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民”抑或“开民智”?———民国首任新疆省长兼督军杨增新教育思想与实践述评 - 历史学

第51卷第6期

024年11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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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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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1ꢁNo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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ꢂSocialSciencesEditionꢃ

Novemberꢁ2024

“愚民”抑或“开民智”?

——民国首任新疆省长兼督军杨增新教育思想与实践述评

—

凌兴珍

ꢄꢄ摘要:对于民国首任新疆省长兼督军杨增新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学界的评价可谓众说纷纭且前后割裂相悖,即

对其清末为官甘新时期多持肯定评价,而对其民初主政新疆时期多以“愚民政策”加以贬责。但是,这一前后割裂

而相悖的评价并非切实。事实上,作为一位庭训所成、学优而仕的科举正途出身官员,他在仕宦甘新时期亦可谓

“仕学相资”,不仅在公余之暇通过“日日读书”、“日日见客”来增广学识见闻积累与天理人情觉悟,而且明确反对老

子的“愚民”思想,并在汲取先秦诸子乃至宋明儒家传统教育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读书”、“勤学”、“开民智”,“养

蒙以正”、“养民在学校”,“欲教民先教官”、“欲教兵先教将”等教育主张,还致力于兴书院、办学堂、建学校以及教官

教将的教育教学实践,推动了清末甘肃河州书院教育的复兴、甘肃省城新式学堂教育的兴办、新疆法政武备学堂

的教育变革以及民初新疆各级各类教育的恢复与重建,从文教思想与政策实践上为多民族杂居共处的甘新社会和

平稳定发展提供了基础与保障。他的教育思想与实践举措,反映出清末民初西北民族区域省级地方军政长官在办

学与教学实践上的积极探索、经验积淀以及睿智洞见,一定程度揭示了晚清民初西北边疆民族地区从传统书院、寺

院经堂教育向近代化学堂学校教育转型发展的困难与多歧以及以教育之力统合各边疆民族以铸牢中华民族国家

意识的困境局限与艰难曲折,显然并非“愚民政策”这一带有贬责意涵的概念所能概括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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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国首任新疆省长兼督军;杨增新;教育思想与实践;“愚民”抑或“开民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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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734ꢅjcnki1000-531520240716

收稿日期:2024-09-20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民政府时期边疆教育委员会研究(1939ꢆ1946)”(19BMZ03)、四川师范大

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2024年“揭榜挂帅”课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体系研

究”(CSD24-0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凌兴珍,女,重庆渝北人,历史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编审、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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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国近代教育史,E-mailꢇwkxblin_g@sinacom。

作为出生于云南蒙自、庭训所成、历宦甘新、主政新疆17年的民国首任新疆省长兼督军,杨增新不仅对

多民族省区边疆社会的治理堪称成功,而且对多民族省区文化教育发展也颇多实践心得,其仕途升迁与兴学

育才业绩关系密切,他亦自称“仕学相资”。学界对其教育思想及举措虽有一些关注与评价,并且对其主政新

疆前的教育实践多予以肯定^①^,对其主政新疆后的教育思想举措则多贬责为^“愚民政策^”^,并将其归咎于受老

子“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治道思想影响而形成的“民智日开,有碍其独裁政治”和“作乱犯上,源出才智,人之

智愚,来自教育,教育发达,适足酿成危险”等思想观念,而查禁民间私聘外人讲授回教经典和开办学校以及

①

主要参见:李信成《杨增新在新疆(民国元年~民国十七年)》,台北“国史馆”1993年版,第19ꢆ21页;封华《杨增新与河州三大书院》,《档案》

008年第3期,第35ꢆ36页;黄祥深《杨增新与甘肃教育述略》,《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75ꢆ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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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留学返新知识分子创办学校则被视为其实行愚民政策的典型案例^①^。尽管这一前后割裂且相悖的评价

并非切实,并且学界已有一些质疑与辩驳的声音,但迄今为止尚无人对其教育思想、实践面相及其与老子愚

^民^思^想^之^关^系^作^一^贯^通^性^、^辨^析^性^专^题^讨^论^②^。故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已整理出版的杨增新资

料,结合时代背景,对其教育思想内涵、来源、实践等面相作一贯通、辨析性专题讨论,以说明民国首任新疆省

长兼督军杨增新对多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认知、理念、措置及其局限,进而管窥晚清民初西北边疆民族地区

从传统书院、经堂教育向近代化学堂学校教育转型发展的困难与多歧以及以教育之力统合各边疆民族以铸

牢中华民族国家意识之艰难曲折与局限困境。

一ꢄ教育思想内涵:“愚民”抑或“开民智”?

从杨增新日记的阅读中,笔者发现,杨增新对教育的认识,与学界既有看法存在明显差异:他不仅对老子

“

愚民”思想持批判与反对态度,而且对先秦诸子及宋明理学家的教育思想有所汲取与阐发,并在此基础上提

出了“开民智”、“养蒙以正”、“养民在学校”等教育主张。

一)反对老子“愚民”思想,提出了“读书”、“勤学”、“开民智”的主张

(

这集中表现在他生前于1926年刊行的《补过斋读老子日记》中,主要有八个方面。

第一,对于《老子》十八章“智慧出,有大伪”的说法,杨增新以陈荣昌《老易通》“人为谓之伪,有大伪,谓人

有大作为也”的界说为导引,指出“昔人以伪为奸伪,失之远矣”,因为“礼乐、刑政、衣服、饮食、宫室以及一切

制造、工艺之类”以及“今日汽船、汽车、飞艇、潜艇、快枪快炮与夫一切法制”这些“非天然之物”皆系“由人所

作为而成”,皆“非所谓大伪者乎”^③^。

第二,对于《老子》十九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民之难治,以其智多”等“无为而天下治”之说法,杨增

新断然指出,“此亦徒劳梦想,未易见之实事……施之于五帝三王之世,已不相宜,而况群雄竞争时乎”^④^。

第三,对于《老子》二十章“绝学无忧”之言,杨增新不仅认为“不善读之,便有流弊”,因为“人而不学,不如

禽兽矣。虽无忧,亦奚以为”,而且指出老子“‘绝学无忧’之说,不能无弊”,因为“不学则无礼,禽兽而已;不学

则无知,草木而已。虽无忧,奚益哉”^⑤^。他继而对^“绝学无忧^”的内涵作了多重解析^:一是在^“尊德性^”上做工

夫,不亟亟于“道问学”之事,所谓“乐天知命,故不忧”也;二是不依傍他人门户,自成一家之学,可谓有独立性

质;三是要人在良知、良能上做工夫,不必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四是要人鞭辟近里,恭默思道,关键在于“守约

知要”;五是要斩尽枝叶,灌溉本根,便是“心学”;六是“‘非以明民,将以愚之’之意,近于愚民政策”^⑥^。^并^且^,

他还把老子的“绝学无忧”与孔子“学之不讲,是吾忧”这一看似相反的说法作了对比与解释,认为孔子“欲人

讲学,是为初学者言。不讲学,则无以为徙义改过之地,而德不能修,故以不讲学为忧”,而老子“欲人绝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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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学界普遍认为杨增新在新疆教育上实行愚民政策。参见:高长柱《新疆之近况(续一)》,《边铎》1934年第1卷第2

期,第54页;吴绍璘《新疆概观》,仁声印书局1933年版,第288页;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637ꢆ638页;江东

山《杨增新》,《逸经》1937年第26期,第37页;安文惠《近百年来新疆政制沿革(中)》,《天山月刊》1948年第1卷第3期,第9页;冯志文《新

疆教育事业的历史回顾(上)》,《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第101ꢆ102页;陈慧生《试论杨增新闭关自守和愚民政策的实质》,《新

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第51ꢆ54页;尚红娟《论杨增新在新疆的文化教育思想》,《新疆地方志》2005年第1期,第55

ꢆ57页;杨圣敏《杨增新治理新疆的思想与措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4期,第9ꢆ10页;等等。

②

关于杨增新在新疆实行愚民政策的论断,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已有学者发出质疑的声音,也有学人对杨增新在新疆的教育施政作了

研究,甚至有学人对其创办的各专门学校作细致考述与钩沉。主要参见:李信成《杨增新在新疆(民国元年~民国十七年)》,第20ꢆ21、228、

32ꢆ233页;马文华《民国时期新疆省政府教育政策述略》,《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第79ꢆ80页;盖金伟、孙钰华

《杨增新时期的新疆近代教育简论》,《昌吉师专学报》1999年第3期,第60ꢆ62页;段金生《调适与冲突:杨增新思想与治新实践研究》,云南

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3ꢆ69、79ꢆ88页;黄祥深《杨增新与甘肃教育述略》,《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

5ꢆ79页;黄祥深《杨增新时期新疆新式教育研究》,兰州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摘要第1页、第五章第51页;朱江民《民国时期新疆地

方政府教育施政研究(1912ꢆ1944年)》第一章,陕西师范大学2018年博士学位论文,第55ꢆ116页;陈慧生《杨增新与新疆俄文法政专门学

校的创立》,《西域研究》2002年第4期,第51ꢆ54页;黄祥深《杨增新创立新疆医学、政治、维文研究所考述》,《昌吉学院学报》2014年第2

期,第22ꢆ28页;何永明《杨增新时期新疆政治研究所钩沉》,《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68ꢆ73页;等等。

杨增新《补过斋读老子日记》卷2,丙寅年(1926)12月刊行,第27ꢆ28页。

③

④

⑤

⑥

杨增新《补过斋读老子日记》卷2,第30ꢆ31页。

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下册,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645、647页。又见:杨增新《补过斋读老子日记》卷2,第48页。

杨增新《补过斋读老子日记》卷22,第42ꢆ47页。又见: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下册,第645ꢆ6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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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兴珍ꢄ“愚民”抑或“开民智”?———民国首任新疆省长兼督军杨增新教育思想与实践述评

为学成者言。由博文而返于约礼,由‘多学而识’以几于‘一贯’,由‘道问学’而归于‘尊德性’,不为末学之支

离,而性分之真乐见焉,外缘之纷扰绝焉。所谓‘乐天知命,故不忧’也”,因此,孔子“所好者”是“有益于身心

^家^国^之^学^”^,^老^子^“^所^绝^者^”^是^“^有^害^于^身^心^家^国^之^学^”^①^。总之^,老子云绝学无忧^,是云^“为学者要有独立性质^,

不可扶墙抹壁依傍他人”,也即是“性之所有者能学,性之所无者不能学也;力之所能者可学,力所不能者不必

学也”^②^。

既然“俗学已无用,况异学之惑世诬民者乎”,杨增新认为,那么“绝之也亦宜”^③^。他指出^,老子所谓的

“

绝学无忧”,是“绝所当绝尔”,因为“有万万不可读之书”,故“不得已而出于绝之之一法”,非谓“同人道于牛

马,可蠢蠢无知而无待于学也”^④^。鉴于^“忧有生于学之外者^,亦有生于学之中者^”^,他对老子^“^‘为学日益^’^,

与之俱益矣;‘为道日损’,忧与之俱损矣。所学者增益一分,所忧者亦增益一分”说法加以解说,认为这并非

学之可忧”,而是“学非所学之可忧也”,是世人“以学为学,不以道为学,与学日近,即与道日远,不如无学之

忧

“

为愈也”,犹如“学陆军者多,而可忧者在军人;学法政者多,而可忧者在政客”,因此,“天下有以兴学而强国

者,亦有以兴学而亡国者。所学者足以正人心,厚风俗,利民生,则国以之强。反是,则国以之亡。夫学至于

足以亡国,则绝之也亦宜”^⑤^。他还指出^:^“不择书而读^,必生心疾^。善读书者^,无书可读^;不善读书者^,无书不

读。人生精力几何,而钻研故纸,侪此身于蠧鱼,所谓‘以有涯逐无涯,殆已’。故不可不读之书,原不可绝;而

不可以读可以不读之书,则在所当绝。”^⑥他还认为^,^“^孔^子^云^‘^好^学^’^,^老^子^云^‘^绝^学^’^,何其相反若是^。是不知

孔子所好者有益于身心家国之学也,老子所绝者有害于身心家国之学也”^⑦^。^,

因此他特别指出^,老子^“^‘绝学

无忧’,即‘非以明民,将以愚之’之意,近于愚民政策”,然“当此人群进化之世,‘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

察,我独闷闷’,恐难逃天演之淘汰”,因此,“无用之学所当绝,有用之学不可绝。读者不以辞害意可也”^⑧^。

第四,对于《老子》二十七章“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与“孟子曰中养不中,才养不才”之说法,杨增新作

了阐释,指出:“善教民者将坏人教成好人,故国无可弃之人而国以兴。不善教民者,将好人教成坏人,故国多

可弃之人而国以亡。”^⑨^“如今用新人^,当使之兼通旧学以培其根柢^;用旧人^,当使之博览新书以启其见闻^。此

亦‘常善救人,故无弃人’之一端。”^ꢈ^ꢉ^ꢊ^“能救一家之人则家齐^,能救一国之人则国治^,须要教者善于教^,学者善

于学。人必先能自救,然后能受人之救。若不能自救,而徒望救于人,便是依赖性质,何能成才!善救人者,

不徒有救人之心,尤当有救人之术。非钝根人而后可以受教,非钝根人而后可以教人。”^ꢈ^ꢋ^ꢉ

第五,对于《老子》四十八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之说法,杨增新解释道:“为学,如《中庸》所云,道问学

是;为道,如《中庸》所云,尊德性是。为学,要知识开通,故曰益;为道,要私欲净尽,故曰损。事万变,学亦万

变。后圣所学,有先圣所不及;学者今日所学,有昔日不及。学者试观科学发明月异而岁不同,学者当日知所

亡月、无忘所能,故曰为学日益。为仁,必先于克己,养心莫善于寡欲。……老子所谓为道日损者,非有损于

为道在于寡欲^,由有而之无

道,谓损其害道者尔。”^ꢈ^ꢉ^ꢌ他又说^:^“为学^,在于多闻^,由无而之有也,故‘日益’。 ,

也,故‘日损’。‘损之又损’,则好色好货好勇之私以及急功近名之念一丝不挂,乃能担负天下之事而应用不

_穷_。_故_‘_无_为_而_无_不_为_’_。_”_ꢈ_ꢉ_ꢍ_他_还_说:“_学_务_博,_道_守_约;_学_在_外,_道_守_中;_学_近_智,_道_如_愚;_学_求_真,_道_去_妄;_为_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杨增新《补过斋读老子日记》卷2,第43ꢆ44、47页。又见: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下册,第645、647页。

杨增新《补过斋读老子日记》卷2,第45ꢆ46页。又见: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下册,第649、645页。

杨增新《补过斋读老子日记》卷2,第44页。

杨增新《补过斋读老子日记》卷2,第44页。又见: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下册,第648页。

杨增新《补过斋读老子日记》卷2,第44、46页。又见: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下册,第646、647页。

杨增新《补过斋读老子日记》卷2,第47页。又见: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下册,第650ꢆ651页。按:后者最后两句话略有不同:“故不可以读可

以不读之书,则在所当绝,而不可不读者,则不可绝。老子‘绝学无忧’之说,意盖如此。”

杨增新《补过斋读老子日记》卷2,第47页。又见: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下册,第647页。

杨增新《补过斋读老子日记》卷2,第47ꢆ48页。

⑦

⑧

⑨

杨增新《补过斋读老子日记》卷3,第12页。

ꢈꢉꢊ杨增新《补过斋读老子日记》卷3,第12页。又见: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上册,第250ꢆ251页。

ꢈꢉꢋ杨增新《补过斋读老子日记》卷3,第14页。

ꢈꢉꢌ杨增新《补过斋读老子日记》卷4,第49ꢆ50页。

ꢈꢉꢍ杨增新《补过斋读老子日记》卷4,第50页。又见: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上册,第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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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道问学,为道是尊德性。所学日多而无道,以一之学反为病矣。损,谓损其私欲,即惩忿窒欲之谓。……损

之又损,以至损无可损,则无为而无不为矣。”^①

第六,对于《老子》五十七章“人多伎巧,奇物滋起”之说法以及王弼“民多智慧则巧伪生,巧伪生则邪事

起”之解说,杨增新认为,虽然“立国于列强争竞之世,岂能人皆巧而我独拙,一切工艺制造之学,万难视为缓

图”,但是若“民智开通,而不能用之于正”,那么“多一伎巧之人,即多一祸国之人……是以奇事滋起,而天下

乃大乱而不可救止也”,“伎巧之人多,必创为新奇之物,以争售其伎。故奇物滋起,有快枪快炮……汽船汽车

…

…人知奇物之可以利民用,不知奇物之可以肇兵争”②。

第七,针对《老子》五十八章“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的说法,杨增新明确指出:“今之

为国者,无不欲竞尚文明;今之治民者,无不欲开通民智。崇道德,修礼教,明政刑,此国之文明也。……重农

工,守礼法,敦诗书,此民智之开通也。”^③

第八,对于《老子》六十五章“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的“愚民”思想,杨增新明确表示不赞

同。他说:“所谓愚之者,非使民蠢然无知也。‘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

而民自朴。’”^④他又说^:^“^‘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此在闭关时代则可^,今五洲大通^,人巧我拙^,人强我弱^,民智

不开,势必民为奴、国为墟而后可。故愚民政策在今日为亡国政策。众人皆智,而我独愚,则不足以立身;万

国皆智,而我独愚,则不足以立国。”是以老子所云“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者,“在今日已不可行”^⑤^。他进而指

出:“民智,则坏官少;民愚,则坏官多。泰西少坏官,以民智也;中国多坏官,以民愚也。愚则多虐,智则难欺。

老子云‘民之难治,以其智多’,予则曰‘民之易虐,以其智少’。欲整顿中国之吏治,不能不开通中国之民

智矣。”^⑥

此外,在1926年刊行的《补过斋读阴符经日记》下篇中,杨增新又从三个方面阐述了“开智”与“愚民”的

关系。首先,他认为开智、聪明比斗力“为用大”:“一人之力不能敌十人,一人之智足以敌万人。故曰‘吾能斗

智,不能斗力。’‘用师十倍’,是一人之智足以敌十人也;‘用师万倍’,是一人之智足以敌万人也。盖聪明之为

用大矣”^⑦^。其次^,他认为老子关于^“开智^”与^“愚民^”的见解在《中庸》、《_老_子》、《》

阴符经中有不同说法^:^“^《^中

庸》云:‘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必先能明,而后能强。一身如此,一国亦然。’《老子》云:‘非以明民,将以愚之,

是以愚民为政策也。’《阴符经》云:‘我以不愚虞圣,是以开通民智为政策也。’黄老之所见,固各别矣”^⑧^。

第

三,他认为“愚”、“奇”是陷民于“沉水入火,自取灭亡”有害境地的人生大病,而“不读书,不悦学”,“舍正路,好

异说”之人便不免“愚”、“奇”之病,就当时中国来说,西北之人病在愚、东南之人病在奇,只有去除“愚”、“奇”

之病方可言“守旧”、“维新”^⑨^。

(二)基于对先秦诸子及宋明理学家传统教育思想的吸纳与阐释,杨增新提出了“养蒙以正”、“养民在学

校”以及“欲教民先教官”、“欲教兵先教将”等教育主张

在1921年刊行的《补过斋日记》中,除了已有前述论说外,杨增新还反复强调读书、学习、勤学的重要性,

认为人的智愚贵贱跟读书与不读书、学与不学、勤学与不勤学密切相关。如他说:“智愚可以由己,在读书与

不读书”^ꢈ^ꢉ^ꢊ^;^“一日不食则饥^,一日不学则愚^。人不可一日废食^,士不可一日废书^”^ꢈ^ꢋ^ꢉ^;^“少不养生^,老必衰也^;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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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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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⑧

⑨

杨增新《补过斋读老子日记》卷4,第50ꢆ51页。

杨增新《补过斋读老子日记》卷5,第23ꢆ24页。又见: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上册,第276页。

杨增新《补过斋读老子日记》卷5,第32ꢆ33页。又见: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上册,第462页。

杨增新《补过斋读老子日记》卷5,第75页。又见: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上册,第286ꢆ287页。

杨增新《补过斋读老子日记》卷5,第75、77页。又见: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上册,第467、287页。

杨增新《补过斋读老子日记》卷5,第76页。

杨增新《补过斋读阴符经日记》下篇,丙寅年(1926)2月上浣开雕本,第24页。又见: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下册,第922页。

杨增新《补过斋读阴符经日记》下篇,第37页。

杨增新《补过斋读阴符经日记》下篇,第38ꢆ39页。又见: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下册,第935ꢆ936页。

ꢈꢉꢊ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下册,第888页。

ꢈꢉꢋ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下册,第8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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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兴珍ꢄ“愚民”抑或“开民智”?———民国首任新疆省长兼督军杨增新教育思想与实践述评

^不^执^业^,^老^必^贫^也^;^少^不^勤^学^,^老^必^困^也^”^①^;^“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贵贱由人也^”^②^。

并且,他还通过对先秦诸子及宋明理学家传统教育思想的吸纳与阐释,零散而精要地提出了“养蒙以正”、“养

民在学校”以及“欲教民先教官”、“欲教兵先教将”的教育主张。

首先,是对先秦诸子及宋明理学中的“学而时习”、“学不厌”、“学贵求师”等传统教育思想的吸纳和阐释。

对于《论语》开宗明义第一句“学而时习”,杨增新明确指出“为学之要在此”,并且认为《论语》之“时习”,

即《中庸》所谓“道不可须臾离”之意。对于“学而时习”之“时习”内涵,他解释为“无往而非学”、“无往而非习”

以及“无时非学”、“无时非习”,就是“时为子习于孝,时为父习于慈,时为君习于仁,时为臣习于敬。‘非礼勿

视’,视时习也;‘非礼勿言’,言时习也。时可仕则仕,时可止则止,时当进则进,时当退则退”,以及“时而家

居,即就家居上时习;时而居官,即就居官上时习;时而读书,即就读书上时习;时而应事,即就应事上时

习”^③^。对于^“学而时习之^”之^“学^”字^,他亦作了专门解读^,认为自始至终只是^“学一^‘仁^’字^”^,因为人能^“学以

求仁,便能孝弟,便不犯上作乱,而学适以济其美”,反之,“便不孝不弟,便犯上作乱,而学适以济其恶”;尽管

自古犯上作乱之人“多出于学之外”,但今日犯上作乱之人“乃出于学之中”,原因在于“所学者多口是心非,全

是巧令”^④^。他还认为^,^“学而时习^”是^“澈上澈下语^,始于有恒^,终于无息^”^,自古有学知之圣人而无生知之圣

人,即便孔子也是自“十五志学”以至于“七十而从心所欲”,唯“念终始,典于学”而已^⑤强调人的^“精神^”^、^“

识”要“日日进化”,而且人的“德性、事功”及“生计”亦要“日日进化”,盖因“不日进,则日退矣”^⑥^。

对于《庄子·大宗师》篇“撄宁者,撄而后成也”,杨增新认为,“为学须放宽一分,不可把捉太紧,否则有揠

苗助长之害”^,因为读书者^“有读十数遍而熟者^,有读数十遍而熟者^,有读数百遍而熟者^”^⑧^。他指出^,^“凡人

;

知

⑦

为学,须要在事物上磨炼。经一番磨炼,长一番见识,而是非由此明,趋舍由此定,甘苦由此识,德性由此

_坚_”⑨^;^“今之人终日言学^,而不知从心上用功夫^,求其心之不死者^,盖千百中无一二焉^,其可哀孰大于是^”^ꢈ^ꢉ^ꢊ^;

“为学之道,第一要‘变化气质’。此处得一分消息,便是学问长进。若平日刚暴,不能化为和平;平日轻浮,不

九二爻辞见龙在田^”^,他的解释是^“大

_能_化_为_厚_重_,_虽_读_书_万_卷_,_谓_之_没_字_碑_可_也_”ꢈꢉꢋ。_对_于《_周_易·_乾_卦》“ ” “

凡古今大学问大德业之人,多不能及早而见用于时。若及早而见用于时,即不易造成如此之学问与如此之德

业。此亦不独孔孟为然也”^ꢈ^ꢌ^ꢉ^。

对先秦诸子关于“学不厌”,“教不倦”,“教亦多术,各因其材”以及“学贵求师,事半功倍”之传统教育观,

杨增新亦作了阐释。他说:“非聪明人不肯读书,非读书人不能聪明。愈聪明愈读书,愈读书愈聪明。故曰:

‘

学不厌,知也。’”ꢉꢈꢍ他又说:“‘学不厌’则学,愈讲而愈精,故曰‘知’;‘教不倦’则教,弥推而弥广,故曰‘仁’。

知而不仁,不能成己;仁而不知,不能成物。故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教不倦,仁也。’如父兄之于子

弟,爱之然后教之,教之而倦,是爱之之心有未至也。养而不教,如养马养牛,非爱之,实害之矣。”^ꢈ^ꢉ^ꢎ他还说^:

“‘学不厌’,则‘好学近知’,故曰‘知’。然知不过‘成己’之一事。若要完全成一个人,须是仁。故又曰:‘成

己,仁也。’‘教不倦’,是至诚恻怛,以爱人为心,要将那人教成,故曰‘仁’。然教亦多术,各因其材。如教子路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下册,第856页。

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下册,第867页。

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上册,第102页。

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上册,第363页。

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下册,第841页。

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下册,第844页。

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上册,第458页。

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下册,第569页。

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上册,第114页。

ꢈꢉꢊ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上册,第119页。

ꢈꢉꢋ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上册,第123页。

ꢈꢉꢌ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上册,第41ꢆ42页。

ꢈꢉꢍ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上册,第330页。

ꢈꢉꢎ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上册,第3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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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者不能以教冉求,教子夏者不能以教子张,其中便有等差,不能浑然无别。故又曰:‘成物,知也。’”^①针对不

同才质的学生,他主张借鉴孔孟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因势利导地或“包之”或“击之”。一方面,对于“蒙而为

童”或“蒙之微而尚可发者”则“包之”,此乃“孔子于互乡‘与其洁也’,孟子于杨墨‘归斯受之’,教之所以贵乎

宽也”,或“‘中养不中,才养不才’,此事理之当然者也,常也”;另一方面,对于“蒙而为寇”或“蒙之极而不可诲

者”则“击之”,这与“鸣鼓以攻冉求,取瑟而辞孺悲”或“辟以止辟,刑期无刑”一样,皆系“教之所以尚乎严也”,

或“事势之不得已者也,变也”之显例^②^。他还主张^:^“学贵求师^,有师以教之^,则事半而功倍^。^《^》^‘

书曰为敩学

半’,言学问之道,资于师之敩者半,得于己之学者亦半。”^③

其次,基于对《周易·蒙卦》彖辞“蒙以养正”概念的辨析,杨增新提出了“养蒙以正”以“开民智之正路”的

教育本质观。

杨增新从概念辨析入手,对家庭、学校、政府在“蒙以养正”中应负责任以及“开民智之正路”作了专门阐

释。他认为,是“谓养蒙以正,非养正以蒙也”,而王弼“养正以明,失其道也”之说是“祖龙焚书坑儒之故智”,

与老子“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之旨同,此等谬说是导致中国数千年来民智难开的根源。他继

而指出,“造物能限人以天资,不能限人以学力,教之有道,学之有恒,‘虽愚必明’”,因此“蒙”又有“亨”之理,

故曰“蒙亨”,也即“以亨行时中”,即九二“以己之亨,施时中之教以导人于亨”,亦所谓“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

觉后觉”,并将其解释为“教者于学问之途无所不通,能以己之亨导人之不亨而使亨也”,而今“设学多而成才

寡”之原因就在于“教者自处于蒙而望人以亨,所谓‘以其昏昏,使人昭昭’”^④^。

基于“教子婴孩”、“蒙以养正”^⑤以及^“教子宜豫于幼^”^⑥之启蒙教育论^,杨增新认为^,对家庭或家族来说^,

最重要的是对子弟要“量其才质”以“自植其生”,即“宜量其才质,可士者士,可农者农,下隶工商亦可为之,使

足以自植其生而已”^⑦^。他进而特别强调^“自家有子^,须要自家教养^”^,因为^“教养失道^,必致生心外向^,谓他人

^父^,^谓^他^人^母^,^在^子^固^为^不^孝^,^在^父^母^亦^为^不^慈^”^⑧^,^“少之时学坏^,将终身为坏人矣^;少之时学好^,将终身为好

人矣”,故曰:“教子婴孩。”又曰:“蒙以养正。”所以,“子弟肯为善读书,肯做好人,虽贫贱亦是祯祥;子弟不为

善读书,不做好人,虽富贵亦是妖孽”^⑨^。鉴于^“子弟未就外傅以前^,与母相依者为久^,即赖于母教为多^”的世

情,他指出家中妇人要“不以有子为贵,而以教子为贤”,并以“九二‘纳妇之吉’谓能教子以克家也”作辅证,说

明“朱子《小学》首垂胎教之文,固不独有贤父兄之为乐也” 并因此提出女子应受教育和^“娶妇须择读书识

字者”的主张,“女子于纺织刺绣烹饪书算之事,亦须习之,于归以后然后能相夫教子以谋生活”^ꢈ^ꢋ^ꢉ^,^“不识字则

不能治家,不能写算,吃亏必多。上不能相夫,下不能教子,更不待言。故女子必入学堂以立他日为人妻、为

人母之基础,非细事也”,以纠正“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陋说和偏见^ꢈ^ꢌ^ꢉ^。

ꢊꢉꢈ,

就学校与政府而言,杨增新认为,设学校是“蒙以养正”、“君师之道备”的要途。他说,“‘蒙’之九二所以

不求童蒙而必俟童蒙之求欤”,盖遵循“人求己则己贵,己求人则己贱”这一古今通义,“‘童蒙求我’,则告之也

顺而易;‘我求童蒙’,则告之也逆而难。是故闻来学,不闻往教,礼所以尊师道也。‘纵我不往,子宁不来’,

《诗》所以伤学校也”;他继而指出,“养蒙以正,则日趋于正,虽未遽至于圣,而作圣之功实基于此”,故“君子欲

成德,必自讲求蒙学始。朱子《小学》、陈榕门《养正遗规》,不可不亟读也。朝廷欲造士,必自整顿蒙学始,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上册,第332页。

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上册,第22ꢆ23页。

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上册,第36页。

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上册,第17、19页。

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下册,第868页。

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上册,第122页。

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上册,第1页。

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上册,第341页。

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下册,第868页。

ꢈꢉꢊ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上册,第20页。

ꢈꢉꢋ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上册,第230、210页。

ꢈꢉꢌ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上册,第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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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兴珍ꢄ“愚民”抑或“开民智”?———民国首任新疆省长兼督军杨增新教育思想与实践述评

后小学中学大学乃植基于不坏”,譬之种树培根、筑室固基,未可速成而躐等以进,否则,“自少时已习于不正,

及其长也,未有不放僻邪侈者”^①^。鉴于^“童蒙天性未漓^,视听专一^,其教易入^”或曰^“顺以巽^”之常情^,他再次

强调指出,“方今建设学堂,严年岁合格之选,又必先振兴蒙学,以立大学中学小学之基”^②^。

就开民智之正路而言,杨增新指出,“民智固要开通,然在正路上开通,愈开通愈好,不在正路上开通,愈

开通愈坏”^,若^“徒执开通民智之说^,而不知民智之所由开^,既不修道德仁义之实^,又不兴农工商贾之业^,逞

邪说,尚诐行,率天下之人如不羁之马、无舵之舟,攘攘纷纷以至于大乱,则真如老子所谓‘以智治国,国之贼’

也”^④^,^“舍尧舜周孔程朱之书不读^,而读非圣之书^,舍尧舜周孔程朱之教不从^,而从异端之教^…^…此学者之大

患也”^⑤^,^“推之于为学^,世衰道微^,新奇诡诞^,机械变诈之说起^,而与吾道为敌^。尧舜孔周之传^,不绝如缕^,迁

③

流所极,不至胥天下而禽兽夷狄不止”^;当今有人^“醉心欧化^,而于祖国之诗书礼乐^、典章文物冥然罔觉”,_又

有人“富于世界之知识,而于一己之身心不加检束”,此皆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⑦^。

⑥

因此,杨增新不仅就读什么书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而且指出读圣贤之书以及在全国遍设“敬天尊

孔会”以“敬天尊孔立教”来转移世道人心的重要性。他说,“道理书多读,时务书宜读,词章书少读。读道理

书可益德行,读时务书可知政事,读词章书可通文学。此外诐淫邪遁之词,坏人心术,不必寓目可也。孔子烂

熟天理,老子洞悉人情。《论语》二十篇,字字从天理中发出;《道德》五千言,字字从人情中发出。故二书皆不

可不读”^,认为对于烂熟天理的孔子^《论语^》和洞悉人情的老子^《道德^》不可不多读^。对于康节^《戒子吟^》^“

⑧

周

孔不足法,轲雄不足师。还同弃常膳,除是适蛮夷”之诗性拟喻,杨增新虽略表赞同,但亦嫌其有“厌故喜新之

过”:“我生之初,未闻有读书而不师周孔者,今则有主张废六经黜四子而读他书者矣。譬如弃菽粟而饵金石,

必生奇疾,此亦厌故喜新之过也。”^⑨他进而指出^:^“与道亲者^,其于非道必疏^;与端人近者^,其于宵人必远^。故

读圣贤之书,则异端曲说不能夺矣。”^ꢈ^ꢉ^ꢊ他甚至提出在中国遍设^“敬天尊孔会^”^,以^“敬天尊孔立教^”^,以期通过

全国性通礼式的以改过迁善为宗旨的祀天祀孔祀先但不烧香不献牲的每星期日礼拜仪式来转移世道人心风

俗,并与其他宗教并行而不悖,“如此,则孔子之教……非徒为口耳之学而已”,“敬天尊孔,其为说易入,其为

教易行……人心以此正,风俗以此醇,世道以此转移,浩劫以此潜消矣”^ꢈ^ꢋ^ꢉ^。

第三,基于对《周易·颐卦》“观颐,自求口实”以及后人解析的阐释,杨增新提出了“养民在学校”以“自求

口实”的职业教育论。

鉴于今人“依赖成性,不士不农,不商不工,由自养之无其道,遂至害于家而蠹于国”之危害,杨增新从

《周易·颐卦》“观颐,自求口实”说法以及程子云“‘自求口实’,谓其自求养身之道”的解释谈起,指出“自求口

ꢌꢉꢈ,“ ” “

实”为“养道之最要” 治生为人生最重要之事^”^ꢈ^ꢍ^ꢉ^。对于许鲁斋^“学者以治生为急^”的说法^,杨增新认为

“后儒非之”是“因噎废食”,是“不知‘无恒产者而有恒心者’,虽士不能”,进而指出,一家之中,“男子十四岁以

上便当各执一业,以为‘自求口实’之计”,至于女子,“于纺织刺绣烹饪书算之事,亦须习之”,“不可拘于‘女子

无才便是德’之陋说”^ꢈ^ꢉ^ꢎ^。他继而在^“孔子论政^,富先于教^”基础上^,提出了^“今则当教先于富^”的主张^,他说^:一

家一国之人并非人人皆能“自求口实”,全赖“父兄”、“君相”有以教之,如“财政学、经济学、农商路矿等学”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上册,第18、19页。

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上册,第20页。

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上册,第310页。

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上册,第287ꢆ288页。

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上册,第21页。

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上册,第30页。

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下册,第960页。

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下册,第848页。

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上册,第399页。

ꢈꢉꢊ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上册,第402页。

ꢈꢉꢋ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下册,第894ꢆ895页。

ꢈꢉꢌ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上册,第207ꢆ208页。

ꢈꢉꢍ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上册,第210页。

ꢈꢉꢎ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上册,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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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类“自求口实”之事,“当因其性之所近,各择一艺以习之,衣食之源即出于此”,“孔子论政富先于教,今则当教

先于富,未有学之不讲,而能富国富民者也”^,强调现今论政当以办教育先于求致富^。

①

针对“后儒高谈心性,而谓百家众技之学皆不足为”而导致“为农为商为工者,多下流无学之人,而农日

惰、商日惫、工日拙而国家乃日贫日弱而不可振”的历史积弊,杨增新指出,“居今日而欲救国,非使人人能通

^实^业^,^‘^自^求^口^实^’^以^为^自^养^之^计^,^其^道^无^由^”^②^。针对梁章钜^《楹联丛话^》^“世间惟有读书好^,天下无如吃饭难^”

之世情感慨,杨增新指出,“人必能读书而后能吃饭,不独士人宜读书,即为农为商为工者,亦宜读书,而后能

精其所执之业。非讲习农学,不能为良农;非讲习商学,不能为良商;非讲习工学,不能为良工。中国教育未

③

能普及,故实业不能发达,惟不知读书之好,故不免吃饭之难”,明白揭示了世人^“惟不知读书之好^,故不免

吃饭之难”之因果关联。

缘于“学堂之设重在养民”的近代学校教育原则,杨增新明确提出了“古之养民也在井田,今之养民也在

学校”的教育主张。他解释说,所谓“古之养民也在井田”,意即古时“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无

饥”;所谓“今之养民也在学校”,意即在工商业与农业并重时代,“宜多设实业学堂,使农科毕业者则为农,商

科毕业者则为商,工科毕业者则为工,所学有成,皆可为终身衣食之计”,“实业之教育普及,即养民之政策普

及,教在此,养即在此”,但因今人不知“学堂之设重在养民”,出现了“铸造官吏之学堂多,铸造国民之学堂少,

间有田农工商科毕业者,又往往学非所用,驱而纳之官吏之一途”等教育、用人乱象以至民志不定、天下大乱

之社会危机,所以,他主张“中国今日人民,自小学毕业后应令入实业学堂,上之所以养民者在此,下之所以自

养者亦在此。天下皆知实业之有用而不慕官吏之尊荣,如是,则民为富强之民,国为富强之国,故曰今之养民

在学校也”^④^。

杨增新提倡实业教育,反对铸造官僚与军人之学校教育。针对“外国不论何项学堂,都含有实业性质。

一言以蔽之,曰‘要穿衣吃饭’。中国不论何项学堂,都含有流氓性质。一言以蔽之,曰‘要升官发财’”^⑤以及

“天下之乱,生于游官游兵游民之多,国之所以穷,民之所以乱也。……学校不良,尤为致乱之根源。以不良

之学说,传不良之种子,无论其为官为兵为民,无不同归于为乱之一途”之中国教育弊端,他认为,“非罢弃一

切制造官僚、制造军人之学堂,而广设农工商一切实业之学堂,使天下之人皆足以自存,而不汲汲焉置身于政

界军界以谋生活,则天下之乱终无宁息之一日”^⑥^。^他^认^为^,^“_使_人_民_受_普_通_之_教_育_,_则_智_者_不_独_智_,_而_愚_者_不

独愚也;使人民习普通之实业,则富者不独富,而贫者不独贫也”^⑦^。他继而指出^:^“百日习一经^,不如百日习

一艺;三年通一经,不如三年通一艺。人苟有一艺之长,便可利人利物,谁谓小道可观而不可为哉?”他再进而

指出:“曰‘农’曰‘工’曰‘商’,此三民者,国之所赖以立也。以农而学,则农而士也;以工而学,则工而士也;以

商而学,则商而士也。士与农工商合,则种强国强;士与农工商离,则种弱国弱。今之所谓士者,问其所学何

事,则曰:‘欲为官也。’此之谓民贼,乌足以为士?”^⑧

杨增新还从家族和为士为官者角度论述职业教育在自养与养人中的重要作用。就家庭而言,他说,“子

弟虽有祖业可守,亦须各执一业以求自养”,“知人贵自养,便当及时勤学、及时修业以谋衣食之计”,“为父兄

者为子孙谋恒产,盖欲其免衣食之累,可以为善读书”,“娶妇须择读书识字者……故女子必入学堂以立他日

为人妻、为人母之基础,非细事也”,“以养身言,力田为本,而不废工商,读书为急,而更多才艺,此贞也”。就

为士者与为官者而言,他认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虽士不能,无恒产因无恒心。”他进而认为在上位者的

自养与在下位者的自养虽各有不同,但皆先养之于学校、养之于童蒙,归根结底,“庙堂之贤,先养之于草野;

俊髦之贤,先养之于童蒙”,“谨庠序之教,养其德养其才其艺,而不宜驱之利欲之途……如是则所成者大,而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上册,第211页。

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上册,第212页。

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上册,第212ꢆ213页。

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下册,第879页。

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下册,第889页。

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下册,第998页。

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下册,第879、892页。

168

凌兴珍ꢄ“愚民”抑或“开民智”?———民国首任新疆省长兼督军杨增新教育思想与实践述评

贤不可胜用矣”,不然,“将天下人才自入塾就学时先已教坏,而欲造就真才,以收养贤养民之效,岂可

得乎?”^①

第四,基于对中国士人普遍存在的读书求官求利与“为士者不武”思想及其危害的洞察,杨增新提出了

“欲开民智,先开官智”,“欲教民先教官”、“欲教兵先教将”的“造吏才、育将才”主张。

一方面,基于对中国士人普遍的读书求官求利思想及其危害的洞察,杨增新提出了“欲开民智,先开官

智”的教育主张以及“欲教民先教官”的“造吏才”主张。

杨增新指出,“无论昔日之科举,今日之学堂,无非借此以为求官求利之捷径”,“子张学干禄,是为学之初

先已有‘禄’之一字萦绕胸中。圣门高弟尚且如此,何况他人?今问人以读书何为?曰:‘将以求官也。’又问:

‘人以为官何为?’曰:‘将以求利也’”,“念头一差,而人心坏,风俗坏,世道亦因之而坏矣,尚何吏治之可

言”^②^?他又指出^,^“古之学者千万人^,入学得为官者^,不过一二人^。苟无为官之资格^,即不希冀以求官^”^,而今

之学者不仅人人“入学欲为官”,而且“虽无为官之资格,亦必行险侥倖以求官”,而为士者则“不论官之当得与

不当得,无人不想为官,且无人不想为非分之官”,“皆欲于政界中求生活”或“皆趋于官与兵之两途,是欲以官

立国、以兵立国,而自绝衣食之源”,天下势必陷入“士乱于校”、“欲不乱亡,不可得”以及“大乱必由于此”且

“

必不可救止”之危局③。

基于以上认识,杨增新一方面主张“须使学校中人,人人皆求学之人,不必人人皆为官之人;有求学之心,

不必人人有为官之心。使为官者知国家设官,是要官替百姓办事,不是要官向百姓敛钱。先将好利之病根渐

渐拔除,然后能视国事如家事,视民事如己事,然后能为百姓谋乐利,为一世臻太平” 并且认为^“成人之美^,

是成就他要为好人,不是成就他要为贵人。譬如设书院,只是要人读书明理;设学堂,只是要人有普通知

识”^⑤^。另一方面^,又借用^《孔子家语^·入官^》篇中^“教不能勿怠^”说法^,主张用人者当^“因材而教之^”^、^“教而后

用”^,进而提出了^“欲开民智^,先开官智^”^⑦^,^“教民者官之职^,不能教民^,非官也^…^…是故欲教民先教官^,官能

自教其民,而教育普及矣”^⑧^,^“学优则仕^,仕优则学^”以及^“内地多才^,须将才之已成者择而用之^;边地乏才^,须

将才之未成者教而用之”等官员教育与选用主张,并描绘出“俟中国教育实能普及,人人有道德之思想,有实

业之知识,使为官者父族母族妻族之人,人人足以自谋衣食,而不赖为官之一人以存活,为官者亦不受父族母

族妻族之人之累,而后可以安心一志而为好官”的一幅“非二三百年所能办到”甚至“千数百年后可耳”的官治

理想图景^⑨^。

④

⑥

另一方面,基于对老子“善为士者不武”和孔子“军旅之事,未之学者”的阐释以及“今日败坏人才,莫大于

为兵为官之两途”社会弊端的认识,杨增新提出了“为武士者不可不修文,为文士者不可不讲武”的“文武相

资”普及教育主张以及“欲教兵先教将”的“育将才”主张。

鉴于“今日败坏人才,莫大于为兵为官之两途”,杨增新提出了“普及教育,扩张武备,一人‘强其骨’,则一

人强;人人‘强其骨’,则一国强”的主张^ꢈ^ꢊ^ꢉ^。^《^》

阐释,他提出了“文士无文”、“武士不武”、“文武兼资”的“通儒”、“全才”、“儒将”概念,“有文事者,必有武备”、

有武备者,必有文事”的“为士”、“为将”教育培养目标,“武将”、“刑官”必出于学校,“虽军民可以分治,而文

武实出一途”以及人人“能知书识字”、“能通战术阅战图”、“能各自为战”的未来教育普及目标^ꢈ^ꢋ^ꢉ^。

基于对老子六十八章^“善为士者不武^”这一说法的多重理解与

“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上册,第225、226、229、230、231、215、221页。

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下册,第618页。

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下册,第614、572、817、814页。

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下册,第618ꢆ619页。

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下册,第775页。

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上册,第349、350页。

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下册,第879页。

杨增新《戊申日记(续完)》,《瀚海潮》1947年第12期,第16页。按:清末戊申年,即光绪三十四年(1908)。

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下册,第872、601、635页。

ꢈꢉꢊ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上册,第214、280页。

ꢈꢉꢋ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下册,第720ꢆ722页;杨增新《补过斋读老子日记》卷6,第12ꢆ14页。

16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基于文武分治之弊端,和后世动辄言“军民分治,为文官者不能治兵,为武官者不知爱民”这一有失孔门

家法之做法,以及“自改练陆军以来,军人别有知识,混沌之窍已凿,带兵之难,如朽索之驭六马”的问题,杨增

新不仅指出“孔子云‘军旅之事,未之学’者,非不学也,谓无文事以立其本,则不足以学军旅也”,而且提出了

“为文官者可不带兵,不可不通武备;为武官者可不治民,不可不通文事”的主张,因为“文武相资,犹左右手之

不能相离。否则,成偏枯之疾矣”,进而提出了“士大夫才兼文武,在治世可为文官,在乱世可为武官”^①^,^“

节

裁兵之费以兴学,则足以育人才”^②的观点^,以及^“教兵者将之职^,不能教兵^,非将也^…^…欲教兵先教将^,将能

自教其兵,而训练有方矣”的“育将才”主张^③^。

综上所述,杨增新通过对中国传统经典的阅读与现实社会的观察,不仅对老子“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

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的“愚民”思想表示明确反对,对先秦诸子乃至宋明理学家“学而时习”、

“学不厌”、“教不诲”、“蒙以养正”等教育思想有所吸纳与阐发,而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读书”、“勤学”、“开民

智”,“养蒙以正”、“养民在学校”以及“欲教民先教官”、“欲教兵先教将”等教育主张。正如曹文亮所言,“受时

代风气所染,杨氏提倡新式教育和实业救国,反对以仕宦为目的而读书,提倡妇女接受教育。这些主张,在当

时来说,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④^。

二ꢄ教育思想来源:由庭训“学优而仕”到为官甘新“仕学相资”

杨增新出生于教职之家,自幼即接受父兄庭训,并得以“学优而仕”;其入仕后历宦甘新,更自诩“仕学相

资”。

(一)庭训所成,学优而仕

据吴绍璘《新疆概观》描述,杨增新,系云南蒙自县莫别村人,“幼而歧嶷,天资高朗,卓荦有大志”^⑤^。

又据宣统《续修蒙自县志》记载,杨增新之父杨纪元,“字晓亭,世居莫别,力学制行,深于文理”,道光丙午

举人,同治甲戌年间夷乱被获逃脱后,“乃于城中设馆教授,及门多得其传。弟纪鑫、子增龄同治癸酉举人,增

新光绪己丑进士,庭训所成。又举人杜子材、侯渭珍受业弟子,公颂教思无穷”,额任楚雄府教授,卒于官,著

有《题类文法合编》行世^⑥^。

再据1916年王树楠《楚雄府教授杨晓亭府君墓表》记述,杨纪元祖籍江南上元,有先祖名杨达者知云南

临安建水县,因家其地,再迁蒙自,遂世为蒙自人。数传至杨重乔,“绩学植行,以岁贡生终”。杨重乔育二子,

长子杨纪元、次子杨纪鑫,皆举人出身。杨纪元,即杨增新父亲,字瑞应,别号晓亭,“幼濡家训,读书负异质,

以文行蜚声黉序间”,道光二十六年高中丙午科举人,同治十年选授陆凉州学正,后升楚雄府教授,以不乐吏

事而辞不就知县职;其“孝友笃行,蕴学蓄德……以冷官终其身”;其教士“必先品行,推本伦常,奖贤、诫不良,

谆谆然若父兄之诲其子弟,受之者至以府君一言为终身宠辱,虽其人甚薄鄙不赖亦爱畏之,为易心悔行”;其

善为诗辞,尤工制举之文,“捷春秋两试者,半出门下,当道争相礼致主讲席”;“独究心宋五子书^⑦^,教子弟为

经世有用之学”。杨增新兄弟三人,其兄增龄同治癸酉举人,任宣威州学正,可惜先于其父而卒;其弟增炳,字

石村,已官至四川候补道,充参议院议员,并得“观政京都,与议国家大计”;增新本人,字鼎臣,光绪十四年己

丑进士,历官至新疆将军兼巡按使,由此可知杨氏兄弟“皆非科举之学所能限者”,亦可观“府君之教矣”^⑧^。

可见,杨增新的父辈、兄弟皆科举正途出身官员,而且其父、兄皆系教职,兼具经世有用之学;他本人亦是

由其父庭训所成的科举正途官员。其父兄庭训及教学生活的耳濡目染,个人“学优而仕”的读书科举经历,无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下册,第641ꢆ642页。

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下册,第744页。

杨增新《戊申日记(续完)》,《瀚海潮》1947年第12期,第16页。

曹文亮《整理说明》,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上册,第2页

吴绍璘《新疆概观》,第109、110页。

佚名纂《续蒙自县志》卷7《人物上·文学》、卷6《选举·文举》,清宣统年间纂修未刊稿本,第39、41、42、43、44、48页。

按:“儒林典要”中提及的“宋五子书”,计收录周敦颐《周濂溪先生全集》,张载《张横渠先生全集》,程颐程颢《二程全书》,朱熹《朱子大全集》、

《

朱子语类》、《朱子遗书》等五子文献共6种。

王树楠《楚雄府教授杨晓亭府君墓表(丙辰)》,王树楠《陶庐文集》卷5,乙卯(1915)冬月开雕本,第8ꢆ9页。按:民初丙辰年,即民国五年

1916)。

⑧

(

170

凌兴珍ꢄ“愚民”抑或“开民智”?———民国首任新疆省长兼督军杨增新教育思想与实践述评

疑是杨增新教育思想与行为举措生发的根基。

二)历宦甘新,“仕学相资”

(

作为一名科举出身官员,杨增新不仅重视读书学习,而且身体力行,还致力于书院义学与学堂学校之兴

办,其仕途升迁与其学识见闻的日积月累、兴学育才的业绩显著密切相关。

“仕学相资”之一道:“日日读书”与“日日见客”

杨增新学识与才干的增长,首先源于他“公余之暇”的“读书”,此乃他自谓“仕学相资”之一道。他曾宣

称:“余无著书之才,而于公余之暇则必偷闲读书,是亦仕学相资之一道也。”^①尽管杨增新自谦为^“无著书之

才”,并自认受“时地所限”^,一生吃了^“无师友之启迪^”的大亏^,或谓为^“素无师友之指授^”⁽^“不聋如聋^”⁾^、^“

②

独

学无偶”(“不聋之聋”)、“深居简出”^③⁽^“不瞽之瞽”)的缺憾,以致“于‘问’字功夫实多欠阙^。故终身埋没于故

④

纸堆中”,但亦正如他自述,“余自少至老,行年六十,无日不读书,于‘学’字功夫似有领悟”,且“好读书,有

所得,辄记之”^,并力图以^“日日读书^”^、^“日日见客^”来增广学识见闻以及对天理人情的“觉晤”,_达_到“_聋_者_善

视”、“聋而不瞽”以及“瞽而不聋”的为学与实践效果,其结果亦如他自谦所言,“学无师承,故博而寡要,苦而

难入”^⑥^。

⑤

杨增新的为学,时人评价甚高,称其“雅似温公,而所遇则异,因象立教,志在救时”^⑦^,^“矩矱宋贤^,及其为

治,亦老亦韩”^⑧^,^“宗马郑而不浮守程朱^,而不腐撷汉宋之菁华^,而一以致用于世为主^,故能实惠及民^”^⑨^,^“

生

平好学不倦,公余之暇,手不释卷。学宗宋五子,尤酷好象山、阳明,晚乃致力玄学,喜周易老庄……惟不乐汉

儒训诂考据之学,以为饾饤繁碎,徒耗目力。盖公之所志,务在经世有用之学。为文不拘绳墨……未尝以文

章自居”^ꢈ^ꢉ^ꢊ^。据笔者所见^,杨增新在世时已刊行^《杨增新在临文集^》⁽清末河州官书局铅印⁾^、^《补过斋文牍^》

(

₉₂₁)及其《续编》(₁₉₂₆)以及后人整理出版的《补过斋文牍三编》(₁₉₃₄)ꢉꢈꢋ,另有《补过斋日记》(₁₉₀₇、

)

ꢈꢉꢌ、《戊申日记》(₁₉₀₈)ꢈꢍꢉ、《补过斋读老子日记》(₁₉₂₆)ꢈꢉꢎ、《补过斋读阴符经日记》(₁₉₂₆)、《补过斋读易

921

笔记》、《补过斋读<西铭>日记》等读书笔记类日记几种以及《学治要言续编》(1934)等刊行于世,此外尚有一

些零星的文稿刊发于晚清民初报刊上。这些著述呈现了他的吏治、军政、民族理念以及他对文化、教育、宗教

的思索与认识。

“仕学相资”之另一道:兴学育才与教官教将

杨增新为官甘新时期的兴学育才与教官教将实践业绩,是其“仕学相资”的另一道。这既是助推其仕途

登进的重要抓手,亦是其教育思想的实验场与积累地。概略而言,杨增新于光绪十五年(1889)九月二十日到

甘就职,先后任署薪饷所委员、藩署文案,次年(1890)八月丁父忧,光绪十九年(1893)二月服满返甘,旋署中

①

②

③

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下册,第891页。

按:杨增新自26岁起历仕内陆偏僻的关陇甘新两省。

按:杨增新为官甘新之前,曾赴京师参加会试殿试一次,之后仅有丁父忧回云南蒙自老家一次、赴京部考殿见两次,共四五次外出往返旅程经

历。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下册,第847页。

金树仁《序》,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上册,第3页。

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下册,第921页。

王式通《补过斋日记序》,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上册,第6页。

王树楠《阗威将军新疆省长兼督军杨公神道碑(庚午)》,《雅言》(北京)1942年第1期,第28页。按:庚午年,即民国十九年(1930)。

王学曾《邑侯杨公鼎德承(鼎臣)德政碑记》,徐兆藩、黄陶庵等纂修《续修导河县志》卷7《艺文门·碑志》,民国20年(1931)抄本,第15页。

ꢈꢉꢊ吴绍璘《新疆概观》,第112页。

ꢈꢉꢋ杨增新《补过斋文牍》,计有1921年成书刻版的首编32卷共10集、1926年刊行的续编4卷以及1934年刊行的三编6卷。本文所用的《补过

斋文牍》首编系台湾文海出版社1965年影印的《中国边疆丛书》第1辑《补过斋文牍》本,而所用的《补过斋文牍》续编、三编则系黑龙江教育

出版社2016年出版、于逢春等人主编点校的《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西北边疆卷一》中的《补过斋文牍》第4、5册本,特此说明。

ꢈꢉꢌ杨增新生前曾出版有清光绪丙午年(1906)金树仁《序》和民国十年(1921)金树仁、王学曾、王式通《补过斋日记序》的《补过斋日记》两个版本,

本文参考的是曹文亮以民国十年(1921)版本为底本点校、中华书局2018年出版的《补过斋日记》上下两册本。

ꢈꢉꢍ杨增新《戊申日记》,《翰海潮》1947年第10ꢆ12期。

ꢈꢉꢎ杨增新《补过斋读老子日记》(全六卷),封面署名翰墉,丙寅年(1926)12月刊行,线装6册。据直隶新城王树楠为该书所撰《序》第1页所言:

“丙寅之春,新疆杨增新鼎臣将军以所著《老子日记》邮寄京师,托为斠刊,且以弁首之辞相属。”

17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卫县知县。河湟回乱后,光绪二十一年(1895)七月调任宁夏将军钟泰新募振盛军十营全军营务处总理并兼

领一营,此乃管带兵将、涉足军事之始。因总理营务有功,光绪二十二年(1896),陕甘总督魏光焘以“明干有

为,胆识兼优”列保候补;秋九月,河湟事变平定,新疆巡抚、署陕甘总督陶模以“年强才裕,任事实心”奏保杨

增新补渭源县知县遗缺;十月十三日,又以“文武兼资,才堪治剧”标准选用“人地相宜”的杨增新署理河州知

^州^遗^缺^①^,从而开启其慎重寺院经堂教育^、兴办书院义学之实践端绪^,并受到上司陶模及继任者崧蕃赏识重

用。光绪二十七年(1901)冬,杨增新捐升知府并归留省城候补。此时正值朝廷诏令实行“新政”并颁行“壬

寅”新学制之际,总督崧蕃遂委其为甘肃文武大学堂提调,甘肃省城新式学堂教育遂在崧蕃的推动、杨增新的

提调与总办下得以起步,他亦因办学得力而屡受上级好评,并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六月捐升道员。因与新

任总督升允不睦,光绪三十三年七月,杨增新管解协饷出关到新疆,被巡抚联魁奏留候补并委以法政、武备两

学堂监督兼督练公所^②参议官^。光绪三十四年正月^,联魁以^“规画一切^,深资臂助^”^,^“精详审慎^,体用兼赅^,办

理各学堂要差均能不惮烦累,于时务、边情无不留心体察,虚衷谘访,到新数月,声望允孚”的褒评,保荐杨增

新补阿克苏兵备道道员要缺^③^,宣统元年八月到阿克苏任^,宣统三年⁽1911⁾三月署任镇迪道道员兼提法使^。

912年任新疆都督兼民政长^,1914^年^任^新^疆^都^督^兼^巡^按^使^并^兼^将^军^衔^督^理^军^务^,

1 1916^年^底^任^新^疆^省^长^兼^督

军。在主政新疆期间,他曾致力于恢复与重建新疆教育,直至1928年7月7日在其创办的新疆省立俄文法

政专门学校首届毕业生庆祝晚宴上被射杀身亡。关于杨增新兴学育才与教官教将实践,后面将展开讨论,此

处不予赘述。

纵观杨增新的一生,可谓“学优而仕”、“仕学相资”,其兴亡皆在于教育。其教育思想来源主要有三个方

面:一是父兄教职生活的耳濡目染与家庭环境熏陶;二是入仕后读书勤学善问而致的见闻阅历积累与天理人

情觉晤;三是入仕后带兵教将和兴学育才的经验积累与思想沉淀。

三ꢄ教育实践进程:从晚清开书院、兴学堂到民初办学校

杨增新教育实践经历不仅具有明显阶段性特征,并大致可以主政新疆为界划分为晚清与民初两个时期,

其中晚清时期又可分为甘肃河州开书院兴义学(1895ꢆ1901)、甘肃新疆省城兴办与整顿新式学堂(1902ꢆ

)

两段,民初时期亦可以₁₉₁₆年为界划分为₁₉₁₂_ꢆ₁₉₁₅_年_、₁₉₁₆_ꢆ₁₉₂₇年恢复与重建新疆教育两个阶

911

段,而且其中蕴含了因时因地制宜的务实思想因子。

一)甘肃河州时期(₁₈₉₅_ꢆ₁₉₀₁):开书院,办义学

河州汉回人数各占一半,藏番只存少量且已汉化^④^,民性^“质悫而劲悍^,习劳耐苦^,迷信鬼神^,颇畏法令^”^,

汉尚文,故科名多,回尚武,故军功盛”⑤。对于“番回杂处,礼让不明”,“习尚浇漓,号称难治”的河州,杨增

新到任后,从办理善后着手,对“富、教之方”筹之“宜急”^⑥^。_他_一_面_配_合_驻_军_捕_除_逆_党_呈_请_裁_革_回_教_门_宦,

专崇旧教,以清其源”,“专重天经,俾之诵习,以正其本”,“其余邪说,一概禁绝”,并为陕甘总督陶模和甘肃

(

“

提督董福祥采纳施行,并请“如杨牧所禀,檄令马分统安良选择教中深明经典之人,将所传天经(可兰经)三十

部校对无讹,就省城刊板印刷成书,呈由各府县盖印,散给各礼拜寺,俾令专意诵习,此外邪经一律销毁……

①

②

《陕甘总督崧蕃又杨增新服满请起服由片(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廿九日)》、《署陕甘总督陶模奏陈请补知县员缺缘由折(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廿

三)》、《新疆巡抚陶模附陈拣员调署兰州府由片(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三日)》,台北“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宫中档光绪朝奏

折》,台北“故宫”博物院1975、1974年版,第21辑第304页、第9辑第873页、第10辑第296页。

据《新疆图志》记载:晚清新疆军制中有督练处、教练处两机构,督练处“为全省军事总汇之区,督练省内所有军队及陆军各学堂并辅佐督抚以

图教育、训练、改良划一”,而教练处“总办已经归并于兵备、参谋两处,仍以藩、法两司兼充,禀承督办、考查、训练兵队暨审定学堂课程等事”。

参见:王树楠等纂《新疆图志》卷51《军制三》,癸亥年(1923)东方学会据志局本重校正增补、天津博爱印书局印行,第14页。

《甘肃新疆巡抚联魁奏请以杨增新补阿克苏道折》,《政治官报》1908年第219期,折奏类,第12ꢆ13页。

③

④

⑤

徐兆藩、黄陶庵纂修《续修导河县志》卷2《民族门·种姓》,民国20年(1931)抄本,第19页。

ꢀ

张庭武修、杨清等纂《河州采访事迹》卷1《舆地·风俗》,清宣统元年抄本,漆子杨主编《甘肃府县旧志全编·临夏甘南陇南卷》第3册,天津

古籍出版社2021年影印版,第201、202页。

⑥

杨增新《禀请将宁河堡外回民地亩归入书院》(戊戌四月一日),马凯祥修、王诏纂《和政县志》卷9《艺文门》,民国十九年(1930)手抄本,《中国

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550号,台湾成文出版社1976年影印版,第266页。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护督李廷萧密陈甘省事宜》一文亦指

出,“河湟甘凉各属者曰甘回”,“与汉民积不相能,桀骜难制”,“鸷性未化,易乱难治”。参见:慕少堂《甘宁青史略正编》卷25,兰州俊华印书

馆1936年版,第49页。

172

凌兴珍ꢄ“愚民”抑或“开民智”?———民国首任新疆省长兼督军杨增新教育思想与实践述评

违者提究,以正其本……补偏救弊,销弭隐患” 开启了西北回教门宦治理与寺院经堂教育改良之先声^;一

面抚辑流民、清厘叛产、修筑城垣,整理吏治、改革税赋、革除苛捐杂税、恢复水磨旧观、分设牛痘局,以安定社

会、复苏经济、保障民生;然后,再重振与推广教育,河州教育因之振兴。对这一“以利民生”的河州治理进程,

慕寿祺曾有一段颇耐人寻味的评论:“论者徒见增新在河州时陈导忠贤,褒延庠校,日进凤城莲城书院诸生而

讲解之,庚子补行辛丑乡试,河州一邑登贤书者九人,二百年来所未有。文化方面,非极力振兴,其孰能与于

此!岂知此皆衣食足后之所为也。”^②这就是说^,在解决河湟事变后的民生问题^,即衣食足问题之后^,杨增新

才将重葺河州凤林书院、筹建龙泉爱莲两书院以及建真武阁、开孝廉堂日课、办义学等教化事宜提上议事

日程。

①

对于杨增新筹建三大书院以振兴河州士气之举措,光绪二十七年冬(1901),山西解元王学曾给予了大力

表彰:

邑之凤林书院,仅有草创基耳。公就地充拓,鸠工庀材,以大兴筑。又捐廉措款,以为生童膏

奖。恐其计不久也,为置一典肆以固之。每课试,躬自披览,如训子弟,城中之弦诵翕然矣。于是,

大营南鄙宁河之城而设龙泉书院,其规模宏远,几与凤林相埒。北之莲花渡,水陆扼要之区也。公

又大营其堡城,商诸陈兰亭军门,达制军设拨泛兵,永与河城犄角。公念有武备者,必有文事,为设

爱莲书院,以广教化。其规制虽亚于龙泉,而较诸他县城治之书院已有过之者已。文治大备,公乃

相度城势,建真武阁于北墉,以迎巽离文明之气,于今年四月落成。而今年秋闱,登贤书者九人,榜

首解元得为甘肃全省之冠。公喜甚,特开孝廉堂月课,以为应试南宫者砥砺法。吾河之士气,于是

乎振兴矣。^③

从中可知,在河湟变乱之后,河州凤林书院“仅有草创基耳”,经杨增新捐廉筹款扩建,规模始宏;而新建

之龙泉、爱莲两书院,皆坐落于河州水陆要冲之地,规模略小于凤林书院,但超过其他县城书院规模;又建真

武阁,设孝廉堂,以移风易俗;并特开孝廉堂月课,为应试举子开讲座作辅导。

凤林书院,位于现临夏市文庙街东口。该书院之创设,最早可追溯到康熙四十五年(1706)河州士民公建

的两座同名“王公书院”之一的大书院^④。之后,屡废屡建^,并于河湟事变爆发后停办^,^“仅有草创基耳^”^。

据

《

续修导河县志》记载,光绪二十四年( ),杨增新捐廉措款,就地鸠工庀材重修,计建成“内大厅五间,讲堂

1898

三间,斋房三十间,客厅三间,仓房五间,厨房三间,二门三间,大门三间”,山长一员由知州聘杨清担任,“额设

生员正课十名,每(名)月给膏火壹两贰钱,副课十名,月给膏火捌钱;童生正课十名,每名月给膏火陆钱,副课

二拾名,月给膏火肆钱,每岁课试十次,每月初八日为课期”,杨增新又“捐廉五百两发商生息,增设孝廉课,课

期同上。并添设生童课两次,以每月十六、二十六日为课期,额同前,正课奖麦陆升,副课奖稞叁升”,该书院

于“光绪三十一年一月改为学堂”^⑤^。该书院山长每月主讲六次^,杨增新则每月到书院主讲一次^,开设纲鉴^、

御批通鉴、论文、笔算、数学、地理、格致等课程;每逢课试,杨增新“躬自披览,如训子弟”^⑥^。另据核查^,河州

凤林书院“本有银一千两”,“更由回民抵交捐款及捐款平余项下筹增银五千七百余两,置产生息,以为束修膏

奖之用”^⑦^。这就是说^,除自捐廉俸银500两开设孝廉堂课外^,杨增新还从董福祥办理善后所拨的白银^、田

地、房产中拨银5700两作为书院基金发商生息。此外,另置有南关吴家台铺面8间、内有楼平各房32间半

及相连后院庄窠等,南关下街有铺面2间,城内大什字有楼房铺面6间及相连店院1所内楼平各房40间,城

内文庙街口铺面2间又相连院内瓦房2间,置为典肆、店房、租房,以其收益供书院用度;又拨东川一会各社

①

《署河州知州杨增新呈请裁革回教门宦(光绪二十三年三月)》,慕少堂《甘宁青史略正编》卷25,第37ꢆ39页;《陕甘总督陶模奏陈续办逸回

禁革拱拜折(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十六日)》,《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10辑,第914ꢆ915页。

慕少堂《甘宁青史略正编》卷25,第41页。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王学曾《杨邑侯去思碑记》,马凯祥修、王诏纂《和政县志》卷9《艺文门》,第321ꢆ322页。

王全臣纂修、刘电能等校注《河州志校注》卷2《学校志》,康熙四十六年刻本,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年版,第90页。

徐兆藩、黄陶庵纂修《续修导河县志》卷3《教育门·书院》,第15页。

王学曾《邑侯杨公鼎德承(鼎臣)德政碑记》,徐兆藩、黄陶庵纂修《续修导河县志》卷7《艺文门·碑志》,第15页。

杨增新《详报收获磨捐创建宁河龙泉书院动用银报销》,马凯祥修、王诏纂《和政县志》卷9《艺文门·公牍》,第277页。

17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民屯水地27石8斗5升3合和二社民旱地3斗4升、水地3石2斗5升以及北原一会一社民旱地6石2斗

(

每石约₂₀亩)作为学田,每年收取租粮以助学生膏火①,书院办学资金与办学条件由此得到保障。光绪二

十五年,杨增新又“捐足钱陆百串文,发商生息,创设广文月课,每月十五日为课期,正课五名,每名月奖钱陆

百文,副课五名,奖钱肆百文”,“另拨高材生入署,躬亲讲解,后来多至贵显”^②^。

宁河龙泉书院,位于今和政县城东,由杨增新创设,规模略小于河州凤林书院。其筹建,肇端于光绪二十

四年(1898)杨增新接受王仲甲等人的建议。据杨增新奏报,该年,宁河汉绅王仲甲等人向其建议,“以该处回

民堡外所遗地亩甚多,公恳设法归公,拟于宁河新建书院,俾作岁修膏火”;经过实地调查,遂向总督陶模呈

禀,“拟将堡外回民地亩筹款发价归入宁河新建书院,俾作岁修膏火之资”,办法是“拟于奉发宁河当商等垫款

城防经费银一千两内提用湘平银五百七十一两五钱八分作为众商民公捐,将此项田地置归书院管业,以成义

举而垂久远。其不足者,再借用地方发商生息之款,仍由宁河书院从轻认息归还。如有不敷,再由卑职捐廉,

以集其事”^③^。经总督陶模^、布政使岑春煊核准^,杨增新造具花名册^,请河州驻军统领马安良照册开地亩数按

等级转发地价。除义学地2石6斗9升拨归书院、毋庸发价外,实共计上中下地13石1斗9升6合,发价市

平银881.6两,其中奉宪批发宁河当商等垫款城防经费银两内提用湘平银571.5834两,折合市平银

₅₄_.₄₁₅₉_两_,作为众商公捐,其不敷地价,计市平银327.1641^两^,^则^由^知^州^杨^增^新^本^人^捐^廉^俸^银^发^给^④^。^此

项归公地亩,“自光绪二十四年为始招佃开种,岁得市斗租粮四十余石”,该年春“延聘山长,按月堂课两次,认

真训迪,南乡及太子寺一带生童均听赴宁河书院应课”,因近堡有地曰龙泉,故名为“龙泉书院”,“生员膏火定

为十分,童生膏火定为十二分,皆于地租粮内支给”。鉴于“数十石之租粮,备诸生之膏火则有余,供山长之束

修则不足”,光绪二十五年(1899)七月十二日,杨增新又向总督陶模呈请征收磨捐,“拟饬各户遵札换领新

帖”,“拟令领帖磨户,每帖一张捐银一两四钱,归入宁河龙泉书院,发商生息,以作延师经费”,“通计约可集款

⑤

千金之谱”,“除每磨捐银一两四钱外,所有衙门规费名目悉予裁革,不许书差人等再有需索”;八月廿日获

准,饬令照办遵缴。据详报,截至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三十日止,共查获渠水磨94轮、川水磨727轮、山水磨

22轮

,每户捐银一两四钱,共收磨捐银₁₄₆₀_.₂两,加上杨增新自捐廉俸银₁₂₀_.₀₁₇₂两,共实收银

580.2172两^;^除^创^建^龙^泉^书^院^一^所^,^计^有^内^院^正^房3^间^、^耳^房2^间^、^厢^房⁶^间^,^外^院^讲^堂³^间^、^书^院10^间^、^头

门1间,此项建修工程由绅士王仲甲、陈光德等经理,而驻防宁河之旗官曾永国亦拨勇帮工,自光绪二十六年

三月一日动工起至八月三十日竣工止,共动用木料砖瓦工匠各款银580.2172两,实存市平银1000两发商生

息,作为每岁延师讲学之用,从此“山长之束修有资,诸生亦肄业得地,又有岁入租粮以助膏火,学校当渐有起

色也”^⑥^。此外^,杨增新还捐湘平银1000两发商生息作教员修金^,捐置旱地17石零^,岁收租粮43石零^,作学

^生^膏^火^⑦^。书院建成后^,设置^“山长一员^,每月十一^、二十一为课期^,生童课额各十名^,均有奖粮^”^⑧^,于光绪三

十一年改为学堂。

爱莲书院,位于现永靖县莲花堡内西北角,杨增新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创建,规模略小于龙泉书院。

据杨增新向陶模提交的《禀报捐筹款项创修北乡爱莲书院及添设牛痘局》呈文,该书院于堡内创建,创办资金

来源于堡内地基变价银1000两、杨增新自捐廉俸银2000两,计修正厅5间、内院左右厢房6间、斋舍8间、

讲堂3间,外院左右厢房6间、大门3间,共用工料等项建修银500两,下存银2500两,共换足钱2900串文,

①

②

③

④

徐兆藩、黄陶庵纂修《续修导河县志》卷3《教育门·学田学款附》,第25ꢆ26页。

徐兆藩、黄陶庵纂修《续修导河县志》卷3《教育门·学制》,第13页;卷4《职官门》,第32页。

杨增新《禀请将宁河堡外回民地亩归入书院(戊戌四月一日)》,马凯祥修、王诏纂《和政县志》卷9《艺文门·公牍》,第266ꢆ268页。

杨增新《移请马统领转发宁河回民地价(光绪二十四年)》、《申报给发宁河堡外回民地价银两数目》,马凯祥修、王诏纂《和政县志》卷9《艺文

门·公牍》,第268ꢆ270、270ꢆ272页。

⑤

⑥

⑦

⑧

杨增新《禀请由磨户捐资以作宁河书院经费(己亥七月十二日)》,马凯祥修、王诏纂《和政县志》卷9《艺文门·公牍》,第272ꢆ275页。

杨增新《详报收获磨捐创建宁河龙泉书院动用银两报销》,马凯祥修、王诏纂《和政县志》卷9《艺文门·公牍》,第277ꢆ279页。

张庭武修、杨清等纂《河州采访事迹·河州续志(残卷)》卷3《学校·学堂附经费》,第3页。

徐兆藩、黄陶庵纂修《续修导河县志》卷3《教育门·书院》,第15页。

174

凌兴珍ꢄ“愚民”抑或“开民智”?———民国首任新疆省长兼督军杨增新教育思想与实践述评

以作每岁聘用山长修金、斋长和牛痘局医生薪水以及诸生赏奖之用^①^。杨增新除捐足钱1100缗发商生息作

教员修金、以堡城内地基变价得足钱1200缗发商生息作学生膏火外,还购置宋家城旱地123石1斗8升作

为学田,岁收租银123.18两作书院用度,置“山长一员,每月十六、二十六日为课期,生童课额各八名,均有奖

钱”^②^。

此外,杨增新还在河州城乡各处兴办义学28所,其中24所由州署每岁捐发修金仓斗青稞12石,其余4

所经费就地筹集^③^,光绪三十一年后均改为城乡各地新式学堂^④^。这不仅增加了河州生童识字读书的机会^,

而且促进了当地汉回番民教育的发展。

杨增新在河州大力兴办教育,原因不外两点。第一,作为科举正途出身的地方官,他深知教化在时局变

迁与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河州作为甘肃回、番与汉民杂居区,历来是战乱频发之地,回、番、汉民之教化

程度关乎地方治乱、民心邪正以及人才培养,故他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宁河龙泉书院、光绪二十七年莲花堡

爱莲书院的创办呈禀中指出,“世运之治乱,始乎人心,人心之邪正,视乎教化”^⑤^,^“时局变迁^,当以培养人才

为当今急务,天下如此,一邑亦然”^⑥^。第二^,作为肩负^“庶^、富^、教^”职责的地方官^,杨增新在着力完成^“庶^、富^”

两项基本任务后,需要顺应陕甘总督陶模重视教育^⑦^、_甘_肃_教_育_呈_现_变_革_振_兴_之_趋_势_,_并_以_文_教_方_面_的_成_绩

来提升其为官声望。

就其思路与方法来说,杨增新办学大致有几个特点。第一,书院、义学皆是“衣食足后之所为”,即是在地

方社会安定和民众生产生活秩序得以恢复之后举办的,此即王树楠所说的“养与教相为表里”^⑧的表现^。

第

二,对书院的创建,不仅计虑周详,而且顾及长远,从书院的建修资金筹措,到山长、斋长、讲席聘用和修金保

障,生员员额和膏火核定,再到课业内容、堂课时间以及岁科考课乃至科举应试等,杨增新均作了精心安排与

长远规划。第三,教学与课程设置上注意经世有用之学,反对唯试帖八股是务的书院讲习与教学风气。他

说:“自余有生以来所见,主书院讲席者皆亟亟焉惟试帖八股之是务,师以是教,弟以是学,其肆力于诗古文辞

者已傲然自命为根柢之学,而于孔门所谓德行政事者则殊未有闻。名为尊孔,其实无异于侮圣人之言,宜天

下之大乱而不止也。”^⑨第四^,他不仅为三所书院捐出自己的廉俸银^,而且亲到书院督导课业^、讲授课程^、批阅

课考试卷、辅导士子科举应试,可见其对书院建设与士子科举教育倾注了极大心血,是一位热心办学且有良

好方法的地方官。第五,对当地既有的寺院经堂教育已有初步改良想法,并开启了西北寺院经文教育返归原

典之改良先声。他的这些办学思路与方法,被沿用到之后在甘新省城和主政新疆后的办学实践中。

就其成效及影响来说,亦十分显著。其中,最为世人所乐道的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庚子辛酉恩正并

科乡试,河州考中举人者计有祁酉源、马文炜、李光斌、梁珍、李霞、康新民、陈继善、金世清、祁育英九人,轰动

①

②

杨增新《禀报捐筹款项创修北乡爱莲书院及添设牛痘局》,《杨增新在临文集》,河州官书局排印,甘肃临夏州档案馆收藏,第7页。转引自:封

华《杨增新与河州三大书院》,《档案》2008年第3期,第36页正文及图片。

徐兆藩、黄陶庵纂修《续修导河县志》卷3《教育门》,第15ꢆ16、25页;张庭武、杨清等纂《河州采访事迹:河州续志(残卷)》卷3《学校·学堂附

经费》,第2页。

③

④

⑤

⑥

徐兆藩、黄陶庵纂修《续修导河县志》卷3《教育门·义学附》,第16ꢆ17页。

张庭武修、杨清等纂《河州采访事迹·河州续志(残卷)》卷3《学校·学堂附经费》,第3ꢆ5页。

杨增新《禀请将宁河堡外回民地亩归入书院》(戊戌四月一日),马凯祥修、王诏纂《和政县志》卷9《艺文门·公牍》,第266页。

杨增新《禀报捐筹款项创修北乡爱莲书院及添设牛痘局》,《杨增新在临文集》,第7页。转引自:封华《杨增新与河州三大书院》,《档案》2008

年第3期,第36页书影图片。

⑦

甘肃教育的整顿与趋新,开始于陶模任陕甘总督期间。据慕少堂《甘宁青史略正编》卷25所载,陶模“为治也,严而有恩,敦风化,劝教养,惩

奸匿,劾贪虐,伺察明,吏民不敢欺,民于今称之”;光绪二十三年二月,陕甘总督陶模之子葆廉议请于“兰山、求古两书院加算学一科,以应时

机而开风气。模深以为然……时新城王树楠襄办文牍,喜闻此议,复怂恿之”,以图改变“合一省之英才,并加减乘除而亦不知”之士子学风,

“后七年甘肃开办各类学校,数学始为普通学科矣”;五月,陶模又奏请“停甘肃科举,仍合闱于陕西”,并提出“科举纵不能废而无用之诗赋宜

裁,科学纵不能精而固有之算数宜习”之主张,以求变革兰山书院“考超等者喜为奇僻之文章”以及求古书院“习专门但工华丽之诗赋”之士

习;秋七月,总督陶模又令兵勇习新操,组织100人洋枪队,每月洋枪打靶一次,以练习洋枪射击技能。参见:慕少堂《甘宁青史略正编》卷

5,第32ꢆ33、37、41、42页。

⑧

⑨

王树楠《阗威将军新疆省长兼督军杨公神道碑(庚午)》,《雅言》(北京)1942年第1期,第25页。

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下册,第892页。

17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一时;杨增新在衙署亲自教授的邓隆则在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科考中进士,这是光绪朝河州唯一的文进

^士^①^。这些兴学业绩不仅为其赢得了良好官声和口碑^,如邑人有^“重兴义庠^,教民子弟^,创设书院^,惠我士

林”^②^,^“河州一邑^,人材蔚起^,称陇上最^,实公力也^”^③^,^“王公食我^,杨公教我^”^④^,^“非公作人育才之功^,曷克臻

此”^⑤等赞语^,并为其立去思碑

“ ”、“_德_政_碑”, “ ”⑥,

以表彰其功绩^,而且为其回省城候补知府期

建生祠杨公祠

间出任甘肃文武大学堂提调与总办提供了机会、积累了经验。

(二)甘新省城时期(₁₉₀₂_ꢆ₁₉₁₁):兴办与整顿新式学堂

₁.甘肃省城期间⁽1902ꢆ1907⁾^:^考^察^学^务^,^兴^办^学^堂

据王树楠记载,杨增新归留甘肃省城候补知府后,“奉檄建高等学堂及陆军、师范、巡警、工业各校。手订

章条,以一身总九局,事丛而核,案无宿留,新政皆粲然大备”^⑦^。吴纪麟更称^,^“甘肃新教育之兴^,实自公

始”^⑧^。因史料难觅^,甘肃工业^、巡警两校之筹建已不可考^,下面仅就甘肃大学堂暨文武两学堂及师范馆筹办

思路与进程略作考述。

面对“强邻环伺,外患方殷,款绌时艰,人才难得”的国情,甘肃省“边瘠苦区,岁受邻协,办事易而筹款维

艰”的省情,以及“直隶山陕各省均已开办学堂……办法,大致相同,惟情形互异”的全国兴学形势,杨增新在

出任大学堂提调之初,即与总督崧蕃、藩署司道反复筹商,确立了借鉴他省、因地制宜、中西并用、文武相资的

甘肃大学堂办学理念与筹备策略。概略而言,就是“在省城南关选择地基一处,俟学堂修理工竣,分设东西两

斋,东考文学,西讲武备,俾肄业文武生童彼此观摩砥砺,功效可以兼收,即在事经理员役亦可互相照料”,“一

则因边省款绌,可以撙节经费,一则文武兼收并蓄,声气相通,无偏轻偏重之弊,取材较为核实,似可一举而两

得”^⑨^。

光绪二十八年(1902)三月,陕甘总督崧蕃向朝廷奏陈甘肃筹办大学堂情形,“得旨,着即逐渐筹办,切实

考核,期收实效”^ꢈ^ꢉ^ꢊ^。留省候补并^“委办大学堂提调^”的杨增新^,因^“创立规模^,布置一切^,具有条理^,堪膺重

任”,深得崧蕃赞赏,并于该年七月二十八日“奏保甘肃应举文武各员”五名中列名第一,“已请咨引见”;八月

二十三日上谕“均着送部引见”,“业经启程赴京”,并“饬委使查直隶湖北各省大学堂章程,延访中西教习”^ꢈ^ꢉ^ꢋ^。

十月十六日,在《奏报筹办武备学堂情形折》中,崧蕃再次重申了“筹建武备学堂,俾文武并课”大概缘由,以及

饬委杨增新“于引见之便,亲历直隶、山、陕航海至苏、鄂各省,察看各处学堂规模、办法,绘具图说,考核实在,

访延兼通中西各学教习数人,采购时务各种书籍,携回甘肃”,“再与司道妥议章程,择期开办”,并在赴京之前

已“分派各员采料定工”,“俟明春天暖兴工……次第举办”等细节安排,同时说明在文武学堂创办之初不能不

“因时因地略事变通”,除蒙养学堂另选幼童课习外,其大学堂文武学生已咨商甘肃学臣叶昌炽随棚考选:年

₂₀_岁_以_下,粗通中学,体质秀弱,只可兼习算学测绘者,为一等;其气质壮实,可兼习体操兵家杂技及测绘诸

学者,为一等;年20岁以上、35岁以下,中学清通,可兼习西学者,为一等;凡在籍武举生童,年30岁以下、身

①

徐兆藩、黄陶庵纂修《续修导河县志》卷4《选举门·科目表》,第40页;升允等监修、安维峻等纂《甘肃新通志》卷39《选举上》,清宣统元年刻

本,甘肃省图书馆藏,第80ꢆ81、24页。

②

③

④

⑤

⑥

王仲甲《杨邑侯德政碑记》,马凯祥修、王诏纂《和政县志》卷9《艺文门·杂记》,第318页。

吴纪璘《新疆概观》,第110页。

邓隆《导河县杨公鼎臣生祠记》,徐兆藩、黄陶庵纂修《续修导河县志》卷7《艺文门·碑志》,第16页。按:王公指王全臣,杨公指杨增新。

徐兆藩、黄陶庵纂修《续修导河县志》卷4《职官门·官宦传》,第32页。

王学曾《邑侯杨公鼎德承(鼎臣)德政碑记》、邓隆《导河县杨公鼎臣生祠记》,徐兆藩、黄陶庵纂修《续修导河县志》卷7《艺文门·碑志》,第14

ꢆ15、16页;王仲甲《杨邑侯德政碑记》、王学曾《杨邑侯去思碑记》,马凯祥修、王诏纂《和政县志》卷9《艺文门·杂记》,第317ꢆ319、319ꢆ

23页。

⑦

⑧

⑨

王树楠《阗威将军新疆省长兼督军杨公神道碑(庚午)》,《雅言》(北京)1942年第1期,第25页。

吴纪璘《新疆概观》,第110页。

《陕甘总督崧蕃奏报筹办武备学堂情形折(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十六日)》,《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16辑,第207ꢆ208页。

ꢈꢉꢊ《陕甘总督菘蕃奏筹办大学堂情形折(光绪二十八年三月)》,《清实录》第58册《德宗景皇帝实录(七)》卷497,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第570

页。

ꢈꢉꢋ《陕甘总督崧蕃奏陈举劾甘肃文武各员折(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廿八日)》,《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15辑,第767ꢆ768页;《谕内阁崧蕃奏举劾

文武各员折(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己酉)》,《清实录》第58册《德宗景皇帝实录(七)》卷504,第6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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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兴珍ꢄ“愚民”抑或“开民智”?———民国首任新疆省长兼督军杨增新教育思想与实践述评

躯壮伟、技艺可观、犹可练习中西各种学问者,一并考收,“盖武科已停,以免有志向上者自甘废弃……以毖后

惩前之计,为强兵御侮之方”^;十一月上旬^,^“得旨^,着即次第认真举办^,并将详细章程具奏^”^②^。

据慕寿祺考述,杨增新在学务考察中,“调查各省所设之高等学校所有建筑法、教授法、管理法,一一笔诸

①

③

日记,归而仿照办理。又在北京聘俄文、法文、日本文各教习”;经考察得知^,^“武备学堂之设^,以湖北为最^,

安徽则经理有法,故学员较无习气,第局面尚待扩充。江南则兴办有年,故气象颇具大观,而教法难言尽善。

湖南则程度尚浅,苏州则规画未宜,河南甫经开办,尚无优劣之可言”,以致他对甘肃武备学堂的筹办充满期

ꢀ

待,“甘肃自古为用武之区,青年有天然军人之特性,加之以学与识,及锋而试,安见今必异于古所云耶?”^④可

见其学务考察内容,包括高等、武备等学堂的建筑法、管理法、教授法。

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初七日,杨增新考察学务完竣回省,继续留省城候补知府并委充甘肃文高等学堂提

调兼管武学堂事务。光绪三十年二月初二日,其生母尹氏病故于甘肃省城寓所时,甘肃文高等学堂“规模粗

备”,“凡学堂工程器具及采办书籍,厘定各项章程,督率教习功课”等事务,均系杨增新“一手办理”;而在文学

堂之西接修的武备学堂,“甫经开工,头绪纷繁”,故崧蕃于三月二十八日以杨增新“才大心细,洁己奉公,不避

劳怨,逐日在工督修,有条不紊,实难遽易生手”为由奏咨吏部,请“准将丁忧知府杨增新留办学堂事宜,俟届

^一^年^期^满^,^准^其^就^近^起^复^”^而^获^同^意^⑤^。至次年二月服满之日^,崧蕃再附片奏咨吏部^,一面表彰杨增新在丁忧

期间“充当文武学堂提调,督率委员教习,讲求学务,诸事核实,颇著成效”,一面咨请吏部“准其就近起复”^⑥^。

在杨增新的主持下,甘肃大学堂之文学堂、武学堂先后修竣开办。

甘肃大学堂暨文高等学堂:据史料记载,在筹办之初,陕西知名学者刘光蕡(古愚)曾受聘为总教习并参

与学堂各项章程、规则及功课提要等的草拟,并建议先设一“延宾馆”,课程设置上主张“温经”、“阅史”,开设

外语、数理化各学科,“温习华文,当专重经史”,“不能不略重西文”,还亲自为学生辅导数学,并在兰州刻印各

^种^科^技^新^书^,^后^因^操^劳^过^度^致^肺^病^复^发^而^去^世^⑦^。另据历史教习慕寿祺⁽少堂⁾及毕业生赵元贞等回忆^,光绪

二十八年,陕甘总督崧蕃一面聘请陕西知名学者刘光蕡担任总教习,并于次年二月到达兰州,旋假萃英门内

举院外供给所及官庭两小院暂行开办,学生不过20人,五月部令“添设俄文学生一班,派双茀为教习”,凡“荐

卷未中者,悉送甘肃文高等学堂”;一面由提调杨增新负责在兰州通远门外畅家巷附近旧兵营地址建筑校舍,

新校舍于该年秋初落成,包括图书楼1座、斋舍3院、教室6座、理化教室1座,学生旋迁新校址上课,分住东

南北三院,学堂亦遵部章更名为“文高等学堂”,“所延教习,大抵皆师范卒业者”;学堂总负责人为提调杨增

新,改任总办后兼管师范馆和武备学堂筹建事宜,其离职后由知府明堃接充并改总办为监督,总办下设副办、

监堂、文案、庶务、管书、听事、斋夫等职,总教习先为刘光蕡、后由在籍翰林刘尔忻继任;学生100多人,大多

为儒生(如廪、增、贡、附等生),“分甲乙丙三班,视其性之所近,兼习洋文,月支五千余两”,除所用书籍及笔墨

纸张悉由学堂供给外,还发给每人每月津贴银2.4两,月考优秀者再奖一、二两至几百制钱不等;开设的课程

(授课教习)分别为修身(刘光蕡、刘尔忻),经学(刘光蕡、刘尔忻),史学[分中史(孙尚仁、慕寿祺)、外史(史廷

琥)二种],地理(易抱一),外文[分日(阎澍恩)、俄(阎澍恩)、英(钟世瑞)、法(双茀)四种],理化(高桥吉造讲、

范恒译),博物(梅村次修),教育心理(岗岛诱),数学(刘光蕡、刘尔忻),体操,法制,兵学,图画,万国公法等

科;“三十一年渐次改良,三十四年改分高等、本科、预科、中学各一班,宣统二年又添中学、俄文一班,民国初

改为省立第一中学校”^⑧^。光绪三十二年^,派地理教员易抱一赴日本考察学务^,聘请数理化等科教员^,选购仪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陕甘总督崧蕃奏报筹办甘肃武备学堂大概情形折(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十六日)》,《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16辑,第207ꢆ208页。

《陕甘总督菘蕃奏筹建甘肃武备学堂情形折(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清实录》第58册《德宗景皇帝实录(七)》卷507,第700页。

慕少堂《甘宁青史略正编》卷26,第10页。

慕少堂《甘宁青史略正编》卷27,第3页。

《陕甘总督崧蕃又请准丁忧知府杨增新留甘由片(光绪三十年三月廿八日)》,《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19辑,第349页。

《陕甘总督崧蕃又杨增新服满请起复由片(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廿九日)》,《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21辑,第304页。

张令瑄《刘古愚先生与甘肃大学堂》,王家珞、张西原编《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8ꢆ171页。

慕少堂《甘宁青史略正编》卷26,第9、10页;赵元贞、水梓、谈凤仪《清末甘肃文高等学堂的片断回忆》,政协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

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97ꢆ99页。

17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器^标^本^,^回^国^后^兼^任^庶^务^长^,^光^绪^三^十^四^年^升^任^教^务^长^①^。文高等学堂毕业生前后有四批被保送北京深造或

出国留学,除一部分留甘肃工作外,一部分随杨增新到新疆,如学生鲁祖效、金树仁等人先后到新疆任要职,

而杨增新曾经的下属易抱一则于1913年7月被延聘至新疆行政公署任职,后历官至政务厅长兼教育厅长

等职^②^。

师范馆:光绪三十年春开办,光绪三十一年冬季结束,由甘肃文高等学堂附设,杨增新兼任总办。开办之

初,“令各府厅州选送进士举人优拔来畅家巷师范馆习算学并研究教授法”,学制一年,或谓“速成科”,每年由

各属选送学生60名,每生每月给伙食银8两,岁需银96两,先“由该地方官批解藩库,由该学堂领给”,后“此

项摊款遂成各属例摊之款”;同时,“拟派学有根柢之卒业生赴日本”留学师范^③^。据刘用回忆^,该师范馆修习

期一年,首期开设有人伦道德、经史、国文、算术、教育、体操六门课程,首重经史,由总教习刘尔忻主讲,算术

一科亦由刘尔忻兼讲,其他西学课程因教习缺乏而形同虚设,该馆办理两年后结束,计毕业学生2期,共135

^名^,^大^多^派^赴^各^府^县^创^办^高^等^小^学^堂^④^。该堂办学规程为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开办的师范学堂所继承^⑤^。

甘肃武备学堂(后更名“陆军学堂”):光绪二十八年春开始筹备、光绪三十年三月开始建修、光绪三十二

年秋九月正式开办,由杨增新筹建。据慕寿祺考述,该学堂“取法湖北而稍变通之,形式、精神皆有可观。盖

学堂之初设备也,总办杨增新亲往东南各省调查一切,故能取其所长” 由候补知府杨增新所建筑^,规模宏

壮,与文高学堂邻,中夹织呢局”,“其宗旨专为培养将才”,“一切法置,自当与军营为表里。凡战阵攻守之策,

切实讲求,合中西为兼用,即合文武为一途”;他还亲为学堂订定各项堂规,仅学生选验格式就多达12条,分

别对年岁、品格、出身、志趣、学业以及身长、胸围、体重、肺量、手力、目力、五官、四肢、体质、气宇、言语、喉音、

耳力等各项作了明细规定,不仅要求年龄限18岁以上、25岁以内,品格须性情端朴、素无过犯,出身须有切

实保结、除举贡生监外确系良家子弟,志趣须诚心向学、别无嗜好,学业须国文清通、能作浅近论说,而且要求

身长、胸围、体重、肺量、手力、视力均须达标,同时要求五官须端正、四肢须灵活、体质须强健、气宇须轩昂、言

语须清楚、喉音须宏亮、耳力须灵捷,方算合格。学堂功课,分内堂功课、外场功课两类,外加平日品格考评,

其中内堂功课分修身、国文、历史、地理、算学、图画、外国文、医学(分军医、兽医两等)八门,并特别阐述各科

价值及讲授重点,如强调修身科之重要,“为尽人力身之桢干,亦为全国立国之精神”,在堂诸生“必使知有国

乃能有家,有家乃能有身,必能修身乃能卫国,卫国即以卫家”,以养成其“忠孝之心”,“军纪、军秩及军人之职

分、志趣皆得其本原而言之易入”,此外还特别指出国文科的重要以及“与伦理、历史、地理各科均有关系”,

⑥

;“

“盖汉文不通则各科无从指授,仅通外国文而不能通译国文,亦属无用,且非爱戴本国之心”,故国文教员尤宜

注重,“教授捷诀则莫如选读之一法”;外场功课,由马队、步队、炮队、工程及各种林操、野操、体操、一切围攻

狙击之法构成;考试计分为月考、暑期考、年终考、毕业考四等;功课等级评定分数共分功课、技术、品格三种,

每届期考、年考、毕业考必合临场及平日各项分数一并核算以定高下,惟平日分数不得多于临场分数,并以酌

度适宜为要^⑦^。据^《甘肃新通志^》记载^,甘肃武备学堂^,在省城兰州东关外^,设总办^、监督^、提调^、文案^、收支各1

员,学长9员,正副教习共20员,教习国文、外国文、历史、算学、地理、图画、格致、兵学八门功课,学生定额

00名^,^系^按^格^考^收^本^省^各^州^县^高^等^小^学^堂^学^生^,^分^为^三^班^,^俟^毕^业^后^以^次^推^升^⑧^。^据^王^树^楠^叙^述^,^该^学^堂^到

①

《新疆巡按使杨增新呈保荐人才易抱一等请以县知事免试注册留新任用文并批令(民国四年四月十六日)》,《政府公报》1915年第1058号,

呈第30页。

②

参见:慕少堂《甘宁青史略正编》卷26,第15页;《新疆巡按使杨增新呈保荐人才易抱一等请以县知事免试注册留新任用文并批令(民国四年

四月十六日)》,《政府公报》1915年第1058号,呈第30ꢆ31页;《大总统令(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教育公报》1918年第5卷第10期,命令第

页;《呈明新疆教育困难请以教育厅长仍兼政务厅长文(七年一月十五日)》,杨增新《补过斋文牍》,《中国边疆丛书》第1辑,台湾文海出版

社1965年影印,第218页。

③

④

慕少堂《甘宁青史略正编》卷26,第16页。

刘用《清末甘肃师范教育概况》,政协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1ꢆ

2页。

⑤

⑥

⑦

⑧

总办甘肃全省师范学堂编《总办甘肃全省师范学堂章程》,清光绪三十二年二月甘肃官报局选印,活字线装1册,第1、1ꢆ8页。

慕少堂《甘宁青史略正编》卷27,第3页。

慕少堂《甘宁青史略正编》卷26,第13ꢆ14页。

升允等修、安维峻等纂《甘肃新通志》卷38《学校志·学堂》,第1页下。

178

凌兴珍ꢄ“愚民”抑或“开民智”?———民国首任新疆省长兼督军杨增新教育思想与实践述评

913年停办时 5

共办期,毕业学生₄₀₀_余_人_①_。_这₅批毕业生,既对辛亥革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参与了

杨增新治理新疆的军政活动。

.新疆省城期间⁽1907ꢆ1911⁾^:^任^学^堂^监^督^兼^督^练^公^所^参^议^官

自光绪三十三年被新疆巡抚联魁任命为新疆法政、武备两学堂监督及省督练公所参议官后,杨增新对两

学堂进行了整顿改良,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教官教将思想主张,且获得长官的认可与采纳。

新疆官立法政学堂,位于省城内东隅,系光绪三十二年新疆巡抚联魁就前课吏馆奏请改设,旨在造就吏

才。该学堂最初不专隶学司管,“初新省随营授职者,多不通文理,稍习公牍,则委局差。因而,招收四十员,

多不中程式。不尽按定章上堂授课,现行法律之主课亦未讲授。惟延日本人林初贤次郎讲法学通论,日上堂

一小时。及毕业考试,则中程度者不过六人而已”。光绪三十三年九月杨增新任监督后,对该堂有所整顿与

改革;到宣统元年归学司管辖后,提学使杜彤续增,计有“教习五员、学员六十名,岁需经费领官款银一万二千

三百六十三两,由寒员津贴项下提用银八千六百四十两,资产约值银一万零九百三十九两”^②^。

新疆武备(陆军)小学堂,设于南关,归督练公所管辖。早在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十六日,新疆巡抚饶应祺

奏遵设武备学堂,“得旨,着即督饬认真训练,务除积习,期收实效”^③^。据省志记载^,光绪三十三年^,新疆巡抚

联魁奏请于省城南门外之南梁机器局旧址添筑堂舍,即行开办,名为“阖省官立陆军小学堂”(又名“武备小学

堂”),“以资造就将才”,管理员额设11员,计总办2员(以布政使、提法使兼摄)、提调2员、收支1员、文案1

员、队官2员、排长3员;教习10员,分任国文、物理、算学、修身、代数、历史、测绘、几何、地理、英文、图画、卫

生、操法各门功课;每年经费预算额支3.04万两、活支约1.57万两,后经费减为额支1.7万余两、活支0.2

万余两;学生额数每班70名,计招甲乙丙3班,合计270名;每班均以三年毕业,升送陕西陆军中学堂以资深

造。在杨增新任该学堂监督后,除学生额数不变外,管理员、教员、经费以及训练管理皆有所改变:管理员增

加了监督1员,减少了文案1员(由收支员兼任)、队官1员,教员由10员增加到11员,“设修身兼国文一、英

文一、兵学一、兵学兼图画一、兵学兼格致修身一、历史一、地理一、算学一、算学助教员兼学长事一、医官兼卫

生学一、器械体操一”,其学科有修身、国文、外国文、历史、地理、算学、格致、图画、兵学、操练十门,其“分年讲

授、阶级以及一切管理诸务,悉遵奏定章程办理”,唯经费“极力撙节,较之原章稍形减少”,实为“造就初级军

官之基础”^④^。

根据对中国吏治、兵学以及官员教育、军事教育的了解与研究,基于“造吏才、育将才”对国家“民智之开,

兵气之扬”所具有的揣本齐末价值的认知,杨增新在光绪三十三四年至宣统元年新疆法政、武备学堂整顿改

良与军政督练参议中,不仅提出了“教民者官之职,不能教民,非官也。教兵者将之职,不能教兵,非将也。是

故欲教民先教官,官能自教其民,而教育普及矣。欲教兵先教将,将能自教其兵,而训练有方矣。有国家者,

不先造吏才育将才,而欲民智之开,兵气之扬,岂非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乎”的主张^⑤^,而且提出了改新疆武备

学堂为陆军小学堂的整顿计划、设立将弁速成学堂的建议以及中西兼用、本末兼赅、融会贯通的军事教育教

学改良主张。针对中国“重文轻武,带兵之官多半目不识丁,未尝一日从事于学问”以致“覆军杀将,割地赔

款,相形见绌”的积弊以及统领营官不谙操练之法的现状,他提出了“居今日而言自强,当自练兵始,练兵当自

练将始,练将当自研究兵学始,研究兵学当自内外大臣始”的主张。并且,他还以日本造就将才之法为例阐发

了“教将之方与教兵异,教兵一二年可以速成,教将非由数年以至十数年不为功”之造将之法和强国之道,指

出当今朝廷锐意变法、致力于“中国之强”长远打算的转机在于“设立学堂,以为教将之基础,先由陆军小学堂

毕业,而后入中学堂,更由陆军中学堂毕业而后入大学堂,十年学成,然后用之军政”,而当前权宜救弊之法则

在于“设立将弁速成学堂”,具体办法是“今宜于通省武职中,不论实缺候补,选年在四十以内,知书识字者数

千百人,如不足额,则文职之有志兵学者,亦可变通收录,设立将弁速成学堂,授以简易科,两年毕业,分别等

①

②

③

④

⑤

刘郁芬纂《甘肃通志稿·教育三·学校》,《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28册,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影印,第248页。

王树楠等纂《新疆图志》卷38《学校一》,第7页;卷39《学校二》,第1页。

《甘肃新疆巡抚饶应祺奏遵设武备学堂折(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丙午)》,《清实录》第58册《德宗景皇帝实录(七)》卷498,第591页。

王树楠等纂《新疆图志》卷38《学校一》,第7页;卷39《学校二》,第1页;卷51《军制三》,第16页。

杨增新《戊申日记(续完)》,《瀚海潮》1947年第12期,第16页。

17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差,以为统领管带队长各官,俾带兵者皆能练兵,不专仰教练官之鼻息,而后兵事乃日有起色”。他进而从中

西兵学对比角度,提出了中西兼用、融会贯通之陆军学堂或将弁速成学堂教学原则:“中国兵书,多发精理。

外国兵书,多言实用。……中国兵书,详于教将,而略于教兵。西人兵书,详于教兵,而略于教将。若夫彻上

彻下,本末兼赅,则中人之理,西人之法,又当融会而观其通也。”^①针对各省武备学堂昔日皆习德操^、今日皆

习日操,昔日之武备学生无论已未毕业悉在一笔勾销之列、虽年岁体格合格者亦概令出堂不许留学以及谓德

操为无用、夙娴德操之人亦尽归于无力之情形,杨增新认为这是“知二五而不知一十”的表现,进而指出:“无

论习德操、习日操,第当精益求精,以期适于实用斯已耳。谓日操果优于德,而德操果劣于日,则拘执而鲜通

矣。德操亦整严,亦便利,可称美善矣。日操则由形式而进于精神,由精神而进于道德,其国民平日皆爱国而

忠君,临敌皆轻生而乐死,故能以小国而战胜大国。若纪律之严,训练之精,固未必迥超于德国也。今中国兵

制,第知学日本之学,而不知心日本之心,未见其能操胜算也。”^②杨增新的上述见解与主张^,既源于他光绪二

十一年在宁夏将军召募的振盛军十营全军营务处任总管并兼领一营时的带兵练将经验,也源于光绪二十八

年间至宣统元年春间的学务考察、甘肃武备学堂筹办和新疆武备学堂改良等办学实践经验,还源于他本人深

③

研兵学、精通军事的学养才识;而宣统元年创立、归督练公所管辖的“新疆阖省官立将弁学堂”,则缘起于杨

增新光绪三十四年“设立将弁速成学堂”的主张与建议。

对杨增新在清末甘新省城这一段“从兴办旧式教育到筹办新式教育的转换”经历,黄祥深认为,虽说“只

是一个任命引起的”,他本人只是“奉命行事,主动性较在河州时小”,所以很难真正了解他在这个转换过程中

“

兴学态度的转变”,不过他“利用兴办教育来教化地方百姓,这种举措并没有从他的治政思想中消失”④。笔

者认为,作为地方候补官员,杨增新清末在甘肃、新疆省城筹办与整顿新式学堂教育的七年,不仅使其“深知

创办教育之方法,并明了教育之重要”^,而且使其继续发扬优遇与宽待师生的尊师重教理念^,还形成了借鉴

他省、因地制宜、中西并用、文武相资之教育发展思路,提出了“欲教民先教官”、“欲教兵先教将”之“造吏才、

育将才”的主张以及增设将弁速成学堂、改良军队将领培养体制等近远期军政与军事教育改良建议,对甘肃、

新疆新式学堂教育发展与新式人才培养不无裨益,是甘肃新疆新式教育的开创者或推动者,并为其主政新疆

后恢复与重建新疆教育积累了实践经验与思想资源。不容否认,在晚清新式学堂办理过程中,随激进与保守

派的冲突日益加剧,学生争取自身权益的举动与学堂管理之间的矛盾时有发生,如甘肃文高等学堂学生、河

州人鲁祖效等人曾上书言政,被总督升允视为干政的案例而要求杨增新开黜,以及甘肃优级师范学堂学生为

争膏火而奔向总办杨增新门前大闹而被杨责骂为有失体统之事例,就是显例。杨增新虽开黜了鲁祖效,亦大

骂师范学堂学生有失体统,但这并不表示他就是愚昧、保守或落后的代表人物,他对学生实存有宽宥之心,后

来鲁祖效获任新疆阿尔泰道尹之职、优级师范学生膏火“由二两升至二两四钱”皆是其包容心态的表现^⑥^。

⑤

(三)主政新疆时期(₁₉₁₂_ꢆ₁₉₂₈):恢复与重建新疆教育

学者动辄以“愚民政策”来评价杨增新在新疆的文教举措,这实际上是对杨增新主政新疆时期的文教政

⑦

策及其实践的片面认识,“实在有欠公允”,原因在于^“大多数学者的评说在立论的出发点上有不切实际的

因素”^⑧^。事实上^,杨增新民初主政新疆17年的教育^,呈现出由初等教育恢复与重建⁽1912ꢆ1915⁾为主渐进

①

②

③

杨增新《戊申日记(续完)》,《瀚海潮》1947年第12期,第15ꢆ16页。

杨增新《戊申日记(续)》,《瀚海潮》1947年第11期,第14页。

宣统元年,新疆布政使王树楠、按察使荣霈、候补道陈璋在省城督练公所附设“阖省官立将弁学堂”,教习4员,学生100名。参见:王树楠等

纂《新疆图志》卷38《学校一》,第7页;卷39《学校二》,第1页。

④

⑤

⑥

黄祥深《杨增新与甘肃教育述略》,《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78页。

李信成《杨增新在新疆(民国元年~民国十七年)》,第220页。

黄祥深《杨增新与甘肃教育述略》,《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78页;刘用《清末甘肃师范教育概况》,政协甘

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95页。

⑦

⑧

李信成《杨增新在新疆(民国元年~民国十七年)》,第233页。

盖金伟、孙钰华《杨增新时期的新疆近代教育简论》,《昌吉师专学报》1999年第3期,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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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兴珍ꢄ“愚民”抑或“开民智”?———民国首任新疆省长兼督军杨增新教育思想与实践述评

到高小、中等、专门、职业、高等教育陆续创设(1916ꢆ1928)两个阶段^①,这与其实施的^“外防内抚^”文教政策

与“循序渐进,徐图扩充”兴学策略密切相关,也是新疆内外部环境、兴学之困境和历史教训以及地方财力、人

民程度之所能及等因素所决定的,同时也体现了其“养防合一”、“民汉分立”、“安全与发展兼顾”、“坚持自主

原则”的施教理念与发展思路^②^,并不是^“真正实行^‘愚民政策^’^”^③^。

.教育的恢复与重建 1916年为界分为前后两阶段

以

民初17年新疆教育的恢复与重建,表现为多个方面,既有教育行政机构的恢复与重建,又有公私立学校

教育的恢复与重建。

就教育行政机构的恢复与重建而言,新疆进展缓慢。新疆在晚清光绪三十三年设提学使司一缺,各属教

育多由义塾改组,而以学务公所为办理教育之枢纽。民国成立后,因“事务清简”,亦为了“节糜费”,1913年

初,杨增新按官制在新疆设内务、财政两司,而教育、实业则分设两局;到1914年3、4月底,因“财政益绌”而

“中等以上学校暨农工商矿局所全未回复旧观”,他又裁并实业、教育两局,“一切事务均归内务司分科办理”,

以力行“减政主义”^④^。到1918年1月1日^,既奉教育部令^,新疆省教育厅成立^,但此时^“所辖学校不及百所^,

全省岁用学款不过十万圆”,教育经费尚乏的款,薪公均无从出,故杨增新又建议“请以教育厅长易抱一仍兼

理政务厅长职务”,“照旧仍支政务厅长薪俸,并暂由省长公署每月支给教育津贴银一百两藉资办公……暂设

总务一科,其科长、科员即将政务厅之教育科科长、科员拨充,省视学仍以科长安澜暂行兼理,应支薪水等项,

暂以政务厅原支经费拨给,所有教育应支一切杂费,暂归政务厅经费项下开支。一面责成该兼厅长统筹教育

全局,一俟宽筹的款,再谋积极进行”^。1920年^,教育厅办公处仍附设于省公署内^,因事务日繁^,不敷展布^,

方就“旧日参将署改建教育厅”,到1922年11月“已告工竣,并呈准于其傍添建省立图书馆,以立社会教育模

范”^⑥^。

⑤

就公私立学校教育、地方劝学所、讲演所的恢复与重建而言,大致以1916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晚

清新疆在省城迪化设有中学、师范、法政、实业、巡警等各项学堂10所,各府厅州县设有两等、半日、汉语、简

易识字学塾并艺徒等各项学堂591所,加上伊犁驻防满营两等小学堂1所、古城驻防满营学堂3所,合计

05所^⑦^。但是^,自辛亥军兴^,新疆巡抚袁大化提学费专款⁽按宣统三年预算^,新疆省立学校教育费专款为库

平银5.3195824万两^⑧⁾作军费^,全省学堂一律停办^。^据^刘^章^楹^在¹⁹¹⁶^年^教^育^部^全^国^教^育^行^政^会^议^上^所^作

的新疆教育情况报告可知,1912年,杨增新“收拾军费残余之学款,饬每县先设一校,渐次恢复,二年三年四

年逐渐增加”;又据其调查统计,1912年,全省初等小学60所(公立59所、私立1所)、在校学生1802人、年

支经费51810元(新疆纸币,下同),1913年,全省初等小学72所(公立71所、私立1所)、在校学生2205人、

年支经费55893元,1914年,全省初等小学75所、在校学生2451人,1915年,全省初等小学76所、在校学生

509人^、^全^年^支^出⁶¹⁶⁸³^元^⑨^。^到1914^、1915^年^间^,^新^疆^经^济^复^苏^、^财^税^整^理^取^得^初^步^成^效^,^财^政^收^入^达^到^清

①

马文华亦将杨增新主政新疆17年间的教育划分为1912ꢆ1916和1916ꢆ1928年两个发展阶段。参见:马文华《民国时期新疆省政府教育政

策述略》,《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第79页。

②

③

④

朱江民《民国时期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研究(1911ꢆ1944年)》第一章,第55ꢆ116页。

黄祥深《杨增新时期新疆新式教育研究》,第51页。

《新疆都督兼巡按使杨增新呈明裁并教育实业两局改归内务司分科办理请鉴核备案文并批令(民国三年六月二十二日)》,《政府公报》1914

年第768号,呈第22ꢆ23页。

⑤

⑥

⑦

⑧

⑨

《呈明新疆教育困难请以教育厅长仍兼政务厅长文(七年一月十五日)》,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第218ꢆ219页。

新疆教育厅《新疆教育之新设施(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新教育》1923年第1期,第69ꢆ70页。

王树楠等纂《新疆图志》卷39《学校二·学堂》,第1ꢆ35页。

吴廷燮纂《新疆大记补编》卷6,民国丙子年(1936)冬月印,第27页。

全国教育行政会议记录《全国教育行政会议各省区报告汇录(民国五年十一月)》,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10辑,台湾文海出

版社1986年版,第169ꢆ170、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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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末宣统三年水平^①^,这为新疆教育事业发展迎来了转机^,高等小学^、中等教育^、职业与专门以及高等教育渐次

被提上重建日程,教育经费亦呈现逐年增长态势。自1916年1月起,杨增新饬令,“先于省城设立师范学校,

以培全疆小学教员之人才;饬各县地方较富庶者设立高等小学;并饬现有学校只准扩充,不准借口困难停办,

以宏全疆教育;又饬各县组织视学所,以立管理地方教育之机关;又饬各县设立讲演团,讲演稿由省巡按使署

教育科编订校阅颁发,以兴地方社会教育”,该年除省城裁去模范高小1校改办师校并于3月1日开学外,又

于迪化县添设高等小学2校,又于孚远县增设三台镇国民学校1所、疏附增设汉语学校2所、伽师增设汉语

学校1所,到11月,全省计有师范学校1所、初等小学47所、汉语学校30所、初高等小学校9所,共87所,

岁支经费82706元^②^。据1917年4月22日报告^,全疆学校达95所^,计省城有省立师范学校1处^,办理讲习

科,学生初有60名、现在40余名,并附设国民学校以便实地练习;省城外各属有县立高等小学校6处,国民

学校52处、私立国民学校3处、县立女子国民学校1处,汉语学校32处,“计全省每年应需教育经费,不过十

万圆之谱”,并于南疆“缠民汉语学校加派毛拉一名,教授缠民”;至于社会教育,“拟先从讲演入手”,迭经令

行,“所有讲稿均由科审定……并将各地方人民种种风俗习惯注意调查,徐图改良”^③^。到1918年^,全疆初等

教育计有国民学校89所(公立81所、私立8所)、高等小学校16所、半日学校36所(公立33所、私立3所),

合计141所^④^。另据统计^,1918ꢆ1919年度^,全疆国民学校77所^、高等小学6所^、中等学校⁽师范⁾1所^、其他

学校30所,外人设立学校2所,合计116所,在校学生4062人,教员154人,岁入经费84793元、实际岁出

4927元^;1922^年^,^全^疆^国^民^学^校⁸⁴

^所^,^高^等^小^学18^所^,^师^范^学^校¹^所^,^合^计103^所^,^学^生3619^人^,^教^员154

人,岁出经费101195元;1928年,全疆小学95所,中等学校2所(中学1所、师范1所),高等学校(俄文法政

^专^科^学^校⁾¹^所^,^合^计⁹⁸^所^,^学^生⁴⁴⁰⁰^人^,^岁^出^经^费³⁶⁸⁶¹²^元^⑤^。此外^,新疆北路的汉民私塾^、南路回民的阿

衡(亦作阿訇、阿洪)学塾以及民间私立世俗文化学校皆获得了较快发展。据刘章楹报告,到1916年初,新疆

北路汉民私塾52处,改良者4处;南路回教礼拜寺由阿衡教授经文之学塾数量“不下数千处,生徒不下十数

万名”,“教经阿衡持之尤谨,劝以改良教授、加课儒书,则以为违反宗教”^⑥^。另据黄祥深统计^,杨增新主政新

疆时期,由地方各少数民族人士创办的私立世俗文化学校66所,主要分布于新疆伊犁、喀什等西部靠近边境

地区^⑦^。

由上可知,杨增新主政的民初17年间,新疆教育行政机构与公私立普通学校教育均呈现逐渐恢复与重

建的发展态势,师范学校、高等小学、专门与职业教育、中学以及高等教育渐次建立,北路汉民私塾改良进展

缓慢,南路缠回礼拜寺阿衡经文学塾盛行,民间私立世俗文化学校数量增长较快。但是,毋庸讳言,民初17

年间新疆公立学校数量的增长始终未能达到清末的水平。新疆公立学校数量之所以呈现出如此缓慢发展的

态势,既与新疆办学师资、经费、教材缺乏,交通不便以及宗教、文化、语言、习俗不同而带来的掣肘与困扰脱

不了关系,又与杨增新确立的文教政策与兴学策略密切相关。

_._文_教_政_策_与_兴_学_策_略_:“外防内抚”与“循序渐进,徐图扩充”

其一,基于对新疆内外部环境的清醒认识,杨增新确立并实施了“外防内抚”文教政策。

杨增新主政新疆的17年,他对新疆面临的复杂严峻的内外部环境有清醒的认识。他指出,新疆孤悬塞

①

按:宣统三年(1911),新疆经临两项预算岁入共库平银116.6020938万两、经临两项岁出共库平银281.6681728万两;到1914年,新疆预算

收入共计国家岁入149.3849万元、地方岁入53.9821万元,合计203.3670万元;1915年下半年收入已达到300.9185万元,支出共计

57.0629万元;1922年12月,杨增新通令南疆各属柴草征收折色,每百斤草价及草捐共征银一两,新省收草144.25万余斤,又可征收捐银

.4425万元;自1920年9月电呈与俄订定通商条约,所收税款作为新疆军费,1921年3月又电呈废止英商在新疆免税之例,1923年1月电

修改中阿通商条款,由此中俄、中英、中阿交易均需完税,新疆关税收入又有大幅增长。参见:吴廷燮纂《新疆大记补编》卷6,第26ꢆ30页。

全国教育行政会议记录《全国教育行政会议各省区报告汇录(民国五年十一月)》,第170、171、173ꢆ177页。

《呈报办理教育情形并拟实行扩充各办法文(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第204页。

《全国初等教育总表(民国七年)》,《教育公报》1922年第9卷第3期,附录第4页。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冯志文《新疆教育事业的历史回顾(上)》,《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第103ꢆ104页。

全国教育行政会议记录《全国教育行政会议各省区报告汇录(民国五年十一月)》,第184页。

黄祥深《杨增新时期新疆新式教育研究》,第29ꢆ30、63ꢆ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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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兴珍ꢄ“愚民”抑或“开民智”?———民国首任新疆省长兼督军杨增新教育思想与实践述评

外,就内部来说,汉族人不及1%,且“凡内地出关之游民,大都无赖之徒,绝少善良”;而“汉、满、蒙、回、缠、

①

^哈^种^类^庞^杂^,^风^尚^各^殊^,^兴^养^立^教^,^正^待^筹^备^”^②^;^“最占多数^”的^“回教礼拜寺^”^,不仅遍布于各属城镇乡村^,而

且远胜于“寥寥无几”的僧道寺院,且在内容和规模上有“新教旧教之分”、“大坊小坊之别”,其礼拜寺附设之

学校“向以教授经典为主课”,任讲席者名曰“阿洪”^③^,^“

回教之有阿洪^,犹汉民之有师长^…^…为教化回民之

长”^,并且新疆回民有到天方朝圣的习惯^,对土耳其来新人士更是^“倒屣争迎^”^,^“以为来自土国必得天方真

传,其服从之心不啻亲炙谟罕默特”^⑤^。以外部而言^,新疆^“西北边境毗连俄属^,西南边境^,紧接英印^,全疆四

④

⑥

十县中无一县无外国之商民,无一县无外国之乡约……彼邦人士纷至沓来,应付稍乖,立成交涉”,而且来

自其西部的欧亚回教势力以组织一横贯欧亚的“回教大同盟国”^⑦为追求^,来自其北部的蒙古王公贵族^“独

⑧

立”、“自治”势力则以“联合阿尔泰、乌梁海与伊犁、塔城新疆之蒙古,组织一大蒙古国为目的”,对新疆社会

稳定构成潜在威胁。

基于“种界省界不除,而曰‘五族共和’,吾未之敢信”^⑨的时代认知^,杨增新意识到^,^“以全国论^,汉^、满^、

蒙、回、藏五族一家,以新疆论,汉、蒙、哈、回、缠亦五族一家”,“欲实行共和,以求地方之太平,不敢视蒙、哈、

回、缠为异族,为异教也”^ꢈ^ꢊ^ꢉ^,^“新疆汉人不过百分之一^,若不取得九十九分蒙^、哈^、回^、缠之人心^,而欲以一分之

因此他主张将各族人民揉成一团^”^,^“对于缠民加意抚绥^”^,

_汉_人_压_制_九_十_九_分_之_民_族_,_我_知_其_必_败_也_”ꢈꢉꢋ。 , “

ꢌꢉꢈ,

旨在“不使心生外向” 并提出了一面^“妥为抚驭^,坚其内向^”^,一面^“防止外潮^,杜其输入^”^ꢈ^ꢍ^ꢉ的^“外防内抚^”文

教政策。

杨增新在文教政策上的“外防内抚”,主要是指革除强迫各族子弟入学的稗政,对新疆各族既有的寺院经

堂教育与民间文化教育予以尊重与维护,并在寺院经堂教习与阿洪选用上慎重其事,尤其是对外人特别是土

耳其人、鞑靼人来新疆充任寺院经堂教习和开办学堂严格禁止。

一方面,尊重和维护新疆寺院教育与民间文化教育秩序,“痛革从前压迫回民之稗政”^ꢈ^ꢉ^ꢎ^。对新疆各属地

方官卖放所属乡庄阿洪以饱私壑以及蔑视“回教”、“无故革换阿洪,借端刑责阿洪”之弊政,杨增新不仅指出

各县所属乡庄阿洪“宜由百姓自择品望素孚者充当,不宜由官派充”,通令“嗣后各县所属各乡、各庄其传教之

阿洪概由地方百姓自行公举,并举土著品学兼优之人,不准地方官委派”,“惟该阿洪有不法行为,确实被控有

案者,亦准由县知事呈明,令其更换” 而且密令各地方所属知事^、县佐^“毋蔑视缠回宗教^”^,并对缠民阿洪

不得无故更换,亦不得故为凌虐”ꢈꢉꢐ。他对新疆各属城乡存在的既有寺院教育与民间世俗文化教育的尊重

与维护,实出于他“广义的教化”之“见地”,亦缘于他对“缠民……启牖之难正在有教有学,外来者不易入”,布

ꢏꢉꢈ,

“

①

②

③

《呈覆新疆缓设审检两厅理由文(六年三月三日)》,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第195、198页。

《呈报设立政治研究所文(五年六月九日)》,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第172页。

《呈明修改管理寺庙条例意见文(六年十二月十日)》,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第4册,于逢春、阿地力·艾尼主编《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西北

边疆卷一》,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1378ꢆ1379页。

④

⑤

⑥

⑦

《通令各县所属乡庄阿洪不准地方官派充文(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第2622页。

《呈明修改管理寺庙条例意见文(六年十二月十日)》,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第4册,第1378页。

《呈报设立政治研究所文(五年六月九日)》,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第172ꢆ173页。

《电呈政府阻止土耳其教士来新文(十二年三月五日)》、《电覆政府论大一回教问题文(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电呈政府请阻止土耳其教

士约翰沙马尔来新文(十年三月)》、《电覆叶城王知事论俄新党联络回缠情形文(十三年十一月)》、《电覆喀什鄂道尹据报旅俄华缠聚众演说

情形文(十三年九月)》,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第4、5册,第1427ꢆ1428、1430ꢆ1431、1924、1953、1959页。

《电参谋部钱桐君向政府密陈科蒙组织革命机关情形文(十四年十二月)》,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第5册,第2027页。

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下册,第603页。

⑧

⑨

ꢈꢉꢊ《电呈陆军学生不宜遣派来新并请痛裁军队以遏乱源文(八年九月十三日)》,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第258ꢆ259页。

ꢈꢉꢋ《电覆喀什鄂道尹据报旅俄华缠聚众演说情形文(十三年九月)》,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第5册,第1959页。

ꢈꢉꢌ《咨覆财政部新疆向未征收杂税文(十六年九月)》、《电覆叶城王知事论俄新党联络回缠情形文(十三年十一月)》,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第5

册,第1946、1953页。

ꢈꢉꢍ《电阿山张道尹论俄国提倡联邦自治情形文(十三年十月)》,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第5册,第1960页。

ꢈꢉꢎ江东山《杨增新》,《逸经》1937年第26期,第137页。

ꢈꢉꢏ《通令各县所属乡庄阿洪不准地方官派充文(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第2626ꢆ2627页。

ꢈꢉꢐ《密令各属毋蔑视缠回宗教文(十二年一月四日)》,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第4册,第1910ꢆ19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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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鲁特、哈萨克“与缠回皆同教异族”,而蒙部“既不向学识字者亦稀”的事实或论断的认同与接受,以致“汉回的

情感方才一天天见好”^,而各地寺院经文学校教育也遍及乡村市镇^,民间私立世俗文化学校教育亦获得较

快增长的发展机遇。

①

另一方面,严禁聘用外国人尤其是土耳其人充当经堂教习和开办学堂,严禁传播过激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思想。如他1915年曾向中央政府呈报疏附县小阿图什庄延聘土耳其人充当教习的情况,请中央训示处理办

法^②^;之后^,又相继发布系列文告^,通令各属不得私自聘用土耳其人充当回经教习并不准其设立学堂^③^。当

内务部向新疆征询对现行管理寺庙条例之修改意见时,他提供了“教务争议,须禀由地方官各按其习惯调处”

^和^“^经^典^教^习^不^得^聘^请^外^国^人^充^当^”^两^条^修^改^建^议^④^。他还电呈政府请阻止土耳其教士约翰沙马尔等人来新

疆^⑤^,电覆院部^“取缔传播无政府主义之各种印刷品^”^⑥^,电覆内务部^“查禁传播过激主义^”^⑦^。^,

因此当得知新

疆回商聘请鞑靼人陆希尔宛尔在库车开办学校、聘请土耳其人阿合马提长马耳在阿图什庄讲学并创设师范

学校、聘请鞑靼人哈桑法米海乙得尔等在吐鲁番秘密创办学校时,甚至在得知从土耳其留学归来的伊犁富商

之子麦斯武德创办“图冉”学校、“德尔乃克”学校四所以及伊犁学校后,先后予以封校拘人的处罚^⑧^。这既与

其“养蒙以正”的教育思想相契合,又与其仕宦河州时形成的回教门宦治理与专崇“旧教”、专重“天经”的经堂

教育改良理念一脉相承,在当时虽有保境安民、避免因回教门宦纷争和泛突厥、泛伊斯兰思想泛滥引起社会

动乱发生之考虑,但亦难免守旧拒新、文化保守主义之嫌,因而被新疆回族中的留学返新知识分子以及后世

学者视为实行愚民政策之显例。

其二,基于对前清兴学教训及新疆省情的认识,杨增新确立了“循序渐进,徐图扩充”的兴学策略。

针对新疆“办学历十年之久,至今日而尤形困难”,“较之内地实觉事倍而功半”的兴学困境,1915年6月

日

,杨增新向教育部陈述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除了“风气晚开,种类庞杂”等因素外,主要原因有四点。第

一,限于财力而兴学之困难:前清时办理学堂每岁开支之款为数甚巨,而自宣统三年经巡抚袁大化将学费专

款提归军费,虽经1912年整理归还,但全省开支学费每岁不过四五万两,不足以资挹注,且人民负担已重、各

省协款无着,难于现额之外另为筹措办学经费;第二,限于人才而兴学困难:前清时省立中学附设简易师范

班,毕业后派往各属充当教习,程度虽有不齐,教师尚或无缺,而自军兴后,教师或早已回籍,或别图生业,非

惟实能胜任之教习不可多得,即求一品行端方、心术正大者亦寥寥无几,加上民国成立时新疆乱党开山立堂,

甚至以学堂之教习为会匪之头目,谬种流传,大为世道人心之忧,是以一省之大不仅缺少合格的学生,而且缺

少合格的教员;第三,碍于交通,书本无着、宿膳不便,而兴学困难:前清时办理学务所需图书均由公家置备,

现因经费困难而书本无着,即便用前清学部编纂各书修改应用,教科亦不完全,加上各属地方多系戈壁,每隔

百数十里而后有一村庄,即便于本城或适中村庄内设立学堂,令相距学堂甚远之学生入校肄业,宿膳均多不

便,百姓视学堂如桎梏,相率逃避;第四,因宗教、言语、习惯不同而兴学困难:新疆各县地方凡有“回缠之处,

不论大小村庄均有一回教阿洪教授回经,至于回缠之读儒书者则以为与宗教相违反”,强迫其入学,甚或向乡

约纳贿,或雇人以读,或投入外籍以求免(甚而出现“肄业者……一经充当学生,年年岁岁均入小学”之怪

象^⑨⁾^,主要原因在于通回文者无往不利^、易谋衣食^,而通汉文之回民则直同废人^、永无进身之阶^,因此^,^“为今

①

②

③

江东山《杨增新》,《逸经》1937年第26期,第137页;王树楠等纂《新疆图志》卷38《学校一》,第4ꢆ5页。

《呈报疏附县知事呈称小阿图什庄延聘土尔其人充当教习文(四年九月八日)》,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第3686ꢆ3690页。

《指令喀什道尹将私聘土尔其人充当教习之缠民绅约分别罚办文(四年九月二十一日)》、《通令各属不准聘请土耳其人充当教习亦不准土人

设立学堂文(五年八月十四日)》、《指令附疏(疏附)县知事马绍武呈报调查土尔其人寄居该县人数清册文(六年四月十日)》、《训令各县准部

覆禁止缠回延聘土人教经文(七年七月十七日)》、《训令各属查禁外人充当回缠阿洪文(八年一月六日)》,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第3690ꢆ

692、2607ꢆ2609、3701ꢆ3702、3724ꢆ3726、2711ꢆ2713页。

④

⑤

《呈明修改管理寺庙条例意见文(六年十二月十日)》,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第4册,第1378ꢆ1379页。

《电呈政府请阻止土耳其教士约翰沙马尔来新文(十年三月)》、《电呈政府阻止土耳其教士来新文(十二年三月五日)》,杨增新《补过斋文牍》

第5、4册,第1924、1427ꢆ1428页。

⑥

⑦

⑧

⑨

《电覆院部取缔传播无政府主义印刷品文(八年九月四日)》,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第256页。

《电覆内务部查禁传播过激主义文(十二年二月)》,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第5册,第1925页。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643页;周泓《民国新疆社会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7ꢆ308页。

《呈报添设喀什道属高等小学文(十四年四月)》,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第5册,第19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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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兴珍ꢄ“愚民”抑或“开民智”?———民国首任新疆省长兼督军杨增新教育思想与实践述评

之计唯有已设立之学校认真教授”,“只就地方财力、人民程度之所能及,循序渐进,徐图扩充”,而为“回缠各

生宽筹出路”实乃“劝学之一大关键”,否则读书种子一绝,新疆“土著人民毫无智识”与“国家之思想”,仅恃远

来“少数游官游民”必难支撑边局^①^。

鉴于前清“中小学校同时并举,急遽无序,而缠民以宗教不同之故,不愿送子弟入学,操之过急,甚至逃入

外籍以避之”之历史教训以及“新疆筹办教育种种困难,而财政艰窘,尤百倍于腹地”的省情^②,1912年,杨增

新提出了“先从小学及汉语学校入手,每县设立一校以至三校不等,拟定陆续推广”^③的兴学策略^。到1916

年,他又将兴学策略调整为“拟先从师范学校并高等、初等、国民、汉语各学校为入手始基”^④^,^“已办之初等普

通学校,仍应极力扩充”,并按“循万化渐而无顿”的公例,按年扩充“十分之二三”,逐渐“由城镇以至乡村,由

缠回以至蒙哈”^⑤^,^“未办之高等专门学校^,自当暂行从缓^”^,^以^期^“^就^地^方^财^力^之^所^及^与^夫^人^民^程^度^之^所^必^需

⑥

者,循序渐进,实事求是”^,推动新疆教育持续向前发展^。同年^,他又呈请将新疆列为^“特别省治”,_以“_求_实

效,不事虚文”,“尤以保卫民生、收拾民心为主旨”^;他还通过新疆代表向教育部全国教育行政会议提出^“新

疆教育行政不便与内地一律施行普通部章案”,经“审查,拟定办法七则,复经大会通过”之决议案,即《新疆教

育暂行特别办法》共计七条:(一)教育行政机关之组织,宜斟酌地方情形,参用会长及教长联络进行;(二)宜

由部订缠哈等人民师范学校规程,并特别编订此项教科书;(三)各回部礼拜寺附近宜多设师范讲习科,但其

校制及所用教科书亦宜特定;(四)缠哈等民子弟入国民学校义务年限宜延长为五年;(五)缠哈等民子弟所用

的高等、国民小学教科书,宜参酌本地习惯特别编订;(六)各回部地方宜多设演讲所,演讲教育与宗教两不相

背的原理并现在社会上的一切妨害教育不良之习惯;(七)新疆地方极宜多设甲乙种实业学校,然宜偏重实

习,不宜苛求形式^⑧^。

⑦

基于以上兴学策略与教育行政思路,杨增新首重地方学务,视小学为义务教育和化民之基,并视汉语学

校为回民教育之始基。早在1912年11月9日,他就指出,“现在国体变更,人民有参政之权,地方学务关系

最为重要”,对于尉犁县这样回多汉少之区,主张“初等小学无合格学生,可以从缓设立。汉语学校,不妨于定

章之外多设一二处”,指出在回多汉少的各县地方“多设小学堂不如多设汉语学堂”,并且“可多设学堂,以就

学生;不可远调学生,以就学堂”,“汉语学堂之内,仍应增加认字读书功课,不宜拘守部章,毫无变通”^⑨^。

₁₉₁₅_年₁₂_月₂₄_日_,他又指出,小学为义务教育,汉语学校“为缠民教育之始基”、“较初等小学程度为低”,

“倘汉文、汉语毫无门径,而骤授以俄文、俄语,不惟与章程不合,且恐好博而不能精”,因此他指令喀什道尹转

饬疏附县民立汉语学校应将“俄文、俄语功课删除”,而将其“钟点加入汉文、汉语内”^ꢈ^ꢊ^ꢉ^。1917年3月13日^,

他主张对“外属知事率以己意擅调教员”这一“视学校如传舍,等教师于幕僚”弊政“严加取缔”,并训令各官署

各属对各小学校校长教员等“不得率以私函调遣,亦不得任情更换”^ꢈ^ꢉ^ꢋ^。针对各属地方学务监督^“于学生毕业

一项,竟有任性延宕”这一有违定章的情形,1917年9月26日,他又发文通令各属地方学务监督应“即查照

定章举行毕业试验,以资奖励”^ꢈ^ꢉ^ꢌ^。针对南疆各属因汉文学校招生困难而致^“地方官向乡约摊派^,乡约向民间

摊派,贫者出学生,富者帮学费”这一学差积弊,他不仅指令尉犁县呈报革除摊派学生学费与杂费事宜,规定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呈明新疆办理教育极形困难情形文(四年六月二日)》,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第126ꢆ133页。

《呈报办理教育情形并拟实行扩充各办法文(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第203、206页。

全国教育行政会议记录《全国教育行政会议各省区报告汇录(民国五年十一月)》,第170页表格附说。

《呈报办理教育情形并拟实行扩充各办法文(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第204页。

《新疆全省教育进行计划书(由省署咨送到部)》,《教育公报》1917年第8期,报告第3ꢆ4页。

《呈报办理教育情形并拟实行扩充各办法文(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第206页。

《呈明新疆情形特别请量予变通列为特别省治文(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第190页。

ꢀ

《全国教育行政会议议决案:九新疆教育暂行特别办法案》,邰爽秋等合选《历届教育会议议决案汇编》,上海教育编译馆1936年再版,第15

页。

⑨

《指令学务公所呈转尉犁县汉语学校员生清册文(元年十一月九日)》,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第2429ꢆ2430页。

ꢈꢉꢊ《指令喀什道尹转饬疏附县民立汉语学校删除俄文功课文(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第2584ꢆ2586页。

ꢈꢉꢋ《训令各属不得任情更换教员文(六年三月十三日)》,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第2620ꢆ2622页。

ꢈꢉꢌ《通令各道县小学校修业期满应照章毕业文(六年九月二十六日)》,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第2666ꢆ2667页。

18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以后学校购置开支经费不得向户民捐款”,并要求“南疆各县均应一律遵照办理”①,而且出台了各学校“所

有一切经费,除私立外余均由公家担任,并不就地筹款,以防摊派而滋流弊”^②之公费政策^。

其次,是省立师范、省立中学和省立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的创建。1916年3月,杨增新将迪化北梁的模范

高小改办为省立师范学校讲习班,学生公费待遇,除每月每人发给津贴二两外,宿膳、灯油、笔墨、冬炭、车旅

等费均由学校供给,学制两年,培养初等两等小学师资,到1924年共举办了4期,毕业学生达200人左右;自

₁924年起改招正科生^,^学^制^四^年^,^至1932^年^共^举^办⁹^期^,^毕^业^学^生5^班^,^共250^人^。1920^年^,^杨^增^新^又^在^迪

化北梁创办新疆省立中学,招收各县高小毕业生,学制四年,学生待遇与师范生相同,第一班录取学生77名,

设有国文、数学、理化、俄语、法制、经济等课程,其中俄文是重点课程,旨在为即将创设的俄文法政专门学校

输送学生,第一班毕业时,他奖给成绩前十名《新疆游记》、《道德经》各一册以资鼓励。鉴于新疆与俄接壤数

千里而急需造就深通俄文并娴习法政国际法诸学之人才的特殊省情,1924年1月,杨增新仿照外交部在京

设立俄文法政专门学校之意,除以全部官费保送常膺禄、常膺祥(常永庆之子)、广禄到北京俄文法政专门学

校深造外,一面呈报北洋政府教育部审批,一面指令刘文龙进行筹备,但教育部借口新疆师资缺乏、设备不全

而不予批准,杨增新依然将俄文法政专门学校冠以“新疆省立”字样,于该年秋季在迪化北梁宣告正式开办,

经费以三道坝官田地租为主要来源,学生则择优考录省立中学第一届毕业生33人,另招收预科生11名,第

一期招生共44名,学制四年,每生每月津贴12两省票,并免交膳宿、书籍、冬炭费,设有俄文、国文、宪法、国

际法、世界语等课程,其中俄文、法律为必修课,延聘俄旧党逃难来新之大学教才及内地分发来新之法政专才

为法政教员,杨增新时常抽验学员成绩,亲自调阅国文试卷,并对成绩优异的前十名毕业生赠送《补过斋日

记》以资奖励,并在督署二堂传见这一届毕业生,以预选新疆外交人才。不幸的是,杨增新在1928年7月7

日参加该校第一期学生毕业典礼后的庆祝酒宴时被不满他的下属所杀。金树仁主政新疆后对该校第一届毕

业生予以量才录用,学校继续招生,1931年初升格为新疆俄文法政学院,到1933年共招收6期约250名、毕

业3期约100名。^③

第三,开办制纸传习所,主张国民学校加授“职业教育”或“农业教育”课程,选派学生到甘肃、吉林学习毛

织、制糖工艺,培养专门与职业技术人才。基于前述的“养民在学校”以“自求口实”重要性的认识,鉴于“青年

学子以力作为耻辱,视农圃为贱役”的社会现实,除了1916年呈报并调派直隶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农业完全科

毕业生徐正本、马步云二员到新供职,分别充任水利委员会职员兼办农业委员、政务厅实业科科员兼试办农

^业^委^员^④^,并在同年5月于省公署实业科招考学徒开办制纸传习所^,学习制纸^,并由该科科长何耀燊为主任

教习^⑤外^,1917年5月5日^,杨增新呈文赞同民初学制关于各学校增加职业教育的规定^,认为^“此种职业教育

主义不惟施诸中小学校相宜,即施诸国民学校亦无不宜”,进而从审察民情、因地制宜、审察学生年龄三方面

论证了新疆国民学校宜加授“职业教育”或“农业教育”之理由,“拟即参照部定国民学校图画、缝纫等科课程

成规,自第三学年或第四学年开始加授农业一科,提倡实利,如系商业繁盛之区仍应改授商业,以期供求相

应,所在咸宜”,并且“本年开始又于省立师范学校讲习科加授农业一门,一俟年终毕业,即委充各小学教员,

令各就土地之宜酌授农业”^⑥^。此外^,为提倡毛织^、制糖工艺^,1919年8月1日^,杨增新以省长名义训令教育^、

实业两厅招选学生分赴甘肃、吉林学习织毛、制糖,拟选派学生10名赴甘肃实业学堂学习制造毛货,并派学

生4名赴吉林阿什河糖厂学习制糖工艺,要求“此项学生以土著子弟,年在二十二岁以内、十九岁以上,稍通

⑦

文理者为合格。应由教育、实业两厅如数挑选,呈送本署,以凭分别派送”;10月初,杨增新函咨甘肃^、吉林

①

②

③

《指令尉犁县呈报革除摊派学生学费文(八年十一月十日)》,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第2749ꢆ2751页。

《呈报办理教育情形并拟实行扩充各办法文(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第204页。

参见:祁美琴《民国时期的新疆学校教育概述》,《民族教育研究》2002年第3期,第46ꢆ47页;袁澍《近代新疆教育事业的三次盛衰》,《西域

研究》2001年第3期,第38ꢆ39页;马文华《民国时期新疆省政府教育政策述略》,《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第79ꢆ

0页;《咨外交部请寄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章程文(十三年一月)》,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第5册,第1927页。

④

⑤

⑥

⑦

《呈报调派农业学生来新助理农业文(五年五月三日)》,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第170页。

《呈报创办新省制纸传习所暨开支经费文(五年八月十九日)》,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第184ꢆ185页。

《呈请新疆于国民学校加授农业一科文(六年五月五日)》,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第4册,第1373ꢆ1374页。

《训令教育实业两厅招选学生分赴甘肃吉林学习织毛制糖文(八年八月一日)》,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第2740ꢆ27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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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兴珍ꢄ“愚民”抑或“开民智”?———民国首任新疆省长兼督军杨增新教育思想与实践述评

两省省长,派送学生10名赴兰学习毛织、4名学生赴阿什河外商糖厂学习制糖^①^。到1922年^,新疆先前资赴

“东洋及甘肃学习毛织”之学生,“均于本年先后毕业回省,即先将省城各国民学校三、四年级学生,并高小、中

学、师范各校手工,一律改授毛编,以为职业教育之提倡”^②^。

第四,创办医学研究所、医学传习所。鉴于新疆各地时疫流行,1917年6月,杨增新拟于省城设“医学研

究所”一处,附设于政治研究所内,其经费亦拟在政治研究所节存项下开支,“招集省中医生,考选文理清通,

稍知医学门径者入所研究,先从时疫入手,渐次推及于各科,庶求切于时用,仍不致为一隅所囿”^。1918年

₁₂_月₇_日,杨增新呈报拟在省垣创设“医学传习所”一处,招考文理粗通学生₄₀名,遴选深通医理教员,分门

教授,其经费即在新疆办理实业如坎井、洋磨等项红利项下开支,学制三年,卒业后发给文凭,得挟术行医,自

谋衣食^④^。

③

第五,开办政治研究所、缠文研究所,以“造吏才”。因辛亥军兴之际,新疆“各学堂教习、各属巡官、各营

军官多有被特别人物引诱入会者”,而民国元年新疆南路到处戕官,省城巡警学堂毕业生派充之各属巡官,不

唯“难期得力,且有与匪党联为一气”^,加上新疆^“隔绝内地^,仕宦视为畏途^”^,既乏人才又吏治多窳^,而由内

务部考验委任到新疆任职的县知事又不谙边情,“不通回缠语文,往往视问案为畏途,一切词讼,多有批交阿

洪乡约处理者,民冤难伸,弊端百出”^,早在1915年4月^,杨增新就一方面电咨内务部请免送警察传习所学

员来新疆,之后又拒绝陆军部遣派陆军学生来新疆,认为“凡不习边情之人即为人地不宜,不论军界、政界皆

⑤

⑥

⑦

不宜使为新疆之官”^;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开办仕学馆^”的想法^,唯因^“遽无的款可筹^”而作罢

⑧。_鉴_于“_澄_清

吏治,先在造就吏才”,1916年7月1日,杨增新援用陕西、直隶等省设“吏治研究所”之成例,在新疆巡按使

公署内开设“政治研究所”一处,作为吏治研究地点,入所资格限于中央分发到省的知事、曾任县缺的非分发

人员以及县佐三类,拟定员额24名,并按成绩高下分别三个等次各给40、30、20两的津贴银,其余在差人员

入所研究者不另给津贴,由杨增新督饬自行研究,功课有外交、财政、警察、实业、法律、算学六门,皆取现时通

行成本分类排印讲义发交各员,俾每日到所研究,并颁发宣统三年修《新疆图志》一部,以使其考求本省历史、

地理、风土、人情,并以余暇试办文牍、随时帮同迪化县知事审讯上控批发各案,以为实地练习之资,月考成绩

优异、资格较优者遇有相当差缺亦随时委署,“总期养成吏才,切实有用” 到二年期满时毕业学生仅8人^,

⑨

该所随即停办

鉴于行政以需才为急^,储才以学校为先^”^,新疆^“欲期吏治宏通^,端赖通晓缠回语文^”^,^“^为

ꢈꢉꢊ。 “

地方官者……非预先学习缠文缠语不可”,1922年12月23日,杨增新训令军政两厅拟定挑选科员学习缠文

缠语办法,规定“军、政两厅科员,凡年在三十五岁以下者,均令学习缠文缠语,以资造就。其三十五岁以上之

科员,口舌不灵,是否愿学应听其便”,并拟“于每日办公之暇,限两点钟为学习时期,即以公署花园内课屯轩

为教授地点”,至于“所有教员如何择聘,学员如何挑选,应由政务厅长核定,开单呈核”^ꢈ^ꢉ^ꢋ^。次年2月1日^,

“缠文研究所”在省公署正式开办,择取军、政两厅科员中“年龄合宜者”或“年富力强者”,原定员额₃₀名,教

授缠回语文,学制两年,除“曾经学过缠文足资应用……随时委令出省赴差者”及“因年龄过当,记忆力弱,中

途退学者”外,计有毕业学员6名,成绩均在“甲等以上”,一律奖以“委任职存记”;1925年3月续招第二期,

于4月1日开学,已毕业之谭家桢等6名,“仍令每日入所随班听讲,以资深造”^ꢈ^ꢌ^ꢉ^。

①

《咨甘肃省长派送学生赴兰学习毛织文(八年十月二日)》、《咨吉林省长派送学生赴阿什糖厂学习文(八年十月六日)》,杨增新《补过斋文牍》

第4册,第1386ꢆ1387、1387ꢆ1388页。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新疆教育厅《新疆教育之新设施(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新教育》1923年第1期,第69页。

《呈报选派医生分赴南疆医病并拟在省城组设医学研究所文(六年六月十八日)》,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第211页。

《呈为新疆设立医学传习所文(七年十二月七日)》,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第233ꢆ235页。

《电咨内务部请免送警察传习所学员文(四年四月十四日)》,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第4册,第1362页。

杨增新《补过斋日记》下册,第629页。

《电呈陆军学生不宜遣派来新并请痛裁军队以遏乱源文(八年九月十三日)》,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第262页。

《电呈政府整顿新疆内政情形文(四年四月二十五日)》,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第4册,第1364页。

《呈报设立政治研究所文(五年六月九日)》,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第171ꢆ176页。

ꢈꢉꢊ何永明《杨增新时期新疆政治研究所钩沉》,《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68ꢆ73页。

ꢈꢉꢋ《训令政务厅拟定挑选科员学习缠文缠语办法文(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第4册,第1910页。

ꢈꢉꢌ《呈请将缠文研究所毕业员以委任职存记文(十四年三月)》,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第5册,第1929ꢆ19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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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总之,在主政新疆后,杨增新遵循“五族共和”的为政原则和“循万化渐而无顿”之公例,在历史反思与实

践探索的基础上,采取了“外防内抚”的文教政策与“循序渐进,徐图扩充”的兴学策略,一定程度革除了强迫

回民子弟入学、摊派学额与学费、责罚阿洪等稗政,拟定并实施了教育普及方针与实施方案,渐次开办了师范

学校、高等小学、中学以及新疆俄文法政专门学校,并相继在造就官吏、医药与实业人才上有所作为,且在回

民礼拜寺经堂教育及其经典教习、附设经文学校阿洪聘用上慎重其事并严禁选用外人,从而因时因地制宜、

循序渐进地推动了新疆普通初等教育的恢复与发展,中等、职业、专门教育的创办,高等教育的奠基,民间私

立世俗学校教育与寺院经堂教育较大规模的扩张,为之后金树仁主政新疆时期的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不仅

是“新政时期教育的延续和发展,并且为盛世才时期教育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对私立民族学校的贡献更

是不可磨灭”^,亦是新疆近代教育发展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

①

四

结论

杨增新不仅是一位庭训所成、学优而仕的科举正途出身官员,而且在仕宦甘新时期亦可谓是“仕学相

资”,他不仅在公余之暇“日日读书”、“日日见客”以增广学识见闻与天理人情“觉晤”,而且明确反对老子“古

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的“愚民”思想,并在汲取先秦诸子乃至宋明儒家“蒙

以养正”、“学而时习”、“学不厌”、“教不诲”等教育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读书”、“勤学”、“开智”,“养蒙以

正”、“养民在学校”以及“欲教民先教官”、“欲教兵先教将”等教育主张,还在甘肃、新疆地方社会基本稳定后

致力于开书院、兴学堂、建学校以及教官教将等教育教学实践,从而推动了清末甘肃河州书院教育的复兴、甘

肃省城新式学堂教育的兴办、新疆法政武备两学堂的改良以及民初新疆各级各类教育的恢复、重建与发展。

他的教育思想与实践举措,既是“教与养相为表里”社会治理思路以及“五族共和”基本国策省策、“外防内抚”

的文教政策、“循序渐进,徐图扩充”兴学策略的体现,又为多民族杂居共处的甘肃河州社会稳定以及新疆社

会持续稳定和平发展奠立了基础与保障,既体现出清末民初一名民族地区地方军政长官在办学与教学实践

上的积极探索、经验积淀以及睿智洞见,又揭示了清末民初西北边疆民族地区从传统书院、寺院经堂教育向

近代化学堂学校教育转型发展的困难与多歧以及以教育之力统合各边疆民族以铸牢中华民族国家意识之艰

难曲折与困境局限,显然并非“愚民政策”这一带有贬责意涵的概念所能概括论定的。

[责任编辑:罗银科]

①

黄祥深《杨增新时期新疆新式教育研究》,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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