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卷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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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9年11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46,No.6
November,2019
思想史视阈下的“赋者古诗之流”
蒋晓光
(华侨大学文学院,福建泉州362021)
摘要:《两都赋序》首以“赋者古诗之流”为辞,对应两汉之际流行的“周苍汉赤”、“大汉继周”等观念,实是包含
“
汉赋”继承、取代“周诗”的企图,建立在新五德终始学说基础之上。贬斥赋体品格、质疑洛阳地位的思潮在东汉前
期影响甚巨,班固以“古诗之流”为依据,在《两都赋》中设置独特的文章结构,变“诗可以观”为“赋可以观”,实现赋
观风俗、推尊洛阳的目的。“观”有“多”的义项,“物多而后可观”、“示于人必多于人”,从侧面为赋之骋辞博物的修
辞手段寻找到了存在的合理性。班固视汉赋为“礼-文”的集合体,其以“汉赋”取代“周诗”,确立“大汉文章”的地
位,再通过《两都赋》议礼,进而制礼,这是“三王不同礼,五帝不同乐”思想的体现,汉赋成为新时代、新礼乐的象征。
关键词:班固;《两都赋序》;古诗之流;新礼乐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9)06ꢀ0127ꢀ08
收稿日期:2018ꢀ08ꢀ30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辞赋艺术文献整理与研究”(17ZDA249,南京大学许结教授主持)、国家
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汉代礼制与赋体文学关系研究”(15CZW032)、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专项课题“华
文文献学的构建与实践”(HQHRZD2019-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蒋晓光(1984—),男,湖北钟祥人,华侨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中国赋学。
班固的《两都赋》在辞赋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汉大赋在西汉末年衰落之后再一次崛起,《后汉
书》著录全文,《文选》全书将之列为首篇,均可见其影响之大。然在后世评价不一,宋人楼钥称其“不独为五
经鼓吹,直足以佐大汉之光明,诚千载之杰作”,而明人王世贞却又认为“孟坚《两都》,似不如张平子。平子
①
虽有衍词,而多佳境壮语” 前者着眼于政治,后者留意于文学。实际上,汉代经典的赋篇,无不是融政治、
文学于一炉,精心结撰,得以彪炳史册。就《两都赋》来说,有两点贡献为学界所公认:一是《赋序》直言“赋者
古诗之流”,此为后世全盘接受,赋出于《诗》之“六义”在此后几乎成为不刊之论;二是奠定了京都大赋的体
制,它的结构、章法不断为后世取则。它的成功,既有文学的因素,也有政治的色彩。《赋序》开篇即言“赋者
古诗之流”,具有挑起话头的意义,堪称一篇之总纲;而全篇又大致分成两个相对独立的场景,一写西都长安,
一写东都洛阳,形成独特的篇章结构。总纲与结构,这两者有无关系?研究认为,对两者内涵及关系的深入
考察,有助于我们了解两汉之际赋学批评的历史语境,进一步认识《两都赋》在赋体文学发展史上的价值。
②
,
一
赤代苍:木生火与“赋者古诗之流”
《两都赋序》首段曰:
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
①
②
楼钥《攻媿集》卷三十一《清真先生文集序》,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王世贞《艺苑卮言》二,《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五,明万历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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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
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
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
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
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①
古人多将“古诗之流”理解为赋从《诗》出,赋是《诗经》的流裔。李善注:“《毛诗序》曰:《诗》有六义焉,二
曰赋。故赋为古诗之流也。”②《诗》之“六义”指赋、比、兴、风、雅、颂,《周礼》太师教“六诗”亦言之,因此认为
赋体文学出于《诗》,当然这也不是李善个人的见解。西晋皇甫谧《三都赋序》指出:“子夏序《诗》曰:‘一曰风,
二曰赋。’故知赋,古诗之流也。”③南朝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则认为赋是“六义附庸,蔚成大国”④。结合《赋
序》来说,从“古诗之流”到“雅颂之亚”,作者确实是要揭示赋体与《诗》的亲密关系。然而,笔者认为,“古诗之
流”不仅强调赋从《诗》出,实则还包括了追求赋与《诗》平等的趋向,从中透露出以后承先的内涵。其说有二。
首先,作者这里谈的“赋”,实际上是指具有独立品格的“汉赋”,认为汉赋的兴盛标志着“大汉之文章,炳
焉与三代同风”,透露出作者希望将汉赋与前代文化等同视之的态度。
具有参考意义的是,班固《汉书·叙传》论述创作《汉书》的起因时说:“固以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
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即使圣明之君也需要文章的宣扬,
方能垂名万世,因此作者撰史之目的就是颂扬汉家之德;班固将汉朝的建立视为空前伟大的事件,而司马迁
却将之与前代历史杂措在一起,“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未能突出汉朝的地位,于是效仿《虞书》《周
书》之名而作《汉书》,并“起元高祖”,单独编撰汉代历史,使汉史具有独立的品格。 质言之,颂汉之作,本身
就应该具备独立的品格,与前代载籍并列。由此合观《叙传》与《两都赋序》,这里的“赋”特指“汉赋”:从时间
上看,作者以“武宣之世”为典型;从性质上看,以“润色鸿业”为指归,无疑这是指向于武宣盛世的大赋,最终
逗引出《两都赋》的创作,契合于明章盛世的历史环境。
⑤
再者,《两都赋序》的叙述逻辑明显受到孟子思想的影响,赋与《诗》存在道义上的承续关系,而不只是停
留在文体溯源的层面。
《序》称“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这与《孟子》的说法非常相近:“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
然后《春秋》作。”⑥李善亦引此为证,均聚焦于《诗》的政治意义,“诗亡然后《春秋》作”与“赋者古诗之流”在表
达上有一致之处。焦循在《孟子正义》中说:“王者之迹”是指东周以后“王者不省方,诸侯不入觐,庆让不行,
而陈诗之典废”,将“王者之迹”直接归为具体的政治行为,天子不出巡与诸侯不入觐象征着周王室权威的衰
落,“孔子伤之,不得已而托《春秋》以彰衮钺,所以存王迹于笔削之文,而非进《春秋》于风雅之后”。⑦ 《春秋》
在年代、体裁上与《诗经》截然不同,但都是展示“王迹”的载体,此为《诗经》与《春秋》能够建立前后关系的线
索,“汉赋”与《诗经》的关系也应如此,“赋者古诗之流”的前后关系更应是建立在承续礼乐、王道的基础之上。
班固认为汉赋达到了“雅颂之亚”的高度,吕向注曰:“亚,次。……言讽谕之事著于后代,亦为雅、颂之
次。”⑧《说文解字
贾侍中逵说以为次弟也
》:“亚,…… ( )
次弟就是顺序,表达一种紧随其后的顺承关系。
。”⑨“ ”
那么班固究竟要表达什么意思呢?从“古诗之流”、“雅颂之亚”、“与三代同风”来看,实则是一种递进的关系。
因此,在性质上,“汉赋”与“周诗”都是王道的载体,“汉赋”相对“周诗”而言,无疑是继承,但这种继承实则包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萧统编《文选》,李善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3页。
萧统编《文选》,第1页。
萧统编《文选》,第2038页。
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34页。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235页。
焦循《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72页。
焦循《孟子正义》,第574页。
《六臣注文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4页。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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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晓光思想史视阈下的“赋者古诗之流”
含“取代”之意,与汉代盛行的“大汉继周”思潮相呼应。
秦朝建立后,“继周”成为了五德终始学说之下的政治命题。五德终始学说由齐人邹衍开创,经历了由旧
到新的演变。秦及西汉盛行旧说,以“五行相克”为立论之基,周为火德,秦为水德,水克火,代表秦继周之义,
刘邦即位后沿袭水德不改,实则还是继周。至武帝方改汉家为土德,土克水,代表汉继秦之义。但这只是历
史序列上的重新整理,而在文化层面,士人在道义上有一种以汉继周的认识。《汉书·吾丘寿王传》载,汾阴
出土宝鼎,众人皆以为是“周鼎”,唯独吾丘寿王认为是“汉鼎”:
今汉自高祖继周,亦昭德显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于陛下,恢廓祖业,功德愈盛,天瑞并至,珍
祥毕见。……此天之所以与汉,乃汉宝,非周宝〔也〕。①
吾丘寿王一番说辞,从“今汉自高祖继周”谈起,达到了“上曰‘善’,群臣皆称万岁”的效果。“周”作为一
种客观存在,有近八百年的历史,逐渐被建构成正统、德行的象征,因此不断成为攀附的对象,宣帝时还用“周
政”代指“王道”②。两汉之际,新五德终始说兴起,以“五行相生”为立论之基,认为周为木德,汉为火德,而秦
无德,排除在正统之外,木生火,“大汉继周”正式成为国家意志。《东观汉记·世祖光武皇帝》载:
自上即位,案图谶,推五运,汉为火德。周苍汉赤,水(木)生火,赤代苍,故上都洛阳。③
刘秀于建武二年(26)正月壬子“始正火德,色尚赤”,改汉为火德,“周苍汉赤”是言周为木、汉为火,“
④
木
生火,赤代苍,故上都洛阳”,定都洛阳正与新说有关。班固是新五德终始说的坚定拥护者,所撰《典引篇》正
文曰:“膺当天之正统,受克让之归运,蓄炎上之烈精,蕴孔佐之弘陈”,李贤注曰:
正统谓汉承周,为火德。……孔佐谓孔丘制作《春秋》及纬书以佐汉也,即《春秋·演孔图》曰“卯金
刀,名为刘,中国东南出荆州,赤帝后,次代周”是也。⑤
所谓“正统”就是“赤代苍”、“汉承周”、“次代周”,继承、取代周王朝。如果说《诗经》是周代礼乐文明的象
征,显然班固并不会停留在将“汉赋”作为“周诗”的流裔来看待,会进一步为“汉赋”争取更高的地位即取代
“周诗”,如此方能契合“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的理论诉求,与“赤代苍”的思维一致。这一目标的实
现,又与文章的结构联系在一起。
二
赋可以观:《两都赋》结构的形成及意义
明代孙鑛指出,“《序》文语极淡,然绝有真味”⑥。《两都赋序》首论汉赋的特殊地位之后,接着说:
且夫道有夷隆,学有粗密,因时而建德者,不以远近易则。故皋陶歌虞,奚斯颂鲁,同见采于孔氏,列
于《诗》《书》,其义一也。稽之上古则如彼,考之汉室又如此。斯事虽细,然先臣之旧式,国家之遗美,不
可阙也。臣窃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备制度。西土耆老,咸怀怨思,冀
上之眷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洛邑之议。故臣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⑦
先论歌颂本朝盛德既有历史传统,又符合汉朝惯例,乃人臣之本分;再论创作《两都赋》的直接原因,是应
对时人对洛阳正统地位的质疑。结合《序》文起首一段欲以“汉赋”取代“周诗”的企图,说明作者颂扬汉德之
心,实则由来已久,而洛阳的被质疑只是一次恰当的契机。
所谓“圣王之制,施德行礼,先京师而后诸夏,先诸夏而后夷狄”,京师作为首善之区,天子所居,是王朝
形象的集中显现:“京师者何? 天子之居也。京者何? 大也。师者何? 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
之。”⑨故而为洛阳正名,就可达到颂扬大汉的目的,颂扬大汉之前提也是为洛阳正名。值得注意的是,在当
⑧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班固《汉书》,第2798页。
班固《汉书·元帝纪》,第277页。
班固等撰《东观汉记》,《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新1版,第7页。
范晔《后汉书》,李贤注,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7页。
范晔《后汉书》,第1377ꢀ1378页。
《评注昭明文选》卷一,扫叶山房本。
萧统编《文选》,第3ꢀ4页。
班固《汉书》,第270页。
《春秋公羊传注疏》,《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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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士人群体中,不仅洛阳的正统地位遭到质疑,而且赋体文学的品格也被否定:
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①
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
览者已过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②
汉赋在经历了武宣之世的兴盛之后,及至西汉后期,扬雄以《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奠定了他在
赋史上的崇高地位,由于他处于特定的历史时期,以致又对赋给予了负面的评价,将赋比作“雕虫篆刻”,批评
“
丽靡之辞”,认为赋家仿佛滑稽、倡优之辈。《汉书》称“自雄之没至今四十余年,其《法言》大行”③,桓谭《新
④
论·启寤》比扬雄为孔子,而《东都赋》也借西都宾之口赞美东都主人的言辞“义正乎杨(扬)雄”,可见扬雄
其人、其书的影响。
发展到班固的时代,为洛阳与赋体文学正名就联系到了一起。既然“赋”是“古诗之流”,班固在颂德文体
的选择上,为何舍“诗”而选“赋”呢?从文体角度言之,“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 赋
能“极声貌以穷文”,在文辞的铺排上确乎有其优势。“赋者古诗之流”的论述,是将“诗”应有的性质转移到
赋体,作赋以颂德就显得顺理成章了。“颂德”作为目的,考其方式,在《序》文的宏观论述之外,乃从微观的文
学层面,通过设置独特的文章结构,回应“赋者古诗之流”,化生出“赋可以观”来。
⑤
,
⑥
《两都赋》根据内容可以读为《西都赋》和《东都赋》两个部分,它的结构在当时是一个创举。《西都》是暴
露长安之侈靡,《东都》是彰显洛阳之伟业,而落脚点是在用东都之盛德,压倒西都之奢靡,改变时人尊长安、
贬洛阳的态度。《东都赋》开篇写道:“东都主人喟然而叹曰:‘痛乎风俗之移人也!子实秦人,矜夸馆室,保界
河山,信识昭、襄而知始皇矣,乌睹大汉之云为乎?’”⑦东都主人首先申斥西都宾者,即是西都“风俗”造就了
西都宾只知夸耀宫室、山河的习性,因此要向他展示东都的“风俗”,改变他们鄙夷洛邑的心态。值得注意的
是,指“西都宾”为“秦人”,还提及秦国(朝)先代君王,并与“大汉”相对,似与“西都宾”的陈述略有出入,《西都
赋》是将长安“历十二之延祚,故穷泰而极侈”⑧的场景彰显出来,但赋中明言“流大汉之恺悌,荡亡秦之毒
螫”,已与秦朝划清界限。实际上,按照作者的设计,西都宾、东都主人,分别是长安和洛阳的代言人,而长
安、洛阳又分别代表西汉、东汉两朝的形象。作品借西都宾之口暴露长安的淫侈,正是为了彰显洛阳的盛德,
但这就遇到一个矛盾的问题,东汉名义上还是西汉的延续,直斥长安失德,就是否定西汉政权,将令东汉政权
处于尴尬的境地。班固既要曝光长安的失德,又要维护汉廷的脸面,只好以“秦人”为托词来批判西都“风俗”
之“恶”,进而展现东都“风俗”之“美”,抑“秦”扬“汉”,造成两都场景相对独立的展开,此其结构上的用心。
班固欲以“风俗”定优劣,实为礼乐制度的内在要求。如贾谊就认为:“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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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宜定制度,兴礼乐。”此为儒者之通识。根据班固《汉书·礼乐志》记载,整个西
汉的礼乐建设都未走上正途:汉初,“以(叔孙)通为奉常,遂定仪法,未尽备而通终”,文帝时贾谊草具其仪,
“而大臣绛、灌之属害之,故其议遂寝”,武帝时董仲舒上“更化”之策,“是时,上方征讨四夷,锐志武功,不暇留
意礼文之事”,宣帝时王吉奏请“述旧礼,明王制”,“上不纳其言,吉以病去”,成帝时刘向论“养人以礼”,“成帝
以向言下公卿议,会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请立辟雍。案行长安城南,营表未作,遭成帝崩”,此后,“及王莽为
宰衡,欲耀众庶,遂兴辟雍,因以篡位,海内畔之”,直至东汉,“世祖受命中兴,拨乱反正,……乃营立明堂、辟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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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雄《法言·吾子》,汪荣宝《法言义疏》,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5页。
班固《汉书·扬雄传》,第3575页。
班固《汉书·扬雄传》,第3585页。
萧统编《文选》,第40页。
王气中《艺概笺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4页。
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134页。
萧统编《文选》,第28页。
萧统编《文选》,第7页。
萧统编《文选》,第14页。
ꢁ
ꢂꢃ班固《汉书》,第10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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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晓光思想史视阈下的“赋者古诗之流”
雍。显宗即位,躬行其礼,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养三老五更于辟雍,威仪既盛美矣”。① 因此《西都赋》的场
景不合礼制,而《东都赋》重点展示明帝时期的礼制建设与场景。清代的汪琬评价说:“世称班固《汉书》文赡
事详,过于史迁,而《东西都赋》则又叙述山川之险,都邑之雄,宫阙掖庭之丽,而究归于灵台、辟雍、明堂风化
之盛,其辞闳深灏衍,虽后有作者研思十年,亦不能稍加焉。”②“风化”正指向于以礼制化成天下,附着于灵
台、辟雍、明堂之上,这正是《东都赋》所夸耀的,东都主人作诗五首,前三首就是《明堂诗》《辟雍诗》《灵台诗》。
《论语·阳货》载孔子云“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朱熹解“兴、观、群、怨”作“感发志意”“考见
③
得失”“和而不流”“怨而不怒”,而郑玄直言“观”是“观风俗之盛衰
盛衰正对应于《两都赋》的结
”④,“得失”“ ”
构设置,《西都赋》与《东都赋》场景的不同,是以“礼”为标准观两都之风俗。缘此,“赋者古诗之流”包含了“赋
可以观”的意图。在此基础之上,作者用另一种办法实现了为赋体修辞手法正名的目的。
司马迁在《司马相如列传》之后评论说:“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
异?”⑤王褒作赋被人视为“淫靡”⑥,扬雄认为“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均指向赋以骋辞为特征的修辞手段。
实际上,“观”有“多”的义项,在汉代与赋体文学关系较为亲密。西汉武帝时,“上读《子虚赋》而善之”,于是召
见司马相如,相如曰:“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⑦其言诸侯之事“未足观”,
唯有“天子之事”方与天子身份匹配,无疑“天子之事”无论在规模还是事项上,均远胜“诸侯之事”。《说文》
“观,谛视也”,指仔细观看,而段玉裁又指出:“《小雅·采绿》《传》曰:‘观,多也。’此亦引伸之义。物多而后可
观,故曰‘观,多也’。”⑧“观”能引申出“多”的含义,在《尔雅》中亦能得到印证。《尔雅·释诂》曰:“洋、观、裒、
众、那,多也。”《尔雅义疏》云:“观,训示也,示于人,必多于人也。”⑨因此,先秦两汉时期“观”与“多”存在着密
切的关系。
汉赋在修辞上以“多”著称,既因骋辞在语言上呈现出“多”的特点,又通过纵横铺排的语言创造了多姿多
彩的名物体系,这也是汉宣帝为王褒辩护提出的“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的渊源所
ꢁꢃꢂ。而《汉书· 》
叙传论司马相如赋说“文艳用寡,子虚乌有,寓言淫丽,託风终始,多识博物,有可观采,蔚
在
为辞宗,赋颂之首” 与史记太史公自序》“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ꢂꢅ相比
较,显然《汉书》多出了“见识博物,有可观采”一层含义,应该说,是与班固逐渐形成的“赋可以观”的思想有
关。质言之,因为赋观风俗的需要,赋的“虚辞滥说”有其存在价值,从文学的视角提高了赋体文学的地位。
ꢁꢂꢄ,《 ·
三
《两都赋》:议礼与制礼的文学实践
东都主人欲对西部宾“折以今之法度”,相对《西都赋》的夸大地形、宫室、狩猎,“《东都》一切略去,专言建
ꢆꢂ。 《 》 ,“ ”
武、永平之治,武功文德,继美重光,所能以法折其眩曜也”ꢁ 体察东都赋的内容法度正是儒家礼制,
ꢇꢂꢁ ,
尤以明帝时的礼制书写最为典型,正所谓“以建武为发论,以永平为正文”是也与东汉初年的礼制建设过
程吻合。许结先生指出,“汉代赋家献赋不仅在制度上出于制礼作乐的需要,在创作思想上同样体现了儒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班固《汉书·礼乐志》,第1030ꢀ1035页。
汪琬《尧峰文钞》卷二十九《乔石林赋草序》,四部丛刊景林佶写刻本。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8页。
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89页。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37页。
班固《汉书》,第2829页。
司马迁《史记》,第3002页。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408页。
郝懿行《尔雅义疏》,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91ꢀ39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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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礼乐思想”①。在班固看来,汉赋是汉代礼乐的象征,以“文章”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此才能与《诗经》对接,
最终实现“汉礼”取代“周礼”的目的。
班固在《汉书·叙传》中引“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一语来说明制作《汉书》的重要②。此语出
自《论语·泰伯》,“文章”本指礼仪制度,但班固已将其转向文字制作,这与他在《两都赋序》中所言的“崇礼
官,考文章”具有一致性。刘师培在《文说·耀采篇》中尝言之:“三代之时,一字数用。凡礼乐、法制、威仪、言
辞,古籍所载,咸谓之‘文’。是则文也者,乃英华发外、秩然有章之谓也。”③这一情况至汉代依然如此。“文
章”在早期本身就包含了文字制作、礼仪制度等多重义项,而赋体文学与礼的关系更为亲密。清代袁栋在《诗
赋仿六经》中指出,“诗赋等文事略仿六经:……赋体恭俭庄敬似《礼》”④,指向“赋”与“礼”的内在关联。殷志
先生也以为:“人的行为在受到‘礼’的规范,施行于‘礼’的同时,也是在接受和传播着‘礼’的观念和意识,并
在此基础上,使所施行的‘礼’的行为内化而成为一种维系各种社会关系的自觉。”⑤就汉赋兴起的背景以及
汉赋的内容来说,汉大赋确有熔铸礼典的特征,以文学的形式宣扬天子之礼。作为“崇礼官、考文章”的产物,
汉赋能够“炳焉与三代同风”,前提条件就是具备了“礼”“文”汇融的特征,也就是说汉赋是“礼-文”的集合
体。明确赋的性质之后,另有两点值得讨论。
第一,汉代赋家与汉代礼制的构建有着密切的关系。
《汉书·礼乐志》载,武帝时,“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
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⑥。诸如马、扬、班、张之大赋,多在张扬国华,宣扬天子之礼,确乎是礼乐的附庸,
也是“礼”与“文”的集合体,因此才有“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评价⑦。再者,《汉书·
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载严助深得武帝宠信:后得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
方朔、枚皋、胶仓、终军、严葱奇等,并在左右。是时,征伐四夷,开置边郡,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朝廷多事,娄
举贤良文学之士,“其尤亲幸者,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⑧。
《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赞”指出:
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
…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
…
应对则严助、朱买臣,……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
茂异,而萧望之……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⑨
这两处提到的人物与《两都赋序》重合者甚多。武帝之所以在即位后大量招揽贤才,实则缘于“内改制
度”的需要与“制度多阙”的现实,因此对各类人才“求之如弗及”,最终实现“制度遗文,后世莫及”的光辉成
就,这里反复提到的“制度”,自然包括了儒家理想与基于现实的礼乐制度。宣帝积极效仿“武帝故事”,于文
治、武功均能继承并发扬光大。
比较发现,武帝“尤亲幸者”中的4人,加上宣帝时代“以文章显”者2人,正好构成《两都赋序》中“朝夕论
思,日月献纳”的“专业赋家”———“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表明作为“言语侍从”
的赋家群体确为彼时制度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而“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
子太傅萧望之等”可谓“业余赋家”,他们的“时时间作”表明时代风潮要求“公卿大臣”群体以赋体文学参与制
度建设。赋家兼“礼官”之责,赋体有“文章”之用,无论赋家还是赋体文学,均在武宣之世的礼制建设中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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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⑦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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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结《汉赋造作与乐制关系考论》,《文史》2005年第4期。
班固《汉书》,第4235页。
刘师培《仪征刘申叔遗书》,广陵书社2014年版,第2071ꢀ2072页。
袁栋《书隐丛书》,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45页。
殷志《“礼乐制度”:华夏文化核心元素的生成及建构》,《中华文化论坛》2018年第8期。
班固《汉书》,第1045页。
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135页。
班固《汉书》,第2775页。
班固《汉书》,第2633ꢀ2634页。
132
蒋晓光思想史视阈下的“赋者古诗之流”
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班固之意图即在继承这一传统,实现以赋宣礼的目的。
第二,创制新礼在汉代日益成为共识。
研究刘汉一朝历史发现,儒家坚持“一代有一代之礼乐”,后代与前代需有不同,方能彰显自己的正统。
汉初叔孙通就指出“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武帝亦言“朕闻五帝不相复礼,三代不同法”②,至东汉后期的
①
赵壹也认为“伊五帝之不同礼,三王亦又不同乐” 可见这一思想在两汉时期都是深入人心的。东汉明帝
时,曹充上言:“汉再受命,仍有封禅之事,而礼乐崩阙,不可为后嗣法。五帝不相沿乐,三王不相袭礼,大汉当
自制礼,以示百世”,“帝善之”,曹充之子曹褒在章帝时,“会肃宗欲制定礼乐”,“褒知帝旨,欲有兴作”,乃上疏
曰:“昔者圣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礼作乐,以著功德。……今皇天降祉,嘉瑞并臻,制作之符,甚于言语。宜定
文制,著成汉礼,丕显祖宗盛德之美。”曹褒明确提出了创制“汉礼”的主张,虽然得到皇帝的支持,但为太常巢
堪所阻,理由则是“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许”,而章帝不为所动,下诏明确支持曹褒:
褒省诏,乃叹息谓诸生曰:“昔奚斯颂鲁,考甫咏殷。夫人臣依义显君,竭忠彰主,行之美也。当仁不
让,吾何辞哉!”遂复上疏,具陈礼乐之本,制改之意。⑤
③
,
④
此处曹褒所言,以“显君”“彰主”为己任,与《两都赋序》所谓“故皋陶歌虞,奚斯颂鲁,同见采于孔氏……”
的主旨完全一致。很有意思的是,此时班固也参与到了讨论之中:
拜褒侍中,从驾南巡,既还,以事下三公,未及奏,诏召玄武司马班固,问改定礼制之宜。固曰:“京师
诸儒,多能说礼,宜广招集,共议得失。”帝曰:“谚言‘作舍道边,三年不成’。会礼之家,名为聚讼,互生疑
异,笔不得下。昔尧作《大章》,一夔足矣。”⑥
章帝颇有倚重班氏之意,而班固以“共议得失”为辞,显然不能深惬帝心。章帝认为,诸家意见必然不同,
付诸公论,只不过徒增烦扰,未若坚定支持曹褒,使之发挥“一夔足矣”的功效。曹褒在章帝支持之下,“撰次
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以为百五十篇,写以二尺四寸简”,章帝崩而和帝即位,“褒乃为作章句,帝
遂以《新礼》二篇冠”,和帝是曹褒新作《汉礼》的首批实践者,但仍然遭到诸大臣的反对,最后“《汉礼》遂不
行”。⑦ 实际上,无论太常巢堪,还是班固以及其他大臣,他们的态度均表明,并非不支持制作“汉礼”,而是
“汉礼”不应该由曹褒一人完成。
客观来说,班固在《礼乐志》中认为西汉礼制建设成就不高,并不符合事实。否定前人,突出当代,就文章
法则而言,无疑只是一种修辞手段,具体论及东汉时,班固也是颇有微词。他在《汉书·礼乐志》中高度评价
明帝的礼制建设后指出,“然德化未流洽者,礼乐未具,群下无所诵说,而庠序尚未设之故也”⑧,“今海内更
始,民人归本,户口岁息,平其刑辟,牧以贤良,至于家给,既庶且富,则须庠序礼乐之教化矣” 东汉礼制建
设虽然值得称赞,但并未达到教化人民的目的,根本原因在于学校制度的缺失。他在《东都赋》中写到:
是以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献酬交错,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咏仁。登降饪宴之礼既
⑨
,
毕,因相与嗟叹玄德,谠言弘说。咸含和而吐气,颂曰:“盛哉乎斯世!”
此段场景的描写,既可视为之后朝廷制度建设逐渐趋于完备,也可视为作者的一种设想。清代何焯评价
东都赋》说:“此篇全以议论成文,与前篇各见生色。”ꢁꢂꢄ《东都赋》以礼制为内容,也可视为班固参与“议礼”的
ꢁꢃ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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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汉书》,第2126页。
班固《汉书》,第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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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晔《后汉书》,第2630页。
范晔《后汉书》,第1201ꢀ1202页。
范晔《后汉书》,第1203页。
范晔《后汉书》,第1203页。
范晔《后汉书》,第1203页。
班固《汉书》,1035页。
班固《汉书》,第10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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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文献。班固称:“今大汉继周,久旷大仪,未有立礼成乐,此贾〔谊〕、仲舒、王吉、刘向之徒所为发愤而增叹
东都赋中借西都宾之口说“匪唯主人之好学,盖乃遭遇乎
也”①,《两都赋》成为他实践“制礼作乐”的载体。《 》
斯时也”,李善注“非唯主人好学而富乎辞藻,抑亦遭遇太平之时,礼文可述也”,可谓一语中的。
班固避开争论不休的“制礼”之举,转以文学笔法呈现“汉礼”,以“写实”代替“制作”。承前所言,汉赋代
宣王言、展现汉礼,作为“崇礼官,考文章”的产物,汉赋实能兼括“礼”“文”之义。“文章”本有礼乐制度、辞令
论著等多重内涵,但正因为赋在修辞与颂德两方面的优势,使其既有“文”之形式又有“礼”之内涵,赋是“辞”
与“礼”融合之后的文本化显现,成为汉代“一代之文章”,正可与“周诗”相颉颃。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礼乐”
亟需“新文章”,“礼乐”“文章”本就相通,汉赋取代“周诗”,正是“五帝不相沿乐,三王不相袭礼”的反映,汉赋
作为新礼乐的象征,契合于“礼乐代兴”“大汉继周”的礼乐文学发展的话语体系之中。
②
FuasanInheritanceofAncientPoetry
FromthePerspectiveoftheHistoryofThoughts
JIANGXiaoꢀguang
CollegeofHurnanities,HuaqiaoUniversity,Quanzhou,Fujian362021,China)
(
Abstract:ThePrologof LiangduFustartsfromthestatementthatFuoriginatesfrom
ancientpoetry,correspondingtothepopularconceptsofthetwoHandynasties,whichactually
indicatesthatFuoftheHanDynastyoriginatesandwillreplaceancientpoetry,basedonthenew
FiveMoralitydoctrines.SinceFuandthestatusofLuoyangaredegradedintheearlyperiodof
theEasternHanDynasty,BanGu,basedonthebeliefthatFuistheinheritanceofancientpoetꢀ
ry,setauniquearticlestructureinLiangduFuandchangedtheideathat“poetrycanbeviewed”
into“Fucanbeviewed”,toachievethepurposeofusingFutokeeparecordandraising
Luoyangꢈsstatus.BanGuregardsFuasacombinationofritualandliterature,replacingthestaꢀ
tusofancientpoetry,andthusestablishesthestatusofFuintheHanDynasty.Fu,fromthen
on,graduallybecomesthesymbolofnewritualsandmusic,aswellasthenewera.
Keywords:BanGu;ThePrologofLiangduFu;inheritanceofancientpoetry;newrituals
andmusic
[责任编辑:唐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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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汉书》,第1075页。
萧统编《文选》,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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