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等三科”,再加上书判拔萃科,共十科①;二是施行时间较长,“历二世(仁宗、英宗),四十余年”②。正是基于这
种包容性与连续性,此期制科才有了值得重视的发展与变化。
从录取人数来看,此期制科表现得并不突出。时人田况曾说:“每三四岁一举,所得不过一二人而已。”③
而《愧郯录》所载之事更令人失望:“皇祐五年八月,试者十八人,时宰相密谕考官只放一人过阁,惟太祝赵彦
若与选,及对策,又黜之。”④聂崇岐先生曾汇集史料,研究得出“宋代制举之诏虽数数下,而御试则仅二十二
次,入等者不过四十一人”的结论。据其列表,仁宗朝凡九考,共取15人,而真宗朝四考即已录取11人⑤,
相对比,前者的录取率不升反降。因此,从此意义上来说,祝尚书先生所得“仁宗朝所设制科科目虽多,但似
乎并没有造就出制科的繁荣”之判断是不无道理的。
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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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设置制科的目的本是待非常之才,走精英路线,所取录人才之质量而非数量才是评估此期制科的
决定性因素。根据聂崇岐先生的统计,此期制科录取的15人分别是何咏、富弼、苏绅、吴育、张方平、田况、钱
明逸、钱彦远、吴奎、夏噩、陈舜俞、钱藻、王介、苏轼及苏辙,而这些人后来多为仕至显宦或著述等身的一代闻
人,具有很高的成材率。南宋孝宗时期,苗昌言在讨论制科故事时也曾开出一份名单,很可见出他对制科成
就人才的肯定态度:“仁宗皇帝时,李景请依景德故事,亲策贤良。……于是何咏、富弼、余靖、尹洙、苏绅、张
方平、江休复、张伯玉辈出焉,其立法宽,故得士广也。”⑦其中,余靖、尹洙、江休复、张伯玉等皆曾中书判拔萃
科⑧,由此亦可见此期制科所取多为杰出之士,是基本符合设科目的的。
事实上,在仁宗朝,制科受到了高度重视,其影响力也与日俱增。概括来说,主要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应科人数不断增加,生源质量维持在较高水准。仁宗庆历六年(1046)六月,唐询在论制科奏中提
到:“初应诏才数人,后乃至十余人,今殆至三十余人。”⑨这表明“应试者寡”的情况正在改变,士人对制科的
热情有所增强。而在不断增加的应试者中,优秀人才也委实不少。试举两人如下。其一,蔡禀。蔡禀,字淳
之,祖籍洛阳,后家于山东莱州,以从兄蔡齐恩荫入仕。张方平《宣德郎行监察御史判三司度支勾院骑都尉赐
绯鱼袋蔡君墓志铭》载其应科经历云:“上方图讲治要,思进天下士,访古今之术,发几微之虑,乃用六科,以取
贤者能者。君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召试秘阁,名在选中。已而更报罢”;他曾“述《通志论》十五篇,陈讨
伐之策,备御之要,指明逆顺成败之理甚精悉”,以致“时公卿多言君有将帅材,可使治戎”;其“凡所历官,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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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迹。既为御史,敢言不避权要,数对论事,上心器之,有拔用意” 以此可知其非碌碌之辈。其二,王安国。
王安国,字平甫,抚州临川人。王安石《王平甫墓志》谓其:“自丱角未尝从人受学,操笔为戏,文皆成理。年十
二,出其所为铭、诗、赋、论数十篇,观者惊焉。自是遂以文学为一时贤士大夫誉叹。盖于书无所不该,于词无
所不工,然数举进士不售,举茂材异等,有司考其所献《序言》第一,又以母丧不试。”王安国诗文俱佳,曾巩
王平甫文集序》谓:“其文闳富典重,其诗博而深。”ꢁꢅꢂ蔡、王二人皆力学善文,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应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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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圣七年复置制科诏中,除聂崇岐先生所言九科外,尚有书判拔萃科、武科。由于聂先生认为书判拔萃科非制科,《宋史》等文献存在记载
失误,故未将之计入在内(参见:聂崇岐《宋代制举考略》,《宋史丛考》,第174-175页)。对此,祝尚书先生考辨后认为:“宋初吏部所置拔萃科
(又称书判科)非制科,而天圣间诏置的书判拔萃科,确实是制科,包括《宋史》在内的史料文献不误,倒是聂崇岐没有弄清楚。”(祝尚书《宋代
制科制度考论》,《中华文史论丛》第73辑)又,由于武举与文人关涉不大,一般不将其纳入制举科目中,所以本文在讨论天圣七年复置制科
时,便将之摒除在外。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由于英宗一朝仅有四年,且只举行过一次制举,故本文重点讨论仁宗朝的情况。
田况《儒林公议》,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编《全宋笔记》第1编第5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107页。
岳珂《愧郯录》,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46页。
聂崇岐《宋史丛考》,第191-194页。
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第24页。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4439页。
参见曹家齐《宋代书判拔萃科考》(《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一文中的“宋书判拔萃科登科人授官情况一览表”。据该表所列,尚有登科人
李惇裕、毛询、张孝孙、吴感、阎询、林亿六人属于仁宗时期。大概因这些人名位不显,故苗昌言未予提及。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8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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