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卷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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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年9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ꢂ
Vol47ꢀNo5
Septemberꢀ2020
反省与创造: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构建
陈ꢃ峰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济南250100)
(
ꢃꢃ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在反省总结的基础上为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行了重要探索。白
寿彝、瞿林东、田昌五等学者较早提出建设构想,或着眼于总结发扬中国传统史学遗产,或从反省以往运用马克思
主义研究中国历史存在的误区入手,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规划蓝图、设计路线。近40年来,中国特色马克
思主义史学建设取得了若干富有创造性的成果,突出表现在中国社会形态、世界史体系以及相关的通史编纂方面,
集中于对五种生产方式学说的反思与超越。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构建,将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推向一个
新境界、新高度,并在处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材料以及西方史学的关系上留下了诸多启示。
关键词:改革开放;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特色
中图分类号:K09ꢃ文献标识码:Aꢃ文章编号:1000-5315(2020)05-0144-11
收稿日期:2020-02-14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的构建与兴起研究”(19AZS002)的阶段性
成果。
作者简介:陈峰(1976—),男,山东潍坊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五四以后诞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本质上是西学作用于中学的产物。作为外来学理的马克思主义,
必须与中国历史材料、中国本土经验不断磨合,才能真正融为一体,建构为一种精密、完备的学术形态和学术
体系。这就是说,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开始引入中国史学领域,即面临本土化、中国化的问题。以往中国
马克思主义史学出现的种种偏差,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中国化不足,甚至是与中国历史本体的背离。中国
化的程度越高、越充分,则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越成熟、越完善。中国化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内
在要求和必然趋势,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走向成熟鼎盛的关键所在。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山之作,是1930年问世的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作者以恩格斯《家
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自期,显然尚处于模仿因袭的初级阶段。同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论
著,也普遍笼罩在公式主义之下,成为若干域外作品的中国版。直到1940年前后,“学术中国化”运动兴起,
出现“历史唯物论的中国化”①的呼声,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全面开启,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侯外庐即是
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典范。但1949年以后,中国史学受到苏联史学的制导,成为苏式马克思主义史学
的影子。即使中苏交恶期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未能根本摆脱苏联模式。改革开放以后,以往被视为金
科玉律的公式教条终于被打破,苏式马克思主义成为可以反思的对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空间再
度打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告别了依傍他人的时代,开始了独立的探索和创造。改革开放新时期,学术界
①
金灿然《中国历史学的简单回顾和展望》,《解放日报》1941年11月22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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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ꢃ峰ꢃ反省与创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构建
建立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尝试与努力,将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推向一个新境界、新高度,成为当前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重要基础,值得进行系统回顾和总结。
一ꢃ建立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设计和构想
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后,中国史学会随之呼吁“建设具有中国气派和
当前时代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进行创造性的研
究”。①
率先发声的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元老白寿彝。1983年,白寿彝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的一次讲话中提
出,通过研究和总结中国史学遗产的特点,“建设一个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张。他认为,建设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能仅搬用马克思主义现成的词句,应该体现中国的民族特点,是用马克思主义解决
中国历史的问题、中国历史学的问题的创造性工作,“建设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是在我们过去
的历史学的基础上,在对我们对过去的史学遗产的总结的基础上来进行工作”。②
白寿彝拟议从四个方面总结继承中国史学遗产,推动建立具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第一,发
掘、阐述、发展中国历代史学家、思想家的历史思想、历史观点;第二是整理历史文献工作,在三、五年内完成
一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历史文献学;第三是史书编纂问题,认为目前通行的章节体接近于纪事本末体,存在
很大弊病,不能详细论述典章制度和再现完整的人物形象,进而主张融汇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过去
各种体裁的长处,根据所撰史书的内容,加以适当地调整与创新;第四是历史文学,要做到“文史不分家”,历
史工作者当以历史为主,但不能不要文学。他还表示,治史的最大目的是撰写史书,把历史研究的结论传达
给更多读者,产生更大的社会效果,而作专门论文只是为撰写史书做准备。在西方史学的影响下,中国近代
史家以专题研究、论文写作为首要,相对轻视史书的撰写。白寿彝试图恢复中国古代史学重视史书编纂的传
统。但白寿彝并不反对借鉴外国史学,认为这也是一条重要途径。鉴于诸多学术领域都带有国际性,白寿彝
主张必须研究外国的历史书和历史学来丰富中国历史学自身。与此相关联,有必要进行中外历史的比较研
究,通过比较,发现共同之处和在共同基础上发生的差异,从而深入把握中国历史的特点。
上述建设路径,是基于近代以来对传统史学的忽视以至鄙薄而作出的反思。近代学者过于强调推陈出
新,破旧立新,对传统史学否定大于肯定,批判多于继承,注重现代理论方法的运用,而对中国古代史学宝藏
发掘不够。白寿彝力图借助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研究,主要是史学遗产总结发扬,赋予当代中国史学一种民族
的特点,不失为建立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条可行之路。
沿循这一思路展开进一步思考的是瞿林东。瞿林东从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文化建设的相关论
述出发,对“建立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问题进行了阐述。瞿林东认为,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必须
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的论断,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论
点,确立了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理论原则。据此,瞿林东指明,建设具有中国民
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应当着眼于科学的内容和民族的形式两方面。所谓科学的内容,是“要求历史研
究和历史撰述能够真实地反映历史的进程和规律,恰如其分地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对前人在生产斗
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的经验教训作出唯物的和辩证的总结,厘清并阐释历史文化遗产的精华和糟粕,
等等”。科学的内容,应该是“理论、材料和正确的结论的统一”,“史德、史识和史学的统一”。他强调,科学的
内容“应当充分体现民族的特点,这在历史科学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谓民族的形式,应包含“史学工
作者的思想形式、史书的编撰形式和文字的表述形式这几个方面”。③
由上可见,瞿林东以毛泽东的论述为依据,主要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探讨了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马
克思主义史学的目标和要旨,其中特别突出了中国传统史学的作用。这与白寿彝的认识相呼应。略有不同
的是,白寿彝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并无具体提示,更多考虑如何充分发挥中国传统史学的优长,而瞿林东的
①
②
中国史学会秘书处《中国史学会将讨论开创历史学新局面问题》,《光明日报》1983年1月26日,第3版。
白寿彝《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1983年4月6日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讲话》,史念海主编《文史集
林》第1辑,《人文杂志社丛刊》第4辑,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出版发行室1987年发行,第12页。
③
瞿林东《关于历史科学的民族特色问题》,《光明日报》1984年2月8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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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点则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引,改造利用中国传统史学,力图将二者结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前提和重心,在于正确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往马克思主义
史学出现失误,其症结多在于此。田昌五的思路正是循此展开的,他在《世界历史》1984年第1期发表的《建
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一文,更是鲜明地论述了完成这一学术使命的路径。田昌五指出,首要
问题是正确认识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只是对一些基本历史因素作了科学的规定,而
没有、也不可能对所有的历史因素及其错杂的关系一一作出规定。而且,对那些基本的历史因素,也只是就
其本质的特征作出规定的。它们还有一些非本质的特征,是历史唯物主义所没有、或没有完全包括的”,因
而,“在历史的运动中,起决定作用的环节,因事、因时、因地而不同,要具体进行考察”。① 这就是说,唯物史
观为历史研究提供的是基本的原则指导,但没有制定具体的历史理论,也没有包办具体的历史研究,不能将
其作用扩大化、绝对化。所以,他后来一直强调:“要从历史实际出发去追寻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能从
任何定义或概念出发,即使这些定义和概念出自马克思主义。”②他所谓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能应
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于本学科,得出历史唯物主义中所没有的理论,就是发展了” 显示出对长
期禁锢人们头脑的教条主义的一种大胆突破。其次是要摆正一般规律和特殊性的关系。田昌五强调,历史
不同于社会发展史,应着重研究它的特殊性,研究一般历史规律在其中的具体体现,形成有血有肉的中国历
史。他特别强调的是人类历史在社会发展阶段上具有的差异。再次是要注意历史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相统
一。田昌五揭出了一个长期被忽略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考察社会经济形态时运用的“不是历史的
方法,而是逻辑的方法”,舍弃了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多样性、偶然性、曲折性,然而他认为历史研究不能单纯应
用逻辑的方法,而需“应用历史的方法,在对具体历史的叙述中展示出它的发展逻辑来”。田昌五所针对的是
以逻辑方法混淆和代替历史方法的简单做法。最后是克服欧洲中心论的问题。将西方理论、欧洲历史普世
化,消解了中国历史自身的特点,由此产生的史学,必定是清一色的,而非中国特色的。要建立中国特色的马
克思主义史学,必须跨越这一障碍。田昌五认为,对外来理论不加分析,机械套用,势必要导向欧洲中心论,
造成依照欧洲历史剪裁中国历史之弊。因此,他主张中外历史应当在一种平等的地位上进行比较。田昌五
从反省以往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存在的误区入手,指明了应用理论的正确方法。他强调唯物
史观并非全知全能,不可能覆盖历史研究的全部工作。与以往历史研究旨在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同,他将
研究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作为本体和目标,最终构建起一套独特的中国历史体系。与白寿彝、瞿林东主要着眼
于改造利用中国传统史学遗产、彰显民族特色不同,田昌五更侧重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反思与重构,在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同时,“补充、丰富以至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④
③
,
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史学界兴起了一场旨在推动史学全面改革的“史学危机”大讨论⑤。这场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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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大程度上暴露了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危机。1986年,黄留珠通过分析既往马克思主义史学
的特点,指明这种史学在从革命转向建设的大背景下遭遇危机,与时代越来越不相适应,特别是无力回答社
会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进而认为,要化解危机必须进行史学改革,而改革的目标就是建
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史学,因而提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史学”的设想。在黄留珠看来,“新史学”的含
义包括四层:(一)以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二)以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当前社会改革服务为宗
旨;(三)以当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为装备;(四)以广义历史为研究对象。除此之外,新史学同时还必须是
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特色即中国史学在数千年的发展中形成的独有的风格和特点。如果不具有民族的风
格与特点,中国史学将是缺乏生命力的。他还特别强调要重视中国史学传统研究方法的继承问题。一言以
蔽之,“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史学,将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现代科学技术和中华民族优秀史学传统的完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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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田昌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世界历史》1984年第1期,第16页。
田昌五《建立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历史文化论集》,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43页。
田昌五《史家与史观———史学新论之三》,《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第40页。
田昌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世界历史》1984年第1期,第15、16、17页。
参见:朱发建《史学反思:新时期史学发展的逻辑起点》,《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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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体”。① 以上提议的关注点,在于如何使中国历史学适应新时代、新学术。论者从解脱“史学危机”的角
度出发,重新规定了中国史学研究的理论、宗旨、工具和对象,表达了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史学反思和史学改革
的要求。他的提议,较之上述几位学者稍嫌笼统,未明确冠以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名,但对超越传统模式、建设
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仍不无启发。
建立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已凝聚为新时期学者的共识,成为史学发展的重要目标。在除上述较
为系统的论述外,还有一些学者发表过零星的、片断的意见,从不同角度进行思考和探索。早在1982年,林
甘泉就提出:“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这是我们史学工作者必须认真
考虑的课题。”②陈高华认为:“史学改革的根本目的,应该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更好
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③胡如雷主张“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史学”,他所谓“特色”包括两个内容:
一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史学,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史学;二是具有民族的特色。 彭卫将“建立中国
特色的现代化历史科学”作为“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的制高点”,其特征是理论上具有思辩的深度,方法上多样
化的统一,方向上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传统史学与边缘史学相结合,功能上注重史学的应用,文风上生动、
④
⑤
晓畅、严谨、情趣的结合。 戚立煌也指出:“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科学,必须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这一现实密切结合并为之服务。”⑥留美博士贾宁也提出创立一门“有中国特点的与现代世界社会科
学相结合的‘新中国史学’”⑦。
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学者对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仍时有议论,但基本思路和方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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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并无二致。若将各种意见加以整合提炼,一张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蓝图基本可
以绘制出来。主要包括:以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为总纲,以中国传统史学和西方现代史学的理论方法为
辅翼,以中国历史为本位,以西方历史为参照。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坐标原点和根本命脉,舍此则无所谓
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是基座,舍此则无所谓中国特色。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核心要
义,是在历史研究中将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中国化。概言之,理想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既呈现为独
立的、个性化的形态,又是一个开放的、综合的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次转型创新和升级换代。
二ꢃ建设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创获
建设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一项系统工程,是中国历史研究的全方位变革,因而必然是一项长期
的事业,历经几代学者的传导接力才能达成。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规划蓝图、设计路线,已迈出了关
键性的一步,标志着思想认识上的重大突破;而将之付诸实践,形成一系列研究成果,则是更艰巨、更繁重、更
具实际意义的工作。令人欣喜的是,新时期以来,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下,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已取
得若干有创造性的具体成果,成为近40年来中国史学进步的主体部分。本文不可能对这些为数众多、包罗
万象的成果进行全面盘点,只能选取最具标识度的、宏观历史理论研究上的重要创获作一评述。大致而言,
新时期以来,宏观历史理论研究方面的成绩,突出表现在中国社会形态、世界史体系以及与之相关的通史编
纂上,集中于对五种生产方式学说的反思与超越。
在中国史领域,从1980年代开始,许多学者在唯物史观的导引下,围绕中国社会形态问题,进行了一系
列学术层面的新思考、新探索,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历史发展道路,力图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形态话语。学者
们逐渐认识到:社会形态理论不能直接当作客观历史规律;社会形态理论不只一种,五形态说之外还存在三
形态说;社会形态不是单线直进,而是多线演化的,东西方历史发展道路是不同的。
这些新思考、新探索是以反省检视五种生产方式理论为前提的。五种生产方式问题曾是一个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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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史学危机”刍议》,黄留珠《传统历史文化散论》,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0ꢄ194页。
林甘泉《加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光明日报》1982年11月3日,第3版。
陈高华《关于史学研究工作改革的一点想法》,《光明日报》1985年5月15日,第3版。
胡如雷《历史研究法刍议》,《河北学刊》1986年第4期,第59页。
彭卫《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的制高点》,《光明日报》1985年1月30日,第3版。
戚立煌《也谈历史研究的任务和目的问题》,《光明日报》1985年6月12日,第3版。
贾宁《来自大洋彼岸的声音:我国留美博士谈史学改革小议跨学科研究》,《史学理论》1988年第2期,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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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问题,数十年来吸引了众多学者投身其中,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一个成果最为密集的领域。论者
称:“新时期对五种社会形态的质疑,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挑战,而是对五种社会形态‘必经论’的否
定,唯物史观是认识和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思想,但五种社会形态‘必经论’是对马克思社会形态学
说的简单化和教条化,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歪曲和反动,是一种神秘主义学说。作为一种理论框架和发展
模式不仅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也不符合大多数民族国家的历史实际。”①在走出五种生产方式的铁律之
后,形形色色的中国社会形态理论得以涌现出来。②
晁福林主张冲破五种生产方式学说的制约,形成自己的话语系统,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形态理
论③。他提出的“氏族封建ꢄ宗法封建ꢄ地主封建”的社会分期说,一改将夏商西周作为奴隶社会的成说,认
为中国由夏商原始氏族社会直接进入封建宗法社会,夏商主要的组织形式是氏族,社会经济形态是封建制
度,可称氏族封建制;西周宗族是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宗法观念、宗法制度与封建制度紧密结合,可称宗法
封建制;东周时期则进入地主封建制时期,由氏族(宗族)与国家并存向编户齐民逐渐转型过渡。因此,以秦
统一为界,中国古代社会又可区分为“氏族时代”和“编户齐民时代”。④ 有论者认为,晁福林的新思考是在马
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内进行的,既继承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理念,关注宏观历史走向,又实践了唯物史
观所提供的方法论思想,特别重视经济的决定性作用。⑤
鉴于五种生产方式学说存在的歧义和模糊性,商传、王和等人以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为主要标
准,综合政治体制等多种因素,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考察判断,并对每一时期的特征作出全新概括:多元发展
的史前文化(夏以前);宗法集耕型家国同构农耕文明(夏ꢄ春秋战国);专制个体型家国同构农耕文明,含确
立与反复(秦汉ꢄ魏晋南北朝)、发展与成熟(唐宋ꢄ明中期)、传统中的变异:走向近代(明中后期ꢄ清中期)
三个阶段;向工业文明转轨,又分为两段,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世纪中后期ꢄ20世纪前期),包括传统
社会解体与近代化被迫启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小段,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现代化
推动(20世纪中后期),亦包括奠基与探索、定型与飞跃两小段。 这一分期特别注重社会结构的长期变化。
对五种生产方式单线直进说进行过系统清理的冯天瑜,认为中国历史可分为“氏族时代”“封建时代”“皇
权时代”“共和时代”四期,又可细分为“原始群时代”“氏族共同体时代(先夏及夏代)”“宗法封建时代(商代及
西周)”“宗法封建解体时代(春秋战国)”“皇权时代前期(秦至中唐)”“皇权时代后期(中唐至清)”“共和时代
⑥
(民国、人民共和国)”七期。他对长期习用的“封建”概念进行澄清,反对“泛封建论”,重新审视中国“封建社
会”问题,认为秦汉以后长期延续的社会主流是宗法地主专制社会,而非封建制社会。⑦
宣称“马克思在我心中”的刘泽华,提出了王权社会说。此说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形态的根本特点在于
“王权支配社会”。王权统治的社会,不是经济力量决定着权力分配,而是权力分配决定着社会经济分配。王
权ꢄ贵族、官僚系统,既是政治系统,又是社会结构系统、社会利益系统,在社会整个结构系统中居于主要地
位。而意识形态方面,王权主义是整个思想文化的核心。刘泽华承认,关于基础性的社会关系形态问题,运
用马克思主义有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所勾勒的社会关系,从总体上看最贴近历史,解释力最强。 不
过,刘泽华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时,秉持的是一种不拘泥于文句、“得意而忘言”的态度。
⑧
应当看到,近年学术界对中国古史体系和社会形态问题的重新思考,并不完全囿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范
畴。比如以时间概念或政治术语对古史的分期和界定,与唯物史观学说已渐行渐远。有学者注意到这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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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王彦辉、薛洪波《古史体系的建构与重塑———古史分期与社会形态理论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5页。
郭震旦《根植本土:当代中国史学主体性的崛起》,《文史哲》2019年第4期,第149页。
晁福林《探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形态理论》,《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第20页。
晁福林《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9ꢄ285页;晁福林《论中国古史的氏族时代———应用长时段理论的一
个考察》,《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112ꢄ114页。
⑤
⑥
⑦
《六十年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思想进程》,李振宏《当代史学平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07页。
曹大为《关于新编<中国大通史>的几点理论思考》,《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3期,第23ꢄ24页。
冯天瑜、陈启云、张国刚、郑大华《秦至清社会形态再认识笔谈》,《湖北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第109ꢄ110页;冯天瑜《“封建”考论(修订
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66ꢄ367页。
⑧
刘泽华《分层研究社会形态兼论王权支配社会》,《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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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呼吁坚持唯物史观取向的社会形态研究。从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看来,所谓社会形态主要是指社会经
济形态,因为只有从社会经济结构角度才能从根本上阐明一个社会的性质,因此,他们主张应当一如既往地
从社会经济结构的角度考察三代社会性质。 划分社会形态的标准,应当“以社会经济形态为主而不应当是
社会上层建筑形式抑或是历史时代的早晚”。② 不过,那些非唯物史观的对中国社会形态的思考,也是必要
的和有益的,它们提供的多元化的视角,也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中国历史。
①
总之,新时期以来的学者们试图从不同角度来把握中国社会形态的演变,创制与中国历史实际相契合的
概念体系。这些新的解释框架的效力当然尚待学术界的检验,这些新体系尚未得到普遍认可,甚至每种理论
体系都没有得到第二个人的认可。 究其根本,正如论者所指出的,历史分期作为一种知识形式本身具有反
历史的性质;历史分期的本质是人们为了使知识得到一种更简单、更有说服力的表述,把连续的历史内容依
照从某种特定角度选择的事实和一定的观念体系分为段落;历史分期的评价,难以用“正确”(correct)与否来
衡量,而应该用“可取”(valid)与否来衡量,即依据一个分期体系所能够有助于历史叙述和解释的程度来衡
量。 任何分期方案都不能与实际的历史过程密合无间,都不是终极完美的。尽管如此,学者们大胆的探索
与尝试,为建构基于本土经验的中国史观,塑造“中国历史哲学的学科体系”,做出了可贵的努力⑤。
有关社会形态问题的探索成果,最鲜明地体现在通史编纂上。大型通史是各领域历史研究成果的集成
和总汇,是某一时期学术水准的集中反映。建国后占主导地位的是“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以经济发展为骨干,
以阶级斗争为动力”的中国通史体系。这类通史的目的在于论证马克思等革命领袖所说的人类社会历史发
展规律,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中揭示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阶级斗争成为贯穿始终的基本线索。 从
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到翦伯赞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郭沫若主编的《中国
史稿》,开创并延续了这种通史模式。
③
④
⑥
新时期以来,史学界认识到以往的通史模式过于僵化,开始探索新的体系和体例,兴起重写中国通史的
热潮。白寿彝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堪称最重大的成就。这部《中国通史》集中反映了20世纪八九十
年代中国历史研究所达到的水平,戴逸就称:“这是一部空前的巨著,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界的压轴之作”,
“
最全面、最详尽、最系统,是真正的通史”。⑦
在历史分期和社会形态理论上,《中国通史》较以往有所变通,显示出新的气象。全书采用“远古时代”
“
上古时代”“中古时代”和“近代”命名历史阶段,但仍以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作为基本线索。书中尤能注意到
社会转型时期“多种生产关系并存”的历史特点,克服以往公式化和简单化之弊。例如以不同历史时期的剥
削阶级、劳动阶级身份上的变化,阶级关系的变化,剥削制度的变化,作为封建社会的分期标准。少数民族在
不同历史时期的阶段性发展,也是划分封建社会阶段的标准之一。 这样,社会形态的区分更加精细,顾及
更多因素,没有简单套用五种生产方式学说,基本接近于编者自期的“既反映历史的规律性,又反映历史的丰
富性”⑨。据学者观察,白寿彝的叙述策略中已显示出摆脱传统理论羁绊的迹象ꢅꢆꢇ。
⑧
除理论上的新意外,此书体裁上鲜明的中国特色也需附带一提。编者吸收中国古代多种史书体裁之长,
创立一种“新综合体”。全书除第一、二卷外,其余各卷都各包含四个部分:甲编序说,乙编综述,丙编典志,丁
①
沈长云《中国早期国家阶段的社会形态问题———兼介绍一种关于三代社会性质的提法》,《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第24
页。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晁福林《探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形态理论》,《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第20页。
李振宏《朱绍侯先生与中国古代史教材建设》,《邯郸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第30页。
赵轶峰《历史分期的概念与历史编纂学的实践》,《史学集刊》2001年第4期,第5页。
李振宏《关于建设中国历史哲学的初步构想》,《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136页。
黄敏兰《二十世纪百年学案:历史学卷》,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6页。
瞿林东《白寿彝和20世纪中国史学》,杨怀中主编《仰望高山———白寿彝先生的史学思想与成就》,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134
页。
⑧
⑨
吴怀祺《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与新时期的通史编撰———再读多卷本<中国通史·导论>卷》,《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2期,第10、11页。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26页。
ꢅꢆꢇ《六十年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思想进程》,李振宏《当代史学平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51ꢄ55页。
14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编传记。“序说”是研究的起点、撰述的基础,“综述”是纲,“典志”是目,纲举目张,而“传记”则是贯穿于纲目
①
之间的主体。四部分互相配合,彼此呼应,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其中,“
序说”和“传记”两部分尤具本土特
色。“序说”不仅继承自《太史公自序》至宋、明人论著中的“序说”的传统,又借鉴近代西方大型历史著作开头
设立专章论述历史文献、研究概况的做法。② “传记”之设,是近百年来史书体裁的重大创新,克服了章节体
通史难以反映历史人物的主体活动的弊病。此“传记”又与传统史学重在褒贬善恶的旨趣不同,重在记述历
史功过是非,给各种人物以一定的历史地位,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此可谓以继承求创新,将继承与创新完
美结合起来。这部《中国通史》在体裁上的创造性最为学界所称道。
③
白寿彝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被邹兆辰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成功探索”④。该书致力
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的结合,在立场、观点、方法上坚持唯物史观取向,但又不拘泥于经典
作家的个别结论,根据中国历史特点提出了新的见解。该书突破了以往马克思主义史学通史以政治、经济、
文化三大板块相组合的定式,熔铸中外史体的优长,创制出一种传统与现代融合、科学性与人文性兼备的新
综合体,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
018年出版的由曹大为、商传、王和、赵世瑜总主编的《中国大通史》,是一套系统反映改革开放40年来
2
史学研究成果的最新中国通史巨作。全书各卷的结构设置与以往通史著作有明显差异。各卷均以综述与治
乱兴衰、经济、国家控制、社会结构、精神文化、社会生活等六编构成,以专题形式叙史。《中国大通史》这种体
例结构的创新,集中体现了新时期以来中国历史学在视角、方法、内容上发生的全方位变革。仲伟民评价该
书的出版“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它是唯一一部彻底改变以往编写模式的大的通史,这是对以往通史传统框
架的全面革新与革命”。⑤
《中国大通史》在指导思想或历史观上最基本的有两点:其一,与以往强调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不同,
更注重体现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文化,把文化视为“一个依存于客观物质世界和社会历史实践的、有机的、动态
的、有独特个性的、集中反映人类主体意志和实践活动的整体系统”;其二,在偶然与必然、随机与规律问题
上,主张在历史的长时段和总趋势上必然与规律的作用体现得更明显,而在短时期的具体历史过程和事件中
则存在着大量的偶然性、随机性和不确定性。 不难发现,这没有逸出马克思主义话语系统,而是对传统唯
物史观的一种补充和修正,力图使唯物史观摆脱教条化、绝对化,吸纳整合更丰富的内容。
⑥
就一部通史而言,本书最重大的突破在于对中国历史阶段的划分上。对于五种生产方式学说,如果说白
寿彝的《中国通史》还有些游移不定、左右为难的话,这部《中国大通史》则表现出决绝、彻底的姿态。《中国大
通史》参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人类历史演进从宏观上划分为采集渔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三大时代的分期
框架,将中国历史大致划分为史前社会、农耕社会、工业社会三大阶段。进入文明时代之后的4000年农耕社
会的历史,则以周秦之际、唐宋之际、明清之际三个变革期或过渡期为界限,区分为三代到春秋战国、秦汉到
唐中晚期、宋代到明中叶、清代至民国初期四个段落,其分期依据的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
这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内应用新分期方法编纂大型中国通史的一次重要尝试,在建设中国特色马克思
主义史学的进程中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构建,离不开世界史研究的突破与创新。与中国史研究一样,1949年以后,
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也深受苏联史学体系的规制和影响。新中国第一部综合性世界史著作,即1962年出版的
由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就是以苏联科学院主编的多卷本《世界通史》为模版的。苏联史学家依
据五种生产方式学说划分世界历史各阶段,具有明显的缺陷。原因在于,它并未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偏见,延
①
②
③
④
瞿林东《白寿彝教授和<中国通史>》,《人民论坛》1999年第10期(4月上),第59页。
陈其泰《史学体系的重大创新———白寿彝先生主编<中国通史>成就略论》,《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1期,第28页。
施丁《别开生面的“传记”写作》,《求是》2000年第22期,第59页。
邹兆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成功探索———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导论卷>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贡献》,《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
科学版)》2014年第4期,第56页。
⑤
《“中国通史编纂理论学术探讨暨<中国大通史>出版座谈会”在京召开》,2018年6月5日更新,2019年9月22日访问,httpꢈꢉꢉjdscasscnꢉ
xwkxꢉxsdtꢉ201806ꢉt20180605_4344622shtml。
⑥
王震中、李衡眉主编《中国大通史:导论·史前》,学苑出版社2018年版,第9页。
150
陈ꢃ峰ꢃ反省与创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构建
续了以欧洲历史分期决定世界历史分期的做法。以社会形态更替为主线的历史分期做法,必然注重历史的
纵向发展,将各地区或国家的发展描绘成按五阶段独立演进的过程。这种体系下的世界史,基本上是各地区
各民族历史的汇编,缺乏整体视野和全局观念。苏联历史书都以阶级斗争为动力,历史著作都成了阶级斗争
的历史记录。 这种世界史体系长期支配着我国的史学界。
①
进入新时期,“怎样编写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通史》”,成为中国史学界面临的一大课题②。其中,首要
的仍然是体系问题。中国学者为打破旧的世界史体系、建立新的世界史体系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吴于廑提
出了“世界历史纵横发展”理论,后来被称为“整体世界史观”理论。吴于廑认为:“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
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纵向发展方面和横向发展方面。这里说的纵向发展,是指
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它们构成一个由低级到高
级发展的纵向序列。这个纵向序列并非一个机械的程式,不是所有民族、国家或地区的历史都无一例外地按
着这个序列向前发展。……所谓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
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是
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过程中的两个基本方面,它们共同的基础和最终的推动力是物质生产的进步。物质生
活资料生产的发展是决定历史纵向和横向发展的最根本的因素,它把历史的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个统一的
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之中。与旧的世界史体系不同,吴于廑特别注重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认为:“研究世界历
史就必须以世界为一全局,考察它怎样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③
吴于廑“世界历史纵横发展”理论的立论基础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④。如他曾引述马克思《<政治
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一句话:“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也曾引述马克思
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句话:“各个互相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
的原始封关自闭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
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⑤吴于廑的世界史理论,从马克思主义创
始人的论断出发,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一种发展和创造⑥。正如论者所言,它是“对西方史家世界史
观念的一种批判性的借鉴、吸收与发展” ,是凝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集体智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
史学科重大理论”⑧。
⑦
989ꢄ1991年出版的《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已初步显露出吴于廑世界史体系的风貌,学界称之为
1
“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通史体系方面,迈出了踏踏实实的第一步”⑨。1
992ꢄ1994年出版的吴于廑、齐
世荣主编的六卷本《世界史》,则是吴于廑世界通史编纂理念的全面落实。有学者称赞此书及其合作者齐世
荣主编的四卷本,“为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历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我们书写有中国特色,有中
国符号的世界史指明了正确道路”ꢅꢆꢇ。自此,整体世界史理论成为中国世界史学界通行的认识,为以后出版
的诸多世界通史著作所遵循。
①
张广智《苏版<世界通史>的中国回应》,《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第5、7页;瞿林东、邹兆辰、张剑平等《唯
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32、233页。
②
③
郭圣铭《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体系》,《世界历史》1984年第1期,第1页。
吴于廑《世界历史———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作》,《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2ꢄ63、64ꢄ
6
6页。
④
⑤
于沛《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构建(1949ꢄ2019)》,《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7期,第8页。
吴于廑《世界历史———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作》,《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第64、63页。按原文注释,作者引述的两段话分别
出自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2页、第1卷第51页。
庞卓恒《开拓世界史新视野的第一创举———吴于廑教授对世界史学科建设的贡献》,《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第9ꢄ12
页。
⑥
⑦
⑧
⑨
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99页。
陈志强《论吴于廑“整体世界史观”》,《世界历史》2013年第2期,第52页。
晏绍祥《简评<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上古分册)》,《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第158页。
ꢅꢆꢇ程文进《“世界通史教材编写研讨会”综述》,《历史教学》2009年第6期,第94页。
15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此外,对于宏观世界史研究“具有整体性突破意义”的,是现代化理论的引入和发展①。这方面以罗荣渠
为代表。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是罗荣渠现代化理论的基础和核心。罗荣渠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在传播和
运用中出现的问题,尤其是马克思的历史发展理论、五种生产方式理论被理解为单线发展论。单线论的症结
在于“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互相关系的机械的单线解释”。而实际上,“由于每一种新形态的生产力都具有
巨大的能动性、发展弹性和适应性,同一性质与水平的生产力可能与几种不同的生产关系相适应。同一种生
产力、同一种生产方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可以适应几种不同的社会结构”。② 因而罗荣渠主张回到多线
论,建立一种整体的、聚合的“社会经济形态”概念③。同时,罗荣渠的多线论是以“一元”为基础的。“一元”
即生产力,“现实的生产力系统构成一切经济活动的物质基础,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因,并为变革提供了发展
的客观可容量。……人类历史发展归根到底是围绕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的中轴转动,我们称之
为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中轴原理”④。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澄清和重新认识的产
物⑤
。
罗荣渠认为,现代化是一个世界历史范畴,提出现代化全球进程三次大浪潮的总框架,按照世界各个国
家和地区卷入三次现代化浪潮的时序总结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混合式三大现代化类型。罗荣渠的世界
现代化研究,从宏观历史学的角度揭示了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和趋势,为我国世界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和宏观理论模式。在罗荣渠之后,钱乘旦又提出了“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的主
张⑥。他将世界近现代史划分为现代化的准备阶段、现代化的启动阶段、现代化在西方国家的成熟与发展阶
段、现代化的全球扩张以及现代社会出现新的转型现象五个阶段,现代化成为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中心
内容。这种从现代化的视角审视世界近现代史的理论被称为“现代化史观”,其创新性是毋庸置疑的,但它如
何与传统的社会经济史观相协调而又不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⑦
中国特色的世界史,还要求将中国史嵌入世界史之中,不再将外国史等同于世界史。中国特色的世界
史,不可能是中国缺席的世界史。应当对历史上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关系做出全面的描述,一方面是各个时期
世界历史的演变对中国历史的作用和影响,另一方面是中国历史在周边地区及整个世界范围内的作用和影
响。这当然不是采取中国中心观的立场,而是真正做到从中国看世界,从世界看中国,使中国史成为世界史
的有机组成部分,实现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贯通整合。
尽管中国学者在世界史体系方面已经取得一些突破,但建立中国特色的世界史仍然任重而道远。特别
是近代世界历史的研究还未能完全洗脱欧洲中心论的色彩,对欧洲之外地区历史的研究也很不充分,没有形
成体系,只能依附于欧洲史的体系而存在。目前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在国际史坛仍处于边缘化、非主流的地
位,缺少举世公认的一流的学者、一流的著作。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历史上各个国家、民族在世界发展中的作
①
②
③
姜义华、武克全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历史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9页。
罗荣渠《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第8页。
尹保云《马克思主义与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罗荣渠教授对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罗荣渠与现代化
研究———罗荣渠教授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9页。
④
⑤
罗荣渠《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第14页。
有学者誉之为“代表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术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崭新的学术高度”(参见:尹保云《马克思主义与一元多线历史发展
观———罗荣渠教授对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罗荣渠与现代化研究———罗荣渠教授纪念文集》,第128
页;王泰《中国世界史学科体系的三大学术理路及其探索》,《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2期,第27、28页),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一
元多线论主要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来解释历史发展,使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变得模糊,最终蜕变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
互决定的多元折中论,脱离了唯物史观的原旨(参见:吴英《关于现代化的含义、规律和模式———对<现代化新论>几个理论观点的评析》,《天
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第3页)。
⑥
⑦
钱乘旦《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世界历史》2003年第3期,第8ꢄ11页。
罗荣渠早已提出:“我们的现代化理论应该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为纲,从经济史入手,加
强对从原始积累、商业资本、工业资本一直到垄断资本的更深入全面的研究。”(参见:罗荣渠《有关开创世界史研究新局面的几个问题》,《历
史研究》1984年第3期,第45页)但学界仍有不同意见(参见:李世安《现代化能否作为世界近现代史学科新体系的主线》,《历史研究》2008
年第2期,第36页)。
152
陈ꢃ峰ꢃ反省与创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构建
用,用世界的眼光观察世界历史,构建起具有世界性的世界历史体系,从而打造中国的世界史学派。①
总体而言,新时期以来学术界在中国社会形态和世界史体系方面的探索和创造,是以反省五种生产方式
学说和阶级斗争观点为先导的。可以说,几十年来中国史学在宏观历史理论研究上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
是突破五种生产方式学说的产物。对陈旧僵化的传统模式的批判和清算,为中国史学的自我变革和自主创
造扫除了障碍,开辟了道路。今后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传承和发扬这种批判反省精神,敢于冲破一
切权威和教条,敢于容受任何有价值的思想学说,以科学求真为天职,才能保持其主流地位,进而在国际史坛
独树一帜,占有一席之地。
三ꢃ结语
以上所述关于建立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探索,只是列举出我们认为具有代表性的一些宏观设
想和具体成果,并不能反映学术界在这方面所做工作的全貌。实际上,新时期以来史学研究工作的主体,都
可以归入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一途。与1940年前后“学术中国化”运动时期相比,新时期中国特色马克
思主义史学有了长足进展。1940年代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早期那种以摆弄
抽象的原理公式为能事的作风,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的材料和史实初步结合起来,但由于受到革命语境
和战时体系的制约,受到苏式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学术性、学术含量上还有一定的欠缺,与当时的学院派著
述在学术品质上尚有不小的差距。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首先是学术化。若学术化根基不深,程度不
足,则中国化亦无所附着,徒具形式。新时期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则学术自主意识逐渐觉醒,可以理直气
壮地检讨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可以公开告别苏联模式,可以对马克思主义展开反思。正是由于解除了思想束
缚,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时期得以正式扬帆启航并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
回顾近40年来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第一,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必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调和底色的。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
正确地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是基本前提。只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脉络有全面的把握,认清马克
思主义内部的不同分支及其性质,辨析政治斗争与学术分歧的纠葛,才能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刻的理解和认
识。运用马克思主义则更为复杂,其基本原则是师其意,用其法,而不泥其言。目前看来,最重要的是保持马
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兼容性,不以单一理论包办一切。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最基础的方法论,作为最顶层的历
史哲学,在中观、微观的研究中则秉持“史无定法”的原则,依实际情况不拘一格地取用其他层出不穷、各种各
样的理论方法。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摒弃门户之见,撤除学术壁垒,才能不断地自我更新、自我超越。
第二,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特色究竟如何体现?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是国外马克思主义
史学的翻版,必须依据中国历史材料和史实来研究中国问题,发现和解释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复杂性。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具有全球视野、世界眼光,但出发点和归宿在中国历史本身。以往的教训即在于过
度执迷于普世法则,遮蔽了中国历史自身的特性和价值。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特色可以通过吸收改
造中国传统史学来体现,中国传统史学中的史学思想、考据方法、编纂体例都可以经过创造性转化,为今所
用。长远来看,传统史学仍是建设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无可替代、必不可少的一种学术资源。
第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建立与西方史学的良性互动关系。无论就“中国特色”还是“马克思
主义史学”而言,西方史学都是外来之物。但不能像以往那样指西方史学为“资产阶级史学”而加以排斥,当
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充分吸收、借鉴西方史学发展的成果,共享西方史学的一些先进的理念和方法。
同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依据自身的立场对西方史学有所别择,剔除新奇怪异之论。更重要的是,中
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应当通过自身的研究而树立东方样板,为西方史学提供启发,与西方史学实现双向对流。
唯有如此,中国史学才能取得与西方史学平等的地位,拥有相同的话语权。
①
参见:马克垚《困境与反思:“欧洲中心论”的破除与世界史的创立》,《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第21、22页;《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路径管窥
和前景展望》,马克垚《困学苦思集:马克垚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22ꢄ524页;孟广林《世界史研究“中国学派”建构的
反思与展望》,《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第55页;刘新成《我国<世界通史>编纂工作的回顾与思考》,中国史学
会《中国历史学年鉴》编辑部编《中国历史学年鉴1995》,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6ꢄ19页。
15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总之,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既不同于往昔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又与今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
异趣。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克服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同时,又必须防止崇拜西学的新教条主义滋
生。其建设路径是吸收融合中国古老的史学传统,立足中国历史本身,致力于打造中国史研究的原创性概
念、命题和理论话语。在遵循唯物史观的前提下,既要与国际史学发展趋势相契合,又要彰显中国特色和民
族风格。经过若干年的积聚与历练,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将作为人文领域的一种“中国创造”,以独特的
风貌巍然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附记:本文在2019年11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和四川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新时代
中国史学史研究与中国史学的体系构建”学术研讨会上宣读,承蒙吴英研究员、乔治忠教授和李勇教授提供
建议,特此致谢!
ConstructionofMarxistHistoriography
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SincetheReformandOpening-up
CHENFeng
ꢁ
AdvancedInstituteofConfucianStudiesꢀShandongUniversityꢀJinanꢀShandong250100ꢀChinaꢂ
AbstractBasedonintrospectionandsummarizationꢀChineseacademicshaveexploredthe
constructionofMarxisthistoriography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intheneweraofthereform
andopening-upBaiShouyiꢀQuLindongꢀTianChangwuandotherscholarsfirstlyputforward
constructionideasꢀworkedoutblueprintsꢀanddesignedcoursesonMarxisthistoriographymain-
lybysummarizingandcarryingforwardtheheritageofChinesetraditionalhistoriographyꢀand
examiningmistakesinapplicationofMarxismtothestudyonChinesehistoryInrecentforty
yearsꢀcreativeandspecificachievementshavebeenmadeintheconstructionofMarxisthistori-
ography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especiallyinChinesesocialformationꢀworldhistorysys-
temsandcompilationofrelatedgeneralhistoriesꢀwhichfocusonreflectiononandtranscendence
ofthetheoryoffiveproductionmodesSincetheneweraofreformandopening-upꢀthecon-
structionofMarxisthistoriography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hasbroughtMarxisthistoriogra-
phytoanewlevelandprovidedenlightenmentabouttherelationsamongMarxismꢀChinesehis-
toricalmaterialsandwesternhistoriography
Keywordsthereformandopening-upꢊMarxisthistoriographyꢊChinesecharacteristics
[责任编辑:凌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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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