把握的特征,体现了我与你之间的
源始的实践关系,体现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互惠的关系。而列维纳斯认为这种互惠的关系未能体现自我对
他者的服务性与被动性,以及由这种被动性而产生的对于他者无条件的形而上学爱欲。
列维纳斯的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严格建立在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差异性基础之上。正是由于这种严格
的差异才导致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源始的伦理关系,即自我为他者服务的爱之欲,以及自我在这种关系中的被
动性和单方面对他者负责的特征。
对列维纳斯来说,自我与他者之间也存在着伦理性的对话,即他者通过其脸向我发出善的诫命,我不得
不用行动(爱欲)回应,因此这与伽达默尔的“我ꢇ你”关系一样也是一种伦理性的实践。只不过前者是一种
非历史性的、被动的单向的伦理实践,而后者是一种历史性的、互动的伦理实践。前者是自我与他者,即与善
的理念或上帝之间的关系(布伯的“我ꢇ你”中的“你”也是作为“永恒之你”的上帝的当下显现,因此,布伯的
我
“ ꢇ你”关系本质上是我与上帝的关系),而后者是有限的、历史性的此在与历史文本,即历史自身之间的关
系,因为真正的历史即效果历史就体现在这种现时的、活生生的“我ꢇ你”关系的对话之中。
由上,伽达默尔的“我ꢇ你”关系克服了传统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对于解释学的影响,理解或解释活动的对
象不再限于历史文本,而且处于生活实践中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本身就是一种理解或对话。由于伽达默尔
的“我ꢇ你”关系是在历史性的生活实践中进行着的对话或交往实践的“我ꢇ你”关系,是历史与自身之间的
①
②
③
④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诠释学I》,第507页。
何卫平《解释学之维:问题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页。
参见:何卫平《解释学之维:问题与研究》,第169页。
列维纳斯《从存在到存在者》,吴蕙仪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前言》第1页。
46
帅巍ꢄ论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中的“我ꢇ你”关系
循环关系。因此,从列维纳斯的角度看,这种关系是一种互动性的、对称性的,甚至还有可能将他者纳入自身
之内的“我ꢇ你”关系,它还不能真正体现他者(“你”)的不可整体化或不可同一化特征。列维纳斯创立了自
己的作为第一哲学的伦理学,这种伦理学同伽达默尔的“我ꢇ你”关系对话一样,也具有对话性和强烈的伦理
实践性。但列维纳斯的对话是一种对于他者的命令的单向回应,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最终是与善的理念、
与正义和上帝之间的关系。而伽达默尔的“我ꢇ你”关系最终是具有历史性与有限性的、现实的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并且人与人之间通过“我ꢇ你”关系的对话本身也是一种视域融合,一种向“善的共同体”的发展过
程,由此,伽达默尔的“我ꢇ你”关系显得更具现实性。
虽然伽达默尔与列维纳斯身处不同的国家,却有着极为相似的思想来源,并且二人的思想都具有强烈的
伦理性与实践哲学特征。由二人的思想特征可以看出,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之后的德国与法国的现象学运
动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连续性,而“我ꢇ你”关系就对德法现象学运动的连续性起到了桥梁作用。
五ꢄ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我ꢇ你”关系的意义
综上,伽达默尔的“我ꢇ你”关系是从解释学与自然科学的认识论进行争论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它使
解释学对话关系彻底摆脱了自然科学认识论中的主客关系的束缚,从而使精神科学最终具有了自身的合法
性,并作为具有本体性质的结构或方法在所有精神科学范围内都有效。通过前文可见,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
的“我ꢇ你”关系具有如下重要意义。
第一,它体现了理解者与被理解者之间的现实关系,由此也真正体现了个人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以及建
立在这种“我ꢇ你”关系基础之上的理解活动并非以主客关系为基础的、静态的、单向的认识活动,而是理解
者与被理解者之间双向互动的关系。其中,被理解者不再是一种需要被还原其原意的客观对象,而是一种和
“我”一样具有人格性的“你”,能够与“我”进行互动的“你”,并且“你”有着自身的要求与述说。伽达默尔这种
具有历史性的“我ꢇ你”关系结束了传统解释学中的方法论循环,将解释学的循环由对于被理解者或文本的
意义进行理解的循环以及囿于理解者自身生命中的循环,上升为一种历史性的、本体论的解释学循环,使解
释学由一种方法论上升为了一种本体论。同时,伽达默尔的“我ꢇ你”关系反映了真正的历史关系,这种历史
就是效果历史,它不再是传统解释学中需要被还原的历史事件,而是正在发生着的理解或对话事件。正是通
过这种理解或对话事件,历史与自身进行着循环,并作为连续不断的活生生的理解事件不断向前发展。
第二,真正的历史正体现在连续的“我ꢇ你”关系的理解事件(对话或交往实践)中,而“我ꢇ你”关系的理
解(对话或交往实践活动)又是以善良意志为基础的,并且也是以善的共同体为发展方向的,因而真正的历史
本身也是以善为动力和目的的。
第三,伽达默尔的“我ꢇ你”关系充分体现了理解活动的关系性与伦理实践性,可以说伽达默尔的解释学
是以一种关系本体论为基础的哲学。
第四,列维纳斯与伽达默尔的思想都不同程度地继承了胡塞尔、海德格尔与布伯的思想,尽管他们几乎
没有交集,但他们有关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思想却有着极为相似的特征,如“我”与“你”或他者的关系都具
有强烈的对话性、语言性与伦理实践性等,这充分反映了德法现象学运动的连续性与一致性的一面。但二人
思想本身却也存在严重分歧。尽管从列维纳斯的角度看,伽达默尔的“我ꢇ你”关系和布伯的“我ꢇ你”关系
一样未能完全体现“你”的他在性、不可同一化特征,并且列维纳斯的他者思想最大化地防止了“你”或他者被
理论化、同一化,但从伽达默尔的角度来看,列维纳斯这种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显得过于脱离历史、脱离人
的实际生活,反而不能反映人与人之间源始的或现实的关系。
第五,通观全文可见,伽达默尔的“我ꢇ你”关系不仅对于哲学解释学本身,以及解释学发展具有核心意
义,同时也在德法现象学运动的连续性中具有桥梁意义。
[责任编辑:何ꢄ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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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卷第4期
024年7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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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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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1ꢁ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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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2024
刑法修正文本与刑法文本统一
———基于法律修改技术的分析
孔德王
ꢄꢄ摘要:为保证刑法文本统一,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后,《中华人民共和
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首次公布刑法修正文本,将1997年至今有效的单行刑法、刑法修改决定和
刑法修正案一并编入刑法。尽管刑法修正文本具有实用性优势,但其未经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不是唯一确定的标
准文本,实际上仅仅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辑形成的文本,因而存在合法性瑕疵。审视现有的刑
法修改方式,单行刑法、刑法修正案和刑法修改决定三种方式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技术缺陷。统一刑法文本可以考
虑首先由全国人大适时将现有的单行刑法、刑法修改决定和刑法修正案整合纳入刑法典,终结目前刑法文本不统
一的局面,然后选择恰当的刑法修改方式并加以改进,确保后续修改刑法典不会妨碍刑法典的文本统一。
关键词:刑法修正文本;刑法再法典化;刑法修正案;刑法修改决定;单行刑法
ꢀ
DOI1013734ꢅjcnki1000-531520240310
收稿日期:2024-01-22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青年基金项目“刑法典再法典化立法问题研究”
(22XJC820003)的阶段性成果。
ꢀ
作者简介:孔德王,男,河南济源人,法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E-mailꢆdewangkongscu@163com。
一ꢄ引言: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公布刑法修正文本
202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十一)》)后,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以下简称《常委会公报》)不仅公布了最新的刑法修正
案,而且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20年修正文本)》(以下简称《刑法(2020年修正文本)》)。刑法修正
文本在实践中十分常见,如出版社于历次刑法修正案通过后往往会编辑出版最新的刑法修正文本,但由《常
委会公报》刊登刑法修正案通过后的最新刑法修正文本尚属首次。在我国,“常委会公报是全国人大常委会
刊登法律的法定刊物”①。《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明确要求,不管是新制定的法律还
是修改后的法律,都应当以《常委会公报》刊登的方式公布。但具体到刑法修正案,以往形成的惯例是:全国
人大常委会通过刑法修正案后只在公报上刊登最新的刑法修正案,此前从未公布过根据刑法修正案修改后
形成的刑法修正文本。此次打破常规的目的是保证刑法文本的统一,这一做法是常委会采纳宪法和法律委
员会建议的结果,后者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中提出:“1997
年修订刑法以后,对刑法的修改主要采取了修正案的方式。修正案通过后,以主席令形式公布的是修正案文
本,没有将修正案内容放入刑法作重新公布。为了保证刑法文本的统一,便于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刑法,参
照以往有关做法,建议本次常委会通过刑法修正案(十一)后,由法制工作委员会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
刑法修正案、刑法修改的决定等,对刑法作相应的修正,并编辑公布1997年修订的刑法原文、全国人大常委
①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法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82页。
48
孔德王ꢄ刑法修正文本与刑法文本统一———基于法律修改技术的分析
会有关刑法修改的决定、历次刑法修正案和修正后的刑法文本,并在常务委员会公报上刊登。”①
通过公布刑法修正文本的方式“保证刑法文本的统一”是为了解决刑法修正案造成的文本难题。自
1997年修订刑法后,刑法修正案尽管不是唯一的刑法修改方式,却是最常用也最重要的刑法修改方式。学
界认为,刑法修正案的内容依附于刑法,能够在不修改1997年刑法原文的同时达到具体规定与时俱进的效
果②。但刑法修正案也带来了不便,由于其形式上独立于刑法,在涉及内容时必须将刑法修正案放入刑法才
能明确现行有效的刑法规定,于是根据历次刑法修正案修正后的刑法修正文本应运而生,并成为更为实用的
刑法文本。这就导致了1997年刑法原文及其历次修正案与刑法修正文本在实践中并存的局面。更麻烦的
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采取修正案的方式修改刑法的频率较高,而且历次刑法修正案修改的刑法条文各有不
同,导致刑法修正文本也不得不随着刑法修正案的出台而不断更新,使得刑法文本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再加
上采用刑法修正案之前和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还分别通过单行刑法和刑法修改决定的方式修改刑法,导致
刑法文本不统一的问题更加棘手。目前刑法文本不统一的局面显然有损刑法典的统一。
但遗憾的是,《常委会公报》同时公布刑法修正案和刑法修正文本不仅难以起到预想的统一刑法文本的
效果,而且适得其反,恰恰固化了刑法文本以两副面孔示人的分裂局面:一面是1997年刑法原文及其历次修
正案、单行刑法和刑法修改决定共同组成的刑法文本;一面则是根据历次刑法修正案、单行刑法和刑法修改
决定修改后的刑法修正文本。因此,应当重新审视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刑法修正文本的做法是否妥当,而与
此密切相关的刑法文本统一问题也需要认真对待。令人困惑的是,《刑法修正案(十二)》通过后,《常委会公
报》并未公布相应的刑法修正文本。在颁布《民法典》开启我国的法典时代后,如何在修改法典的同时保证法
典文本的统一就不仅仅是理论研究的课题,而且是摆在立法机关面前的现实问题。
二ꢄ刑法修正文本构成与刑法修改方式
从立法背景资料来看,公布刑法修正文本主要是解决刑法修正案带来的文本统一问题。具体而言,“修
正案通过后,以主席令的形式公布的是修正案文本,没有将修正案内容放入刑法作重新公布”③。 《
2020年修正文本)》的内容并不只是“将修正案内容放入刑法作重新公布”,而是由三部分构成:其一,截至
但刑法
(
2020年通过的十一个刑法修正案;其二,一个单行刑法,即全国人大常委会1998年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
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其三,一个修改决定,即全国人大常委会2009年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这就意味着,1997年修订刑法至今,尽管运用频率、修改程度等差异
极大,刑法修正案、单行刑法和刑法修改决定都属于我国刑法修改方式。
(一)刑法修正案:有待改进的刑法修改方式
目前,除了刑法之外,我国仅有宪法的修改采用了修正案的方式,而且对于宪法修正案通过之后是否公
布修正文本这一问题,也经历了从不公布到公布的转变。因此,考察宪法修正案以及相关的宪法文本统一问
题能够为解决刑法修正案的不足提供参照。
自1982年至今,全国人大分别于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2018年通过了五个宪法修正案,而
是否公布宪法修正文本则经历了一个逐步调整的过程。1988年宪法修正案和1993年宪法修正案通过后,
全国人大并未公布根据宪法修正案修改后的宪法修正文本;1999年修改宪法时,尽管《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正式提出“在出版的文本中按修正案把原文改过来” 但在宪法修正案通过后并
④
,
①
周光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2020年12月22日在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1年第1号,第137
页。
②
③
陈兴良《刑法修正案的立法方式考察》,《法商研究》2016年第3期,第5页。
周光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2020年12月22日在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1年第1号,第137
页。
④
田纪云《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1999年3月9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99年第2号,第100页。
4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未公布宪法修正文本;直到2004年修改宪法,《常委会公报》才第一次公布宪法修正文本;2018年修改宪法
则延续了2004年的做法,继续在《常委会公报》上公布宪法修正文本。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全国人大看来,
宪法修正案通过后公布宪法修正文本关系到宪法文本的统一问题。例如,2004年《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专门强调:“为了维护宪法的权威和尊严,保证宪法文本的统一,同时有利于学习和
实施宪法,建议本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后,由大会秘书处根据宪法修正案对宪法有关内容作相应的修正,
将一九八二年宪法原文、历次宪法修正案和根据宪法修正案修正的文本同时公布。”①
以宪法的修改为参照可以发现,维护文本的统一是宪法修正案通过后公布相应的修正文本的最主要目
的。这是因为立法技术的瑕疵导致我国的宪法修正案和刑法修正案在实践中都遭遇了“不实用”的尴尬。正
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一旦通过便很少有人问津,鲜有机会被阅读和引用”②。具体而言,我国现有的法律修
正案不是由独立可引用的法条构成,表述方式更像是修改说明,导致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无法直接
引用③。现行有效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刑法修正案不可以单独引用,法院引用经刑法修正案修改后的刑法
条文应当表述为“经××××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条”④。也就是说,法官必须根据刑法修正案的指引修改刑法原文之后才可以得出现行有效的、可以直接引
用的刑法条文。因此,尽管“刑法修正案内容并不独立于刑法典而存在”,但刑法修正案和刑法典是两个独
立的法律文件,文本不统一的问题由此而生。
⑤
(二)单行刑法:被放弃的刑法修改方式
《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是我国唯一有效的单行刑法,自1999年放弃单
行刑法转而采用修正案的方式修改刑法后,“单行刑法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⑥。此次刑法修正文本将唯一
的单行刑法与历次刑法修正案一并纳入其中之所以值得特别重视,是因为既有认识只关注到了单行刑法与
刑法修正案的差异,但忽略了二者的相似点。根据主流观点,放弃单行刑法转而采用修正案是因为后者相对
于前者的比较优势:“相对于刑法典来说,由于单行刑法具有独立性,是与刑法典并列的法律形式,因此其内
容除非是对刑法典进行全面修订,否则不能进入刑法典之中。司法机关在引用条文时都要援引单行刑法的
条文,因为在条文序号上单行刑法与刑法典是两套不同的体系。”⑦也就是说,单行刑法独立于刑法典并单独
适用,成为存在于刑法之外的特别刑法。
但比较之后可以发现,单行刑法与刑法修正案之间既有不同之处,也有类似的地方。从内容上看,单行
刑法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其一是新增类,旨在刑法之外增设新的刑法规范,如《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
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第一条增设了刑法原文没有的骗购外汇罪,尽管其是以汉字数字而非法条序号开
头,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采用了直接规定的方式,对此无法将其纳入刑法典的条文体系中”⑧。其二是
修改类,旨在修改既有的刑法条款,如《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对刑法的修改,
其内容如下:
三、将刑法第一百九十条修改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违反国家规定,擅自将外汇存放境
外,或者将境内的外汇非法转移到境外,数额较大的,对单位判处逃汇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三
十以下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
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对单位判处逃汇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三十以下罚金,并对其直
①
王兆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2004年3月8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
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4年特刊,第74页。
②
③
④
邹奕《我国宪法修正案的性质检视:宪法文本的组成部分抑或修正指南?》,《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第38页。
孔德王《论作为法律修改方式的法律修正案》,《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第27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裁判文书中如何表述修正前后刑法条文的批复》(法释〔2012〕7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2年第1
期,第3页。
⑤
⑥
⑦
⑧
黄京平、彭辅顺《刑法修正案的若干思考》,《政法论丛》2004年第3期,第51页。
高铭暄、郭玮《我国刑法修正模式辨正》,《法学杂志》2018年第12期,第4页。
陈兴良《刑法修正案的立法方式考察》,《法商研究》2016年第3期,第5页。
陈兴良《刑法修正案的立法方式考察》,《法商研究》2016年第3期,第4页。
50
孔德王ꢄ刑法修正文本与刑法文本统一———基于法律修改技术的分析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①
就具体的文字表述而言,与其说它是法律条文,不如说它是修改刑法的操作指南,与刑法修正案的修改
类条款无异②。单行刑法中的修改类条款主要由三部分构成:第一,表明位置的汉字序号如一
, “ ”、“二”;第
二,指引性用语,如“将刑法第一百九十条修改为”;第三,因更改而生效的规定。可见,单行刑法中的修改类
条款只有与刑法典的相应条文结合起来才能得出能够适用的法条。《刑法(2020年修正文本)》第一百九十
条正是根据《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的上述内容的指引修改后形成的,这或许
就是刑法修正文本纳入《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相关内容的缘由。已经有刑
法学者主张,全国人大应当将这唯一的单行刑法“尽早纳入刑法典”③。由此可见,单行刑法中的修改类条款
并非独立于刑法,而是与刑法修正案类似,内容上依附于刑法而形式上独立于刑法。
(三)刑法修改决定:被忽略的刑法修改方式
刑法学界的主流认识是,自1999年采用修正案修改刑法后,刑法修正案是我国刑法修改的唯一方式④。
ꢀ
但根据《刑法(2020年修正文本)》的题注⑤以及上述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说明,2009年8月27日
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也是刑法修正文本的构成之一。与此同
时,上述修改决定也与历次刑法修正案一道刊登于《常委会公报》刑法特刊之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
委员会指出,我国立法实践形成了修订、修正和修正案三种法律修改方式,其中的修正,即“以修正的方式对
法律的部分条文予以修改,并以修改决定的形式公布”,“是我国法律修改最基本、最重要的形式”⑥。据此可
以认为,修改决定也是我国刑法的修改方式之一。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一修改决定早在2009年已经
⑦
生效,但或许是因为此次修改是“依据宪法修正案有关征收、征用规定对有关法律的修改”,修改的内容仅
限于文字,修改的幅度比较小,刑法学界并不认为其属于刑法修改⑧。因此可以说,修改决定是被学界忽略
ꢀ
的刑法修改方式。
但与一般的法律修正不同,此次以修改决定的方式修正刑法并未公布刑法修正文本。根据立法惯例,全
国人大修正法律需公布法律修正文本。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的解释是:“由于修改决定仅规定修
改的条文,对于未修改的条文,也需要公布供社会公众知悉,具体形式是修改决定之后附修正本,将原法律根
据这一修改决定作相应的修改以重新公布。”⑨换言之,修正法律应当同时公布修改决定和根据修改决定修
改后的修正文本,而且在实践当中,修正文本才是法院援引的正式法律文本。因此,以修改决定的方式修正
了刑法但又不公布刑法修正文本并不符合常规。这就导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法
律的决定》游离在刑法典之外,直至《刑法(2020年修正文本)》才将其融入刑法典。
三ꢄ刑法修正文本的实用性优势与合法性疑问
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公布刑法修正文本之后,我国刑法文本呈现出两种形态并存的局面:其一是1997
年《刑法》以及随后施行的单行刑法、刑法修正案和刑法修改决定共同组成的刑法文本;其二是根据单行刑
①
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
报》2021年特刊,第215页。
ꢀ
ꢀ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的如下内容:“二、将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修改为:‘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或者
ꢀ
滥用职权,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产或者严重损失,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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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国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有前款行为,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
罚。’‘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两款罪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赵秉志《当代中国刑法法典化研究》,《法学研究》2014年第6期,第189页。
③
④
⑤
⑥
⑦
赵秉志《当代中国刑法法典化研究》,《法学研究》2014年第6期,第183页。
《立法法》第六十五条第三款规定:“法律标题的题注应当载明制定机关、通过日期。经过修改的法律,应当依次载明修改机关、修改日期。”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法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第184页。
李适时《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部分法律的决定(草案)>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
(草案)>的说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9年第6号,562页。
⑧
⑨
刑法学界通说是,自从放弃单行刑法转而采用刑法修正案修改刑法后,刑法修正案是唯一的刑法修改方式。参见:高铭暄、郭玮《我国刑法修
正模式辨正》,《法学杂志》2018年第12期,第6页。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法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第184页。
5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法、刑法修正案和刑法修改决定修正后形成的刑法修正文本。相较于1997年《刑法》以及随后施行的单行刑
法、刑法修正案和刑法修改决定共同组成的刑法文本,刑法修正文本有其优势,但对于“保证刑法文本统一”
的目标而言,尚需解决其面临的正当性问题。
(一)刑法修正文本的实用性优势
刑法修正文本的最大优势在于实用性。目前来看,由于刑法修改方式的局限,现有的单行刑法、刑法修
正案和刑法修改决定都不同程度地游离于刑法典之外,对于想要了解和引用刑法的普通读者、法学研究者乃
至专业法官来说,必须将现有的单行刑法、刑法修正案和刑法修改决定的相关内容纳入刑法之中方能知晓现
行有效的刑法条文,稍有不慎就可能犯错。以下两个因素更是增加了犯错的概率:一方面,我国刑法修改的
频率较高,1997年至今,我国已通过一部单行刑法、十二个刑法修正案和一个刑法修改决定;另一方面,我国
还存在修改刑法修正案的刑法修正案,也即一个刑法条文被两个以上刑法修正案先后修改,据学者统计,“经
①
历过三次修正的有两条,经历过两次修正的有十一条”,高频率的修改刑法和针对同一条文的反复修改使
得引用现行有效刑法条文的难度大大增加,进而增加了阅读和引用的难度。
相比之下,刑法修正文本都是由现行有效的条文组成,无需经过复杂的组合即可知晓和引用,犯错的概
率大大降低。正因为实用性更高,在法律实践中刑法修正文本的出镜率更高,使用率也更高,不仅得到专家
学者和出版社的青睐,也一度成为法院直接援引的文本。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裁判文书中如何引
用刑法修正案的批复》就顺应当时大多数法院的意见,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在裁判文书中适用刑法修正案的
规定时,应当直接引用修正后的刑法条文,表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条的规定’,或者‘《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第×××条之×的规定’。”②当然,刑法修正文本也并非尽善尽美,因为不管修改条文数量
的多寡,只要修改刑法就要重新公布新的刑法修正文本,同样会增加阅读和引用的不便。
(二)刑法修正文本的合法性疑问
如前所述,公布刑法修正文本旨在“保证刑法文本的统一”。《立法法》第六十二条规定,作为法律生效程
序的公布由签署和刊登两个环节组成,而为了解决可能存在的文本不统一乃至文本错误等问题,其第三款专
门规定,“在常务委员会公报上刊登的法律文本为标准文本”。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的权威
解释,“所谓标准文本,就是各种法律文本之间出现不一致时,均以常委会公报上刊登的法律文本为标准”③。
由此来看,目前公布的刑法修正文本能否作为标准文本,进而能否发挥统一刑法文本的功效是有疑问的。
第一,《常委会公报》不仅刊登了《刑法(2020年修正文本)》,而且刊登了包括《刑法修正案(十一)》在内
的历次刑法修正案等法律文本。随之而来的问题是,1997年《刑法》以及随后施行的单行刑法、刑法修正案
和刑法修改决定共同组成的刑法文本是标准刑法文本,还是《刑法(2020年修正文本)》才是标准刑法文本?
因为标准法律文本要想发挥统一法律文本的功效必须是唯一且确定的。
第二,《刑法(2020年修正文本)》尽管刊登于《常委会公报》之上,但并未经过国家主席签署,不符合法律
公布的要件,因此不应当作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文本。反观历次刑法修正案,都是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
过、国家主席签署后才刊登在《常委会公报》上。例如,《刑法修正案(十一)》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后,国家
主席习近平签署了第六十六号主席令,其内容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已由中华人民共
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0年12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
年3月1日起施行。”④
第三,根据前述立法背景资料可以发现,《刑法(2020年修正文本)》并非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
通过的,而是“由法制工作委员会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刑法修改的决定等,对刑法作相应
①
②
何帆编著《刑法注释书(第2版)》,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第一版导言》第14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裁判文书中如何引用刑法修正案的批复》(法释〔2007〕7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7年第5期,第
1
7页。
③
④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法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第182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六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1年第1号,第123页。
52
孔德王ꢄ刑法修正文本与刑法文本统一———基于法律修改技术的分析
的修正”而来①
刑法2020年修正文本)》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辑而来的。实际
。因此,《 (
上宪法修正文本也面临类似的合法性困境,其是由全国人大秘书处整理而来的,也未经全国人大表决通过。
综合以上分析,此次公布的刑法修正文本并不具有合法性,不仅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没有表决通
过,也没有经国家主席签署,而且不是唯一确定的标准文本。再加上现行有效的司法解释也并未修改,将其
确立为法院引用的正式法律文本,对刑法修正文本能否实现“保证刑法文本的统一”的初衷不得不存疑虑。
四ꢄ统一刑法文本的具体方案
法律的统一首先是文本的统一。自1997年提出“制定一部统一的、比较完备的刑法典”②以来,虽然我
国刑法一直采用“统一刑法典”或“一元刑法典”的立法模式③,
但由于刑法、单行刑法、刑法修改决定和刑法
修正案长期并存,加之近年来正式公布的刑法修正文本,刑法文本不统一的问题愈发复杂。纵观我国刑法修
改方式及其衍生出的刑法文本问题,在笔者看来,统一刑法文本需要解决紧密相关的两个问题:其一,将现有
的单行刑法、刑法修改决定和刑法修正案整合纳入刑法,终结目前刑法文本不统一的问题;其二,选择恰当的
刑法修改方式并加以改进,确保后续修改刑法不会妨碍其文本的统一。
一方面,全国人大可以考虑采用修订刑法的方式解决目前刑法文本不统一的问题,即一次性将现有的单
行刑法、刑法修改决定和刑法修正案相关内容直接汇编纳入刑法,形成新的且统一的刑法文本。修订不同于
修正,“以修订的方式对法律条文进行全面修改,重新公布法律文本以替代原法律文本”④。具体而言,法定
提案主体应当将《刑法(2020年修正文本)》和最新的《刑法修正案(十二)》的内容转化为《刑法(修订草案)》
提交全国人大,由后者按照立法程序审议并表决后刊载在《常委会公报》上对外公布。换言之,立法机关直接
以修订后的统一的刑法文本取代1997年《刑法》、一个单行刑法、一个刑法修改决定和十二个刑法修正案。
这样一来,刑法修正文本即获得了法律效力,成为刑法的标准法律文本。此举不仅能够化解刑法修正文本的
正当性危机,而且立法成本相对较低。
今后出台新的刑法修正案则可以作为统一刑法文本的立法契机。全国人大可以借鉴1997年修订刑法
的经验,以整合和更新并举的方式再次修订刑法,通过并公布最新的统一的刑法文本:整合是指将1997年
《刑法》实施至今为修改刑法而通过的单行刑法、刑法修改决定和刑法修正案编入刑法;更新则是指将准备制
定的新的刑法修正案的内容编入刑法。实际上,已经有刑法学者主张“适时通过修订方式将刑法修正案的内
容整合、融入到1997年刑法中”,而刑法再法典化的学术主张也日益增多⑥。
⑤
另一方面,通过修订刑法的方式解决目前刑法文本不统一的问题之后,全国人大未来修改刑法应当将确
保文本统一作为重要立法目标,避免再次出现文本不统一的问题。这就需要重新审视目前已经采用过的三
种刑法修改方式。
首先,现有的唯一一个单行刑法增加类条款独立于刑法,但修改类条款在内容上依附于刑法而在形式上
独立于刑法。从立法技术角度而言,全国人大统一刑法文本后不应当再采用单行刑法修改刑法的方式。
其次,现有的唯一一个刑法修改决定虽然修改了刑法,但并未按照立法惯例公布根据刑法修改决定修改
后的刑法修正文本。考察我国修改法律的实践,全国人大以修改决定的方式修改法律时,不仅对外公布修改
决定,而且一道公布根据修改决定修改后的法律修正文本。此外,以修改决定的方式修改法律后,在实践中
①
周光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2020年12月22日在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1年第1号,第137
页。
②
③
王汉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的说明———1997年3月6日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97年第2号,第220页。
周光权《我国应当坚持统一刑法典立法模式》,《比较法研究》2022年第4期,第57页;刘艳红《我国刑法的再法典化:模式选择与方案改革》,
《法制与社会发展》2023年第3期,第65ꢇ71页。
④
⑤
⑥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法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第182页。
周光权《法典化时代的刑法典修订》,《中国法学》2021年第5期,第42页。
刘艳红《我国刑法的再法典化:模式选择与方案改革》,《法制与社会发展》2023年第3期,第60ꢇ80页;姜涛《刑法再法典化的法理与蓝图》,
《中国法学》2023年第5期,第27ꢇ48页。
5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法院、学界引用的都是法律修正文本而非修改决定。例如,2023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通过后由国家主席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常委会公报》同时刊登了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和根据该决定修改后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对此的解释是:“以修正的方式对法律的部
分条文予以修改,并以修改决定的形式公布,由于修改决定仅规定修改的条文,对于未修改的条文,也需要公
布供社会公众知悉,具体形式是修改决定之后附修正本,将原法律根据这一决定作相应的修改以重新公
布。”②因此,前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修改了刑法但并未重新公布刑
法文本的做法属于例外情形,与立法惯例不合。倘若全国人大以修改决定的方式修改刑法也按照立法惯例
重新公布刑法文本,那么刑法修改决定就能够在修改刑法的同时不妨碍刑法文本的统一。
最后,刑法修正案是目前最为重要的刑法修改方式,也是刑法学界主张的最佳刑法修改方式③。但为保
证刑法文本统一,以下两种改进方案可供选择。其一,将刑法修正案的表述方式由修改说明式的表述方式调
整为常规法条的表述方式,使之成为独立可引用的法条。在此情况下,刑法原文和刑法修正案共同构成刑法
文本,由于改进后的刑法修正案可以独立引用,因此在修改刑法的时候无需改动刑法原文,进而无需公布刑
法修正文本。其二,借鉴修改决定的做法,全国人大同时公布刑法修正案和刑法修正文本,并在刑法修正案
中明确规定,“《刑法》应当根据修正案作相应修改并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重新公布”。在此情况下,刑法
修正文本获得标准法律文本地位。实际上,在我国法律修改实践中,修改决定与修正案的区别并不大,不仅
名称容易混淆,而且都采用修改说明式的表述方式④。
五ꢄ余论:认真对待法律修改
自2000年全国人大修改法律的数量首次超过制定法律数量之后,修改法律的数量在立法中所占的比重
不断增加⑤。为应对立法形势的变化,全国人大反复强调法律修改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性。早在2002年,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就强调:“把修改法律放在与制定法律同等重要的位置上。”⑥2011年,时任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今后要“更加注重
法律的修改完善工作”⑦。进入全面依法治国的新时代后,习近平也多次强调,我国的立法应当“坚持立改废
释并举”⑧。但与修改法律已经成为“最为主要的立法形式”⑨ ,
相比学界对法律修改的重视程度并不够,即
便谈到法律修改也仅仅探讨如何修改具体条款,包括本文探讨的修改法律后的文本统一等往往被归为细节
问题而遭到忽视。刑法的修改方式与文本统一问题提示我们应当认真对待法律修改,现有的法律修改技术
还远未成熟。在《民法典》颁布开启了我国法典化时代后,《民法典》以及今后制定的法典都将不可避免地面
临修改,挑战只会更加艰巨。
[责任编辑:苏雪梅]
①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3
年第6号,第635ꢇ639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3年第6号,第640ꢇ
6
71页。
②
③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法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第182页。
赵秉志《当代中国刑法法典化研究》,《法学研究》2014年第6期,第189页;张明楷《刑法修正案与刑法法典化》,《政法论坛》2021年第4期,
第4ꢇ17页;刘艳红《我国刑法的再法典化:模式选择与方案改革》,《法制与社会发展》2023年第3期,第69页。
孔德王《论我国法律修改的三种方式》,《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第50ꢇ52页。
沈春耀、许安标主编《大智立法:新中国成立70年立法历程》,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354页。
李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2002年3月9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2年第2号,第140页。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吴邦国《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1年1月27日,第2版。
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求是》2015年第1期,第6页。
黄海华《新时代法律修改的特征、实践和立法技术》,《中国法律评论》2022年第5期,第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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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卷第4期
024年7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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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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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1ꢁ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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ꢂSocialSciencesEditionꢃ
Julyꢁ2024
全国人大纵向立法授权的规范构造
谭嘉玲ꢄ林彦
ꢄꢄ摘要:当前的纵向立法授权制度存在授权主体范围扩张的问题。以往位阶理论的研究路径无法解释纵向立法
授权行为的性质和规范要求。纵向立法授权本质上是立法权配置的例外方式,其实质依据是国家机构的基本法律
制定权,形式依据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兜底性职权条款,主观正当性支持则源于“两个积极性”原则。权限基础、
民主要求和宪法惯例表明,授权主体只能是全国人大。但是,2023年《立法法》第八十四条将授权主体扩张至全国
人大常委会,这与宪法原旨不符。《立法法》应当遵循纵向立法授权主体只能是全国人大的合宪性要求,并根据规
范化、体系化要求完善当前第八十四条的内容设计和结构安排。
关键词:纵向立法授权;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立法法》;基本法律;央地关系
ꢀ
DOI1013734ꢅjcnki1000-531520240312
收稿日期:2024-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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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谭嘉玲,女,四川乐山人,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博士研究生,E-mailꢆtanjialingsjtu@163com;
林彦,男,福建平潭人,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近来,学界开始使用“立法授权”概念来专指立法权的授予行为①。 ,
不过我国立法体制中的立法授权仍
然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作出的立法授权而言,它既包括全国人大授予其常委会立
法权,也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予国务院立法权,还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个别地方权力机关的“一揽
子”概括授权②。本文所讨论的立法授权是上述第三种类型,即由现行《立法法》第八十四条规定的针对特定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概括授权,并称其为“纵向立法授权”。
我国的纵向立法授权实践既包括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经济特区的授权,也包括2021年关于浦东新区
和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授权,且上述授权均规定于2023年修订的《立法法》当中③。当前,这种立法授权制度
已显现出明显的制度扩张倾向:一方面,实践中的授权主体已由全国人大扩张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另一方面,
实务界和理论界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扩张论”主张。例如,部分政协委员和地方人大工作人员认为,纵向立
法授权制度应当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扩容④。也有观点提出,应当授予天津滨海新区立法权和浙江省共同
富裕示范区法规制定权⑤。然而,即便是专门讨论授权方案的研究,在论及授权主体时也只是“应当由全国
①
②
③
参见:刘松山《人大组织与行使职权若干问题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22年版,第166ꢇ167页。
参见:周旺生《立法学》,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14ꢇ321页。
《立法法》(2023年)第八十四条规定:“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决定,制定法
规,在经济特区范围内实施。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授权决定,制定浦东新区法规,在浦
东新区实施。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法律规定,制定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范围内实施。”
ꢀ
④
⑤
参见:林克庆《加快完善民生融合政策推动港澳青年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人民政协报》2023年8月30日,第2版;张琼辉《专家建议修
改立法法适度扩大地方立法权》,中国人大网,2024年1月7日访问,httpꢆꢅꢅwwwnpcgovcnꢅzgrdwꢅnpcꢅlfztꢅ2014ꢅ2014-08ꢅ22ꢅcontent_
1
875015htm。
参见:刘洪侠、杨茜《天津人大常委会主任:应赋予天津滨海新区立法权》,新华网,2015年3月10日发布,2024年1月7日访问,httpꢆꢅꢅxin-
huanetcomꢅpoliticsꢅ2015-03ꢅ10ꢅc_127566298htm;王建学、张明《共同富裕示范区授权立法的方案与路径》,《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023年第6期,第1ꢇ11页。
2
5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人大或其常委会作出决定”,并未详述对授权主体的规范要求。不仅如此,关于纵向立法授权的规范分析
也更关注如何防范授权立法可能的失范风险②,这些研究均对处于前端的授权行为尤其是对授权主体已扩
张至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现象有所忽视。自1954年《宪法》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来,我国就一直实行全国
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大会常设机关的宪制结构。然而,正如韩大元所指出的,在全
①
国人大与其常委会的行权实践中,两者的关系存在文本与现实的明显冲突③。 ,
那么有权作出纵向立法授权
的主体究竟应当是全国人大还是它的常委会?这不仅涉及纵向立法授权制度的合宪性,还关系到如何理解
并维护全国人大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为此,本文依循宪法解释学方法,首先明确纵向立法授权行为
在宪法上的性质和依据,进而得出纵向立法授权的主体只能是全国人大的结论,并且就《立法法》如何维护全
国人大的授权主体地位提出完善方案。
一ꢄ纵向立法授权的性质和依据
(一)纵向立法授权的属性:立法权的例外配置
由于学界长期将立法授权行为作为“授权立法”的类型之一④,近年来,有研究关注到廓清授权立法范围
的重要性,并提出“授权立法是指拥有立法职权的主体将其职权范围内的某一特定事项的创制性规定权转移
给本身不具有此项权力的主体来实施的行为”⑤。既有研究对立法授权行为性质的关注主要依附于对授权
立法位阶效力的讨论。主要有“委托代理说”、“立法权转移说”和“新型立法权创设说”三种观点。“委托代理
说”认为,授权对象根据授权代行了授权主体的立法权,因而依授权所立之法与授权主体自行制定的法规范
位阶相同⑥。据此,授权立法本质上仍然为授权主体所享有。“立法权转移说”则认为,因为“授权立法是立
法权或法文件制定权转移的结果”,所以授权立法与授权对象依职权制定的法规范位阶相同⑦。但是,持“新
型立法权创设说”的论者提出,授权立法属于改革开放背景下依授权创设的“特殊类型立法权”,其效力位阶
需要结合具体的立法内容尤其是变通情况来判断⑧。
上述三种理论对纵向立法授权的解释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局限。首先,就“委托代理说”而言,法学领域中
的“委托代理”通常指平等民事主体之间依被代理人意思表示而形成的单方法律行为⑨,代理关系中的主体
平等性、被代理人的单方解除权等要件难以适用于中央对地方的立法授权行为。其次,“立法权转移说”也很
难揭示“中央ꢇ地方”视角下权力分配与互动的复杂性。因为“转移”侧重对事实状态的描述ꢈꢉꢊ,法学领域中
的“所有权转移”、“管辖权转移”等概念通常蕴含着一经转移则转出方权限即告终止的逻辑。若按照“立法权
转移说”来理解,将得出授权机关就授权范围内的事项不再享有立法权的结论,而这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的立法权限和授权立法向中央输送立法经验的功能设定显然不符。最后,“新型立法权创设说”虽然指出了
授权行为的创设性和特殊性,但该说就“何为创设、如何创设”的规范分析未作进一步展开,亦不足以回应授
权行为本身应满足的规范要求。
笔者遵循“新型立法权创设说”的思路,依据国家机构的理论路径认为,纵向立法授权本质上是地方立法
权配置的一种例外方式。例外是相较于常规而言的。《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统一规定了各地、各级地方国
①
②
王建学、张明《共同富裕示范区授权立法的方案与路径》,《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第7页。
参见:陈伯礼《论权力机关对授权立法的监督控制》,《法商研究》2000年第1期,第80ꢇ85页;姚建龙、俞海涛《论浦东新区法规:以变通权为
中心》,《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3年第3期,第91ꢇ98页。
③
④
参见:韩大元《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宪法地位》,《法学评论》2013年第6期,第3ꢇ17页。
学界将授予立法权的行为、授权对象依授权立法的行为和授权对象根据授权所制定的法规范都统称为“授权立法”。参见:黄曙海、朱维究
《试论授权立法》,《法学研究》1986年第1期,第8页;万其刚《当代中国的授权立法》,《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5期,第40ꢇ48页。
⑤
⑥
俞祺《授权立法范围的合理界定》,《法学》2024年第2期,第55页。
参见:黎拯民、杜忠《深圳立法权的性质及其法律冲突》,《特区法制》1993年第3期,转引自:陈伯礼《授权立法的位阶探讨》,《现代法学》1999
年第6期,第51页。
⑦
⑧
⑨
参见:袁明圣《授权立法的位阶探析》,《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第75页。
参见:邓世豹《论授权立法的位阶》,《河北法学》2000年第5期,第11ꢇ14页。
参见:佟柔主编《中华法学大辞典:民法学卷》,中国检察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页。
ꢈꢉꢊ参见:夏征龙、陈至立主编《辞海(第六版)》,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5960页。
56
谭嘉玲ꢄ林彦ꢄ全国人大纵向立法授权的规范构造
家机关的职权①,这是一种常规性的制度设计。但是,纵向立法授权却为特殊地方的国家机关创设了例外职
权,授权行为本身也成为了调整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配置的例外方式。这种例外性主要体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其一,纵向立法授权在《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之外创设了新的立法主体。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
会针对深圳、厦门、汕头、珠海的授权中,四个城市的市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获得经济特区法规制定权,市人民
政府则获得特区规章制定权。尽管当时几个经济特区所在市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市人民政府都还不是《宪
法》和《地方组织法》所规定的立法主体,但经由授权行为,上述国家机关立即获得立法主体资格。
其二,纵向立法授权为已具备立法权的主体增设了额外的立法权限。根据1979年《地方组织法》,省级
人大及其常委会已享有地方性法规制定权。但是,198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关于授权广
东省、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所属经济特区的各项单行经济法规的决议》(以下简称《1981
年授权决议》),授予两省人大及其常委会针对各自所属经济特区制定单行经济法规的权力。全国人大1988
年授予海南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经济特区法规制定权、全国人大常委会2021年授予上海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浦
东新区法规制定权和海南省人大及其常委会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制定权,都是为已具备地方性法规制定权
的立法主体创设了额外的立法权限。
其三,纵向立法授权也创设了新的规范类型。《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规定的地方立法类型仅包括地方
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但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若干纵向立法授权行为先后创设了单行经济法规、
经济特区法规、浦东新区法规、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以及特区规章等新的规范类型。
(二)纵向立法授权的合宪性依据:“两阶层式”判断方法
针对《宪法》文本没有直接规定纵向立法授权制度的情况,既有研究普遍认为应当通过宪法解释学方法
来明确相应依据。不过,在以哪一具体条文为解释基础这个问题上却存在分歧,目前主要有两种解释路径。
一是以《宪法》第三条第四款规定的“两个积极性原则”作为解释依据。有观点主张,“充分发挥央地两个积极
性原则为授权机制提供了充足的规范基础”,《宪法》第三条第四款所规定的“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
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便是《宪法》文本提供的直接依据②。然而,“两个积极性”条款是我国处理中央与地
方关系的一般性原则③。《宪法》第三条第四款的调整对象是“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此处“划
分”的权威英译为division④,指涉的是中央和地方权力划分中的一般性问题。 ,
职权调整的例外方式,“两个积极性”原则能否独立提供充分的规范支持仍有待商榷。二是以《宪法》第三章
国家机构”中的规定作为授权依据。不过,在这一理论方案内部,对具体条文的选择亦有所不同。一种观点
因此对于纵向立法授权这一
“
认为,依授权制定的法规属于“特殊的地方性法规”,因而《宪法》第一百条的地方性法规制定权条款可间接提
供“部分宪法依据”⑤。但是,该观点并未指出直接、全部的宪法依据应如何理解。另一种观点认为,根据《立
法法》中“相对法律保留事项”可以授权的设定,我国所有的立法授权存在一个“共通逻辑”:全国人大及其常
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只是原则性规定,在特定例外情形下,部分国家立法权可有限授予其他国家机关行
使⑥。该说揭示了应当以特定例外情形作为授权的规范要求,但仍未明确授权行为应当满足的实质合宪性
标准。可见,目前学界对纵向立法授权的研究已逐步转入国家机构教义学领域,并且将宪法依据作为重点讨
论的问题之一。毋庸置疑,这一研究路径对纵向授权立法体系的规范化具有推进作用。但也应当看到,目前
以宪法解释学为方法的推进在理论化和体系化方面仍然存在较大空间。
在探讨具体的宪法依据之前,首先应当明确纵向立法授权制度属于制宪者有意通过法律进行探索的内
容,不属于宪法保留事项。在1982年修宪过程中,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力配置一直是重难点,按彭真的话说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彭真《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113、266页。
参见:王建学《国家纵向治理现代化中的立法变通授权》,《地方立法研究》2023年第2期,第4页。
参见:苏力《当代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分权———重读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第五节》,《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第46ꢇ48页。
该译本采用“中国人大网”公布的版本,2024年1月7日访问,httpꢆꢅꢅennpcgovcncdurlcnꢅconstitutionhtml。
参见:郑毅《设区的市级地方立法权的改革与实施》,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136ꢇ137页。
参见:焦洪昌主编《宪法学案例研究指导》,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202ꢇ205页。
5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是“只好原则些。现搞了一点,但还不很清楚”,因而宪法文本层面只作相对保守的原则性规定①。彭真的意
见能够解释为何在与1982年《宪法》几乎同时通过的《地方组织法》修正案中,地方立法权的范围比《宪法》规
定的要更广②。可见,现行《宪法》允许在法律层面继续探索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限划分问题。因此,纵向立
法授权的合宪性依据不必由《宪法》作明文规定,而是可以通过宪法解释学方法加以明确,具体来说,依次从
客观权限基础和主观积极性的角度作“两阶层式”的判断。
第一阶层:授权行为的权限基础
现行《宪法》为纵向立法授权制度提供了实质与形式的宪法依据。实质依据在于全国人大对于国家机构
事项的基本法律制定权。在现行《宪法》第六十二条所列举的全国人大诸项职权中,第三项的规定是“制定和
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上述范围是综合考虑全国人大的最高地位、立法效率、立
法权运行制度史等诸多客观因素后的规定③。对于何为国家机构方面的基本法律,较权威的解释是其以国
家机构的选举产生、组织、职权为调整对象,如《选举法》、《地方组织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
等④。纵向立法授权本质上是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例外职权的创设,且同时涉及国家机关之间立法权的
调整与处分,因而与制定国家机构方面的基本法律具有相同的逻辑基础。不过,制定基本法律具有基本的形
式要求,例如名称上体现为某某法、程序上需要由国家主席签署主席令等。当全国人大以决定方式而不是制
定法律的方式来行使该项职权时,则需要寻找另外的形式依据。对此,第六十二条第十六项中“应当由最高
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可以提供形式方面的规范支持。
第二阶层:“两个积极性”的充分判断
“两个积极性”原则作为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一般性原则,是判断纵向立法授权行为主观条件是否充
分的重要标准。具体来说,这既需要中央和地方在地方国家机关常规职权范围以外的领域存在现实需求,又
应当以地方表示充分主动性和积极性为前提。作为授权对象的地方应当主动提出授权申请,并对授权的目
的、必要性、权力行使规划、立法能力等情况作翔实说明。之所以要强调地方应具备充分的积极表示,是为了
确保授权作出后权力能够规范行使,使授权立法能真正发挥效用。在纵向立法授权史上,全国人大针对珠
海、汕头的授权就未以地方表示充分的主动性为前提。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决定厦门经济特区立法权的
过程中,提前对还未提出授权申请的汕头、珠海形成了予以授权的肯定性意见⑤。后来,关于汕头、珠海的授
权不是通过广东省代表团或广东省人大代表行使提案权启动,而是“根据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
要求”,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向全国人大提出议案⑥。经济特区授权立法的实践表明,仅就特区法规的数量而
言,汕头、珠海与其他经济特区的差距已达数百件之多⑦。 ,
可见将地方是否具备充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作
为判断“两个积极性”的内容确有必要。
二ꢄ纵向立法授权主体只能是全国人大
(一)全国人大的基本法律制定权是纵向立法授权的依据
纵向立法授权的权限依据只能是全国人大的基本法律制定权,而不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基本法律修
改权。现行《宪法》第六十七条第三项对基本法律修改权的规定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
①
②
参见: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下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23ꢇ424页。
《地方组织法》在《宪法》基础上的扩张包括规定省会市和较大市的人大常委会具有法规草案拟订权,也包括地方政府规章制定权。参见:《第
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若干规定的决议》第
五、第八项。
③
④
⑤
参见:肖蔚云《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7ꢇ61、145ꢇ146、149ꢇ150页。
参见:蔡定剑《宪法精解(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13页。
参见:阚珂《授权厦门市制定地方性法规还是制定经济特区法规?———授予厦门市立法权的一段往事》,《中国人大》2019年第20期,第54ꢇ
5
5页。
⑥
参见:曹志《关于授权汕头市和珠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人民政府分别制定法规和规章在各自的经济特区实施的决定草案的书
面说明———1996年3月12日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96年第3
号,第90ꢇ91页。
⑦
参见:刘怡达《经济特区立法的规则检讨与实践检验》,《厦门特区党校学报》2016年第3期,第52页。
58
谭嘉玲ꢄ林彦ꢄ全国人大纵向立法授权的规范构造
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据此,基本法律修
改权受到时间、幅度和内容的三重限制。就纵向立法授权而言,作出新的授权不能被认定为对既有决定的部
分修改,否则将超出基本法律修改权的范围。一方面,行使基本法律修改权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
触。立法授权应当遵循授权主体法定原则,授权主体必须是依据宪法和宪法性法律享有立法权的机关①。
因此,有权作出纵向立法授权的主体应当是享有基本法律制定权的机关,而不能是享有基本法律修改权的机
关。另一方面,基本法律修改权存在一定的形式要求。其以明确的法律文本为修改对象,修改前后的法律通
常为同一部法律②。然而,针对不同地方作出的授权文本通常是互为独立的关系,各自的对象、内容并不相
同。最后,基于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的权力关系,基本法律修改权存在严格的功能限定。在
982年《宪法》的设计中,保证全国人大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位是基本法律修改权制度的重要前提③。但
是,纵向立法授权行为同时扩张了立法主体、立法权限和规范类型,若将其理解为行使基本法律修改权,将导
致基本法律修改权的不当扩张。因此,纵向立法授权的权限依据只能是基本法律制定权而不能是基本法律
修改权。
1
(二)全国人大作为纵向立法授权主体符合人民主权原则的宪法要求
《宪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该款是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的规定,是人民主权原则在宪法文本层面的具体体现④。由
于纵向立法授权行为对民主性存在更高要求,其授权主体只能是全国人大。
既有研究已经指出,特殊立法权的配置是影响地区平等的重要因素⑤,这类具有优先性的地方授权立法
与其他地区的机会平等权之间存在张力⑥。但真正的难题在于,这种授权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来说又是必
需的,授权必要性与地区平等原则之间的张力始终存在。在国务院关于授予深圳立法权的议案说明中,曾对
此有过详尽描述:“国外一些后发展起来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表明,要想在短时间内建立适应商品经济
需要的法律体系,都要大胆地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某些经济法规和管理体制。我们有必要吸取这一成功
的经验,但这项工作十分复杂,关系重大,为稳妥起见,必须选择适当的地区进行试验,取得经验后再向全国
推广。”⑦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授权必要性与地区平等原则之间不可避免的张力只能通过增强授权决策
的民主性来加以缓和。一方面,全国人大是民意的最高代表机关,在民主代议功能方面更具优势⑧,在例外
决策上也更能发挥稳定制度的效果⑨,由全国人大作出授权能提供最坚实的民主基础
。另一方面,全国人大
因此纵向立法授权作为针对个
别地方例外职权和优先权益的创设,应当由全国人大提供更为充分的民主性支持。
三)全国人大作为纵向立法授权主体是宪法惯例
常委会在委员产生、选民联系、行业构成方面又面临代表性不足的质疑ꢈꢊꢉ。 ,
(
自1982年《宪法》实施至2021年之间,全国人大是纵向立法授权的唯一授权主体,并且已经形成相对稳
①
②
参见:徐向华主编《立法学教程》,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2页;周旺生主编《立法研究(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
ꢇ263页。
参见:韩大元《“全国人大修改选举法”与基本法律的修改权》,《法学杂志》2010年第7期,第19页;林彦《基本法律修改权失范及原因探析》,
《法学》2002年第7期,第22ꢇ23页。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彭真文选(一九四一———一九九〇年)》,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55页。
参见: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下卷)》,第484页。
参见:胡健《地区平等问题研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视角》,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60页。
参见:王建学《改革型地方立法变通机制的反思与重构》,《法学研究》2022年第2期,第43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8
页。
⑧
⑨
参见:林彦《维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民主功能———兼评<全国人大组织法>(修正草案)》,《法学评论》2020年第6期,第15ꢇ16页。
参见:林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定型权力机关》,《中外法学》2023年第3期,第635ꢇ640页。
ꢈꢉꢊ参见:刘松山《论立法中民主原则的落实》,《法商研究》1999年第6期,第19ꢇ20页;蒋劲松《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代表性探讨》,《政法论坛》
004年第6期,第25ꢇ28页。
2
5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定的宪法惯例。海南、厦门、汕头和珠海的授权立法权都是由全国人大直接授出①。虽然深圳获得经济特区
立法权的直接依据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决定,但该授权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
议的授权作出,实际上的授权主体仍然是全国人大②。2000年《立法法》在确认经济特区立法权时,也明确
经济特区立法权的依据只能是全国人大的授权决定③。1985年全国人大作出《关于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
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的决定》的过程也表明,由全国人大作为授权主体更具规
范性。彭真曾特别提到,当时对于以何种方式作出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内部曾提出过口头通知、常委会决
定和大会决定三种方案,但最终确定由大会作出授权,因为这个方案“比较完备,它是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定程
序的,又能够解决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工作的实际需要”④。既然对国务院的授权都作如此考虑,那么
在涉及地方平等原则的纵向立法授权中,更应当由全国人大作为授权主体。
此外,有必要对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1981年授权决议》的授权主体的情况作特别说明,1978年《宪法》
(1980年修改)第二十五条第三项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和法律,制定法令”。根据刘松山在
八二宪法修宪史料中的发现,当时胡乔木曾明确提到,法律与法令的区别在于效力期限的长短,内容上并不
严格区分⑤。这一观点得到了1982年《宪法》修改草案的印证,该草案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除了法律以外的决定、决议统称法令,法令具有法律同等的约束力。”⑥因此,
在法令的内容与法律并无严格区分的背景下,对于《1981年授权决议》这样授予个别地方特殊立法权,并且
具有试验性特征的事项,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通过法令作出规定。
三ꢄ《立法法》规定纵向立法授权制度的不足及规范重构
《立法法》以1982年《宪法》为制定依据,其对纵向立法授权制度的规定应当要符合《宪法》所设定的规范
要求。然而,2023年《立法法》第八十四条将授权主体扩张至全国人大常委会,显然与全国人大才是唯一授
权主体的要求不符。为此,有必要对现行《立法法》在纵向立法授权制度设计上的不足进行反思,并从规范
化、体系化的角度探讨可行的改进方案。
(一)现行《立法法》第八十四条存在合宪性与体系化不足的缺陷
2
023年
《立法法》将浦东新区法规制定权和海南自贸港法规制定权法定化,二者与原来的经济特区法规
制定权条款共同组成现在的第八十四条。但是,该条内部对授权主体的规定却不一致。第一款的授权主体
是全国人大,第二款和第三款规定的授权主体却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现行《立法法》第八十四条以规范类型
为中心的立法逻辑是导致这种不一致的主要原因。尽管这一逻辑源于当初2000年《立法法》规定经济特区
授权立法权的方式,但当纵向立法授权制度扩容之后,授权主体面临的合宪性争议也相应放大。
《立法法》以《宪法》为制定依据。对于为何以及如何以《宪法》为制定根据,《立法法》起草工作的早期阶
段就形成了相当明确的意见:“1982年制定的宪法对立法权限只作了大致的划分。《立法法》就是要根据宪
法的原则和精神,总结立法工作的实践经验,把宪法的规定具体化,对诸如立法权限如何具体划分……等问
①
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关于授权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厦门市人民政府分别制定法规和规章在厦门经济特区实施的决定》(1994年3月22日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授权汕头市和珠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人民政府分别制
定法规和规章在各自的经济特区实施的决定》(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②
1989年,国务院向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提出授予深圳经济特区立法权的议案。在议案审议过程中,由于有代表提出深圳市尚未产生市人
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因此,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深圳市依法选举产生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后,对国务院所提
议案进行审议,作出相应决定。1992年,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再次审议该议案,并最终作出授予深圳经济特区立法权的决
定。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国务院提请审议授权深圳市制定深圳经济特区法规和规章的议案的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授权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分别制定法规和规章在深圳经济特区实施的决定》。
《立法法》(2000年)第六十五条规定:“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决定,制定法
规,在经济特区范围内实施。”
③
④
彭真《关于立法工作》(1985年1月23日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彭真文选(一九四一———一九九〇
年)》,第504页。
⑤
⑥
参见:刘松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决议与决定的应然界分》,《法学》2021年第2期,第46页。
转引自:肖蔚云《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第145ꢇ146页。
60
谭嘉玲ꢄ林彦ꢄ全国人大纵向立法授权的规范构造
题作出明确的规定。”①可见,在具体制度设计上以《宪法》为根据是《立法法》的初衷。然而,纵向立法授权制
度的授权主体扩张至全国人大常委会显然偏离了《宪法》所设定的规范要求。目前以规范类型为中心的制度
设计需要以既有规范类型为前提,更接近于从“是”到“应当”的事实归纳逻辑,与“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规
范演绎逻辑并不相同。
不仅是合宪性方面,以规范类型为中心的立法模式在规范纵向立法授权制度的针对性和体系化方面也
存在明显不足。明确立法权限固然是《立法法》的目标之一,但根据《立法法》第一条中立法宗旨的表述,“规
范立法活动”应当是其首要目的②。然而,现行《立法法》第八十四条后两款虽然确认了两种最新的授权立法
权,却忽视了授权立法行为本身的规范性。
值得注意的是,从浦东新区法规和海南自贸港法规写入《立法法》的过程来看,该法第八十四条更多是对
既有授权实践的追认。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立法法(修正草案)》及此
前的草案版本中,并无关于浦东新区法规和海南自贸港法规制定权的规定。在草案审议过程中,有代表临时
提出两类授权立法“作为新时代地方立法的新实践新发展,有必要在立法法中予以体现”,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才建议增加两类法规制定权的相关规定③。这种临时性的追认与2000年《立法法》对待授权立法的谨慎、规
范立场有很大不同。在2000年《立法法》制定过程中,立法者十分重视依法授权、授权立法依法行使、避免授
权无序等相关问题④ 对于立法法是否规定以及如何规定经济特区立法权的问题,不仅曾组织多次论
证⑤,而且也听取了其他地方的意见⑥。相较而言,现行《立法法》虽然十分高效地将浦东新区法规制定权和
海南自贸港法规制定权法定化,但在纵向立法授权行为规范化和体系化方面仍有完善空间。这不仅影响《立
法法》本身的体系价值,也未就今后如何规范类似授权提供明确的标准。
。 《 》
(二)《立法法》对纵向立法授权制度的探索
在起草2000年《立法法》的过程中,立法者曾考虑过将纵向立法授权制度作为专属立法权制度的例外情
形之一。在1994年5月召开的《立法法》起草工作研讨会上,针对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问题,就有观
⑦
点提出,对于专属立法权范围内的事项,“非经特别授权,地方不能涉及”;也有观点主张,地方性法规的具
体调整范围应当包括“上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事项”⑧。
在草案起草阶段,曾有7个版本的草案或专家建议稿都规定了纵向立法授权的一般制度,具体为《立法
法》(1995年5月1日试拟稿·一稿)第十五条第二款、《立法基本法》(1995年8月1日试拟稿·二稿)第十
七条第二款、《立法法》(1996年10月20日专家建议稿)第十二条、《立法法》(1997年3月18日法工委国家
行政法室内部试拟稿四稿)第十五条第二款和第三款、《立法法(征求意见稿)》(1997年6月5日稿)第十四
条第二款和第十五条、《立法法(草案)》(1999年8月6日稿)第五十条、《立法法(草案)》(1999年10月18日
稿)第十一条⑨。尽管这些规定的具体内容和条文位置存在个别差异,但都规定必要时可将全国人大及其常
①
乔晓阳《立法工作迫切需要制定立法法》,《人大工作通讯》1994年第18期,第16页。
②
2000年《立法法》第一条规定:“为了规范立法活动,健全国家立法制度,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保障和发展社会主义民
主,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③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2023年3月8日第十四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二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3年第3号,第242页。
参见:山野《关于立法监督———立法法起草工作研讨会观点综述之二》,《行政法学研究》1994年第3期,第44ꢇ45页。
④
⑤
参见:乔晓阳《立法工作迫切需要制定立法法》,《人大工作通讯》1994年第18期,第17页;许安标《关于立法权限的划分———立法法起草工
ꢀ
作研讨会观点综述之一》,《行政法学研究》1994年第3期,第43页;乔晓阳《完善我国立法体制维护国家法制统一》,《人大工作通讯》1998
年第21期,第15ꢇ16页。
⑥
《各地和中央有关部门对立法法(草案)关于立法权限问题的意见》,张春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
3
29页。
ꢀ
⑦
⑧
山野《制定立法法完善立法制度———立法法起草工作研讨会综述》,《中国法学》1994年第4期,第124页。
许安标《关于立法权限的划分———立法法起草工作研讨会观点综述之一》,《行政法学研究》1994年第3期,第42页。
⑨
2019年5月20日,原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法室主任陈斯喜在接受刘王芳访谈的邮件中提到,《立法法》制定过程中的相关
草案不便公开。就笔者所及资料亦未见官方发布相关草案版本,因此,此处引用内容参见:刘王芳《<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创制研究》附录
立法法稿本”,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298ꢇ299、317、335、360、372、386、395ꢇ396页;刘松山《中国立法问题研究》,知识产权出
版社2016年版,第62、7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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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委会立法权限范围内的事项授权相应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规。尤为关键的是,《立法法(草案)》
(
999年8月6日稿)第五十一条和《立法法(草案)》(1999年10月18日稿)第十二条特别规定:“凡允许对
1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作出变通规定的授权,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也就
是说,《立法法》草案不仅曾经尝试规定纵向立法授权的一般制度,而且还规定有权作出变通型授权立法决定
的主体只能是全国人大。
然而,自2000年1月25日的草案修改稿开始,直至2000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正式
通过《立法法》,均未在条文中对纵向立法授权制度作一般性规定,仅仅是对经济特区法规制定权加以确认。
根据《立法法(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审议时的说明,《立法法(草案)》只对授权立法制度“作了必要的规定”,并
且提出“今后,随着法律的日渐完善,逐步形成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授权立法的范围自然逐渐缩小”①。
因
此,基于这种“授权立法收缩论”的预设,《立法法》没有从建构一般制度的角度规定纵向立法授权制度,只对
经济特区法规制定权加以明确。可是,近年来授权实践中的扩张倾向表明,纵向立法授权制度的发展方向与
000年
《立法法》制定时“授权立法收缩论”的预判完全不同。因此,如何规范纵向立法授权制度应当是今后
立法法》必须要加以回应和解决的问题。
三)《立法法》完善纵向立法授权制度的具体方案
不论是出于对现行《立法法》第八十四条的完善,还是为了规范后续制度发展,《立法法》都应当根据纵向
2
《
(
立法授权的宪法要求进行调整。调整的关键在于,根据纵向立法授权行为的性质对其作一般性规定,并且明
确纵向立法授权的主体只能是全国人大。具体而言,立法者可以考虑在第二章“法律”的“立法权限”这一节
增加一条内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具体情
况和实际需要,遵循宪法的规定以及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制定法规,在特定范围内实施。”如此规定
是基于以下三方面的理由。
其一,《立法法》应将目前第八十四条中的三种授权类型作为一个整体作系统性规定。现行《立法法》第
八十四条所规定的经济特区法规、浦东新区法规、海南自贸港法规都是基于“中央ꢇ地方”维度的授权,这是
三者的共通逻辑。同时,将调整对象明确为授权行为而非授权立法的规范类型,既能突出规范立法授权活动
的目的,亦能规避现行《立法法》第八十四条潜藏的由事实导向规范的问题。
其二,《立法法》应该明确全国人大是唯一的授权主体。这是对《宪法》中规范要求和民主原则的落实,也
是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立法授权宪法惯例的遵循。如此规定,不仅有助于避免当前授权实践中削弱全国人
大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位的情况,亦可为后续授权实践提供明确的标准。
其三,确定该条的位置。由于纵向立法授权条款规定的是全国人大的权限,在第二章“法律”的“立法权
限”这一节当中作出规定是更为合宜的,具体位置可紧接国务院授权立法权条款之后。如此调整主要是基于
以下两点考虑:一是纵向立法授权条款的调整对象应是全国人大授予立法权的行为,应当在全国人大的立法
权限部分作出规定,而不是位于“地方性法规”章节;二是纵向立法授权是我国授权立法体制的内容之一,《立
法法》对授权制度的规定应当体现体系融贯的价值。纵向立法授权是针对地方作出,将该条置于国务院授权
立法条款之后,这样可以与《立法法》体例内容上先中央、后地方的逻辑保持一致。
[责任编辑:苏雪梅]
①
顾昂然《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草案)>的说明》(2000年3月9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公报》2000年第2号,第131ꢇ132页。
62
第51卷第4期
024年7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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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1ꢁ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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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2024
宪法原则的理论澄清、识别方式
和运用模式
钱宁峰
ꢄꢄ摘要:随着宪法权威的强化,“宪法基本原则”、“宪法原则”等概念在立法中逐渐普及,进而成为合宪性审查或
者司法适用的依据。之所以宪法领域存在泛化使用原则的倾向,原因在于存在着原理论、地位论和解释论的不同
认知视角。宪法原则和政策、价值虽然有相通之处,但其具有相对独立性。宪法原则是指具有公认的、普遍性的宪
法观念,在数量上是有限的,在内涵上是稳定的,可以视其为一种独立的宪法解释依据。宪法原则可以通过显性和
隐性两种方式进行识别,表现为宪法母原则与宪法子原则、宪法原则与部门法原则等不同原则类型,从而形成一张
彼此影响制约的宪法原则网络。借鉴原则理论对原则与规则之间关系的结构认识,宪法原则的运用存在权衡方
式、选择方式、协调方式和填补方式等四种模式。
关键词:宪法原则;宪法渊源;合宪性审查;宪法适用
ꢀ
DOI1013734ꢅjcnki1000-531520240311
收稿日期:2024-02-21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宪法个案解释基准的证成路径、方法与规则研究”(17AFX010)的阶段性
成果。
作者简介:钱宁峰,男,江苏常熟人,法学博士,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宪法与行政
ꢀ
法学,E-mailꢆqianningfeng@sinacom。
宪法原则是宪法学的重要概念之一,在学科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目前,宪法原则作为一个概念在立法
上已经实现从“宪法基本原则”向“宪法原则”的转变。2023年修改的《立法法》第五条“立法应当符合宪法的
规定、原则和精神”,替代了2015年《立法法》第三条“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2015年,全国人大常
委会《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提出,要“恪守宪法原则”。2023年12月4日,在第十个国家宪法日到
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坚持宪法规定、宪法原则、
宪法精神全面贯彻”。2023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的决定》,
进一步将是否符合宪法原则作为合宪性审查的内容②。这就意味着宪法原则已经成为宪法实施、宪法解释
和宪法监督的重要依据。值得注意的是,宪法原则的运用已经成为宪法实践的重要课题。正如有研究指出,
①
“有些学者开始注重国外违宪审查的实践,探讨在违宪审查实践中和宪法判断的具体运用中如何运用宪法原
则解决一些重要的法律问题”③。这种研究范式将宪法原则作为法律渊源,成为宪法解释和宪法审查的依
据。从我国宪法实践来看,虽然法院很少直接适用宪法原则,但是在司法过程中依然存在引用宪法原则条款
ꢀ
ꢀ
①
②
③
《习近平在第十个国家宪法日之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维护宪法权威和尊严推动宪法完善和发展更好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
用》,《人民日报》2023年12月5日,第1版。
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的决定》(2023年12月29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七次会议通过)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4年第1号,第98页。
莫纪宏《宪法原则在宪法学理论研究体系中的地位及发展》,《法学论坛》2012年第6期,第39页。
6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的情况。有学者统计,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援引了五次①。也有学者统计了
1995年至2015年宪法规范进入民事裁判的援引情况,“居于第三位的是宪法第三十三条关于‘公民平等权
和人权’的规定,合计有40次”,“居于第五位的是宪法第五条关于‘依法治国原则’的规定,合计有32次”②。
这些裁判文书统计情况表明,法治原则和人权原则等这些公认的宪法原则已经成为法院裁判的重要理由。
可以预料,随着合宪性审查工作的展开,宪法原则的运用将会更加频繁。宪法原则在宪法解释和宪法审查中
到底扮演着何种角色?现有研究对宪法原则虽然有所涉猎,但是尚未系统展开。有学者初步论证了宪法原
则的层级结构和释宪功能,对宪法原则在宪法个案裁判中的定位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研究③。然而,目前依
然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宪法原则和宪法基本原则是否可以等同看待?宪法原则是否有公认的、确定的
数量?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识别和运用宪法原则?这些问题不仅是我国宪法原则研究关注的问题,也是
国际比较宪法学研究关注的课题。“在宪法裁判中,作为司法解释的法定的法律渊源,原则的地位是一个激
烈而且长久争论的问题”④。本文试图对宪法原则进行系统研究,希冀能澄清宪法原则理论研究的诸多
问题。
一ꢄ原则抑或原理:宪法原则的认知误区
在宪法原则研究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宪法基本原则”、“宪法原则”等概念。通常来说,研究者很少辨别
两者的异同。从历史来看,宪法学对待宪法原则经历了从宪法基本原则到宪法原则的发展历程,也是一个彼
此混同使用的发展过程。正因为如此,有学者试图从逻辑角度对宪法原则概念进行澄清,认为宪法原则与宪
法解释的原则等概念存在差别⑤。虽然这有助于宪法原则的正当性论证,但是也可能造成宪法原则在脱离
宪法解释和宪法审查语境中进行研究的可能性。之所以会形成宪法领域众多与原则有关的词汇和术语,原
因就在于对宪法原则的认知视角存在差异。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德沃金原则理论的提出和传播,宪法原
则研究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从而造成了宪法原则游离于宪法解释和宪法审查之外的困境。如果坚持传统
宪法原则体系,那么必然和域外原则理论存在一定的隔阂,从而难以吸收原则理论的合理内容。而如果完全
套用域外原则理论的研究范式,那么宪法原则理论必然需要构建一套新的理论体系。从根源上说,这种认知
差异来自于国内外法学对原则的认知立场存在本质差异。正如陈金钊所指出的:“德沃金所说的原则与我国
法学教科书中所说的原则具有不同的含义。”⑥这就需要首先解决对宪法原则的认识论问题。
(一)原理论视角
所谓原理论,就是从宪法学体系角度来认识宪法原则,认为宪法具有若干基本原则,并赋予宪法基本原
则在构建宪法学学科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这种认知视角属于宪法学的传统视角。其通常将宪法基本原则
作为宪法学的独立组成部分来对待。虽然随着宪法原则研究的深化,其研究空间已经得到拓展,但是研究者
在认知思维上仍然保留着传统宪法学学科的视角。例如,在界定宪法原则概念时有研究认为:“宪法原则是
体现宪法应然价值取向、统合宪法规则并指导全部行宪过程的依据和准则。”⑦这里所说的“宪法原则”和“宪
法基本原则”没有本质的差异。由于宪法基本原则始终是围绕宪法文本展开的,因此其服务于宪法的制定和
修改,在本质上属于立法论。所谓宪法基本原则,准确地来说,在本质上属于宪法的基本原理。正因为如此,
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宪法学著作也会结合本国宪法对宪法基本原理进行阐述。例如,德国学者黑塞认为:“基
本法在其序言中,并且在其正文的第一条、第二十条与第二十八条中明确指出了这些原则。”⑧这些原则包括
人的尊严、民主制、社会法治国家、联邦国家。而我国宪法学著作通常将宪法原则归纳为人民主权原则、基本
①
②
③
④
参见:冯建鹏《我国司法判决中的宪法援引及其功能》,《法学研究》2017年第3期,第49页。
税兵《宪法规范何以进入民事裁判:1995ꢇ2015》,《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第115页。
汪进元《宪法个案解释基准的证成逻辑及其法律控制》,《中国法学》2016年第6期,第58ꢇ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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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elRosenfeldandAndrásSajóꢁTheOxfordHandbookofComparativeConstitutionalLawꢂOxfordꢆOxfordUniversityPressꢁ2012ꢃꢁ
780
⑤
⑥
⑦
⑧
参见:莫纪宏《论宪法原则》,《中国法学》2001年第4期,第49ꢇ50页。
陈金钊《法律解释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5页。
秦前红《宪法原则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
康拉德·黑塞《联邦德国宪法纲要》,李辉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95页。
64
钱宁峰ꢄ宪法原则的理论澄清、识别方式和运用模式
人权原则、法治原则、权力制约原则①。这些著作所讨论的宪法基本原则主要是根据一国宪法体制分类确定
的,基本上反映了宪法基本原理。这种认知框架意味着宪法原则获得了超越宪法规则的地位,从而具备了指
导宪法体系的资格。实际上,从各国宪法文本结构来看,虽然在中译本宪法文本章节中大量使用“原则”术
语,但是其在本质上属于对宪法原理的认同。宪法文本所使用的“原则”更多地表达了对宪法整体乃至各个
部分的不同宪法原理,体现了通常意义上的宪法原则的来源。
(二)地位论视角
严格意义上说,地位论并不是一种认识宪法原则的视角,而是一种价值定位。自从德沃金提出规则与原
则之间的差异以来,原则的法律地位受到了高度重视。特别是随着阿列克西原则理论的体系化构建,原则体
系更是蔚为壮观,似乎达到了和规则体系相提并论的高度。运用德沃金和阿列克西的原则理论来论证法律
原则的适用成为常见的论证方式。但是,德沃金和阿列克西的原则理论具有很大的差异,特别是对原则理解
存在本质差异。在德沃金看来,原则就是和道德、价值等相等同的普通概念,是不同于规则的独立存在,他认
为:“原则社会认为立法来自社会当时政治道德的隐蔽体系所呈现的义务。”②显然,立法体现规则,而原则彰
显道德体系。而在阿列克西理论中,原则始终伴随着规则,没有离开规则。其所阐述的原则其实并不是宪法
本身宣示的具有原理性地位的原则,而是基本权利背后所体现的原则。所以有学者认为:“阿列克西所使用
的‘原则’一词与一般意义上的作为总的指导方针的原则的语义不同。”③尽管德沃金和阿列克西在原则和规
则的结构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都将原则和权利相联系,特别是和宪法基本权利条款结合起来认识。“在
他(指阿列克西)的理论体系中,原则与权利总是存在对应性。这一点或许是受到了德沃金的启发。德沃金
所讲的权利(即‘王牌’)具有绝对的正当性,能够运用权利理论来最佳证成的答案就是唯一正解;而原则在其
理论中具有决定意义,是能够作为论据为个人权利提供服务的”④。这种认知思维也影响到国内原则理论的
研究。在这种认知视角下,宪法原则理论认为,规定基本权利的宪法规则背后均存在一定的原则,原则本身
支撑着宪法规则,在宪法规则适用过程中需要考虑其背后所体现的基本权利,并对不同基本权利进行利益衡
量。最为典型的做法就是在基本权利之间发生冲突时,必须揭示基本权利规定背后的宪法原则,再根据基本
原则衡量结果决定基本权利的保障。此时,基本权利具有宪法原则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此处的宪法原则实
际上并不是国内宪法学通常所讨论的宪法基本原则,而是基本权利的适用方式。虽然基本权利是宪法基本
原则的具体化,但是两者在形式上存在很大的差别。所以,此种原则理论没有考虑真正意义上的宪法原则的
适用问题。
(三)解释论视角
解释论是在宪法解释或者宪法审查过程中对宪法原则的适用。这种认知视角虽然为部门法学者所关
注,但是宪法原则的司法适用仍然是相对陌生的领域。前述德沃金和阿列克西的原则理论也是结合个案展
开论述的,特别是阿列克西原则理论与德国宪法法院基本权利解释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由于其所讨论的
宪法原则通常是隐藏在基本权利规则背后的价值立场,因此,对于诸如民主原则、法治原则等宪法明确承认
的原则的司法适用则讨论不多。正因为如此,“并非所有的宪法学者都赞成在实证的宪法法规之外,还有基
本原则的存在”⑤。不过,在违宪审查个案探讨中,却存在将基本权利背后的原则和宪法原则予以等同的做
法。例如,法国宪法委员会1971年7月16日“结社自由案”被视为运用宪法原则解决宪法问题的典型案
例⑥。从该案来看,法国宪法委员会肯定了1958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序言所确定的原则的效力,在具
体引用宪法原则时只是将结社自由视为宪法原则来认识并以此为依据进行审查。在这里,结社自由获得了
①
②
③
④
参见:韩大元主编《比较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8ꢇ68页。
德沃金《法律帝国》,李常青译,徐宗英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308页。
钱福臣《解读阿列克西的宪法权利规范水平效力理论》,《北方法学》2012年第3期,第93页。
熊静波《作为实体性原则的基本人权———对基本人权的制度化及其实践的另一种考察》,齐延平主编《人权研究(第二十一卷)》,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25ꢇ26页。
⑤
⑥
吴庚《宪法的解释与适用》,三民书局2004年版,第20页。
参见:李晓兵《论法国宪法委员会合宪性审查实践的创造性》,《东岳论丛》2008年第5期,第81页。
6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宪法原则的地位,但是结社自由并不是通常所认为的宪法原则,充其量反映了宪法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原理。
其实,在宪法解释中运用宪法原则并不是个别现象。特别是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实践中,宪法原则发挥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这就需要关注真正的宪法原则在宪法解释和宪法审查中的运用方式。
二ꢄ原则、政策和价值:宪法原则的概念辨析
宪法原则地位的确立并不意味着宪法原则概念的确定性。宪法原则和宪法基本原则之间的混同表明人
们对宪法原则的概念缺乏准确的界定。针对宪法原则未能获得逻辑上的精确定义现象,有学者提出,在解释
以价值形态存在的宪法原则时,首先回答的问题是“宪法原则应该是什么”,而不是“宪法原则是什么”①。
问
题在于,若宪法原则概念无法界定的话,那么宪法原则体系亦难以构建。无论是从实然角度还是从应然角
度,宪法原则概念始终与宪法价值、宪法政策相混淆,甚至在界定时以价值、政策等概念展开。如果宪法原则
在不同理论体系中各有不同的界定方式,那么其最终有可能消解宪法原则本身的地位。这恐怕是宪法原则
研究始料未及的。为了辨析宪法原则概念本身,必须从其与政策、价值等概念之间的异同来展开。
(一)宪法原则不同于宪法政策
宪法政策是现代各国宪法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是指国家规定的未来实现的目标。虽然并不是所
有国家宪法均规定国家政策,但是仍然有不少国家在宪法中予以详细列举。这些政策性条款有时会使用“政
策原则”(如巴基斯坦宪法)、“国家政策的指导原则”(如孟加拉国宪法、斯里兰卡宪法、泰国宪法、印度宪法、
埃塞俄比亚宪法)、“社会政策指导原则”(如爱尔兰宪法)②。虽然名称各异,但是都体现了对国家目标的确
认。同时,虽然将政策和原则相联系,但是这里所说的政策原则或者政策指导原则显然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
宪法原则。正因为如此,许多国家对这些政策所体现的原则的实现方式作了专门规定。不过,在立法技术上
有三种规定方式。一是单独规定政策性原则指导所有组织和个人。如巴基斯坦宪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加
纳宪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利比里亚宪法第四条、南苏丹过渡宪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尼日利亚宪法第十三
条、乌干达宪法“总则”部分等。在这种方式下,政策性原则是否具有可诉性则不予规定。二是既规定政策性
原则为任何组织和个人所遵守,又明确规定不具有司法强制力。在表述上有“不具有司法强制性”、“对任何
法院不具有强制力”、“不得在任何法院提出”、“不可由宪法实施”、“不得将其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无权授
予法定权利,亦不能由法院适用”、“在任何法院或法庭均不具有效力”、“不由法院强制执行”、“不能执行本章
本节的规定”、“不具有可诉性”、“不可诉”等,如孟加拉国宪法第八条第二款、缅甸宪法第四百五十一条、尼泊
尔临时宪法第三十六条、印度宪法第三十七条、爱尔兰宪法第四十五条、莱索托宪法第二十五条、塞拉利昂宪
法第四条、斯威士兰宪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苏丹临时宪法第二十二条、坦桑尼亚宪法第七条、赞比亚宪法第
一百一十一条、巴布亚新几内亚宪法第二十五条等。在这种方式下,法院不能直接适用政策性指导原则。三
是单独规定司法适用性问题。这种立法方式较少。例如,斯里兰卡宪法第二十九条规定,本章的规定并不赋
予或产生法律权利或义务,不得在任何法院或法庭施行。与本章规定不一致的问题,亦不得诉诸任何法院或
法庭③。
从上述规定来看,宪法原则显然不同于宪法政策,因为宪法原则是所有国家机关和任何个人都应该遵循
的,因而不能否定其司法适用性,而宪法政策的可司法性往往受到否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法律适用时不
用考虑政策所体现的原则。例如,冈比亚共和国宪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本章规定的国家政策的指导原则
应当成为冈比亚公共政策的一部分,旨在建立一个公正、自由、民主的国家。这些原则不应当成为法律权利
或者在法庭上适用,但是:(1)根据冈比亚国家经济发展能力及其限制,执行机关、立法机关及其他国家机构
在作出政策决定、制定法律和冈比亚日常行政管理过程中,应该根据各自的职能通过立法或者其他形式实现
这些原则;(2)法院应重视这些原则并将其作为解释法律的依据④。 ,
因此法院在宪法裁判过程中关注宪法
政策,但是不能从中推演出新的法律权利,不能予以适用。之所以宪法政策的可司法性难以得到认同,除了
①
②
③
④
参见:莫纪宏《论宪法原则》,《中国法学》2001年第4期,第51页。
本文所引用的宪法文本,除特别注明之外,均引自:《世界各国宪法》编辑委员会《世界各国宪法》,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版。
参见:《世界各国宪法》编辑委员会《世界各国宪法(亚洲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版,第508页。
《世界各国宪法》编辑委员会《世界各国宪法(非洲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版,第198页。
66
钱宁峰ꢄ宪法原则的理论澄清、识别方式和运用模式
政策的独特性之外,很大程度上还在于宪法政策与宪法原则之间的差异。宪法原则是一国宪法的基础,而宪
法政策则是国家目标的呈现,两者地位具有很大的不同。比较宪法学通常认为,政策制定在传统上被认为是
行政和立法部门的政治家们所从事的一项活动,并受到选举问责制的限制。在某种程度上,原则的适用确认
为一项明显的司法任务,它就可能提升司法机构的合法性,因为其在民主社会中的地位取决于人们认为它对
公正司法的承诺①。从本源来说,政策制定在本质上是政治性的,而原则适用在本质上是法律性的。所以,
宪法政策不能和宪法原则相等同,而必须予以区别,才能使宪法原则在司法适用过程中得到认可。
(二)宪法原则不同于宪法价值
国内学界对宪法原则概念的界定通常采用了价值立场。一种观点认为,宪法原则是一种价值准则。“宪
法原则应该是决定‘形式宪法’形式和内容的基本价值准则”②。另一种观点将指导思想、基本精神等作为界
定宪法原则的术语。当然,也有从普遍性角度来界定宪法原则的:“宪法基本原则概括为那些作为宪法规范
存在之基础,尤其是宪法制度构造的根据或本源的原理和准则。”③通常来说,宪法所认同的价值既有普遍性
的价值,也有特殊性的价值。如果宪法原则体现了普遍性的价值,那么,宪法原则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宪法
价值。如果宪法原则反映了一个国家独特的文化价值,那么,宪法原则可能因国家文化传统的认识而呈现出
不同的形式。问题在于宪法原则之所以被视为“原则”,恰恰在于其具有稳定性,不因国家、传统而表现出
差异。
实际上,宪法本身对原则和价值的规定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从各国宪法对宪法价值的规定方式来看,其
有两种形式:一种宪法价值是指价值和传统,如民族文化传统、历史习惯;另一种宪法价值更多具有普遍意
义,如民主价值、公平正义。后一种价值用法在一些宪法原则中广泛使用,如民主原则、社会正义原则④。在
立法技术上,宪法原则通常更为凝练,如民有、民治、民享等,而宪法价值则较为宽泛。例如,多哥宪法第二条
第三款规定,共和国之原则:民有、民治、民享;第四款规定,共和国之信条:劳动、自由、祖国⑤。这就将原则
和价值明确予以区分。又如,巴西宪法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巴西联邦共和国,作为由州、市以及联邦特区组成
的不可分割的联合体,是建立在如下原则之上的民主法治国家;(1)主权;(2)公民;(3)人性尊严;(4)劳动和
自由竞争的社会价值;(5)政治多元主义⑥。其虽然将上述所列举的五项视为原则,在本质上却代表着宪法
价值。所以,宪法价值和宪法原则在宪法文本中并没有严格界限,存在相通之处,如民主原则或者民主价值。
从法院解释和审查角度来说,宪法原则和宪法价值的区别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不同原则之间或者不同价
值之间的关系既相互独立,也可能相互融合,关键在于法院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权衡原则或者价值的权重,并
作出一定的取舍。
从上述对宪法原则、宪法政策和宪法价值的辨析来看,虽然在使用时彼此之间存在相通之处,但是宪法
原则更多地表达了对宪法理念的民族认同。例如,印度尼西亚宪法要求遵守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统一国家
的原则。俄罗斯宪法则提出俄罗斯联邦宪法秩序的基本原则。在委内瑞拉,则是指委内瑞拉人认同的原
则⑦。如果说宪法政策和宪法价值的表述方式是宽泛的,那么宪法原则应该是固定的、有限的。正因如此,
在成文宪法文本统计分析中,宪法原则通常只选择人民主权原则、人权原则、法治原则和权力分立原则四个
种类来进行⑧ 因此宪法原则在各国宪法中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笔者认为,宪法原则是指具有公认的、普
遍性的宪法观念。之所以用“观念”而不用“价值”来界定,是因为价值更多地体现了历史传统,具有固有性、
本土性。而观念则更多地体现了现代性,具有开放性。价值可以不同,但是原则必须认同。很难想象,在缺
乏原则的前提下如何表达宪法观念。只有在共同认同宪法原则的前提下,才能进行有效的宪法研究和交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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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MichelRosenfeldandAndrásSajóꢁTheOxfordHandbookofComparativeConstitutionalLawꢁ782
莫纪宏《论宪法原则》,《中国法学》2001年第4期,第53页。
王广辉、叶芳《宪法基本原则论》,《法商研究》2001年第5期,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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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MichelRosenfeldandAndrásSajóꢁTheOxfordHandbookofComparativeConstitutionalLawꢁ779
参见:《世界各国宪法》编辑委员会《世界各国宪法(非洲卷)》,第124页。
参见:《世界各国宪法》编辑委员会《世界各国宪法(美洲大洋洲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版,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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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MichelRosenfeldandAndrásSajóꢁTheOxfordHandbookofComparativeConstitutionalLawꢁ780
参见:王惠玲《成文宪法的比较研究———以107部宪法文本为研究对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页。
6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三ꢄ成文渊源还是不成文渊源:宪法原则的渊源属性
宪法原则虽然在法律适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要实现宪法原则的司法适用必须首先解决宪法原则
在法律适用中的定位问题。由于宪法原则是法律原则之一,因此,个案裁判中的宪法原则在本质上属于法伦
理原则。正如拉伦茨在解释法伦理性原则在司法裁判过程中的功能时指出:“作为原则,它不是可直接适用
于具体个案的规则,而是一种指导思想。”①宪法原则在宪法解释或者裁判中并不是一种法技术性原则,而是
一种法伦理性原则,具有指导思想的地位。那么,宪法原则能否被视为一种宪法渊源或者解释渊源?我国宪
法渊源分类通常并不将宪法原则纳入其中。不过,也有观点认为宪法原则具有宪法既定规范的地位②。这
种做法肯定了宪法原则的宪法渊源或者解释渊源地位。从国外宪法解释实践来看,在对待宪法原则的态度
上似乎存在一定的差异。
德国基本法在规定宪法原则时根据条款表述方式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没有明确提及“原则”,基本法第
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为民主的和社会的联邦国家,是通过“民主”、“社会”、“联邦”修饰语表
达宪法原则;二是明确提及“原则”,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欧洲联盟承认民主、法治国家、社会国家
和联邦制的各项原则以及辅助性原则,保障实施与本基本法实质内容类似的基本权利保护制度。为实现统
一的欧洲,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参与欧洲联盟的发展,其不仅提出民主、法治国家、社会国家与联邦制四项原
则,而且提出辅助性原则。虽然这些“原则”均是对欧盟的要求,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德国立宪者对宪法
原则的认识。同时,基本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各州的合宪性秩序必须与基本法意义上的共和国、民主
以及社会法治国原则相符。由此可见,基本法明确承认的宪法原则是民主原则、法治国原则、社会原则和联
邦原则。虽然存在所谓“辅助性原则”等表述,但是其显然不具备宪法原则的地位。除了上述宪法成文原则
之外,德国宪法在实践中也承认不成文原则。根据学者分析,诸如基本法的整体性、客观价值维度、私法宪法
化以及宪法的整合功能等原则和理论被赋予了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实质解释权威③。从德国学者对不成文
原则的看法来看,这些原则是在司法实践中由解释者创造出来的。虽然这些不成文原则在宪法审查中具有
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不能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宪法原则,而是在基本法所规定的宪法原则基础上通过宪法
解释推导出来的。其虽然也可以被视为宪法的解释渊源,但是属于不成文的解释渊源,不能被视为宪法原则
本身。
与德国做法相反,加拿大法院则没有将不成文宪法原则作为解释渊源,而是作为解释模式来认识。根据
学者分析,法院对不成文宪法原则的发明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造法秩序。“不成文”是指空白的认知,“原则”意
味着不能在成文宪法文本中发现,也不能通过通常的解释过程从文本中推导出来。这并不能说加拿大宪法
是由不成文的基本原则所构成,后者既深刻影响了文本的制定,而且继续影响着宪法解释。而民主、责任政
府、法治、司法独立、保护公民自由和联邦主义属于这些原则。任何对加拿大宪法的刻板描述都要规范地运
用这些思想④。从加拿大宪法实践对不成文宪法原则的认识来看,不成文宪法原则是司法造法的常态。
这
些所谓的不成文宪法原则实际上就是公认的宪法原则,其确认是通过法院,而不是宪法规定的。这些宪法原
则对宪法制定和解释产生了深刻影响。
尽管上述两国学者在分析不成文宪法原则时要么将其归属于解释渊源,要么归属于解释模式,但是其相
同之处在于,承认宪法原则在宪法实践中的广泛运用。不论在成文法中出现还是在不成文法中认可,宪法原
则在司法适用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之所以会出现对宪法原则的不同承认方式,原因在于大陆法系和英美
法系的司法方法不同。对于大陆法系国家来说,宪法原则通常规定在成文宪法之中,因此,宪法原则对于宪
法适用者而言可以从成文宪法中获得直接依据。而对于英美法系国家来说,判例法始终发挥着决定性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宪法原则最初是通过总结判例实践在宪法学说之中归纳出来的。随着许多英美法系国家也
拥有成文宪法,宪法原则也可能体现在成文宪法之中。从法律渊源角度来看,宪法原则应该被视为一种独立
①
②
③
④
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黄家镇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529页。
参见:汪进元《宪法个案解释基准的证成逻辑及其法律控制》,《中国法学》2016年第6期,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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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JeffreyGoldsworthyꢁInterpretingConstitutionsꢀAComparativeStudyꢂOxfordꢆOxfordUniversityPressꢁ2006ꢃꢁ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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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JeffreyGoldsworthyꢁInterpretingConstitutionsꢀAComparativeStudyꢁ90-91
68
钱宁峰ꢄ宪法原则的理论澄清、识别方式和运用模式
的法律渊源形式。
四ꢄ显性和隐性之间:宪法原则的识别方式
宪法原则的识别问题主要是在合宪性审查和司法适用过程中出现的。法律适用者必须能够确定个案裁
判所需要的宪法原则。由于宪法通常并不明确规定哪些原则属于宪法原则,给审查实践或者司法实践带来
一定的困难,因此,一旦需要宪法原则为司法裁判提供帮助,就必须要先由法律适用者选择宪法原则并对宪
法原则进行解释。正因为如此,宪法原则的识别在本质上和法律原则的识别没有差异。对此,许多学者提出
了法律原则的识别标准①。不过,他们不仅提供了一些识别法律原则的方式,而且更多地描述了法律原则的
特征。实际上,不同部门法领域法律原则在识别时仍然存在一定的差异。由于宪法在法律体系中处于根本
法地位,因此,宪法原则的识别更为特殊。
(一)宪法原则的显性识别
宪法原则的显性识别是指在宪法适用时能够在实在法中确定宪法原则的选择方式。因为在现行实在法
体系中能够确定宪法原则,所以,这种选择方式为宪法适用提供了便捷的途径。
1
.宪法文本的承认
若宪法本身明确规定了宪法原则,并且明确了宪法原则的具体适用要求,那么宪法原则能够得到充分考
虑。这就需要宪法不仅概括地规定宪法原则条款,而且在具体规定中明确提到相应的宪法原则。这种做法
在德国基本法中最为明显。其不仅明确了德意志共和国所具备的宪法原则,而且在具体条款中经常明确相
应的宪法原则。实际上,宪法文本对宪法原则的承认也体现在宪法文本结构上。例如,葡萄牙宪法在宪法正
文之前规定“基本原则”,同时,在第一编基本权利义务、第二编经济组织、第三编政治权力组织各编第一章均
规定了“一般原则”。又如,安哥拉宪法第一章为“基本原则”,同时,在第二章基本权利和义务,第三章经济、
金融和财政组织,第四章国家政权组织,第五章公共管理,第六章地方政府各章中第一节均规定了“一般原
则”,此外,第七章宪法保障与修改部分也规定了宪法修改的“一般原则”。尽管并不是各国宪法结构均如此
安排,但是上述国家宪法结构安排使人们能够了解一国的基本原则以及宪法各部分的一般原则,构成一个原
则体系,从而为宪法原则的司法适用提供了准绳。
2
.部门法原则的转化
如果宪法本身没有规定宪法原则或者宪法相关条款没有提及宪法原则,又需要适用宪法原则,那么,可
以考虑将部门法原则确认为宪法原则的具体化,从而赋予部门法原则宪法地位。从历史来看,许多部门法原
则既在部门法中予以规定,也在宪法中予以规定,从而赋予部门法原则双重身份。例如,罪刑法定原则、刑法
适用平等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这三大刑法基本原则有时也会规定在宪法之中,在宪法适用中就可以根据这
些基本原则来处理刑事领域的相关宪法问题。又如,通常认为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基本原则,在处理与民事
案件相关的宪法问题时就可以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来裁判。由于部门法原则本身与各部门法领域紧密相关,
因此,通过将部门法原则予以宪法转化就能为宪法适用者所利用。
(二)宪法原则的隐性识别
宪法原则的隐性识别是在非实体法领域中确认宪法原则的选择方式。这种选择方式通常是在实体法没
有规定宪法原则情况下出现,或者是宪法原则本身过于抽象难以为个案裁判所用,需要根据一定的标准进行
识别。虽然宪法原则的隐性识别可以在社会事实、道德伦理等非法律领域中去寻找,但是在法律适用过程中
最为典型的做法是对宪法判例的认可。在法学方法论上,法伦理原则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与法律的续造有关。
“当某一此类法伦理性原则或其新的适用领域首次被发现,并且以具有说服力的方式被表达出来,就会进入
基于对此项原则的考量而进行的超越制定法的法续造”②。也有学者认为,“宪法的抽象概念不可避免会留
下空白和歧义,这就必须通过宪法本身并未出现的实施原则来具体化”③。正因为如此,宪法实践出现的许
①
参见:庞凌《法律原则的识别和适用》,《法学》2004年第10期,第35ꢇ36页;陈林林《基于法律原则的裁判》,《法学研究》2006年第3期,第5
页。
②
③
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黄家镇译,第529页。
凯斯·R·孙斯坦《法律推理与政治冲突》,金朝武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07页。
6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多宪法原则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隐性识别方式产生的,如法律保留原则、依法行政原则、比例原则等。这一
点在德国宪法法院中表现得最为充分。为了能够找到更为适合的裁判基准,德国宪法法院逐渐形成了一系
列不成文原则。这些不成文原则在后续个案中发挥着重要的示范效应,宪法适用者在处理类似个案时就可
以直接采用这些新发展出来的宪法原则。
需要说明的是,在法律适用中,宪法原则通过不断的识别可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原则体系。这种原则体
系既可能体现在显性识别的宪法条文、文本结构之中,也可能体现在根据宪法原则所隐性识别的子原则之
中,从而可能表现为宪法母原则与宪法子原则、宪法原则与部门法原则等不同原则类型,在宪法原则之下形
成一张彼此影响制约的宪法原则网络。通过这一网络体系,就能够在宪法规则适用过程中得到宪法原则的
有效帮助。因此,宪法原则是有限的,而宪法原则体系可能是扩张的,在司法实践中不断衍生。
五ꢄ原则和规则的关系处理:宪法原则的运用模式
宪法原则在法律适用中到底扮演着何种角色?“拉兹认为,法律原则担任的角色包括:(1)法律解释的基
础;(2)变更法律的基础;(3)法律中特殊例外规定的基础;(4)制定新法的基础;(5)特例案件中行动的基础。
其中,前四项虽然同样可以指向其他法律原则,但是这些功能的实现更主要依赖于规则的中介作用;最后一
项功能只有在仅受原则约束的领域内才会产生”①。上述法律原则的功能亦适用于宪法原则。因此,宪法原
则在司法实践中是宪法解释的基础。这就意味着宪法原则的适用必须在个案裁判中才能得到考量。那么,
宪法原则的适用会以何种方式出现?对此,宪法学尚未深入探讨。法理学界在这方面探讨较多。有学者认
为:“从理论上讲,原则的适用会以两种方式展现:或者在与其他原则相关时作用于个案,或者在与规则相关
时作用于个案。”②也有学者偏重于法律原则间的权衡③。其说明宪法原则的适用也不能脱离原则和规则之
间关系的考量。同时,原则裁判通常认为是在法律漏洞存在时才可能出现的适用方式。例如,在民法领域,
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在现行法无明文规定时,应以民法原则补充法律漏洞④。然而从宪法实践来看,即使不
存在法律漏洞,宪法原则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宪法原则的适用始终伴随着释宪各个环节。例如,葡
萄牙宪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法院在进行审判时,不得适用与宪法规定或宪法原则相抵触的规则⑤。宪法原
则的司法适用离不开宪法解释过程,宪法原则已经成为释宪考虑的重要因素。因此,借鉴原则理论对原则与
规则之间关系的结构认识⑥,将宪法原则可能发挥作用的场合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一)宪法原则在原则冲突时的权衡方式
在宪法适用中,原则冲突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部门法原则之间的冲突。在法律个案中,如果出现了部
门法原则冲突,宪法原则能够为部门法原则冲突的解决提供衡量依据。如果冲突的某一方原则同宪法原则
具有更强的契合度,那么该部门法原则就能获得支持,从而成为解决个案的法律原则。如果冲突的某一方原
则同宪法原则难以保持一致,那么该部门法原则就可能得不到支持,从而丧失成为个案解决的法律原则。因
为通常来说,宪法原则的分量大于部门法原则的分量,其他原则应该服从于宪法原则的考量。二是宪法原则
网络中子原则之间的冲突。如果不同宪法子原则之间发生冲突,那么需要寻找更高位阶的宪法原则来提供
相应的衡量依据。通过更高位阶的宪法原则,不同宪法子原则之间就能够找到彼此的适用范围和领域,从而
寻找到解决问题的边界。三是部门法原则与宪法原则之间的冲突。严格意义上来说,部门法原则和宪法原
则均属于法律原则,分别适用于不同法律领域,不可能出现冲突。如果在个案中出现彼此之间的冲突,通常
需要根据个案情况来选择部门法原则或者宪法原则来处理,而不是简单地按照部门法原则服从宪法原则来
处理。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陈景辉《原则、自由裁量与依法裁判》,《法学研究》2006年第5期,第130ꢇ131页。
陈景辉《原则、自由裁量与依法裁判》,《法学研究》2006年第5期,第130页。
参见:陈林林《基于法律原则的裁判》,《法学研究》2006年第3期,第9页。
参见:王涌《论民法中的原则的识别与适用———对德沃金原则理论的几点疑问与思考》,《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第49页。
参见:《世界各国宪法》编辑委员会《世界各国宪法(欧洲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版,第496页。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德沃金和阿列克西原则理论是对基本权利适用的理论认识,因此,本文所讨论的原则冲突、规则冲突、原则和规则冲突均
是建立在不同宪法原则司法适用基础之上,而不是基本权利司法适用之上。当然,宪法原则适用与基本权利适用紧密相关,但并不能完全等
同。
70
钱宁峰ꢄ宪法原则的理论澄清、识别方式和运用模式
(二)宪法原则在规则冲突中的选择方式
在宪法解释过程中,规则冲突既可能表现为部门法规则之间的冲突,也可能表现为宪法规则之间的冲
突。如果出现了部门法规则之间的冲突,通常来说其可以通过部门法原则进行部门法规则的选择。此时,宪
法原则并不需要介入其中。而在宪法规则之间发生冲突时,就需要借助宪法原则进行选择。如果某一方宪
法规则所体现的精神能够得到宪法原则的补强,那么,该宪法规则就能够得到认可,从而成为宪法解释和裁
决的依据。如果某一方宪法规则无法得到宪法原则的支持,那么在规则竞争中就处于不利地位,从而在规则
选择时最终被淘汰出局。此外,如果出现部门法规则和宪法规则相互冲突的情况,通常应该按照法律位阶体
系来处理,即部门法规则不得同宪法规则相抵触。
(三)宪法原则在原则与规则冲突时的协调方式
严格意义上来说,原则与规则之间并不存在相互冲突的情况。正如有学者认为,“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
法律原则与法律原则之间一般只成立不一致关系,不成立抵触关系。但是,当法律原则属于不可挑战的‘绝
对原则’时,抵触关系仍可成立”①。不过,在宪法规则与宪法原则不一致时,通常来说,先要以宪法规则为
准,只有宪法规则在解释过程中无法得出合乎正义的结果时才可能考虑宪法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单
独考虑宪法原则,并以此作为解释依据。
(四)宪法原则在出现法律漏洞时的填补方式
法律漏洞根据部门法和宪法的差异可以分为部门法漏洞和宪法漏洞两种类型。在存在部门法漏洞情况
下,通常需要根据部门法原则进行法律续造。只有在部门法原则无法发挥作用情况下才可能借助宪法原则
来解决。而在宪法漏洞情况下,只能根据宪法原则来进行法律续造。其首先应该考虑与宪法个案关系最为
密切的宪法子原则。只有在该宪法原则不能有效解决宪法漏洞时才能寻找更高位阶的宪法原则,因为更高
位阶的宪法原则具有更为广泛的适用范围。只有这样,才能为法官续造规则提供依据。
宪法原则从表面上看是宪法领域的问题,但是其牵涉面颇广。在研究中既要考虑到宪法原则本身的具
体化过程,也要充分注意到部门法原则在解决宪法问题时的特殊表现方式。同时,既要考虑到法律原则,也
要关注到法律规则,厘清原则与原则之间的关系、规则与规则之间的关系、原则与规则之间的关系。只有通
过构建宪法原则体系,包括宪法母原则与宪法子原则、成文宪法原则和不成文宪法原则,才能真正理解宪法
原则在宪法解释和宪法审查中的运用模式。
[责任编辑:苏雪梅]
①
周辉《法律规范抵触的标准》,《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第86页。
71
第51卷第4期
024年7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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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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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1ꢁ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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ꢂSocialSciencesEditionꢃ
Julyꢁ2024
新发展格局下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价值指向与路径方向
徐政ꢄ张姣玉
ꢄꢄ摘要:新发展格局所倡导的国内外双循环与新质生产力所具备的以科技创新为驱动、以改革为先导和市场需
求为导向的复合型特征,形成了互为促进、互为支撑的必然联系。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合理回
应,是对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变化的必要调整,以及对现有经济发展理论的完善深化。新质生产力的多维涵义包括
科技驱动的新经济形态、生产关系适应性的改进、经济系统的创新驱动等。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新质生产力发展
的价值指向在于强化产业链和供应链韧性以保障国内经济安全运行,推动异质要素流动融合以确保国民经济循环
畅通,提升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以增强国际循环吸引力。为此,在新发展格局下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应当扩大内
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创新为核心的教育体系,加强不同经济体的多边合作,以及加快建立国际联合研
发平台。
ꢀ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新发展格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科技创新;教育体系
ꢀ
DOI1013734ꢅjcnki1000-531520240411
收稿日期:2024-03-20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算法视角下数字帝国主义掠夺方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
(22CKS017)、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课题“价值链视角下数字化转型赋能江苏制造业偏向型技
术进步的机制与对策研究”(23SYB-08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徐政,男,江苏盐城人,经济学博士,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讲师,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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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省委党校基地研究员,E-mailꢆ807211542@qqcom;
张姣玉,女,湖南娄底人,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全球化的趋势导致世界各国经济体系的交融日益加深。全球性挑战,如气候变化、资源枯竭、环境污染
以及后新冠疫情影响,对各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在此宏观背景下,我国面临着由外向型发
展向内外平衡式发展转型的历史性机遇与挑战。2020年4月,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上首次提出构
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①。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一格局的构建旨在减少国际环境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增强经济发展韧性,通过
内需引擎拉动经济增长,实现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2023年9月,习近平在黑龙江考察时提出“新质生
产力”,为新时代新征程加快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
调,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
产力②。
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深化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保障中国经济长效稳定向好的根本举措。当前,新质
生产力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话题之一。在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方面,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看,新质
①
②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全力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取得新突破》,《求是》2023年第8期,第16页。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23年12月13日,第1版。
72
徐政ꢄ张姣玉ꢄ新发展格局下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价值指向与路径方向
生产力源自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范畴的延伸和发展,是生产力构成要素质量提升的结果,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
必然趋势①;新质生产力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方面超越了传统生产力,由关键性和颠覆性技术创
新驱动②,以数字化、绿色化为特征。在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历史逻辑方面,生产力发展经历了传统生产力与
新质生产力两个阶段,现在正向新质生产力方向迈进,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③;新质生产力的形成离不开科
技创新、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劳动者素质、基础设施、体制机制、国际合作等方面的支撑④。在发展新质生产
力的有效路径方面,形成新质生产力需要加强科技创新驱动、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提高劳动者素
质、完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国际合作和开放创新等⑤。由此可见,目前新质生产力
的研究主要围绕其内涵、特征、形成条件、发展路径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然而,当前
的研究多停留在新质生产力本身内涵与发展路径上,缺乏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与国际环境的结合。
因此,在新发展格局下,如何深刻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如何在新发展格局下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推动经
济转型升级、促进创新发展、提升国家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ꢄ新发展格局与新质生产力
(一)新发展格局提出的三重维度
1
.新发展格局提出的历史维度
20世纪初,中国经济结构仍以农业为主,工业基础薄弱,未能形成自主的工业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社会主义制度为解决百年积弊提供了全新道路,中国大力推进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工业
化,并在若干工业领域建立起独立完整的体系。然而,长期闭关自守的政策使我国内外经济联系较为薄弱。
978年,我国开始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融入全球
1
经济体系,利用劳动力资源优势转型为“世界工厂”。这一时期的发展重心是吸引外资、扩大出口,促使经济
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当下,中国经济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压力,一方面是发展模式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
变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是国际环境的复杂多变,全球贸易局势紧张,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新冠疫情产生
的公共安全挑战,都对我国以出口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构成了一定的挑战⑥。 ,
总之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下,需要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在开放中发展,在挑战中寻求新机遇。
2
.新发展格局提出的现实维度
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是基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内在和外在条件的综合考量⑦。在国内层面,
我国巨大的人口规模构成了其发展的客观要求,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然而,我国不同区
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不平衡是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瓶颈。上海
一直是东部地区乃至全国的领头羊,2013ꢇ2023年上海市场化指数⑧从10.275稳步提升至12.97;中部地
区的安徽和江西市场化指数的增长比较稳健,2013ꢇ2023年安徽市场化指数从8.273升至10.606,江西市
场化指数从7.167升至10.619,表明中部省份在推进市场化改革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西部地区的新疆,
013ꢇ2023年市场化指数从3.58增长至6.923⑨。由此可见,东部沿海地区的市场化指数普遍高于中西部
2
地区,且增长速度也比较快;中部地区的增长速度位于东部和西部之间;西部地区虽然增长速度较慢,但部分
①
②
③
④
张姣玉、徐政《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审视、逻辑透析与实践路径》,《新疆社会科学》2024年第1期,第37页。
周文、许凌云《论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改革》2023年第10期,第1ꢇ2页。
李政、廖晓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历史和现实“三重”逻辑》,《政治经济学评论》2023年第6期,第146页。
ꢀ
简新华、聂长飞《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发展及其作用发挥———新质生产力的政治经济学解读》,《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
6
期,第30页。
ꢀ
⑤
徐政、郑霖豪、程梦瑶《新质生产力助力高质量发展:优势条件、关键问题和路径选择》,《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第12
页。
ꢀ
⑥
⑦
⑧
舒成利、赵安格、黄东等《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产业链发展战略框架研究》,《中国科技论坛》2023年第12期,第62页。
荣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世界历史意蕴》,《山东社会科学》2023年第6期,第161页。
市场化指数包括经济自由度、金融市场化、行政干预程度以及社会保障水平四个方面,用政府与市场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
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指标衡量。
⑨
数据来源于众鲤数据网“各省地区市场化指数及分项指数”,httpsꢆꢅꢅzldatascomꢅ4036html。
7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省份如云南和新疆的增长势头较好,呈现出逐步缩小与东中部地区差距的趋势。在国际层面,中国已经成为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持续上升。然而,我国经济发展也面临一系列
挑战。在发展过程中,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增加,如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多变等因素,
对我国外贸导向型的经济结构形成了一定挑战。确保国内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是对这种外部不确定
性的有效应对和自我保护①。通过优化国内循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减外部冲击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加强
发展的主动性和自主权。
3
.新发展格局提出的理论维度
宏观经济理论强调内需驱动与外需拉动共同作用促进经济增长,因此,经济决策者不仅需要考虑外需,
也需要重视内需在经济增长中的基础性作用②。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强,促使我
国更加注重内部市场的培育与发展,强化内部循环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从而形成更为坚实的经济基
础。产业组织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为新发展格局的市场内部结构和空间布局提供了理论支持。从产业内部
来看,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优化产业结构、增强技术创新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从经济地理的角度来看,
打破地域限制,加强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区域市场与资源的互联互通,有助于形
成一体化的国内大市场,促进经济资源在国内的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③。 ,
另外信息不对称理论对新发展格
局中的信息流通与市场机制构建提供了分析视角。在新发展格局下,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高效市场机制,
需要大幅度改善信息流通与透明度。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市场失灵风险,可以有效促进市场主体间
的合理互动,进而提升整体经济的协调性和效率。从比较优势理论来看,新发展格局并不意味着放弃国际合
作与交流,而是在确保国内经济稳健发展的同时,优化国际经济合作,根据比较优势调整对外开放结构和模
式。综合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既可以发挥国内循环的主导作用,又可以有效利用国际市场和资
源优势,实现互补共赢。
(二)新质生产力的涵义及特征
1
.新质生产力的涵义
新质生产力的涵义是多元综合的,它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更是引领经济结构转型和社会进步的
核心力量。明确这一涵义的多维内容,有助于我们深入地理解和把握新质生产力的本质特征。首先,从知识
和信息技术的角度来看,新质生产力代表着以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和共享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形态。这些新
经济形态建立在高度信息化和知识化的基础上,特点是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在提高效率、降低资源消耗和
优化经济结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其次,新质生产力的特质还体现在它的高效性、互联性、智能化和可持续
性方面。这些特质不仅仅改变生产方式,也为经济和社会的多层次发展提供可能④,如推动环保产业发展、
优化能源结构和搭建共享经济平台等。再次,考虑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新质生产力成为传统生产要素以
外的助推器。当劳动力和资本的边际效应有限时,技术创新和新经济模式的发展尤为重要,可以进一步促进
经济高质量发展。另外,从生产关系的视角,新质生产力还促成了生产关系的调整。这既包括劳动者对新技
能的掌握和适应,也涉及企业组织的革新以及市场规则的更新,使得新质生产力与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相适
配。最后,新质生产力强调全面协调发展和创新驱动的经济转型。这意味着社会发展不再单一依赖某项或
某些生产要素的增加,而是需要全方位的系统创新和结构优化,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合理配置和有效提升。因
此,新质生产力具有多维涵义:科技驱动的新经济形态⑤,高效、互联、智能、可持续的生产力特性⑥,全要素
①
②
③
④
⑤
辛菲《列宁“市场问题”批判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第5页。
李杏、刘博《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内需与外需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现代管理科学》2013年第2期,第44页。
钟昌标、钟昌林、李汉君《中国式现代化与区域协调发展关系探索》,《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3年第6期,第52页。
刘典《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需要统筹的三组重要关系》,《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24年第1期,第2页。
王国成、程振锋《新质生产力与基本经济模态转换》,《当代经济科学》2024年2月23日网络首发,httpꢆꢅꢅlinkcnkinetꢅurlidꢅ611400F
2
02402231148002,第3页。
⑥
盛朝迅《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条件与培育路径》,《经济纵横》2024年第2期,第32页。
74
徐政ꢄ张姣玉ꢄ新发展格局下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价值指向与路径方向
生产率的提升来源①,生产关系适应性的改进②,经济系统的创新驱动③。确切地说,新质生产力不单是具体
技术或者产业升级,它更是系统性经济社会结构的演进。
2
.新质生产力的特征
首先,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引领。这不仅体现在生产工艺和技术手段的进步,更在于它对整个经济
结构和社会进步的引领作用。科技创新能够不断推动生产工具的更新换代,从而实现生产效率和生产规模
的提升。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新质生产力推动生产过程和生产模式的创新,不断调整优化生产关系,助力
推动体制机制变革。其次,新质生产力以改革为先导。新质生产力发展必须植根于深化改革的土壤之中。
改革不仅仅指的是制度层面的调整,更包括对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变革。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新质生产力可
以更好地释放和发挥内在潜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制度保障和活力源泉。这种改革先导性体现为对不
断优化的政策法规环境的适应以及激发市场活力和推动社会创造力。最后,新质生产力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紧扣市场动态,响应消费升级以及用户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新质生产力通过以市场为
基础的调控机制,灵活适应经济环境变化,实现资源配置优化④。在全面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进程中,新
质生产力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推动着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的变革,形成更为广泛的经济发展新动能。这些特
征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适应,进而形成更加高效、协调、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体系。
(三)新发展格局与新质生产力的共生关系
新发展格局所倡导的内外双循环以及新质生产力内含的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特征,推动了我国经济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新发展格局以内循环为主体、外循环为补充,强调国内市场的深度挖掘与利用,激发经济
增长潜力,扩大对外开放,优化全球资源配置,提升我国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而新质生产力则集中体现
在技术创新及智能制造等领域的突破,通过提升产品与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促进经济结构的升级和增长方式
的优化⑤。
新质生产力通过科技进步与创新,推动产业变革,为实现新发展格局提供根本的动力源泉。数字经济、
智能制造、绿色低碳技术等新产业新业态的崛起,推动了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形成更
加多元、高效、可持续的经济体系。对国内而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有助于提升国内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现代
化水平,促进国内大循环的畅通无阻;对国外而言,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与知识的辐射和扩散,增强我国在国
际分工中的地位,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同时,新发展格局为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了有利于其发展
的宏观背景与市场环境。在国家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下,新质生产力获得持续的发展动力和发展环境,加快科
技创新与成果转化的步伐,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得到加
强,新质生产力推动治理体系的创新和优化,实现社会治理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二ꢄ新发展格局下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价值指向
新发展格局下新质生产力发展旨在构建具有韧性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促进异质要素流动与融合,提升在
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一)强化产业链和供应链韧性以保障国内经济安全运行
在全球化经济体系中,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韧性直接关系到国内经济安全稳定⑥,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
于强化产业链和供应链韧性,保障国内经济安全运行具有关键性作用。新质生产力代表着一种新的生产方
式和生产关系,以技术创新为驱动力,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与此同时,为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内部各环节
ꢀ
①
尹西明、陈劲、王华峰等《强化科技创新引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24年2月21日网络首发,httpsꢆꢅꢅlink
cnkinetꢅurlidꢅ121117G3202402211012002,第2页。
②
李政、崔慧永《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的新质生产力:内涵、形成条件与有效路径》,《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第131页。
赵峰、季雷《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构成要素和制度保障机制》,《学习与探索》2024年第1期,第94页。
③
④
⑤
⑥
任保平、王子月《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重点、任务与路径》,《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4年第1期,第7页。
刘瑞、郑霖豪、陈哲昂《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内在逻辑和战略构想》,《上海经济研究》2024年第1期,第45页。
李燕《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提高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经济纵横》2023年第11期,第51页。
7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提供技术支撑和制度保障,从根源上增强其面对内外部冲击的适应能力与快速恢复能力。当前,数字化、网
络化和智能化已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三大核心要素。这种趋势使得传统的供应链管理模式面临转型
升级的需求,而新型信息技术的应用则恰能满足这一需求,通过更为高效的信息传递和信息处理,实现产业
链和供应链管理的智能化,提升其对市场变化的响应速度和对风险的预防能力。以这种新型技术为支撑,产
业链和供应链能够实现更高效的资源配置,保障国内经济在面临外部冲击和挑战时的稳健运行。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还体现为对产业链条本身结构优化的推动。通过科技创新,特别是在关键领域和关
键环节的突破,可以形成新的核心竞争力,降低对外部关键技术和资源的依赖,提高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自主
可控程度。自主可控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能够在维护国内经济安全的同时,对外部风险有更高的免疫力和应
对策略,起到稳固国内经济的效果。同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助推了跨地域、跨行业的合作,有助于形成更
为均衡和稳固的经济地理布局。这不但加强了国内大循环的效能,也提高了我国产业在全球发展的话语权
和国际影响力,为国内经济的安全运行提供了战略支撑。
综上所述,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通过实现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智能化管理、构筑产业关键环节的竞争优势以
及建立更广泛的合作体系,不断提升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韧性,确保了国内经济的安全稳定运行,成为构建新
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
(二)推动异质要素流动融合以确保国民经济循环畅通
在深化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过程中,明确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确保国民经济循环畅
通的必要性尤为重要。新质生产力强调的是科技进步与创新引领下的生产力发展,其内涵不仅涉及产业升
级与转型中的技术革新,还包括制度创新,促使异质要素流动和深度融合,以此打破传统生产力的局限,开启
经济循环的新动能。异质要素流动的优化是国民经济循环畅通的关键①。传统的要素流动往往受固有行业
界限、区域壁垒、政策限制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和经济运行的局部阻滞。新质生产力
的发展,通过科技革新和制度改良,为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提供了更加宽广的发展空间和更为畅通的
流动渠道,使得信息成本大幅下降,人才和资本能更加迅速地响应市场变化,实现高效配置。
此外,新质生产力所推动的产业结构调整能够突破传统行业间的壁垒,使得相关产业链和供应链之间的
联系更加紧密。跨行业的合作和融合逐步常态化,有助于构建一个复杂而又协调的经济体系,其中的各个要
素能够快速响应彼此需求,有效提高整体系统的反应速度和抗风险能力,进而确保国民经济的顺畅循环。同
时,新质生产力蕴含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推动经济向更高效率、更高质量的方向转变,加速生产要素间
的流动和融合,增强经济系统内部的自我调节和自我优化能力,使国民经济实现更加健康、持续的循环发展。
(三)提升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以增强国际循环吸引力
在当代经济体系中,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发展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动因。生产力作为经济增长
的决定性因素,其质的提升意味着对经济活动效率和创新能力的根本性增强。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与分工逐
渐深化的背景下,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是推动国内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国际舞台上提升
竞争力、增强吸引力的关键。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重要标志,全球价值链直接影响
经济的对外开放度与国际影响力②。提升全球价值链中的层级,将更多高附加值的环节留在国内,从而更有
利于提升国内经济发展水平。这种提升不仅需要靠传统的生产要素规模扩张来实现,更需依托新技术、新业
ꢀ
态、新模式等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在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中,国际循环仍然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新质生产力的提高可以增强产
品与服务的附加值,提升出口产品与服务的市场竞争力,吸引外资和国际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促进产业升
级与经济结构的优化重组。此外,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可以推动对国际经济规则的塑造与创新,形成以规则为
引领的国际竞争优势,从而有效提升国家的软实力与国际影响力。
综上所述,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实现内外循环相互促进、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必要条件。它关系
①
②
涂圣伟《“十四五”时期畅通城乡经济循环的动力机制与实现路径》,《改革》2021年第10期,第24页。
王俊《新时代中国特色新型对外开放:现实背景、核心特征与原创贡献》,《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第142页。
76
徐政ꢄ张姣玉ꢄ新发展格局下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价值指向与路径方向
到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参与度,决定着新发展格局的实效性和可持续性。因此,发展新质
生产力不仅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也是提升国家整体经济实力、增强国际循环吸引力的重要途径。
三ꢄ新发展格局下新质生产力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在新发展格局下,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道路并不平坦,它们既包含微观经济体制和宏观政策的内在挑战,
也涉及全球化进程和国际关系的动态因素。
(一)国内产能相对过剩与供给需求结构错配
在新发展格局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传统生产力结构的不适应性,即国内产能的相对
过剩①以及供给需求结构的错配。这不仅表明了传统生产力在满足多样化和高端化需求方面的局限性,而
且突显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一方面,国内产能过剩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传统工业化阶段大
规模扩张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国内外市场环境的变化也使得现有的生产规模无法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导
致了过剩供给。如我国钢铁行业在持续经历产能扩张之后,尽管“去产能”政策一直在实施,2023年中国钢
铁行业的总产能超过实际需求量1亿吨左右②。钢铁行业等重工业部门的产能超越了市场需求的增长范
围,供需不匹配造成了产能的严重过剩。近年来,尽管我国持续推动“去产能”工作,但仍然面临市场需求增
速下降以及环保减排新标准等挑战,使传统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出现下降趋势。
在供给需求结构的错配问题上,消费市场发展的快速变化对生产力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③。随着
人们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以及对高品质产品需求的显著增长,传统生产系统未能适时进行必要的技术创新,
导致了供给能力未能与消费者需求同步④。举例来说,5G技术的普及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增长展现了市场
对于新兴技术和服务的强烈需求,而单一的产品结构和有限的创新能力致使新兴技术和服务供给与市场需
求不能有效适配。2023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11.9%⑤,但在市场需求快速增加的背景
下,这一领域仍然面临产品结构单一和创新能力不足导致的供应侧制约。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软件创新
和高端技术研发方面的投入和产出还存在一定差距。根据欧盟委员会2022年全球研发投入2500强企业排
行榜,我国上榜企业678家,利润为4420亿欧元,而美国上榜企业为822家,利润高达9219亿欧元⑥,我国
上榜企业利润不及美国企业的一半。新质生产力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和产品迭代,解决传统生产力在结构调
整和升级改造方面的不足。新质生产力不仅有助于优化产能结构,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还能够打造新的经
济增长点,提升产业链的附加值,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解决过剩产能和供
需错配问题,新质生产力发展显得尤为关键。
(二)人才培养体系与新兴产业发展不匹配
新发展格局下,我国经济正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阶段,这一转型不仅推动了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如人
工智能、高端制造、生物科技和绿色能源等,也对人才结构提出更新、更高层次的需求。新兴产业的发展依赖
于专业技能和创新能力的人才支撑。然而,当前的人才培养体系与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尚未形成有效对接,
高质量人才的供给与需求之间出现了明显失衡。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增加了大学毕业生数量并提升了
社会整体学术水平,然而,这与新兴产业中的人才需求还存在明显差距。过去我国的教育体系倾向于理论教
育,缺少实践能力的培养,在创新驱动型人才培养方面尚存在缺陷⑦。在新兴技术领域尤为明显,如人工智
①
②
葛海燕、丁晓强《国际产业链地位提升如何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兼论对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启示》,《南开经济研究》2023年第8期,第63
页。
ꢀ
数据来源:《2023年钢材市场分析》,德勤钢铁网站,2024年2月17日发布,2024年3月1日访问,httpꢆꢅꢅhttpsꢆꢅꢅwww1688wcomcnꢅ
3
63197html。
③
④
⑤
张建刚《新时代新阶段重视探索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3年第6期,第15页。
洪银兴、王辉龙、耿智《从供给和需求两侧夯实新发展格局的根基》,《经济学动态》2023年第6期,第6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24年2月29日发
布,2024年3月1日访问,httpsꢆꢅꢅwwwgovcnꢅlianboꢅbumenꢅ202402ꢅcontent_6934935htm。
于明、樊睿《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面临的挑战及对策建议》,中资研究网站,2023年9月14日发布,2024年3月1日访问,httpsꢆꢅꢅwww
⑥
ciecccomcnꢅartꢅ2023ꢅ9ꢅ14ꢅart_2218_96196html。
⑦
刘志彪《理解现代化产业体系:战略地位、建设内容、主要挑战与对策》,《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第13页。
7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能行业近年持续遭遇的技术人才供需不平衡问题。《中国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白皮书》显示,截止到2021年,
人工智能行业人才缺口高达500万①
而且在高度跨学科复合型人才的标准下人才短缺将会长期存在。
。 , ,
创新性技能和高技术人才方面的缺口,已经成为阻碍新兴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微观层面,高等院校的教育模式与企业需求脱节的现象也较突出。我国高校在传统的知识传授上拥
有优势,在提供与产业紧密相连的实践机会和培育创新精神方面仍显不足。此外,学术与产业界之间交流合
作的不足,导致了研究成果向产业转化的困难以及高校教育内容与行业新兴技术需求之间的错位。新质生
产力包括数字化和智能化产业、深层次的生物技术研究以及可持续能源技术等,这些都是当前及未来我国乃
至全球经济转型的重要动力②。这些领域需要的不只是掌握理论的人才,更需要能够实际参与到新兴产业
实践中,推动技术革新和产业升级的高素质人才③。为了解决人才培养体系与新兴产业发展不匹配的问题
需要从体制机制上进行改革④,构建行业需求和教育培养更为紧密的连接机制,同时需要强化产学研用的结
合,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培养和供给更加符合需求的人才。
,
(三)全球治理体系不健全与国际规则的不确定性
在全球化时代,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日趋依赖于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及国际规则的确定性。然而,全球治
理体系的不健全和国际规则的不确定性,成为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全球治理体系的问题
在于规则的制定常常更有利于强国的利益,而不是遵循公平原则。此外,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不公正使得
全球市场处于不稳定状态,不利于营造新质生产力在国际发展的良好环境。尽管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货物贸
易国之一,且其资本输出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但中国在现行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仍与
其经济实力不匹配。这导致了我国在公平竞争、技术转移、市场准入等领域经常受到限制,制约了新质生产
力的健康发展。在国际规则不确定性方面,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复杂变化,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导
致国际贸易规则频繁变动且不可预测⑤。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供应链的重要一环,我国出口导向
型经济模式对国际规则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有较高的依赖度。美国针对我国的贸易限制和技术壁垒在很大程
度上破坏了我国企业的国际市场布局,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和风险,同时也威胁到全球经济的稳定。
面对这些挑战,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与国际规则的确定性便显得尤其重要。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构
建包容性和公正性更高的全球治理体系,并形成确定的国际规则,以确保新兴经济体在参与全球竞争和合作
时能享有平等的机会。只有打造出所有经济体都能参与、透明且公正的国际治理环境,新质生产力才能带动
全球经济发展。
(四)国际技术转移和知识共建共享尚存障碍
在全球化浪潮中,新质生产力代表了新一轮工业变革的核心力量,包括数字化、智能化的生产技术以及
生物工程、新能源等前沿科技。新质生产力是推动生产效率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尤其对于新兴经济体和
发展中国家而言,新质生产力是赶超发达国家和加快发展的重要途径。国际技术转移和知识共建共享对于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实现这一目标至关重要,能够使得这些国家弯道超车,实现产业升级和创新跃进。然
而,在新发展格局下,国际技术交流和知识共享却面临着多重阻碍。在当前国际经济环境下,技术转移受制
于诸多障碍,包括高昂的知识产权成本、技术封锁和出口管制措施等,这些因素限制了发展中国家发展先进
技术,阻碍了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引进和内化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如我国半导体行业面临着
国际合作和技术交流的限制,严重制约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全球布局。
与此同时,知识共建共享是支撑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另一基石,决定着全球创新资源配置的有效性。
然而,全球化时代的知识共享同样面临障碍,包括全球治理体系的缺陷、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波动以及知识
产权保护体系的局限。如国际科研合作被政治因素干扰以及日益严苛的核心技术知识产权保护使得全球知
①
②
③
④
⑤
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白皮书》,2022年1月25日百度联合浙江大学中国科教战略研究院发布,第26页。
姚宇华、黄明东《建设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概念界定、战略需求与行动路径》,《现代大学教育》2024年第1期,第105页。
金碚《论“新质生产力”的国家方略政策取向》,《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第4页。
魏崇辉《新质生产力的基本意涵、历史演进与实践路径》,《理论与改革》2023年第6期,第34页。
宋宪萍、杨丽乐《厚植新发展格局下的高水平对外开放:逻辑理路、现实约束与战略抉择》,《当代经济研究》2023年第8期,第38页。
78
徐政ꢄ张姣玉ꢄ新发展格局下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价值指向与路径方向
识共享趋于困难。我国在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积极参与国际科技合作和全球治理,但在知识
共享和科研合作上,面临来自某些国家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阻碍。纵观全局,国际技术转移和知识共建共
享的障碍不仅限制了新质生产力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而且阻碍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实现技术升级和
产业转型的步伐,影响了全球创新资源的有效流动与利用。要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在全球层面上推
动技术转移和知识共享的便利化,打破现有的壁垒,以实现所有国家的共同发展和进步。
四ꢄ新发展格局下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路径方向
在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须采取系统化战略路径,其中包括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加快以创新为核心的教育体系改革,加强不同经济体的多边合作,加快和建立国际联合研发
平台。
(一)结构优化: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应对国内产能过剩与供需结构错配的问题,需要系统地推动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的内需扩大与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内需扩大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是孤立的策略,而是相辅相成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两
者提供了新方向。在全球经济深度调整和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国内市场的潜力显得尤为重要①。扩大
内需不单纯是数量的增长,也应注重质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这意味着要积极培育新型消费,如信息化、数
字化、个性化及绿色消费,优化投资结构,推动以技术和创新为驱动力的投资,从而拓展内需空间②。同时,
政府应增加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完善基础设施,创造条件以激发新的消费和投资需求,进而增强内需的
综合效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在于,通过新质生产力的融入来提高生产要素配置的效率,减少无效和
过剩供给,同时拓展高质量和高技术含量的供给③。这需要淘汰落后产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传统
产业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并推动农业现代化和生产性服务业的改进。此外,通过深化制度性改革,打破
行政性垄断,消除市场壁垒,可以促进更高效、更公平的资源配置。总之,结合新质生产力的特性,在扩展内
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要综合运用科技创新、改革机制、政策支持等多重手段,以确保两者相协调,
从而有效提升整体生产力,应对产能过剩和供需不匹配的问题。
(二)动能激活:构建创新为核心的教育体系
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并解决就业问题,教育体系的改革必须以创新为核心动能。当前国家战略将创新放
在突出位置,而教育正是支撑这一战略的基石。因此,教育改革重点应着眼于培育创新能力和精神,包括改
善课程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提高教育体系的整体适应性和灵活性。首先,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需要强调实
践能力和创新思维的培养。传统教育的知识灌输模式需要转变为更加注重学生主动学习和独立思考的模
式,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课程设置要与新质生产力的要求相匹配,不断更新
科技教育内容,整合数据科学、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的教学,并且推广跨学科学习,以培养具有综合素养和多
元技能的人才。其次,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教育质量提升也是教育体系结构性改革的关键点④。必须加
强教师队伍建设,优化分配教学资源,实施教育公平,确保所有人都能接受到优质教育。推动教育资源的均
衡发展,不仅能够提高整体教育水平,也有助于促进社会的长远进步。最后,教育体系应更加开放和灵活,减
少行政干预,赋予高等教育机构更大的自主权。通过促进高校之间、高校与企业之间的密切合作和交流,确
保教育与产业需求的紧密匹配,为创新性人才培养提供直接而有效的途径。此外,鼓励私人资本投资教育领
域,支持创新项目孵化,从而为教育创新提供更多资源,推进教育体系与新质生产力的融合,为国家战略发展
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
(三)秩序推行:加强不同经济体的多边合作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应注重新质生产力在全球范围内的交流与合作。通过不同经济体之间的
①
李晓华《新发展格局下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的难点与着力点》,《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8月11日网络首
发,DOIꢆ1014100ꢅjcnki65-1039ꢅg420230810001,第19页。
②
③
④
辛灵、高鹏飞《新发展格局下产业链现代化的路径》,《宏观经济管理》2023年第7期,第37页。
吴振磊、张瀚禹《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第20页。
ꢀ
朱贺玲、袁本涛《问题与对策: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背景下教育综合改革的思考》,《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第8页。
7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多边合作,更好地促进生态、数字和智能等新质生产要素的快速集聚及转换,解决跨国界共同面对的问题和
挑战。为促进新质生产力在全球层面的有效培育与发展,首先须确保国际多边合作基于公正、透明的国际规
则。这包含共同制定和遵循国际贸易和投资法规,确保多边贸易体系的平衡发展。同时,在知识产权的保护
和技术转移过程中加强合作,确保创新的公平性和合作的高效性,从而激发更大的创新动力。此外,强化区
域经济合作框架,包括传统的贸易互换和新兴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通过统一技术和服务标准,在环境保
护、能源利用、公共卫生等领域的跨界协作,可显著提升相关地区的生产力和整体经济实力。在信息共享与
数据互通方面,必须推进全球数据流动的便利性,并确立健全的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体系。这要求在开放和
监管之间找到平衡点,保证数据共享的同时又不忽视数据保护的重要性。最后,加强宏观政策的协调亦不容
忽视。不同经济体应通过政策对话和协商,共同化解贸易壁垒、市场波动、汇率风险等全球性经济挑战。这
些措施将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进而促进各国经济的共同繁荣。通过全方位多边
合作,新质生产力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快速发展,促进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架构支撑:加快建立国际联合研发平台
要在新发展格局下有效利用新质生产力,必须通过国际联合研发平台实现技术创新和快速普及。这要
求打破传统单一国家或机构的研发模式,转向更为全球化、合作性的研究架构。首先,国际联合研发平台的
构建需基于国家间的政策对话,为科技合作与发展营造国际共识。通过制定相关的双边或多边协议,明确合
作方向、资金投入、知识产权管理以及成果分配等关键要素,确保各参与国和地区能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共
同进步。与此同时,必须建立稳定的资金合作体系,以支持长期且持续的研发活动。这一资金合作体系应该
鼓励和促进国际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密切联系,创建多级别、跨领域的合作网络,便于世界各地的科研人
员结合各自的专业优势和创新能力,实施跨学科的协同创新。建立虚拟研发环境是扩展国际合作的有效途
径,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构建云平台,能够极大地提高不同地理位置间的协作效率,促进信息共享和团
队协作。最后,确立国际通行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是国际联合研发平台成功的关键。合理的知识产权体系
不仅保护创新成果,促进技术应用和转移,还能吸引更多的投资及研发主体加入国际合作,从而形成自我增
强的创新生态系统。有效的知识产权规则将为国际合作提供稳定的预期,激发更多资源投入到新质生产力
相关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中,从而使国际联合研发平台成为推动全球技术创新前沿的重要支撑。
[责任编辑:钟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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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卷第4期
024年7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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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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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1ꢁ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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ꢂSocialSciencesEditionꢃ
Julyꢁ2024
新质生产力引领城市高质量发展:
机理、困境与路径
项松林ꢄ孙悦
ꢄꢄ摘要:新质生产力在要素结构、支撑载体、功能机制、形态模式上具有高科技、高水平、高效能、高质量、高阶性
等内涵与特质。城市是承载人口的重要空间、创新活动的重要策源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城市高质量发展是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新质生产力通过高科技赋能,引领城市新型要素集聚;通过高水平支撑,引领城市
产业结构优化;通过高效能变革,引领城市动能转换;通过高阶性跃迁,引领城市形态升级。当前我国城市高质量
发展还面临动力变革、产业支撑、品质提升、形态跃迁等现实困境。在全面推进中国式城市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要
坚持创新驱动,形塑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推动产业升级,夯实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基础;全面深化改革,健全
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机制;推动“四化”协同,创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模式。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城市高质量发展;新型城市建设
ꢀ
DOI1013734ꢅjcnki1000-531520240415
收稿日期:2024-04-27
基金项目:本文系安徽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城市工作的理论创新与实践经验
研究”(2022AH050215)、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软科学研究项目“绿色城市框架体系研究”(2022-R-011)的
阶段性成果。
ꢀ
作者简介:项松林,男,安徽太湖人,法学博士,安徽建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E-mailꢆsonglin0105@163com;
孙悦,女,安徽淮南人,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2023年9月,习近平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强调,要“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
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①。在同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他进一步强调:“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
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②2024年1月,在中
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明确指出,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
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
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③。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新的历史方位和时代发展大势,作出了“我国经
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④的重大论断。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⑤。城市是承载人口的重要空间、创新活动的重要策源地、经济发
ꢀ
①
②
③
④
《牢牢把握东北的重要使命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人民日报》2023年9月10日,第1版。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23年12月13日,第1版。
ꢀ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年2月2日,第1版。
ꢀ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
1
8日),《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
⑤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8页。
8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展的重要引擎,城市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速度和规
模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但“GDP至上”的发展理念与粗放型的发展模式也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和
环境污染问题,城市发展质量不高,亟须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能变革。因而,如何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是
当前重要而紧迫的现实任务,需要下功夫研究城市建设与治理面临的诸多重大问题:在人口红利、土地财政
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如何培育城市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如何构建适应高质量发展的新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以适应城市高质量发展要求;如何为人民群众提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以提升人民高品质生活;
如何防范和化解房屋老化、管网老旧等带来的安全风险,有效应对各类自然灾害和挑战,健全高水平安全保
障①。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为这些重大问题的研究与应对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当前,新质生产力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论题,围绕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与特征、要素与结构、生成逻辑与
重大意义等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理论成果。但当前研究更多是政策性的诠释与解读,有关新质生产力的理论
研究和实践路径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尤其是结合不同场域深化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机理与实证研究还有不
足。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城市这一重要空间场域为研究对象,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阐释新质
生产力的内涵与特征,探讨新质生产力引领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现实困境与提升路径,以期进一步
丰富和深化新质生产力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进路。
一ꢄ新质生产力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要求
(
一)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与特征
关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学界主要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界定。一是要素新型论,即认为新质生产力由
高素质”劳动者、“新介质”劳动资料和“新质料”劳动对象三个主要要素组成②。二是“新质”内涵论,即从
“
“
新”与“质”的角度界定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如有的学者认为新质生产力之“新”在于新阶段、新产业、新要素、
新发展模式,新质生产力之“质”在于创新高水平、产品高品质、发展高质量③。三是发展跃迁论,即从发展与
动态的视角,强调新质生产力不同于传统的生产力(工业生产力),是以科学技术创新为先导,蕴含新动能、新
产业,具备高质量、高效能,代表先进发展水平的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次质的跃迁④。本文认为,
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驱动,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载体,以高层次创新型人才为支撑,以数
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为方向的新质态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赋能、高水平支撑、高效能变革、高质
量目标、高阶性跃迁等特征。
一是高科技赋能。科技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科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将推动
生产力颠覆性、突破性、裂变式的跃迁和提升。新质生产力汇聚了数据、知识、算法、技术等创新要素,通过赋
能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能不断提升劳动者知识储备和创新能力,推动劳动资料向高端化和智能化
迭代升级,拓展劳动对象的价值、种类和形态,尤其是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成为重要劳动对象,势必使传统
的生产力三要素呈现新景象与新样态。
二是高水平支撑。新质生产力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主要载体。科学技术的不断变革,推动
产业形态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产业结构日益高端化和精细化,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持续迭代升级造就了新
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以关键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⑤,具有创新活跃、
技术密集、价值高端、前景广阔等优势,二者高速发展会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优化。同时,新质生产力以
复合型、创新型人才为支撑。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高素质复合型、创新型人才是发展新质生
产力的主导力量。
三是高效能变革。新质生产力以新型要素构成及其优化组合为基底,以关键性、颠覆性的科技创新为动
①
②
倪虹《新时代城市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中国勘察设计》2023年第10期,第10页。
蒲清平、向往《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内在逻辑和实现途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1期,第77页。
③
④
⑤
孙丽伟、郭俊华《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测度》,《统计与决策》2024年第9期,第5页。
孙绍勇《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核心要素与实践指向》,《山东社会科学》2024年第1期,第23页。
翟青、曹守新《新质生产力的政治经济学阐释》,《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4年第2期,第19页。
82
项松林ꢄ孙悦ꢄ新质生产力引领城市高质量发展:机理、困境与路径
力源,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标志,是能催生经济社会发生根本性变革的高能级、新水准的生产力①。
历史地看,生产力的发展经历了数次变革,从人力、畜力到机械力(蒸汽机),从机械力、电力到网力(互联网),
从网力到算力(智能化),每一次的飞跃都是生产力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过程,都推动了生产力质的飞跃,都
可以称为新质的生产力②。新一轮以“算力”为内核的新质生产力强调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量子信息
等数字信息技术的自主性研发与创新性应用,强调开辟发展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新领域新赛道,促进
科学技术体系、产业组织模式、经济发展形态等发生质的变革,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更加深远与广泛。
四是高质量目标。新质生产力的目标是高质量发展,并已经在实践中展现出对高质量发展强劲的推动
力与支撑力。新质生产力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
效益的统一为原则,是摒弃粗放式增长方式、符合高质发展目标的生产力③。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
质生产力具有明显的生态属性④,兼顾开放与保护,注重生态与平衡,破解了传统生产方式带来的高污染困
局,以清洁低碳的生产方式促进绿色节能环保产品和服务质量提升,是充分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绿色生
产力。
五是高阶性跃迁。生产力不仅有“量”的差异,还有“质”的根本不同,新质生产力是高阶性的生产力⑤。
其一,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来看,新质
生产力是以创新为发展动力、以协调为发展目标、以绿色为发展底色、以开放为发展要求、以共享为发展归宿
的生产力。其二,相较于传统生产力乃至工业时代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更高端的生产力。在发展方向与
模式形态上主要表征为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数字化生产力将数据要素作为第一生产要素,将数字技术
作为关键性生产技术,将数字产业作为主导产业,赋能其他生产要素数字化转型、生产技术数字化升级、生产
方式数字化变革。智能化生产力推动了生产力要素的智能化升级,人工智能正成为知识创造和科学技术创
新的主要工具,将人类从体力和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推动生产方式智能化、生产过程灵活化、生产结果高效
化。绿色化生产力是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运用绿色低碳技术化生态资源为生产要素,化生态优势为生产优
势,促使经济和生态效益双向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二)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要求
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
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⑥;高质量发展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是一个
丰富而广泛的概念,是一个能够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进行解读的多层次概念⑦。相应地,城市高质量发展
的内涵与要求也可以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方面来理解。
从宏观层面看,城市高质量发展是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包括城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通过转变发展方式,重塑发展环境,深化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
力变革,协同推进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以此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通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理念,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可及性,提升城市空间的宜居品质、生态品质、智慧品质,打造城市
人文气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此提升城市高品质生活;通过推动科学治理与创新发展相结合,不
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着力破解制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层次问题,构建遵循经济社会发展
规律的现代化治理体系,以此促进城市高效能治理;通过统筹发展与安全,协调城市安全各类要素、各方资
源、各种手段,防范和化解各类系统风险、灾害挑战,加强经济、社会、生态等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以此促
进城市高水平安全。
ꢀ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洪银兴《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当代经济研究》2024年第2期,第7页。
刘伟《科学认识与切实发展新质生产力》,《经济研究》2024年第3期,第7页。
周文、李吉良《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社会科学辑刊》2024年第2期,第116页。
ꢀ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年2月2日,第1版。
曾立、谢鹏俊《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出场语境、功能定位与实践进路》,《经济纵横》2023年第12期,第30页。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1版。
李光荣《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内涵及内在关系》,《当代党员》2023年第9期,第55页。
8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从中观层面看,城市高质量发展是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高质量发展,尤其是城市建设的高质量发展。一
方面,城市高质量发展体现为城市规划与管理的高质量发展。通过城市各系统协调、各要素匹配、各板块衔
接、各功能发挥,以高起点城市规划科学布局城市发展空间;立足城市发展定位,转变城市发展方式,优化城
市空间结构,通过补短板、强弱项、固底板、扬优势,以高质量城市建设提升城市发展能级;加强城市管理水
平,用“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增强市民生活的舒适感和幸福感,以高水平城市管理赋能
城市治理现代化。另一方面,城市高质量发展更体现为城市建设的高质量发展,尤其是新型城市的建设,即
建设设施便利、生产高效、居住舒适、生活便捷、环境优美的宜居城市;建设能够有效应对和缓解各类风险挑
战,具有社会韧性、经济韧性、组织韧性、环境韧性的韧性城市;建设运用数字信息技术促进技术融合、业务融
合、数据融合、治理融合,实现全景全程全域智治的智慧城市;建设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形成开放、包容、多元
的创新城市;建设以清洁低碳技术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变革,从粗放外延式转向内涵提升式的
绿色城市;建设“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人文城市①。
从微观层面看,城市高质量发展是指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是较传统、较狭义的理解高质量发展,即
强调要从“增长”导向转向“发展”导向,从注重量的速度转向注重质量、品质、效益。因而,实现城市经济高质
量发展就要持续转变发展方式、优化产业布局、变革增长动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在追求量的合理增长基础
上实现质的有效提升,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与新发展观。
无论是宏观(广义)的城市高质量发展,还是狭义的城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抑或中观层面聚焦城市空间
区域的高质量发展,核心要旨都是致力于转变城市发展方式,聚力于培育新产业、催生新模式、形成新动能,
着力于实现城市形态、功能、模式迭代升级。这些目标任务归根结底是培育与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
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与内在要求。
二ꢄ新质生产力引领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
新质生产力是由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技术革命性突破、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②,
是
要素、结构、动力、模式的系统性变革。城市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新质生产力的引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
也离不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基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紧扣新质生产力的高科技赋能、高
水平支撑、高效能变革、高阶性跃迁等内涵与特征,本文具体分析与阐释新质生产力引领城市高质量发展的
作用机理。
(一)高科技赋能:新质生产力引领城市新型要素集聚
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赋能传统生产要素数字化转型,引领新型生产要素向城市集聚,推动城
市高质量发展。首先,新质生产力引领技术要素向城市集聚。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不断推进下,以互联
网、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为支撑的前沿科学技术被应用在城市建设和治理中,大大提高了城
市经济、生产、运输、医疗、基建等领域的数字化水平,成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其次,新质生
产力引领资本要素向城市集聚。在互联网时代,资本要素可以通过线上平台进行融资,并基于人工智能分析
科学投资城市发展领域,提高资本要素的使用效率。再次,新质生产力引领高层次人才向城市集聚。城市高
质量发展需要战略科学家、卓越工程师等研究型人才,还需要大批高素质技能人才,而新质生产力能够加快
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培养。这些高素质复合型人才能够利用科学技术创新成果促进传统加工制造业技术向高
精尖、高附加值技术转变,能够将科学技术创新成果应用于城市建设供应链管理、网络安全管理、数字治理
等,全面提升城市发展质量。最后,新质生产力引领数据要素向城市集聚。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具有高
流动性、高渗透性、高外溢性等特征,能够突破空间和地域限制,以较低成本进行跨时空传播。通过构建城市
数据服务平台,建设城市数据大脑,健全公共数据资源体系,推进数据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汇集融合③,
释
放数据红利,支撑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服务、运营一体化,实现城市发展数智化、智慧化、信息化。
①
②
③
项松林、孙悦《新型城市建设与中国式城市现代化》,《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第142页。
ꢀ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年2月2日,第1版。
黄天航、李晶、冯晶等《“块数据”在智慧城市建设及治理中的理论内涵、构建思路与应用机制》,《城市发展研究》2022年第5期,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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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松林ꢄ孙悦ꢄ新质生产力引领城市高质量发展:机理、困境与路径
(二)高水平支撑:新质生产力引领城市产业结构优化
一般来说,城市结构包括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空间结构等,其中产业结构是基础与基石。建
设现代化的产业体系是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
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城市高
质量发展的核心使命。首先,新质生产力推进城市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一方面,传统产业是城市经济发展的
重要支柱,是稳就业的主力军,其地位与作用依然重要。另一方面,我国传统产业仍主要以劳动密集型的加
工制造业为主,创新能力不强,要素配置效率不高,同质化严重。在资源约束趋紧、要素成本上升、国内外竞
争加剧等大背景下,要大力推动城市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高技术水平和附加值,以适应新的市场需求和发
展趋势。其次,新质生产力推进城市新兴产业培育壮大。要结合城市资源禀赋与科技优势,大力培育新材
料、新能源、节能环保、类脑智能、量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引擎。
再次,新质生产力推进城市未来产业超前布局。要把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面向未来制造、未来信
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等产业发展方向,从技术创新、产品突破、企业培育、场景开拓、
产业竞争力等方面系统谋划城市发展的新赛道、新未来。
①
(三)高效能变革:新质生产力引领城市动能转换
新旧动能转换是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引擎,以产业升级为主导,以提
升全要素生产率为目标,能够推动城市发展动能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从传统的“高污染、
高消耗、高投入、低效率”方式向“低污染、低消耗、低投入、高质量”方式转变,形成数字化、绿色化、创新型的
高质量发展新模式,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首先,新质生产力推动城市数字化发展。新质生产力赋能城市基
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等领域应用数字化,通过推行数字教育、数字医疗、数字交通、数字政务、数字休
闲,建设数字社区、数字小区,缓解城市交通拥挤、住房紧张、设施管护滞后、儿童托育困难等问题;通过打造
数字化养老产品、养老方案、养老平台,加快医养结合数字发展模式,提高老年人养老质量;通过全面提升城
市的服务能力和服务品质,促使城市居民可以充分享受数字生活红利。其次,新质生产力推动城市绿色化发
展。借助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降低城市生产和消费碳排放量,提高城市水污染、土地污染、大气污染、噪声污
染治理效率,提升城市治理的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加强城市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进一步提升城市治理绿色
低碳转型的内生动力,促使城市治理含绿量更高、含碳量更低。再次,新质生产力推动城市创新型发展。新
质生产力将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摆在突出的位置,通过推进科教融合、人才培养、学科建设,促进政府、企业、
人才、科研、金融、资本、科技服务深入融合,联合科技研发中心、科技服务平台、高科技产业等推动创新要素
向城市集中,使城市成为重要的创新高地,打造城市创新创业创意共同体,为城市创新发展提供保障。
(四)高阶性跃迁:新质生产力引领城市形态升级
城市高质量发展最终体现在城市形态的迭代升级。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的高阶性跃迁,是引领和实现
城市形态变迁的决定性力量。纵观城市的发展历程,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与性质决定了城市不同的功能
与形态。在农业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主要依靠人力和畜力进行农业生产,城市发展缓慢,城市依附于
农村,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军事防务或政治控制。随着生产力发展,剩余农产品数量和种类逐渐丰富,推动手
工业和社会分工进一步扩大,越来越多的商品在城市内频繁交易和流动,使得城市成为手工业中心和商品交
易中心,城市的集市功能日益显现。在工业社会,随着机械力、电力取代了人力和畜力,专业化的社会大生产
改变了分散的、孤立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人口与资源越来越向城市聚集,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城市化进
程不断推进,这一时期的城市更加偏向经济功能。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人工智
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数字智能技术将生产力推进到“算力”阶段,创新型城市、智慧城市、算力城市等
新型城市形态是未来城市发展的重要方向。
三ꢄ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困境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城市能否实现高质量
ꢀ
①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年2月2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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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对标新质生产力的要求,客观地看,当前
城市高质量发展还普遍面临动力变革、产业支撑、品质提升、形态跃迁等现实困境。
(一)动力变革的困境:创新驱动不足
习近平强调指出:“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
能、可持续性。”①发展动能转换的本质在于发展动力机制的变革。迈克尔·波特根据动力机制的不同,将经
济社会发展分成要素导向发展、投资导向发展、创新导向发展和富裕导向发展四个阶段②。总体来看,当前
我国城市发展处于从投资驱动后期向创新驱动转换的阶段③,存在路径依赖与路径创新的双重困境。
1
.城市发展对传统发展路径依赖严重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城市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主要得益于土地红利、人口红利、资源红利与投
资红利,对要素驱动型、投资驱动型发展路径依赖严重。从国内来看,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资源约
束不断收紧、公共服务需求不断增加,原有的城市发展模式与城镇化道路不可持续;随着资源环境瓶颈问题
日益加剧,主要依靠土地等资源粗放消耗推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模式不可持续;随着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公
共服务差距造成的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矛盾日益凸显,主要依靠非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压低成本推动城镇化
快速发展的模式不可持续④。从国际来看,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
未有的方式展开,依靠外向型投资与出口的经济快速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因此,走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城
市高质量发展道路是势之必然。
2
.城市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新路径任重道远
制约发展动能转换的重要因素是科技创新能力。进入21世纪,我国科技事业发生了历史性、整体性、格
局性的重大变化:在科技重点领域加速赶超,一些前沿方向开始进入并行、引领阶段,科技实力正处于从量的
积累向质的飞跃、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但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科技领域仍然有较大差距,很
多领域都存在被“卡脖子”的风险。其一,对城市领域而言,城市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能力不强。囿于资金、
人才、平台等科研条件以及利益分配、产业化运作、经济效益等原因,在探索式创新与开发式创新两种模式
上,各级城市尤其是中小城市偏向后者,在基础技术、基础工艺、基础软硬件、基础元器件、基础材料等方面研
发投入明显不够,不可避免地导致原始创新缺乏,重大、原创性成果产出较少。其二,城市组织与管理创新能
力不强。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科研人员等是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但由于资源禀赋、专业背景、利益偏好不
同,科技创新主体在创新目标、创新投入、创新绩效等方面存在分歧与矛盾,这对城市组织与管理创新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当前,我国大多数城市没有很好理顺政府、企业与科研机构之间的关系,没有充分发挥科技创
新主体的积极性,创新体制机制不畅,引领行业创新发展的科技企业数量较少,企业创新主体性地位不显著;
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程度较低,产业链创新链向价值链转化效率不高;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良性互动较为薄
弱,企业与高校之间缺乏有效的信息共享与合作互动。其三,城市科技创新氛围不浓。城市作为创新的重要
场域,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地理环境等都会对创新活动产生重要影响。如城市所拥有的创新稀缺资源、财
政支持、创新政策,以及对创新所持有的包容性不同,都会对创新氛围产生较大影响。
(二)产业支撑的困境:产业转型不力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最为基础性的支撑。如果说创新驱动不足是影响城市高质
量发展之“根”,那么产业的结构层次与发展水平则是制约城市高质量发展之“本”。与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
ꢀ
的高水平产业支撑相比,当前城市产业转型还存在“慢”、“低”、“难”等困境。
1
.城市产业高端化转型较慢
尽管当前城市发展劳动密集型、粗放型产业逐渐减少,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集约型产业规模逐渐
①
②
③
④
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80页。
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李明轩、邱如美译,中信出版社2002年版,第534页。
ꢀ
姚毓春、李冰《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增长动能转换:逻辑、方向与路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第162页。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ꢇ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14年3月16日发布,2024年3月28日访问,httpsꢆꢅꢅ
wwwgovcnꢅzhengceꢅ202203ꢅcontent_3635155htm。
86
项松林ꢄ孙悦ꢄ新质生产力引领城市高质量发展:机理、困境与路径
扩大,但受制于产业升级所需的人力、技术、财力等巨大成本,产业结构高端化转型进展较慢。一些资源型城
市由于受到地理位置、生态环境、交通条件等诸多因素限制,城市产业依旧以煤炭、电力、石化、矿产等重化工
业为主,传统产业、重工业在城市产业中占比仍然很高,其中传统产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超过60%,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重工业比例达到九成①。虽然近年来许多资源型城市开始注重产业的转型升级,引
进了大批高新技术项目,但高新技术与项目并未充分融合,出现了“一业独大”、产业链条短、可持续发展能力
弱等问题。
2
.城市产业融合转型较低
新质生产力具有开放融合性,产业融合是产业发展的新趋势。产业融合是指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不同
行业相互渗透、相互交叉,通过打破产业边界,促进相互嵌入、衍生、转化、合成和赋能,不断形成新业态、新模
式,不仅有助于促进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竞争力提升,还能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尽管城市在资源、平台、技术、市场、机制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总体来说,无论是产业内部的重组融
合,还是产业渗透与交叉,城市产业融合度均不高,是亟须突破的一大难点,尤其是高新技术的渗透融合。例
如,城市文化与城市经济的融合可以打造城市人文经济,以文化为支点创造新需求,依托城市文化产业转型
升级,通过数字媒介与数字传播实现经济的能级跃迁,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创造美好城市生活②,但当前很
多城市的产业融合转型未得到重视与发展。
3
.城市产业绿色转型较难
近年来,国家一直在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发展绿色低碳产业,但很多企业为了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最
大化,对生态效益仍重视不够,加大了城市产业绿色转型的难度。同时,由于关键性绿色低碳技术尚未完全
突破,产业绿色化技术水平不高,城市产业绿色化转型遭遇技术瓶颈。此外,城市生态产品核算难度大、难抵
押、难交易、难变现等问题尚未破解,城市产业绿色转型遭遇市场瓶颈。
(三)品质提升的困境:发展质量不优
在高速城镇化发展阶段,我国城市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但经济本位的发展模式忽视了城市居民多样化
的需求,使得城市公共服务供给不充分、城市功能不完善、城市生活品质不高,导致城市发展质量不优。
1
.城市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不充分
教育、医疗、住房、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滞后于人口城市化的速度,农村转移人口
受户籍制度的限制,其进城后既难以享有原户籍所在地的基本公共服务,又难以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同质的
基本公共服务,易陷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夹缝地带③,造成城市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不均衡。测算结
果表明,现阶段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覆盖率为73%。分领域看,文体服务实现了全部项目的常住人
口全覆盖,九成以上的“劳有所得”领域服务项目对外来常住人口同等提供,常住地政府在“弱有所扶”领域基
本公共服务政策开放度最低。不同类型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政策对非户籍人口的开放程度差异显著④。
.城市功能不完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城市功能不断变化,但长期“GDP主义至上”的发展取向使得
2
城市功能偏向经济发展,忽视了城市的文化功能和生态功能。文化是一个城市自信力、凝聚力的重要源泉,
是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构成。但当前城市发展缺少人文气息,具有地域特色的民俗、遗产、景观等逐渐消
失,城市文化服务欠缺,城市面貌呈现“千城一面”的怪圈,没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难以维持持续发展的动
力。同时,一些城市在强化经济功能的同时,造成了空气污染、噪声污染、交通拥堵、资源短缺、绿地减少等一
系列生态问题,忽视了城市的生态功能。
3
.城市生活品质不高
就业是民生之本、稳定之基,安居乐业是城市居民的普遍向往。当前城市就业供需矛盾与结构性矛盾并
存,就业环境严峻、竞争压力大等导致城市宜业性不强。另外,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老年人的居住环境成为
①
②
③
④
张传波、于喜展、隋映辉《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发展模式与政策》,《科技中国》2019年第5期,第68页。
ꢀ
徐剑《城市人文经济:以文化为支点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4年第4期,第56页。
姜晓萍、康传彬《关系ꢇ动机:农民工享有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障碍形成机理研究》,《治理研究》2023年第4期,第65页。
魏义方、邢伟、黎珍羽《基本公共服务由常住地供给的总体进展、制约因素与政策建议》,《宏观经济研究》2024年第4期,第119ꢇ120页。
8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而城市老旧小区改造、楼房改造、管道改造等工程进展缓慢,城市宜居性不强。
(四)形态跃迁的困境: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不高
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是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也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当前,城市发
展的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还有待提升。
1
.城市发展数字化水平不高
我国城市层面的数据开放阻力大、顾虑多,存在“不愿开放、不敢开放、不会开放”难题,城市数据共享水
平较低,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尚处于起步阶段。同时,关于数据市场化的相关法律法规尚未完善,数据确权
难,大数据交易面临“用不起来”、“长不大”等困境,难以有效释放数据红利,导致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不
足①。有关研究显示,与北上深相比,我国其他城市的数据要素市场发展水平总体较低,制度供给和城市支
撑不足,要素供给和主体活跃度较低②。
2
.城市发展智能化水平不高
当前我国还未建立一套完善的智慧城市管理平台体系,各城市之间缺乏有效沟通和协作,智慧城市发展
规划还局限在技术应用层面,尚未实现全局统筹和长远谋划,影响智慧城市稳定、高效运转。同时,部分城市
的智慧化建设往往注重引进先进设备、技术、基础设施,却忽略了如何将这些先进设备、技术和基础设施与城
市发展实际联系起来,导致城市智慧化建设投入与实际效果不匹配。狭隘的技术至上理念与商业资本的利
益追逐使得智慧城市建设犹如一个个信息化GDP工程,大数据云平台、智慧城市管理系统、“城市大脑”工程
纷纷出现在各城市建设项目清单中,企图通过更大的数据、更快的电脑、更优的模型解决交通、生态、环境和
人口集聚等问题。然而,在投入数千亿的资金后,这些问题并未得到很好解决③。
3
.城市发展绿色化水平不高
城市是人口最密集、污染排放最集中的地方,是实现“双碳”目标的主战场。当前,城市绿色发展理念还
不够深入,绿色发展规划重视不够,绿色治理体系不够完善,快速的城镇化进程占据了大量的自然生态空间,
导致城市空间结构失衡,城市发展“含绿量”不高。从全球的角度来说,城市地区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占总量的
比例在75%左右,中国城市地区占比在80%左右,主要来源于城市经济、城市建筑和城市交通等领域的人类
活动④。2023年,我国全年能源消费总量57.2亿吨标准煤,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为55.3%,天
然气、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为26.4%⑤。
四ꢄ新质生产力引领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提升路径
城市是驱动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场域和重要引擎。在全面推进中国式城市现代化
的新征程上,要坚持创新驱动,形塑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推进产业升级,夯实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基
础;全面深化改革,健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机制;推动“四化”协同,创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模式。
(一)坚持创新驱动,形塑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在新发展阶段,要坚持创新驱动,把城市高质量发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提高城市科技创新的能力和
水平,不断塑造城市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其一,加强关键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将制约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卡脖子”技
术作为攻关重点,对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科技等先进技术以及前瞻性、颠覆性技术进行长远规
划和战略布局,充分利用国家实验室、国家科学中心和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优势,积极参与国际科技交流
和合作,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中心⑥,持续深化对关键共性技术的认知和创新。
①
②
③
④
王钺《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城市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第18页。
顾洁、刘玉博、王振等《信息生态理论视角下城市数据要素市场就绪度评估》,《信息资源管理学报》2024年第2期,第92页。
许欢、杨慧《智慧城市迭代发展的问题、逻辑与路径》,《学术研究》2017年第10期,第70页。
《碳中和时钟滴答作响:城市碳排放占比高达75%,碳减排“主战场”如何破局?》,21世纪经济网,2022年1月14日发布,2024年3月28日
ꢀ
访问,httpsꢆꢅꢅwww21jingjicomꢅarticleꢅ20220114ꢅheraldꢅb0f5f320a8084ef634badc46eb72b499html。
ꢀ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2024年2月29日发布,2024年3月28日访问,httpsꢆꢅꢅwww
statsgovcnꢅsjꢅzxfbꢅ202402ꢅt20240228_1947915html。
翟云、潘云龙《数字化转型视角下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基于“动力ꢇ要素ꢇ结构”框架的理论阐释》,《电子政务》2024年第4期,第12页。
⑥
88
项松林ꢄ孙悦ꢄ新质生产力引领城市高质量发展:机理、困境与路径
其二,建立健全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体系。围绕重点行业与关键技术,推动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域协调
机制形成,提高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和自主性,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
的一体化创新平台。鼓励高校、科研机构、企业进行有效合作,建设跨学科、大协作、高强度的协同创新平台,
相互分享信息资源,探索共同研发与合作共享机制,促使科技创新成果与产业实际发展需求相契合。
其三,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通过发挥政府的指导性作用,强化技术创新激励政策,鼓励高校、科研机
构和企业增加科研投入。同时,通过吸引国内外创新人才,提供与之相应的薪酬体系,拓宽创新资金融资渠
道,消解融资结构失衡,更新和维护基础设备和平台,保障科技创新的硬件条件,以此支撑基础研究、应用研
究和原始创新所需的资金、人才、基础设施等要素资源。
(二)推进产业升级,夯实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基础
新质生产力的生成、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均离不开产业转型升级与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培育。在新
发展阶段,应加快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大产业融合力度,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全面促进城市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是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过程,也是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的过程。在智能
化方面,着力推动数字产业,促进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与传统产业结合,利用数据、算力等新兴生产要素
推进智能化生产控制和数据平台,实现产业链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升级。在绿色化方面,加快绿色低碳技
术的实现和应用,革新传统产业的技术底色;加快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推进产业节能减排与清洁生产,形成
绿色产业链。
二是加大产业融合力度。要加强实体经济与新科技的深度融合,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进
一步发挥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的作用。同时,要强化不同产业跨界创新、自主创新,打破不同产业融合创
新壁垒,构建产业融合创新示范平台,规划好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基础产业等不同产业类型的顶层设计,因
地制宜、优势互补,加快形成优势产业集群,提升产业链水平。
三是重点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一方面,根据城市资源禀赋合理规划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时空
布局,并随市场需求和技术成熟度动态调整产业发展①。东部地区的城市可以凭借丰富的科教资源和厚实
的产业基础大力发展核心技术,积极布局半导体、量子信息、人工智能、基因技术、未来网络等具有颠覆性影
响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西部地区的城市以传统产业为基点,结合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发展符合自身
特色的新兴产业。另一方面,通过持续突破大数据、6G、类脑智能等关键技术,开辟新能源、新材料、高端产
业等未来产业新赛道,开发新产品,延伸产业链,不断开创新业态、新模式,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三)全面深化改革,健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机制
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城市品质提升,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建立健全城市规划建设治理的体制机制。
其一,建立健全新型城镇化发展体制机制,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可及性。要把推进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作为城镇化的主要任务,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降低落户门槛,各城市要因地制宜制定具体的落户举措,
优化落户流程和审批,促使在城市就业和生活的农业人口能够进城落户,并可以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社会
福利。同时,要完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提高城市基本公共服
务覆盖的均等化与可及性。
其二,建立健全城市“规建治”体制机制,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夯实城市规划建设治
理的法治基础,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城市难题,充分发挥法治对城市治理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
提高城市治理法治化水平;要加强城市规划建设治理的科学指导,遵循城市发展规律,树立科学的治理理念,
形成科学完善的治理机制和治理方式,推动城市治理向现代化治理转变;要筑牢城市规划建设治理的智能保
障,提升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让信息技术充分赋能城市治理,实现城市治理智能化。
①
徐政、郑霖豪、程梦瑶《新质生产力助力高质量发展:优势条件、关键问题和路径选择》,《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第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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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其三,建立健全城市安全发展体制机制,提升城市韧性与品质。城市不仅有“繁忙”的发展,还提供“安
全”的保障①,要统筹发展与安全,健全城市安全体制机制。公共安全是城市发展、建设、投资、生活的基本保
障,要充分了解当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现状,合理规划城市基础设施空间布局,大力建设“新基建”,提高韧
性城市建设水平,以便能够及时、有效地应对突发重大风险与灾害。
(四)推动“四化”协同,创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模式
探索中国式城市现代化新道路,创新城市发展新模式,是新阶段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与使命。促
进城市高质量发展,就是要着力推进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与城市现代化交融共生、协同共进,以此建设绿
色智慧的数字城市。
第一,更新发展理念,从“单向度”到“多维复合”。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立足点,更新
城市发展理念,改变过往一味追求“快”和“量”的发展模式,从单向度的城市经济本位主义转向注重更高质
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综合发展,不断推动城市发展动能升级、产业升级、消费升级,
提升城市发展质量。
第二,革新发展思路,从“+”(和)思维转向“✕”(积)思维。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质态的新跃升,伴随着
要素配置模式、产业组织形式、科学技术范式等革命性变革,具有融合贯通的特点。因此,在发展思路上,要
从“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和)思维向“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的“✕”(积)
思维跃升,推进城市发展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深度融合,协同推进城市现代化。
第三,创新发展方式,从“串联式”到“并联式”。在发展进程上,与西方“串联式”现代化道路不同,中国式
现代化是一个“并联式”的发展过程。“并联式”的现代化意味着发展时空的高度浓缩性、发展目标的高度叠
加性、发展方式的高度协调性。为此,以新质生产力引领城市高质量发展,最为关键之处就是发展道路与模
式要坚持两个“并联式”、两个“四化协同”。一是外在的“并联式”,即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
化“四化协同”;二是内在的“并联式”,即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与城市现代化“四化协同”。因而要不断提高
城市数据资源开放程度,促进各部门数据共享,完善数据对外开放的制度规范,充分释放数据红利,推进城市
数字化发展;不断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城市规划和建设、城市管理和服务、城市基础设施上的应用,推进城市
智能化发展;不断提升城市建筑“含绿量”,拓展城市绿地和公共空间,加速清洁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推
行低碳交通,发展循环经济,加快生态修复,推进城市绿色化发展,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驱动城市现代化
发展。
[责任编辑:钟秋波]
①
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王旭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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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卷第4期
024年7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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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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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
ꢀ
Vol51ꢁNo4
ꢀ
ꢂSocialSciencesEditionꢃ
Julyꢁ2024
“
交邮融合”何以成为国家行动?
———基于多源流理论的分析
张贵群ꢄ张旭
ꢄꢄ摘要:作为破解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难题的创新模式,交通运输与邮政快递融合(交邮融合)对满足农村居
民生产生活需要、释放农村消费潜力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多源流理论的分析发现,交邮融合的政策演进是问题源
流、政治源流、政策源流共同作用的结果,经历了理念形成到制度建设再到国家行动的过程。农村客运的低载客
率、农村物流的滞后发展、原有对策的低效表现构成问题源流,党中央对农村工作的重视、国民情绪的变化构成政
治源流,专家学者的建议方案、政府部门的积极探索构成政策源流。上述三大源流的汇聚,推动了交邮融合“政策
之窗”的开启。交邮融合的政策调整与完善,应聚焦问题源流,运用政治源流,优化政策源流,把握“政策之窗”,进
一步释放交邮融合对农村物流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支撑作用。
关键词:交邮融合;农村物流;多源流理论;乡村振兴
ꢀ
DOI1013734ꢅjcnki1000-531520240413
收稿日期:2023-11-12
基金项目:本文系重庆市研究生教育“课程思政”示范项目“《公共政策分析》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设”
(YKCSZ2319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贵群,男,湖南郴州人,管理学博士,重庆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中共重庆市委党校分
ꢀ
中心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E-mailꢆguiqunzhang@163com;
张旭,男,贵州遵义人,中共重庆市委党校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①。近年来,
随着网络购物、电子商务、直播卖货等在农村地区的普及推广,掀起了广大群众的消费热潮。线上交易模式
成为农产品进城和工业品下乡的重要方式,但农村物流的滞后发展却难以满足“农产品上行、工业品下行”的
双向流通需求。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4月,“邮快合作”已累计覆盖全国23.9万个建制村,但3000多个抵
边自然村中仍有三分之二尚未实现直接通邮② 可见农村物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仍然是制约农产品出
村进城、工业品出城下乡的瓶颈问题所在,解决农村物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已成为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的当务之急。作为农村物流建设的可能路径和创新模式,交通运输与邮政快递融合(交邮融合)开始由中央
政府谋划设计、各地政府探索推进。2019年8月12日,交通运输部、国家邮政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联合印
发了《关于深化交通运输与邮政快递融合推进农村物流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推动网络节点共建共享,支
持运力资源互用互补,推进融合规范运作,推动多方协作联动③。作为回应,各级地方政府立足于本地区的
。 ,
ꢀ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0ꢇ31页。
(
②
③
吉蕾蕾《完善农村快递物流体系》,《经济日报》2022年4月26日,第6版。
《交通运输部、国家邮政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关于深化交通运输与邮政快递融合推进农村物流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交运发〔2019〕107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网站,2019年8月19日发布,2023年9月10日访问,httpsꢆꢅꢅxxgkmotgovcnꢅ2020ꢅjigouꢅysfwsꢅ202006ꢅ
t20200623_3315964html。
9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农村物流实际,相继出台了促进交邮融合发展的政策,创建了众多农村物流服务品牌,形成了一系列卓有成
效的促进交邮融合的创新举措,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基础性支撑。
由于交邮融合尚处于起步阶段,学界对于交邮融合尚未给予足够的关注,仅有少数学者对相关主题进行
了初步的探讨。如钟桂英论述了交邮融合对于实现农村物流质量变革、提升农业发展水平、提高农民生活质
量等方面的重要意义①;田帅辉等构建了交通运输业和邮政业融合发展的Logistic模型,分析了在稳定共生
条件下两产业间的推动力②;戴小廷、陈娅楠通过分析农村物流配送发展情况以及交通运输和邮政快递深度
融合对农村物流配送的影响,提出了县乡村三级中转的农村物流共同配送模式构想③;王桂花、郑贤康针对
安徽省交邮融合存在的问题,从推动网络节点共建、促进运力资源共享、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创新交邮融合服
务模式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④。已有研究着眼于促进农村物流降本增效,对部分地区交邮融合发展的现
状和困境展开了分析,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但这些研究更多地是根据交邮融合的发展物象进行直接分
析,缺乏适切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对交邮融合政策的生成逻辑和学理价值关注较少。交邮融合政策是如
何引起决策者的注意并成为自上而下的国家行动?其政策演进逻辑和主要推动因素是什么?为解答上述问
题,本文尝试以多源流理论为基础构建交邮融合政策的分析框架,解析交邮融合发展的政策演进,为后续政
策的调整与完善提供镜鉴和参考。
一ꢄ多源流理论模型:理论阐释及适切性分析
ꢀ
多源流理论模型是美国学者金登(JohnKingdon)在科恩的“垃圾桶模型”基础上发展而来,旨在通过非
理性主义视角构建影响政策过程的问题源流、政治源流与政策源流,说明政策问题是如何引起政策制定者的
注意并进入政策议程环节。该理论认为,政策系统中存在着三条不同的源流,即问题源流、政治源流和政策
源流。其中,问题源流是人们对社会公共问题的认知和界定的过程,政治源流是政治系统对客观存在的社会
公共问题的立场、态度及其变化过程,政策源流是政策建议产生、讨论、受到重视的过程。三条源流均有各自
的运行规则,通常情况下是相互独立的,在特定条件下三者汇合到一起实现耦合时,就会开启“政策之窗”,形
成政策合力,作用于政策问题,促使政策方案的出台或政策变迁的产生⑤。
多源流理论的理论价值在于打开了政治系统的“黑箱”,对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提出了新的逻辑解释并重
构了互动模型,提供了政策过程参与者的全景分析图。作为对政策议程设置的解释性分析框架,多源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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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应用于不同领域的政策分析过程。PaulCairney和MichaelD.Jones指出,尽管金登提出的多源流模型
是对特定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的具体领域政策的分析,但其理念是普遍适用的,因为它们已经被证明是足够灵
活的,几乎可以应用于所有的政策领域⑥。运用多源流理论分析交邮融合政策能够更系统地阐释交邮融合
成为国家行动的影响因素及运行逻辑,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交邮融合政策演进的动力要素和变迁路径,
具有较强的理论适用性。交邮融合政策议程的设置和具体政策的演进是问题源流、政治源流、政策源流共同
作用的结果。其中,破解农村物流的发展难题是交邮融合的问题指向,政策共同体的政策主张构成交邮融合
的政策来源,党中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方针构成交邮融合的政治考量。上述三条源流的耦合,推动了
交邮融合“政策之窗”的开启,进而使交邮融合逐步演化为一场国家行动。
罗伯特·达尔认为,基于特定国家行政环境概括出来的理论,不能不加辨别地应用于其他国家的行政管
理实践之中。一个理论是否适用于其他场景,需要对该场景具体分析之后才能作出判断⑦。多源流理论作
ꢀ
①
②
钟桂英《深化交通运输与邮政快递融合推进农村物流高质量发展》,《商展经济》2022年第22期,第96页。
田帅辉、徐瞳、王旭《基于Logistic模型的交通运输业与邮政业融合发展研究———以重庆市为例》,《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
期,第14页。
③
戴小廷、陈娅楠《交通运输和邮政快递深度融合的农村物流共同配送模式与利益分配模型研究》,《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22年第4
期,第65页。
④
⑤
王桂花、郑贤康《乡村振兴战略下交邮融合推进策略———以安徽省为例》,《经济研究导刊》2022年第35期,第5页。
约翰·W·金登《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第二版)》,丁煌、方兴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ꢇ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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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PaulCairneyꢁMichaelDJonesꢁꢒKingdonꢔsMultipleStreamsApproachꢆWhatIstheEmpiricalImpactofthisUniversalTheoryꢕꢁꢓPolic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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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Journal44ꢁno1ꢂFebruary2016ꢃꢆ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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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RobertA DahlꢁꢒTheScienceofPublicAdministrationꢆThreeProblemꢁꢓ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w7ꢁno1ꢂWinter1947ꢃꢆ11
92
张贵群ꢄ张旭ꢄ“交邮融合”何以成为国家行动?———基于多源流理论的分析
为源于西方的公共政策分析工具,应用于分析中国特有国情下出现的具体问题时,应与我国政治体制、管理
体制等特点相结合,才能更为准确、科学地分析中国公共管理过程中的政策问题。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全面
领导以及党政相互“嵌入”的独特结构①,决定了在我国的政策情境中,三大源流之间的关系并不像在西方国
家那样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
二ꢄ交邮融合的政策演进
交邮融合发展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农村居民等主体共同参与、相互协作。在政府部门规划引导、
企业主体积极响应、社会组织主动接应、农村居民自觉参与的共同作用下,我国交邮融合取得了较大进展,农
村物流滞后发展的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全国范围内已初步形成助力交邮融合发展的相应机制。
(一)交邮融合的理念形成阶段(2012ꢇ2015年)
党的十八大以来,网络购物的兴起和普及驱动着快递行业的迅速发展,中央政府的政策文件开始涉及交
邮融合发展。与前期政策中的蕴藉、零散论及不同,2014年9月12日,国务院印发了《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
划(2014ꢇ2020年)》,着眼于提升物流企业的规模化、集约化水平,支持快递业整合资源,与民航、铁路、公路
等运输行业联动发展②。该文件引发了关于农村物流发展的讨论,交邮融合发展的蓝图由此从国家层面开
始构建。2015年9月18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线上线下互动加快商贸流通创新发展转型升级的意
见》提出,引导电子商务企业与农村邮政、快递、供销、“万村千乡市场工程”、交通运输等既有网络和优势资源
对接合作,对农村传统商业网点升级改造,健全县、乡、村三级农村物流服务网络③。交邮融合发展的构想开
始步入到实践阶段,强调通过资源整合加以实现。2015年10月23日,《国务院关于促进快递业发展的若干
意见》提出,在交通运输领域稳妥推进公路客运班车代运快件试点和快件甩挂运输方式④。2015年10月31
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加强交通运输、商贸流通、农业、供
销、邮政等部门和单位及电商、快递企业对相关农村物流服务网络和设施的共享衔接”⑤。
这一阶段,推进交通运输、邮政快递行业融合发展的表述开始出现在政策话语体系中,对交邮融合建设
进行宏观指导并对交邮融合发展的未来路向进行了初步规划,政策理念逐渐被相关部门所接受,推进交邮融
合发展的思路基本形成,但专门探讨交邮融合发展的政策、以交邮融合为主题的文件尚未出现。
(二)交邮融合的制度建设阶段(2016ꢇ2021年)
016年以来,
关于推进交邮融合建设形成了诸多政策文件,既对镇、村物流网点建设进行了指导,也从
2
全局谋划了智慧物流的整体布局。2016年6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家发改委营造良好市场环
境推动交通物流融合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促进交通与物流融合发展,有效降低社会物流总体成本,
进一步提升综合效率效益”。2016年9月13日,《物流业降本增效专项行动方案(2016ꢇ2018年)》明确要
求,“推动现代物流与交通运输一体化融合发展,提高综合效率效益和服务水平”⑦。从国务院统筹推进到具
体部门履职落实,交邮融合发展的制度建设和机制构建日益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2019年8月12日,交通
运输部、国家邮政局、中国邮政集团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化交通运输与邮政快递融合推进农村物流高质量发
展的意见》,对交邮融合建设的网络节点共建共享、运力资源互用互补、标准规范统一、企业融合发展等进行
⑥
①
②
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第64页。
《国务院关于印发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14ꢇ2020年)的通知》(国发〔2014〕4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14年10月4
日发布,2023年9月10日访问,httpsꢆꢅꢅwwwgovcnꢅgovwebꢅzhengceꢅcontentꢅ2014-10ꢅ04ꢅcontent_9120htm。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线上线下互动加快商贸流通创新发展转型升级的意见》(国办发〔2015〕7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5
年第29号,第24页。
③
④
⑤
《国务院关于促进快递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5〕6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5年第31号,第17页。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78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5年第32号,第119
页。
⑥
⑦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营造良好市场环境推动交通物流融合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6〕43号),《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公报》2016年第19号,第15页。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物流业降本增效专项行动方案(2016ꢇ2018年)的通知》(国办发〔2016〕69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公报》2016年第29号,第19页。
9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了部署①。2021年7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的意见》提出,“合理配置城乡
交通资源,完善农村客运班车代运邮件快件合作机制,宣传推广农村物流服务品牌”②。
这一阶段,依托农村客运班车的闲置资源寄递邮政货物成为配置城乡交通资源的有效方式日益受到重
视。有关交邮融合发展的政策文件日益增多,内容逐渐丰富,政策话语从宏观指导转向具体实践,交邮融合
政策步入制度建设阶段。一方面,国家政策的相继出台为交邮融合建设提供了合法性支持。这种合法性不
仅局限于法律制度的作用,还包括文化制度、观念制度、社会期待等制度环境对组织行为的影响③。另一方
面,中央层面的政策导向要求交通运输部、国家邮政局、中国邮政集团等政策执行主体作出积极回应,使得交
邮融合发展的组织设置、权责关系、资金保障等日渐完善,表现出明显的制度化倾向。
(三)交邮融合的国家行动阶段(2022年至今)
022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实施“快递进村”工程,鼓励发展“多站合一”的乡镇客货邮综合服务站、“一点
2
多能”的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点,推进县乡村物流共同配送,促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④。2022年5月17
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十四五”现代物流发展规划的通知》提出,“推动交通运输与邮政快递融合发展,
加快农村物流服务品牌宣传推广,促进交通、邮政、快递、商贸、供销、电商等农村物流资源融合和集约利用,
打造一批公用型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完善站点服务功能”。2023年中央一号文
件提出,“推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大力发展共同配送、即时零售等新模式”。2023年11月29日,国家邮
政局等七部门办公厅(室)印发《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3ꢇ2025年)》,明确村级寄递物流
综合服务站是打通快递下乡进村“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出村进城“最先一公里”的重要依托,鼓励村级寄递
物流综合服务站提供邮政、快递、供销社、电商、便民服务、公益服务等综合服务⑦,其目的在于探索农村物流
共同配送模式的可行路径,促进资源共享,优化物流网络。2023年12月23日,交通运输部、工业和信息化
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对加快推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提
出了具体要求:“打造因地制宜的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形式”,“建设‘一点多能’的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站
点”,“推广安全可靠的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装备”,“健全规范有序的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服务体系”,“完善
合作共享的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机制”,“构建支撑有力的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保障体系”。2024年中央
⑤
⑥
⑧
⑨
一号文件强调“健全县乡村物流配送体系,促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大力发展共同配送”,以推动农村流
通高质量发展。
这一阶段,在前期政策的指引下,伴随着城乡交通一体化示范创建工作以及农村物流三级服务体系融合
发展示范创建工作的开展,交邮融合作为推动农村物流高质量发展的创新举措取得了积极进展,并逐渐从试
点探索走向全面推进。交邮融合发展成为一场自上而下部署落实与自下而上探索反馈相结合的打破农村物
流“最后一公里”难题的国家行动。相关政策在实践中不断得以检验并加以优化,在推动交邮融合实践工作
的同时,政策体系不断完善,表现为对交邮融合工作更系统的思考和更细致的指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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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交通运输部国家邮政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关于深化交通运输与邮政快递融合推进农村物流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交运发〔2019〕107号)中
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网站,2019年8月19日发布,2023年9月10日访问,httpsꢆꢅꢅxxgkmotgovcnꢅ2020ꢅjigouꢅysfwsꢅ202006ꢅ
t20200623_3315964html。
②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的意见》(国办发〔2021〕29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1年第25号,第17页。
③
④
⑤
⑥
⑦
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4页。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二〇二二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2022年1月4日),《人民日报》2022年2月23日,第1版。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十四五”现代物流发展规划的通知》(国办发〔2022〕17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3年第1号,第55页。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二〇二三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2023年1月2日),《人民日报》2023年2月14日,第1版。
《国家邮政局办公室等七部门办公厅(室)关于印发<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3ꢇ2025年)>的通知》(国邮办发〔2023〕29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邮政局网站,2024年1月31日发布,2024年2月10日访问,httpsꢆꢅꢅwwwspbgovcnꢅgjyzjꢅc200026ꢅ202401ꢅ
4
0cfbd3295ad4f7a9303fe3e108fdeaashtml。此为投稿后增补材料,特此说明。
⑧
《关于加快推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交运发〔2023〕179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23年12月23日发布,2024
年2月10日访问,httpsꢆꢅꢅwwwgovcnꢅzhengceꢅzhengcekuꢅ202401ꢅcontent_6924350htm。此为投稿后增补材料,特此说明。
ꢀ
⑨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2024年1月1日),《人民日报》2024
年2月4日,第1版。此为投稿后增补材料,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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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贵群ꢄ张旭ꢄ“交邮融合”何以成为国家行动?———基于多源流理论的分析
三ꢄ交邮融合成为国家行动的多源流分析
多源流理论模型是对政策议程设置的理论阐释,可以有效解释新的政策问题是如何发展为政策议题并
推动政策方案出台的过程。我国交邮融合政策经历了理念形成、制度建设、国家行动阶段,其政策演进过程
不仅是农村物流发展的革新,更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有益尝试。通过对问题、政治、政策三大源流
及“政策之窗”加以分析,可以进一步透析交邮融合政策的发展逻辑和内在机理。
(一)问题源流:交邮融合问题何以得到决策者关注
问题源流是政策过程的起始环节,大多与社会事件的发生、关键指标的变化、政策信息的反馈相关。社
会事件的产生往往会引起公众对特定问题的讨论和关注,部分问题会引起政府重视并采取行动,其中重要的
考量因素是政策切入的时机和问题本身的敏感程度。在多源流模型中,问题识别与界定对于政策议程的设
置至关重要,构成政策议程设置的合理性基础。交邮融合政策的问题源流主要由农村客运的低载客率、农村
物流的滞后发展和原有对策的低效表现构成。
第一,农村客运的低载客率。得益于中央层面的政策倾斜,我国农村客运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目前,全
国具备条件的3.1万余个乡镇和54.3万余个建制村全部实现通客车,一个遍布农村、连接城乡、纵横交错的
农村客运网络正在逐步形成① 然而在农村客运基本网络日渐完善的同时,部分农村客运线路面临逐渐
。 ,
“瘫痪”的窘境。农村客运出行具有时间分散、空间不均、客流错落的特点,营运过程中结构性失衡现象突出:
集镇周边线路靠近城镇,路网便捷、客流稳定、效益较好;山村偏远线路远离城镇,路网稀疏、客流分散、效益
较差。在影响农村客运发展的诸多因素中,载客率低、营运效益差是导致客运线路难以维系的主要原因,但
农村客运的空载、闲置现象是农村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农村地区大量劳动人口在外务工,留守家
里的老弱妇孺出行需求较低,使得农村客运的常规服务群体较少。另一方面,随着家庭收入的显著提高,农
村居民拥有的机动车数量增多,加剧了农村客运市场的萎缩。农村客运需求的下降要求客运公司主动适应
市场的变化,寻求发展的转型,进而为利用闲置客运资源运载邮政快递提供了基础和条件,使交邮融合成为
破解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难题的可能路径。
第二,农村物流的滞后发展。农村物流作为现代流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满足农村群众生产生活需
要、释放农村消费潜力、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近些年来,在国家大力推进物流业发展的背景下,农村
物流体系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物流体系建设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一方面,农村
物流设施网点少。相较于城市完备的物流设施网络,农村物流设施网点建设明显滞后,尤其是村级网点覆盖
率低,导致快递下乡后如何进村仍然面临诸多现实困难。另一方面,农村物流配送成本高。由于我国农村地
域广阔、物流需求分散,导致农村地区物流配送成本偏高,难以获得规模效应。中国行业研究网数据显示,我
国农村物流成本比发达国家高6%左右,在农产品运输损耗方面,肉类、果蔬类的腐损率分别约为12%、
,
均高于发达国家不到10%的农产品腐损率②。农村物流的滞后发展成为制约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18%
要因素。如何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破解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难题,保证农村物流的畅通运转,成为促
ꢀ
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当务之急。
第三,原有对策的低效表现。针对农村客运需求萎缩导致客车载客率严重不足以及农村物流滞后发展
导致工业品下行和农产品上行困难的问题,有关部门采取了相应措施加以应对,如通过减少乡村客车数量、
降低乡村客车发车频次、改用小型客车载客等方式解决因载客率不足所造成的资源浪费问题,但执行效果并
不理想。减少乡村客车数量、降低乡村客车发车频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客运公司的运营成本,但给农
村居民的出行带来了不便;改用小型客车开展乡村客运业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车辆的载客率,但购置
小型车辆需要新的投入,而且购置小型车辆会进一步加剧原有车辆的闲置问题。在推进农村物流发展方面,
尽管交通、邮政等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畅通农村物流渠道,加快农村物流体系建设,
①
②
刘志强《补齐农村客运发展短板》,《人民日报》2022年9月20日,第5版。
ꢀ
《农村物流发展调研报告2021年农村物流现状分析及市场主体》,中研网,2021年5月27日发布,2023年9月10日访问,httpsꢆꢅꢅwww
chinairncomꢅhyzxꢅ20210527ꢅ115331849shtml。
9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但由于缺乏有效统筹,尚未形成合力。因此,亟须以系统思维和创新方式实现对现有运力资源及服务网络的
有效整合和充分利用,进而破除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难题,改变农村物流滞后发展的局面。
(二)政治源流:交邮融合的政策议题何以得到重视
政治源流在我国政策情景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治源流的嵌入可以为社会问题进入政策议程注
入强大的政策势能,进而为“政策之窗”的开启提供政治性保障。交邮融合发展是从中央顶层设计到基层付
诸执行的行动过程。党中央对农村工作的重视和国民情绪的变化构成了该政策议程的政治源流,使交邮融
合议题优先受到关注和重视,进而进入政策议程。
第一,党中央对农村工作的重视。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和价值导向是构成政治源流的核心要素。中国共
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工作,不同历史时期的农村政策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带领亿万农民走出了
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农村发展之路。从2004年到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21年聚焦“三
农”问题,充分彰显了农村工作的重要地位,也体现出党中央对农村工作的高度重视。交邮融合作为破解农
村物流“最后一公里”难题、促进农村物流创新发展的可能路径,有助于促进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的双向
流动,对改善农村居民生活、助力乡村产业振兴、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政策议程因此得到党
中央的优先关注。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交邮融合发展在相关战略部署和政策议程中出现的频率
日渐增多,所占的地位日趋重要。
第二,国民情绪的变化。在议行合一的决策情境下,国民情绪成为政治源流中最活跃的元素①。政策制
定者需要针对国民情绪的变化作出回应,将特定社会问题优先纳入政策议程。网络购物的快速发展不仅刺
激着农村居民购物消费的需求,也增加了城市居民对农产品的需求,但现有的农村物流条件难以实现农村与
城市之间全面的货物流通。一方面,农村物流滞后发展导致农产品难以及时运输,或因运输成本过高影响农
民增收,制约着农村产业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难题的存在,农村居民线上购买或出
售生产生活物品大多只能寄送到乡镇层级,村民需要自行前往寄取,不利于农村居民生活品质的改善,也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生产活动的开展。农村寄递服务落后作为农村物流的痛点难点问题,日益受到广大
农民群众和整个社会的关注,进而产生了改变农村物流落后状况的国民情绪。当今社会高度发达的信息技
术为这种国民情绪的表达提供了便利。农民群体和社会公众通过多种渠道和途径表达对农村物流难题的关
切,相关问题及诉求得以进入决策者的视野并要求决策者作出回应,从而推动农村物流难题实现从公众议程
向政府议程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作为解决农村物流难题可行方案的交邮融合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
注,并因自身的合理性与可行性而得到认可和支持。
(三)政策源流:交邮融合的政策建议方案如何形成
政策源流是政策共同体围绕社会公共问题提出的政策建议和解决方案②。当某一政策问题引起社会成
员的广泛讨论时,政府部门和该领域的专家学者会针对相关问题提出重塑共识、化解压力的政策建议和方案
形成政策源流。对于交邮融合政策,当农村地区的物流发展难题被社会成员察觉和确认之后引起了广泛的
讨论与关注,政府部门、专家学者等政策共同体会以相关问题为导向进行深入调查研究,通过民意咨询、专家
论证等方式搜集影响政策问题变化的相关信息,确立恰当的政策切入时机,并形成可供选择的可行性方案。
第一,专家学者的建议方案。作为非官方参与者,专家学者一般不直接介入政策制定,而是凭借其专业
优势,以个人知识活动的形式影响政策议程的设置,其主要通过著作、课题、论文、资政报告等方式聚焦政策
问题并提出政策意见,为政策制定提供实证依据或理论指导。如钟桂英认为,应通过加强农村物流基础设施
建设、加快农村物流网络化进程、创新农村物流运营模式、提升农村物流信息化水平等方式深化交通运输与
邮政快递融合,实现农村物流质量变革③;沈宁宁等指出,为提升交通运输、邮政和仓储业上游度,提升其在
产业链中的位置,需加强交通运输、邮政和仓储业与其他行业之间的关联度,不断推动各个产业实现转型和
①
②
魏淑艳、孙峰《“多源流理论”视阈下网络社会政策议程设置现代化———以出租车改革为例》,《公共管理学报》2016年第2期,第5页。
卫志民、胡浩《多源流理论视阈下生态补偿机制的政策议程分析———以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为例》,《行政管理改革》2020年第5期,第
5
8页。
ꢀ
③
钟桂英《深化交通运输与邮政快递融合推进农村物流高质量发展》,《商展经济》2022年第22期,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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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贵群ꢄ张旭ꢄ“交邮融合”何以成为国家行动?———基于多源流理论的分析
优化①;周洁等应用层次分析法评价交邮合作模式下的精准扶贫绩效,提出加快交邮合作模式和电商的融合
发展,打造交邮合作模式的服务品牌效应②。尽管目前形成的学术成果尚不丰富,但对于增强社会公众对交
邮融合政策的认识具有积极的影响,为凝聚政策共识、解决政策问题提供了可能的政策方案。
第二,政府部门的积极探索。政策源流中政策方案的产生是渐进式的,此过程是“柔软上升”③的。我国
农村物流建设相对滞后,突出表现为发展基础薄弱、配套设施不足、管理水平低下、网络资源分散、物流服务
覆盖面窄。为解决上述问题,形成农村物流协调发展的推进合力,2015年2月16日,交通运输部、农业部、
ꢀ
供销合作总社、邮政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协同推进农村物流健康发展加快服务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要
求“加强交通运输、农业、供销、邮政快递等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规划衔接”④。在此基础上,国家发展改革委
进一步提出了“交通物流融合发展”的命题,明确了交通物流与邮政快递协调发展的清晰构想⑤。2020年4
月9日,国家邮政局发布的《快递进村三年行动方案》提出,到2022年底,县、乡、村快递物流体系逐步建立,
城乡之间流通渠道基本畅通,农村综合物流服务供给力度明显加大,符合条件的建制村基本实现“村村通快
递”⑥。农产品进城与工业品下乡日益成为交通运输、邮政服务等部门的重点关注领域,交邮融合的政策思
路逐渐清晰,相关工作也在实践探索中逐步推进,为交邮融合发展演进为国家行动奠定了政策基础。
(四)“政策之窗”:三条源流汇聚的政策时机
当问题源流、政治源流和政策源流发育成熟时,特定的时机和焦点事件的产生能够促进三流汇聚,进而
打开“政策之窗”,使相关议题上升至政策议程。“政策之窗”的开启促使政策制定者在符合政治限度的情况
下,推动有可能解决相关社会问题的备选方案进入决策议程。交邮融合政策的形成与发展正是政策共同体
在问题源流、政治源流和政策源流交汇之时有效开启“政策之窗”的过程(见图1)。
图1ꢄ交邮融合政策的多源流分析框架
在问题源流方面,农村物流的滞后发展不仅是制约农村居民生活品质提升的限制因素,也是抑制农村消
费潜力、阻碍乡村振兴的不利条件。尽管国家层面提出了推动物流服务节点向农村延伸,但受到农村居住地
点分散、配套设施不健全、经济效益不佳等因素的影响,农村物流方面的短板并未得到有效补齐。在政治源
流方面,党中央对农村工作的重视要求各级政府积极回应群众诉求,消解农村物流滞后发展对农村居民生产
①
②
③
④
沈宁宁、曾杰杰《交通运输、邮政和仓储业的产业地位研究———基于投入产出表》,《物流科技》2022年第11期,第34页。
周洁、傅海威、张洪玉《“交邮合作”搭建物流平台模式的精准扶贫绩效评价》,《中国商论》2019年第18期,第9页。
保罗·A·萨巴蒂尔《政策过程理论》,彭宗超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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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农业部供销合作总社邮政局关于协同推进农村物流健康发展加快服务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交运发〔2015〕25号),《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5年第16号,第85页。
⑤
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营造良好市场环境推动交通物流融合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6〕43号),《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公报》2016年第19号,第15页。
《国家邮政局发布<快递进村三年行动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邮政局网站,2020年4月9日发布,2023年9月10日访问,httpsꢆꢅꢅ
wwwspbgovcnꢅgjyzjꢅc100015ꢅc100016ꢅ202004ꢅ302422550b3d4642a37de6a3c930ea0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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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生活的不利影响,凸显了加强农村物流体系建设的价值正当性和现实必要性,促进了交邮融合发展的政策议
程设立。在政策源流方面,在政策共同体的共同推动下,农村物流体系建设逐渐成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并连续多年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及《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作为农村物流体
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促进交邮融合发展的政策构想和实施方案在农村物流体系建设过程中得以形成并不断
完善。在上述三条源流的交互作用下,随着《关于深化交通运输与邮政快递融合推进农村物流高质量发展的
意见》的印发,交邮融合的“政策之窗”被正式开启,并逐渐演化为旨在“加快构建集约高效可持续的农村运输
服务体系,更好满足农村居民出行、货运物流、寄递服务需求”的国家行动。
四ꢄ结论及建议
作为破解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难题的创新探索,交邮融合政策的形成并非偶然,其是全面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背景下问题源流、政治源流和政策源流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农村客运的低载客率、农村物流
的滞后发展和原有对策的低效表现为交邮融合问题进入政策议程提供了合理性基础;党中央对农村工作的
重视、国民情绪的变化为交邮融合政策出台提供了政治性保障;专家学者的建议方案、政府部门的积极探索
为交邮融合政策落地提供了可行性方案。特定时机的政策催化促进三大源流更加成熟并得以汇聚,进而推
动交邮融合“政策之窗”开启,使交邮融合成为一场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国家行动。交邮融合政策
的演进过程并不局限于政策议程的设置,而是包含政策问题确立、政策目标设定、政策方案形成与发展等一
系列环节和过程,具有多维层次性和动态复杂性。基于多源流理论分析交邮融合政策的议程设置过程,可以
更好地把握交邮融合发展的政策实质,并为后续交邮融合政策的调整与完善提供镜鉴。
其一,聚焦问题源流,找准交邮融合发展的制约因素。当前,国家层面提出了诸多创新举措来推进农村
物流建设、解决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难题。交邮融合发展作为其中的代表性举措,经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
的。要发挥交邮融合在推进农村物流发展方面的实际效用,关键在于促进物流服务网点向农村末梢延伸,加
强农村物流配套设施建设。在设置农村物流服务网点时,不能只关注经济效益,还需要重视公共效益的实
现;重点加强农村农产品仓库、冷冻集配中心、物流信息平台等建设,提高农村物流体系的信息化水平。
其二,运用政治源流,突出交邮融合发展的公共导向。交邮融合发展是满足农村居民生产生活需要、释
放农村消费潜力的重要举措,是增进民生福祉、促进产业发展的有效路径,推动其有序发展应重点突出公共
导向。一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强对农村物流体系建设工作的调研,以准确把握农村居民物
流需求情况及其变化规律,及时回应现实关切。二是将交邮融合发展置于乡村振兴战略之中,明确其重要地
位和现实价值,引发社会公众对交邮融合发展问题的关注,引导多元主体有序参与交邮融合发展。
其三,优化政策源流,健全交邮融合发展的政策体系。作为促进农村物流创新发展的有益尝试,交邮融
合的有序推进亟须建立健全相关管理制度和标准规范。一是加快形成统一的交邮融合管理规范。由交管和
邮政部门牵头制定交邮融合的具体管理办法,细化规划布局、运输仓储、收寄支付等服务规范,明确搭载物品
的数量、种类限制等,打造交邮融合统一标准,规范作业流程,强化安全管理,提升服务质量。二是完善交邮
融合的政策体系。交邮融合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针对交邮融合面临的现实障碍,在实践探索中不断完善相
关政策。
其四,把握“政策之窗”,推动交邮融合工作落实落细。交邮融合发展涉及中央、地方多层次的要素整合,
也涉及交通、农业、邮政等多部门的协同推进,需要准确把握政策时机,因时、因势利导。一是积极主动融入
国家战略。当前,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构建现代物流体系建设正在紧密实施中,为
交邮融合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战略支撑,需要充分利用上述有利条件,加速推进交通运输和邮政快递行业的
协作与配合。二是做好试点探索及其经验总结、推广工作。交邮融合作为一项创新性的工作,需要在探索中
不断推进,这就要求我们在做好试点工作的同时,要及时总结试点工作经验,将行之有效的做法与经验以制
度化的形式固定下来,并在更大范围加以推广应用。
[责任编辑:钟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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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卷第4期
024年7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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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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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1ꢁ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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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2024
如何有效治理“公地悲剧”?
——基于湘东 镇村农田灌溉水资源争夺的个案分析
Q R
—
罗ꢄ敏
ꢄꢄ摘要:公共事物治理是一项普遍性的社会难题。公共资源的分配与使用是公共事物治理的重要方面,公共资
源中“搭便车”行为导致的“集体行动困境”,又往往造成“公地悲剧”。基于湘东Q镇R村农田灌溉水资源争夺的
个案,从产权、管理、秩序及利益四个方面探寻造成农田灌溉水资源争夺的根源及其治理困境。以“信任ꢇ合作ꢇ
共生”为分析框架,以产权共有、水源共治、秩序共守、利益共享为基本原则的农田灌溉共生模式是有效治理“公地
悲剧”的一条可行性路径。
关键词:公地悲剧;基层治理;农田灌溉;互信合作;共生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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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734ꢅjcnki1000-531520240414
收稿日期:2023-12-28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数字技术赋能基层减负增效的实现路径研究”(23CZZ039)的阶段性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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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罗敏,男,湖南攸县人,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讲师,E-mailꢆromin2013@sinacom。
公共资源的分配与使用作为公共事物治理的重要内容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加勒特·哈丁在《科学》杂
志上发表的文章阐述了“公地悲剧”,认为在一个信奉公地自由的社会里,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最佳利益。为
避免“公地悲剧”的产生,他提出了产权确定和政府干预两种可能的解决途径①。后来,迈克尔·黑勒提出了
著名的“反公地悲剧”理论:“当太多个人拥有使用稀缺资源的特权时,就会发生公地悲剧。而悲剧就在于,理
性的个人单独行动,可能集体过度消耗稀缺资源。”②类似于这样的“公地悲剧”或“反公地悲剧”实质上都是
公共资源产权的问题,产权的模糊性造成公共资源分配与使用不合理,进而引发社会矛盾。很明显,公共资
源(公共林地、池塘、水资源等)的分配与使用既具有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也具有市场经济的可竞争性。那
么,如何才能有效治理“公地悲剧”?基于对公共资源分配与使用的认知与思考,课题组成员于2017年12月
至2018年2月,通过参与式观察的方式,对湘东Q镇R村农田灌溉水资源分配与使用进行调研,并于2019
年6月、2021年11月进行了补充调研。经过长期的田野跟踪调查,结合深度访谈获得的第一手数据资料,
本文试图揭示农田灌溉水资源分配与使用的有效途径,探寻有效治理“公地悲剧”的可行性路径,为其他地方
性农田灌溉水资源的有效分配与使用提供借鉴,对实现公共资源的“适度治理”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ꢄ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③。水资源作为公共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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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GarrettHardinꢁꢒTheTragedyoftheCommonsꢁꢓScienceNewSeries162ꢁno3859ꢂDecember1968ꢃꢆ1243-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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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A HellerꢁꢒTheTragedyoftheAnticommonsꢆPropertyintheTransitionfromMarxtoMarketsꢁꢓHarvardLawReview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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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3ꢂJanuary1998ꢃꢆ677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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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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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在分配和使用的过程中极易出现“公地悲剧”。那么,公共资源的治理是服从于国家的制度安排,还是顺从于
市场的自我调节,抑或是不同于国家,也不同于市场的另一种治理逻辑?围绕这一议题学界展开了大量的讨
论与研究。
一是从产权归属的视角探讨如何有效治理“公地悲剧”。产权制度是新时代水资源治理体系改革的重要
制度基础①,以产权制度为核心的社会信任程度决定着水资源共生治理的程度
。水资源作为一种公共资源,
它的产权归属是水资源能够被有效利用的关键,这是因为产权归属决定了利益归属②。农户既是灌溉用水
的最终用户和受益人,又是田间灌溉系统的直接管理人,无论灌溉系统的产权如何分配,他们都是使用权的
实际行使者③。但在很多时候,由于公共灌溉水资源产权归属不明晰,导致灌溉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低下。产
权途径是解决公共池塘资源的有效制度安排,明晰流域初始水权是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重要途径
和技术支撑④。基于“准市场”机制,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农业灌溉用水的水权转换发展出一种“以水生财、
以财治水”的区域水资源问题治理模式⑤。对于地域性共有资源的利用而言,“共”的管理方式比“公”或“私”
。 , “ ”
的管理方式更能有效地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⑥ 可见这种共的管理方式实质上与“共生”的理念是一
脉相承的,是通过有效地实现公有产权的整合,实现对公共资源的治理。
二是从制度供给的视角探讨如何有效治理“公地悲剧”。中国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主要由乡镇政府
负责,而农田水利设施的管理和使用主要由村民自治组织负责。相比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进场”而言,市
场经济体制下的“国家退场”更应注重在农田灌溉实践中的制度供给,政府强权干预模式对“公地悲剧”现象
的治理具有较强优势⑦。其中,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作为中国水利改革实践中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更是
一个制度创新与制度供给的过程⑧。从目标来看,水资源长期供求均衡的目标需要借助有效的制度供给来
实现⑨。在水资源分配与使用的冲突中,中央政府的介入与管制是解决此类问题的必由之路ꢈꢉꢊ,可单纯的政
府大包大揽,或以农民主体为依托,抑或期望社会市场性投入,均非制度供给的替代“良方”。从制度生态看,
公共管理制度生态“共生”样态呈现出和谐均衡、人与制度共存的生态情境ꢈꢋꢉ。“公地悲剧”的本质是人在行
为上的失范和社会制度的失语。农村争水纠纷内生于农村复杂的矛盾网络体系,分水和争水的制度供给、治
理实践与矛盾冲突一直韧性存在,并且具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ꢈꢉꢌ,因而需要正式制度的有效供给和非正式制
度的调节。相较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表现出在地化、灵活性和非正式的特征ꢈꢉꢍ。信任作为一种重要的非
正式制度,其建立和提升需要秩序来提供保障,依靠制度的有效供给进一步规范不可预见行为和机会主义
行为。
三是从集体行动的视角探讨如何有效治理“公地悲剧”。集体行动理论认为,在缺乏信任与合作的情况
下,行动者在集体行动中会减少对集体的“贡献”,导致不负责任和“搭便车”现象的发生,而高水平的信任将
①
②
田贵良《权属改革引领下新时代水资源现代治理体系》,《环境保护》2018年第6期,第53页。
李天姿、王宏波、金栋昌《马克思农业合作思想的三维阐析:理论内涵、历史探索与新时代实践》,《内蒙古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第126
页。
③
④
胡雯、李萍、张毓峰《博弈视角下的灌溉系统可持续治理:嵌套分层的多中心治理结构》,《经济体制改革》2012年第1期,第93页。
张丽娜、吴凤平、贾鹏《基于耦合视角的流域初始水权配置框架初析———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约束下》,《资源科学》2014年第11期,第
2
240页。
⑤
⑥
⑦
刘敏《“准市场”与区域水资源问题治理———内蒙古清水区水权转换的社会学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16年第10期,第41页。
肖盼晴《实质公平:共有产权良性治理的实现逻辑———以安徽唐湾村公山治理为个案》,《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8期,第91页。
胡北明、雷蓉《政府强权干预与遗产旅游地“公地悲剧”现象的治理———以世界遗产地九寨沟治理经验为例》,《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14年第4期,第59页。
⑧
⑨
王慧敏、陈蓉、许叶军等《最严格水资源管理过程中政府职能转变的困境及途径研究》,《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第
6
5页。
周玉玺、葛颜祥《水资源供求均衡机制与政府管理能力的提升》,《改革》2008年第4期,第142页。
ꢈꢉꢊ牛文娟、王慧敏、牛富《跨界水资源冲突中地方保护主义行为的演化博弈分析》,《管理工程学报》2014年第2期,第64页。
ꢈꢉꢋ教军章、杜威《公共管理制度的理性悖异及其整合进路》,《行政论坛》2020年第4期,第57页。
ꢈꢉꢌ余耀军、刘超《桎梏与突破:解决农村争水纠纷的制度资源探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第59页。
ꢈꢉꢍ项继权、王春艳《党建何以引领基层治理效能提升———基于“整合ꢇ回应ꢇ参与”的动态分析模型》,《湖湘论坛》2024年第2期,第25页。
100
罗敏ꢄ如何有效治理“公地悲剧”?———基于湘东Q镇R村农田灌溉水资源争夺的个案分析
约束农户在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行为,激励农户集体行动的达成①。合作问题的核心是公共资源配置问
题,即如何在集体行动中有序协商,避免产生互害模式,达成有效配置②。水资源的公众共用物属性决定必
须重塑政府、市场和公众之间权力与权利的配置③,其实质是共同维护水资源作为公众共用物属性的分配秩
序,实现资源的有效分配与使用。换言之,基于共识或利益互补达成的承诺协议,不仅需要具体行动方案和
规则对协同主体权责明确界定,还需要完善监督和冲突解决机制,通过建立信任与合作观念,以互利共生的
方式,促进并维持农户集体行动,避免机会主义行为④。
四是从利益关联的视角探讨如何有效治理“公地悲剧”。在一个群体里,具有共同利益的个体会自愿地
为促进他们的共同利益采取行动,而多元主体的利益博弈促成了公私合作管理水资源的诞生。基于“经济
人”理论假设,流域内地区在面对“公共池塘资源”问题时,为实现自身良性发展,会产生与利益相关地区协同
治理的动机⑤。然而,不同利益主体地位的非对称性和公共资源开发的外部性,公共资源开发多利益主体的
合作博弈可能导致对弱势群体利益的侵害,形成合作博弈“陷阱”⑥。在水资源使用权益的转换过程中,由于
农民的用水权益经常被忽视,灌溉水资源权益的转换可能导致农民利益的损害,使其陷入生计困境,并造成
地方政府和群众的对立,引发水事纠纷⑦。在水事纠纷中,水资源初始分配存在利益固化、调整难度和阻力
大的障碍⑧。以水利益共享代替分水的理念有利于充分发挥水资源效益和减少区域矛盾冲突⑨,各方利益
主体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通过相互协调、积极合作,才能最大限度减少公共资源的浪费。
在产权归属、制度供给、集体行动以及利益关联方面,学者们已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即通过明确公共资源
的产权归属,强化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有效供给,最大限度地均衡各方主体利益,促成公共资源使用者
之间有效的集体行动,从而有效治理“公地悲剧”,最终实现公共资源的有效治理。一方面,已有研究遵循“公
地悲剧”的有效治理要以信任为基础,通过构建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关系,实现公共资源合理分配与使用。另
一方面,已有研究过于“碎片化”地关注产权、制度、行动、利益的单一视角对有效治理“公地悲剧”的重要性,
即使意识到了以信任为基础构建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关系,推动公共资源有效治理的重要性,但缺乏基于产
权、制度、行动、利益综合分析视角的理论关怀,分析框架的理论延展性受限。本研究试图将产权、制度、行
动、利益纳入整体性的研究场域中,并引入共生理论,构建基于“信任ꢇ合作ꢇ共生”的分析框架,从农田灌溉
水资源产权、管理、秩序及利益的维度建立关联性分析,旨在回应如何有效治理“公地悲剧”的现实困境。
二ꢄ“公地悲剧”产生的根源及治理的现实困境:来自湘东Q镇R村的田野观察
湘东Q镇R村是一个以水稻种植为主的村庄,该村由7个村民小组组成,村庄内仅有一条小河穿村而
过,其水量远远满足不了R村农作物的灌溉需求,尤其是在农忙的“双抢”季节,为争夺农田灌溉水资源,村
与村(主要与M村ꢈꢊꢉ)、小组与小组、村民与村民之间经常产生矛盾纠纷。田野调查发现,R村农田灌溉矛盾
纠纷问题主要涉及产权、管理、秩序、利益四个方面,这是R村农田灌溉水资源争夺的根源及治理的现实
困境。
(一)产权模糊衍生“关系产权”
①
②
③
④
⑤
蔡起华、朱玉春《社会信任、关系网络与农户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国农村经济》2015年第7期,第63页。
张鑫鑫、郭伟和《文化、理性与互动:从“公共牧场”合作机制引出的问题》,《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8期,第226页。
张文松《从管制到合作:环境法合作原则下水污染治理模式的反思与重构》,《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第49页。
左喆瑜《水资源约束下农户灌溉技术选择与集体行动———基于华北地下水超采区的农户微观数据》,《农村经济》2019年第7期,第70页。
朱仁显、李佩姿《跨区流域生态补偿如何实现横向协同?———基于13个流域生态补偿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21年第1
期,第186页。
⑥
黄涛珍、商波《生态优先的公共资源开发多主体合作博弈及利益共享研究———基于水电能源基地建设的分析》,《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2019年第6期,第73页。
⑦
⑧
⑨
石腾飞《灌溉水权转换与农户利益的关联度》,《重庆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第15页。
田贵良、李晓宇、印浩等《跨界水资源冲突协调的产权路径、博弈模型与案例仿真》,《管理工程学报》2020年第6期,第173页。
刘艳丽、赵志轩、孙周亮等《基于水利益共享的跨境流域水资源多目标分配研究———以澜沧江ꢇ湄公河为例》,《地理科学》2019年第3期,第
3
87页。
ꢈꢉꢊM村位于R村的上游,同属于Q镇管辖。受地理区位的影响,如果按照传统自上向下的“灌溉秩序”,M村占据着水资源分配与使用的绝对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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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农村集体资产是在具体的制度和实践下形成的一种不断变迁的产权形态①。河流灌溉水资源作为一种
天然形成的由全体村民共同所有的集体资产,它的产权具有模糊性,而在农田灌溉水资源的分配和使用过程
中,这种模糊性的产权往往会衍生出一种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关系产权”,其“关系产权”中的“关系”包括村
民与村民之间的合作博弈、利益交换关系以及村干部对某些村民的庇护关系。诚如费孝通所言,“在西洋社
会里争的是权利,而在我们却是攀关系、讲交情”②。从基层社会的现实情形来看,在公共资源产权不明晰的
情况下,这种“关系产权”的运作可以使村民获得非市场化的公共资源和“圈内人”的身份信号,通过强化“关
系圈”的内部关系,而排斥“圈外人”的公共资源获取,造成公共资源分配和使用的不平衡,进而引发村民之间
的矛盾纠纷。可见,模糊性的公共水资源产权衍生出的“关系产权”不仅激化了村民之间的矛盾,还打破了传
统自上而下的“自然灌溉”秩序,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R村村民LX说:“村里的王某整天游
手好闲,在他周围有一种强大的社会关系网络,村民们不敢与他直接对抗,连村干部都对他敬畏三分。每年
农忙时节,他们家的农田灌溉总享有优先权,村民们多次向村委会和镇政府反映情况,但王某强大的社会关
系总会把事情压下来。”(访谈记录:011607)随着全国扫黑除恶专项行动的开展,尽管“村霸”的行为被遏制,
但在农田灌溉水资源的分配和使用过程中,依然存在以血缘、亲缘、友缘等为基础的“关系产权”,造成公共水
资源的分配不均和浪费。概言之,由产权模糊衍生“关系产权”的运作逻辑,既是引发村民各类矛盾纠纷的关
键诱因,又是有效治理“公地悲剧”的难点。
(二)管理无序造成“无人管理”
田野调查发现,R村通过修建河流拦水坝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村民争夺灌溉水资源的矛盾,但村民们为
赶在最佳时间完成播种,“抢夺”水源的情形依然存在。针对R村农田灌溉的问题,县政府、县水利部门和Q
镇政府曾多次在R村开展现场办公会,但事实上由Q镇政府牵头和R村村委会负责日常管理的农田灌溉
模式,并不能很好地处理村民之间的争端。R村村民WXY回忆说:“对于这种天然的灌溉水资源的管理,镇
政府一般是放权给村委会,而村委会很多时候都是任由村民们自行协调,各村小组轮值负责管理,等到矛盾
纠纷升级时,镇政府和村委会才会介入,管理非常混乱。”(访谈记录:011709)这种管理无序的现实造成了当
地政府部门的管理和协调成本很高,使得Q镇政府对解决R村农田灌溉问题力不从心。自河流拦水坝项目
完工以来,由于管理方面的问题,已经发生过两起水淹农田的事件,导致村民们对河流拦水坝的管理非常不
满。R村村干部LHW介绍:“经村委会讨论决定由R村7个小组轮值负责河流拦水坝的管理,但由于轮值
负责人的流动性较大,一些经验不足且责任心不强的村民也会轮值上岗,导致出现无人管理的‘真空’时段。
目前为止,R村已经发生了两起因操作不当导致水淹农田的事件,不但激化了村民之间的矛盾,还引发了村
民对Q镇政府和R村村民委员会共同管理河流拦水坝的不信任,一度造成河流拦水坝的‘无人管理’。”(访
谈记录:011703)可见,无论是以往R村对农田灌溉水资源的分配和管理,还是当前对河流拦水坝的轮值负
责管理模式,都存在诸多的弊端与不足,而这些弊端与不足恰恰是导致“公地悲剧”产生的重要因素。
(三)制度缺乏导致“秩序混乱”
公民的规则意识即公民意识到人的社会存在的规则约束性,并遵从规则的要求而行动③。农田灌溉秩
序需要这种规则意识,它是一种政府权力和村民道德互动形成的水资源分配和使用的形态,即正式制度和非
正式制度的有效互动的形态,这种农田灌溉秩序对全体村民有较强的约束性。可是,在农田灌溉的过程中,
由于水资源的稀缺性,加之正式制度的“缺位”与非正式制度的约束较弱,往往会出现试图打破原有“灌溉秩
序”的“理性占有者”,即产生上游“截水”、下游“偷水”、全民“抢水”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而产生为争夺农田灌
溉水资源而引发的矛盾纠纷。R村退休老干部LSP说:“村里以家族关系、私交关系等方式合谋‘霸占’灌溉
水资源的现象十分普遍,他们经常不遵守规则,引发了许多邻里纠纷。在‘双抢’时节,上游村小组的村民们
往往会采取各种手段截留水源,下游的村民经常顾不上吃饭,蹲守在田间以免水被截留或被‘抢走’,要时不
①
②
③
管兵《农村集体产权的脱嵌治理与双重嵌入———以珠三角地区40年的经验为例》,《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6期,第164页。
费孝通《乡土中国》,湖南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1页。
周兴国《公民的规则意识与培养》,《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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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敏ꢄ如何有效治理“公地悲剧”?———基于湘东Q镇R村农田灌溉水资源争夺的个案分析
时地到上游巡查水源是否被截留,为了这个事情上下游的村民经常发生口角。”(访谈记录:012311)事实上,
对于农田灌溉“约定俗成”的秩序,镇政府及村委会很难强行介入,主要依靠村民之间建立的相互信任关系和
道德约束,达成一种心照不宣的“自然灌溉”秩序,而这种“自然灌溉”秩序却往往经不起人们自利的本性及机
会主义的考验,造成农田灌溉秩序的混乱,成为有效治理“公地悲剧”的痛点。
(四)利益关联形成“多重博弈”
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场域,农村既是产生利益博弈、引发社会冲突的重要源头,也是利益关系调适、社会
纠纷调解的核心场域。非合作博弈理论认为,假设行动者在没有可能的联合协议之下行动,他们通常会追求
自身的个人利益最大化①。田野调查发现,R村农田灌溉水资源争夺存在着复杂且多重非合作利益博弈关
系。如R村与Q镇政府之间的博弈、R村与M村之间的博弈、R村各小组之间的博弈、村民之间的博弈以
及其他各类利益相关者(亲缘、族缘等)之间的博弈等。农田灌溉水资源的分配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分配。R
村与M村都隶属于Q镇,两个村庄为争取农田灌溉资源必然会形成一种强烈的博弈关系,无论是进一步巩
固村委会在Q镇的权威,还是最大化维护村民的利益,这种博弈关系都是现实存在的。在R村内部,不断
“
原子化”的村民个体会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与其他村民形成一种无形的博弈关系,且大部分以各类关系
联结的“组织化”形式出现,构成了强大的组织之间的博弈关系,加剧了农田灌溉水资源的争夺。M村村民
“通过‘抱团取暖’的方式去争抢农田灌溉水资源在我们这里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访谈记录:
LSK说
,
)。在信息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社会,村民的思想和认识发生了巨大变化,村民思想和认识上的差异
012326
性也在不断增大,自我的理性意识更强,村庄的集体观念却逐渐减弱,村民个体间的信任相对不足,造成村庄
各类矛盾纠纷频发。R村一位长期在外务工的农民工ZY补充说:“如果没有一种平衡各方利益的灌溉模
式,再要好的邻里都会产生矛盾。平衡各方利益是核心,这也是从源头上彻底解决农田灌溉水资源争夺问
题,避免引发各类矛盾纠纷的关键。”(访谈记录:020613)利益关联形成的多重博弈关系不仅是引发村民争夺
农田灌溉水资源的深层原因,也是有效治理“公地悲剧”首当其冲要克服的困境。
三ꢄ有效治理“公地悲剧”:基于“信任ꢇ合作ꢇ共生”的实现路径
农田灌溉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环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农田灌溉主要按照灌溉的需要,农民依次
轮流取水,通常的次序是从渠道口到渠道尾,并且是由宗族、家族等自行管理村级水利设施,这种管理方式可
以理解为宗族管理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之前,人民公社介入农田灌溉事务,以“公社化”
管理的模式呈现②。20世纪80年代初至农业税费改革之前,农村村民委员会承担起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管
理责任,实行自治管理。2000年之后,许多大型灌区逐渐建立了农民水协会,由农民自愿组织、自我管理、自
我负责,形成了农民水协会治理的模式。R村农田灌溉水资源争夺问题是在农田灌溉管理模式演变的过程
中形成的,在管理上依然是通过“自组织”③治理农田灌溉水资源。
传统的农田灌溉行为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行动,在缺少信任、监督和激励的机制下,行动者在集体行动中
会尽量增加对集体的索取,而减少对集体的回报,这会导致不负责任和“搭便车”现象的发生④。如何才能把
村民组织起来并进行自治,使所有人在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
共同利益,这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认为,“军事同
盟和经济联盟要求成员国之间进行合作,而合作有赖于信任,信任最容易从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中产生”⑤。
不难看出,信任作为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的产物,可以促进交易、合作,走出囚徒困境和避免公共品投资中的
“搭便车”问题。在传统乡土社会里,这种信任关系显得尤为重要,村民由彼此熟悉的过程获得信任的基础,
达成某些合作关系,从而避免矛盾和冲突。
为化解村民在农田灌溉水资源分配和使用中产生的矛盾纠纷,R村以互信合作、平等对话、集体协商等
①
②
③
④
⑤
李文钊《行动者中心制度主义:探究政策过程中的互动效应》,《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第30页。
王惠娜《团体特征与灌溉自组织治理:两个村庄的比较研究》,《公共行政评论》2013年第6期,第38页。
本文中“自组织”主要指的是农田灌溉水协会、农村水利协会等民间管水治水组织。
罗敏《从“自治”到“共治”: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运行机制与创新模式》,《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23年第3期,第38页。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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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形式,与Q镇政府、M村在日常互动(如打招呼、拉家常、逛集市等)的过程中不断增强了彼此之间的信任关
系,为多方共同管理农田灌溉水资源奠定了合作基础,并通过产权共有、水源共治、秩序共守、利益共享的方
式,构建了一种基于“信任ꢇ合作ꢇ共生”的农田灌溉共生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村民通过日常生活中的话题
交流、互动交往、物质交换等维持了彼此间良好的信任关系;依靠法律法规、村规民约等形成了广泛的社会信
任,为乡村治理达成合作协议奠定了基本前提;在此基础上,基于村民主体间的合作、管理方式上的合作、灌
溉秩序下的合作、利益分配中的合作,最终形成农田灌溉的主体共生、治理共生、秩序共生以及利益共生。
(一)产权共有:农田灌溉水资源由村民共同所有
“公地悲剧”的产生往往是因产权的不明确引发的,这是造成“公地悲剧”难以实现有效治理的难点。在
农田灌溉水资源市场化背景下,私人承包是有效治理“公地悲剧”的一种尝试,但过分强调“私人主义”势必会
损害公共利益,即农田灌溉水资源的集体利益与私人承包的个人利益矛盾难以调和。主要原因在于,产权为
人们的经济行为提供了相应的激励机制,从而保证了资源分配和使用的效率①。如果产权私有,人们缺少利
益相关性,难以形成利益共生关系;如果产权共有,占有者之间就会形成很强的利益共生关系,容易达成一种
稳定的农田灌溉利益共同体。产权共有的核心是将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即农田灌溉水资源的所有权归属
国家,全体村民共同拥有农田灌溉水资源的使用权。不同于以往农田灌溉水资源的使用和水量的分配由国
家统一规划和部署,产权共有实现了村民自行统筹分配和有序使用农田灌溉水资源。一方面,产权共有意味
着每个村民都拥有使用和保护农田灌溉水资源的权利和职责,可以有效规避多级代理和管理者的机会主义
行为;另一方面,产权共有既是村民构建利益共同体的经济基础,也是达成集体行动的重要动力。对于农田
灌溉水资源而言,产权共有方式不同于私有产权的方式,它是某个区域内村民共同拥有的权利,任何私人不
可独自占有,并且区域以外的人不能享有,使村民之间形成一种“隐形契约”,形成主体共生,从而确保农田灌
溉的良好秩序。总之,通过产权共有的方式,根据灌溉需求的现实情况,动态合理安排农田灌溉水资源的分
配、使用以及监管等环节,不但可以解决水资源产权模糊的现实,还可以通过全民共同监督的方式,有效破解
由亲缘、业缘、友缘、学缘等为基础衍生的“关系产权”,真正实现农田灌溉水资源的自主治理,从而有效治理
“公地悲剧”。
(二)水源共治:农田灌溉水资源由村民共同管理
共治是指公民、社会组织、自组织等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实现公正、平等、协商和共赢,它离不开公众的有
效参与,而公众参与是提高治理绩效的重要措施和必然要求。农田灌溉水资源共同管理是一种以自治为基
础的共治模式,由村委会、农田灌溉水协会、村民三者共同参与,并以相互信任、平等对话、协同合作为共治原
则,可以有效地化解“公地悲剧”和“反公地悲剧”,是农田灌溉水资源实现“善治”的重要治理模式。水源共治
格局的形成需要全体村民达成一种集体行动的协议,即由村委会牵头、村民共同参与组建农田灌溉水协会,
每个小组推荐一名“公道”的村民以“半志愿”②的形式加入农田灌溉水协会,村委会和村民委托农田灌溉水
协会统一管理农田灌溉水资源,包括河流拦水坝的日常管理、设备维护以及协调村民们因农田水资源灌溉问
题引发的各类纠纷。如果村民们发现农田灌溉水协会成员的不负责、不担责、不履职的行为,可以通过全体
村民大会表决将其辞退,并在五年内不再接受其加入农田灌溉水协会。另外,水源共治离不开基层政府的
“场外”指导,如在农忙时节,镇政府通过派驻干部进村,能够有效地规范村民的“集体抢水”行为,确保基层社
会的秩序稳定。在基层政府指导下,农田灌溉水资源的共同管理是由村委会、村民和农田灌溉水协会等多元
主体组成的一个互惠、开放、复杂的共治系统,注重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平衡,以村民共同利益为价值取
向,以信任、对话、合作为前提的共治机制。
(三)秩序共守:农田灌溉自然秩序由村民共同遵守
在既有农田灌溉秩序的基础上,如何构建一种由村民共同遵守、行之有效的新型农田灌溉秩序,需要根
据现实情形动态优化。由村民共同遵守的良好灌溉秩序的维系需要一定的社会土壤,即基于信任为基础而
①
②
周雪光《“关系产权”:产权制度的一个社会学解释》,《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第1页。
村委会可以根据村务财政收支的具体情况给予水协会成员相应的补贴,因而称为“半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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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敏ꢄ如何有效治理“公地悲剧”?———基于湘东Q镇R村农田灌溉水资源争夺的个案分析
达成的合作环境。在传统“熟人社会”的乡村治理场域中,村民知根知底,彼此熟知,具有较高的熟悉度和信
任度,很容易达成合作。村民之间的信任水平越高,合作的可能性越大,并且合作本身也会带来信任。从农
田灌溉的实际情况看,除了构建一种以相互信任为基础的合作关系外,还需要一些其他非正式制度的安排。
R村通过制定“村民公约”约束利益相关者的行为,保证了农田灌溉秩序的稳定;通过推行“自然灌溉”和“交
替灌溉”相结合的灌溉方式,即在非农忙时节实行自上游而下的“自然灌溉”秩序,而在“双抢”农忙时节,实行
“交替灌溉”的方式(如上游农田单数日灌溉、中下游农田双数日灌溉),保障了农田灌溉秩序的时效性。“村
民公约”式农田灌溉非正式制度可以有效推动农田灌溉水资源实现善治,达成农田灌溉秩序共守的愿景。秩
序共守作为村民之间达成的一种集体行动,走出“集体行动困境”需要遵循两个原则。一是要对遵守灌溉秩
序的村民进行合理的激励。如通过开展“评先进”、“树典型”、“选优秀”等活动,从精神上给予激励,通过奖
金、生活物品、参与福利等从物质上给予奖励。二是要对打破灌溉秩序的村民进行相应的惩罚。在农田灌溉
水资源分配和使用的过程中,水协会依据“村民公约”对违背农田灌溉秩序的村民进行口头批评教育、罚款和
其他实物处罚,进而形成一种“人人遵守、人人监督、人人有责”的秩序。
(四)利益共享:农田灌溉治理效能由村民共同分享
利益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的集中体现和内在反映,是人类个别地或者在集体社会中谋求满足的一种
欲望或要求。利益而不是理念,直接控制着人的行动①。作为水资源治理的一种重要治理模式,共生治理同
样由利益决定,每个利益关联者之间的利益分配是有效实现水资源共生治理的基础,即利益由村民共同分享
是解决农田灌溉水资源争夺的关键。换言之,公共利益的实现以利益相关者协商对话、平等沟通为基础条
件,对公共利益的维护需要不断地整合、协调、均衡各种利益博弈关系,推动多重博弈关系之间“互”与“利”的
有效共生,最终形成利益“共生圈”。要解决好农田灌溉水资源争夺的问题,必须厘清村民之间复杂且多层次
的利益博弈关系,除了尽可能地满足村民对于农田灌溉水资源的需求以外,还应注重村民的其他利益诉求,
如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环境等。从成本效益的角度看,在解决农田灌溉水资源争夺问题上,农田灌溉水资源
的有效分配和可持续使用需要一种良性的集体行动,而这种集体行动必然产生集体成本和利益。在共享集
体利益的同时,也需要村民共同分摊集体成本,包括村民纠纷协调成本、设备维护成本以及其他治理成本。
如在农田灌溉设备维护与管理、渠道疏浚与修复等集体工程中,通过在场“出力”、在线“出钱”的方式,农田灌
溉治理成本由村民共同分担,既实现了成本的共担和利益的共享,又稳固了农田灌溉的利益共生模式。
四ꢄ结论与启示
农田灌溉水资源争夺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需要深刻认识和理解农田灌溉水资源争夺的“地方性
叙事”。本研究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法跟踪了湘东Q镇R村农田灌溉水资源争夺的发展过程,
提出了“信任ꢇ合作ꢇ共生”的农田灌溉共生模式是有效治理“公共悲剧”的一种可行性路径。基于理论的延
展性与实践的延续性,本研究可以为其他类似问题的“适度治理”提供一种有益的思路和方向。
第一,在国家权力“退出”的社会转型实践中,农田灌溉水资源的稀缺性和村民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了传
统“自然灌溉”秩序经常被打破,并引发一系列争夺农田灌溉水资源的社会纠纷。为解决这类纠纷,乡村治理
要注重自治、德治、法治的“三治融合”。一是要让乡村真正回归自治。在现实中,乡村过度行政化和自治功
能的不足,限制和压缩了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空间,大多数村民缺乏参与乡村治理的意愿、条件及渠道,这是
乡村社会纠纷频发的重要原因。因此,既要厘清基层政府、自治组织、乡村社会的权责边界,让“政府的归政
府、组织的归组织、社会的归社会”,也要防止政府向村(社区)转嫁责任,压缩村(社区)的自治空间,加重村
(社区)的工作负担。二是要让乡村真正实现德治。在乡村治理场域中,村民的日常行为主要依靠充盈于整
个社会中的道德性约束而实现②,因此要进一步强化乡村治理的道德涵养,发挥道德在乡村治理中的价值导
向作用。通过深入挖掘乡村社会中蕴含的道德元素,大力提倡乡村文明风尚,广泛宣传乡村“好人好事”,积
①
②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9页。
黄鹏进、王学梦《乡村生活的规则化治理:转型趋势与现实困境———基于X区乡村积分制治理方式的研究》,《湖湘论坛》2023年第6期,第
1
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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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极传播乡村最美能量,不断增强乡村德治的内驱力。三是要让乡村真正迈向法治。农田灌溉秩序需要规则
意识,它是一种国家权威和社会道德互动形成的水资源分配和使用的制度形态,即正式制度(“硬法”)和非正
式制度(“软法”)有效互动的形态。在乡村治理场域中,既需要正式制度的“刚性”,保障乡村治理秩序,也需
要非正式制度的“弹性”,让乡村治理更有“温度”。
第二,在公共资源产权不明晰的情况下,衍生出的“关系产权”使村民获得非市场化的公共资源和“圈内
人”的身份信号,通过强化“关系圈”内部关系,排斥“圈外人”的公共资源获取,造成公共资源的分配不平衡。
对于区域性公共的农田灌溉水资源的分配和使用而言,农田灌溉水资源“共有”方式能够促进水资源的科学
分配和合理使用,有效地防止“公地悲剧”和“反公地悲剧”现象的发生,形成一种良性的、可持续的农田灌溉
秩序。一是要改善和创新乡村治理的方式方法。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学习借鉴“千万工程”经验,
以全民参与、共同监督的方式,有效破解由亲缘、业缘、友缘、学缘等为基础衍生的“关系产权”,有效遏制以往
依赖“关系”获取公共资源的行为,推动形成平等、公正、互助的社会氛围,构建乡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
格局。二是要建立健全利益共享和责任共担的合作机制。乡村治理效能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村民集
体行动的强弱。在集体行动过程中,利益的共享和责任的共担是集体行动有效的核心,需要构建镇与镇、镇
与村、村与村等多主体间共益共责的复合治理机制,不断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三是要建立激
励与惩罚双轮驱动的乡村治理共生秩序。坚持正向激励和负向惩处问责并举的原则,建立村民守信联合激
励和失信联合惩戒的发起与响应机制,确保乡村治理秩序的稳定、健康、可持续。
第三,在原子化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往往会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与其他村民形成一种无形的博弈关
系,且大多数都是以亲缘、业缘、友缘、学缘等关系联结的“组织化”形式出现,构成了强大的组织与组织之间
的多重博弈关系。在乡村治理实践中,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村委会、自组织等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防止
村里的事镇里插手、市场的事行政替代、群众的事政府包办,让党建引领乡村回归自治。尤其是在类似于农
田灌溉这类“小型”公共事物治理实践中,更要发挥好党建引领的核心作用,寓党建于治理之中,通过发挥基
层党组织引领的功能优势,切实提高基层党组织协调乡村各方利益的能力,引导村民合理使用农田灌溉水资
源,最大限度地减少村民为了争夺水资源而引发的纠纷,让村民既共同分享治理效能,又共同分担治理风险
和成本。以党建引领激活乡村治理的自主权和自主性,避免乡村自组织被行政吸纳(即村级组织行政化、村
级干部科层化),要全面激发农村自组织的活力,建立组织与组织、组织与村民、村民与村民之间的互信合作、
平等对话和集体协商为前提的共治机制,最终达成高效率的集体行动。
[责任编辑:钟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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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卷第4期
02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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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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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1ꢁ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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ꢂSocialSciencesEditionꢃ
Julyꢁ2024
教学如何成为教育
刘庆昌
ꢄꢄ摘要:如果教学是天然的教育行为,“教学如何成为教育”这一问题就不能成立,反过来说,这一问题的成立就
意味着教学并非天然的教育行为。要让教学成为教育,教师必须满足以下期待:一是能深刻体会教育之于人和社
会发展的价值,并在此基础上确认自己“教育价值实现者”的身份;二是能自觉实现课程教学的全面育人功能;三是
能接受和践行教育精神性原则和教育技术性规则。从学理上讲,“教学成为教育”的逻辑内涵可以作如下的表达:
知识的掌握促进学习者发展的可能性是“教学成为教育”的客观前提,教师对自身“教育价值实现者”的身份确认是
“教学成为教育”的主观前提,教师对教育精神性原则和教育技术性规则的接受和践行是“教学成为教育”的中介变
量,成为教育的教学也就是完整意义上的教育性教学。
关键词:教学;教育;教育性教学;教育行为;教育精神
ꢀ
DOI1013734ꢅjcnki1000-531520240507
收稿日期:2024-03-05
作者简介:刘庆昌,男,山西河津人,教育学博士,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教育哲学、课程与教学
ꢀ
论,E-mailꢆlqc@sxueducn。
菲利普·W.杰克森在《什么是教育》一书中,特别区分了教学的“告知”与“塑造”两种目标。这一区分一
方面可以明示不同类型的教学,暗示现实的教师责任,另一方面也可能涉及教学与教育的关系问题。而从他
认为自己对杜威、卢梭等大哲著作的阅读“确实不仅仅是告知了我,而且塑造了我”①中,则使人很容易联想
到教学与教育的联系和不同。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教育必然起源于教学,但若是把任何一种现实的教学均视
为教育,这肯定是一种理性意义上的鲁莽,大概既不符合教育的理论界定,也不完全符合所有教学者关于教
育的模糊形象。或可说,一个不在意概念严谨性的普通人也不会把任意一种告知或训练视为教育,他们即使
未能拥有某种教育的理论界定,也能够判断出某些很像教育的行为(比如教学)并不是真正的教育行为。只
要这样的情形是一种事实性的存在,无论它是否具有普遍性,都足以说明教学和教育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一回
事。进而言之,当我们面对现实的教学却没有产生它是否是真正的教育这种怀疑时,一定是因为它符合了什
么或是具备了什么,以致它自身在人的意识中实际上已成为教育。那么,现实的教学究竟是如何成为教育
的?应该说,这样的问题即便在教学理论研究中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从而使得我们很有必要对“教学如
何成为教育”这一问题的性质以及关注它的价值首先作出说明,并进一步揭示教学成为教育的事理与学理。
一ꢄ问题的提出
尽管我们已经初步设定了思考的目标,但仍然不能回避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即“教学如何成为教育”无论
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没有被人们普遍地视为问题。在教育理论研究领域,众多不专事于赫尔巴特教育
理论研究的人们,仅粗放地依据赫尔巴特教学永远具有教育性的观点,就能简单地否决“教学如何成为教育”
论题的必要性。而在教育实践领域,如果有人告知教师,说他们所进行的教学并不一定是教育,他们一定会
大惑不解,同时还会怀疑告知者的理智是否健全。以上两种情形实际上折射出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两个领
①
菲利普·W.杰克森《什么是教育》,吴春雷、马林梅译,北京时代文化书局2015年版,第145ꢇ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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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所存在的问题。具体到教育理论领域,真正具有纯粹理论兴趣的研究者越来越少,这就意味着他们要么把
心力花费在了文献研读和实践关怀上了,要么就是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放弃了纯粹理性的努力,甚至会觉得
教育学的研究不宜纠结于概念的辨析。然而,这也恰恰是教育学术研究既难有高度又难有深度的主要原因。
具体到教育实践领域,学校的教师和管理者在政策话语的熏陶下,觉得立德树人是自己的本职,自然不会去
关注自己所从事或管理的教学是不是教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教学如何成为教育”,想必实践者多半
会认为这纯属多此一举。然而,在这些看似合理的认识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我们的教育
理论和实践均未达至理想的高度和深度,局部的精细化探究多在文本的细微之处或是行动的技术领域,真正
面对“教育”本身的思考和探究是少而又少的。殊不知只有通过面对“教育”本身的思考,教育从业者才能超
越具体的行为操作意会到教育的精神意蕴,从业者自己也才有条件自觉地走向教育家的境界。即便是在赫
尔巴特的教育理论语境中,我们也能意会到他在概念的层面对教学与教育的区别所具有的理论和实践的双
重价值。后来的人们显然更重视他所说的“教育性教学”,而他自己却更关注“教学性教育”。正如他所说,
“在这里,我得立刻承认,不存在‘无教学的教育’这个概念,正如反过来,我不承认有任何‘无教育的教学’一
样,至少在这本书中如此”①。若是仅仅依据这一段文字,好像“教学如何成为教育”还是不能成立,因为不存
在“无教育的教学”。其实不然。须知这段文字并不具有理性的纯粹,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在表达一种诉求,毕
竟现实中既存在“无教学的教育”,也存在“无教育的教学”。应是自觉到这一点,赫尔巴特又明确地指出,“但
远非一切教学都是教育性的,在这里有必要加以区别。例如,为了收益,为了生计或出于业余爱好而学习,这
时将不关心通过这种学习一个人会变好还是会变坏。不管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不管他的目的是好是坏,或
不好不坏,只要他有学习这些或学习那些的意图,对于他来说,那种能准确地、迅速地和吸引人地教给他需要
的技巧的教书匠便是一个合适的教师”②。由此想到我们时常建议学校教师要做教育家而非教书匠,岂非暗
含着教书匠之所为属于教学,而教育家之所为才是教育吗?理论的价值有很多,类似这样的提醒对于教师的
成长和教育的进步也功不可没。深入到赫尔巴特的思考中,我们就能发现,教育和教学的关系绝不只是一个
简单的概念辨析问题,在他的思想中,教育是一个具有目的性质的概念,而教学不过是实现教育这种目的性
的手段。他明确地解释过为什么在系统思考教育措施时将教学放在第一位,而把训育放在第二位,从中即可
知教学和训育在他那里是被界定为教育措施的。什么是教育措施呢?其实就是服从和服务于教育目的的具
体手段。不过,赫尔巴特还是为后人留下了理论想象和发展的空间,那就是教学固然可以客观上服从和服务
于教育而其自身的性质并不发生改变,但如果教师能把教育这种目的性自觉地渗透到原本中性的教学过程
之中,那教学自身岂不就成为教育了吗?在此意义上,赫尔巴特的“教育性教学”的意涵就不只是具有教育性
的教学,也可以是成为教育的教学。
如果我们不愿意把教育理解为一种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目的,而是反过来愿意把教育理解为现实的某
一类或某一群行为和行动,那么,“教学如何成为教育”就是一个格外重要的和基础性的问题。教学哲学以至
教育哲学就应该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从性质上讲,这一问题的答案无论是否彻底和完美,都必然会成为最
高层级的教育实践方法论。由此出发也可以相信,“教学如何成为教育”也必将成为未来教育理论和教育实
践双边均会关注的问题。而就目前的实际来看,这种情形的确尚未形成,但教育领域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期
待,已使得这一问题的出场不至于引起人们的惊异。这种显然具有积极性质的情况,应该归因于教育理论的
变化和教育实践的诉求。
教育理论的变化,尤其是教学理论的变化,在赫尔巴特之后,最值得重视的应是赞科夫,他提出了可以与
“教育性教学”相媲美的“发展性教学”。之所以这样认为,一是因为社会发展对人的智力发展的需求终于在
教育理论中得以反映,二是因为新确定的教学的发展性连同已确定的教学的教育性,虽非由一个人在理论上
系统地提出,但客观上使人类对教学功能的认识暗合了所谓人才素养的基本成分。具体而言,赫尔巴特的教
育性实为狭义的道德教育性,而赞科夫的发展性,虽然不单指智力发展,却是以智力发展为其核心的。道德
①
②
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李其龙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
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教育学讲授纲要》,李其龙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14页。
108
刘庆昌ꢄ教学如何成为教育
与智力无疑是教学追求的基本领域和方向,而“仁与智”、“德与才”、“红与专”则是人类关于人才素养结构的
基本认识在不同时代和文化背景下的表达。可以看出,对这种素养结构的认识自觉已经天长日久,但在如何
使受教育的人借助教学过程获得整体素养的提升,至少在赞科夫的时代之前是没有将智力发展的一面在教
育理论上进行系统化的。如果深入到细节处,还会发现:即使是专业的教育学家也没有在理论上把教学与发
展的关系做理想的处理。且不说由来已久的主张发展学生认识能力的“形式教育”与主张传授给学生实用知
识的“实质教育”之论争,即便是与赞科夫同时代的教育学家凯洛夫,也“只看到传授知识的教学与智力发展
的一致,忽视教学与发展之间常常表现着不完全一致的情况,甚至是两码事”①。他至少未能明确地表达出
“知识并不能自然而然地转化为能力,也不能自然而然地发展智力,需要的倒是在教学过程中有目的、有计
划、有步骤地组织和安排发展智力和培养能力的活动”②。而赞科夫就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把社会对人的
智力发展的需求转化为学校教学的自觉、系统追求,并为此进行了长期的教育实验。实际上,赞科夫教育实
验的具体结果如何已经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明确主张的发展性教学和赫尔巴特明确主张的狭义的“教育
性教学”一样,让教学向教育迈出了历史性的又一步。从此以后,无论是学生的德行还是他们的智慧,理论上
不再是知识和技能教学的副产品,从而也使教学在理论上不再是教育的一种措施和手段,而成为教育自身。
如果说,在此之前的教育根底上是一种目的性的观念,那么从此之后,教育就成为目的和手段的统一体,进一
步讲,就成为作为目的的教育观念和作为手段的教育行为的统一体。不过也需要清楚,“教学如何成为教育”
的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得以解决。
再说教育实践的诉求,其集中表现为在教育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相关主体对“教学如何成为教育”的
追求正逐渐由潜意识转成为显意识。首先,源自中小学校的“课程德育”经验,经过高等学校的“课程思政”的
加工,又进一步成为全部教育系统的一种导向型追求。把这一现象置入社会学的视域,可以透视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教育的特色;把这一现象置入教育历史的视域,则可以视之为“教育性教学”在现时代中国的新的发
展。立足于实践的立场,我们当然可以说“课程思政”的推行是针对教学技术主义实践的一种纠偏行动,是为
了解决教师在教学中悬置教育意识的问题。但用理论的话语表达,不就是要让教师在课程实施的全过程中
始终具有以思想政治教育为核心的广义德育或价值教育意识吗?不就是要让学校的课程教学具有赫尔巴特
所说的教育性吗?由于具体的教育者个人总是具有自己的思想追求和价值哲学,因而他的教学不可能毫无
价值教育的色彩。但应注意到,那种效果多数情况下是教育者个人在教学中的“夹带”,他们的教学并不会因
此而成为“教育性教学”,他们的教学同样不会因此而成为教育。相对而言,有组织、有设计的“课程思政”或
“课程德育”,事实上就使得教学不再是知识与技能的传授和接受渠道,而成为渗透了思政和德育意识的一种
教育行为。也只有在此意义上,一个教师才有理由说他是“搞教育”的,否则,他就只能说自己是“搞教学”的,
只是他的教学可能会对学生产生教育影响。其次,我们可以从主体性教学、对话教学、探究性教学、跨学科教
学、大单元教学、项目化教学等理念和实践中,透视出当下中国教育领域对“发展性教学”的历史性重现。这
种重现当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把迄今为止一切有利于学生主体性、理智性和创造性发展的思想和方法,
在学校课程实施中进行着科学的组合。与赞科夫那一代的教育家相较,今天中国的教育者对于学生全面、和
谐发展的渴望要更加热烈,他们早已经不满足于教学只是关注知识的传授,与此同时,以人的发展而非以知
识与技能的传授为目的的教学理念已经普遍地深入人心。尽管改革总在进行之中,但可以预见到,学校的课
程教学在新的教育思维作用下,不再能轻易地与教育目的分离。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驱动和课程育人的新
教育思维影响,使得学校课程教学越来越成为一种具体的教育行动。而学校的教师无论是出于个人专业发
展的动机,还是为了尽教育之职责,都应对“教学如何成为教育”的答案有所期待。
二ꢄ问题的关键
仅从问题的语言表达形式上看,“教学如何成为教育”更像是一个需要解决的类方法问题,但解决问题的
尝试一旦开始,就会发现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其第一位的原因是问题解决的目的状态,若依据通常的教育
①
②
程希贤《从凯洛夫到赞科夫》,《外国教育资料》1982年第5期,第34页。
程希贤《从凯洛夫到赞科夫》,《外国教育资料》1982年第5期,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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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知识,就难以明确。换言之,教学要成为的“教育”究竟意味着什么,就是一个难解之谜。虽然我们已经确立
了“教育性”这一概念,但教学的教育性如何在现实中实现,仍然未被触及。在抽象的意义上,尽管可以说具
有了教育性的教学就自然成为教育,可问题是教学具有了教育性的操作性内涵又是什么?在关于教育性的
基本理论言说中,教学活动的主体始终没有正式出场,以致教学实际上只是我们理论思维运演中的一个抽象
概念,并无具体的经验事实与之对应。如果仅仅局限于这一范围,那么,“教学如何成为教育”的讨论终了也
只是一次语言的游戏,并不能对教师及其教学的积极跃升发挥切实的作用,甚至对于纯粹理论的进步影响也
微乎其微。鉴于此,一个必要的选择就是须把教学在我们的意识中由主体缺席转换为主体在场的概念,即当
我们言说教学时实际上就是在言说教师的教学。这是一个非常必要和重要的概念转换,其实质性的价值在
于:此种转换使得“教学如何成为教育”这一问题的焦点实际上转移到了教师那里。一切社会实践活动都是
属于人的和为了人的。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教学如何成为教育”问题的解决,至少其关键之
处在于教师能从一个纯粹的“教者”转变成为一个“教育者”。
(一)教学并非天然的教育行为
如果教学是天然的教育行为,“教学如何成为教育”这一问题就不能成立,反过来说,这一问题的成立就
意味着教学并非天然的教育行为。也许这样的道理并不难被人们接受,但经验世界的实际却是包括学校教
师在内的人们,至少不会觉得这是一个问题。这种情况在教育学研究者那里似乎也没有得到更好的解决,否
则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为宗旨的教师教育绝不至于把几乎所有的资源投入到更为技术性的工作之中,而对
于教师的教育精神素养塑造总体上看并无章法。细究起来,这种状况的形成当然要直接归因于一线的教师
教育工作者,但其根源却在教育的基本理论之中。时至今日,教育学研究者也许并不具体认同哪一种关于教
育起源的学说,但他们整体上对任何一种学说都缺乏质疑的兴趣。其实,当人们对类似教育起源的生物学、
心理学解释保持中立态度时,他们至少对教育的本质没有去认真追究,结果即是使“教学与教育的关系”这一
类问题长期处于似明非明的状态。
然而,面对“教学如何成为教育”这个问题,我们对于教育本质的认识就再也无法回避,因为活跃在经验
世界的日常教育思维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是无能为力的。要知道在经验世界中,类似教学、训育和管理与教
育的联系的确具有天然的性质。熟练运用日常教育思维的人们完全有理由反问:如果教学、训育和管理都不
是教育,那它们又是什么?还有什么能是教育?他们的反问完全可能理直气壮,那是因为他们在完成现实教
育任务的过程中并无必要弄清楚教育的本质。他们自然也没有机会认识到“人们之所以容易把这些行为不
假思索地视为教育,还不完全是因为他们在形式上接近某种教育行为,而是因为它们较多出现在被文化共同
体界定的教育时空之中。分析到动机和目的的层次,我们也许会发现虽然这些行为最利于教育意图的实现,
但它们自身仍然不是天然的教育行为”①。仅说教学,它之所以最多出现在被文化共同体界定的教育时空之
中,应是因为人超越自然的实质性改变,只有借助于人自己创造的精神产品的作用才能实现,而教学则是这
种精神产品被人占有的最佳方式。但必须指出,如果人超越自然的实质性改变只是教学在其主体不自觉前
提下获得的副产品,那教学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教育。
教学并非天然的教育行为,意味着它与教育的关联只具有现象层面的必然性。严格地讲,仅当教师意识
到教学的功能与学生的某种特殊发展需求相契合时,教学才获得了成为教育的可能性机会。在此之前,教学
就只是教学,它可以服从和服务于包括教育目的在内的任何一种目的。比如,教唆者可以运用教学的方式传
授和训练某些对他人有害的知识和技能,谁会认为这里的教学是教育呢?而像驾校教练这样的纯粹技术指
导者,不管他们在工作过程中采取了怎样的教学方法,恐怕连同他们也不会认为自己是在对学员进行教育。
关于教学与教育的这种关系情形,也存在于训育、管理等行为与教育的关系之中,这种现象的确值得我们思
考。康德说:“人是惟一必须受教育的造物。也就是说,我们把教育理解为照管(供养、抚养)、训诫(管教)和
连同塑造在内的教导。”②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人必须受的“教育”并不是一个单数的行为,而是由显然不同
①
②
刘庆昌《人类教育认识论纲》,福建教育出版社2023年版,第125页。
康德《康德教育哲学文集(注释版)》,李秋零译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页。
110
刘庆昌ꢄ教学如何成为教育
的照管、训诫和塑造等构成的集合。而照管、训诫和塑造又显然不仅可以服从和服务于教育的目的。更值得
思考的是,照管、训诫和塑造难道分有了某种被称为“教育”的共相吗?如果不是,那么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
似性”就可以被借鉴来说明这种现象。依据维特根斯坦的思路,像照管、训诫和塑造,“这些活动之间只是有
着复杂的相似和亲缘关系,亦即‘家族相似性’,却不存在‘共相’”①。就教育而言,如果我们视之为动词,则
不可能指代单个的行为;而当我们把教学、训育和管理或者康德的照管、训诫和塑造都看作是教育时,实际上
只是说它们均属于教育。它们之所以能够共享“教育”的名称,并不是因为相互之间在行为的意义上分有了
共相,而是因为相互之间具有家族相似性。那究竟是什么东西让他们相互之间具有了家族相似性呢?只能
是外在于它们的共同目的和内在于它们的主体的实现共同目的的动机。
(二)教育根底上是一种观念性的存在
无论是共同的目的,还是不同主体的实现共同目的的动机,都不包含表达行为的动词意义。虽然可以
说,没有了目的和动机,也就无所谓教育,换言之,动机和目的离开了具体的行为毫无意义,但还是需要承认,
是目的和动机而不是具体行为的特征使一种行为本身成为教育。因而,只有在日常经验世界中,我们才可以
较为粗放地把具有教育者身份的人们所从事的职业劳动称为教育;若是在理论的意义上严格地讲,教育根底
上是一种观念性的存在。它与任何一种人类一般行为的结合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偶然性,而且这种结合是作
为“一”的“教育”观念与作为“一”的各种人类一般行为之间的结合。只有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接受
感觉上完全不同类型的行为主体在一定的条件下都可以宣示自己正在进行教育这一客观的事实。形象地
说,比如我们有一天走进一所学校,依次看到课堂里有老师在讲授课程,办公室有老师在训斥学生,操场上有
老师与学生一同游戏,等等。从表面来看,每一个老师的行为是不同类型的,但每一个老师的行为又完全可
以都属于教育。那么,使各种不同的行为都属于教育的依据又是什么呢?当然只能是各种行为指向的共同
目的和内在于不同主体的共同动机。在今天,这个共同目的和共同动机,简而言之,就是立德树人。
立什么样的德和树什么样的人,这就是所谓的各种共享“教育”名称的行为的共同目的,它显然不是由教
师决定,而是由具体历史、文化背景下的社会决定的。正是这一原因,杜威才会认为教育没有目的。杜威说:
“
教育本身并无目的。只是人,即家长和教师等才有目的;教育这个抽象概念并无目的。”②若追问家长和教
师的目的来自哪里,最终一定会追溯到社会的需要。社会也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实为所有个人构成的价
值和命运共同体,因而社会的需要说到底还是社会成员的需要,只是我们不能把这种需要简单地理解为所有
成员个人的需要。因为,能够最终转化为教育目的的社会需要,一定是关乎共同体根本利益并基于最先进价
值理性的。当教学成为教育的时候,一种局部的中性行为就开始与社会的根本利益和先进理性联系起来,进
而成为社会制度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讲,解决“教学如何成为教育”这一问题,绝不简单是教育
理性主义者的一种执着,它与教育领域的意识水平提升和教育从业者的社会化程度提高是密不可分的。时
常听到学校的教师说自己只是一门课程的教师,这当然是客观的事实,但如果教师不能超越自己的学科教师
的角色,并进一步在教育者的层面思考问题,一是他的教学注定会与教育若即若离,二是他自身的专业发展
最终只能走向教书匠而非教育家。
如果教师能够接受如上超越学科教师角色的建议,他们进一步需要做的,并不是去默念任何教育目的的
陈述,而是要把来自社会的教育目的转化成自己实现教育目的的教育动机。如果没有这样的教育动机,那教
学则无缘成为教育。但还是应该说明,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主体,不能只满足于具有教育动机的水平,而是
应努力使自己的教育动机水平更高更强。不具有相当强度的教育动机,只能保证教师的教学不至于偏离教
育太远,却无法保证使教师的教学真正成为教育。心理学认为,“‘对一件事的动机作用很强’可以被理解为:
行为主体为达到某一目的动用其全部的精力,排除一切干扰,将其全部注意力聚焦在这一目标上,不达目的
誓不罢休”③。对照这一描述,反观现实中的学校教师,我们是不是能够初步意会到学校教育问题丛生的症
①
②
③
方维规《什么是概念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76页。
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王承绪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版,第118页。
法尔克·莱因贝格《动机心理学(第七版)》,王晚蕾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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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结所在呢?谁也不能说学校的教师普遍缺乏教育的动机。应该说,目前在教育改革话语和教育传统文化的
双重熏陶下,教师对于教育事业的价值认知无疑达到了有史以来最好的水平。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一个吊
诡的现象:较以往更高水平的教育事业价值认知并没有带来更好的教育质感,充斥于我们耳目的,反而多是
对教育人文性的呼唤和对教育技术偏执的批评。但我们好像也没有理由因此而反过来批评教育政策和教育
改革,客观而言,过去任何时期的教育政策和教育改革,就教育哲学和科学的含量而言,都不尽理想。既然这
样,问题只能出在明确而专业的教育目的规定并没有转换为教师个人强烈的教育动机。
(三)教师须把社会的教育目的转化为个人的教育动机
要让教学成为教师的教育动机,不能是存在于教师头脑中的不确定、不稳定的教育意识,而是具有相当
强度的几近于强大情感、意志力量的动机作用。“从行为主体自身体验的角度来分析,这种状态就相当于被
一件事吸引着,即狂热、渴望、意愿、敦促、紧张、活跃和躁动的状态”①。具体到本文的论域,教师的这种状态
内含着一个必要且必然的操作,即是教师被社会的教育目的所深深地吸引。这是一种难得的体验,也是一个
复杂的过程,这是因为社会的教育目的最终总会体现为折射社会需求的人的素养结构和人才的培养规格。
其中,人的素养结构和人才的培养规格更接近于教育思维的语境,而它所折射的社会需求则会更接近于社会
政治实践的语境。习近平在2018年9月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
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
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的有用人才。这是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也
是教育现代化的方向目标。”②这一段文字把社会的需求明确地表述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进一步
说,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素养结构和培养规格则是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完全可以说,社会的教育目的是明确的和先进的,进一步要面对的就是如何将其转化为教师个人的教育
动机。这种转化任务的完成当然最终是教师个人的责任,但必要的和适宜的外部环境也必须发挥助力作用,
因而从这个角度讲,这种转换的实现也是全社会的事情。对于教师个人来说,显然需要对自身的社会角色有
足够全面和自觉的认知,具体是指他们需要把自己的岗位工作与整个社会生活的运行和发展联系起来。品
味“人民教师”这一称谓,其直接的意涵指向教师工作的人民性,而人民性则是具有社会主义政治价值意蕴的
社会性。教师是社会劳动分工的产物,这也就是说教师的劳动虽然是职业的甚至是专业的,但却不是孤立的
存在。由于教师劳动的任务、规则均来自主流的社会文化,因而无论其风格如何,总会既体现社会文化的规
定性,又创造与社会文化共同体期待相一致的教育产品和服务。我们现在急需的是一种具有深厚社会文化
意蕴的教育自觉,换言之,就是急需教师个人把自己的职业劳动自觉融入社会生活的运行和发展,以使自己
成为以教育工作者形象存在的社会建设者。要达到这样的境界,一方面,教师个人的认知与情感修炼必不可
少,另一方面,社会环境的强烈期待和支持同样重要。实际上,教师个人的正确努力既渴望“被需要”,也渴望
“被支持”,这两种因素的缺位和强度不足都会影响到教师将社会的教育目的转化为个人的教育动机。
教师个人的教育动机具体是怎样的?回答这种问题的自然方式一定是教师个人内省式的自我陈述,但
依据历史积淀下来的经验和方法也可以让我们作出基本的判断。具体内容如下:第一,具有教育动机,意味
着教师能把“立德树人”而非“传道授业”作为自己的工作任务,意味着教师深刻地认识到“传道授业”是为了
“立德树人”;第二,具有教育动机,意味着教师情感上高度认同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社会规定,意
味着教师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而进行努力不只是在履行一种职责、执行一种指令,而且是在实现
自我的教育价值选择;第三,具有教育动机,意味着教师为了履行职责、执行指令和实现自我价值选择,能够
发自内心、少有顾忌地对知识进行创造性的加工,对学生进行建设性的干预,并为此愿意接受人类优秀的教
育精神原则的规约;第四,具有教育动机,意味着教师为了教育目的的实现,为了受教育者和社会的进步和发
展甘愿自新,改变自己。用如上看似理想实则务实的判断来衡量现实,我们的学校教师在普遍的意义上不正
①
②
法尔克·莱因贝格《动机心理学(第七版)》,第4页。
ꢀ
ꢀ
《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人民日报》
018年9月11日,第1版。
2
112
刘庆昌ꢄ教学如何成为教育
是在这些方面尚有太多的提升空间吗?以此观照我们的教师教育,真的到了需要像重视教师的专业发展一
样重视教师的职业情怀的时候了。真正的教育者以至真正的教育家,从来就不仅仅是教育劳动操作上的行
家里手,他们同时就是具有成人之心和干预之志的人文楷模。这样的教师才是教育者而不再是狭隘、局促的
教者,他们的教学则因他们自身的转变而最终成为教育。
三ꢄ问题背后的事理与学理
“教学如何成为教育”是一件很现实的事情,其中必有事理有待我们探明;“教学如何成为教育”又是一个
很理论的问题,因而也需要我们进行学理的建构。探明事理,是为了把一件事情做好;建构学理,则是为了使
做事的智慧凝结为足够抽象的理性逻辑,以便更新的理论进步能够基于其上。“人类教育认识的成果归根结
底就是教育事理和教育学理,其中,教育事理无疑更为实质,教育学理只是对教育事理的一种逻辑学处理。
再进一步讲,教育学理所含的仍然是教育事理,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其中的事理是最抽象意义上的事理,它
以概念为构成的元素,远离了具体情境中的经验规定性,进而显现教育世界整体和局部的概念与概念之间的
逻辑关系”①。如果有学校的教师问询“教学如何成为教育”,我们最应向他们提供此事之事理,他们更容易
把事理与自己的实际相结合,决策出符合自己的方略进路;如果有教育理论的同行问询“教学如何成为教
育”,我们恐怕就得向他们言明基于此事之事理的学理,以便他们作必要的理性批判或是进行可能的思想
创造。
(一)“教学成为教育”的实践理路
就“教学如何成为教育”之事理而言,由于此事远非技术之事,因而其事理也就不会是对某种事情运行的
客观机制的反映,而是如何成就“教学成为教育”之事的道理。依据日常的思维,这种事理的内容主要有两个
部分:一是如何能让这件事情做起来的道理;二是如何能把这件事情做成和做好的道理。必须说明,以上的
认识受到了叶澜的启示。“教育的基本使命是成就教育之事,为成就教育之事而进行的研究就是教育研究,
教育研究也就是一种‘事理研究’”②,在叶澜看来,即“探究人所做事情的行事依据和有效性、合理性的研
究”③。那么,事理显然就是关于人做事的行事依据和有效性、合理性的陈述。考虑到事理陈述的内在秩序,
以下拟依从叶澜的认识,对“教学成为教育”的事理加以说明。
1
.让
“教学成为教育”的依据
对于技术性的事件来说,要做成和做好,其所依据的主要是与事件有关的科学知识,当然还可以加上美
学的标准,而对“让教学成为教育”来说,它一方面需要某种类知识的依据,以使事情本身远离“想当然”的指
摘,另一方面则需要重点陈述之所以做这件事的充分理由。首先,让教学成为教育已不仅是具有可能性的问
题,教育的历史已经表明,最具有基础性和主导性的教育过程和方式就是教学的过程和方式。而这一历史的
事实好像并没有建立在多么有强度的计划之上,回观历史的过程,一切在表面上都显得那么自然而然。但理
性地分析,在这一比较自然的过程背后,实际上存在着某种科学知识的支持。简而言之,一种知识是从人类
把教学作为实现它之外的目的的手段开始,教学就不再具有纯粹性,而是被挥之不去的功利性追求征用。在
这样的征用中,如果出现了作为征用者的个人和社会进步发展的追求,教学便无法规避成为教育的可能。除
此之外,教学总是有内容的。而当教学的内容开始超出满足个体生存和安全需要的时候,即展开了教学与人
的尊严、爱、自我实现以及审美等更高级需要之间关系的历史。不管作为教学活动主体的教者有无强烈的
“成人”意识,教学都在客观上具有了所谓的“教育性”。其次,目前提出“让教学成为教育”这个问题,主要是
因为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现实的教育并未因教育思想和理论的发展而更加具有教育精神的意蕴,反倒是呈
现出教学与训练凸显、教育被悬置和边缘化的情况。至少在基础教育领域,正是这种积重难返的状况促生了
几十年来不断进行的追求素质教育、核心素养教育的学校课程改革。在某种意义上,习近平对“教育家精神”
的倡导,既是对已经涌现出来的具有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的优秀教师的褒赞,也是新的时代背景下对教育
①
②
③
刘庆昌《人类教育认识论纲》,第123页。
卜玉华《事理意蕴:“生命·实践”教育学理据之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4页。
叶澜《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上海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322页。
11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家精神的呼唤。不可忽视至今仍未消退的应试教育之风,也不可忽视教育信息化、智能化对教育传统的挑
战。总之是各种因素综合起来,使得学校教师越来越容易成为教学的技术型专家,进而使他们的教学与教育
的关系越来越不具有确定性和稳定性,这显然不能满足学生发展、社会进步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需
要。现在我们讲教育强国,讲高质量发展,自然会触及教学领域,在新的需求引领下,教学固然需要获得专业
化方向的进化,但同时也必须最终成为真正的体现教育精神的方式。
“教学成为教育”的有效性与合理性
2.
按照叶澜的认识,“作为依据的研究,可称作基本理论研究;作为有效性和合理性改进的研究,可称作应
用研究”①。那么,我们紧接着需要进行的就是探明让教学成为教育的操作性原理,教师因掌握此原理即便
不能有效实现使教学成为教育的目标,也能够清楚其基本的理路。我们把注意力直接指向教师,是因为任何
非理性的、非具身的指令都无法使目标实现,从而站在实践论的立场上,说让教学成为教育,落到实处还是让
教师的教学成为教育。实事求是地说,“让教学成为教育”作为一种理念早已经存在,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对
“教书匠”的否定和对“教育家”的追求。教育领域为此也作出过实际的努力,较为熟悉的举措是对教师的培
训目标基本上定位为“经师”和“人师”的统一。但从有效性和合理性上来衡量,其原则上的合理性还算差强
人意,但其有效性却远远不足。究其缘由,现在看来主要是教师教育者尚未充分和自觉地认识到:能使教学
成为教育的,只能是作为教学活动主体的教师自己。任何形式和强度的外在积极影响,充其量也只能起到提
醒、提示和督促、支持的作用。因而,对“教学成为教育”的事理性说明,必须落实到事件的主体即教师身上才
具有彻底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进而言之,要让教学成为教育,教师需要在自己的教育思考和行动中满足以下的期待。其一,教师须深
刻体会教育之于人和社会发展的价值,并在此基础上确认自己“教育价值实现者”的身份。这并不是一种新
的身份,只是它长期以来被隐藏在“教育工作者”这一社会赋予的角色之中。不可小觑词语的力量,像“工作”
一词,在不做深入阐释的情况下,总是容易与具体的劳动行为和过程联结,至于劳动的价值通常是被遮蔽的。
我们知道,法官实际承担的工作是围绕着案件审判所产生的劳动,但其使命却是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价
值。同样的道理,教师实际承担的是学校课程的教学劳动,但其使命却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具有规定素养结
构的人才,并竭力帮助学生实现全面的和个性的发展。其二,教师须自觉实现课程教学的全面育人功能。实
际上,一旦教师确认了自己作为教育价值实现者的角色身份,也就具有了超越纯粹知识教学者局限的先决条
件,原因是教育的价值是通过学生的发展及其社会效用的发挥而实现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提醒教师具
有实现课程全面育人功能的自觉。应该指出,教师要满足人们这一方面的期待,仅仅具有笼统的自觉意识还
是不够的,他们尤其需要通过学习,真正地知悉课程教学究竟具有哪些育人的功能。比如在现时代,教师就
需要同时认识到教学的价值教育功能和促进学生一般发展的功能。为此,教师需要形成把教学内容、方法与
育人目标相联系的习惯。只有到了这样的境界,实现课程教学的全面育人功能才能成为教师的自觉。其三,
教师须接受和践行教育精神性原则和教育技术性规则。教学理论内含不同维度的规定性,大致可分为精神
性的原则和技术性的规则两类,它们具有使教师把教学做成和做好的潜在效能。这种潜在的效能需要借助
教师的接受和践行才能最终变为现实的效益。但因精神性的原则作用于思想,技术性的规则作用于行为,所
以在现实的意义上,技术性的规则在被教师接手之后更容易实际地实现,而精神性的原则或因其具有柔性特
征从而更容易被悬置。然而,对于“让教学成为教育”来说,恰恰是精神性的原则践行显得更为根本,因为技
术性的规则主要使教学的效能提升,并不能改变教学的本性。既然这样,教师在使教学成为教育这件事情
上,尤为关键的当然是对教育精神性原则的践行。最后做一必要的提示:教育的精神性原则通常表达具体文
化背景下的教育道义,类似主体性原则、对话性原则等就属于这一类;教育的技术性规则通常表达教育的高
明,像赞科夫的高难度、高速度、理论知识的主导作用以及使学生理解学习过程等教学原则②,就属于这一
类。当然,还有一些教育原则兼有道义和高明双重意义,类似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等原则即是如此。
①
②
叶澜《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第322页。
赞科夫编《教学与发展》,杜殿坤、张世臣、俞翔辉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43ꢇ46页。
114
刘庆昌ꢄ教学如何成为教育
(二)“教学成为教育”的理论逻辑
如果仅把教育研究视为事理研究,也就没有必要思考“教学成为教育”的学理问题,历来主流的教育思想
大致如此。但如果从人类教育智慧的积淀和有序传承角度讲,学理的建构就很有必要。教育学虽然尚未像
许多学科那样形成元理论上的高度共识,但大多数研究者还是接受理论教育学和实践教育学两分的思路。
教育事理研究总体上是通向实践教育学的。在这里有必要指出,事理和学理具有内在的相通性,“教育学理,
论其根源也是教育这件事情,但它呈示的是承接教育历史的每一个当下中的人们对教育这件事情的最纯粹、
最具有逻辑可靠性的理论建构”①。基于这一判断,我们对于“教学成为教育”的学理建构,即是要从其事理
中抽象概括出一种相对纯粹的逻辑。要言之,对“教学成为教育”的逻辑内涵可以作如下的表述。
其一,知识的掌握促进学习者发展的可能性是“教学成为教育”的客观前提。如果知识被学习者掌握之
后,并不能带来“掌握”之外的任何附加值,那么教学就只能是它自身,而不可能成为它之外的任何事情。
其二,教师对自身“教育价值实现者”的身份确认是“教学成为教育”的主观前提。教师是教学活动的设
计者和主导性的参与者,如果他们不具有强烈的实现教育价值的主观意志,知识教学的任何教育附加值的实
现也只能听天由命。在这种情况下,教学只能与教育产生局部的和片段的联系,却无法彻底成为教育。
其三,教师对教育精神性原则和教育技术性规则的接受和践行是“教学成为教育”的中介变量。即使教
师确认了自己“教育价值实现者”的身份,并能具有强烈的实现教育价值的主观意志,但如果不能接受和践行
教育的精神性原则和教育的技术性规则,则仍然无法实现其让“教学成为教育”的主观意志。
其四,成为教育的教学也就是完整意义上的教育性教学。完整意义上的教育性教学是指兼有价值导向
功能和促进学生一般发展功能的教学。教育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是一种观念,因而成了教育的教学也不会是
教育操作的全部,它在形式上还是教学,只是具有了“教育”的实质。在成了教育的教学之外,还有成了教育
的训诫、训练和管理。
贯通思考“教学如何成为教育”这一问题,其立意看似教育主义者的主观情结体现,其实是教育历史发展
辩证过程的一个必然的环节,而且可以预见这样的环节在未来仍然会不断地重现。归根结底,这是纯粹的或
说理想的教育精神与具体历史阶段教育应环境之需而产生合情偏离之间的相互制约现象。教育系统若对环
境的变化没有及时的应答,就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需要;但如果理想的教育精神就此而被搁置,教育
又会偏离自身在历史中生成的价值方向。因而,现实的利益与理想的追求之间总会存在着相互博弈的情形,
但从整体的教育和社会运动来看,两者之间动态的平衡应是符合教育历史运动规律的。中国社会自进入改
革开放的时代以来,经历了高速发展到转型提升的历史跃进阶段,在此过程中,利于急需的生产效率与促生
境界的人文价值必然会由效率优先、兼顾价值向效率和价值全面提升过渡。在此意义上,我们对“教学如何
成为教育”的关注,正是对中国社会转型发展背景下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回应。这种回应不只是教育理论
研究者的一种合理姿态,也是教育理论与实践健康互动中的应然举措。无论怎样,高质量的社会发展最终需
要的是高质量的教育支持,而高质量的教育则首先应是真正的教育。“让教学成为教育”的思考,无疑就是教
育理论研究者为此而作出的一种重要的努力。
[责任编辑:罗银科]
①
刘庆昌《人类教育认识论纲》,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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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卷第4期
024年7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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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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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1ꢁ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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ꢂSocialSciencesEditionꢃ
Julyꢁ2024
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
历史溯源与时代内涵
王光明ꢄ张永健ꢄ吴立宝
ꢄꢄ摘要:我国教师教育的百年发展有其鲜明的历史脉络:坚守传统文化本色并融通外来经验是近现代我国师范
教育的“基因”,探索中国特色师范教育理论与培养模式是师范教育发展的主线,创建以人民为中心的师范教育是
新中国师范教育的不懈追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教师教育,注重舶来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注重和广大人民
群众共同价值观念相结合,构成了中国教师教育现代化有别于西方的显著历史特征。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在两个“相结合”的历史经验上形成新的时代内涵,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化,是
做好“培养什么样的教师、怎么培养教师、为谁培养教师”答卷的现代化,是追求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
关键词:教师教育;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
DOI1013734ꢅjcnki1000-531520240513
收稿日期:2023-11-11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研究”(BGA230255)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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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光明,男,天津人,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ꢆbd690310@163com;
张永健,男,山东莒南人,教育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
吴立宝,男,山东莒县人,教育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
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明确了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根本方向、政府举措和工作要求①,为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
化提供了根本保障。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②。中国式现代
化的基础是教育现代化,教育现代化的关键在教师,教师教育现代化是实现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前提。对中国式
教师教育现代化进行历史溯源并明晰其时代内涵是推进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必要前提。
一ꢄ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的历史溯源
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的发展历经了长期的探索。在此过程中,坚守传统文化本色并融通外来经验,追求符
合中国国情的特色师范教育理论与培养模式,创建以人民为中心的师范教育成为鲜明的历史印迹。
(一)坚守传统文化本色并融通外来经验:近现代师范教育的“基因”
虽然我国近现代意义上的师范教育始于借鉴国外经验,但从源头上始终坚持以中国伦常经史之学为根本,以
舶来品的科学技术等内容为辅助,这种中国化的追求贯穿于旧中国从西方引进师范教育的过程。1896年,梁启超
在《论师范》一文中着重介绍了日本的师范教育内容,提出借鉴日本师范课程设置,但同时强调日本的做法并不完
全适用于我国,主张以修身为第一科目、辅以诸国言语等内容,在全国推广师范学堂建设,培育熟悉中华文化精髓
①
②
王定华《新时代我国教师队伍建设的形势与任务》,《教育研究》2018年第3期,第4ꢇ11页。
ꢀ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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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明ꢄ张永健ꢄ吴立宝ꢄ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历史溯源与时代内涵
又兼通西学的师范人才①。同年,孙家鼐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强调中华文化经历五千年传承,政教昌
明,不能完全参考日本的做法,舍弃中华文化而拥抱西学;并主张开办京师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
学为体,西学为用”②,强调师范教育的根基在于研习传统文化,以其为根本,兼采西学。这些主张从理论上明确
了我国师范教育应坚守传统文化本色,融通外来经验。
1
897年,盛宣怀在上海南洋公学设置师范院,将中体西用的思想应用于实践,由中文总教习指导学生自主研
修“经史子集”等传统文化典籍,砥砺学生成长为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为立身根本,又熟悉西学科学技术的经世致
用之才。同一时期的张之洞、张謇也在各自建立的师范学校实践“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办学思想。张之洞在武
昌师范学堂(1902年成立)中设置修身、读经、中文等科目,兼用外语、教育、体育等新课程。张謇在通州师范学校
(1902年成立)中设置国文、修身等科目,配以数学、教育等课程。尽管这一时期的师范教育主张和实践不乏保守
和改良的浓厚色彩,但坚守传统文化本色并融通外来经验的思想,已经渗透进师范教育的血液,成为我国教师教
育孕育与发展不可忽视的“基因”。
(二)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师范教育理论与培养模式:师范教育发展的主线
在开展师范教育过程中,尽管学习借鉴西方先进教育理念是我国师范教育的内容之一,但有识之士从未放弃
对本土化师范教育的追求,并在不断地探索实践中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师范教育理论。1917年,陶行知学
成归国,任教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他先后发表《教学合一》和《第一流的教育家》等文章,阐发具有中国色彩的教育
理论主张。1926年,在中华教育改进社乡村教育联合研究会上,他正式提出“生活教育”主张,随后创建南京市试
验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师范),实践其“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培育扎根中国乡土、服务乡村教育的师资队
伍,成为倡导并实践本土化师范教育理论的先行者。1940年,陈鹤琴筹建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提出并实
践“活教育”思想,培养适应我国国情的幼儿教育人才。在苏区、边区、解放区,以徐特立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以
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中国国情开展师范教育,努力建设面向人民群众的中国特色师范教育,培育了一批
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的人民教师队伍。
创设适用于中国本土发展的教师培养模式,也是我国师范教育变革的重要内容。20世纪20年代,面对中国
大而贫穷、地区差异巨大、乡村教师短缺的现实问题,陶行知就师范人才培养模式作出了有益探索。他提出“艺友
制师范教育”,将实习与理论学习有机统一起来,让师范生与好老师做朋友,在与有经验老师的交流、观摩体验和
实践中提升育人能力,加快培养适应农村教育需求的师资队伍。苏区时期,为短时间内培育红色教师队伍,中国
共产党人探索建立了短期师范班,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教育方式,培育附属小学和成人补习学校所需师
资,进而服务苏区人民的教育基本需求。边区时期,创建了集体学习、政治学习和学校教育相统一的师范人才培
养模式,注重校内校外相结合,有效促进了边区教师队伍建设,满足了边区人民提高文化素养的基本需求。苏区、
边区的师范教育实践彰显了为人民大众开展师范教育,服务人民群众的师资需求,是共产党人开展师范教育的初
心使命。
(三)创建以人民为中心的师范教育:新中国师范教育中国化的追求
以人民为中心、培育人民教师、办人民满意的师范教育是共产党人建设中国特色师范教育的追求,构成了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师范教育发展特征,成为中国特色师范教育不断迈向现代化的有益探索。新中国成立以后,为
了满足人民大众对于教育的需求,党和国家建立了大量师范学校。1951年,第一次全国师范教育会议确定了每个
大行政区设立至少一所师范院校,培育高中教师;每个省和大城市设立师范专科学校,培养初中教师;恢复和重建
中等师范学校等,培养小学教师和幼儿教师。从1949年至1957年的短短8年,高等师范院校就从12所增至58
所,增长了3.8倍,而到1960年更是锐增到227所,增幅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近17.9倍;中等师范院校则从1949
年的610所增长至1960年的1964所,增长2.2倍;同时大部分省市顺利建成完整的三级师范教育体系③。各类
师范院校的迅速发展为培养大量人民教师、满足人民群众对师资需求提供了有力保障,初步有效地建立了以人民
为中心、服务人民需求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式师范教育三级体系。同时对于在职教师采用教育学院、教师进修学院
①
梁启超《论学校四(变法通议三之四):师范学校》,《时务报》1896年第15册,第2页。此文后收录于《饮冰室文集》,更名《论师范》。参见:梁
启超《饮冰室文集》册2,中华书局1926年版,第12页。
②
③
麦仲华编《皇朝经世文新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8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第376页。
《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编《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965、9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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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或者进修学校开展职后培训,形成职前教师、职后教师分轨培养培训的模式,这为教师的终身发展提供了有力支
撑。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充分吸收苏区、边区、解放区师范人才培养经验,进一步明确师范人才为人民服务
的培养目标,以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为师范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1952年院系调整后,师
范院校全部改为独立设置,进一步强化社会主义文化,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教育引导。1960年后,为克服苏
联教育模式弊端,师范院校增加毛泽东思想、党的教育方针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师范教育课程,服务人民大众的中
国特色师范教育体系建设迈上新台阶。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步入建设“好师范”教育阶段。1978年,教育部颁发《关于加强和发展师范教育的意见》,
进一步强调师范教育的重要性,同时为破解“文革”动乱造成的师资质量参差不齐难题,快速补充大量优秀教师,
满足人民对好教师的诉求。1980年,教育部召开全国师范教育会议,再次强调师范教育的重要地位和发展任务,
鼓励优先发展中等师范院校,选拔最优秀初中学生进入中等师范院校学习,以优秀生源确保培养优秀教师,努力
满足人民对“好教育”、“好师范”的要求。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下,至1988年,全国中等师范院校达到1065
所①,培育了一批优秀教师队伍,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民对“好师范”的需求。随着师资队伍的有效补充,进一步
提高教师学历水平成为人民对“好师范”的高期待。为应对这一需求,一批中等师范院校、教育学院通过多种形式
升格或重组为师范院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采用保送生制度,保证了一大批优秀学生进入师范院校深造,造
就了优秀人才从教的“好师范”局面。同时,党和国家充分发挥主导师范教育变革的作用,不断优化课程体系,强
化思政教育和师德养成,培育更多德才兼备的优秀师范人才,更好满足人民对“好师范”的需要。
进入20世纪90年代,形成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职前本科以下师资培养与职后教师培训的双轨模式,已不能
满足人民对优秀教师队伍的需求。为此,从1997年起,我国开设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拉开了面向在职教师提升学
历的序幕;2010年,开始面向本科生招收教育硕士,并从2009年开始设置教育博士,进一步提高在职教师的学历
层次。这些举措打破了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分割的局面,塑造了以教师教育一体化培养为特征的师范教育新形
式。2001年,在《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以“教师教育”命名了这一新形式,自此“教师教育”一
词在实践领域和理论研究领域得到广泛运用,具有中国特色的师范教育迈进教师教育发展新阶段,并形成了专门
化的师范教育模式与专业化教师教育并存的模式②。在育人模式转变的同时,开放性的教师教育体系建设取得
显著成效,地方教育学院并入师范院校、综合性大学,“3+1”、“2+2”等教师教育模式层出不穷③。与此同时,关注
教师个体专业发展与教师群体进步的有机统一,成为党和国家教师教育政策关注的重心。加强薄弱地区教师队
伍建设,推进公费师范生培养,注重对连片贫困地区教师的培训提升,面向广大人民群众,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
展,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成为我国教师教育鲜明的时代特色。
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教师教育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为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于高质量教育发展的需
求,建强教师教育成为新时代的重要课题。在党的强力领导下,《农村学校教育硕士师资培养计划》、《教育部办公
厅关于做好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免费教育师范生招生工作的通知》、《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
划》、《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公费教育实施办法》等一系列政策得以有效贯彻落实,解决了一些区域或部分
学科师资匮乏的问题,为我国基础教育从“基本均衡”过渡到“优质均衡”奠定了师资基础。强国必先强师,为了建
ꢀ
设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促进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2018年以来,党和国家又密集颁布实施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新时代基
础教育强师计划》、《教育部关于实施国家优秀中小学教师培养计划的意见》等系列政策文件,这些政策为加快建
设教育强国、落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战略,正在且将持续发挥重要基础作用。此外,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数字技
术在教师队伍培养中的重要价值与作用,较早在国际上开展人工智能助力教师队伍建设的实践,颁布教师数字素
养国家标准,推进教师教育弯道超车。2018年、2021年教育部先后颁布实施《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助
推教师队伍建设行动试点工作的通知》、《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二批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试点推荐遴
选工作的通知》,2022年颁布实施《教师数字素养》标准,人工智能应用于教师队伍建设的实践以及颁布教师数字
素养,意味着我国数字技术和教师教育的融合,已经走在世界教师教育现代化的前列。培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①
②
③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版,第793页。
王鉴《中国特色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制度逻辑》,《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7期,第34页。
梅兵、唐玉光、荀渊《世界教师教育发展模式的演变及我国的选择》,《教师教育研究》2021年第5期,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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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明ꢄ张永健ꢄ吴立宝ꢄ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历史溯源与时代内涵
兴的筑梦人,塑造教育强国之师,将办强教师教育作为基础工程,满足办好人民群众身边每一所好学校以及创新
人才自主培养的需求,高质量践履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成为新时代教师教育中国化的使命担当。概言之,从
建立数量先导的师范教育到建好师范教育,再到建强教师教育,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师范教育,是新中
国师范教育一以贯之的追求。
我国教师教育一直以来都强调将舶来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传统为我国教师教育的现代化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并赋予了其独特的可能性。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教师教育更是将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价值观念融入
其中,以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渴望。这正是我国教师教育现代化与西方注重物质特征式现代化的根本区
别。随着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深入贯彻落实,我国教师教育现代化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在这个过程中,教师教育
“两个相结合”的经验和理念,即舶来经验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舶来经验与广大人民群众共同价值观念的结合,为
我国教师教育现代化的内涵揭示提供了独特的历史视角。一方面,我国教师教育现代化应在继承和发扬优良传
统基础上,不断吸收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要求我们深入研究国内外教育改革发展的历程,
总结经验教训,为我国教师教育现代化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遵循。另一方面,我国教师教育现代化需注重与广大
人民群众价值观的结合。教育是民生之本,教师教育更是关乎国家未来的重要领域。因此,在推进教师教育现代
化的过程中,我们应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关注人民群众需求,满足他们对优质教育的期待。同时,将人民群众的共
同价值观融入教师教育,使之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总之,在党的领导下,我国教师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两个相
结合”,既是对我国教师教育历史传统的传承与发展,也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师教育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指导
思想。
二ꢄ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的时代内涵
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内涵,不同学者的认识也不尽相同。有学
者从目标ꢇ手段的视角将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确定为理念、内容、制度、手段和治理体系相统一的现代化①,有学者
从理论演绎视角将其分解为教师队伍、理论体系和实践自洽的现代化②,这为学界深入理解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提
供了有益参考。而中国教师教育百年溯源的“两个相结合”为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的内涵提供了历史视角。
(一)根本保证: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化
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的发展历史表明,注重舶来经验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尊重中国国情实际、充分发挥
共产党的引领作用不可或缺。追求符合中国国情的师范教育构成了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任务,模仿借
鉴国外师范教育经验,加速现代化发展是我国教师教育的特点之一,但这种教师教育现代化不是单纯模仿学习西
方的现代化经验,而是基于中国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国情,培育解决中国教育需求的人民教师队伍,创建
具有中国特色的师范人才培养模式。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理论、陈鹤琴的“活教育”理论、陈宝泉的“师范独立”
思想、徐特立的新民主主义师范教育理论充分体现了中国学者立足国情的教育探索。在教师教育发展历程中,中
国共产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政治引领作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培育大批的人民教师成为当时教育发展主
要任务之一,中国共产党在苏区、边区、解放区通过领导建立列宁师范学校、列宁暑期学校、鲁迅师范学校等不同
师范学校,将培养师范人才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满足了红色根据地教育发展的师资要求,同时为新民
主主义国家师范教育发展积累了经验、培育了人才。毛泽东强调“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民
的教育家和教师……他们必须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从事艰苦的工作”③,将培养人民教师视为中国共产党领
导推进教育现代化、国家现代化的重要任务。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改变落后的经济与科学文化局
面,并在短时间内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加速实现现代化,教育、科技、教师被党和国家赋予了更为重大的目标和期
望,“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
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
家”④。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目标,党领导人民在师范教育领域开展了系列改造、改革,完成了师范教育的社会主义
①
李森《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的内涵、价值及举措》,《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第14ꢇ24页;龙宝新、李莎莎《中国式教
师教育现代化:逻辑、特征与路径》,《高校教育管理》2023年第5期,第1ꢇ10页。
②
③
④
孙杰远《论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第7期,第226ꢇ233页。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082页。
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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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改造,推进师范院校建设和调整工作,先后成立了一批初等师范学校、中等师范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调整组建了
华东师范大学,逐步建立起独立的师范教育体系和在职教师培训机构,为教育普及奠定了人才基础①。进入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对师范教育的领导,注重提高教师专业水平,为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服务。1977年,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提高教师的水平,包括政治思想水平、业
务工作能力以及改进作风等”②,这进一步促进了师范教育的转型升级。党和国家将师范教育视为发展教育事业
的战略措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律文件,先后颁布《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
教育法》、《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等,旨在保障师范教育和在职培训的优先地位,
师范教育质量和数量得到长足发展③。2001年,随着《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的颁布,“教师教
育”一词取代师范教育,教师教育走向开放、融合、一体化发展的新阶段④。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强调要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事业发展最重要的
基础工作来抓,建设一支宏大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⑤,更加重视教师教育的“工作母机”作用,出台了《中共中
ꢀ
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这一里程碑式的文件,推动教师教育在坚守人民教育
本色的同时,也为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并由此开启了教师教育质量提升、结构优化、实现现代化
的新阶段。师范教育和教师教育发展历程,一再表明中国共产党是教师教育事业的根本保证,只有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中国式教师教育事业才能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加速实现人民满意的教师教育现代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
对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需求,进而实现教育强国的伟大目标。
(二)根本问题: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是做好“培养什么样的教师、怎么培养教师、为谁培养教师”答卷的现
代化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教师教育,注重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相结合、培育优秀教师队伍,这是历史
留给当代的重要财富。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的发展历史揭示出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优秀教师是发展
的必由之路。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不能脱离我国师范教育的优秀传统,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坚持开放包
容、不断追求创新是我国师范教育发展的“基因”,这也构成了教师教育现代化的“基因”。文化传承、发展创新离
不开一代又一代人的薪火相传,离不开一批又一批深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拥抱创新发展的教师队伍。换言之,
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必须回答怎样建设教师队伍的历史之问、时代之问。
“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关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根本。党的教育方针
百年薪火相传,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教育聚焦“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⑥,努力培养熟悉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又胸怀世界、不断创新的教师队伍。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更需要深刻回答“培养什么样的教师、怎么
培养教师、为谁培养教师”的时代之问。培养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是我国教师教育现代化需要建设什么样的
教师队伍的应然回答,其中师德师风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底线标准,师德师风在我国是建设高素质教师的首要标
准,也是教师能够以德施教、行为世范并有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基础保障。从教师职业视角看,习近平关
于“四有好老师”、“新时代大先生”的重要论述,为教师教育塑造什么素质的教师指明了具体方向,为中国式教师
教育现代化目标拟定提供了思想引领。从师生关系视角看,习近平关于“四个引路人”、“经师和人师的统一者”的
重要论述,为教师教育培养什么样的师生关系的教师提供了根本遵循,为中国式教师教育师生关系内容注入了深
刻内涵。从教师专业化视角看,习近平关于“四个引路人”的重要论述,为我国新时代解锁教师教育塑造什么样的
专业化教师提供了密钥,使得跳出教师教育,塑造能够成为“四个引路人”专业化教师,成为中国式教师教育新的
使命担当。从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的要求视角来看,习近平关于“教育家精神”的重要论述,特别将求是创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侯怀银、李秧《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师范教育发展的回顾与展望》,《教师教育学报》2021年第4期,第1ꢇ9页。
邓小平《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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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编写组编《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第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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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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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明ꢄ张永健ꢄ吴立宝ꢄ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历史溯源与时代内涵
新作为教师教育家精神的内核之一,为教师怎样躬耕教坛,为中国式教师教育塑造什么样的创新型教师注入了时
代内涵,也成为落实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战略的基础保障。培养拥有“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教育初
心,立志躬耕教坛,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树立“强国有我”伟大抱负的新时代教师,服务教育强国建设和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伟业,是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必须回答的根本问题。
(三)根本主线: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是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注重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价值观念相结合,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需求,推进人
的现代化,是历史留给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启示。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的发展历史彰显推进人的现
代化、教师现代化是主线任务。创建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师范教育、培育人民教育家是师范教育发展的主
线,也是教师教育不断迈向现代化的主线。尽管在1933年《申报月刊》曾组织过中国现代化的探讨①,但此时的探
讨仍局限于工业化等物质层面,对于人的现代化的探讨尚未涉及。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探索“国民性改造”,1949
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指出,“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
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②,这里的人民已经被赋予了现代
人的属性。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进一步强调培育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的教师队伍,建设现代化师资已成为
党和国家的共识。从世界范围看,德国、美国等国家教师教育发展的经验表明,只有将高质量发展作为教师教育
的根本任务,才有可能促进国家教育、科技、人才的全面提质,提升国家教育竞争力乃至全球竞争力。从现实需要
看,新时代迫切需要建设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培育适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
这成为我国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同时也是落实党的二十大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战略的内在要
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建成教育强国,要求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建立高水平现代教师教育体系,加强师德师
风建设,完善教师管理和发展政策体系,提升教师教书育人能力素质”③。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更是鲜明指出,“实
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
尚”④,建设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强化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成为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的必要内容。
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系统的工程,离不开课程体系、教学方式、教育技术等系统要素的高质量发展。
课程体系需要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基础课程、专业课程、跨学科课程以及前沿课程,夯实教师成长发展的课
程基础。教学方式需要进一步吸收国外先进经验,结合国内典型经验,融合基于情境、问题导向的互动式、启发
式、探究式、体验式教学方式,培育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群体。为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着眼世界前沿
和国家重大需求,革新教师教育内容、技术、方法、体系,培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所需的“大先生”和教育家,成为
贯穿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根本主线。
历史长河为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脉和“本来”依据,赋予其独特的底色,并昭示了
其前进的方向。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发展不仅是历史的延续,更是时代的创新。在中国共产
党的全面领导下,通过持续推进督导、督政,深化落实教师教育政策,将持续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坚实的高素质师
资基础。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坚定领导,更是实现教育强国、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体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继续坚守正道、勇于创新,不断推动教师教育
的现代化进程,为建设教育强国贡献力量。
[责任编辑:罗银科]
①
②
③
④
《申报月刊》1933年第7号为“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76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人民日报》2021年3月13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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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第33ꢇ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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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卷第4期
024年7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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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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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1ꢁ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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ꢂSocialSciencesEditionꢃ
Julyꢁ2024
中国式现代化的教育审美支持
———来自我国古代教育的智慧
王艺桥
ꢄꢄ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挖掘我国古代教育蕴含的审美元素与美学思想,既是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需要,也是以教育现代化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建设幸福美好现代社会的应然要求。我国古代教育之美体现为社会美和人之美的有机统一,通过创造审美教育情境,赋
予个体积极的情感体验,是人的本质力量在教育中的对象化,是自然和情感的人化。我国古代教育之美从教育目的、内
容、方法、师生关系和教育环境五方面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教育审美的经验智慧,为新时代学校美育提供了丰厚的理论
资源,对强化学校美育建设,提高学生审美能力和人文素养,落实立德树人目标,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
关键词:教育审美;中国式现代化;“诗礼乐”教育;教育现代化;古代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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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734ꢅjcnki1000-531520240511
收稿日期:2023-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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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艺桥,女,四川苍溪人,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E-mailꢆ1918581510@qqcom。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基与底座,“要守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和源、根和魂”①。教育现代化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支撑领域与重点环节,在新时代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充分挖掘我国古代教育蕴含的
审美元素与美学思想,既是“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②的时代要求,也是滋养美好心灵,追求美好生活,让个体在教育中获得精
神引领、情感陶冶和价值认同,推动个人文化素养与社会文明双向提升,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实现
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应然追求。据此,可将我国古代教育的审美底蕴纳为观察人的现代化、助力教育现代化
的重要视域。回归我国传统历史文化情景,找寻我国古代教育美的内在蕴含和基本逻辑,则成为“改进学校美育,
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③的源头活水,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重要支持。
一ꢄ我国古代教育审美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契合性
“中国式现代化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推进,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
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现代化”④。在审美化的教育活动中,美育元素以直接或间接的
形式赋予个体积极和美好的情感体验,构成影响个体成长发展的基本背景,在人的现代化和教育现代化的协调发
展中为中国式现代化赋能保质。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色的中国式审美教育必须发
挥支撑性作用,这意味着教育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是传统性与现代性的辩证统一,是传承性与创新性的有机结合。
我国古代教育蕴含的审美智慧是教育现代化重要思想资源与理论来源。我国古代教育之美是社会发展与人的发
①
②
③
习近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求是》2023年第19期,第6页。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2023年6月2日),《求是》2023年第17期,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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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人民日报》2018年
月11日,第1版。
王学俭、赵文瑞《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国式现代化》,《思想理论教育》2023年第4期,第62页。
9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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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艺桥ꢄ中国式现代化的教育审美支持———来自我国古代教育的智慧
展的双向契合,是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统一,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是人之美与社会美的统一,是理性
与感性的统一。这四个方面的协调统一决定了我国古代教育蕴含着积极的政治引导和育人为本宗旨。我国古代
教育之美对时代变革、社会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与教育现代化的内在要求相契合。二者的契
合性主要体现在价值层面、功能层面和实践层面三个向度。
(一)价值层面的契合:人之美与社会美相统一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的生物生命、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相互协调,人的个性、能力以及素质健康发展的现代
化”①,蕴含着丰富的审美元素。我国古代教育以伦理美表现其客观存在,并通过社会文化的浸润和教育活动得以
彰显和传承。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审美和情感维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科学把握审美逻辑和“美的规律”
对于在价值层面实现人之美与社会美的和谐统一极为关键。
“诗礼乐”教育构成了中国古代教育之美的核心,对个体成长发挥着重要影响。人之美是“诗礼乐”教育的灵
魂,“诗礼乐”教育汇集为人之美。“诗礼乐”教育通过伦理文化的力量,弥合外在秩序与内在天性、自然规律与教育
目的间的张力。通过“诗礼乐”教育,将社会之美或人类之美内化为个体之美,转化为个体的内在修养,使得个体具
有感受美、鉴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最终展现出健康、和谐、充满生机、积极向上的生命姿态。
“诗礼乐”教育同时也是社会美的重要表现,是中国传统文化智慧的结晶。“所谓社会美,不简单是指个人的行
为、活动、事功、业绩等等,而首先是指整个人类的生长前进的过程、动力和成果”②。社会美是人类按照客观规律和
自身特征进行自由创造的力量。“诗礼乐”是人类文化的积淀,是古人在自由创造的活动中对智慧和才能的积淀,
在教育活动中所显示的情感和素养,都是一种为自由创造的人类所具备的力量,是一种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发展
的积极性力量。
“诗礼乐”教育是联结社会美和个人美的重要载体,是社会美和个人美有机统一的本质反映。“诗礼乐”教育并
非只是给予大量破碎的相关审美知识,而是能够唤起个体身体感官与周围生活的相遇,让个体在这一审美活动中
获取基本经验。换言之,“诗礼乐”教育是将外部客观世界转化为内在心理感受或情感体验,是实现社会美与人之
美相统一的有效路径。
(二)功能层面的契合:合目的与合规律性相统一
教育之美的根源是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的文化性和社会性的体现。就内涵而言,教育美是
人的本质力量在教育中的对象化,是自然的人化和情感的人化,它通过创造审美化的教育情境,让个体对自身生命
和周围事物产生美好的情感体验,在潜移默化中让受教育者形成健全的人格。健全的人格是教育之美的结果,教
育目标、内容、方法、环境之美则为个体生命的成长提供了土壤和养分。以历时性视角审视,我国古代文化是以儒
家伦理文化为主线,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一定的文化浸润逻辑和实践样态,反映在社会主体和教育者的意识
中,则通过教育活动来表达和表现,并构成了中国古代教育之美的具体形态。作为伦理美,我国古代教育之美既不
是一个简单的现象,也不是一个直接的结果,而是一个个鲜活的过程,是人类文化成果的内化和外显的实践过程,
突出表现为教育活动的审美化,是教育规律与教育目的的辩证统一。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极强的伦理色彩。古代教育十分重视伦理道德教育。教育之美集中体现为将社会约定俗
成的外在伦理道德内化至个体生命成长的全过程。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诗礼乐”教育自此成为中国古代教
育的重要内容。自孔子始,儒家思想就十分重视“诗礼乐”教育。“诗礼乐”不仅是中国古代伦理道德和社会规范的
载体,也是古代教育的主要内容。
中国古代教育之美是“诗礼乐”教育,是教育活动的审美化,是合目的性(善)与合规律性(真)相统一、真善相统
一的实践过程。“诗礼乐”教育是为了培养中国古代社会所需的“人”,即具有社会伦理道德和健全人格的人,这符
合善的教育目的,即为合目的性。“诗礼乐”教育的内容和方法符合人的发展规律和教育规律,通过创造审美化情
景,让人的知情意行在潜移默化中得以发展,即为合规律性。合目的性不合规律性不是美,合规律性不合目的性也
不符合教育之美,故中国古代教育之美是合目的性(善)与合规律性(真)的统一体。
①
②
董彪《中国式现代化的传统文化根基》,《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第35页。
李泽厚《华夏美学·美学四讲(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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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三)实践层面的契合:社会制度与情感认同相统一
在实践层面上,中国古代教育之美深刻体现了社会制度与情感认同的和谐统一。这种统一不仅满足了中国古
代伦理美的内在追求,也展现了知行合一、理性与感性相互交织的外在表现。“诗礼乐”教育将社会美与人之美相
统一的过程,也是联结人之美和社会美的有效路径。“诗礼乐”教育能够为个体提供身心愉悦的教育情境,使个人
成长与社会秩序保持内在一致,达成个人成长与社会需求的恰适性联结,这为个体进入社会、服务社会奠定了相应
的基础。“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乃可谓善”①。忠信、博爱、敦厚和好礼,是社会美和
个人美相统一的外在表现,因此,中国古代教育之美在于它既遵循了外在的伦理规范,又注重了内化的情感教育,
实现了两者的完美统一。
“兴于诗”,将“诗”作为古代教育的起点。“诗”通俗易懂,贴近生活,能够调动个体兴趣和创造审美化的情景。
“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②“诗”还可以用于激发情志,观察社会,交往朋友,怨刺不平。“乐由中出,礼
自外作”③。“礼”是人的外在行为规范。“乐”则强调个体的情感需求。“礼”和“乐”是外在的行为与内在的情感统
一,以实现善民心和移风易俗的目的。“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④。中国古代的“乐”具有
情感陶冶的作用,有助于培养人内在的情感认同,也有助于接受外在的伦理道德。“诗礼乐”教育完美诠释了中国
古代教育之美的内容与基本特质。
“
礼乐”既是社会制度,又是伦理规范,更是古代教育的重要内容。“传曰‘治定功成,礼乐乃兴’”⑤,足可见礼乐
对古代社会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孔子重视“诗礼乐”营造的审美化情景,认为“诗礼乐”对个体具有情感陶冶
的重要价值,力求培养“文质彬彬”的君子。“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
《
乐》咏德,故长于风”⑥。“诗”可以言志,“礼”可以约束行为,“乐”可以表达情感。后来的汉代经学也延续了这种伦
理美,以“诗礼乐”实现内在规律与外在目的相统一、个体与社会相统一、情与理相统一。
二ꢄ中国式现代化的教育审美根基
教育具有传递人类社会成果和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我国古代教育与古代社会的发展是
同频共振的关系,教育审美同样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积极的能动促进作用。西周时期,教育活动开始从
社会活动中分离,逐渐形成的学校教育具备了一定的独立性、专门性和系统性。我国古代教育之美就蕴含在相应
的教育活动中,具体表现在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师生关系和教育环境五个方面。它们构成了我国古代
教育之美发展的自觉遵循,也为教育现代化提供了审美根基。
(一)君子:教育目的之美
古代之“君子”与如今“全面发展的人”具有内在一致性。古代君子体现了健全人格之美,是我国古代教育目的
之美的缩影。“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⑦。唯有文和质同时满足,才能达到文质彬彬的君
子标准,君子具备真善统一的人格美,是内在人格健全和外在行为表现的统一。“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
不惑,勇者不惧”⑧。仁、智、勇成为君子不可或缺的重要品质,三者统一于个体即文质彬彬,构成了教育目的之美。
在我国古代社会,通晓“诗礼乐”是成为君子的必备条件。“孔子对《诗》、礼、乐的教化功能与意义展开了许多
富于启发意义的论述,并将‘成于乐’作为君子修养的最高境界”⑨。孟子则以“性善论”为起点,提出“大丈夫”的君
子人格,进而把审美推向自觉。“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ꢈꢉꢊ。大丈夫的人格是仁、义、礼的有机统一。此外,大丈夫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春秋繁露》,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83页。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25页。
司马迁《史记》第4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中华书局2014年,第1412页。
司马迁《史记》第4册,第1402页。
司马迁《史记》第4册,第1397页。
《春秋繁露》,第35页。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479页。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512页。
祁海文《“乐教”释义》,《中国文化研究》2013年第1期,第183ꢇ184页。
ꢈꢉꢊ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7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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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艺桥ꢄ中国式现代化的教育审美支持———来自我国古代教育的智慧
格是有修养定力的君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①。超越功利的审美境界是孟子所言的大丈夫人格的本
质特征,也是人性修养的最高境界。愉悦的情感对人性修养的内需与“诗礼乐”的审美外显均具有内在的规定性。
由于人心是先天内在的,伦理道德是后天外在的,要实现先天和后天统一,就需要运用“诗礼乐”来实现个体对外在
伦理道德的内化,才能养成文质彬彬的君子。于是,“诗礼乐”教育是外在和内在相统一,也是培育君子的有效
途径。
(二)诗礼乐:教育内容之美
在古代,“诗礼乐”不仅传递了审美知识技能,还反映了美好的文化心理。就其内涵而言,“诗礼乐”教育是指
“
诗教、礼教和乐教”。孔子尤其重视“乐教”,孔子及其学生都会唱歌和弹奏乐器。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三百
五篇孔子皆弦而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②即便在困厄之际,如孔门师生被围陈蔡、断粮病困之时,孔
子依然“讲诵弦歌不衰”③,坚持用音乐与诗歌鼓舞人心。随着历史的演进,“诗礼乐”的教育内容逐渐丰富与深化。
两汉时期,太学以儒家经典为主,而鸿都门学则侧重诗赋与书画。唐朝教育内容以书诗词歌赋为主要内容,涌现了
大量的诗词作品。宋朝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开始出现,其继承儒家的教育内容。“诗乐”是美的形式与内容的
统一,通过“礼”的外在约束实现伦理道德的目标。“诗礼乐”是古代教育的主要内容,也是整个社会文化和人类文
明智慧的积淀。
“
诗礼乐”教育具有连续性,是一个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动态发展过程。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④,“诗
礼乐”作为教育内容,三者密切联系,相辅相成。其中,“诗”是起点,“礼”是过程,“乐”是最终结果。“诗”强调对人内
在的情感启蒙,“礼”强调外在社会规范对人的制约,“诗”与“礼”是通过对人内在与外在两个方面的影响,最终达到
“乐”的情感目标。“乐”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是内在与外在的统一,也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诗礼乐”都是以情
感教育为核心,孔子对“乐教”的重视也是源于“乐”具有的情感属性。他对《关雎》的评价是“乐而不淫,哀而不
伤”⑤。乐可以表达人内心情感,也是整个社会文化心理的重要表现形式。
(三)善喻:教育方法之美
善喻是我国古代教育方法之美的重要体现。“故君子之教喻也”⑥。“喻”作为一种教育方法,其意为晓喻,具
有启发诱导的意思。孔子提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⑦,意思是老师应善于启发和
引导学生,利用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和认知特点,结合学生的具体情况因材施教。善喻不仅是教育的手段和教学艺
术,更重要的是善喻具有教师“乐教”、学生“乐学”的重要意涵。《学记》深入阐释了启发诱导的教学方法:“道而弗
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⑧君子教学,要做
到引导而不牵制,激励而不压制,启发而不直接告知,不是直接灌输知识,而是创设情境,言此而意彼,让学生感悟、
体验,乐问、乐学、乐思,才能到达“和易以思”的境界。和、易、思构成了“善喻”的三大核心原则。孔子在其教学实践
中采用启发诱导的教学法,最终使学生达到欲罢不能的学习效果。孟子主张引而不发,意思是教人就像是教射箭,
做出射的姿势,而不把箭发出去,教师不能越俎代庖,要重视怀疑精神,不疑则不思,通过怀疑、思考获取知识。宋
代朱熹强调从疑问下手,要求教师引导学生,他在书院的教学中形成了启发式的教学模式,即“学、问、思、辨和行”
的教学过程,做到理性与感性统一、知行合一。
在我国古代教育实践中,教育家们不仅重视“学”与“思”的结合,更进一步将其与“行”相统一,强调在教学中要
妥善平衡感性与理性的关系。“善喻”的教育方法把启发诱导发展到实践指导,认为学生有了学习主动性就是“乐
学”的精神,情感上的认同和美好体验,会不断激发学习激情,产生学习的能动性。“乐学”是以情感特点作为教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765页。
司马迁《史记》第6册,第2345页。
司马迁《史记》第6册,第2337页。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487页。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468页。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523页。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482页。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5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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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方法,实现以情育人,以情感人的教育过程。“乐学”最早的倡导者是孔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①这是最早对
“
乐学”的阐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②。知之是基础知识的掌握,好之是对学习的喜爱的情
感,乐之能让学生对学习产生愉悦的情感体验,产生学习主动性和能动性,并付诸行动。乐之就是学习的最高境
界,是知之和好之的统一,即“知情意”的统一。
(四)亲其师,信其道:师生关系之美
教师之美能够激励个体内在心灵对真善美的追求,唤醒生命的活力,激发自我成长的内在动力和自由创造的
能力,教师之美在于高尚的师德修养。“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
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③。这是学生颜渊评价老师孔子的言论。孔子高尚的师德修养是通过表情、动作、言语等
形式得以表现,孔子内心对真善美的追求和积淀,是由内到外地显现于一言一行,其学生受孔子言传身教的影响,
不断地被激励和唤醒对真善美的追求。
一位好老师,会让学生自然而然地产生喜爱和亲近之情,同时深信其所传授的学问与道理。孔子便是这样的
教师,他通过构建和谐亲密的师生关系,创造出自由、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和环境,让学生在润物细无声的过程中
获得成长,这种教师之美的行为背后,是满满的爱与情怀在支撑。教师只有运用恰当的方式把自己对教育的热爱
和情怀蕴含在教育活动中,这个教育活动过程才会有灵魂,因为爱和情怀是人内心深处的心理体验的唤醒,具有润
物细无声、如沐春风的美好体验。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是学生对美好事物的需求成为可能的条件和基础,实现这
种可能不能仅仅依靠灌输和说教,而需依托循循善诱和启发诱导的方式进行激励和唤醒。在教育活动中,情感是
通向审美境界的必经之路,教学者具备艺术的心灵,才能唤醒彼此的想象力和情感。
好的教师是滋养个体生命成长的沃土。“老师的人格力量和人格魅力是成功教育的重要条件。‘师也者,教之
以事而喻诸德者也。’老师对学生的影响,离不开老师的学识和能力,更离不开老师为人处世、于国于民、于公于私
所持的价值观”④。任何实践活动在把握规律和运用技巧中达到熟练自如的状态,就能进入艺术的境界。美的教
育是以技惊人,也是以情动人,越是精湛和熟练,越能充分体现教师的教育智慧、情感体验和道德修养。教师在教
育教学中表现出高超的教学能力,是教师持久创造性和教学之美的体现,持久的创造性活动让教师积累的经验日
益积淀为审美直觉。教学技术和艺术的相统一是美学智慧在教育活动中的显现,在教育活动中通过合规律性和合
目的性的统一,教师能够实现自由创造的境界,也就是审美的境界。在长期的教育教学活动中,教师具备一定的审
美意识,这种意识内在地推动教师追求美的境界,在教育活动能够不断地自我提升和内化为审美素养,最终积淀为
审美心理结构,进而进行美的教育。我国古代的师生关系之美表现为亲其师,信其道,这为教育现代化过程中教师
发展提出了内在要求。
(五)比德:教育环境之美
我国古代教育的环境之美是比德。人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并不纯粹是个体自然属性的需求,也是文化行为的自
觉遵循。我国古人喜欢用山、水、风、草、花等赋予人的思想,实现自然的人化,通过将自然景物的特征与人的伦理
道德加以比附,追求天人合一、情境合一、真善合一的境界。
我国古代教育注重环境育人的功能,通过环境场所,营造心理愉悦的环境。自然环境能够陶冶人的情怀,营造
良好的心理氛围,引导人向美向善。孔子杏坛弦歌讲学,带领学生周游列国,在大树下弹琴,就是营造良好的心理
氛围,这种氛围是人的直接感受,使人能够愉快地接受教育。曾点曾描绘过这样一幅春日郊游图景:“莫春者,春服
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⑤孔子赞同曾点的想法。
客观环境背后反映了主观心理所感受到的美。
我国古代教育强调营造美的心理场所,创造显性和隐性相结合的育人环境。古代书院就是环境育人的体现。
书院是中国古代教育教学实践场所,是讲学、藏书、修书和议事的学术机构。书院位于环境优美的风景名胜之处,
①
②
③
④
⑤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457页。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479页。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490页。
习近平《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会时的讲话》(2014年9月9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500页。
126
王艺桥ꢄ中国式现代化的教育审美支持———来自我国古代教育的智慧
靠水而居或依山而建,亲近自然,远离闹市喧嚣。这种书院的选址显然是受到了佛教在山林名胜之地潜心修炼的
影响,以南宋书院为典型代表。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庐山五老峰下,有林泉之胜。象山书院位于信州贵溪(今属江
西),山高林茂水清,陆九渊在此讲学期间,带领学生游览山川美景,陶养性情。一些书院还产生了名师如朱熹、陆
九渊等,这些蕴含美的环境和氛围为教育现代化如何实现社会环境和物质层面的保障提供了思路和启示。
三ꢄ中国式现代化的教育审美路向
我国古代教育深藏着丰富的审美智慧,这一宝贵遗产对于推动教育现代化,特别是为促进学校教育质量提升、
增强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提供了重要支持。教育现代化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弘扬中华美育精神,学习全
人类优秀文化与经验的同时,立足我国的现实教育问题,充分挖掘和活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前,教育实践活动
因缺乏美的元素使得功利主义、读书无用等观点滋生和弥散,引发道德失范现象,这是受教育者情感教育匮乏、人
文素养差的表现。我国古代教育的审美智慧对破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教育问题具有启发意义,对建设教育强
国、助力教育高质量发展、提升育人效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教育目的之美为教育现代化提供精神内核
中国式现代化核心是人的现代化,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教育,教育现代化则为其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致力于培养的现代人,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
育人目标为教育现代化提供了明确的指引。同时,我国古代教育蕴含的目的之美,为教育现代化注入了强大的精
神动力。我国古代教育目的之美体现为育人目标和治国安民的紧密相连,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要培育的不是原
子化、碎片化、割裂的信仰“个人主义”的个体,而是能够与国家、民族和人民命运同频共振的、有深厚情谊的“社会
人”,个体之间不仅能够产生情感共鸣,还能够形成强大的团结力量。只有培养出具备家国情怀,能够践行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强国梦,能做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君子”①,才是合格的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我国古代“诗礼乐”教育将培养人格健全的“君子”作为教育目的,通过“诗礼乐”教育达到育人目标,发挥纯化
人的情感、净化人的心灵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功能,这对于深刻理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培养全面发展
的人提供了方向、依据和参照。人的发展是通过“他律”进而到“自律”的过程,受教育者需要经历由外在行为规制
到自身内在行为准则建立的过程,而道德教育的抽象性和潜在性使教育难度增加,教育效果甚微。高质量的教育
是将审美与道德教育有机结合,对个体而言,教育能够让受教育者获得愉悦的情感体验,而美的情感体验能够引导
学生心灵达到和谐和有序的状态,从而使学生不由自主地接受道德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由此,将外在约束转换为
内在自觉遵循是学生自发形成的积极自由的选择,是从盲目冲动走向理性自觉的过程。理性意味着不得不去做的
意愿被淡化,是积淀着理性的感性,是蕴含着感性的理性,这也是教育现代化落实立德树人任务要遵循的原则。
(二)教育内容和方法之美为教育现代化提供着力点位
社会要实现向更高级文明形态的演进,就需要将积极的审美观念传承下去。“诗礼乐”教育蕴含的方式之美与
内容之美对于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具有适用性,在新时代背景下需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诗礼乐”教育具有美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引导社会向美向善。中国古诗词涵盖多重美的要素,使学生在学习
的过程中逐渐具备欣赏美、鉴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这里的美不仅是美景、美文,更是美德、美行。学生背诵这些经
典诗歌不仅在于理解其内涵,还在于体验其中的音律、节奏和意境之美,在体验美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生命的成长。
教育美不是知识的复制和记忆,而是创造一种情境,通过情境让学生的情感与社会相联结,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让
知识萌生于学生的意识中,引导学生进入愉悦的状态。以学生整体性的发展规律为基础,在个人与社会的碰撞中
为审美创造条件,这是“以美启真”的关键所在。学生的审美素养启发学生获取知识,这是受教育者获取知识的规
律之一。
教育活动能够让学生体验到生命成长的愉悦,这种愉悦在教育活动中表现为“教师乐教,学生乐学”。教师乐
教即善于运用情感力量感化学生,而不是灌输式或者填鸭式的教学,是能够自由创造地进行教育教学活动。学生
乐学是从审美和教育心理层面上讲的,即学生受老师情感的熏陶和感染,能够吸引学生注意力,学生就会全身心投
①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513ꢇ2514页。
12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入,全神贯注地参与教学活动。学生一旦产生了学习能动性,就会积极主动地学习,学习的过程就会变得轻松和享
受。总之,教育的魅力就是在追求真善美的过程中,让学生自己领悟道理,体验到、分辨出善的品德和美的特质。
(三)师生关系之美为教育现代化提供内在要求
教育现代化需以和谐的师生互动关系塑造美的体验,这要求推动教师队伍现代化,增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文化
自信。教师与学生间愉悦的交流是一种美的体验,良好的学习体验能够促进学生德育和美育的协同发展,能够培
养学生健全的人格。教师对教育和学生的爱以及对美的体验,是唤醒学生自身与周围世界的联系的有效通道。教
育大家孔子被誉为“万世师表”,一生游说和践行自己的教学主张和教育理想,孔子与学生亦师亦友的师生关系,更
是新时代师生关系的参照标准。孔子善于创造轻松、愉悦的心理场,让学生感受到美的学习氛围。新时代教师尤
其需要加强自身学养,真正做到“学无止境,教无厌倦”,言行一致,喜爱学生,热爱教学,享受师生教育教学的过程,
以实现“学生亲近老师,信奉老师所传之道”的效果。
教师要善于在和谐互动的师生关系中,培育具有“生命”的完整个体,而激活个体感知世界、体验美好事物和创
建心灵和谐是有效的教育路径。每个人存在于世界之中,就是美好心灵和健全人格的获得过程。构建美的师生关
系或者美的心理场是对新时代教师的基本要求。在和谐互动的教育情景中,教师和学生之间形成愉悦的环境氛
围,一切的感知活动都可以上升为美的情感体验,这种互动将具有超越性和超功利性。在教学的具体情境中,面对
学生片面发展的境况,教师以调动学生的情感为基础,以促进心理机能的协调塑造完整的心理环境或者完美人格
为保障。总之,师生之间构成美的心理场,学生在与教师或者周围环境的互动中感受愉悦、舒适和自由,使其身心
处于和谐状态,实现情感与理性、自由与规则、真善美等交融对于实现教育现代化尤为重要。
(四)教育环境之美为教育现代化提供重要保障
教育现代化需要营造学校、家庭和社会融合育人的格局与氛围,通过全社会育人意识的增强,形成良好的育人
环境。美的环境能够唤醒人的情感、心灵及精神状态,超越教育实践活动中的功利主义取向,挣脱分数束缚,使受
教育者获得更为深刻的情感体验,从而进行自由的创造活动。我国古代“诗礼乐”教育中的仪式为当下校园文化建
设提供了基本思路。仪式化活动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它凝聚了文化精髓,具有沟通交流、文化认同、情感教育的功
能。中国古代的礼仪活动,不仅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还是实现真善美的统一的有效途径。孔子喜欢弦歌,运用音
乐来调节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形成自由轻松、和谐的教育环境,促进教育教学活动的有效开展,进而影响学生心
智的发展。
任何教育活动的完成都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人与客观环境之间的关系上。教育现代化意味着教师应善于调
动周围的环境去构建美的学习氛围,通过美的教育空间的营造,引导学生的思想、情感和价值观,使他们更具活力、
创造力和行动力。教育现代化还意味着需要全社会共同营造良好的育人氛围,通过开展系统的有针对性的教育活
动,做到客观的环境与主观的审美心理相统一,创造轻松愉悦、劳逸结合的学习氛围,使学生由外部客观的环境转
化为内在的心理感受,达到环境育人的目的。
[责任编辑:罗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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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卷第4期
024年7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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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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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1ꢁ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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ꢂSocialSciencesEditionꢃ
Julyꢁ2024
新时代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
内在要求与实践进路
曹曦颖
ꢄꢄ摘要:进入新时代,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承载着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高等教育强国
建设的时代使命。与此同时,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也呈现出了新的理论内涵与时代特征。这对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
培养提出了新要求,即厘定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理念,完善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目标,厘清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原则。立
足新时代,高校必须着眼国家战略与社会需求,发挥自身办学优势,以“优化培养方法”为驱动,以“融合课程体系”为基础,
以“实践教学平台”为支撑,以“科学评价体系”为推手,以“高水平师资队伍”为保障,着力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为国家实
施对外开放战略、实现高质量教育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关键词:新时代;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人才培养
ꢀ
DOI1013734ꢅjcnki1000-531520240512
收稿日期:2024-01-25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度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新时代高等外语教育立德树人的路径与对策研究”(BIA190183)的阶
段性成果。
ꢀ
作者简介:曹曦颖,女,四川仁寿人,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ꢆcaoxy2006@163com。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迈入了新的历史方位,这意味着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
既要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同时也要对外传递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形象,为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复合型外语人才作为我国重要的人才类型,在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参与
全球治理、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习近平在给北京外国语大学老教授的回信时指出,“深化
中外交流,增进各国人民友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大批外语人才”,要“努力培养更多有
家国情怀、有全球视野、有专业本领的复合型人才”①。与此同时,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经济社会
发展不断涌现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对外语人才的需求日益呈现出多元化趋势,迫切需要大批具备跨
学科思维与能力、一精多会、一专多能的复合型外语人才。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对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强烈需
求呼唤着高校的教育赋能和功能发挥。人才培养是高校的根本任务,高校作为开展外语教育、培养复合型外语人
才的重要主体和中坚力量,如何立足新时代,面向新要求,高质量培养出符合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复合
型外语人才,成为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基于此,本文将从时代意蕴、内在要求和实践进路三方面就新时代高校如
何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展开理论探讨。
一ꢄ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时代意蕴
立足新时代,国家发展和社会需求对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时代使命。与此同时,高校复合型
外语人才培养也呈现出了新的理论内涵与时代特征。把握好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所彰显出的时代意蕴,是进一步
①
《庆祝北京外国语大学建校80周年大会隆重举行》,北京外国语大学官网,2021年9月26日发布,2023年12月24日访问,httpsꢆꢅꢅnewsbfsuedu
cnꢅarticleꢅ287983ꢅcateꢅ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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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探讨高校如何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的逻辑前提。
一)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时代使命
(
“
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人才是社会文明进步、人民富裕幸福、国家繁荣昌盛的重要推动力量”①。复合型外
语人才作为支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人才,在新时代背景下,对其进行培养是重要的时代使命。
首先,以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伴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第四次工业革命
和产业变革的到来,经济全球化的出现,使得各国之间的竞争博弈日益加剧,国际形势日趋复杂。这些新变化使人
们充分认识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现代人类文明的核心价值所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我国倡导的关于人类未来
发展的“中国方略”,承载着我国对于建设美好世界、促进人类文明交融的殷切期望和不懈追求。“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须以文化为基础,以语言为桥梁”②,这充分展现出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时代使命,同时也体现出高校外语教
育的不可或缺性。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须以多元文化、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尊重为前提,进而展开
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对话,而复合型外语人才所具有的跨文化理解、感悟和交流的综合能力,恰好可以承担不同文
明之间交流互鉴这一文化使者的角色功能。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需要我国的智慧供给和方案提供,而
复合型外语人才作为我国本土厚植的人才类型,其具有的家国情怀、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可以更好地传递
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进而助推我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更好地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其次,以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助推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对外开放不仅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同时也是我
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经之路。伴随着我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
的新阶段,复合型外语人才作为重要的战略支撑,其培养质量和培养规模将直接影响到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
成效。一方面,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语言铺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需要语言先行。外语作为信息与文
化的载体和不同文明之间思想沟通的媒介,在国际交往、知识传播和文化交流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当前,普通话
在国际交往、知识传播和文明互动中并不占据主流位置,这就要求我国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要主动培
养会识、会读、会写、会说、会译的复合型外语人才,通过复合型外语人才这一桥梁,积极传递中国声音,在对外传播
中展现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形成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从而建构中国话语
体系。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程度越来越深,复合型外语人才的需求和重要性也将会愈发提升。另一方面,推进
高水平对外开放、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需要复合型外语人才的主动作为和积极参与。“一带一路”作为我国新时
代对外开放的主要抓手,其涉及地域之广、领域之深、国家之众、文化之多元、社情之复杂,需要复合型外语人才发
挥其专业优势进行主动作为和积极参与。可以说,复合型外语人才是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的主力军和文化先
锋,对于国家之间的沟通、文明之间的互鉴以及经贸、人文交往交流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再次,以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助推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从基本生存型为主,向多层次多样化
发展转变,对接受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教育的需求也更加期盼③。与此同时,高等教育迈入了新阶段,跃上了新台
阶。我国的高等教育现已进入普及化阶段,表现出多样化、个性化、学习化、现代化等特征,在办学规模、培养质量、
服务能力等方面已实现历史性跃升,整体水平已进入世界高等教育第一方阵④。我国的高等教育已开始在部分领
域领跑,正在成为新增劳动人口的“基础教育”,推动我国人力资源开发水平领先世界,目前正在从抓好根本质量、
整体质量、服务质量和打造中国范式几个方面去完成高等教育改革创新发展的基本任务⑤,力争率先建成高等教
育强国。外语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以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外语教
育的需求,以及助推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成为新时代外语教育的新挑战。此外,从外语教育自身来看,外语专业在
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实施同质化建设所带来的外语专业毕业生“小才拥挤、大才难觅”等问题长期阻碍着外语教育
的高质量发展。在此背景下,外语教育开始主动识变、应变、求变。目前基础外语界开始运用新教材、新教法、新评
①
②
③
④
⑤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ꢇ2020年)》,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蒋洪新《新时代外语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思考》,《中国外语》2019年第1期,第1页。
徐辉《新时代的中国高等教育:成就、挑战和变革》,《教育研究》2018年第8期,第69页。
吴岩《中国式现代化与高等教育改革创新发展》,《中国高教研究》2022年第11期,第24ꢇ25页。
吴岩《中国式现代化与高等教育改革创新发展》,《中国高教研究》2022年第11期,第25ꢇ28页。
130
曹曦颖ꢄ新时代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内在要求与实践进路
价提高学生核心素养和全球胜任力,而高等外语界则开始探索实施“专业+外语”、“外语+专业”等复合型人才培
养模式,以培养满足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的“一精多会、一专多能”高素质外语人才①。基于此,本文认为,培养复合
型外语人才是新时代外语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抓手,通过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培养,倒逼外语教育培养模式、
教育理念、教学方式等系统变革,由此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和满足社会需求。
(二)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理论内涵与时代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外语教育政策的调整,外语专业复合型人才及其培养开始受到
学术界和高等院校的广泛探讨和实践摸索,愈发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②。概念是思维的工具,是构成语义的
基础,在探讨新时代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之前,有必要对复合型外语人才进行概念上的厘定与说明。
首先,从概念的理论基础来看,复合型外语人才内蕴着多元智能理论的理论内核和思想主张。多元智能理论
认为,凝结在人脑中的智能是多元形存的,人脑中并不存在单一智能,而总是呈现出多种智能组合而成的一种多元
智能结构,智能组合的不同造就个体间的差异,智能组合的结果可以解决各种复杂问题。“我们必须承认并开发各
式各样的智能和智能组合。人与人的差别,主要在于人与人所具有的不同智能组合”,“事实上几乎具有任何程度
的文化背景的人,都需要运用多种智能的组合来解决问题”③。复合型外语人才就是要打破单一语言技能的传统
智能结构,形塑自身“外语技能+其他技能”的多元智能组合模式,以便解决社会复杂问题。
其次,从概念的基本要素来看,所谓“复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学科或专业的有机合成,而“复合型人
才”则是指具备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学科或不同专业的基本知识与技能的人才④,强调跨学科思维和运用不同专
业知识与技能的能力。“外语”是“复合型外语人才”的核心要素和主要成分,“复合型外语人才”是由“外语”+“X”
(X指代其他学科或专业)有机复合而成的外语类专门人才。
再次,从概念的基本要义来看,学界对于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定义还没有形成统一共识,但从当前有关复合型外
语人才的学理探讨中可以萃取其基本的概念要义,即复合型外语人才是指具有扎实的外语专业本领,同时掌握相
关学科专业知识,拥有人文科学素养、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具备跨文化理解、沟通等综合能力和创新、合作等综合
素质,并且能够胜任相关领域工作的外语人才。从以上简要分析中不难看出,复合型外语人才的本质内涵是“外
语”+其他相关学科或专业复合而成的外语类人才,其外延则包含了要具有人文科学素养、家国情怀、国际视野以
及跨文化沟通交流能力和岗位胜任能力,其思想内核始终指向外语人才自身多元智能结构的形塑。
立足新时代,高校作为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主要力量,在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过程中也呈现出了新的时代
特征。
首先,确立新标准,培养卓越拔尖、一精多会的复合型外语人才。复合型外语人才的本质内涵、时代外延以及
思想内核为高校的专业性培养树立了新标准,主要体现在素质、能力和知识三方面⑤。其中,在个人素质方面,应培
养具有深厚的人文素养,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和浓厚的家国情怀,有社会道德感
和社会使命感,有团队合作精神和创新精神。在个人能力方面,应培养具备扎实的听、说、读、写、译等外语综合能
力,具备跨文化理解、感悟、交流、沟通的综合能力,以及现代信息技术运用、管理、创新等能力。在个人知识方面,
要培养具有外语语言知识及其凝结在外语语言背后的文化知识,同时还要培养具有人文社科类、理工科类相关基
础性知识,整体形成跨学科知识结构。
其次,突出新特色,面向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重新定位复合型外语人才的特色化培养。新时代国家战略和社
会发展亟需复合型外语人才的智力支撑,然而,基于分类的学科理念、专业化人才培养模式、单一学科中心的院系
结构等传统人才培养模式已难以适应新时代复合型外语人才的高质量培养⑥。因此,面向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
高校需要转换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模式,突出跨学科、跨专业、跨领域培养新特色,注重外语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
ꢀ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吴岩《抓好教学“新基建”培养高质量外语人才》,《外语教育研究前沿》2021年第2期,第5页。
叶慧君、李娜《英语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40年:理念与实践》,《当代外语研究》2023年第5期,第124ꢇ132页。
霍华德·加德纳《多元智能》,沈致隆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12、29页。
范云六《人才之我见———浅谈专业型与复合型人才》,《科学与社会》2013年第3期,第16页。
蒋洪新《新时代外语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思考》,《中国外语》2019年第1期,第11页。
朱贺玲、郝晓晶《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新变局、新挑战与新思路》,《高教探索》2023年第4期,第21ꢇ23页。
13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的协同交叉发展,在跨界中实现对复合型外语人才的高质量培养。
再次,建设新学科,以“外语+学科”模式优化外语人才知识结构和智能结构。外语不仅是一门工具性语言,而
且还是高等教育中的一门独立学科,具有独特的学科属性和价值功能。伴随着新时代高等教育深入推进“四新”建
设、努力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对外语学科进行跨学科交叉与融合是新时代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题中应有
之义,以“外语+学科”模式优化外语人才知识结构和智能结构,从而建构学科交叉、知识互涉的共生型外语新
学科。
二ꢄ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内在要求
新时代对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提出了新使命,与此同时,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也呈现出了新的理论内涵
与时代特征,这对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即厘定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理念、完善复合型外语人才
培养目标、捋清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原则,通过培养理念、目标、原则的内在变革与创新,以此实现高校复合型外语
人才培养的内在自觉与持续动能。
(一)厘定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理念
“
教育理念是教育实践的内在动力,教育的改革与进步必须以理念的突破和更新为先导”①。换言之,缺乏好
的教育理念,教育的发展终将是乏力的、被动的、短期的。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作为新时代高等教育强国建
设、服务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背景下的一种教育改革创新,在其发展过程中亟需厘定自身教育理念,以“质量导向、
学生中心、跨界融合、全人培养”为理念核心要点,以此获得持续的内在动能,实现自身的长足发展。
一是要坚持质量导向,以质量作为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生命线。习近平指出:“要坚持把高质量发展作
为各级各类教育的生命线。”②可以看到,质量问题直接关系到教育的成败。因此,以质量为导向是新时代高校复合
型外语人才培养的内在要求。一方面,从结果质量来看,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要坚持以满足国家战略和经济
社会发展所需的高素质复合型外语人才作为教育产出目标,自觉提高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质量规格;另一方面,
从过程质量来看,过程质量是结果质量的前提和保障,这就要求高校在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过程中,要积极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不断提高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效能,以此实现对高素质复合型外语人才的有效培养。
二是要坚持学生中心,始终将学生的发展放在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核心位置。外语教育始终是面向人的教
育,始终是以人的教育为逻辑起点,以人的发展为价值旨归,只有秉持学生中心,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才能始
终葆有教育本色、焕发生命活力。
三是要坚持跨界共生,树立专业交叉③、融合培养的发展理念。新时代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需要跨学科的新
型培养模式,高校要主动发挥自身办学优势,通过“主ꢇ辅ꢇ跨ꢇ参”(主修外语,辅修其他学科专业,跨专业选修人
文社科类、理工科类课程,参与艺体社团)等专业交叉、跨界融合、知识共生的培养理念革新,高质量培养出复合型
外语人才。
四是要坚持全人培养,以整全的教育培养人的整全。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复合性”内在规定着人的发展的全面
性,这就要求高校要自觉用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指导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教育实践,旨在以整全的教
育培养出整全的复合型外语人才,更好地满足新时代国家和社会发展所需。
(二)完善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目标
目标是行动的先导,确立完善的培养目标,是新时代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内在要求。在确立培养目标
的过程中,我们要警惕“重技能轻素质”、“重专业轻通识”、“重应用轻文化”这三种倾向④,自觉将知识结构目标、能
力结构目标和素质结构目标三位一体地融入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目标之中,形成系统完整的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
目标体系。
首先,确立复合型的知识结构目标。复合型外语人才的知识结构应该是跨域共生、交叉融合的,也就是说,在
①
②
③
韩延明《理念、教育理念及大学理念探析》,《教育研究》2003年第9期,第54页。
习近平《扎实推动教育强国建设》,《求是》2023年第15期,第7页。
罗选民、梁燕华、叶萍《“双新”背景下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内涵、特色与路径———以广西大学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为例》,《外语界》2023年
第1期,第19ꢇ20页。
④
蒋洪新《新时代外语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思考》,《中国外语》2019年第1期,第12页。
132
曹曦颖ꢄ新时代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内在要求与实践进路
以“外语”知识为主的同时,能够融会其他学科的基础性知识,由此形成“外语知识+其他学科知识”的复合型知识
结构。这就要求高校在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将“掌握好”、“理解透”外语综合知识作为核心的
知识培养目标,另一方面要将“了解广”、“懂得多”其他学科专业知识作为补充性的知识培养目标,通过外语专业与
不同学科专业知识之间的有机叠加,进而培养出复合型外语人才。
其次,确立复合型的能力结构目标。知识是构成能力的养料,高校在确立复合型外语人才的能力目标时,不应
局限于单一外语技能的掌握,而是要随着复合型知识结构的建立,确立复合型能力结构目标。具体而言,一方面,
要培养具有外语应用的综合能力,这是复合型能力结构的核心。另一方面,要培养符合时代所需的能力,如创新能
力、管理能力、自主学习能力、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等。与此同时,要培养具有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综合能力,例
如能够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能够进行跨文化交流等。新时代高等外语教育的重要使命是提升国家形
象①,习近平曾深刻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形象地讲,长期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就
是要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大问题。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
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②要解决“挨骂”问题,就要求我们培养的外语人才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高校
在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时,要自觉将“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形成中国话语”作为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
综合能力目标,使其自觉担负起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塑造国家硬形象的历史使命,成为中华文化的传承者、中国
声音的传播者、中国理论的创新者、中国未来的开创者③。
再次,确立复合型的素质结构目标。我国将人的素质结构划分为“德智体美劳”五大范畴,它们构成了新时代
教育事业立德树人的五大抓手,是复合型素质结构的高度概括。高校在推进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过程中,要自觉
将德智体美劳作为复合型素质结构目标进行整全培养。具体而言,在“德”方面,要自觉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涵养德性,从而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在“智”方
面,通过学科跨界、知识跨域等融合培养模式培养出既具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又具有专业本领、人文科学素养的
外语人才;在“体”方面,通过生理健康知识、体育锻炼技能等的传授,增强外语学生的强健体质和顽强毅力;在“美”
方面,要培养外语学生的鉴美能力和审美情操,以美润心,以美养德;在“劳”方面,要培养外语学生崇尚劳动、热爱
劳动的观念以及能够劳动、胜任劳动的技能,提升外语学生的劳动素养。总而言之,通过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复合型素质结构目标为行动导向,整全培养出心中有理想信念、身上有家国情怀、手里有过硬本领的高素质复合
型外语人才。
(三)厘清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原则
原则是行动的标尺,捋清培养原则,是新时代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又一内在要求。根据复合型外语人
才培养自身所内蕴的特点,以及当前外语人才培养的整体思路,在新时代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过程中,要自觉
将“立德树人和以人为本”、“系统性和科学性”、“多元培养和分类卓越”作为三大原则,始终贯穿在复合型外语人才
培养的全过程之中。
首先,要自觉秉持“立德树人和以人为本”的原则。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究其根本是面向人的教育,是面
向一个个有温度、有情感、有故事、有个性的鲜活个体的教育,诚如有学者所言,“外语教育的原点是人的教育”④。
因此,秉持立德树人和以人为本的原则是新时代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题中应有之义。一方面,高校复合型
外语人才培养要坚持德育为先,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国情、扎根中国大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同时,还要坚持树人为要,形塑外语人才的精神内涵和综合素质,奋力培养新时代拔尖
卓越的复合型外语人才。另一方面,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要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人的发展置于复合型外语
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把尊重人、关爱人、培养人、发展人贯穿在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工作的全过程。
其次,要自觉秉持“系统性和科学性”的原则。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复合性”本身就内蕴着系统思维和跨界理
念,它不仅是外语学科与其他学科专业之间的跨界整合和知识共生,而且需要外语学科组织与其他学科组织之间
ꢀ
①
②
③
④
吴岩《积势蓄势谋势识变应变求变》,《中国高等教育》2021年第1期,第7页。
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求是》2016年第9期,第10页。
ꢀ
吴岩《积势蓄势谋势识变应变求变》,《中国高等教育》2021年第1期,第7页。
蒋洪新《新时代外语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思考》,《中国外语》2019年第1期,第11页。
13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的通力合作。因此,对于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培养,要自觉从系统视角看问题,着眼大外语观,妥善处理好外语学科
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知识共生关系,建立好外语学科组织与其他学科组织之间的合作机制,共同培育好新时代复合
型外语人才。在把握系统性进行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同时,也要注意遵循人才培养的科学规律和教育教学特
点。例如,人才培养要主动适应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发展需要,根据社会发展需要进行专业结构调整与课程结
构重置;又如,人才培养要具有教育性,注重教书与育人相结合,知识与德性相结合。
再次,要自觉秉持“多元培养和分类卓越”的原则。新时代高等外语教育的基本方略是分类推进,根本要求是
价值引领①。面对全国超大规模的外语专业人才培养和每年几十万的毕业生,如果外语专业始终按照同质化思路
培养人才,就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在基础教育领域被呼吁取消主科地位、在高等教育领域被亮红牌的诸多问题。为
了解决这些问题,学界同仁提出了“多元培养、分类卓越”的人才培养思路,即各高校外语专业依据自身条件,发挥
自身优势,走特色、多元的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道路②。例如,对于师范院校而言,走特色、多元的复合型外语人才
培养道路就是在培养外语专业人才时发挥自身的教师教育优势,在人才培养中以培元育才为重心,突出专业性和
师范性,并将两者有机结合,以培养复合型外语教师为己任。
三ꢄ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实践进路
立足新时代,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具有了新要求,这就需要高校必须立足国家战略与社会需求,发挥自身
办学优势,以“优化培养方法”为驱动,以“融合课程体系”为基础,以“实践教学平台”为支撑,以“科学评价体系”为推
手,以“高水平师资队伍”为保障,高质量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为国家实施对外开放战略、实现高质量教育发展提
供强有力的支撑。
(一)以“优化培养方法”为驱动
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离不开方法模式的创新驱动。立足新时代,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需要整体优化人才
培养方法,通过打造智慧化教育模式、“外语+其他学科”的跨界集群、“德育引领”的教育生态和全链条育人机制等
方面的融合创新,进而驱动复合型外语人才的高质量培养。
首先,推进外语教育数字化转型,整体打造智慧化教育模式。伴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迭代式发展和广泛性应
用,现代信息技术赋能社会发展已成为一种价值共识。在此背景下,教育数字化转型对教育创新和变革的价值日
益凸显。所谓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指将现代信息技术融入教育全过程,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赋能优势,推动教育系统
的全方位变革和创新,从而打造智慧化教育新生态,更好地培养时代新人③。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时代发展中,推
进外语教育数字化转型同样是利用外语教育实现自身变革与创新的时代机遇,尤其是针对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培
养,更离不开外语教育主动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赋能优势,整体打造在线课程、虚拟教室、数字教材、智慧教学、智慧
课堂、数字化教学管理等智慧化教育模式,重塑外语教育智慧化新生态,从而整体提高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质量
和水平。
其次,推进学科交叉融合与知识跨域共生,整体打造“外语+其他学科”的跨界集群。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学
科交叉融合与知识跨域共生已成为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时代特征,旨在培养一精多会、一专多能的高素质复合型
人才,从而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服务于强国建设。在此过程中,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培养,要聚焦
外语学科的内涵建设,树立大外语学科建设观④,以外语学科为核心,推进外语学科与其他相近学科、相近专业的交
叉融合,实现外语学科知识与其他相近学科、专业知识的跨域共生,整体打造出“外语+其他学科”的跨界集群,从
而整体提高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平。
再次,推进外语课程思政建设,整体打造“德育引领”的教育生态。课程思政作为新时代我国课程建设的一种
教育理念⑤,旨在挖掘各类课程建设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以德育要素贯穿教育过程的始终,充分发挥课程育人
ꢀ
①
②
吴岩《积势蓄势谋势识变应变求变》,《中国高等教育》2021年第1期,第7页。
冯光武《把握国标精神、找准学校定位、突出专业特色———<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的实施建议》,《外语界》2017年第1期,第2ꢇ
6
页。
③
④
⑤
祝智庭、胡姣《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本质探析与研究展望》,《中国电化教育》2022年第4期,第1ꢇ4页。
安丰存、王铭玉《新文科视阈下的大外语观及学科建设内涵》,《外语研究》2021年第3期,第61页。
刘鹤、石瑛、金祥雷《课程思政建设的理性内涵与实施路径》,《中国大学教学》2019年第3期,第59页。
134
曹曦颖ꢄ新时代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内在要求与实践进路
功能,为人才的培育和成长提供价值引领和精神滋养。外语教育作为一种文科教育,其自身内蕴着人格修养、审美
情操、优良美德、家国情怀等教育旨趣,具有丰富的思政要素。新时代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培养,要以推进外语
课程思政建设为抓手,一方面,引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外语课程建
设,厚植复合型外语人才的思想内涵、理想信念和家国情怀;另一方面,充分挖掘外语课程的思政元素,并将思政元
素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为复合型外语人才的成长提供精神养分和价值向导。
(二)以“融合课程体系”为基础
新时代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要促成各学科之间的融会贯通。相比传统的单科人才培养,在
更大范围内的跨学科、跨专业、跨领域学习,可以使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得到更大提升,而融合不同学科知识、能
力、素质的复合型人才也更加符合现代社会需求和国家战略需求。在新时代背景下,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同
样离不开跨界、跨域式学科融合培养,在学科融合培养过程中实现学科知识、能力和素质之间的统整共生,进而又
以学科知识、能力和素质之间的统整共生实现复合型知识、能力和素质的综合养成,最终促进复合型外语人才的有
效培养。高校开展人才培养需要以课程为抓手,因为课程是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基本载体,是高校实现人才培养的
支撑元素。但是,当前我国高校外语教育在相关课程体系设置上仍较难满足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需求①,因此,
深化课程改革、积极构建融合课程体系是新时代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实践进路的必然选择。基于此,高校应
以基础知识模块、相关知识模块、综合素养模块为主要框架,积极构建学科融合、专业融通、知识融汇的融合课程
体系。
首先,在基础知识模块方面,高校要立足外语学科基础知识,以《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2018)、
《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 )为依据,一方面开设包括听、说、读、写、译等方面的外语
2020
技能课程,另一方面开设包括外国文学、外国语言学、翻译学等外语基础课程,以外语学科知识固本人才培养。
其次,在相关知识模块方面,高校要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和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积极开设信息技术应用、数据
统计分析、音体美素质提升、现代组织管理、中国人文经典等跨学科课程,同时鼓励学生辅修或选修其他学科专业
课程,以跨学科专业知识拓宽外语学生的心智空间,形成跨学科知识结构和多元智能结构,以此助力外语人才
培养。
再次,在综合素养模块方面,高校还应开设中国语言文化概论、中国传统文化、中西文化比较、跨文化交际等课
程,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中国文化,理性吸纳西方文明精髓,进一步提高人文素养和跨文化交流的能力。
(三)以“实践教学平台”为支撑
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始终是面向国家战略和社会发展需求的,既要高质量培养出能够解决社会复杂问题
的实践型人才,又要高质量培养出能够引领社会各领域创新发展的创新型人才,因此,兼具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是
新时代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价值旨趣。实践教学平台是高校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条件支
撑②,为此,高校在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实践进路中,应整体打造出将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培养有效结合的“实创
合一”实践教学平台,以实践教学平台为支撑,确保外语专业人才培养实践教育与创新教育协同并进,培养出整体
高素质复合型外语人才。
首先,在实践教学平台建设上,要打造校内校外双空间平台建设。一方面,高校要在校内积极搭建“基于体验
和应用的外语教学实践实训平台”③,用以开展与外语技能学习相关的实践教学活动。例如,积极搭建具备数字化
语言、数字化同声传译和CATTI笔译等实践教学功能的语言实验室,夯实语言应用能力。另一方面,高校要在校
外主动寻求与行业企业合作共建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充分利用行业企业优势,以项目合作、实习见习等方式为抓
手,为学生提供真实的、情境化的语言应用环境,在情境化、工作化环境中培养学生的语言应用实践能力和创新
能力。
其次,在实践教学平台管理上,要确保实践教学平台的日常运营使用。实践教学平台的建设是为了使用,因
①
②
③
庄智象、陈刚《我国英语专业教育的问题及对策思考》,《外语界》2017年第3期,第10ꢇ11页。
张技术《产教融合背景下应用型本科高校实践教学平台建设探索》,《职教论坛》2021年第3期,第57页。
王金铨、缪海涛《外语类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探索与实践》,《中国大学教学》2024年第1/2期,第50页。
13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此,一方面,高校要依据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目标合理制定实践教学方案,优化实践教学课程结构,增加实践教学
课时比重,通过实践教学课程学年、学期的时序性编排,将实践教学平台的使用合理纳入日常教学活动之中。另一
方面,高校要与校外行业企业联合制定校外实践教学管理制度,明晰高校与行业企业的管理权责,建立高校与行业
企业的协同育人机制,以此保障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的有效运营与使用。
再次,依托实践教学平台,完善复合型外语人才实践教学资源库建设。从纵向方面来看,高校要遵循能力发展
规律,从基本的发音训练到听说读写译的综合实训来配备相应的实践教学资源,促进外语学生的能力发展进阶;从
横向方面来看,高校要将实践教学资源进一步按日常生活、时事新闻、经济贸易、山水旅游、语言文化等知识模块进
行分类整理①,拓展外语学生的知识广度,提升外语学生的语言综合运用能力。
(四)以“科学评价体系”为推手
教育评价是教育教学工作的“指挥棒”,事关教育教学发展方向,关涉教育教学质量水平。当前我国正推进教
育评价改革,而新时代背景下,科学的教育评价应该要“走在教育发展前面”②,发挥评价所固有的价值引领作用。
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教育实践同样离不开科学教育评价的功能发挥和价值引领,科学的教育评价在有效诊
断培养质量的同时,能够引领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方向,提高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质量。因此,创设科学评价
体系,以评价为推手助推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便成为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又一实践进路。为了客观、
准确评价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质量,高校应从评价主体、评价形式、评价范围三方面系统创设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
的科学评价体系。
其一,应构建多方评价主体参与体系。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涉及多方利益主体,高校对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
的评价应转变传统单一评价主体的局面,主动将师生、家长、行业企业等利益相关主体纳入评价主体之中,同时也
可以引入第三方专业评价机构,由此形成多元主体评价新格局,更好地促进复合型外语人才的高质量培养。
其二,应构建多样化评价形式。高校对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应改变传统单一纸笔评价形式,主动构建包括纸
笔测验、课堂观察、活动报告、成长档案袋等多样化评价形式。与此同时,高校要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
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由此构建注重过程、突出增值、多元多维、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多样化评价形式。
其三,应积极拓宽评价范围。高校对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评价范围应贯通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第二课堂
的特定获奖可以兑换抵扣第一课堂的创新创业训练课程学分,专业四级、八级和各类职业资格证考试的通过情况
也可纳入评价范围。总而言之,高校应通过创设科学的人才培养评价体系,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参与
性,助推复合型外语人才的高质量培养。
(五)以“高水平师资队伍”为保障
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师。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培养对高校外语教师的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求他们不
仅要师德高尚、具备扎实的外语语言文化功底和跨学科知识结构,还要具备复合型外语的实践经验③。然而,在当
前我国庞大的外语师资队伍中,不仅缺乏语言文学和专业融合型教师④,同时也缺乏复合型外语实践经验的教师,
难以支撑复合型外语人才的有效培养。因此,整体提高高校外语师资水平,以高水平外语师资队伍建设为复合型
外语人才培养提供强有力保障,将是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必由之路。高校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强化高水平外
语师资队伍建设。
其一,加大外引内培力度,提高外语教师专业素质和综合能力。一方面,对外与行业企业合作,聘请有丰富外
语实践经验的行业专家担任兼职教师,以此完善高校理论性外语教师与实践性外语教师的结构比例。另一方面,
对内采取进修、研修、挂派结合等多种教师培养方式,多样化促进外语教师的专业发展,整体提升外语教师的综合
素质和外语教学能力。
其二,改革教师评价机制,引导教师回归教学,重视教学研究,着力教学改革实践。高校应采取学院领导、校院
教学督导、系室同行、校外专家、学生评价“五位一体”的方式对教师进行综合评价,在教师评聘职务时实行教学考
①
②
③
④
孟林华《构建应用型外语本科实践教学体系初探》,《中国高等教育》2012年第12期,第55页。
朱德全《新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评价》,《教育家》2023年第10期,第1页。
马瑞贤、侯贺英、汤倩《对外传播视域下的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研究》,《传媒》2019年第11期,第89页。
庄智象、陈刚《我国英语专业教育的问题及对策思考》,《外语界》2017年第3期,第11页。
136
曹曦颖ꢄ新时代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内在要求与实践进路
核一票否决制,以此引导教师注重对自身教学能力和专业素质的提升。与此同时,高校要定向扶持各级教改项目,
鼓励教师以国家和社会需求为导向积极申报教改项目,利用教改项目成果及时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提高
教学质量。
其三,建立赏罚分明的人才培养激励机制。高校可以设立优秀育人奖,定期评比表彰在人才培养方面做出突
出贡献的优秀教师,以此激励教师重视人才培养,回归教书育人初心。
四ꢄ结语
立足新时代,国家战略和社会各领域高质量发展亟需复合型外语人才的智力支撑。高校作为复合型外语人才
培养的中坚力量,应勇担时代使命,主动识变、应变和求变。一方面,要廓清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理论内涵
与时代特征;另一方面,要明晰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对高校开展外语教育的内在要求。此外,还要明确高校复合型
外语人才培养的未来实践进路,以此实现对新时代复合型外语人才的高质量培养,为建设教育强国、推动中国式现
代化发挥应有作用。
[责任编辑:罗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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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卷第4期
024年7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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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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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1ꢁ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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ꢂSocialSciencesEditionꢃ
Julyꢁ2024
国际中文教材文本改编:
基本原则与实现路径
高雪松ꢄ周小兵ꢄ洪炜
ꢄꢄ摘要:文本改编是教材编写的常用手段,是语言教学的必要环节,是语言教师的基础能力。对120篇教材课文改编原
文内容进行系统考察,可概括出国际中文教材文本改编应遵循的四项基本原则及与之相应的九条实现路径:一是可理解
性原则,主要通过降低语言难度、增加冗余信息、增强语篇衔接实现;二是规范性原则,主要通过规范词汇表达、规范语法
表达实现;三是教学性原则,主要通过编排词汇教学、编排语法教学实现;四是适度性原则,主要通过调控改编力度、评估
改编效度实现。
关键词:国际中文教材;文本改编;教材改编;教材编写
ꢀ
DOI1013734ꢅjcnki1000-531520240610
收稿日期:2024-03-14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基于大数据的国际中文教材设计评估”(21FYYB014)的阶段性研究
成果。
作者简介:高雪松,女,安徽滁州人,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中文教材和汉语二语习得,E-
ꢀ
mailꢆcedargao1215@qqcom;
周小兵(通讯作者),男,浙江镇海人,北京语言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二语习得
ꢀ
与教学、国际汉语教材和国际中文教育,E-mailꢆcslzxb@qqcom;
洪炜,男,广东潮州人,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汉语二语习得与加工、国际
中文教育。
一ꢄ引言
文本改编,是为使文本适应学习者的语言水平,满足教学目标和需求,教师(含教材编写者、测试命题者等)采
用多种策略对所选文本进行适当改编的过程①。文本改编广泛应用于二语教材中,是教材编写的常用手段②。
作
为教材改编的核心部分,文本改编也是语言教学的必要环节③,是语言教师的基础能力④。加强文本改编研究,对
国际中文教材编写、教学应用、教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英语二语文本改编研究起步较早,成果较多。早期主要关注文本改编对理解和习得的影响⑤、文本改编前后
①
②
高雪松、周小兵、洪炜《汉语二语教材文本改编策略研究》,《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第32ꢇ39页。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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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llyJYoungꢁꢒLinguisticSimplificationofSLReadingMaterialꢆEffectiveInstructionalPracticeꢕꢁꢓModernLanguageJournal83ꢁno3ꢂSeptember
ꢀ
1
999ꢃꢆ350-366ꢖ高雪松、周小兵、洪炜《汉语二语教材文本改编策略研究》,《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第32ꢇ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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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BrianTomlinsonꢁHitomiMasuharaꢁTheCompleteGuidetotheTheoryandPracticeofMaterialsDevelopmentforLanguageLearningꢂHoboken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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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ey-Blackwellꢁ2018ꢃꢁ65-91
ꢀ
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国际中文教师能力专业标准(T/ISCLT001-2022)》,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5页;黎天睦《北京语言学院汉语教材简评》,
ꢀ
TimothyLight(黎天睦)《现代外语教学法———理论与实践》,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254ꢇ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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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yEOꢔDonnellꢁꢒFindingMiddleGroundinSecondLanguageReadingꢆPedagogicModificationsThatIncreaseComprehensibilityandVocabul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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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quisitionWhilePreservingAuthenticTextFeaturesꢁꢓModernLanguageJournal93ꢁno4ꢂWinter2009ꢃꢆ512-533
138
高雪松ꢄ周小兵ꢄ洪炜ꢄ国际中文教材文本改编:基本原则与实现路径
语言特征的差异①,近年来逐渐关注教师文本改编的过程②、智能文本改编的开发与应用③等。在教材文本改编方
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材课文、分级读物、考试和学术阅读材料等文本改编的方法和原则④。可以看出,英语二语
文本改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在不断加强,并逐渐形成了以文本改编为核心的研究体系。
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文本改编研究逐渐引起学界关注。在改编策略方面,学者们主要探讨了教材课文本土
化的改编策略⑤,分级读物、旅游文本的词汇改编策略⑥;近期高雪松等考察综合教材课文与原文的异同,建立了相
对系统的改编策略框架⑦。在改编标准和原则方面,早期学者们主要针对教材编写提出了宏观原则,如科学性、实
用性、针对性、趣味性等基本原则⑧,还有交际性、时代性、语体性等其他原则⑨;近期汲传波、李宇明针对新冠疫情
防控,提出“简明汉语”词汇、语法及语用的具体简化标准ꢈꢉꢊ,这可视为国际中文领域首次提出相对具体且系统的标
准。在改编对习得的影响方面,学者们开始关注到简化、详述等不同类型改编文本对汉语二语学习者伴随性词汇
习得的影响ꢈꢉꢋ。此外,在机器改编方面,学者们对中文文本词汇自动化简化进行了研究ꢈꢉꢌ;并基于相关标准研发了
难度分级平台来辅助文本改编,就教师使用智能平台辅助文本改编进行了讨论ꢈꢍꢉ;ChatGPT的出现也为文本改编、
教材编写提供了可能性ꢈꢎꢉ。
但从总体来看,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文本改编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引起学界进一步重视。虽有学者呼
吁,需加强国际中文教材编写的基础研究ꢈꢉꢏ,加强对教材最核心部分课文的研究ꢈꢉꢐ,指出对比教材课文和原文是做
好教材编写前期工作的一个重要基础ꢈꢉꢑ。但目前国际中文教材编写还主要停留在实践经验层面ꢈꢉꢗ;对教材课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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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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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Research16ꢁno1ꢂJanuary2012ꢃꢆ89-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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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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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sꢁꢓEnglishforSpecificPurposes68ꢂOctober2022ꢃꢆ3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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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TanJinꢁXiaofeiLuꢁꢒAData-DrivenApproachtoTextAdaptationinTeachingMaterialPreparationꢆDesignꢁImplementationꢁandTeacherProfess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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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ꢓTESOLQuarterly52ꢁno2ꢂJune2018ꢃꢆ457-467
④
贾永堂、肖岚《基于教育性视角的大学英语教材文本改编分析———以“全新版”大学英语教材为例》,《大学教育科学》2019年第6期,第29ꢇ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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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MaritSimensenꢁꢒAdaptedReadersꢆHowAreTheyAdaptedꢕꢁꢓReadinginaForeignLanguage4ꢁno1ꢂ1987ꢃꢆ41-57ꢖIrinaRetsꢁLlu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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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rucꢁTimCoughlanꢁUrsulaSticklerꢁꢒApproachestoSimplifyingAcademicTextsinEnglishꢆEnglishTeachersꢔViewsandPracticesꢁꢓEnglish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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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ficPurposes68ꢂOctober2022ꢃꢆ31-46
⑤
周小兵、陈楠《“一版多本”与海外教材的本土化研究》,《世界汉语教学》2013年第2期,第268ꢇ277页;周小兵、陈楠、郭琎《基于教材库的全球华文教
ꢀ
材概览》,《海外华文教育》2015年第2期,第225ꢇ234页;周小兵、VasilyKalinin《俄罗斯“仿造版”汉语教材的改编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
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19年第1期,第25ꢇ32页。
⑥
朱勇、宋海燕《汉语读物编写的理念与实践》,《海外华文教育》2010年第4期,第22ꢇ29页;徐悦、张易扬、王治敏《面向来华留学生的汉语旅游文本词
汇简化研究》,《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第38ꢇ43页。
⑦
⑧
高雪松、周小兵、洪炜《汉语二语教材文本改编策略研究》,《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第32ꢇ39页。
吕必松《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讲义)(续五)》,《世界汉语教学》1993年第3期,第206ꢇ219页;刘珣《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313ꢇ318页。
⑨
赵金铭主编《对外汉语教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75ꢇ185页;李泉《第二语言教材编写的通用原则》,中国应用语言学会编《第三届全国
语言文字应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科技联合出版社2004年版,第447ꢇ460页。
ꢈꢉꢊ汲传波、李宇明《<疫情防控“简明汉语”>的研制及其若干思考》,《世界汉语教学》2020年第3期,第311ꢇ322页。
ꢈꢉꢋ洪炜、赖丽琴《语境简化对中高级汉语二语者伴随性词汇习得的影响》,《世界汉语教学》2023年第3期,第399ꢇ414页;洪炜、赖丽琴《语境详述能否
促进伴随性词汇习得?———来自汉语二语的实证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2023年第6期,第38ꢇ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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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LanguageProcessing29ꢂMay2021ꢃꢆ1819-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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ꢈꢉꢍWeiBoꢁJingChenꢁKaiGuoꢁTanJinꢁꢒData-DrivenAdaptingforFine-TuningChineseTeachingMaterialsꢆUsingCorporaasBenchmarksꢁꢓ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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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ationalandCorpusApproachestoChineseLanguageLearningꢁedXiaofeiLuꢁBerlinChenꢂSingaporeꢆSpringerꢁ2019ꢃꢁ99-117
ꢈꢉꢎ崔希亮《国际中文教育的学科体系与学术体系》,崔希亮等《“国际中文教育三大体系”多人谈》,《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23
年第3期,第2页;周小兵、高雪松《仿真中文教学过程,构建智能教育资源平台》,刘利等《“ChatGPT来了:国际中文教育的新机遇与新挑战”大家谈
(上)》,《语言教学与研究》2023年第3期,第2页。
ꢈꢉꢏ李泉《近20年对外汉语教材编写和研究的基本情况述评》,《语言文字应用》2002年第3期,第100ꢇ106页。
ꢈꢉꢐ刘弘、蒋内利《近十年对外汉语教材研究特点与趋势分析》,《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15年第1期,第55ꢇ62页。
ꢈꢉꢑ郝琳《对初级对外汉语教材文本真实性、典型性、得体性的若干考察》,《华文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3期,第41ꢇ49页。
ꢈꢉꢗ汲传波、李宇明《<疫情防控“简明汉语”>的研制及其若干思考》,《世界汉语教学》2020年第3期,第311ꢇ322页。
13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研究不仅数量少,而且以定性分析为主①;对教材课文改编的实证研究更是屈指可数
。国际中文教材文本改编研
究亟需在理论层面提升,与教材编写的宏观原则形成有效链接。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系统考察120篇教材课文与原文的异同,探索文本改编的基本原则
与实现路径,以期为文本改编提供有益的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并为促进国际中文教材编写、教师发展和教学应用
提供新思路。
二ꢄ研究设计
(
一)研究问题
国际中文教材课文改编原文应遵循什么基本原则?实现这些原则的主要路径有哪些?
二)研究语料
(
语料源于《汉语教程(第三版)》、《发展汉语(第二版)》、《博雅汉语(第二版)》和《尔雅中文》4套国际中文综合教
材。这4套教材为近十年出版,在中国大陆使用范围广。我们选取了其中120篇课文(包含初级33篇、中级47篇、
高级40篇)及对应原文,进行系统研究。
(三)研究方法和步骤
参照内容分析法基本程序,自下而上进行研究,主要有六个步骤。
第一,依据文本构成由小到大的基本单位,确定分析单元为词汇、短语、句子、段落的具体改编。改编部分的数
量比例见表1。
表1ꢄ国际中文教材文本改编基本情况(频数/百分比)
词汇
短语
句子
段落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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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6/11.91%
3729/27.34%
630/4.62%
13643/100.00%
ꢄꢄ第二
,根据文本信息提取要点,初步制定三个层面的编码方案:词语层面考察词汇难度、词义、词形,句法层面
考察句法成分、句子结构,篇章层面考察篇章信息、结构、衔接。
第三,抽取典型对比文本6篇,两位研究者分别使用NVivo12.0软件进行开放式一级编码,并进行二级、三级
编码归类。完成后汇集分析,修订方案。
第四,随机抽取20%(23篇)的文本,分别编码。经过Holsti信度检测,一级编码信度均在0.93及以上,信度
水平高。研究者讨论分歧,确定方案。
第五,因研究者间信度高,余下91篇分别独立编码,不再进行信度检验。
第六,使用NVivo12.0软件计算不同节点下的频数②,进而构建文本改编的原则和路径。
三ꢄ国际中文教材文本改编的基本原则
通过比对原文,参照新标准《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③,我们对120篇教材课文的改编进行系统考
察,概括出国际中文教材课文改编的四个基本原则:可理解性原则、规范性原则、教学性原则、适度性原则。
(一)可理解性原则
教材文本改编,实质上是调整文本难度,使之与学习者语言和认知水平匹配的过程。可理解性指改编后的课
文能够被学习者理解和习得。文本难度是影响可理解性的重要因素④,可理解性是语言习得发生的必要条件⑤。
学习者使用适合其语言水平的文本,能促进其语言习得与语言能力的发展⑥。遵循可理解性原则,是教材文本改
编的必要前提。
①
②
③
刘弘、蒋内利《近十年对外汉语教材研究特点与趋势分析》,《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15年第1期,第55ꢇ62页。
囿于篇幅,本研究未整体呈现不同节点的频数数据,将在下文分析实现路径时结合数据进行阐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GF0025ꢇ2021)》,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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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ScottACrossleyꢁMaxMLouwerseꢁPhilipM McCarthyꢁDanielleSMcNamaraꢁꢒALinguisticAnalysisofSimplifiedandAuthenticTextsꢁꢓMod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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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Journal91ꢁno1ꢂSpring2007ꢃꢆ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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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StephenDKrashenꢁTheInputHypothesisꢀIssuesandImplicationsꢂLondonꢆLongmanꢁ1985ꢃꢁ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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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ScottACrossleyꢁDavidAllenꢁDanielleSMcNamaraꢁꢒTextSimplificationandComprehensibleInputꢆACaseforanIntuitiveApproachꢁꢓ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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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Research16ꢁno1ꢂJanuary2012ꢃꢆ89-108
140
高雪松ꢄ周小兵ꢄ洪炜ꢄ国际中文教材文本改编:基本原则与实现路径
运用汉语文本阅读难度分级平台(简称“分级平台”)①考察120篇原文发现,相当一部分原文篇幅过长,语言难
度偏高。如初级教材原文长度超过1000字、难度超过初等水平的篇数分别占36.36%(12篇)、96.97%(32篇);中
级教材原文超过1500字、难度超过中等水平的篇数分别占42.55%(20篇)、44.68%(21篇)。篇幅长、难度高,导致
学习者内在认知负荷重,影响可理解性。原文还经常使用省略(含零指代、连谓结构等论元和显性关联词语省略
等),出现句子主干信息缺位、语义关系不明确等现象,会增加信息加工的负担,不利于文本理解。改编后的课文,
难度普遍降低,符合克拉申提出的“i+1”可理解性输入的原则,有助于提高二语教学效果。
(二)规范性原则
语言规范,是在长期言语实践中巩固下来并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使用一种语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的准则和典
范②。教材文本改编的规范性有两层含义。
第一,对原文错误的或存在争议的表达形式进行规范,使课文语言表达正确,能够被普遍接受。如原文句子
“
由于熊猫色彩简洁,身形肥胖讨人喜欢,性格憨厚温和,一直都是玩具设计师的宠儿。”一般来说,前后分句主语相
同,前一分句的关联词应位于主语后面③;但也有学者指出“由于”为非定位关联词,前后分句主语相同时,其在主语
。初级教材课文增加了后一分句的关联词和主语改成
, :“
前后的位置是自由的④
由于熊猫颜色黑白分明,体形肥
胖,性格温和可爱,因此它们一直都是玩具设计师喜欢的形象。”国际中文教材对这类形式的修改是十分必要的,在
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语言规范的强制性。
第二,考察120篇课文发现,57.50%(69篇)选自老舍、毕淑敏等作家的文学作品及《读者》、《青年文摘》等杂志
上的散文故事,原文包含一些方言词、口语词等,以及状语后置、主谓倒装等句式。教材课文对其规范,主要是将其
改为词形、词义和词用符合普通话规范的常用词汇,符合普通话的基本句型和习惯表达方式。国际中文教学教授
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也符合我国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法则⑤。
(三)教学性原则
教学性是教材的本质属性⑥。教材文本改编的教学性,指改编后的课文需要含有符合等级标准、超越学习者
现有水平“+1”的语言要素;而且这些要素需在课文中有序呈现和复现,以促进学习者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的发
展。实现教学性是教材文本改编的根本目标。
综合教材的课文承载的语言要素最多⑦,语言要素教学也是综合课教学的重点⑧。运用分级平台考察120篇
原文难度发现,66.25%(53篇)的初中级教材原文难度高于相应等级水平,7.50%(3篇)的高级教材原文难度低于
高等水平,均不能很好地满足教学需求。如初级教材课文《我看见了飞碟》的原文难度值为2.94,属高等水平;出现
了“灼”、“刹”等27.58%的难字,“千载难逢”、“天幕”等36.47%的难词,“所”字结构、“无A无B”等23.85%的语法
难点。这些语言要素需要改编,才能更好地适用于初级阶段的教学。
(四)适度性原则
适度性指教材文本改编的程度需要适当。这需综合衡量几个问题:原文是否需要改编?改编策略是否适当?
改编后的语言内容是否适当?
教材文本改编存在改编过度和不足的问题⑨。运用分级平台测量改编后的120篇课文发现,20.83%(25篇)
的初中级教材课文难度仍然高于相应等级,4.17%(5篇)的中高级教材课文难度低于相应等级。突出问题是词语
难度调整不当,可分为以下两类。第一,替换后词汇难度高于相应教材等级。如中级教材课文用高等词“没准儿”
①
程勇、董军、晋淑华《基于新标准的汉语二语文本阅读难度分级体系构建与应用》,《世界汉语教学》2023年第1期,第98ꢇ110页。分级平台网址:
1
202770114ꢆ8000ꢅanalysis_a。下文对原文和课文难度的测量,也运用了分级平台。
许宝华、杨剑桥《大辞海·语言学卷(修订版)》,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347ꢇ348页。
黄伯荣、廖旭东主编《现代汉语(增订六版)》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6版,第146页。
李晓琪《现代汉语复句中关联词的位置》,《语言教学与研究》1991年第2期,第79ꢇ91页。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二章第二十条。
曾天山《教材论》,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14页。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李晓琪《汉语第二语言教材编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4ꢇ88页。
杨惠元《综合课教学要处理好的十个重要关系》,《语言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6期,第24ꢇ30页。
高雪松、周小兵、洪炜《汉语二语教材文本改编策略研究》,《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第32ꢇ39页。
14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替换初等2级词“可能”,初级教材课文用中等6级词“轨道”替换高等词“轨迹”。这些难词均收入生词表。生词数
量多、难度高一直是教材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①,改编程度不当是导致该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替换后的词
汇难度低于相应教材等级。如中级教材课文用初等3级词“要是”替换2级词“如果”。其实可以用中等4级词“假
如”替换“如果”,与学习者水平相符。可见,适度性是教材文本改编的基本要求。
四ꢄ国际中文教材文本改编的实现路径
上述四项文本改编原则主要通过九条路径实现,以下用实例及数据讨论这些路径。
(一)可理解性实现路径
可理解性主要通过降低语言和认知难度来实现。具体路径可概括为三条。
第一,降低语言难度。主要包含以下三个层面。(1)降低词语难度。主要采用简单词对难词进行替换或解释
(
367次/17.35%②),如初级教材课文用“老年”替换“暮年”,中级教材课文用“到死也不改变”解释“至死不渝”等。
2
上下位词或不同音节词替换是常用手段,如初级教材课文用“外国”替换“犹太”,用“笑”替换“窃笑”等。(2)降低句
法难度。多为删除句法成分(2122次/15.55%),尤其是删除含有难词或复杂结构的状语、定语。如初级教材课文
《共同经历一场爱情》共删除原文“漫不经心”、“随着车子的颠簸”、“焦灼难耐之下”等14个状语。另一手段是用简
单结构代替复杂结构(770次/5.65%),多用主动代替被动,用肯定代替否定,用陈述代替反问。如初级教材课文把
原文“无一不被感动”(双重否定+被动)改写为“大家都很激动”。也有把若干分句合并为单句,如中级教材课文把
“他带着陌生的眼神看我,然后轻轻颔首”合并为“他看着我微微点了点头”。(3)降低篇章难度,多为删减篇章长度
(
次/ )。如初级教材课文《我看见了飞碟》删除原文“它绿色葱茏,湖水澄碧……”等对景色的描述,“他
2
550 18.69%
是江苏南通人……”等对人物的介绍和“我们调动各自的经验和学问展开了讨论……”等次要信息,共1676字。此
外还有改变篇章结构(159次/1.17%),包括:合并短段落,增强紧凑性;拆分长段落,增强层次性。
第二,增加冗余信息。冗余指超过传递最少需要量的信息③,是影响可理解性的重要因素④。文本改编主要采
用两种手段。(1)增加句法成分(1517次/11.12%),可促进对难词和句意的理解。如中级教材课文增加句中划线
处“原料是人们扔掉的废纸和垃圾”,帮助学习者理解生词“废”、“垃圾”。(2)增加篇章冗余(751次/5.51%)。如中
级教材课文增加划线部分:“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每到月底,母亲都不得不到邻居家去借钱。”划线句子帮助学习者
理解生词“紧巴巴”。
第三,增强语篇衔接。语篇衔接,指文本中不同成分之间存在的语义联系⑤,是影响可理解性的重要因素⑥。
汉语语篇衔接手段丰富,有指称、结构、逻辑、词汇和主位—述位衔接等⑦。教材文本改编增强语篇衔接,主要有三
种手段。(1)增加关联词(204次/1.50%)。多为增加句子连词,以显性呈现句子结构和语义之间的逻辑关系。如
初级教材课文:“这一切虽然观众们都看不见,但是,他们闻到了花香,也听到了姑娘轻轻的脚步声。”教材中较原文
增加“虽然”、“也”,凸显句子的转折、并列关系。(2)调整篇章顺序(129次/0.94%),效果是使文本逻辑更清晰,衔接
更紧密。如高级教材课文的原文:“八十年代初,萨特与弗洛伊德的学说曾在中国红极一时。在哲学思辨与现实关
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
照之间,中国人总是明显偏爱后者。于是在完成了对人本主义和精神分析学说的形而下转化后,人们得出结论:人
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
是自由的,欲望理应被满足,而且这些,统统与道德无关。此时,性解放思潮在西方已经归于没落,但在刚刚开放的
中国,它的合理性却在中国人对萨特与弗洛伊德的理解中得到证实。”教材改编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性解放思
潮在西方已经没落,但在刚刚开放的中国,它的合理性却在中国人对萨特与弗洛伊德的理解中得到证实:人是自由
①
杨德峰《试论对外汉语教材的规范化》,《语言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3期,第17ꢇ29页;周小兵、赵新《中级汉语精读教材的现状与新型教材的编写》,
汉语学习》1999年第1期,第53ꢇ56页。
每种类型改编百分比的分母数,均为文本改编总频数13643次。
《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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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M A K HallidayꢁRuqaiyaHasanꢁCohesioninEnglishꢂLondonꢆLongmanGroupLtdꢁ1976ꢃꢁ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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ꢂApril2020ꢃꢆ169-182
胡壮麟《语篇的衔接与连贯》,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4ꢇ152页。
⑦
142
高雪松ꢄ周小兵ꢄ洪炜ꢄ国际中文教材文本改编:基本原则与实现路径
的,欲望理应被满足。而且这些,统统与道德无关。”教材删除“萨特与弗洛伊德的学说……人们得出结论”这一段
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ꢘ
话,将下划线句子调至“证实”后,增强了逻辑性和衔接性,突出了该段中心意思。(3)用指称对象原名替换代词(69
次/0.51%)。多为用人名替换人称代词,也有地名、物名替换指示代词。如初级教材课文的原文:“她是这场电影
的讲解员。这一切他们都看不见。”教材改编时将人称代词“他们”替换为“观众们”,指称更加明晰。
(
二)规范性实现路径
规范课文语言,体现在语音、书写、词汇、语法、语用等不同层面上①。教材文本改编规范性的实现路径主要有
两条。
第一,规范词汇。(1)使用语义更规范的词汇(283次/2.08%)。如原文:“会议上有了他,再空洞的会议也会显
得主题正确,内容充沛,没有白开。”“充沛”不能跟主语“内容”搭配,课文换成“充实”;“主题正确”虽可说,但在这个
ꢀ
语篇里课文改用“主题明确”更好。还有把方言词汇“咋”、“看客”替换为“怎么”、“客人们”,把口语词汇“腮帮子”、
“
家当”替换为“脸”、“东西”,把书面语词汇“睽隔”、“啜”替换为“离别”、“喝”等。(2)使用词形更规范的词汇(
199次/
ꢀ
ꢀ
)。如把“聊天”、“事儿”分别改为“聊天儿”、“事”等,还有把异形词“糜费”、“磨擦”替换为“靡费”、“摩擦”等,
1.45%
把不常使用的同素异序词“馆场”、“私隐”替换为“场馆”、“隐私”等。
第二,规范语法。主要手段是句法成分调序(254次/1.86%),以多项状语、定语的调序为主,如把“实际上已经
确实不太适合作为整个中华民族的代称了”的划线处调整为更常使用的“确实已经”②。 ,
另外部分原文使用了汉语
频率较少的语序,课文将其调整为汉语书面语的常见语序。如初级教材课文把状语后置句“我们看见了UFO,在
新疆”调整为“在新疆,我们看见了飞碟”;高级教材课文把受事主语句“那时,我还没到雕艺厂来,所以居贤的老婆
没见过”调整为“那时,我还没到雕艺厂来,所以没见过居贤的老婆”,且两个分句共用一个主语。
(三)教学性实现路径
实现教学性,主要通过合理编排符合等级水平和教学目标的词汇、语法等路径。
第一,编排词汇教学要素。(1)用难度合适的词语进行替换(780例/11.34%③)。如高级教材课文第14课:“你
都要勇于对自己说:我很幸福。”划线词“勇于”的原文是“有勇气”,“勇气”是中等4级词,而“勇于”是高等7ꢇ9级
词,而且是该教材第6课生词。用“勇于”复现了生词,增加了高级阶段的教学性。(2)直接增加目标词(374例/
)。如高级教材课文:“生命的危险都可以去冒,可想而知,还有什么危险的事不敢去做呢?”教材在原文中增
5.44%
加高等词“可想而知”,并收录于生词表中进行教学。
第二,编排语法教学要素。(1)增加新的教学语法点(148例/24.38%)。如初级教材课文增加划线处:“司苔拉
比我大,但只比我大一点儿……她会说英语,也会说广东话,她说广东话比我还好。”先增加一个简单“比”字句,再
增加一个含“还”的复杂“比”字句,适合结合语境进行由易到难的语法教学。(2)用难度合适的语法结构改写句子
或替换语法项目(132例/21.75%)。如原文:“你已经会说西班牙语,你的英语也还可以,你必须再学习一种语言。”
初级教材课文改写为:“除了西班牙语和英语以外,你还得再学习一种语言。”格式“除了……(以外),还/也……”为
初等3级语法项目,教材将其收录于语法点中进行教学。
(四)适度性实现路径
实现适度性需参考新标准,如《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国际中文教材评价标准》④;借助智能工具,
如标准查询⑤、分级平台等,进行有效调控、评估。
第一,调控改编力度。需准确评估原文,明确改编点,进行符合教学目标和相应标准的改编。如中级教材课文
把原文“认真地用双手放下名片”中的初等1级词“认真”改为超纲词“恭恭敬敬”,难度超出中级水平,建议改为中等
级词
“礼貌”,实现适度性。若原文符合等级水平且表达正确,则无须改编。如中级教材课文把原文“说不定他还
5
①
②
③
李晓琪《汉语第二语言教材编写》,第155ꢇ166页。
BCC语料库检索发现,“确实已经”有524条,“已经确实”仅有27条。
本文从可操作性角度统计了120篇课文中词汇、语法教学要素呈现的数量,未统计复现的数量。词汇教学的百分比分母数为课文生词数量之和
6
878个,语法教学的则为语言点数量之和607个。
ꢀ
④
⑤
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国际中文教材评价标准(T/ISCLT003-2023)》,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
标准查询网址:www.chinesetest.cn/Development。
14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在铺桌布”的中等4级词和语法点“说不定”改为初等2级的“也许”,反而没达到中级汉语水平的要求。
第二,评估改编效度。一是静态评估,可量化评估课文难度及所含等级汉字、词汇、语法等指标。如运用分级
平台测量发现,初级教材课文《理发》文本难度值2.40,属中等5级水平;超过初等水平的难字(如“恍”、“罩”)占
ꢀ
6.72%,难词(如“闪失”、“免不了”)占25.87%,语法难点(如“何况”、“趁”)占
1
18.06%。二是动态评估,可调查使
用者反馈。杨德峰调查学习者发现,初、中、高级生词量分别以20ꢇ30个、40个左右、60个左右为宜①。我们对教
《理发》的三位教师访谈发现,他们均表示该课6
个生词量偏多;有教师提议将课文中“开张”、“发廊”等词改为使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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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高一些的“开业”、“理发店”,可以与课文中“停业”、“理发”、“理发师”等词相呼应②。
五ꢄ结语
本文考察120篇教材课文对原文的改编,提出文本改编的基本原则和实现路径(见图1)。希望能够推进文本
改编的理论探讨与实践应用,拓宽并加深国际中文教材编写的基础研究。
图1ꢄ国际中文教材文本改编的基本原则与实现路径
以上原则与路径并非各自独立,而是呈现出交叉重叠的现象,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如何协调好各个层面
及其内部之间的关系,是国际中文教材文本改编的重要问题。此外,以上原则和路径是否同样适用于不同课程类
型、不同应用领域的文本改编,值得未来深入探讨和进一步检验。
[责任编辑:唐ꢄ普]
①
②
杨德峰《试论对外汉语教材的规范化》,《语言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3期,第17ꢇ29页。
ꢀ
杨寄洲《汉语教程》(第3册下),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版,第122ꢇ127页。
144
第51卷第4期
024年7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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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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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1ꢁ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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ꢂSocialSciencesEditionꢃ
Julyꢁ2024
国际中文传播新路径探索:
构建“汉语+民航”式“空中丝绸之路”
杨锐ꢄ刘海燕
ꢄꢄ摘要:“空中丝绸之路”是我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开展人文交流的重要途径,是国际中文传播的重要载体。当前
“空中丝绸之路”的国际中文传播功能并未充分发挥,既受限于汉语在国际民航的影响力,也缺乏开展国际中文传播的“汉
语+民航”型人才。构建“汉语+民航”式“空中丝绸之路”作为国际中文传播的新路径,是对“汉语+”教育的创新实践,能
够解决当前“空中丝绸之路”在国际中文传播中的问题,对国际中文传播事业的长久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关键词:空中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倡议;国际中文传播;文化交流
ꢀ
DOI1013734ꢅjcnki1000-531520240611
收稿日期:2024-01-15
作者简介:杨锐,女,四川广元人,文学博士,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讲师,研究方向为语言学及应用语言
ꢀ
学、国际中文教育,E-mailꢆiamyuri@zjueducn;
刘海燕,女,四川巴中人,文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ꢄ引言
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惠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有关国家的积极响应。随之而
来的是世界人民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好奇,纷纷开始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国际中文教育就是世界人
民了解和学习中华文明的主要手段,是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最重要的途径。但是,伴随着汉语
国际推广的实施、汉语国际教育的开展,国际中文教育和孔子学院面临着要满足世界人民对汉语学习多样化需求
的新课题①。同时,党的二十大开启了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国际中文教育承担着推动
中文和中华文化在世界各国的广泛传播,提升中华文化的全球影响力的新使命②。只有转型和创新,探索和发展
新的路径,才能为中文国际传播赋予新的生命力。
“空中丝绸之路”是联通我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纽带,不仅具有航空运输功能,也是我国开展与“一带一
路”共建国家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挖掘“空中丝绸之路”的文化传播潜能,将“空中丝绸之路”的建设发展同中华
文化传播紧密结合,能够为国际中文传播创造新的动力和势能。但如何实现二者的联袂互动,仍须进一步探讨和
研究。本文将着眼于“空中丝绸之路”的文化传播功能,从提升汉语地位、培养“汉语+民航”型人才、创新传播形式
等方面探索一条具有“汉语+民航”特色的“空中丝绸之路”,使之成为国际中文传播的新路径,解决“空中丝绸之
路”在国际中文传播中面临的困境,提升“空中丝绸之路”的国际中文传播功能,从而促进国际中文传播事业的转型
发展。
二ꢄ“空中丝绸之路”的国际中文传播现状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民航一直将搭建“空中丝绸之路”作为民航的天然使命和历史责任。服务国家
①
②
耿虎、马晨《“一带一路”“中文+”教育发展探析》,《闽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第117ꢇ118页。
吴应辉《新时代新征程国际中文教育新使命新行动思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第125ꢇ126页。
14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外交大局,发挥民航在对外交往中的独特作用以及中国民航“一带一路”合作平台作用更是被列入民航局“十四五”
规划的重点工作之一①。目前,与我国签订相关合作协议的140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中,已有104个与我国签订
了双边航空运输协定,中国民航已经成为联通世界的重要交通枢纽、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渠道②。2023年以来,我国
内地机场国际客运航班量持续恢复,其中,“一带一路”航线恢复率高于行业其他航线。截止到2023年上半年,“空
中丝绸之路”旅客运输量占我国国际航空市场比重持续提升,达到71%;“空中丝绸之路”货邮运量占我国国际航空
ꢀ
货运市场的26%③。“空中丝绸之路”拥有广泛覆盖的航空运输网络和体量巨大的服务群体,在推进“一带一路”文
化交流、开展国际中文传播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经过多年的实践与发展形成了优秀传播案例(见表1)。
表1ꢄ中国航空公司国际中文传播案例
序号
公司名称
国际中文传播案例
通过打造蓝天之上的“文化空间”,把飞机客舱变成“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弘扬时代精神”的空中平
台。经过多年积累,已经逐步形成了“木棉佳节”、“空中茶苑”、“空中课堂”等系列文化宣传品牌。④
1
中国南方航空
2
3
中国东方航空
春秋航空
与南博联合创作的“东航打卡南博”短视频在东航、南博两家官方新媒体平台上同步发布。⑤
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以二十四节气为主线,结合各大基地航点的城市特点,推出《春秋廿四节气》
系列短片,在其各个社交媒体账号推出。⑥
ꢀ
在孔子诞辰纪念日组织策划了主题为“架起空中桥梁致敬东方圣人”的特色机上服务活动,乘务员
4
山东航空
穿上汉服,在万米高空中同旅客一起研习国学、重温孔子著作。⑦
ꢄꢄ以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春秋航空、山东航空为代表的国内各大航空公司已经开始依托“空中丝绸之
路”传播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造蓝天之上的国际中文传播平台,但当前的传播内容和形式还是相当有限
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从不缺乏优秀的内容和丰富的形式。所以,根本问题是当前“空中丝绸之路”的国际中文
传播功能受到限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首先,国际民航组织的语言政策限制了“空中丝绸之路”的国际中文传播功能。国际民航组织(ICAO)规定阿
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六种语言作为国际民航的官方语言,但实际上英语长期占据绝对优势。
国际民航组织的航空语言政策甚至明确要求在航班飞行中要使用英语,因此对于国际民航组织的工作人员而言,
英语仍然是最主要的工作语言。但对于母语非英语的民航工作人员而言,他们更习惯、更喜欢使用母语进行交
流⑧。比如,中国民航的国内、国际航班多以汉语作为主要的工作用语,尤其是在客舱服务与管理过程中,汉语是乘
务员与旅客沟通的主要媒介。
①
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交通运输部《“十四五”民用航空发展规划》,中国民航局,2021年12月14日印发,2023年12月20日访问,
httpsꢆꢅꢅwwwcaacgovcnꢅXXGKꢅXXGKꢅFZGHꢅ202201ꢅP020220107443752279831pdf,第66页。
ꢀ
②
《中欧班列+航班航线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空中物流走廊正在形成》,央视网,2023年11月5日发布,2023年12月20日访问,httpsꢆꢅꢅnewscctv
comꢅ2023ꢅ11ꢅ05ꢅARTISZWrEJZR44K65JVedKam231105shtml。
③
《民航局:上半年“空中丝绸之路”旅客运输量占我国国际航空市场比重达71%》,中国新闻网,2023年9月15日发布,2023年12月20日访问,
https://www.chinanews.com/cj/2023/09-15/10078235.shtm。
④
《南航开展与“粽”不同的空中之旅,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深圳新闻网,2023年6月21日发布,2023年12月20日访问,httpsꢆꢅꢅwwwsznewscomꢅ
newsꢅcontentꢅ2023-06ꢅ21ꢅcontent_30290979htm。
⑤
《东航江苏公司: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构建品牌传播新路径》,中国民航网,2023年9月18日发布,2023年12月20日访问,httpꢆꢅꢅwww
caacnewscomcnꢅ1ꢅ6ꢅ202309ꢅt20230918_1370583html。
ꢀ
⑥
《<春秋廿四节气>短片上新<寒露>篇讲述上海秋日故事》,中国民航网,2023年10月8日发布,2023年12月20日访问,httpꢆꢅꢅwwwcaacnewscom
cnꢅ1ꢅ6ꢅ202310ꢅt20231008_1371113html。
⑦
《发挥民航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优势》,中国民航网,2017年12月22日发布,2023年12月20日访问,httpꢆꢅꢅcaacnewscomcnꢅzkꢅzjꢅ
qunyantangꢅ201712ꢅt20171222_1237017html。
⑧
张治国《国际民航组织语言政策:多语和单语的博弈与平衡》,《语言战略研究》2022年第7期,第28页。
146
杨锐ꢄ刘海燕ꢄ国际中文传播新路径探索:构建“汉语+民航”式“空中丝绸之路”
尽管如此,但英语在国际民航的强势地位使得民航从业人员对英语的“信仰”早已根深蒂固,所以在国内民航
行业内“崇洋媚外”的心理依然十分突出,从而导致近年来诸如国泰航空CX987航班乘务人员嘲笑乘客英语水平的
负面事件①层出不穷。这反映出国内的民航工作人员对母语严重缺乏自信。对汉语的认同感尚且不足,何谈认同
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此,为发挥“空中丝绸之路”的国际中文传播功能提供良好的语言环境,亟须大力提
升汉语在国际民航的话语权和使用范围。
其次,专业人才的匮乏也限制了“空中丝绸之路”的国际中文传播功能。依托“空中丝绸之路”开展国际中文传
播,需要一支兼备汉语语言文化知识和民航专业知识,且具有良好文化传播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复合型、应用型人
才队伍。但目前民航业内人员普遍只具备专业的民航技能,在汉语语言文化、文化传播和跨文化交际方面都没有
受过系统的训练,因此不能在国际中文传播中发挥良好作用。
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通过航空公司对民航业内人员开展汉语语言、中国文化知识、文化传播能力和跨文化
交际方式的系统培训;另一方面要对即将进入或有志于从事民航工作的人员开展汉语语言、中国文化知识、文化传
播能力和跨文化交际方式的系统培训,依托民航直属院校,培养“汉语+民航”型的国际中文教育人才。在民航直
属的五所院校中,目前均未开设国际中文教育相关专业,如果能够填补这一缺口,将大大改善民航业内的国际中文
传播人才问题,为发挥“空中丝绸之路”的国际中文传播功能提供“智力”支撑。
综上所述,“空中丝绸之路”已经具备开展国际中文传播的先决条件和独特优势,但其国际中文传播功能尚未
被充分挖掘与发挥。一方面,国际民航组织长期以英语为优先,不仅影响了我国民航从业人员的语言自信和文化
自信,也对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在全球民航范围内推广和交流形成了阻碍,导致“空中丝绸之路”的国际中文传播氛
围没有广泛形成。另一方面,无论是中国民航,还是国际民航,都严重缺乏“汉语+民航”的复合型、应用型专业人
才。这导致“空中丝绸之路”的国际中文传播在内容和形式上始终无法拓展和创新,也没有形成系统、完整的国际
中文传播思路。
由此可见,发挥“空中丝绸之路”的国际中文传播功能,把“汉语+民航”式“空中丝绸之路”发展成为国际中文
传播的新路径,根本上还是要解决民航业内人员的语言自信、文化自信和专业能力问题。
三ꢄ基于“汉语+民航”式“空中丝绸之路”的国际中文传播新路径
经过十多年来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如今的国际中文教育受国际政治格局变化、国际关系等复杂因素影响,在发
展上遇到了一定的挫折②。当下,国际中文传播需要找到新的契机和出口,而“空中丝绸之路”是中国面向世界的重
要窗口,具有成为国际中文传播新路径的巨大潜力。目前“空中丝绸之路”的国际中文传播效能仍然受到限制,一
是民航从业人员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自信不足,二是民航领域缺少兼具民航技能和国际中文传播技能的专业人
才。要解决当前的问题,释放“空中丝绸之路”在对外交流和文化传播方面的潜能,就必须在“空中丝绸之路”拓展
国际中文传播的新路径。为此,我们提出构建一条“汉语+民航”式“空中丝绸之路”的国际中文传播路径,旨在将
国际中文教育的优秀经验与民航领域的语言培训、文化培训充分结合,切实解决“空中丝绸之路”在国际中文传播
中所面临的问题。
(一)“汉语+民航”式“空中丝绸之路”的内涵
在国际中文教育正面临着向“职业化”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民航迎来了融合国际中文教育的契机。2019
年“中文+职业技能”这一新的理念和模式被提出后,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职业化”成为国际中文教育发展转型
的典型方向③,能够为“空中丝绸之路”充分开展国际中文传播重塑理念、搭建体系。“汉语+民航”式“空中丝绸之
路”,既顺应了“中文+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也符合“空中丝绸之路”在当下国际中文传播中的实际情况,是目前
通过“空中丝绸之路”开展国际中文传播最合适、最有效的途径。
但是,不同于传统的国际中文教育和专门用途汉语教育以汉语教学为优先次序,“汉语+民航”式的“空中丝绸
之路”是基于行业对汉语的需求,将汉语教学附加于专业技能教学。换言之,它不是以语言学习为先导目标,而是
①
周超臣《国泰航空歧视内地乘客背后的深层问题》,虎嗅网,2023年5月25日发布,2023年12月20日访问,httpsꢆꢅꢅwwwhuxiucomꢅarticleꢅ
1
597551html。
②
③
吴勇毅《国际中文教育“十四五”展望》,《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20年第4期,第9页。
李瑞林、李正升、马可《“中文+职业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探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23年第6期,第21ꢇ22页。
14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以民航专业知识和技能为中心,提升学习者使用汉语开展工作的语言能力,以及提高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认
同水平①。因此,“汉语+民航”式的“空中丝绸之路”不是单一地以汉语语言教学或中国文化教学为唯一目标,还要
实现在民航业内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面,提高汉语在民航行业的国际话语权。“汉语+民航”式“空中丝绸之路”所
面对的群体,不仅是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民航从业人员,也包含了以汉语为母语的国内民航从业人员。对于前
者,要使汉语成为他们的工作语言之一,让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丰富他们的工作方式、服务理念;对于后者,应该提
升他们使用母语开展跨文化交际的工作技能,培养他们在工作过程中传播中国文化、展示中国形象的意识和能力。
国际中文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核心是融合,不是简单地叠加②,因此“汉语+民航”式“空中丝绸之路”也不是简
单、浅显地运用中国文化元素,而是更注重在民航业内形成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全面认知和深度认同,并且使学习
者能够自主地在工作过程中擅于、乐于使用中国的语言和文化。“汉语+民航”式“空中丝绸之路”的国际中文传播
路径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呢?目前,“空中丝绸之路”在国际中文传播中面临的是“人”的问题,“汉语+民航”式“空中
丝绸之路”的国际中文传播路径的内涵就是基于人才培养模式,不断提升国内和国外的民航从业人员对中国语言
和文化的运用能力和认同感,从而形成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在国际民航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
二)“汉语+民航”式“空中丝绸之路”的传播路径
“汉语民航”的汉语水平考试
. +
1
自1951年以来,英语一直作为国际民航组织通用语言在机场、航线上使用。但事实上,英语与民航之间并非
存在必然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没有语言研究证明英语就是最合适的国际民航组织通用语言,且一系列因陆空通话
造成的飞行事故,使得英语作为通用语言也饱受诟病和质疑③。随着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互动交流越来
越频繁,国际航线的运输量越来越大,英语已经难以满足国际航线中的语言沟通和文化交流的多语化需求。即便
在这样的形势下,汉语在民航领域的地位仍旧没有得到提升,主要原因在于民航汉语缺少系统的语言体系和语言
规范,无法向国际民航大力推广。
目前,根据《国际民航组织语言能力要求实施手册》的要求,中国民航开发了针对英语无线电陆空通话的中国
民航飞行人员英语等级考试(PEPEC),用于规范和测试飞行人员和交通管制人员的英语能力,同时面向中国飞行
人员和管制人员开发了针对汉语无线陆空通话的中国民航飞行人员汉语语言能力考试(PCPEC)。但是,在民航管
理和民航服务等国际中文传播的重要窗口,目前却没有明确的行业汉语标准,也没有民航管理和民航服务的汉语
语言能力测试,因而导致国内及国外的民航从业人员都认为民航汉语不是一项必要的工作技能。因此,国内的民
航从业人员不会通过学习去提升使用母语进行工作的语言能力,而国外的民航从业人员更不会将汉语作为自己的
工作语言。
要提升汉语在民航行业内的重要性,一定要将汉语与其职业技能考试相关联。如果将民航汉语提升到职业语
言技能的高度,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民航从业人员都会更加重视民航汉语,更加乐于使用民航汉语,这样才能在
民航领域形成一种“汉语+民航”的工作氛围,从而发挥“汉语+民航”式“空中丝绸之路”的国际中文传播优势。
事实上,在不同行业领域都出现了专门汉语的考试,比如BCT商务汉语考试、MCT医学汉语考试等。但民航
领域的汉语考试,除中国民航飞行人员汉语语言能力考试(PCPEC)之外,至今没有其他民航汉语考试。我们应该
加强民航汉语的研究,制定民航汉语的语言标准,在民航领域开发更多空乘、空管、机务、机场等领域的汉语能力考
试,以此来扩大汉语的行业影响力和话语权。民航汉语考试至少应有两种类型:一是针对以汉语为母语的民航从
业人员,侧重于对跨文化交际、汉语沟通技巧、中国文化传播等方面的能力测试;二是针对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
民航从业人员,侧重于对语言听说读写技能的语言测试。
“
汉语民航”型国际中文传播人才培养
2
. +
深化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文和中华文化加快走向世界,也是中国民航的重要使命。“空中丝绸之路”在
国际中文传播的困境,除了汉语在国际民航的使用场域和地位问题,还有人才的问题④。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将国
①
②
③
④
吴应辉、刘帅奇《孔子学院发展中的“汉语+”和“+汉语”》,《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20年第1期,第35页。
李瑞林、李正升、马可《“中文+职业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探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23年第6期,第24页。
肖凌《英语作为国际航空通用语言的历史与现状》,《中国民用航空》2013年第11期,第8页。
李宝贵、李辉《中文国际传播能力的内涵、要素及提升策略》,《语言文字应用》2021年第2期,第7ꢇ9页。
148
杨锐ꢄ刘海燕ꢄ国际中文传播新路径探索:构建“汉语+民航”式“空中丝绸之路”
际中文教育与中国民航的发展相结合来解决。但是,目前民航领域尚未开展国际中文传播人才的培养。作为以国
际交往为主的民航运输业,兼具汉语语言能力、民航知识及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复合型国际中文传播人才缺口巨大。
当下,在全民航范围推行“汉语+民航”型的人才培养模式,是有效且可行的解决方案,符合当前国际中文教育向
“中文+职业技能”方向转型的趋势,对民航强国事业、国际中文传播事业具有深远意义。
培养“汉语+民航”型国际中文传播人才,应该准确把握两大群体。一是已经在民航领域从业的工作者,二是
未来可能从事民航工作的人员。
首先,对于已经在民航领域从业的工作者,他们虽已具备专业的民航安全和管理知识,但没有接受过系统、专
业的国际中文传播能力培训,这导致这类民航工作者既缺乏国际中文传播的方法,也缺少在工作中传播中国语言
文化的意识。这类民航工作者不需要系统的知识体系,提升他们的国际中文传播意识与国际中文传播能力是主要
目标。短期而持续的培训项目就能够较快达到培养目标。一方面,各大航空公司可联合民航直属高校在公司培训
项目中增加或加大国际中文传播相关的培训活动,定期开展中国语言和文化知识培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训、国际
中文传播案例讲解等活动;另一方面,可通过国内航空公司、民航院校等联合海外航空公司,针对海外母语为非汉
语的民航工作人员开展汉语语音、听说读写、汉字、中国文化等方面的培训。
其次,未来可能从事民航工作的人员也是不可忽视的群体。从民航强国和国际中文传播事业的长久发展来
看,“汉语+民航”型的国际中文传播人才的培养重心应该在“准民航人”群体。民航业内的人才流动量较大,每年
都需要从民航直属高校中招聘大量飞行、空管、空乘、地勤等工作人员。因此,依托民航直属高校平台,融合民航特
色与国际中文传播的实际需要,创新“汉语+民航”的人才培养模式大有可为。对“准民航人”开展系统且全面的汉
语语言、中国文化、跨语言交际、文化传播等方面的课程教学,是培养“汉语+民航”型国际中文传播人才的有效途
径。民航直属高校在培养“汉语+民航”型的国际中文传播人才方面具有天然的资源优势和平台优势。以中国民
用航空飞行学院为例,该校已经形成完善的民航飞行、空管、空乘、机务等特色学科专业群,拥有与海内外和地区民
航组织、企业联合建设的人才培养基地,业已开展了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的多个留学生培养项目,为其培
养飞行、机务、空管、机场、签派、空乘等民航专业岗位人才①。因此,对于民航直属高校而言,只要在现有的民航特
色人才培养模式基础上,融合国际中文传播元素,就能够有效实现“汉语+民航”型国际中文传播人才的培养目标,
为有志于从事民航、大飞机跨境交流、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及对外汉语教学的国内外学生实现专业衔接。
.拓展“空中丝绸之路”的国际中文传播形式
3
在民航服务与管理中融合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元素,输出中国的优秀语言文化,是在蓝天之上“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②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之一。目前,“空中丝绸之路”开展国际
中文传播主要在民航服务与管理的过程中开展,将中国的传统节日与万米高空之上客舱服务进行结合(见前表1)。
但这种传播路径的空间、形式都具有局限性,只有不断扩展国际中文的传播形式,才能充分发挥“汉语+民航”式
“空中丝绸之路”的国际中文传播功能。
民航领域历来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应用,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基础。在航空公司的标识方面,如中国国际
航空有限公司采用凤凰图案,吉祥航空采用古代玉佩的图案,长龙航空采用飞龙形象,成都航空则采用太阳神鸟图
案;在飞机的机身彩绘方面,航空公司采用凤凰、牡丹、熊猫、三星堆等主题的彩绘图案,既能增加飞机机身的美感,
又能展示中国的文化元素;在乘务人员的制服方面,青花瓷、祥云等图案,中国红颜色,旗袍样式,中国结、8字扣等
元素,无不展示出中国文化的韵味。如何让这些文化元素形成一个又一个生动形象的故事,是发挥“空中丝绸之
路”国际中文传播功能的关键。
第一,把握平飞时间,升级客舱内的文化资源。国内航班的飞行时间最低在40分钟左右,最高可达到6.5小
①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简介》,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官网,2024年5月10日发布,2024年5月13日访问,httpsꢆꢅꢅwww
cafuceducnꢅxxgkꢅxxjjhtm。按:此为文章修订时补充材料。
ꢀ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
年10月16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46页。
14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时①。而国际航线往返于两个不同的国家,直飞飞行时间最长可达到16小时,远远高于国内航线②。在民航服务
过程中,平飞时段开展国际中文传播最为适宜。随着民航的不断发展与成熟,飞行过程中能够为乘客提供的娱乐
资源越来越丰富,包括视频、音频、游戏、报刊、杂志等。这也是飞行时旅客消磨时间的主要方式。航空公司应该利
用好丰富多样的传播形式,开发以中国文化为内容、以传播中国文化为目的的系列视频、音频、杂志等,这将成为中
国文化输出的有效途径。甚至还可以开发简单的汉语学习的视频、音频资源,供汉语学习者体验。
第二,利用客舱广播,传播中国故事。客舱广播是机组人员与乘客进行交流最重要的渠道之一。起飞之前,机
组人员通过客舱广播欢迎乘客登机,并告知乘客飞行的基本情况及安全注意事项;紧急情况时,也需要通过客舱广
播实现与乘客的及时沟通。但在平飞状态下,客舱广播的使用频率较低。此时,应该让客舱广播成为传播中国文
化、讲好中国故事的直接手段,用文辞优美、声音温和的客舱广播,向乘客讲述中国故事、展示中国形象,这是很好
的渠道。
第三,优化候机时间,开展中国传统文化活动。候机时间长一直是民航备受争议的问题之一。因安检流程繁
琐、航站楼过大,旅客必须额外预留1ꢇ2小时时间赶往机场。同时,大多数旅客在安检之后通常会经历长时间等
候登机,登机之后又需要等待起飞,降落后又面临等待下机。尽管飞机的高速提升了交通的便捷性,但飞行前后用
于等待的时间成本,频繁引发民众的不满。如果航空公司联合机场,充分利用这些时间段推行一系列中国传统文
化活动,不仅可以助力中国文化依托“空中丝绸之路”得到传播,也可以丰富旅客乘机前后的文化生活,缓解旅客的
等待焦虑,继而提升民航的服务质量。
(三)“汉语+民航”式“空中丝绸之路”的意义
“汉语+民航”式“空中丝绸之路”的国际中文传播新路径,根本目标是解决“空中丝绸之路”在当前国际中文传
播中所面临的“人”的问题,包括民航从业人员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认知问题,民航从业人员使用中国语言和传播
中国文化的能力等问题。表面上,这是一套融合了民航职业教育的国际中文教育模式,但由于民航行业在对外交
流中的独特优势,“汉语+民航”式“空中丝绸之路”又与传统的国际中文教育及其他行业的“汉语+”教育有所
不同。
首先,“汉语+民航”式“空中丝绸之路”是对“汉语+”教育的实践创新,向“内”培养为主,向“外”培养为辅,打破
了传统国际中文教育思维惯性。
传统的国际中文教育主要面向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外籍人士,而“中文+职业技能”教育当前的主要功能也
是推动国际中文教育与职业教育“走出去”协同发展③。这是因为在这些领域都缺少成熟的对外交流平台和媒介
。
但是,民航的对外交流平台和功能是成熟且完善的。目前,中国民航共有定期航班航线4670条,包含国内航线
4
334条
(
其中港澳台航线27条),国际航线336条④,“空中丝绸之路”自身就是向全世界弘扬中国文化的天然窗口。
如果中国民航内部,从飞行员、空乘、机务到地面安检,每一个民航从业人员都能拥有足够的语言自信、文化自信,
都具备传播中国语言文化的意识和能力,那么“空中丝绸之路”就是一张现成的对外交流网络,可以充分发挥国际
中文传播的功能。所以,不同于传统国际中文教育和其他“汉语+”教育,“汉语+民航”式“空中丝绸之路”是先要
解决向“内”培养国际中文传播人才的问题,再由“内”及“外”,逐步扩大国际中文传播在国际民航的影响范围。
其次,“汉语+民航”式“空中丝绸之路”是对“空中丝绸之路”外延的延伸扩展,明确了“空中丝绸之路”在国际
ꢀ
中文传播事业中的责任和担当,优化了它的国际中文传播功能。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民航“重点从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推动基础设施对接、拓展民航合作平台、加强
①
《6个半小时!国内飞行时间最长直飞航线开通》,光明网,2023年8月15日发布,2023年12月25日访问,httpsꢆꢅꢅmgmwcnꢅ2023-08ꢅ15ꢅcontent_
303481658htm。
《新华社权威快报|我国民航最长直飞国际客运航线开通》,新华网,2024年5月11日发布,2024年5月13日访问,httpꢆꢅꢅwwwnewscnꢅ20240511ꢅ
a38da0554ccd4dbf9132ab20cf056acdꢅchtml。按:此为文章修订时补充材料。
1
②
③
马箭飞《构建“中文+职业技能”教育高质量发展新体系》,《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1年第12期,第120页。
ꢀ
④
中国民航局《2022年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2023年5月10日发布,2023年12月20日访问,httpsꢆꢅꢅwwwmotgov
cnꢅfenxigongbaoꢅhangyegongbaoꢅ202305ꢅP020230530540257290212pdf,第6页。
150
杨锐ꢄ刘海燕ꢄ国际中文传播新路径探索:构建“汉语+民航”式“空中丝绸之路”
与沿线国家合作等方面发力,整合资源、多措并举、协同推进,形成了全行业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良好局
面”①。但新时代的中国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民航除了履行安全运输、高质服务的职责之外,还需积极主
动地发挥国际中文传播功能。“空中丝绸之路”具备开展国际中文传播的独特优势,这也决定了“空中丝绸之路”在
国际中文传播方面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中国的语言和文化需要依托“空中丝绸之路”对外传播,中国民航
在国际民航组织的话语权也需要依托“空中丝绸之路”的国际中文传播功能进一步提升。因此,明确使命和责任,
ꢀ
找到发挥作用的方法和途径,对“空中丝绸之路”未来的发展而言至关重要。
四ꢄ结语
“空中丝绸之路”是联通我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纽带,是相互开展经济、旅游、政治互动的重要渠道,也
是人文交流的重要途径。但在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和影响力方面,“空中丝绸之路”发挥的效能还远远不够。本文
分析了“空中丝绸之路”在国际中文传播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构建“汉语+民航”式“空中丝绸之路”的国际中文传
播新路径,不仅能够拓展和优化“空中丝绸之路”的国际中文传播功能,同时也是“汉语+”教育在民航领域的创新
实践,对国际中文传播事业的长久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责任编辑:唐ꢄ普]
①
《民航在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中所做的工作》,中国民航网,2018年8月10日发布,2023年12月20日访问,httpꢆꢅꢅwwwcaacnewscomcnꢅspecialꢅ
mhwzt2018ꢅ4733ꢅ3622ꢅ201808ꢅt20180810_12536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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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卷第4期
024年7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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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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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1ꢁ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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ꢂSocialSciencesEditionꢃ
Julyꢁ2024
基于LDA模型的近十年东盟华文媒体
“国际中文教育”主题挖掘研究
刘华ꢄ闫慧颖
ꢄꢄ摘要:东盟国际中文教育与华文媒体联系密切,在凝聚族群和传承中华文化方面具有重要价值。通过建立东盟10国
2
5家华文媒体网站2013ꢇ2023年关于“国际中文教育”报道的主题语料库,并基于LDA主题模型分析,发现东盟华文媒
体“国际中文教育”相关报道中包括三类12个主题,其中“华文教育”、“国际中文教学”、“华社参与”、“经贸合作”是目前国
际中文教育领域的热点主题。从演化趋势来看,上升型主题包括“国家政策”、“教育体系”、“国际中文教学”、“经贸合作”,
下降型主题包括“新冠疫情”、“家庭教育”、“华社参与”、“华文教育”,平稳型主题包括“华侨华人”、“华文艺术”、“文化交
流”、“师德修养”。东盟华人社会对“华文”词语的使用度最高,但相关概念区分模糊;东盟华侨华人关注中国时政动态、经
贸往来,职业汉语需求随合作加强而提升;东盟华侨华人重视文化传承和家庭教育,但新生代华裔对中华文化认同感减
弱;“华文教育”主题强度随移民程度深化而下降,“国际中文教学”主题强度上升;东盟华文媒体积极宣传“国际中文教
育”,但报道质量及传播效果有待提升。为促进国际中文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高其在东盟华文媒体中的传播效果,国际
中文教育相关决策机构以及华社、华校和华文媒体应把握机遇,扩大中文教育和文化传播的效力;多方合作,发挥华社的
各项资源优势;重视培养,增进新生代华裔对祖籍国认同感;综合施策,提高国际中文教学质量和水平;加强宣传,提升中
文国际传播的影响力。
关键词:东盟;华文媒体;国际中文教育;LDA模型
ꢀ
DOI1013734ꢅjcnki1000-531520240612
收稿日期:2024-01-31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境外华语资源数据库建设及应用研究”(19ZDA31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华,男,湖南株洲人,文学博士,暨南大学华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海外华语及华文教学、计算
ꢀ
语言学、智能汉语教学,E-mailꢆliuhua@hwyjnueducn;
闫慧颖,女,宁夏石嘴山人,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023年是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10周年,也是提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ꢇ
2
东盟命运共同体”理念10周
年。东盟是中国重要的合作伙伴,是海外华文媒体最早的诞生地,也是世界上华侨华人最多的地区。随着中国与东盟
在经贸合作、文化交流等方面的深入发展,东盟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焕发勃勃生机。
作为东盟国际中文教育的主体,华文教育与华文媒体是东盟华人社团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东盟,国际中
文教育是华文媒体的基础,培养了华文媒体的广大读者;华文媒体又是国际中文教育的生力军①,不仅提供教师、资金
等扶持资源,还为中文教育提供舆论支持和读写实践园地。华文媒体助力下的东盟国际中文教育,在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提升中文国际传播能力方面具有独特价值。
本研究构建了2013ꢇ2023年东盟华文媒体关于“国际中文教育”相关报道的主题语料库,利用LDA模型和语料库
方法,统计了“国际中文教育”相关报道的数量、高频词、“中文”及其相关搭配词等,进一步挖掘该语料库的主题特征,分
析了热点主题内容及不同时间窗口内主题强度的演变趋势,以期对国际中文教育在华文媒体中的传播研究提供方法
①
郭熙《新时代的海外华文教育与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的提升》,《语言文字应用》2020第4期,第17页。
152
刘华ꢄ闫慧颖ꢄ基于LDA模型的近十年东盟华文媒体“国际中文教育”主题挖掘研究
参考,从而提升中文国际传播的影响力。
一ꢄ相关研究现状
一)国际中文教育概念界定概述
国际中文教育”的内涵和外延,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郭熙等认为,国际中文教育包括国内的对外汉语教
(
“
学、海外的国际中文教学和海外华文教育①。王辉认为,国际中文教育既包括国内面向留学生的对外汉语教学,又包
括国外面向当地居民的中文教学和面向华侨华人的华文教学②。邵宜等认为,国际中文教育是一个上位概念,华文教
育是一个下位概念,华文教育是国际中文教育有力的组成部分③。
本研究的“国际中文教育”,泛指在东盟地区开展的面向当地居民的国际中文教学和面向华侨华人的华文教育。
由于东盟地区华文教育的重要性及其与华文媒体的密切联系,下文在全面介绍国际中文教育的同时,将重点讨论华文
教育。
(二)东盟华文媒体及其助力中文教育研究现状
吴应辉、何洪霞将受语言政策影响的东南亚早期汉语传播归纳为“三起两落”,呈现出“波段共振性”特点④。随着
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汉语热”、“华文热”在世界各国兴起,东盟华文媒体积极转型,形成了
网络化、全球化以及跨媒体化的新趋势,为中文以及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提供了强劲推动力。
学界逐渐关注到华文媒体对中文学习的积极作用。朱晓昆简析了东南亚华文报纸的中文学习版面在助力中文教
育方面的积极影响⑤。也有研究着眼于印尼、泰国、马来西亚等不同国家的华文媒体⑥,分析了华文媒体对国际中文教
育发展的推动作用。从总体上看,目前基于历时性的、较大规模的东南亚华文媒体语料库,对国际中文教育进行探讨
的相关研究较少,特别是对近期国际中文教育热点主题、发展趋势等方面的关注不足。
二ꢄ研究方法、框架与语料
(
一)主题挖掘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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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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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A(LatentDirichletAllocation)模型是Blei等在PLSI模型基础上提出的一种非监督机器学习的文本挖掘方法
,由文档层、主题层、词语层的三层贝叶斯概率结构组成。它通过在每一篇文档的Dirichlet先验分布中抽取一个隐含
主题的多项式分布,再对产生的主题进行反复抽样,将文档映射到主题向量空间,然后生成一篇文档的“文档ꢇ词项”。
LDA模型能够识别大规模文档集或语料库中潜藏的主题信息,还能根据时间顺序挖掘主题以关注热度的变化,是较
为流行的提取文档主题的模型,被广泛应用于图书情报学、教育学、经济学等学科中,为舆情发展趋势、科研动态发展、
主题演变路径等研究提供方法支持。目前,有学者基于LDA模型对新闻报道中的城市形象⑦、国家形象⑧、中非合
ꢀ
ꢀ
作⑨等主题进行了研究,但是利用LDA模型分析“国际中文教育”新闻报道的研究几乎没有。因此,本研究基于LDA
主题模型,结合语料库语言学方法,深入挖掘东盟华文媒体对“国际中文教育”相关新闻报道的主题内容和传播特点,
分析其近10年来主题演变路径与未来发展趋势。
在选取主题数目方面,LDA模型需要预先人工设定。本研究采用困惑度这一公认指标来确定最佳主题数目,以
衡量模型的泛化能力。困惑度越小,模型的泛化能力越强。
主题强度描述了主题在某个时间窗口上受关注的程度,即在某个时间窗口中包含的文档数量越多,该主题的强度
就越高。本研究通过计算主题强度阈值来筛选热门主题,并根据不同时间窗口上主题强度的变化趋势,分析主题强度
演化的特点。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郭熙、林瑀欢《明确“国际中文教育”的内涵和外延》,《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3月16日,第3版。
王辉《新冠疫情影响下的国际中文教育:问题与对策》,《语言教学与研究》2021年第4期,第12页。
邵宜、卢月丽《论华文教育与国际中文教育的关系》,《华文教学与研究》2023年第4期,第3页。
吴应辉、何洪霞《东南亚各国政策对汉语传播影响的历时国别比较研究》,《语言文字应用》2016年第4期,第81页。
朱晓昆《大众传媒助力华文教育———简析东南亚华文报纸的中文学习版面》,《新闻记者》2016年第7期,第88ꢇ92页。
李善邦、郭晴云《新时期印尼华文报纸对华文教育的推动作用》,《东南亚纵横》2013年第3期,第61ꢇ66页;石维有《泰国华文媒体助推华文教育的
路径》,《玉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第43ꢇ46页;姚敏《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华语社区与华语传承》,《语言战略研究》2021
年第4期,第11ꢇ18页。
⑦
⑧
⑨
李颖、戴钰涵、邓嘉太《近十年<中国日报>西安城市形象的国际传播———基于LDA主题模型建构的研究》,《今传媒》2022年第10期,第4ꢇ7页。
覃秋荣《基于LDA主题模型的中国国家形象研究———以越南通讯社报道为例》,《情报探索》2023年第10期,第37ꢇ43页。
于益民《基于LDA主题模型的中非经济合作热点分析及展望》,《国际商务财会》2023年第3期,第11ꢇ15页。
15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二)研究框架
本研究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数据收集与预处理。从网络上采集新闻报道,进行语料清洗、分词、去除停用词
等预处理。第二阶段,媒体语料统计分析。统计语料的年度数量,分析报道栏目、高频词、搭配词等特征。第三阶段,
LDA主题建模。调整相关参数,计算困惑度、选择最佳主题数目。第四阶段,主题分析。归纳文本的主题内容、筛选出
热点主题,并分析主题强度演变趋势。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图1ꢄ研究框架图
(三)语料说明
研究发现,“中文”、“汉语”、“华文”、“华语”等词语在东盟华文媒体中存在混用现象。为了更广泛地收集语料,本研
究以“中文、华文、汉语、华语、华语文、祖语、传承语、继承语”分别与“教育、教学、学习”等词组合形成的搭配,以及“教
师、学校、学生、中华文化”等与“国际中文教育”相关的词语构成搜索词串,抽样采集了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等10个东
盟国家①具有代表性的25家华文媒体网站②自201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的相关报道,构建了国际中文教
育主题语料库(以下简称为“中文教育语料库”)。语料库文本数共计17461个,字符数共计22560853字。
三ꢄ报道数量及栏目分析
(一)报道数量统计
本研究按年份将中文教育语料库的文本进行分类,统计每年的报道数量(见表1)。受疫情影响,2020ꢇ2021年“国
际中文教育”相关报道数量有所减少。2022年随着线下课程、文化交流活动的恢复,报道数量逐渐增加,2023年报道数
量达到2642篇。
表1ꢄ2013ꢇ2023年中文教育语料库年度报道数量统计表
年份 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年2021年2022年2023年
文本数 659 874 988 1134 1438 2087 2398 1683 1431 2127 2642
ꢄꢄ从整体上看,东盟华文媒体对“国际中文教育”相关报道数量呈波动上升趋势。近年来,中国与东盟战略伙伴关系
内涵不断丰富,对中文教学的需求持续攀升,国际中文教育事业日益受到关注和重视。
(二)不同栏目与报道来源分析
东盟华文媒体网站的板块栏目,主要分为本地新闻③、国际要闻④、中国资讯,以及财经、社会、文化、旅游、体育、娱
乐等。进一步统计华文媒体中各栏目关于“国际中文教育”的报道数量,发现前5位华文媒体及其栏目分别为:《亚洲
时报》的“地区新闻ꢇ亚庇西海岸”栏目(1485篇)、《缅华网》的“华文教育”栏目(1279篇)、《世界日报》(菲律宾)的“华社”
①
②
截至2023年,东盟有10个成员国: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缅甸、越南。
ꢀ
这25家华文媒体是:《亚洲时报》、《光华日报》、《华侨日报》、《星洲日报》、《千岛日报》、《国际日报》、《印尼商报》、《新加坡眼》、《8world新闻网》、《新加
坡狮城》、《联合早报》、《柬华日报》、《柬中时报》、《金边晚报》、《泰国头条》、《星暹日报》、《中华网》、《缅华网》、《金凤凰报》、《老挝时报》、《世界日报》(菲
律宾)、《菲华网》、《西贡解放日报》、《越南时代报》、《越南通讯社》。
③
④
华文媒体根据本地区情况开设当地的新闻板块,例如“雅加达及周边地区”新闻,这里统称为“本地新闻”。
国际新闻包括除了所在国家与中国之外,其他国家的综合新闻。
154
刘华ꢄ闫慧颖ꢄ基于LDA模型的近十年东盟华文媒体“国际中文教育”主题挖掘研究
栏目(1092篇)、《柬华日报》的“华社动态”栏目(856篇)、《千岛日报》的“华社”栏目(677篇)。
东盟华文媒体报道内容主要包括介绍华校情况、培训活动、参赛获奖等。有些媒体开设了“华教”、“华社”、“华文
教育”等专栏,报道数量更多,内容更加集中,如《柬华日报》的“华社动态”栏目,关于“国际中文教育”的报道数量在其网
站报道中占比最高。
进一步分析相关媒体报道来源发现,除了“本报记者”外,作者主要包括以下五种类型:(1)各地的华文学校(大、
中、小学等)和孔子学院的教师或学生;(2)综合性的社团,如菲华联谊会、菲华青商会;(3)同乡会,如福建励学会、普宁
同乡会;(4)宗亲会,如菲律宾让德吴氏宗亲总会、新加坡宗乡总会;(5)当地华文教育(教师)联合会,如印尼华文教育联
合总会、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四ꢄ高频词及词语搭配分析
(一)高频词统计分析
中文教育语料库经分词、统计词语频次后,按频次降序排列生成词表。去除助词、介词、连词、代词等功能性停用
词后,前10位高频词语为:中国(56059次)、华文(28583次)、学校(26240次)、学生(23647次)、发展(21198次)、老师
(
9322次)、教育(16239次)、缅甸(13956次)、文化(12865次)、合作(12503次)。这些词语体现了东盟华文媒体对中国
1
及中华文化、中文教育等方面的重视。
在前20位高频词语中,与华文教学相关的名词(如“教学”、“学生”),与中国有密切经贸往来的国家名词(如“缅
甸”、“柬埔寨”、“马来西亚”),推动国际中文教育发展的主体名词(如“华社”、“华侨”、“华人”),与各类活动有关的名词
(
如“文化”、“活动”),都在东盟华文媒体的报道中广泛出现。
二)词语搭配分析
中文”及相关词语的搭配共现分析
(
“
1
.
本研究统计“中文”、“华文”及相关词语使用频次,该类词语按降序排列如下:华文(28583次)、中文(11413次)、汉
语(8228次)、华语(4691次)、母语(1491次)、华语文(158次)、祖语(11次)、传承语(1次)。可以看到,“华文”、“中文”、
汉语”词语在东盟华文媒体中较为常用,它们与“国际中文教育”概念密切相关,而“华语文”主要是台湾地区的说法。
祖语”这一概念由郭熙教授提出,在《千岛日报》的一篇报道中,他强调要保护好母语(祖语)①。“传承语”这一概念很
“
“
少出现在东盟华文媒体中。
我们进一步分析上述词语②在东盟华文媒体中的搭配情况,并列出了每个词语各自高频搭配的前10位词语(见
表2)。
表2ꢄ“中文”及其相关词语的搭配共现情况统计表
共现频
序号相关词语
搭配词语举例(按共现频次降序排列)
次占比
(
%
)③
左搭配海外、缅甸、印尼、发展、柬埔寨、支持、马来西亚、推动、学习、中学
右搭配教育、教师、学校、教学、老师、文学、媒体、师资、报纸、中心
左搭配学习、大学、国际、世界、菲律宾、学生、本土、学院、开设、推动
右搭配教育、学校、教学、学习、教师、比赛、水平、歌曲、课程、人才
左搭配学习、本土、国际、学生、大学、缅甸、对外、参加、地区、开设
右搭配教学、教师、水平、学习、国际、拼音、考试、教育、中心、课程
18.38
78.24
21.04
40.75
16.83
49.32
1
2
3
华文
中文
汉语
①
《世界母语日谈母语》,《千岛日报》网站,2022年2月25日发布,2023年12月25日访问,httpsꢆꢅꢅwwwqiandaoribaocomꢅ2022ꢅ02ꢅ25ꢅ%e4%b8%
6%e7%95%8c%e6%af%8d%e8%af%ad%e6%97%a5%e8%b0%88%e6%af%8d%e8%af%adꢅ。
9
②
③
由于“传承语”的相关语料太少,暂不统计搭配情况。
指的是高频共现词语在该类搭配(左搭配或右搭配)词语总频次中所占的比例。
15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左搭配学习、全球、菲律宾、华文、新加坡、中学、学生、国际、模范、流利
右搭配教师、教学、辩论、朗诵、诗歌、演讲、教育、学习、老师、人才
左搭配学习、发展、自己、维护、捍卫、中文、接受、英语、族群、华文
右搭配教育、教学、学习、学校、环境、辅助、水平、课程、中文、写作
左搭配传承、大学、提供、台湾、传授、荣获、学校、研习、学生、教授
右搭配教育、教学、能力、奖学金、测验、水平、学习、中心、教师、教材
左搭配教授、郭熙、客家人、华族、人口、暨南大学、提出、语言、母语、客家话
右搭配家乡话、华人、传承、教育、共同之处、概念、惠州、潮州、祖辈、历史
14.62
39.23
16.29
50.35
43.57
47.32
47.86
49.32
4
5
6
7
华语
母语
华语文
祖语
ꢄꢄ从整体上看,上述“中文”及其相关词语的右搭配共现词频普遍高于左搭配共现词频,如“华文”的右搭配频次占到
了78.24%,形成了“华文+”的常用结构。这些词语常出现的右搭配词语多为名词,如“教育”、“教学”、“学校”、“教师”
等,构成“华文教育”、“中文学校”、“汉语教学”、“华语教师”;“华语”多与“辩论”、“朗诵”、“演讲”等语言表达形式组合,如
“世界华语辩论赛”已成为影响力较大的国际青年辩论赛事。“华文媒体”在东盟国家具有重要影响力,在塑造中国形
象、传播中华文化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高频出现的左搭配词语中,动词多为“学习”、“推动”、“维护”等,这表明东盟华侨华人对“华文教育”、“中文教
育”、“汉语教学”持积极支持的态度;名词多为“学校”、“学生”、“教师”,以及“缅甸”、“菲律宾”、“柬埔寨”、“马来西亚”等,
反映出其主要的教学对象和教学区域。
“国际中文教育”及相关词语统计
2.
为了解东盟华文媒体中“国际中文教育”及相关概念的使用情况,本研究进一步统计了“华文教育”、“汉语学习”①
以及国内常用概念“对外汉语”、“汉语国际教育”等在中文教育语料库中的使用情况。
“华文教育”(8164次)在东盟国家华文媒体中使用频次最高,“汉语教学”(1186次)、“中文教育”(1055次)次之;“国
际中文教育”(396次)、“汉语国际教育”(156次)、“对外汉语”(126次)的使用频次较低。东盟华文媒体在使用“华文教
育”、“汉语教学”、“国际中文教育”等词语时,没有很好地区分它们在内涵上的差异。如“我们希望本国各地将来能有更
多的孔子学院,使更多菲人能够有机会接受华文教育”②,该句把原本不属于孔子学院主要功能的华文教育,也包含在
孔子学院的功能中了。
五ꢄ“国际中文教育”主题内容及演化趋势分析
(一)主题发现及可视化
本研究通过调整LDA模型参数,对不同主题数目的困惑度进行统计,当主题数K=12时,整个文本集合上的困惑
度数值最小且能较好涵盖研究内容。因此,本研究最佳主题数目为12。同时,本研究还统计了每个主题排名前15位
的高权重主题词,并归纳出最符合主题词项的12个主题类别(见表3)。
表3ꢄ主题类别及其高权重主题词统计表
序号
主题类别
前15位高权重主题词(降序排列)
新冠肺炎、国际中文教育、华文教育、人类命运共同体、抗疫、疫情、孔子学院、菲律宾、防疫、医疗、网络、在
线、疫苗、线上、视频
Topic1 新冠疫情
Topic2 经贸合作
Topic3 国家政策
合作、全球治理、中文、人类命运共同体、经济、建设、华社、交流、一带一路、泰国、侨联、东盟、互利共赢、贸
易、发展
初心、人类命运共同体、互利共赢、一带一路、国际中文教育、政策、华文教育、中柬、政府、中菲、全球治理、中
文教育、生态文明建设、多边主义、协商民主
①
②
由于“华语文”、“祖语”、“传承语”在中文教育语料库中的使用频次较低,不再统计。
ꢀ
《商总邀请马尼拉亚典耀孔子学院院长梁广寒博士主持线上学术和文化讲座》,《世界日报》(菲律宾)网站,2021年11月20日发布,2023年12月25
日访问,httpsꢆꢅꢅworldnewsnetphꢅpostꢅ138211。
156
刘华ꢄ闫慧颖ꢄ基于LDA模型的近十年东盟华文媒体“国际中文教育”主题挖掘研究
尊师重道、师训、华文教育、师资、华教、才德、教师、华文、华校、初心、中华文化、培训班、训诲、师范学院、教
Topic4 师德修养
Topic5 文化交流
师节
文化、孔子学院、表演、孔子课堂、联谊会、中文比赛、舞蹈、交流、体验、书法、夏令营、传承、汉字、传统文化、
汉语桥
Topic6 华侨华人
Topic7 教育体系
华侨、华人、中华、华裔、香港、海外、祖国、民族、侨胞、移民、广东、祖籍、爱国、厦门、传统、族群
学生、学校、学习、教育、课程、家长、毕业生、小学、考试、成绩、办学、幼儿园、教育部、高中、课堂
Topic8 华文教育
Topic9 华文艺术
Topic10 华社参与
国际中文
教师、华文、华校、华语、华社、师资、侨生、中华文化、培训、教学、教材、国侨办、暨南大学、菲律宾、华测
华文、文学、研究、艺术、作家、历史、作品、写作、书法、作者、文艺、读者、创作、阅读、翻译
华文教育、华校、潮州、华侨华人、师资、侨联、基金会、助学金、捐赠、联合会、奖学金、同乡会、华商、福建、宗
亲会
汉语、文化、汉语教学、汉语教师、孔子学院、汉语推广、孔子课堂、志愿者、汉语水平考试、曼德勒、职业教育、
中文比赛、中柬、奖学金、福庆孔子课堂
Topic11
教学
Topic12 家庭教育
中文、生活、朋友、作品、学习、视频、父亲、华裔、参赛、妈妈、父母、梦想、家庭、学中文、语言
ꢄꢄ从主题和词项分布上看,12个主题可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类是影响国际中文教育的因素,包含宏观因素、具体因
素、突发因素;第二类是中文教学有关主题;第三类是中华文化传承传播相关主题。
1
.影响国际中文教育的三种因素
宏观因素:“经贸合作”、“国家政策”主题。“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了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也带动了本土
汉语人才的需求;同时,高层面“国家政策”的引导,也促进了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如:“随着中柬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的不断深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两国在经贸、文化等领域交流日益频繁,对华文人才的需求越来越旺
盛,学好华文既是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也是中柬友谊深化和高棉大建设的有力推手。”①
具体因素:“华侨华人”、“华社参与”主题。随着移民人数的增加和生活地域的拓展,华人社团遍及华侨华人聚居
地,并在海外组建同乡会、宗亲会等,组织了多种交流活动。周敏、刘宏将海外华人社团的跨国主义实践总结为家乡发
展项目的投入、大型慈善事业的参与、联谊活动、节日庆典活动及商贸经济活动五种显著类型②,这些活动增强了东盟
华人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突发因素:“新冠疫情”主题。受新冠疫情影响,海外中文教育发生了巨大变革,教学形式从线下转为“线上”,学校
通过“视频”开展文化活动,组织“网络”夏令营等。海外“涌现出大量线上华文教育机构及各种线上教育产品,国内各
涉侨机构、华文教育基金会、各华文教育基地举办的大量免费华文教育网络课程丰富多彩”③,推动了中文教育的数字
化、信息化发展。
2
.中文教学有关主题
中文教学有关主题包含“教育体系”、“华文教育”、“国际中文教学”、“家庭教育”。近年来,“国际中文教学”④在东
盟国家具有良好发展趋势,华侨华人积极完善中文办学、培训等“教育体系”。泰国、新加坡、越南等东盟国家已将中文
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提升了中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郭熙指出,家庭是影响海外华语传承因素的重中之重⑤。东盟华
侨华人重视家庭教育,关注子女的成长和发展,积极培养他们学习中文的兴趣。
①
《2019年柬埔寨华文基础教育师资培训班正式开班》,《柬华日报》网站,2019年8月1日发布,2023年12月25日访问,httpsꢆꢅꢅwwwjianhuadaily
comꢅ20190801ꢅ59460。
②
周敏、刘宏《海外华人跨国主义实践的模式及其差异———基于美国与新加坡的比较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3年第1期,第12页。
《疫情冲击下海外华文教育面临的困境与发展趋势》,《柬中时报》网站,2021年7月9日发布,2023年12月25日访问,httpsꢆꢅꢅcc-timescomꢅpostsꢅ
③
1
4550。按:该文摘自谢树华、包含丽《疫情冲击下海外华文教育面临的困境与发展趋势———基于组织生态学视角的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
021年第6期,第52ꢇ60页。
④
⑤
本文的“国际中文教学”特指在东盟国家开展的针对当地居民的汉语教学。
郭熙《试论海外华语传承话语体系的构建》,《语言文字应用》2023年第2期,第9页。
15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
.中华文化传播传承主题
中华文化传播传承主题包含“师德修养”、“文化交流”、“华文艺术”。东盟华侨华人沿袭了儒家文化中孝顺和尊崇
长辈的传统,华文学校注重师德师风建设,提倡培养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传承和传播中华文化是中文教育的核心内
涵,华人社团与中文学校积极筹办各类文化活动,培养华裔青年对中华文化的兴趣。华文文学作品是华侨华人的精神
给养,华文媒体开设了专门的文学栏目,刊登小说、散文、诗歌等作品,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
(二)热点主题分析
本研究分别对主题强度及其阈值进行计算。统计显示,“华文教育”、“国际中文教学”、“华社参与”、“经贸合作”主
题的强度均高于主题强度阈值(0.085),是目前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热点主题。我们结合前文(表3)筛选出的每个主
题的高权重主题词,统计近10年词语的使用频率变化情况,进一步分析热点主题的内容特征。
“华文教育”主题内容分析
1.
“教师”、“教材”、“教学”三教问题是“华文教育”的主要内容,具有较高热度,但从具体报道来看,存在教学资源不平
衡、师资短缺等问题,如“菲律宾各华校想尽一切办法,保留传承祖辈语言文化的华语课,奈何却因为师资短缺问题,时
刻面临着停课的威胁”①。完善教学资源,构建华文教育可持续发展模式迫在眉睫。华文学校日益重视的“华测(即华
文水平能力测试)”,呈稳步上升趋势,如“建国中学吴德成校长表示……我们鼓励不同族裔学生学习语言以提升自己
的竞争力,也欢迎已擅长华语者取得华测证书为自己加值”②。但如何通过测试,实现“以考促学”值得我们思考。“暨
南大学”、“华侨大学”是开展华文教育的重要基地,培养了大量华文教师与学生投身于华文教学工作,受到东盟华人社
会广泛认可。新冠疫情后,国内高校恢复线下教学,海外中文学校也恢复“培训”活动,但受经济下行、“侨生”数量减少
等影响,频率增幅较小。
“国际中文教学”主题内容分析
2.
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联系愈加紧密,东盟各国日益重视“汉语教学”,大力培养中文人才。东盟国家开设了
多所“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我国教育部中外语言合作交流中心也选派汉语“志愿者”及“汉语教师”赴当地开展教学
活动,这些都具有较高关注度,华文媒体相关词语的使用频率呈上升趋势。“汉语水平考试(HSK)”是海外学生来中国
求学、就业的必备条件,也是申请“奖学金”的重要依据,日益受到重视。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发展,中国与东盟
多个国家在文教、经贸等方面展开合作,各国对汉语人才的需求逐步增强,“职业教育”成为关注热点。国内大专院校
结合自身优势与东盟国家发展需求,积极拓展职业技能培训课程,如“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聚焦数字化赋能职业教
育,发挥专业优势,研制了一批数字化教学资源,服务国际产能合作和中国企业走出去,助力‘一带一路’数字化人才培
养”③,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了贡献。
“华社参与”主题内容分析
3.
“华侨华人”是华人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热度最高,但华裔新生代对族群认同感呈代际减弱趋势。从主题词可
以看出,东盟“华侨华人”的祖籍主要是“潮州”、“厦门”等中国沿海城市。耿虎指出,由个体走向集体,由分散走向联合,
既是海外华族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民族意识开始觉醒的一个重要标志④。华人社团将华侨华人个体团结在一
起,在海外组建“宗亲会”、“同乡会”等,发挥其联络亲情乡谊、凝聚华侨华人力量的重要作用。东盟华侨华人关注“华文
教育”事业发展,热度较高。华人社团不仅为“华文教育”发展提供资金支持,还联合“华校”在春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
开展文化活动,增进民族文化认同感。同乡会通过创建“基金会”、“联合会”等,为华裔学生颁发“奖学金”、“助学金”,确
保华裔子女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如“不少同乡会设立奖学金、助学金,对学业成绩优良的同乡子弟表示鼓励,及对家境
ꢀ
①
②
《国侨办"网上外派教师试点"将向菲华校派华语网课教师》,《世界日报》(菲律宾)网站,2021年11月24日发布,2023年12月25日访问,httpsꢆꢅꢅ
worldnewsnetphꢅpostꢅ138327。
ꢀ
ꢀ
《东马首次华语文能力测验即起线上报名7月23庇建中举行》,《亚洲时报》网站,2022年6月8日发布,2023年12月25日访问,httpsꢆꢅꢅwww
asiatimescommyꢅ2022ꢅ06ꢅ08ꢅ%e4%b8%9c%e9%a9%ac%e9%a6%96%e6%ac%a1%e5%8d%8e%e8%af%ad%e6%96%87%e8%83%bd%e5%
a%9b%e6%b5%8b%e9%aa%8c-%e5%8d%b3%e8%b5%b7%e7%ba%bf%e4%b8%8a%e6%8a%a5%e5%90%8d-7%e6%9c%8823%e5%ba%
8
8
7%e5%bb%ba%e4%b8%adꢅ。
ꢀ
③
《共育数字技能人才走进“国际中文日”》,《柬华日报》网站,2023年4月20日发布,2023年12月25日访问,httpsꢆꢅꢅwwwjianhuadailycomꢅ
2
0230420ꢅ193399。
④
耿虎《华人教育文化传播及建设———以东南亚为中心的考察》,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ꢇ6页。
158
刘华ꢄ闫慧颖ꢄ基于LDA模型的近十年东盟华文媒体“国际中文教育”主题挖掘研究
清寒的同乡子弟提供学费补贴,为同乡和国家社会培育人才”①。
经贸合作”主题内容分析
“
4
.
随着“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的深入发展,中国与东盟国家积极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东盟
国家“共享共建”,实现“互利共赢”。东盟华人社会密切关注中国时政、经贸等发展动态,加强与中国企业的项目合作、
经贸往来,表示“我们期待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更多国家开展贸易往来,开发更多市
场”②。中文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助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成为重要话题之一,其热度持续上升。各国不
同行业对中文人才的需求大幅增长,各地区的中文机构相继开设了“中文+”、“华文+”课程,涉及旅游、法律、高铁、经
贸等多个行业。多元化的需求也丰富了中文课程,如“孔子学院通过与中老铁路公司合作,积极探索‘汉语+职业技术
汉语’人才培养新模式,建设起连通中国和老挝的‘心灵高铁’”③。
(三)主题强度演化趋势分析
为了在时间维度上进一步研究主题演化趋势,本研究根据后离散方法④,将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12个主题分散
到时间窗口,并计算每年主题强度。近10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东盟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中国和东盟国家
不断加强战略对接,“国家政策”、“经贸合作”主题热度逐渐增强;“中文教学”服务国家发展战略,“教育体系”日益完善,
呈上升趋势;“华侨华人”、“华文艺术”等主题强度较为稳定,具有持续的关注度。但随着华裔新生代对居住国归属感
的增加,对祖籍国亲近感的减弱,“华文教育”、“家庭教育”主题强度有所下降。
根据12个主题强度的演化趋势特点,我们将具有相同演化趋势的主题进行分类。这些主题可分为上升型、下降
型、平稳型。
1
.上升型主题
上升型主题包括“国家政策”、“教育体系”、“国际中文教学”、“经贸合作”。在新冠疫情期间,“教育体系”、“国际中
文教学”主题出现短暂下降趋势,但随着新冠疫情的退场,线下教学活动恢复正常,这些主题整体呈上升趋势。越来越
多的东盟国家认识到学习中文的必要性,除了华裔子弟,非华裔学生也积极学习中文,因此近两年“国际中文教学”主
题强度不断增加。2023年是中国与东盟成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第二年,也是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ꢇ东盟命运共同
体”理念提出十周年,我们预测,未来国际中文教育教学体系、教学规模将进一步完善与扩大。
2
.下降型主题
下降型主题包括“新冠疫情”、“家庭教育”、“华社参与”、“华文教育”。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海内外各类线下活
动被迫暂停,华人社会筹措资金,捐赠“口罩”等物资,但也受到经济持续下行影响,“华社参与”主题强度有所下降。疫
情期间,“居家学习”、“线上教学”成为主要学习方式,家庭成为学习和娱乐的主要场域,呈波折上升趋势。随着移民程
度加深,华裔新生代积极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与祖籍国疏离感增加,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减弱。周敏等指出,华裔新生
代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与父母大相径庭,亲子之间的文化鸿沟导致了家庭代际关系紧张⑤。新生代移民认同所在国文
化,不再将自己视为“异域华人”,导致“家庭教育”、“华文教学”主题呈缓慢下降趋势。
3
.平稳型主题
平稳型主题包括“华侨华人”、“华文艺术”、“文化交流”、“师德修养”。东盟华侨华人深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继承
了“尊师重道”、“谦逊友善”的传统美德,拥有丰厚的精神内核。在重要传统节日,华人社团积极组织文艺表演、宗族活
动等,增强华裔族群对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的亲近感。“华校”、“孔子学院”开设了“书法”、“武术”、“剪纸”等文化课程,
重视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提升华裔学生对中华文化的了解。侨务部门与海内外学校合作,组织“夏(冬)令营”、中华
ꢀ
①
②
《永和古厝同乡会新职员就职施伟廉代表商总出席并致词》,《世界日报》(菲律宾)网站,2022年12月22日发布,2023年12月25日访问,httpsꢆꢅꢅ
worldnewsnetphꢅpostꢅ154278。
《“让更多国家人民有更多获得感”》,《世界日报》(菲律宾)网站,2019年2月22日发布,2023年12月25日访问,httpsꢆꢅꢅwwwasiatimescommyꢅ
2
019ꢅ02ꢅ22ꢅ%e8%ae%a9%e6%9b%b4%e5%a4%9a%e5%9b%bd%e5%ae%b6%e4%ba%ba%e6%b0%91%e6%9c%89%e6%9b%b4%e5%a4%
a%e8%8e%b7%e5%be%97%e6%84%9fꢅ。
《东盟国家6家孔子学院师生共话“壮族三月三”》,《柬华日报》网站,2022年4月11日发布,2023年12月25日访问,httpsꢆꢅꢅwwwjianhuadailycomꢅ
0220411ꢅ161549。
9
③
2
ꢀ
ꢀ
④
⑤
单斌、李芳《基于LDA话题演化研究方法综述》,《中文信息学报》2010年第6期,第43ꢇ49、68页。
周敏、王君《中国新移民的教育期望及其面临的挑战、制度限制和社会支持———以美国和新加坡为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9年第4期,第1ꢇ9
页。
15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文化知识竞赛、中华文化大乐园等。这些活动深受华裔青少年的喜爱,“夏令营的活动让华裔青年对悠久的历史中华
文化和中国发展有更多了解,也能增进彼此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相互了解和友谊”①。
六ꢄ传播特点与对策建议
(一)传播特点
1.东盟华人社会对“华文”词语的使用度最高,但相关概念区分模糊
在华文媒体中,“华文”及“华文教育”的使用频次最高,“中文”及“汉语”的频次次之。但有的相关概念的词语存在
内涵区分不清、泛用误用问题,如“我们重视发展华文教育,大家出钱出力在各地建校办学,其目的就是希望中华文化
在高棉大地上发扬光大,同时我们也在积极努力,推动中文成为柬埔寨青少年学生必学的一门国际语言”②。有的华
文媒体甚至在“华文教育”板块中报道“孔子学院”相关新闻,如缅华网“华文教育”专栏,报道了大量关于“孔子学院”开
展中文教学的情况,相关概念在东盟国家华人社会中存在混用现象。
2.东盟华侨华人关注中国时政动态、经贸往来,职业汉语需求随合作加强而提升
在“华文”、“中文”等词语的搭配词及各主题相关的主题词项中,常出现“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该区域国
别化的特征引起了关注;高权重主题词中不仅出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态文明建设”等,还出现“中柬”、“中菲”等双
边关系词语,这与中外国际关系、中国国家发展密切相关。随着“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各领域、多行业对职业汉语的
需求增强,“中文+”、“华文+”热度日益提升,汉语的经济效益和实用价值越发凸显。
.东盟华侨华人重视文化传承和家庭教育,但新生代华裔对中华文化认同感减弱
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华人社会和华文教育的精神内核,在增强民族认同感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文化交流”、“师德
修养”、“华人文学”主题具有较稳定的关注度。但新生代华裔接受的是碎片化、表面化的民族文化教育,不像老一代华
人保留着传统的家庭观念。从主题强度变化可以看到,“家庭教育”、“华社参与”主题热度下降,新移民更重视“小家”和
“自我”发展,对祖籍国的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感呈代际减弱趋势。
“
.
华文教育”主题强度随移民程度深化而下降,“国际中文教学”主题强度上升
4
东盟日益重视中文学习和人才培养,国际中文教育整体呈良好发展态势,其中“华文教育”主题度最强,但随着移
民程度加深主题强度有所下降。新生代华裔加入居住国国籍,子女求学于当地教育体系,“华校”也不再是专门为华裔
子弟开设,而是适合各民族甚至国际学生的教育单位③,导致“华文教育”具有“二语化”倾向。“国际中文教学”主题强
度呈上升趋势,“孔子学院”、“汉语教学”、“汉语水平考试”等词语使用频率增加,“教学体系”日益完善。
5.东盟华文媒体积极宣传“国际中文教育”,但报道质量及传播效果有待提升
结合前文分析,与“中文”及其相关词语经常搭配的动词为“推动”、“发展”、“维护”等。这些词具有积极的语义色
彩,传递出东盟华文媒体大力支持“国际中文教育”发展的态度。但开设专栏的媒体较少,大多数报道由教师、学生、同
乡会等组织或个人提供,且报道质量良莠不齐。从报道内容来看,选题较为单一,多以节日活动、培训消息为主,缺少
对话题的深入分析。其受众多为本地区、本次活动的相关机构或参与者,传播范围不够广泛,影响力有限。
(二)对策建议
为促进国际中文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以及提高其在东盟华文媒体中的传播效果,本研究对国际中文教育相关决策
机构,以及华社、华校和华文媒体提出如下建议。
1.把握机遇,扩大中文教育和文化传播的效力
随着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国际中文教育正面临着新的历史发展机遇,应及早建立国际中
文教育学术话语体系,构建具有国别化特征的中文教育学科规划,确保中文教育更好地走向东盟各国。同时,东南亚
华人移民人数众多,又具有传承本族语言和文化的优良传统,可以通过构建“星状”传播体系④,扩大中文的国际传播范
ꢀ
①
《文化参访团广东行欢迎高校生即报名》,《亚洲时报》网站,2017年6月12日发布,2023年12月25日访问,httpsꢆꢅꢅwwwasiatimescommyꢅ2017ꢅ
6ꢅ12ꢅ%e6%96%87%e5%8c%96%e5%8f%82%e8%ae%bf%e5%9b%a2%e5%b9%bf%e4%b8%9c%e8%a1%8c-%e6%ac%a2%e8%bf%8e%
e9%ab%98%e6%a0%a1%e7%94%9f%e5%8d%b3%e6%8a%a5%e5%90%8dꢅ。
《2021年柬埔寨国际中文日活动在线上举办》,《柬华日报》网站,2021年4月20日发布,2023年12月25日访问,httpsꢆꢅꢅwwwjianhuadailycomꢅ
0210420ꢅ111086。
0
②
2
③
④
张盛闻《借“一带一路”华教发展将更专业化》,《星洲日报》2017年2月17日,第4版。
韩晓明《东南亚华人身份认同变化对汉语传播的影响及前瞻》,《语言文字应用》2016年第4期,第93ꢇ99页。
160
刘华ꢄ闫慧颖ꢄ基于LDA模型的近十年东盟华文媒体“国际中文教育”主题挖掘研究
围,增强中文与中华文化的感召力。
2.多方合作,发挥华社的各项资源优势
为提高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华社要增加与其他社团、组织的交流互动,构建立体多维的侨团联盟,发挥其在所在
国家的人力、财力等资源优势,确保华校的平稳运转,减少环境政策的影响。同时,华社可以通过组织各类文化活动、
中文比赛等,提升中文在所在国家的影响力,吸引更多华裔新生代和当地年轻人了解中华文化的魅力,培养学习中文
的兴趣,促进民心相通。
3.重视培养,增进新生代华裔对祖籍国认同感
韩晓明认为,家庭使用是华语传承的关键①。要鼓励新一代移民家庭注重家庭环境中的语言传承,构建家庭良好
的文化氛围,培养子女对华文文学作品、华语电影及音乐的兴趣,提高他们学习中文的意愿,增进对祖籍国和中华文化
的亲近感与归属感。还要鼓励子女积极参与各类文化活动、中华文化夏令营等,使之浸润在华语景观的文化元素中,
才能帮助子女树立起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4.综合施策,提高国际中文教学质量和水平
华校要转型升级,需要设置符合不同国家、人群特点的教学目标②,培养高素质的本土化教师,编写本土化教材,
加速提升办学模式的专业化、规范化、现代化进程。同时,华校要与其他华校、孔子学院开展交流合作,建设多层次、多
渠道、多形式的国际中文教育体系,并根据“一带一路”发展需求,利用数字化技术,拓展职业汉语的教学资源,培养国
别化行业汉语人才③。
5.加强宣传,提升中文国际传播的影响力
华文媒体是海内外文化沟通的窗口,与华文教育相辅相成,共同维系华人文化血脉。华校要借助华文媒体平台推
介办学情况,华社要大力宣传文化活动,以提升中华文化在海外的吸引力。华文媒体要提升报道质量,可通过增加专
题报道、开设中文版面,深入挖掘中华文化内涵,并加强与中国及本地媒体的合作,整合传媒资源、拓宽传播渠道,这样
才能提升东盟华文媒体的国际影响力。
七ꢄ结语
本研究基于LDA主题模型和语料库方法,对2013ꢇ2023年东盟华文媒体中关于“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相关报道
进行内容分析、主题挖掘,并归纳主题演化趋势的特点。目前,LDA主题模型较少应用于国际中文教育相关领域,本研
究视角和方法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希望能为后续研究提供一些借鉴。未来研究将从以下方面进一步开展:一是扩充
语料资源,跟踪更多年份的数据,深入挖掘“国际中文教育”主题历时的变化和发展,开展国别化研究等;二是丰富语料
来源,补充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等平台中的文本数据,以拓展本领域的研究视角。
[责任编辑:唐ꢄ普]
①
②
③
韩晓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南亚各国华文教学的本土化转型》,《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第41页。
林瑀欢《东南亚华校的三语教学:趋势与方向》,《全球教育展望》2021年第10期,第99页。
郑通涛、郭旭《“一带一路”视域下东南亚行业汉语人才培养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23年第5期,第32页。
161
第51卷第4期
024年7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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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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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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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1ꢁ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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ꢂSocialSciencesEditionꢃ
Julyꢁ2024
镜像·想象·真相:
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
张利娟
ꢄꢄ摘要:基于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史内容占比、关键词汇出现的频率统计及对教科书内容的分析,可以得出,英国
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呈现出如下特征:神秘的国度,辉煌灿烂的古代中国;衰败的帝国,百年屈辱的近代中国;红色的
中国,红色朝圣地与个人崇拜的革命年代;觉醒的巨龙,高速发展与“威胁”西方并存的当代中国。中国形象是一面镜子,
在镜像中国里,英国人看见的是自己。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与其说是中国的现实与真相,不如说是英国的想象
与期望。中国的国际形象是中外综合国力长期博弈的历史产物。中国需树立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意识,积极向外讲述中
国故事、传播中国形象,让国际社会了解真实的中国。
关键词:英国历史教科书;中国史内容;中国形象
ꢀ
DOI1013734ꢅjcnki1000-531520240707
收稿日期:2024-04-02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18XZS02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利娟,女,重庆潼南人,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基础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
ꢀ
外历史教育比较,E-mailꢆ329040354@qqcom。
近年来,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及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受到愈来愈多学者的关注。在信息
爆炸的新媒体时代,人们往往通过“形象”认识“现实”,“现实”也往往被等同于“形象”。国家形象兼具价值性和工具
性功能。良好的国家形象是国家硬实力与软实力、国家价值观与国家利益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名利双赢的国力
运作过程,也是一个国家为自己文化“正名”的过程。历史证明,国家形象的自我认知与构建对于国家影响力的形
成有重大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分析他国媒体中的我国国家形象来实现国家形象在新时代的有效构建。
教科书是社会价值观的载体,代表主流阶层和社会的意志与利益,是特定阶级对其他阶级实施社会控制的中
介。他国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对塑造他国公众对华认识及态度产生重要影响。英国是西方发达国家之一,其对中
国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西方如何看待中国。英国《1988年教育改革法》是“英国历史上影响范围最广、最
具革命性的教育立法”①。在其出台之前,英国没有统一的国家课程。1991年,英国教育史上第一部《国家历史课
程标准》颁布,随之相继发行了一系列新的历史教科书。学术界真正意义上针对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史形象
的研究,据笔者眼力所及,迄今为止,无一本专著出版。搜索各大期刊数据库网站,只发现一篇硕士论文从整体上
论述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还有几篇论文是对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某一时段、某一事件所呈现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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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RichardAldrichedꢁHistoryintheNationalCurriculumꢂLondonꢆKoganPageLimitedꢁ1991ꢃꢁ1
162
张利娟ꢄ镜像·想象·真相: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
中国形象进行研究①。因此,本文拟选择1991年至今的英国历史教科书,对其中的中国形象进行研究,以弥补学界
既有研究的不足。
一ꢄ英国历史教科书样本选择及其中国史内容占比和关键词频次统计
(一)教科书样本选择
与中国的教科书编写机制不同,英国中小学教材实行的是选定制(自由制),教材的编写、出版、选用,国家不予
干涉,民间可自由编写、发行和选用。英国中小学并没有全国统一的教材,这造成了英国的历史教科书数量众多。
笔者通过多种途径查阅了1991年至今的几百种英国历史教科书,发现只有39种英国历史教科书(参见表1所列)
中有明显的中国史内容,因此,本文围绕着这39种教科书样本展开讨论。这39本历史教科书大多数针对英国7ꢇ
11年级学生编写,学生学习完该阶段课程后,参加GCSE(普通中等教育证书)历史考试,考试合格后获得普通中等
教育证书。另有几本历史教科书是针对IB和A-Level考试而编写的。IB即国际预科证书课程,12ꢇ13年级学生
学习完该课程后,获得国际预科证书文凭,该文凭被全世界诸多大学作为招收新生的入学标准。A-Level课程即普
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高级水平课程,针对12ꢇ13年级学生,由六年制中学或独立学院开设,学生学习完此课程后,
参加全国历史A-Level考试,即可进入大学就读。
这39本英国历史教科书,其中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13本,占教科书总量的33.3%;21世纪最初十年出版的
2本 30.8%21
占 ; 世纪第二个十年出版
,
14本,占35.9%。可见,21世纪出版的英国历史教科书数量占英国历史
1
教科书样本的一半以上。一般而言,由于教科书编写机制的原因,同一教科书在英国的使用年限达到10年或者更
久②。因此,我们通过对这39本教科书样本进行分析,基本可以得出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30余年间英国历史教
科书中的中国历史形象。
(二)中国史内容占比和关键词频次统计
本研究使用内容分析法来分析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内容分析法通常用于如教科书、报纸、杂志、档
案或其他书面材料等文本分析,是一种对于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内容分析法最早出
现在传播学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学者通过研究德国公开出版的报纸,获取了许多军政机密情报。战
后,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与军事情报机构一起对内容分析法进行了多学科研究,使其应用范
围大为拓展。内容分析法通过分析文本中某主题出现的频率来判断其重要性,也可以评估出文本中存在的偏见和
成见。③
内容分析法是如何展开的呢?埃兹(Ezzy)指出,内容分析法首先从定义一个研究样本开始,然后编码和分类
(
包括计算和记录单词、短语、句子等出现的频率),分析数据,最后总结,即从文本中得出结论④。在内容分析法中,
通过对教科书中的专业术语、个人或群体出现的频率的统计,以及对某国家、人物、事件等所占据的教科书内容比
①
陕西师范大学鲍文蓉2021年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英国中学历史教科书的中国形象》,选择了英国三家出版社2008ꢇ2009、2010、2015年出版的3
套5册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史内容进行研究,2008年之前及2015年之后出版的英国历史教科书不在作者研究范围之内,而且选择的这5册历
史教科书样本中只有2册全部为中国史内容,其余3册只有几页中国史内容,由此归纳得出的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富强文明与专制
停滞的古代中国形象、落后分裂与改革自强的近代中国形象、在挫折中走向世界的现代中国形象———因样本量少、时效性不强而准确性、可靠性难
获保证。另外,朱慧敏、张婷《英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古代中国形象———基于朗文、牛津版<中国皇朝>的比较研究》(《历史教学问题》2022年第5
期,第176ꢇ181、175页),朱慧敏、李月琴《英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近代中国形象———以<剑桥国际AS-Level国际史(1871ꢇ1945)>为例》(《历史教
学问题》2019年第4期,第127ꢇ131页),以及张利娟《30年来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近现代中国形象———以麦克米伦出版社<掌握近现代世界史>为
例》(《历史教学问题》2020年第3期,第3ꢇ6页)三文,分别选择了4本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古代中国形象、近现代中国形象进行研究,虽然注意到
所选教科书的代表性和使用年限,但亦因教科书的样本量不足而难以有效揭示英国历史教科书的全貌。此外,张利娟《被忽略的中国:30年来英国
历史教科书中的中日战争叙事》[《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151ꢇ157页]、王若茜《英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抗日战
争》[《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第8ꢇ16页]、张利娟《论英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鸦片战争叙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
2
023年下卷(总第29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65ꢇ282页]三文,选择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抗日战争和鸦片战争叙事内容进行
研究,虽注意到英国历史教科书的样本量,并且归纳出抗日战争时期和鸦片战争中的中国形象,但这两大事件中的中国形象并不足以代表中国历史
形象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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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StuartFosterꢁAdrianBurgessꢁꢒProblematicPortrayalsandContentiousContentꢆRepresentationsoftheHolocaustinEnglishHistoryTextbooksꢁ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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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EducationalMediaMemoryandSociety5ꢁno2ꢂAutumn2013ꢃꢆ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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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GaryAndersonꢁNancyArsenaultꢁFundamentalsofEducationalResearchꢁ2ndedꢂLondonꢆFalmerPressꢁ2005ꢃꢁ109
ꢀ ꢀ ꢀ ꢀ ꢀ ꢀ ꢀ ꢀ ꢀ ꢀ
DouglasEzzyꢁQualitativeAnalysisꢀPracticeandInnovationꢂLondonꢆRoutledgeꢁ2002ꢃꢁ83-84
16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例的分析比较,可得知教科书的重点及选材标准。笔者对39本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史内容所占比例及其有
关章节名、目录名中的关键词汇进行频率统计,其结果如表1。
表1ꢄ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史内容占比及关键词汇出现频次表
书名
版本
页数
占比(%)
关键词汇及频次
毛泽东的中国:1936ꢇ1997
近现代中国的形成:1860ꢇ1997
毛泽东的中国:1945ꢇ1976
中国:1839ꢇ1997
霍德教育出版社2019
培生教育有限公司2017
培生教育有限公司2017
霍德教育出版社2016
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
霍德教育出版社2010
纳尔森索恩出版社2008
海涅曼出版社2006
朗文出版社1996
256 100
192 100
159 100
322 100
224 100
170 100
152 100
183 100
(
中国)共产党54
毛泽东53
文化大革命34
经济29
国共内战(中国内战)20
(中国)国民党20
中国的转型:1936ꢇ1997
共产主义20
中日战争(抗日战争)15
政治14
从中华帝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1900ꢇ1949
毛主席的影响:1946ꢇ1976年的中国
中国:1900ꢇ1976
大跃进13
工业10
1
900年以来的中国
48
48
64
80
100
100
100
100
邓小平8
外交8
中华帝国
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
海涅曼出版社1991
朗文出版社1991
军阀8
中华帝国
清朝8
中华帝国:从秦始皇到忽必烈
政府体制:共产主义
农业7
改革7
埃文斯出版社2005
培生教育有限公司2015
剑桥大学出版社2011
霍德教育出版社2015
剑桥大学出版社2011
霍德·吉布森出版社2006
霍德·吉布森出版社2010
麦克米伦教育出版社1991
柯林斯教育出版社2001
铜锣出版社1996
15 31.3
118 29.1
朝鲜战争7
2
0世纪的共产主义国家
战争的起因、经过和影响
亚洲的冷战:1945ꢇ1993
权力主义者和一党制国家
标准等级现代研究:世界
中级现代研究
意识形态6
ꢀ
中国与世界6
60
25
蒋介石5
发明5
58 22.5
49 20.4
秦始皇5
长征5
30
16
辛亥革命4
孙中山4
红卫兵4
妇女4
28 12.3
学懂世界近现代史
21
25
20
49
38
17
20
20
10
6
9.3
8.9
8.4
7.8
6.8
6.6
6.6
6.3
5.1
5
创造历史:1914年至今的世界史
世界近现代史
五年计划4
统一战线4
美国4
世界近现代史要论
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
朗文出版社1993
苏联4
2
0世纪的世界史
宋朝3
同一世纪的世界:使用证据
世界近现代史
柯林斯教育出版社2001
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
朗文出版社1992
满洲(满族)3
医疗3
教育3
2
0世纪的历史
延安3
世界近现代史
霍德和斯托顿出版社1993
朗文出版社2002
国际关系3
中美关系3
中苏关系2
人权2
思想与机器:1750ꢇ1900年的英国
理解历史:1066ꢇ1509
改革和革命
霍德教育出版社2014
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
6
4.5
4.5
百花齐放2
8
164
张利娟ꢄ镜像·想象·真相: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
掌握世界近现代史
麦克米伦出版社2013
海涅曼出版社2008
朗文出版社1993
31
8
4.4
4.2
4
鸦片战争(中英战争)2
整风运动2
西安事变1
天安门事件1
游击战争1
汉朝1
发展中的历史:1603ꢇ1901
2
0世纪的历史:1900年以来的世界
寻找历史:20世纪的世界
发展中的历史:1901年至今的世界
发展中的历史:1066ꢇ1603
世界近现代史
12.5
4
霍德和斯托顿出版社1991
海涅曼出版社2009
海涅曼出版社2008
霍德教育出版社2013
剑桥大学出版社2011
3.1
2.1
2.1
2.1
1.9
4
4
隋朝1
7
唐朝1
冷战
3
ꢄꢄ备注:上表中“页数”栏中的数字指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史内容所占页码数,“占比”栏目中的数字指中国史
内容占据整本教科书的内容百分比。
通过表1中的频率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得知,除专门讲述中国史内容的12本英国历史教科书外,其余
27本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史内容占比最高的31.3%,
最低的1.9%,平均占比 ,有
9.6% 20种历史教科
书的中国史内容占比低于10%,加上如前所述的自1991年至今的几百种英国历史教科书中只有39本教科
书有明显的中国史内容,显然中国史内容在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占比甚小、地位很低。
通过对表1的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到,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史内容书写呈现出如下特点。第一,教
科书将重点放在对近现代中国的书写上。无论从教科书选材的数量分布(39本教科书中只有6本有中国古
代史内容,其余33本都是中国近现代史内容)来看,还是从关键词汇的出现频次来看,教科书给予近现代中
国历史更多关注,尤其突出强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政治经济外交问题。“中国共产党”出现频次
最高,其次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经济”、“国共内战”、“中日战争”、“中外关系”、“邓小平”是教科书的
重点之一。第二,教科书也不乏对古代中国史的某些方面予以凸显。如对古代的科学发明着墨甚多、中国的
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和哲学家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等都有所书写。第三,教科书重点书写政
治、经济问题,但对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也甚为关注,如女性及教育问题都设有章节详细阐述。
二ꢄ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
下面笔者将以时间为经、主题为纬,按照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当代史的时间顺序,简要分析
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史内容叙事,进而归纳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特征。
(一)神秘的国度:辉煌灿烂的古代中国
在英国历史教科书的描绘中,古代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辉煌灿烂的文明,是一个遥远、神秘、富庶的国
度。孔子的伟大思想、秦始皇的恢宏陵墓、辛追夫人的奢华生活、唐朝宫廷妇女的多彩娱乐、宋朝宏大的城市
气象、元朝的雄伟国度等,都有相关叙述,涉及思想、制度、社会生活等层面。
英国历史教科书指出,中国拥有自己的宗教哲学信仰体系,儒教、道教、佛教是中国的三大宗教,儒教关
注人类在社会中的地位,道教关注人类在自然中的地位,佛教则给予人们来世的希望①。英国历史教科书对
孔子所代表的儒教及儒家思想着墨甚多,认为,“孔子是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汉朝及之后的朝代
都遵循孔子的思想,一直到20世纪”,孔子建立的一套系统的道德规范成为中国人的行为准则,孔子的思
②
想被认为是中国文明的思想基础③
。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儒家文化曾在西方学界风靡一时
,“‘孔夫子的中
国’的道德实践、自然哲学、开明君主制度,成为批判欧洲社会堕落、宗教迫害与君主暴政的武器”④。西方通
过推崇孔夫子的儒家文化精神,来抨击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和历史观,以建构现代的世俗历史观念,为西方人
本主义思想的确立提供自我确证,找到合理性来源。英国历史教科书通过对孔子及其思想的介绍,塑造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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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hBroomanꢁImperialChinaꢀFromtheFirstEmperortoKublaiKhanꢂHarlowꢆLongmanGroupUKLimitedꢁ1991ꢃꢁ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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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onaReynoldsonꢁImperialChinaꢂOxfordꢆHeinemannꢁ1991ꢃꢁ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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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olGleisnerꢁImperialChinaꢂOxfordꢆOxfordUniversityPressꢁ1993ꢃꢁ14ꢖFionaReynoldsonꢁImperialChinaꢁ48
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6页。
16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个开明、宽容、仁爱的文明之邦的中国形象。
英国历史教科书通过对中国秦汉唐宋元时期历史的描绘,塑造出一个物产丰富、城市繁荣、包罗万象的
古代中国形象。秦始皇统一货币、度量衡、文字、车轨,建立第一个统一的中国①。汉朝张骞出使西域,开通
丝绸之路,商人们载着丝绸、茶叶、瓷器等货物,经西域运往中亚、西亚,再转运到更远的欧洲,欧洲、印度和非
洲的马匹、象牙、玻璃制品也被运到中国,同时,知识也沿着丝绸之路传播,商人们把中国的思想和发明带到
了西方②。唐朝首都长安作为一座国际化都市,吸引了众多外国人来此居住。“在唐朝,中国人对外国思想、
宗教(如佛教)、食物和商品的开放程度超过了20世纪之前的任何朝代”。7世纪中叶,中国达到了鼎盛时
期,唐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④。宋朝纵横交错的水陆交通、人声鼎沸的酒肆茶楼、繁忙的商贸
往来,塑造出繁荣的宏大城市气象。元朝建立了当时世界上疆域最广大的帝国,曾一度打到欧洲,横扫俄罗
斯、波兰和匈牙利。英国历史教科书指出,蒙古人虽然非常凶猛,但忽必烈是一位“智慧而宽容的君主”⑤。
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古代中国,特别是唐宋元时期,相对于中世纪贫穷落后的欧洲来说,都是人间
天堂。
③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历史教科书多次引用《马可波罗游记》来佐证以元朝为代表的古代中国的繁荣富
庶⑥。元朝时的杭州,为“无可争议的世界上最富丽名贵之城”⑦。对于萌芽于中世纪晚期的世俗精神来看,
元朝繁华的市井形象,既是中国这个他者的现实,也是欧洲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早期西方人想象中的世俗
乌托邦。人们需要上帝与来世的天堂,也需要尘世的财富与享乐,用元朝繁华的市井形象来向代表欧洲基督
教禁欲主义的教权王权挑战,“在欧洲从中世纪进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物质化的中国形象不仅激
发了西方文化中的世俗欲望,还为他们的商业精神、君王权威提供了一种乌托邦式的楷模”⑧。 《
人们从马可
波罗游记》描绘的元朝形象中体会到自己的欲望与想象,也找到了超越自身、改造社会的动力。如果说《马可
波罗游记》中的中国形象是一面镜子,与其说它反映了元朝的中国形象,不如说它表现了西方文化的集体无
意识幻象,对中国式美好生活的向往,折射出西方中世纪文化压抑中的欲望。
(二)衰败的帝国:百年屈辱的近代中国
如果说古代中国以辉煌灿烂、悠久文明的历史而著称,当时钟走到近代,悠久的历史意味着所谓“历史停
滞”时,荣耀也就变成了耻辱。近代中国在英国历史教科书中呈现出的是一副衰败的帝国形象。
封闭、停滞、衰败、贫穷、愚昧、落后等词汇充斥在英国历史教科书对近代中国历史的描绘中。英国历史
教科书的叙事充满了对一个失去生命力的统治集团的蔑视。政治方面,近代中国是专制帝国,皇帝拥有绝对
的权力;经济方面,近代中国是贫穷落后的农业国;科技方面,近代中国停滞不前;外交方面,近代中国闭关锁
国,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时间流逝于此,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近代中国形象由孔教乌托邦发展到半野蛮的
东方专制主义帝国,“道德中国”变成了“专制中国”。这里,英国历史教科书把近代中国的历史简单地定义为
专制的历史,这是必须加以批判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是冷战产物”⑨,“不能把中国封建社会的政体简单
地称为君主专制制度,也不能将中央集权等同于封建专制”ꢈꢊꢉ。
英国历史教科书的叙事逻辑是,虽然中国古代曾有很多重要的科学发明,如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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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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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emaryReesꢁHistoryinProgressBook11066-1603ꢁ86-87ꢖCarolGleisnerꢁImperialChina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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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IanDawsonꢁNeilBatesꢁAlecFisheretalꢁMakingSenseofHistory1066-1509ꢁ110
⑧
⑨
周宁《契丹传奇》,《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与传说》第1册,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6页。
金寿福《东方专制主义理论是冷战产物》,《历史评论》2020年第2期,第80页。
ꢈꢉꢊ周群《中央集权不等于专制》,《历史评论》2020年第3期,第20页。
166
张利娟ꢄ镜像·想象·真相: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
针,但是这些成就让中国人盲目自信,狂妄自大,目中无人①。这种自大还可以从“中国”的命名可以看出:
“中国,从字面意思理解是处于中央的国家,即‘中央之国’。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一直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
心,其他国家都不如中国。”②“中国人没有国家间的平等意识。”③教科书对“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事件浓墨渲
染。1792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遣马戛尔尼公爵出使中国,商讨两国贸易之事,遭到乾隆皇帝拒绝。马戛
尔尼使团访华事件,使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由辉煌灿烂的孔教乌托邦向半野蛮的东方专制主义帝国发生
关键性的转折,“西方从仰慕中国转向鄙视中国”④。在英国人眼中,中国成为对世界一无所知,对科学与技
术一窍不通,愚昧、无知、自傲、自大的庞然怪物。当时英国主流观点认为,清朝自傲自大,愚昧无知。这正好
为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找到一个很好的借口。如果中国彬彬有礼,注重礼尚往来,英国怎有发动战争的理由?
所以,“当时的中国真实情况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英国主流社会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形象,以服务
于当时的政治需要、商人的利益需要以及扩大海外殖民地、推销商品和原料市场的需要”⑤,“塑造一个被否
定的、邪恶的中国形象,不仅为鸦片战争与殖民统治掩盖了毒品贸易与战争的罪恶根源,而且为掠夺与入侵
提供了所谓‘正义的理由’”⑥。英国历史教科书宣称“文化冲突引致鸦片战争”⑦,这不仅淡化了鸦片战争中
英国侵略中国的本质,反而竭力把西方美化为中国的“救世主”。但是,“近代中国的落后决不意味着英国发
动鸦片战争是合理的、正义的。侵略就是侵略、强盗就是强盗”⑧。鸦片战争是英国发动的不正当的侵略战
争,是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用武力打开中国市场的野蛮战争,是西方扩张与侵略的典型例证,无论何种理由都
掩盖不了英国侵略中国的事实。
英国历史教科书指出,自1850年以来,中国国内一直叛乱不断,而清政府既无法镇压叛乱,也无法同时
打败外国人。晚清中国被西方打败了,西方的要求得到了满足,英国、法国和美国从清朝的敌人变成了清朝
的盟友,“接受西方政权的军事支持,对中国抵御国内叛乱和维持自身统治至关重要”,“事实证明,在第二次
鸦片战争之后的几年里,西方扮演了一个两面性的角色:掠夺者和救世主”⑨。 ,
显然英国历史教科书认为,
中国无力抵抗西方列强和国内叛乱,清朝需要接受西方的帮助,以镇压国内叛乱和维持自身统治,西方成为
中国的“盟友”和“救世主”。
对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英国历史教科书写道:“英国决心给中国一个惨痛教训
…
…军队将圆明园洗劫一空,夷为平地……洗劫圆明园的行为主要是想明确告诉中国这样一个事实:中国除
了服从外国列强之外别无选择。”ꢈꢊꢉ英国历史教科书对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八国联军屠杀义和团与无辜
百姓、占领北京后挨家挨户抢掠金银财宝等行为轻描淡写地叙述,而对于义和团围困使馆和教堂事件以及在
华西方人的“苦难”则浓墨重彩地渲染,旨在告诉阅读者和学习者,义和团事件是所谓“野蛮对抗文明”、“中国
对抗世界”的冲突,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则是“文明征服野蛮”的“正义”行动。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肇始,到太平
天国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英国历史教科书对中国史的呈现都
是邪恶多于光明,对中国既敌视又蔑视,中国地大物博但国力虚弱,有发明创造但墨守成规,讲迷信而又信仰
缺失,故步自封而又腐败无能。英国历史教科书对义和团运动、鸦片帝国的描绘,刻画出一个处于失控状态
的、不遵纪守法的混乱中国形象,而这种形象构成了百年屈辱的近代中国历史形象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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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ynOꢔCallaghanꢁAHistoryoftheTwentiethCenturyꢂLondonandNewYorkꢆLongmanꢁ1992ꢃꢁ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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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holaBougheyꢁSteveDayꢁColetteRobertsetalꢁHistoryinProgressBook21603-1901ꢂHarlowꢆHeinemannꢁ2008ꢃꢁ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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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ffStewartꢁChina1900-1976ꢂOxfordꢆHeinemannꢁ2006ꢃꢁ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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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J MarshallꢁꢒBritainandChinaintheLateEighteenthCenturyꢁꢓinRitualandDiplomacyꢀTheMacartneyMissiontoChina1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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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4ꢁedR A BickersꢂLondonꢆWellsweepPressꢁ1993ꢃꢁ11
⑤
⑥
⑦
张利娟《论英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鸦片战争叙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23年下卷(总第29卷),第270页。
周宁《鸦片帝国》,《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与传说4》,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引言》第3页。
如英国教科书《思想与机器:1750ꢇ1900年的英国》第十三章《东西交汇———文化冲突如何引致英中战争?》整章叙事都是围绕着中英文化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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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何引致鸦片战争而展开。详见:JamieByromꢁChristineCounsellꢁMichaelGormanetalꢁMindsandMachinesBritain1750-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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ꢂLondonꢆLongmanPressꢁ1999ꢃꢁ104-109
侯中军《强盗就是强盗,无法开脱———评有关鸦片战争的几种谬论》,《历史评论》2020年第3期,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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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ryAuton-LeafꢁNickShepleyꢁTheMakingofModernChina1860-1997ꢂLondonꢆPearsonEducationLimitedꢁ2017ꢃꢁ7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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ꢈꢉꢊLarryAuton-LeafꢁNickShepleyꢁTheMakingofModernChina1860-1997ꢁ66-67
16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近代中国在英国历史教科书中呈现出的是一副衰败的国家形象,其目的是用来论证英国殖民扩张的合
理性。在英国历史教科书中,民主消灭专制,文明征服野蛮,进步取代落后,被视作人类历史发展的大势。在
西方近代所谓“进步”、“自由”、“文明”的宏大历史叙事中,中国是作为否定性的“他者”形象出现,以帮助西方
现代文明完成自我认同,并确认以西方为中心的地缘文明秩序①。衰败的中国,需要进步、自由、文明的英国
来拯救,英国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被披上了“正义”的外衣。对于英国的侵略扩张而言,丑化的中国形象,
不仅掩盖了英国对华毒品贸易与对华侵略战争的罪恶,而且为其对外掠夺与殖民扩张提供了合理的借口。
在这里,知识转化成意识形态,知识使权力变成了真理。
总之,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近代中国历史叙事受到曾盛行于西方学界的“冲击ꢇ回应”模式和西方中心
论的影响,多从西方的视角解读中国历史,过度夸大了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与作用,忽略了近代中国内部发展
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西方外来的刺激,只有在中国内部本身发生改变才能起作用,中国社会演变的动力更多
来自中国内部本身,而不是外部的刺激。英国历史教科书以中西文明对立的视角来解读近代中国历史并不
可取。
(三)红色的中国:红色朝圣地与个人崇拜的革命年代
“红色的中国”包含两层意思。
其一,指抗日战争时期至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建立的革命根据地延安。英国历史教科书高
度赞扬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从中华帝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1900ꢇ1949》指出:1935年至1936年,中
国其他地区发生了大规模饥荒,但“延安苏维埃政权以其可靠的(虽然少得可怜的)粮食供应、学校和医院,为
其居民提供了以前无法想象的一定程度的安全和福利。延安不仅满足了人们一直渴望的物质需求,还弥漫
着一种来自巨大成就感的集体自信氛围”②。《毛泽东的中国:1936ꢇ1997》引用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一书,
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人民抗战③。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口号④,号召全国人民
联合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⑤。英国历史教科书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团大战作了详细介绍:“1940年8月,
在彭德怀总指挥下,中国共产党100多个团40万兵力,对华北和华中地区的日军发动了系列进攻。在两个
月的时间里,共产党取得了巨大胜利。”⑥英国历史教科书特别将抗日战争中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作一比较,与
国民党的节节败退相比,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使用游击战术在对日作战中取得了成功⑦,“中国共产党
越来越被视为新中国的真正希望”⑧。《毛主席的影响:1946ꢇ1976年的中国》讲述了共产党采取游击战术
打击敌人,赢得人民的支持和尊敬,然后以小栏目突出显示的形式介绍了什么是游击战⑨。《创造历史:1914
年至今的世界历史》介绍了游击战的基本原则以及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鱼水关系、枪杆子里面出
政权,在学生活动部分还附有一首红军歌曲,并针对歌曲提出各种问题让学生回答ꢈꢊꢉ。《世界近现代史要论》
讲述了中国共产党采取成功的游击战术抵抗日军ꢈꢉꢋ。随着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出版,红色中国形象
在全世界传播开来。
关于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取胜的原因,英国历史教科书指出,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不仅仅是军事上的
胜利,也是政治、经济、外交、宣传和公共关系上的胜利ꢈꢌꢉ,“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军事技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第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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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LynchꢁChinaꢀFromEmpiretoPeopleꢂsRepublic1900-49ꢁ111 有关百团大战的论述,另见:GeoffStewartꢁChina1900-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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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ekHeaterꢁPresentingthePastBook3ꢀReformandRevolutionꢂOxfordꢆOxfordUniversityPressꢁ1991ꢃꢁ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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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ffStewartꢁChina1900-197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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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利娟ꢄ镜像·想象·真相: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
能、战术才华、领导能力、民众支持和国民党弱点的综合结果” 其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
导以及土地改革政策和严明的纪律,使之获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是中国共产党获胜的重要原因。《毛泽东
的中国:1936ꢇ1997》单独设目讲述了“毛泽东军事领导的重要性”②。《从中华帝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1900
①
,
ꢇ1949》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最终胜利的军事因素中,毛泽东的领导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③。英国历史
教科书还指出,农民的支持,也是中国共产党获胜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毛主席的影响:1946ꢇ1976年的中
国》特别开辟子目,单独讲述中国共产党的严明纪律和土地改革对人民的影响④。英国历史教科书通过对抗
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的描绘,塑造了一个经济上进步、政治上民主、社会生活上爱民为
民、朝气蓬勃、充满希望的红色中国形象。
其二,指的是20世纪50至70年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科书指出,20世纪50年代末期至70年代中
期的中国为所谓“红色恐慌”与“个人崇拜”的“狂热且失去理智”的革命年代,这一时期的中国带给英国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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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震惊与恐惧。英国历史教科书在称呼上用“红色中国”(RedChina)代替中国。对于这一时期的中国,英
国历史教科书花了大量篇幅介绍红卫兵闹革命、个人崇拜等事件。英国历史教科书对中国的批评,掺杂了编
者对英国价值观难以言传的强烈认同感。英国历史教科书似乎只有高擎反对社会主义的大旗,才能彰显为
西方现代性奠定政治哲学基础的自由民主之精神。
(四)觉醒的巨龙:高速发展与“威胁”西方并存的当代中国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英国历史教科书花了大
量篇幅讲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经过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的历史。《毛泽东的中国:
1
936ꢇ1997》指出,1981年至2000年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2000年,美国14%的进口来自中国;从
995年到2010年,中国的出口额从
1
5720亿美元增长到7680亿美元,进口额从7700亿美元降至6500亿美
元,贸易总额从10650亿美元增至14800亿美元,贸易顺差从330亿美元增至1070亿美元,“邓小平作为领
导人的最大成功无疑是将中国转变为一个世界经济和商业强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获得了国际公认
的超级大国的国际地位⑤。《近现代中国的形成:1860ꢇ1997》指出,“邓小平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举措,可能
是20世纪任何国家中最成功的经济改革。……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经济黄金时期,美国和
欧洲也无法将自己的经济成就与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所取得的成就相提并论”,到1997年,中国已经成功地
成为一个拥有强大的铁路、公路、水路和航空运输网络的重要的制造业和工业强国⑥。《掌握世界近现代史》
用了6页篇幅,详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并对中国历届政府执政期间的政治经济改革
作了详细介绍,指出:“当世界其他地区遭受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国似乎未受影响。随着全球经济继续陷入危
机,2011年,有报道称法国萨科齐总统在讨论如何拯救欧元区的峰会结束后,致电北京寻求帮助。整个欧洲
和美洲都发出了这样的呼声:‘中国会拯救世界吗?’”⑦相对于衰败的近代中国是英国征服和救赎的对象而
言,觉醒的中国充满了生机与力量,中国反倒成为世界获救的希望。
但是,英国历史教科书认为,高速发展的中国,在给世界带来希望的同时,也给西方带来了威胁。它们指
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2012年中国拥有13座核电站,并计划到2020年至少达到120个。……所有这一
切引发了许多问题:中国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吗?如果中国的‘经济奇迹’继续下去,这会让
欧洲和美国陷入大规模失业和破产吗?”⑧在教科书编者看来,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已逐渐转化为政治、军事
实力,作为全球性大国形态日益彰显,中国被认为是英国当前与未来的战略竞争对手,实实在在地构成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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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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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LynchꢁChinaꢀFromEmpiretoPeopleꢂsRepublic1900-49ꢁ148 类似表述还有“在所有决定中国共产党最终胜利的因素中,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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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的军事领导是最重要的”,详见:MichaelLynchꢁMaoꢂsChina1936-9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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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ryAuton-LeafꢁNickShepleyꢁTheMakingofModernChina1860-1997ꢁ5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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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anLoweꢁMasteringModernWorldHistoryꢁ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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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威胁,这种威胁不仅包括经济威胁,还包括政治威胁、军事威胁;与之相反,这一时期国际政治经济秩
序风云巨变,“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华尔街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国作为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在意识形
态、社会制度、文化心理上与英国存在巨大差异。作为“异己”国家,理所当然是英国的假想敌。另外,从历史
渊源看,“中国威胁论”在西方根深蒂固。13世纪,蒙古人一度打到欧洲,攻占波兰、匈牙利,打败德意志的骑
士团,蒙古人带来的恐怖气氛弥漫了整个欧洲,“黄祸”的恶魔形象由此在欧洲人心里扎根。“中国威胁论”唤
醒了这个古老的“噩梦”。在英国历史教科书的宏大叙事中,“觉醒的巨龙与中国威胁论并存,隐含了英国人
的悲观主义心理。对中国的崛起持既欢迎又担忧的矛盾态度,反映了英国人对自身文化衰落的悲观判
断”①。虽然英国历史教科书肯定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亦以“他者形象”排斥、贬低和否定中国。
三ꢄ余论
教科书问题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无论是统编制、审定制,还是“市场制”,教科书都要
体现国家意志。因此,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其知识和权力在对中国史内
容呈现施加影响的同时,亦强有力地规范着英国青少年对“中国”的认知和理解。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
形象构建的背后,反映了中英两国之间政治经济利益和综合实力的博弈以及彼此文化认同之间的较量。
中国形象在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经历着各种变幻:从古代中国的神秘莫测,沐浴着儒家圣哲光环,风靡一
时的辉煌“中央王朝”,到保守落后、“无视欧洲之强盛”、夜郎自大的近代中国,再到结束百年屈辱、获得民族
独立的新中国成立,以至“红色恐慌”、中国改革开放、经济政治实力崛起。这些中国形象叙事的构建,取决于
英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复杂性,也取决于中国自身变化的复杂性。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具有
的多面性、复杂性、脆弱性以及不确定性,折射出英国社会乃至西方社会对华态度及种种错综复杂的利益
关系。
中国形象是一面镜子,在镜像中国里,英国人看见的是自己。“‘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同时也传递了
‘
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②。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是英国现代文化的“他者”
镜像。这种中国形象代表的并不一定是真实的中国,而是英国人自己想象中的文化他者。它们经过了教科
书编者的个人喜好、现实需求、价值判断的选择、过滤而形成。编者无法避免伽达默尔所指出的“先入之见”
的影响,教科书难以达到真正意义上的“价值中立”和“客观公正”。上述的中国形象,与其说是在刻画中国的
现实与真相,毋宁说是在述说英国文化的想象与期望。
中国的国际形象是中外综合国力长期博弈的历史产物。中国自身的实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既有认知
与态度,以及中国的对外传播能力等因素,都影响着中国良好国际形象的塑造③。因此,“我们不能因为中国
形象被西方幻象化而自恋,放弃对自我的反思,更不能因为中国形象被西方妖魔化而激愤,放弃与他们的对
话”④。正如习近平所说,“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⑤,“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
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⑥。中国需要探求自身文化认同,树立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意识,积
极向外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形象,让国际社会了解真实的中国。
[责任编辑:凌兴珍]
①
张利娟《30年来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近现代中国形象———以麦克米伦出版社<掌握近现代世界史>为例》,《历史教学问题》2020年第3期,第
6
页。
②
③
④
⑤
⑥
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7页。
张利娟《被忽略的中国:30年来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日战争叙事》,《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157页。
吴秀明、方爱武《论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形象”的塑造与传播》,《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第14页。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
1
8日),《人民日报》2017年10月19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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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卷第4期
02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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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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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1ꢁ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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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2024
米开朗基罗传记形象的塑造与历史真实
———以朱利乌斯二世陵墓雕塑传记书写为中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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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光启
ꢄꢄ摘要:在瓦萨里创作的《名人传》的两个版本和孔迪维的《米开朗基罗传》中,米开朗基罗被塑造成个性突出、敢
于对抗赞助人的英雄形象,并且被用来证明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群体的社会地位取得重大提升。事实上,这种观
点是出于对米开朗基罗的误解,夸大了精英艺术家的独立性和艺术家群体社会地位提高的程度,是传记作家刻意
塑造的结果。围绕米开朗基罗为朱利乌斯二世制作陵墓雕塑相关传记书写分析与历史考察,其意义不仅在于认清
传记作家对米开朗基罗形象的夸大和刻意塑造,还在于准确认识艺术家地位的提升,并给予艺术家与赞助人关系
以准确定位。
关键词:米开朗基罗;传记形象;朱利乌斯二世;陵墓雕塑;传记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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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734ꢅjcnki1000-531520240708
收稿日期:2024-01-17
作者简介:任光启,男,山西吕梁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艺复兴艺术史与欧洲近代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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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社会文化史,E-mailꢆ1455524712@qqcom。
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的杰出代表,米开朗基罗因其鲜明的个性和漫长的艺术生涯而留下了
诸多历史记载和奇闻轶事,并在后世形成了复杂、丰富且充满争议的形象。长期以来,各界对于米开朗基罗
形象的界定主要包括充满创作才华的天才和全才、勇于反抗命运并直面生活、性格孤僻怪异等①。需要注意
的是,这些形象并不是完全被米开朗基罗本人认同。葡萄牙著名的画家、建筑师和作家弗朗西斯科·德·奥
兰达说,米开朗基罗在谈及16世纪流行的有种种缺陷和怪癖的个人主义艺术家形象时曾说过:“人们传播了
一千个关于知名画家的恶毒谣言。说他们性情古怪、个性孤僻且让人难以忍受。事实上,他们和其他人没什
么不同。只有傻瓜才会真的相信艺术家们既古怪又反复无常。”②从创作生涯来看,16世纪初,米开朗基罗
为朱利乌斯二世工作的时期无疑是其人物形象形成的关键阶段;而16世纪中期,两位传记作家乔尔乔·瓦
萨里与米开朗基罗的弟子孔迪维各自撰写的米开朗基罗传记,则为后世的米开朗基罗形象塑造奠定了基础。
这两位传记作家都对米开朗基罗为朱利乌斯二世服务的这段经历着墨颇多,但他们的记载却存在不少
抵牾。乔尔乔·瓦萨里在1550年和1568年前后出版了两个版本的《意大利艺苑名人传》,孔迪维于1553年
出版了《米开朗基罗传》,这几部传记记录了流传甚广的米开朗基罗大部分事迹,是最早记录米开朗基罗生平
的作品。对于米开朗基罗生平事迹的记载,这两部传记各有所长。瓦萨里的《名人传》文笔生动且引人入胜,
在当时流传甚广,瓦萨里还曾经出版过米开朗基罗传记的单行本③。孔迪维作为米开朗基罗的弟子,与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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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PaulBarolskyꢁWhyMonaLisaSmilesandOtherTalesbyVasariꢂPennsylvaniaꢆThePennsylvaniaStateUniversityPressꢁ1991ꢃꢁ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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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RudolfWittkowerꢁꢒIndividualisminArtandArtistsꢆARenaissanceProblemꢁꢓJournaloftheHistoryofIdeas22ꢁno3ꢂSept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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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LisaPonꢁꢒMichelangeloꢔsLivesꢆSixteenth-CenturyBooksbyVasariꢁCondiviꢁandOthersꢁꢓTheSixteenthCenturyJournal27ꢁ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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ꢂWinter1996ꢃꢆ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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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自然有较多的接触和交流的机会,他在传记序言中称,自己写作这部米开朗基罗传记,原因是当时广泛流传
的米开朗基罗传记(即瓦萨里1550年出版的版本)的作者不如自己了解传主①。此外,孔迪维在传记书写的
过程当中,偶尔也以师徒对话当中的询问者身份出现,增加了其传记的可信度②。但是,因受当时传记书写
传统的影响,这两部传记都不是以最大限度还原人物真实形象为首要目的③;相反,这两位作者都自觉或不
自觉地将传记写作视为一种创作和发挥,借此塑造和传达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米开朗基罗形象,因此,在叙述
内容方面自然有颇多不足采信之处。
有学者指出,瓦萨里在传记中塑造艺术家形象时,最常使用的三种叙事模式分别是神话模式、英雄模式
和逸闻模式。关于这三种叙事模式各自的用途和功能,吴琼作了说明:“神话模式是为了赞美艺术家的天赋,
英雄模式是为了歌颂艺术家的荣耀,逸闻模式则是为了显示艺术家与众不同的个性。”④笔者注意到,在瓦萨
里和孔迪维的传记当中,对米开朗基罗与朱利乌斯二世之间冲突的叙述,可以被归纳为英雄叙事模式。那
么,这样的叙事模式与历史事实之间是否存在偏离呢?如果存在,那么又在多大程度上存在偏离?要解决这
些问题,首先需要弄清楚这种叙事是如何产生的。这就要求我们回到历史语境,了解这段英雄叙事模式的来
龙去脉,厘清事实真相。
在笔者看来,瓦萨里和孔迪维塑造的这种米开朗基罗形象,主要是为他们强调艺术家自我意识的觉醒和
社会地位的提升而服务的。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确实在社会地位的提升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正如鲁
道夫·维特克威尔指出的那样,“不可否认,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们将艺术的地位从劳力范畴提升到了劳
心范畴。他们将艺术与科学结合起来,从而使艺术从手艺中脱离出来,同时艺术家们获得了同行和其他各界
都认可的精英地位”⑤。但需要注意的是,瓦萨里和孔迪维塑造的这种形象,主要来自于作者对米开朗基罗
本人的误解,并在很大程度上夸大了他作为一名艺术家在完成艺术赞助订单工作的过程中的独立性。此外,
这种带有误导性的形象塑造,也导致了后世对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群体的社会地位提高的片面强调
和夸大。事实上,在16世纪,欧洲各地区仍普遍将艺术家群体视为匠人,只有意大利的部分地区对艺术家群
体表现出了一定的尊重和重视⑥。
除了这两位传记作家在提高艺术家社会地位方面的主观意愿之外,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书写与传记书
写间的差异也需要引起我们重视。从古希腊时代开始,欧洲的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对各自撰述的内容就有
明确的区分和清晰的认识。徐波指出,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传记是关于‘真人’的故事,而历史则是关于‘真
事’的记述”⑦。这正如古罗马历史学家普鲁塔克认为的那样,历史并非传记,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
“
把传记作者比作画家,强调传记作者对人物的描写,传主的人生历程和事迹成为传记作品的重要内容”⑧。
在此基础上,瓦萨里将传记作为历史的一部分,将艺术家传记与艺术史结合在一起,因此在书写过程中难免
受到传记书写风格的影响,更多地倾向于记述“真人”的故事。
本文尝试探究朱利乌斯二世与米开朗基罗这一艺术赞助案例,重新审视前述艺术家形象被误读的现象,
也希望以此重新评估16世纪前期艺术家的社会地位。学界对于艺术赞助和米开朗基罗与赞助人之间的关
系已有颇多研究,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从朱利乌斯二世与米开朗基罗的艺术赞助关系入手,尤其关注艺术
家与赞助人双方围绕朱利乌斯二世陵墓雕塑这一项目在教皇生前与去世之后的博弈,使用米开朗基罗生前
留下的相关信件记载,重点分析赞助关系的达成及其中的合作、冲突与博弈机制,还原米开朗基罗形象被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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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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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canioCondiviꢁTheLifeofMichelangeloꢁ2ndedꢂPennsylvaniaꢆThePennsylvaniaStateUniversityPressꢁ1999ꢃꢁ24-27
吴琼《乔尔乔·瓦萨里:传记写作与历史无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第110页。
吴琼《乔尔乔·瓦萨里:传记写作与历史无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第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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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dolfWittkowerꢁꢒIndividualisminArtandArtistsꢆARenaissanceProblemꢁꢓJournaloftheHistoryofIdeas22ꢁno3ꢂSept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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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ꢃꢆ297-298
⑥
丢勒在第一次到威尼斯的时候,惊讶地发现意大利艺术家比德国艺术家更受人尊敬。参见:沃恩《牛津版西方艺术大师百科》,严国珍等编
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7页。
⑦
⑧
徐波《文艺复兴时代著名历史学家及其代表作》,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版,第95页。
转引自:徐波《文艺复兴时代著名历史学家及其代表作》,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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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光启ꢄ米开朗基罗传记形象的塑造与历史真实———以朱利乌斯二世陵墓雕塑传记书写为中心的考察
造的过程及相关的历史语境,探讨赞助人与艺术家之间的真实关系,重新审视米开朗基罗的传记形象与艺术
家群体社会地位提升的相关叙事并给予其正确评价。
一ꢄ早期传记中的米开朗基罗形象建构
关于米开朗基罗与朱利乌斯二世之间的冲突,瓦萨里在1550年出版的第一版《名人传》中叙述了事件的
大概过程:米开朗基罗因厌恶朱利乌斯二世违背自己的意愿偷看尚未完成的西斯廷教堂穹顶壁画,愤而离开
罗马。而孔迪维在1553年出版的米开朗基罗传记中对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则给出了全新的叙述:米开朗基
罗垫付了为朱利乌斯二世制作陵墓雕像石材的运费,但迟迟未收到教皇的补偿款,为此他亲自去找教皇理
论;门卫明知米开朗基罗的身份,却拒绝他与教皇会面的请求,米开朗基罗对此十分愤怒,于是离开罗马,回
到佛罗伦萨①。孔迪维虽提到了米开朗基罗在制作西斯廷教堂穹顶壁画时与朱利乌斯二世因暗中窥视而引
发的冲突,但并未提及米开朗基罗因此恼羞成怒;相反,让米开朗基罗愤怒的是,布拉曼特利用自己的门路,
让拉斐尔偷看米开朗基罗的绘画过程②。在1568年出版的第二版传记中,瓦萨里对事件经过的叙述进行了
修正,与孔迪维的叙述基本一致,但仍保留了米开朗基罗因反感朱利乌斯二世偷窥未完成的西斯廷教堂穹顶
壁画而离开罗马的说法③。除了对米开朗基罗离开罗马事件存在分歧之外,两位传记作家都记载了米开朗
基罗与教皇后续的其他冲突,包括米开朗基罗离开罗马后拒绝返回且不愿为教皇继续工作,但最终不得不屈
服并前往博洛尼亚为朱利乌斯二世制作青铜雕像,以及米开朗基罗在接受西斯廷教堂穹顶壁画订单时的拒
绝态度等④。
瓦萨里在《名人传》的两个版本中关于米开朗基罗离开罗马事件的分析,之所以出现上述叙述,既有客观
条件的原因,也受到了瓦萨里主观意愿的影响。
客观条件方面,瓦萨里的第一版传记,成书于1547年,出版于1550年,书中使用的有关艺术家生平事迹
的材料,大多来源于瓦萨里对曾经与米开朗基罗共事过的艺术家和匠人们的访谈以及二手转述材料的长期
搜集,因此,对于16世纪初的实际情况很难有足够的了解⑤。此时,米开朗基罗已经75岁高龄,在早年与他
有过交集的人多已去世,瓦萨里很难获得相关资料。1553年,孔迪维传记出版后,瓦萨里在第二版传记中修
正了自己关于此事的说法,相当于承认了自己在此前版本中的叙述讹误。瓦萨里与米开朗基罗直接发生接
触,要晚于第一版传记的出版。1542年,另一说为1543年,瓦萨里曾在罗马经佛罗伦萨人阿托维蒂介绍认
识米开朗基罗,但仅限于学习米开朗基罗的作品⑥。1550年到1553年之间,瓦萨里在罗马为朱利乌斯三世
服务,并且教皇要求他时常与米开朗基罗沟通艺术项目制作事宜,两人才有了直接接触并建立起友谊⑦。因
此,瓦萨里在第一版传记中关于米开朗基罗的一些叙事讹误有其无奈的地方。
主观意愿方面,首先,瓦萨里写作《名人传》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教化后世的艺术家群体,通过传记书写
这样的手段,让他们明白杰出的艺术家如何工作、如何看待自己的艺术品、如何理解自然与艺术之间的关系、
艺术家应当获得什么样的地位、过怎样的生活,以及如何处理艺术家与赞助人之间的关系等。从这一角度来
看,瓦萨里对米开朗基罗因朱利乌斯二世坚持窥伺自己的创作过程而被激怒,进而离开罗马事件大书特书,
也就不难理解了。其次,瓦萨里在传记写作过程当中还有意突出托斯卡纳地区佛罗伦萨艺术和艺术家的地
位,以贬低其他地区的艺术风格和艺术家地位。作为瓦萨里第一版传记出版时当时最伟大的佛罗伦萨艺术
家,米开朗基罗非常适合被拿来论证托斯卡纳地区艺术风格的优越性,其代表性和典型性是毋庸置疑的。这
也是瓦萨里出版单行本米开朗基罗传记的重要原因。再次,瓦萨里还经常通过挑选事例、加入真假难辨的轶
事以及将事件的情节张冠李戴等手段来强化自己叙述的教化功能。瓦萨里提到的艺术家提防被其他人偷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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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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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canioCondiviꢁTheLifeofMichelangeloꢁ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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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canioCondiviꢁTheLifeofMichelangeloꢁ57
乔尔乔·瓦萨里《意大利艺苑名人传:巨人的时代》(下),徐波等译,湖北美术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71ꢇ2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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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尔乔·瓦萨里《意大利艺苑名人传:巨人的时代》(下),第272、274页;AscanioCondiviꢁTheLifeofMichelangeloꢁ37-3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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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JohannesWildeꢁMichelangeloꢁ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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ꢂWinter1996ꢃꢆ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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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JohannesWildeꢁMichelangeloꢁ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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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这一情节,出现在艺术家防止被同行偷师的故事中是很正常的,其目的在于表现艺术家之间存在非常激烈的
竞争这一事实。而这一情节出现在米开朗基罗与赞助人朱利乌斯二世的关系描述之中,则很可能是瓦萨里
为了强化冲突、塑造艺术家形象而添加的叙述①。除了传记作家的刻意强调这一解释以外,这种在工作期间
防止其他人偷窥的做法,可能还受到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个人主义兴起的影响。鲁道夫·维特克威尔在其
研究中指出:“独处和保密成了许多艺术家的标志。米开朗基罗在工作时不允许包括教皇在内的任何人靠近
他……艺术家们为什么这么坚持在独处中创作?答案呼之欲出。除了同行相忌这一原因,独处是出于专注
的需要。”②
在比较了与米开朗基罗同时代的两位传记作家的记载之后,我们有必要廓清朱利乌斯二世对米开朗基
罗艺术的赞助过程,以帮助我们重建反映朱利乌斯二世与米开朗基罗之间关系的历史事实,更好地理解为什
么两部传记重点强调米开朗基罗与赞助人抗争的形象。要了解米开朗基罗与赞助人之间的冲突,首先就要
回溯这段赞助关系是如何开始的。
504年9月8日,米开朗基罗为佛罗伦萨市政府制作的大型圆雕大卫像正式揭幕③。米开朗基罗的天
1
才技艺在这尊雕像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也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声望。1505年,风头正盛的米开朗基罗受到
了朱利乌斯二世的关注,并应教皇召见前往罗马为其制作陵墓雕像。
据瓦萨里记载,朱利乌斯二世选择米开朗基罗为自己建造陵墓雕像的主要原因是,米开朗基罗此前凭借
圣母怜子雕像、佛罗伦萨的大卫雕像以及与莱奥纳多·达·芬奇同场竞技之壁画素描《卡西那之战》而名声
大振,进而获得了与其他雕塑家一起共同为朱利乌斯二世绘制陵墓雕像草图以供挑选的竞技机会④。竞争
的结果是米开朗基罗获得了为教皇制作陵墓雕像的胜利。相比之下,孔迪维在传记中对朱利乌斯二世为何
选择米开朗基罗制作陵墓雕像的描述则要简略得多:“朱利乌斯二世不知道该聘用米开朗基罗制作什么艺术
品,为此,米开朗基罗等了几个月,最终教皇决定让米开朗基罗为自己制作陵墓雕像。”⑤孔迪维并未提到米
开朗基罗凭借自己的草图从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的细节。孔迪维的叙述与瓦萨里的不同之处在于:在瓦
萨里笔下,米开朗基罗应朱利乌斯二世召唤前往罗马修墓,而孔迪维记载的则是教皇从众多艺术赞助项目中
挑选了一项交给米开朗基罗;前者是米开朗基罗为教皇服务,教皇为自己赞助的陵墓雕像挑选了一位制作
者,后者则是教皇要让自己拥有米开朗基罗制作的艺术品,教皇的赞助行为针对的是艺术家。
二者的叙述并不统一,由此引出了一个问题:朱利乌斯二世为什么选择米开朗基罗制作陵墓雕像?克里
斯托弗·卢伊特波尔德·弗罗梅尔从现存的陵墓雕像在各个时期的草图入手,对此作了解释。现存于纽约
的一幅陵墓设计草图,被认为是米开朗基罗于1505年2月到3月完成的。从时间上来看,这无疑是关于朱
利乌斯二世陵墓的最早的一幅,草图上的陵墓设计属于墙墓。弗罗梅尔认为,对新柏拉图主义的欣赏,可能
是朱利乌斯二世选择米开朗基罗的重要原因。除了列举朱利乌斯二世及其叔叔西克斯图斯四世与当时的新
柏拉图主义圈子中的人物接触、交往史实之外,他指出,朱利乌斯二世任枢机主教期间赞助过的艺术项目也
透露出与这种思想的联系,并进而认为,在朱利乌斯二世当选教皇后不久,即被提拔的、与新柏拉图主义联系
紧密的埃吉迪奥·达·维泰尔博和托马索·因吉拉米,可能作为神学顾问参与了同样是朱利乌斯二世赞助
的由拉斐尔绘制的签字厅壁画的设计,这些迹象足以证明教皇对这种思想的亲近,进而推测教皇选择米开朗
基罗作为制作陵墓雕像的艺术家,是因为他的新柏拉图主义背景⑥。米开朗基罗与新柏拉图主义运动的关
系是广为人知的,这种思想对他的影响主要反映在他创作的诗歌和雕塑作品中,瓦萨里记录了米开朗基罗在
①
②
李宏《瓦萨里<名人传>中的艺术家形象》,《新美术》2005年第4期,第21ꢇ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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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canioCondiviꢁTheLifeofMichelangeloꢁ29
关于托马索·因吉拉米与新柏拉图主义的关系,见:ChristianeL Joost-GaugierꢁRaphaelꢂsStanzadellaSegnaturaꢀMeaning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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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ntionꢂCambridgeꢆ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2ꢃꢁ2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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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光启ꢄ米开朗基罗传记形象的塑造与历史真实———以朱利乌斯二世陵墓雕塑传记书写为中心的考察
著名新柏拉图主义代表人物安吉洛·波利齐亚诺的指导下完成的一件雕塑作品,即《赫拉克勒斯与马人之
战》①。
除了朱利乌斯二世本身对米开朗基罗的偏好之外,米开朗基罗获得教皇召见,可能的原因还包括熟人、
朋友之间的推荐,这种现象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品订制过程中非常普遍。米歇尔·赫斯特认为,可能是朱
利亚诺·达·桑加罗促成了教皇对米开朗基罗的任用。作为著名建筑师的桑加罗,自朱利乌斯二世担任枢
机主教时起就与之有过相当长时间的合作②。1505年之前,桑加罗已经在佛罗伦萨见过米开朗基罗制作的
大卫像,一份对1506年1月拉奥孔群雕发掘的记录也显示,米开朗基罗与桑加罗关系密切,在此前曾多次去
桑加罗家中拜访③。
综上,朱利乌斯二世选择米开朗基罗制作自己的陵墓雕像,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米开朗基罗在此前建立起
了自己在雕刻方面的名气和声望,他在雕刻这项技艺方面展现的才能,让他有机会进入教皇的视野,进而获
得来自教皇的订单。
二ꢄ米开朗基罗与朱利乌斯二世的合作和冲突的再审视
在理解了朱利乌斯二世为何选择米开朗基罗作为建造他本人的陵墓雕像的人选之后,我们需要进一步
考察朱利乌斯二世在世期间双方围绕陵墓雕像的合作与冲突,探讨米开朗基罗与赞助人之间的博弈,以及这
种博弈与传记中的叙述之间的差异,进而对传记作家的叙述意图获得更清晰的理解与把握。
505年4月28日,米开朗基罗已经接到了来自朱利乌斯二世的圆雕式陵墓的订单④。订单要求最终完
1
成的陵墓,应有不少于40件米开朗基罗制作的雕像,预计5年完成,约定的总费用为1万杜卡特。不同于传
统的艺术赞助关系,米开朗基罗与朱利乌斯二世并未签订关于陵墓制作的合同,没有截止日期,也没有使用
钱款必须满足的条件⑤。对此,弗罗梅尔指出,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一般不会与为其工作的艺术家正式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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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但会有一份非正式的协议⑥。协议达成之后,米开朗基罗着手前往采石场购买大理石石材。
据孔迪维记载,朱利乌斯二世看到米开朗基罗的设计方案之后,非常满意,委托阿莱曼诺·萨尔维亚蒂
向仍在佛罗伦萨的米开朗基罗支付1000杜卡特。1505年2月底,米开朗基罗收到罗马方面的预付款⑦。7
月,他前往卡拉拉采石场为朱利乌斯二世的陵墓挑选、购买石材,并于12月处理完石材的运送事宜后,离开
采石场,于1506年1月返回罗马,而石材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延期运达罗马。在1506年1月31日给父亲的
信件中,米开朗基罗称,恶劣的天气让石材的运输很困难,朱利乌斯二世签订合同时预付给米开朗基罗的钱
款告罄⑧。1506年4月,朱利乌斯二世接受了布拉曼特关于重建圣彼得教堂的建议,将钱款集中在这个项目
上。米开朗基罗向朱利乌斯二世索要后续钱款未果,于是离开了罗马⑨。瓦萨里在《名人传》第一版中对米
开朗基罗离开罗马的原因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即朱利乌斯二世千方百计地偷窥他的工作,米开朗基罗不堪其
扰,因此离开罗马;在第二版中,瓦萨里虽采纳了与孔迪维类似的叙述,但仍保留了前述说法ꢈꢊꢉ。
关于朱利乌斯二世冷落米开朗基罗的陵墓雕像项目的原因,许多学者认为,朱利乌斯二世已将重心放在
了圣彼得教堂的重建上,无暇亦无余款顾及陵墓的建设,主要依据的是孔迪维在传记中的记载。孔迪维认
为,是布拉曼特向朱利乌斯二世进言,让其相信在世期间修建陵墓并不吉利ꢈꢋꢉ。 ,
此外孔迪维还指出,布拉曼
①
②
③
④
⑤
欧文·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研究: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人文主题》,戚印平、范景中译,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74ꢇ234页。
乔尔乔·瓦萨里《意大利艺苑名人传:巨人的时代》(上),刘耀春等译,湖北美术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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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HirstꢁꢒMichelangeloin1505ꢁꢓTheBurlingtonMagazine133ꢁno1064ꢂNovember1991ꢃꢆ760
教皇与艺术家之间不签订正式合同的原因,可能是教皇在世时,其对艺术家的聘用不会面临来自其他赞助人的强力竞争,因此不需要这种条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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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ophLuitpoldFrommelꢁMichelangeloꢂsTombforJuliusⅡꢀGenesisandGeniusꢂLosAngelesꢆGettyPublicationꢁ2016ꢃꢁ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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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HirstꢁꢒMichelangeloin1505ꢁꢓTheBurlingtonMagazine133ꢁno1064ꢂNovember1991ꢃꢆ760-761
ꢈꢉꢊ乔尔乔·瓦萨里《意大利艺苑名人传:巨人的时代》(下),第271ꢇ2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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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特对米开朗基罗既惧怕又嫉妒,因为米开朗基罗曾经指出过其在执行朱利乌斯二世的其他项目当中的缺点
和错误,因此,布拉曼特极力排挤米开朗基罗,怂恿朱利乌斯二世委托米开朗基罗执行他并不擅长的湿壁画,
并重建圣彼得大教堂,以此达到其损毁米开朗基罗声誉,并让他在与同时代的杰出画家拉斐尔的竞争中落败
之目的①。米开朗基罗本人也持同样的看法。在1542年10月的一封信件中,米开朗基罗说道,“我与教皇
朱利乌斯二世之间的嫌隙皆源于布拉曼特和乌尔比诺的拉斐尔的嫉妒;这也是教皇在生前停止修建陵墓的
原因,他们这么做就是为了毁了我。而且拉斐尔有充足的理由这样做,因为他艺术中的所有创新,都是从我
这里窃取的”②。这种说法显然过于强调布拉曼特在其中的负面作用③。米开朗基罗与布拉曼特之间的关
系并不像瓦萨里和孔迪维的传记中所描述的那样恶劣。在布拉曼特死后,米开朗基罗曾在一封信件中提及
布拉曼特,不吝溢美之词,他说,“任何人都不能否定布拉曼特在建筑方面的才华和天赋,他与从古至今的那
些著名建筑师一样伟大”④。在没有直接利益冲突的情况下,米开朗基罗还是能够客观评价布拉曼特的,这
点也反映在他对孔迪维传记的页边注上。他指出,布拉曼特在建造和平圣玛利亚教堂时出现的各种失误都
是因为客观条件所致,当时布拉曼特缺少好的助手来帮助他完成这些建筑项目⑤。
弗罗梅尔从财务的角度分析了这一时期的相关材料,得出了不同于孔迪维的看法。他认为,米开朗基罗
与朱利乌斯二世之间只是签订了简单的非正式协议,并未规定购买建造陵墓各个部分所需的大理石的花费
预算,也未具体规定各个部分雕像的交货时间,而米开朗基罗于1506年1月底之前,在采购、运输和存放石
材中已经花光了从教廷支取的1500杜卡特⑥,而雕刻工作却迟迟未有进展,这样的局面显然不能让朱利乌
斯二世满意⑦。这样的客观局面是友人皮耶特罗·罗塞利和传记作家孔迪维、瓦萨里未能注意到的,因此他
们一味地埋怨布拉曼特和拉斐尔。针对米开朗基罗早早耗费大量钱财的状况,朱利乌斯二世在复活节前已
经决定作出改变,决定不再向已经离开罗马的米开朗基罗支付陵墓雕像项目的费用⑧。相比耗资巨大、历时
长久的陵墓雕像项目,绘制湿壁画则要便宜、快捷得多。经济因素显然是教皇在考虑重点支持什么项目时的
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尤其应考虑到朱利乌斯二世当时正在为远征博洛尼亚做准备,军费开支巨大⑨。
除了外部原因之外,米开朗基罗离开罗马,也有自己人身安全方面的考虑。米开朗基罗逃离罗马之后,
朱利乌斯二世多次通过各种渠道联系他,要求他回到罗马继续为自己效力。在1506年5月2日给受朱利乌
斯二世委托的桑加罗的去信中,米开朗基罗称,他自己比较担心因触怒教皇而惹上杀身之祸,故陈述完自己
离开罗马的原因之后,在信的末尾附上了自己对性命的担忧以及教皇对待艺术家的恶劣态度作为离开罗马
的其他理由ꢈꢉꢊ。在后续的通信中确认性命无忧之后,米开朗基罗在信件中向教皇方面的代表桑加罗提出了
自己的新要求,希望自己不必返回罗马工作,许诺将在五年内完工,并且要求在佛罗伦萨完成雕刻工作,石材
也应当直接运往佛罗伦萨,因为佛罗伦萨拥有比罗马更加便利的工作环境和各项设施、匠人等ꢈꢉꢋ。由艺术家
单方面提出对艺术品制作的各方面条件和要求,否则就拒绝执行,这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品制作的实践中是
罕见的。
米开朗基罗一直想要得到朱利乌斯二世对其人身安全的承诺,但并未得到满足。这一时期还传出了米
开朗基罗为躲避教皇,不惜为教皇的死敌土耳其苏丹工作的消息。为逼迫米开朗基罗屈服,朱利乌斯二世多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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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尔乔·瓦萨里《意大利艺苑名人传:巨人的时代》(下),第2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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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米开朗基罗与布拉曼特之间的关系,可参见:CharlesRobertsonꢁꢒBramanteꢁMichelangeloandtheSistineCeilingꢁꢓJournalof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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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burgandCourtauldInstitutes49ꢁno1ꢂ1986ꢃꢆ9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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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RonaGoffenꢁRenaissanceRivalsꢀMichelangeloLeonardoRaphaelTitianꢂNewHaven&LondonꢆYaleUniversityPressꢁ2003ꢃꢁ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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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olineElamꢁꢒꢙChéultimamanoꢚꢔꢆTiberioCalcagniꢔsMarginalAnnotationstoCondiviꢔsLifeofMichelangeloꢁꢓRenaissanceQuart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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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no2ꢂSummer1998ꢃꢆ489-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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ꢈꢉꢊWilliamE WallaceꢁMichelangeloꢀTheArtisttheManandHisTimesꢂNewYorkꢆ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0ꢃꢁ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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ꢈꢉꢋEH RamsdenꢁTheLettersofMichelangelo1ꢁ1496-1534ꢁ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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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光启ꢄ米开朗基罗传记形象的塑造与历史真实———以朱利乌斯二世陵墓雕塑传记书写为中心的考察
次给佛罗伦萨政府去信。1506年7月8日的一封信件显示,教皇方面对米开朗基罗的不满,主要是因为他
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离开罗马①。佛罗伦萨市政府的正义旗手皮埃罗·索代里尼在1506年7月(时间可能
是在5日到14日之间)给担任枢机主教的弟弟弗朗切斯科·索代里尼的一封信件中提到,此前已经收到教
皇方面的两份信件,都是要求米开朗基罗即刻返回罗马②。在另外一封给弟弟的信中,索代里尼称自己无力
劝说米开朗基罗改变主意返回罗马③。在要求米开朗基罗重返罗马的同时,朱利乌斯二世率军于1506年11
月10日攻占博洛尼亚,并在11日举行了庆祝胜利的入城仪式。1506年11月21日,教皇方面的枢机主教
弗朗切斯科·阿利多西在给佛罗伦萨政府的去信中透露,教皇要求米开朗基罗前往博洛尼亚制作雕像,希望
得到皮埃罗·索代里尼的协助④
此前索代里尼委托米开朗基罗为佛罗伦萨市政府制作的卡西那之战》
。 , 《
项目,因教皇对米开朗基罗的征用而中断,因此,索代里尼希望米开朗基罗能完成他在佛罗伦萨未竟的工作,
但事与愿违的是,教皇接二连三的信件让索代里尼及米开朗基罗不得不服从⑤。11月27日,索代里尼给朱
利乌斯二世寄出回信,在信中说明米开朗基罗将会充当信使,把这封信带到博洛尼亚⑥。11月底,米开朗基
罗离开佛罗伦萨前往博洛尼亚。
孔迪维在传记中记载了米开朗基罗与朱利乌斯二世在博洛尼亚第十六广场的会面,教皇谴责了随行的
主教对米开朗基罗的训斥,宽恕了米开朗基罗,并要求米开朗基罗留在博洛尼亚为自己雕刻一座青铜雕像,
将其放置在圣佩特罗尼奥教堂的大门处,并留下1000杜卡特作为经费和酬劳⑦。
至此,米开朗基罗与朱利乌斯二世关于此前修建教皇陵墓的博弈宣告失败。他作为一个艺术家个体,在
朱利乌斯二世强大的政治影响力面前实在是难以自保,他与教皇博弈的武器只有他的才能所带来的声誉,即
便向其他赞助人求得短暂庇护,庇护人也会因为来自教皇方面的压力而选择退让⑧。除了无法自主支配工
作地点、支取预付款时间以外,米开朗基罗在朱利乌斯二世面前甚至无法选择自己接受的艺术订单的艺术类
型。此前,米开朗基罗就曾以“绘画不是我的艺术”为由,拒绝过绘制西斯廷教堂穹顶画的工作,并推荐了更
胜任这份工作的拉斐尔,但最终还是无奈地接受了这个项目⑨。米开朗基罗此前从未雕刻过青铜雕像,但他
在博洛尼亚不得不接受这个项目,并且希望能够通过制作这件作品平息教皇的怒火,让他满意ꢈꢊꢉ。
在博洛尼亚面见朱利乌斯二世之后,米开朗基罗对于朱利乌斯二世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不再以自
视甚高、桀骜不驯的孤傲艺术家形象出现,反而变得恭顺了起来。他对朱利乌斯二世恭顺逢迎的态度体现在
孔迪维记录的一次对话中:米开朗基罗制作的泥质雕像模型右手呈祝祷赐福姿势,左手空空,于是请示教皇
是否要在左手上刻一本书,教皇否决了这项提议,并要求雕像的左手应该持一把剑,教皇反问米开朗基罗雕
像模型右手的姿势的含义是赐福还是诅咒,米开朗基罗机智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右手姿势的含义是震慑那些
不明智的、胆敢违抗朱利乌斯二世命令的人ꢈꢉꢋ。除了曲意逢迎以避免灾祸之外,米开朗基罗也渴望得到朱利
乌斯二世的重视和赏识。在1507年2月1日写给弟弟的一封信中,米开朗基罗提到了教皇来参观他在博洛
尼亚的工作,停留了半个小时,相谈甚欢,朱利乌斯二世对米开朗基罗已经完成的部分也非常满意ꢈꢉꢌ。在博
洛尼亚工作期间,米开朗基罗不敢再违背教皇的命令。在1508年1月5日和2月13日给弟弟鲍纳洛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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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HirstꢁMichelangeloⅠꢀTheAchievementofFame1475-1534ꢁ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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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canioCondiviꢁTheLifeofMichelangeloꢁ38
枢机主教弗朗切斯科·索代里尼给枢机主教弗朗切斯科·阿利多西(FrancescoAlidosi)写信,信中谈及米开朗基罗,称其才华出众,只是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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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照顾好他的情绪,才乐意为教皇服务。关于枢机主教阿利多西在其中调停的作用,参见:JamesBeckꢁꢒCardinalAlidosiꢁMichelange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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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去信中,米开朗基罗表示制作这尊雕像让他心力交瘁,但因为朱利乌斯二世留下命令不准他在雕像落成揭幕
之前离开博洛尼亚,因此他仍需逗留一段时间①。
经过我们围绕朱利乌斯二世赞助米开朗基罗制作陵墓雕像的考察,我们得出的结论与瓦萨里和孔迪维
在传记当中的叙述是有差别的,瓦萨里和孔迪维的叙述显然带有目的性和主观倾向,真实情况并不像他们呈
现的那样。相比记录真实情况,这两位传记作家更希望通过传记当中的叙述,凸显艺术家的独特个性,以及
艺术家自视为高级智力劳动者渴望得到更多的社会尊重这一迫切需要。
三ꢄ朱利乌斯二世陵墓项目博弈的延续与启示
朱利乌斯二世去世之后的陵墓雕像项目进展,以及由此展开的长达30多年的艺术家与多位赞助人之间
的博弈,在瓦萨里和孔迪维的传记中也占据了相当多的篇幅,对米开朗基罗传记形象的塑造也起到了非常大
的作用。厘清这段历史,对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赞助与评估艺术家的社会地位,具
有重要意义。
赞助人对知名艺术家的争夺,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十分常见。在被朱利乌斯二世召往罗马制作陵墓
雕像之前,米开朗基罗正在佛罗伦萨为市政厅绘制《卡西那之战》,在接到朱利乌斯二世的召令之后,他便放
弃了这些艺术品的制作。朱利乌斯二世死后,米开朗基罗便不能再专心为朱利乌斯二世的陵墓雕像这一项
目工作,而是需要不断面对来自其他赞助人对其服务的争夺,迟迟未能完工的朱利乌斯二世陵墓雕像以及合
同中对米开朗基罗的独占性条款,一直是此后的教皇想要征用米开朗基罗为自己服务的首要障碍。
朱利乌斯二世的遗愿和陵墓雕像合同,从一开始就面临着挑战。如果要占用圣彼得教堂作为陵墓安置
场地,必须取得现任教皇支持,但朱利乌斯二世的遗嘱执行者罗维雷家族未能赢得朱利乌斯二世去世之后的
教皇选举。此外,陵墓雕像合同中对米开朗基罗的独占性使用条款,还面临着继任教皇利奥十世的冲击。
1513年5月到1515年11月,米开朗基罗陆续收到了由罗维雷家族支付的超过4600杜卡特的钱款,但陵墓
雕像的雕刻工作却没有多大的进展。孔迪维在传记中,将这解释为米开朗基罗在利奥十世影响之下的身不
由己②。但在1514年1月写给父亲的信件中,米开朗基罗表达了自己想在佛罗伦萨雕刻陵墓雕像的意愿,
多年前在工作地点的选择上与朱利乌斯二世的对抗终于有了结果③。
516年,罗维雷家族与利奥十世的关系破裂,因此不得不与米开朗基罗重新修订了陵墓雕像的合同④。
1
新合同对雕塑作品的数量要求减半,并再次强调了米开朗基罗在合同期限内不得接受可能会影响陵墓雕像
项目进度的其他项目⑤。但是,合同中的独占性条款对米开朗基罗很难起到约束作用。在一年前给弟弟鲍
纳罗多的去信中,米开朗基罗已经透露,自己需要尽快处理好手头的朱利乌斯二世陵墓雕像的事情,以便投
入到利奥十世的项目中。米开朗基罗在身负合同的情况下,仍主动违约,参与到另外的项目中,表明了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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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奥十世这一赞助人的偏好和选择。这也反映在孔迪维的传记中⑥。
到1521年利奥十世离世时,米开朗基罗已经完成了四件雕塑,从罗维雷家族支取了8500杜卡特,还有
8000杜卡特尚未被支付,米开朗基罗要求得到剩余的8000
杜卡特,但罗维雷家族方面表示不会再为陵墓雕
像项目支付任何费用。此外,米开朗基罗还面临着因未完成合同规定的服务义务而产生的额外罚金。1523
年4月,米开朗基罗对于即将到达罗马的乌尔比诺公爵和罗维雷家族方面的代表非常害怕,在写给法杜齐的
信件中,米开朗基罗透露了这场危机的严重性:如果无法完成合同条款,米开朗基罗将不得不支付罚金、利息
和工作场地的租金,希望法杜齐转告枢机主教朱利奥·美第奇,帮助米开朗基罗解除危机⑦。
523年11月,与米开朗基罗关系密切的朱利奥·德·美第奇继任教皇,即克莱芒七世,米开朗基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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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canioCondiviꢁTheLifeofMichelangeloꢁ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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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HirstꢁMichelangeloⅠꢀTheAchievementofFame1475-153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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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esdeTolnayꢁMichelangeloⅣꢀTheTombofJuliusⅡꢂPrincetonꢆ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0ꢃꢁ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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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HirstꢁMichelangeloⅠꢀTheAchievementofFame1475-153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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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尔乔·瓦萨里《意大利艺苑名人传:巨人的时代》(下),第283页;AscanioCondiviꢁTheLifeofMichelangeloꢁ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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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 RamsdenꢁTheLettersofMichelangelo1ꢁ1496-153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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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光启ꢄ米开朗基罗传记形象的塑造与历史真实———以朱利乌斯二世陵墓雕塑传记书写为中心的考察
此非常高兴,在该月25日给友人多梅尼科·托波利诺的去信中,表达了他获悉这个消息的喜悦①。米开朗
基罗试图借助克莱芒七世的影响力帮自己渡过难关,但这无异于饮鸩止渴,克莱芒七世也想让米开朗基罗为
自己修建洛伦佐图书馆和新圣器室,这无疑加重了米开朗基罗的负担。为避免因违约而陷入诉讼纠纷,1525
年4月19日,米开朗基罗写信向克莱芒七世方面的乔万尼·斯皮纳求助,称自己已经做好了因无法完成合
同规定的任务而接受惩罚的准备,只希望克莱芒七世能帮助他将损失降到最低②。
525年8月,居中调解的法杜齐给米开朗基罗去信,称自己已告知乌尔比诺公爵弗朗切斯科·马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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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德拉·罗维雷(FrancescoMariaIdellaRovereꢁ1490-1538),米开朗基罗实在无力偿还钱款,因此将尽
力想出别的弥补办法③。1525年10月24日,米开朗基罗给法杜齐去信称,自己愿意接受此前收到的将陵墓
改为较矮小的墙墓的建议,不会放弃这个项目,但还是无力偿还钱款④。各方对这个提议比较满意,但在截
止期限和陵墓雕像缩减程度上留有分歧,法杜齐建议至迟应在1526年10月交付。罗维雷家族觉得此前的
提议过于寒酸,只包含摩西像和两名奴隶像,因此增加了在雕像数量上的要求,12月仍在进行谈判⑤。但随
即到来的1527年战争与罗马城遭到战后洗劫,打断了谈判和雕刻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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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年7月22日,塞巴斯蒂亚诺·德尔·皮翁博(
SebastianodelPiomboꢁ1485-1547)在信件中透露,
1
乌尔比诺公爵的两名谈判代表希望能将已运往佛罗伦萨的陵墓雕像运至罗马以进行后续的雕刻,米开朗基
罗已经向罗维雷家族退还了2000杜卡特,承诺在3年内完成陵墓雕像⑥。米开朗基罗在1531年11月25日
给皮翁博的去信中称,自己愿意完全退出这个项目,将未完成的雕像以及全部材料交付给下一位接手这个项
目的雕塑家⑦。这样的结果显然是罗维雷家族无法接受的。新的陵墓雕像合同签订于1532年4月29日
乌尔比诺公爵的谈判代表在给公爵的信件中报告了这份合同的内容。
,
该合同约定:“此前的合同全部作废,米开朗基罗同意支付2000杜卡特退款,并将交付6件由他亲手完
成的雕塑作品,自行承担制作陵墓雕像期间的场地使用费,应在三年内完成全部作品”⑧。 ,
此后双方还商定
了新的陵墓雕像安放位置。米开朗基罗认为,“罗维雷家族提议的圣玛利亚人民教堂缺乏足够的空间和光
线,圣彼得锁链教堂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⑨。合同签订时,克莱芒七世也在场,他允许米开朗基罗在制作
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圣洛伦佐新圣器室和图书馆时,每年有两个月的时间可以返回罗马制作朱利乌斯二
世的陵墓雕像。在新合同约定的1532年到1535年期间,米开朗基罗在陵墓雕像方面的进展不多。
克莱芒七世去世后,米开朗基罗不得不开始为新任教皇保罗三世工作。孔迪维在传记中记载了保罗三
世对朱利乌斯二世陵墓雕像的态度,“单凭一件摩西像就足够荣耀朱利乌斯二世的陵墓雕像了”ꢈꢉꢊ。罗维雷
家族为避免米开朗基罗一直忙于保罗三世的项目,导致陵墓雕像无法完成,同时也因为米开朗基罗年事已
高,最终与米开朗基罗达成协议,缩减了陵墓雕像的规模。双方于1542年8月20日签订了一份新的合同,
也是朱利乌斯二世陵墓项目的最后一份合同,米开朗基罗需为项目的完成交一份1400斯库蒂的保证金,新
的设计包含圣母子、先知、女预言家、沉思生活和积极生活,原先制作的两件奴隶像因不符合最新的设计而被
放弃ꢈꢉꢋ。1545年2月,陵墓雕像最终完成。
在孔迪维和瓦萨里的传记中,朱利乌斯二世陵墓项目数次重新修订合同,都是因为此后的几任教皇急于
让米开朗基罗为自己工作,因此迫使罗维雷家族的继承人做出让步。但米开朗基罗的信件和其他材料所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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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映的事情面貌远非如此简单。米开朗基罗不仅意识到了几任教皇与罗维雷家族在聘用自己工作过程中的摩
擦,还有意识地利用这种冲突和竞争,为自己挑选心仪的艺术项目并逃避违约的惩罚。可以说,除了赞助人
与艺术家双方的直接关系之外,其他赞助人对米开朗基罗服务的争夺,米开朗基罗本人对赞助人的偏好,以
及米开朗基罗借此进行的博弈,也是艺术赞助订单完成过程中无法被忽视的重要因素,这种复杂的博弈是朱
利乌斯二世陵墓雕塑项目迟迟未能完成的关键因素。
四ꢄ余论
赞助人与艺术家之间存在共同利益,都需要为了一件能够很好地表达赞助人意志的艺术作品而努力,朱
利乌斯二世需要为其赞助的艺术项目提供资金、工作场所和协调安置场地,米开朗基罗则需要为艺术项目劳
心劳力,购买、运输和安置材料,组织助手和团队等。但与此同时,双方之间也存在利益冲突,作为赞助人的
朱利乌斯二世及其家族继承人,希望米开朗基罗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为他们制作艺术品的工作中,但米开朗
基罗在选择赞助人方面也有自己的考虑,希望为与自己关系亲近的赞助人工作,能够自主决定工作地点,有
时候也会屈服于其他赞助人的意志,被迫接受其他的艺术品订单。
双方在目标上的一致与差异,是赞助关系中张力的来源,双方的矛盾也基本来源于此。因不同的追求而
产生的各方博弈,是导致艺术品制作过程一波三折的主要原因。这种博弈被瓦萨里这样的传记作家敏锐地
捕捉到了,他对双方冲突的片面强调使得艺术家被塑造成了勇于对抗赞助人的形象,并且有意借助这样的事
例来进一步塑造艺术家的自我形象,提升艺术家的社会地位。但这种刻意塑造的艺术家形象,与我们考察的
历史事实是有一定差别的。揭示这种文本与现实之间的差别,对我们理解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艺术赞助
关系与艺术家的社会地位,都有重要意义。
瓦萨里和孔迪维这样的传记作家在艺术家社会地位提高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记录了
这一时期艺术家们的抗争,同时也向后世的读者表明,这一时期是迈向更重视艺术天才与独创性、更自由开
放的艺术品市场的重要时代。但我们也要认清传记作家的叙述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差别。在朱利乌斯二世与
米开朗基罗的赞助关系这一案例中,传记作家对艺术家相较于赞助人的社会地位的提升显然是夸大其词了,
精英艺术家并不像瓦萨里和孔迪维描绘的那样已经具有了较强的独立性。与此同时,放眼整个艺术家群体,
艺术家阶层的向上流动相比过去有所提升,但并未达到这两位传记作家在传记中塑造的水平,像米开朗基罗
这样炙手可热的艺术家终究只是个例。艺术家群体成为广受认可的文化贵族,取得社会地位的巨大提升,要
到17世纪之后才得以实现。
[责任编辑:凌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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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卷第4期
024年7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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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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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1ꢁ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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ꢂSocialSciencesEditionꢃ
Julyꢁ2024
德川幕府锁国时期荷日贸易的
盛衰及其原因
张兰星
ꢄꢄ摘要:17世纪中期,日本德川幕府宣布锁国,驱逐先前抵日经商的葡萄牙人。尽管如此,德川将军却允许荷兰
人留在出岛开展对日贸易。幕府锁国后,荷日贸易在较长时间内经历了一个盛衰过程。17世纪后期,荷兰人其实
已经熟知日本市场的贸易规律,即便幕府锁国,荷日贸易尚能维持高潮。进入18世纪,荷日双方均产生一些不稳
定因素,贸易开始走下坡路。荷兰人为了保住最东方的商业据点,积极展开对日外交活动。19世纪初,荷日均面
临世界格局的变动,双方的贸易也遭遇危机而走向尾声。
关键词:德川幕府锁国时期;荷日贸易;盛衰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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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734ꢅjcnki1000-531520240709
收稿日期:2023-11-22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备案中心四川师范大学日韩研究院重点项目“德川幕府中后期日本
与欧洲关系的演变”(2024RHZD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兰星,男,四川成都人,历史学博士、博士后,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发达国家历史
ꢀ
研究中心主任、日韩研究院客座研究员,E-mailꢆlanxingzhang@sinacn。
7世纪初,荷兰人抵日经商。当时,葡、西、英三国也在开展对日贸易,但葡、西人因传教问题被驱逐,英国
1
因经营不善而退出日本。到1640年德川幕府锁国时,荷兰人成为最终胜出者,荷日贸易走向巅峰。锁国后,怎
样运作维持贸易,成为荷、日共同面临的问题。在17ꢇ19世纪的两百来年时间里,荷日贸易如同两国关系一样
经历了一个由盛到衰的发展过程,期间的变化及其原因、特点值得我们探究,但目前国内外学界对此展开研究
的成果甚少①。
一ꢄ17世纪中后期荷日贸易的持续高潮及原因
日本锁国并不意味着荷日贸易立即衰退,即便荷兰商馆被移至长崎出岛(人工岛),两国贸易仍然保持高
潮,此状态一直维持到了17世纪末②。据博克舍研究,此阶段的荷日贸易基本特点或状态表现为三点。(1)抵
日的荷兰商船始终能够保持一定数量。如1641ꢇ1673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年均派8ꢇ9艘商船赴日,最多的
①
就该题目而言,日本学界有一些成果,但多为史料的汇编与整理,日本学者擅长从微观方面分析相关数据,代表成果有:村上直次郎譯『出島
ꢀ
蘭館日誌』上卷、東京:文明協會、1938年;日蘭学会編『長崎オランダ商館日記1(自一八○一年度至一八○三年度)』、日蘭交渉史研究会訳
注、東京:雄松堂、1989年;鈴木康子『近世日蘭貿易史の研究』、京都:思文閣、2004年。而西方学界则习惯将日欧贸易纳入东西方交流,从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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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方面观察整体发展,相关研究有:E M JacobsꢁMerchantinAsiaꢀTheTradeoftheDutchEastIndiaCompanyDuringtheEightee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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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uryꢂLeidenꢆCNWSPublicationsꢁ2006ꢃꢖChristopherHoweꢁTheOriginsofJapaneseTradeSupremacyꢀDevelopmen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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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inAsiafrom1540tothePacificWarꢂHongKongꢆC Hurst&CoLtdꢁ1999ꢃ。中文学术圈缺乏相关问题的专题研究,关于
日荷贸易(平户商馆)兴起的探讨(本文背景之一),请参见:张兰星《论17世纪前期日荷贸易及其成功原因》,《史学集刊》2014年第5期,第
8
2ꢇ89页。
德川幕府令荷兰人迁移商馆,主要是为了禁绝基督教在日本的传播,减少西方人在日本土地上活动,维护其封建统治。参见:村上直次郎譯
出島蘭館日誌』上卷、序說39頁。
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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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665年达12艘,最少的1662年也有2艘。(2)从贸易额来看,荷日贸易总额始终不低。日本的金、银、铜照旧
被荷兰人大批运走,只是输出这三种贵金属的种类、数量有变化。比如1641ꢇ1668年间,荷兰人主要从日本运
走白银,此时的荷兰船亦可与曾经的葡萄牙、西班牙船媲美,号称“银之船”①;1669年以后,荷兰人则主要运走
黄金(小判)及铜。(3)荷日贸易利润可观。如“1643年,出岛商馆总盈利660,000盾。1644年,商馆盈利
35,000盾。1645年,尽管中日贸易强势反弹,荷兰商馆也能获利1,000,000盾。……接下来的两年,商馆获
6
利60%和80%(具体数据不详)。……1671年,商馆获利达1,500,000盾”②。雅各布也谈道:“1640ꢇ1660年,
荷兰人总计准备了85万盾资金,在亚洲各地采买商品。商品在日本售出后,荷兰人运走价值150万盾的贵金
属,利润(率)超过100%。”③据坎普菲尔记载,“荷日贸易每年的盈利都不同,因为日本各地的市价及舶来品的
数量每年都不同。通常来讲,京都市价是日本市场的风向标。……一般来说,荷兰人可获纯利60%。利润较低
的年份也有40%ꢇ45%。按照荷兰人的算法,在日本卖出价值10.5吨黄金的货物,可获价值4ꢇ4.5吨黄金的
利润”④。
对于荷兰人来说,17世纪中后期,荷日贸易能够维持高额、高利润的原因有四点。
其一,荷属亚洲贸易网日趋成熟,并在旧有的葡属贸易网上有所扩展,其他欧洲国家尚未强势插足亚洲市
场。17世纪60年代,荷兰基本控制了印度西南部重要港口,葡萄牙紧缩了果阿贸易(印度南部),意味着其亚洲
势力整体衰落;虽然英国在南亚、东南亚设有据点,但其在亚洲的商贸框架尚未建立;荷兰人还控制了亚洲香
料、砂糖、樟脑⑤、金银铜等原料的交易,建立了一套较为成熟的贸易体系,这是其他西方国家梦寐以求的贸易
优势。
其二,荷兰人积极开发亚洲各地新商品。锁国以前,荷兰人紧随葡人脚步,向日本运入大量生丝及畅销品,
取得不错成效。锁国之后,葡人被逐,荷兰人必须重新寻找维持日荷贸易的新商品。就荷兰人输入日本的商品
而言,生丝依然是大宗,但其输入量在减少,荷兰人遂将重点放在各类织物(丝、棉、毛成品)上,同时增加兽皮、
苏木、砂糖等商品的运入量;就荷兰人从日本运走的商品而言,1668年,幕府禁止外国人输出白银,荷兰人立即
将输出重点放到小判、铜、樟脑等商品上,这些商货在南亚、西亚的销路不错,而且荷日的贵金属交易,使荷兰人
积累了大量资金,增强了荷兰的政治和商贸“耐力”⑥。
其三,荷兰人在亚洲开辟了新的采购、销售市场。失去台湾据点后,荷兰人难以获得中国商品。据曾任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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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巴达维亚)的总督古斯塔夫·威尔姆·范·英霍夫(GustaafWillemvanImhoff)回忆,被逐出台湾,对荷兰
是个沉重打击,这意味着荷兰将失去最重要的采购(商品)市场⑦。不过,荷兰人没有因此丧失动力,继而将注意
力转向东南亚、南亚及西亚市场。1640年,荷兰控制了马六甲海峡,巩固了其亚洲优势。后来,荷兰人将亚洲指
挥部设在爪哇(巴达维亚),以马六甲海峡为中转站,向东扩展对中日的贸易,向西扩展对南亚西亚的贸易。比
如在日本锁国前,欧洲船、日本朱印船都在暹罗采购商货,暹罗主产农林渔业商品;锁国后,暹罗货多被中、荷商
人买走,然后运往日本。由于大量暹罗货被运到日本,幕府还在1644年特设暹罗翻译员,常驻长崎。1608年,
荷兰人也到大城府设据点。1613年,荷兰在大城府建商馆。1633年,荷兰驻暹罗商馆被暂时关闭。1655年,荷
兰人重开大城府商馆,荷暹建立较为稳定的贸易关系。另外,荷兰人于1633年在会安(越南北部)建贸易据点。
7世纪40ꢇ80年代,
荷兰人还开辟了东京(越南北部) 长崎航线,将越南生丝运到日本,换走日本贵金属。17
ꢇ
世纪30年代后半期,荷兰东印度公司又开辟了孟加拉及科罗曼德尔市场。1632年,印度统治者将葡人从孟加
1
①
16ꢇ17世纪,从日本运走大量白银的葡船便被称为“银之船”,从美洲运走巨额白银的西班牙船亦称“银之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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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R BoxerꢁꢒJanCompagnieinJapan1672-1674ꢁorAnglo-DutchRivalryinJapanandFormosaꢁꢓinDutchMerchantsandMariner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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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1602-1795ꢁedCRBoxerꢂLondonꢆVariorumReprintsꢁ1988ꢃꢁ15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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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E M JacobsꢁMerchantinAsiaꢀTheTradeoftheDutchEastIndiaCompanyDuringtheEighteenthCenturyꢁ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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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ngelbertKaempferꢁKaempferꢂsJapanꢀTokugawaCultureObservedꢂHawaiꢔiꢆUniversityofHawaiꢔiPressꢁ1999ꢃꢁ218 按:恩格尔伯
特·坎普菲尔17世纪末曾赴出岛担任商馆馆医,其著作是研究荷日交往的重要史料。
⑤
⑥
有关荷日樟脑贸易的探讨,请参见:张兰星《近代日荷樟脑贸易及意义》,《暨南史学》第16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8ꢇ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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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F.拉赫等《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第3卷《发展的世纪》第一册上《贸易传教文献》,许玉军译,周宁总校译,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
1
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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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ThomasStamfordRafflesꢁTheHistoryofJavaIIꢁ2ndedꢂLondonꢆJohnMurrayꢁ1830ꢃꢁxix 按:托马斯·斯坦福·莱佛士曾率英军攻
占爪哇,并任当地总督。
182
张兰星ꢄ德川幕府锁国时期荷日贸易的盛衰及其原因
拉赶走,荷兰人趁机插足孟加拉市场,将日本贵金属运到孟加拉,从孟加拉运走砂糖、生丝、棉布等商品。1656
ꢇ1672年,荷兰人从孟加拉的丝绸交易中获得了100%的毛利润①。他们还将日本贵金属运入波斯,从波斯买
走生丝及各类丝织物。为了鉴定荷兰人运来的各色波斯货,长崎奉行还在1672年特设波斯翻译员。
其四,荷兰人继续坚持德川幕府锁国前的对日外交及商贸策略,尽可能服从、顺从对方,荷兰人可以为开展
贸易牺牲很多。17世纪40年代,为了维持并促进荷日贸易,出岛荷兰商馆指挥官提出如下建议:只要是将军及
奉行下达的命令,荷兰人最好遵守,不要表示不同意见,凡事忍耐,寻机申诉不利之处;如果荷兰人与日本人发
生冲突,商馆长官最好赴现场处理,要向日本人稍作让步;最好每年向将军及江户权贵馈赠珍奇礼品以表示敬
意,并且不要考虑礼品的价格,江户上层定会照顾我们荷兰人;如果有日本权贵向我们订购我们能采办到的商
货,我们最好满足他们的要求,如果订购我们不能采办到的商货,则最好拒绝,以免失信;前往日本的商船中,千
万不能藏匿有关基督教的物件,不然将会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②。19世纪初,荷兰商馆指挥官杜夫(Doeff)在其
《回忆录》中也曾谈到,德川幕府锁国后,荷日贸易虽然受到诸多限制,但江户方面从未禁止过我们抵日经商,只
要荷兰人遵从日方规定,双方就能保持商贸往来关系③。
尽管荷兰人能够向日本运去足够商品,且能够维持利润,但仍然存在日本市场外来商货日趋饱和的需求不
足问题。据《巴达维亚城日记》记载,荷兰的日本贸易之所以大受打击,是因为97艘中国及其地方帆船向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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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去各种商品所致;17世纪40年代,商馆指挥官马克西米安·勒·马里(MaximiliaanLeMaire)甚至建议,荷
兰船应该停止向日本运入商货并取消一切订单,以免货物更加停滞,因为此时荷兰人仓库中还有大量毛织物没
有卖出去;为减少日本市场的滞销,马里还建议,不再订购柬埔寨等地的商品,只在暹罗订购5万张鹿皮、30万
斤苏枋木、若干水牛角④。显然,日本市场各类外来商货渐趋饱和,已是不容忽视的事实⑤。
二ꢄ17世纪末18世纪初荷日贸易的逐渐衰退及导致因素
7世纪末18世纪初,荷日贸易初现颓势,表现及特点有:(1)抵日荷兰船有比较明显的减少;(2)荷兰船输
1
入日本的商品种类、数量减少;(3)荷兰人从日本输出的商品减少;(4)荷日贸易利润下降。18世纪前15年,荷
日贸易的年均纯利为437,616盾,与17世纪末相比有所减少,但尚能维持商馆运作;1715ꢇ1742年,荷日贸易
的年均纯利为243,313盾,比前15年减少近一半;特别是1743年,商馆不但不能盈利,还亏本7,248盾⑥。很
明显,进入18世纪后,荷日贸易在走下坡路。据雅各布统计,“1715年以前,荷兰人可从对日贸易中获利一倍。
1715年以后,
利润率降到85%。1770年之后,更是降到 。”⑦本多利明也谈道,到了
25%
18世纪,荷日官方贸易
的利润大不如从前⑧。1795年,荷兰政府指出,如果荷日贸易额持续下降,荷兰商馆一直无利可图,我们就只能
闭馆了⑨。荷兰商船运到日本的商品,仅限送给官吏的礼物、日方预订货及船舶压舱物,它们的利润都很低,甚
至没有利润。
导致荷日贸易衰落的因素,大致有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自17世纪末起,德川幕府开始改变对荷外贸政策,限制日荷贸易的发展。1685年,幕府颁布“固定贸
易额制度”,规定荷兰人的对日贸易总额不超过3,000ꢇ3,400贯(1贯约为100两)白银。1715年,幕府又颁布
000贯白银,抵日荷兰船不得超过两艘ꢈꢉꢊ。
“正德新例”,规定荷兰船输入品总额不得超过3, 1743年(另说1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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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uchetaMazumdarꢁSugarandSocietyinChinaꢀPeasants TechnologyandtheWorldMarketꢂCambridgeꢆHarvardUniversity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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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1998ꢃꢁ88
②
③
《巴达维亚城日记》第3册,村上直次郎原译,程大学中译,“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0年版,第67ꢇ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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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drikDoeffꢁHerinneringenuitJapanꢂHaarlemꢆDeErvenFrancoisBohnꢁ1833ꢃꢁ57-58 按:亨德里克·杜夫(HendrikDoeff)于1804
ꢇ1817年任出岛商馆指挥官。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巴达维亚城日记》第2册,村上直次郎原译,郭辉中译,“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89年版,第341、360页。
村上直次郎譯『出島蘭館日誌』上卷、63頁。
鈴木康子『近世日蘭貿易史の研究』、322、37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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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M JacobsꢁMerchantinAsiaꢀTheTradeoftheDutchEastIndiaCompanyDuringtheEighteenthCenturyꢁ150
本多利明『西域物語』、東京:庆应义塾大学、1888年、45~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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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MilburnꢁOrientalCommerceꢀContainingaGeographicalDescriptionofthePrincipalPlacesintheEastIndiesChina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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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ꢂLondonꢆBlackꢁParryꢁ&Coꢁ1813ꢃꢁ557
ꢈꢉꢊ司法省調査課『徳川禁令考』第六帙、東京:司法省調査課、1934年、699頁。
18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幕府再次紧缩外贸,规定当年日荷交易额不得超过550贯,铜输出量不得超过50万斤,此乃“贸易额半减
令”(简称“半减令”)。1790年10月,幕府再出限令,规定每年仅允许一艘荷兰船抵日,荷兰东印度公司对日贸
易额不得超过450贯,日荷贸易总额不超过700贯,铜输出量不超过60万斤①。
其实,进入18世纪,幕府就提倡“节俭”之风(日语称“質素儉約”)。这在德川吉宗统治时期较突出。幕府
规定,高级织物、砂糖、药材等诸多商货属于奢侈品,需限制其输入量②。出岛商馆指挥官还提到,日本人如同其
他国民一样性情易变,本来订购的货物,等到运来的时候就不太喜欢或不需要了,抵日贸易的华商也遇到过这
种问题③。此外,幕府还压低荷兰船输入品的数量、价格④。幕府也鼓励本国发展生产,导致日本对外国商品的
依赖程度降低。如此看来,受德川幕府各种限制政策影响,日荷贸易再现昔日辉煌的可能性很小。
第二,自17世纪末起,因荷兰国内外不稳定,荷属亚洲利益受到法、英两国威胁。1672年,荷兰与英、法产
生矛盾,最终爆发战争。当年,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联合德意志穆斯特省(Munster)主教进攻荷兰。同时,英王
查理二世与法国人达成秘密协议,宣布与荷兰为敌,致使荷兰人无法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到海外贸易上⑤。对于
偏远的日本市场,荷兰人更是鞭长莫及。
荷属亚洲利益也受到法、英两国双重威胁。1671年9月,法王令庞大舰队抵达印度苏拉特。荷兰人不惧怕
法国军舰,他们倒是更担心法方代表弗朗索瓦·卡隆。此人曾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效力30年,担任过荷兰平户
商馆指挥官及荷属巴达维亚总督,非常熟悉亚洲的情况,特别是东亚。卡隆在日本生活多年,并娶日本人为妻,
且育有5名孩子,成为一名日本通。当时,除了英国人威廉·亚当斯,可能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日本。若卡隆与
法方通力合作,必将对荷兰构成威胁。17世纪末,法舰一直在马六甲附近徘徊,法国人试图在锡兰或班卡
(Banca,苏门答腊东海岸)建立法据点。若计划成功,将危及荷属东亚、东南亚利益。1672年6月,荷兰东印度
公司决定派舰队威慑法国人,保全亚洲利益,同时护送本国商船前往日本及班卡。荷兰舰队由“皮纳克号”
(
Pynacker)、“毕姆斯特尔号”(Beemster)、“斯蒂尔梅尔号”(Steermer)、“昂达姆号”(Udam)、“塞隆博格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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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ylenburg5
)艘船舰组成,运载了价值1,407,913盾的货物,马修斯·凯撒(MartiusCaesar)任船队总指挥,
船队于6月中旬起航,随后又有两艘荷兰船(运载价值540,000盾的货物)加入船队。此时,法国舰队正在锡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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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逗留,暂时被瑞克洛夫·范·戈恩斯(RijckloffVanGoens)的荷兰舰队牵制在那里⑥。若荷、法舰队在巴
达维亚相遇,必将展开海战。此刻,巴隆鼓动法王路易十四下令进攻荷兰舰队,占领荷属巴达维亚,夺取东南亚
制海权,但太阳王对此没有信心,最终令舰队撤回科罗曼德尔,双方因此避免了一场血战。之后,欧洲战事再
起,卡隆被召回法国,其才能没能得到发挥。法军也未在亚洲有大动作,巴达维亚危机暂时化解⑦。
与法国人的优柔寡断不同,英国人一贯态度强硬,且行动迅速。1664年12月,一艘满载货物的荷兰船离开
巴达维亚港,返航荷兰。当时的英荷关系剑拔弩张,英丹(麦)联合舰队随时准备拦截荷兰商船。荷兰人得知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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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后,派海军将领德·鲁伊特(DeRuyter)和特洛姆普(Tromp)率舰护航本国商船。1665年9月中旬,荷兰舰
队(包括商船)在多吉尔港(Dogger)附近遭遇风暴,船队被吹散。英军指挥官桑德维奇(Sandwich)抓住机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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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围堵荷兰商船“洛特·胡宁根号”(SlotHooningen),不但洗劫了荷兰商货,还将其珍贵的商业资料掠走;英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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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二世格外看重这些资料,将其送交专家阿灵顿(Arlington)和萨缪尔·佩佩斯(SamuelPepys)进行分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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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日蘭学会編『長崎オランダ商館日記1(自一八○一年度至一八○三年度)』、序說4頁。
足立栗園『偉人と其生活』、東京:富田文陽堂、1923年、88~98頁。
《巴达维亚城日记》第3册,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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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kOdegardꢁPatronagePatrimonialismandGovernorsꢂCareersintheDutchCharteredCompanies1630-1681ꢂBostonꢆBrillꢁ2022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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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1602-1795ꢁ159-160
184
张兰星ꢄ德川幕府锁国时期荷日贸易的盛衰及其原因
总结①。1713年以后,英国人强势插足东南亚香料市场,荷兰控制亚洲香料航线的局面被打破。
第三,在18世纪(特别在1720年前后),荷兰赴日商船频频遭遇海难。1714、1722、1724、1731、1735年,赴
日荷兰船均在海上遇难。在此期间,抵日荷兰船共45艘,有8艘遇难(1艘破损),折损率达18%。自“正德新
例”颁布后,日本仅允许2ꢇ3艘荷兰船赴日经商,于是荷兰人尽量用大船载货。不过,大船一旦遇难,损失也
大。即便仅有一艘商船沉没,损失也近半或过半。鉴于此,幕府于1719年特许荷方增加1ꢇ2艘赴日商船,但当
年的3艘荷兰船全部遇难,荷兰东印度公司损失惨重。据荷方分析,导致海难的主因是超载,而超载的起因多
为走私货过多②。日本史料《通航一览》也提到,18世纪初,“荷兰船离开出岛时,被查出装载了不少走私货,以
往很少发生这种情况”③。虽然荷日双方均严格限制走私,但因受利益诱惑,荷兰船长、船员、荷商仍然铤而走
险,尽量将私货塞进船舱,造成船舶负载过重而发生海难。
第四,17世纪末,荷兰商馆出现收支不平衡的状况,开支渐渐超过收入。商馆的支出项目包括税收、礼物
(礼金)及日常开销。现代意义的关税指进出口商品经过一国关境时,由该国政府设置的海关向进出口商征收
税收。关税的征收者为国家,收入也为国家所用,主要目的是阻挡国外商品进入,保护国内生产的发展。严格
意义上说,日本的关税起源于德川幕府锁国后。虽然锁国前的外国商人要缴纳一些杂税,但数量较少,也不规
范,尚可忽略。日本闭关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长崎的外贸活动显得比较自由,各类税收也不多。但在17世纪
末,幕府在长崎设会所,官方逐步参与到外贸管理中,关税制度渐渐形成。按照日本学者的说法,日荷贸易的关
税主要分两种:口钱和货税(日语称掛り物銀)。
口钱主要指荷兰人赠予日方官吏的礼物。在荷日贸易初期,少量口钱即可当作关税。日本锁国前,荷兰人
几乎不缴纳现代意义的关税④。荷兰人把此类口钱开销视作一种税收,倒是觉得轻松⑤。荷兰人向日本权贵赠
礼,既是交税,又是交好,税就是礼,礼就是税,它们之间的概念是模糊的。礼物(礼金)一般分三类:最好的献给
将军,次好的给大名及幕吏(用于“参府”⑥),普通的给地方官。有学者谈到,荷兰人带来的礼物(价值),大概占
运入货物总价值的10%,是笔不小的开支。有人指出,出岛近半的开销用于“参府”(送礼)⑦。《巴达维亚城日
记》提到,对奉行、代官等长崎地方官员,应该赠送多而贵重的礼物;对于江户官员,更应该满足他们的好奇心,
比如有江户官员需要小型西洋望远镜,我们应该尽量满足,据说这其实是将军想要的东西⑧。另外,江户官员不
定期视察商馆,荷兰人必须设宴款待、赠送礼物等。据笔者统计,1632年11月至1802年8月15日,荷兰人敬
献的礼物如表1所示。
表1ꢄ17世纪荷兰人敬献的礼物明细表(部分,供参考)
时间
632年11月
632年11月
632年11月
632年11月
632年11月
632年11月
对象
礼物
1
平户大名
1反顶级小罗纱(罗纱即毛织物、毛布或宽布)、1个夜用沙漏等
1
平户大名的世子
平户大名的母亲
平户大名的妻子
平户大名的弟弟
平户大名的义弟
15斤生丝等
1
10斤生丝等
1
10斤生丝等
1
黑色罗纱(数量不详)等
黑色罗纱(数量不详)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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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R BoxerꢁꢒJanCompagnieinJapan1672-1674ꢁorAnglo-DutchRivalryinJapanandFormosaꢁꢓinDutchMerchantsandMariner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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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ia1602-1795ꢁ140-141
②
鈴木康子『近世日蘭貿易史の研究』、376~377頁。
林韑、宮崎成身等編『通航一覧』第六、東京:泰山社、1940年、314頁。
中世纪的欧洲已有关税,即对外国商品征税。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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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elbertKaempferꢁKaempferꢂsJapanꢀTokugawaCultureObservedꢁ217
参府,指荷兰人从长崎北上江户谒见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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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opherHoweꢁTheOriginsofJapaneseTradeSupremacyꢀDevelopmentandTechnologyinAsiafrom1540tothePacificWarꢁ29
《巴达维亚城日记》第3册,第80ꢇ81页。
18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荷兰产绒毯、精美花瓶、3册精美书籍(第1册有关建筑设计,第2册有
关大炮构造及使用,第3册有关骑兵、步兵的战术战法及相关武器)、黑
檀镜框(镜子)、象牙制品、各种罗纱(总价值864盾)、3个红色珊瑚饰
品、各种波斯绢衣、苏拉特(印度)扇子、300斤白檀、1个望远镜、4门大
炮、9000斤弹药、12瓶火药、12个十字弓等
1
633年11月
将军
1
633年11月
老中及江户幕吏
将军
黑罗纱、小罗纱、镜子、珊瑚、书籍等
4
门大炮、1个铜制望远镜、3反红色罗纱、1反白罗纱、1反黑罗纱、1枚
1
634年5月
荷兰产绒毯、1件荷兰服装、1件波斯服装、1座镜台、1把苏拉特扇子、
各种镜子、5本红色珊瑚、300斤白檀
1反青罗纱等
1
634年5月
634年5月
634年5月
634年5月
634年5月
634年5月
634年5月
平户大名
1
平户大名的母亲
平户大名的二夫人
平户大名的弟弟
平户大名的义弟
10斤生丝等
1
10斤生丝等
1
1反黑罗纱、1卷缎子等
1卷缎子等
1
1
平户大名妹妹的儿子 1卷缎子等
1
其他平户贵族
黑小罗纱、小罗纱、生丝、各种丝织品等
反最上等的红色罗纱、1反上等黑罗纱、1反灰色罗纱、3册建筑类书
籍等
1
1
635年4月
将军
1
635年4月
635年4月
636年3月
平户大名的二夫人
平户地方官员
将军
3反小金币、各种织物
1
织物等(数据不详)
1
30本铜制灯架、12把(火药)手枪及各种织物等
1
反上等红色罗纱、3反红色罗纱、1反黑色罗纱、1反紫色罗纱、1反黄
1
638年5月
将军
色罗纱、1反荷兰产金色罗纱、20反南亚白棉布、20枚绘有风景的玻璃
杯、1匹红色波斯马等
1
638年5月
江户幕吏
将军
各种罗纱、南亚白棉布、绘有风景的玻璃杯及其他各类各色织物等
1
个黑檀镜框(镜子)、3门铜炮(2门大炮、1门小炮)、5反意大利产金色
罗纱等
1
639年7月
1
640年5月
将军
2门大炮、12个铜制灯架、500支白蜡烛、1个望远镜、11张波斯毛毡等
织物、印花布等
1
641年12月25日
大阪奉行
2
个青铜时钟(重2,750斤)、1个银制望远镜(有刻花)、各种精美罗纱
毛织物)、3门青铜大炮、1个弹药箱、1只幼犬等
各种精美毛织物和棉织物(印花布)、血色珊瑚等
1
642年1月
642年1月
642年1月
将军
(
1
将军的世子
老中及江户幕吏
1
0反上等麻布、各种各色(黑、红、黄色等)毛织物和棉织物、放大镜、天
1
鹅绒、精美生丝等
1
643年9月
643年9月
643年9月
643年9月
643年9月
长崎代官
1反黑小罗纱、1盎司血色珊瑚、1壶红葡萄酒(5升)等
1反黑小罗纱、5反黑天鹅绒、半盎司血色珊瑚等
1反黑小罗纱、半盎司血色珊瑚等
1
出岛第一乙名
出岛第二乙名
出岛第三乙名
长崎奉行
1
1
1反黑小罗纱、半盎司血色珊瑚等
1
3反小罗纱、15个(2盎司)血色珊瑚、1瓶红葡萄酒(20升)等
2
反猩红色罗纱、20反印花布、10反精选麻布、15个血色丸珊瑚(5.5盎
司)、2斤龙脑等
反精美印花布、1把血色长珊瑚锁、1个玛瑙小金鱼、1个玛瑙小金字
塔等
1
643年12月
将军
5
1
643年12月
将军的世子
1
643年12月
643年12月
644年9月
802年8月15日
老中及幕吏
望远镜、段子、印花布、黑色小罗纱、天鹅绒等物
小罗纱、血色珊瑚、天鹅绒、望远镜等
罗纱、珊瑚、印花布等
1
长崎奉行及当地官员
长崎奉行及当地官员
将军
1
1
2头荷兰羊、一些西洋酒
186
张兰星ꢄ德川幕府锁国时期荷日贸易的盛衰及其原因
ꢄꢄ说明:(1)“反”、“枚”等日本计量单位的具体指代还尚待考证。(2)资料来源:永積洋子訳『平戸オランダ商館の
日記』第2、3輯、東京:岩波書店、1969年;村上直次郎譯『出島蘭館日誌』上卷、中卷;日蘭学会編『長崎オランダ商館
日記1(自一八⚪一年度至一八⚪三年度)』。
表1可以反映如下几个问题。(1)荷兰人向日本权贵敬献礼物应该是常态。从17世纪驻日商馆建立以
来,荷兰人就一直保持这样的沟通、交流方式。(2)荷兰人赠礼的对象从德川将军到地方小官吏不等,甚至细心
到送礼给各级官吏的家室。在平户商馆时代,荷兰人的主要打点对象,除了幕府将军,就是平户大名松浦氏;而
到长崎商馆时代(1640年以后),主要的打点对象则变为长崎各级官吏。(3)敬献的礼物以织物为主,兼有珍宝、
西洋货、枪炮、动物等物品,种类丰富,均系日本不产或少产的物品。总的来说,荷兰人用于敬献礼物的开销着
实不小,这虽然有助于打通关系,却又成为贸易上的负担。
如果说口钱的征收者是日本权贵,那货税的征收者就是幕府或长崎官府。货税的一部分发放给长崎官吏,
另一部分用于长崎的建设。17世纪中后期,幕府插足外贸,荷兰人开始缴纳货税(仅限荷兰船输入品)。货税分
两种。一是对荷兰官方(东印度公司)征收的税钱。1687年以后,荷兰东印度公司需缴纳10%ꢇ15%的货税给
日方,如果按照15%的税率来计算,30万两白银的定额贸易就要交税45,000两白银;有些商品还要交高税,如
生丝的税收为60%,鹿皮为65%,牛皮为80%。二是对私人商货征收的税钱。此类货税偏高,通常是运入商品
总额的60%ꢇ75%;若私货的总价值为20,000两白银,就要交税13,000两白银;若按重量计算,更要缴纳70%
的货税,因为个人商品不交搬运费①。即便这样,商馆员工仍然运来大批私货,可见此类商品的利润很高。某些
商货的税收奇高,比如草药交85%,人参、龙涎香、牛黄交65%,鹿皮交100%,牛皮交120%的货税。锁国后的
货税,已经不是支付给个人,而是支付给整个长崎的官僚机构,属于长崎官府收入的一部分,货税的很大部分是
给穷人或劳工的补贴。如果没有这部分补助,便少有日本人愿意来长崎工作(因为长崎附近的耕地偏少),据说
长崎杂役年均可获3ꢇ15两白银的补助。除了口钱和货税,当时的日本关税还包括间金(日方从日荷小判贸易
中获取的差价)和增银(日本会所从日荷交易中赚取的差价)②。这几种税收被统称为“花银”③。
另外,出岛10来名员工的年均开支为10万盾,相当于巴达维亚500人的年均开支④。这些支出包括:每年
固定缴纳的出岛租金占商馆总开支的10%ꢇ12%;荷兰商船的维护费、出岛房屋的维修费也从商馆支出⑤;自
从幕府改铸小判后,其利润差额由商馆补足;若将洋马一类大型货物运抵长崎,运费由荷兰人负担;还有一种礼
金属自愿交纳,用于奖励每年(8月1日)为长崎作出贡献的市(町)民。总之,各类开销多如牛毛。除了以上荷
兰东印度公司的开支,员工私人的开销则有采购私人商货的成本、参与私下交易的中介费等。
从17世纪末起,荷兰商馆的收支逐渐失衡。其原因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荷日贸易总额减少,经费必然减
少;荷日贸易的利润下降⑥;荷兰人用于维持关系的开销增大,占总支出的比例增加。有荷兰人提到,即使某些
年份荷日贸易额很低,礼物的开销亦不能减免。
第五,荷属亚洲贸易的运转速度变缓,贸易圈开始萎缩。17世纪末,荷属暹罗市场已经显出颓势。到了18
世纪中期,赴暹罗进货的荷兰船越来越少。1767年,荷兰人几乎退出暹罗市场。其考虑大致有几点:暹罗可供
出口的商品,不仅少,而且单一,仅限兽皮、苏木等原材料。18世纪,日本市场对兽皮的需求量减少,暹罗市场大
受打击。罗本谈道,“兽皮本来是日暹航线的重要商货,但越来越多的兽皮被运往日本,导致市场饱和。同时,
幕府在17世纪末限制本国贵金属外流,日方购买力下降,兽皮交易遭到打击”⑦。江户时期,日本封建经济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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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MilburnꢁOrientalCommerceꢀContainingaGeographicalDescriptionofthePrincipalPlacesintheEastIndiesChina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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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564
增银,最初归五地商人的“役人会所”所有,后来被市法、长崎会所占有。参见:山脇悌二郎『長崎の唐人貿易』、東京:吉川弘文館、1964年、40
41頁。
関山直太郎『日本貨幣金融史研究』、東京:新経済社、1943年、260~27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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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opherHoweꢁTheOriginsofJapaneseTradeSupremacyꢀDevelopmentandTechnologyinAsiafrom1540tothePacificWarꢁ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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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SLaverꢁTheSakokuEdictsandthePoliticsofTokugawaHegemonyꢂAmherstꢆCambriaPressꢁ2011ꢃꢁ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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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lcoNicolaasvanKleffensꢁDeInternationaalrechtelijkeBetrekkingenTusschenNederlandenJapanꢄ1605-hedenꢅꢁ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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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ShimadaRyūtoꢁꢒSiameseProductintheJapaneseMarketduringtheSeventeenthandEighteenthCenturyꢁꢓinLargeandBroadꢀTheDu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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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onEarlyModernAsiaꢀEssaysinHonorofLeonardBlussēꢁedNagazumiYokoandLeonardBlusseꢂTokyoꢆTheToyoBun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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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ꢃꢁ150
18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发展,幕府试图摆脱对进口商品的过分依赖。比如,生丝曾是广受日本人喜爱的舶来品,在暹罗,荷兰人既可采
买本地生丝,也可选购中国生丝。但到了18世纪,日本开始自产生丝,暹罗丝市一蹶不振。此时,荷兰人也前
往南亚开发新市场。他们将日本贵金属、樟脑等商品运往南亚,直接从那里运走各类织物及香料。另外,暹罗
市场的商品种类也很少,除了丝货,再无其他可供运走的商品。当日本对丝货的依赖度降低后,暹罗市场便无
利可图。在幕府禁止外国船输出白银后,荷兰人更是将注意力转向南亚市场。还有学者指出,暹罗拒绝臣服于
荷兰、英国和法国,逐步成为亚洲海上贸易的鸡肋①。18世纪初,荷兰人基本放弃暹罗市场。
7世纪末18世纪初,英国势力在南亚慢慢崛起,荷属南亚贸易受到英国人挑战。英国人通过抢劫、垄断、
1
倾销、贿赂等手段,蚕食荷属南亚的势力范围(英国人从印度西部入手,其势力逐步向东部延伸)。另外,英国东
印度公司逐步拓展其在中国、东南亚的贸易,也对荷属亚洲商圈构成威胁。
第六,荷日贸易的模式略显传统,随着时代的发展,有被淘汰的趋势。尽管荷兰人运来众多商品,但始终不
能占据对日贸易主动权。荷兰人被限制在出岛(日本岛之外),便无法了解日本国内需求,预判市场的供求状
况。他们只能估计某类商品在日本的销售前景,依靠以往进出口货物(数量)的变化,来判断日本市场的供需情
况。比如在1745ꢇ1760年,日商大量订购外国丁香,引起荷兰商馆注意。经调查,荷兰人发现亚洲丁香产量降
低,于是猜测香料会在日本涨价,遂批量运来此类商品。有时,日本官员会主动向商馆订货,荷兰人便猜测此类
商品可能会盈利,但这仅是一种推断。多数时候,日方预订的货物仅是奢侈品而已,价虽高却无利。
另外,日本市场的进出口商品也较单一,交易模式略显简单。拉赫曾总结道,荷兰人从日本运走贵金属,为
东印度公司弥补了资金,不过,这具有一定风险,一旦日本限制贵金属的出口,将对荷属亚洲贸易产生较大的消
极影响②。有学者谈道,荷属亚洲贸易是季节性的,其商船受季风影响很大,这意味着在季风来临时一些荷属亚
洲港口会非常忙碌;不过,一旦货物被搬上船后,各据点便无事可做,直到下次季风来临,才会再次繁忙起来。
其实,没有季风的时候,一些港口也并非那么清闲。他们会随时储备货物,调整仓库,以减轻季风来临时的工作
量,荷属巴达维亚便是此类模式的典型。但日本据点属于前一种情况,出岛常年关闭,荷兰人能够运入、运出的
大宗商品也就几种,以至于在非贸易期,荷兰员工相当闲散,一年中大多数时候无事可做,白白浪费商馆的时间
与金钱③。拉赫也谈道,亚洲贸易的涉险程度比欧洲商贸活动高,而且资本回收的时间要长得多,所以欧洲投资
商对欧洲市场的兴趣更大,这也是荷日贸易走向衰落的因素之一④。
三ꢄ(荷)后东印度公司时期荷日贸易的艰难维持及对策
(一)后东印度公司时期及荷日贸易危机
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局势动荡,荷兰海外贸易大受打击。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799年宣布破产⑤。
800ꢇ1821年,巴达维亚政厅(代表荷兰政府)临时接管公司,总督兼管原东印度公司的对日贸易。1824年,
1
ꢀ
“
荷兰贸易公司”(荷语为NederlandscheHandel-Maatschappij)成立,接管亚洲商贸事宜⑥。鉴于荷兰东印度公
司倒闭,19世纪的荷日商贸活动可称为“后东印度公司时代的荷日贸易”。
由于公司高层频繁更换,出岛商馆的管理变得混乱,但即便在非常时期,荷日贸易仍然在开展。19世纪前
半段的荷日贸易可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1789ꢇ1807年),荷兰人开始雇用他国船只开展对日贸易。彼时
荷兰东印度公司破产,幕府与公司的贸易关系终结。但是,荷兰政府没有放弃日本贸易,仍然保留出岛商馆。
尽管如此,荷兰已经沦为法国属国,无暇顾及远东贸易。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荷兰人只能雇用中立国船只开
展贸易。第二阶段(1808ꢇ1816年),荷兰商船甚至不能保证每年抵日。1811年,荷属巴达维亚被英军占领,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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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唐纳德·F.拉赫等《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第3卷《发展的世纪》第1册上《贸易传教文献》,第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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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F.拉赫等《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第3卷《发展的世纪》第1册上《贸易传教文献》,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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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R BoxerꢁTheDutchSeaborneEmpire1600-1800ꢂLondonꢆHutchinsonꢁ1977ꢃꢁ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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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F.拉赫等《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第3卷《发展的世纪》第1册上《贸易传教文献》,第74页。
荷兰东印度公司倒闭的主要原因有:(1)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荷兰本国面临内忧外患;(2)公司旧有的贸易模式不能适应新的国际形势;
(3)公司的贸易成本过大,阻碍其发展;(4)亚洲海域的走私贸易猖獗,致使公司利益受损;(5)新兴欧美强国崛起,对荷兰构成威胁。相关讨
论及分析,请参见:费莫·西蒙·伽士特拉《荷兰东印度公司》,倪文君译,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余定邦编著《东南亚近代史》,贵州人民出
版社1996年版;李倩《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远东贸易研究》,浙江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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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JoanMullerꢁDeNederlandscheHandel-MaatschappijGetoetstAanHetBelangderNatieꢂAmsterdamꢆSchleijerꢁ1848ꢃꢁ51
188
张兰星ꢄ德川幕府锁国时期荷日贸易的盛衰及其原因
属亚洲据点萎缩。由于英军封锁部分亚洲海域,致使荷兰商船在1809、1813、1814年未能成功抵日。第三阶段
(
817ꢇ1827年),荷兰人开始在亚洲恢复元气。1815年,荷兰联合王国成立。1816年,荷兰总督重返巴达维
1
亚,荷兰商船终于再次驶向日本。第四阶段(1828ꢇ1839年),荷兰又一次面临内外交困,无暇顾及长崎出岛商
馆。1830年,比利时脱离荷兰,宣布独立。1830ꢇ1837年,苏门答腊西南部爆发多次起义。由于殖民地的统治
不稳定,荷兰的海外开销猛增,本国的经济负担加大。第五阶段(1840ꢇ1855年),荷兰企图在亚洲(包括日本)
重整旗鼓,却收效甚微。新成立的“荷兰贸易公司”希望增加对日贸易量,但纵观荷日交易量,仅有砂糖能够维
持稳定的输入量,其他输入品的数量均在减少。
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荷日贸易已经出现危机,具体表现如下。第一,荷日贸易量及利润均在减少。荷兰
1
人虽然继续向日本运去欧洲毛织物、西亚波斯绢、南亚印花布,但数量明显减少。1790年,幕府再出限令,每年
仅限一艘荷兰船抵日,限贸易额银700贯目(铜60万斤),这使商馆所得利润不能维持正常开支①。1795年,荷
兰船“维斯特卡佩尔号”(Westeappelle)抵日,运来商品的颜色、尺寸、成色等都不及往年,这令日方感到失望②。
799年,荷兰船甚至未能运来欧洲的毛织物,恰好反映了西方局势的混乱。第二,交易商品的种类未有较大变
化。荷兰船每年运入日本的不外乎各类织物、砂糖、苏木、兽皮等传统商品。其实,当时的日本已能自产生丝、
织物及砂糖,若是国内有余,还能出口。虽然欧洲奢侈品及西洋货在日本受欢迎,但仅迎合了少数权贵的口味,
交易量不大,这对处于危机的荷日贸易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日本能供出口的商品更少,19世纪,幕府已经禁
止日本金银被运走,荷兰人只能输出限额的铜及樟脑(利润极其有限),另外还有少量的手工艺品和海产品。总
之,日本的出口商品太过单一,而且日、荷双方均开发不出新的获利商品。出岛商馆指挥官杜夫谈道,荷日贸易
走下坡路时,荷兰人才真正认识到,其运到日本的毛织物、中药、水银、糖等商品,几乎都不是产自荷兰,或者说
荷兰本国不能提供产品③。第三,由于欧洲局势混乱,出岛商馆与荷兰本国的联系中断,而且英军占领了荷属巴
1
达维亚,商馆又与东南亚失去联系,这些因素皆导致荷属亚洲贸易的运作大受影响。18世纪末19世纪初,荷兰
商船多次赴日失败。1791年,荷兰船“古德·特纳乌号”驶向日本,不幸在途中遇难,出岛商馆损失惨重④。
798年,荷兰人虽然租用美国船开赴日本载货,但该船在离港后(长崎)又触礁沉没。即便日方帮助打捞,货物
损失也近半。商馆得不到及时补给,支出明显大于收入,出岛陷入财政危机,甚至到了缺衣少食的境地。员工
为了自保,开始搞走私活动,这种风气又因高层管理不力而渐趋严重。巴达维亚总督认为,19世纪的出岛商馆
成为最腐败的荷兰据点之一⑤。
1
1810ꢇ1813年,竟没有一艘荷兰船(包括雇佣船)抵日。还好,德川将军出于同情,为出岛荷兰人提供了基
本的生活资料。长崎奉行隔三差五便询问荷兰指挥官需要些什么。当然,幕府的援助只能是暂时的。商馆要
维持运作,就必须向日方贷款。1801年,商馆负债4万两白银;1802年,商馆负债30,791两白银;1810ꢇ1813
年,荷兰人共向日方贷款82,000两白银。据说,商馆指挥官杜夫甚至将个人珍藏的百科全书卖给日本人,换取
600两白银,
798年,商馆发生火灾,岛上的仓库、住宅基本被烧毁⑥,指挥官金斯贝尔特·赫敏(GijsbertHemmij
府”途中发病,猝死于远州挂川。
二)荷兰人的应对
以备急用。显然,出岛商馆已经负债累累。“屋漏偏逢连夜雨”,处于困境的商馆还遭遇天灾人祸。
ꢀ
)也在“参
1
(
即便面对危机,驻日荷兰人仍然坚持,尽可能采取各种补救措施,维持商馆运作。
首先,荷兰人再次以强硬姿态,要求幕府放宽贸易限制。18世纪末,出岛指挥官向日方提出,如果不能增加
对日贸易量,便闭馆。1798年,幕府果然作出让步,允许两艘荷兰船抵日;在未来5年,还准许荷兰船年均运走
60ꢇ85万斤铜。显然,幕府将军也不打算赶走荷兰人,或是不愿完全断绝对荷关系。
ꢀ
①
②
③
日蘭学会編『長崎オランダ商館日記1(自一八○一年度至一八○三年度)』、序說4頁。
斎藤阿具『ヅーフと日本』、東京:廣文館、1922年、12頁。
ꢀ
H.ドゥーフ『ドゥーフ日本回想録』、永積洋子訳、東京:雄松堂、2003年、50~51頁。按:亨得里克·杜夫(HendrikDoeff,H.ドゥーフ,1777
ꢇ1835年),于19世纪初担任长崎出岛商馆的指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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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ShunzoSakamakiꢁJapanandtheUnitedStates1790-1853ꢂWilmingtonꢆScholarlyResourcesIncꢁ1973ꢃꢁ174-175
⑤
⑥
田保橋潔『近代日本外国関係史』、東京:刀江書院、1930年、36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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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riHubertvanKolꢁOudenNieuwJapanꢀGrepenuithetLevenꢂRotterdamꢆWL &JBrusesꢔsUitgevers-Maatschappijꢁ1921ꢃꢁ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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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其次,荷兰当局派得力人手整理馆务。19世纪初,巴达维亚总督挑出品行好、有能力的年轻人,前往出岛担
任指挥官,希望给商馆带来新气象。新指挥官大多勤奋敬业,试图挽回对日贸易之颓势,至少要保住商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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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指出,在欧洲局势突变之时,维持日荷贸易的关键就在商馆指挥官,威廉·瓦尔登纳尔(Willem
Wardenaar,简称瓦氏)及杜夫等人的贡献最大①。
1800ꢇ1817年,指挥官瓦氏抵日,与特派书记员杜夫联手整理馆务,新长官审核了前任指挥官赫敏的财务
记录,发现其中有中饱私囊现象。比如发现荷兰人运入日本的锡,本来以每担25两(白银)卖出,记载的却是20
两卖出;铅以每担10两卖出,记录却是7两卖出;每根象牙以230ꢇ250两卖出,记录却是以每根120两卖出;其
他诸如铜、樟脑等输出商品的记录价均比实际购买价高,其中的差额被私吞。从赫敏的账本来看,商馆腐败严
重,赫敏之前的指挥官可能都有类似违纪行为。通过调查还发现,赫敏进献给日本官员的礼物不但多,数量也
很大。按理说,幕府已经减免了商馆的礼物开销,赫敏却在此项目上有较大支出,其中一定有问题。而且,赫敏
还私下与出岛翻译员岛津侯开展交易,得知此事后,长崎奉行立即处死了赫敏的联络人忠藏。假如赫敏还活
着,幕府也不会轻饶他。经调查,瓦氏发现商馆负债严重。1799年,商馆负债18,000两白银;1800年,商馆负
债额增加到21,272两白银。但当他们清理赫敏的遗产时,发现其私藏了5,558两白银。在商馆陷入危机之时,
赫敏居然藏有大量私产,可见当时腐败之严重。为了节俭商馆开销,瓦氏试图取消“参府”礼金,但被日方翻译
员劝阻,后者认为,瓦氏可以缩减相关开支,但不能全免。为了维持大局,瓦氏仅削减了部分礼金,也极大减轻
了商馆负担;瓦氏还尽量压低商馆收购日本商品的价格,并请求将军增加贸易额。瓦氏在任期间,荷日贸易额
增加了约1万两白银;1803年,荷兰雇用美国船“瑞贝卡号”抵日,瓦氏再次请求增加对日贸易额,虽然幕府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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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终交易额仅有240,898两白银,瓦氏已尽到最大努力②。
瓦氏连任3年后,患肺病辞职。1804年,27岁的杜夫继任指挥官。杜夫生于阿姆斯特丹,1798年成为荷兰
东印度公司员工,总部对杜夫颇有信心,认为其年轻有为,希望他能重整馆务,跟随瓦氏历练了3年后,杜夫日
渐成熟。其功绩主要有:整理出51条出岛细则,完善商馆的管理章程;在商馆租用中立国商船时,杜夫尽力协
调对日关系,解释缘由,让将军放心。1803年,抵日美国船“瑞贝卡号”上仅有12名欧洲人,其余全是黑奴,长崎
奉行对美国船的到来有所顾虑,最初没有允许其靠岸;但杜夫运用自己的外交才能,从中斡旋,解释英、美两国
的关系,最终让美国船驶入长崎港。1808年,长崎发生“费顿号”(Phaeton)事件③,杜夫力劝奉行不要攻击英国
船,避免了日英冲突④,显示出杜夫冷静与机智的一面;后来,英国人企图强行接管出岛,杜夫死守长崎,以顽强
毅力保住了商馆⑤。1804年,通过坚持不懈的请求,杜夫为商馆多争取了3,000两白银的交易额⑥。鉴于19世
纪初的特殊情况及杜夫出色的工作能力,荷日双方特许其连任三届指挥官(共13年)。
再次,杜夫以后的出岛指挥官也励精图治,希望改善商馆现状,但收效甚微。无论结果如何,多数指挥官的
出发点是好的,都希望出岛贸易能够维持。1815年,荷兰成立联合王国,杜夫认为此乃改革良机,于是向荷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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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提出荷日贸易“振兴法”。1818年5月15日,该法由新指挥官简·科克·布鲁姆霍夫(JanCockBlomhoff)实
施。“振兴法”取得一些效果,在布鲁姆霍夫执政的5年间,荷兰船运走的铜有所增加。但到了1820年,幕府又
将日荷贸易总额限制在800贯(80,000两白银)以内,(荷兰员工)私人交易量限制在100贯(10,000两白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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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致使计划受阻。1824年,荷兰军官约翰·威廉·德·斯图尔内尔(JohnaWillemdeSturler)担任出岛指挥
官。他上任后,力除商馆诟病,但由于操之过急,引起员工不满,最后遭到集体反抗。1826年,斯图尔内尔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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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离开出岛。1827年,吉尔曼·菲利克斯·梅杰兰(GermainFelixMeijlan)继任指挥官⑦。他在商馆设立了
①
②
③
斎藤阿具『ヅーフと日本』、18頁。
斎藤阿具『ヅーフと日本』、19~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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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Maddenꢁ1847ꢃꢁ305 按:罗伯特·蒙哥马利·马丁为19世纪英国作家。
④
1808年,长崎奉行松平氏本来打算报复英国人,将英国船烧掉。参见:林韑、宮崎成身等編『通航一覧』第六、39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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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H LevyssohnꢁBladenoverJapanꢂGravenhageꢆGebroedersBelinfanteꢁ1852ꢃꢁ162 按:约瑟夫·亨利·内维森(JosephHenry
Levyssohn)于1846ꢇ1850年担任出岛商馆指挥官。
⑥
斎藤阿具『ヅーフと日本』、4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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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JH LevyssohnꢁBladenoverJapanꢁ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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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兰星ꢄ德川幕府锁国时期荷日贸易的盛衰及其原因
特别贸易协会,试图整顿胁荷贸易,限制走私,但无论是商馆员工,还是日本官吏,都不愿放弃个人私利,也并不
希望改变贸易现状。1831年,特别贸易协会被解散。
四ꢄ结论
1640年以前,荷兰人基本在平户开展商贸活动,荷日贸易从无到有,并在日本锁国前掀起高潮。当时,虽有
四个欧洲国家同时开展对日贸易,荷兰却成为最终胜出者,其中核心原因有: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采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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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countrytrade)方式,在南亚、东南亚、东亚之间倒卖货物,取得成功;荷兰人凭借(舰载)火炮优势,抢劫各
类商船,为荷日贸易积累了原始资金;并且他们愿意服从德川幕府的贸易规则,最终赢得信任①。总之,对于荷
兰人来说,他们代表欧洲新势力与新教,与之相对的是西班牙、葡萄牙人代表的欧洲旧势力及天主教。荷兰人
在日本的成功,表明西、葡势力已经在世界范围走下坡路,英、荷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崛起。对于德川幕府
来说,与荷兰人通商是最佳选择,这样既可以避免基督教传入日本,又可以获取外贸商品,因为荷兰人向德川将
军保证只经商不传教。
640年德川幕府闭关后,荷兰商馆被迁往狭小的长崎出岛,即便如此,荷兰人在成熟的贸易链基础上,采取
1
开发新货、新市场的方法,继续平稳维持对日外交关系等措施,依旧保持对日贸易的高利润,此状态持续到17
世纪中后期。
整个18世纪日荷贸易进入瓶颈期,相比17世纪,贸易额及利润均有比较明显的下滑,其中原因包括:德川
幕府提倡节俭;荷兰海外扩张出现不稳定因素,军力及综合实力均有下降;驻日商馆的收支不能达到平衡,用于
维持对日(官方)关系的开销过大;荷兰倒卖商品的模式也呈现出缺点,没有本国核心产品支持,这种单纯靠倒
货赚差价的交易不能长久。
至19世纪初,荷兰东印度公司倒闭,荷日贸易基本上成为维持两国外交关系的象征,贸易衰退预示着荷兰
势力的衰微,即便荷兰商馆指挥官想尽办法,尝试各种改革,也只能苦苦支撑着出岛商馆于日本之存在。
就荷日贸易的整个过程来看,17世纪是其鼎盛期,荷日双方均能获利;18世纪是其衰退期,单就贸易而言,
荷兰一方受到的打击更大;19世纪,荷日贸易陷入危机,荷属亚洲势力没落。此时,两国均面临社会转型,双方
交流的重点也不再局限于贸易。对于日本来说,他们受到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英、俄、美、法等国频繁骚扰日
本海岸,要求通商。日荷商贸交流的溃败已经提醒日本,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已经重组,日本需要在关键时刻再
次作出选择。对于荷兰来说,荷日贸易的衰落是其整体实力衰退的表现。与其他新兴欧美强国相比,荷兰的军
事实力逐步衰退,还失去众多据点;荷兰本国也面临政治动荡,殖民地人民还掀起反抗斗争,荷兰最终被其他西
方强国超越。因此,19世纪的舞台应该不再属于风帆船霸主荷兰,叩开日本大门的任务也难以由荷兰人来
完成。
[责任编辑:凌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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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相关讨论,请参见:张兰星《论17世纪前期日荷贸易及其成功原因》,《史学集刊》2014年第5期,第88ꢇ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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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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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学术研讨会综述
钟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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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年4月21日上午,由四川省共同富裕研究智库、四川省晏阳初研究会主办的“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共同富
裕”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师范大学狮子山学术厅举行。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人
大教科文卫委主任委员唐文金,电子科技大学原校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曾勇教授,四川省委政研室副主任、省委改
革办副主任古智猛,西南财经大学西财智库主任、国家级智库专家、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汤继强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全球前沿科学与艺术金融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玉荣研究员,四川省农村研究中心、四川省委首
批新型智库专家、四川农业大学管理学院张社梅教授,四川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郭勇,四川师范大学副校长蒋文涛,四川
省晏阳初研究会、四川共同富裕研究智库的专家以及四川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共计20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
研讨会由四川师范大学校长汪明义主持。四川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郭勇致开幕词,唐文金主任、曾勇教授、汤继强教
授、王玉荣研究员、张社梅教授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进行了主旨演讲,汪明义教授作了总结发言。
唐文金在题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把握的重要关系》的报告中指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从技
术系统、要素系统和产业系统入手,切实把握好若干重大关系。一是着眼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把握好科技创新和产业
创新的关系。在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上同时发力,推动成果由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把科技创新这一“关键变
量”转变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最大增量”。二是着眼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把握好新型要素和一般要素的关系,做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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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文章。第一,做好“人”的文章,实施人才战略,变人口红利为人才红利。第二,做好“数”的文章,壮大数字经济,变数据
资源为数据资本。第三,做好“器”的文章,加快设备更新,变一般装备为先进工具。第四,做好“材”的文章,即挖掘材料
价值,变原料供给为精深加工。三是着眼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把握好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传统产业不等于落
后产业,只要加以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促其绿色化、数字化转型,就能实现“老树发新芽”,这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
力量。对传统产业,要在“改造提升”上发力;对新兴产业,要在“培育壮大”上深耕。
曾勇在《构建高水平科教融汇的内在逻辑与路径探索》的报告中指出,科教融汇具有天然的耦合性,这是“科教融
汇”的内在逻辑。高水平科教融汇是链接教育、科技、人才的“船与桥”,是更好地支撑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是创新
工程教育的应然选择。针对目前科教融汇存在配合松散、深度协同难题,大规模整体实施难题,学生好奇心激发难题,
要以新质生产力为切入点,将高水平“科研团队—科研平台—科研项目—科研成果”等有组织的科研优势,转化为一流
的“教学队伍—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资源—评价机制”等有组织的人才培养优势,形成高水平科教融汇新范式。
首先,为解决科教融汇存在的配合松散、深度协同难题,应主动设计,构建高水平科研支撑的工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
系。其次,为解决科教融汇存在的大规模整体实施难题,应面向全体学生,提升学生整体的创新创造能力。再次,为解
决科教融汇存在的学生好奇心激发难题,应创新机制,为具有独特禀赋的学生创造广阔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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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继强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的报告中指出,共同富裕实质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下,全体
人民共创日益发达、领先世界的生产力水平,共享日益幸福而美好的生活。新时代共同富裕承载着全体人民幸福美好
生活的新期盼,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必须更加积极有为地促进共同富裕,实现新时代共同富裕的
美好愿景。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一方面,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选择;另一方面,中国式现
代化推进共同富裕。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实现共同富裕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实现共同富裕提
供了强大动力,实现共同富裕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与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逻辑共契
性。推进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一是要弥合科技发展的不平衡,站稳共同富裕的价值立场;二是要培养劳动者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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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钟秋波,女,广西武宣人,经济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编审,E-mailꢆ16484706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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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秋波ꢄ“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学术研讨会综述
意识、提升劳动者劳动能力、强化劳动者担当奉献,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壮大共同富裕的主体力量;三是规范和引导资本
健康发展,不断完善基本分配制度,加快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完善共同富裕的共享机制。
王玉荣在《以新质生产力之矛攻“小院高墙”之盾》的报告中指出,在“东升西降”的时代背景下,美国面临工业基础
被掏空、地缘政治和大国竞争形成的新的国际宏观环境、气候危机和能源转型、应对美国社会的不平等四项挑战,因此
采取了对华科技防御的“小院高墙”策略,这是新质生产力提出的国际背景。目前,中美科技的差距体现在:信息技术尤
其是在互联网、移动通信、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领域,中美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中国在芯片制造技术方面相对薄弱,芯
片自给率较低,制造技术相对落后;中美之间在军事技术领域的差距逐渐缩小;中国在医疗技术方面也在不断发展,但
与美国相比还有差距;中国工业在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与美国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应
打造面向2035、2050新质生产力之矛以应对“小院高墙”科技防御策略:一是实行国家重商主义,构造科技创新的物质
基础;二是实行科技创新,形成新兴产业链,实现制造强国目标;三是培育世界一流人才,促进科技发展;四是打造一流
产业集群,加强国际合作;五是打造世界一流风险投资生态圈,调动人的积极性,将知识产权和物质产权结合起来;六是
主动对照高标准经贸协定的相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深化国内相关领域改革,实行制度性开放;七是努力实现国际
规则制定权,维护现有的国际秩序,打造独立于美国之外的政治经济和科技体系,实现合作共赢、互惠互利。
张社梅在《推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逻辑与路径》的报告中指出,当前我国正处于从“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迈
进的重要历史时期,加快形成农业新质生产力形势紧迫。这表现在大宗农产品高成本、高进口、高库存、高价格、低效益
的“四高一低”特征明显,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增大,现有农产品供给和农业功能开发严重滞后,农业劳动力老龄化趋势严
峻。因此,迫切需要以高质量为目标、以创新引领为导向、以科技赋能为内核,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全面提升农业的质
量、效益和竞争力。一是以优化农业人才队伍结构为核心,培育高素质劳动者。在农业科研领域,积极培育高层次创新
型人才及团队,大力实施中青年新型人才培养项目;在农业生产领域,培育专业化、职业化的农业劳动力,搭建整体化的
教育培训体系,提升新型经营主体的数字素养。二是以加速高新技术应用迭代为核心,创新智能化劳动工具。科学部
署动植物育种、农业生物技术、农业工程技术、农业新能源新材料等农业未来产业;加快农业数字化产品供给、瞄准产业
关键环节率先实践,促进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要素导入。三是以推进绿色低碳化转型为核心,完善质优农产品供给。提
高田间管理的智能化程度,大力发展节约型农业,提高农产品质量;大力发展农业数字化产业、托管农业、定制农业等农
业新产业新业态。四是以适应区域应用场景为核心,构建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在不同区域场景,推进优势农产品
产区规模化的科技供求对接,推进传统农业产区分散农户的信息化、社会化服务进程。
汪明义在总结发言中指出,新质生产力如何促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高等教育如何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是高校作
为教育、科技、人才三要素汇聚重要阵地必须回答的两个基本问题。由此出发,还有四个问题值得深入思考。其一,关
于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什么样的新型生产关系才能适应新质生产力?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相适
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具有哪些全新的特征?其二,关于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如今,中国式现代化已
经进入到高质量发展的质的阶段,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对新动能的时代呼唤?特别是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
量发展,需要哪些核心要素?需要什么体系的重要载体?需要什么水平的基础支撑?等等。其三,关于新质生产力赋
能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需要哪些生产要素的通力配合?共同富裕的全民性、全面性、共建
性和共享性如何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解决?新质生产力高效赋能共同富裕,既有助于提高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质量,
也能够确保共同富裕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那么,制约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的堵点、卡点、问题有哪些?其四,关
于大学培育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使命与担当。新时代的高等教育如何培育新质生产力发展?高校与新质生产力如何相
互支撑?高校作为以知识创造丰富人类知识宝库、以知识传播培育时代新人和以知识应用引领社会的特殊社会组织,
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的时代大背景下,各高校自身的大学文化和办学理念应赋予什么新的内涵与价值?
各级干部的管理服务绩效评价的机制应如何完善与创新?教师的教学科研模式应如何创新与改革?学生的个性与潜
能应如何彰显与激发?这不仅是高等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系统工程,更是在勇担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使命中实
现教育强国的担当作为。要解答这些问题与困惑,必须建立在深刻理解和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内涵要义的基础上,首先
要解决“是什么”的问题。在解决了“是什么”的问题后,就要解决“为什么”的问题,即为什么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最终,要落脚到如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解决“怎么干”的问题上。特别是在支撑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过
程中,高校有何作为,如何作为?这就需要明确目标要求,找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结合点,进而厘清实践路径。
[责任编辑:罗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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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
暨一流本科专业建设”高端论坛综述
蒋丹ꢄ王恬
2024年5月11日,由四川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共同主
办的“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暨一流本科专业建设”高端论坛在四川师范大学成龙校区
尚美楼报告厅举行。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简新华教授、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林木西教授、原吉林财经大学
校长宋冬林教授、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周文教授、南京大学数字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任保
平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谢富胜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辉教授、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院长蒋永穆教授、《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唐普编审及钟秋波编审、四川师范大学经济与
管理学院师生代表共计130余人参加了本次论坛。
上午的主旨论坛分为两个阶段,分别由四川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肖明辉教授和副院长蒋
丹教授主持,专家学者们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推进高质量发展作了精彩的主旨发言。
一ꢄ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与特征
张辉从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入手,梳理了生产力理论在中国的发展,阐述了新质生产力的深刻内涵:是
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
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
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
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周文指出,随着技术不断革新,科技通过与生产力的三要素(即劳动者、劳动资
料和劳动对象)相结合,不断推动旧生产力体系逐步瓦解和新生产力体系逐步形成。新质生产力是一个内涵
丰富、意蕴深厚的经济范畴,代表着一种生产力的跃迁,是科技创新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生产力,尤其是关
键性、颠覆性技术实现突破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特征表现在“新”和“质”两个方面。所谓“新”,是指新质
生产力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传统生产力,是实现关键性和颠覆性技术突破而产生的,以新技术、新经济、新业
态为主要内涵的生产力。所谓“质”,是强调在坚持创新驱动本质的基础上,通过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的突破
为生产力发展提供更强劲的创新驱动力。周文就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在内涵上的差别做了比较:一是
从劳动者来看,与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其拥有更为先进的认识能力和实践
能力,具备更高的创新素养和劳动能力;二是从劳动资料来看,数字社会背景下的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
工业互联网、工业机器人等数字技术逐渐成为了新的劳动资料;三是从劳动对象来看,数据以非物质形态成
为新的劳动对象,为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ꢄ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形成
宋冬林指出,国有企业作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力量,拥有丰富的创新资源,但目前这些资源
尚未完全转化为社会财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这涉及体制层面、机制层面和政策
作者简介:蒋丹,女,四川岳池人,管理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后,美国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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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访问学者,E-mailꢆ9661050@qqcom;
王恬,女,四川成都人,经济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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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丹ꢄ王恬ꢄ“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暨一流本科专业建设”高端论坛综述
层面改革,以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关注高素质的劳动者、高技术的劳动资
料和高效能的劳动对象三个核心要素:进一步为高素质劳动者创造力的发挥提供有利的条件和良好环境,进
一步为高技术劳动资料的产生和革新提供有力的支撑和广阔空间,进一步为高效能劳动对象的迭代和更新
提供坚实的基础和可靠保障。此外,形成新型生产关系也是新质生产力培育和发展的必然要求。宋冬林指
出,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新型生产关系至关重要,需要通过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新型生产关
系,加强党的领导,消除体制上的障碍、机制上的根源和政策上的顾虑,以促进新型生产关系的发展。因此,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解决国有企业发展中存在问题的关键,应通过改革激发国有企业的创新活力,提升其在
关键技术领域的核心竞争力,以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林木西认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培育和形成新质
生产力的关键。为此,必须从五个方面着手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第一,要促进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
融和人力资源的协同发展,为产业体系建设打下坚实基础;第二,以创新为引领,推动产业升级和转型;第三,
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产业体系,确保关键技术和产业的独立性和安全性;第四,特别强调实
体经济的支撑作用,强化经济的基础和主体;最后,构建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产业体系,确保产业链
的全面和高端发展。当前,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本特征和主要任务是: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
链现代化;推动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
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把推进新型工业化作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任务,全面提升我国产业体系的
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ꢄ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原则
张辉概括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原则。首先,要符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创
新在新质生产力形成中起主导作用,要协调解决生产力平衡发展和优化布局问题,新质生产力本身是绿色生
产力,离不开全球资源的汇聚,根本上要推动社会共同富裕。其次,要遵守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各地
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承担优化生产力布局的重任,发挥统一大市场所形成的科学分工和高效互联,充分发挥
优势,畅通经济循环。最后,要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包括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的关系、战略与策略的关系、
守正与创新的关系、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活力与秩序的关系、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的关系。蒋永穆从因地制
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重要原则出发,探讨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提出逻辑、多维体现和路径选择。
蒋永穆认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的一贯坚持,是对新质生产力发展规律的
科学认识,更是对中国当前发展实际的深切把握。从要素组合看,因地制宜体现为针对不同要素存量配比不
同的要素组合;从产业结构看,因地制宜体现为针对不同产业属性制定不同的发展策略;从地区发展看,因地
制宜体现为针对不同地区优势规划不同的发展路径;从发展阶段看,因地制宜体现为针对不同发展阶段调整
不同的发展侧重。此外,蒋永穆还提出了实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四个路径选择。一是加强顶层设
计。从系统思维出发,根据各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现实情况,立足不同地区新质生产力培育
的比较优势,统筹制定时点统一、时序各异的全局性推进计划,联动制定特点鲜明、贴合实际的差异化发展策
略,通力打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发展总体布局,实现新质生产力在区域间的错位协同发展。二是注重产
业协同。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着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在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的同时,同步推
进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借力新要素、新技术、新模式,激发传统产业的焕新活力,巩固传统产业的领先地
位。三是把握先立后破。各地区必须先确立好明晰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
系,健全统筹协调又灵活可调的制度安排,在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前置保障的基础上,逐步破除旧的制约
因素,逐个打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卡点堵点,确保发展的平稳性和连贯性,避免急于求成或“一刀切”的简单
做法。四是防止一哄而上。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项长期工作任务,各地区在推进过程中要时刻保持清醒的
头脑,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避免盲目性和无序性,避免泡沫化和重复化。
四ꢄ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
周文认为,高质量发展强调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依靠关键性和颠覆性技术创新为
其提供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力必须是新质生产力。同时,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撑。首先,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抢占发展制高点,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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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过科技创新实现技术突破和产业升级。其次,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培育竞争新优势,通过发展新产业和新
业态来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最后,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蓄积发展新动能,通过知识流动和技术扩散来
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简新华从“中国经济陷入了长期衰退吗”这一问题出发,分析了中国经济虽然呈
现增速下降趋势,但并未面临长期衰退,中国经济的长期向好趋势保持不变。近年来,中国经济内部遇到了
诸如经济结构不优、供给不平衡、收入差距扩大、劳动收入偏低等问题,导致需求不足和经济增长动力减弱,
以及外部受到一些国家推动的产业链本地化、区域化和“小院高墙”政策的限制,这些都对中国经济整体发展
构成巨大挑战,需要通过培育新动能和促进高质量发展来克服这些挑战。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政策
措施,包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内需战略、创新驱动发展等,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将为中国经济长期向好提供有力支撑。
五ꢄ与新质生产力相关的其他内容
任保平指出,生产力基础要素往往表现为一定经济形态下的生产要素。在工业化时代,生产力基础要素
表现为劳动、资本和土地三种生产要素。而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生产力”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不再单
纯依赖传统的生产要素,而是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通过数字化引领生产力,通过智能化增添发展动能。
与传统生产力相比,新质生产力更强调创新驱动的作用,数据、算力和算法反映新质生产力水准。其中,数据
是新质生产力的新要素,算力体现了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算法反映了新质生产力的新优势,数据、算力和算
法相结合形成了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质生产力。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价值可以归结为“数据+
算力+算法=服务”。数字经济时代新质生产力创造价值的基本逻辑是以算法、算力将数据转变为信息,信
息转变为知识,知识转变为决策,在数据的自动流动中化解复杂系统的不确定性。数据、算力和算法相结合
形成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质生产力引起了生产力的决策革命、工具革命、劳动力革命和生产要素革命。谢富胜
提出了“如何克服盲人摸象”、“全自动的机器人使得价值论失效了吗”、“高铁为什么需要国家来建设”、“供给
体系为什么很难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四个问题,指出政治经济学为我们打开了理解这些复杂问题的新视
角,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和答案,因此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对于我们更好理解各种社会问题以及经济现象十分
必要。对于当前新质生产力这一全新主题,政治经济学原理同样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在下午的师生论坛环节,与会师生围绕新质生产力与区域高质量发展、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等主题
展开了热烈讨论。本次论坛为师生们呈现了一场学术盛宴,营造了浓厚学术氛围,激发了师生科研热情,拓
宽了师生视野,活跃了师生思维,有力地推动了四川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一流本科专业的建设和发展。
[责任编辑:钟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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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卷第4期
02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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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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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1ꢁ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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ꢂSocialSciencesEditionꢃ
Julyꢁ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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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ABS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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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seminationandInterpretationofLeninꢀsTheoryintheIntellectualCom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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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tyintheEarlyDays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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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Wenlongꢄ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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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heearlydaysofthePeopleꢔsRepublicofChinaꢁthedisseminationandinterpretationofLeninꢔ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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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intheintellectualcommunityshoweddistinctstagesIntermsofcontentꢁLeninꢔsinternationa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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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intellectualandculturaltheoriesꢁaswellastransitionalperiodtheorieswerethemain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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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uallyconcentratedinthreehistoricalperiodsinthemajortheoreticaljournalsfrom1949to1956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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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msofmethodsꢁinitiallyꢁthemajortheoreticaljournalstendedtopresentmoreconclusiveconclu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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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herthanscholarlyresearchonLeninꢔsinternationalistthoughtꢁresultinginlimitedliterature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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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theChinesetoread From1951to1953ꢁtheintellectualcommunitybegantoemphasize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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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rificationofprinciplesbyquotingLeninꢔsoriginalworksandanalogizingclassicliteratureꢁleadingt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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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detailedandin-depthinterpretationofLeninꢔstheoryonintellectualsandculturalissues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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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3ꢁasLeninꢔstransitionalperiodtheorydisseminatedonawidertextualbasisꢁthecontentofLeninꢔ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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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swasfurtherinterpretedwithgreaterscholarlyrigorTherelevantdisseminationandinterpr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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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onlypromotedthesinicizationandpopularizationofLeninꢔstheoryꢁdeepenedtheChinesepeopleꢔ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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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andacceptanceofvariouspoliciesintheearlydaysofNewChinaꢁbutalsoreflected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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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veinteractionbetweentheCommunistPartyofChinaandtheintellectualcommunityin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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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ofanew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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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queLogicofMarxꢀsPhilosophyof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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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DongliangYangYingꢄ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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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onmodernlifeandfacingthebecominghistoricalworldꢁMarxꢔsphilosophyoflifeachieve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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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turnincriticismbyinheritingthecriticalspiritofyoungHegelwhilesurpassingitstranscen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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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narrownessThereforeꢁitunfoldsasystematiccritiqueoftheꢒnon-sacredimageofself-alienation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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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retelyimplementingcriticismsofthestateꢁlawꢁprivatepropertyꢁwagelaborꢁandfetish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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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oundlyrevealingthehistoricalconditionofthecomprehensivealienationofthelifeworld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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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itutestheadvancementpathofMarxꢔsphilosophyoflifecritiqueꢁshowcasingitsdistin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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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andvaluelogicOnthisbasisꢁusingꢒcritiqueꢓasameansandaimingtopromotethe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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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enatedlifeworldꢁMarxꢔsphilosophyoflifecritiquehighlightsthetruevalueofitscritiquefor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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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domꢁliberationꢁandrealhapp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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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uciusThoughtsandMethodsontheKnowledgeofExis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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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Daixingꢄ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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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uciusisagreatphilosopherhailedasthecreatorofaꢒthoughtparadigmꢓforhumanityintheꢒax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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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ꢓThroughexploringnaturalistictheoriesofhumannatureꢁahistoricalphilosophyofreturningtoorig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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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doctrineofinnateintelligenceꢁamoralphilosophycenteredonꢒbenevolenceꢓꢁꢒproprietyꢓꢁandꢒmusic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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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oliticalphilosophyguidedbythedoctrineofthemeanꢁaswellasmetaphysicalinquiriesintoeducationꢁ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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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etaphysicalpursuitofꢒheavenꢓꢁꢒwayꢓꢁꢒfateꢓꢁandꢒprincipleꢓꢁheestablishedagenerative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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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existenceThisphilosophycreatedaparadigmforhowindividualsandcommunitiescanlivetogetheran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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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fiedbytheknowledgeofexistence ThecoreofConfuciusꢔknowledgeofexistenceistheidea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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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vidualsmustseekknowledgeandenlightenmentasthedrivingforceforcreativelivingandusethedoct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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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themeanasaguideforactionThekeyfocusofConfuciusknowledgeofexistenceistheunderstanding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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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possibilitiesꢁlimitationsꢁmechanismsꢁpathsꢁandmethodsofknowledge-basedenlightenmentꢁsta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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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knowingfateꢁproprietyꢁandspeechConfuciusbelievedthatꢒfateꢓoriginatesfromheavenꢁknow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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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functionsofritualproprietyProgressingfromknowingfatetoknowingproprietyleadsto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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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echꢆtheintelligentuseoflanguageisthefundamentalprerequisiteforacquiringwisdomandaccur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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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erningothersThethemeofConfuciusꢔknowledgeofexistenceisꢒunderstandingpeopleꢓ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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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involvestwopivotalaspectsꢆknowingoneselfandunderstandingothers Understandingone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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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stsofcontemplatingwhatkindofpersononeshouldbeꢁhowtoaddressthedisparitiesoflifeꢁandho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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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omeacompleteindividualandmaintainthisintegrityconsistently Thisdemandsindividualstoref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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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lyuponthemselvesꢁprioritizeself-examinationinallmattersꢁembodyempathyandrighte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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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ageinlifelonglearningandcontinualself-improvementꢁandpracticemoderationandadherence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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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vidualꢁguidedbytheprincipleofꢒrespectingoneselfsincerelyfirstꢁbeforeearningtherespectofothers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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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thesetenetsꢁindividualscanconstantlylearnꢁhearꢁobserveactionsꢁgraspmotivesandprinciples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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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lowthedoctrineofthemeanꢁandstrivefornoblemoralcon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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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oftheDoctrineoftheMean BuddhistizedbyQisong
ZhangHuiꢄ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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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songinterpretedthecoreconceptsoftheDoctrineoftheMeanbyemphasizingBuddhismas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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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ationandConfucianismasthepracticalapplicationHepointedoutthatintheDoctrineoftheM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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ꢒnatureꢓreferstothetrueselfandpurityꢖtheemotionsofꢒjoyꢁangerꢁgriefꢁandhappinessꢓre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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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poweroftranscendingemotionsꢁwheretheteachingsofcultivatingtheDaoinstructindividuals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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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emotionswithapurenatureꢖtheessenceofDoctrineoftheMeanliesinꢒnon-action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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ꢂemptinessꢃꢖꢒsincerityꢓsignifiesthetrueselfꢁemptinessꢁpermeatingthroughallthingsfrombegi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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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end TheDoctrineoftheMeanupholdsthepathofmoderationandfilialpietyꢁaligningwith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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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dhistconceptoftheꢒMiddleWayꢓandfilialpietyꢁadvocatingfortheintegrationoftheBuddh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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ꢒMiddleWayꢓandfilialpietyintotheConfucianphilosophy ThroughtheBuddhistinterpretationof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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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conceptsoftheDoctrineoftheMeanꢁQisonghighlightedtheintrinsicconsistency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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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Abs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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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ucianismandBuddhism HealsoemphasizedthatBuddhistteachingsonthenatureoflife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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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lityserveasthesourceofethicallifeꢁassertingthatBuddhismcanbeappliedingovernance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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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esentsafundamentalfieldofstudyQisongꢔsBuddhistinterpretationoftheDoctrineoftheMean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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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ypromotedtheConfucianizationofBuddhismbutalsofacilitatedtheacceptanceofBuddhismam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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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larsandofficialsꢁofferingvaluableinsightsfortheconstructionofanewConfuc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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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YouꢁRelationshipinGadamerꢀsHermeneutic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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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aiWeiꢄ3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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ꢒI-YouꢓrelationshipinGadamerꢔshermeneuticphilosophyistheconditionforunderstanding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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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embodyingtheconsciousnessofeffectivehistoryꢁwhichisthesoulofhishermeneu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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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osophy ꢒI-YouꢓrelationshipbyGadamersubvertsthetraditionalsubject-objectrelationship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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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stemologyandhermeneuticsꢁrestoringthehistoricityofunderstandingIttransformstheone-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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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objectrelationshipandtheinterpretationactivitiescenteredonrestoringtheoriginalmeaning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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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sintoaninteractiveꢒI-Youꢓrelationshipbetweentheinterpreterandtheinterpreted ꢒI-You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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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permeatesallessentialdimensionsofGadamerꢔshermeneuticphilosophyꢁhighlighting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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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icalandpracticalnatureHoweverꢁLévinasarguesthatGadamerꢔsꢒI-YouꢓrelationshipꢁlikeMar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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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berꢔsꢁdoesnotfullycapturetheirreducibilityandalterityoftheꢒYouꢓortheOtherꢁyetLévi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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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looksthehistoricallycontingentnatureof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selfandtheOtherꢒI-You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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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inGadamerꢔsphilosophyisnotonlysignificantforhermeneuticsbutalsoreflectsast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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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ofrelationalphilosophyandethicalpracticephilosophywithinthephenomen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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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ementofthehermeneutic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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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ficationoftheAmendedCriminalLawTextandtheCriminalLawTex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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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lysisBasedontheTechnologyofLegalAmend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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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gDewangꢄ4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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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ensureuniformityinthecriminallawtextꢁaftertheStandingCommitteeoftheNationalPeopleꢔ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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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gressꢂNPCꢃpassedtheAmendmentXItotheCriminalLawꢁtheCommuniqueofthe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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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teeoftheNationalPeopleꢂsCongresspublishedtheamendedcriminallawtextforthefirst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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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textintegrateseffectiveseparatecriminallawsꢁdecisionsonamendmentstothecriminallawꢁ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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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minallawamendmentsfrom1997tothepresentintothecriminallaw Whileamendedcriminallawtex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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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commonlyseeninpracticeꢁsuchasthoseeditedandpublishedbypublishersfollowingtheadoptionof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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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minallawamendmentꢁitisthefirsttimetheCommuniqueoftheStandingCommitteeofthe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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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ꢂsCongresspublishedthelatestamendedcriminallawtextaftertheadoptionofacriminal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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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ndmentThiscannotbeequatedwiththeeditedandpublishedtextsbytheprivatesectorAccording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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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backgroundinformationꢁtheNPCStandingCommitteeꢔsunconventionalmoveaimstoensure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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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formityofthecriminallaw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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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non-uniformityofthecriminallawtextiscloselyrelatedtothewayChinaamendsitscriminal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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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therevisionoftheCriminalLawin1997ꢁChinahasadoptedthreemethodsforamendingthecrim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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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ꢆseparatecriminallawsꢁcriminallawamendmentsꢁanddecisionsonamendmentstothecriminal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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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threemethodshaveledtovaryingdegreesofdifficultyinmaintainingaunifiedcriminallaw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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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ꢂSocialSciencesEdition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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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lyꢁasthemostimportantmethodofamendingthecriminallawꢁcriminallawamendmentsareform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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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endentofthecriminallawandmustbeincorporatedtoclarifythecurrentlyeffectivecriminal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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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sionsThusꢁamendedcriminallawtextsbasedonvariouscriminallawamendmentshaveemerged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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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omemorepracticalcriminallawtextsSecondlyꢁalthoughseparatecriminallawshavebeendis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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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xistingsoleseparatecriminallawꢔsamendmentclausesarenotindependentofthecriminallawbut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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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ilartocriminallawamendmentsꢁcontent-wisedependentonthecriminallawbutformallyindependent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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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whichtosomeextentalsospurredthecreationofamendedcriminallawtextsLastlyꢁtheexistings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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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isiononamendmentstothecriminallawhaslongremainedoutsidethecriminallawꢁalteringits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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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outpublishingtheamendedcriminallawtextaccordingtolegislativeconven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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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pitethepracticaladvantagesoftheamendedcriminallawtextsꢁtherearedoubtsaboutwhether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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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lypublishedamendedcriminallawtextcanserveasastandardtextandwhetheritcaneffectivelyun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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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riminallawtextThisisbecauseithasnotbeenvotedonbytheNPCoritsStandingCommitteeꢁnor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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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beensignedbythePresidentꢁanditisnottheonlydefinitivestandardtextUnifyingthecriminallaw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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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resaddressingtwocloselyrelatedissuesꢆfirstlyꢁintegratingtheexistingseparatecriminall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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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isionsonamendmentsꢁandcriminallawamendmentsintothecriminallawtoendthecurrent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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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formityofthecriminallawtextꢖandsecondlyꢁchoosingandimprovingtheappropriatemethodfor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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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ndmentstoensurethatsubsequentamendmentsdonotimpedetheuniformityofthecriminallaw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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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ativeConstructionofVerticalLegislativeAuthorizationbythe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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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sCon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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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JialingLinYanꢄ5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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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urrentsystemofverticallegislativeauthorizationfacestheissueofexpandingthescope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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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izingentities Thetraditionalhierarchicaltheoryfailstoexplainthenatureandnorm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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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rementsofverticallegislativeauthorization Essentiallyꢁverticallegislativeauthorizationi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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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ptionalwayofallocatinglegislativepowerꢁbasedonthefundamentallaw-makingauthorityof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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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sꢁwithformalbasisderivedfromthefallbackjurisdictionclauseofthehigheststateorganꢁ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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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ivelegitimacysupportedbytheprincipleofꢒdualinitiativeꢓ Thefoundational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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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craticrequirementsꢁandconstitutionalconventionsindicatethattheauthorizingentitymustbe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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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PeopleꢔsCongressHoweverꢁArticle84oftheLegislationLawin2023expandedtheauthori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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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itytoincludetheStandingCommitteeoftheNationalPeopleꢔsCongressꢁwhichcontradictstheorig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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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ntoftheConstitution TheLegislationLawshouldadheretotheconstitutionalrequirementthat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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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izingentityforverticallegislativeauthorizationmustbetheNationalPeopleꢔsCongressꢁ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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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hancethecontentdesignandstructuralarrangementofthecurrentArticle84inaccordancewith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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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rementsofnormalizationandsystema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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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ClarificationꢁIdentificationMethodsꢁandApplicationModes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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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itutionalPrinci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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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anNingfengꢄ6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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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thestrengtheningofconstitutionalauthorityꢁconceptssuchasꢒfundamentalconstitu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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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lesꢓandꢒconstitutionalprinciplesꢓhavegraduallybecomepopularinlegislationꢁbecomingthe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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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Abs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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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constitutionalrevieworjudicialapplication Thetendencytogeneralizetheuseofprinciplesin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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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itutionalfieldisduetodifferentcognitiveperspectivessuchasprototheoryꢁstatustheoryꢁ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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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theoryAlthoughconstitutionalprinciplessharesimilaritieswithpoliciesandvaluesꢁt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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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sessrelativeindependence Constitutionalprinciplesrefertouniversallyrecognizedconstitu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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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sthatarelimitedinquantityandstableincontentTheycanbeconsideredasanindependent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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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constitutionalinterpretation Constitutionalprinciplescanbeidentifiedthroughexplicitandimpli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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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sꢁmanifestingasdifferenttypesofprinciplessuchasconstitutionalparentprinciplesꢁconstitu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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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principlesꢁandsectorallegalprinciplesꢁtherebyforminganetworkofconstitutionalprinciples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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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andconstraineachotherDrawingonprincipletheoryforunderstandingtherelationship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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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lesandrulesꢁtheapplicationofconstitutionalprinciplesinvolvesfourmodesꢆbalancingꢁ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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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rdinationꢁandsup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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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ofNewQualityProductivityintheNewDevelopmentParadi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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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OrientationandPath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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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ZhengZhangJiaoyuꢄ7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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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lyꢁresearchonthenewqualityproductivitymainlyrevolvesarounditsconno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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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formingconditionsꢁdevelopmentpathsꢁandsoonꢁleadingtoaseriesoftheore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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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ievementsHoweverꢁexistingstudiestendtofocusontheessenceanddevelopmentpathofthe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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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productivityitselfꢁtakinglittleconsiderationofChinaꢔseconomicdevelopmentand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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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environment Thispaperfocusesonthecomprehensionoftheessenceofthenew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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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vityandhowtodevelopitunderthenewdevelopmentparadigm Thedualcirculation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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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drivenꢁreform-guidedꢁandmarket-orientedcompositefeaturesestablishaninevi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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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ionofmutualpromotionandsupportTheproposalofthenewdevelopmentparadigmisar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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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etothelawsofhistoricaldevelopmentꢁanecessaryadjustmenttothechangesinthe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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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domesticeconomicsituationꢁandanimprovementanddeepeningofexistingeconomic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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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iesThemultidimensionalconnotationofthenewqualityproductivityincludesthetechnology-dr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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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economicformꢁtheimprovementofproductionrelationsadaptabilityꢁandtheinnovationof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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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system Intheconstructionofthenewdevelopmentparadigmꢁthevalueorientationof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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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ofthenewqualityproductivityliesinstrengtheningtheresilienceofindustrialchains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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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ychainstoensurethesafeoperationofthedomesticeconomyꢁpromotingtheflowandintegration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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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erogeneousfactorstoensurethesmoothcirculationofthenationaleconomyꢁandenhancingthe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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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heglobalvaluechaintostrengtheninternationalcirculationattractivenessInthenew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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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digmꢁthedevelopmentpathofthenewqualityproductivityisnotsmoothꢁasitinvolvesintrin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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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sofmicroeconomicsystemsꢁmacroeconomicpoliciesꢁanddynamicfactorsofglob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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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es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Specificallyꢁtheprominentissuesfacedbythedevelopmentof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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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qualityproductivityunderthenewdevelopmentparadigmincluderelativeovercapacityandstruc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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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matchofsupplyanddemandindomesticcapacityꢁmismatchbetweentalenttrainingsystemand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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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ofemergingindustriesꢁinadequateglobalgovernancesystemanduncertaintyof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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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sꢁandexistingobstaclestointernationaltechnologytransferandknowledgeco-construction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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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ingToaddresstheissuesofrelativeovercapacityandstructuralmismatchofsupplyanddeman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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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domesticcapacityꢁitisnecessarytosystematicallypromotetheexpansionofdomesticdemand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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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ꢂSocialSciencesEdition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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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y-sidestructuralreformcenteredonthenewqualityproductivity Todevelopnew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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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vityandsolveemploymentproblemsꢁeducationalreformmustbedrivenbyinnovatio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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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esstheissuesofinadequateglobalgovernancesystemanduncertaintyofinternationalrulesꢁ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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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cessarytopromotetheexchangeandcooperationofnewqualityproductivityglobally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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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lateralcooperationamongdifferenteconomicentitiesꢁfacilitatingtherapidaggregation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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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ofnewqualityproductionelementssuchasecologicalꢁdigitalꢁandintelligentfordea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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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transnationalcommonproblemsandchallenges Toaddresstheexistingobstaclesto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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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transferandknowledgeco-constructionandsharingꢁitisessentialtoachievetechn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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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andrapiddisseminationthroughinternationalcollaborativeresearchplatforms Thisrequi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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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ingthetraditionalresearchmodelofsinglecountriesorinstitutionsandshiftingtowardsa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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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izedandcooperativeresearch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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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QualityProductivityLeadingUrbanHigh-QualityDevelopment Me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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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smꢁChallengesꢁandPath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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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ngSonglinSunYueꢄ8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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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qualityproductivityembodieshightechnologyꢁhighlevelꢁhighefficiencyꢁhighqualityꢁ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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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ordercharacteristicsintermsofelementstructureꢁsupportingcarriersꢁfunctionalmechanismsꢁ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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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sCitiesareimportantspacesforpopulationꢁsourcesofinnovativeactivitiesꢁandvitalengines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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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development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citiesisofparamountimportanceforhigh-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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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andsocialdevelopmentItempowerscitieswithhightechnologytoleadthegatheringof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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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entsꢖwithhigh-levelsupporttoguidetheoptimizationofurbanindustrialstructureꢖwith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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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tosteertheconversionofurbandynamicsꢖandwithhigh-ordertransitiontolead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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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gradingofurbanformsCurrentlyꢁ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citiesinChinastillfacesprac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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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ssuchaspowertransformationꢁindustrialsupportꢁqualityimprovementꢁandmorph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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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itionIncomprehensivelypromotingthemodernizationofChinesecitiesꢁitisessentialtoadhere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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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drivendevelopmentꢁshapingnewdynamicsꢁsolidifythenewfoundationforhigh-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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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ofcitiesꢖdeepenreformscomprehensivelyꢁestablishnewmechanismsꢖpromotethesy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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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ꢒFourModernizationsꢓꢁandinnovatenew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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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IntegrationofTransportationandPostalServicesꢁHasBecomea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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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ꢂAnalysisBasedonMulti-SourceFlow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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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GuiqunZhangXuꢄ9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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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lastmileproblemofrurallogisticshashinderedthesmoothflowofꢒindustrialgoodsto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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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ysideꢓandꢒagriculturalproductstothecityꢓꢁbringinginconveniencetotheproductionandlifeofr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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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dentsAsaninnovativemodelꢁtheꢒintegrationoftransportationandpostalservicesꢓemphasizesthej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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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andsharingoftransportationandpostalexpressintermsofoperation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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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rastructureꢁtransportationroutesꢁandoperationalinformation Byacceleratingtheconstructiono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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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nsiveꢁefficientꢁandsustainableruraltransportationservicesystemꢁitisexpectedtobecomean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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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tosolvethelastmileproblemofrurallogisticsandpromoteintegratedurban-rural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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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foreꢁithasreceivedwideattentionandevolvedintoanationalactionaimedatbettermeetingthetravelꢁ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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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Abs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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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ightlogisticsꢁanddeliveryserviceneedsofruralresidentsThetheoryofmulti-sourceflowisan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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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anatorytoolforpolicyprocesses Byusingthistheorytoanalyzetheagenda-settingprocessof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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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oftransportationandpostalservicespolicyꢁtheessenceofthedevelopmentofthisintegration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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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bettergraspedandtheunderlyingmechanismsthathaveledtotheintegrationoftransportationandpos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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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becominganationalactioncanbebetterexplainedItalsoprovidesinsightsfortheadjustmen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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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mentofsubsequentpoliciesrelatedtotheintegrationoftransportationandpostalservicesThis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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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sthattheevolutionoftheintegrationoftransportationandpostalservicespolicyistheresultof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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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edactionsofproblemflowꢁpolicyflowꢁandpoliticalflowꢁgoingthroughthedevelopment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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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theformationofideastotheestablishmentofinstitutionsandthentonationalactionThelowpasse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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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drateofruralpassengertransportꢁtheunderdevelopedrurallogisticsꢁandtheinefficientperformance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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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stingstrategiesconstitutetheproblemsourceflowꢁprovidingarationalbasisfortheꢒintegration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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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ortationandpostalservicesꢓpolicyTheattentionofthecentralgovernmenttoruralworkand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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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ationalsentimentconstitutethepoliticalsourceflowꢁprovidingpoliticalguaranteeforthepolic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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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ionsofexpertsandscholarsꢁaswellastheactiveexplorationofgovernmentdepartmentsꢁco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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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policysourceflowꢁprovidingfeasiblesolutionsforthepolicyTheconvergenceofthethreemajorstre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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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ionedabovehaspromotedtheopeningoftheꢒpolicywindowꢓfortheintegrationoftransportation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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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alservicesꢁaswellastheintroductionofpoliciessuchastheꢒOpinionsonDeepeningtheIntegration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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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ortationandPostalExpresstoPromote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RuralLogisticsꢓꢁmaking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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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onoftheintegrationoftransportationandpostalservicesacontinuouslydeepeningnationalaction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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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estop-downandbottom-upapproaches Toensureimplementationeffectivenessꢁsubsequent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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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ustmentsandimprovementsshouldfurtherfocusontheproblemsourceflowꢁidentifytheconstraints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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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developmentofintegrationoftransportationandpostalservicesꢁutilizethepoliticalsourceflo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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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lightthepublicorientationofthedevelopmentofintegrationoftransportationandpostal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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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ethepolicysourceflowtoimprovethepolicysystemforthedevelopmentofintegration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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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ortationandpostalservicesꢁandgrasptheꢒpolicywindowꢓtopromotetheimplementation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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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inementofintegrationoftransportationandpostalservicesworkꢁemployingavarietyofmeasurestof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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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leashthebasicsupportroleofintegrationoftransportationandpostalservicesforthehigh-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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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ofrurallog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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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toEffectivelyGoverntheꢀTragedyoftheCommonsꢁꢂACaseAnalysis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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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ResourceCompetitionforIrrigationinVillageRofQTowninEas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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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an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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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oMinꢄ99-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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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governanceofpublicaffairsisauniversalsocialchallengeTheallocationandutilizationof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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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sareessentialaspectsofpublicaffairsgovernanceꢁasꢒfreeridingꢓinpublicresourcesoftenl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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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aꢒcollectiveactiondilemmaꢓꢁwhichinturnresultsintheꢒtragedyofthecommonsꢓBasedona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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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fwaterresourcecompetitionforirrigationinVillageRofQTownineasternHunanprovinceꢁ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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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explorestherootcausesandgovernancedilemmasofthecompetitionforagriculturalirrigation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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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sfromtheperspectivesofpropertyrightsꢁmanagementꢁorderꢁandinterests The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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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ealsthatꢁbasedontheframeworkofꢒtrust-cooperation-symbiosisꢓꢁacoexistencemodel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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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alirrigationꢁcharacterizedbysharedpropertyrightsꢁcollectivegovernanceofwater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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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tualadherencetorulesꢁandequitablesharingofbenefitsꢁprovidesafeasiblepathtoeffectivelygovern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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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ꢂSocialSciencesEdition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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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ꢒtragedyofthecommons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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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doesTeachingBecomeEducation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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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Qingchangꢄ107-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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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teachingisanaturaleducationalbehaviorꢁthequestionofꢒhowteachingbecomeseducationꢓcan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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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stConverselyꢁtheexistenceofthisquestionmeansthatteachingisnotanaturaleducational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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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onemightsaythatanordinarypersonwhodoesnotpayattentiontoconceptualrigorwouldnotreg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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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ykindofinformingortrainingaseducation Theymaynothaveatheoreticaldefinitionofcer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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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alconceptsꢁbuttheycanstilljudgethatcertainbehaviorsꢂsuchasteachingꢃthatareverysimi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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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educationarenotgenuineeducationalbehaviorsTomaketeachingbecomeeducationꢁteachersm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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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etthefollowingexpectationsꢆFirstꢁtheymusthaveaprofoundunderstandingofthevalueof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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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individualsandsocietyandbasetheiridentityasꢒrealizersofeducationalvalueꢓꢁanidentitylonghid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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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indthesocialroleofꢒeducationalworkersꢓSecondꢁtheymustconsciouslyrealizethecomprehen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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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alfunctionofcourseteaching Teachersneedtoformthehabitoflinkingteaching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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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andeducationalgoals Onlywhentheyreachthislevelcanthecomprehensiveeduc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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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ofcourseteachingbecomeasocialinstinctofteachers Thirdꢁtheymustacceptand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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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alspiritualprinciplesandtechnicalrulesThetheoryofinstructioncontainsdifferentdimen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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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specificityꢁwhichcanbebroadlydividedintospiritualprinciplesandtechnicalrules Theyhave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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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entialtoenableteacherstomaketeachingasuccessSincethetechnicalrulesmainlyservetoimpr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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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teachingefficiencyꢁandcannotchangethenatureofteachingꢁthereforeꢁinꢒmaking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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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ꢓꢁthekeyistopracticethespiritualprinciplesofeducationFromatheoreticalperspectiveꢁ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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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alconnotationofꢒmakingteachingeducationꢓcanbeexpressedasfollowsꢆFirstꢁthepossibility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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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ngthedevelopmentoflearnersthroughtheacquisitionofknowledgeisitsobjectiveprerequisite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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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acquisitionofknowledgebylearnersdoesnotbringanyadditionalvaluebeyondꢒacquisitionꢓꢁ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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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canonlybeitselfandcannotbecomeanythingelseSecondꢁtheself-identificationofteachers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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ꢒrealizersofeducationalvalueꢓisthesubjectiveprerequisiteforꢒmakingteachingeducationꢓIf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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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othaveastrongsubjectivewilltorealizeeducationalvalueꢁanyeducationalvalue-addedto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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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cannotbeachievedInthiscaseꢁteachingcanonlyhavelocalandfragmentedconnections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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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butcannotbefullytransformedintoeducation Thirdꢁteachersꢔacceptanceandpractice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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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alspiritualprinciplesandtechnicalrulesisthemediatingvariableforꢒmaking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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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ꢓFromasocialperspectiveꢁourfocusonꢒhowteachingbecomeseducationꢓisatheore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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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etothecurrenthigh-qualitydevelopmentofeducation Thisresponseisnotonlyareaso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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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ceforeducationaltheoryresearchersꢁbutalsoaninevitablemoveinthehealthyinteraction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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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altheoryand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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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izationofChineseTeacherEducation HistoricalOriginsandContem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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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ry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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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GuangmingZhangYongjian WuLibaoꢄ116-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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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developmentofteachereducationinChinaoverthepastcenturyhasadistincthistoricalcontext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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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heringtotheessenceoftraditionalculturewhileintegratingexternalinfluenceshasbeentheꢒgeneꢓof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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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Abs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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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teachereducationinChina ExploringChinesecharacteristicsinteachereducationtheory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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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ingmodelshasbeenthemainthemeofteachereducationdevelopmentꢁandestablishinga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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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edteachereducationhasbeentherelentlesspursuitinnewChina Teachereducationunder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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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ship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emphasizestheintegrationofforeignexperiencewith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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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ityꢁandthecombinationofcommonvalueswiththegeneralpopulacehasshapedsignificanthistor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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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sthatdistinguishmodernizationofChineseteachereducationfromthatoftheWestInthe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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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aꢁthemodernizationofChineseteachereducationcarriesnewimplicationsbasedonthehistor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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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sofcombiningꢒtwoelementsꢓItisamodernizationundertheleadershipoftheCommun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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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yofChinaꢁfocusingonansweringquestionsaboutwhatkindofteacherstocultivateꢁhowtoedu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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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andforwhomtheyarebeingcultivatedꢁandaimingfor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theteacher
work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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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ofEducationalAestheticstoChinesePathtoModernizationFrom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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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ofAncientEducationi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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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Yiqiaoꢄ12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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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pathtomodernizationistheunityofmaterialcivilizationandspiritualcivilizationExcav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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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aestheticelementscontainedintheancienteducationofChinaistheneedtopromotethecre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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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andinnovativedevelopmentofChinaꢔsexcellenttraditionalcultureꢁandthena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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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rementtohelpChinesepathtomodernizationꢁrealizethefreeandcomprehensivedevelopment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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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andbuildahappyandbeautifulmodernsociety ThebeautyofancienteducationinChin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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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edintheunityofsocialbeautyandhumanbeauty Bycreatingaestheticeducationalcontex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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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vidualsareendowedwithpositiveemotionalexperiencesꢁwhichistheobjectificationofhumaness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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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ineducationandthehumanizationofnatureandemotionsAncienteducationinChina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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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andwisdomforthemodernizationofChinesestyleeducationfromfiveaspectsꢆeduc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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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contentꢁmethodsꢁteacher-studentinteractionꢁandenvironmentItalsoprovidedrichtheore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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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sforschoolaestheticeducationintheneweraꢁandprovidedimportantsupportforstrength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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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stheticeducationconstructionꢁimprovingstudentsꢔaestheticabilityandhumanistic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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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ingthegoalofmoraleducationandachievingcomprehensivehuman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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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erentRequirementsandPracticalApproachesforCultivatingInterdiscip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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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ryForeignLanguageTalentsinUniversitiesintheNew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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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oXiyingꢄ129-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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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heneweraꢁthecultivationofinterdisciplinaryforeignlanguagetalentsinuniversitiescarries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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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ionsofpromotingtheconstructionofacommunitywithasharedfutureformankindꢁthehigh-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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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ingupofthecountrytotheoutsideworldꢁandtheconstructionofacountrywithastronghig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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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Meanwhileꢁitalsopresentsnewtheoreticalconnotationsandcontemporarycharacteristics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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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ionsꢁconnotationsandcharacteristicsputforwardnewrequirementsforthecultivation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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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disciplinaryforeignlanguagetalentsinuniversitiesꢁnamelyꢁclarifyingtheconceptofcultiv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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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disciplinaryforeignlanguagetalentsꢁenhancingthegoalsofcultivatinginterdisciplinaryfore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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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talentsꢁandclarifyingtheprinciplesofcultivatinginterdisciplinaryforeignlanguagetalentsIn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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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ꢂSocialSciencesEdition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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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neweraꢁuniversitiesmustfocusonnationalstrategiesandsocialneedsꢁandgivefullplaytotheir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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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aladvantagestocultivateinterdisciplinaryforeignlanguagetalentsꢁdrivenbyꢒoptimi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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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ionmethodsꢓꢁbasedonꢒtheintegratedcurriculumsystemꢓꢁsupportedbyꢒthepractical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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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formsꢓꢁpromotedbyꢒthescientificevaluationsystemꢓꢁandguaranteedbyꢒahigh-level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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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ffꢓTheircultivationofinterdisciplinaryforeignlanguagetalentsprovidessupportandguaranteefor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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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ationofthenationalopening-upstrategyandthedevelopmentofhigh-quality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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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PrincipleandImplementationPathofTextAdaptationin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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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LanguageText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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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oXuesongZhouXiaobingHongWeiꢄ138-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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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adaptationisacommonapproachtodevelopinglanguagetextbooksꢁanecessaryproces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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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teachingꢁandabasicabilityoflanguageteachersBasedontheinvestigationoftheadap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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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piecesoftextsfromtheauthentictextsꢁthispaperputsforwardfourbasicprinciples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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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bilityꢁnormativityꢁteachabilityꢁandmoderatenessꢁandformsninemainpathsrelatedto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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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lescloselyꢁwhichistoreducelanguagedifficultyꢁincreaseredundantinformationꢁenh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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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ursecohesionꢁstandardizetheexpressionofvocabularyandgrammarꢁmeetthepedagogicalneeds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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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abularyandgrammarꢁaswellasmeasuretheextentandevaluatethevalidityofadap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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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PathsforInternationalChineseCommunicationConstructinganꢀAirSi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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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dꢁModelofꢀChinese+CivilAv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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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RuiLiuHaiyanꢄ145-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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ꢒAirSilkRoadꢓservesasacrucialchannelforculturalexchangesbetweenChinaandthecountrie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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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theꢒBeltandRoadꢓInitiativeꢁanditisasignificantvehicleforthedisseminationof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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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CurrentlyꢁtheChineselanguagedisseminationfunctionoftheꢒAirSilkRoadꢓhasnotb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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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yleveragedꢁconstrainedbytheinfluenceofChineseintheinternationalcivilaviationsectorand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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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ckofꢒChinese+CivilAviationꢓtalent ThispaperproposesanewapproachtoChinese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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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seminationꢁconstructinganꢒAirSilkRoadꢓmodelofꢒChinese+CivilAviationꢓasanewpathan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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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practiceoftheꢒChinese+ꢓeducationmodelThisapproachcanaddresstheissuesfacedby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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ꢒAirSilkRoadꢓinChineselanguagedisseminationandholdsprofoundsignificanceforthelong-te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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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oftheChineselanguagedisseminationendeav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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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MiningofꢀInternationalChineseEducationꢁinASEANChinese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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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onLDAModelintheLastDec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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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HuaYanHuiyingꢄ152-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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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nternationalChineseeducationinASEANhasclosetieswithChinesemediaandholds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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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inunitingethnicgroupsandinheritingChinesecultureByestablishingathematiccorpusof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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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ꢒinternationalChineseeducationꢓfrom25Chinesemediawebsitesinthe10ASEANcountries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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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to2023andanalyzingitbasedontheLDAtopicmodelꢁthispaperidentifiesthreecategoriesoftwel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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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Abs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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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topicsinthereportsrelatedtoꢒinternationalChineseeducationꢓinASEANChinesemediaAm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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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ꢒChineselanguageeducationꢓꢁꢒinternationalChineseteachingꢓꢁꢒcommunityparticipationꢓꢁ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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ꢒeconomicandtradecooperationꢓarethecurrenthottopicsinthefieldofinternationalChinese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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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msofevolutionarytrendsꢁrisingtopicsincludeꢒnationalpoliciesꢓꢁꢒeducationalsystems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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ꢒinternationalChineseteachingꢓꢁandꢒeconomicandtradecooperationꢓꢁwhiledecliningtopicsincl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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ꢒCOVID-19pandemicꢓꢁꢒfamilyeducationꢓꢁꢒcommunityparticipationꢓꢁandꢒChinese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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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ꢓꢁwithstabletopicsincludingꢒoverseasChineseꢓꢁꢒChineselanguageartsꢓꢁꢒ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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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hangesꢓꢁandꢒteacherethicsandcultivationꢓTheusageofthetermꢒChineselanguageꢓishighes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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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EANChinesesocietyꢁbutthedistinctionofrelatedconceptsisambiguous OverseasChines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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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EANpayattentiontorecentpoliticaldevelopmentsinChinaꢁeconomicandtradeexchangesꢁand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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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andforprofessionalChineselanguageproficiencyisincreasingwithstrengthened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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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seasChinesevalueculturalheritageandfamilyeducationꢁbutthesenseofidentificationwith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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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isweakeningamongthenewgenerationofChinesedescendants Theintensityoftheꢒ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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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educationꢓtopicdecreasesasthedegreeofimmigrationdeepensꢁwhiletheintensityof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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ꢒinternationalChineseteachingꢓtopicrises ASEANChinesemediaactivelypromoteꢒ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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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educationꢓꢁbutthereisroomforimprovementinreportingqualityanddisseminationeffects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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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e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internationalChineseeducationandenhanceitsdisse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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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inASEANChinesemediaꢁdecision-makinginstitutionsrelatedtointernationalChinese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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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wellasChinesecommunitiesꢁChineseschoolsꢁandChinesemediaꢁshouldseizeopportunitiestoexp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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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ffectivenessofChineseeducationandculturaldisseminationꢁleverageresourcesfromvarious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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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iesꢁfocusoncultivatingastrongersenseofidentificationwiththeancestralcountryamong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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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generationofChinesedescendantsꢁimplementcomprehensivestrategiestoimprovethequality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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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ofinternationalChineseteachingꢁandstrengthenpublicitytoenhancetheinfluenceof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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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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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sofChinainBritishHistoryText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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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Lijuanꢄ162-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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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ontheproportionofChinesehistorycontentsinBritishhistorytextbooksꢁthestatisticsof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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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quencyofkeywordsandtheanalysisoftextbookcontentsꢁthefollowingcharacteristicsoftheimages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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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inBritishhistorytextbookscanbeconcludedꢁnamelyꢁthegloriousancientChinaasamyster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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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yꢁthemodernChinawithacenturyofhumiliationisadecadentempireꢁredChinaꢁ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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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olutionaryyearsofredpilgrimageandpersonalityworshipandthecontemporaryChinaasanawak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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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gonꢁwithrapiddevelopmentmisunderstoodasꢒthethreatofChinaꢓ TheimagesofChinaact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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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rorinwhichtheBritishseethemselvesTheimagesofChinainBritishhistorytextbooksreflect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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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theimaginationsandexpectationsofBritishratherthantherealityofChinaChinaꢔs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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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sarethehistoricalproductofthelong-termgameofcomprehensivenationalstrengthbetwee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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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foreigncountries Chinaneedstoestablishculturalself-confidenceandculturalself-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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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elytellChinaꢔsstoryꢁspreaditsimagestotheworldꢁlettheinternationalcommunityknowtherea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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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ꢂSocialSciencesEdition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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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rayalandHistoricalRealityoftheBiographyofMichelangeloOntheW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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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oftheBiographyofJuliusIITombSculp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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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Guangqiꢄ17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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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hetwoversionsofVasariꢂsLivesbyVasariandCondiviꢔsTheLifeofMichelange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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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elangeloisdepictedasaprominentandheroicfigurewhodarestoconfronthissponsorsꢁused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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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nstratethesignificantelevationofthesocialstatusofartistsduringtheRenaissanceInfactꢁ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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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pointisbasedonamisunderstandingofMichelangeloꢁexaggeratingtheindependenceofeliteart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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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theextenttowhichthesocialstatusoftheartistcommunityhasimprovedꢁwhichisthedelibe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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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ofthebiographersꢔshapingTheanalysisofthewritingandhistoricalinvestigationoftheb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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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MichelangeloꢔstombsculpturesforJuliusIIhelpstorecognizetheexaggerationanddeliberatesha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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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Michelangeloꢔsimagebybiographersꢁtogainapreciseunderstandingoftheelevationoftheartistꢔ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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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andtoprovideacorrectpositioningoftherelationshipbetweenartistsandspon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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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eandFallofTradebetweenJapanandDutchduringtheTokugawaShogu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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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ItsCa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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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Lanxingꢄ181-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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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hemid-17thcenturyꢁtheTokugawaShogunateinJapandeclaredapolicyofnationalse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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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llingthePortuguesemerchantswhohadpreviouslytradedinJapanNeverthelessꢁtheShogunallo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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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DutchtoremainontheislandstoengageintradewithJapanFollowingtheseclusionpolicyꢁthe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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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theDutchandJapanwentthroughprosperityanddeclineInthelate17thcenturyꢁtheDu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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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alreadyfamiliarwiththetradingpatternsintheJapanesemarketꢁanddespitetheseclusion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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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tradebetweentheDutchandJapanmaintaineditspeak Asthe18thcenturyapproachedꢁdueto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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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bilitiesofbothsidesꢁandthetradebetweenthembegantodeclineInordertopreserve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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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ernmostcommercialfootholdꢁtheDutchactivelyengagedindiplomaticactivitieswithJapanIn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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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ly19thcenturyꢁboththeDutchandJapanesewereconfrontedwithshiftsinthegloballand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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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leadtotradecrisesandtheeventualdec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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