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芳ꢄ刘婷婷ꢄ数字资本主义生产全过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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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变标志着货币资本化和剩余价值的形成,看似自由的交换关系背后则隐藏着资本家对工人的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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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剩余价值创造依赖于对数字劳工的剥削,以数字劳工的“活劳动”满足资本增殖需
求。一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场域从物理空间拓展到数字网络平台中的虚拟空间。“赛博空间”中的工作制度以
灵活多变的劳动方式来消除时空阻隔,将生产场所从工厂车间延伸到“社会工厂”,剥削对象由劳动工人转向
普通网络用户,扩展了从事剩余价值生产工人的范围。二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对于劳动时间的延长更为彻
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大量的事实揭露了资本家通过延长工作时间增加剩余价值总量的罪行。数字劳
工的生产模式不需像传统“996”一样按时打卡上下班,任务和时间可自行灵活安排,创作者若超额完成定额,
平台就会为创作者发放较多流量或者经济奖励,劳动者不必在物理时空中集中合作,劳动形式的灵活多样使
潜在剩余劳动时间增加,劳动者甚至经常要在闲暇时从事“间歇式”工作。当下,诸如“外卖小哥”等弹性劳工
实行“计单工资”,为了获得更多的薪酬他们往往会主动延长自己的工作时长,从而创造出更多的实际剩余价
值。三是通过优化生产流程来提高劳动生产力,从而获取相对剩余价值。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通过引
入新技术、优化生产组织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可以获得相对剩余价值。随着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升,数字技术
逐渐渗透到各行各业,对相对剩余价值的产生与分配发挥作用。例如,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和升级的过程
中,人工智能等先进的数字技术的应用显著提升了制造业的生产效率,这些技术不仅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
而且在虚拟空间中完成了产品设计和优化,当劳动生产率提高时,相同的时间内可以生产出更多的商品,从
而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
(三)“弹性化”的劳动方式加剧劳资矛盾
马克思指出,机器的使用在资本主义逻辑下反而成为了资本家压榨工人、扩大剩余价值的工具。一方
面,在资本与劳动力的结合下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才能有效运转,只有当资本家在市场中找到“自由的一无所
有”的工人出卖劳动力的时候,资本才得以产生;另一方面,在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逐下,为了在市场的激烈
竞争中获胜以获取超额剩余价值,资本家会采用新技术与购置新设备以提升生产效率,结果便是机器排挤工
人,造成大量相对过剩人口的产生。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各大平台“零工”的出现导致“弹性化”的劳动生
产形式成为主流,在弹性劳资关系中,劳动者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具体工作时间,劳资关系在看似自由的工
作模式下呈现出从传统的雇佣生产关系向不稳定的生产关系的数字化转型,劳动者的身份和权益日益模糊,
加剧了劳动的不稳定性和劳资矛盾。
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凭借大数据和智能算法推动“零工经济”快速崛起,致使资本与劳动之间不平等的对
立关系更为严峻,简单的、机械重复的体力劳动日益会被机器取代,工人逐渐成为机器的附属品,大批生产工
人面临失业的危机,裁员、降薪等现象常态化,产业工人逐渐被“边缘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
是劳资关系的对立更为隐蔽。数字技术的发展与数据的商品化走向致使用户的在线活动为平台免费提供了
“活劳动”,资本家利用数字技术模糊生产与消费、工作与生活之间的界限,使用户于无形中“自愿”地创造剩
余价值。此外,弹性化的工作制度造成了劳动者的分化,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可替代性增强,劳动者群体去技
能化程度的加深导致了就业不稳定的现象。二是劳资双方力量的不平衡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劳
资双方力量的不平衡,资产阶级为了最大化地追逐剩余价值会加强对劳动者的剥削,数字劳动的兴起使得平
台更容易获得市场的垄断地位,加剧劳动力和资本方的力量悬殊。一方面,资本通过平台的垄断获得了经济
和政治地位;另一方面,资本以数字技术控制劳动过程监督劳动者,劳动者对资本的依赖性增强。数字网络
平台通过整合数字技术与劳动力市场,改变传统的雇佣关系,劳动者由于不是正式雇员而缺少收入保障和社
会保障,减少了平台诸如培训、保险等成本的付出。这种不平等的利润分配机制加剧了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
的矛盾,资本家通过平台获得高额利润,而劳动者则面临收入不稳定、缺乏社会保障的问题。三是过剩人口
的产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一步揭示了机器的广泛使用导致工人“技术性失业”的本质,在资本主义社
会中,相对过剩人口是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伴随着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数字劳动关系
变得更为复杂,劳动者的技能需要不断地适应新的技术要求,数字化、自动化生产设备的引进与采用导致大
量劳动者成为技术发展的“牺牲品”,从而形成相对过剩人口。相对过剩人口的出现加剧了劳动者和资本家
的不平等现象,劳资矛盾进一步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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