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卷第6期
2
019年11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46,No.6
November,2019
宁波模式:近代中国
兼顾通商与维权的尝试
杨勉
(四川师范大学商学院,成都610101)
摘要: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受列强威逼,先后开放数十个口岸。开埠通商对中国是一把双刃剑,既可发展经济,
引进西方科技文化,又可能开门揖盗,给列强侵略中国提供便利条件。在通商口岸中,租界与治外法权是最具象征
意义的存在。列强利用租界及其市政当局,干涉中国司法行政,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是近代通商口岸的通病。如何
兼顾通商与维权,取开埠之利而避其弊,成为近代国人思考的重大问题。在这方面,宁波作了积极尝试。开埠过程
中,宁波当局自定章程,坚持不设租界,在采取措施促进通商贸易的同时,将已由外国人管理的巡捕房收回自办,体
现了鲜明的对外开放和抵制列强侵略的民族主义意识。“宁波模式”不仅成为清末民初中国新开口岸的仿效楷模,
对今日改革开放中有效处理对外通商与维护国家主权的关系也具有借鉴价值。
关键词:近代中国;开埠通商;维护主权;宁波模式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9)06-0150-11
收稿日期:2019-05-22
作者简介:杨勉(1981—),女,四川成都人,四川师范大学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商贸及中国近现代经济史。
①
通商口岸(treatyport)是近代国人认知中的“国门”,启闭之权,操之于己。 前近代时期
,“国门”大多关
闭,仅留广州一口允许中外通商,不能满足日益频繁的中外交通需要,因而至少从康、雍时期的“礼仪之争”开
始,西方列强就试图使中国门户洞开,在沿海或沿边地区找到更多“入口”,但未遂愿。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
乘战胜之余威,逼迫清政府签订条约,开放口岸。截至甲午战争结束,中国迫于东、西列强压力,开放了40余
个通商口岸。 宁波是近代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五口”之一。
②
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南北东西,形势各异,口岸初开之时,未能整齐划一。经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发展,
逮至清末,在“民族主义”者的抗争下,“通商口岸”的内涵发生变化。黄遵宪曾把清季中国口岸分为上海、厦
门、宁波三种模式。上海模式租界行政、司法、警政诸权均掌握在外人手里,主权丧失最多。厦门在鼓浪屿设
“公共地界”,尽管实质上也是租界(公共租界),却避开了“租界”之名。宁波处在“条约口岸”与“自开商埠”之
间,特点在于不设租界,中外商民杂处,工程建设及警政均由中国政府操持,主权丧失较少。甲午战争之后,
①
②
HoseaBallou.Morse,TheTradeandAdministrationofChina(中朝制度),RevisedEdition,KellyandWalsh,Limited,1913,p.207.
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1921年以前已开商埠》统计,截止1895年,中国已开商埠40处。该统计资料载《历史档案》1984年第2期,第54-
5
6页。另据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通札附录《开放通商的口岸及其设关年表》统计,1895年,中国的通商口岸总数仅30个,其中尚包括《马关条
约》规定开放、但实际开放时间推迟到两年后的几个口岸。表见:陈诗启著《中国近代海关史(晚清部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附录九,
总税务司通札第1535号”。两个材料出入颇大,因40处说系依据档案,故采纳是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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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勉
宁波模式:近代中国兼顾通商与维权的尝试
清政府试图在苏、杭等地推广宁波的做法,与英、法等国进行了艰难的外交谈判,取得一些成效,后来又在中
国自主开放的商埠推广实施。①
“宁波模式”的存在,为晚清及民国时期中国对外开埠通商,从兼顾商贸与捍卫国家主权的维度,提供了
可资借鉴的历史资源,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研究价值。但既有研究却不无偏至。质言之,迄今学者大多关注
宁波开埠体现的经济属性,忽略了“宁波模式”具有的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的特质,偏重强调宁波开埠对鄞县
及浙江经济社会产生的区域性作用,却未注意到“宁波模式”的全国影响。本文拟就此作一内涵拓展工作,以
就正于学界同仁。②
一
“宁波模式”的形成及其内涵
外国人到宁波经商始于1698年(康熙三十七年)。这一年,经清廷批准,定海于衜头泥城内设立“红毛
馆”,标志着外国人到宁波做生意的开始。③1842年《南京条约》成立,当年8月29日鄞县江北岸辟为商埠,
作为县治所在的宁波,成为全国开埠通商五口之一。1843年,法、美两国援英国之例,各于宁波设领事一人。
1869年11月(同治八年十月),经当事国协商,奥匈帝国在华事务由英国领事兼管。1871年(同治十年),普
鲁士设副领事一人驻扎宁波,荷兰、瑞士、挪威也随之设副领事,驻在宁波。
从进出口贸易维度观察,宁波并非理想之地。开埠头五年,其贸易额从50万急速下降至5万(以下)。
英国领事在分析该埠外贸额下降的原因时抱怨说:“宁波的对外贸易似乎是不会繁荣起来的。我们在这里遭
受失败的原因很明显,上海把一切东西都吸收到它那里去了,把过多的进口货送到这里,同时还把原来准备
到宁波来的茶商吸引到他们那儿去了。”④这种状况,使人怀疑在宁波开埠的价值,以致有人建议用其它口岸
来取代它。 宁波开埠初期的外贸数额虽不理想,但其商埠建置却在众多条约口岸中独树一帜,形成有自身
特点的“宁波模式”,足以称道。
⑤
“宁波模式”的基本特征在于不设租界,通商场地建设与管理亦有中国地方当局参与。开埠之初,英人选
中宁波江北岸一块空地入驻。以后几年间,因美、法等国商民接踵而至,该地很快发展成外国人集中居住的
场所。不过,该地段事先并非无人居住。在外人侨居宁波之前,已有不少中国木材商人居住其间。太平天国
运动期间,宁波一度被“长毛”占领,大批华人为“避难”迁徙至此,形成“华洋杂居”的商埠格局。⑥
针对这一情况,兼任法国驻宁波领事埃丹(B.Edan)曾向中国政府提出在江北岸建立法国“专管租界”的
要求,因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及英、俄公使反对,清政府对此表示拒绝。 以后宁波一直未建设任何形式的
租界。对此,美国学者马士曾不无遗憾地表示:“这个口岸的贸易假如能发展起来的话,无疑会像上海一样,
划出一块专给外国人侨居的区域,可是事实上却什么也没有做到,只是指定一块外国人可以在里面居住的区
域。”⑧
⑦
①
②
清季类似“宁波模式”的口岸还有营口。据《营口县志》记载:“营口自通商开埠以来,并无租界之名。其领事、洋商皆购地自筑馆舍,与吾华民
交错,同受官司之保护。迄今百余年,相安无事。遇有财产纠葛,则质诉于华洋诉讼裁判所。洋员但列席旁听,并无会审之纷呶。”营口开埠
时间在《天津条约》签订之后,晚于宁波,应该受到宁波模式的影响。杨晋源修、王庆云纂《营口县志》上,1933年石印本,第24页。
目前有关近代宁波开埠的研究不多。国外涉及这个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有:H.B.Morse,TheTradeandAdministrationofChina(中朝制
度),RevisedEdition,KellyandWalsh,Limited,1913;JohnKing.Fairbank,TradeandDiplomacyontheChinaCoast:TheOpeningof
theTreatyPorts,HarvardUniversityPress,Cambridge,1953;以及斯波义信的《宁波及其腹地》,见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
华书局2000年版,第469-526页。国内相关研究主要有:张洪祥著《近代中国通商口岸与租界》,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费成康著《中国
租界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郁东明、郑学溥编《宁波:浙江第一个商埠》,浙江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这些著作为本项研究
作了重要的基础铺垫,但大多不是专门研究宁波开埠者,唯一的例外是郁东明、郑学溥所编书。
③
《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乙编之《通商略史》,《中国地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216号,据未著纂修人名氏1935年铅印本影印,台北成文出
版社有限公司1974年版,总第2333页。
④
⑤
⑥
⑦
⑧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19页。
〔美〕马士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张汇文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04-405页。
张洪祥著《近代中国通商口岸与租界》,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1页。
En-saiTai,TreatyPortsinChina,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18,p.74.
〔美〕马士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4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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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商埠为何坚持不设租界?就近代国人的观感而言,租界是列强对中国主权实施侵犯的集中体现。
以租界对中国司法行政权的干预而言,由于租界享有“自治”地位,中国差役无法入内辑捕人犯,于是租界成
为不少刑事罪犯逃避官府依法问罪的栖身场所。各色人等杂处其间,鱼龙混杂,一些社会不良分子借以作奸
犯科,危害社会。顾维钧曾严厉指责早期来华外人的不法行为:“17世纪和18世纪中到中国来的外国人的
特点就是不尊重中国的法律。这些人不是冒险家,就是亡命之徒,……他们唯一的欲望是要在新的土地上发
财致富,为这一欲望所驱使,至于当地法律要求什么,禁止什么,那是没什么关系的事。”①顾氏所说的情况,
到19世纪中后期仍无改观。
与租界相关,“治外法权”(Extraterritorialjurisdiction)也是一个让近代国人痛心疾首、必欲废之而后快
的存在。在中国与西方国家缔结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时代,其表现形式为“领事裁判”,适用范围包括在中国
发生的一切涉外诉讼。由于外国人的活动大体被限制在通商口岸,因而主要表现为通商口岸内涉外诉讼案
件的处置。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基本上是独立行使司法主权,不容许来华外人置身法外。这种作法无可非
议。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为了自身利益,完全有理由要求进入其统治疆域的外国人服从其法律。事实上,
近代来华的一些外国人并不完全抵触在中国境内适用中国法律。 然而,自1844年“领事裁判”被写进《望
厦条约》起,中国不再享有依照自己的法律处置涉外案件的权力,“条约口岸”也因此成为外国人在中国境内
开辟却不受中国法律管辖的“飞地”(exclave)。③
②
宁波外国人“居留地”的行政管理权先是采取中外联合执掌方式。开埠之初,因警务所需,浙江地方官派
遣兵丁8人进驻商埠维持秩序,受政府任命的税务司指挥。随着外国人纷至沓来,其中不乏好事之徒,勾结
中国地方无赖危害地方。宁波商埠在与英、法两国领事协商之后,决定设立巡捕房,制定巡捕房章程。按照
章程,中国每月补贴巡捕费500元,巡捕房可以设总巡1人,散捕5名,写字1名,管巡委员1名,另由中方拨
“卫安勇”5至10名,倘遇非常之事,帮同巡捕。章程规定,巡捕负责轮班巡查大街小巷,维持治安;若抓捕无
领事官所管之外国人,须有管带委员之执照方可抓捕;如遇有领事官管束的外国人,必须有该国领事官执照
方准抓捕;巡捕拿获中国人应交中国地方官,拿获外国人交其本管领事。 不难看出,开埠之初,宁波实施的
是中外“联合管理”的制度。
④
由于税务司及捕房监带均为外国人,因而“联合管理”对中国来说不过徒有虚名,“治外法权”仍部分存
在。针对这种情况,1880年以后,宁波地方当局决定将“居留地”的警政权完全收回。为此,宁波当局专门制
订了《宁波重设巡捕办事章程》,规定巡捕房所用经费全部由中国政府承担,由外人担任的捕房监带须由绍宁
道台任命,巡捕在界内逮捕华人及条约国人,须持有道台发给的逮捕状,并有巡捕房监带签字,方可执行。通
过这一规定,宁波商埠的“治外法权”于无形中完全取消。
1
898年
,经税务司建议,宁波设立了专管市政建设的工程局。其下设董事会,董事长由中国政府聘任外
国人担任,其它董事员额中外各半。工程所需经费通过商民捐赠和公共事业收入筹措。为筹集经费,宁波开
征了3文一包进出口货物的码头捐。此外,各商行各捐助100元,以开其端。资金筹集进展顺利,短时间内
各行捐款便达到所需数额,有力支持了商埠工程局的建立与运作。 这一切,在租界内是不可能发生的,时
人称宁波江北岸为“外国通商场”而不以“租界”目之,应当有其依据。⑥
⑤
不宁唯是,宁波人还将英国人修建的连接鄞县县城和商埠区的新江桥赎回自办,表现出鲜明的民族自决
意识。该桥建于1862年,由英国人出资修建并管理,中国商民过桥都要向英商缴纳“买路钱”,过往商人为之
①
V.K.WellingtonKoo,StatusofAliensinChina,NewYork,1912,p.64.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走向近代世界的中
国》,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第30页。
②
③
④
⑤
⑥
卫三畏《中国总论》卷2,第460页,转引自:〔美〕马士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326页。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之一,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1页。
《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乙编之《通商略史》,总第2350-2356页。
《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乙编之《通商略史》,总第2389-2390页。
费成康著《中国租界史》,第327-3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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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模式:近代中国兼顾通商与维权的尝试
苦恼不已。为改变这一状况,宁波商民于该桥建成15年之际,筹资万元,将其赎回,宣布从此不再收费,为商
民带来极大方便。①
适应国家对进出口贸易管理之需,海关也很快建立起来。1858年,《天津条约》议定各口以洋人为税务
司,按沪海关的章程,划一办理。1859年,宁波设税务司,别立新关,开始按章征税,时称“浙海关”。② 从建制
上看,浙海关和其它海关一样,虽由外国人担任税务司,执行外国人制定的移植于国外的海关制度,但其官员
属中国政府雇员,领取国家薪俸,海关及常关税收大部分作为“国用”和“省用”,小部分作为“关用”即海关自
用,并无丧失主权的嫌疑。
二
宁波开埠后工商经济的发展状况
问题在于,宁波不像其它口岸那样设租界,行政管辖权由中国官方掌控,对外国人在宁波的所作所为多
有限制,一个可能的后果是外国人对宁波的兴趣降低,这会不会影响宁波开埠之后社会经济的发展呢?
首先应当看到,尽管开埠之初商贸状况不如人意,但宁波开埠通商有诸多有利的环境条件。宁波是鄞县
县治所在,该埠属东海区域,离县治北三江口19公里出镇海口即达外洋,有对外交通之便。由于通海,宁波
民性通脱,善于经营,故历史上多出境殖材而于本乡无所拓展。史志所述当地市易之事,“十居七八,皆吾甬
通商开埠后之遞衍情形”③。就土地与人口而言,1939年12月底,宁波面积为5,511ꢀ37平方市里,人口
68,983人,平均每平方市里为139.52人,在浙属各县市里排名第五。④ 从自然与人文地理两方面看,宁波
7
都具有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这恐怕正是英国人选择宁波作为中国最早几个通商口岸之一的原因所在。
从通商效果上看,尽管英国领事曾抱怨宁波在上海阴影下外贸难以发展,但靠近上海也不是绝对的不利
条件。宁波开埠后,贸易有起有落,在清代咸丰及同治年间达到最盛,其中的原因就与上海有关。因为当时
宁波为新辟商埠,国际交通频繁,国内则因清政府镇压太平军起义,各省道路梗塞,只有宁波较少受到影响,
与上海交通不绝,故海上船只汇集,外商接踵而至,进出口贸易颇为兴盛。⑤
商贸的繁盛需要依托产业经济发展。在宁波众多产业中,值得一提的是具有当地特色的传统编织业。
自开埠通商,洋纱输入,家庭纺织业破产之后,宁波妇女普遍从事家庭编织⑥,东乡妇女则多结渔网为生。
此
外,提花业在家庭工业中亦占相当地位。提花亦称“刺绣”,其先由宁波仁慈堂的法国天主教徒教习技艺,从
之者众,产品以手帕台面椅套为主,运销海外。法国人经营此业,颇守秘密,嗣邑人知之,起而效尤,到民国初
年从事这一行业者有30余家作坊,工人2,000余名,散处各乡者,亦凡千余人。工资以件计,如裙衫绔等每
件自3角至4元不等,普通每人每月得10余元,提花之先又需要写花,则由男工充之,每件工资5分。总计
该埠刺绣年销售额多达数十万元,不仅解决了大量人口就业,还有力支撑了当地经济的发展。⑦
与传统手工业相较,宁波近代工业起步较晚,且无大宗生产。惟当地人具有冒险性,习海善航,故与西人
接触较早。开埠之初,轮舶驾驶工十之八九为甬籍,机械制造工人甬帮亦属不少,此两类皆为外国资本之雇
佣,并非近代意义的民族工业家。 甲午之后,受战败的刺激及日本维新变法走上强盛之路的影响,国内风
气渐开,近代民族工业开始发展,宁波也和上海、无锡、苏州、杭州等地一样创设了纺织厂。1895年,宁波开
⑧
①
②
郁东明、郑学溥编《宁波:浙江第一个商埠》,浙江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70页。
《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总第2332页。按照汤象龙的研究,浙海关于1861年设税务司,开始按章征税。参见:《全国各海关开关时间表
(1860ꢁ1910)》,汤象龙编著《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6页。
③
④
《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总第1949页。
《各县面积及人口密度(1939年)》,郑成林选编《民国时期经济统计资料汇编》第22册“浙江经济统计”,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版,第22
页。
⑤
⑥
郁东明、郑学溥编《宁波:浙江第一个商埠》,第28-29页。
在编织业中,草帽编织是宁波优势传统产业。据地方志记载:草帽业之兴迄今凡30余年,妇女以编织为生者不下10万,行商数十家,贩户
3
000余人,运销外洋,值千余万元,其关系民生之巨,可以想见。后因海关关员滥征关税,致使商民盈利减少,到1927年以后,逐渐凋敝。参
见:《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总第2071-2072页。
《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总第2071-2073页。
《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总第2061页。
⑦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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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了浙江最早的近代工业企业“宁波通久沅纱厂”。1905年,更大的民族工业纱厂“和丰纱厂”创建。以后该
业逐年发展,到1930年代初,宁波纺织业已成规模,产量上升,若将200余家小型织布厂计算在内,年生产总
值超过1,000万元。 纺织业之外,宁波规模化的近代工厂企业不多,资本总额有数据可稽者合计为
①
元,营业总额 , ,
2
,752,500 10988218元。以出产品之价值排列,第一为纺纱,第二为棉织与鍼织,第三为面
②
粉。 此外,宁波还有电气、榨油、机器碾米、罐头、卷烟及纺织各业,并创立了“通泉源”自来水公司。③ 截至
932年
,
该埠主要近代工厂企业的情况如表1。
1
表1.鄞县各大工厂概况表(1932年)④
创立时间
已缴资本(元)
厂名
性质
产品种类
电灯电力
年营业额
513,218
2,500,000
5,000,000
700,000
1,000,000
20,000
永耀电力公司
立丰面粉厂
和丰纱厂
股份有限 1914年12月 747,500
股份有限 1931年1月 300,000
面粉
股份有限 1907年
股份有限 1912年
1,500,000
60,000
纱
正大火柴厂
恒丰染织厂
顺记机器厂
美球鍼织厂
通利源榨油厂
协记玻璃厂
如生筍厂
火柴
合伙
合伙
独资
1929年9月 15,000
布疋
光绪末年
5,000
4,000
80,000
机器及修理
鍼织品
棉油棉饼
灯罩杯子
罐头筍菜
布
1915年
450,000
80,000
股份有限 1906年
合伙
合伙
合伙
合伙
1932年10月 3,000
5,000
1921年
1923年
20,000
6,000
160,000
240,000
100,000
厚丰染织厂
顺兴泰记染织厂
1926年7月 12,000
布
随着进出口贸易及工业经济的发展,宁波商业一度十分繁盛。以经工商登记者为准,1931年,各类商铺
共计5,599家,1936年增加为7,444家,在浙江74个市县中位列第3名,仅次于杭州和绍兴。以类别言,宁
波发展最多的是饮食店与食品贩卖,其次是日用品与杂货,再次为纺织品、林产品、化学品及金属制品等贩
卖;数量在100家以上的有钱庄业、运输业,农、水、畜业及草木藤竹等产品贩卖。就资本多寡而言,排列第一
的是钱庄,第二是饮食品与纺织品贩卖,第三是旅馆业与杂货材料及制品贩卖,资本在10万元以上、50万元
以下者共14个行业,余皆数千至数万,总额为142,158,870元。⑤
在宁波的销售业中,茶叶销售占较大份额。宁波在1939年只有茶厂茶行3家,但经营出口茶叶的数量
却很大,该年,宁波对上海、香港销售的各类茶叶共计182,424公担,价值44,245,798元,而同期温州的茶叶
销售只有40,964公担,价值2,577,519元,就价值而言只相当于宁波的5.8%。⑥
工商经济的发展,带来了金融业的一度繁荣。据1935年6月的调查,宁波共有银行9家,主要是国有银
行如中央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垦业银行、交通银行、浙江地方银行、四明商业
储蓄银行等银行的分行和支行,其中宁波实业银行与厦门商业银行先后停办,另外开办了一家浙东商业银
①
②
③
④
郁东明、郑学溥编《宁波:浙江第一个商埠》,第35、113页。
《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总第2062-2063页。
郁东明、郑学溥编《宁波:浙江第一个商埠》,第35、113页。
从燃料上看,该埠所用燃料除棉籽壳为榨油厂之副产品外,柴油均取给于英、美两国,煤之消耗约16000顿,其来源70%为开滦,余为安南。
动力以蒸汽为最多,电力次之,柴油引擎又次之(《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总第2064-2065页)。另据1939年统计,浙江鄞县各业,在棉织
及针织业资金不满2,000元未计的情况下,其工厂数为14家〔详见:《浙东各县原有各业工厂概况(1939年)》,郑成林选编《民国时期经济统
计资料汇编》第28册,第133、115-119页〕。
⑤
⑥
《战前各市县商业登记家数(1936年)》,郑成林选编《民国时期经济统计资料汇编》第22册“浙江经济统计”,第146页。
《宁波温州出口茶叶数量(1939年)》,郑成林选编《民国时期经济统计资料汇编》第22册“浙江经济统计”,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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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模式:近代中国兼顾通商与维权的尝试
行;1930年,宁波成立储金汇业局,有3处邮局兼办储金业务;上海各保险公司也在宁波设立代理人,以兜揽
保险生意。①1935年,宁波设立县农民放款处,向浙江地方银行投资,委托该银行鄞县分行代办,以扶持农业
经济发展。②1939年,浙江地方银行调查科对省属各县货币流通情况展开调查,在所属52县中,鄞县的货币
流通总额为1,017万元,居浙属各县首位。 宁波传统钱庄也十分发达,1871年,该埠只有一个钱庄,1912
年增加到17家,1935年则达到58家,仅次于总数80家的杭州,与绍兴并列浙省第二。④
③
工商经济的发展,为作为口岸城市的宁波从事进出口贸易奠定了基础。从统计数据上看,宁波进出口贸
易在1931年之前尽管因“革命”而两度曲折,总体仍呈上升趋势。以进口贸易为例,具体情况如图1所示。
图1.1900ꢁ1932年鄞县商埠洋货进口价额统计(单位:万关平两)⑤
从图1可见,1900年至1932年间,宁波的洋货进口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其中,最多的1930年,进口
价额高达22,728,184两,最差的1912年,即便是受政权鼎革影响,亦有6,562,473两。但宁波土货出口状
况却不太理想,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其土货出口,最好的年份为1932年,货值仅有221,810两,与同年进
口数量7,294,126相比,逆差达7,072,316两。⑥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本埠土货出口数额偏小,该埠从国内其它口岸输入的土货却数额较大且增长甚快,
从1924年到1928年,四年之间增长了43.34%。 这种情况反映了宁波本地土货生产的不景气或至少是种
类偏狭,导致对它埠土货需求的增加。尽管如此,宁波的工商业总体上仍处于发展状态。由于国家税收与经
济状况呈正相关性,工商经济的发展为政府税收奠定了基础。据浙省财政厅统计,1938ꢁ1940年,浙属各县
实征营业税,鄞县1938年为337,234.97元,1939年为891,386.32元,1940年为1,119,293.16元,远超第二
名的绍兴,居浙属各县之首。⑧
⑦
在政府税收中,海关税是一重要税种。由于雇佣外国人管理海关,制定了现代海关收支管理制度,海关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乙编之《通商略史》,总第2449-2450、2459-2463页。
伍廷飏《浙江省经济建设之进展》,郑成林选编《民国时期经济统计资料汇编》第28册,第41页。
《(浙江)各县通货流通概况(1939年)》,郑成林选编《民国时期经济统计资料汇编》第28册,第170-171页。
《战前各重要市县历年钱庄家数(同治八年ꢁ民国二十四年)》,郑成林选编《民国时期经济统计资料汇编》第28册,第182页。
《近34年来本埠对外贸易价额统计表》,《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总第2265-2267页。
《近34年来本埠对外贸易价额统计表》,《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总第2265-2267页。
⑦
1924年为1471.86万两,1925年为1355.92万两,1926年为1441.47万两,1927年为1502.87万两,1928年为2109.75万两。参见:《历年土
货输入价值总表》,《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总第2216页。
⑧
《各县近三年度营业税实征数(1938ꢁ1940)》,郑成林选编《民国时期经济统计资料汇编》第22册“浙江经济统计”,第207页。
15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税收应能更为准确地反映作为商埠的宁波经济及商贸的实际。
图2.1887ꢁ1910年宁波海关税收统计(单位:关平两)①
由图2可见,从1887年到1910年32年间,宁波海关税收经历了较大的起伏变化。截至甲午战争爆发
之前一年1893年,宁波海关税收呈上升趋势,达到最高值1,332,161关平两。甲午战后,海关税收大幅下
降,1898年降到702,029关平两,以后一直在60至70万之间徘徊,再也没有达到1893年的水平。然而,即
便是处于下降阶段,若横向与近代中国第一批开埠的其他四个通商口岸相比,除了上海地位居绝对优势无法
相提并论外,宁波的状况并非最差。
图3.1907ꢁ1910年距海关50里内常关征收税银数目表(单位:库平两)②
以常关税为例,合计宁波在1907至1910年这4年间,距海关50里内常关税收总额为404,032两,虽比
不上广州(1,271,381)、福州(773,643),但也明显高出于厦门(295,685),为其总数关平两的137%,占全部
四个口岸常关税收2,744,741的14ꢀ72%(参见图3)。考虑到浙江还有杭州等重要海关分润,宁波常关的税
收数额还是大体正常的。
从进出口总值及其与全国贸易额的比率上看,1900年,宁波进出口总额为15,227,370关平两,所占比
①
②
《全国各海关历年税收统计总表(清咸丰十一年至宣统二年)》,汤象龙编著《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第76页。
汤象龙编著《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第19-20页。
156
杨
勉
宁波模式:近代中国兼顾通商与维权的尝试
率为2ꢀ69%,与1908年并列,为此后33年间最高值。之后各个年度的数值变化较大,基本上,1910年即辛
亥年之前尚能维持在2ꢀ0%及以上水平;1918年降到最低点,仅为0ꢀ83%;直到1930年代初,才回升至
。① 这样的百分比当然不算高,但在做出上列统计的1930年代初,中国各类商埠数已逾百,宁波口岸
1ꢀ5%
能在全国进出口贸易中占这样的份额,也是十分难得的。
不过,宁波开埠后商贸发展并非一直平顺。清咸、同时期该埠进出口贸易一度达到鼎盛,之后就由盛转
衰。民初甬曹路与奉新路接踵兴建,各地可直接通往省垣,陆路交通较前方便,海上交通则本非宁波独占,于
是宁波以水陆交通支撑的商业枢纽地位逐渐丧失。 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宁波的商业经济再度受到打击,
②
“
各业营业多逊于往昔”③。不过,仔细观察则可发现,宁波近代经济与商贸经历由盛而衰,更多的是受到商
路变化以及政治、军事形势的影响,不宜归咎于宁波的开埠模式。前引大量经济数据表明,宁波当局基于维
护国家主权的考虑,不设租界,并自主控制该埠行政与司法,对宁波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是客观的历史
事实,并不因后来国内大环境变化带来的不良印象而有所减损。
三
“宁波模式”在清季商埠建设中的推广
宁波商埠作为一种条约口岸模式被官方倡导推广,是在《马关条约》签订之时。该条约第6款对中国新
开放商埠及其商务、税收等作出规定。朝廷对此不满,急令补救。 张之洞于奉旨议复时提出19条对策,其
中第一条就是推广“宁波模式”。他在奏折中强调:“宁波口岸并无租界名目,洋商所居地名江北岸,即名曰洋
人寄居之地。其巡捕一切由浙海关道出资,雇佣洋人充当。今日本新开苏、杭、沙市三处口岸,系在内地,与
海口不同,应当照宁波章程,不设租界名目,但指定地段纵横四至,名为通商场,其地方人民管辖之权,仍归中
国,其巡捕辑匪修路,一切俱由该地方官出资雇人办理。中国官须力任诸事,必为妥办,不准日本人自设巡
捕,以免侵我辖地之权。”⑤
④
《马关条约》签订后,黄遵宪受刘坤一委托,与日本领事珍田舍己会谈,商订苏州开埠事宜。谈判中,珍田
主张按约指地,设立专管租界。黄遵宪据理力争:“凡条约所已许者,能挽回而补救之;条约所未许者,亦未尝
授人以隙,妄增一字。”⑥他驳诘珍田说:“新约所许,只许通商,遍查中文、日文、英文,并无许以苏州让给一
地,听日本政府自行管理之语。”不仅如此,黄遵宪还特意撰写《商埠议案》,从五个方面强调了中方立场:其
一,埠内土地日商可“分赁”但不能“独租”,以抵制其设立“专管租界”的企图;其二,埠内道路属公用性质,不
征地租,以避免日人专有;其三,土地租期限定10年,到期归还,避免了长期租用和永租制;其四,埠内华洋杂
居,华人由中国自管;其五,埠内公共设施由中方建设,中方操控公务局之权。 规划如此细致,可见黄氏为
抵制日本在苏州建立租界,用心何其良苦。
⑦
然而,珍田不愿让步,当月下旬即赶赴杭州,企图迫使中方同意将西湖旁一块地段辟为租界。但中方坚
持,仅同意在拱宸桥外划一块地作为日本人的“居留地”,并抢在日本人之前,按照宁波模式,在该地段铺设马
路、设立捕房、建立海关,试图让日人就范。与此同时,总署亦借口“浙江系照宁波章程,一省之中不能两
歧”,拒绝了日本方面在杭州商埠划定租界的无理请求。
⑧
1896年夏,新任日本驻杭领事小田切与浙江按察使聂缉槼重开谈判。小田切坚持冠以“租界”名称,中
①
②
《洋货土货进出口总值指数及对全国贸易额之百分比率》,《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总第2283-2285页。
《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乙编之《通商略史》,总第2364-2365、2393-2394页。
③
1926年上半年,宁波“各业均属平稳,入冬后值国民军兴,本埠受军事影响,居民迁徙,交通梗阻,各业营业多逊于往昔”。见:《历年洋货输入
价值总表》,《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总第2216页。
④
《谕李鸿章王文韶等此次议约关系国计民生甚巨慎毋含混迁就(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六日)》,王彦威等编《清季外交史料》卷116,沈云龙主
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2辑5,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5年版,第2023-2024页。
《署江督张之洞致总署遵旨筹议日约补救办法电》,《清季外交史料》卷117,第7页。
⑤
⑥
⑦
⑧
黄遵楷《先兄公度先生事实述略》,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29页。
吴天任著《黄公度先生(遵宪)先生传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68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年版,第136页。
《浙江巡抚廖寿丰上书总理衙门和两江总督(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转引自:金普森、何扬鸣《杭州拱宸桥日租界的几个问题》,《杭州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第148页。
15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方只同意称之为“通商场”,最后双方各让一步,同意改用兼具reservations(居留地)和concession(租界)含
义的“Settlement”的中文译音“塞德耳门”作称谓。 虽然在稍后订立的协议中,中方同意划出拱宸桥一带
①
,
800余亩土地为“福连塞德耳门”(ForeignSettlement),其中一部分为日本“塞德耳门”,但协议明确强调,
1
日商只是商埠中的“侨民”,中国官府依约保护其“合法权利”,日商不得违反中国法律,否则将按照中国法律
惩处。此外,埠内所有建筑设施由中国工程局办理,警务由中国官府及其委任的税务司会同管理。②
不难看出,杭州“塞德耳门”与宁波“通商场”相似,却与日本谈判代表主张的“专管租界”相去甚远,很明
显是在实践黄遵宪的《商埠议案》。与此同时,苏州的谈判也因黄遵宪态度强硬,日领珍田倾向让步。然而,
日本新内阁不承认中日事先商定的条款③,置苏、杭已展开的谈判于不顾,直接与总理衙门交涉,要求在苏杭
建“专管租界”,甚至不惜以威海卫撤兵问题相威胁。清廷被迫与日本签订《中日通商公立文凭》,规定新开通
商口岸为日本“专管租界”,中国通过外交谈判抵制日本的努力未能如愿。
④
不过,认真检讨日本租界章程及开埠情形则可发现,中国并非满盘皆输。虽然日本依约于1897年春在
新开商埠建立了“专管租界”,但日本人的行为仍有所限制。以苏、杭为例,在地理位置上,杭州租界被置于离
城数公里的拱宸桥一带,正符合中方的位置设想,而日本却未实现将租界设在西湖边上的初衷;苏州租界虽
邻近城区,但按照该埠日租界章程,沿河数十米城根空地“暂作悬案”,日本人“不得在该地面上有所建造”。⑤
在程序上,苏州官府改变以往任凭外商向地方民人分租的做法,在将土地出租之前,将界内土地全部征收,外
商若要租地,须向地方当局提出申请,租地面积与地价均有严格限制。⑥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日本“专管租界”之外还另辟公共居留地,并在相邻地带营建房屋街市,隐含自营
通商场的意图。公共居留地之内,道路修筑及巡捕设置,或由中国地方官自办,或会同税务司办理,与日本租
界的管理办法相去甚远。关键在于,“公共居留地”的设置将日本苦心孤诣建构的“专管租界”置于其中,使之
失去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这意味着,尽管迫于日本政府的压力,中国用“宁波模式”抵制日本在苏、杭设立
专管租界的努力没能取得成功,但作为亡羊补牢之举,这些措置也发挥了一定的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的积极
作用。
⑦
不宁唯是,“宁波模式”内含的反对列强侵略、维护国家主权与利益的民族主义意识,作为思想资源,还为
清末民初中国政府自主开埠通商提供了历史借鉴。⑧
宁波属条约口岸。相对条约口岸,“自开商埠”是近代中国对外开埠的一种全新类型,是甲午之后中国主
动对外开放并抵制列强侵略的产物。1899年4月,总理衙门在一份咨文中指出:“自开商埠与约开通商口岸
不同,其自主之权仍存未分。该处商民将来所立之工程局,征收房捐,管理街道一切事宜,只应统设一局,不
应分国立局。内应有该省委派管理商埠之官员,并该口之税务司,督同局中董事,办理一切。……以示区别
而伸主权。”⑨可见在甲午战后民族主义高涨的语境中,清政府也开始强调开埠不能忽略了“主权”问题的重
要性。
在具体操作上,“自开商埠”政策的制定者产生了仿照“宁波模式”的想法。以福建三都澳的开埠为例,总
①
陈善颐《杭州拱宸桥日本租界划界交涉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
1
964年,第144页。
②
③
④
《杭州塞德耳门原议日本租界章程》,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75-678页。
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3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66页。
其条约表述为:“添设通商口岸,专为日本商民妥定租界,其管理道路以及稽查地面之权,专属该国领事。”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
册,第685-686页。
⑤
⑥
⑦
参见:张建俅《清末自开商埠思想与政策的形成》,《(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995年第12期,第96-97页。
《苏州日本租界章程》,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91-693页。
张建俅尝绘制当时苏、杭府城图,日本租界在该两城为公共居留地和中国自营通商场包围之形势,在图中清晰可见。参见:张建俅《清末自开
商埠思想与政策的形成》,《(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995年第12期,第97页。
⑧
⑨
有关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的研究,参见:杨天宏著《口岸开放与社会变革: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本文写作过程中,经
作者授权,使用了该书中的部分材料与学术意见。
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士诒)先生年谱(上)》,《民国丛书》第二编第58辑,上海书店1990年影印,第164页。
158
杨
勉
宁波模式:近代中国兼顾通商与维权的尝试
理衙门奏称:“通商场名目,开于宁波,厥后秦王岛、吴淞口继之,其巡捕房、理事厅、工务局各章程,俱得由我
自主。三都澳既自开商埠,诚与各处租界不同,所有该埠筹办事宜,应由该督查取宁波等处章程,参酌办
理。”①不仅三都澳仿照宁波,后来湖南岳州开埠通商,也参考借鉴了宁波的做法。②
由于具有抵制外国人强设租界侵我主权的意识,“租界”这一在政治上十分敏感的名称大多被取消。以
吴淞为例,获准开埠之后,两江总督刘坤一除亲自前往实地考察情形之外,还饬令道台与税务司照其它口岸
做法,将包括制订章程在内的有关事宜办妥。 按照刘坤一的要求,吴淞开埠章程规定:“吴淞自我辟埠,须
专自管之权。”明确指出该埠属于中国“自辟”,与“条约口岸”有别,必须享有“自管之权”,不能设置外国租界。
根据这一章程,吴淞当局拒绝了日本方面开辟“专管租界”的请求。④
③
20世纪初,在与英、美等国展开的商约谈判中,中国的主权意识有了进一步体现。由于签订《辛丑条
约》,中国被迫开放更多口岸,通商范围扩大,后续问题谈判争执益烈。以中英谈判为例,双方主要分歧在于:
商埠名称是按惯例称为“通商口岸”(treatyport),还是按照中国的意愿叫“自开商埠”(theportopenedvol-
untarilybyChina)。⑤ 与此相关,所开口岸是要设立租界,由外国工部局管理,还是不设租界,由中国自主管
理?由于双方相持不下,张之洞告诉英方代表马凯,中国可适当变通,采纳英方将新辟商埠称为“通商口岸”
的主张,但商埠不能设租界,治安必须由中国政府自主管理。考虑到即便口岸属中国“自开”,英国也可通过
对清政府施压,达到设立租界的目的,使中国无法取消“治外法权”,马凯就此让步,与张之洞达成妥协。 最
终双方同意将新开口岸称为“通商口岸”,但在条约中载明:“凡各国人在各该通商口岸居住者,须遵守该处工
部局及巡捕章程,与居住各该处之华民无异,非得华官准许,不能在该通商口岸之界内自设工部局及巡
捕。”⑦这样,英国达到了将长沙等新辟商埠称为“通商口岸”(treatyport)之目的,保住了颜面,中国也因坚持
新开口岸属于“自开”,市政、工程及巡捕诸权操之于我,得到实惠。这一貌似“双赢”而中国所获更多的谈判
结果,显然与“宁波模式”务实而不计较虚名的启迪有关。
⑥
四
结论
宁波在明代以前称明州,是浙江鄞县县治所在。宋庆历七年(1047),时年27岁的王安石调鄞县知县,任
职千日,为该县历史留下了一笔带有“改良主义”色彩的政治文化遗产。也许是受到王安石变法的影响,也许
还有更远的遗传基因,宁波人不安现状,勇于开拓,富于创新。在近代开埠通商问题上,这一特质明显体现了
出来。
在商埠建设中,宁波当局坚持权自我操,不设租界,商埠行政司法由中国自主管理,形成近代中国对外开
埠通商独具特色的“宁波模式”。这一模式是列强对华军事及经济侵略背景下,国人不甘沦亡并尽其所能进
行抵抗的产物。⑧
①
②
③
④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福建三都澳开埠案(附岳州秦皇岛开埠案)》,机关号:01ꢁ20,全宗号:39ꢁ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
962年整编。
湖南也参考了宁波的做法。参阅:俞廉三《奏岳州开埠各事宜折(光绪二十五年四月二十六日)》,湖南历史资料编辑室编《湖南历史资料》
1
979年第1期,第156页。
刘坤一《吴淞新开商埠仿照沪界办理片》,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刘坤一遗集·电奏奏疏》第3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30
页。
吴淞当局指出:“日本屡请在淞埠自辟专界,英美各国亦思效尤。必须照会各国,作为公共居住之地,力杜日本狡谋,以保我自主之权。”上海
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上海书店1984年印行,第86-87页。
⑤
⑥
HoseaBallouMorse,TheTradeandAdministrationofChina(中朝制度),RevisedEdition,KellyandWalsh,Limited,1913,pp.231-253.
《马凯在武昌纱厂与盛宣怀等会议简记(1902年7月14日)》,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辛丑和约订立以后的商约谈判》,
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32-133页。
⑦
⑧
《续议通商行船条约(1902年9月5日)》,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第107页。
以清末俄国人在中国强索租界为例。《泰晤士报》1898年3月7日刊载驻北京记者星期日电讯称:俄国人要求租借旅顺口和大连湾,及修筑
满洲铁路特权,如果五天内中国不接受,俄国就要动用军队。俄国如此,其他列强也一样,可见中国面临的形势是多么严峻。中国第二历史
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1874ꢁ1907)》第9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83-185
页。
15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得益于对外开放过程中各种新因素的输入,宁波在开埠通商之后,社会经济一度有所发展。然而,由于
外国经济的强势注入,以及上海作为新经济中心对附近地区的辐射,“宁波模式”自身的运作以及向其他条约
口岸的推广,虽曾尽力,效果却不甚彰显。
尽管如此,受其影响,在戊戌维新过程中,中国政府自主开放的通商口岸,却有效延续了宁波的开埠通商
模式。“自开商埠”的设计师与建设者一开始就有仿照“宁波模式”的意识。清末民初中国自主对外开放的数
十个商埠,除东北的16个口岸属“约定自开”稍显特殊外,大多是在借鉴“宁波模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
些商埠基本没有设置租界,实施中国政府对商埠的自主管理。 从这个意义上讲,“宁波模式”在条约口岸之
外的推广成效,弥补了其在条约口岸内推广的缺憾,取得了某种成功。
①
“宁波模式”以及受其影响发展起来的中国自开商埠,其经验与价值在于兼顾对外开埠通商和维护国家
主权,力图两全;在中外谈判中,既坚持国家主权原则又有所变通,其艰难实践所体现的民族主义精神和务实
灵活的外交谈判策略,对在今日中国对外通商贸易中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价值。
NingboMode:AnAttempttoCombineTrade
WithRightsProtectioninModernChina
YANGMian
SchoolofBusiness,SichuanNormal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101,China)
(
Abstract:AftertheOpiumWar,Chinawasintimidatedbythepowersandopeneddozensof
ports.Openingupthetradeisadouble-edgedswordforChina.Itontheonehandhelpedtode-
velopeconomyandtointroduceWesternscienceandtechnology,whileontheotherhandopened
thedoortotheftandprovidedconvenienceforthepowerstoinvadeChina.Inthetradeports,the
concessionandextraterritorialityarethemostsymbolicexistence.Thepowersusedtheconces-
sionanditsmunicipalauthoritiestointerfereinChina’sjudicialadministration,whichseriously
violatesChina’ssovereignty.Itwasacommonprobleminmoderntradeports.Howtobalance
thetradeandrightsprotection,takingadvantageofthebenefitswhileavoidingdisadvantages,
hasbecomeamajorissueformodernChinese.Inthisregard,Ningbohasmadeapositiveat-
tempt.Duringtheprocessofreclamation,theNingboauthoritiessettheirownrulesandregula-
tions,rejectingconcessionwhiletakingmeasurestopromotetrade.Atthesametime,theytook
backthepatrolhousesoncemanagedbyforeigners,reflectingthedistinctopening-upawareness
andthenationalismthatresistedtheaggressionofthepowers.The“NingboMode”hasnotonly
becomeamodelforChinaꢂsnewopeningshoreinthelateQingDynastyandtheearlyRepublicof
China,butalsohasreferencevalueforeffectivelydealingwithforeigntradeandsafeguardingna-
tionalsovereigntyintodayꢂsreformandopening-up.
Keywords:modernChina;openingportsandtrade;maintainingsovereignty;Ningbomode
[责任编辑:凌兴珍]
①
《续议通商行船条约(1902年9月5日)》,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第107页。
160
（已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