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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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年3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47,No.2
March,2020
清末民初的小说读者及其对语体的选择
庄逸云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成都610066)
摘要:在清末民初,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小说读者的总人数一直在稳步增长,其中士大夫(士绅)一直是阅读
小说的主力军。1872年至1894年间,并无文艺思潮波及小说,小说读者对语体亦未进行自觉的关注。1895年后,
士大夫进一步成为小说读者的绝对主力。白话小说虽一时繁兴,但为了因应士大夫的阅读需求和品位,最迟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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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8年,文言小说的销行即已超过白话小说。1912年至1919年间,新式学校所培养的学生成为小说读者的另一
主要来源,其受教育背景使得他们习惯文言文学的阅读,从而进一步助长了文言小说的盛行。
关键词:清末民初;小说读者;小说语体;文言小说;白话小说;阅读品位
中图分类号:I20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20)02-0127-07
收稿日期:2019-01-16
作者简介:庄逸云(1975—),女,土家族,重庆人,文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近代
小说。
在清末民初,随着城市的发展、市民人口的增长及文化市场的扩大,加之特定社会思潮的推波助澜,市场
对于小说的需求量与日俱增,小说读者也就成为影响小说创作与生产愈来愈重要的因素。目前学界在近代
或晚清小说的研究中,对读者问题越来越关注,已有较多论文谈及读者对小说的编辑、创作、翻译和传播的影
响。但是,真正聚焦于小说读者本身、探讨当时小说读者的具体构成和因时而发生的变化等,这方面的研究
还较薄弱。 此外,读者的知识结构、文化层次、阅读心理不仅影响到小说文本的内容与表现形式,还深刻影
响到了作品的语体。 可以说,清末民初每一个阶段对小说语体的整体选择,都离不开对小说读者的考量。
关于清末民初读者与小说语体这二者之间的关系,目前学界亦鲜少有专文探讨。基于此,本文以1872年申
报馆的创立作为清末民初的起始点,拟将1872年至1919年间的小说读者及其对语体的选择分为三个阶段,
加以具体考察。
①
②
一1872-1894年:城市人口的增长与士大夫作为小说读者
近代城市的崛起,可以上海为代表,近代小说的产生,也主要集中于上海,因此若要剖析小说与读者之关
系,上海是足以作为研究典型的。从1843年开埠到20世纪初,上海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繁华的大都会。上海
的繁华也屡屡见诸于时人的笔下,如晚清小说家李伯元在小说《海天鸿雪记》中描述:“上海一埠,自从通商以
①
②
立足于晚清小说读者,探讨其构成或变化的文章,如:袁进《试论晚清小说读者的变化》,《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1期;王姗萍《西学东渐与
晚清小说读者的变化》,《西安外事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但二文仅论晚清,不及民初,且对晚清小说读者问题的讨论仍不够全面深入。
“语体”是语言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语体是运用全民语言选择语言材料所形成的语言特点体系或语言特点综合,也是民族标准语经由历史
演变而形成的几种相对稳定的语言功能风格类型。(李熙宗《关于语体的定义问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当然,关于
“语体”一词的定义,语言学界因其侧重不同,仍有所纷歧,兹不赘引。本文所讨论的“语体”,具体指小说采用的是白话语体还是文言语体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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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世界繁华,日新月盛,北自杨树浦,南至十六铺,沿着黄浦江,岸上的煤气灯、电灯,夜间望去,竟是一条火
龙一般。福州路一带,曲院勾栏鳞次栉比,一到夜来,酒肉熏天,笙歌匝地。凡是到了这个地方,觉得世界上
最要紧的事情,无有过于争逐者。正是说不尽的标新炫异,醉纸迷金。”①城市的发展必然使得城市人口即市
民的数量增加。19世纪初,中国的城市人口约有1200万,占当时中国3ꢀ5亿总人口的3%ꢁ4%。20世纪
初,城市人口增长至1680万,占当时4ꢀ3亿总人口的4%ꢁ5%,城市人口的年增长率约为1ꢀ4%,高于约
0ꢀ8%的总人口年增长率。尽管从19
世纪初至20世纪初这一百年间,城市人口的增幅不算大,但其稳定增
长的趋势是一直存在的,尤其是19世纪后半期,城市人口的增长率有显著提升。而在1900年至1938年之
间,城市人口的增长更是明显加快,其增长率几乎是总人口增长率的两倍。 就上海市而言,1865年,英、美
公共租界有9万多人,法租界有5万多人,到1895年,公共租界的人口是24万多,法租界是5万多,加上华
界,共有80多万人口。而到1900年,公共租界的人口增加至35万多,法租界增加至9万多,加上华界,上海
的城市居民已经达到100多万人。 城市人口的增长势必导致消费市场的扩大,城市居民生活方式的转变
也会进一步拓展消费市场。在类似上海这样以商业和工业为主导的城市中,人们的作息不再受制于节气或
昼夜等自然条件,而是有了更明晰和固定的工作与休闲时间。街灯的设置、煤气灯及后来电灯的普及,也在
客观上延长了人们的休闲时间。此外,在市场谋生方式下,人们的收入也不见得与投入的劳动时间和劳动量
发生必然的关系,因此娱乐休闲活动很有可能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
②
③
在以上海为龙头的大城市中,出现了一个日渐增长的消费群体和日渐扩大的消费市场,他们的消费需求
当然也包括了书籍、报刊特别是小说这一类的文化消费品。自1872年申报馆的成立伊始,一些大型的近代
出版机构的创立、报纸副刊及小说期刊的发行、小说单行本的出版等,皆是因应了这一文化市场的需求,读者
的阅读需要成为影响这些出版物的重要因素。1872年至1894年,小说的发展尚未受到社会思潮和文学运
动的强势影响,在该阶段,小说读者的阅读需求是多方面的,其中的休闲娱乐需求成为多数出版者考量的重
要因素。1897年,李伯元创办《游戏报》,特设“记注倡优起居栏”,且为妓界“开花榜”,在十里洋场引发热议,
大受追捧。《游戏报》的热销引起多家报纸效仿,上海每天均有十余种小报同时发行,以迎合读者低层级的文
化消费心理。1872年至1894年间,小说读者的构成、报刊对小说读者的定位,可以《申报》为例略窥一二:
“至于稗官小说,代有传书。若张华志博物,干宝记搜神,齐谐为志怪之书,虞初为文章之选,凡兹诸例,均可
流观。维其事则荒诞无稽,其文则典赡有则,是仅能助儒者之清谈,未必为雅俗所共赏。求其记述当今时事,
文则质而不俚,事则简而能详,上而学士大夫,下及农工商贾,皆能通晓者,则莫如新闻纸之善矣。”④这段文
字说明,《申报》预期的读者是“上而学士大夫,下及农工商贾”,几乎涵盖社会的各个阶层。《申报》在创办之
初,试图通过“记述当今时事,文则质而不俚,事则简而能详”的办报风格,吸引各阶层人士订阅该报,从而争
取利润的最大化。生活于城市下层的流民、工人、小商贩不是没有订阅报刊的可能性,如清末有人谈及:“自
有《申报》以来,市肆之傭夥,多于执业之暇,手执一纸读之。中国就贾之童,大都识字无多,文义未达。得《申
报》而读之,日积月累,文义自然粗通,其高者兼可稍知世界各国之近事。乡曲士人,未必能举世界各国之名
号,而上海商店傭夥,则类能言之,不诧为海外奇谈。”⑤但整体而言,“农工商贾”中的“农工”订阅《申报》的数
量应该不大,《申报·发刊词》中的内容及文字表述本身便不是一般的“农工”所能理解的,所以《申报》事实上
的读者主要还是包括“学士大夫”及部分商贾在内的社会中上层人士。如:1877年11月21日,针对署名“寓
沪远客”者在《申报》上刊登的照图编撰小说的启事,《申报》特地配发了题为《书请撰小说后》的评论:“近来稗
官小说几于汗牛充栋,然文人同此心、同此笔而所撰之书各不相同,实足以开拓心胸,为消闲之一助。但所阅
诸小说,其卷首或有图,或无图,从未专有图而无说者。兹见本报后寓沪远客所登之请撰小说告白,似即征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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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李伯元全集》第3册,薛正兴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36、37页。
袁进《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6页。
《发刊词》,《申报》1872年4月30日,创刊号。
姚鹏图《论白话小说》,《广益丛报》第65号,19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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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逸云清末民初的小说读者及其对语体的选择
征文之遗意,文人雅士于酒后睡余,大可藉此消遣工夫,行见奇情状采奔赴腕下,而诸同人又得击节欣赏
矣。”①这段文字透露出《申报》对当时的小说作者及读者身份的更为清晰的认识,即小说的撰述者为“文人雅
士”,其撰述目的乃“藉此消遣”、展露“奇情状采”,而小说的读者是同为文人雅士的“诸同人”。
身为学士大夫的读者,他们自来的阅读传统是,既要读不登大雅之堂的白话小说,也要读隶属于子部的
文言小说,因此申报馆在出版小说时,亦并未流露出对特定语体的偏好或倚重,其所出版的文言小说的数量
略多于白话小说,但大体上二者的数量是持平的。如1877年申报馆所刊《申报馆书目》,其中列入“新奇说部
类”的文言小说共计14种,列入“章回小说类”的白话小说共计7种;1879年申报馆所刊《申报馆书目续集总
目》,其中列入“说部类”的文言小说共计5种,列入“小说类”的白话小说共计5种;两年的书目合计,申报馆
共出版文言小说19种,白话小说12种。 另据陈大康先生统计,咸丰元年(1851)至光绪二十年(1894)这四
十年里,出版了文言小说共计71种,白话小说共计53种。 两组数据对比,可以看出,在1895年前,选择白
话或文言来写小说的问题并未受到外力的冲击,文人学士作为小说读者的主体,基本上还是秉承了旧有的阅
读习惯,并未对小说的语体问题产生群体的关注自觉。文言小说的数量略高于白话小说,或基于文言小说多
笔记性质,有增进学识之功效。另外,从1872年申报馆成立到1879年《申报馆书目续集总目》的刊印,申报
馆在这数年间的年均小说出版量约为4种,这个数字高于过去年均1至2种的小说刊印种数。这说明,随着
城市的发展,文化市场对小说的需求是在逐渐增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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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二1895-1911年:士大夫成为小说读者的绝对主力
1894年后,因中日甲午战争及戊戌变法等系列大事件的发生,知识分子大力倡导白话文运动,并从改良
社会的角度提倡小说,以引导文化消费市场,英人傅兰雅在1895年的《申报》上刊登“求著时新小说启”,严
复、夏曾佑在1897年的《国闻报》上发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皆可视为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先声。1902年
的小说界革命更是极大地刺激了白话小说的兴盛。1902年至1911年是小说的生产突飞猛进的时期,当时
的小说作者和出版者们往往将“中人以下”、“愚氓”、“妇女与粗人”等视为期待读者,如商务印书馆主人在《本
馆编印<绣像小说>缘起》中称“借思开化夫下愚,遑计贻讥于大雅”④。那么,这一时期事实上的小说读者真
的是所谓“愚民”吗? 当然不是。1908年徐念慈在《小说林》上撰文,十分明确地指出:“余约计今之购小说
者,其百分之九十,出于旧学界而输入新学说者,其百分之九,出于普通之人物,其真受学校教育,而有思想、
有才力、欢迎新小说者,未知满百分之一否也?”⑤作为当时人及《小说林》的主编,徐念慈的这段话自然有相
当的参考价值,因此也广受征引。据其统计,当时的小说读者百分之九十是所谓“出于旧学界而输入新学说
者”,即以旧学为根基又接受了新知的士大夫,或曰士绅。这个看法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有学者认为,在上海
这样的近代城市中,市民群体的构成大致如下。1.资本家,主要来源于买办、进出口贸易商以及本籍和外地
移居的绅商。2.职员,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凭籍新式职业谋生的市民阶层;旧式职业从业人员的转型;20
世纪20年代后,成批接受过近代教育的青年被纳入各种社会职业。3.产业工人,主要来源于农民,市民和熟
练的手工业工人只占极少数,是一个由乡民汇集而成的市民群体。4.苦力,主要指苏北逃荒来沪的农民,带
有明显的地域色彩。 当然这个分析未见得全面,比如政府官员、家庭主妇、尚未进入职场的学生,也应隶属
于市民群体。在清末民初的市民群体中,士绅阶层的分化又无疑是其重要的来源。“绅为一邑之望,士为四
民之首”,原本在封建社会具有重要社会地位的士绅在进入近代社会后,出现分化,“其中相当一部分成为绅
商,从而成为市民群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谓绅商,就是指绅与商两者合流之后产生的一个新的社会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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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书请撰小说后》,《申报》1877年11月21日,第1712号。
据周振鹤编《晚清营业书目》统计,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178、198页。
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前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商务印书馆主人《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起》,《绣像小说》1903年第1期。
徐念慈《余之小说观》,《小说林》1908年总第10期。
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政治社会篇》,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75-5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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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①。除了转化为商人和资本家,传统士绅阶层中还有相当一部分转化为近代新知识分子群体,成为编辑、
记者、医生、律师、学校教员等,也即成为凭借新式职业谋生的市民阶层。不难看出,在近代市民群体的四大
构成中,绅商和相当一部分的职员都是出自传统的士绅,而其文化素养也正是如徐念慈所概括的“出于旧学
界而输入新学说”。这部分人士关心时局、有变革社会的意愿,他们一改过去视小说为小道末技的观念,开始
热衷于写作和阅读小说。时人曾谈及小说受文人追捧的现象:“嗟乎! 昔之以读小说为废时失事、误人心术
者,今则书肆之中,小说之销场,百倍于群书。昔之墨客文人,范围于经传,拘守夫绳尺,而今之所谓小说家
者,如天马行空,隐然于文坛上独翘一帜。观阅者之所趋,而知著者之所萃。盛矣哉其小说乎!”②在近代城
市中,曾经的士绅们虽然已经转化为市民群体中的绅商或编辑、记者等角色,其生存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但
其关注国是的传统与过去一脉相承,他们视小说为改良社会的利器,从而成为清末民初小说读者的一个重要
构成,在小说读者中所占比例高达百分之九十。袁进先生提出:“小说市场的扩大主要不是由于市民人数的
增加,而是在原有市民内部,扩大了小说市场。换句话说,也就是大量士大夫加入小说作者与读者的队伍,从
而造成小说市场的急剧膨胀。”③市民人数客观上在逐年增加,这一点前文已有分析;但认为大量士大夫的加
入,成为小说市场急剧膨胀的重要原因,这一论断是很精辟的。
除了士大夫们热衷于阅读小说外,当然也不乏“普通之人物”阅读小说,只是在小说读者中所占比例仅为
百分之九,数量远远低于士大夫。徐念慈所谓的“普通之人物”大抵包括学徒、工人、商贩或部分职员等。这
部分人士尽管文化素养普遍不高,但对小说中之言语浅俗者还是有阅读欲望的。1905年姚鹏图谈到,“自有
《
申报》以来,市肆之傭夥,多于执业之暇,手执一纸读之”④,这段话虽是针对《申报》而谈,其实报刊所载小说
在这部分人群中的接受情况,也大致可以依此类推。比如清末民初著名的侦探小说作家程小青少年时曾为
钟表店学徒,“十二岁时,得《福尔摩斯探案集》读之,浸淫其中,寝馈俱废,一若别具慧心者”⑤。事实上,文化
程度不太高的普通市民向来就是通俗小说的阅读者,他们被称为“里耳”,以与士大夫的“文心”相对应,冯梦
龙编“三言”,就以普通人为诉求对象,“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畀为一刻”⑥。在清末,
这个读者群仍然是存在的,只是他们的人数有限,购买力远不如士大夫,对新小说的格调也较难适应,所以算
不上小说读者的主力。
徐念慈所提到的第三类人群“其真受学校教育,而有思想、有才力者”,即所谓新式学堂学生或以学生出
身的人士,在他看来,这部分人群在小说读者中所占的比例更小,可能不足百分之一。事实上,当时的学堂建
设尚未全备、学生尚在成长中,这可能是学生在小说读者中所占比例甚小的重要原因。近代学堂的兴起可追
溯至洋务运动时期,当时中国出现了最早的一批新式学校,近20所。百日维新时期,颁布了设立京师大学
堂,筹办高、中、小各级学堂,改各省会书院为高等学堂等一系列的教育改革措施,但因变法的失败,措施未能
得以真正落实。所以,直到19世纪末,新式学堂仍较稀少。据周作人回忆:“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中国还没有
中学校。”“那时候还没有中学校,但是类似的教育机关也已有了几处,不过很是特别,名称仍旧是‘书院’,有
如杭州的求是书院,南京的格致书院,教的是一般自然科学……幸而在这些文书院之外,还有几个武学堂,都
是公费供给,而且还有每月津贴的‘赡银’。”⑦鲁迅出生于1881年,若以1891年至1898年算鲁迅的“青年时
代”,那么这个时期中国的新式学堂是很匮乏的。直到20世纪初期,近代学堂才开始大量兴起。1901年9
月,清廷谕令建各级学堂,“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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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陶鹤山《论中国近代市民群体的产生和发展》,《东方论坛》1998年第4期。
黄世仲《小说风尚之进步以翻译说部为风气之先》,《中外小说林》1908年第2卷第4期。
袁进《试论晚清小说读者的变化》,《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1期。
姚鹏图《论白话小说》,《广益丛报》第65号,1905年。
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香港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469页。
冯梦龙《喻世明言·叙》,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2页。
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8、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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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逸云清末民初的小说读者及其对语体的选择
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①,1905年清廷谕令自1906年起废止科
举制度,更是为近代学堂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到1908年徐念慈撰文分析小说读者的构成之时,学堂的发展
已较为可观。据王笛先生统计,近代学堂的数量1903年为769所,1904年为4476所,1905年为8277所,
1
906年为23862所,1907年为37888所,1908年为47995所;学生人数1902年为8912人,1903年为31428
人,1904年为99475人,1905年为258873人,1906年为545338人,1907年为1024988人,1908年为
300739人,其增速不可谓不快。② 但就整体而言,新式学堂的建设时间甚短,其发展不可能在短短数年间趋
1
于全备,所培养的学生尚在成长中。譬如清廷在1902年3月颁布的上谕中称:“前经通饬各省开办学堂,并
因经费难筹,复谕令仿照山东所拟章程,先行举办。迄今数月,各该省如何办理,多未奏复。即间有奏到,亦
未能详细切实。该督抚等身膺重寄,目击时艰,当知变法求才,实为当今急务。其各懍遵迭次谕旨,妥速筹
画,实力奉行。即将开办情形,详细具奏。如再观望迁延,敷衍塞责,咎有攸归,不能为该督抚等宽也。”③于
此可以看出,在兴办学堂的过程中,存在诸多的阻力和困难。另外,在上述诸年份的学生人数中,尚有相当部
分是小学生,如小学生人数1903年为22866人,1904年为85213人,1905年为173847人,1906年为481659
人④。所以综合来看,晚清时期“有思想、有才力、欢迎新小说的学生不足百分之一”的判断大致是切合实际
的。
三1912-1919年:学生成为小说读者的生力军
912年进入民国后,中国城市的近代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从1912年至1949年,中国人口几乎以1%的
1
年平均率增长,城市人口的增长率可能达到2%。1913年,中资工厂有698家,拥有工人270717名;1920
年,中资工厂有1759家,拥有工人557622名。在民国的前十年间,外资和中外合资的企业也有增加,投资增
长最快的时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的几年。⑤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增加,市民群体进一步壮大,小说读者的数量当然也随之增加。关于
912年至1919年间小说读者的构成,1919年刊载于《小说新报》的一封读者来信有所提及:“购读新小说者,
以何如人占其大多数? 林下士,其一也,世家子女之通文理者,其二也,男女学校青年,其三也;农商界及下等
社会所读者,必非新小说。”⑥这封信件中的分析颇为粗略,且未见得妥当,如“农商界及下等社会”未必不读
小说,事实上,商界中的部分商人、公司职员,下等社会中如部分商贩、店铺伙计、工人等,很可能是要读小说
的,而且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这一群体在日益壮大,他们对文化消费品的需求也是与日俱增的。需要特别说
明的是,隶属于所谓“下等社会”的产业工人的人口基数虽然在快速增长,但对他们作为小说读者的数量还是
不宜过高估计。1928年,在对上海978位工人的受教育程度的调查中,不读书的男子占男子总人数57.7%,
不读书的女子占女子总人数98%⑦,民初时期,工人群体的文盲率应该更高。
1
该读者来信将林下士、世家子女、学校青年视为小说读者的主力军,还是很有道理的。所谓林下士,即文
人学士或曰士绅,近代城市中的官员、绅商、编辑、记者、教员、医生等知识分子群体皆可隶属于林下士,其知
识结构也大体如徐念慈所说,是“出于旧学界而输入新学说者”。1915年梁启超曾感叹:“举国士大夫不悦学
之结果,《三传》束阁,《论语》当薪,欧美新学,仅浅尝焉为口耳之具,其偶有执卷,舍小说外殆无良伴。”⑧这虽
是批判之语,但无疑说明了民初时期士大夫对小说的阅读热情。
上述读者来信中提到的世家子女与学校青年皆可归为学生这个群体。相较于清末,民初学堂和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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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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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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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76页。
王笛《清末近代学堂和学生数量》,《史学月刊》1986年第2期。
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第779页。
王笛《清末近代学堂和学生数量》,《史学月刊》1986年第2期。
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59、45页。
“读者来信”,《小说新报》1919年第5卷第7期。
刘明逵《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第1卷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551页。
梁启超《告小说家》,《中华小说界》1915年第2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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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数量增长更快,1908年学堂为47995所,学生人数为1300739人,到了1912年,学堂数已达87272所,学生
人数则上升至2933387人①,增幅接近一倍。当时的学生加上赴海外留学者,人数应该更多。到1919年,学
校数量和学生人数都已发展到十分可观的程度。沈从文在《从文自传》中回忆:“民三左右地方新式小学成
立,民四我进了新式小学。”②偏远如湖南湘西一带,在民国三、四年亦有了新式学校,据此可管窥近代学堂在
民初的蓬勃发展。经过十余年的建设,近代学堂的规模不仅增大、学制在探索中日趋成熟,如1912年1月
19日教育部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中就规定了教育改革的若干措施,包括“从前各项学堂,均改称为学
校”、“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等③。相应地,学生对新知及西学的渴求与相关素养也都有所提升。在民国
成立后的第一个十年间,学生成为小说读者的一个重要构成,在小说读者中所占比例较之清末肯定有大幅的
上升。以晚清小说界之巨擘林琴南的翻译小说为例,自1899年首部林译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问世以来,
清末民初的广大学子就成了他的忠实读者。如鲁迅兄弟在日本留学时,林译小说一出版,二人必定购买:“我
们对于‘林译小说’有那么的热心,只要他印出一部,来到东京,便一定跑到神田中国书林,去把它买来,看过
之后鲁迅还拿到订书店去,改装硬纸板书面,背脊用的是青灰洋布。”④郭沫若说,林译小说是他少年时代“嗜
好的一种读物”,他读的第一部外国小说正是林纾翻译的《迦茵小传》。⑤ 庐隐称,林译小说她“几乎都看过
了”。⑥ 冰心则是十一岁时就被林纾翻译的《茶花女》所吸引,这成为她以后“竭力搜奇”林译小说的开始,也
是她追求阅读西方文学作品的开始。 郭沫若生于1892年,庐隐生于1898年,冰心生于1900年,林译小说
风行时,他们正处于少年求学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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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清末民初读者对小说语体的选择
概言之,从1872年到1919年这近五十年间,小说读者的变化主要呈现出如下特点:其一,随着城市的发
展、城市人口的增加,小说读者的总人数也一直在相应地增长;其二,分布于多个职业领域的士大夫或曰士绅
一直是阅读小说的主力军,尤其在1902年小说界革命之后,大量的文人学士加入到小说读者的队伍,造成了
小说市场的急剧膨胀;其三,进入民国后,近代学校所培养的学生人数增加、文化素养提高,他们成为小说读
者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其四,所谓的“农商界及下等社会”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小说读者群,虽难以精确估计
他们的构成及人数,但其人数民初较清末肯定有所增长,他们对民初小说消遣性、娱乐性特点的形成有一定
的影响。
在清末民初,既然大量的文人学士或曰士大夫加入到了读者队伍,那么他们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必然
会给小说带来强势影响,小说因此而发生的最明显的变化,当属语言。1895年前,并无骤然而起的文艺思潮
波及小说,士大夫作为主要的小说读者,对语言亦无特定的要求,不过是延续了过往的阅读传统,即在私底下
既读文言小说,也读白话小说,在观念上对带有笔记性质的文言小说更看重一些。此时期的文言小说与白话
小说在数量上相差不大。1895年后,白话文运动逐渐兴起,1902年小说界革命发生,小说界大都视下层百姓
为假想读者,所以一时间白话小说大为繁兴。以晚清四大小说期刊为例,在它们所刊载的创作类小说中,白
话小说的比例都超过了70%;《绣像小说》尤甚,该刊一共72号,刊载创作类小说18种,其中白话小说17
种,文言小说仅1种。 不过,小说界很快即认识到小说读者的真正主力并不是下层百姓,而是士大夫,他们
的阅读需求和品位才是最应该也最值得考量的因素。当时的士大夫们虽以各种渠道接受了新知的一些熏
陶,但旧学毕竟是其思想的根基,传统学养已深入其骨髓,一旦小说的地位上升、成为“文学”之一种了,他们
必然会思考小说的语言问题,长期以来形成的雅俗观念和阅读习惯都使得他们更青睐文言。1908年,徐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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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笛《清末近代学堂和学生数量》,《史学月刊》1986年第2期。
沈从文《从文自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页。
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3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
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4页。
郭沫若《少年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13页。
阎纯德《五四的产儿———庐隐》,《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4期。
冰心《忆读书》,《冰心选集》第2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8页。
庄逸云《清末民初文言小说史·前言》,复旦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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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逸云清末民初的小说读者及其对语体的选择
慈很清楚地指出:“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之二者,就今日实际上观之,则文言小说之销行,较之白话小说为
优。”①徐念慈主要是从士大夫的知识结构、鉴赏能力的角度分析了文言小说更为热销的原因,其实除了这方
面的因素,作为主要读者的士大夫也往往容易受社会思潮的影响,自1905年左右就渐兴的复古思潮大力主
张文言为国粹、倡导保存和捍卫文言文学,这无疑助长了士大夫们对于文言语体的选择。
进入民国后,士大夫仍然是小说读者的主要来源,他们的需求和品位继续在强势影响小说的语体选择。
除此,学生及学生出身者成了小说读者的另一大来源,不过这一时期的学生依然颇具旧学的根基,他们也习
惯于文言文学的阅读和写作。学生出身者如鲁迅,他于1898年至1901年在南京的矿路学堂学习,但在进入
新式学堂前,他已接受了颇为完整的旧学的熏陶与训练。十四岁时,他前往私塾三味书屋求学,十六岁前已
将四书五经读完,又读了《尔雅》《周礼》《仪礼》等。经书读完,他在私塾先生的指导下,学写八股文及试帖诗,
以备科举考试。至于因个人兴趣所致而阅读的旧籍,包括《古诗源》《古文苑》《六朝文絜》《周濂溪集》《二酉堂
丛书》《酉阳杂俎》《阅微草堂笔记》《淞隐漫录》等,则难以枚举。 鲁迅在私塾里所受到的一般性的训练可以
代表与他年纪相当或者年纪更大的一批人,在这样的熏陶下,阅读与喜爱文言文学几乎是根深蒂固的习惯,
五四前鲁迅写作与翻译小说皆是使用文言就说明了这一点。至于出生较鲁迅晚一些的清末民初学子,也有
相当的旧学素养。清末存古学堂的学生需在长达七年的学制里穷研经书、博览史传、练习诗文词章,就是一
般性的学堂,清廷亦规定“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③。清末出
生的一批人在这样的教学内容的熏陶下,旧学的修养自然得到了相当的积累。进入民国后,因复古思潮的盛
行,他们的旧学根基事实上获得了进一步的涵容和滋养。民国政府虽在1912年宣布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
但很快又在中小学校恢复了读经科目。1915年1月袁世凯在《特定教育纲要》中规定:小学生需读《孟子》
②
《论语》;中学生需选读《礼记》《左传》;在大学校外独立建设经学院,各省亦设立经学会,以为讲求经学及养成
经学教员之所。此外,在民国元年教育部所颁布的《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中,可以看到小学校的国文一科
基本上占了每周一半的学时。 这样的文化氛围为文言文学的盛行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学生及学生出身
者欢迎包括文言小说在内的文言文学,势在难免。有文人回忆民初小说界的情况:“那时候小说的作风,不是
桐城古文,便是章回体的演义,《玉梨魂》以半骈半散的文体出现,以词华胜,确能一新眼界。虽然我前面曾经
说过,文格不高,但在学校课本正盛行《古文评注》、《秋水轩尺牍》的时代,《玉梨魂》恰好适合一般浅学青年的
脾胃。时势造英雄,徐枕亚的成名,是有他的时代背景的。”⑤这一段话在总结骈文小说《玉梨魂》的畅销原因
时,明确提到读者为“一般浅学青年”即学生,而在他们的学校教材中,《古文评注》、《秋水轩尺牍》都是学习内
容。学生作为主要读者之一,其受教育背景使得他们对文言小说颇具好感。较之晚清,民初出版界的商业性
更重、更重视市场导向,在读者趣味的引导下,民初的小说期刊大都偏爱刊载文言小说。就《小说月报》《小说
丛报》《礼拜六》《民权素》《小说新报》这几种最具代表性的民初小说期刊而言,其所载文言小说的比例都在
④
5%以上。⑥
总之,最迟从1908年开始到1919年,文言小说热销、其数量和影响远远超过白话小说,究其原因,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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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与学生成为主要的小说读者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当然,这两类人群也最易调整其审美取向,因时而
变,这是五四白话文运动能成功推行的基础。
[责任编辑:唐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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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念慈《余之小说观》,《小说林》1908年总第10期。
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第23、29、42页。
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第776页。
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3辑上册,第48、52、53页。
杰克《状元女婿徐枕亚》,香港《万象》1975年第1期,转引自: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11页。
庄逸云《清末民初文言小说史·前言》,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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