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卷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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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年11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ꢂ
Vol47ꢀNo.6
Novemberꢀ2020
论陆贾“因世而权行”的方法论思想
a
a,b
李振宏,余永霞
(河南大学a.历史文化学院,b.文化产业与旅游管理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ꢃꢃ摘要:“因世而权行”,因循世事的变化而权度其行,是陆贾一以贯之的思想方法。以此方法论思想为指导,他
提出“马上得之而不可马上治之”的著名政治命题,创作了为汉家王朝奠定意识形态基础的不朽之作《新语》。从
“因世而权行”出发,陆贾形成了辩证的“厚今薄古”观念,在重视当下社会的同时,承认历史中那些永恒不变的因
素,以保障政治决策的制定不脱离文明的轨道。陆贾在具备科学方法论思想的同时,还具有深刻的历史洞察力,而
这二者的结合则是他人生实践成功的保障。陆贾“因世而权行”的方法论思想,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陆贾;方法论思想;“因世而权行”;厚今薄古;《新语》
中图分类号:K2341ꢃ文献标识码:Aꢃ文章编号:1000-5315(2020)06-0128-11
收稿日期:2020-02-14
作者简介:李振宏(1952—),男,河南偃师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黄河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教授,主要从事史学
理论、秦汉史、中国思想文化史等领域的教学和研究;
余永霞(1975—),女,河南杞县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文化产业与旅游管理学院副教
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
陆贾思想研究,一直是汉代思想史研究的热门话题之一。但是,两汉至于近代,其研究主要集中在陆贾是儒
家、道家抑或是杂家的评论上,一直没有跳出汉代人看待先秦学术体系的家派分析模式。即将中国学术分成阴
阳、儒、墨、名、法、道诸种学派,一个思想家,无论你是什么时代的学者,无论你有多么独特的学术个性,都能把你
套入这一模式,非法即儒,非墨即道。这样的研究,构成了陆贾研究的传统模式。最近十多年来,偶有学者提出陆
贾思想的独立性问题,希望摆脱家派分析模式的教条思维,来面对陆贾的学术思想,陆贾研究有了一点起色,但依
然侧重在陆贾思想属性和思想内涵的判断上。在诸多陆贾思想研究中,也开始出现了关注陆贾思想方法的研究
动向,如唐国军注意到了“因世而权行”观念在陆贾政治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性,李禹阶、何多奇注意到了陆贾厚今
薄古的思想方法,周桂钿关注到了陆贾“讲求实际的思想方法”等等①,但大多把陆贾的方法论思想看作是《新语》
所反映的思想特点。思想方法属于思维范畴,是支配人生实践全过程的东西,是贯彻在人生社会实践和思想创造
活动中一以贯之的思维方式。对陆贾思想方法的理解,还应该立足于其人生实践的整体考察上。本文的写作意
在于此,所论未必确当,敬祈方家指正。
一ꢃ“因世而权行”:从思想方法到人生实践
“因世而权行”是陆贾《新语》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思想主张:
ꢃꢃ……故制事者因其则,服药者因其良。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以为法,因
①
详参:唐国军《因世而权行:汉初长者政治及其治国指导思想新论———汉初长者政治与<新语>的长者圣贤模式研究之一》,《广西社会科学》
2
009年第8期,第112ꢄ116页;李禹阶、何多奇《论陆贾新儒学对先秦诸子说的批判继承———兼论陆贾“厚今薄古”思想的方法论原则》,《华
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84ꢄ91、159页;周桂钿《秦汉思想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7ꢄ60页;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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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宏ꢃ余永霞ꢃ论陆贾“因世而权行”的方法论思想
世而权行。①
他认为,做事情应该依循事物自身的法则,病人吃药看重的是药的实际效果。读书不一定都要看是不是孔门
的著述,吃药也不一定都是扁鹊药方最好,合乎实际需要的就是好的,就可以立为法式。处世、做事要因循世事的
变化而进行权衡、选择,一切以当世所宜而权度其行。“因世而权行”的文字表达出自《新语》,而作为一种思想方
法却不是因撰著《新语》而产生,而是陆贾人生实践中一以贯之的思想方法。
因时度势、因时制宜,随着时代的变化而选择治世举措,并非是陆贾的思想创新。在他之前的先秦时代,这样
的思想观点,即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传统。如《商君书·更法》篇载公孙鞅与大夫杜挚、甘龙在秦孝公面前对要不
要变法问题的辩论:
ꢃꢃ甘龙曰:“……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
而民安。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孰察之。”
公孙鞅对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
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
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②
“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可谓至理名言! 在中国历史大变革的战国时期,这样的历史观点,几乎
是思想界之共识,也是各国变法的指导思想。《文子》中也多有类似论述:
ꢃꢃ故法度制令者,论民俗而节缓急,器械者,因时变而制宜适。夫制于法者,不可与达举;拘礼之人,不可使
应变。……夫知法之所由生者,即应时而变,不知治道之源者,虽循终乱。今为学者,循先袭业,握篇籍,守文
法,欲以为治,非此不治,犹持方枘而内圆凿也,欲得宜适,亦难矣。③
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故先王之法度有变易者也。……五帝异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后
世,因时而变者也。……故圣人之制礼乐者而不制于礼乐,制物者不制于物,制法者不制于法。故曰:道可
道,非常道也。④
《吕氏春秋·察今》篇也有相似论述:
ꢃꢃ夫不敢议法者,众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因时变法者,贤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圣,其法皆不同,非
务相反也,时势异也。⑤
可以说,“因时变而制宜”“因时而变”“因时变法者,贤主也”,为战国时期有识之士所共同认可,可谓当时一积
极的历史观。但是,因为处在一个诸侯争霸的时代,诸子又多非有治国之位和实践之机遇。而陆贾则不同。他适
逢汉高祖一统天下的新时代,并身处政治前台,有辅佐帝王的历史机缘。所以,他把这一积极的思想主张变作指
导其行事的方法论,大胆地为汉王朝“因时变而制宜适”,确立适合当时社会状况的治国指导思想。
陆贾这一方法论思想发挥作用,做出的第一个建树,就是说服汉高祖摒弃“马上得之”亦“马上治之”的盲目
性,为汉帝国确立因时制宜的指导思想。《史记》记下了陆贾与汉高祖这段彪炳史册的对话:
ꢃꢃ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
可以马上治之乎? 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
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
“
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
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⑥
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就是由“因世而权行”这一重大的方法论思想所导引出来的惊天之问! 马
“
上得之,是打天下的必由之路,是乱世取天下的唯一路径;而现在坐了天下,需要的是治国安邦,面临着与打天下
截然不同的政治、社会问题。“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真正英明的君主,应该懂得“因世而权行”之理,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王利器《新语校注》卷上《术事第二》,《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页。
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卷1《更法第一》,《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ꢄ4页。
王利器《文子疏义》卷11《上义》,《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73页。
王利器《文子疏义》卷12《上礼》,第510ꢄ511页。
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下册卷15《察今》,《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93页。
司马迁《史记》卷97《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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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时度势,改弦更张,岂能沿着打天下的路子去治理天下? 秦统一天下的时候,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而秦不暇
思索,昧于时势转化对治国路线的不同要求,“任刑法不变”,一意孤行,沿着打天下的思维治理天下,仅十多年光
景便土崩瓦解。现在陆贾提出了这个问题,一语警醒梦中人,高祖面有惭色,即刻转变态度,命陆贾为其著书立
论,以厘清“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之道。
陆贾与高祖的这段对话发生在何时,这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按照《史记》陆贾本传的叙事,这段对话及著
述《新语》,是在高帝十一年陆贾出使南越之后。人们一般认为司马迁叙事是严格遵循时间顺序的,《新语》的著述
当然就不会在陆贾出使南越之前。如王兴国的《贾谊评传》副篇《陆贾晁错评传》中就说:
ꢃꢃ考《史记·陆贾列传》,司马迁叙述陆贾的生平事迹,都是严格地按照时间顺序排比的,陆贾与刘邦的著
名对话是排在汉高帝十一年他出使南越之后,因此我认为把它定为高帝十一年比较合理。还必须指出,陆贾
虽然“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居左右”,即与刘邦关系密切,但在他第一次出使南越以前,刘邦并未给他什么官
职。只有当他官拜大中大夫之后,才有可能议论于朝廷,而每奏一篇,也才可能出现“左右呼万岁”的局面。
这一点也可以从侧面证明《新语》只可能写于汉高帝十一年而不可能更早……刘汝霖出版于1932年的《汉晋
学术编年》,将陆贾上《新语》系于高帝“十一乙巳(前一九六)”。198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萧萐父、李锦全
主编之《中国哲学史》一书所附《中国哲学史大事年表》亦将《新语》之作系于汉高帝十一年,这些都支持了我
的看法。①
王兴国的这一看法,代表了学界的一般观点。但是,这样的分析实在牵强得很。难道陆贾常陪从高祖“居左
右”,还没有资格或机会议论于朝廷,而非得有个什么职务吗? 汉立国之初,朝纲未定,像郦生、陆贾一类谋士依然
跟随刘邦左右是完全正常的。其实,“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左右呼万岁”的场景,也已经透露出这段对话及
《新语》之作的场景信息,它和高祖初年“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的场景完全相符相融。就此而论,这
段对话和《新语》之作,应是在汉高帝五六年间、叔孙通制定的朝仪尚未实行的那段时间②。
在高帝十一年之后,特别是陆贾封了大中大夫之后,他已经没有机会再来与刘邦对话,特别是没有时间再来
写《新语》并呈送朝廷议论。笔者几年前在注说《新语》时,考察过陆贾出使南越返程的时间以及之后汉高祖的时
间表,证明在这段时间里汉家朝廷已经不可能再有“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的场景出现,其理由
与结论如下:
ꢃꢃ第一,从十一年秋七月开始,到高祖去世的10个月时间里,他一直都在忙于对付异性诸侯王反叛的战事
中,直到去世的前一个月,还在下诏强调“其有不义背天子擅起兵者,与天下共伐诛之”,他已经被异姓诸侯王
的反叛行为折腾得筋疲力尽,无暇他顾,根本不可能有心情去和陆贾讨论那些问题。
第二,高祖是在十月份的大破布军的战事中被流矢射中,在陆贾年底返回长安的时候,刘邦的伤病已经
比较严重,不可能有和陆贾讨论问题的悠闲场景,朝中文武官员也不可能在高祖病痛之中因为陆贾的篇章而
造成“左右呼万岁”的欢乐场景。
第三,在陆贾返回长安之前的十一月份,刘邦从淮南返回途中,经过鲁地时,“以大牢祠孔子”,表现出了
对儒家宗师的特别尊重,已经完全不同于以往对儒生、诗书的那种不屑与鄙夷。这种转变应该是在受到陆贾
的影响之后,而这时的陆贾,还没有从南越回到长安。如果我们采信《史记》《汉书》的说法,高祖对待儒学态
度的转变的确是受了陆贾及其《新语》的影响,那么,陆贾和刘邦的那段著名对话及其《新语》之作,就一定是
在陆贾出使南越之前。
从各种情况推测,陆贾和刘邦的对话及其《新语》的写作,一定是在高帝十一年出使南越之前的某个时
期,或者就是在高帝五年战胜项羽并践天子之位后不久的事情。因为,高帝时期的一些诏书,已经体现了陆
贾《新语》的治国思想。③
辨明这段著名对话的时间,是很重要的。它说明陆贾在汉立国之初,就已经为高祖准备好了如何确立国家指
①
②
王兴国《贾谊评传》副篇《陆贾晁错评传》,匡亚明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52ꢄ353页。
叔孙通制定的朝仪,实施是在高帝七年。据《史记·叔孙通列传》记曰:“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
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竟朝置酒,无敢讙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
太常,赐金五百斤。”参见:《史记》卷99《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第2723页。
③
李振宏注说《新语》,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页。此问题的具体考证,参阅该书第12ꢄ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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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宏ꢃ余永霞ꢃ论陆贾“因世而权行”的方法论思想
导思想的问题,说明他在辅佐刘邦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已经总结了秦亡的历史教训。而他之所以能够明确地指出
秦“任刑法不变”,不懂得“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而导致速亡这一深刻原因,就是他有“因世而权行”这个强
大的方法论思想。而这也能说明“因世而权行”不是《新语》中才显示出来的方法论思想,而是陆贾在这样的方法
论思想指导下写出了《新语》。说明这一点,不是没有意义的。
“因世而权行”,说明在人的行为实践中对“时”的把握非常重要。因时而动,有时候表现为待时而动,在时机
不成熟时要等待时机。陆贾一生对汉王朝所建树的第二项功业,就是待时而动的例证。这就是陆贾在吕后死后
铲除诸吕、稳定汉家基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刘邦死后,吕氏专权,陆贾是不满的,但他没有鲁莽行动。据《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
ꢃꢃ孝惠帝时,吕太后用事,欲王诸吕,畏大臣有口者,陆生自度不能争之,乃病免家居。以好畤田地善,可以
家焉。有五男,乃出所使越得橐中装卖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为生产。陆生常安车驷马,从歌舞鼓琴瑟
侍者十人,宝剑直百金……①
当他感到对于吕后专权,欲王诸吕,自己反对也无济于事的时候,就主动放弃,称病辞职,闲居家中。他甚至
“安车驷马,从歌舞鼓琴瑟侍者”,云游玩乐,佯装与世无争,以麻痹吕氏势力。因为吕太后王诸吕,“畏大臣有口
者”,对他是有忌惮和提防的。而在陆贾心中,始终抱有铲除吕氏而佑护刘家天下的强烈愿望,只不过需要寻找时
机,待时而动罢了。
其实,陆贾称病辞职,也是出于对当时朝中力量对比状况的分析。据《汉书·张陈王周传》记载:“高后欲立诸
吕为王,问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马而盟曰:“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太后不说。问
〔
左〕丞相平及绛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欲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太后喜。”②陈平和
周勃的态度应该会影响到陆贾的选择,当执掌兵权的周勃和左丞相陈平都选择了容忍退让的时候,陆贾要阻止吕
后王诸吕是不可能的。
但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说:“高后崩。吕禄以赵王为汉上将军,吕产以吕王为汉
相国,秉汉权,欲危刘氏。勃为太尉,不得入军门。陈平为丞相,不得任事。”③吕后死后,吕氏势力日益膨胀猖獗,
陈平、周勃都被排斥、被剥夺了实际权力,将、相二人被倒逼而演变为铲除吕氏势力的积极力量。这就使陆贾看到
了事情的转机。于是,他便因时而动,周旋于陈平、周勃及汉廷公卿之间,以促成政治局势的改变。史载:
ꢃꢃ……陈丞相方深念,不时见陆生。陆生曰:“何念之深也?”陈平曰:“生揣我何念?”陆生曰:“足下位为上
相,食三万户侯,可谓极富贵无欲矣。然有忧念,不过患诸吕、少主耳。”陈平曰:“然。为之奈何?”陆生曰:“天
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调,则士务附;士务附,天下虽有变,即权不分。为社稷计,在两君掌握
耳。臣常欲谓太尉绛侯,绛侯与我戏,易吾言。君何不交欢太尉,深相结?”为陈平画吕氏数事。陈平用其计,
乃以五百金为绛侯寿,厚具乐饮;太尉亦报如之。此两人深相结,则吕氏谋益衰。陈平乃以奴婢百人,车马五
十乘,钱五百万,遗陆生为饮食费。陆生以此游汉廷公卿间,名声藉甚。④
陈平接受陆贾的建议,摈弃与周勃的个人恩怨⑤,用陆贾之计交欢绛侯,借为绛侯周勃祝寿的机会,以五百金
重礼做献金,打动周勃,“两人深相结”,为最终铲除吕氏打下了基础。之后,陆贾又利用陈平送他的车马五十乘、
钱五百万作为财力,行走于公卿之间,联结反对吕氏的积极力量,并最终成就了铲除吕氏而安刘家天下的历史功
业。司马迁评论说:“及诛诸吕,立孝文帝,陆生颇有力焉。”⑥班固评论说:“及诛吕氏,立孝文,贾颇有力。”⑦
“因世而权行”在先秦时期的诸子思想中是一种历史观点,而在陆贾这里已经化作了方法论,指导着他的人生
实践。无论是与高祖的著名对话,还是铲除诸吕而安刘家天下,都是这一方法论思想所书写的精彩人生。他所建
树的功业,所提示的政治智慧,对后世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历史影响。由于中国历史上武装夺取政权的惯常道路,
①
②
③
④
⑤
司马迁《史记》卷97《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第2699页。
班固《汉书》卷40《张陈王周传第十》,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047页。
司马迁《史记》卷57《绛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第2072页。
司马迁《史记》卷97《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第2700ꢄ2701页。
陈平和周勃之间小有嫌隙。周勃曾在刘邦面前讲过陈平的坏话,说陈平居家时曾与其嫂有染,出外谋事也不讲信义,朝秦暮楚,收受部属贿
赂,引起刘邦怀疑,由此造成二人之间的嫌隙。事见《史记》卷56《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第2054页。
司马迁《史记》卷97《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第2701页。
⑥
⑦
班固《汉书》卷43《郦陆朱刘叔孙传第十三》,第2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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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一个新王朝立足之后,都存在一个马上得天下和如何坐天下的问题,陆贾的惊天之问,有着无穷大的历史
价值。被国人传颂千年的贾谊《过秦论》之名言:秦之速亡,在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还不是由陆贾的“居
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而“导夫先路”①? 方法论的强大,创造了思想的睿智。陆贾
的“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可谓醒世恒言,光耀千古,直到近现代的中国社会也不减其价值。
二ꢃ从“因世而权行”到辩证的厚今薄古观念
“因世而权行”,从当下的实际情况出发去思考问题,影响到陆贾的历史观念,使他形成了厚今薄古的古今观。
在《新语》中,我们看到,在处理古今历史的问题上,他总是看重近世,立足当下,厚今薄古,依古论今,坚持明确的
古为今用立场。
在刚刚过去的战国时代,人们的一般思维是崇古贱今,谈论任何道理,都喜欢从往古寻找根源,对三皇五帝的
追忆就是这种时代思潮的普遍性反映。但是陆贾处理问题的方法论是“因世而权行”,这种方法论的思维特点是
看重现世,立足点在当代,所以在古今关系的问题上,他就必须抛弃崇古贱今的传统,而倡导厚今薄古、古为今用。
陆贾有着清晰的思维逻辑。他为了论证厚今薄古的古今观,强调“因世而权行”的方法论,《新语》开篇先来为
自己构造一个坚实的历史观基础。他描述了一个清晰的历史发展逻辑,并用了先圣、中圣、后圣三阶段划分的方
法来表述历史的进程。他写道:
ꢃꢃ于是先圣乃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
幼之序。于是百官立,王道乃生。
…
…
………
…于是民知轻重,好利恶难,避劳就逸;于是皋陶乃立狱制罪,县(悬)赏设罚,异是非,明好恶,检奸邪,
消佚乱。
民知畏法,而无礼义;于是中圣乃设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仪,明父子之礼,君臣之义,使强不凌弱,
众不暴寡,弃贪鄙之心,兴清洁之行。
礼义不行,纲纪不立,后世衰废;于是后圣乃定《五经》,明《六艺》,承天统地,穷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绪人
伦,宗诸天地,纂修篇章,垂诸来世,被诸鸟兽,以匡衰乱,天人合策,原道悉备……②
陆贾把中国早期的文明史,分成以“先圣”“中圣”“后圣”为代表的三个阶段。而所谓先圣、中圣和后圣,即是
伏羲、文王和孔子三个代表人物。这个三阶段的划分,应该说是符合历史的基本进程的。
先圣是文明的初始阶段,伏羲氏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开启民智,使百姓知道人应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
妇之别、长幼之序,并由此进入文明时代。但文明的初期,人们的生产能力还十分低下,以伏羲为代表的先圣们引
导人们进行了一系列物质文明方面的创制,其中重大者如神农尝百草,“教人食五谷”;黄帝伐木构材,筑作宫室,
以避风雨;后稷辟土殖谷,以用养民,种桑麻,致丝枲,织衣蔽体;禹决江疏河,排除水患,使百川顺流,各归其所;奚
仲桡曲为轮,创制舟车,以代人力。此一时期,先圣们为人们解决的是物质方面的问题。到了皋陶时期,随着物质
文明的进步,人们的观念和意识也有了发展,“民知轻重,好利恶难,避劳就逸”,于是,皋陶就开始进行制度上的创
设,来控制人们的欲望和行为,“立狱制罪,悬赏设罚,异是非,明好恶,检奸邪,消佚乱”,由物质文明的创制进入到
制度方面的建设。这是文明史发展的第一阶段,由物质文明到制度文明。
陆贾讲述的第二个阶段,以文王为代表的中圣时期,是制度文明发展到礼制文明的时期。陆贾认为,在进行
了刑罚方面的制度创设之后,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即“民知畏法,而无礼义”,对于国家的管理来说,仅有刑罚是不
够的,那样会使老百姓仅仅是害怕犯法,而没有向善之心,因此还应该有礼义方面的建设来进行劝善教化。于是,
就有文王、周公一类圣人来设立“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仪,明父子之礼,君臣之义”。“辟雍庠序之教”,就是
周代的大学教育。陆贾认为,中古时期的文王、周公,开始设立学校以进行礼义教化,使历史进入礼制教化的阶
段。
①
有人认为贾谊的“攻守之势异也”是一个创见。比如张岂之主编的《中国思想学说史:秦汉卷》一书就指出:“贾谊所谓‘攻守之势异也’,所谓
取与守不同术也’,从战略高度提出了治国思想的一个重要原理。贾谊的这一认识,是《过秦论》的思想精髓。我们回顾政治思想史时可以
‘
看到,贾谊这一思想的提出,是前无古人的。”(见: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学说史:秦汉卷》第四章第一节《贾谊的思想与政论》,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2008年版,第671页)不知道这位作者怎么可以无视陆贾的先在之见呢?
②
王利器《新语校注》卷上《道基第一》,第9ꢄ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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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宏ꢃ余永霞ꢃ论陆贾“因世而权行”的方法论思想
文明史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在社会的发展冲破了礼仪制度的躯壳之后,社会出现了“礼义不行,纲纪不立”
的衰废局面,又有圣人出来进行新的文化建设,是谓“后圣”,这就是孔子。孔子所做的事情,就是定《五经》,明《六
艺》,进行系统的文化建设,以收拢人心,“正风俗,通文雅”,将文明史拉入新的轨道。
从今天的认识出发,去要求陆贾做到所谓“科学”的历史分期,自然是过分苛刻。他能够如此看待历史的发
展,起码是体现了一个历史发展进步的观念,是一个进步论的历史观,值得肯定。而且,有了这样一个历史观做基
础,陆贾就可以去强调表达他的厚今薄古、重视今世而不盲目崇古的历史观念,去顺畅地表达为现实政治服务的
理念了。
厚今薄古、古为今用,是陆贾《新语》的主要历史观点,是他关于古今关系的基本看法。《新语·术事》篇写道:
ꢃꢃ世俗以为自古而传之者为重,以今之作者为轻,淡于所见,甘于所闻,惑于外貌,失于中情。
道近不必出于久远,取其致要而有成。《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至三王,述齐桓、晋文之小善,鲁之十二
公,至今之为政,足以知成败之效,何必于三王? 故古人之所行者,亦与今世同。立事者不离道德,调弦者不
失宫商,天道调四时,人道治五常,周公与尧、舜合符瑞,二世与桀、纣同祸殃。①
陆贾批评世俗之人、传统观念,看问题总是以古为重,对目下的事情和经验不予重视,而对于传闻的东西却津
津乐道,这样的思想方法影响着人们对现实政治的认知。陆贾认为,古今之道是相同的,从历史中提炼“道”的精
髓,不必都求之于遥远的往古,古今之理相通,“道近不必出于久远”。他举例说,孔夫子作《春秋》,就没有从三皇
五帝谈起,而仅仅记述了鲁国12任国君242年的历史。孔夫子通过《春秋》所记录的齐桓公、晋文公的善行及鲁
国十二公的历史,其中所包含的历史经验,从历史借鉴的角度说,即使对于今天也足以够用。要知道历史上为政
之得失,不一定非去三皇五帝那里去寻找借鉴。周公之德,和尧、舜是相同的;秦二世的败亡,和桀、纣之亡也是同
一个道理;离我们最近的历史中,同样包含着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
在陆贾看来,人们所以养成崇古贱今的惰性思维,主要是没有弄清楚谈论往古之事的目的所在,人们为什么
需要历史经验的借鉴。他说:
ꢃꢃ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述远者考之于近。故说事者上陈五帝之功,而思之于身,下列桀、纣之败,而戒之
于己,则德可以配日月,行可以合神灵……②
陆贾认为,人们所以要谈论往古之事,是为了“合之于今”,是为今天服务的,谈古是为了论今。述论久远的事
情,是为了证明眼前的问题。人一定要有这样的历史鉴戒意识。谈论五帝的勋业的时候,要想想自身,是否也应
该建树一种历史的业绩;检讨桀纣的败亡,而能够警戒于自己,就像孔子说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一
样。那么,我们就可以培养起好的德行,修养到“德可以配日月,行可以合神灵”的境界。
陆贾这种厚今薄古、古为今用的历史观念,也是有其思想渊源的。战国时期,荀子、韩非都有相关的思想主
张:
ꢃꢃ王者之制: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道过三代谓之荡,法贰后王谓之不雅。③
故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④
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
事,因为之备。⑤
荀子认为,真正的王道政治都奉行夏商周三代的政治原则,而实行的法度则不背离当代的帝王,王道政治的
处事原则是法后王。法后王就是要立足于现世,为现世着想是一切行为的出发点。比如人们谈论古代的事情,目
的是为了对今天有所借鉴,所以一定要对现代有所验证;同样,喜好谈论天道的人,—定要有现实人类的事情作为
验证。为着现实人类考虑,就是一切事情的出发点。这是荀子的思想方法。在关于古今关系的认识上,韩非子和
荀子有着相当的一致性。韩非子也认为,处理事情应该根据当下的实际,不能照搬古代的做法。即使是尧、舜、
禹、汤或者西周的文王、武王,他们的治世之道,也不能被搬到今天的时代。不死守陈规旧俗,根据当下的实际情
①
②
③
④
⑤
王利器《新语校注》卷上《术事第二》,第39、41页。
王利器《新语校注》卷上《术事第二》,第37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卷5《王制篇第九》,沈啸寰、王星贤点校,《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58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卷17《性恶篇第二十三》,第440页。
《韩非子集释》卷19《五蠹第四十九》,陈奇猷校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0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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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况而制定相应的措施,才是聪明的做法。
毫无疑问,陆贾是承袭了荀子、韩非的历史观点。这是学界较为普遍的看法。最近青年学者刘亮发表《<新
语>“思想近于韩非”榷论》一文,对以胡适为代表的陆贾《新语》“思想近于荀卿、韩非”说提出商榷。认为,陆贾的
思想接近荀子学派,而与韩非学派相远。刘亮说,“鲜有古人彻底否认历史的演变。诸子历史见解上的不同,更多
在于历史是如何演变的:是循环的抑或非循环的,历史演变中有无不变或贯通的内容存在,等等。譬如就后一问
题而言,荀子与韩非子即正相对立”,荀子承认具体事件的历史变动中,既存在着因时而异的“变”,又存在着高度
稳定的不变的“贯”,且主张统治者的各类举措要遵循这些“贯”。荀子这一历史见解的表达背后,则是“针对统治
权力的态度:荀子学派借助历史的筛选功能,试图以历史上长期稳定的原则条款,约束当下的统治者”。而韩非则
否认历史变化过程中存在任何高度稳定的因素,他提出的“不期循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主张,示意
统治者以时代的特殊性作为理由,拒绝遵守儒家等所谓放诸各时代而皆准的规矩礼法。对韩非们而言,是“统治
者制定(和废止)规则,支配着周围的一切,而非统治者受到既定规则的约束”。①
刘亮此文的见解是比较犀利和深刻的。的确,在古今关系的问题上,陆贾是近于荀子的,他不仅认为历史是
发展进步的,应该重今而薄古,而且也承认历史中存在一些不能丢弃的东西。就像《荀子·天论》讲“百王之无变,
足以为道贯。一废一起,应之以贯,理贯不乱。不知贯,不知应变,贯之大体未尝亡也”②一样,陆贾《新语·术事》
篇也说:“故圣贤与道合,愚者与祸同,怀德者应以福,挟恶者报以凶,德薄者位危,去道者身亡,万世不易法,古今
同纪纲。”③抛开荀子与陆贾所言的具体内涵,从历史观上说,他们都认为历史中有一种百代传承不变的东西。历
史的发展是变化的,日新月异的,无论是君王的治国理政,还是平凡的人生实践,都要从变化了的新的时代出发,
立足于当下之现实;而同时,历史的变化中,也包含着一些不变的因素,是历史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能抛弃的东西。
这样的历史观念,应该说是具有辩证性质的。历史中的确存在某种不变的东西,那就是在人类历史实践中积累起
来的被各个世代反复证明其价值的文明成果。这些文明成果,指引着历史的未来方向。厚今薄古,立足于当下,
并不意味着要将以往的历史完全抛弃。这才是看待历史发展与古今关系的辩证观点。无疑,陆贾强调历史中不
变的因素,是有积极意义的。
《新语》是刘邦交给陆贾的“命题作文”,他要给刘邦总结“古成败之国”的历史借鉴。从“因世而权行”重视当
代历史的“厚今薄古”立场出发,陆贾的历史鉴戒也以近取譬,多拿亡秦为例。《新语》的篇幅仅仅万字,却有七处
讲到了秦的教训,如:
ꢃꢃ秦始皇设刑罚,为车裂之诛,以敛奸邪,筑长城于戎境,以备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将帅横行,以服
外国,蒙恬讨乱于外,李斯治法于内,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天下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
治也,然失之者,乃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④
秦始皇骄奢靡丽,好作高台榭,广宫室,则天下豪富制屋宅者,莫不仿之,设房闼,备厩库,缮雕琢刻画之
好,博玄黄琦玮之色,以乱制度。⑤
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李斯、赵高为杖,故有顿仆跌伤之祸,何者? 所任者非也。⑥
齐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⑦
…
………
这种立足当代以近世为譬的历史批判,开了西汉社会“过秦”思潮的先河,引发了当时人们对秦二世而亡的历
史总结,帮助刘邦确立了符合当时国情的国家发展道路。
立足当下,厚今薄古,古为今用,以近取譬,是“因世而权行”方法论思想开出的历史思想之花,这种历史思想
具有强大的现实功利性,在一个新王朝之初,是可以发挥积极作用的。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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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⑦
刘亮《<新语>“思想近于韩非”榷论》,《管子学刊》2019年第4期,第124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卷11《天论篇第十七》,第318页。
王利器《新语校注》卷上《术事第二》,第43页。
王利器《新语校注》卷上《无为第四》,第62页。
王利器《新语校注》卷上《无为第四》,第67页。
王利器《新语校注》卷上《辅政第三》,第51页。
王利器《新语校注》卷上《道基第一》,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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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宏ꢃ余永霞ꢃ论陆贾“因世而权行”的方法论思想
三ꢃ融百家诸子为一炉,构造新的政治思想体系
著述《新语》是陆贾对汉王朝最重要的贡献,但这是一个“命题作文”,他要回答汉高祖关于“秦所以失天下,吾
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的问题,这自然是要延续他“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的“因世而权行”思
路,并在这一方法论思想的指导下,去梳理历代治国者的成败兴衰之道。著述《新语》是一项思想创造工作,思想
创造不同于一般人类历史创造活动的特性,在于其继承性。恩格斯在谈到科学社会主义产生问题时说:“同任何
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资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①陆贾著《新
语》的思想创造活动就是如此。
汉代之前,中国历史经历了波澜壮阔的思想创造时代,诸子百家为中国历史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各种政治方
案,锻造了各种思想武器。但是,治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大国,人们还没有成熟的历史经验。秦始皇是第一次面
临这样的问题,但却只有短暂的实践便归于失败。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对政治家、思想家都是严峻的挑战。可
以说,任何一家单一的思想方案,都不足以应对新的统一大国政治治理的复杂局面。陆贾需要紧紧从特殊的现实
国情出发,在以往诸子百家的思想创造成果中精挑细选,把一切有益的思想资源都翻检出来,融会成一个新的体
系。原有的各家各派的思想方案都不可能完全照搬,必须打乱固有的思想藩篱,紧紧遵循“因世而权行”的思想方
针,对于各家学说,吸收什么,如何损益,一切以现实政治的实际需要为鹄的。“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
之方,合之者善”,陆贾确立了一条建树自我思想体系的正确路线。
他欣赏儒家对仁义、德政的强调,认可“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的政治主张。故他在《新语》中首先安
排《道基》一篇,以阐述这一思想:
ꢃꢃ故圣人怀仁仗义,分明纤微,忖度天地,危而不倾,佚而不乱者,仁义之所治也。
是以君子握道而治,据德而行,席仁而坐,杖义而强……。
仁者道之纪,义者圣之学。学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陈力就列,以义建功,师旅行阵,德仁为固,
仗义而强,调气养性,仁者寿长,美才次德,义者行方。君子以义相褒,小人以利相欺,愚者以力相乱,贤者以
义相治。《谷梁传》曰:“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②
陆贾认为,往古圣人所以能把天下治理得井然有序,根本的问题就是他们都秉持仁义之道,“危而不倾,佚而
不乱者”,靠的是“仁义”二字,这是一个历史的总结,是古之成败之国最重要的历史经验。所以,他为高祖谋划的
立国之道,就以仁义为根基。《道基》篇所讲的“道”之基,即是“仁义”。据我们统计,在仅仅万言的《新语》一书中,
“仁”字出现了41次,“义”字出现了62次,“仁义”之词出现了15次,其词频超过了其他任何词语。仁义是儒家所
强调的东西,其实也是夏商周三代以来所形成的中国文化的共同性思想成果。它并不是儒家的专利,只不过是被
儒家选为核心理念,而成为了儒家的思想特征,使得后世一谈到德政、仁义就想当然地当成了儒家。
陆贾看重仁义、德政,并不一定就是选定了儒家。他只是看重这些思想要素罢了,而不是在诸子百家中选边
站队,要确定地站到儒家一边。他的思想是现实而辩证的。他说:
ꢃꢃ……道为智者设,马为御者良,贤为圣者用,辩为智者通,书为晓者传,事为见者明。故制事者因其则,服
药者因其良。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③
在陆贾看来,道是为智者准备的;马遇到善驭者才是匹好马;贤人遇到暗主暴君,也无法发挥作用;辩士遇到
智者才能通达,对于不明事理的人,再好的辩才也和他讲不通;同样,书中的道理,再经典的理论,在读不懂它的人
那里也没有用处。以往诸子百家的理论能不能起作用,什么样的理论能起作用,完全靠汲取或运用这些道理的
人,一切都有赖于人的睿智、思考和主动性。有了思维的主动性,做事就能遵循事物的法则,用药就能顺其药理。
在陆贾这里,完全是以自己为中心去决定对诸子思想的取舍,包括所谓儒家的东西,他也绝不会盲目尊崇。所以,
他才会有“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这样的惊人之语。这说明,陆贾对于诸子百家,对于他所欣赏的儒家,是抱着一种
理性、清醒的批判态度的。他对被看作是儒家思想的德政、仁义的选择,不是无分析地盲目遵从,而是从历史经验
出发的冷静选择,表现出了一个杰出思想家卓越的思维品质。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2
012年第3版,第775页。
②
③
王利器《新语校注》卷上《道基第一》,第25、28、34页。
王利器《新语校注》卷上《术事第二》,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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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在《新语》中,法家是其主要的批判对象。陆贾要帮助刘邦确立无为而治的治国路线,主要就是针对秦过于严
苛的法家路线。《新语》的一切设计,几乎都是针对亡秦的教训而来的。所以,《新语》在很多地方都把秦的法家路
线作为靶子来批判。“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天下逾炽。”这是陆贾从秦的行政实践中看到的最基本的历史教
训。所以,陆贾的政治蓝图中,是排斥法家思想的。但是,陆贾还是有分析地对待法家的基本思想,而不是一味地
否定。
陆贾认为,法家所以有问题,主要在于刑罚太重、执法太酷、用法过度的问题,而不在于法的本身。而正常的
国家状态,是不能没有法度的,也是需要有法的秩序的。所以,陆贾还是主张有法、用法。他说:
ꢃꢃ夫持天地之政,操四海之纲,屈申不可以失法,动作不可以离度。①
夫王者之都,南面之君,乃百姓之所取法则者也,举措动作,不可以失法度。②
故圣人执一政以绳百姓,持一概以等万民,所以同一治而明一统也。③
没有法度,百姓就会手足无措,一个国家必须有统一的明确的法度。所谓“执一政”“持一概”“同一治”,就是
法,就是全体国民共同的行为准则。圣王只有靠这个共同的“法”,才能达到一统之治。显然,陆贾对于法家学说,
也是抱持了一种有分析地扬弃的态度,有所弃,有所取。
再来看陆贾对待道家的态度。笔者不赞成用阴阳、儒、墨、名、法、道的分析模式来套用在陆贾的头上,不主张
把陆贾简单地归之于儒家、道家或杂家。但是,不管是否认可陆贾是道家的判断,《新语》吸取道家思想是没有异
议的,《无为》篇是其集中体现,其他一些篇中也有道家的思想成分。因此,陆贾对道家思想的欣赏无容置疑。但
是,与陆贾对儒家的态度一样,对待道家,陆贾同样抱持了一种立足于现实的分析批判态度。
陆贾在《无为》篇中憧憬历史上圣王之治的理想境界:
ꢃꢃ昔舜治天下也,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天下之心,然而天下大治。周公制
作礼乐,郊天地,望山川,师旅不设,刑格法悬,而四海之内,奉供来臻,《越裳》之君,重译来朝。故无为者乃有
为也。④
陆贾的确崇尚尧、舜、周公无为而治的美好时代,但最后却说了一句最核心的话———“故无为者乃有为也”。
他所以主张行无为之政,主要是鉴于在经历了秦的暴政及反秦的连年战争之后,社会的确需要有一个休养生息的
安定坏境,与民休息,轻徭薄赋,都是必须的政策选择。但他同时认为,行无为之政绝不意味着不应该大有作为,
无为的落脚点还在于要有为,要有所作为,或者说只有通过无为才能达到有为。在无为之政下,蕴含的是积极向
上的能量,是大有作为的正气。这与道家的消极态度是完全不同的。
在道家思想中,有关政治方面,最消极的就是遁世、避世、逃避现实的思想。这一思想严重影响人们的社会参
与,特别是影响士人阶层参与社会建设的积极性。而汉初社会凋敝,百业待兴,正是用人之际。所以,陆贾就对道
家的避世思想进行了严肃批判。他在《慎微》篇中说:
ꢃꢃ道者,人之所行也。夫大道履之而行,则无不能,故谓之道。……由人不能怀仁行义,分别纤微,忖度天
地,乃苦身劳形,入深山,求神仙,弃二亲,捐骨肉,绝五谷,废《诗》、《书》,背天地之宝,求不死之道,非所以通
世防非者也。
夫播布革,乱毛发,登高山,食木实,视之无优游之容,听之无仁义之辞,忽忽若狂痴,推之不往,引之不
来,当世不蒙其功,后代不见其才,君倾而不扶,国危而不持,寂寞而无邻,寥廓而独寐,可谓避世,而非怀道者
也。故杀身以避难则非计也,怀道而避世则不忠也。⑤
在陆贾看来,道没有不能行的,只要践履大道,就无所不能。如果不能怀仁行义,践行大道,审时度势,积极而
为,相反却“苦身劳形,入深山,求神仙”,抛却亲人,废置《诗》《书》圣人之教而求“不死之道”,那就走入了歧途。那
些不积极出仕建功立业的避世者,都不是怀道之人。如果有道的追求,却还要避世,那就是不忠,就是对“道”的背
弃。陆贾批判远离仕途、遁入深山的避世行为,希望天下士人摈弃消极态度而建功于当代。他对道家思想的汲取
①
②
③
④
⑤
王利器《新语校注》卷下《明诫第十一》,第154页。
王利器《新语校注》卷上《无为第四》,第67页。
王利器《新语校注》卷下《怀虑第九》,第132页。
王利器《新语校注》卷上《无为第四》,第59页。
王利器《新语校注》卷上《慎微第六》,第93、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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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宏ꢃ余永霞ꢃ论陆贾“因世而权行”的方法论思想
和批判,都是立足于天下初定、百业待兴的现实社会需要,“因世而权行”而做出的思想选择。
陆贾不仅仅是对传统的思想资料以现实需要进行汲取,而且还根据新的时代需要,将先前时代的思想遗产进
行创造性的重新组合。徐复观先生曾评论说:“因为陆贾所把握的是活的五经六艺,而其目的是在解决现实上的
问题,所以他把儒家的仁义与道家无为之教,结合在一起,开两汉儒道并行互用的学风。”①徐复观先生特别提到
了《新语·至德》篇中的一段话:
ꢃꢃ是以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
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邮无夜行之卒,乡无夜召之征,犬不夜吠,鸡不夜鸣,耆老甘味于堂,丁男耕耘于野,
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于是赏善罚恶而润色之,兴辟雍庠序而教诲之,然后贤愚异议,廉鄙异科,长幼
异节,上下有差,强弱相扶,大小相怀,尊卑相承,雁行相随,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岂待坚甲利兵、深牢刻令、朝
夕切切而后行哉?②
“
以道家的态度立身处世,以儒家的用心言政治言社会。”③陆贾就是这样巧妙地将儒道思想糅合在一起,表
达了他所愿望的社会理想。
以上分析证明,《新语》即是陆贾以“因世而权行”方法论思想为指导,利用先秦时期已有的思想资料进行的思
想再创造。在这种思想创造活动中,他不固守任何一种已有的观念或理论,所有的已有思想遗产都是他的资料凭
借,为现实服务是其主旨,具体的有用性是其取舍之标准,然后把各种有益的东西融合在一起。在他面前,一切所
谓儒家、道家、墨家、阴阳家等等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学说中所包含的“合之于今”的思想成分。于是我们看
到,出于休养生息的需要,他拿来了无为;借鉴秦暴政而亡的教训,他拿来了“仁义”“德政”;出于社会控制的需要,
他拿来了法的观念……而这一切,融合为一个仁政立国、德主刑辅、无为而治的政治纲领。在陆贾构造的思想体
系里,既有儒、有道也有法,但既不是儒、不是道也不是法,且浑然一体,有着内在的思想逻辑。这就是仅仅属于他
陆贾的思想,是他以“因世而权行”方法论为指导而形成的适合时代需要的思想体系④。
十多年前,唐国军在一篇论文中表达的观点很有见地,特征引如下:
ꢃꢃ《新语》至今仍在学者中就其学派归属问题争论不休,有言(新)道家者(如熊铁基先生),有言儒家者(传
统说法),有言杂家者(如胡适之先生)。依笔者的认识,陆贾所开出的政治药方不是儒家,不是道家,也不能
归并为杂家,而是“因世而权行”的开放政治思想。按照现实政治的需要选择诸子各家中合于“治道”的政治
元素整合成新的政治学体系是其基本政治倾向! 这种倾向实际上不仅是陆贾个人的学术品格,也是从战国
后期以来学术与政治整合的整体历史趋势。正是在这种统治者所做出的“因世而权行”的政治选择下,才有
了汉初经学与诸子的复兴。⑤
唐国军所强调的,就正是“因世而权行”对于陆贾政治思想体系构造的方法论意义。这段话在唐国军的论文
中只是一个观点表达而没有论证(因为唐文的问题意识不在这里),本文的这一部分就权作是对唐国军论文观点
的补充论证吧。
《汉书·高帝纪》评论说:“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
语》。”⑥班固第一次把陆贾造《新语》,和萧何制律、叔孙通制礼仪等并列为奠定汉家基业的历史勋业。的确,正是
陆贾在“因世而权行”的方法论思想指导下,融合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因应新的历史时代的建设需要而撰著的
《新语》,确立了汉家王朝的治国方略,奠定了刘氏王朝的意识形态基础,为一个大国的历史航程拨正了方向,才有
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大而统一的盛世王朝。这一彪炳史册的历史功绩,完全配得上班固的评论。
四ꢃ余论
总括全文,陆贾方法论思想研究,可以得到几点有益的启示。
首先,无论是人生实践,还是治国理政,健康的思维方法都是极其重要的。陆贾的精彩人生,就赖于其“因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2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3页。
王利器《新语校注》卷下《至德第八》,第118页。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2卷,第64页。
李振宏《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论思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第125ꢄ133页。
唐国军《汉代学者对先秦典籍改造的目的及原则》,《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第146页。
班固《汉书》卷1下《高帝纪第一下》,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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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权行”的方法论思想,无论是语警千古的“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还是撰著《新语》这样令群臣“左右呼
万岁”的不朽之作,都是其方法论思想的产物。汉高祖刘邦“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的颟顸无知,不知
因应新的时代形势而改弦更张的僵化思维,是极其可怕的。“因世而权行”,则坚持从变化了的时代出发,去制定
国家治理的方针政策,而不固守于僵死的传统,这对于任何时代的执政者都有启发意义。
其次,陆贾辩证的厚今薄古观念引人深思。从“因世而权行”出发,陆贾主张厚今薄古,但他也承认历史中存
在一些永恒的不能丢弃的东西,存在“万世不易法,古今同纪纲”一类永恒的价值。抛开陆贾对历史中具有永恒价
值的东西的具体认定,应该肯定他这一看待古今关系的思维角度。人类历史的发展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总会有
一些文明的因素在历史中沉淀下来。我们要善于总结那些为不同历史时代不同文明共同体所共同认同的文明要
素,以使我们的历史发展不至于偏离文明的大道。
最后,“因世而权行”是一种思想方法,但也仅仅是一种思想方法。在思想的海洋里,方法永远不是最本质的
东西,科学的方法只有和深刻的历史洞察力结合在一起,才可能会有正确的历史选择。就如陆贾,如果他仅仅知
道根据变化了时代去制定治国路线,而没有对那个时代的深刻把握,没有对亡秦历史教训的深刻理解,没有对
“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的深刻领悟,是不可能制定出仁政立国、德主刑辅、无为而治的政治纲领的。
立足于当下,但这个“当下”是什么,则需要有准确的认识和把握,而这却不能靠方法论来完成。方法论只能告诉
你思考的路径或方向,而思考的内容、正确的历史决断,则是靠政治家的科学认知、历史智慧和深刻的洞察力来完
成的。陆贾的人生之所以精采,恰恰在于他具备了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深刻的历史洞察力这两个方面素养。历史
对于政治家的要求,其实并不简单。
MethodologicalThoughtofLuJiaꢀsꢁWeighingOneꢀs
ActionAccordingtotheChangeofCircumstances
a
aꢀb
LIZhen-hongꢀYUYong-xia
ꢁ
aSchoolofHistoryandCultureꢀbSchoolofCultureIndustryand
TourismManagementꢀHenanUniversityꢀkaifengꢀHenan475001ꢀChinaꢂ
AbstractꢂWeighingoneꢅsactionaccordingtothechangeofcircumstanceswasLuJiaꢅscon-
sistentwayofthinkingGuidedbythismethodologicalthoughtꢀLuJiapresentedthefamouspo-
liticalpropositionofꢆpossibletoconquertheworldbyforceꢀbutimpossibletoruletheworldby
forceꢇꢀandcreatedtheimmortalworkXinYu whichlaidtheideologicalfoundationfortheHan
dynastyBasedontheideaofweighingoneꢅsactionaccordingtothechangeofcircumstancesꢀLu
Jiadevelopedtheconceptofdialecticallystressingthepresentratherthanthepast Whileattac-
hingimportancetothepresentsocietyꢀthisconceptadmitstheunchangeablefactorsinhistoryꢀ
soastoensurepoliticaldecision-makingsnottodeviatefromtheorbitofcivilizationLuJianot
onlypossessedscientificmethodologicalthoughtꢀbutalsohadprofoundhistoricalinsightThe
combinationofthesetwocharactersguaranteedthesuccessofhislifepracticeInawordꢀLu
Jiaꢅsmethodologicalthoughtofweighingoneꢅsactionaccordingtothechangeofcircumstances
possessessignificantinstructivemeanings
KeywordsꢂLuJiaꢈthemethodologicalthoughtꢈꢆWeighingoneꢅsactionaccordingtothe
changeofcircumstancesꢇꢈstressingthepresentratherthanthepastꢈXi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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