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卷第6期
2
016年11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43,No.6
November,2016
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创作时间
及成赋过程新论
牟歆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成都610066)
摘要: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并非创作于一时,建元末(前135)、元光初(前134)献给汉武帝的只是初稿,其
后司马相如在元朔(前128—前123)甚至元狩(前122—前117)年间还对其进行了多次加工和修改,最终的定稿被
司马迁抄录入《史记》。《天子游猎赋》文末所提出的改德改制建议,也是司马相如后期加工的结果,并成为了《封禅
书》的萌芽。
关键词: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创作时间;成赋过程;礼乐制度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6)06-0144-07
《
天子游猎赋》是司马相如的代表作之一,在赋 134)。但通过对《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
学史上有着重大的影响。关于其创作的时间、成赋
的过程,历来聚讼纷纷,未有定论。而对赋中建立汉
家礼乐制度的思想与《天子游猎赋》成赋过程之间的
所载《天子游猎赋》的梳理,可以发现至少三处疑点。
这三处疑点似乎都显示了《天子游猎赋》的最终定稿是
迟于元光元年(前134)的,甚或已在元狩年间(前
关系,也较少有人论及。兹就此几个问题试作探讨, 122—前117)。
以求教于方家。
第一处疑点为赋中描写上林苑中瓜果时,提到“樱
[
8]3208
一
《天子游猎赋》创作时间新论
桃蒲陶” 。
现今学术界对《天子游猎赋》创作时间的观点,归
“蒲陶”,就是葡萄。裴骃《集解》引郭璞曰:“蒲陶
[8]3209
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第一,作于建元二年(前
似燕薁,可作酒也。”
葡萄原产于西域,并非中原物
[1]21
39)至建元三年(前138)之间 ;第二,作于建元四
种。葡萄传入中原当是在西域与中国大规模交往之
后。正如刘跃进先生所言:“西域与中国相通不始于汉
1
[2]125
年(前137),而奏赋于建元末年(前136—前135) ;
[3]233
第三,作于建元五年(前136) ;第四,作于建元六年
武帝时代,但是中国与西域大规模的交往却是始于张
[4]90
[5]145
[5]146
(
前135)左右 ;第五,作于元光元年(前134) ;第
骞通西域的建元三年(前138)。”
但同时我们应该
六,作于建元六年(前135)五月至元光元年(前134)五
注意到的是,张骞以建元三年(前138)出发,历时十三
载,两陷匈奴,于元朔三年(前126),方趁“单于死,左
右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国内乱,骞与胡妻及堂邑父俱亡
[6]
月之间;第七,《子虚赋》部分作于建元六年(前135)
秋稍前,《上林赋》部分作于建元六年(前135)底至元
[7]
[8]3159
光元年(前134)五月稍后。
归汉” 。此时,汉朝方知有大宛国。所以,司马迁
[
8]3157
以上七种观点,均有所依据,将司马相如创作《天
子游猎赋》的最迟年限定在了汉武帝元光元年(前
在《大宛列传》开头便说:“大宛之迹,见自张骞。”
也只能是在此之后,汉朝始与大宛频繁交往,汉朝人才
收稿日期:2015-12-23
作者简介:牟歆(1987—),男,四川成都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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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
歆
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创作时间及成赋过程新论
能知道“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
怎么会出现在司马相如这样一篇充满颂扬之声的赋作
之中?
[8]3157
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 ,也才能有“汉使
[
8]3157
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
的记
可见,在汉武帝元朔五年以前,卫青尚未出任大将
军,司马相如是不大可能写出“孙叔奉辔,卫公骖乘”这
样的句子的。
载。而“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
[8]3157
①
陶、苜蓿极望” ,甚至在上林苑建造葡萄宫,则又
当是太初四年(前101),贰师将军李广利斩大宛国王
首,得汗血马归来之后的事了。
第三处疑点为赋中描写各种歌舞时,写到“文成颠
[8]3038
歌” 。
据司马贞《索隐》引文颖曰:“文成,辽西县名,其县
人善歌。颠,益州颠县,其人能作西南夷歌。颠即滇
总之,司马相如在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以前
应当是不知道葡萄的存在的,也就必然写不出“樱桃蒲
陶”这样的句子了。
[8]3039
也。”
按照文颖的解释,颠歌就是滇歌,滇国之歌。
第二处疑点为赋中描写天子射猎时,说到“孙叔奉
据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所载,滇
之立国源于楚威王时之庄蹻,“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
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
[8]3033
辔,卫公骖乘” 。
裴骃《集解》引《汉书音义》曰:“孙叔者,太仆公孙
[8]3033
[8]2993
贺也。卫公者,卫青也。太仆御,大将军骖乘也。”
开蜀故徼” 。则滇于秦时尚与中国交通,但自汉朝
司马贞《索隐》亦曰:“孙叔,郑氏云太仆公孙贺。卫公,
立国即已断绝。
[
8]3033
大将军卫青也。”
即,孙叔就是指太仆公孙贺,卫公
又据《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所云:
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
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
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布。”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
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
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
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
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
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滇王与汉
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
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使者还,因
就是指大将军卫青。
据《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年表》载,公孙贺于建
元六年(前135)始任太仆,三十三年后的太初二年(前
[
9]768,784
1
03)闰月丁丑,迁为丞相
前135)以前,司马相如是不可能知道公孙贺是太仆
的。
。那么,在建元六年
(
又,《史记》卷一百一十一《卫将军骠骑列传》云:
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汉令车骑将军青将三
万骑,出高阙;卫尉苏建为游击将军,左内史李沮
为强弩将军,太仆公孙贺为骑将军,代相李蔡为轻
车将军,皆领属车骑将军,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
头侯张次公为将军,出右北平:咸击匈奴。……至
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将军印,即军中拜车骑将军青
为大将军,诸将皆以兵属大将军,大将军立号而
[8]2995-2996
盛言滇大国,足事亲附。天子注意焉。
也即是说,直到元狩元年(前122),汉使才第一次
到达了滇国。在秦朝灭亡之后,经历了八十多年的隔
绝,汉朝与滇才有了第一次交往。所以滇王不知汉朝
广大,同样的,汉朝也不知道滇的情况。所以,在汉武
帝元狩元年(前122)以前,汉朝与滇并无交往,司马相
如也就不大可能在此之前听闻过滇歌。
[8]2925
归。
则可知,卫青为大将军已在元朔五年(前124)汉
军大出、击溃匈奴右贤王之后。那么,司马相如在元朔
五年(前124)以前,也不可能知道卫青能当上大将军。
有学者以为卫青于建元末年已任太中大夫,贵幸
于汉武帝,而公孙贺此时也已是太仆,这即可解释“孙
或言,元光六年(前129),司马相如奉命开发西夷
之时,或许已经得闻滇歌。即便如此,那也已迟于元光
元年(前134)五年之久。且据《史记》卷一百一十七
叔奉辔,卫公骖乘”两句。但司马贞《索隐》云:“案:大 《司马相如列传》所载:“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筰、
[8]3033
驾出,太仆御,大将军骖乘也。” 《汉旧仪补遗》卷下
冄、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
亦云:“乘舆大驾仪,公卿奉引,太仆御,大将军参乘,属
沫、若水,南至牂柯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
[10]104
[8]3047
车八十一乘,备千乘万骑。”
则司马贞所言本为汉
还报天子,天子大说。”
可见,司马相如最远只到了
代的典章制度。而建元末年、元光初年,作为外戚的卫
青,虽身为太中大夫,但还尚无尺寸之功。如若此时的
卫青为天子骖乘,就是逾制,只会招受非议和弹劾,又
邛都,并未及滇。故其此时是否就能知道滇歌还需商
榷。
总之,在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以前,汉朝与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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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999
还处于隔绝的状态,司马相如不大可能在此之前就能
听闻过滇歌,从而写出“文成颠歌”这样的句子。
当然,左思在《三都赋序》中曾批评司马相如等人
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 ,此
事只可能发生于汉景帝前元七年。
又,据《史记》卷五十八《梁孝王世家》记载:
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节
乘舆驷马,迎梁王于关下。既朝,上疏因留,以太
后亲故。王入则侍景帝同辇,出则同车游猎,射禽
兽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谒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
[11]74
的赋作“假称珍怪,以为润色” 。司马相如的赋作
多有想象和夸张的成分,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些想
象和夸张也必须建立在对现实事物感知的基础之上。
如果一个事物或一件事情是司马相如根本没有见到或
听闻过的,那么无论如何也是创造不出来的。
[
8]2084
门,与汉宦官无异。
以上三个疑点的存在,当可以证明《天子游猎赋》
最后的定稿是在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以后,甚至
已经迟至汉武帝元狩年间(前122—前117)。当然,要
搞清楚这个问题就还需弄清楚司马相如在此之前奏赋
的事实。《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赋奏,天子以
为郎。……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
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兴法诛其
此处所载的二十九年,为梁孝王二十九年,即汉景
帝前元七年(前150)。当时,作为景帝武骑常侍的司
马相如,正是在此时见识了上林苑的景色以及天子游
猎的气象,为其之后创作《天子游猎赋》打下了根基。
而也正是因为“梁之侍中、郎、谒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
门,与汉宦官无异”,才使得司马相如得以与邹阳、枚
乘、庄忌等人交往,并因此病免游梁。
[
8]3043-3044
渠帅,巴蜀民大惊恐。”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汉
而此时的梁孝王,因为是景帝胞弟,且助景帝击破
吴楚叛军,加之窦太后的宠爱,贵幸达到极点。“于是
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
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得赐天子旌
武帝方派司马相如入蜀责唐蒙。也就是说,司马相如
在建元末、元光初曾献赋于汉武帝,并因此得以为郎的
这件事情是真实的。那么,这岂不与之前的考证相矛
盾了吗?
[8]2083
旗,出从千乘万骑。东西驰猎,拟于天子” 。司马
相如客游于梁,时时侍从梁孝王游猎,耳濡目染之下,
对天子游猎之事必然有了更深的了解。因为观此时的
梁王游猎,与观天子游猎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可以
说,此时司马相如创作的《子虚赋》就是当时对梁孝王
游猎景象的一个真实再现。这也为他日后向汉武帝进
呈《天子游猎赋》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正如沈伯俊先生
所认为的,“《子虚赋》是《天子游猎赋》的雏形,而《天子
游猎赋》即是在《子虚赋》的基础上加工改作而成
二
《天子游猎赋》的成赋过程
要回答上述这个疑问,就需要对司马相如这篇赋
的创作过程作一个系统的梳理。而事实上,这的确与
《
天子游猎赋》的成赋过程息息相关。
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描写了天子上林苑中之
事。而司马相如第一次见到上林苑的景色和扈从天子
射猎,都应是在汉景帝之时。据《史记·司马相如列
传》记载:“(相如)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
[8]2999
[12]
其好也。”
武骑常侍一职,据司马贞《索隐》引张揖
的” 。
[
8]2999
曰:“秩六百石,常侍从格猛兽。”
也就是说,司马相
其后,梁孝王薨,相如归蜀。久之,方因狗监杨得
意得见汉武帝。司马相如“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
如此时的职责就是陪同天子射猎。
[
8]3002
[8]3043
是时,恰逢梁孝王来朝。梁孝王于景帝时曾五次
来朝,分别为景帝前元二年(前155)、三年(前154)、七
年(前150)两次和中元六年(前144)。在梁孝王这五
次来朝中,司马相如应该是在景帝前元七年(前150)
得见梁孝王,并与枚乘、邹阳、庄忌等人交往。因为梁
孝王前两次来朝时,尚未爆发七国之乱,枚乘等人还在
吴王刘濞处,梁孝王刘武也还尚未如之后一般贵幸。
而中元六年(前144)冬,梁孝王来朝后,时隔半年,于
景帝后元元年(前143)六月即薨,时间短促,司马相如
不可能在此之后方客游梁。所以,“是时梁孝王来朝,
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
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
之” ,“赋奏,天子以为郎” 。我们相信此时的
司马相如的确进献了一篇《天子游猎赋》给汉武帝,否
则《史记》的这处记载就失去了根据。而司马相如侍从
景帝、梁王射猎的经历和多年以来的酝酿都足以支撑
他完成这篇赋。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
篇《天子游猎赋》是否就是当年司马相如献给汉武帝的
那一篇?或者司马相如在献赋过后,会不会又对其作
出一些修改和加工润色?
事实证明,这些猜想是完全有可能存在的。首先,
前文所讨论的现存《天子游猎赋》中出现的三处疑点,
其本事均发生于司马相如献赋为郎之后,似乎就已经
能够说明此赋在进呈给汉武帝之后还有过一系列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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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
歆
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创作时间及成赋过程新论
[
9]2568
工。事实上,《天子游猎赋》的加工润色痕迹也并不仅 “此四观武帝建元中作,在云阳甘泉宫外。”
陈直先
生考证说:“甘泉苑繁称为甘泉上林苑,或称为甘泉上
林宫。因上林苑包括至甘泉地区,其在甘泉山部分,则
仅只有上述三处而已。
其次,《天子游猎赋》描写上林苑的广大时道:“终
[13]240
始霸浐,出入泾渭;鄷鄗潦潏,纡余委蛇,经营乎其内。
称为甘泉上林苑。”
又,《三辅黄图》卷三《甘泉宫》:
[8]3017
[13]205
荡荡兮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
我们知道,景帝时 “棠梨宫,在甘泉苑垣外云阳南三十里。” 《汉书》卷
的上林苑与武帝时的上林苑是不同的。景帝时的汉上
五十七《司马相如传》颜师古《注》引张揖云:“棠梨,宫
[13]230
[9]2568
林苑还是《三辅黄图》卷四所说的“秦之旧苑” 。汉
武帝于建元三年(前138)对旧有的上林苑进行了大规
模的扩建,东方朔对此还进行过谏阻。其谏文曰:
汉兴,去三河之地,止霸产以西,都泾渭之南,
此所谓天下陆海之地,秦之所以虏西戎兼山东者
也。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异类
之物,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卬足也。
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蛙
鱼,贫者得以给家足,无饥寒之忧。故鄷镐之间号
为土膏,其贾亩一金。今规以为苑,绝陂池水泽之
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
业,弃成功,就败事,损耗五谷,是其不可一
名,在云阳东南三十里。”
与之略同。
则可知,旧有的汉上林苑并不包括甘泉宫在内,而
汉武帝扩建上林苑才将甘泉宫纳入新的上林苑范围,
故而甘泉宫才又被称为甘泉苑、甘泉上林苑或甘泉上
林宫。而赋中的石阙、封峦、鳷鹊、寒露四观也是汉武
帝建元中扩建上林苑后才修建的。献《天子游猎赋》时
的司马相如如何能够得知有此四观?又为何其所描写
的上林苑范围已将甘泉宫包含在内?
且,《汉书》卷六十五《东方朔传》云:“于是上以为
道远劳苦,又为百姓所患,乃使太中大夫吾丘寿王与待
诏能用算者二人,举籍阿城以南,盩厔以东,宜春以西,
[9]2847
提封顷田,及其贾直,欲除为上林苑,属之南山。”
也就是说,汉旧有的上林苑连宜春宫也没有包括在内,
也要等到建元三年(前138)汉武帝扩建上林苑时才将
其并入。
[9]2849
也。
在东方朔针对汉武帝大建上林苑的谏言中,我们
可以一窥上林苑扩建之后的规模。东方朔专门提到
灞、浐、泾、渭、鄷、镐诸河,就是为了说明这几条河流流
经地区的物产丰饶,劝汉武帝不要夺天下之利而规以
为苑。这正好证明汉武帝扩建上林苑的范围恰好是把
这几条河流均包含在内了。再看司马相如《天子游猎
赋》所提到的上林苑的范围,灞、浐、泾、渭、鄷、镐诸河,
无一不在其中。这恰好可以证明司马相如赋中所描写
的上林苑规模与范围和汉武帝扩建之后的上林苑极其
吻合。然而,建元三年(前138)以前,司马相如还在蜀
中,在献赋于汉武帝得以为郎之前也不可能进入汉武
帝扩建过后的上林苑。那么《天子游猎赋》中所描写的
这一切都只能解释为司马相如在将《天子游猎赋》
进呈给汉武帝过后,侍奉武帝为郎其间,还对其进行过
后期的加工和修改。
再次,《隋书》卷七十五《儒林传·刘炫传》载刘炫
自为赞曰:“通人司马相如、扬子云、马季长、郑康成等,
[14]1722
皆自叙风徽,传芳来叶。”
刘知几《史通》卷九《序
传》云:“降及司马相如,始以自叙为传。然其所叙者,
但记自少及长,立身行事而已。逮于祖先所出,则蔑尔
无闻。至马迁,又征三闾之故事,放文园之近作,模楷
[15]256
二家,勒成一卷。”
则司马相如本有《自叙传》。而
上林苑之规模如此宏大,只能是其为郎之后,侍从武帝 《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云:“相如已死,
[
8]3063
游猎,有了新的感受之后再进行加工改造的了。
复次,《天子游猎赋》还写道:“蹷石阙,历封峦,过
家无书。”
又可见其著作皆单篇流传,故《自叙传》
与其他作品当分别各处。《史记》又载:“相如他所著,
[8]3037
鳷鹊,望寒露,下棠梨,息宜春。”
石阙、封峦、鳷鹊、
若《遗平陵侯书》、《与五公子相难》、《草木书》篇不采,
[8]3073
寒露,据裴骃《集解》云:“骃案:《汉书音义》曰:‘皆甘泉
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既然司马迁对司马相如的文
[
8]3037
宫左右观名也。’”
义》云:“宫名也,在云阳县东南三十里。”
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宜春宫在雍州万年县西
棠梨,据裴骃《集解》引《汉书音
章有“采”与“不采”之分,那么可知司马迁著《史记》,乃
采其《自叙传》为本,并加入其最为著名之文章,糅合以
成《司马相如列传》。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史记·司
马相如列传》中的《天子游猎赋》也是司马迁抄录的。
司马相如卒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自建元末(前
[
8]3037
宜春,据
[8]3037
南三十里。”
又据《三辅黄图》卷四《苑囿》所载:“甘
泉苑,武帝置。缘山谷行,至云阳三百八十一里,西入
扶风,凡周回五百四十里。苑中起宫殿台阁百余所,有 135)、元光初(前134)以来,两度为郎,侍从汉武帝左
[13]239
仙人观、石阙观、封峦观、鳷鹊观。”
张揖则明言:
右凡十几年。其间随天子游猎上林之事,不可胜数。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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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对最初献与汉武帝之《天子游猎赋》或觉有不尽人意
始终是不可能脱离实际事物的。文章的写作也须经过
学养的储备,才识和阅历的丰富,以及文辞的精炼,方
能达成。这与司马相如创作《天子游猎赋》的过程也是
吻合的。而这种创作特点也并非司马相如所独有,后
之左思作《三都赋》与其似异曲同工。《晋书》卷九十二
之处,时而对其作出改动,也是文人常有之事。司马迁
所抄录入《史记》的当是最终版本的《天子游猎赋》。
最后,这与司马相如为文的特点和文学思想也是
密不可分的。《西京杂记》有云:“司马相如为《上林》、
《子虚》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 《文苑传·左思传》载其:“造《齐都赋》,一年乃成。复
[16]卷二,4
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
其记载虽有戏说成分,但“几百日而后成”倒可能真是
司马相如为文的特点之一。“几百日”只是一个抽象的
说法,其实就是创作时间长。《西京杂记》又载:“枚皋
欲赋三都,会妹棻入宫,移家京师,乃诣著作郎张载访
岷邛之事。遂构思十年,门庭藩溷皆著笔纸,遇得一
[20]2376
句,即便疏之。自以为所见不博,求为秘书郎。”
可见,作大赋是很难一蹴而就的,需要大量的积累与思
考。
[
文章敏疾,长卿制作淹迟,皆尽一时之誉。”
16]卷三,6
又据
《
汉书》卷五十一《枚乘传》附《枚皋传》云:“司马相如善
综上可知,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从创作到最终
定型当有一个过程。司马相如在作景帝的武骑常侍
时,就曾侍从汉景帝和梁孝王出猎,那时的景象就为司
马相如写作《天子游猎赋》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其后,
客游梁,随梁孝王游猎,又使司马相如对天子游猎之事
有了更进一步的体会而写作了《子虚赋》。又经过多年
的积累和酝酿,其在建元末(前135)、元光初(前134)
也确实曾献给汉武帝一篇在《子虚赋》的基础上加工改
写而成的《天子游猎赋》,且以此得以为郎。但在侍从
汉武帝,得见新的上林苑过后,司马相如或许会对曾经
的《天子游猎赋》起了修改润色之心。更大的规模,更
多的宫观,珍奇的瓜果,新出的人才,以及自己的思想,
都会对司马相如的创作产生冲击,促使他对原作进行
修改和加工。而这个修改润色的工作或许持续了相当
长的一段时间,甚至直到元狩五年(前118)司马相如
去世之前方才最终定型,而定稿被司马迁抄录进了《史
记》,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天子游猎赋》。
[9]2367
为文而迟,故所作少而善于皋。”
刘勰《文心雕龙·
[17]494
神思》云:“相如含笔而腐毫。” 《太平御览》卷八十
八《皇王部·汉孝武皇帝》引《汉武故事》云:“(上)好醉
[辞]赋,每所行幸及奇兽异物,辄命相如等赋之,上亦
自作诗赋数百篇,下笔而成,初不留思。相如造文迟,
弥时而后成,上每叹其工妙。谓相如曰:‘以吾之速,易
子之迟,可乎?’相如曰:‘于臣则可,未知陛下何如耳?’
[18]421
上大笑而不责也。”
可见,司马相如创作周期长是
当时闻名的。所以,其屡次对《天子游猎赋》进行加工
就很好理解了。再加上司马相如“控引天地,错综古
[16]卷二,4
今”,“苞括宇宙,总览人物”
的赋家之心,也使得
他在不断接受到新人物、新事物之际,持之以恒地对其
初稿进行修改。
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总结汉赋的特点时
说:“夫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
[17]135
大。”
体国经野”和“义尚光大”则是汉赋所追求的精神和目
京殿、苑猎、述行、序志是汉赋的四大题材,而
“
三
《天子游猎赋》的礼乐精神与成赋过程之关系
标。据徐公持先生的解释:“所谓‘体国经野’,是指辞
赋能够体现朝廷意志,传达国家精神,包容覆盖广大社
会生活领域;而所谓‘义尚光大’,则说出了汉赋的意义
通过前文对《天子游猎赋》创作时间和成赋过程的
梳理,我们便可以更好地理解《天子游猎赋》文末所提
出的改德改制的建议了。
[
19]
在于崇尚光荣伟大。” 司马相如就是在这样一种精
神和性格的指引下,希望其作品真正能够做到“苞括宇
宙,总览人物”,也能够最为真实地反映当时那个时代
的盛况。尤其是在汉帝国蒸蒸日上,大汉声威日益远
播的时代,士人的雄心被普遍唤起,都渴望建功立业。
司马相如正是力求以道尽天下万物、总括宇宙众生的
文章来行“非常之事”,建“非常之功”。
司马相如在《天子游猎赋》的最后部分写道:“出德
号,省刑罚,改制度,易服色,更正朔,与天下为
[8]3041
始。”
这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曲终奏雅,归于讽谏,
而分明就是提出了建立汉家礼乐制度的建议。
此六句,《文选》所录《上林赋》有郭璞注。其注“出
[11]129
德号”为:“号,号令也。”
注“改制度”为:“变宫室车
[11]129
[11]129
服。”
注“易服色”为:“衣尚黑。” 《文选》所录
当然,这也是符合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的。《文心 “更正朔”为“革正朔”,与《汉书·司马相如传》所录同。
[17]493
[11]129
雕龙·神思》有云:“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
郭璞注曰:“更以十二月为正,平旦为朔。” 《文选》
又云:“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
所录“与天下为始”为“与天下为更始”,此与《史记》、
[17]493
[11]129
绎辞。”
就是说文学创作虽有想象的成分,但想象 《汉书》均不同。郭璞注为:“新其事。”
细绎之,郭
148
牟
歆
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创作时间及成赋过程新论
璞此注尚有诸多不妥。首先,“衣尚黑”乃是秦制,汉初
因袭,无所更改。如果“衣尚黑”,那就是没有“易服
色”。其次,据《史记》卷二十六《历书》所载,“殷正以十
司马相如在汉朝礼乐制度建立中的作用,当然不
仅仅是在《天子游猎赋》中委婉地向皇帝提出了改德改
制的建议这么简单,其还曾亲自参与过汉《郊祀歌》十
九章的一些创作,最为重要的贡献应该还是献给汉武
帝的《封禅书》。班固在《典引序》中曾引用汉明帝评价
司马相如《封禅书》的话,其云:“司马相如污行无节,但
有浮华之辞,不周于用。至于疾病而遗忠,主上求取其
[8]1258
二月” ,而汉朝自建国至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并
无更改,不知郭璞何据。再次,“新其事”不知何解。正
如刘跃进先生所言:“其实这最后一句交待得非常清楚
[5]146
不过:‘与天下更始’,乃是就改元而言。”
[
11]682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中的
这一建议,并非只是改元这么简单。这其实包括了改
德、易服、改历以及改元等诸多事项,实质上就是要建
立属于汉王朝自己的完备的礼乐制度。当然,这一设
想并不始于司马相如。
书,竟得颂述功德,言封禅事,忠臣效也。”
可见,汉
明帝也认为司马相如上《封禅书》是忠臣之举,因为《封
禅书》深深地契合了汉武帝内心对于自己开创的千秋
功业进行表彰的渴望。
可以这样说,《封禅书》是司马相如礼乐思想的结
晶,而《天子游猎赋》中关于改德改制的提议则是《封禅
书》的萌芽。我们可以想见,《天子游猎赋》中关于改德
改制的内容,在最初献给汉武帝的时候是没有的,也是
其后加工润色的结果。建元末(前135)、元光初(前
《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云:“贾生以为汉
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
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
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
[8]2492
遑也。” 《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所载略同。可 134)的汉武帝虽然已有大展雄图霸业之心,但毕竟刚
见,贾谊在汉文帝初即位之时,就提出了类似的建议,
但未被采纳。贾谊之后,汉文帝十五年至十七年间(前
刚摆脱窦太后的束缚,一切功业尚未实施。正如班固
在《汉书》卷五十八《公孙弘卜式倪宽传赞》中所说的一
样:“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
1
65—前163)的公孙臣、新垣平以及汉武帝建元元年
[
9]2633
(
前140)的赵绾、王臧等人都曾提出过相同的政见。
但因为各种缘故,属于汉王朝自己的完备的礼乐制度
始终未能建立。
未宾,制度多阙。”
如果司马相如在这样一个背景
之下建议皇帝改德改制,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贾谊在
汉文帝初即位时即提出过相同的建议,但汉文帝“谦让
未遑”,就是因为自己刚刚即位,尚无功德于国家,不敢
草率行事。此时的汉武帝也是一样。
汉武帝元光(前134—前129)以后,随着汉帝国大
一统政权的逐步巩固、领土的进一步扩张以及汉武帝
自身好大喜功心态的逐渐升级,文化的发展和礼乐制
度的建立就变得迫切起来。司马相如正是在这样一个
大环境之下,再一次提出了改德改制的建议。可以说,
自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威服闽粤以来,数击
匈奴,开西南夷,降东夷,通西域,祥瑞屡见。此时,司
马相如再提出改德改制的建议就显得合乎时宜了。
司马相如的这一提议是符合汉武帝内心的要求的。然 《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云:“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
而,直到司马相如去世十四年后的元封七年(前104),
在公孙卿、壶遂、司马迁等人“历纪坏废,宜改正
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
乎泰山者也。虽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而德不洽,洽矣
[9]974-975
[8]1355
朔”
的再次建议,以及倪宽与博士赐等“帝王必
而日有不暇给,是以用事希。”
可见,不是所有的帝
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于天也。创业变改,制不
相复,……唯陛下发盛德,宣考天地四时之极,则顺阴
王都有资格封禅的。司马迁将封禅的条件归结为“受
命于天”、“符瑞见”、“有功德”和“有暇给”。元狩中(前
[9]975
阳以定大明之制,为万世则”
的奏议之下,汉武帝 122—前117)的汉武帝已经具备了上述所有的条件,
才终于“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官名更印章以
[8]1402
所以司马相如也就在《天子游猎赋》提出改德改制建议
的基础上,将其建立汉家礼乐制度的思想萌芽进一步
完善,最终总结而成《封禅书》。其在《封禅书》中盛赞
大汉之德说:
五字,为太初元年” 。正如谢谦先生所言:“始倡于
贾谊的改德改制运动终于在汉兴百余年之后完成,这
意味着汉代统治者为其新的大一统宗教与礼乐制度在
五德终始之运中正式确立了其宗教神学的依据,结束
了汉袭秦礼的历史,形成了儒学化的宗教与礼乐文化
大汉之德,逢涌原泉,沕潏漫衍,旁魄四塞,云
专雾散,上畅九垓,下泝八埏。怀生之类霑濡浸
润,协气横流,武节飘逝,迩陕游原,迥阔泳沫,首
恶湮没,暗昧昭晢,昆虫凯泽,回首面内。然后囿
[21]
的传统。” 也就是说,在太初改元、改历、改德、改制
过后,属于汉王朝自己的礼乐制度才正式建立起来了。
14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驺虞之珍群,徼麋鹿之怪兽,稻一茎六穗于庖,牺
双觡共抵之兽,获周余珍收龟于岐,招翠黄乘龙于
沼。鬼神接灵圉,宾于间馆。奇物谲诡,俶傥穷
综上所述,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并非一时创作
而成,而是在多年当中,经过多次修改和加工,最终定
稿,而被司马迁抄录入《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当中。
其在建元末(前135)、元光初(前134)确实曾进献给汉
武帝一篇《天子游猎赋》,并以此为郎,又出使西南夷,
后被免官,又复以为郎。在其多年对汉武帝文治武功
的见证,以及自身创作特点和文学思想的影响下,又对
[8]3065
变。
司马相如在这里赞叹汉德,歌颂武功,列举祥瑞。
正如孙少华先生所说:“司马相如时代的‘赋心’之作,
其‘体物写志’,也是意图学《诗》之‘言志’,具有一定的
[22]
政教功能。” 也就是班固在《两都赋序》中所说的“宣
[10]21
上德而尽忠孝” 。所以,司马相如的这些言论,不 《天子游猎赋》进行了诸多修饰和润色。所以赋中方出
仅是为了打动汉武帝,也是其礼乐思想的体现。这是
对改德改制的延伸,将改德改制推向了中国古代礼乐
文化的最高点———封禅。而汉武帝也在司马相如去世
后八年,终于封禅于泰山。
现了许多建元中(前140—前135)的司马相如不可能
得知之事。而《天子游猎赋》文末所提出的改德改制的
建议恐也是后期加工润色的成果,体现了其建立汉家
礼乐制度的思想,并最终在《封禅书》中得以完善。
注释:
①
《三辅黄图》卷三《甘泉宫》:“葡萄宫,在上林苑西。”参: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94页。
参考文献:
1]何沛雄.汉魏六朝赋论集[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
2]简宗梧.汉赋史论[M].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
3]康金声.汉赋纵横[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4]龚克昌.汉赋研究[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
5]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6]龙文玲.司马相如《上林赋》、《大人赋》作年考辨[J].江汉论坛,2007,(2).
[
[
[
[
[
[
[7]韩晖.《文选》所录《子虚赋》、《上林赋》及《洞箫赋》创作时间新考———兼考王褒卒年[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09,(6).
[
8]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9]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0]汉官六种[M].孙星衍等辑.北京:中华书局,1990.
11]萧统.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2]沈伯俊.司马相如的代表作是《天子游猎赋》[J].四川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2).
13]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5.
14]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5]浦起龙.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6]葛洪.西京杂记[G]//四部丛刊初编.上海:上海书店,1989.
17]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18]李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9]徐公持.“义尚光大”与“类多依采”———汉代礼乐制度下的文学精神和性格[J].文学遗产,2010,(1).
20]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1]谢谦.大一统宗教与汉家封禅[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2).
22]孙少华.汉代赋论的文学实践与时代转换[J].文学评论,2015,(5).
[
[
[
[
[
[
[
[
[
[
[
[
[
[
[责任编辑:唐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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