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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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年3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47,No.2
March,2020
司马相如与文翁关系再辨析
———兼论汉代蜀地文化名人大家辈出的原因
a,b
a
何一民,崔峰
(四川大学a.历史文化学院,b.城市研究所,成都610064)
摘要:二千余年来,“文翁兴学”的作用被无限地放大。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中央文化中心观和华夏文化正统观的作用使然。先秦时期所形成的“夷夏观”在秦汉君主专制中央集
权大一统国家建立以后进一步得到强化,由此所形成的地域歧视和文化偏见更加突出。在此背景下,西汉最杰出
的文学家、政治家之一司马相如的横空出世,也被纳入到中央文化中心观和中原文化正统观的解释框架下,文翁遣
司马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文翁化蜀”等,成为解读西汉蜀地为什么会出现多个令人景仰的文化名人的最好
说词。考察相关史实和资料可以发现,司马相如与文翁并无任何关系。虽然前辈学者对此早就有研究并有所结
论,但是至今仍有不少研究者不加辨析地沿袭三国时期蜀人秦宓所杜撰的司马相如为文翁弟子之说,并造成了多
方面的负面影响。对司马相如与文翁关系的辨析,并非只是关乎他们个人的评价,而且也涉及到如何认识中华文
化共同体的构建、如何评价非中原文化核心区的文化体系等关键问题。汉代蜀地文化名人的兴起,并非历史的偶
然,而是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交融、互学互鉴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司马相如;文翁化蜀;东受七经;华夏文化正统观;共同文化心态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20)02-0134-11
收稿日期:2019-01-06
作者简介:何一民(1953—),男,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城市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
为城市史、四川地方文化史;
崔峰(1992—),男,四川广元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以成都为中心的长江上游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古蜀文明与华夏文明、良渚文明并称为中华早期三
大文明。秦并巴蜀以后,古蜀文明与华夏文明相融合,形成了新的文化。汉代建立后,西蜀地区在传承古蜀
文明的基础上出现了新的发展,文化名人辈出,汉赋四大家就有两个是西蜀成都人,分别是司马相如和扬雄。
此外,阆中落下闳则是西汉杰出天文学家。汉代蜀地为什么会人才辈出、文化兴盛? 历来,人们习惯于一种
说法,即“文翁化蜀”。不少人都认为汉代蜀郡守文翁在成都办学,用中原文化来影响蜀地,引导蜀人向学,由
此使蜀地文化教育大兴。为了证明“文翁化蜀”的功劳,将司马相如附会为文翁石室之弟子,并被文翁派往长
安,“东受七经,还教吏民”①。汉代蜀地文化的大发展与名人大家辈出,与文翁有无关系? 答案是肯定的,文
翁的确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将全部功劳都归于文翁则明显不符合事实,而称司马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
的说法更是不能成立。前辈学者对此早有论述,并有结论。但遗憾的是,近年还有一些知名学者仍沿用此种
说法,并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起到了误导作用。如四川省成都石室中学至今仍将司马相如作为该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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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寿《三国志》卷38《蜀书·秦宓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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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一民
崔
峰
司马相如与文翁关系再辨析———兼论汉代蜀地文化名人大家辈出的原因
的知名校友;一些文学影视和年轻学人也往往不加辨析就随之附和。对此问题的研究,并不只是对文翁和司
马相如的个人评价问题,而且涉及到如何看待华夏文化核心区以外的地域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地
位和作用,如何看待古蜀文明的传承发展,如何看待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的交往、交流、交融以及互学互鉴等
重要问题,因此,有必要旧话重提,以正本清源,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一
问题缘起
司马相如是西汉著名的文学大家,位列汉赋四大家之首,并在政论、文字学、音律等多个领域具有较高的
成就;而文翁是西汉治蜀兴学的名官良吏,长期以来被作为中国古代为政一方的好官典范。司马相如与文翁
二人都活跃于西汉景、武之际,且都与巴蜀地区文化学术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在历史上司马相如与文
翁其实并无直接交集,而将两人连在一起讲述的是三国时期蜀汉学者秦宓之首创。秦宓在与王商的信中写
道:“蜀本无学士,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
为之师。’汉家得士,盛于其世;仲舒之徒,不达封禅,相如制其礼。”①论者认为秦宓是根据《汉书·地理志》
“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这句话,就将司马相如作为文翁所拔之蜀师,并自创了“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
教吏民”之言语。 所谓“东受七经,还教吏民”,讲的是两件重要的事情:一是前往京师求学儒家经典,二是
归返蜀地将儒学经典传教于民。秦宓自创“东受七经”之说,目的不仅是强调文翁对蜀学的贡献,而且也强调
儒学对蜀地的影响和教化作用。
②
如果秦宓此说仅存于私人信件之间,不会产生多大社会影响,但问题在于其后陈寿撰写《三国志》时将此
信记入《秦宓传》中,以致“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的说法随《三国志》不胫而走,流传千余年,影响极
大,这可能是秦宓在世时也未曾想到的。今见最早接受秦宓说法的是唐代学者司马贞,他对《史记·司马相
如列传》所载“相如既学”案语云:“秦宓云‘文翁遣相如受七经’。”③其后,“王钦若等《册府元龟》、董逌《广川
书跋》、王应麟《玉海》、董斯张《广博物志》等均征引了秦宓的说法。郑樵《通志》、萧常《续后汉书》等抄录了
《三国志·秦宓传》。扈仲荣等《成都文类》、周复俊《全蜀艺文志》、《三国志文类》等均收录有秦宓《与王商
书》,这进一步扩大了此说的影响”④。明代文人邓伯羔、清代文人严可均等也在其著述中沿用了“东受七经”
之说。近代以后,更多的学人几乎不加考证就接受了秦宓的说法,并将此说作为“文翁化蜀”及蜀学发展的重
要成果和证据。
早在20世纪60年代已有学者对此表示质疑,并进而引发了80年代的学术争鸣。1962年,刘开扬先生
撰《论司马相如及其作品———纪念司马相如诞生2140周年》《论司马相如赋的本原和特点》⑤两文,对司马相
如的出生和出仕之年进行了深入考证,由此否定了司马相如与文翁在时空上发生关系的可能性。然而,刘开
扬的论文发表后,在学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与争鸣。1984年,《文学遗产》第3期发表了束景南先生撰《关于
司马相如游梁年代与生年》,对刘开扬先生的观点进行反驳,认为《汉书·循吏传》所载文翁于“景帝末为蜀郡
守”有误,应是在“文帝末”即为蜀郡守,从而肯定了司马相如还未离开成都,并为文翁所遣“东受七经”,仍以
秦宓之信等为据。 其后,刘开扬先生又撰《再谈司马相如游梁年代与生年》,对司马相如游梁年代与生年进
行了更加深入的论证,对束景南的观点加以反驳。 束景南先生亦再撰《司马相如游梁年代与生平的再考
辨———答刘开扬先生》文,进一步提出了“秦宓之说自必有据,当时材料今人已无从得见,未可遽断为无”,他
⑥
⑦
①
②
陈寿《三国志》卷38《蜀书·秦宓传》,第973页。
房锐《对司马相如成名与文翁化蜀关系的再认识———以<三国志·秦宓传>所录秦宓致王商书信为重点》,《唐都学刊》2007年第6期,第1-2
页。
③
④
⑤
司马迁《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第2999页。
房锐《对司马相如成名与文翁化蜀关系的再认识———以<三国志·秦宓传>所录秦宓致王商书信为重点》,第2页。
刘开扬《论司马相如及其作品———纪念司马相如诞生2140周年》,《江海学刊》1962年第9期,第40-44页;刘开扬《论司马相如赋的本原和特
点》,《文学遗产》1962年增刊第10辑,第41-51页。
⑥
⑦
束景南《关于司马相如游梁年代与生年》,《文学遗产》1984年第3期,第105-107页。
刘开扬《再谈司马相如游梁年代与生年》,《文学遗产》1985年第2期,第13-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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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主观推测“相如自可是文翁最早私自荐送至经师受经的弟子,而不必是在文翁任蜀守之时”。① 刘开扬先
生再撰《三谈司马相如生年与所谓“东受七经”问题》,从多角度考辨了司马相如之生平,认为司马相如不可能
受文翁之遣而东受七经。②
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司马相如与文翁的关系持续受到国内外学者关注。日本知名学者冈村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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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汉文学史考》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否定看法:“文翁在成都任蜀郡太守是在文帝末年,而当时司马相如已
经二十多岁,他在文翁正式开始实施文教政策之前,已经离开故乡成都而上长安。因此,文翁与司马相如之
间有什么具体直接的关系,这一点在文献上只能得出否定的结论。”③此外,房锐女士也相继撰写多篇文章,
分析了秦宓之所以要杜撰“文翁遣司马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一事,认为秦宓只是“为了替相如争得立祠
的资格,没有考察此事的真伪,便在信中径直录入了此事”,她的结论仍然是司马相如受学与文翁无关④;
牟
歆博士也撰文考证了司马相如与文翁的关系,同样得出否定的结论。⑤
虽然相关研究的结论已经非常明确,但是近年来仍然有学者沿袭陈说而不察,并在著书撰文时沿用文翁
遣司马相如“东受七经”的说法。如舒大刚先生撰《晚清“蜀学”的影响与地位》一文,即肯定了“东受七经”的
说法,并以此来论证蜀学的发展⑥;知名学者刘跃进先生所写《西道孔子世纪鸿儒———扬雄简论》一文,亦
重提文翁遣司马相如“东授七经”之事:“我们知道汉景帝末年,庐江文翁为蜀郡太守,敦促教化,遣司马相如
东受七经,还教吏民。蜀郡文化由此而日益发达。”⑦舒大刚先生是蜀学研究大家,而刘跃进先生系中国社科
院学部委员和文学所所长,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对文翁“遣司马相如东受七经,还
教吏民”一语不加辨析就直接引用,实属对学术既有否定结论的不察,极易让人误解,且与其此前并不赞同此
说的观点相矛盾。⑧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来,虽经两代学人对司马相如与文翁之关系进行深入探究,但仍然存在相左的看
法。我们认为,这并非一个简单的学术考证问题,也并非是炒学术陈饭的哗众取宠,而实际上涉及到如何认
识华夏文化对各区域文化的影响,如何认识汉代蜀地文化的发展,以及中华文化共同体形成等重要而关键的
问题,如果不加以厘正辨析,还其历史的真相,任其谬误流传,其影响可能不只是在学术界,而且还会对传承
古蜀文明、发展天府文化产生严重误导作用。
二
司马相如与文翁并无直接的关系
司马相如与文翁之事迹,见于《史记》《汉书》等史书中。通过研读相关史料,我们能够确定司马相如与文
翁并无直接关系,也能够确定文翁未曾派遣司马相如出蜀求学。
首先,司马相如出蜀、成名,早于文翁入蜀,两人在时间空间上不可能交集,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司马迁《史记》撰写有《司马相如列传》,班固《汉书》也有《司马相如传》,两部重要史书都对司马相如的生
平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如果说班固是东汉时期人,所撰《司马相如传》是直抄《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而小有
文字上的改动的话,那么司马迁作为与司马相如几乎同时代的人,对司马相如的了解应远超过班固和以后的
史学家。当司马相如已经名满天下时,司马迁正值青春年少,如果说司马相如所写汉大赋可以征服汉武帝的
话,那么司马迁成为其崇拜者也是十分正常的事情。这从司马迁以后撰写《司马相如列传》可以看出,他在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束景南《司马相如游梁年代与生平的再考辨———答刘开扬先生》,《文学遗产》1987年第1期,第134页。
刘开扬《三谈司马相如生年与所谓“东受七经”问题》,《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4期,第55-59页。
冈村繁《周汉文学史考》,陆晓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43页。
房锐《对司马相如成名与文翁化蜀关系的再认识———以<三国志·秦宓传>所录秦宓致王商书信为重点》,第1-5页。
牟歆《论“相如为之师”———司马相如的经学涵养及对后世蜀学的影响》,《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162-169页。
舒大刚《晚清“蜀学”的影响与地位》,《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3期,第165页。
刘跃进《西道孔子世纪鸿儒———扬雄简论》,《中华文化论坛》2019年第4期,第21页。
刘跃进先生此前对“东受七经”之说并不完全赞同,但观点不明确,有些模棱两可。他在《秦汉文学编年史》中认为:“蜀郡文化之发达与文翁
有关。司马相如虽然早在文帝中期已经学成并入京师。但是,司马相如之学业,似也与文翁有关。”但他也认为:“这里记载略有矛盾。如果
说司马相如受到文翁的提携是在文翁任蜀郡太守之后,就不当是景帝末。因为司马相如在七年前的文帝前元七年(前150)前后已经随梁孝
王游,上年梁孝王卒,相如回到成都。”见: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19-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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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相如与文翁关系再辨析———兼论汉代蜀地文化名人大家辈出的原因
传中除了记载司马相如的生平外,还将司马相如有关的文和赋都全文收录,“连篇累牍,不厌其繁”,这与其他
列传有很大区别。由此可见,司马迁为了撰写好《司马相如列传》是极为用心的。据相关研究表明,司马迁在
撰写《司马相如列传》时,除了参考司马相如《自叙》外,还广泛收集资料,因而所记载的内容较为翔实可信。
但是,《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并无只言片语谈及司马相如与文翁有任何关系。如果说文翁的确曾遣司马相
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那么这在当时应是一件有相当大影响的事件,作为当事人的司马相如在《自叙》中
不会不提及,而作为与司马相如同时代人的司马迁在撰写《司马相如列传》时也是决不会漏写不载的。
其实,《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对此事的记载本来十分清楚。其文曰:“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
曰犬子。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①可见无论是相如的
“少时好读书”,还是“相如既学”接受系统的知识教育,都是在他“事孝景帝”之前,这时文翁根本还未到蜀郡
任职(详见后论)。另据相关研究表明,司马相如生于西汉文帝前元二年(前178年),大约在汉景帝前元元年
(
前
56年)23岁时离开成都前往长安②,并“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后司马相如与邹阳、枚乘等
1
文人相识,由是前往梁国,并在梁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子虚赋》,由此成名。③ 史记》对司马相如离京去梁的
时间并未言明,这成为引起争议的焦点之一。但据多种资料相互印证,司马相如入梁的时间应是汉景帝前元
七年(前150年)梁王刘武第三次入朝见汉景帝之时。 由于刘武在平定七国之乱中立有大功,且受到其母
窦太后的偏爱,因此有较多的梁国官员、宾客随同入京,邹阳、枚乘等人也在其中。司马相如正是在长安与这
几位入京文学大家相识结交,并受其影响辞去官职,投入梁王幕下,一同入梁。司马相如从汉景帝前元元年
离开成都,一直到汉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年)梁王去世后才回到成都,离开家乡的时间约十四年,此时的司
马相如已是颇负盛名。
《
④
另外,再看文翁为蜀郡守的时间。《史记》并无文翁有关记载,只有《汉书·循吏传》中用了300余字对他
有所记述,称文翁是在“景帝末,为蜀郡守”⑤。汉景帝在位的时间为公元前157年至前141年,分为前元、中
元、后元三个时段,因此“景帝末年”当是景帝后元元年至后元三年间(公元前143年至前141年间)。如果
说,景帝末年文翁方才就任蜀郡太守,那么无疑与司马相如就不可能发生任何关系,两人在时间、空间上都出
现错位。从时间上看,司马相如出蜀之时早于文翁入蜀数年乃至十余年之久,其间从未回到蜀地;从空间上
看,司马相如离开成都后,在长安数年,又在梁地数年;在此期间,文翁来到成都,两人在空间上也没有相遇的
可能。另外,文翁与司马相如是否在成都以外的地方曾经相识,尽管可以设想,但因无任何史料支撑,故设想
不能成立。由此可以判断,文翁绝无可能派遣司马相如“东受七经”。关于这一点,不少学者都有论述,在此
不再赘述。
其次,司马相如之身份与文翁所遣赴京求学之人完全不符。
据《汉书·循吏传》记载,文翁担任蜀郡太守时,“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馀人亲自饬厉,遣诣
京师”⑥。《华阳国志·蜀志》也有基本相同的记载:“翁乃立学,选吏子弟就学。遣隽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
士,受七经,还以教授。”⑦从《汉书》和《华阳国志》的相关记载来看,至少有几点是明确的:一是其所挑选远赴
京师求学者乃是“郡县小吏”;二是前往者为张叔等十余人,《华阳国志》明确记载为十八人;三是前往京师之
人中并无司马相如,司马相如从未在蜀地任过郡县小吏,不可能成为“十八人”之一。其时,司马相如在文翁
入蜀之前已经是颇有一定影响的文化名人,他决不可能会接受文翁之遣再前往京师求学。如果确有司马相
如“东受七经”之说,除了司马迁作为良史必定如实记载外,对于极力倡导经学、以儒学为正统的班固来说,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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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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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第2999页。
刘开扬《三谈司马相如生年与所谓“东受七经”问题》,第55页。
司马迁《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第2999页。
班固《汉书》卷47《文三王传》,中华书局1962年点校本,第2209页。
班固《汉书》卷89《循吏传》,第3625页。
班固《汉书》卷89《循吏传》,第3625页。
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3《蜀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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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决不会在《汉书》中漏掉这一重要史事。
再次,司马相如与文翁所遣求学者出蜀之目的有明显的区别。
据《汉书》记载,文翁选送到京师的小吏,“受业博士,或学律令”,“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
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① 由此可见,这些蜀中小吏到京城长安的目的,主要是学习儒家经典或法律条
令,学成之后相继归蜀,或在蜀郡任职,或被举荐外任为官。而司马相如向来有着鸿鹄之志,不满足于在蜀地
发展,前往京师,“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武骑常侍”虽然风光,但对司马相如而言,“非其所好”,故又转投
梁王门下,仍未得重用,“久宦游不遂”。② 由此可见,司马相如出蜀宦游是为了成就一番伟业,与文翁所选派
小吏前往京师求学归来为官为吏者,有着很大的差别。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即司马相如受学与文翁并无任何关系。班固撰《汉书》,极力想把蜀地
人才之兴纳入到西汉王朝“德化”的正统框架下,有意识地将文翁与司马相如联系在一起,即言“文翁兴其教,
相如为之师”,虽然这句话容易让后人产生遐想和误读,但并未杜撰史事。秦宓则不如班固有史德,杜撰了
“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的故事。有研究者一针见血地指出:“秦宓之说出现于特重经学的东汉末
年,关于司马相如形象的描写可能是出于浓厚主观色彩的‘重构’。”③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秦宓为什么要“重
构”,而在于这种“重构”正好满足了汉以后历朝历代文人学士为加强中央文化权威和儒学正统的需要,故而
他们不会去考量这种“重构”的真实与否,更乐于将司马相如这位杰出文学宗师的产生纳入到中央文化中心
观和中原文化正统观的解释框架下,以符合他们在内心早已确立的政治逻辑和文化思维定式。当下一些学
者也有着这种共同文化心态,而这种共同文化心态的形成基础正是中原文化正统观。
三
客观看待文翁治蜀及其地位作用
自汉以后,文翁治蜀之事都为历代文人所称许赞扬,并将之提升到“文翁化蜀”的高度。近数十年来,不
断有学者对文翁的地位和作用加以拔高,甚至有人将“文翁化蜀”称为是“蜀地确立华夏文化正统身份的标志
性事件”。④
我们认为,文翁治蜀兴学固然有其重要地位和作用,但将其功绩刻意放大、把汉代蜀地文化的兴盛和人
才辈出都作为文翁兴学结果的观点并不恰当。
文翁在担任蜀郡太守期间,主要的业绩有两方面。一是在蜀地兴办教育。《华阳国志·蜀志》称:“翁乃
立学,选吏子弟就学。遣隽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巴、汉
亦立文学。”⑤二是在蜀地兴水利,发展经济。《华阳国志·蜀志》又称:“翁穿湔江口,溉灌郫繁田千七百
顷。”⑥由此可见,文翁任蜀郡守期间,对蜀地文化教育和农业经济发展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正因为
如此,汉平帝元始四年,“诏书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应诏书”⑦。文翁和召父的业
绩得到西汉王朝认可,对二人进行祭祀表彰,蜀地官吏、百姓在文翁去世后就对其感念不已,“吏民为立祠堂,
岁时祭祀不绝”⑧。东汉以降,后人对文翁治蜀兴学的作用不断放大,溢美之词也不断叠加,以至于对文翁无
比崇敬。我们认为,如何客观评价文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并不只是涉及文翁个人问题,而且也涉及到如何
看待蜀地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等问题。
首先,所谓“文翁化蜀”的说法,尽管在历史上是符合中央文化中心观和中原文化正统观,然在今天看来
则有所不妥。这种观点尽管有其历史的逻辑性,但由此产生的地域歧视和文化偏见,也不利于正确认识中华
文明的构建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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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汉书》卷89《循吏传》,第3625页。
司马迁《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第2999-3000页。
李斯《“文翁化蜀”与早期西南丝绸之路开拓》,《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2期,第201页。
李斯《“文翁化蜀”与早期西南丝绸之路开拓》,第200页。
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3《蜀志》,第141页。
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3《蜀志》,第141页。
班固《汉书》卷89《循吏传》,第3643页。
班固《汉书》卷89《循吏传》,第36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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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相如与文翁关系再辨析———兼论汉代蜀地文化名人大家辈出的原因
在中华文明演进的进程中,以黄河流域为主要基础的华夏文化无疑起着核心和引领作用。 从夏、商、
周到秦、汉,以历代中原王朝为主体,逐步地建立了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因而以中原王朝为中心、以华夏文
化为正统的观念也随之而确立了统治地位,这种观念的盛行在当时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无论是文翁还是
班固,都程度不同地以中央文化为中心和华夏文化为正统来看待非华夏地区的巴蜀人和巴蜀文化。巴蜀远
离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区,先秦时期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文化系统,巴蜀人在语言习俗、思想观念等诸多方面
与中原人有着明显的区别,因而从中原视阈来看,这些非华夏文化的区域文化要素皆具“蛮夷风”。这种认识
已经成为当时统治阶级和所谓“正统”文人的共同文化心态,并且符合“华夷之辨”的正统逻辑思维。
早在春秋时期,中原诸国就已产生了“华夷之辨”的观念,并将“华夷观”引入到列国政治斗争之中,进而
演变为“尊王攘夷”观。秦、汉相继建立大一统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后,更是进一步强化华夷观,并以此
作为强化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的重要思想理论武器。有研究者认为:“秦汉以来,为适应封建大统一需要
①
…
…逐步形成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系统观念,使这些称谓具有具体的方位性含意,而且这些称谓
也逐步被赋予了歧视、侮辱性的内容。”②“以夏化夷”成为汉朝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官员和知识精英的重要
使命之一。班固在肯定文翁兴学作用之时,就借用了孔子“有教无类”之言,以此表达文翁治蜀乃是“用夏变
夷”,进一步强调华夏文化正统。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作为官方统治思想的地位得以确立,
到东汉明帝时期更是大兴儒学,儒学的统治地位已是不可撼动,而班固作为明帝时人,深受儒学熏陶,因此在
编撰《汉书》时,是以中原文化中心的视阈来看待巴蜀文化。他为了宣扬“汉德”和儒学正统,极力将朝廷派往
蜀地的文翁塑造成为教化“蛮夷”的典型代表乃至拓荒者,并将蜀学之兴纳入到汉王朝德治的框架体系之下。
余英时先生认为:“在文翁的时代,循吏的特征是‘因循’和‘无为’,因为这才符合文、景两朝崇尚黄老之治的
要求。文翁在蜀实行教化则是本于他个人平素所持的信念;这种信念只能源于当时在社会上流行的儒教大
传统。”③文翁虽非中原人,但作为朝廷派来治理蜀地的代表,也自觉地以传播汉朝仁德和华夏文化为己任,
故而“仁爱好教化”。如果文翁不具备这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共同心态,他反而会成为统治集团中的异
类。因而文翁将巴蜀之地视作蛮荒之域,“欲诱进之”,乃是西汉时期正统逻辑演化的必然结果。“文翁化蜀”
这一历史故事的构建过程和历代的传播,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促进大一统的国家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但也同
时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地域歧视和文化偏见,将“文翁化蜀”塑造为汉代蜀地从野蛮落后向文明先进转化的标
志,未能客观反映古蜀文明的发展及在中华文化共同体演进中的地位与作用。
古蜀文明源远流长,创新创造了与中原文化可以并驾齐驱的“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等。秦并巴蜀
以后,古巴蜀文化与中原华夏文化相互交流交融,进一步推动了巴蜀地方文化的发展。尽管蜀人在语言、风
俗等方面与中原人有一定的区别,但是秦汉时期蜀地文化教育一直比较发达,尤其是民间“私学”较为发达。
正是因为如此,才在“文翁化蜀”之前,培育出司马相如这样“文章冠天下”的文学宗师,也才会产生落下闳这
样的天文学人才,以及“天数在蜀”的文化现象。所谓“文翁化蜀”之“化”乃是文明对野蛮的教化,但是西汉初
期蜀地文化并非大幅落后于中原文化,成都更非蛮荒之地,因此何来“化蜀”之说? 秦灭巴蜀以后,华夏文化
随着秦政权在蜀地的建立和巩固而逐渐成为主流文化,原有的古蜀文化在国家强权作用下与中原文化逐渐
融合,推动蜀地产生新的文化体系,这个过程既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发展进程,也是蜀地新文化的形成进
程。
其次,文翁兴学的作用,并非如后人所说,有着巨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有相当大的局限性。据《汉书》记
载,文翁兴学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选派郡县小吏赴长安求学,“受业博士,或学律令”,“数岁,蜀生皆成就还
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二是“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
子”。其第一种方式的兴学,主要是为了培养蜀地所需官吏,其中优秀者被文翁推举外任为官。但是这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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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葛剑雄《中华文化自信的根由》,《北京日报》2019年10月14日,第15版。
侯绍庄《论“四夷”称谓的变化》,《贵州民族研究》1995年第3期,第62页。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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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子数量不多,归蜀后多为基层小吏,非以传播文化为主。由于可以通过求学做官,故对推动蜀人前往京师求
学起了积极作用,致使“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第二种形式的兴学,即创办学官,基本上是以吏为师,入
学者以学习律令为主,并参与一些公务活动,“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
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由于入学官者都享有一定的特殊待遇:一是“除更
徭”;二是学成之后可以安排工作,“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三是这些学官弟子经常出入官场,参与
相关的公务活动,在百姓之前有一定颜面。因此,学官也具有一定的诱惑力,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巴蜀子弟
向学之心,“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① 由此可见,文翁兴学是以培养基层小吏为主,由
于把兴学与仕进相结合,使基层官吏的培养有了新途径,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的发展,特别是有利于
强化中央王朝向心力和中原文化影响力,因而起到了一石数鸟之功效,故得到汉武帝肯定,下令加以推广。
但文翁兴学与先秦时期的官学和民间私学是有较大区别的,可以说它只是一种官吏速成培训学校而已,对于
蜀地文化整体发展的实际作用非常有限。从现有史料来看,“文翁兴学”直接培养的学生,除了为官为吏外,
在文化、学术和教育等方面并没有培养出特别突出之人。
再次,蜀学之兴并非始于文翁。“文翁兴学”的历史贡献主要在于重启地方官学。《汉书》记载:“至武帝
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②《汉书》的记载,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误解,以为中国兴办
地方官学是从文翁兴学才开始的。实际上,中国兴办地方官学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夏商周时期即已有了地
方官学。《孟子·滕文公上》:“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
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③校、序、庠皆地方官学。春秋时期,周王朝衰微,天下分裂,私
学、家学日渐兴起,教育的重心逐渐由“学在官府”转向学在民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④。战国时期,各国
民间教育更加发达,游学之风盛行。秦朝建立后,秦始皇为了加强君主专制统治,焚书坑儒,以吏为师,禁止
地方办官学与私学。但秦朝存在的时间毕竟较短,秦灭以后,各地私学、家学多有恢复,但地方官学却未复
兴。秦并巴蜀比灭六国早近百年,秦在巴蜀设置郡县,委派官吏,加强管理,蜀文化与秦文化很早就有机地融
合成为一体。秦始皇统一六国,继而实行文化专制政策。这些文化专制政策主要是在北方原六国所在地进
行,而远离中原的巴蜀之地是否也实施了严厉的文化专制政策,现在缺乏相关史料加以证明,但从汉初司马
相如、落下闳等人所取得的文学和科学成就来看,他们青少年时无疑接受了系统的一流水平的教育,因而可
以初步认为秦朝文化专制政策在蜀地的作用相对较小,至少在汉初蜀地的私学和家学应是较为兴盛。在客
观评价文翁兴学的功绩时,要充分地认识到文翁兴学的局限性,认识到蜀学之兴并非始于文翁,地方办学更
非始于文翁,文翁的功绩主要在于恢复了被秦朝禁止的官学而已。当代知名学者王文才先生断言:“旧论两
汉蜀学者,咸谓文翁兴教,英伟挺生,迄东京而大昌。然蜀学之兴,由来尚矣,非自文翁始也。”“学亦别有所
承,是蜀学本有渊源,非自文翁倡教始也。”⑤可以说,此一论断应符合历史事实。
最后,相比文翁治蜀对巴蜀地区文化发展的功绩,我们也不应忽视司马相如对蜀学的推动作用。班固
《汉书》记载:“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
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故孔子曰:‘有教无类。’”⑥班固高度肯定了文翁与司马相如都对汉代巴蜀
文化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后人对“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这句话多发生误读,不少人都理解为“文
翁倡其教”,与“相如为之师”是前后递进关系,即文翁倡导教育,创办了学官,让相如为老师。实际上,班固所
写“相如为之师”,并非是指为学官之师,而实指为人师范、楷模之意,即司马相如乃是蜀地学人效法之榜样。
晚清民初之学人李详在《愧生丛录》中对此有所分析,他认为:“蜀承文翁之教,王、杨文章,师法相如而已,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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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以上引文皆出自班固《汉书》卷89《循吏传》,第3625-3626页。
班固《汉书》卷89《循吏传》,第3626页。
《孟子》卷5《滕文公上》,万丽华、蓝旭译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05页。
李梦生译注《左传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0页。
王文才《两汉蜀学考》,巴蜀文化丛书编委会《巴蜀文化论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302页。
班固《汉书》卷28下《地理志》,第16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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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相如与文翁关系再辨析———兼论汉代蜀地文化名人大家辈出的原因
①
亲为之师也。” 牟歆博士也有专文对此论述。司马相如的汉大赋为汉代文坛冠冕,文采卓绝,的确无愧为蜀
地子弟之师法,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榜样作用,才激励着蜀地文人学子不断地攀登文化高峰,如扬雄毕其一生
的文学创作乃至人生经历都在模仿司马相如。
文翁在蜀地担任郡守期间,兴办教育,促进了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融合,对蜀人崇文重教风气的
形成、对后人的示范和导向性作用等都是值得肯定的,其功绩和作用自不可否认,但也不宜拔得过高,更不能
将西汉甚至后代蜀地人才之兴盛和教育之发展都归功于文翁一人。时至今日,更不宜再以居高临下的教化
心态来看待文翁兴学,而应还原巴蜀文化真正的价值与高度。如果不从中华文化共同体构建的视阈来看待
西汉蜀文化发展和人才勃兴,如果不摒弃长期盛行的中原文化正统观,不摒弃中央文化中心观视阈下的地域
歧视和文化偏见,不充分认识到汉代是中华多元文化融合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不同区域的文化对于中华
文化的形成皆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就会形成“文翁化蜀”之前蜀地是一个蛮荒未化之地的观念,也就会误将
经学在蜀地的传播和教育在蜀地的兴起都看作是文翁兴学的产物,自然也就乐于接受司马相如“东受七经,
还教于民”的说法。
四
汉代蜀地涌现众多文化名人的原因
自古以来,巴蜀地区人杰地灵,人才辈出,乃至于后来出现“自古巴蜀出文宗”的文化现象。西汉时期,西
蜀即产生了司马相如、王褒、扬雄三大汉赋名家,“文章冠天下”,在历史上有着极高的地位和影响;出生于阆
中的落下闳,也是一位杰出的天文学家,其创制的《太初历》对中国历法影响深远;严君平更是当时的大思想
家,虽隐居成都市井,以卜筮为业,但所作《老子指归》等书,对后世亦有较大影响。
缘何西汉时期巴蜀地区会突然涌现出如此众多的文化名人和文化大家呢? 这令很多人都感到不可思
议。正如一位当代学者所说:“像司马相如这样一位继屈原之后的当时中国最杰出的文学家,不是产生在中
原,而是出现在僻居西南的蜀郡成都,令人感到万分惊异和不解。”②
如果从中原正统视阈来看待汉代蜀地,自然会认为蜀地偏僻、愚昧、野蛮、落后,由此极易产生地域文化
歧视和文化偏见,当然就会对“文章冠天下”的司马相如等出现在蜀地感到不解。但如果撩开历史的迷雾,就
会发现这一切的出现决非历史的偶然,在种种偶然现象的背后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存在。
首先,古蜀文化高度发达,以成都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为司马相如等西汉
文化名人大家的出现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巴蜀地区历史悠久,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大约在距今200万年前,川东巫山地区出现了早期人类
的踪迹;距今3.5万ꢀ4万年前,在今四川资阳等地已经出现了晚期智人的活动;距今4500多年前的新石器
时代晚期,形成了以宝墩文化为代表的早期城市文明和国家雏形;距今3800ꢀ2500年间,在成都平原形成了
以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金沙文化为代表的古蜀文明,高度发达的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良渚文明并称为中
国上古三大文明。但是,在20世纪中叶以前,世人对古蜀文明的认识仅停留在西汉以后撰写的《蜀王本纪》
《华阳国志》等少量文献记载以及民间传说中。如《华阳国志》称:“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周失纲
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③由于“这些文献对早期蜀国历史的记载内容较为简略,对有
些人和事语焉不详,甚至还带有若干神话传说色彩”,因而“后世研究者多对这些文献持怀疑态度,甚至有人
认为这些文献所载非信史,只是历史传说”。④
20世纪以来,随考古学的兴起,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中国早期文明起源是多元的,除了黄
河流域以外,长江流域、淮河流域、辽河流域等众多区域都是早期文明起源地。半个多世纪以来,成都平原系
列考古新发现,使曾经的历史传说逐渐变成了历史传奇,古蜀历史谜团逐渐得以解开。大量早期文化遗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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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李详《愧生丛录》卷1,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龚克昌《中国辞赋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54页。
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3《蜀志》,第113、118页。
何一民、陆雨思《从历史传说到历史传奇:重新认识先秦时期成都的都城历史地位》,《天府新论》2017年第2期,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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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以成都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地区是中华文明起源地之一。以宝墩古城遗址和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史前城
址群,以十二桥遗址、金沙遗址、商业街船棺遗址等为代表的战国古蜀遗址群相继发现,犹如证据链将支离破
碎的古蜀历史片断连接起来,揭开了扑朔迷离的古蜀王国的神秘面纱,见证了成都平原远古文明的辉煌成
就。从世界而言,城市、青铜冶炼和礼制建筑等是构成早期文明的几大要素,这些文明要素在三星堆遗址中
不仅已经同时、集中地出现,而且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标志着长江上游地区已经进入文明时代。“文化
面貌上,三星堆与中原地区商文化的发达程度虽不是并驾齐驱,但在某些方面,如文化的想象力和艺术的创
造性上,却似远超商人”。① 巴蜀地区一系列早期考古遗址的发现,亦证明了巴蜀文明的悠久与文化的先进。
由此可见,历史上所形成的古代巴蜀地区野蛮落后的观点,实际上是“华夷观”所形成的地域歧视和文化
偏见的产物。古蜀文明的高度发达和长期积累,为西汉产生司马相如这样的文学宗师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举一个小例子加以说明。司马相如为何精通音乐韵律,并具有很高的音乐素养? 这与古蜀音乐文化长期盛
行有着密切的关系。开明王朝最后一位国王就是音乐爱好者,据《华阳国志》记载,开明王喜爱一个武都女,
该女“居蜀之后,不习水土,欲归。蜀王心爱其女,留之,乃作《伊鸣之声》六曲以舞之”②。后来,武都女早逝,
开明王又“作《臾邪歌》、《陇归之曲》”以怀念。 由此可见,开明王具有很高的音乐素养,不仅喜好音乐,而且
还能创作乐曲。因此可以释解,不仅司马相如通晓音律、善弹琴,而且卓文君也精通音律、善弹琴,两人在不
同的城市、不同的生活环境中成长,接受不同的教育,但都具有很高的音乐修养,并非偶然,这正是长期以来
蜀地民众爱好音乐、音乐教育普及发达的一种明显表征。
③
其次,秦并巴蜀以来,繁荣发展的城乡经济,为司马相如等西汉文化名人的兴起创造了重要的经济条件。
秦并巴蜀后,将古蜀文明纳入到中华文明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历史进程中,从而使西蜀地区出现新的发展
和新的特点。秦汉西蜀的发展是以统一的国家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的建立为基础,以传承和发展古蜀
文化与中原文化为主线,以都江堰水利事业等的开拓创新为条件,以农业的大发展和工商业的繁荣为动力,
以文化教育的发展为支撑。
秦统一巴蜀后,蜀地被秦国赋予战略基地和粮仓的重要功能。为了大力发展蜀地农业,秦国开始在成都
平原大规模地治理水患,蜀郡守李冰在总结前人治水经验的基础上,兴建都江堰,将岷江之水化害为利,千百
年来滋润着成都平原大地,带动着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创造出了无穷的财富,故而后世之人将“天府之国”
的美誉从关中地区转赠予成都平原,“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
‘
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④。成都平原农业的持续发展,不仅为成都城市人口
的增加提供了充足的粮食,也为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生产资料,从而推动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
展。秦汉成都手工业相当发达,尤以盐业、冶铁业、纺织业、漆器业、金银制品业等发展突出,堪称天下翘楚。
秦汉两朝都在成都设有大型的官办手工业作坊,秦代称“东工”,主要管理冶铜、制造兵器、制作漆器等官营手
工业作坊,各作坊规模较大,工匠总人数在5000人以上,其中仅冶铜工匠等便有2000多人。西汉建立后,又
在“东工”之外另设“西工”,规模远比“东工”更大,工匠总人数最多时达万人以上,其内部分工细致,仅工官等
管理人员名目就达12种。汉代成都商业之盛,超过了开明时期和秦代,在全国各大都市中名列前茅。从成
都、新都、广汉等地出土的汉画像砖所绘图案,可以清晰地看到汉代成都商业的盛况:商铺林立、商品琳琅满
目,人头攒动、人流如织。左思《蜀都赋》赞称成都:“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
纤丽星繁。都人士女,袨服靓妆。贾贸墆鬻,舛错纵横。异物崛诡,奇于八方。”⑤“世平道治,民物阜康。”⑥汉
代成都已经发展成为秦岭淮河以南唯一的大都市,其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繁荣程度实堪与北方大都市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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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高大伦、郭明《三星堆遗址古文明的长度宽度和高度》,《四川文物》2016年第6期,第82页。
扬雄著、张震泽校注《扬雄集校注·蜀王本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50页。
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3《蜀志》,第123页。
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3《蜀志》,第133页。
左思《蜀都赋》,萧统《文选》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4页。
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3《蜀志》,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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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相如与文翁关系再辨析———兼论汉代蜀地文化名人大家辈出的原因
肩,故成都被列为“汉代五都”之一。经济是上层建筑的基础,没有发达的经济支撑也就没有繁荣的文化,正
是秦汉时期成都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兴盛,并为司马相如等文化名人大家的出现创造了经济条件。
第三,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的交往交流交融与互学互鉴所形成的开放包容与崇文重教传统,成为司马相
如等西汉文化名人大家兴起的内在原因。
四川盆地相对闭塞的地理位置和盆地内优越的自然环境,决定了成都平原早期人类文化发展的独特性。
这种文化上的独特性和区域性,并不意味着古蜀文明是封闭孤立的。成都平原,“就南北方向而言,它恰好位
于黄河与长江两大巨流之间,亦即中国古代两大文明发展的地区之间,既是我国西部南北交通的孔道,又成
为我国南北文明的汇聚之区。就东西方而言,它正当青藏高原至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地带,又是西部畜牧
民族和东部农业民族交往融合的地方”①。这种地理位置的特点,使成都平原自古就是多种文化的交汇交融
之地,古蜀文化正是在各种文化不断交流交融中发展起来的。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金器和玉器来看,三
星堆文化与中原夏商文化既呈现明显差异性,也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毫无疑问,三星堆文化吸收了中原夏
商文化的许多要素;另外,三星堆出土的部分文化遗存,也显示出与西亚文化有一定的联系。 三星堆、金沙
遗址出土的璋、璧、戈等形制,也反映了殷商礼仪文化对蜀文化的渗透;殷墟出土的有领玉璧,也与三星堆、金
沙出土的有领玉璧相似,中原青铜器的云雷纹、饕餮纹等在三星堆、金沙青铜器或玉器上也有所发现。 以
成都为中心的南方丝绸之路很早就已经出现,蜀地与西南地区、和东南亚诸国通过南方丝绸之路,在经济和
文化等方面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史载:“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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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④ 秦并巴蜀后,“乃移秦民万家实之”⑤,
大
规模地向巴蜀地区移民,也促进了中原文化与巴蜀文化的融合。秦国还多次向巴蜀之地流放官员或迁徙豪
富。如嫪毐、吕不韦等在政治斗争中失势后,其家属、宾客都曾流徙蜀地。秦灭六国后,相继将六国之民向巴
蜀地区迁徙,移民将原住地的文化带到巴蜀地区,进一步促进了巴蜀地区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交融。以成
都为中心的蜀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就是各种文化不断碰撞融合的发展过程。成都从先秦至汉代经历了
几次大的移民,每次大移民均带来了新的文化因子,带来了朝气和活力,从而使巴蜀文化具有很强的开放性
和包容性。正是多元文化的交流、融合所形成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使成都城市文化在秦并巴蜀至汉初的百余
年间出现了很大的发展,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形成了崇文重教的社会风气。
关于西汉以前蜀地的教育活动,并无文献有明确记载,但其他相关资料的记载和重要人物的涌现也表征
了教育的发展状况。早在周代,蜀地的文化教育就较为发达,尤其是天文学和数学十分发达。所谓“天数在
蜀”,就证明蜀地有着悠久的文化教育传统。早在东周时期,蜀地就出现了一位杰出的天文学家苌弘,《淮南
子》载:“昔者苌弘,周室之执数者也”,他对“天地之气,日月之行,风雨之变,历律之数,无所不通”。⑥ 苌弘不
仅在天文数术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而且学识渊博。据《史记·乐书》记载,孔子曾拜访苌弘,向其请教“乐”的
知识等。 苌弘虽然长期在中原服务于周王室,但他早年受学和重要知识积累是在蜀地。不仅苌弘如此,落
下闳也是在蜀地成长而在中原扬名的杰出天文学家。从他们的成长来看,除了自身的天赋超群外,蜀地文化
教育无疑为他们成长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天文算学知识如果没有师承,很难自学成才。但蜀地的文化教育,
主流并非以官学为主,而是以私学为主的民间教育。《史记》记载,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
之曰犬子” ,但《史记》并未记载司马相如读的是什么书、其师承是谁、从司马相如后来所写的各类作品来
看,显然阅读了大量的先秦时期名家诗文以及儒家经典著作。据蒙文通先生研究:“司马相如少时,文翁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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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⑧
童恩正《古代的巴蜀》,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段渝《成都通史》卷1《古蜀时期》,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24-329、385-389页。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彭县西周窖藏铜器》,《考古》1981年第6期,第496-499、555页。
司马迁《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第2995、2994、2993页。
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3《蜀志》,第128页。
刘安等著、许匡一译注《淮南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90页。
司马迁《史记》卷24《乐书》,第1228页。
司马迁《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第29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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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蜀置学,就相如文章按之,其所用词语多本《六经》,是知蜀于文翁置学之前,六经之学已传于蜀矣。”①另据
李凯教授研究,“司马相如作品中的儒家思想表现极为突出”,“首先表现为维护国家的中央集权,主张‘大一
统’的观念”,这在司马相如出使西南时所撰《难蜀父老》一文中有深刻的表现;“相如作品中表现的儒家思想
之二是要求君王节用爱民、以德治国”;“其三是强调礼乐教化”;“其四是司马相如整个作品创作中的儒家文
艺观”。② 另据牟歆博士研究,司马相如的文学作品具有“小学之宗”、“古诗之流”、“博物征实”、“制礼作乐”
等四大经学特征。 种种迹象表明,司马相如早在出蜀之前就已深入系统地研习过儒家经典著作和先秦文
学大家之作,其学养渊深。由此可见,司马相如成为文学宗师,并非文翁兴学、“东受七经”的结果,他的横空
出世与文翁兴学以诱导蜀人以学求官是两种不同的路径。
③
由此可见,在秦并巴蜀后的百余年间,包括儒家经学在内的中原文化在蜀地普遍传播,民间私学教育也
十分盛行,而儒家经典学习应是私学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西汉时期,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蜀地文化名人大
家的兴起,正是多元文化交流交融的结果。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等人不仅在蜀地受教成长,而且活跃在全国
政治、文化中心大舞台上,他们的思想、观念和文学艺术达到当时的最高水平,并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这充
分表明西汉巴蜀文化已经融入到中华文化共同体之中,巴蜀士人对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五
结论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司马相如与文翁之间并无任何关系,司马相如既非文翁学官弟子,更非私淑弟子,司马相如从未被
文翁所遣“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也没有任何确切的史料说明两人曾经相识,司马相如的受学成长实为蜀文
化所涵育,但此时的蜀文化已是中原华夏文化与古蜀文化相融合所形成的新文化体系。
第二,“文翁兴学”的功绩被后人不断拔高,以致将汉代蜀文化的发展,名人大家的辈出皆看作是“文翁兴
学”的结果,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东汉以降,历代文人学士强调“文翁兴学”的作用,主要目的在于将西汉巴
蜀文化名人大家的出现,纳入到中央文化中心观和中原文化正统观的解释框架下,强调汉朝仁德与儒学正
统。“文翁兴学”对蜀地文化教育的发展起到一定促进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强化大一统国家认同与
中华文化认同,但是由此催生和助长的地域歧视和文化偏见以及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文翁化
蜀”之说在过去对世人产生了严重误导,今后不能再误导了,必须予以纠正。
第三,司马相如、王褒、严君平、扬雄等一批西汉蜀地文化名人大家的兴起,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既与古蜀文明的发展传承有关,也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立和多元文化的汇聚、交流交融、互学互鉴有着
密切的联系。这些文化名人大家的出现看似各具偶然性,但在种种历史表象背后实际蕴藏着历史的必然。
秦汉时期是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华文化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虽然以黄河流域为主体的华
夏文化在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占据核心地位、起着主导作用,但其他非华夏区域的文化对于中华文化
共同体的构建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正是中原文化与蜀文化的交流交融所产生的新文化,涵育了司马相如
等名人大家,而他们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另外,还需指出的是,西汉时期以司马相如、王褒、扬雄为代表的蜀地文化名人大家,之所以能够“文章冠
天下”,在历史的天空中闪耀着永恒的光芒,还与他们个人的奋斗努力、走出蜀地、进入全国政治中心城市有
着密切的关系。正是在大一统国家的中心舞台上,他们才实现了华丽的转身,成为影响历史的杰出人物。如
果他们未能走出四川盆地,也许就只是被湮没在泥沙中的金子而已。
[责任编辑:凌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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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文通《治学杂语》,蒙默编《蒙文通学记:增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7页。
李凯《司马相如与儒学》,《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120-122页。
牟歆《论“相如为之师”———司马相如的经学涵养及对后世蜀学的影响》,第163-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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