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卷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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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9年11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46,No.6
November,2019
范仲淹的仁义之道
及其对儒家道统传承的贡献
毛丽娅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成都610066)
摘要:“仁义”是儒家圣人之道的核心,仁义之道也构成了中国道统思想的基本理论内涵。范仲淹的仁义之道
是宗奉六经的圣人之道,是天道与人道统一的经世致用之道,是顺民养民育民的民本之道。儒学在宋代重振,出现
理学之盛,范仲淹有开创之功;兴学立师,成就天下之士,“开万世道统之传”。范仲淹的思想对胡瑗、孙复、张载、李
觏、周敦颐、二程等人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关键词:范仲淹;仁义之道;儒家道统
中图分类号:B24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9)06-0029-08
收稿日期:2019-06-1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道统思想研究”(17ZDA01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毛丽娅(1965—),女,四川乐山人,哲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
范仲淹(989—1052)是我国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历任地方官,位至参知政事,其文治武功彪
炳于史册,道德文章垂范于后世。范仲淹的仁义之道是宗奉六经的圣人之道,是天道与人道统一的经世致用之
道,是顺民养民育民的民本之道。儒学在宋代重振,出现理学之盛,范仲淹有开创之功;他兴学立师,成就天下
之士,“开万世道统之传”;他的思想对胡瑗、孙复、张载、李觏、周敦颐、二程等人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学界对
范仲淹在儒家道统史上的地位关注不够。明末清初孙奇逢《理学宗传》未曾提及范仲淹,至黄宗羲《宋元学案》
深入探究宋元学术时,才溯到范仲淹、胡瑗、石介、孙复、李觏等人,并为范仲淹专门立了《高平学案》。目前,相
关研究主要涉及范仲淹与宋代学术、宋代新儒学(理学)的关系探讨。如徐洪兴论及范仲淹与北宋理学兴起的
关系①;赵宗正、蔡德贵探讨作为思想家和儒学家,特别是作为理学先驱者范仲淹的学术影响②;蒙培元从理学
形成的历史过程,认为范仲淹是理学思潮的重要开创者之一,其哲学思想为理学即新儒学的兴起创造了理论条
件③;杨渭生则从兴学育才、推进儒学发展及有关学术思想等方面论证范仲淹实为宋代新儒学的开创者④;郎国
华、范立舟认为范仲淹对理想人格的不懈追求与振作士风产生的时代影响和理学思潮存在某种内在的关系⑤;
李存山论及范仲淹与“宋初三先生”的关系,认为范仲淹对于宋代道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范仲淹是宋代新儒学
①
②
③
④
⑤
徐洪兴《试论范仲淹与北宋理学的兴起》,《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
赵宗正、蔡德贵《范仲淹在宋代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中州学刊》1992年第3期。
蒙培元《范仲淹的哲学与理学的兴起》,《北京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
杨渭生《范仲淹与宋学之勃兴》,《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郎国华、范立舟《略论范仲淹与理学思潮产生的关系》,《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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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的开端,范仲淹的教育思想与胡瑗之学对于宋代新儒学的发展有重要意义①等。这些研究肯定了范仲淹作为宋
代新儒学(理学)先驱者的地位,涉及对范仲淹学术影响的认识。不过,这些研究的重点并非从儒家道统研究的
角度着眼,对范仲淹传承儒家道统之道的贡献尚缺乏专门研究。本文拟对范仲淹的仁义之道及其对儒家道统
传承的贡献进行探讨。
一
范仲淹的仁义之道
仁义”是儒家圣人之道的核心,仁义之道也构成了中国道统思想的基本理论内涵。范仲淹的仁义之道是
对儒家圣人之道的传承,其仁义思想也具有自己的特点。
一)范仲淹的仁义之道是宗奉六经的圣人之道
“
(
1.泛通六经,尤长于《易》
范仲淹自幼受到儒家思想的教育和熏陶。他“游心儒术”②,“大通六经之旨,文章必本于仁义,‘先天下之忧
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③,一生“信圣人之书,师古人之行”④,其为官、治边、兴学等均以儒家思想为指导⑤。范
仲淹本人也以“儒者”自称,在《让观察使第一表》中就说:“臣世专儒素,遭逢盛时,以文艺登科。陛下擢于秘馆,
处之谏司,历天章、龙图之职,可谓清切矣。寒士至此,大逾本望。儒者报国,以言为先。”⑥清代纪昀评论他“贯
通经术,明达政体”,认为他“行求无愧于圣贤,学求有济于天下”⑦。
范仲淹对六经的重视,从其文集、奏议、诗赋中不难看出。他在《奏乞于陕西河东沿边行赎法》中说:“孔子
删《书》,垂于后世,明其可行之法也。历代尝行,今久不用,人或疑之。”⑧范仲淹在《与欧静书》中论及六经的名
称道:“盖‘春秋’以时记事而为名也,优劣不在乎‘春秋’二字,而有凡例、变例之文。‘书’者载言之名,而优劣不
在乎‘书’之一字,而有典、谟、誓、命之殊。‘诗’者言志之名,而优劣不在乎‘诗’之一字,而有国风、雅、颂之议。
诸儒拟《春秋》《诗》《书》之名,盖不在乎优劣之地也,未有乱典、谟、训、诰、国风、雅、颂之名者。”⑨
范仲淹不仅重视《易》,有《易义》传世,而且也重视《春秋》。他在《近名论》中说:“孔子作《春秋》,即名教之
书也。善者褒之,不善者贬之,使后世君臣爱令名而劝,畏恶名而慎矣。”ꢁꢀꢂ范仲淹作《说春秋序》,认为:“以天命
之正性,修王佐之异材,不深《春秋》,吾未信也。”ꢀꢃꢁ他在南都掌府学时收留孙复,“授以《春秋》”ꢁꢀꢄ,以后孙复著
《
春秋尊王发微》十二篇ꢀꢁꢅ。欧阳修评论说:“先生治《春秋》,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其言简易,明于诸侯大
夫功罪,以考时之盛衰,而推见王道之治乱,得于经之本义为多。”ꢁꢀꢆ朱熹评论说:“二程未出时,便有胡安定、孙泰
山、石徂徕,他们说经虽是甚有疏略处,观其推明治道,直是凛凛然可畏。”ꢀꢁꢇ程门弟子胡安国著《春秋传》三十卷,
其春秋学除了受二程的影响外,亦受到范仲淹、孙复的春秋学影响。ꢁꢀꢈ
①
李存山《范仲淹与宋代新儒学》,《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李存山《宋代的“新儒学”与“理学”》,《中原文化研究》2019年
第2期。
②
③
④
⑤
《范文正公文集》卷十八《遗表》,《范仲淹全集》上册,李勇先、王蓉贵校点,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26页。
(清)范文程《重修先文正魏国公墓道飨堂碑记》,《范仲淹全集》中册,附录五,第1148页。
《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上资政晏侍郎书》,《范仲淹全集》上册,第231页。
范仲淹生活在北宋倡导三教合一的时代,36岁时在泰州西溪作的《赠张先生》一诗最能表明他儒释道三教兼容的特点。其中说:“清静道自
生”,“读《易》梦周公”,“养志学浮丘”。实际上,范仲淹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广泛汲取了其他各家的思想精华,从而开启了宋代儒学发展的
新阶段。
⑥
⑦
⑧
⑨
《范文正公文集》卷一七,《范仲淹全集》上册,第403页。
(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41页。
《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上,《范仲淹全集》上册,第577页。
《范文正公文集》卷十,《范仲淹全集》上册,第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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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丽娅范仲淹的仁义之道及其对儒家道统传承的贡献
范仲淹通六经之旨不断被时人及后人强调。如与范公同时代的欧阳修评论范仲淹“大通六经之旨,为文章
论说必本于仁义”①;《宋史·范仲淹传》同样论及范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②;元牟巘《义学记》说:“博通六
经,尤长于《易》”③;明蔡增誉《万历本范文正公集序》述及范仲淹“大通六经之旨”④;明毛一鹭在《万历刊范文正
公集序》中说:“大通六经之旨,文章论说,必本于仁义”⑤;《宋元学案·高平学案》说:“先生泛通六经,尤长于
《
易》”⑥等。
.劝学之要在于宗经
六经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载体,在范仲淹看来,六经本身蕴涵了丰富的治国治人的圣人之道。范仲淹认为,
2
“
圣人之道也,无幽不通”⑦;善于治国者,莫不先重视育才,至于育才的方法,“莫先劝学”,劝学之要在于宗经,即
宗奉《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认为“宗经则道大”,“俊哲之人,入乎六经,则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
几,陈得失之鉴,析是非之辨,明天下之制,尽万物之情”,从中可见六经的重要;在他看来,“今文庠不振,师道久
缺,为学者不根乎经籍,从政者罕议乎教化,故文章柔靡,风俗巧伪,选用之际,常患才难”,因而建言:“如能命试
之际,先之以六经,次之以正史,该之以方略,济之以时务,……十数年间,异人杰士必穆穆于王庭矣。”⑧范仲淹
主张通过兴学校,传治国治人之道,培养经世致用之才,认为:“今诸道学校,如得明师,尚可教人六经,传治国治
人之道。”⑨
3
.以通六经之旨为选贤任能的标准
范仲淹不仅重视六经,而且主张以是否通六经之旨、能否学以致用作为选贤任能的标准。范仲淹在《与欧
静书》中认为:“足下博识之士,当于六经之中,专师圣人之意。”ꢁꢀꢂ
范仲淹竭力荐举李觏并称赞他:“善讲论六经,辩博明达,释然见圣人之旨。著书立言,有孟轲、扬雄之风
义,实无愧于天下之士”,并为“朝廷未赐采收”而甚为遗憾:“臣观李觏于经术文章,实能兼富,今草泽中未见其
比,非独臣知此人,朝廷士大夫亦多知之。”“臣今取到本人所业《礼论》七篇,《明堂定制图序》一篇,《平土书》三
篇,《易论》十三篇,共二十四篇,编为十卷,谨缮写上进。伏望圣慈当乙夜之勤,一赐御览,则知斯人之才之学,
非常儒也。”ꢀꢁꢃ他荐举李觏“讲贯六经”,“建昌军应茂才异等李觏,兵园之秀,实负文学,著《平土书》《明堂图》,鸿
儒硕学,见之钦爱,讲贯六经,莫不赡通,求于多士,颇出伦辈”,可见范仲淹对儒家六经的重视;他不仅推崇胡瑗
“
讲论经旨,著撰词业”,而且“常教以孝弟,习以礼法”ꢁꢀꢄ,重视仁义孝弟(悌)的教化。《尹师鲁河南集序》说:“师
鲁深于《春秋》,故其文谨严,辞约而理精,章奏疏议,大见风采,士林方耸慕焉。”ꢀꢁꢅ
针对当时“国家乃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士皆舍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盈庭,求有才有识者十无
一二”,范仲淹主张改革科举考试:“臣请诸路州郡有学校处,奏举通经有道之士,专于教授,务在兴行。其取士
之科,即依贾昌朝等起请,进士先策论而后诗赋;诸科墨义之外,更通经旨。”他还建议改变选拔人才的方法:“臣
请进士旧人三举以上者,先策论而后诗赋。许将三场文卷通考,互取其长。……诸科中有通经旨者,至终场,别
问经旨十道,如不能命辞而对,则于知举官员前,讲说七通者为合格。不会经旨者,三举已上即逐场所对墨义,
依自来通粗施行。两举、初举者,至于终场日,须八通者为合格。”他强调通六经要旨:“其考校进士,以策论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宋)欧阳修《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公神道碑铭并序》,《范仲淹全集》中册,附录一,第812页。
(宋)脱脱等《宋史》卷三一四,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276-10277页。
《范仲淹全集》下册,附录七,第1189页。
《范仲淹全集》中册,附录三,第948页。
《范仲淹全集》中册,附录三,第949页。
(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第1册卷三,陈金生、梁运华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7页。
《范文正公文集》卷一《老子犹龙赋》,《范仲淹全集》上册,第11页。
《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上时相议制举书》,《范仲淹全集》上册,第237-239页。范仲淹认为:“盖圣人法度之言存乎《书》,安危之几存乎《易》,
得失之鉴存乎《诗》,是非之辩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礼》,万物之情存乎《乐》。”
《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上《答手诏条陈十事》,《范仲淹全集》上册,第529页。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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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词赋次者为优等,策论平、词赋优者为次等。诸科经旨通者为优等,墨义通者为次等。已上进士、诸科,并以优
等及第者放选注官,次等及第者守本科选限。……今来选人壅塞,宜有改革,又足以劝学,使其知圣人治身之
道,则国家得人,百姓受赐。”①强调培养选拔通六经之旨的经世致用人才。
(二)范仲淹的仁义之道是天道与人道统一的经世致用之道
范仲淹主张宗六经、行仁义,强调领会六经要旨,将发明“经旨”“理道”置于“墨义”“辞藻”②之上,从而开辟
了始自庆历新政的经学史上“变古时代”这一重大转变。范仲淹发挥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主要表现如下。
1
.义理解经
范仲淹开始了以义理解经的新风气。宋以后,人们把讲求儒家经义、探究名理的学问叫义理之学。一般认
为,在这一意义上使用“义理”一词,始于北宋张载③《经学理窟·义理》“义理之学,亦须深沉方有造,非浅易轻浮
之可得也”④之言。但实际上,指导过张载的范仲淹,早已在这一意义上阐发义理,提倡研究儒家经典的微言大
义。范仲淹认为:“昔者有圣人之生,建大《易》之旨。观天之道,察地之纪。取人于斯,成卦于彼。将以尽变化
云为之义,将以存洁静精微之理。”⑤
范仲淹著《易义》一篇,解释了乾、坤、损、益、艮、兑、震、巽、咸、恒、遁等二十七卦的卦义。此外,《四德说》
《
易兼三材赋》《乾为金赋》《水火不相入而相资赋》《天道益谦赋》等⑥,都是其解《易》或发挥《易》义理之作。如他
的《易兼三材赋》解“易”为“通彼天地人谓之易”,说:“岂不以《易》之为书也,范彼二仪;《易》之为教也,达乎四
维。……无幽不通,唯变所适。准天地而容日月,畜风雷而列山泽。鼓之舞之以尽神,统三才而成《易》。”⑦由于
范仲淹的影响,胡瑗、孙复、李觏等人也注重阐发义理。胡瑗在太学讲授《周易》,当与范仲淹“长于《易》”有密切
的关系。胡瑗著有《周易口义》十二卷、《中庸义》一卷、《春秋口义》五卷、《洪范口义》一卷。胡瑗的《周易口义》
受到程颐的重视,在《伊川易传》中也有“予闻之胡先生曰”,他“遂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⑧,这对程颐影响很
大。刘牧在任饶州军事推官时以范仲淹为师⑨。李觏景祐三年(1036)结识范仲淹,著有《易论》《删定易图序
论》。李觏更重视义理,重视经世致用,提倡“为学必欲见根本,为文必欲先义理”ꢁꢀꢂ。
2
.天道与人道统一
范仲淹从天地之道推演人类社会之理。范仲淹的《易义》,与胡瑗《周易口义》、欧阳修《易童子问》、李觏《易
论》一样,都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相联系,以自然比附人类社会。ꢀꢃꢁ 如他在给仁宗皇帝讲《易》时,解释《易·损
卦》说:“《损》,山泽通气,《艮》为山,《兑》为泽。其润上行,取下资上之时也。夫阳,实也;阴,虚也。下卦二阳,
上卦二阴,取阳资阴,以实益虚者也。虚者反实,则实者反虚矣。然则下者上之本,本固则邦宁。今务于取下,
乃伤其本矣,危之道也。损之有时,民犹说也。《兑》为说。损之无时,泽将竭焉。《兑》为泽。故曰‘川竭必山
崩’,此之象也。无他,下涸而上枯也。‘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其斯之谓欤!”以此论证损下而惠上的严重后果。
他解释震卦和巽卦说:“《震》,阳也,刚动于上。《巽》,阴也,柔顺于下。上下各得其常之时也。天尊地卑,道之
常矣。君处上,臣处下,理之常矣。上阳卦,天与君之道也。下阴卦,地与臣之道也。”“是以士之应常也,在于
己,不在于人。诸侯之常也,在于政,不在于邻。天子之常也,在于道,不在于权。故曰:‘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上《答手诏条陈十事》,《范仲淹全集》中册,第529-530页。
《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上《答手诏条陈十事》,《范仲淹全集》中册,第529页。
赵宗正、蔡德贵《范仲淹在宋代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中州学刊》1992年第3期,第64-68页。
(宋)张载《张子全书》卷六,清光绪十七年传经堂刻本。
《范文正公别集》卷三《易兼三才赋》,《范仲淹全集》中册,第491页。
杨渭生《范仲淹与宋学之勃兴》,《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第8-12页。
《范文正公别集》卷三,《范仲淹全集》中册,第492页。
(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第1册,卷一《安定学案》,第25页。
刘牧是宋代易学图书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起家饶州军事推官,为所挤,几不免。及后将范文正公至,君大喜曰:‘此吾师也。’遂以为师”。
见: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九七《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尚书屯田郎中刘君墓志铭并序》,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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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丽娅范仲淹的仁义之道及其对儒家道统传承的贡献
化成。’尧舜为仁,终身而已矣,其知常也哉!”①范仲淹利用讲解《易》,强调高以下为基、邦以民为本的理念;强调
天子之常在于道,知常而为仁、天下化成的道理。他从天道讲到人道,以人事解经,强调的是天道与人道的统
一,贯穿的是以民为本的思想。在范仲淹和胡瑗等人的倡导下,学者们治经都注重探索本义,不惑传注,以义理
来解释儒家经典从此蔚然成风。
范仲淹的《易义》不重传注、不宗训诂,而且藉阐述《易》之义理,提供了宇宙本体论的基础。他以乾坤二仪,
一气无私,往复周流,生成反复,为宇宙万物之根源;又以阴阳虚实相资、二体合一,为天地自然之常则;且以乾
阳之气为宇宙之本体,是造化之“真宰”,造化之内因为“神化”,造化之普遍规则为“常理”,为乾元之德、天人之
“
道”。他以乾坤为宇宙本体,为“真宰”和“造物”者②,并由此贯通天人,提出性命之理的道德形上之学。在方法
上,他主张“《易》以象设,象由意通”的“穷理尽性”之学③,主张体用统一。为此,范仲淹进一步提出了天人“四德
说”④。经过范仲淹的阐释,传统易学中的乾之四德,不仅是天德,而且是人德;不仅是天道,而且是人道。⑤ 他
还用易义释《中庸》之“自诚明谓之性”。这些实际影响了胡瑗、张载。此外,穷神知化、至诚尽性、明诚相须、性
命合一之说,也从范仲淹思想中可见端倪。诚与明,既是德性,亦是德心;心性不可能分离,但其实现者只能是
心。这就是“必大成于心”的直接意义,即是说,天道之诚需要心去实现,道德法则需要人去完成。就此而论,范
仲淹对宋代道学的影响,就不仅仅是开风气之先,而且也有思想之启迪。
(三)范仲淹的仁义之道是顺民养民育民的民本之道
范仲淹在《答赵元昊书》中引《易》,阐述君主以“仁义之道”获得国家长治久安的道理。他说:“《易》曰:‘天
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养万物,故其道不穷;圣人养万民,故其位不倾。又
传曰:国家以仁获之,以仁守之者百世。”⑥
范仲淹认为政为民而设,民为邦之本,主张为政必顺应民意,“以见百姓为心”,此谓之“善政”⑦。范仲淹在
《
答手诏条陈十事》中引《尚书》说:“德惟善政,政在养民。”⑧范仲淹认为,圣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养
民。君主要把“民”当作自己的身体一样去爱护。范仲淹在《君以民为体赋》中说:“圣人居域中之大,为天下之
君,育黎庶而是切,喻肌体而可分。正四民而似正四肢,每防怠堕;调百姓而如调百脉,何患纠纷。先哲格言,明
王佩服。爱民则因其根本,为体则厚其养育。”⑨而养民必先务农,他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说:“养民之政,必先
务农;农政既修,则衣食足;衣食足,则爱肤体;爱肤体,则畏刑罚;畏刑罚,则寇盗自息,祸乱不兴。”ꢂꢁꢀ只有搞好农
业生产,使百姓丰衣足食,国家才会长治久安。天圣五年(1027),范仲淹正值母亲服丧期间而上呈《上执政书》,
直言当时社会状况是“中外奢侈,百姓困穷”,并提出了“固邦本”“厚民力”ꢁꢀꢃ等改革措施。
范仲淹认为要实现天下大治,必须首先兴办学校,养育群才ꢄꢁꢀ;强调通过兴学立师传道,“兴学立师,羽翼斯
道”ꢁꢀꢅ。范仲淹自入仕后,先后在广德军、泰州、睦州、苏州、饶州、润州、延州、邠州、杭州等地任地方官30余年,
所到之处,都不遗余力地兴学。庆历四年(1044),出任参知政事的范仲淹应诏条陈十事,提出了“精贡举”等十
①
②
③
④
《范文正公文集》卷七《易义》,《范仲淹全集》上册,第145-146、142-143页。
《范文正公别集》卷二《乾为金赋》,《范仲淹全集》上册,第488页。
《范文正公别集》卷三《易兼三才赋》,《范仲淹全集》中册,第491页。
他认为元者,“道之纯者也”;亨者,“道之通者也”;利者,“道之用者也”;贞者,“道之守者也”;“行此四者谓之道,述此四者谓之教。四者之用,
天所不能违,而况于人乎”!见:《范文正公文集》卷八《四德说》,《范仲淹全集》上册,第187-188页。
蒙培元《范仲淹的哲学与理学的兴起》,《北京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第101-106页。
《范文正公文集》卷十,《范仲淹全集》上册,第247页。
⑤
⑥
⑦
⑧
⑨
《范文正公别集》卷三《政在顺民心赋》,《范仲淹全集》中册,第503-504页。
《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上,《范仲淹全集》中册,第533页。
《范文正公别集》卷二,《范仲淹全集》上册,第4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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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条改革主张。仁宗采纳了范仲淹的建议,下诏全国各州县普遍立学,“诏天下州县立学,更定科举法”①,“诏诸路
州、军、监各令立学,学者二百人以上,许更置县学。自是州郡无不有学”②,诏令对州县学校的学生名额、管理、
校舍、教师及学生入学资格等作了具体规定。庆历兴学中,各地纷纷奉诏建学,“于是州郡不置学者鲜矣”③。范
仲淹重视师资。如景祐元年(1034),范仲淹知故乡苏州,第二年就奏请创办苏州郡学,聘请名儒胡瑗为师。范
仲淹知润州后,对原来的州学“拓而新之”④,并致力整顿学风,加强师资,并邀请当时江南名士李觏到润州讲学。
在教学内容上,范仲淹提倡“宗经”,以儒家传统经典为主要科目,其目的在于通过兴学传道,重振儒学。⑤ 范仲
淹还下令推行胡瑗的“分斋”教法,即在学校设立“经义”和“治事”二斋⑥,以此培养经世致用人才。
二
范仲淹与儒家道统传承
在中国道统思想史上,自孔孟始,儒家思想中便有道统意识,只是到唐代,韩愈明确地提出了一个具体的传
授谱系⑦,即尧—舜—禹—商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子,这个传承儒家之道的谱系也即是朱熹所说
的“道统”⑧。
自从唐代韩愈明确提出道统说以来,历来论说道统者都从“道”与“统”两个方面来理解。南宋朱熹在《伊洛
渊源录》中定周敦颐为道学开山,认为儒家道统是以周敦颐、二程(程颢、程颐)上承孟子的,而自己又继周、程为
儒家正统,但又认为“本朝道学之盛”,“亦有其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明复,徂徕有石守
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后来遂有周子、程子、张子出”。⑨ 这里述及宋代道学的源流,在周敦颐之前,上溯到了范
仲淹、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ꢂ
范仲淹开宋代儒家道统之传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兴学立师,提挈奖掖人才,重振儒学。宋代道学的兴起与发展,与宋代十分繁荣的讲学活动分不开,而
讲学又与当时兴办学校密切相关。“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ꢃ,除了胡瑗的教授之功,直接与范仲
淹“敦教育”ꢀꢁꢄ、首倡“立郡学”ꢀꢁꢅ有关。元代李祁《文正书院记》肯定了范仲淹对于儒家道统之传的贡献,认为范
仲淹兴办学校、培养人才、开万世道统之传是有功于名教的ꢁꢀꢆ。不仅如此,李祁还说:“夫以公之有功名教如此,
则后世之宗而祀之,为学校以广之,固宜与夫子之道相为无穷。盖夫子之道与天地为无穷,而公之功则与夫子
之道为无穷也。”ꢀꢁꢇ元代郑元祐《文正书院记》同样盛赞范仲淹“开学校,隆师儒,造就士类”对于道统之传的贡献,
“文正公以德以功,既无忝伊、傅之为辅相;以学以识,则有功于洙泗道统之传”,“以至于公,而后开学校,隆师
儒,造就士类,作成忠义之风,以致道统之传,则公之学识,于名教岂小补哉”!ꢁꢀꢈ 元人牟巘也认为:“至孔子时,犹
①
②
③
④
⑤
(元)脱脱等《宋史》卷十一《仁宗本纪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17页。
(元)脱脱等《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第3976页。
(清)徐松辑、(清)缪荃孙重订《宋会要辑稿》崇儒二,中国国家图书馆稿本。
(清)乾隆《江南通志》卷八八,见《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江南》,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629页。
他认为:“今诸道学校,如得明师,尚可教人六经,传治国治人之道”,因此,“臣请诸路州郡有学校处,奏举通经有道之士,专于教授,务在兴
行”。见:《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上《答手诏条陈十事》,《范仲淹全集》中册,第529页。
⑥
“经义则选择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
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见: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第1册卷一《安定学案》,第24页。
彭永捷《论儒家道统及宋代理学的道统之争》,《文史哲》2001年第2期,第36-42页。
⑦
⑧
⑨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六《答陆子静》,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1册,第1576页。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二九,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8册,第40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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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ꢂ一方面由于胡瑗是程颐的老师,在“数公”中,最尊敬胡瑗,即所谓“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数公,依旧尊他”(《朱子语类》卷一二九);另一方面,《宋
元学案》“托始于安定、泰山”,“高平学案”又列在二学案之后,这样,范仲淹作为宋代道学开创者的地位就为“宋初三先生”所遮掩〔李存山《范
仲淹与宋代新儒学》,《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6-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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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毛丽娅范仲淹的仁义之道及其对儒家道统传承的贡献
有以为怨者,而孔子独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至唐时,犹有以为偏而不通者,而韩子独曰:伯夷者,特立独行,
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韩子之言上继孔子,而公乎天下万世,有功于纲常甚大。”①这些评论无不表明范仲淹是
有功于儒家道统传承的,“世济忠直,有功名教”②。王梓材说:“高平行辈不后于安定、泰山。”③《宋元学案·高
平学案》传授表中,除其四个儿子外,列富弼、张方平、张载、石介、李觏、刘牧、吕希哲等为门人,胡瑗、孙复、周敦
颐为“讲友”,韩琦、欧阳修为“同调”④。正如全祖望所说:“有宋真、仁二宗之际,儒林之草昧也。当时濂、洛之徒
方萌芽而未出,而睢阳戚氏在宋,泰山孙氏在齐,安定胡氏在吴,相与讲明正学,自拔于尘俗之中。亦会值贤者
在朝,安阳韩忠献公、高平范文正公、乐安欧阳文忠公皆卓然有见于道之大概,左提右挈,于是学校遍于四方,师
儒之道以立。”⑤表明濂、洛、关、闽之宋代道学的主流勃兴以前,有范仲淹等先驱诸贤为其前导,“左提右挈”以立
“师儒之道”,广设学校,传播斯理,道学乃得兴盛。
二是范仲淹的思想直接影响了胡瑗、孙复、张载、李觏等人,对宋代道学之勃兴实有开创之功。《宋元学案》
把胡瑗列为第一学案(《安定学案》),清代学者全祖望说:“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
以为然。安定沉潜,泰山高明,安定笃实,泰山刚健,各得其性禀之所近。要其力肩斯道之传,则一也。”⑥但又
说:“晦翁推原学术,安定、泰山而外,高平范魏公其一也。高平一生粹然无疵,而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
功。”⑦实际上,范仲淹不仅“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而且也是“宋初三先生”的引路者。⑧ 朱熹说:“文正公门下
多延贤士,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之徒,与公从游,昼夜肄业。”⑨《宋史·范纯仁传》亦说:“仲淹门下多贤士,如
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之徒,纯仁皆与从游。”ꢁꢀꢂ显然,胡瑗、孙复、石介、李觏等人都是范仲淹门下的贤士。天圣
五年(1027),范仲淹寓南都,受晏殊之请掌教应天府书院。据记载:“由是四方从学者辐凑,其后以文学有声名
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ꢃ《宋元学案》虽然将《安定学案》《泰山学案》列于《高平学案》之前,不过在述胡安
定、孙泰山二人生平之前都冠以“高平讲友”,可以说,正是范仲淹和“宋初三先生”等人的共同努力,庆历新政确
立了“明体达用之学”ꢀꢁꢄ。而且,朱熹认为二程与周敦颐的关系,同张载与范仲淹的关系相类似:“又蒙喻及二程
之于濂溪,亦若横渠之于范文正耳。……若横渠之于文正,则异于是,盖当时粗发其端而已。受学乃先生自言,
此岂自诬者耶?”ꢀꢁꢅ明毛一鹭也认为:“余独谓有宋三百年文明之运,实自公始。”“公之文以理为主,其教人以六经
六官为师。张横渠则授之《中庸》,孙明复、狄武襄则授之《春秋》,与胡安定定礼乐明堂,与李泰伯论屯田,与子
纯仁讲行乡饮酒礼,诸如此类,胪载集中。当是时,四大家皆晚进未出,濂、洛、关、闽之传亦未显行于西北,而公
能洗发眼目于诸子之前,疏通道脉于语言文字之外,宋氏文明实肇基于此。”ꢀꢆꢁ其思想直接影响了张载、孙复、胡
瑗、李觏等人,肯定了范仲淹在开创宋代道学及其对儒家道统之传的贡献。张载之学的思想渊源虽非来自一
人,但范仲淹对他的影响是无疑的。王梓材称:“横渠之于高平,虽非从学,然论其学之所自,不能不追溯高平
也。”ꢁꢀꢇ不仅如此,《高平学案》列濂溪为讲友,而《濂溪学案》亦列范仲淹为讲友。在范仲淹知润州时,周敦颐曾从
游于范仲淹,时胡瑗亦同在,讲贯之益必多,二程师周敦颐,也间接受范仲淹之影响。
①
②
③
④
⑤
(元)牟巘《跋文正公手书伯夷颂墨迹》,《范仲淹全集》中册,附录三,第992页。
(清)范文程《重修先文正魏国公墓道飨堂碑记》,《范仲淹全集》中册,附录五,第1148页。
(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第1册卷首《宋元儒学案序录》,第2页。
(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第1册卷三《高平学案表》,第131-142页。
(清)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六《庆历五先生书院记》,《四部丛刊》初编本;又见(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第1册卷三《高平
学案》,第134页。
⑥
⑦
⑧
⑨
(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第1册卷一《安定学案》,第23页。
(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第1册卷三《高平学案》,第133页。
李存山《范仲淹与宋代新儒学》,《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6-13页。
(宋)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十一,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书店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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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三是范仲淹身体力行传仁义之道,是对儒家道统思想的直接传承。儒学重实践,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列圣相
承,皆为行道,而孔孟集其大成。孔子亦谓:“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但至两汉隋唐,对
于经学虽重名物章句,难免有忽力行,因此,韩愈说:“轲之死,不得其传焉。”①再经唐末五代,儒学益衰。范仲淹
对此情形在《上时相议制举书》中已明确言之,并说明儒家经学致用之要②。范仲淹不仅言其道,而且身体力行
传道、行道,乃使儒学之核心价值“仁义之道”又深明于世人。
范仲淹在《近名论》中引《孟子》曰:“尧舜性之也,性本仁义。三王身之也,躬行仁义。五霸假之也。”③范仲
淹一生不仅有其言,而且有其行。宋人王十朋赞云:“堂堂范公,人中之龙。正色立朝,奸邪不容。材兼文武,永
履仁义。”④赞扬范仲淹践履仁义。富弼称颂范仲淹说:“凡所设施,必本仁义而将之以刚决,未尝为人屈挠。”⑤
宋人潜说友亦称:“我是以知公之功之立,皆仁义之所成就。公在天圣中,遗宰相书无虑万言,经济规模,大抵略
见。其后为牧守,为将帅,为执政,平生所为,无出于此,盖言之必可行也。”⑥南宋晁公武论范仲淹:“为学明经
术,……慨然有康济之志,作文章尤以传道为任。”⑦元代汪泽民论范仲淹:“问学本乎六经,蹈履合乎仁义。”⑧明
代蔡增誉亦说:“公每道古先圣贤事业,辄跂耸勉慕,恨不以身当之。”⑨
三
结论
儒家道统体现了儒家追求的核心价值和一代又一代儒学家继承与弘扬道统的责任。基于孔子、孟子对儒
学的影响,韩愈在其《原道》中把“仁义”定为儒家的核心价值和学派的标志。韩愈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
老与佛之道也。”韩愈所言仁义之道,即“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
谓德”,“仁义”不仅是一个道德范畴,“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ꢂ,儒家的仁义之道是天道与人道的统一。
儒学在宋代重振,并能致广大、尽精微,出现理学之盛,范仲淹有开创之功。范仲淹不仅兴学立师,提挈奖掖人
才,而且范仲淹长于《易》,重视义理解经,重视《中庸》《春秋》,传儒家仁义之道,并试图重建儒家心性之学。《宋
元学案》为范仲淹专立《高平学案》以记其学术功绩绝非偶然,范仲淹作为“濂、洛之前茅”ꢁꢀꢃ,其思想对胡瑗、孙
复、张载、李觏、周敦颐、二程等人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就此而言,儒家道统的传承与范仲淹的努力是分不开
的,在儒家道统发展史上应占有重要一席。
[责任编辑:凌兴珍]
①
②
(唐)韩愈《韩昌黎全集》卷十一《原道》,世界书局1935年版,第174页。
“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经,则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几,陈得失之鉴,析是非之辨,明天下之制,尽万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辅成王道,复何求
哉!”见:《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上时相议制举书》,《范仲淹全集》上册,第237-238页。
《范文正公文集》卷七《近名论》,《范仲淹全集》上册,第155页。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宋)王十朋《范文正公赞》,《范仲淹全集》下册,附录九,第1255页。
(宋)富弼《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范仲淹全集》中册,附录一,第823页。
(宋)潜说友《吴郡建祠奉安文正公讲义》,《范仲淹全集》中册,附录五,第1117页。
(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校证》卷十九,孙猛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978页。
(元)汪泽民《苏州郡学范文正公祠记》,《范仲淹全集》中册,附录五,第1133页。
(明)蔡增誉《万历本范文正公集序》,《范仲淹全集》中册,附录三,第9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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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