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４１ 卷第４ 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４１，Ｎｏ．４
Ｊｕｌｙ，２０１４
２０１４ 年７ 月
宋朝“最腐败”论商讨
张ꢀ 邦ꢀ 炜
（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８９；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成都６１００６６）
ꢀ
ꢀ 摘要：宋代官员的俸禄，上层、下层相差数百倍，不可统而言之。 俸禄的厚薄与腐败的程度并无必然的、直接的
因果关联，两者既不成正比，也不成反比。 历史上究竟哪个朝代最腐败，只怕是个既很难比较，又无多大意义的伪
命题。 历史有条铁的定律：廉洁兴邦，腐败亡国。 赵宋王朝经历了初期较廉洁、后期极腐败直至最后灭亡的过程，
一部宋朝兴亡史正是“历史周期律”的绝好例证。
关键词：宋代；俸禄；腐败；增俸养廉；省官益俸；重禄重罚；历史周期律
中图分类号：Ｋ２４４ꢀ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３１５（２０１４）０４⁃０１４９⁃０７
［
３］８
ꢀ
ꢀ 对于宋代历史，误读误解不少。 新近又添一说：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公务员’工资最高、最腐败的
禄，大抵皆薄。” 他们总是强调宋代官吏的俸禄比
唐代不仅低，而且低得多。 “ 什么藤结什么瓜”。
杨、范、王作为士大夫阶层的代表人物，人们难免怀
疑他们在替自家人说话。 平心而论，杨、范、王等人
的论述虽然包含着某些情绪化的成分，但并不算离
谱。
“
朝代。”凡事均有前后演变，且上层下层差别极大。
探究历史问题，离不开层次感与过程论。 如果只是
说宋朝腐败，虽有不分前期、后期的缺陷，然而大体
而言，并无不可。 断言宋朝俸禄“最”高、“最”腐败，
这两个“最”字就值得斟酌了。
对历朝历代俸禄的多少，作出准确的数量性比
较，无疑是件十分困难的事。 第一，中国古代的俸禄
制度前后演变繁多，从秩石制到品级制便是一大变
化。 第二，俸禄结构相当复杂，包括正俸、加俸、职田
等类型，类型之中又有项目，如正俸包括俸钱、衣赐、
禄粟等项目，且支付形式多样，包括货币、实物乃至
土地、劳力等等。 第三，物价波动频率高，幅度大。
然而，北宋初期与唐代确实具有可比性，其原因是北
宋初期的俸禄制度承袭五代，而五代的俸禄制度以
唐代为基础。 五代与唐代的俸禄制度不同之处有
三：一是实行“半俸”制，“百官俸钱，并减其半，自余
别给，一切权停”；二是施行“除陌”（又称“省陌”）
一ꢀ 千差万别的俸禄
所谓宋朝“公务员” 是对古代官吏的当代化称
呼。 “两最”论者判定：“宋朝‘公务员的工资’是汉
①
代的６ 倍、清代的１０ 倍。” 此说既与当时人的说法
相反，又与现今研究者的结论不同。
宋代官吏俸禄最高吗？ 北宋文学家杨亿做过较
为具体的比较，认为其总体水平明显低于唐代，特别
是刚刚步入仕途的低级官员，其俸“ 不及周之上
［
１］卷十六
农”，“不及汉之小吏”
之谓也。 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 中，对宋代
俸薄”说论述较多，并为官员喊穷叫苦：“俸禄不
继，士人家鲜不穷窘，男不得婚，女不得嫁，丧不得葬
。 “上农”者，富裕农民
“
制，规定７７ 钱当１００ 钱行使；三是推行“折实” 制，
［
２］卷上
［２］卷上
者，比比有之。”
王安石一言以蔽之：“方今制
“半俸三分之内，其二分以他物给之”
。 正是依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４⁃２８
作者简介：张邦炜（１９４０—），男，四川江安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研究
方向为宋史。
１４９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１０］８７２
据以上三个因素，《中国俸禄制度史》一书断定：“宋
曹，且免受逼卒”
；“闲曹奔走徒云仕，薄俸沾濡
。 尚书省六部二十四司之间的差距
就相当明显，某些部门“人人富饶”，某些机构则“寂
［
４］２４１
［１１］卷五
初官员俸禄大略只相当于唐时的四分之一。”
作
不逮亲”
［
５］１３
者指出，宋人所说“国初士大夫俸入甚微”
属实；北宋初期以后，俸禄逐渐增加，到南宋后期已
，大体
［
１２］８２－８３
寞弥甚”
，于是官吏们想方设法，改闲曹为剧
［
４］３００
［１３］卷四十一
又
提高“七八倍”
之多。 但因物价不断上涨，官吏
任。 即所谓：“众人剪剪兮，趋慕要津。”
增加的俸禄往往被价格因素所抵消，实际俸禄仍然
比不上唐代。
如因地区不同而不同，“内任”即京朝官与“外任”即
地方官之间差距也不小。 唐代后期，藩镇坐大乃至
宋人确实有此一说：“国朝待遇士大夫甚厚，皆
割据，重外任而轻内任，“以朝廷为闲地，谓幕府为
［
５］４６
［１４］６９３
前代所无。”
清代学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二
要津”
。 宋代加强中央集权，与唐代后期恰好
十五《宋制禄之厚》、《宋恩赏之厚》、《宋祠禄之
制》、《宋恩荫之滥》等条目中对此说有较为详尽的
论证。 然而稍加留心，即可发现，所谓“士大夫” 在
这里并非泛指数量众多的“公务员”群体，而是专指
高官。 宋代官吏的俸禄，上层下层差距极大。 据
相反，重内任而轻外任，“指台阁为要津，笑州县为
［１５］１５９９
俗吏”
。 宋代官员调动频繁、内任外任不时互
换，多少起到了一些缩小官员收入差距的作用。 然
而，如何“削峰填谷”是道难题，有宋一代始终未能
解决。
《
宋史·职官志十一·奉禄》记载，仅就月俸一项而
二ꢀ 美妙幻想的破灭
言，最高级别的官员高达“四百千”，最低级别的官
吏仅“一千”而已，未入流、无品级者则无记录。 所
谓“一千”即一缗，又称一贯。 两者相差４００ 倍，岂
可统而言之。 禄粟最高每月２００ 石，最低２ 石，前者
是后者的１００ 倍。 正如研究者所说：“五品以上的
高官，俸禄高得惊人。”“而广大的低级官员，俸禄很
将俸禄与腐败挂钩是一种历史上早已形成的习
惯性思维。 清初大学问家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二
《俸禄》可谓集这一认识误区之大成。 他说：“贪取
之风，所以胶固于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给之薄而无
［
１６］５４８
以赡其家也。”
将贪腐的原因一概归结为俸薄，
此说不妥显而易见。 顾炎武旁征博引，依照其列举，
至迟从汉成帝开始，历代统治者不断地如是说：“其
［
４］３００
低，连维持基本生活都有一定困难。”
他们不免
［１６］５４８
牢骚满腹。 北宋前期，“三班奉职月俸钱七百，驿券
肉半斤”（按：驿券即驿站发给的纸券，凭此享受有
关待遇）；有位职居此阶者在驿壁题写打油诗：“三
班奉职实堪悲，卑贱孤寒即可知。 七百料钱何日富，
禄不赡，则不免失其所守，而陷于罪者多矣。”
其实，俸禄与腐败并无必然的、直接的因果关联，俸
禄的厚薄与腐败的程度既不成正比，也不成反比。
在这一思维定势的支配下，增加俸禄成为反腐
倡廉的手段。 “高薪养廉”并非舶来品，这种主张由
来已久。 北宋开国之初，宋太祖就说：“俸禄薄而责
［
６］２８５
半斤羊肉几时肥？”
三班奉职系低级武职官吏。
南宋时期，北方官民大量南迁，“吴中羊价绝高，肉
一斤为钱九百”，因此有官吏写下打油诗：“平江（治
今江苏苏州）九百一斤羊，俸薄如何敢买尝。 只把
［
１７］６０５
范仲淹更是直言不讳：“厚
岂止说说而已，宋朝统治
人以廉，甚无谓也。”
［
２］卷上
禄然后可以责廉隅。”
［
７］６８２－６８３
鱼虾充两膳，肚皮今作小池塘。”
这些均可作
者试图从俸禄入手解决贪腐问题，采取过若干“增
俸养廉”的措施，目的在于让官吏在经济上不必贪。
值得一说的是，宋朝统治者的以下两种反腐努力，最
终化为泡影。
为宋代低级官员俸禄不高的佐证。 而唐时白居易在
做盩厔（即今陕西周至）县尉时，对俸禄与生计则颇
有满足感。 其诗云：“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 吏
［
８］４－５
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
唐、宋两代低级官员
一种是“省官益俸”。 冗官与贪赃是宋代常见
的两大腐败痼疾。 宋太祖对此早有较为清醒的认
识。 他在开宝年间发布诏令：“与其冗员而重费，不
的感受截然不同，当然其中也包含着个人志趣与境
界的差异。
［
１８］３７５４
除品级高低而外，造成官吏收入差距的因素还
较多。 如因机构不同而不同，任职于“闲曹冷局”即
清水衙门与“要津剧任”即油水部门的官吏收入多
寡悬殊。 唐朝官吏便如是说：“闲曹犹得醉，薄俸亦
若省官而益俸。”
按照他的构想，此举一箭双
雕，可同时解决冗官与贪赃两大痼疾，并且两全其
美，既不增加财政支出，又可改善官吏生活，让官吏
在经济上无贪腐之必要。 宋太祖“省官益俸”的决
策在统治集团内部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同：“限以常
［
９］新集，卷三十二
胜耕。”
宋代官吏更是感叹：“薄禄庇闲
１５０
张邦炜ꢀ 宋朝“最腐败”论商讨
［
１］卷十六
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后来
员，理当减于旧费。”
原因在于财力有限，未能做到“尽禄天下之吏”，于
［
１９］１８
称赞道：“开宝之制，可谓善矣！”
“省官益俸”即
是出现了“重禄公人”与“无禄公人”之分。 无禄公
人抱怨朝廷口惠而实不至，仍然贪赃枉法。 重禄公
人所得俸禄并不太“重”，实际收入不如从前“受赇”
所得。 他们贪得无厌，不惜以身试法。 如果说“省
官益俸”在统治集团支持率较高，那么“重禄重罚”
则反对者较多，以致实施时间不长。
使在今天也不无一定借鉴意义，其可取之处不在于
将增俸与养廉相联系，而在于将省官与增俸相结合。
在减少官吏数量的基础上增加俸禄，可避免行政成
本过高，不致加重财政负担。
“
益俸” 在宋代并非只说不做。 据《宋会要辑
稿·俸禄杂录》记载，地区性增俸、局部性增俸多达
３ 次，还有三次全局性增俸，即“大中祥符增俸”、
元丰增俸”、“崇宁增俸”。 然而，官吏贪腐问题并
由上所述，不难看出，“衣食既足，廉耻自兴”，
“人知自重，不敢冒法”等等，都是不切实际的美妙
幻想。 宋代历史证明，高薪不能养廉。 蔡京、秦桧、
韩侂胄、贾似道之流俸禄最高最腐败，便是明证。 贪
官污吏欲壑难填，想让他们在经济上不必贪是不可
能的。 当然，低薪无薪更难促廉。 薪俸是个再分配
问题，并不具备反腐功能。 它应当同经济发展水平、
财政收入状况、物价波动幅度相适应。 建立一个较
为合理的薪俸体系并适时加以调整，其主要作用在
于理顺关系，安定人心。 解决腐败问题不能着眼于
俸禄，把增俸作为反腐手段，注定会落空。
３
“
未因此得到缓解，有宋一代的总趋势是廉未养而愈
贪。 何以至此？ 具体原因在于两个失控。 一是官员
总数失控，官未减而反增。 宋朝统治者始终为冗官
问题所困扰，财政不堪负荷。 二是市场物价失控，俸
名增而实虚。 尤其是南宋晚期，物价飞涨，官民怨声
载道：“人家如破寺，十室九空；太守若头陀，两粥一
［
２０］卷二十七
饭。”
另一种是“重禄重罚”。 宋代胥吏长期以来大
多基本无俸禄。 沈括《梦溪笔谈》记述道：“天下吏
三ꢀ 仅供参考的议论
［
２１］１３３
人素无常禄，唯以受赇为生，往往致富。”
无常禄”，居然“致富”，靠的是“受赇”。 所谓“赇”
胥吏
宋朝最腐败吗？ 从当时到现代，相反议论不少。
下面列举一些，仅供宋朝“最腐败”论者参考。
北宋哲学家邵雍的“太平世”说便与“最腐败”
论形成鲜明对照。 邵雍庆幸自己生长在“太平无事
日”：“此身生、长、老，尽在太平间”，“天下太平日，
“
者，“贪污受赂”之谓也。 王安石为解决这一突出的
腐败问题，着眼于俸禄，主张“尽禄天下之吏”。 熙
宁三年（１０８０），宋神宗采纳王安石建议，恩威并用，
推行重禄法，当年京城和各地都拨出一大笔专款，用
［
２３］１２７２７
人生安乐时”
，因而名其居曰“安乐窝”，并自
［
２１］１３３
于支付胥吏俸禄，此后“岁岁增广”
。 同时用重
号“安乐先生”。 他的诗集《击壤集》实可更名为《太
平颂》，诗集中，“太平”一词竟反复出现５１ 次之多，
诸如：“太平无限好”，“人间久太平”，“人老太平春
未老”，“太平身老复何忧”，“天下太平无一事”，
“一百年来号太平”，“太平文物风流事，更胜元和全
法治贪，宣布贪污受赂者以仓法论处。 “仓法”的全
称是“诸仓丐取法”，原本专门针对管理仓库的官
吏。 其惩处办法是：赃款不满一百文，判处徒刑一
年，每增加一百文，加一等（即徒刑半年）治罪；赃款
达到一贯，判处流刑二千里，每增加一贯，加一等
［
２４］１－２９０
盛时”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邵雍还宣称宋
（
即流放五百里）治罪；赃款达到十贯，为首者刺配
朝创造了所谓“五大奇迹”，说：“本朝五事，自唐虞
而下，所未有者：一、革命之日，市不易肆；二、克服天
下，在即位后；三、未尝杀一无罪；四、百年方四叶；
沙门岛。 惩罚可谓重矣。 并鼓励检举，其奖励办法
是：检举判处徒刑的赃吏，赏钱一百贯；检举判处流
刑的赃吏，赏钱两百贯，检举刺配沙门岛的赃吏，赏
钱三百贯。 奖励亦可谓重矣。 重禄法将俸禄同奖惩
挂钩，重禄与重罚并行，确有可取之处。
［
２５］１９６
五、百年无心腹患。”
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
理学家程颐同样声称：“本
２６］１５９
只是其“五大奇迹”的
［
具体内容与邵雍所说稍有不同。 古人有所谓“三
代”理想，他们往往把“三代”作为美好时代的代称。
南宋诗人方回将汉、唐、宋相提并论，力主“前、后三
代” 说：“前三代，夏、商、周也；后三代，汉、唐、宋
宋神宗、王安石等人深信：重禄可养廉，重罚能
治贪。 据《文献通考·国用考二》记载，他们的设想
是：“吏禄既厚则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刑。”
然而这一预定目标并未实现，其结果是：“良吏实
［
２７］卷三十一
也。”
［
２２］２３２
寡，赇取如故，往往陷重辟。”
何以至此，其具体
宋人的议论不免有王婆卖瓜之嫌。 值得注意的
５１
１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是，作为蒙古国信使出使南宋的名儒郝经同样将汉、
不仅与史实不符，并且不是论证而是忽略了这条铁
的历史定律。
北宋初年乃至其前期，吏治较清明。 宋太祖如
此描述当时的情形：“仓箱有流衍之望，田里无愁叹
唐、宋盛赞为“后三代”。 他上书宋理宗说：“汉似乎
夏，唐似乎商， 而贵朝则似乎周， 可以为后三
［
２８］１６５５
代。”
元朝官修《宋史》 认为，宋代政治不是最
［
１８］６４９６
腐败，而是较清明，某些方面甚至超过汉、唐。 该书
之声。”
虽有夸张之嫌，尚非向壁虚构。 至于
《
后妃传》序称：“宋三百余年，外无汉王氏之患，内
北宋晚期之腐败，尽人皆知。 与北宋不同，南宋并非
严格意义上的新王朝。 南宋重建之初，统治集团就
相当腐败。 晚宋时期，更是腐败透顶。 应当指出的
是，即使南宋时期也不可一概斥之以“最腐败”。 不
同时段，政情有别。 如宋孝宗在位的乾道、淳熙年
间，经过一番整顿之后，官场作风有所好转。 晚宋名
儒真德秀作过前后对比：“乾道、淳熙间，有位于朝
者以馈及门为耻，受任于外者以包苴入都为羞。 今
［
２３］８６０６
无唐武、韦之祸，岂不卓然而可尚哉！”
明代文
豪张溥在《宋史纪事本末·叙》中，称颂宋代有四大
“
法高前代”之处：“礼臣下，崇道学，后妃仁贤，宗室
［２９］１
清代学者徐乾学在其《资治通鉴后编》卷
柔睦。”
八中，对程颐的宋朝所谓“五大奇迹”说深表赞同。
近人蔡东藩所著《宋史演义》 不应简单地作为
小说家言，而应视为通俗历史读物，且不乏见地。 该
书一开篇便盛赞宋朝有五种“善政”：第一，“整肃宫
闱，没有女祸”；第二，“抑制宦官，没有奄祸”；第三，
［
２３］１２９６１
馈赂公行，熏染成风，恬不知怪。”
所谓“ 包
苴”，简而言之，即贿赂。 问题在于：一个王朝的初
期、晚期反差如此之大，原因何在？ 南宋作为重建王
朝，自有其特殊性，初期、晚期反差较小。 而北宋则
极具典型性。 下面仅以北宋为例，略作分析。
“
睦好懿亲，没有宗室祸”；第四，“防闲戚里，没有外
［３０］２
。 历史学
戚祸”；第五，“罢典禁兵，没有强藩祸”
家柳诒徵也认为：“惟宋无女主、外戚、宗王、强藩之
［
３１］中册，２２３
祸。”
至于陈寅恪的“登峰造极”论、邓广铭
北宋初年吏治何以较清明，与宋太祖三管齐下，
的“空前绝后”说，人所共知，无须重复。
反腐倡廉关系极大。 第一，严惩贪腐。 宋太祖“颇
［
２３］４９６１
上述种种说法，既有合理内核，也有谬误之处。
用重典，以绳奸慝”
，宣称：“苟犯吾法，惟有剑
３２］２８５
当时被处以极刑的贪官污吏，见于记载者
［
“
女祸”、“女主”云云，分明是传统时代歧视女性的
耳！”
歪理邪说。 将宋朝称颂为“太平世”、“全盛日”、“安
乐时”，显系“天方夜谈”。 莫说宋朝，只怕唐代贞
观、开元年间也并非“太平世”、“全盛日”。 一部中
国历史或可用“多难兴邦”四字加以概括。 人云亦
云，学人所忌。 即使对于笔者素所敬仰的陈、邓师生
两大家之说，本人也有不甚理解之处。 “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空前”尚可，“绝后”未必。 非白即黑，
另走极端，用“最腐败”论取代“太平世”说，只怕同
样值得斟酌。
即达２０ 余人之多。 第二，警示官员。 宋太祖将后蜀
后主孟昶塑造为“反面教员”。 据说孟昶的溺器竟
以七宝装之，宋太祖见此七宝溺器，“摏而碎之”，并
［
２３］４９－５０
声讨道：“所为如是，不亡何待！”
稍后，宋太宗
亲笔书写１６ 个大字：“尔俸尔禄，民膏民脂。 下民
［
３３］２１６
要求地方官府刻石立于办公
易虐，上天难欺。”
处南面，称为《戒石铭》。 宋真宗颁布《文臣七条》，
即“清心”、“奉公”、“修德”、“责实”、“明察”、“劝
课”、“革弊”，要求官员“公直洁己，则民自服”，“以
［
３４］卷四十二
四ꢀ 历史的铁的定律
德化人，不专猛威”
。 所有这些，目的均在
③
中国历史究竟哪个朝代最腐败？ 恕我直言，这
只怕是个既很难比较，又无多大意义的伪命题。 历
史有条铁的定律：廉洁兴邦，腐败亡国。 各个朝代的
历史虽然自有其特点，但历朝历代总是：“其兴也勃
焉，其亡也忽焉。”大致都经历了初期较廉洁、后期
极腐败直至最后注定灭亡的过程。 “六道轮回，出
路何在？”有识之士不是纠结于哪个朝代最腐败，而
于引导官员勤政廉洁，在思想上不愿贪。 第三，特
别是变“姑息之政”为“防弊之政”，从制度上开始建
立一套权力制约体系，约束各种权力。 宋太祖试图
改变“任人而不任法”的状况，于建隆四年（９６３）七
月颁行《宋刑统》。 当时最突出的问题是“禁卫之兵
骄，方镇之权重”，天下深受其害，宋太祖因此“收许
［
３５］３０７０
多藩镇之权”
。 就当时实情而论，收兵权这条
②
是忧心于如何走出“周期律”这一历史怪圈。 宋代
最大的集权措施，同时又是最大的反腐倡廉、便民利
的总趋势与历朝历代并无二致。 不分前期后期，不
问此时彼时，笼统地将宋朝视为“最腐败的朝代”，
民举措。 “权重处便有弊。 宗室权重则宗室作乱”，
［
３５］３２０９
。 宋太祖“事为之防，
“外戚权重则外戚作乱
１５２
张邦炜ꢀ 宋朝“最腐败”论商讨
［
３６］３８２
，采取的分权限权措施颇多。 如在
曲为之制”
构施行。 宋徽宗滥用皇权，恣意妄为，干出不少劳民
中央建立中书门下主管民政、枢密院主管军政、三司
主管财政的各不相知的分权体制，并设参知政事以
分割宰相之权；在地方建立监司分立的权力系统，设
通判以分割知州之权；控制宦官员额，限制阉寺权
势；控制后宫规模，防范后妃干政；对外戚虽恩宠有
加，但一般不授予实权。 其基本原则及若干措施被
有宋一代奉为“祖宗家法”，后世又有所强化和发
展。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宋太祖尚能对自己手中的
皇权作些自我约束。 据记载，宋太祖曾问谋臣赵普：
伤财的坏事、蠢事。 北宋因极度腐败而亡国，根源在
于权力的恣意滥用。 “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
权力不受约束与朝政腐败的程度是成正比的。
五ꢀ 脆弱的制约体系
如前所述，北宋经历了由初期权力受到某些限
制到晚期基本不受约束的过程。 人们难免会问：其
原因到底何在？ 关键只怕在于皇权政治下的权力制
约体系本质上是脆弱的。
宋代的皇权究竟有多大，相权是否与皇权并驾
齐驱，甚至高于皇权，在学界是个有争议的问题。 依
我看来，宋代的皇权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并非完全不
“
“
天下何物最大？” 赵普答道：“道理最大！” 宋太祖
［３７］１７１０
屡称善”
。 他作为皇帝，赞同天下不是皇帝
④
受约束，另一方面毕竟至高无上。 相传，宋太祖曾
最大而是道理最大。 可见，宋太祖还算比较开明。
北宋晚期何以极腐败，宋徽宗的不少举措与宋
太祖恰好相反是个重要原因。 对于贪官，宋徽宗不
是严惩，而是重用。 他所宠信的蔡京、王黼等“六
贼”，便是六个特大贪官。 至于《戒石铭》之类，只不
过刻在石头上而已。 民间讥讽道：“尔俸尔禄，只是
不足。 民膏民脂，转吃转肥。 下民易虐，来的便着。
到相国寺行香。 他问僧人：“ 朕见佛，拜是，不拜
［
４０］２３４－２３５
是？”僧人答道：“现在佛不拜过去佛！
⑤
当时
甚至传说宋太祖系“定光佛” 下凡。 可见，皇权岂
止仅仅高于相权，无疑高于包括神权在内的一切权
力。 由于皇权至上，法律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 宋
［
４１］２６２
人说：“陛下有言，即法也。”
以言代法，势必难
［
３８］卷八
上天难欺，他又怎知。”
关键在于宋太祖创立
免。 由于皇权至上， 执法具有相当大的随意性。
《宋史·刑法志》序称赞宋太祖：“立法之制严，而用
法之情恕。”这个“恕”字便是有法不依较为常见的
证明。 由于皇权至上，权力制约体系具有先天的脆
弱性，尤以制约皇权最难。 宋太祖曾对赵普说：“朕
的权力制约体系，到宋徽宗时全面崩溃，三种权力恶
性膨胀。 一是宦权膨胀。 宦官不再限员，人数达数
千人之多。 宦官升迁不再受限，如童贯破例官至节
度使，破例领枢密院事，成为两宋历史上唯一的宦官
执政，号称“媪相”；梁师成突破宦官不许掌管机密
的限制，“御书号令皆出其手”，号称“隐相”。 宋人
说：“自崇宁以来，祖宗之制坠废殆尽，而政事号令
［
４２］３４－３５
欲不与，卿若之何？”
皇帝如果固执己见，臣下
确实无可奈何。 皇权是否受到制约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最高统治者自觉与否。 然而，期望皇帝时时处
处自我约束，这简直是件不可能的事。 前人有此一
说：“自古天子居危思安之心同，而居安虑危之心则
［
３９］１５１９－１５２０
悉出阍寺。”
北宋晚期，宦官权势最显赫也
最腐败。 二是相权膨胀。 按照宋朝的旧制，宰相一
般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集体，或两相三参，或三相
两参，或三相一参，或三相无参。 所谓“参”，即参知
政事，或副宰相之代称。 而蔡京前后独相凡１３ 年零
［
４３］５２４８
异，故不得皆为圣明也。”
岂止“不得皆为圣
明”，人们有理由怀疑中国古代历史上究竟有几个
“圣明”天子。 “居危思安”容易，“居安虑危”太难！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宋太祖并非所谓
“圣明”君主，说他是什么“定光佛”下凡救世，无非
是生活在乱世的苦难民众的“美丽传说”而已。 宋
太祖之所以较为开明，可用“迫于形势”四字解答。
北宋建立之初，兵连祸结，生灵涂炭，政局动荡。 如
何走出乱世，让新生的北宋政权不至于成为继五代
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是宋太祖不得不面对的严
酷现实。 宋太祖感到坐天下“太艰难，殊不若为节
度使之乐”， 他说： “ 吾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
１
１ 个月之久。 依照陈规，三公“特拜者不预政事”。
而蔡京以太师总领三省，号称“公相”，成为两宋历
史上第一个权相。 遵循亲属回避制度，亲属不得同
时担任宰执大臣。 而蔡京任相期间，其弟蔡卞知枢
密院事，其子蔡攸领枢密院事，北宋历史上出现了第
一对兄弟宰辅、第一对父子宰执。 三是皇权膨胀。
依照所谓“祖宗家法”，政令的形成有一套既定的程
序。 宋徽宗“御笔手诏” 行事，既不与中书省商议，
又不交中书舍人起草，也不经门下省审覆，由皇帝专
断，并亲笔书写，或由宫中人代笔，直接交付有关机
［
３６］４９
并非纯属虚言假语。 他不是“居安虑危”，
５３
也。”
１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只不过是“居危思安”而已。 宋太祖说：“卧榻之侧，
另一类把权力作为享受。 宋太祖、宋徽宗都很典型。
［
３６］３５０
岂容他人鼾睡。”
所谓“他人”，并非专指割据势
宋太祖显然属于前者，他因此彻夜难眠。 宋徽宗无
疑属于后者，他“托丰亨豫大之说，肆穷奢极侈之
力，而是泛指一切有可能危及其皇权者。 正是出于
稳固政权的考虑，他对各种权力采取了一系列限制
措施。 与北宋初期不同，北宋晚期社会经济发展，城
市空前繁华，财政收入充裕。 尽管社会危机深刻，但
被繁荣的表象所掩盖，北宋社会俨然是座金碧辉煌
的大厦。 宋徽宗更非“圣明”之主，岂有“居安虑危
之心”；他生性“轻佻”（即轻浮、轻狂），面对大好形
［
４４］８３６
风”
，绝无自我约束的意识。 正如时人所说：
“国家承平既久，万事姑息，故爵赏太滥，典刑太
［
４５］１７２０
宋徽宗反宋太祖之道而行之，变“防弊之
轻。”
政”为“姑息之政”，对其宠信的大臣、宦官、佞幸一
味放纵，将限权、分权之类的措施几乎一概抛到九霄
云外，于是各种权力恶性膨胀。 “理有固然，事有必
至。”北宋权力制约体系走向崩溃，自有其内在的历
史必然性。
⑥
势，完全忘乎所以。
据说统治者可分为两类：一类将权力视为负担；
（
本文草稿承蒙成荫、陈鹤学友阅读并提出修正意见，特此略表谢意！）
注释：
①
如果将新莽等短命王朝和北汉等地方政权除外，一般说来，历史上官员俸禄最低的朝代不是清代，而是明代。 《明史·食货
志六》称：“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黄惠贤等主编《中国俸禄制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 年版）指出：清代官员的
俸银、俸禄“较之明代，均有增长”，至于清代官员的其它收入“较之正俸，超过数倍以至数十倍”（第８ 页）；历代官员都闹待
遇，其中以明代为最，对于明代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的实际收入也不能估计过低，他们“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享受着诸多
特权”（第４６８ 页）。
②
③
参看：叶小文《重提“延安时”常听诤友言》，《人民日报》２０１２ 年１２ 月３１ 日第４ 版。
纵观有宋一代，并非没有在思想上不愿贪的官员。 文臣如范仲淹，他的座右铭是：“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所谓“公罪”
指因履行公务所获之罪，“私罪”则指营私所获之罪。 范仲淹的长子范纯仁说：“公事胆大，私事胆小。”（晁说之《晁氏客
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很可能出自其父亲的教诲。 武将如岳飞，他有句名言：“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 天下太平
矣。”（《宋史》卷三六五《岳飞传》，第１１３９４ 页）可惜这类官员太少。
④
⑤
参看：张邦炜《论宋代的皇权和相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４ 年第４ 期，收入张邦炜《宋代政治文化史
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版，第１⁃２１ 页。
朱弁《曲洧旧闻》卷一载：“五代割据，干戈相侵，不胜其苦。 有一僧虽佯狂，而言多奇中，尝谓人曰：‘汝等望太平甚切。 若要
太平，须待定光佛出世始得。’至太祖一天下，皆以为定光佛后身者。”（《笔记小说大观》第八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１９８４
年版，第１２１⁃１２２ 页）
⑥
这里只是大体而言，宋徽宗本人也经历了从居危思安到忘乎所以的短暂过程。 可参看：张邦炜《宋徽宗初年的政争———以
蔡王府狱为中心》（《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 年第１ 期）、《关于建中之政》（《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２００２ 年第６ 期）两文，收入张邦炜《宋代政治文化史论》，第２４２⁃２８６ 页。
参考文献：
［
［
［
［
［
［
［
［
［
１］杨亿．武夷新集［Ｇ］ ／ ／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
２］范仲淹．政府奏议［Ｇ］ ／ ／ 四部丛刊．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
３］王安石．王文公文集［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
４］黄惠贤，等．中国俸禄制度史［Ｍ］．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
５］王栐．燕翼诒谋录［Ｍ］．诚刚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
６］彭某．墨客挥犀［Ｍ］．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２．
７］洪迈．夷坚志［Ｍ］．何卓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
８］白居易．白居易集［Ｍ］．顾学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
９］富大用．古今事文类聚［Ｇ］ ／ ／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
１５４
张邦炜ꢀ 宋朝“最腐败”论商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１０］黄庭坚．黄庭坚全集［Ｍ］．刘琳等点校．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１］董嗣杲．庐山集［Ｇ］ ／ ／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
１２］陆游．老学庵笔记［Ｍ］．李剑雄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
１３］曾巩．元丰类稿［Ｇ］ ／ ／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
１４］王谠．唐语林校证［Ｍ］．周勋初校证．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
１５］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
１６］顾炎武．日知录集释［Ｍ］．田汝成集释，栾保群等校点．石家庄：花山文化出版社，１９９０．
１７］不著撰人．宋大诏令集［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
１８］徐松．宋会要辑稿［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７．
１９］王夫之．宋论［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４．
２０］陶宗仪．说郛［Ｍ］．北京：中国书店，１９８６．
２１］沈括．新校正梦溪笔谈［Ｍ］．胡道静校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７．
２２］马端临．文献通考［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
２３］脱脱，等．宋史［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
２４］邵雍．伊川击壤集［Ｍ］．陈明点校．北京：学林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５］邵伯温．邵氏闻见录［Ｍ］．李剑雄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２６］程颢，程颐．二程集［Ｍ］．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
２７］方回．桐江续集［Ｇ］ ／ ／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
２８］吕邦耀．续宋宰辅编年录校补［Ｍ］．王瑞来校补．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
２９］冯琦，等．宋史纪事本末［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５．
３０］蔡东藩．宋史演义［Ｍ］．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８．
３１］柳诒徵．中国文化史［Ｍ］．南京：正中书局，１９４７．
３２］王明清．挥麈录［Ｍ］．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１９６２．
３３］洪迈．容斋随笔［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
３４］潜说友．咸淳临安志［Ｇ］ ／ ／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
３５］黎靖德．朱子语类［Ｍ］．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４．
３６］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
３７］佚名．宋史全文［Ｍ］．李之亮点校．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３８］袁文．瓮牖闲评［Ｇ］ ／ ／ 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３９］汪藻．靖康要录笺注Ｍ］．王智勇笺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４０］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Ｍ］．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
４１］苏轼．东坡七集［Ｇ］ ／ ／ 四部备要．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
４２］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Ｍ］．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１９９０．
４３］欧阳修，等．新唐书［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
４４］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校补［Ｍ］．王瑞来校补．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
４５］赵汝愚．宋朝名臣奏议［Ｍ］．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校点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
［
责任编辑：凌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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