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卷第2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
SocialSciencesEditionꢂ
2
024年3月
Vol51ꢀNo2
Marchꢀ2024
扩散的矛盾涟漪:
“双减”短视频话语实践研究
葛楠ꢃ石君齐
ꢃꢃ摘要:网络空间已成为亿万民众获取和议论教育政策的主阵地。“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其大众网络话语意义
既非既定、亦非固定,而是受制于不同利益主体的兴趣与诉求,产生了复杂的意义阐释与再阐释。对“双减”短视频
话语意义流变分析发现,主流媒体、学者和社会公众共同构成了“双减”话语意义生产、分配和建构的主体,先以各
自为中心形成意义阐释,后逐圈扩散、相互震荡,最终呈现出以不同矛盾为代表的涟漪状样态。最内层是政策执行
矛盾、中间层是学生减负与升学考试拉锯所构成的教育理念矛盾,最外层则直指社会结构矛盾,且存在进一步激化
的趋势。推动该矛盾涟漪的主力军是各自为营的社会公众,他们以“加速竞争”、“美好教育”、“自我剥削”等概念加
速家庭教育异化,而主流媒体和学者则缺席网络对话,加速矛盾涟漪的扩散,导致公众对“双减”政策的理解呈现出
意义不稳定性、不连贯性与不一致性,进而表现为焦虑不安或漠然无为。因此,有必要重视网络空间教育治理,增
强各主体多元共治的使命责任和政策对话,关注民意,回应民声,引导网络政策话语健康发展。
关键词:“双减”政策;短视频;话语实践;政策对话
DOI1013734ꢄjcnki1000-531520240503
收稿日期:2024-01-05
作者简介:葛楠,女,内蒙古阿拉善盟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E-mailꢅgenanzq@163com;
石君齐,女,山东淄博人,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教育行政教研部助理研究员。
一切矛盾的产生与扩散都为社会发展推波助澜。“双减”是全社会的事业,必然会产生价值碰撞而引发
矛盾的涟漪效应,如同“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
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①。其中,“联系”包含着矛盾,如果没有任何阻力,
矛盾就会扩散到很远距离,影响更加广泛。矛盾扩散之处促使原有意义要素解构、扬弃与重建,构成“双减”
的新意义。两年来,党和国家先后颁布多个推进“双减”政策落实的指导意见,“校外培训明显降温,校内服务
有效提升,学生和家长总体负担正在逐步减轻,‘双减’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②。然而,“‘双减’政策落地有
一个过程,要久久为功” ,需要整个社会协调配合。为了更好地实现学生全面健康成长和基础教育高质量
发展的目标,本文探究“双减”短视频话语的动态演变,分析矛盾的涟漪效应及“双减”的意义建构,以期为后
③
“双减”时代基础教育网络话语治理提供警醒与借鉴作用。
一ꢃ问题提出
如何有效落实“双减”政策是教育工作者特别关注的内容,形成了大量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包括校内课
后服务、作业设计、高质量发展,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公共服务建设、“家校社”协同育人等。“双减”是新时代
①
②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7页。
《教育部召开全国“双减”工作推进会暨“双减”工作专门协调机制全体会议》,教育部网站,2023年7月21日发布,2023年12月4日访问,ht-
tpꢅꢄꢄwwwmoegovcnꢄjyb_zzjgꢄhuodongꢄ202307ꢄt20230721_1070195html。
《习近平在北京育英学校考察时强调争当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儿童》,《人民日报》2023年6月1日,第1版。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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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推进教育公平、缓解教育焦虑、提升教育质量的关键改革。虽然学校是教书育人的主阵地,但是实现“双减”
政策落实的核心在于学校、家庭、社会三大主体的协同配合,并且“其最终落脚点在于家庭教育的转型”①。
因此,家长和学生的有效理解、参与执行非常关键。然而,当前家庭教育实践与“双减”要求出现了冲突,“部
分家长将‘双减’政策理解为对其‘确保在竞争中胜出权利’的剥夺,从本能保全的动机出发,以更加隐秘的方
式抵制校外培训减负政策”②。那么,在政府严抓落实、学界频出对策的情况下,为何家庭教育实践仍与“双
减”的官方政策意图、学术研究建议难达一致? 社会公众对“双减”的意义建构源自何处?
在现代社会,“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 是更加原子化、个体化的家庭获取和议论教育
信息的主要渠道,也是习得与建构“双减”意义的主阵地,能够反映出公众的真实声音。然而,现有研究对于
公众有关“双减”的话语鲜有关注,忽视了复杂的社会文化和媒介传播产生的影响。对此,研究“双减”短视频
话语实践,发掘自“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公众有关“双减”话语意义的流变,对后“双减”时代的教育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基于此,本研究以高传播力的“双减”短视频为研究对象,试图探究的核心问题是:短视频所涉及的
③
,
“双减”话语“意义从哪来、到哪去、经历何种变化”。具体问题为:第一,“双减”短视频话语传播现状,即什么
人、凭借何种身份参与到“双减”短视频的意义生产、分配和消费中? 第二,“双减”短视频话语意义要素组合,
不同言说者如何对“双减”的各种意义要素进行选取、剔除或重新组合,彼此之间存在何种矛盾? 第三,“双
减”短视频话语意义组合的塑造力来源,何种力量参与锻造了“双减”意义矛盾的解构与建构?④
二ꢃ研究方法
研究“双减”短视频话语实践,有助于透过多主体关联的话语体系厘清影响政策落实的关键阻力和主要
矛盾。研究表明,传播力是“一种到达受众、影响社会、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社会功能的能力” 能够反映短视
频的传播效果,以及公众的兴趣和价值立场。本文对“双减”在高传播力短视频中的意义演变过程进行整体
研究,揭示“双减”短视频话语实践特征。
⑤
,
(一)数据来源
据调查,“我国移动短视频行业仍呈现‘两超多强’格局,抖音的‘两超’地位仍旧稳固”⑥。因此,本文以
抖音上的“双减”短视频为研究对象,时间设置为“双减”实施两年半,即2021年7月24日0时至2023年12
月31日24时,检索关键词为“双减”,检索条件为最高点赞,共获取1061条短视频数据。本文将这些短视频
的点赞数、评论数、转发数和收藏数作为量化短视频传播力的指标,运用熵权法对每一个指标进行权重赋值,
并计算得出短视频的传播力。经过人工剔除重复、无效、无关数据之后,筛选出307条高传播力短视频(传播
力大于等于5)用于内容分析。
(二)分析框架和内容编码
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以每条视频为分析单元,在文献研究基础上确定具体类目标准。如表1所示,以
时间为主线,从话语主体、表现形式、话语内容、价值属性以及“双减”意义阐释五个方面进行分析。该分析框
架有两处需要解释,一是在话语主体方面,可分为代表政策权威的主流媒体,代表学术权威的学者和代表民
众心声的社会公众三个类型。其中,主流媒体特指“与党和政府关系最直接、与政务工作最密切、紧紧服务于
党和政府中心工作、具有强大的党和人民喉舌功能的媒体。包括新华社、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机关报及
①
刘倩、程天君《“双减”政策施行的结构困境及其纾解———基于城市家庭参与教育改革的案例分析》,《中国远程教育》2023年第9期,第28
页。
②
③
周南平、崔祥民、葛恒刚《复杂心理下的诉求与引导:“双减”政策家长感知研究》,《中国教育学刊》2023年第8期,第28页。
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4月19日),新华网,2016年4月25日发布,2023年12月4日访问,httpꢅꢄꢄ
wwwxinhuanetcomꢄpoliticsꢄ2016-04ꢄ25ꢄc_1118731175htm。
④
王熙《反思PISA影响力的科学权威———基于媒介研究视角的分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9年第5期,第93页。另,本研究借鉴了王熙
提出的话语分析模式,该模式以诺曼·费尔克拉夫提出的“话语实践”为理论基础,认为“媒介运作本身就可以被理解为特定社会情境中的意
义生产、分配与消费”,因此,可以从“意义从哪来、到哪去、经历何种变化的过程性与情景性问题”出发,分析话语文本。
张春华《传播力:一个概念的界定与解析》,《求索》2011年第11期,第77页。
⑤
⑥
胡正荣、黄楚新、陈玥彤《全媒体传播与数字化:中国新媒体发展新动向》,胡正荣、黄楚新主编《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No.14(2023)》,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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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楠ꢃ石君齐ꢃ扩散的矛盾涟漪:“双减”短视频话语实践研究
党刊、广播电视台,还有具有强大党报功能的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媒体”①。二是在话语内容方面,根据网
络新闻媒体话语的“斜金字塔”②模式,构建出宣传层、情境层和探索层三个维度,分别涉及政策宣传、政策落
实、政策主题拓展等内容。
基于构建的分析框架,运用Excel对视频进行编码,由两位研究者在规范培训后,同时对307条视频展
开独立编码,采用信度分析检验一致性程度。两位编码者在各类目的一致性比率均在85%以上,具有较高
的信度。
表1ꢃ“双减”高传播力短视频类目编码体系表
体系维度
编码
T1
T2
T3
T4
T5
S1
S2
S3
F1
F2
F3
F4
F5
C1
C2
C3
V1
V2
V3
J1
J2
J3
类目
2021年07ꢆ12月
2022年01ꢆ06月
2022年07ꢆ12月
2023年01ꢆ06月
2023年07ꢆ12月
主流媒体
类目解释
发布时间
以半年为划分标准,顺序排列
经抖音认证的政府部门或机构所属账号
经抖音认证的学术研究者所属账号
不符合以上两者的,均归为民间账号
无实物讲解类、实物或实地讲解类
表演类、小剧场类、剧本类
话语主体
表现形式
学者
社会公众
真人解说
情景短剧
节目转录
名人发言、视频节选、公共文化服务活动录播
图片轮播类、文字轮播类、手写白板、动画类
现场采访类
视频配音
采访
宣传层
“双减”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
“双减”如何落实的问题
话语内容
价值属性
情境层
探索层
“双减”主题拓展,如教育改革、普职分流等
符合政策真实意图,推动政策落实
违背政策真实意图,阻碍政策落实
其他
正向
负向
其他
“双减”等同于什么
“双减”的对立面
“双减”后该怎么做
“双减”
话语主体对“双减”意义的建构
意义阐释
ꢃꢃ三ꢃ“双减”短视频的传播现状
扩散的矛盾涟漪是社会中无数个体行为的总和。主流媒体、学者和社会公众共同构成了言说的主体,在
“
双减”这块“石头”碰触教育场域的一瞬间,各利益主体立即参与到政策解读、落实策略和关联主题的话语生
产和分配中,矛盾涟漪以他们为中心逐圈扩散,又相互震荡。此时,家长作为话语意义的主要消费者,在倾
听、言说和参与辩论的过程中,面对任何一方的价值输出都可能产生迥然不同的意义构建和行为反应。因
此,教育决策者不能指望与社会个体形成先天共识,只有深入公众话语现场,掌握“双减”话语生成的复杂网
络,才能发现有意义的细节。
(一)谁在言说———“双减”短视频的话语主体
①
范以锦《从非主流到主流的嬗变:南方农村报“新闻+政务服务商务”运营模式探研》,《新闻与写作》2021年第3期,第76ꢆ77页。
EugeniaSiaperaꢀAndreasVeglisꢀedsꢀTheHandbookofGlobalOnlineJournalismꢁMaldenꢀMAꢅJohnWiley&Sonsꢀ2012ꢂꢀ359-360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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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研究发现,不同话语主体的影响力与其实际参与程度存在较大差异。社会公众是“双减”短视频话语生
产的主力军,虽然传播力相对远低于主流媒体,却因为基数庞大而在短视频话语实践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如
表2所示,主流媒体的传播力与实际发布的短视频数量截然相反,虽然平均每条短视频都能引起公众的强烈
反响,包括点赞、评论和转发,但是随着时间发展有退出话语现场的趋势。学者的参与程度与其当前的社会
公信力成正比,社会不信任专家,而专家也“识趣”地鲜少参与。
表2ꢃ“双减”高传播力短视频话语主体分布
短视频数量
平均
平均
平均
平均
平均
话语主体
点赞数
评论数
转发数
收藏数
传播力
T1 T2 T3 T4 T5
主流媒体 19 13 3 1 2 157219.74 19210.39 18044.84 2711.13
社会公众 71 25 88 30 54 39465.91 2631.21 9577.41 5111.35
8.07
7.22
7.25
学者
0 0 0 1 0 2163.00 8872.00 455.00
299.00
ꢃꢃ(二)如何言说———“双减”短视频话语表现形式
话语表现形式与主体参与话语生产的目的紧密相关,“双减”短视频话语表现形式数量由多到少依次为
真人解说、视频配音、节目转录、情景短剧和采访等形式。真人解说是社会公众广泛使用的表达方式,本意是
通过模仿主流媒体以兼顾内容的权威性、可靠性和观赏性。其次是视频配音,被用于以最直接的文字表达实
现最有效的话语传播。节目转录是主流媒体采取的主要表达方式,视频一般源自官方新闻或传播力很高的
视频,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新闻联播等,具有衣着正式、真人出镜,以及较高的权威性、严肃性、可靠性等特
征。情景短剧的使用率较少,但是内容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或者将严肃内容趣味化,增加娱乐性,或者通过暗
讽、调侃的方式表达真实意见,例如借助精神病人的角色表达家长对“双减”政策的态度。最后,采访主要被
用于反应真实民意和问题。
表3ꢃ“双减”高传播力短视频话语表现形式统计
话语主体
主流媒体
社会公众
学者
真人解说
1
视频配音
节目转录
22
情景短剧
采访
10
4
合计
38
268
1
4
71
0
1
12
0
150
1
31
0
0
ꢃꢃ(三)言说什么———“双减”短视频话语内容分布
双减”短视频话语内容与特定时段的教育政策和时事要闻密切相关,并在不同话语主体的价值立场影
“
响下,形成了颇具张力的话语圈。其中,宣传层和情境层属于“双减”自身的话语内容,是公众关注度最低和
最高的两个极端,探索层关涉“双减”相关话题,公众的关注度仅次于情境层,具体如表4所示。
表4ꢃ“双减”高传播力短视频话语内容分布
话语内容
宣传层
情境层
探索层
T1
22
45
23
T2
6
T3
3
T4
1
T5
5
合计
37
19
13
38
50
13
18
45
6
160
110
ꢃꢃ宣传层的话语讨论历经由热到冷、由冷渐热的变化。T1时段处于政策颁布初期,公众对“双减”具有陌
生感和好奇心,讨论热度较高。T2ꢆT5时段内容数量明显下降,因为,公众本质上更关心“双减”产生的切
身影响。其中,在T5时段,由于教育部颁布了《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讨论热度短暂回升。
政策落实的情境层是公众最关心的话题。第一,核心议题仍是“家校社”如何落实“双减”政策。T1ꢆT2
时段的话语内容几乎涵盖了“双减”政策落实的所有方面。然而,T3ꢆT4时段则局限于家庭层面,即家长如
何为孩子获取教育资源、做优教育规划、提升教养方法等。面对家长的教育诉求与教养疑虑,主流媒体和学
者并未及时回应,反被企业、自媒体、教辅人员、商业咨询师等社会公众话语引导方向。T5时段的公众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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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楠ꢃ石君齐ꢃ扩散的矛盾涟漪:“双减”短视频话语实践研究
内容反映出极具张力的多面性。一方面,随着学生身心健康问题愈加凸显、培训机构更加规范,公众对“双
减”政策愈加认同;另一方面,以“智能学习机”为代表的技术产品大量进军教培,课外辅导又多了途径,支持
者、质疑者各执一词。第二,关键议题是“双减”政策能否真正落地见效。具体而言,公众希望政府坚定政策
落实的决心,确保落实成效与政策意图高度一致,而非形式主义。随着时间推移,公众对“双减”的预期成效
仍存疑虑。一是家长的教育焦虑并未得到有效缓解,反而从政策发布初期的质疑、抵触等情绪,演变为对政
策的漠视;二是出现了许多暗访、举报违规培训机构的现象,以此反向监督政府,尤其在T5时段,形成了更
加激进且小有规模的组织。
在政策主题拓展的更深层面,探索层包含民众热衷讨论的诸多关联话题。然而,纵观T1ꢆT5时段的话
语流变,话语主题由初期公共参与的开放式大讨论,演变为公众话语领袖引导的以“中”阶层家庭为轴心的
“跃阶”出路寻求。“中”阶层家庭是指父辈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权力特权在中等及以下,或学生学
习成绩中等的家庭。对比发现,T1时段包含教育体制、教育公平、人口问题、性别平等、社会需求、职业发展
等多元话题,社会公众试图从不同层面构建“双减”的意义,体现了教育政策与社会整体的复杂联系。然而,
T2ꢆT5时段则以“中”阶层家庭为焦点展开议论,包括中高考、普职分流、阶层固化等,意在强调“双减”政策
对“中”阶层家庭的影响最大,因而不能放松。
四ꢃ“双减”短视频话语矛盾的激化、重组与扩散
由于持不同价值立场的话语主体对“双减”政策风险产生了差异化感知和应对,进而在话语生产实践中
根据各自立场对各种意义要素进行了选取、剔除或重新组合,并在与公众的双向互动中激化、重组和扩散了
矛盾。目前,“双减”的主要矛盾集中体现为人民对基础教育的美好期望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升学现实之间的
矛盾。在短视频话语中,扩散的矛盾涟漪由内到外分别是政策执行矛盾、教育理念矛盾和社会结构矛盾。
(一)政策执行矛盾:话语主体间的配合失衡与信任危机
扩散的矛盾涟漪最内层是政策执行矛盾。不同话语主体之间沟通不畅、监管不力成为“双减”落实的关
键风险因素,导致在政策传播过程中缺乏配合与公信力,具体表现如下。
其一,主流媒体存在内部话语一致性的矛盾。主流媒体包括国家和地方两级媒体。研究发现,国家级媒
体能够做到准确传达文件精神,帮助公众正确理解政策意图,而地方级媒体则存在片面解读政策、制造教育
焦虑的行为。“双减”是国家为保护群众利益、回应社会关切“作出了重要决策部署,要求从政治高度来认识
和对待”①。然而,地方级媒体一方面对上负责,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大力宣传政策文件,另一方面却疏于对
下负责,部分新闻栏目、工作室以民意调查的方式,传播家长对减负、补课、升学的抱怨情绪,却不给予及时有
效的回应。如“‘双减’只会让大家更焦虑”、“如果中高考机制不变,减负不仅没用还可能导致各种扭曲”等,
在公众还未充分理解政策的情况下传播消极情绪,难免存在借助官方账号表达私人意见的嫌疑。以上主流
媒体之间话语内容的矛盾性,极易招致别有用心的话语主体乘虚而入,加剧公众对政策认同的混乱感,导致
政策本意无法深入民心。
其二,公众对学者存在一触即发的负面评价。现代媒介为主体间话语沟通提供了便利性,也增加了话语
冲突的概率。有研究发现,“以专家为代表的知识精英正面临‘专家塔西佗陷阱’:当公众开始产生对立情绪
时,专家无论说什么,无论怎么说,公众都不相信”②。这种现象也发生在“双减”短视频话语实践中。无论是
央视新闻、人民政协网等具有高权威的主流媒体,还是具有学术权威的学者,虽然本意在于宣传政策和提供
方法指导,但是,只要言说者是专家身份,就能收到大量饱含讥讽、质疑、抱怨、诉苦的评论。例如“听君一席
话,胜似一席话”,“减的是寂寞! 增加的是经济上的过多的负担”,“现在孩子都是这样能咋办”,“家长要的不
是充满感情演讲,而是要孩子高考的好成绩”等。这种情况导致学者对参与公众对话产生了恐惧感和疏离
感,加固了双方的话语区隔。
①
②
《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深入推进“双减”工作———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就<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
见>》答记者问》,2021年7月24日发布,2023年12月4访问,httpꢅꢄꢄwwwmoegovcnꢄjyb_xwfbꢄs271ꢄ202107ꢄt20210724_546567html。
郭喨、张学义《“专家信任”及其重建策略:一项实证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2017年第4期,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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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理念矛盾:学生减负与考试升学的两难境地
学生减负与考试升学始终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二者的拉锯构成了矛盾涟漪的第二层教育理念的矛
盾。无论减负的理由多么正确,政策推进的策略多么科学,公众最终都会陷入应试教育和升学考试的挣扎之
中。家长既有对应试教育的不满,对学生学业负担减轻的赞同,对当前“分数为王”的应试教育轨道的解构,
也有对于自己的孩子一旦脱离这条轨道的恐惧和担心,表现出一种又爱又怕的复杂心理。
一方面,家长殷切期盼学生能够在愈加公平、多元、良好的教育生态中全面健康发展。具体而言,家长赞
同主流媒体的观点,即以学生为本,遵循教育规律;认可“双减”的对立面是教育内卷、机械学习、教育功利化、
超前培训、教育单一化,也力图想要摆脱不良教育风气。不少家长感慨“终于赶上好时代”,“好政策,好措施,
知民心,解民忧”。家长也迫切想改变唯分数的教育观念,认为培养学生的自信力、想象力、创造力、共情力、
审美力、幸福力以及完整人格更为重要。因此,许多家长说:“看完你这视频,我似乎没有那么焦虑和恐慌痛
苦了。”
另一方面,面对“双减”,家长又是如坐针毡的。尤其在部分社会公众将“双减”等同于一考定终身、自主
学习、家庭教育时,家长则表现出疏离主流媒体、亲和社会公众这一截然相反的态度。主流媒体强调重视学
生兴趣特长、提升课堂教育质量、因材施教,而家长则认为发展兴趣等于放任学生玩乐以致成绩下降,认为
“即使课堂质量再高,学生不努力、不刷题是成功不了的”。家长的矛盾心理和对抗心理,为以盈利为目的的
社会公众占据话语主导权提供了机会。许多社会公众强调“双减”之后家长应该为孩子加强教育规划、获取
优质教育资源、网罗中高考备考方法,以及利用补课帮助孩子取长补短。从言说者的身份来看,多为教育培
训人员,或者在“双减”后转型为家庭教育规划师、学生生涯规划师,其主要诉求是在“双减”中失业后的再就
业,即通过短视频获得流量关注,引导家长进入直播间学习课程、购买资源、有偿咨询。对此,家长的态度也
存在差异性,一是敏锐识别话语意图,提出质疑,如“如果不是因为生意,估计你也不会操心这个”,“乍一听都
对,细一想都不对”;二是产生情感共鸣,如“中考考不好,高中都没得上,最终还是分数”;三是主动咨询教育
问题,寻求解决办法,如“我家孩子马上就五年级了,老师布置的作业都每天磨叽到凌晨两三点才写得完,还
有救吗?”
在以上两种教育理念的冲击下,衍生出一种恶性的加法模式,即“学科+非学科”组合式补课的“全面发
展”新形态,这与旨在给学生负担做减法的“双减”政策背道而驰。在社会公众的推动下,“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被理解为功利化的“德智体美劳全面补课”。以致在后“双减”时代的教育实践中出现了一种十分戏剧性
的情景,一边是政府大力推进“双减”,一边是不同家庭继续维持学科与非学科相结合的“升学择校型、培养优
势型、未来发展型”①等差异化进一步加剧的家庭教育实践。可见,在育人方式方面,唯分数唯升学的功利化
倾向还未根本扭转,家长始终最在乎可量化的成绩,如分数、升学率、等级证书等,而真正为学生身心健康发
展考虑得很少。
(三)社会结构矛盾:“双减”的新意义陷阱
在“双减”短视频话语构建的意义中,矛盾涟漪层层扩散,直指社会结构。话语主体在“双减”这块石头的
刺激下,通过“放大家庭阶层差异”、“界定普职分流即阶层分流”等方式,进一步激发了由于社会结构导致的
教育不公平问题,构建“双减”新意义。
第一,放大了家庭阶层差异与矛盾。部分短视频发布者紧扣家庭阶层差异的事实大做文章,将“中”阶层
家庭与“双减”对立起来。
一方面,在话语层面,无良媒体借“双减”恶意炒作,利用角色扮演、夸张搞笑等戏剧表演的方式,大肆宣
传富人家庭、精英家庭和普通家庭的教养区别,扩散家庭阶层差异与矛盾,进而树立阶层间的敌对关系。强
调支持减负的人本身就是富人家庭或精英家庭,根本不受“双减”影响,也并非真心为普通家庭的学生着想,
以此诱导家长拒绝作出契合真实政策意图的行动。如“富有家庭垄断了优质教育资源,对抗阶层固化很艰
①
刘钧燕《“双减”能消除学科类校外培训需求吗? ———基于有限理性视角的实证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年第9期,第
5页。
7
126
葛楠ꢃ石君齐ꢃ扩散的矛盾涟漪:“双减”短视频话语实践研究
辛”,“口口声声说接纳孩子是普通人的人,大部分自己都不是普通人”。
另一方面,在行动层面,公众的行动反应也无形中加速了家庭阶层矛盾的扩大化。部分培训机构选择投
机式规范发展路径,确立所谓“高定位、高收费、高隐蔽性、抓有钱家长”的新出路。这种高收费转向无疑再次
强化了公众对家庭阶层差异的感知,以致“中”阶层家庭无力享受“培训机构规范化”之后的教育福利。此外,
随着智能教育技术产品介入教育减负,遮蔽了学生负担产生的外因,最终使社会结构的矛盾通过技术落到个
体层面来消化。由此形成了一条补课阶层鄙视链,最上层是高价请私教,而那些无力承担高昂补课费的家庭
则选择学习机,还有一些买不起学习机的家庭只能靠学生自己。总之,这样一种教育观在后“双减”时代开始
流行,即学生学业发展只能依靠家长和学生的个体努力,于是家长的教养水平和教育资本直接决定了学生能
否突破重围、占据中高考优势位置。
第二,加剧了普职分流焦虑,将其等同于阶层分流。“双减”显著提高了普职分流的曝光度,成为公众讨
论的焦点。部分社会公众将普职分流定性为阶层分流,认为如果“中”阶层家庭响应“双减”政策,那么就等同
于主动放弃阶层上升的机会。原因在于当前职业教育质量参差不齐,与普通高等教育之间差距较大,社会公
众对职业教育育人水平的认可度普遍较低。例如,“社会普遍认为职高是坏孩子的收容所”,“不是说职业教
育不好,而是孩子更难破圈了”。
在以上两种矛盾的冲击下,“双减”关联的社会问题更加突出,并构建出“双减”等于“拼家长”、“拼自学”
的新意义。将“学以成人”窄化为“学以跃阶”,诱导家长固化高考能且唯一能实现阶层上升的成见,从而使家
长和学生逐步落入“只能拼命,不能‘躺平’”的新意义陷阱。如“‘双减’是拼父母质量的年代,如果谁的父母
没有这个意识,那您家的下一代是瞬间就没了大学教育的经历,家族如果再想崛起,难度和最后结果基本可
以预知”。这种以绝对化、恐吓式言语“攻击”家长的行为,试图将“双减”政策要求全社会共同努力的责任转
嫁到家长一方,增加家长负担,违背了“双减”政策的真实意图,表现出部分公众的趋利性、诱导性,也突出强
调了加快教育均衡发展的紧迫性。
五ꢃ“双减”短视频话语矛盾涟漪的主力军与缺席者
“双减”短视频的话语矛盾是所有社会混合体在社会加速发展的洪流中参与锻造的产物。一般而言,协
作是教育治理的黏合剂。然而,在“双减”短视频中,作为缺席者的主流媒体和学者没有发挥出多元共治的本
职作用,反而促使各执一词的社会公众成为“双减”话语意义塑造的主力军,加速家庭教育异化和矛盾涟漪扩
散。
(一)各自为营的社会公众加速家庭教育异化
各自为营的社会公众凭借不同身份和利益诉求不顾整体利益各行其是,以加速竞争、“美好教育”的应许
以及自我剥削为核心的社会加速逻辑,实现育人责任转嫁和家庭教育异化,即“一种我们所做的事(即便是我
们自愿做的事)并不是我们真的想做的事的状态”①。
第一,利用加速竞争麻痹“双减”矛盾涟漪引起的阵痛。竞争逻辑强调个体必须在一定时间单位内投入
更多资源做更多的事,以维持竞争力。例如,在“时间就是金钱”、“知识就是金钱”的口号呼吁下,学生在学习
上用的时间越多,就越能提高升学竞争力。因此,牟利的社会公众劝诱家长为学生规划业余时间就是获取竞
争优势最简单直接的手段。通过将学习、升学、全面发展转变为一个经济学概念,将“双减”界定为家庭个人
事务,而非公共利益,便可产生自由市场的竞争机制。升学竞争力是确保学生占据升学优势地位的基础,家
庭资本是升学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因此“拼家长”、“拼自学”的说法便更具合理性。
其中,技术与道德的双重组合,为竞争逻辑在短视频中有意加速提供了便利条件。网络作为联结个体与
复杂权力世界的天然通道,能够将公众的信息源放大到更多元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舆论场。家
长看似具有自主选择权,但是只要观看视频,就会存在价值同化的可能性。这种潜移默化的侵蚀得益于道德
掩护,不同社会公众坚定而诚恳的政策分析、资源供给,及其名校学历、特级教师、孩子父母等友好身份,博得
①
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27页。
12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了家长的好感与共鸣,成为了营利的“道德引擎”①。
第二,“美好教育”的应许为效能原则入侵教育规律提供加速力量。何为“美好教育”? 在被功利化的全
面发展观引导下,“美好教育”就是德智体美劳各项技能更加丰富的教育,学生获得的技能证书越多、等级越
高就是“美好教育”。然而,世上可供学习的事物永远比学生能够掌握的事物更多。因此,加速导向的效能原
则为竭力实现这种“美好教育”提供了希望。他们不关心实现路径的公正与否,而关心达成“美好教育”的可
能性高低。家长自愿接受这样的价值观,即教育可以工具化和标准化为“出于一定目的的被订造之物” 人
才培养的目的被量化为可见的商品,高分生被视为高质量的教育产品。那么高分生获利越多,则家长更是趋
之若鹜,更加主动选择商业手段解决子女教育问题。实际上,“选择与做出选择的过程也存在着紧张关系和
矛盾”③。一方面,家长大多情况不清楚什么才是更好的或正确的选择;另一方面,家长被赋予消费者角色,
无形中承接了选择的风险与后果。如果这些矛盾在同一时空聚集,就会产生家庭教育实践的震颤,引发更大
的社会风险。
②
,
第三,不进则退的负罪感加强了个体的自我剥削,促使家庭教育成为封闭的自我驱动的加速循环系统。
在社会变迁和生活步调都加速的背景下,人们意识到必须留在竞赛跑道上才能紧跟或超越周围的竞争者,进
而占据对己有利的资源。当外在动力转化为人们自愿为之的自主性时,休闲、放松、缓慢则变异为与周遭格
格不入的存在,原地踏步成为落后的代名词,个体的自我剥削便悄然发生。努力奋进原是美好与力量的象
征,却在不进则退的逻辑中遭遇道德绑架,滋生否定自我的罪恶感和羞耻感,个体的自我剥削便从外层行动
潜入深层的精神世界,造成自我的全面异化。这在家庭教育实践中表现为,学生害怕无法满足社会的高期
待,主动将作为学生的角色外溢并固化到家庭等校外场所,“在家庭生活的时空之中,依然要承担附加在学生
角色之上的‘厚的’规范要求,没有卸下‘角色之茧’获得喘息、恢复的机会,角色负担甚至比从事高强度工作
的成年人还沉重” ,一旦放缓学习速度就会产生各种压力和心理问题。而家长则忧虑无法为学生争取有利
资源,被社会舆论中各种“必须这样做”的修辞规范着,主动选择其内心并不赞同的“鸡娃”教育方式。这种主
动异化的学习观和育儿观成为家庭教育实践的道德规范,操纵着学生和家长的个体行为,以致资本、家长和
学生之间形成了非常紧密的互赖链,其危害在于,学生和家长的身心在加速循环中日渐超载,焦虑、抑郁等心
理问题越来越多。
④
(二)主流媒体和学者缺席政策对话加速矛盾涟漪扩散
反观整个短视频场域,一直有缺席者。主流媒体、学者、学校都未深入社会公众话语现场,更遑论承担话
语责任,发挥话语引领价值。在这一境况中,“双减”话语的不稳定性、不连贯性、不一致性,以及公众或漠然
无为,或焦虑不安的行为特征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矛盾涟漪扩散的根本原因,也是缺席者必然付出的代价,
即不同阶层成员广泛卷入“双减”话语实践场,普遍关心和参与讨论教育政策,促使公众话语成为影响“双减”
政策落实的强大阻力,教育中各类不同问题转变为教育政策问题,从而导致局部的、分散的、性质不同的教育
问题转化为无组织的社会集体行为,“指向作为权力和资源中心的政府”⑤。
教育治理需要“国家政府力量和社会民间力量的相互结合” 需要利益主体的充分对话。“双减”并非
仅在专业场域中才被论及,在公众的日常生活中也充斥着对理想教育的诉求。在短视频中,社会公众总是永
不停息地争论“双减”的是与非,辩论可选择的策略的优劣性,争辩不同育人方式的明智性,进而衡量可能方
法的有效性。可见,公众对教育的理想诉求本身包含着推测性,需要更为专业的、畅通无阻的政策对话渠道。
因此,有必要将网络作为教育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推进主流媒体与公众之间平等对话的常态
化、长效化。社会公众在多元共治中的结构特点是对教育行政部门的高度依赖,以及对教育决策与执行的力
⑥
,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斯蒂芬·鲍尔、埃米利亚诺·格里马尔迪《新自由主义教育与新自由主义课堂》,金津、刘红霞译,《教育学报》2020年第3期,第8页。
李芒、石君齐《论教育理解的技术前见》,《开放教育研究》2020年第3期,第32页。
刘淑宁、迈克尔·W·阿普尔《新自由主义在教育中的含义和政治学》,索迪译,《教育学报》2020年第3期,第19页。
高德胜《沉重的学生负担:角色的过度外溢及其后果》,《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年第12期,第19页。
周雪光《国家治理规模及其负荷成本的思考》,《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1期,第7页。
谢维和《中国教育治理的文化秉性》,《教育研究》2023年第7期,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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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楠ꢃ石君齐ꢃ扩散的矛盾涟漪:“双减”短视频话语实践研究
不能支,即使他们知晓“双减”是符合切身利益的。这种既依赖又不协同配合的状况会造成舆论环境的混乱
和不稳定。如果主流媒体未能及时关注、回应和引导公众话语,社会公众就会坚定选择短期有效,但实际并
非合理的异化方式解决教育问题。此外,网络话语主体及其价值观的复杂多元性,决定了自上而下的教育治
理逻辑是水土不服的,不能满足所有利益主体的诉求。所以,主流媒体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平等对话是联结各
治理主体的稳固纽带,要充分发挥对政策宣传、舆情监测和教育治理的作用。第二,加强对各级各类主流媒
体言说行为的规范。主流媒体的网络话语具有高权威性和高影响力,牵一发而动全身,因而把握话语内容与
政策意图的一致性非常重要,有必要积极参与政策解读,宣传正面典型案例,及时管控负面舆情。第三,提高
学者致力于公共教育福祉的责任与能力,而不是服务于个体竞争。学者需要树立使命意识,勇于采用非学术
话语与公众交流学术成果。第四,强化对社会公众数字素养的培养。社会公众是教育治理的主体,主流媒体
和学者因其特定职能而天然负有提升社会公众数字素养和信息鉴别的社会责任,不能任由资本逻辑、加速逻
辑、劣质鸡汤等内容影响社会公众对教育政策的感知与判断。
六ꢃ结语
“双减”矛盾引发的涟漪效应是各种社会矛盾在教育中的体现。作为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的重大教育改
革,“‘双减’工作事关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事关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事关人民群众小康生活成色、事关国家政
治经济安全”①。国家希望能够培养出健康、阳光、自信、开放的少年儿童。在后“双减”时代,人民群众对公
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的期盼只高不低,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更加强烈,对教育公平的感知和诉求更加明显。
由此可见,引导民众树立正确的教育观,与民众的真实心声同频共振才是深化“双减”工作、严防反弹的重要
方向。任何形式的教育活动都要以保障人民根本利益、具备真实可靠的教育资质为前提,教育事业并非各色
身份加持就能从事,也并非身处网络空间就可任意为之。因此,亟待提高网络空间的教育治理能力,重视各
主体间的政策对话,加强网络宣传和监管。
[责任编辑:罗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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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4846号建议的答复》,教育部网站,2022年8月31日发布,2023年12月4日访问,httpꢅꢄꢄwwwmoegov
cnꢄjyb_xxgkꢄxxgk_jytaꢄjianguansiꢄ202208ꢄt20220831_6569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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