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卷第3期
2
013年5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40,No.3
May,2013
早期斯图亚特王朝国王
与城镇商人的商业关系
张暋松暋韬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成都610066)
暋暋摘要:早期斯图亚特时期,英国国王与城镇商人之间建立起一种互惠的商业关系。对于国王而言,可以通过出
售某些特权而获得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对于城镇商人而言,有的时候必须接受这种商业关系,否则自身利益受
损。双方商业关系的确立和维系,往往需要大臣作为中介才能得以实现,这就为腐败行为的盛行创造了条件。国
王的一些做法也鼓励了腐败行为的蔓延,损害了与城镇商人之间的商业关系,促使城镇商人内部进一步分裂,并加
重了民众的不满情绪。
关键词:早期斯图亚特王朝;国王;城镇商人;商业关系
中图分类号:K561.4暋文献标志码:A暋文章编号:1000灢5315(2013)03灢0149灢06
暋暋17世纪上半期,英国国王与城镇商人的关系是
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涉及许多方面,其中包含经济
上的往来。国外学者对双方经济联系的阐述很多。
如:坎宁安认为这个时期国王和商人之间的关系更
多的表现为对立,国王的政治野心损害了商人的利
利:国王能够并且实际上已经为商人创造了经济特
权,商人为王室提供经济上的支持。……主要换取
[4]177-178,187
的是种种贸易特许权暠
。张卫良也提到商
人进入到政府部门或者议会,以此来巩固自身的地
位,从而获得特殊的经济利益,或者通过议会斗争,
[1]171-193,285-312
[5]215-225
益,因此激发出宪政意义上的斗争
。
来争取自己的权益
。刘景华着重强调了外
布伦纳把双方看成是一种伙伴关系,国王为商人提
来商人对英国经济的促进作用以及国王为达到这种
供经济特权,而商人则为国王提供贷款、税收和政治
目的而采取的各种措施,从中反映出双方各取所需
[2]200
[6]
支持
。格拉斯比则将双方的关系视作纯粹的利
的特点。国内这些研究虽然都涉及双方的商业联
益交换,几乎与地域差别、政治动机等无关,并且商
系,但普遍没有突出双方的商业关系,而恰恰是这种
比较纯粹的利益交换关系,给英国带来了大量的社
会冲突,并成为多种政治矛盾的共同原因之一。另
外,国内先前的研究往往对双方经济关系造成的社
会道德层面的损害着墨不多,这也是一个不足。本
文尝试在这些方面予以探讨,以期对该问题的认识
更加清晰完整。
人们对于垄断权等问题的争论也只是因为机会不均
[3]205
等而已,而非对经济特权本身存在政治成见
。
这些观点都指明了双方存在利益上的纠葛,只是侧
重点不同而已。国内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也比较充
分。赵秀荣认为“商人与王国政府互相支持,商人的
目的是求富,国王的目的是求强,因此双方互惠互
收稿日期:2012灢11灢04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青年基金项目“早期斯图亚特王朝经济政策的决策机制研究暠(编号10SB01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松韬(1979—),男,山东莱州人,历史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早期
英国史。
14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以寻找更有利的机会,如1630年代考廷经济项目企
划(Courteenproject)就吸引了东印度公司一些成
一
[8]144-145
员的加入
。从中可以看出,通过引入竞争机
17世纪上半期,英国国王与城镇商人间的商业
关系首先表现在经济特权的授予与获取方面。经济
特权至少包括专利权、特许权和垄断权。这些权力
是行政权力延伸到经济领域而形成的,属于强制力
的范畴。因为国王在行政方面具有权威性,因此就
具备了颁授这些特权的权力。
制,不仅增加了国王的收入,而且也扩大了经济特权
的受益面。
即使扩大了受益面,能够获得经济特权的商人
仍然是少数。1600-1625年间,担任市议员的伦敦
商人当中约半数都将主要资金投入海外贸
[12]15-16
易
,其余的致力于国内贸易;而国内贸易是由
[
1]298
这些特权能够满足商人们的需求。当时的商人
经营范围广泛,他们关注的是市场而非产品,只要有
利可图,便会将资金投入到高利润领域或地
官员管理
,所以“寻租行为并不是所有早期斯图
[
9]153
亚特商人的特征暠
。经济特权,特别是贸易垄断
权减少了其他商人的贸易机会,但这种侵害不应该
被夸大,因为遭受垄断贸易之苦的很多城镇的外贸
仍然是发展的。例如,桑维奇的商人对国王赋予伦
敦商人的垄断权感到不满,当时规定东地公司所辖
地区或波罗的海地区的商品只能由东地公司经营,
实际上禁止了桑维奇商人向这些地区自由进出口大
麻、毛线、松脂、沥青、绳索的权利。尽管如此,桑维
奇的海上贸易仍有发展,港口所属船只的总吨位从
1561年的463吨增加到1629年的1684吨,粮食出
口量从1626年的2400夸脱上升到1640年的5369
夸脱,这些船只虽然不仅限于停靠桑维奇一个港口,
但至少会参与到桑维奇的贸易当中来。1595年,桑
维奇港口的关税收入为3126镑,在郡一级的港口中
排第二位,仅次于埃克斯茅斯(Exmouth),超过布里
斯托尔、赫尔(Hull)、纽卡斯尔和南安普敦;城镇的
收入也不错,1626-1640年间的大部分年份里都有
[
7]79-80
区
。因此,一旦发现获得专利权、垄断权等经
济特权便能够取得更大收益,商人们很乐意主动与
王室建立某种关系。在那个通过技术创新很难获得
丰厚利润的年代,国王的这种做法尤其能够吸引投
[8]141
资
。除此之外,国王难以提供更具吸引力的交
换物。所以,城镇商人对经济特权的投资是双方商
业关系得以确立和维持的一个前提条件。
实际上,商人对经济特权的投资是一种寻租行
为。都铎和早期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国王创建了一
种更加有利于寻租发生的新结构,在这种结构下,寻
租行为通过三种途径得以实现:其一,从亨利八世开
始增加管理经济活动的规则,王室因此扩展了政府
在规范经济行为中的作用;其二,通过推动各种经济
项目企划(project)来增加经济活动的多样性;其三,
[
9]134
增加国家非正式机构的权力
。于是,从1580年
[
13]164
代开始,经济特权不断通过贿赂和出售的方式被颁
授给城镇商人个人或团体。
盈余
造成毁灭性打击。
另一方面,没有特许权的商人们也不会坐以待
。贸易垄断没有对地方城镇的普通商人
国王在授予经济特权时,考虑的因素会比较多。
比如,为了提高收益,国王通常不会将经营同一种商
品的特权固定出售给同一个个人或团体,而是会引
入竞争机制。1637年,原先独立的制皂工匠们出资
毙,会想尽办法弥补损失,长期而有效的方法是走
私。大规模的走私始于16世纪晚期。1558年,国
王为了增收,重新修订了《税率簿》(Book o
f
.3万英镑购得肥皂公司(SoapCompany)的特权, Rates),使得走私成为有利可图的生意,走私商与
4
创建了自己的新公司,他们要为制造和销售肥皂的
海关官员(有时自身便是走私商人)串通现象流行开
权利向国王支付每吨8英镑(肥皂公司原来支付4
来。到了1733年,英国、荷兰和法国之间贸易量的
[
10]284
[14]137-139
英镑)的费用
。即使在同一个特许公司内部, 1/3都是走私完成的
。还有一种方法是打
擦边球,有意无意地扩大经营范围。例如,1626年,
东印度公司获准使用自己进口的硝石生产黑色火
药,但是只能局限于自己使用;然而,公司随意扩展
了特许权的运用范围,擅自将火药投入市场,这种做
法侵害了约翰·伊夫林(JohnEvelyn)销售黑色火
也存在不和谐的利益关系,如商人冒险家公司内部
[
11]390-391
大商人和小商人之间便不时产生矛盾
。与
之相类似,东印度公司大股东的核心利益是贸易,重
视保有贸易垄断权;而小投资人的利益却不太固定
于某一方面,他们会根据公司实际情况而选择退出
150
张松韬暋早期斯图亚特王朝国王与城镇商人的商业关系
[8]143
药的垄断权
。从这个角度看,特权商人购买经
估算,以双方均能接受的价格进行交易,在确保国王
济特权是有商业风险的。
及时获得大量关税收入的同时,也能够带给包税商
足够丰厚的利润。这样,包税便成为一种双方均能
获利的商业买卖。
几乎任何买卖行为都存在风险,城镇商人和国
王之间的交易也不例外。商人们寻求国王的支持、
继续维持与王室的紧密联系的代价是高昂的,绝非
仅仅缴纳购买经济特权费用那么简单。除了冒被侵
权的风险之外,特权商人还需要向国王提供贷款,这
甚至成为他们的义务。东印度公司就曾因为拒绝向
国王提供贷款,使双方关系恶化。国王虽然没有取
消东印度公司的特权,但却以授权私掠船远征的方
式严重损害了东印度公司的利益。直至1640年“胡
椒借款暠(pepperloan)的出现,双方关系彻底恶化。
国王的借款虽然带有强迫性,但却不是无偿的,需要
偿还本金和利息,这又构成了双方的一种经济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讲,国王用经济特权交易得到贷款;或
者说,经济特权与贷款一样具有商业价值。
随着包税规模的扩大和包税的长期化、制度化,
包税最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交易体系。一些联系紧
密的有实力的城镇商人组成辛迪加,根据往年关税
征收情况以及对未来外贸发展情况的预测,确定未
来几年包税租金,以此作为与国王进行包税谈判的
基准。一旦包税成功,辛迪加将整个包税租金分成
很多股份,一部分由主要发起人持有,剩余部分则从
市场上吸引投资者。风险和分红都依据投资人的投
资比例,即所持股份的数量来分配。辛迪加的股份
可以多次买卖,随着股份的转手,成员资格和所持股
份的数量很容易改变。这样既可以吸引投资,又确
保了投资的流动性,使包税成为一种优质的交易品。
尽管包税辛迪加对包税秉持开放的态度,但开
放是节制的,对开放对象是有选择的。包税商们都
除了出售经济特权来换取借款,国王还可以通
过其它几种方式贷款:实物抵押、土地抵押、税收担
[15]62-169
保、依靠王室信用
款更像是一种税收而不是借款
以及强制等,其中强制借
清楚,“在收税的时候维持一个势力范围是非常重要
[
16]2
[8]143
,容易引起民众
的暠
,因此,他们不会轻易让他人涉足其中。北
的反感,不能常用。由于财政缺口很大,单纯一种或
几种借款方式难以满足国王的现金需求,因此任何
可以获得资金的方法都不能轻易放弃。所以,即使
遭到议会的反对,并且经济特权一旦掌握在少数人
手中,便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国王政府对经济的管
安普敦伯爵支持的辛迪加连续两次都没有竞争成功
大包税(GreatFarm),这些商人因此多年被排除在
[15]90
这项业务之外
。
排挤竞争对手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独享包税的
高额利润。1612年,据莱昂内尔·格兰菲尔德(Li灢
onelCranfield)估计:在过去的七年里,大包税税收
总额达到1081359英镑,除去包税租金824800英镑
以及每年的管理费用大约8000英镑,净利润超过
20万英镑;即使按照最保守的估算,国王每年至少
[4]178-179
理和控制
,但是这些缺点都没有妨碍国王继
续推行出售经济特权的政策。
二
[19]134
因此损失高达157697英镑
包税商得到的。
。国王失去的便是
从长远来看,出售经济特权不是增加财政收入
的最佳方式,更稳定更合法的收入方式是税收。为
了提高税收效率,国王采用了包税方式。由于关税
是英国国王最重要的税收收入,并且是不必征得议
然而,国王损失的远没有表面上那么严重。国
王并非不知道包税制度存在漏洞,他也清楚包税商
利润丰厚,但现实中存在的一些情况增加了包税的
可接受性。一方面,政府直接征收关税的方式效果
并不好,其中除了行政效率不高的原因之外,商人和
[17]40,50
会同意便可征收的税种
,因此包税对王室财
政必然会产生重大影响。当国王们逐渐认识到包税
比委派官员征税要划算得多、收益也更高的时
[18]136-140
海关官员串通偷漏关税也是重要原因
。另
[
18]129-155
候
,他们才逐渐接受把包税当成一门生意
一方面,国王通过采用竞争方式提高了包税租金。
北安普顿伯爵商人集团虽然竞价大包税失败,但却
没有放弃,不断提出新的报价,迫使对手也不断做出
让步,向国王支付2万英镑的罚金,并且从1614年
的做法。税收的承租人是城镇商人,尤其是大商人,
只有他们才有能力和财力承揽这种大生意。为了使
包税具有吸引力,国王需要向包税商让渡一些收益。
国王与城镇商人就某种或某些商品的关税总额做出
[
20]333
。再一方
51
起将包税租金上调至每年14万英镑
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面,国王还可以获得包税商提供的贷款。包税本身
(TobiasGentleman)是一名造船主,他曾强烈建议
[
22]138
也是一种借贷行为,与出售经济特权的方式相类似,
国王以授予包税特权的办法获得商人的贷款。商人
根据对某项关税的预估,每年向国王预付包税租金。
这些租金实则是商人对国王的贷款,国王可以预支
本年度的预估关税收入,而实际的关税收入则被作
为应偿还的本金和利息由商人自己去征收。这样做
有一个明显的好处,就是为国王提供了稳定的收入,
便于国王有计划的安排支出,并且借款期限往往可
以延长、额度可以追加、数量也比较大。以上这些因
素都说明了国王从包税中得到了好处。
扩大英国本土的捕鱼业,最终实施效果显著
。
被庇护人充分利用自己的经验协助庇护人达到治理
国家的目的,同时也体现了自身的价值。
经济领域的庇护对象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城
镇大商人。他们不仅财力雄厚,而且具备丰富的外
贸经验,这些对大臣乃至国王都具有吸引力。作为
庇护人的大臣,“关注的中心是检查王室的行政管理
……以及确立合适的方案,使得国王得到最大的实
[19]130
惠,而对臣民的伤害最小暠
。大商人的经济管
理能力对实现这些目的大有裨益。
对于国王和商人双方而言,包税是一桩各取所
需的生意。国王可以从中获得稳定的收入,还能够
确立起一个可靠的借款途径,从而满足了王室的财
政需求;国王借助商人的经验和才能,提高了关税管
理的效率,至少是减轻了国王的行政负担,这也弥补
了当时国王政府行政能力的不足。而包税商从中得
到的利益是丰厚的经济回报,以及建立起与国王政
府更加紧密的联系以便获得更多的商业机会。在双
方紧密合作的时期,包税的效果很好,国王也减少了
对议会的依赖。
在为大臣服务的过程中,个别商人从庇护网络
中脱颖而出,甚至被擢升为朝廷重臣。莱昂内尔·
格兰菲尔德就是个典型。他长期从事海外贸易,遍
及欧洲多个贸易中心,积累起大量资财。他利用这
些资金结交了一批朋友,这些朋友往往是声名显赫、
非富即贵的人物。比如,托马斯·斯迈思爵士(Sir
ThomasSmythe)掌管3个公会,是另外两个公会的
司库,还是其他两个公会的成员,驻在伦敦的半数大
臣经常出入他的宅邸;尼古拉斯·索尔特爵士(Sir
NicholasSalter)是承揽1604年第一次大包税的辛
迪加的领袖,并且长期享有后来出现的某些类似业
[7]82
务
。通过这种关系网,格兰菲尔德与国王政府
三
上层建立起有效的联系,成为北安普顿伯爵的顾问。
国王通过出售经济特权的政策和实行包税制, 1608年,在买卖王室土地的生意中得到赏识,成为
与城镇商人建立起一种商业关系。然而,这种关系
的确立不能够仅仅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之上,还
需要依靠中介来实现双方的沟通和互信,国王的大
臣便充当了这个角色。
北安普顿伯爵的主要顾问。他的从商经验对国王政
府的价值在1610 年代的贸易战中得到充分体
[19]126-129
现
。从此以后,他更加受到北安普顿伯爵
的器重。1612年,他开始步入政界,担任政府官员,
成为王室重臣。
[21]
大臣担当中介的基础是庇护制 。国王政府
中的显贵利用他们的政治地位庇护具有专长的人士
为其服务,也为政府出谋划策。尽管这个时期的枢
密院成员普遍缺乏经济方面的专门技术,但他们的
幕僚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缺陷。北安普顿伯爵的智囊
团当中不乏经济方面的专家,使他对英国的经济状
况有相当的了解。他清楚英国经济过分依赖于毛纺
织品贸易,结构单一,于是接受顾问的建议,鼓励创
建一批经济项目企划,以增强经济活力、减少进口、
引领经济新的发展方向。这些顾问来源广泛,有包
不过,对于绝大多数商人而言,与国王及其大臣
建立密切联系的最主要目的是赚取商业利润。王室
和商人之间相对稳定的合作关系一旦确立,会持续
一段时间,并且往往不局限于一个项目,比如获得
1604年大包税的商人辛迪加也同样得到了1607年
法国和莱茵葡萄酒包税。因此,商人们有必要建立
与国王及其大臣的紧密联系。
为了建立并维持这种合作关系,商人们不但需
要向国王支付分红、交纳租金、提供贷款,而且需要
向作为庇护人的大臣支付不菲的费用。通常情况
下,大臣们会加入特许公司或辛迪加,成为其成员,
以分红的形式获得这笔收入。例如:白金汉公爵从
[19]123
税商、贸易商、手工业作坊主等
。虽然有些幕
僚从自身利益出发提出局限于本行业的一些建议,
但并不代表其没有可行性。托拜厄斯· 金特曼
152
张松韬暋早期斯图亚特王朝国王与城镇商人的商业关系
618年到1628年一直主导宫廷事务,1619年,他的
收入总计约1.8 万英镑,其中包括关税包税收入
是大宗进口产品,实现盐的国产化是英国人的愿望;
1
查理一世时期在国内建立起来制盐工场,并且把来
[
23]61-63,211-213,412-413
;1622年,格兰菲尔德
。但是,查理一世时期,大臣
3
000英镑
自比斯开湾的进口盐挡在国门之外,这样一来就断
[20]357-358
[10]285
拥有糖的包税
绝了国王的进口盐关税
。因此,国王以出售经
开始采取不同的做法,利用便利条件直接取得特许
权或包税权,然后再转售给其他商人,这就更加重了
商人的负担,而对大臣的交易地位却更加有利。
不管采用上述哪种方式,大臣们都是在利用特
殊身份和寻租机会谋利,实则是在腐败。因为政府
济特权、包税等方式弥补税收损失的行为是具备一
定合理性的。
另一方面,国王凭借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对政治
资源的控制,采用商业方式解决政治领域的一些事
务,以弥补行政能力的不足。这种商业关系突出表
现为国王与城镇商人(包含很多官员,因为他们自身
往往也是商人)之间的利益交换,与忠诚无关。内战
前夕,商业利益集团反对国王的倾向更加明显,他们
反对国王并不是因为国王对经济的操控,而是出于
[24]239-252,332-333
公职的花费超过收入
,加之腐败行为
在当时也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支持,所以杜绝腐败
十分困难。实际上,腐败起到了财富再分配的效果,
将财富从商人手中转移到乡绅和与王室联系紧密的
土地精英手中,维持了土地精英的社会地位。从这
[8]159
对未来收益不确定性的担心
。国王控制经济是
[
9]134,151
个角度看,腐败行为维护了社会原有秩序
。
英国王室长期施行的政策,并没有招致商人们过多
的激烈反对,甚至可以认为他们已经适应了这种体
系。查理一世虽然只是对这一传统做出了调整,并
没有彻底废除这种做法,但却打破了体系的稳定性,
商人们预估自己收益的难度大大增加,经营风险随
之增大;而新的体系却没有建立起来,商贸活动不免
有陷入混乱的危险,旧体系下的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受到损害。于是,国王和城镇商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被打破了。
即使到了18世纪的工业革命时期,占有社会财富最
多的仍旧是原来的社会管理阶层,而非生产者和企
[25]
业家 。因此,大臣们腐败的中介行为,绝非是简
单的利益交换,而是适应日益发展的商业社会的举
措。整个社会,从国王到普通民众都被迫卷入一个
复杂的商业网络之中。
四
再者,国王与城镇商人之间的商业联系往往只
是让少部分人受益,绝大部分的社会中下层民众却
要遭受经济损失,至少会面临种种限制带来的不便。
他们对此颇有微词(比如围绕垄断法案的议会辩
论),甚至用实际行动(比如走私)来表达不满。他们
对保护自身利益的诉求最终演变成民众反对国王的
动机之一。
综上所述,国王确立并维护与城镇商人的商业
关系,是基于现实的抉择。国王担负管理经济的职
责,但对国内经济单位收税的权力却受到限制,有时
难免出现责权不符的现象。国王鼓励建立新兴工
业、提升原有工业的技术水平,一方面达到了进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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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ofHistoricalCultureandTourism,SichuanNormal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66,China)
(
Abstract:InearlyStuarts,kingsbuiltareciprocalcommercialrelationshipwithurbanmer灢
chants.Kingssoldsomeprivilegesforeconomicandpoliticalinterests,whileurban merchants
weresometimesforcedtoacceptthiscommercialrelationship,otherwisetheywouldsufferlossof
self灢interests.Theestablishmentandmaintenanceofthecommercialrelationshipbetweenboth
sidesreliedoftenonthecourtiersasamedium,whichfacilitatedthecorruption.Somebehaviors
ofkingsalsostimulatedexpansionofthecorruption,damagedthecommercialrelationshipwith
urbanmerchants,promoteddivisionsbetweenurbanmerchants,andaggravatedcommonpeople暞
sdissatisfaction.
Keywords:theearlyStuarts;king;urbanmerchants;commercial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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