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卷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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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年11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ꢂ
Vol47ꢀNo6
Novemberꢀ2020
学术大同与全球政教
———以廖平《大同学说》为核心的考察
杨世文,陶ꢃ亮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成都610064)
(
ꢃꢃ摘要:廖平经学以“六变”著称,在近代独树一帜。其早年的“今古学”思想备受学人关注,至于其后期的经学主
张,研究者多斥为“空幻怪诞”,无甚价值。事实上,如果认真研读廖氏著作,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他对经学“致用性”
的丧失充满了焦虑,故不得不“学随世变”,倡导“经学改良”。故他在戊戌之后放弃了“今古学”之辩,转而泯灭“今
古”界限,实现“群经大同”。不仅如此,他还通过将诸子百家皆收归孔门,打通中学与西学,建构起属于自己的“学
术大同”体系,并推之治法,为全球政教秩序规划了独特的“大同”之路,以重新确立孔经的普世价值,恢复“通经致
用”的学术传统。在近代学术转型的背景下,廖平的思考代表了儒学革新的另一条路径。
关键词:廖平;大同学说;经学改良;政教
中图分类号:B259.9ꢃ文献标识码:Aꢃ文章编号:1000-5315(2020)06-0139-09
收稿日期:2020-01-06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道统思想研究”(17ZDA010)、贵州省2017年度哲学社会科学
规划国学单列课题“新时期儒学经典体系构建与儒学经典汇校”(17GZGX)、国家社科基金2020年度西
部项目“张栻学术年谱编撰与研究”(20XZX00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世文(1965—),男,重庆潼南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古籍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
学术史、儒学文献整理;
陶亮(1994—),男,重庆梁平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古籍所历史文献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经学
文献、学术思想史。
一ꢃ引言
在两汉以降的传统中国,经学贯穿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以《春秋》决狱、《禹贡》治水、《洪范》察
变等,自不必说,就连帝王家事也往往需要“通经之儒”来协调、处理。故褚少孙评曰:“不通经术知古今之大
礼,不可以为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见之人,如从管中窥天也。”①这一情况延续到晚清,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通经”能否“致用”,已经成为政学两界的一个疑问。及至20世纪,经典不再是读书人心目中的“常道大法”,
而被看成普通史料,甚至还面临被审查、辨伪的命运②。章太炎在《与人论<朴学报>书》中就写到:
ꢃꢃ抑自周、孔以逮今兹,载祀数千,政俗迭变,凡诸法式,岂可施于挽近? 故说经者,所以存古,非以是
适今也……故知通经致用,特汉儒所以干禄,过崇前圣,推为万能,则适为桎梏矣。③
①
②
司马迁《史记》卷58《梁孝王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092页。
如周予同说“中国经学研究的现阶段,是在用正确的史学来统一经学”(参见:周予同《治经与治史》,《申报·每周增刊》1936年第1卷36期,
第358页),胡适宣称“儒教是死了———我现在大概是一个儒教徒了”(胡适《儒教的使命》,欧阳哲生主编《胡适文集》第12册《胡适演讲集》卷
3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6页),二人都否定了经学独立存在的价值。
③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3ꢄ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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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氏治经学以古文为宗,主张说经只是为了“存古”,否认经学在数千年之后还能致用,主要针对“季平、
长素之侪”(即廖平、康有为)的今文学而发。廖平被章太炎视为追求“通经致用”的典型代表,而美国学者列
文森(Levenson)则以不屑的口吻贬抑廖平“一事无成”,批评廖氏“只尚空谈,脱离那个时代的现实”,认为其
“
所阐释的儒学思想理论内容已脱离了历史”①。那么廖平究竟有没有关注社会实际? 其思想到底能不能体
现“通经致用”? 这就成了需要进一步厘清的问题。
晚清鸦片战争之后国门洞开,儒生们逐渐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中国也被迫进入“全球化”时代,因此,
无论是否愿意,学术研究都再也不能对这个新的世界无动于衷。尤其是戊戌之后,国变日亟,廖平敏锐地觉
察到,当今“中外开通,共球毕显”,经学必须要面对世界,寻求出路。他认为欲挽救今日之时局,关键不在于
学习“西法”,而在于培养“通经致用”的人才,“人才出,方有转机”②。当时社会上“经学无用”论普遍流行,关
于是否“废经”的争论亦颇为激烈,但正如廖平在《尊孔篇》中所云:“经不能通,何以致用?”③在他看来,经学
能够致用,这是没有问题的,而问题的关键则在于有没有真正“通经”。廖平感慨:
ꢃꢃ大抵吾中国数千年之学术,皆以江河为瀛海,亦如河伯终身未尝至海,不能以支流为天下之大观。④
他在此借《庄子·秋水》所言河海为喻,正所谓“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批评数千年
来中国学术的症结就在于知小而不知大,“以小康作大同”,而没有真正明白“孔经宗旨”。在廖平看来,传统
音训、义理、典考之学(即传统意义上的汉学、宋学)多流于破碎、空洞、迷惘,故经学反而成为“愚人之具”⑤。
因此他提出“开士智”的主张,强调:“当今欲言变法自强,首在开士智;欲开士智,必先明圣人大同之宗旨”⑥。
“开士智”即要跳出对孔学的狭隘理解,明白孔子为万世制法的真义,这才谈得上“通经”。而“学术大同”思想
的提出,则是廖平追求“通经致用”的一个重要环节。
在《知圣续编》等著作中,廖平对“学术大同”思想有所阐发,但真正系统全面论述,则是写成于民国初年
的《大同学说》(发表于1913年第8期《中国学报》上)。⑦ 该文不仅强调“诸子出于六经”,更直接将子学与西
学相联系,从而构建起以“中学”为本位的“学术大同”思想体系,最终落实到以孔经为核心来规划未来世界的
“全球政教”。对廖平“大同学说”做一探讨,不仅有助于全面理解廖平后期经学之旨趣,亦可为理解近代经学
转型提供一个标本。
二ꢃ“学术大同”与“全球大统”
“大同”学说主要出自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然而秦汉之后并不被特别重视。到了近代,由于内因外缘
的刺激,学人政客多言大同。从胡礼垣《天人一贯》、谭嗣同《仁学》、康有为《大同书》到孙中山“三民主义”,均
体现了传统大同思想在近代的重新诠释⑧。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王汎森论其原因曰:
ꢃꢃ虽然传统儒家的基本关怀是现实世界,但是其中仍潜存一股乌托邦思想。当社会面临严重危机时,
这一类潜流便会浮现,儒家的大同思想在清季流行便是一例。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4页。
廖平《皇帝大同学革弊兴利百目》,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193页。
廖平《尊孔篇》,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010页。
廖平《大同学说》,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800页。
廖平《群经总义讲义》,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2册,第779页。
廖平《大同学说》,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1册,第801页。
目前关于廖平大同思想的研究主要是刁春辉《廖平学术大同论研究》一文,该文从今古文之争、汉宋之争、经史关系、经子关系、经学与西学等
方面进行了论述,包括廖平经学六变的所有思想方面,内容颇为详尽,但“学术大同”在廖氏思想中是一个后起概念,虽在二变中可以看到“今
学大同”等字眼,但是否就是该文所言之“学术大同”值得思考。该文着重探讨了廖平学术大同的思想内涵,但在分析学术大同与政教大同的
递进关系上较简略,对廖氏学说的反思也略微浅显。参见:刁春辉《廖平学术大同论研究》,山东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
关于近代大同思想的研究,可参见:张岂之《“大同书”的思想实质———兼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三种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人文杂志》1957
年第2期,第14ꢄ21、25页;吴义雄《孙中山与近代大同学说的终结》,《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94年第1期,第46ꢄ57页;操申斌《对中国近代
几种大同思想的评说》,《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3期,第312ꢄ314页。
⑧
⑨
王汎森认为《礼记·礼运》篇是“两千年来不被学界主流突出表彰的文献”,特别是宋明儒者强调“道统”意识,以为“大同”之说出自诸子,非孔
门之正宗。参见:王汎森《反西化的西方主义与反传统的传统主义———刘师培与“社会主义讲习会”》,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
(增订版)》,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245ꢄ246页;陈赟《王船山对<礼运>大同与小康的理解》,《船山学刊》2015年第4期,第51ꢄ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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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世文ꢃ陶ꢃ亮ꢃ学术大同与全球政教———以廖平《大同学说》为核心的考察
王先生认为正是由于“紧急的心情与压迫感”,使得传统中国旧经学的领袖人物如章太炎、刘师培等都发
展出了某种乌托邦思想。
其中,康有为的“大同”学说颇具代表性。康氏杂糅儒家大同理想、佛教“平等”教义、西方进化论等而构
建了一个“无邦国、无帝王、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乌托邦世界” 他希望破除一切“界域”,最终达至“大
同”。但正如萧公权先生所言,康有为“并不关注维护中国价值或移植西方思想,而是要为全人类界定一种生
活方式” ,这种带有“国际主义”色彩的“大同”思想反而不自觉地将孔学价值观泯灭了。
①
,
②
与上述诸家之“乌托邦思想”不同的是,廖平从来没有怀疑经学的致用性,仍然坚持“中学本位”的看法,
希望以孔学规划世界。不过,在他看来,经学又需要“改良”,以发挥其在新时代的作用③。他提出“大同学
说”,即主要基于“改良经学”的初衷。他曾经自言:“戊戌以后,始言‘大同’,乃订《周礼》为皇帝书,与《王制》
大小不同,一内一外,两得其所。”④此处“大同”当作“大统”解。廖平早年治经分“今古”,然而戊戌(1898)以
后改说“大统、小统”,开始将眼光投向世界,关注全球政教与治理的问题。其中的原因,除开他的“今古学”体
系本身有无法弥合的矛盾⑤,招致学界反弹(如章太炎的《今古学辨义》、刘师培的《汉代古文学辨诬》等,皆针
对廖平而发),特别是张之洞的警告(张对廖尊《王制》贬《周礼》尤其不满),还与廖平的经学思想从“通经”向
“
经世”转向有很大的关系。⑥ 廖平希望以此突破经学的时间与空间限制,以突显孔子“百世可知”,让经学重
新焕发出活力,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在廖平“大统、小统”学说中,六经是孔子为后世制定的“治法”,可划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小统”学说,为
治理禹域中国而设;另一类为“大统”学说,为将来治理“全球”而设。孔经之中,《周礼》疆域广大,规划的是未
来全球“大统”制法;《王制》疆域制度较《周礼》小,故为中国“小统”制法。如此一来,无论今学、古学诸经不再
有真伪优劣之分,皆为孔子垂法万世之作,《周礼》之类原来被判为“新学伪经”的所谓“古文经”,也变成了“精
金美玉”。经学通过廖平如此“改良”,实现了“群经大同”,其解释时空可以无限延伸,用他的话来说,真是“化
腐朽为神奇”。此外,他又将诸子、天学、地理、佛学、楚辞、山经等知识熔于一炉,开辟了一条与当时主流学界
不一样的经学道路。
在《大同学说》中,廖平提出“学术大同”,并做了相当详尽的阐发。《大同学说》开宗明义:
ꢃꢃ大同者何? 不同也。化诸不同以为同,是之谓大同。凡天下之物,莫不有类有群,自近及远,由小推
大,始于同,归结于不同。⑦
“大同”包含在无数种不同之中。举例来说,自然界之飞鸟、走兽,皆属动物,此为之同;但飞鸟为禽类,走
兽为兽类,此为不同。《周易》所谓“方以类聚,物以群分”,都是从“同”的角度而言。因此,廖平指出:“凡人之
智慧,世界之进步,皆以尚同为初级。”如人之交际,始于家庭,由家人骨肉之亲(同姓昆弟、异姓甥舅)推至乡
党邻里,此为“小同”;再由乡推至邦国、天下,由黄种人推至世界各色人种,其亲疏之等以数十计,然五种肤色
都同为人,所以说“不同之中,有大同者在焉”。“尚同”还只是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大同”正是由“不同”所
构成,如以人推至自然界万物(动植物等),皆为天父地母,虽然其形不同,但这才是真正的“大同”之至。⑧
以上论述,显然受到《庄子》相对论的影响。《庄子·德充符》云:“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
①
康有为的“大同思想”集中体现在其《大同书》之中,参见:康有为《大同书》,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7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007年版,第1ꢄ188页。学界对康氏“大同”思想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参见:汤志钧《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与<大同书>》,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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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年版;房德邻《儒家色彩的乌托邦和孔教的启示录———<大同书>新论》,《孔子研究》1992年第4期,第77ꢄ84页。
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汪荣祖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版,第344ꢄ345页。
廖平著有《经学改良表》,系统提出“经学改良”的主张。参见: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1册,第811ꢄ821页。
廖平《四益馆经学四变记》,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2册,第884页。
②
③
④
⑤
关于廖平今古学的内在矛盾,近年有学者撰文作了反思。参见:李学勤《<今古学考>与<五经异义>》,载张岱年等著《国学今论》,辽宁教育出
版社1991年版,第125ꢄ135页;路新生《廖平<今古学考>经学思想体系中的几个问题》,载路新生《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研究》,上海人民
出版社2001年版,第441ꢄ468页;郜积意《汉代今、古学的礼制之分———以廖平<今古学考>为讨论中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
刊》第77本第1分册,第33ꢄ77页。
⑥
⑦
⑧
参见:杨世文《至圣前知:廖平的大统世界》,《孔学堂》2018年第4期,第17页。
廖平《大同学说》,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1册,第795页。
参见:廖平《大同学说》,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1册,第795ꢄ7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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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之,万物皆一也。”①但廖平的理论兴趣不在于为《庄子》作注脚,而在于表达他自己对于学术、政治的看法,
阐发其孔经哲学思想。他认为,从六艺经传层面来说,经传之所谓“小康、大同”,专就政术而言,“小康”相当
于“王伯”之治,为“小统”;“大同”相当于“皇帝”之治,为“大统”。道德行艺的区分在于大小不同,小康大同的
区别在于同与不同。大同、小康二者之宗旨,又专在“别同异”。大体在“王伯”小统阶段,已有“民胞物与”之
量,但私心未能尽去,故囿于小康。到了“皇帝”大统阶段,贵异而不贵同,能化诸不同以为同,所以为大同。
因此,“大同”实际上包含了无数的不同。“同”适用于“小统”,处于“各亲其亲”;而“异”则包含了无数不同,此
为“贵异”之“大同”。
“尚同”与“贵异”是“学术大同”的两个阶段,层层递进,充满了哲学思辨的意味。“学术大同”与“全球大
统”构成廖平“大同学说”的两个“车轮”②。简言之,“学术大同”侧重于各种学说“化异为同”,而“全球大统”
则更偏重于全球“政教一统”。当然,“学术大同”的重点是“纳百家于孔学”,“全球大统”则是要将孔子政教推
向世界。只有当孔子之道大行于全球,才有廖平心目中的“大同世界”。在廖平看来,实现学术大同的关键就
在于“诸子之学”上。他认为子学是沟通中西学术的“媒介”,通过对“文质之辨”的创造性解读,强调道家、墨
家皆源于孔学,而墨家尚质,儒家重文;质为西,文为中;道家则专言海外大统之事,孔学通过“老子化胡”的方
式影响全球政教,消解了中学、西学之间的鸿沟,从而为进一步将孔经推至海外全球、实现“全球大统”提供了
可能。所以,从这个层面说,“学术大同”应该是在“全球大统”之先,通过“化异为同”,将不属于经学的其他学
说纳入孔经哲学体系之中。而只有学术达到了“同出于孔门”的状态,方能言世界政教一体。这与廖平先“通
经”再“致用”的主张也是一致的。
三ꢃ“常道”与“权变”
重新楷定六艺与诸子的关系,统合孔经与诸子,是廖平“大同学说”中重要的一个环节。由于子学出自经
学,所以诸子与六艺之间能够调和,最终达到“学术大同”的境界。正如他在《三五学会宗旨》一文中所言:“子
为六艺支派,故经外于子学特详,所以化诸异为大同。”③廖平一生以尊孔尊经为依归,为何会如此重视诸子
之学? 我们不得不注意他的西学观。他在《治学大纲》中对此做了解释:
ꢃꢃ泰西艺学,时人诧为新奇者,实在皆统于诸子家。非泰西新事不足以证发古子,非古子何以统括西
书? 子学为六经之支裔,即为西书之根原。④
廖氏此语有着清晰的逻辑顺序,他认为“子出于经”,而“西学出于子学”,故“经学为西学之源”,以此来论
证经学“百世可知”。可见廖平“大同学说”的落脚点不仅仅在“子学出于经学” 他更想突出“非子学无以发
明经学”的观点,这就超越了历史上“诸子出于六经”的传统看法了。廖平想通过更进一步抬高子学地位,达
到经学与西学贯通无碍、互相比附的目的。
⑤
,
对于“子学即为西书之根原”的论断,廖平反复加以论说。以“地球”为例,近代海外开通之后,世人皆知
大地为球形,并有五大洲四大洋,这是西洋传入的地理学知识。但廖平却从中国古典中找到了“证据”,认为
早在战国时邹衍提出的“大九州”说,与西人“地球”之说若合符节,而究其根源,邹衍之说源自孔学,只是前人
没有发现⑥。由此推衍,西人的地理知识早已为孔学所包,并不新奇。廖平就是用这种方式论证西学源于子
①
②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2009年第2版,第160页。
魏彩莹指出,廖平的“大统”重点在于以孔子之道来“统”世界,而“大同”则是较纯粹的一种境界,认为先“统”而后“大同”。参见:魏彩莹《经典
秩序的重构:廖平的世界观与经学之路》,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版,第469页。
③
④
⑤
廖平《三五学会宗旨》,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1册,第767页。
廖平《治学大纲》,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1册,第630页。
东汉班固即有诸子为“六经之支与流裔”之说,参见:班固《汉书》卷30《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46页。但随着经学地位的不断提
升,特别是宋儒提倡“道统”,将诸子排斥于六经之外。直至清初,傅山等逐渐重新思考诸子之学的地位与意义,但此时诸子学只是经学的附
属品。到了晚清,子学地位一举超过经学,出现了“婢作夫人”的现象。参见: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6ꢄ7
页;罗检秋《近代诸子学与文化思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⑥
参见:廖平《书<出使四国日记>论大九州后》,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66ꢄ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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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世文ꢃ陶ꢃ亮ꢃ学术大同与全球政教———以廖平《大同学说》为核心的考察
学①。然而,仅仅靠简单的推理附会,而没有充分的史料依据和周密的逻辑论证,恐怕很难让人信服。那么,
廖平为何要这样做呢? 其实,正如邓实《古学复兴论》一文所云:
ꢃꢃ夫以诸子之学,而与西来之学,其相因缘而并兴者,是盖有故焉。一则诸子之书,其所含之义理,于
西人心理、伦理、名学、社会、历史、政法,一切声光化电之学,无所不包……故治西学者,无不兼治诸子之
学。一则我国自汉以来,以儒教定一尊,传之千余年,一旦而一新种族挟一新宗教以入吾国……于是而
恍然于儒教之外复有他教,六经之外复有诸子,而一尊之说破矣。②
在清末,特别是庚子国变以后,引进西学已成为国人共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对中学无用的鄙弃”,因此
为了证明中学有用,“最省力的办法自然是说西学中有的也可以在中学里找到”③。这是当时“西学中源”论兴起
的重要背景。廖平作为一个坚定的“文化自信”论者,自然从诸子学的复兴中看到了重现孔学价值的希望。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晚清政学两界多有主张以宋学济汉学,汉宋兼采,出现宋学复兴之势。然而,廖平
对此是持批评态度的。他认为,无论是“东南谈时务者”所倡言之“新学”,还是“主持大教”者所推举之“宋
学”,都没有找对医治当时社会各种弊端的药方。在廖平看来,宋元以来儒者提倡理学,侈言道统,贬低诸子
学说,导致“人才日以困坠,举天下聪明材智群消耗于空疏谫陋之一途,于宗社之危亡漫不加察”④。时局的
危机,归根结底在于学术的败坏。由于学术误入歧途,人人都成了自私自利的“乡愿”,导致国家病入膏肓,不
可救药。
廖平精通医道,他以中医做了一番较为形象的比喻。中药材分上、中、下品以及无毒与有毒,以此满足病
者的需要。如果治疗常见之病,“中正和平之方”足以见效。但如果遇到疑难杂症,要想“起死回生”,则非毒
药不能见效。因病立方,君臣佐使,轻重生熟,丝毫不可苟且。他认为中医用药的道理,与学术相通。孔经六
艺作为“常道”,正如五谷、六畜一样,属于“人所常食”的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诸子之学即如中药里的硝黄桂
附,虽有毒性,却可以救急。 就平时而言,六经对于生存已经足用;不幸而有疾病,还必须使用药物治疗。
尤其是“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医者更要善用有毒性的药物来救亡图存。如治疗元阳虚脱、危在顷刻者,就
⑤
⑥
要用“四物回阳饮”;救阴泻热,要用“承气汤”。六艺与诸子,“一常一变,一经一权” ,因此“天地之间,不能
专言饮食而屏绝药物,一定之势也”⑦。
值得注意的是,在廖平眼里,儒家的地位不如道家。他在《庄子经说叙意》中专门列有“砭儒”一章,认为
庄子所砭之儒为“伪儒”,“伪儒不祛,真孔不明”,故“砭儒愈以尊孔”⑧。究其原因,儒家局限于“王伯”小统,
不知“皇帝”大统,专言小康,又贵王贱伯,以为“仲尼之门人,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乎五伯”⑨。事实上,孔子并
不排斥五伯,《论语》盛推管仲之功,《春秋》专言桓、文之事;后世儒者对于不合一己宗旨之说,都加以屏绝,这
种“褊狭私心”,有悖于孔学真义。如果流为学术,喜同恶异,“于族类则中外之界最严,于学术则人我之见尤
甚”,妄分种族,将中西学术截然对立,滋长盲目排外,必为国家大害,以至于发生“毀教堂,甚至有拳匪之事”。
在廖平看来,中国变法维新久不能进步,“其无形之现象,实在于此” 就是说后世“伪儒”要对此负责。
在贬抑儒家的同时,廖平给予道家以特殊的地位。由于道家“兼包天人”,不局限于中国一隅,所以在大
统、小统学说中,道家的地位最为重要,作为百家之一的儒家还在其次。儒家治中国,道家则治全球。廖平在
ꢇꢆꢅ,
①
廖平学说,参见:黄镕撰《经传九州通解》,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4册,第590页。关于邹衍之说,可参见:司马迁《史记》卷74《孟
子荀卿列传》附传,第2344页。
②
③
④
⑤
邓实《古学复兴论》,《国粹学报》1905年第9期,“社说”第3页。
王东杰《<国粹学报>与“古学复兴”》,《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第105页。
廖平《家学树坊》,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3册,第1261页。
参见:廖平《大同学说》,见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1册,第797页。另外,廖平撰写的《诸子凡例》提要,也有类似表述。参见:廖
平《井研艺文志·诸子凡例二卷》,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6册,第1263ꢄ1264页。
如公羊家以“经”为常道,“权”则“舍死亡无所设”,作用在于“补弊救偏”。关于儒家“公羊学”中的经权之说,可参见:林义正《公羊春秋九讲》,
九州出版社2018年版,第170页。
⑥
⑦
⑧
⑨
廖平《大同学说》,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1册,第798页。
廖平《庄子经说叙意》,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0册,第301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2013年第2版,第124页。
ꢅꢆꢇ廖平《大同学说》,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1册,第801页。
14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庄子新解》中指出:
ꢃꢃ各经异义,实皆同出至圣。此篇(案:指《天下》篇)所列六家,皆道家支派。墨家专名,惠施、公孙龙
后为名家,乃道之支派;法、农、申、韩、苏、张皆所不及,谓专详道家可也。①
廖平以“九流”皆出于孔门“四科”:道家出于德行科,儒家出自文学科。“四科”之中,显然德行科要高于
文学科。他通过将道家收归孔门,归根结底是为了突显孔子的至圣地位。
对于墨家的看法,则更能体现出廖平对于“学术”与“政教”关系的见解。他认为墨家专言“夏礼”,属“孔
子尚质一派”,而儒家则“从周而属文”。廖平举礼制以论墨家为西方之法,并结合时局云:
ꢃꢃ中外交通,为古今一大变局,墨家居简行简,质胜文则野,儒家一于主文,未免文胜之弊。②
就中国与西方而言,中国重儒家,未免“文胜于质”;西方主墨家,则未免“质胜于文”,各有利弊,故而需要
“
补偏救弊”,中国与西方需要互相学习。针对当时中国面临的问题,廖平提出“改文从质”说③,主张应当有
限度地学习西方。廖平将六经与诸子以“经”与“权”的方式整合在一起,通过文质互补、经权迭用,希望以此
来最大程度地扩大孔经的适用范围,发挥孔学在新时代的效用,突显经学的价值,消解西学的冲击与挑战,以
维护经学的神圣性。
四ꢃ孔学、诸子与政教秩序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廖平严格辨析了孔子与儒家、孔学与儒学。在他眼里,孔子为“至圣”,不能与儒家等
量齐观,孔学为全体大道,兼包诸子百家。后世所谓“儒学”,只是孔子之后的儒家之学,无论是宗法汉学的考
据学,还是宗法宋学的帖括八比之学,皆号称儒学,实乃“中正和平之术”。面对当今的内忧外患,实不足以救
危亡,必须要以诸子之学来补偏救弊:“非诸子之学极光明,不能有真人才。”④他批评当今之言学术、言政治
者,“不讲医理,不审病势,深恶诸子,以为非圣人大中至正之道,流弊甚大,不可常服”。名公巨卿、老师宿儒
多抱庸医所谓“中正和平之方术”,“日以败坏我国家,堵塞我聪明”,却自以为尊崇的是“内圣外王之学”,以至
于外人轻视孔学,误以为“孔子之道”不过如此。更有甚者,“抱残守缺”的腐儒拒绝改弦更张,却天天想着为
学术、政治“防流弊”,这是没有找到解决政治和学术问题的症结所在。廖平追问:
ꢃꢃ试问今日之政治学术,其归根究竟何如乎? 盖知流弊之害,而不知防流弊之害,且十倍千万于所谓
流弊也。⑤
“
防流弊”一语,屡见于晚清诸人的奏疏、著作之中,廖平此处则专门针对时人排斥诸子之学而言。⑥ 他
强调中华学术的主体性,认为不能丢弃“祖学”固有的资源不用,却向西方寻找解决危机之方。在廖平看来,
只谈诸子学的流弊,而不讲西学的流弊,是不恰当的,“所谓西政西学,其弊或且十百倍于我中国之诸子”。诸
子学既然在孔学的范围之内,故可以提供解决现实问题的思想资源。如果学术不思变通,那么“防流弊”的危
害远大于“流弊”的危害。因此,面对“天下交通,中外一家”的现实,有必要“标明大同至公”,以“镕化小康自
私之鄙吝”,才能“存国粹,强国势,转败为功,因祸为福” ,不能死抱着“防流弊”之偏见而拒绝改弦更张。
有别于上述所谓“抱残守缺”的“腐儒”,廖平认为天下没有无弊的政治学。他引《礼记·经解》曰:“《诗》
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⑧六经虽为圣人之书,后人不善
学者尚且有流弊。对于诸子之学,也应善学其长,避免其短。“良医以毒药奏奇功,庸医以常药酿杀运”,同样
的道理,“良相用诸子而得平安,愚者因六经而致败亡”,这是屡见不鲜的事。故而廖平声言:
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廖平《庄子新解》,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0册,第319ꢄ320页。
廖平《墨家道家均孔学派别论》,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1册,第517页。
参见:廖平《改文从质说》,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1册,第522ꢄ526页。
廖平《孔经哲学发微》,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3册,第1065页。
廖平《大同学说》,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1册,第798页。
廖平驳斥时人“防流弊”之说,似有针对张之洞的意图。张之洞所著《劝学篇》有《宗经》一篇,专门针对公羊学与诸子学的“流弊”而发,提出了
全面的“防弊”主张。虽然廖平没有明言,但对比张之洞“防流弊”的论述与廖平的反驳,不难看出其中的联系。参见:张之洞《劝学篇》,苑书
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719ꢄ9721页。
廖平《大同学说》,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1册,第799页。
⑦
⑧
郑玄注、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903页。
144
杨世文ꢃ陶ꢃ亮ꢃ学术大同与全球政教———以廖平《大同学说》为核心的考察
ꢃꢃ药无论有毒无毒,在医者之善用;学无论诸子六经,在读者之善学。欲求世界大同,必先于学术中变
大同,以六经为主,以九流为之辅,此吾中国学术之大同也。能化诸不同以为同,推之治法,乃有大同之
效。①
“世界大同”的前提是“学术大同”。六艺、诸子同源共贯,如诸子百家同出于孔门,“庄、老之书,祖述帝
道,与《礼运》大同相合”②。将来世界大同,必然以学术大同为先导。学术大同之后,再推之于治法,才能“化
不同为大同”,以孔学为根基重建全球政教。
当然,“化不同为大同”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当务之急则在于“开士智”,以“化其种族之偏见,排外之
思想”③。廖平强调读书人要解放思想,尤其要有全球眼光,善于运用孔经固有之义去解答全球和整个人类
的问题,而不必盲目排外,将中学与西学截然对立。这些观点从廖平这样的经师笔下流出,颇耐人寻味。他
为何主张要以“西学印证孔经”,强调“大同”,摈斥“小康”? 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即自鸦片战争过后,面对
“不带情感”的西学的冲击,中国知识阶层逐渐从传统“学派”之争的“内忧”转而直面西学冲击的“外患”,通过
包容兼摄,寻求学术转型,以保持“祖学”的一席之地不被侵蚀。列文森分析说:
ꢃꢃ到了19世纪,尽管古典仍是价值的标准,然而西方的入侵促使中国人对过去各家学派之争论的评
判发生了变化。与使人眼花缭乱的西方文化比较,中国各思想派别之间的小分歧和小冲突已变得无足
轻重……西方的冲击使中国各派思想实现了联合,当西方成为一个须认真对付的对手时,中国各派思想
则紧密地团结了起来。④
事实上,当晚清学人发现被整合过的中学还是不能抵挡西学的冲击时,不仅不把西学当作“对手”,他们
反过来以孔经含容西学。廖平便倡言“海内外政治学术,皆我分内所当考究”,希望以孔学统理全球政教。然
而,他也不得不直面一个现实的情况:当前世界诸国林立,纷争不断,无所统一,正是所谓“乱世”。连小康一
统尚属未能,至于大同则更属遥远,显然理想与现实之间还存在相当大的张力。处此乱局之中,经学如何发
挥应有的作用? 廖平提出了“开士智”的主张。即学者要对世界做出贡献,就应当切合机宜,努力发掘孔经中
的制度资源,为重建全球政教提供依据。过去地球未开,儒者囿于见闻,不知孔子“大统”之义,所以“儒家旧
说,专详中国之一隅”。方今“中外开通,共球毕显”,孔子的大统制法一一得到印证。儒者就应当“由《王制》
以推《周礼》,由中国以推外国”。大统、小统,一帝一王,大、小本属龃龉,然而三千里小统(中国),未尝不可为
三万里大统(全球)之缩影? 《王制》《周礼》大小虽殊,而其体国经野,设官分职,则“叠矩重规,初无二致,验小
推大,不过扩充,固无所难”。简言之,通过“开士智”,尊经知圣,为将来的“大同”世界做好理论上的准备。
就经典而言,当时世界万国并立,列强侵凌,适合用孔经《春秋》来治理。春秋时代由分而合,同样道理,
地球五洲将来必至一统。只是孔子当时处于割据时代,不能不“因时立法”。《春秋》三传之中,《公羊》《穀梁》
详于经例,至于邦交、政事,不如《左传》之详明,故尤以《左传》为切要。
其实,晚清学人主张利用《春秋》制法的不在少数,发掘了《春秋》(以《公羊》为主)的经世功能。改良派利
用《春秋》宣传维新变法,革命派则利用《春秋》鼓吹革命。通过新的阐发,使经学“可以再次获得新的生命,以
重建中国的国家秩序与政教体系”⑤。虽然廖平也十分重视《春秋》大义,但他的做法与上述经学家有很大的
差异。他认为,将时事与《春秋》进行比较,即可以发现,无论以往的历史,还是未来的方向,都不能超出经典
的范围,“凡今日诸国所已行之陈事,即将来成败得失之归宿,皆可于经传中得其指归”⑥。他的这一观点,颇
有历史目的论的意味。人类历史的发展,都在孔经规划之中,学者的任务即应当结合世局,以《王制》为基础,
详考世界诸国的内政外交以及泰西历史与政治各书来证明经传旧事,“以今证古,以中统外”,制定“万国公
法”,以解决当今世界的问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廖平《大同学说》,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1册,第799页。
廖平《<百年一觉>书后》,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0册,第121页。
廖平《群经总义讲义》,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2册,第779页。
列文森著、郑大华等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第40页。
陈壁生《晚清的经学革命———以康有为<春秋>学为例》,《哲学动态》2017年第12期,第35页。
廖平《大同学说》,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1册,第803页。
14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综而言之,廖平将“学术大同”推至“全球政教”,希望构建一个以《春秋》《尚书》为切用、《王制》《周礼》为
制度基础,同时囊括诸子百家之学的学术大同体系,打通中学西学,给孔经注入新的生命,重建中国乃至世界
政教秩序,在此基础上实现全球大一统(大同)。在廖平的规划中,未来全球其所行政教,则是行于中国之孔
子政教的放大版。当然,他所谓的“孔子政教”,已经整合了六经与诸子、中学与西学。在他眼里,中国古时南
北之分,实即今日中西之界,后来者之视今也如今之视昔,验小推大,“世界大同,固可由中国之小同而决之
者”。①
五ꢃ余论
近代以降,原来作为帝国政教根基的儒家经学黯然失色,甚至成为时代的“靶子”,成为被攻击和批判的
对象。在传统断裂之后,人们不得不思考这样的问题:经学究竟还能不能发挥其致用性? 经学能否为中国甚
至全球面临的困境提供积极的、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戊戌之后,廖平放弃了“今古学”,而主要致力于寻求孔
经如何发挥其应有的致用功能。他撰写了大量的论著,倡导“经学改良”,不厌其烦地论证孔经、孔学不仅具
有现实的价值,而且适用于人类社会(六合之内)和整个宇宙(六合之外),可以放之四海、放之未来。他通过
阐发“大同学说”,为我们呈现了一幅个性鲜明的“学术大同”图景。在这幅图景中,以经学统领诸子百家,山
经楚辞、佛道医数乃至西学西理等古今中外一切学问都是构成“学术大同”的质料。他结合时局突显《春秋》
的致用性,试图“通过重建经典与历史的关联,来勾通价值与存在” ,利用“学术大同”来规划“全球政教”,将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通过孔经媒介重新展现出来。
在晚清民初学界普遍“佞西”“趋新”的背景下,廖平的努力难免不受待见(如冯友兰指为“旧瓶”破裂之
②
“
象、钱穆斥为“秋风候鸟”、胡适目之为“术士”)。其实,在那个时候,类似廖平这样学者还有一些,他们既不愿
意放弃“旧学”,又试图从“旧学”中发现“新学”,通过或多或少的改变,使西学与中学、旧学与新学能够贯通无
碍。如与廖平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康有为,通过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诠释(如《孟子微》《论语注》等),试图革新儒
学、建立孔教,然而,由于他对经典文献阐释的主观性与随意性,反而影响到孔经的“神圣地位”,对经学造成
负面的冲击。而被誉为“朴学殿军”的孙诒让,虽专注于《周礼》研究,亦不忘经世,著《周礼政要》,以西方政治
制度比附《周礼》经制,发掘其中的制度资源,这也不失为另一条儒学革新的路径。就廖平而言,他通过整合
经学、诸子和古今中外学术,建立“孔经哲学”思想体系,通过“化异为同”,期至“大同”,这是他针对近代学术
乱象和时局而开出的另一付药方。以上三人,代表了“经学改良”的三条路径,虽然不尽相同,但从整体上看,
正如论者所言,实乃近代特殊政治文化背景下的“经学变形记”③。面对经学自身的困境与西风的冲击,传统
经学不得不“学随世变”,寻求出路。因此,容纳诸子百家与西学,乃成为近代经学的一个显著特点。
陈寅恪先生有言:“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
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④在经学赖以生存的制度基础已经崩坏的现实困境中,无论是古
文经学家,还是今文经学家,都将“逃无可逃”,不得不寻求出路。因此,利用旧有资源,通过学术重构,关注甚
至干预社会现实,希图给“旧学”重新注入活力,重显经学的价值。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康有为、孙诒让,还
是廖平,都重视孔经中的制度资源。如果略加比较,则不难发现,康氏虽然披上经学的外衣,其所论制度基本
上是西洋货;而廖平所论,则更具有传统经学意味。
就廖平“学术大同”思想体系来说,其前提在于“知圣”,即重新阐发孔经中的“微言大义”。他一方面抉发
孔经中的“大统”学说,强调孔子早已制定了“全球治法”,为未来世界政教做了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又从诸子
学中寻求自强御侮、交邻化外的救世之方。他希望达到“新而不至叛归摩西,旧而不至堕落禅寂”的状态,有
效地化解“新旧”与“中西”之争。廖平倡言“以大同为精神,以小康为实用” 其最终归宿则是“凡我孔教诸
⑤
,
①
②
③
④
⑤
廖平《大同学说》,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1册,第804页。
李长春《廖平经学与中国哲学》,《现代哲学》2016年第4期,第121页。
参见:叶纯芳《经学变形记》,乔秀岩、叶纯芳著,陈美延编《学术史读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409ꢄ445页。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陈寅恪著、陈美延编《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83页。
所谓“精神”,即属于理想目标;所谓“实用”,即解决现实问题。参见:廖平《大同学说》,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1册,第803页。
146
杨世文ꢃ陶ꢃ亮ꢃ学术大同与全球政教———以廖平《大同学说》为核心的考察
子,更当昌明圣教,放诸四海,以企同文同轨,致太平大一统之盛焉,是在吾党”①。他坚信人类社会必然会走
向“同文同轨”的“太平大一统”(大同),全球政教应以孔经为准绳,孔经不仅为当下中国提供了解决方案,而
且为人类的未来发展指出了方向。
应该看到,廖平的经学著作中虽然不乏“精金美玉”,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廖氏解经未免“师心自用”,甚至
牵强过甚,予人口实。其早年的“今古学”暂且不论,“三变”之后,其论说事实上已经脱离了传统解经的“轨
范”,主观性和随意性触目皆见。当然,我们可以用“思想”与“学问”之不同来为其辩护,思想可以天马行空、
无所拘束,学问则必须征实有据、不越雷池。但也需要指出,这样做的结果,对孔经可信度与神圣性难免产生
“不自觉破坏”,可能与“尊孔尊经”的初衷相背离。至于其学说之致命缺陷,正如论者所言,“在其根本假
定”②。廖平的所有论述,均是在承认孔子为“至圣前知”“百世可知”的前提下展开的。他所提倡的“学术大
同”,实质就是将孔子早已经发明的经义,作为儒学与诸子、中学与西学的共同源头,以此论证“尊孔尊经”的
实际价值,具有浓厚的“历史目的论”色彩。从理性角度来说,这是让人难以接受的。不过,在批评廖平的论
思方法、质疑其学说是否真的可信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放弃偏见,走进其思想世界,对其加以“同情之理解”,
直面廖平在近代“中西古今”之争的困局中试图重建“文化自信”的努力。至少,在“音调未定”的中国近代政
治与文化转型过程中,廖平所做的探索并非毫无意义。
LiaoPingꢀsTheoryofGreatHarmony
YANGShi-wenꢀTAOLiang
SchoolofHistory&CultureꢀSichuan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64ꢀChinaꢂ
ꢁ
AbstractLiaoPingꢈsthoughtconcerningConfucianclassicalstudiesisfamousfortheꢉsix
shiftsꢊandisuniqueinmoderntimesHisearlythoughtofꢉOldandNewTextConfucianismꢊat-
tractedmuchattentionfromscholarsꢀbutlatescholarsthinkthatthethirdshiftinLiaoPingꢈs
ConfucianclassicsstudiesisillusoryandbizarreꢀtheybelievethatthereisnoresearchvalueIn
factꢀifwereadLiaoPingꢈsworkscarefullyꢀwecanclearlyfindthathewasfullofanxietyabout
thelossofthepracticalityofConfucianclassicsstudiesꢀsohehadtoꢉlearnwiththechanging
worldꢊandadvocatedꢉthereformofConfucianclassicsꢊAfter1898ꢀLiaoPingabandonedꢉOld
andNewTextConfucianismꢊꢀandstartedtoremovetheboundarybetweenthemꢀinordertore-
alizetheꢉgreatharmonyꢊofalltheclassicsInadditionꢀheincludedallthepre-Qinphilosophical
textswithinConfucianismꢀandestablishedagrandintellectualsystemthatcouldincludeboththe
ancientandmodernandencompassbothChineseandWesternthoughtꢀandappliedthissystem
topoliticalinstructionHehasplannedauniqueꢉGreatHarmonyꢊroadfortheglobalꢈspolitical
instruction Heintendedtore-establishtheꢉUniversalValueꢊoftheConfuciusandrestorethe
academictraditionofꢉgoverningtheworldthroughConfucianclassicalstudiesꢊUndertheback-
groundofmodernacademictransformationꢀLiaoPingꢈsthoughtrepresentsanotherpathofCon-
fucianisminnovation
KeywordsLiaoPingꢋTheoryofGreatHarmonythereformofConfucianclassicsꢋpoliti-
calinstruction
[责任编辑:帅ꢃ巍]
①
②
廖平《阙里大会大成节讲义》,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1册,第470页。
李耀仙《廖平与近代经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9页。
147
（已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